陆南泉教授的新著《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的封面就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克里姆林宫图案上方列宁和普京相像而又背对背的头像会让人联想起许多：在上个世纪之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俄国诞生了一个新的政权――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一批年轻有为的领袖们走上了政治舞台，当时列宁只有47岁，苏维埃政府恐怕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政府，它要给民众带来“和平、土地、面包、自由”，要建立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公正、平等、让民众感到幸福的新社会。但是，短短的74年后，这个政权不复存在了，俄罗斯人抛弃了这个制度，效仿西方，走上了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意识形态多元化之路。进入又一个新世纪时，普京这个与列宁有着同样名字――弗拉基米尔的人成了领导俄罗斯走向未来的领袖，他同样年轻，当时只有48岁。俄罗斯走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历史起点上。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陆南泉教授的这本书可以为我们提供部分答案。
《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这部多达70万字的著作，系统论述了从十月革命到普京时代苏联(俄罗斯)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苏联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发展与僵化，对斯大林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艰难与最后失败，新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苦难历程，直到普京任总统后，俄罗斯总算基本找到了符合本国特点的经济发展之路，但俄罗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之路还远未完成。该书向我们描绘了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形成、发展和衰落，以及俄罗斯重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全景图。
该书抓住了苏联七十多年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形成、发展和改革这条主线，利用详尽的资料，分析了苏联经济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严重问题。苏联的经济体制是斯大林一苏联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其核心部分，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了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形成的原因与条件、这一体制的发展与僵化。
苏联经济体制模式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和确立的，这一经济体制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完全不同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市场和贸易、工农业之间的经济交流，达到从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活跃经济和迅速恢复濒于崩溃的经济的目的。”(第15页)关于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形成的原因，作者更多强调的是主观因素，俄共(布)内部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与发展前景有分歧，许多人包括斯大林并没有真正理解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真谛，俄共(布)内部在社会主义两种模式(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与新经济政策模式)、两种社会主义观念的斗争十分明朗，实际上在整个苏联时期这一斗争都没有停止过。“从1928年起，斯大林对农民的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击败布哈林后，斯大林在1929年全面停止了新经济政策，推行他自己的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可以说斯大林模式萌芽于1929年，而付诸实践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第24～25页)通过工业化在苏联确立了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苏联的工业化强调高速度、片面发展重工业、靠剥夺农民的办法积累资金，“超高速发展重工业，以高积累与剥夺农民的办法集聚资金，是斯大林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原则和特点”。苏联的工业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斯大林的工业化，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政策上，都存在很多严重失误，出现很多难以理解的不正常现象。因此，斯大林工业化的道路，不可能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应遵循的共同规律”。(第44页)“斯大林的工业化道路，在经济上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农业长期落后。这些至今还影响着苏联继承国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经济的发展。”(第43页)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行政指令的作用大大提高，为了保证工业化快速实行了农业全盘集体化，农业也被统制起来了，斯大林还搞了大清洗，清除了对手，“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并把这一模式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斯大林成了独揽大权的最高统治者，他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与机器，使全党、全国人民服从于他一个人，从而使社会主义遭到了极大的扭曲”。(第42页)
列宁认为，市场关系是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从列宁的立场后退，他不顾苏联的实际，急于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坚持产品经济观，致力于工业和农业间不经过商业这个中介人进行直接交换，一步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产品经济观，即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否定价值规律、市场的调节作用的观点，一直居主导地位，从而也就成为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成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难以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第65页)苏联的经济学家们把计划性上升到规律的高度，创造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与价值规律对抗，“发生自发作用的价值规律代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具有计划性作用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代表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计划原则的绝对化，把计划性提升为规律，不只意味着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化，而且也意味着指令的随意性和唯意志论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大大提高了对经济控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并对斯大林在政治上实行极权体制奠定了经济基础。这样也防止了价值、货币的权力压倒计划的可能性”。(第69页)
“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最为集中地反映了政治斗争对形成高度极权政治体制的影响，这种政治体制又反过来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巩固与发展。”“‘大清洗’运动不仅是实现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政治保证和手段，也是最终形成斯大林模式的重要因素。”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及其体制模式虽然受到多次冲击，但直到苏联解体前一直存在。“片面认识斯大林工业化运动，是苏联经济体制难以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第45页)长期以来，苏联从最高领导人到学者都把工业化问题变成了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宣传问题，只宣传其巨大成就，看不到其存在的任何问题，“既然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那么对这个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也就只看到其积极作用而不会发现其存在的种种难以克服的弊病了。这样，斯大林模式也像工业化一样，成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和大家必须遵循的模式了，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所进行的改革，也只能在斯大林模式框架内作些修补了”。(第46页)苏联经济理论长期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阻碍等也是难以改革的重要原因。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阻碍机制越来越大。
对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这样有争议的苏联领导人，陆南泉教授做出了实是求是的分析，针对有些人把苏联剧变的责任归咎于赫鲁晓夫反对
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陆教授指出，包括经济体制的斯大林模式早在战后初期就应该进行改革，但是，斯大林把这一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体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认为二战的胜利是这一体制的胜利，没有意识到应该改革，当时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阻碍着改革。斯大林死后，面对苏联的种种危机，苏联领导人必然要进行改革，而要改革首先必须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赫鲁晓夫为了推行改革，需要对斯大林的遗产有个清楚地认识：先要站稳脚跟，掌握权力；必须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第122页)“通过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揭开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弊端，是改革斯大林体制模式必须走的重要步骤，因此，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128页)通过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与批判，才有可能对苏联传统模式进行批判性的认识。“赫鲁晓夫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勇敢地站出来破除斯大林个人迷信，成为苏联第一个改革者，使苏联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活跃了气氛，振奋了人心，给苏联历史留下了谁也不能抹杀的深深的印痕。”(第215页)
关于戈尔巴乔夫，针对有人指责戈尔巴乔夫只改革政治不改革经济的说法，陆南泉教授指出：“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首先从经济领域着手改革的。”“从他执政七年的历史发展来看，戈尔巴乔夫本人与当时的领导班子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工作的着力点放在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1985年3月到1987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准备阶段，1987年到1990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施阶段，开始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但是，经济改革成了政治斗争的“人质”，从1990年底到1991年底苏联剧变，经济改革停滞并最后夭折，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型是在苏联解体后才开始的。但与过去相比，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还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企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指令性计划被取消，改革具有综合性，不仅包括经济，还有政治、外交等方面。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着重解决人、人权和人与生活资料的分离问题。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了，客观上最重要的是阻碍机制强大：“由于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并没有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触动，因此，这一机制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产生影响，但并不突出。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时，情况就不同了，阻碍机制对改革所体现的阻力就开始强化并最后发展到政治冲突的地步。”(第585页)主观上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加速战略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没有从解决农业问题人手，致使食品供应紧张；政治体制改革过激过快，没有促进反而干扰了经济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的妥协政策等等。“虽然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了，并成为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在改革初期，针对斯大林专制制度产生的严重问题，重视人与人权问题的理论探索还是应该肯定的。”(第524页)
针对有人把苏联剧变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说法，从对苏联经济体制的研究中陆教授得出的结论并非如此，他认为：“根本原因或深层次原因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它的弊端日趋严重，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这种模式走不下去了，走进了死胡同。之所以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二是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种制度模式的问题与矛盾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使危机总爆发，苏联东欧各国人民对其失去了信任。”(第616页)“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了，从而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616～617)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严重错误最终导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严重错误，逐步迷失了改革的方向；三是存在严重的阻碍机制。作者强调，不要因为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而忽略了苏联历史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
该书分析了苏联对斯大林―苏联经济体制模式改革的过程、政策与措施、改革理论的变化，以及改革失败的原因。“如果说赫鲁晓夫只反斯大林不反斯大林主义，那么，勃列日涅夫既不反对斯大林又不反对斯大林主义。”(第388页)
政治体制不改革，反过来使经济体制改革也无法进行。
该书研究了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如何进行经济体制转轨的，叶利钦面临的仍然是传统的经济体制模式，俄罗斯新领导人要改革的仍然是苏联时期的经济体制，所以，不把苏联后俄罗斯经济体制转轨的内容写进来，是不完整的。叶利钦推行激进式的“休克疗法”有十分复杂的原因，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当时经济形势严峻，不大可能实行渐进式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实行激进改革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也充分说明，到了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中已积累了能够破坏一切的能量。寻找一个宣泄这股破坏性能量的出口是俄罗斯转轨的当务之急。从这个意义上讲，激进式‘休克疗法’不过是释放了1991年俄罗斯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所积累的破坏性能量的一种较为可行的策略选择，亦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危机应对策略。”(第637页)叶利钦时期采取的一些重要政策，都是围绕摧垮旧体制和巩固权力而进行的。
作者观点鲜明，提出了许多新看法和新见解。作者提出，在评价苏联经济建设成效的问题时，不能只从发展速度、重工业的发展和军事实力的增强来看，应该有更宽广的视角，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能持久，苏联长期坚持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苏联经济结构严重畸形，苏联经济的封闭性，苏联的经济政策脱离人民需要――书中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多方面原因的分析很有启发。
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古今中外的改革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外重大社会改革，如苏联改革、二战后东欧国家的改革、中国改革等，成为历年中考重点关注和考查的热点之一。
【知识建构】
一、苏联改革与解体
（一）赫鲁晓夫改革（1953～1964年）
背景：针对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端。
内容：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结果：改革失败，1964年赫鲁晓夫被迫下台。
失败原因：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二）戈尔巴乔夫改革（1985年开始）
背景：苏联经济发展面临停滞。
内容：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把经济改革作为重点，但没取得成果；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又把改革的重点转到政治方面。此后，苏联的政治体制发生急剧变化，其主要表现为由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国家权力分散。
结果：改革未取得预期效果，导致苏联解体。
失败原因：未从根本上改变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三）苏联解体（1991年）
时间：1991年底，苏联解体。
影响：标志着美苏两极格局结束，标志着冷战结束。
原因：①根本原因。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存在弊端。②直接原因。戈尔巴乔夫改革。③外部原因。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
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演变
（一）匈牙利改革（1956年底）
背景：斯大林模式严重阻碍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
内容：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成效：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形势逐步稳定，为六七十年代的全面经济改革奠定了较好基础。
（二）东欧剧变（1989年）
时间：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
实质：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由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
表现：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合并，实现了统一。
（三）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认识和启示
认识：①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具有曲折性、复杂性，是在曲折中前进。②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而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
启示：①经济建设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②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③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实行依法治国。
【学法指导】
1.学习苏联改革与解体时，一定要联系第一单元《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特别要注意的是斯大林模式的评价、斯大林模式消极影响等内容。同时注意理解记忆苏联改革的结果，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苏联解体的原因、时间。这一内容可用歌谣记忆：
赫氏高举改革旗，改革政治和经济。
斯大林模式受冲击，各种矛盾因之激。
1985戈上台，经政改革高起来。
政治体制变化大，国家权力分散啦。
“八一九事件”催化剂，苏联不幸终解体。
2.学习东欧国家的改革与演变时，注意理解记忆东欧剧变的原因、实质、表现、时间。
3.学习中国改革时，注意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生产关系的四次调整。可以利用表格的形式学习本专题的知识，这样更容易理解记忆和联系比较。
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真题链接】
1.（2012・江苏连云港）“当斯大林逝世之际……俄罗斯当时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那些指责斯大林的人却用其双手毁灭了这个超级大国！”作者是在抨击苏联的（ ）
A.新经济政策
B.农业集体化运动
C.工业化运动
D.戈尔巴乔夫改革
2.（2014・江苏无锡）《大国崛起》的解说词中讲到：“1991年，克里姆林宫的红旗悄然落下，红色的年轮在大国兴起的舞台上刻写了74圈。”导致“红旗悄然落下”的事件是（ ）
A.苏联解体
B.东欧剧变
C.赫鲁晓夫改革
D.美苏争霸
3.（2014・山东泰安）引发图1现象出现的历史事件是（ ）
A.德国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
B.东欧剧变
C.苏联的“八一九事件”
D.美苏争霸
4.（2013・广东湛江）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苏联模式，由于不符合国情而日益陷入经济政治的危机。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东欧各国相继进行了改革，其中较为突出的是（ ）
A.波兰
B.捷克斯洛伐克
C.匈牙利
D.罗马尼亚
5.（2013・山东莱芜）图2是新中国成立后粮食人均产量的变化情况，其中1980～1997年，我国粮食人均产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A.“”运动的开展
B.制度的实行
C.乡镇企业的发展
D.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6.（2013・四川资阳）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是人类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创新中不断发展，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也必将在创新中逐步实现。请探究以下图片资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1）以上图片反映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哪些创新性成就？
（2）据图4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邓小平为什么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3）图5和图6是城市改革的两个不同时期的成果之一。选择城市改革的一个时期指出其改革的主要内容。
【强化训练】
1.图7中的人物为他领导的改革措施而感到高兴，对此理解错误的是（ ）
A.他率先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改革
B.他改变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C.改革冲击了斯大林模式
D.他找到了斯大林模式一些弊端
2.“就在戈尔巴乔夫交出核按钮的一瞬间，聚集在电视机前的人……都知道这是那座耸立了69年的红色帝国大厦在忽然间彻底倒塌了，此后被分裂为15块碎片。”材料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是（ ）
A.苏联解体
B.南斯拉夫分裂
C.东欧剧变
D.捷克斯洛伐克分裂
3.图8表明，苏联解体的原因是（ ）
A.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B.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倾向
C.戈尔巴乔夫背离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革
D.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影响
4.苏联最终走向解体，其根源最早可以追溯到（ ）
A.列宁时期
B.斯大林时期
C.赫鲁晓夫时期
D.戈尔巴乔夫时期
5.苏联解体表明了（ ）
A.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
B.斯大林模式的失败
C.列宁主义的失败
D.国际工人运动的失败
6.东欧剧变的实质是（ ）
A.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变化
B.国家名字变化
C.领导人变化
D.管理体制变化
7.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华大地涌动改革春潮，社会发生了巨变。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凤阳地多不打粮，磙子一住就逃荒。只见凤阳女出嫁，不见新娘进凤阳。
材料二
（1）材料一反映了当时凤阳农村的什么情况？
（2）根据材料二图9说明小岗村发生了什么变化？图10“大包干纪念馆”应建在何处？
（3）由材料一到材料二的变化，最主要原因是在农村实行了什么政策？它产生了什么影响？
（4）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你从中得到怎样的认识？
8.社会主义革命和事业是20世纪影响最为广泛的事件。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这些国家（东欧）没有找到一条适合本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更多的是照搬苏联的一套做法。这些情况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伤害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使得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发挥和显示出应有的优越性，而且声誉受到很大影响。从外部条件来说，苏联“新思维”的改革之风，西方“和平演变”的鼓励政策，都对东欧的变化有影响，起了推动作用。
――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答《世界知识》杂志记者问
材料二 1991年12月25日19点38分，印有镰刀锤子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楼顶徐徐地、却是永久地降下。它从事实上宣告一个时代就此终结了。
――摘自《大国崛起》
（1）材料一分析的主题是什么？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分析的？
（2）东欧剧变最根本的变化是什么？根本原因是什么？
（3）材料二反映了什么历史事件？有什么影响？
参考答案及解析
【真题链接】
1.D【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综合理解能力。解答本题的关键是提取题干中的有效信息“俄罗斯”“毁灭”进行分析。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实施的使苏俄经济得以恢复的政策；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工业化运动是斯大林实行的使苏联崛起的措施；戈尔巴乔夫改革导致苏联解体。故答案选D。
2.A【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的分析、理解能力。1917年，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府；1922年，苏联成立；1991年苏联解体。导致“红旗悄然落下”的事件是苏联解体，故答案选A。
3.B【解析】1989年“柏林墙”坍塌，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合并，实现了统一。这是东欧剧变的表现之一。故答案选B。
4.C【解析】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成效最显著的是匈牙利改革，匈牙利被誉为“东欧消费者的天堂”。故答案选C。
5.D【解析】从图中可以看出，1980～1997年，粮食人均产量明显增加。从时间上分析，这种变化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故答案选D。
6.【答案】（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分田包产到户，自负盈亏）；对外开放；城市改革。（2）①1978年，在邓小平领导下，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②实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又提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③1982年，在“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④1987年，在“十三大”上，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会议根据他的设想，作出经济发展的三步走战略部署；⑤以上史实充分说明邓小平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因此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3）图5（1985年后）：①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②对国有企业实行政企分开，逐步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实行经营责任制；③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图6（1992年起）：①在大中型企业推行公司制、股份制，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迈进；②对小型企业采取改组、联合等多种形式，加快企业的改革步伐。
【强化训练】
1.B【解析】图7的人物是赫鲁晓夫，他针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但没有改变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失败。故答案选B。
2.A【解析】抓住题干中的关键词：“戈尔巴乔夫”“69年的红色帝国大厦彻底倒塌”。结合所学知识，故答案选A。
3.A【解析】图8反映了人民生活困难，经济问题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故答案选A。
4.B【解析】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影响深远，后来的改革没有改变该模式，导致苏联解体。故答案选B。
5.B【解析】苏联解体说明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不能说明社会主义运动失败。故答案选B。
6.A【解析】东欧剧变后，东欧各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故答案选A。
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
1.秩序性。
由于我国的改革不同于前苏联、东欧，他们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国体政体的根本改变，而我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所以我们是在原有基本社会制度、基本国体和政体基础上对经济运行体制的改革。这种模式的改革就必须以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有序为前提，所以秩序性就成为中国式改革的特殊规律性和成功的关键。为保证改革的秩序性，1978～1988年10年间从扩权到承包，都是小步谨慎的改革；为保证改革的秩序性，中央历来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协调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国民承受度。
2.探索性和求实性。
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尤其是我们中国的改革方向和目标是一场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探索是前无古人、无所参照的事业。因而，被邓小平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既要达成“过河”的目的，又要把“摸石头”的探索性和求实性紧密结合起来。第一，我们必须在探索中谋求前进，在不断发展、拓宽我们的改革视野的同时，将改革的思路切实的落实到改革过程之中；第二，改革过程的每一步都要经过谨慎考虑才能实施，选择的改革方案要可靠、落实，措施的执行要“踩对”、“踩实”，所以改革的步伐要“踩稳”，稳重求进。
3.逐步深入性。
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既要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进行，又要一步一步深化改革。在制定改革目标的过程中，应该把终极目标分解为若干个阶段性目标，要使改革事业分阶段、分步骤地完成，后一步要比前一步更接近最终目标。为此，要处理好阶段目标和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如1978～1992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经济责任制、利改税、拨改贷到承包制的渐进式探索性改革，其阶段性目标是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一步步增加企业活力，是稳中求进，逐步深化，直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找到了能使企业彻底成为独立经营、充满活力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的制度环境。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只能是秩序性、探讨性和逐步深入性的渐进式改革。必须始终十分注意在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国民的承受度之间保持平衡。
二、中国走渐进改革之路的原因
中国渐进式改革举世公认取得了成功，渐进式改革看似慢，实际快，而且从效果上说比“休克疗法”更适合中国国情。总结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我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只能选择渐进式改革。之所以这样说，主要原因在于：
1.政治原因。
中国的改革是由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在坚持基本社会制度、基本国体和政体不变的基础上，对经济运行体制所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它既不同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所采取的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基本国体政体的根本否定的改革，也不同于南美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自由化的改革。中国改革的这一独特性质决定了中国不能实行“休克疗法”的激进式改革，而只能适合“中医疗法”的渐进式改革。
2.经济原因。
（1）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实力薄弱的国家，尤其是经历十年“文革”浩劫的破坏，中国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很多人没有解决温饱，生活相当贫困，数亿人处于极度贫困线之下。从人均GDP也能看出，中国人均GDP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特别是1980年中国人均GDP仅有280美元，比世界贫困线290美元还低10美元。
中国人均GDP数值同世界贫困线的对比 （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统计年鉴》
1980年后，中国人均GDP数值虽每年有所增长，但长期以来仍然处于贫困国家的水平线上，我国的经济基础很差。
（2）更严重的是中国又属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业人口占多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完备，农民处于最底层。如果脱离中国这一现实，搞激进式改革的“休克疗法”，已经不得温饱的贫民，将进一步被推入通货膨胀的深渊，其结果究竟被“休克”的是原体制呢，还是现政权？恐怕都难说准。所以经济贫困也是选择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济原因。
城乡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比较（单位：元）
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3）中央财政控制能力弱。
从1983年至1997年的15年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8.3至5.7，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而且不如许多低收入国家。1989年中国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为16.7%，而同年法国的财政收入比重为46.1%，德国为45.9%，美国为41.4%，英国为34.6%，澳大利亚为37.1%。中国政府的财政控制能力尚不及这些发达国家的一半，实际上已成为一个“财政弱政府”。在这种财政状态下推进改革，如果太激进，势必失败。
3.思想原因。
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长期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严重倾向，尤其是10年文革林彪和“四人帮”把本来就很左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搞乱了人们的思维，愚化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经常是颠倒不分的，在教条主义长期束缚下，人们的思想意识严重僵化。不少人的封建意识、小农意识与计划经济意识也很严重，而思想方面的改变是很漫长的，既需要学习教育，还需要事实说服，只能在渐进改革中渐进的解放思想，由“左”的教条主义思维转变为实事求是的思维。相反，如果采取剧变模式，势必不被社会接受而容易导致失败。这也是我国改革必须稳步推进，而不能急风暴雨式突进的重要原因。
4.文化原因。
中国80%的人口是农民，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形成的农耕文化使社会具有超稳定性，从社会总体和本质上看，不具有追求改革的广泛社会基础。加之中国人普遍奉行的是“中庸”思想，就更易于接受“渐进式”改革。
“中庸”，最早是由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提出的。它作为儒家立身、处世的准则，对中国人的影响极其深刻而又广泛。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中庸的基本精神是“适度”，其落脚点是“和谐”。它要求人们既不要超越阶段，也不要被时代抛弃；既不要急躁冒进，也不要固步自封。中庸思想通过传统文化遗传因子，早已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之中，并且作为处理事情的一条重要行为准则而广泛地存在于民众之中，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思维方式。它要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把握全局；在决策上，要统筹兼顾；在行为上讲求“适度”原则。因此，从中国人民特有的这种性格特点和思维方式来看，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较为温和的渐进式改革，而不容易接受激进式改革。
对激进式改革同我国国情的不相容，我们还可从采取激进式改革的国家在改革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经济窘况得到证明：
（1）经济发展较长期的衰退。凡选择激进式转型方式的国家，经济都经历了一个负增长时期，其持续时间在5～10年之间不等，个别国家则更长。同时，在经济增长恢复后，也没有达到原来预期的速度。
俄罗斯自1990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连续7年大幅度下降。据统计，从1992～1996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下降19%、12%、15%、4%和6%；这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共计下降50%左右，其下降幅度大大超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5%）和美国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下降30%），使俄罗斯经济倒退了将近20年。波兰经济下降2年，共计下降20%；捷克经济下降4年，共计下降2.7%；匈牙利经济下降4年，共计下降2%；罗马尼亚经济4年间下降3%；保加利亚经济5年间下降49%；阿尔巴尼亚4年中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3%。经济持续滑坡，使俄、东欧国家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2）百姓生活普遍陷入贫困。原苏东国家转轨进程起步后，人民生活水平出现了下降趋势，贫困问题越来越普遍。自剧变以来，占人口总数10%的俄罗斯最贫穷的居民，其收入在居民全部收入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而最富裕的10%的居民，其收入在居民全部收入中所占比重却逐年增加。这两者之间的差距，1990年为1/4，1992年扩大为1/8，1996年上半年发展到1/13。
比相对贫困更严重的是绝对贫困。在俄罗斯，几年来居民的生活水平累计从1/4下降到1/3，其中1995年同1994年相比，职工的实际收入减少了12%。1993年，俄对于肉制品、鱼制品的消费量仅相当于60年代后期的水平。
历史的结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探索的必然选择。搞市场经济为何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即通过市场交换来配置资源，企业要能自由地进入市场交换资源，其基本前提就是该企业要拥有独立的权力、独立的利益和独立的责任。我国过去的企业，不仅计划经济下统收统支的“工厂制”不具备这一特征，就是“承包制”，由于承包人不是独立法人代表，也不具备这一特征。只有公司法人制度，即现代企业制度才是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企业制度。
【关键词】王莽币制改革 政治经济学原理 经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王莽在居摄二年到天凤元年间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频率最高、内容最为复杂繁琐、意义最为深远的改革之一①。币制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王莽“圣人治国”的政治抱负以缓和西汉建立以来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王莽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并且由于币制改革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导致最终失败。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去研究和探索王莽的币制改革就会发现它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并且这些内容对于当下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仍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启示。
王莽币制改革的基本情况
居摄二年（公元前7年）王莽进行了第一次币制改革，以“周有子母相权”为由重铸新币，并强行规定新币“大钱”、“错刀”、“契刀”和“大泉”与原有的五铢钱一起在市场上流通。错刀与契刀不同于先秦刀币，是在刀型体上加一个圆形方孔钱，币身铸有它的名称和价值。错刀和契刀在圆钱上分别铸有“一刀”、“契刀”等字样，而刀身则铸有“平五千”、“五百”，它们分别价值五千个单位、五百个单位，由此可见错刀契刀是一种不足值货币。大泉仍是圆型方孔钱，但币身铸有“大钱五十”，它价值五十单位，也是一种不足值的货币。始建国元年的第二次币制改革中，王莽废除了“错刀”、“契刀”和五铢钱，独保留了大泉。为维持市场正常流通王莽又发行了小泉。小泉钱重一铢价值一个单位，是一种足值的货币，但王莽却规定：一个大泉可以兑换五十个小泉。公元10年，王莽进行了第三次币制改革，这次改革很复杂，共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统称宝货制。公元14年，王莽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废除了大泉和小泉，重新发行了货布、货泉。货泉重五铢，价值一个单位，货布重二十五铢，价值二十五各单位，一个货布可以兑换二十五个货泉。这次改革实质上是在弥补宝货制的不足，使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趋向合理化。
王莽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
从王莽四次币制改革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可以看出，王莽的币制改革存在着许多问题：不足值货币泛滥、兑换比率不合理、货币的职能得不到有效发挥、滥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行不合理的经济政策及对百姓的残酷剥削等。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王莽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他压抑了货币的本质、损害了货币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储藏手段的职能，同时由于币制改革违背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统治阶级在改革中扮演了反面角色，使改革变为封建地主阶级剥削老百姓的工具，引发社会产生安全隐患，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
王莽币制改革压抑了货币的本质。马克思曾对于货币作出了界定：作为价值尺度并因此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②。在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货币的本质是商品，而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王莽施行的一系列政策改革就恰恰限制了商品的交换性，压抑了货币的本质。以第一次币制改革中的小泉和五铢钱为例，按王莽币制改革的设想：一个小泉可以兑换五十个五铢钱。那么一个小泉可以买到东西应该可以买到价值五十个五铢钱的东西，但是五铢钱属于足值的货币而小泉属于不足值的货币，所以五十个五铢钱的实际价值实际上高于一个小泉的实际价值。这种情况下如果买者把实际价值为五十个五铢钱的商品以一个小泉卖出，那么买者的利益便受到了损害，所以一般情况下买者便不会将商品卖出。商品不能用于交换便不能被称之为商品，既然连商品都算不上又怎么能成为货币，那么王莽的币制改革就成了笑谈。
王莽的币制改革损害了货币职能。马克思认为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③，但王莽的币制改革便损害了货币的一部分职能。
第一，币制改革中对货币购买力与实际购买力的反复变动损害了货币价值尺度职能。货币作为表现、衡量、计算商品价值大小的尺度，其前提便是确保货币本身的计量单位即执行统一的价格标准。在金属铸币时期这个价格标准多为货币自身的重量，但是王莽币制改革中部分货币实际价值与自身重量不相符合，这便导致价格标准的模糊不清。连货币自身都没有明确的价格标准又怎能明确的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
第二，王莽的币制改革阻碍了货币在市场上的流通。其一，复杂繁琐的货币体系影响货币流通。单在第三次币制改革中就有二十八种不同的货币，加之它们之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兑换体系，使货币的使用难度大大增加，极不利于货币流通。其二，兑换比率不合理也影响货币流通。币制改革存在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货币间的兑换比值不符合货币实际价值的比值。不足值货币实际价值低、购买力弱，人们不愿使用，货币流通更困难。其三，流通中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严重。良币被排斥出流通领域，劣币则充斥市场，人们不愿使用劣币，流通手段的职能再次被削弱。
第三，币制改革不利货币储藏。货币如果要退出流通，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发挥货币的贮藏手段，被存储起来要求必须是足值、保值的货币。而王莽币制改革货币大多在实际购买当中不足值。同时，王莽在短短的7年时间内就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频繁的改革、不稳定的兑换体系，不利于货币的储藏和持有。
王莽币制改革违背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决定者和推动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王莽的币制改革中，统治者没有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推进币制改革的进程，反而借改革之名盘剥百姓，最后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阶级政权不稳。
第一，统治者在改革中扮演了反面角色。在改革中政府扮演着三个反面角色。一是不懂经济规律的推手，在改革中政府只会运用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强制推行不合理的经济政策。主要表现在王莽的四次货币改革都带有明显的不合理性，但是还是依靠强制的行政命令被推行下去。二是手握权力的打手，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于反对改革的人进行残酷镇压。这也是导致王莽改革后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原因之一。三是百姓财富的收刮者，以王莽为首的统治阶级借改革之名搜刮了大量的百姓财富。
第二，币制改革成为残酷剥削百姓的工具。这次币制改革就是对百姓的一次残酷剥削。在第一次币制改革中不法分子利用兑换比例不合理的漏洞，用错刀、契刀等不足值的铸币兑换五铢钱足值铸币导致百姓财富迅速缩水。第二次币制改革王莽又废除了错刀、契刀并用小泉代替五铢钱，使原来持有错刀、契刀等货币财产瞬间蒸发。第三次改革重新规定了二十八种货币，这些货币不但不利于市场流通，而且使现行的货币体系产生巨大混乱，更使货币丧失了原本的流通职能，但无力反抗的百姓只好“泣于市道”。第四次改革虽然对第三次改革做了一些调整，但是货币的兑换比率仍不合理，并且对旧币的持有者无异于一次巨大灾难。王莽四次币制改革从民间盘剥了大量财富，导致百姓忍无可忍最终揭竿而起，葬送了他的改革。
第三，不足值铸币造成巨大的社会安全隐患。不足值铸币是指铸币中的金属含量与实际价值不相符合的货币。在纸币产生以前的中国古代都采用金属铸币的货币形式，而金属的类型和重量决定了金属铸币的实际价值和购买力。当不足值的货币却能兑换大量足值货币时产生“民多盗铸者”的情况，当时的不法分子私铸不足值货币兑换足值货币大肆搜刮百姓财富，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巨大的安全隐患。
王莽币制改革对我国当代改革的启示
王莽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对货币的本质、职能认识不清，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政府职能缺失及忽视人民群众的利益等。我国从20世纪70年末开始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按劳分配为主体分配制度等④。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也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形式：国际经济局势瞬息万变，世界各国经济依赖性加强，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收入差距扩大，失业、养老问题等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相互交织……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或许可以史为鉴从王莽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去思考如何规避经济体制改革的风险。
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⑤从王莽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可以看出改革必须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在中国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建设和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结合而形成的科学理论学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因此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同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也离不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认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掌握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结合中国改革的具体情况，国家可以高屋建瓴地为经济体制改革设计科学合理的方案，促进改革平稳高效的进行，而经济体制改革又会形成新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
正确认识货币本质与职能，审慎采取货币政策。对货币的理解和认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占有重要地位，也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占有特殊地位。所以认识货币本质与职能，审慎的采取货币政策也是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纸币的本质虽然是价值符号，但是随着时展纸币已经成为通俗意义上的“货币”。货币的本质是商品，交换性是体现货币本质的重要方面。人民币能否在市场上交换流通，取决于它的购买力高低，而决定人民币购买力的是国家实力、国家信誉以及货币本身的汇率等。充分发挥人民币的职能，积极推进落实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促进人民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流通，提高人民币的安全性和国际地位，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是重要目标。认识货币的本质与职能目的是审慎的行使货币政策，减轻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波动。谨慎行使货币政策，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深刻认识货币的本质与职能，遵循货币运行规律。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要结合本国实际，不盲目、不轻率。
用法律手段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保驾护航。党的十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国对经济领域的法制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经济立法的步伐越来越快，经济领域的执法越来越有据可循，违反经济法律法规的行为会受到惩治，这无疑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撑。法律手段为我国当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指明方向。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前无古人、需要不断发展探索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会产生思想混乱，或者趁虚浑水摸鱼等等，健全法制可以让我们明确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做错了会造成什么后果。同时，改革的成果需要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结构等成果都经立法形式得以巩固。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权力运行机制。政府是国家的管理者、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市场经济调节者、市场运行的监管者。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要明确政府职能。只有明白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职能，公民才能有效监督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明确政府具有发挥调节经济发展、监督市场的运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等职能，才能在政府行使职能时发挥监督作用。其次，要完善权力运行机制，真正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经济体制改革离不开完备的权力运行机制。最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政府职能转化。只有政府职能改变才能切实高效地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
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曾说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所想便是吾等所向，人民希望提高生活水平，希望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希望自己活得有尊严能够全面发展……人民所想的便是经济体制改革将要达到的目标。正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要向着这一目标奋进，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到全体人民的真心拥护。正是因为人民群众拥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增强经济安全，保证改革平稳进行。经济安全的与否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依据。经济安全得不到保障，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就会陷入混乱。保证经济安全首先要注重国内经济安全，促进国内经济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国内经济安全要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航向。也要重视国家金融安全，保证国家资源安全，强调国家产业安全，确定国家财政安全，增强国家信息安全。同时，国际经济安全在当今世界，也极其重要。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国际经济的联系与日俱增，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联动的有机整体。要保证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国际资源和市场的不会突然中断或价格剧烈波动。保证对外出口、投资等商业利益不受战争、动乱等因素的侵犯，确保我国在国际竞争和国际经济合作中自身利益不受威胁。
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国际竞争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前发展。首先，完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税收制度、金融监管制度体系。现代化的财政和税收制度体系的建立，为创新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基础。其次，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将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结合起来，促进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全面开放。再次，全面推进经济理论创新、科学技术创新、实践方式等各方面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增强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实力与竞争力。最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创新体制的建立，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不断推进经济发展。
（作者单位：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
【注释】
①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②《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论文摘要]实证研究方法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这既源于西方 经济学 实证研究传统的复归，也源于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理论工作者应很好地坚持这一方法，但也应在此基础上强化规范研究。
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 指导 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 总结 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 逻辑 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 检验 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 调查 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外，也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时期，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二、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原因：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传统的复归
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诞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论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经验事实为根据，采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探寻事实的本质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并进而得出也同样属于经验性的结论和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也运用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错综复杂的经济世界各种事实与现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义的共性本质，但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增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反而成了经济学家们建立各自理论体系的根据，最终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旧古典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传统。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并没有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 数学 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但同时也使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去甚远。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因新古典综合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而导致的理论“贫乏”，诸多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如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供给学派等，纷纷涌现出来。这些经济学分支或学派，虽然理论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论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对以前经济理论脱离现实的理论假设、研究范式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研究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复归了实证研究的传统。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西方 经济学理论 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实证研究方法传统及其复归，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二）现实原因：我国 农村 经济 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现出很大的不彻底性，许多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化。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也因改革的滞后及原有制约因素迟迟得不到化解而进展缓慢。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正处在向纵深推进阶段，并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土地制度改革还不深入，尤其是土地 市场 流转机制和制度还有待于探索和建立； 农业 经营组织制度还有待于创新和完善；农业 行政 管理 体制 、 投资 体制、科技体制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随着改革的向纵深推进，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强化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2）“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鼓励并允许对多种改革方式和途径进行探索，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这一方面激发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因对这些新生事物进行不断甄别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3）在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负面影响，又要把改革化作发展动力，在改革中谋发展，“鱼和熊掌兼得“，这本身就是极其艰巨的。（4）随着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所浮现出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也增加了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把探寻改革发展中的“经验事实”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规律作为研究重点，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现出向实证研究方法的倾斜。
三、几点思考
第一，实证研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以及规范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实证研究的特点，不是由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偏好决定的，而是有其客观的理论和现实原因。
[关键词]生态平衡理论 政府机构 改革
[中图分类号]C931.2；D0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2－0056－03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是贯彻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实际步骤，是继续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标志着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正式启动。此前。我国已经进行多次政府机构改革。实践经验证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要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必须与其他改革保持配套、平衡。200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改革开放的车轮辗过了近30个春秋，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展开的，在这种大背景下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也要使政府机构与其外部环境以及政府机构自身都实现真正的动态平衡。
一、政府机构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保持平衡
经济体制改革是其他一切改革的基础，它与社会的经济基础紧密相连；而政府机构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所以，二者必须在改革的过程中保持适当的配套与平衡，这是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状况之规律使然。我国在政府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方面有着深刻的教训。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出台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主要是在农村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仅仅是试点。1983年政府机构改革基本结束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才全面展开。1986年下半年再次酝酿机构改革，也正是我国着手规划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时候。但是，由于1986年下半年发生严重的经济过热(主要是投资膨胀、消费膨胀、产业结构恶化等)，致使原定的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四联动的配套改革不能出台。而1987年和1988年前三个季度，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情况愈演愈烈，使得大部分经济体制改革措施不得不缓行和实行调整。1987年一部分中等城市的政府机构改革试点和1988年上半年的国务院系统的机构改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可以说，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总的来看是超前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而1986年下半年到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则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因经济困难和工作失误而不能顺利实施的情况下孤立地进行的。简言之，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政府机构改革始终没有找到与经济体制改革最适当的平衡点，这是政府机构改革之所以没有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怪圈的重要原因之一。199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由于刚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发育还很不完善，政府本身又处于两难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则不可能使政企真正分开，机构改革仍不彻底，仍没能找到政府机构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平衡点。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着眼于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精简了很多与计划经济相关的经济部门，由此大体上找到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应的平衡点。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没有在机构数量和人员规模上下功夫，但通过机构调整。为建设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体制奠定了组织基础。据此推论，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平衡点。200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同样需要找到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平衡点。
二、政府机构改革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保持平衡
从根本上说，政府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全面而深入的政府机构改革必然会涉及到政治体制中更重要的侧面。比如，怎样做到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政府的行政职能?怎样实现政企分开?怎样建立与健全公务员制度?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不展开，就很难合理而稳固地确定政府各级机构的职能、工作制度、结构和人员。在这方面，我国也必须吸取以往的教训。1982年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时，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正式提上日程。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但具体组织实施尚需时间，所以198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仍是“孤军奋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政府机构改革始终没有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平衡。始于1993年的那次政府机构改革因政治体制改革放慢，也未与其保持平衡。由于没有解决深层次的问题，1998年和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亦难以保持恰当的配套和平衡。譬如，2003年机构改革没有大幅度精简机构。一个尤为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运作没有充分展开，国务院实际上承担着很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该承担的工作。此种状况亟需改变，惟其如此，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才有望实现既定目标。2008年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是进行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见，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保持平衡。
三、政府机构改革必须与思想观念变革保持平衡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霍布豪斯非常重视观念在社会变革中的巨大作用，他说：“巨大的变革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要冲破习俗的冰霜或挣脱权威的锁链，必须激发人们的热情，但热情本身是盲目的，它的天地是混乱的。要收到效果，人们必须一致行动，而要一致行动的话，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目的。如果碰到一个重大的变革问题，他们必须不仅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自己当前的目的，还必须使他人改变信念，必须沟通同情，把不信服的人争取过来。”法国思想家克罗齐埃则把改革看作是一种体制投资，认为体制投资问题并不是一个财力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政策优先性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改变思想的问题。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对于政府机构改革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陈旧的思想观念不改变，就有可能成为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阻力和障碍。
几千年来。我国一直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某些政府工作人员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个人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的依据；还有许多人视政府机构为永远打不破的“铁饭碗”。因此，许多政府机构(实际上是个人)具有为扩大权力而升格、增编的本能冲动；而在精简机构、下放权力时，这些机构又会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抵制。然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改变了一些公务员的思想观念，他们中的许多人已不再留恋政府机关的“铁饭碗”，而是想到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大显身手。另外，人们的就业观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在政府中任职已不是唯一的追求，人们认为只要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施展自己的才华、发挥自身的作用，在任何领域和岗位都可以做出贡献。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冲击着公务员的思想观念和人们的就业观。这种冲击对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大有裨益，冲击所带来的思想观念变革为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顺利进行奠定了思想基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也由此获得
与人的思想观念变革的平衡点。我国目前正在推行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是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和亮点，是进行新的制度安排的重大行动。由于“每项新的制度安排都会同时产生得益者和失益者，而且失益者必然会因此设法维护他们的相对地位”，因而我国大部制改革必须坚持配套改革的原则。与思想观念变革相互协调、相互平衡。
四、政府机构改革必须与政府职能转变保持平衡
政府机构是政府职能的载体和承担者，政府机构改革必须与政府职能转变相匹配、相平衡。从政府机构改革的历史来看，转变政府职能一直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先后进行五次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居于比较突出的位置。早在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我国就提出了实现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目标。在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中，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尽管如此，政府职能转变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近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新旧体制摩擦的主要根源就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滞后于其他领域的改革。当前，旧体制的退位和新体制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的构造，大部制改革的推行，必须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理顺各种关系。应该按照政企分开(主要是政资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理顺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第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时间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即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
大家知道，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大体说来，是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初建于新中国诞生之际，形成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又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中不断得到强化。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不能不是一种党政不分、权责不明、过分集权的体制。到“文革”期间，在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更是把这种体制推向极端，使其弊端充分暴露，以至于酿成对国家的空前浩劫和巨大灾难。“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在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任务的同时，也开始思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就是思考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结晶。这篇讲话是这一时期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我们党在80年代初期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思路的一个集中体现。这篇讲话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发至全党，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献。时至今日，仍然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这篇讲话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作为其关键领域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作了系统深入而又精辟明确的论述。其着眼点主要是如何从制度上防止“文化大革命”这类历史悲剧重演，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这篇讲话敏锐而又深刻地分析了我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产生根源、问题的实质以及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方式方法。改革的锋芒所向，直指原有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从而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指明了原则和方向。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主要是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纲领，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提出了系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还未来得及作全面的设计和规划，只是提出了继续改革和完善政治体制的任务。
第二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部署阶段。时间是80年代中后期。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遇到了政治体制的阻碍，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的问题突出出来。邓小平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个问题。从1985年下半年到1987年上半年间，他多次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必须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并强调指出应该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0页他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邓小平一方面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另一方面又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具体化，要进行总体设计，要有一个蓝图。他指出：“一九八O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0页“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178页1986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开始了总体方案的酝酿和设计。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同意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一设想的基本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中。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中共十三大报告认为，我国原有政治体制，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兴利除弊，清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该报告把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概括为“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依据这一思路，提出了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以中共十三大召开为标志，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开始启动。这一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涉及到许多方面，许多领域，但改革的核心，还是直指我国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即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问题。
第三阶段：总结经验调整思路阶段。时间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
中共十三大之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启动，逐步深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不久，国际国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就是苏联东欧剧变与国内的“六四”风波。如此严重的事件，对于我国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和冲击。面对这样重大的事件和国内外的复杂局面，如何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对我们来说既是个难度极大的课题，也是一场极为严峻的考验。
邓小平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政治胆识，以彻底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大无畏气概，顶住了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干扰，特别是来自“左”的方面的压力和干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三步走”发展战略不动摇。他强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同时，又反复提醒全党，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10年，是总结经验的时候了。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坚持，不足的加点劲，错的赶快改。正是因为有邓小平掌舵，在这样重大的事变面前，在来自各方面的重重压力下，中国改革开放的航程才没有改变。但在具体思路和作法上有所调整和改变。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大致是这样一种状况：第一，从基本思路上看，原来政治体制改革是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任务提出和部署的，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强调得比较多，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和份量比较突出，但后来调整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和份量不那么突出了，有时只提民主法制建设，甚至干脆连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提了。第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着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强调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革干部制度等，后来变成了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和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机制，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第三，与此相适应，在实践中，政治体制改革有所放缓，从而在整体上，使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有的学者曾这样论述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从8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由“攻坚战”转入“战”。这种调整和变化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和主要内容发生了转移。具体说，就是从着重解决原有体制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的“攻坚战”，转移到完善那些本来就比较好的原有体制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等上" 来了。这些方面的制度，从总体上说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只是有些不完善之处，需要在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而作为原有政治体制“总病根”的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体制，则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不相容的，也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必须加以变革，而且是“革命性的变革”。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也是革命，其意义就在这里。
客观地说，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和内容作一些调整，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明智的。当时面临的紧迫问题，是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因国内外突发事件的发生致使改革开放发生逆转。邓小平南巡谈话的真正意义就在这里。但是，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是迫于形势剧变不得不做的暂时调整，只能限于“一定时期”而不能把这种调整长久化。
有人在总结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和教训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似乎是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的，至少政治体制改革是原因之一。这恐怕是因果颠倒。其实，任何历史事变都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而得不到缓和的结果。如果一定要从错综复杂的漫长因果链条上找因果关系的话，那就只能是：苏联垮台的主要原因，是出于苏联的领导集团无视时代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期坚持僵化的旧体制包括政治体制，致使长期积累的众多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总爆发的结果。
历史经验证明，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非必然带来社会不稳定，相反，它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根本途径。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从体制上清除不稳定因素，社会安定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迟早会因为诸多社会矛盾的积累而出现不稳定和社会动荡。只有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灵活有效的社会控制体系，使社会矛盾及时解决，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果不从根本上触动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势必严重影响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最终影响社会稳定。
第四阶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期。时间是从90年代中后期至今。
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根据邓小平南巡谈话的精神，中国共产党首次郑重提出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此后，在改革实践中大力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标志着我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创新阶段。中华大地掀起新一轮改革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目标，中共十四大报告是这样讲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体上是按照调整后的思路讲的。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也有不少新进展，例如促进政企分开，继续精简机构，加强法制建设，推进基层民主等。但是，从总体上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并进入攻坚阶段和体制创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日益突出出来。此时，国内学术界不时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国际上也有中国是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滞后之说。
1996年3月末，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内参《中央党校简报理论与政策研究专刊第11期》刊载了笔者撰写的《当前党政干部关注的几个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一文，引起了中央注意。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批示，并主持召开了中央意识形态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研究相关问题的座谈会。由此可见当时党中央对党政干部关注的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关注。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把政治体制改革再次提到重要位置，专门写了一部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新的论述和部署。其突出特点是：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更加清晰，目的更加明确，即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一部分中，江泽民开宗明义地讲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越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二，在我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确立“法治”概念，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这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思想上是一个重大突破性进展。这一突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对政治体制改革在较长一个时期处于“战”状况的突破。因为要致力于实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就意味着必须改变“人治”状态，这就必然要触动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者个人的体制，否则，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二是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个人高度集权的现象，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路，提升到现代法治的高度，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这就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了，也与现代民主政治相一致了。这就为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政治体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制度保证。三是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它内在地要求法治国家的建立。没有法制的市场经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因此，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新思路，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第三，规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即：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推进机构改革；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中共十五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在政府机构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其他方面的改革还有待于进一步推进。
1998年12月18日，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作出的重要决策。”“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有步骤有秩序地向前推进。经过二十年的实践和摸索，我们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并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2000年1月20日，江泽民在向政治局通报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时，特别突出地概括了一下10年来即1989—2000年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主要讲了七个方面：
一是改进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得到了很大改变，党的领导得到了加强与改善；
二是进一步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选举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三是进一步完善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四是进一步加强了城乡基层民主建设，在农村广泛推行了村民自治；
五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框架，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已经做到了有法可依；
六是各级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党政机关精简机构工作已在进行之中，实施了公务员制度；
七是干部制度改革取得了新成绩，对干部选拔开展了民主推荐，公开考试，择优录用，引进了竞争机制。
2000年秋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要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增加了两项：一是推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二是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又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指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并具体讲到要充分发挥党内民主，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进人民民主发展。强调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发展民主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江泽民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在2002年11月8日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在报告中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进一步作了论述，其主要论点是：
1．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江泽民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点。江泽民认为，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实践中把这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3．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江泽民强调，一是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二是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三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江泽民特别提出了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在党的文献中还是第一次，这将为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如果能够认真研究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并大胆地加以借鉴，很可能成为深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从近期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或者说难点问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大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等。二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尤其是加快资本市场要素市场建设。三是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通过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健全资本市场，完善政府的投资和调控体制，尤其是要发挥经济和法律手段在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四是要深化与民生有关的体制改革，主要是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五是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进一步完善乡镇机构设置、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体制，以及土地征用制度、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等。六是要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和政策，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水平，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促进国内外经济平衡发展，解决宏观经济存在的外汇储备过多等突出矛盾。七是推进社会事业领域改革，包括教科文卫体制改革；其中网友提到的卫生体制改革，现在国家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其基本思路是综合配套推进，医药卫生体制、药品产销体制和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其中，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关键是要解决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医药分离等问题。还要加大政府的公共卫生投入，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和监督，为广大人民提供价格合理、服务周到的医疗卫生服务。最后，还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包括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推进依法行政，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等。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方式，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对促进经济发展、发挥市场效率，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一部分人生活困难等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有市场体制尚未健全、行业分割、城乡分割的因素，也有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着失灵问题。具体说来，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市场竞争、人力资本要素的差异以及行业之间的发展状况差异，都是造成收入差距较大的原因。需要我们关注的是由公共政策、体制机制造成的分配不公问题。比如行业垄断问题，一部分人利用公共资源谋取私利的问题，这些问题才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尽快解决的。比如城乡发展问题，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地区发展，解决地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就是解决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我们通过税收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以及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对低收入群体的援助，都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些具体政策。当然，也应该看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完善公共政策需要一个过程相关。缩小收入差距，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并付出艰辛的努力。
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条主线看问题，我们已经走过了目标探索阶段、框架构建阶段，现在正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可以这样讲，一些相对容易或者难度相对较小的改革确实已经完成。目前是改革攻坚克难的阶段，面临的主要是利益关系较为复杂、矛盾较为集中的一些领域和行业。比如说垄断行业的改革，还有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体制改革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而且，在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其他方面与政治体制相关或者政府管理体制相关的改革也正在推进，比如说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谈到的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分开的改革，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等，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我们推进教科文卫及有关事业单位的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去年中央已经作出了决定，加快推进这方面的改革。可以说，这些改革都在循序渐进的推进。当然，经过长时期的改革开放之后，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也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下一步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使广大人民群众更为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本身就是以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无论是经济总量、人均收入还是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恩格尔系数，都有极大的改善，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我们三十年前想都没想到的。当然，应当看到，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地区、城乡、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分配领域还有一些不公问题，一部分人群的生活还存在诸多困难，改革成果的分享上存在一些苦乐不均的问题，这些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主要任务。所以说，我们所谓的体制改革，最大的获利群体应该是也必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更加关注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政策的协调性，使广大人民群众更为公平地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实现改革成果的普惠性目标。
我们深化改革需要“把蛋糕做大”。实际上，这些年来，发展改革委乃至全党和全国人民也都在力争“把蛋糕做大”。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年均10%或10%以上的增长速度，宏观经济运行基本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应该说这个蛋糕确实在逐步做大，或者说较快的做大。所采取的政策，一是按照“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加快推进经济发展；二是促进资本市场发展，使社会资源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优化配置；三是针对经济中的苗头性问题、突出性的矛盾，及时进行合理适度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四是逐步增加公共投资，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尤其是与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的社会事业健康发展；五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走上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轨道；六是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政策法规，促进建立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体制机制，保持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目前中国经济只是出现了一些过热的苗头
判断经济是否过热，要根据这个国家的生产供给、消费需求、经济运行以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等方面来综合考虑。目前，尤其是今年第一季度，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有关方面作出了过热的判断，我们认为，现在只能说出现了一些过热的苗头，还不能简单地说已经过热。从目前的供给和需求条件来看，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都相对比较充裕，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也相对较快，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正处在加速发展阶段，地区城乡间的差距也是我们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要素的支撑来看，除资本供给相对充裕外，劳动力供给也较为充裕，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年均已接近五百万人。加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国家的涉外经济发展也较为迅速，无论是产品的销售还是资源的供给，已经不单是在国内进行平衡，而是参与到了更为广泛的国际分工领域。在这个阶段，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国民经济保持一个较高或者相对稳定的增长速度，是有其客观依据的。我们所要关注的是，如何进一步健全市场机制，使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源等相关要素的价格进一步反映供求关系、自然禀赋及稀缺程度，避免低要素成本支撑下的经济过热问题，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真正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利益分享型的社会。
关键词：制度；改革；非国有经济、国有企业；转轨经济；经济结构
在我国，过渡经济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怎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本文首先阐述了转轨经济的相关理论，然后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动态分析。
一、过渡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体制与体制转轨
（一）制度的一般含义及其类别
美国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其所著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明确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些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诺斯的说法只是其中一种，其他的定义还有如：制度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还有人把制度定义为通过传统、习惯或法律约束的作用力来创造出持久的、规范化行为的社会组织，等等。
这些定义，都是不同作者在研究不同的问题或问题的不同侧面时对制度的理解，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度的内涵。
我所理解的制度，就是由当时在社会上通行或被社会所采纳的习惯、道德、戒律、法律（包括宪法和各种具体法规）、规章（包括政府制定的条例）等构成的一组约束个人的社会行为，从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规则。具体说来，主要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制度总是社会性的，约束个人的行为说到底是为了调节人际关系，因而制度总是某种社会的行为规则。在鲁宾逊的孤岛上，在"星期五"出现之前，事实上不存在制度，因为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制度是对个人（或一个组织，一个团体）行为（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的一种约束，是对个人行动空间及其权利、责任和义务的一种界定。第三，作为社会性的制度，因其基本功能是协调人际关系，从而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或称为有形的制度与无形的制度。在前面我将习惯、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与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都统统称为制度。
但从发挥作用的方式上看，它们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属于正式的或有形的（成文的）制度；而习惯、道德、意识形态等，则属于非正式的或无形的（不成文的）制度。首先要明确的是，无论是法律、规章还是习惯、道德，都是制度。因为就其基本功能来说，都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规则，都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某种约束。
（二）"帕累托改进"与"非帕累托改变"
经济学理论上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的概念。
它是指这样一种情况：这时所考察的经济已不可能通过改变产品和资源的配置，在其他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别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反之，所谓"帕累托无效率"，指的就是一个经济还可能在其他人效用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产品，使得一个或一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在存在"帕累托无效率"的情况下，若进行了资源重新配置，确实使得某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而与此同时，其他人的效用却没有降低（至少是不变），这种重新配置就称为"帕累托改进".在"帕累托改进"情况下，由于没有一个人状况变坏，只有某些人状况变好，因此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进。而若在某种经济状态下，一种重新配置导致某些人状况变好，另一些人状况变坏。由于个人之间的效用无法比较，我们无法确定总社会福利水平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这种情况就被称作"非帕累托改变"（请注意这里所用的概念不是"改进"，而只是"改变"，它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
（三）改革的一般情况："非帕累托改变"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从总体上来说，经济体制改革一定是为了对我们的现状进行有益的改进，以提高我们整体的经济福利。改革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都会使一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或者是受到暂时的损害。"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改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参照系，使我们能够对各种情况的特征进行比较。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体制变革这样的较大规模的变动时期，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情况，恐怕正是"非帕累托改变"；因而对于现实生活来说，可能"非帕累托改变"更有重要的意义。
比如，在个人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分配体制下，既没人努力劳动、认真管理，也无人关心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样的资源必然只能生产较低水平的物质产出。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在某种理想的资源最优配置情况作为参照系，来论证这时经济是多么的缺乏效率，浪费了多少资源，论证它们如何地应该加以改革，改革之后社会经济效率将会获得如何的提高，使大家获得怎样的好处。但问题在于，在上述两种利益分配关系已经形成、确立的前提下，同样会出现若不使某些人的利益受损，就不可能使另一些人获益，也不可能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情况。
人们当然总是希望改革是无人反对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恰恰在于：任何一种体制改革，说到底都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改变，总会有一些人的利益要受损；没有人受损，就不可能有人受益；或者，现在不受损，将来就不会受益。这就是说，体制改革的一般情况在理论上都属于"非帕累托改变".改革中的各种难题，改革所遇到的各种阻力，正是由此产生的。
（四）"补偿"的作用及其局限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存在一种方式，能在资源配置发生改变之后，将新增加的收益在所有相关的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或再分配，从而使得任何人都不受到损失（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损失），那么不论最初分配情况如何，都可以说这种改变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就是福利经济学中所谓的"补偿原理".改革的困难来自受损失利益集团的阻挠，并因这种阻挠而造成种种经济损失，那么，很显然，如果能对受损失的人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或"赎买"，减小他们受损失的程度，以使改革的阻力减少，其减少额大于付出的赎金，就是合算的。
毫无疑问，补偿或"赎买"可以说是消除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阻力的一种基本思路。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在体制转变过程中维持既得利益。通过这种补偿，实际上就把"非帕累托改变"转换为"帕累托改进"，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的方式。
只要改革本身确实是盈利的，能够提供足够的新增收益，对受损失的人进行补偿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值得的。当然，在肯定补偿措施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地认识到补偿作用的局限性。
首先，改革中的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部分补偿，而不能是充分补偿。这是因为，如果对受损失的人进行了充分补偿，对于社会或社会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将所剩无几了，许多改革事实上就会名存实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实现。
其次，补偿是有一定成本的。补偿操作本身就是费时、费钱的事情。补偿所涉及的面越广，补偿的成本费用就越大，这时就会有一个合算不合算的问题，导致无法给予普遍的补偿，因而无法消除所有的对改革的阻力。
这就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应该在改革的每一步上都充分地利用补偿这一缓和矛盾的方法，但最终总还是要面对一些剩下来的、无法消除事实上也不应消除的阻力，要充分估计这些阻力对于改革进程以及经济增长所能造成的损失。
（五）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
所谓"相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一部分利益集团会在改革过程中受到利益的损失（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损失），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对改革，从而构成对改革的阻力。
这里所谓"相对"的含义，指的就是获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改革在许多情况下是没有人受损就不能有人受益，社会成员可以按照改革的（潜在）获益者和（潜在）受损者的标准进行分类，这就决定了改革过程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部分人的抵制。
改革的绝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可能遭受一定的损失，从而每个人都具有抵制改革的动机。这主要指的就是因改革初期所发生的改革"阵痛"而引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因对改革在初期阶段所会引起的震荡、引起的生产下降而产生对改革的疑虑与恐惧，并因此而抵制改革。
总之，改革的相对阻力体现的是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相对差异与相互冲突，而改革的绝对阻力体现的是人们自身利益的冲突（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但同时也体现着在经济制度这个"公共物品"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改革"阵痛"对社会的总福利总是具有负面的影响。改革的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只是对问题的抽象。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阻力往往是同时发生、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有时相互加强；而有时则相互抵消。
二、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
（一）渐进改革与经济的"体制结构"
1.渐进式改革与国有企业地位的改变
"渐进式改革"的特点，不在于其"慢"，而在于最先实行的改革不立即取消旧体制，而是在暂不触动旧体制的情况下，先发展"新体制"，然后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逐步改革旧体制。
中国过去20年，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发展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包括外资合资企业、私人企业、个体劳动、股份公司、合作经济以及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主要是以社区所有制为特征的乡镇企业）。到1997年，这个非国有经济部门已经创造出7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65%的GDP，95%以上的新增长就业和80%的经济增长。
而这就意味着，无论国有企业无效率的问题多么严重，尽管它仍占用着70%左右的银行信贷资源，但在工业总产值中它的贡献率已不足30%，对GDP的贡献率不到4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20%.也就是说，国有部门问题再严重，它从统计上说只关系到20%～30%的经济收入与经济增长。只要占70%～80%的非国有经济仍能增长并越来越发展、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中国经济就仍然能够成长。
这里的第一个政策含义就是：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必须着眼于发展非国有经济。另一个含义是：要判断中国经济是否还能持续增长，不仅要观察国有部门的状态，而且还要观察非国有经济发展的趋势，观察两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变化。
2.经济的"体制结构"
我们现在就来将一个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分为两大部门，国有部门S和非国有部门N；将它们所创造的国民总产值之间的比重，定义为"经济的体制结构"，用J表示。
J0指的是在任一初始时点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改革初期）经济的体制结构。
在中国改革初期，这一指数大约为900%（90/10）左右，而现在按工业总产值算约为35%（26/74）。最近几年按工业产值计算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一直以每年高于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
体制改革的原因是因为旧体制的效率较低而新体制的效率较高。我们假定效率的差别在长期内体现在各部门的增长率的差别上。正因如此，非国有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才能不断地加大。定义gs为国有部门的增长率，gn为非国有部门的增长率，gs
这一动态关系式看上去很简单，但对于我们理解体制转轨的过程及其性质，以及我们在改革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改革进程的各种后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3."不改革"或"简单过渡"的可能性
上述公式提出了一个可能性，即"不改国企的可能性"：只要gs在德国，在一定意义上人们其实就是这么做的：在东德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原有的企业基本被解体，同时用西德的"剩余收入"把东德的职工养起来（失业补贴）；如此持续20～30年后，原东德遗留下来的问题将不复存在。在我国的一些沿海地区，由于国有部门所占比重已经很小，非国有经济又发展较快，当地的人们往往会选择对国企"不改革"，而只是不再扩大国有企业，不再雇佣新的工人，把原有的企业或职工，通过"补贴"（包括以银行贷款形式发生的补贴）养起来，等待过一段较长时间后问题本身逐步淡化、消亡。这种"养起来"的作法，实际上也是改革。
（二）结构改变与国有部门改革条件的变化
1.国有部门本身状况的恶化与国企"改制"
国有部门情况的恶化，不一定表现为所有国有企业情况全部恶化，而是首先表现为由于"亏损面加大"及其由此引起的净亏损的加大。当亏损企业越来越多时，改革的要求开始产生。
这里所说的"改革"，实际上是指"国企改制".国企改制会对我们的上述公式产生影响：改革使gs缩小而使gn增大，因为这时一部分原来的国有企业通过改变产权关系而变成了非国有企业。这些年，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之所以高，部分原因就是一些原来的国企经过改造后被并入了非国企范畴，或是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国有企业而壮大了自己。另一种类似的情况是，由于激励机制不对称，一些人以"占国有经济便宜"的办法来发展非国有经济，甚至包括国有资产的暗中转移。这种可以称为"自发的私有化"的行为，在实际上也起到了加快国有经济改制的作用。
可见，国企改制本身，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中意味着J值的缩小，意味着效率的改进和经济的增长，这就是所谓"从改革中要增长速率"的基本含义。
2.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条件的改变
我们这里要着重分析的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支撑着经济的增长，而且改变着国有部门改革的条件和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它经常被人们所忽视。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对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支撑了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一定的收入增长和"经济剩余"，使得政府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利用这部分收入增量来对在国有部门改革中受到损害的利益集团进行一定的补偿，这可以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痛苦，从而使改革的阻力减小。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转移一部分国有职工提供了就业机会。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既具有资本实力、又具备管理知识的新型企业与企业家，使得通过收购、兼并等较为平和、较为自然的方式改革国有企业成为可能。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国有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国内的"体制示范".在以上所有这些条件的改变中，首先起作用的是"竞争".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首先使国有企业原有的"垄断利润"下降，使其体制的无效率暴露出来，进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生亏损，成为政府的包袱而不是收入的源泉。与此同时，当非国有部门越来越显示出其提值、就业和税收的竞争能力，人们也就越来越具有改革的动机，对改革的阻力也就越来越小，从而使改革得以发生。
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国企职工，而改革意味着国企职工离开国企而转向非国企就业。这又分为两种基本形式："离职"（或"下海"）和"下岗".前者为自愿主动离开，后者为当发生倒闭、减员等情况时被迫离开。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离开"这件事是不可接受的，从而阻碍着改革。但到后来，不仅开始发生自愿离开，而且下岗的阻力也越来越小，变为可接受的，下岗人员也越来越多。
这里根本原因就在于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职工离开后（在非国有部门）的预期综合收益开始大于不离开时（在国企中）的预期综合收益。
3.政府改革企业的动机
国有企业过去一直是政府的权力基础（人事和经济的权力）；改革国有企业是一件十分麻烦的政治运作，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最后一刻"，任何政府和企业官员都不愿进行改革。
是否改革，取决于以下的不改革时的政府净收益和改革后的政府净收益的比较：这里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也是政府决策是体制结构J的函数——当国有企业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越来越少，所需的财政、准财政（银行坏债）补贴越来越多，停产企业"开不出工资"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麻烦，而非国有企业提供的税收越来越多，所能提供的就业越来越多，以至可以由民营企业来并购国企，从而政府为安置下岗职工所需支付的补贴可以越来越少（平均到每人较少，不一定总量较少，因为下岗职工越来越多），改革就会越来越实际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
在1992年左右，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第一次超过50%.就在这一年底，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有关改革的"决定"，第一次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写了进去。在1996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国有企业第一次发生全部门净亏损，1997年上半年又是这样。
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正式提出了"抓大放小"、"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等政策。用本文的理论模型加以观察，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道理的。它们从实践中证明了：政府决策本身是随着经济结构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政府在某一时点上做出了什么样的决策，而在于政府政策变化的趋势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政府有关改革的政策走势，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决策本身不能说有多大的前瞻性，但至少具有务实性，能对现实条件的变化做出较为及时的反应。这有利于经济走出困境、持续发展。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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