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一、宏观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宏观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凯恩斯认为市场在短期中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和机制，并提出增大公共支出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复苏。更为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一个计算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行为影响的数量方法。此外，凯恩斯为突出一些重要变量(例如就业、收入、利率和价格)在给定时点上的同时决定，不再强调宏观理论的动态性。因此，在一个静态模型中直接研究总量行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严重不足，将模型动态化并为宏观模型寻找微观基础是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在20世纪下半叶所做的主要工作。20世纪60年代，以Hicks和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同时期以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则首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质疑。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理论解释了存在价格调整障碍时，经济冲击和政策干预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和机制，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则对价格能够灵活调整时长期经济运行给予了正确解释。因此，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之间能够相互兼容。货币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了三点根本性批评: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过于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忽略了货币供给也是总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其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仅考虑政策的短期效果，货币主义学派则强调需求管理政策在长期无法影响实际收入和就业。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静态模型忽视了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重要影响，货币主义者强调在结构方程中预期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Lucas和Sargent的研究认为，预期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模具有重要意义。更进一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具有微观基础的跨期一般均衡理论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使用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存在不恰当之处。Lucas［1］认为这些计量模型无法识别经济中存在的真实经济结构，由于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会改变其行为，所以，当经济政策调整后，仍假定经济中重要结构和行为不发生改变，就无法对政策和经济运行进行正确分析。20世纪80年代，Kydland和Prescott［2］、Long和Plosser［3］创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做出如下三点重要贡献:首先，经济周期是经济对外生冲击最优反应的结果，不是市场机制的失败。其次，该理论将波动模型建立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并给出了模型数量化的方法。最后，该理论强调对供给行为的建模，供给决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假定供给对需求变化具有完全弹性，从而忽略了总供给行为对宏观经济的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获得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综合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模型的特点，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将不完全竞争、价格调整障碍引入理论模型，并对各要素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并将它们融入一个完整模型，并进一步对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进行详细建模。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垄断竞争、价格和工资粘性、理性预期等特征，因而该模型是目前研究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理论框架。
二、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与不足
1.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
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模型处理、基本假设、主要结论以及模型包容性和可扩展性都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综合了宏观经济学各流派的主要观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三大问题，即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一个动态问题。首先，经济增长理论中核心问题之一是最优储蓄决策，该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动态决策问题，拉姆齐模型就是在一个无穷期动态框架中分析行为人的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决策问题，而拉姆齐模型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其次，作为研究经济波动的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中为家庭决策行为和企业最优定价行为进行理论建模，并通过动态规划等动态优化方法求解模型。最后，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特别关注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对其有效性的影响，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框架是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因而在该框架中研究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具有天然便利性，并认为对未来政策行为做出可信的承诺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而，将静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扩展为动态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主流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第二，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建模、计量模型设定与评价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产生革命性影响。早期宏观经济理论，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通常为静态模型并较少考虑行为人预期对经济运行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Muth［4］首先将理性预期引入经济学分析，Lucas［1－5－6］则在20世纪70年代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模型，证明这一方法能够成功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并指出这对于政策效果的计量评价具有重要意义。Kydland和Prescott［7］在Lucas相关研究基础上，首先提出经济政策制定不是与自然而是与理性经济行为人的博弈，当经济行为人是理性且具有前瞻性时，政策制定者就受到社会公众当前和未来行为选择的约束。因此，最优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社会公众当前与未来的行为选择。第三，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完整、稳健的微观基础。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最重要不足是从总量假设出发研究总量关系，在Lucas［1］提出“卢卡斯批评”之后，宏观经济学家达成共识，即一个好的宏观经济模型应当具有微观基础，总量行为关系应该是从微观个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中得到。随后的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均是从家庭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人的微观主体出发建立。从微观基础出发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通过对深层次结构参数分析的框架，这些结构参数不会随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因此，这一研究框架可以有效回应“卢卡斯批评”，同时，该研究框架可以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福利影响进行讨论，从而使宏观经济学自身获得了更科学的基础，其逻辑一致性更强。第四，对宏观经济的供给面进行更加详细的刻画。总供给是每个一般物价水平上经济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总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早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和货币主义学派讨论的重点是总需求管理，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加强调总供给行为的微观基础，并在分析中强调供给冲击对总供给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进一步强调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并认为市场不完全和价格调整障碍会导致经济调整至自然率水平的速度变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微观基础出发将总供给影响因素扩展至包括生产成本等多个方面，使理论模型的供给面能够解释更加丰富的宏观经济现象。
2.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不足
自凯恩斯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来，经济学家通过将模型动态化，引入理性预期，为宏观理论建立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进行详细刻画使主流宏观经济学获得巨大发展。但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仍存在许多需要改进、完善与补充之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流宏观经济学加总问题的理论基础仍需进一步研究。作为研究总量行为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由于直接从总量假设研究总量行为而受到质疑，在“卢卡斯批评”提出之后的近四十年，宏观经济学家通过代表人模型使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不断加强。许建明［8］指出代表人模型以一个典型家庭效用函数作为社会整体效用函数的替代，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代表人的经济决策，将其进一步加总为社会整体的宏观经济行为。但是，根据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一般条件下无法将异质性个体偏好传递至社会整体福利函数。因此，主流宏观经济学通过对代表人建模，将个量总和视为宏观总量，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宏观经济行为的方式为宏观经济学所建立的微观基础是否能够真正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二，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的经济结构引入理论建模仍需进一步研究。主流宏观经济学如新凯恩主义经济学是通过将异质性家庭或异质性厂商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而使理论模型考虑了异质性，因而宏观经济学家从来都关心异质性。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不同部分以一定结构组成，所以，宏观经济运行不仅表现为总量行为调整，经济内部结构也对总量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林毅夫和苏剑［9］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在模型中引入支出结构、贸易结构和一般物价水平的内部结构，使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也考虑了经济结构问题。但是，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对宏观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结构对总量行为的影响机制仍未能较好地体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第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引入理论建模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和机遇。古典经济学，亦称为政治经济学，特别重视制度和政治力量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然而，边际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强调在严密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制约下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行为，逐渐淡化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使基于新古典传统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中较少考虑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内生化产生过程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因此，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恰当方式引入理论建模对主流宏观经济学未来发展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存在不足的原因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1.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不足的原因
主流宏观经济学虽然存在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但是，19世纪古典经济学或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实际上十分重视上述问题，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考虑了宏观经济加总、经济结构和重要制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理论界认为，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初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产生重要影响，即出现了经济学数学化，并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而这是建立在新古典传统上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发展与不足的重要原因。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使其具有利用数学工具的天然优势，但经济学数学化对主流宏观经济学而言也有显著的成本。从19世纪后期的边际学派到20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学分析以来，部分难以利用现有数学工具加以描述和刻画的重要经济学现象和事实被经济学家通过假定或技术性处理等方法简化处理。数学化虽然使基于新古典传统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十分精美并且对问题的分析也十分深入，但是理论界应该重新审视数学化对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所带来的成本，如本文提出的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重要宏观思想的借鉴意义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存在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逻辑并且对宏观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和非均衡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著名的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在李嘉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基础上，并主张学习和公正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但这些主张将主流宏观经济理论重新借鉴古典经济学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学派被逐渐边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了丰富的宏观经济思想和分析逻辑，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应重新借鉴和综合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联系与不同的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加总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分工使千百万企业之间形成全面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将它们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在相互的投入与产出中形成各种总量的比例关系。这意味着分工使每个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社会性，并且这种社会性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这种私人性决定了其提供的产品只有在转化为货币后，才构成社会商品总量或社会劳动总量的一部分。经济活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导致经济活动两个层面的分裂:由相互独立、相互竞争的千百万个单个企业构成微观经济层面;由千百万个单个企业之间的全面依赖关系所形成的各种总量构成的宏观经济层面。处在微观经济层面的每一家企业，既受到生产同类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约束，又受到社会总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到该类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约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类似于成本收益原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则属于宏观经济层面。企业商品能否转化为货币的直接约束条件是其可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最终约束条件则是不为企业所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上述分析表明，微观经济层面的个量加总不能简单直接等同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加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的联系与不同是宏观经济学加总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关系。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创造性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提出应将社会再生产视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社会再生产涉及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总量和结构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的。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考察路径则不同，是从总供求平衡的角度入手去考虑国民收入决定的。国民收入会因总需求或总供给的调整而发生相应变化。但究竟这种调整会给产业内部以及产业之间的比例带来怎样的变化要借助其他经济学科进行分析。这就使得西方宏观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分析有待深入。第三，在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对经济现象影响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重新引入理论建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入手审视社会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在深刻揭示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的同时，还从抗衡力量的引入以及对强势权力的其他限制等角度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基本措施。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制度选择问题具有非常强的分析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快速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以政府与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公众中不同集团的利益不一致性为基础，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将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而又被主流经济学一度忽视的政治因素纳入研究范围，考察它们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内生化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增强了理论的洞察性和解释力。因此，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进一步综合和融合，能够大大推进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也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四、结论
关键词:金融专业；货币银行学；教学框架
一、金融学的研究领域
20世纪30年代以来，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一般来说，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大致有两个方向：宏观的金融市场理论和微观的价值分析理论。
在研究金融市场的宏观领域，早期的学者们主要从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入手，分析各种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追溯其根源的话，必须了解凯恩斯的有关利率理论的开创性工作、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米勒和莫迪里亚尼的有效金融市场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是描述金融市场的宏观运行机制问题。这些理论也涵盖了金融市场如何对交易中的资产进行定价的问题。
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都研究了金融市场中金融工具或金融项目的定价问题，宏观金融相信市场能够很好地对资产进行定价，微观金融并不相信市场能够对资产进行精确的定价，认为市场只是对资产做了很好的参考定价，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或者信息优势在市场上发现投资价值。必须指出的是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关于定价的理解并不冲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只是适用范围的
差异。
二、宏观金融学与微观金融学教材的设置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分为微观金融和宏观金融，微观金融主要研究微观经济主体的金融活动，宏观金融是对宏观金融现象的分析。宏观金融的主要内容包括：货币理论（货币经济学）、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学），其基础是货币经济学。通过宏观金融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金融思维，使学生建立一个金融体系，让学生走入金融的学习殿堂。因此对于金融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在大一大二阶段除了学习相应的公共必修课（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会计学）外，还应当系统地学习货币经济学、中央银行学和国际经济学。
当学生系统学习完宏观金融的相关课程后，在大三大四阶段就应当进入微观金融的系统学习过程，微观金融作为研究经济主体金融活动的学科，通过微观金融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具体分析家庭或公司两类微观主体的金融活动，做到理论结合实际，并为走进工作岗位做好准备。
三、宏观金融的核心课程――货币银行学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宏观金融是对宏观金融现象的分析，通过宏观金融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金融思维，使学生建立一个金融体系，让学生走入金融的美好殿堂，其基础是货币经济学。大多数高校都是用货币银行学（或叫货币金融学）来完成学生宏观金融的初级教学，这主要是在金融专业的大二第二学期或非金融经济管理专业的大三第一学期。货币银行学课程已成为宏观金融的核心课程，通过货币银行学的教学使学生对金融系统中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监管四个大类形成初步的认识。
四、货币银行学的基本框架
由于知识点逻辑的限制，很多教科书都是通过知识点的递进关系来阐述货币银行学的内容，通常通过信用、货币、金融定义，再从利率、金融市场、金融工具、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外汇入手来编写货币银行学教科书的章节，这样做可以让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做到知识的前后连贯。但是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到最后期末或者课程学习完毕后很多学生都反映货币银行学的学习太散，不容易
集中，内容太多。这就需要给该学科搭建一个包含货币银行学核心重要知识点基本的框架，这个框架是基于它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作用来完成的，笔者通过多次的教学实践总结了货币银行学科的基本框架如下：
三根支柱：货币、信用和银行。通过这三根支柱，学生可以了解信用、货币、金融、银行和利率在货币银行学中的重要性。
一个空间一个载体：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通过不同标准金融市场的划分，学生可以了解不同的金融工具差异和特征。
上有调控：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部的财政政策作为金融总量与均衡调控的主要手段，同时各金融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作为金融监管和自律的主要机构，承担着金融监管和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职责。
外有扩展：国际金融关系。国际金融关系中主要包含外汇、国际金融体系、国际收支与国内外均衡三个部分。
1宏观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1．1抽象理论与复杂模型并存
作为一门理论性极强的学科，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一样，都是采用抽象分析的方法，在一系列前提假设的基础上，将部分在现实中存在但不影响主要结论的因素去掉，构建了一个纯粹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方法虽然利于宏观经济学整体架构的梳理，这对于虽然有微观经济学基础，但较少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来说，难度可想而知。此外，大多数的宏观经济学教材在内容编排上，都是利用数学推导和数学模型的方法进行验证和分析，这对数学基础差的学生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即便是数学基础好的学生，在大量的公式和计算面前也会降低学习的积极性，这些都给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造成了明显的困惑。
1．2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紧密
通过宏观经济学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在熟悉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后，为后继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宏观经济学社会总量行为及其后果为分析对象，以需求和供给的均衡为分析框架，涉及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市场和国际市场，实现的主要目标有抑制通货膨胀，解决就业问题，稳定经济和促进经济增长等。其教学体系则是从短期的经济波动和政策、长期的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对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进行均衡分析，涉及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等(图1)。并以此为基础扩散开去，形成了以宏观经经济学为中心的、连接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金融学和国际贸易的广义的知识体系(图2)。可见，宏观经济学在众多学科类别中具有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地位。
1．3强烈的实践意识和阶级意识
宏观经济学是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的经验总结，这一结论性的知识体系直接产生于现实的经济生活，并对现实经济生活起到指导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宏观经济学和社会学科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强实践性是其一个主要的特征。此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应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所以，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结合本国国情，对其分析依据和主要结论要有选择性地借鉴和吸收，不可盲目的照搬甚至直接应用于我国的经济实践。
2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特征和思维模式
2．1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特征
微观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能对后者的学习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因为在学习完微观经济学后，学生会对经济学的假设前提产生初步的认识，而在学习完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以及福利经济学之后，对IS－LM模型和AS－AD模型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入。但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核心理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解决的问题方面毕竟存在明显的不同(表1)，所以，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首先要理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异同，从多个角度进行对比和阐述，使学生了解微观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学习中的基础作用，并且明确宏观经济学具有自身特殊的分析方法，激发起其学习宏观经济学的主动性。
2．2宏观经济学的思维模式
宏观经济学的各章节之间具有很强的逻辑关联，因此，学习过程应该循序渐进，在授课之初就应该将整个课程的思路和逻辑讲授清楚。此外，宏观经济学涉及到众多的经济变量，整体的学习过程实际上就是各个经济变量逐渐放松的过程，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有效把握宏观经济学各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使学习过程更加简单和有效。当然，在学习过程中，还要充分分辨和理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剑桥学派等宏观经济学各流派的学术观点，把握这些派别之间的对立和关联，以此来加深学生对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全面理解，培养其自主学习的能力，构建多元化的经济学思维模式。
3宏观经济学多元化教学模式探索
3．1讨论式教学模式
讨论式教学是宏观经济学可以选取的主要模式之一，其目的在于通过讨论来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写作、口头表达以及研究和创新等多方面的能力。在该模式下，教师要充分了解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态度，组织学生自己查阅资料后进行小组讨论(学生主动学习是讨论式教学得以开展的关键)，并将形成的观点与他人进行分享，并结合教师的讲评，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主导地位的确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教学过程的有效设计能够提高学生的专业敏感度，培养其创新思维、自学能力和实践能力。在具体的课程设计方面，讨论式教学需要有计划、有组织的过程安排，教师首先要确定讨论的主题，然后将学生分组后组织其通过图书馆、网络媒介等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形成各组自身的观点后，由小组成员代表或全体成员阐述观点，并由其他组的组员进行提问后产生辩论来形成思想碰撞，最后通过教师的点评和归纳，引导学生对现实经济数据和现实宏观经济危机进行理性的反思，提高其批判性的思维能力。
3．2研究式教学模式
研究式教学模式是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将现有的教学资源和环境加以有效的利用，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双重主体作用，以科学研究的模式实现教学目标。具体的操作步骤为:首先要建立科学研究的教学团队，以教师的科研工作促进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其次，整个教学过程要从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数据、资料出发，引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并为其观察问题、改变错误认识提供及时和必要的帮助。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
3．3仿真式教学模式
宏观经济学的仿真式教学模式采用实验验证的方法，以真实的经济环境和经济人行为特征为基础，将经济系统以程序模型的形式呈现，并通过计算机中辅助计算，生成相应的经济结论。它以计算机为数据计算和生成媒介，通过教师或学生建立的复杂的、虚拟的经济系统，来分析经济主体的各项活动，这种仿真的教学模式突破了宏观经济学传统研究方法难以进行重复实验的约束，方便了教学和科研的顺利进行。将仿真式教学模式应用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实践的基本步骤是:首先在教师的引导下，经过与学生共同进行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将相关的宏观经济理论转化为数学模型，然后选择合适的经济仿真软件将模型转化为经济实验模块，并对模块进行适当的调整，使其满足实验的各项指标，最后将调整后的模块加入到教学内容当中，使其对教学内容进行进一步的补充，提升教学效果。仿真的前两个步骤可以由教师独自完成，也可让部分学习兴趣浓厚、实践能力强、分析问题独到、数学基础好的学生参与其中，最后一个步骤可以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期间教师要对实验模型和仿真过程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演示，让学生对模型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深入了解，并通过亲自尝试获得对模型及其运行结果的直观认识。当然，学生自己的动手实践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可以在学生能够熟练操控实验模块后，安排其进行相应的练习，比如，通过观察和讨论，对模型的结构以及其中的各个参数进行修改，对仿真结果存在的差异进行修正等。与其他教学模式相比，宏观经济学的仿真教学模式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不但教学内容具体，大大节约了板书和幻灯片的制作时间，还扩大了信息的范围，学生通过参与获得了更多的主观感受等。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 ”（注：bastable，c.f.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 & 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 m.h. outline of public finance.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 m.h.outline of public finance.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21，p4， 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 h. 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 1922，p3.）不过， 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 （注： buchanan， j. m. the public finances：anintroductory textbook.homewood：richard 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 ）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 a.public finance and budget policy. new york：prederick 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financ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inc.，1968，p223. ）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 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 finance： public choices and the public economy.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 c.v. & p.m.jackson.public sector economics.oxford：martin 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 年的《公共财政学： 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 finance：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in a democratic society.little brown & 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 finance.4th 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 b. ）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 “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 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 & j.e. stig-litz.lectures on public economics. new york：mcgraw—hill，1980， pxv & p4. ）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 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 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 m. & e.smolensky， ed：modern public 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 & e.smolensky， ed： modern public finance.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 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 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 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 & 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 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 & 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 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 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 & 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 ）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 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 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关键词：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结构调整；政府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规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经济机制，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实现对国民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与控制，是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目标。除此之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落实国家规划提出的各项具体任务，调整经济结构和调节社会分配，还需要与产业政策相配合，保持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深入持久地做好各项微观规制的基础工作。
一、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
实施宏观经济管理是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其中，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是政府经济管理的两大基本方面。通常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主要是指对国民经济运行总量调控，政府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的调整则属于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微观规制。保持国民经济运行的良好态势，即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需要政府进行宏观总量调控。宏观总量调控又称价值调控或信贷调控，是对社会总供给价值层面的调控，是通过控制货币总量而实现的对国民经济运行的调控，其对宏观总量的调节是要达到对宏观供给总量控制的直接目的，并以此间接约束社会总需求。宏观总量调控的具体控制力表现在对货币发行总量、信贷供给总量、证券市场规模等方面价值总量的控制上及对银行储蓄和贷款的利率、银行法定准备金率的直接变动。宏观总量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表现，是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重要方面。政府拥有宏观总量调控的职责，却并不需要天天运作这种对宏观经济干预的职能。只有在国民经济运行态势偏离正常状态和秩序时，即社会总供求出现明显失衡时，才需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必要的价值调控。宏观总量调控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是由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证实的。根据新古典理论，包括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政府的宏观经济职责只在于维持市场秩序，让市场的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由市场利率和价格的升跌来调节投资、消费、信贷等等，政府不应为减少周期波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等目的而对市场的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进行直接干预。尽管至今在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中，还有不少人传承新古典理论，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宏观调控，但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排斥政府作用，反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声音早已销声匿迹。
需要明确的是，宏观总量调控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而宏观总量调控的有效性是有局限的。这就是说，在政府发挥宏观经济管理作用中，总量调控的作用是显著的、必要的，但却不能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不能取代政府其他方面的宏观经济管理作用。就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两大基本面来说，总量调控只能解决总量问题，即解决经济的过热或过冷问题，解决投资总规模的过大或过小问题，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已经或可能偏离基本运行轨道的问题，等等，不能用于解决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因此，不能将经济结构调整混同于宏观总量调控，不能期望通过总量调控改变国民经济结构，总量调控肯定影响经济结构调整，但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区别于宏观总量调控，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可用总量调控替代且不同于总量调控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内容。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包括物质生产，也包括劳务生产。两大部类的平衡包括国民经济运行中所有产业供给与市场需求间的结构平衡。这种结构平衡不仅是在价值层面上探讨总量平衡关系，而是对实际生产能力的结构的适当要求，并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范围内要实现结构平衡。这其中，所有的供求结构平衡都源自生活消费品的供求结构平衡要求。正是从满足生活消费的需求出发，才产生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构平衡要求。这就是说，为实现生活消费品的供求结构平衡，其他所有方面的产品供求结构都只是一种逻辑对应关系，即都是在生活消费品生产适当的基础上一层接一层展开的生产消费品的生产供给与市场需求间的结构对称要求。由于生产生活消费品是生产的最终目的，生活消费品的供求结构平衡是社会最基础的供求结构平衡，所以，在调整社会生活消费品需求方面，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结构平衡的影响最为基础和最有连锁反应效力。
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应从满足社会生活消费品需求出发，不断地对国民经济的结构进行调整。这种结构调整与总量调控有别，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微观规制的重要方面。
二、微观规制的基本特征
对国民经济进行结构调整属于微观规制。微观规制包含调整结构，却不只是表现在结构调整方面，还有更多内容。但表现在国民经济运行多层面上发挥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作用，微观规制不同于宏观总量调控的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长期性
宏观总量调控基本上是短期性的，而进行结构调整的微观规制具有长期性特征。在实际工作中，不论政府的微观规制表现在国民经济运行的哪个层面，都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必须长抓不懈的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树成指出：“节能减排，以及把住土地闸门等，本属于政府的微观规制职能。我们常说把住两个闸门：一个是信贷闸门，一个是土地闸门。信贷闸门属政府的宏观调控问题，而土地闸门属政府的微观规制问题。但由于政府的微观规制是‘政府’的职能，很多人就将其视为‘宏观’问题而归入宏观调控职能中。这样一来，不利于节能减排和把住土地闸门的贯彻执行。因为宏观调控是针对经济运行的短期波动和变化而采取的措施，根据经济形势的‘冷热’变化，其方向和力度可以时松时紧。但节能减排和把住土地闸门等这些属于微观规制方面的长期任务，却不能时松时紧，而必须‘长’抓不懈。现在，一些地方由于抓紧了节能减排和土地利用等审批工作，因此经常有人问，什么时候宏观调控可以转松。其意思是，什么时候节能减排的审批门槛和土地闸门可以放松。所以，要把节能减排和把住土地闸门等这些政府的微观规制从宏观调控中剥离出来，以利于‘长’抓不懈，下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针对性
宏观总量调控对微观经济实体的影响具有普遍性或共同性，而不具有局部的针对性；而微观规制在国民经济运行各层面的作用都具有约束被规制者的针对性，即其作用不是泛泛地铺天盖地，而是针对具体的局部解决具体的规制问题。如，结构调整要解决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就要有针对性地对钢铁产业进行有效规制，做出具体的减少产能的安排并落到实处，直至达到调整目的。
(三)绩效性
宏观总量调控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具有时效性，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宏观总量调控必须极为迅速地随之变化，而在此之前的调控即失去时效，不再有延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微观规制是长期性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内容，因此，微观规制具有政府实际工作成果的绩效性，是长期的工作积累，与宏观总量调控的时效性有所不同。如，政府对土地资源的微观规制，是长年不断的工作内容，而控制好土地资源，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工作的重要绩效。
(四)法制性
宏观总量调控是对国民经济运行做出的价值调控，虽然是依法实施的经济调控，但这种调控并不体现具体的法律规制，而更多的是经济政策层面上的直接反映。因此，准确地讲，宏观总量调控表现出很强的政策性，是国家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走势的集中体现。但对微观规制来说，不论是哪一方面的工作，都要依据具体的法律法规条款办事，不可能脱离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微观经济实体进行规制，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与宏观总量调控具有的政策性表现不同，微观规制具有鲜明的法制性，表现为任何规制都要严格地按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如，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于是，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作为具体承办的政府部门就要依法接受有关经营者集中的申报，严格制止未经申报的经营者集中。
(五)基础性
宏观总量调控治标不治本，因此，具有时效性和热点性，而不能在对国民经济的调控中直接触及和解决运行基础的建设问题。凡进行宏观总量调控，都必定要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成为一段时间内的经济热点问题。但与宏观总量调控的治标不治本不同，政府承担的各方面的微观规制任务，都是既治标也治本，而且重在治本。所以，严格的说，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实施微观规制是为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各方面的基础问题，具有基础性特征。如，政府对电力业务许可证的颁发，就是一种基础性的规制电力行业经营与发展的宏观管理手段，可以通过这一手段的运用达到有效约束电力行业的发电企业、输电企业和供电企业的生产规模、技术进步、网点分布等直接的规制目的。
三、微观规制的多层面表现
政府微观规制负责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多层面进行调整。其职责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赋予，是国家法律的规定，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落实。
(一)调整经济结构
保持经济结构平衡是保持国民经济运行良好态势的基本面。微观规制的长期任务之一就是保持经济结构平衡，因此，政府微观规制的工作重点就是要不断地根据经济运行的情况变化调整经济结构，基本实现国民经济运行中经济结构的动态平衡。通过具体的协调工作，运用适当的产业政策，政府调整经济结构微观规制的成效表现为：一方面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保持市场供求结构的基本平衡。
(二)配置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除土地资源外，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还有：石油、煤炭、矿山、河流、风力、海洋、森林、野生动物，等等。耕地是最宝贵的土地资源，保护耕地是全国人民的神圣使命。按照宪法的规定，农村耕地是农民集体的生产资料，归农民集体支配。但各级政府对农村耕地的保护是义不容辞的，必须落实到实处。无论何时何地，保护耕地都是政府微观规制的重要任务，是政府经济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而城市土地及其他非农民集体所属土地由各级政府负责支配。政府对土地资源的配置是重要的微观规制权力，是政府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和干预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只要政府把好土地使用关，就是做好宏观经济管理中最基础的微观规制工作，就可基本保障国民经济运行在实体经济领域不发生大问题。至于其他自然资源的宏观配置，也是均由政府的各专职部门负责。肩负重任的政府职能部门必须依据国家法律，认真履行微观规制职责，按国家规划妥善配置各类自然资源，以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三)创办政府企业
政府企业亦称公营企业、公共企业、公企业，是政府财政直接投资设立的企业。欧洲共同体在1980年的法规指南中明确地对各个国家都存在的公营企业，即政府企业，界定为：政府当局可以凭借它对企业的所有权、控股权或管理条例，对其施加直接或间接支配性影响的企业，而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创办政府企业可直接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稳定和维护市场秩序，满足居民对某些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所以，政府企业属于规制经济范畴，是政府实施微观规制的重要方面，是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表现。在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例外，都存在由政府企业构成的规制经济，只是各国之间的规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有些差别。目前，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是，中央政府企业的数量相对减少，而地方政府企业的数量相对增多。只要直接为民众服务的责任在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就有责任设立企业以满足社会需求。有关国家安全的生产部门，自然垄断行业及提供重要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产业，应是政府设立企业的主要领域。
(四)实施行政管理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微观规制对国民经济运行的服务还表现在需要实施多方面的必要的行政管理。
1 工商行政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行政管理体现政府部门对微观经济实体进入市场经营的基础服务，为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及其他必须办理的手续。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服务是微观规制，也是对企业资格的确认。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政府要对微观经济实体的各方面服务做到周全而细致。
2 就业资质管理。在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必定要突出表现政府的微观规制作用。这就是政府要对劳动力进行社会保障性质的就业培训，还要对各种就业的资质给予确认。政府的这方面工作亦属于微观规制的内容。这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对劳动力市场给予的规制，是政府引导劳动力市场走向规范的重要举措。
3 行政许可证管理。建立行政许可证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微观规制内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立的行政许可证制度是我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微观规制的重要内容。由中央政府授权的各专门机构实施的各类行政许可证管理对规范市场和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4 反垄断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建立的政府反垄断组织机构，负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反垄断管理。政府的此项工作属于微观规制，是市场走向成熟时产生的微观经济对政府行政管理的特定需求。
5 文化市场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政府对文化市场的行政管理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管理。因此，政府对文化市场的行政管理也属于政府微观规制。在这一领域，政府的管理工作含有十分复杂的规制内容。做好文化市场的规制工作，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6 价格管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要市场化，但还要保留一小部分政府管制价格。依据相关法律，政府对这方面管制价格的行政管理，也属于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微观规制工作。
(五)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的微观规制职能必须体现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工作中。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各地区要切实承担对所辖地区环境质量的责任，实行严格的环保绩效考核、环境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各级政府要将环保投入作为本级财政支出的重点并逐年增加。健全环境监管体制，提高监管能力，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实施排放总量控制、排放许可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行清洁生产审核、环境标识和环境认证制度，严格执行强制淘汰和限期治理制度，建立跨省界河流断面水质考核制度。实行环境质量公告和企业环保信息公开制度，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并监督环保。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建立社会化多元化环保投融资机制，运用经济手段加快污染治理市场化进程。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发展事务，认真履行环境国际公约。
(六)保护知识产权
保护知识产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极其重要的政府微观规制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各级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微观规制工作，十一五规划纲要要求做到：加强公民知识产权意识，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加强计量基础研究，完善国家标准体系，及时淘汰落后标准。优先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发展专利、商标、版权转让与、无形资产评估等知识产权服务。
四、微观规制的放松与改善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微观规制是重要的基础，也是政府工作职责的表现。根据国民经济运行不断变化的情况，政府的微观规制运作也要适应变化的情况及时做出放松规制或改善规制的相应安排。
(一)微观规制的放松
实施微观规制是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对国民经济运行各层面不同程度的强化干预的表现。在国民经济运行较为顺畅的时期，政府微观规制的干预范围可以有所收缩，干预强度可以有所减弱，这就是所谓的微观规制的放松。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投资设立2000多家政府企业，专门生产军火和其他军用物资，待战争结束后，这些企业全部被政府卖掉，这就是微观规制放松的典型实例。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根据发展的需要，如果将一项原先政府严格规制的项目降低控制强度，那就是单一项目的微观规制的放松。如，在我国改革后，起初是政府管制全部旅游景区的门票价格，而现在只是对少数著名旅游景区的门票价格进行管制，这就是比较明显的政府微观规制的放松。
摘要：宏观经济学探讨的是国民经济总体的运行规律，主要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宏观经济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学习宏观经济学有利于从整体角度把握社会发展状况，从经济学的层面分析社会发展趋势。本文主要简单的阐述了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内容涉及到宏观经济学的定义、研究内容、发展经历、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等，在此基础上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失业现象。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内容；发展；中国失业现象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一、宏观经济学概述
（一）什么是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是通过研究整个国民经济各种总量的变化，来说明资源利用是如何得以优化的经济学理论。由于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就业总水平以及国民总收入等经济总量，因此，宏观经济学又被称之为就业理论、收入理论。
（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广泛。纵观宏观经济学，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计量模型[1]。宏观经济理论主要包括投资理论、货币理论、经济周期理论、消费函数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等等。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工具、经济政策机制、经济政策效用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主要包括各派理论建立的不同的经济模型，主要用于经济理论的验证等。
二、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总体说来，它的产生发展大约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萌芽阶段。凯恩斯之前，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领域，但是部分经济学家也开始涉足宏观经济问题，从经济整体角度来看待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宏观经济学的萌芽阶段，又被称之为宏观经济学的古典学派。第二阶段：形成阶段。宏观经济学的形成与著名的凯恩斯革命是分不开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使古典宏观经济理论陷入了困境，美国失业率在不断上升，同时国民经济总产出在不断下跌，在这一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失业率和总产出不是常量，而是变量。于是，以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积极探索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理论上分析了失业长期存在的原因，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第三阶段：补充拓展阶段。凯恩斯革命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起了宏观经济，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进行了补充和拓展。著名的IS―LM模型、消费投资与货币需求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菲利普斯曲线等都是这一时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成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M.Friedman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现代货币主义。现代货币主义认为，市场机制本身具有一定的恢复能力，主张政府应实行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应执行货币供给原则，保持货币存量的稳定增长。现代货币主义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经济学理论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架构。
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
（一）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有一定的联系的。首先，两者均采用了实证分析法，都属于实证经济学。其次，两者互为补充。宏观经济学是从宏观角度分析国民经济，微观经济学是从微观角度分析国民经济，两者互为补充，共同促进社会资源的最优化。最后，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宏观经济学是在微观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宏观经济学并不是微观经济学的简单加总[2]。
（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别
第一，研究对象不同。微观经济学以家庭、厂商等单个经济单位为主要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则以整个国民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整体角度分析国民经济的运行规律与特点。第二，研究方法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经济，即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则是总量分析，即运用平均量或个量的总和来分析整体经济运行情况。第三，基本假设不同。对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是基于完全理性、充分信息等基本假设，假设“看不见的手”能够自由调节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宏观经济学假设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通过“看得见的手”调整市场机制的缺陷。第四，基本内容不同。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围绕这一中心理论还涉及到生产理论、分配理论、市场理论、产权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等；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具体包括开放经济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等。
四、宏观经济学论中国失业现象
（一）中国失业现象分析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失业理论，失业主要分为三种类型：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不同的失业类型是由不同的原因引起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就业反向恶化是中国失业现象的一大特色。下面就中国失业现象作简要分析：第一，摩擦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主要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造成中国摩擦性失业现象严重的一大原因就是求职者缺乏就业信息，求职者自身条件与工作岗位难以匹配。现阶段中国失业现状是：社会经验不足、技术能力不强的高校毕业生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用人需求；不少职员因各种原因而辞职失业；广大农民工盲目涌入城市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些都造成了摩擦性失业。第二，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主要是指劳动力供需不匹配造成的失业。中国结构性失业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求职者数量质量与人才市场需求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造成有的地区拥有大量工作职位却无人求职，而有的地区则多人争抢同一职位，如东西部地区经济差异性造成东部地区人满为患，西部地区无人问津；二是求职者自身素质较低，专业性人才短缺，一方面大量求职者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企业苦于缺乏技术性人才。第三，周期性失业。周期性失业主要是指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的短期失业，它一般出现在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2008年的经济危机造成中国失业人数增加就属于周期性失业。
（二）中国失业现象的应对措施
第一，多方位防止结构性失业。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打破地域界限，建立空岗报告制度，最大限度的披露空缺岗位，继续完善市、区、街三级就业体系，促进就业人员的流动，全面提升就业者的专业性素质等等都是防止结构性失业的重要措施。第二，提高就业服务水平，防止摩擦性失业。高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现阶段中国各大高校频频扩招，难免会造成人才质量的下降。为了防止结构性失业，必须完善高校教育体制，注重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求职者的专业能力；加大社会职业培训机构的资金投入，大力支持培训机构的人才培养工作；同时，完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培训与职业指导，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素养。第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应对周期性失业。为了应对周期性失业，可以增加政府开支、降低税率、增加货币供给量等。我国要实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深化企业改革，确保经济持续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扶持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大力加强民生工作，解决消费不足问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推行利率市场化等。同时，政府还可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退休工人可以得到养老金，失业者可以得到保险金，子女年幼的母亲、残疾人可以得到补助等[3]。
五、结论
总而言之，宏观经济学是将整个经济活动看做一个整体，通过对经济系统总体行为的分析，研究一国经济的总体趋势的一门经济学科。宏观经济学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学理论的完善而不断发展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宏观经济学将会真正应用于社会实践，促进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
参考文献：
[1]武建奇.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思考[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8（03）
上世纪90 年代，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对美国经济学教育进行了一次全面调研(Siegfried et. al. ，1991)。[1]该调研指出美国经济学项目的改变仅在于对学生数学和技术层面训练的加深，而这些训练却未必能培养学生用经济学方法发现和解释问题的能力。调研认为当时的经济学教育并未达到培养学生获得理性探寻真知的思想习惯的目标。Neilson(2010) 遗憾地指出，[2]尽管距调研已有20 年之久，Siegfried et. al. (1991)所指出的问题并未在美国经济学教育界得到根本的改变。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对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的反思之声日盛，较为有特色的是2009 年10 月成立的新经济思维机构。该机构将经济学教育改革列为重点项目之一，并资助了2013 年的经济学公开课程计划。该项目汇集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学者，共同探讨与改革本科生经济学教育，以期使经济学教育贴近现实，且兼具包容性与复杂性。
反观我国的经济学教育，虽然通过学习西方经济学教育模式，我国经济学教育创新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却少有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教育进行深入反思或关注西方自身的反思与批判( 张世春，2004[3];李俊慧，2012[4])。近几年，我国学者对于经济学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介绍西方经济学教育或对比中外经济学教育(王红(2005)，[5]王淑梅、赵鑫和纪流河(2010)，[6]丁刚和罗暖(2010)，[7]齐晓辉(2011)，[8]张文龙和余锦龙(2011)，[9]高越(2012)，[10]刘汉宾(2013)[11]等);二是基于我国经济学教育现状探讨我国经济学教育本土化或改革( 李冬艳(2011)，[12]程远(2012)，[13]马先标(2012)，[14]姬超和颜玮(2013)[15]等)。其中，较多文章仅为对国外经济学教育正面的概括性介绍，缺乏微观层面的调研或数据支撑，并且，对于经济学本土化的探讨主要涉及使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我国现状进行分析，而非对其理论适用性的探讨。简言之，相对于学习西方教育的思潮，我国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反思与批判之声式微。
由是可见，我国经济学教育界尚缺乏对经济学教育现状的有效评估，以及对国外经济学教育者的反思与批判的有益思索。鉴于评估与思索应建立在对经济学教育现状的了解之上，我们对我国本科经济学专业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进行了调研，以弥补国内此类文献的缺失。具体而言，课程结构包括专业学分安排和课程设置两方面，课程内容主要涉及三类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定性课程。之所以未涉及数学和计量类课程内容的调研，是因为其内容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在调研中，我们力求避免价值判断，以期客观地反映我国经济学专业的教育现状。
因我国高校众多，本调研选择了985 或/和211 大学中的十二所大学，包括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调研专业仅限于经济学专业，其他授予经济学学位的专业不在调研范围之内。从统计意义上看，虽然所选大学相对于全国整体的经济学本科教育样本较少，但通过这些大学可以了解我国经济学教育一般现状，做为评估我国经济学教育的有益起点。调研资料皆来源于各高校近三年的专业培养方案以及相关课程的教学大纲。[20]-[31]
在这十二所高校中，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皆按经济学大类进行招生，学生可在第二学年或第三学年选择经济学作为专业方向。如南京大学的学生可在第一学年末从经济学、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和国际贸易五个专业中填报专业志愿。清华大学仅设置了经济与金融专业，并无单独的经济学专业，因此，我们将选择其专业中的经济学部分作为代表进行调研。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皆设置两个经济学项目，武汉大学设置了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基地班;复旦大学设立了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方向专业;厦门大学设置了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本科国际班。我们对这三所高校所开设的两个项目都进行了考察，因此本调研共涉及15 个经济学项目。
二、课程结构
(一)学分安排
各高校都对学生获得经济学学位设定了最低学分要求。为了便于学分对比，我们将各高校所设置的课程分为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学科大类/专业基础类课程、专业方向性/核心课程、专业与跨专业选修课程和实践类教学五类。表1 列出了各高校对不同类别课程的学分要求。大部分学校将数学类课程列为学科或专业基础课程，有些高校将其设置为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在表1 中，我们用括号注明其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中所包含的数学学分。
十二所高校要求的学位学分均值为155. 5 学分(标准差为14. 2)。对获得学位总学分要求最高的是吉林大学;最低的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除去实践类教学的学分，课堂教学学分的均值为142. 7 学分(标准差为10. 2)。对课堂教学学分要求最高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最低的是厦门大学(经济学国际班)。
各高校对专业必修课程(包括数学课程)和选修课程(包括跨专业选修课程)的学分安排存在较大差异。对专业必修课程学分要求最高的是浙江大学;最低的是武汉大学。对专业选修课程学分要求最高的是武汉大学;最低的是厦门大学(经济学)。必修与选修课程学分要求的差异可反映出不同高校的学生安排自身课程结构的自由程度选修课学分越高，学生自由安排课表的程度就越高。
(二)课程设置
我们主要关注于除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之外的专业课程设置。总体而言，各高校都较重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课程安排，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如:
第一学年:经济学原理(微观、宏观)，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政治经济学;第二学年和第三学年:中级微观，中级宏观，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其它专业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第三学年和第四学年:少量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大部分高校在第一学年或第二学年，也将会计学或/和管理学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程。
不同高校对宏微观课程的设置和时间安排会略有不同。如厦门大学将经济学原理安排为一个学期的课程，其他高校(若开设该课)皆为两个学期的课程。东南大学和复旦大学只开设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并未单独开设原理课程。东南大学将两门课程都安排在第二学年，而复旦大学分别安排在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和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只有浙江大学开设了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
一些高校将线性代数安排在第二学年开设，且各高校对数学程度的要求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吉林大学和武汉大学(经济学)要求C 类数学，其他高校(包括武汉大学基地班) 要求A 类或B 类数学课程;(2)厦门大学(国际班)、复旦大学(数理经济学方向) 和中山大学都开设了数学分析课程;(3) 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和浙江大学八所大学开设了数理经济学课程，其中厦门大学和浙江大学将该课程设置为必修课;(4) 有些高校还开设了其它数学类选修课程，如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数理经济学方向)开设了随机过程、动态优化等课程;南京大学(学术型)开设了应用随机过程、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课程;清华大学开设了实分析课程;武汉大学开设了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和数据统计实践课程。独树一帜的是厦门大学(国际班)，开设了大学物理C 课程，并被列为专业必修课。
除上述课程外，各高校所开设的专业必修与选修课程多有重叠，主要差异体现在课程标签为必修或选修。在专业必修课方面，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开设了12 门;东南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10 门;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开设了8 门;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 开设的最少，为4 门。大部分高校在第四学年仅开设1 门至3 门的专业选修课程。
在双语教学方面，所有高校都不同程度设置了双语课程。此类课程开设最多的是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中山大学的所有专业基础课和部分专业必修课程均采取中英文分班授课;厦门大学(国际班)在介绍中称采用全英文教学经济学本科。
三、课程内容
(一)微观经济学
各高校皆指出微观经济学应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复旦大学在课程介绍中写道:学生通过学习不仅应把握微观经济理论的框架体系，弄清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 . . ，还应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总体而言，各高校所讲授的内容较为一致，并且，在课程内容安排上，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是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延展、深入以及数学程度的加深。如南京大学微观经济学原理课程内容包括消费者行为、需求、厂商与生产理论、成本、完全竞争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完全垄断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寡头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决定;工资、地租、利息、利润和外部效应与公共产品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包括最优化的数学表达;经典的需求和生产理论;不确定下选择;一般均衡与福利分析;不完全竞争模型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外部性与公共用品。
就教材而言，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和参考教材包括六本:曼昆的《经济学基础》;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哈尔R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和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其中，曼昆的《经济学基础》通常作为经济学原理课程教材。各高校教材的使用也有所交叉，如南京大学将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作为微观经济学原理的参考教材，而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将其分别作为中级微观经济学的参考教材和使用教材。
此外，有些高校也会使用其课程负责人或主讲教师所编写的教材，如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课程分别采用刘东、梁东黎和史先诚编写的《微观经济学教程》和李建琴、史晋川编写的《微观经济学教程》。
只有浙江大学在第三学年开设了高级微观经济学课程。所有高校皆在第二、三和四学年开设有关微观经济学某一领域及其应用的必修或选修课程。比较普遍的课程包括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信息经济学、劳动力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此外，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法经济学课程。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开设了有关行为和实验经济学课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吉林大学开设了卫生经济学。比较特别的课程是山东大学的品牌经济学，吉林大学的创业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和非赢利性组织机构经济学，以及复旦大学的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
(二)宏观经济学
各高校对宏观经济学原理的课程教学安排较为一致。中国政法大学和浙江大学在宏观经济学原理课程中加入了经济学流派的介绍。相对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思想更具有多元性。如清华大学在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介绍中写道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中最具有争议，最为紊乱，但也是最具有兴奋点的学科。. . . . . 在不同答案的背后，则是不同框架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因此，中级宏观经济学一方面与微观经济学课程相同，是原理课程的延展、深入以及数学程度的加深，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不同高校对不同宏观经济思潮的侧重。总体而言，大部分高校都偏重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但比重安排略有不同，而浙江大学则主要侧重于新古典经济学思想和数理模型的训练。
此外，宏观经济学更注重政策分析。吉林大学和复旦大学都指出经济学教育应立足于我国国情，不应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如复旦大学写道:尽管宏观经济学已具有很多自然科学的特征，但它归根结底是一门社会科学。各国的经济运行千差万别，. . . ，因而简单地照搬西方教科书是远远不够的。南京大学也强调了在课程中应加强对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理解，能够使学生建立初步顶天立地的研究思维，并在课程中加入了中国转型经济专题以及结合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的案例分析。山东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也开设了有关当代中国经济的课程或研讨课。
就教材而言，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和参考教材包括七本:曼昆的《经济学基础》;曼昆的《宏观经济学》;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多恩布什的《宏观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布兰查德的《宏观经济学》;和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其中，曼昆的《经济学基础》通常作为宏观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教材。
相异于微观经济学，更多的高校采用课程负责人或主讲教师所编写的教材，如，复旦大学使用袁志刚、欧阳明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浙江大学分别使用叶航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教程》和何樟勇、宋铮编写的《中级宏观经济学》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原理和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材;南京大学采用了梁东黎编写的《宏观经济学》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原理的教材。
与微观经济学教学安排相同，除了浙江大学在第三学年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外，其他高校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学年皆开设有关宏观经济学某一领域及其应用的必修或选修课程。较为普遍的课程包括发展经济学，财政学，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区域经济学等课程。一些高校也开设了研讨类课程，如厦门大学(经济学)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专题和中国政法大学的中国现行经济政策与理论探讨课。
(三)史学类及其它定性类课程
首先，各高校对史学类课程(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以及名著导读类课程) 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对史学类必修课程要求最高的是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皆开设了四门必修课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未开设史学类必修课程。另外，大部分高校都开设了二门至三门的选修课程。中山大学开设的史学类课程最少，只有一门经济史的限选课程。
从内容上看，除了《资本论》导读明确指明所授内容外，各高校对于其他课程的内容安排存在较大差异，其原因在于课程内容和教材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主讲教师。以中国经济史为例，中国政法大学所讲授内容的时间跨度为自秦汉到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则将课程的重点放于近代。
在史学类课程中，复旦大学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和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较具特色。复旦大学的课程主要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角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进行阐述和解读，并且在课程中加入了我国古典思想对重农学派和斯密经济思想影响的探讨，将无为和道法自然的思想与西方自由放任的思想相联。北京大学的课程主要探讨夏商周以来中国人对于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欲望无限性的永恒矛盾及其解决方法，包括先秦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商鞅、韩非子以及商家学派等经济思想，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明清经济思想。
在其它定性类课程方面，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经济学) 和中山大学皆开设了经济法课程，其中厦门大学(经济学)将该课程设定为必修课程。武汉大学(经济学)开设了社会学、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的选修课程。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经济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经济学方法论的选修课程。所有高校皆未开设经济哲学课程。
从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对不同项目的课程安排可以看出，定量课程要求的提高会伴随着定性类课程的缩减与淡化。该趋势在西方经济学教育中也有所体现。
四、结论
本文调研了我国十二所高校15 个经济学项目的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的基本情况，通过对比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首先，各学校对学生获得学位的最低学分要求存在差异。获得本科学位总学分要求的均值为155. 5，课堂教学学分(除去实践类教学)要求的均值为142. 7。对课堂教学学分要求最高的是中国政法大学，为157学分;最低的是厦门大学(国际班)，为125 学分。总体而言，各高校对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摘要：本文在对高等学校经济学教学一般情况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主要高校经管类专业经济学课程实施情况进行调研分析，并对重庆大学经管类专业经济学课程给予重点研究，提出经济学课程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方面的改进建议。
关键词：经济学教学；经管类专业；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8-0139-02
一、高等学校经济学教学的一般情况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将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统称为西方经济学。在国际上，西方经济学这一说法其实并不存在。经济学是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基础性课程，一般在本科低年级开设，旨在培养学生对经济学整体结构和基本理论的认识，并通过学习理论知识，对基本经济现象有比较透彻的理解。此外，经济学也是进一步学习经济管理类其他专业课的基础。
经济学是研究有限资源如何实现优化配置的学科，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主要分析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代西方经济社会的市场机制运行及其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提出微观经济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亦称市场经济学或价格理论。宏观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和说明国民收入、就业水平、价格水平等经济总量是如何决定、波动的，故又被称为总量分析或总量经济学。在方法上，经济学提供给学生大量的概念和理论模型，通过大量的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及经济学特有的概念去理解整个经济学原理；在学科特点上，既具有自然科学逻辑的严密性，又具有社会科学思维的开放性。
按照难度，经济学主要课程分为初级经济学、中级经济学和高级经济学。初级经济学是基本的入门性质课程，一般叫作“经济学”或“经济学原理”，或者把这门课分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从内容上说，一般以原理为主，主要介绍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初步形成经济学的框架，很少有模型研究和数理分析。中级经济学是在此基础上，内容有所拓宽，探讨的程度更加深入，无论知识的广度与难度都有所加深，更多地使用了数学推导，在分析问题时会借助数学工具，运用数学模型，对数学知识的要求更高。此外，中级经济学的内容更加广泛，难度更加深入，着重剖析经济理论本质，并不局限于简单的介绍。高级宏观经济学与中级宏观经济学中涉及的经济问题的范围差别并不大，但与中级宏观经济学相比，它研究问题的深度和难度都有所增加。虽然高级课程所涉及的大部分问题，在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中有所涉猎，但两者的差异主要在于研究问题的深度和使用的工具方法不同。在高级经济学中，模型中的函数从显函数转换到隐函数，模型分析的过程从比较静态转换到转移动态，模型分析的对象从确定性现象转换到随机性现象，模型运算工具从简单计算工具转换到专门计量经济学工具，模型分析方法从静态最优转换到动态最优等。本科经济学课程中，一般不涉及高级经济学层次。
在国际上，本科阶段首先开设《经济学原理》（初级经济学难度），让学生接受基本的经济学概念、理念与框架，然后开设《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级经济学难度），提升经济学的思维逻辑、数理难度和研究方法。
目前，、教育部大力在高校推进马工程项目。经济学属于、教育部力推的马工程项目的一个重点课程，在课程内容和建设上也要遵循马工程总体思想，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
二、我国主要高校经管类专业经济学课程实施情况
改革开放之后，各大高校普遍开设经济学课程，并成为经管类专业的平台专业基础课和非经管类专业的通识课程（或素质教育类课程）。
笔者对我国主要高校经管类专业经济学课程开设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高校，调查发现：
1.我国主要高校对经济学课程教学十分重视，课程学时数、学分数设置较高。
2.一半以上高校（16/27）会按照国际惯例将经济学课程划分为初级经济学和中级经济学循序开设。浙江大学甚至开设了高级经济学，吉林大学除开设经济学原理、中级微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济学外，还开设了对应课程的双语课程。
3.学时总数最高的为吉林大学，合计384个学时；学时总数最低的为山东大学、中南大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分别48个学时，合计96个学时。所统计的我国主要高校经管类专业中，经济学平均学时为166个。由于各学校学分对应学时数不一致，不好简单地做学分比较。
4.在教学方法上，各高校基本以理论教学为主，之后提升学生的参与度，通过课堂互动、课外阅读、现实经济专题研讨等形式，增强学生对经济学理念和方法的理解水平。
三、重庆大学经管类专业经济学课程的设计
重庆大学经管学院一直非常重视经济学的教学。经济学是学院学科大类平台课程，按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类开设，教学难度接近中级经济学水平。在历年的培养方案中，经济学学时最高，微观经济学为72个学时，宏观经济学为56个学时。此后，由于学校整体调整毕业学分，各类课程的学分、学时均有所调整。课程学时数中，微观经济学为64个，宏观经济学为48个，合计112个。
除经管学院外，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也将经济学设立为各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微观经济学占56个学时、，3.5个学分；宏观经济学占48个学时，3个学分。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各专业的经济学课程设置不同，未作为平台课程。其中，工程造价专业开设经济学，学时为56个；财务管理专业开设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48个学时）、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36个学时），共计84个学时。
重庆大学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建设与房地产管理相关专业的经济学学时数相对全国水平均较低。但因毕业学分数的限制，要想进一步增加经济学的总体学时较为困难，只能在有限学时中通过课程教学设计，最大限度地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通过全国比较研究，我们将重庆大学经管类经济学平台课程微观经济学继续设置为64个学时，宏观经济学调整为56个学时。
四、经管类专业经济学教学手段与方法的改进建议
经济学属于基础理论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同时又和现实经济息息相关。经济学一般在低年级开设，对刚从高中学习模式进入大学的学生来说，一方面现实生活和经济感受相当匮乏，另一方面习惯于高中的被动学习和纯数理化的思维方式，对经济学的学习，在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上，有相当程度的转变难度。@使得经济学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评价方法，必须与课程特点、学生特点密切结合，最大限度地达到课程目标。
密切结合经济学科的自身特点和低年级学生的学习特点，在教学手段与方法上，要尽可能地利用多种资源，如网络平台、师生互动、课程网络资源延展、案例与实例、实际经济运行状态等，增加学生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增强他们对经济理论的现实基础理解与感性认识，加强学生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在教学方法上，通过课堂即时案例分析、小组案例研究、小课题研究等，提升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对知识理解掌握的主动性，建立经济学思维范式，形成初步的经济学研究能力。在课程考核中，重视过程学习，增加作业、小课题、小论文研究在成绩评定中的权重，逐步减少一卷定成绩的考评方式。
那么，原因何在？
这个问题让笔者想起了法国名导演欧容的电影《花瓶（Potiche）》，这部2010年上映却颇有复古范的影片讲述了一对夫妻管理家族制伞工厂的故事，看似专业的丈夫作为总经理与工会闹得水火不容，企业每况愈下，而被视作花瓶的妻子接手总经理工作后，却把企业经营得井井有条。夫妻二人的成败，关键在于处理博弈能力的差异，无法理顺宏观、微观的博弈关系，看上去很美的经营策略也仅是纸上谈兵。
再看中国经济，宏观调控之下，实体经济尚未扭转颓势，一方面和经济环境的复杂严峻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则与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颇有关联。实际上，作为宏观调控的理论源泉，传统凯恩斯主义在学术上的最大缺憾正在于就宏观论宏观，而近几十年来经济学领域的诸多努力也集中于为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构建微观基础。但在笔者看来，宏观调控理论上的微观基础虽在不断夯实，但现实中的微观基础却并不牢固。很多市场人士在分析宏观调控时往往聚焦于整体性影响，而并未关注到微观主体的应对及其带来的反作用。
笔者最近两年在地方上工作，这一段经历让笔者对宏观微观博弈有了切身体会。笔者以为，宏观调控未能快速改变当前中国经济的失速态势，易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五种宏观微观之间的博弈，让宏观政策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
其一，宏观微观之间存在“囚徒博弈”。
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可谓家喻户晓，囚徒困境的核心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这种情况也体现于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过程中。一些宏观政策出台的目标是符合集体理性的，但微观个体却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来调整个体行为，调整后的个体行为却未必符合宏观政策本意。
例如，2012年以来，监管部门花大力气整顿银行业不规范经营，其目的是规范行业行为，还利于民，减小融资成本，助推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虽说政策业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从微观层次看，整顿不规范经营、不对称降息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在加大银行业竞争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大型企业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源是有限的，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部分金融机构被迫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对大型企业的业务维护上，中小企业得到的金融服务反而受到了挤占。
其二，宏观微观之间存在“吃饭博弈”。所谓吃饭博弈，很直白的解释就是，宏观调控再怎么阳春白雪，微观个体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是需要吃饭的。宏观看，中国经济长期吃饭靠转型，唯有转型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但微观看，地方经济短期吃饭难转型，为转型而转型很容易滋生形象工程或风险隐患。微观中国，很多城市、县域存在产业集聚、经济结构单一的特征。如果恰巧这个单一的行业属于粗放增长的行业，属于转型压降的对象，那么地方政府作为一方水土的衣食父母，将很难真正去做实转型。特别是在当前地方政府业绩评价体系下，以短期“自发降速”换取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空间的现实激励作用并不大。
而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微观企业，一旦为转型而转型，往往会盲目追求多元化，将眼光投入到房地产、民间金融等面子足、见效快的时髦领域，而这种超出其自身风险控制能力的“多元化”可能会成为酝酿隐患的温床，甚至会对企业的主业或地方支柱产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其三，宏观微观之间存在“弹簧博弈”。这种博弈就像压弹簧，此消彼长，不进则退，只有宏观调控不断施力，政策效果才会持续显现，若宏观调控不再施力，政策效果就不会继续叠加，而一旦宏观调控有所减弱，往往会出现有违政策初衷的逆向反弹。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始终具有做大GDP、增加财政收入、提升地方品牌等多重诱惑，只要宏观层面对楼市调控稍有放松，甚至不需放松，只要有些许“不强调”的迹象，微观层面就有捂热楼市的冲动。
其四，宏观微观之间存在“边缘博弈”。宏观调控画了一个圈，而部分微观实体包括地方政府和微观企业，往往行走在宏观政策的边缘，或是在不断试探宏观调控的边缘区域，这种行为往往会带来诸多风险。例如，2011年中国民间融资市场经历了一波非理性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流动性紧张状态下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与民间融资市场政策监管的边界不清晰有关。宏观层面鼓励民间金融力量的稳健培育，但由于规范性的民间金融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民间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政策还在不断完善过程之中，而这种初始阶段的监控薄弱，则为民间融资市场创造了行走于边缘的条件，表现为机构超速扩张和业务高杠杆运作。这种边缘博弈带来的非理性繁荣的风险，业已在当前逐步显现，并还将不断释放。
其五，宏观微观之间存在“专业博弈”。宏观层面凝聚着专业思维，充斥着专业人士；微观层面则缺乏足够的专业资源。这种“专业屏障”往往成为信息不对称下博弈均衡走向集体利益受损的重要壁垒。
实际上，这种专业博弈发展到极致，甚至会引致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本质上也是专业博弈的结果，前者是金融机构利用专业优势过度开发房产业务、金融衍生品诱发的危机，后者则是政府部门利用专业优势过度透支社会财力诱发的危机。
总之，宏观微观之间的五种博弈，让中国宏观调控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进而使其效果显得有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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