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建设项目选址；论证报告；选址导则；选址分析。
中图分类号：F287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在报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前，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办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和自治区确定的重大建设项目，确需在城市、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外进行选址的，应当由城乡规划编制单位编制建设项目选址论证报告”[2]，并出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项目规划选址论证报告编制导则》[3]（以下简称《导则》）。
在新疆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援疆建设过程中，由于建设项目建设周期短，且大多数建设项目是关乎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规划选址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新疆经济的可持续及稳定发展。因此，要求选址论证报告的编制在速度与质量上须做到并重，本文将依据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以“新疆华电伊犁火电厂一期(2×660MW)工程”为例对报告编制中需要重点注意的一些技术要求进行分析，以帮助选址论证报告的编制者更加清晰的认识报告编制本质，从而使选址报告的编制更加的科学、规范、合理。
二、技术思路
1、建设项目的分类
根据新近实施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将建设用地基本分为类：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4]。
在选址论证过程中，不同建设项目对应于不同类别的用地，所对应的建设条件和要求也不相同；而且对各大类用地分类中进一步细分，各小类也会存在不同的主要分析点，例如工业用地中的水泥厂与火电厂，由于二者工艺流程、所需原料、产生的污染物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所以在分析论述中各自的重点也不同。
2、技术思路
在开展项目选址工作前，需要先对整个工作流程有个清晰的认识，确认工作框架，再按照框架进行有针对性的工作：明确核发选址意见书程序、收集资料、确立报告框架、编写报告、分析重点要素、绘制分析图。
其中，重点说明资料收集、报告框架确立和重点分析内容，这几点决定了选址论证的准确性、合理性、规范性。
1）有针对性的收集资料
需要对项目性质进行定位，明确项目包含的重要工艺流程，确定对项目选址有较大影响的要素，有目的的进行资料收集。
2）确立报告框架
由于没有适用全国范围的选址论证报告编制导则，因此，各地在编制项目选址论证报告时须符合项目所在省（自治区）的选址论证报告编制导则，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建设项目须符合《导则》，报告内容需涵盖导则中确立的基本框架与主要内容。框架要基本包括项目概况、编制依据与原则、项目选址方案（包括方案比选、用地需求比较）、项目与城乡规划的符合性分析、相关影响分析（包括工程适应性分析、基础设施条件分析、交通条件分析、特殊影响分析、环境影响分析、社会影响分析、历史文化影响分析、经济效益分析）、结论与建议和相关附图。
3）明确分析重点
在报告编制的基本框架下，建立系统分析的思维，整体上从项目建设条件分析、规划符合性分析、选址合理性分析、选址方案比选、建设效应分析等方面论证；理清论述内容的主次脉络尤为重要，各项目选址论证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建设项目的依据（相关批文）、与城乡规划符合性关系[5]、选址方案内外部条件研究（配套设施分析等，见表1）和对城镇发展的影响度分析（特别是很多工业项目建设地点周边会存在村落、城镇，应尽量避开，可考虑周边村镇适当增建一些服务设施，既可服务于当地村民，也可承担企业的后勤服务职能，避免大拆大建对周边村落原始空间形态、生活习俗的影响和对社会资源的浪费，符合各方利益，也符合《马丘比丘》关于功能符合的概念，“规划、建筑和设计，在今天不应把城市当做一些列的组成部分拼合在一起考虑，而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使周边居民分享城镇化过程带来的土地级差变化的收益，从而兼顾了企业发展和当地居民的利益。[6]）
表1项目设施配套分析内容
4）确立图纸内容
在根据《导则》内容，基本包含选址位置图、用地蓝线图、拟选用地综合分析图、城市（镇、乡）总体规划图等，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总体规划中的空间管制规划图，其对项目拟选位置的区域管控有着明确要求，直接决定了项目选址的可行性。
三、建设项目选址论证报告技术分析――以新疆华电伊犁火电厂一期(2×660MW)工程规划选址论证报告为例
1、项目概况
本项目初步拟选两处厂址，均位于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行政区中部，北距察布查尔县城约16km,南侧紧邻伊南煤田，储煤量大，北侧约2.5km是引自伊犁河的南岸大渠，南岸大渠以北有大稻渠东西向流过，两厂址西侧是南北向的团结公里，东侧是南北向的伊昭公路，对外交通便利，整体地势为南高北低。
图1 电厂区位示意
2、资料收集
在进行现场踏勘及资料收集前，首先要明确此项目的性质属于火电厂，且电厂依托伊南煤田运营，项目用地构成包括电厂厂区、灰渣场、输煤皮带用地、厂外道路和厂外管线等用地，同时，火电厂在运营中需较大水量进行机组冷却，在踏勘时应对以上内容进行重点了解，同时对上文中提到的常规资料进行收集。
3、框架编排及资料分析
建议报告的框架编排与资料分析同步进行，在分析过程中会发现有别于其他类型项目的特殊分析点。
本项目框架初步定为项目概况、编制依据与原则、项目选址方案、项目与城乡规划的符合性分析、相关影响分析、结论与建议，共六大章节。
4、报告编写
在报告编写中应充分依据现场踏勘及调研中收集到的资料，明确选址论证报告编制的核心目的是为了给予建设项目选址的合理、可行的建议，避免后续建设运营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事故，因此，在报告编写中应对项目条件分析、城乡规划符合性分析、选址合理性分析、选址方案的比选等几点进行重点论述，选址比选的前提条件需要符合城乡规划，选址适宜建设须有项目条件及选址合理性的支撑，多个选址的最优就需要选址比选进行决定。
5、重点内容分析
1）项目条件分析
首先对项目两处拟选厂址所在地的地形地貌、周边情况、项目用地需求、与灰渣场、输煤带及取水口的布局联系等内容进行简单说明。
2）城乡规划符合性
主要分析项目所在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体系规划中的职能定位、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总体规划中对于项目空间管制规划符合性、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符合性分析，经过分析本项目的性质符合以上规划要求。
3）选址合理性分析
对项目的合理性进行进一步分析，主要从项目建设详细的工程适宜性情况（工程地质、水文气象[7]、地质灾害、地震设防烈度、岩土类型、地基承载力、地下水埋深、地下水腐蚀性、防排洪、矿产压覆、文物压覆）、详细的设施配套情况、社会、经济、环境影响分析等内容进行着重说明。
本项目厂址一用地地形平坦，厂址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冲沟南北向流过，需在厂址南侧修建防洪沟对可能发生的洪水进行截流，厂址距离地震断裂带的距离大于20公里，无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条件，厂址区域内无矿产、文物压覆，厂址北侧已有沥青道路与外部公路相连，对外交通便利，取水方面首先考虑中水及矿井疏干水，但现阶段由于厂址离城区有一定距离，且城区无正规的污水处理厂，南侧伊南煤田目前正进行试开采，其疏干水目前尚无法满足电厂生产要求，地表水方面可选择大稻渠及南岸大渠，但南岸大渠主要为农业灌溉服务，水量有限，不宜作为工业水源，所以前期以厂区北侧的大稻渠为取水来源地，后期考虑中水及矿井疏干水作为生产用水；电厂经过相关的处理措施，能够符合环保要求，对周边城镇影响较小；项目建设能够带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经济、社会发展。
拟选厂址二位于厂址一西侧5km左右，在工程地质条件、文物、矿产压覆情况及地质稳定性等建设条件方面均与厂址一类似，仅在输水管线长度、输煤皮带长度、运灰道路长度等方面不同。
4）选址比选
选址多方案比选主要从地理位置、地形、地质、地下矿藏压覆、地震、地质稳定性、防排洪、交通运输、管线排布长度、经济性等方面进行对比，择优选择，这里的比选应采取表格的方式进行表现。
本项目两个厂址在技术和经济上均是可行的，其中：拟选厂址一紧邻伊犁二号矿井，电厂后期燃煤距离近，厂外带式输送机长度短、初投资及运行经济性好，厂外补给水管线相对较短；拟选厂址二相对伊犁二号矿井较远，厂外带式输送机长度较长、初投资较高、运行经济性相对较低，厂外补给水管线相对较长。综合各厂址方案技术经济比较，推荐采用较优的拟选厂址一。
5）结论及建议
项目经过采取两个拟选址比较的方法，择优选择拟选厂址一，从各方面的详尽分析得出，拟选厂址一是经济、合理、可行的，在项目建设时应严格按照各标准要求进行建设，尽快完善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建议将本项目纳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总体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便规划工作的实施。
四、新疆与内地省区项目选址的差异性
由于各地环境、政策等方面确实存在差异，因此，各地的选址论证报告编制中考虑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差异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内地省区编制项目选址报告的差异主要有如下几点：
1、政策环境方面，四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及援疆工作的展开，使得目前新疆基础设施项目集中建设，项目量多，多数项目对于新疆各地州来说都是以前少有的大型工程，当地为了抓住机遇、提升经济水平，均进行项目“三同时”建设，这从一定程度上要求项目的建设、选址报告的编制速度及质量须快且好。
2、产业发展方向上，新疆的工业化目前仍处在初期阶段，大多工业项目以能源资源型产业为主。因此，众多大型建设项目基本以基础性建设及重工业项目为主，相对内地来说项目类型比较单一。
3、由于地域原因，新疆的气候与内地有着较大的差别，新疆大多数地区有着甚至长达半年的冬季，气候条件较内地恶劣，选址需要对这方面要素的关注也较多，例如降雪、冰雹等气候条件对于项目的影响较大，在选址时要充分考虑不利气候及地质作用影响。
4、文化构成上，由于新疆的民族构成较为复杂，几十个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各民族都有一定的生活习俗和禁忌，选址的合理性一定程度上关乎了地方的稳定，这就要求建设项目在选址时要考虑历史文化方面的因素。
五、结论与建议
1、结论
本文主要针对目前在新疆各地大力发展大型项目建设的背景下，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对自然环境、社会效益、民众生活环境都能够有所保障，真正的做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能够更加合理、科学的对厂址进行选择，而提出了一套能够快速掌握构架报告内容的方法。
在科学、规范的编制方法下，综合、灵活的运用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不仅能够编制出合理的选址论证报告，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稳定提供前提条件，从根本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构建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2、建议
1）编制选址论证报告前须对报告编制乃至审批流程有系统的概念。
2）熟悉各项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部门性文件，才能在编制过程中做到灵活运用。
3）因建设项目种类繁多，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上文中提到的类别，需对基于八类项目进行细分的各建设项目的性质有明确的认识，积累不同类型项目需考虑的不同侧重点，以帮助报告的编制更加合理、科学。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办法（2010年6月1日起实施）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项目规划选址论证报告编制导则》.
[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5]袁旭东,周潮,刘科伟,胡顺侠.建设项目选址的规划论证[J].城市问题.2007
[6]胡功臣,徐敏.工业项目的选址和土地利用[J].工程建设与设计.2013
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指示精神，为了加强抢救“活资料”工作，省委党史研究室于2010年初成立了口述史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开始省级党政领导口述史访谈工作。共抽调有关处(室)十多位同志组成了四个口述史访谈小组，分别负责有关老领导的口述史料征集工作。
这项工作得到了有关老领导的大力支持，现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浙江省原省长、国务院特区办原主任葛洪升同志热情支持这项意义重大的地方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多次不辞辛苦地接受访谈，在盛夏酷暑期间认真仔细地审阅文稿，其事感人，精神可嘉。现将葛洪升同志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电力建设情况刊载如下，以飨读者。
一、赴省电力局履新
大约是1977年4月末5月初，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陈伟达同志把我召到杭州花家山宾馆。伟达同志说：“省委决定水利与电力机构分设，成立浙江省电力局，你来担任局长。现在电力建设滞后，成了制约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我要带队去大庆考察学习，待我回来后，我们研究一次电的问题，你可以先考虑提个意见。”
不知什么原因，这次谈话后，差不多两个来月再也没有人对我说起有关水电机构分设的事。伟达同志回来后也再未找过我。我仍在半山电厂扩建指挥部，继续抓两台5万千瓦机组的建设。
1977年7月末，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的同志打电话到半山电厂扩建指挥部，电话通知我，省电力局的班子马上就要公布，省委不再找你谈了，收到省委的文件后，你直接去履职好了。这位同志还告诉我，你那“日”加“升”的“升”字，简化字里已没有这个字了，公布的文件中使用的是没有“日”的“升”，问我有没有意见，我说没问题。从此之后，我的姓名最后一个字就一直使用现在的“升”。
8月中旬，收到了省委关于水电机构分设的文件和省电力局领导班子的任命。我按省委组织部的电话通知，自己主动上门到了水利电力厅，先找沈石如同志(厅长、党组书记)和石青同志(副厅长、电业管理局局长)，与他们商量怎样执行省委文件的问题。沈石如同志说，水利和电力的人、财、物从来都是各管各的，既然两家的领导班子省委都已明文公布了，各自管各自的，分开办公就行了，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了。至于办公室的调整，可由两家办公室协商确定。根据沈石如同志的意见，我们三个人商定：一、领导层不再专门开会研究分家的事，水利和电力都按省委通知精神马上分别开展工作。二、召开两个厅局全体干部会，公布省委的文件，两家领导作个表态式讲话。
第二天，我找(原国家水电部财务司副司长，“”前调浙江任水利电力厅副厅长，水电分设后任省电力局党委副书记、第一副局长)、高树槐(水电机构分设后任省电力局党委成员)和蒋佩英(水电机构分设后任省电力局办公室主任)等同志，向他们通报我和沈、石商量的意见。他们都表示赞成。关于办公室调整问题，蒋佩英同志说，水电两家挤在一起，很难调整，建议先维持一下，以后还是设法搬出去自己找办公用房。我们都赞成这个意见。我说，如果没有别的问题。请办公室立即通知王占一(原任浙西供电局党委书记，水电机构分设后任省电力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张国诚(原任新安江电厂总工程师，水电机构分设后任省电力局总工程师)马上到省局报到，开第一次党委会。几天后，新的浙江省电力局就挂牌开张了。
新成立的省电力局，刚开始时在梅花碑与省水利厅一起办公，几个月后搬到“小红楼”(位于南山路、柳浪闻莺对面)办公。这个小楼是从省军区买来的。
1979年，位于省府大楼旁边的省电力局新办公楼建成，省电力局连同总调度室一起搬进这座新的办公楼。这座办公楼早在水利与电力分设之前就决定要建了，筹建班子和施工队伍都已进场。但根据规划，省府大楼附近为省委、省政府办公区域，省政府办公厅要求省电力局办公楼迁到别的地方建设，因此未能开工。为这件事，我专门去找陈伟达同志汇报，陈伟达同志同意省电力局办公楼按原计划实施，不再变动，这项工程才正式动工建设。
水利与电力，从1958年建立浙江省电力工业厅之后的近20年间，几经分设与合并。对于这一次分设，搞电的同志都十分高兴，从基层到局机关，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职工，都热烈拥护省委关于水利与电力分设的决策。大家的情绪很好，工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二、面对电力短缺的困局
新成立的浙江省电力局，面临着非常困难、复杂的局面。第一，揭批和清查“”的任务比较重，派性的干扰比较大；第二，电力局内部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需调整；第三，电力管理体制方面也存在一些矛盾和不协调的地方；第四，最大的困难是电力的供需矛盾非常突出、严重，成为制约浙江发展的关键、经济生活中矛盾的焦点。期间，大多数企业停工、停产，唯有电力不得不勉强维持生产，因为人民生活、与人民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公用事业都需要电。由于一些企业停产，用电量不大，电的供需矛盾没有完全暴露出来。
粉碎“”头几年，企业全面恢复生产，用电量猛增，达到了电网无法承受的程度；同时由于过去许多发供电设备年久失修，带病运行，满负荷甚至被迫超载后，病态暴露；加上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纪律松弛，管理混乱，所以那段时间，不仅电力供需矛盾非常严重，而且发供电事故时有发生。
正是在最需要电的关键时候，位于安吉县的梅溪电厂发生汽轮机飞车的严重事故；杭州闸口电厂和宁波电厂发生人员伤亡事故；衢州22万伏变电站，由于没有清除高压设备上的雀巢，因蛇上去捉吃麻雀而导致高压开关跳闸，引发整个变电站停电的大事故；奉化22万伏变电站的变压器建在山洞里，因管理不善，老鹰飞进洞内碰上高压线，也导致变电站停电的重大事故。应该说，这些都是留下的恶果。
特别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一向被同行视为骄子，我们为之骄傲的新(新安江)、富(富春江)两家电厂，由于期间华东电网为缓和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屡屡采取超计划发电弥补缺口的办法，造成寅吃卯粮，导致两个水库水量入不敷出，一直处于低水位运行状态。]977年末，新安江水库的水位已接近死水位，不能正常发电。这不仅加重了浙江电网运作的困难，还使经新安江、富春江水电站下泄的水量大量减少，导致海水上移，富春江以下钱塘江段的水质变咸。那时钱塘江是杭州市自来水厂的主要水源，水源变咸严重影响城市供水。因此省政府决定新、富两厂必须退潮时发电放水，杭州自来水厂乘机储水，以缓解供水困难。尽管省里领导亲自抓。并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但杭州市民饮用咸水的时间仍达数月之久。
钱塘江水变咸，还导致许多 企业因缺淡水而被迫停产。闸口发电厂也因淡水补给不足而不能正常发电。由于1977年少雨，京杭大运河水位偏低，又导致半山电厂循环水供应困难，被迫减载运行。这两家电厂减少发电更加重了供电的紧张局面。半山、梅溪、闸口三个火电厂，是当时浙江电网的主力电厂，这三家厂出了问题，浙江电网丧失了大部分发电能力，真是雪上加霜。为了鼓励浙江增加发电量，1978年华东电管局曾决定，浙江电网统配电厂(不含新安江、富春江两厂)发电能力超过16万千瓦时，超出部分归浙江使用，不纳入电网统一分配。由此可见，浙江电网当时发电能力之可怜。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拉电、限电成了保证电网安全、平衡供需矛盾的经常手段。主要限电措施是企业限产和规定用电负荷与电量，一些厂只能一周停三开四，有的甚至停四开三。即使这样仍超过华东电管局规定的用电量，不得不经常拉电。这不仅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给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困难，而且，频繁、大面积拉、限电，久而久之，必然造成电力系统内部，省局与各供电局、省局与网局、电力部门与地方政府和部门之间关系紧张。
记得1978年“双抢”时，富阳县因为停电而缺水，影响农民按时插秧，愤怒的农民要来砸省电力局的牌子。省局“三电”办向我报告后，我让孔鲁同志(三电办主任)做县里的工作。那天我正在省里开会，住在杭州市群英招待所，吃饭的时候，富阳县的一位领导大骂省电力局的领导。当时，我就坐在这位同志的对面，他不认识我，我也只能忍气吞声地听着。由此可见，拉电真是拉得天怨人怒。那个时候，电力局长经常被人们斥之为“拉电局长”。在省电力局，分管用电的副局长、总工程师的日子最不好过，用电方面的事一般由他们处理，很少吵到我这里来。但也有几次是由我亲自处理的，让我亲身体验了那种困境和苦衷。
1977年11月的一天夜里，我已经熟睡。传达室的同志来敲门，要我去接电话，电话是陈伟达同志打来的。陈伟达同志说，你怎么家里没装电话?我说申请过了。还没装。陈伟达同志说，我让办公厅马上告诉邮电局，要迅速给所有的厅局长家里装上电话。接着陈伟达同志说，李克昌同志(杭钢党委书记)说，今夜你们拉了杭钢的电，高炉突然停电要发生大事故的。你们要研究一下，在拉、限电时，应保证这类企业的生产安全。我答应马上照办。放下电话后，我马上问总调度室，总调度室值班的同志说，杭州市超额用电，省局总调度室要求杭州市局把超用电量压下来，杭钢拉电是市局通过祥符变电所拉的，不是省局总调度直接拉的。
第二天，我找分管用电的王占一副局长等同志研究此事。他说，杭钢和巨化是省里的金娃娃，无论如何不能断奶，他们断奶就要通天(指省委领导)，我们不能因为用电的事给省里领导添麻烦。这次之所以拉了杭钢的电，据杭州市电力局说这是杭州市委书记张敬堂的意见。张敬堂说，拉电不能只拉市属企业，省属企业、包括杭钢也要分担。市电力局也认为，不拉杭钢这个大户，很难把用电量压到省电力局总调度室要求的水平。由于张敬堂同志是省委副书记，对于这次拉电事件，我们没有再多议论。
为了避免类似拉电事件，我们当即作了三条规定：一是电力调度只能听省局的，地方领导有意见可以向省局提，但不能干预电力调度；二是必须保证杭钢和巨化的安全用电，如果要拉这两个厂的电，必须报告局长，经局长亲自批准；三是为了防止由于电网发生事故被迫突然停电而引发重大事故，杭钢、巨化两厂的自备电厂必须保持经常发电。两厂发电用煤，由省局给予保证。
由于当时国家经济运行很不正常，常常发生电厂断煤被迫停机的情况。为此，迫不得已由省经委出面协调，拦截铁路运煤车而救一时之急。但巨化地处浙西，临时调煤很困难，所以决定由省电力局增加巨化电厂10天发电用煤储备。从这以后，除了经过我同意拉过杭钢、巨化附属企业的电之外，这两个厂的本部再没有拉过电。
三、超额用电，引发的不良后果
1978年初的一个周六，我正在家里吃晚饭。张国诚同志打电话告诉我，华东电管局总调度室命令杭变拉了通往绍兴的1183线，漓渚铁矿断电后有数百名职工被困井下，希望我出面与华东电管局领导协商，能够尽快恢复供电。我赶到省局总调度室后，绍兴反映，井下水位上涨已危及职工生命安全。我立即与华东电管局总调度通话，答应再压缩浙江的用电量，同时要求他们马上命令杭变恢复送电，而他仍坚持要浙江省电力局先把用电量压下去。我请他把我的意见报告网局领导，十几分钟后，他们电话答复，网局领导不同意先恢复送电。按照电力调度的规定，由哪级调度下令拉电，必须由那一级调度下令才能恢复送电。考虑到数百名职工被困井下的特殊情况，我决定要省电力局总调度室下令杭变恢复1183线供电，责任由我承担。杭变执行了省电力局总调度室命令，立即恢复了对1183线供电。
我知道，这种明显违反调度规矩的事，华东电管局可能会向上反映，水利电力部可能找省委、省政府领导查问这件事。所以我马上去向省里领导汇报。那天，铁瑛、陈伟达同志都在杭州饭店小礼堂看电影，我向他们汇报了事情经过。他们支持我的做法，要我马上如实将情况报告水利电力部。于是我当即亲自起草并签发了给水利电力部的密码电报，同时抄报省委、省政府领导。出乎意料的是，这件事却无声无息了，不仅华东电管局没有说什么，水利电力部也没有过问。
1978年初夏，华东总调度室以浙江超额用电引起电网周波大幅下降，危及电网安全为由，下令拉了富春江通往宁波奉化22万伏变电所的22万伏高压线。这是当时浙江和华东主网最高电压等级的线路，也是通往宁波的唯一电源。而当时宁波地区只有装机几千千瓦的宁波电厂，主网拉电后，全网崩溃，造成宁波全市包括东海舰队军事设施全面停电。
那时由于大量超额用电，供电质量很差，电网经常低周波运行，不仅危及电网安全，还使得企业的电力设备运转不正常。甚至损坏设备。由此造成企业产品质量下降，连居民看电视也图像模糊、变形等一系列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水电部李锡铭副部长主持的华东电网领导小组会上，华东电网各省局领导一致同意，大家都按核定的指标用电，因超额用电导致电网周波下降至48时，网局总调度室有权直接下令拉电。所以，虽然这次拉电对宁波全市影响很大，我们并没有做出反映。
但想不到的是，这次水电部领导亲自出面干预，要追究浙江省电力局的责任，而且指定必须由我亲自到北京向部领导汇报。显然，这一次是华东电管局向部里“告了浙江省电力局的状”。
当时我在镇海电厂工地，赶 回省局听了汇报、看了资料后，同意省电力局总调度室的看法，这次拉电责任不在浙江。根子缘自华东电管局总调度室，他们先令新安江电厂停止发电，从而导致周波下降，再以维护电网安全为由，采取了拉主网线的断电行动。虽然从责任上讲，我松了一口气，但也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与华东电管局总调度室关系紧张的恶果。所以，我到电力部后先向李代耕副部长简要说明了情况和汇报了我的看法。同时，我向代耕同志保证，我们今后会注意改善同华东电管局总调度室的关系。共渡难关。代耕同志说，要你们来是他和张彬副部长商定的(当时国家水利和电力仍为一个部，李代耕副部长和张彬副部长是管电的)，你们可以先向部调度局汇报。
既然部领导不直接听汇报，我也就可以不直接出面汇报，我决定改由樊祥荣同志代表省电力局汇报。樊是技术干部，又是管调度的，对用电方面的情况相当熟悉，他可以实事求是地放开讲，不用顾虑与华东电管局的关系。汇报会由部调度局局长主持，部调度局有关人员及浙江省电力局的人参加，华东电管局没有人参加。部调度局听了汇报，特别是审阅了我们带去的拉电前后的周波曲线图后，虽然没有明说，但已判明这次事故是华东总调度室命令新安江停止发电引起的。因为这个曲线图来自省电力局总调度室的自动记录仪，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此后，部领导也就没有再听我们汇报，果断决定，新安江电厂退出正常调峰发电任务，发电服从杭州市的用水需要，新安江电厂调度由浙江省电力局负责，所发电量归浙江自用，不纳入电网统一分配。
显然，这个裁决对浙江省电力局是大为有利的。但我回到杭州看到部里用密码电报发来的上述决定时，非但没有感到高兴，心情反而更加沉重。在华东电网三省(安徽、江苏、浙江)一市(上海)中，只有浙江发电能力最小，电量依赖外省市调入，大家坐在一起开会，也自感比人家矮一截。在粉碎“”后的头几年，省电力局在省内被斥之为“拉电局”，在省外又背上了不顾全网安全、经常超额用电的坏名声。那时的省电力局领导、电力调度和管用电的同志就是在这种批评中度过的。
四、破解电力短缺之题
省委、省人民政府对浙江供电紧张局面，极为关心。省委书记铁瑛、省长李丰平同志、副书记陈伟达同志都亲自过问，十分关心省电力局的工作，大力支持加快浙江电力建设，亲自帮助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我和局里的同志也经常商量、探讨，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精神，省局领导经过反复酝酿、研究，迅速统一了认识，提出了摆脱浙江电力困境的办法。大家一致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子是浙江的发电能力太弱，靠从外面输入电过日子。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树立自力更生的雄心壮志，奋力拼搏，努力争取实现电量基本自给，建成全省统一的大电网。具体采用以下几条措施：
一、造成用电困难的根本原因是浙江发电装机太少。1977年，全省装机177万千瓦(包括新安江、富春江两厂，以下简称新、富两厂)，发电量50亿度。当时最大的火电是半山新建的2台5万千瓦的机组，梅溪2台2.5万千瓦的次高压机组，其余均是1.2万千瓦和几千千瓦的小机组，全年火电发电量只有15.8亿度。水电的主力是新、富两厂，但这两个厂主要担负华东电网调峰，归华东电管局管理、调度，电量也归华东电网统一分配。其他一些小水电有水发电，无水则停机。如果扣除新、富两厂，全省可用电量也只有30多亿度。但用电量在拉、限电情况下，仍达70亿度左右。不加限制的话，用电量将超过100亿度，电量缺口达50％。很明显，浙江用电困难，不怪天，不怪地，只怪自己装机太少。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快电厂建设，增加发电能力，尽快争取实现电量基本自给。
浙江早在1971年已经是电量的净输入省，但由于动乱期间许多企业停工停产，这个矛盾没有完全暴露，甚至有些人还误认为浙江电力富余，是外省市多用了我们的电。所以，缺乏加快电源建设的紧迫感。现在必须把这个谜解开，以便争取省部领导支持，动员电力系统全体职工，全力以赴加快电力建设，增加发电能力。
二、当时的浙江电网只限于杭州、宁波、嘉兴、湖州、衢州和金华部分地区。温州、台州、丽水和金华东部、南部，以及舟山地区尚未联网，都是靠小火电、小水电，主要是解决生活用电，供电极不正常。要加快这些地区的发展，必须想方设法争取尽快建成全省统一的大电网。
三、要根据基本实现电量自给，实现全省联网的需要，逐步调整电力管理体制。
根据上述思路，我们迅速调整了电力建设方针，确定以火电为主，水电、火电、核电一齐上。由于浙江缺煤，国家强调火电建设在产煤的地方，搞“坑口电站”。长期以来，浙江只好突出水力发电，把解决电的需要主要寄托在发展水电上，忽视了火电厂的建设，这是造成浙江电力建设滞后的重要原因。
从50年代开始，浙江建设了黄坛口、新安江、富春江、乌溪江等大中型水电站，为我省和上海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电站装机虽有100多万千瓦，但年发电量只有30多亿度，主要用于电网调峰，不能解决基本用电量的需要。而且到70年代末，浙江尚未开发的水利资源只有瓯江和飞云江两个流域，全部开发起来也只有100万千瓦左右。电量也只有20亿度左右。仅靠水电根本不可能解决浙江用电。我省虽然少煤，但港口和火电用水条件比较好，因此我们提出，在开发水电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我省港口优势，在沿海建设若干大型火力发电厂，我们称之为港口电厂。同时积极争取在浙江建设核电厂。这个意见得到了省委、省政府和电力部的大力支持。
为了实现电量基本自给和建成全省统一大电网的目标，当时设想分两步：第一步先建成镇海、台州和紧水滩电厂，实现22万伏主网全省联网，初步改变浙江电网的供电局面；第二步争取在沿海再建几个更大的火电厂，同时积极争取建大型核电厂，实现电量基本自给，彻底改变浙江电网面貌。为此，1979年春，在全省电力工作会议上，我代表省电力局党组郑重承诺，如果不能实现电量基本自给和全省联网目标，我们自动下台，摘掉省电力局的牌子。
五、火力水力一起上，集中力量加快电力建设
集中力量建设镇海、台州、紧水滩三个电厂，是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关键。
1977年，省电力工业局成立时，镇海电厂2台12，5万千瓦的燃油机组已经开工建设。当时省委、省政府领导对加快镇海电厂建设十分重视，镇海电厂建设指挥部省里确定为正厅级，与宁波港、浙江炼油厂、镇海清水浦渔业基地，统称为全省“四大”重点工程。
1977年11月我到浙江炼油厂 参加奠基仪式。仪式结束后，陈伟达同志即要我与他一起到宁波华侨饭店谈谈电的问题。我们到达陈伟达同志的房间后，陈伟达同志很严肃地对我说，镇海电厂的建设进度还要加快。你从现在起就住在电厂，镇海电厂不发电你不要回杭州，局里的日常工作让别人去办。你集中精力把镇海电厂抓上去，必要时可以回去开个会安排一下局里的工作，有些事也可以在现场办，采取前方指挥后方的办法。在这之前，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耀亭同志也对我说过，省委对镇海电厂建设进度不满意，省电力局要具体抓抓镇海电厂的建设。我向省电力局党组传达了省委领导的指示，决定省电力局日常工作由、王占一同志负责。我立即住进镇海电厂工地，1978年和1979年春节都是在电厂工地过的，镇海电厂发电后我才回到省电力局。
当时，省电力局一边抓镇海电厂建设，同时重点争取开工建设台州电厂和紧水滩水电站，积极争取立项建设镇海电厂二期工程，续建几台燃煤机组。
1978年4月，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苏哲文院长率领一个考察组，到浙江考察电力建设问题。他们从福建过来，抵达金华。为了争取他们支持，4月27日上午7时，我从镇海电厂工地出发，中午赶到金华。当天晚上，即陪同他们赶到丽水，28日赶到紧水滩水电站厂址实地考察。
那个时候紧水滩勘测队住地还不通公路，我们从中途下车，要步行几公里路，再乘小船过江到了勘测队住地。勘测队就居住在大坝坝址一侧山坡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当时紧水滩电站的勘测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华东水电勘测设计院已经提出了坝址、厂房布置方案。我们在勘测队食堂里吃了午饭，饭后勘测队的同志陪我们实地考察了坝址和发电厂厂房选址，听取了勘测队和华东水电设计院的汇报。大家对设计院建议的方案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唯一的意见是两岸坡陡，施工场地比较难布置。但这也是已有建设先例，并不影响紧水滩电站上马，只是施工准备工作要多费些时间。考察组对紧水滩电站上马，都表示赞成，让我深受鼓舞。
4月29日清晨，我们从丽水动身，当天晚上赶到温州市华侨饭店。30日到温州市区瓯江南岸龙湾附近考察火电厂厂址。由于前期工作深度不够，拿不出具体厂址方案，我们只是在龙湾炮台山附近实地看了几个地方，部里的同志说，温州需要建个大一点的火电厂，但要做好前期选点论证工作。5月1日早饭后，我们乘车前往文成县考察栅溪水电站坝址。
当时，建栅溪水电站的前期工作已经有相当深度，徐洽时同志(水利厅)也一起考察，他对情况比较熟悉。温州市和文成县的同志对上这个项目积极性也很高，文成县的领导特地赶到现场陪同考察并在现场请大家吃狗肉。听取汇报后，苏哲文院长说，栅溪电站作为电力项目千瓦造价太高，只能作为水利项目来建。而按当时的体制。水利项目只能由水利口安排。虽然水利与电力是一个部，但水与电的财务、投资和物资供应都是分得很清楚的。苏哲文院长一行都是管电的，所以栅溪电站项目实际上已经被否定。
5月2日，我们从温州出发去椒江考察台州电厂厂址。台州电厂项目，早在水电机构分设之前，省电业管理局已做了一些前期工作。台州地区也十分积极，杜杰同志(副专员)曾带队去北京汇报过多次。我们到达椒江时，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在前所镇政府吃过午饭后，去现场考察。那时的台州电厂厂址，其实只是两座小山，我们沿一条山道走到半山腰，在一个茶亭里休息了一下，然后爬到了山顶，遥望了四周地形和航道。按规划设计，一座小山要全部挖掉成为主厂房的基础，另一个小山部分开挖建设输送电开关站。下山后，我们又乘船实地考察了那里的主航道和拟建煤码头的选址。
当天晚上，我们赶到台州专署所在地临海，王祥强专员请考察组吃晚饭。他先与我见面，急切地问我，这次是不是一锤定音了?我说差不多。王祥强同志很高兴。那天晚上，虽然参加考察的同志都很疲劳，但大家情绪都很好，对台州电厂上马都表示积极支持。至此，苏哲文同志一行考察浙江新建电厂厂址的任务已完成。
5月3日，我请徐洽时同志陪考察组去天台县考察小水电，我先赶回杭州向陈伟达同志详细汇报考察情况。我说，这个考察组对确定电厂定点非常重要，从考察的情况看，争取上紧水滩和台州电厂有可能。紧水滩上马可以把十二局这支队伍留住，促进瓯江和飞云江的开发。在争取上紧水滩电站时。可以建议争取国家把瓯江流域的几个发电站作为一个项目滚动开发。台州电厂地处沿海中部，是解决整个浙江用电、形成全省大电网的关键。台州电厂建成后，可用22万高压线路向南送电到温州，向北与宁波奉化变电所联接，向西可以送电到金华，加上紧水滩电厂用11万伏与温州和金华联接，就可以实现全省环形大联网。而按当时的投资体制，22万伏和11万伏线路均由国家投资，在两厂的总概算中一次解决。所以，上这两个厂是解决全省用电的关键。陈伟达同志听了汇报后，非常高兴，确定高规格接待考察组。
5月5日，在杭州大华饭店新大厅，陈伟达同志亲自主持会议，听取水电部考察组的情况汇报。会议一开始，伟达同志就请苏哲文同志坐到他的身边，他首先表示非常欢迎苏院长一行来浙江考察电厂厂址。省委和省革委会对考察组这次来浙江十分重视，寄予厚望。所以，今天在家的省革委会分管经济的副主任都来了，有关厅局的主要领导也都来了。陈伟达同志特意突出强调浙江用电十分困难，苏院长一行都是电力方面行家，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支持。这次考察的几个点一旦国家批准上马，省里将全力支持，一定办好。苏哲文同志简要介绍了考察情况，明确表示支持近期上紧水滩和台州电厂，其他点建议省里继续做前期工作。
苏哲文同志一行回京后不久，水电部正式表示同意紧水滩和台州电厂上马。那时，福建的水口电站也获准开工，水电部要求十二局负责施工。为了把十二局的总部留在浙江，我又去找过陈伟达同志，建议允许十二局把基地建在金华市，十二局可以派一部分力量去福建水口电站施工，但大本营仍在浙江，这样对加快开发浙南浙西的水电资源有利。陈伟达同志当即表示同意。紧水滩电站列入建设计划后，由十二局直接与水电部对接，计划由水电部直接下达给十二局，工程进展比较顺利。
然而，台州电厂建设却出现了一些波折。1978年12月，省电力局计划处副处长张能信同志从北京打电话告诉我，国家计委和电力部衔接计划时表示，由于资金困难，1979年电力项目只搞续建工程，不开工新项目，台州电厂可能安排不上。而那时我们已与台州地区谈妥，台州电厂前期开山工程由临海县组织民工于1978年冬天开工。为了造成台州电厂已经动工的事实，我马上赶到台州， 我要徐胜君同志(临海县委副书记，民工队伍总负责人)当天夜里一定打响开山第一炮。布置以后，我当晚就赶回杭州。第二天，我刚到办公室，就接到报告：昨天夜里11点多钟，台州电厂民工队姓徐的同志电话报告，开山放炮已经开始。我马上要计划处把开山放炮的情况报告水电部计划司。1979年1月，省领导得知台州电厂没有列上国家计划，打电话给省电力局，“要葛洪升同志到北京再争取”。我带计划处副处长张能信同志到北京京西宾馆，向国家建委韩光副主任、国家计委燃动局蒋局长详细汇报了建台州电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获得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计委燃动局领导说，他们从未听到过如此强有力的说明，同意补列计划，由韩副主任向国务院汇报落实。这样台州电厂就列上了1979年计划。
但事隔不久，又冒出了新的问题。水电部规定，浙江的火电厂建设，只能有一个点建设，一个点做准备，不能同时建设两个厂。因此，要么镇海二期工程后移，要么推迟台州电厂的建设。这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从工程建设角度看，在镇海电厂一期2台12.5万千瓦机组建成后，接着干二期工程是合理的，但从解决浙江用电这个全局看，应当先上台州电厂。
在反复研究找不出两全之策的情况下，我们果断决定，推迟镇海二期工程，先上台州电厂，水电部也同意了这个安排。但台州电厂开山工程开始不久，时任电力部管计划的副部长苏哲文同志告诉我，省电力局有些同志仍主张先上镇海二期，推迟台州电厂建设，他们说这样施工队伍临时搬迁费用和临时建筑费用可省上千万元，镇海电厂副总指挥王式滨同志已写信给国家计委反映了上述意见。苏哲文同志要我们重新研究是先上台州还是镇海二期的问题。于是，我又专门赴京说明了先上台州电厂的理由，请水电部予以支持。苏哲文同志说，我可以支持，但你们有的人老写大字报(指给国家计委写信)，我不好办。我当即表示，我一定做好工作，不再出现这种情况。回到杭州后，我马上找到时任镇海电厂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党委副书记王式滨同志谈话，说明了先上台州电厂的好处。他说，主张先续建镇海二期的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局里管基建的副局长也是这个意见。我说局领导的事我会找他谈，你必须保证服从省电力局的决定。王式滨是个老同志，工人出身，是个很务实的人，单纯从局部的经济角度看，他们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但当我说明全省电力建设布局情况后，他马上表示，一定服从领导的决定，并表示会做好火电公司的工作。事后，在省电力局党组和局务会上，我又说了这件事，大家都表示赞成。
为加强对县第一污水处理厂运行的监督和管理，提高运行效率，促进水污染治理工作，改善水环境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建设部关于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管的意见》、《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污水处理厂监督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市政发和《县污水处理厂西厂及回用水工程BOT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的有关条款，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清水务有限公司职责
1．负责县第一污水处理厂的运营、管理，制定厂内正常运营生产、管理和水质检验等制度，编制安全运行应急预案。
2．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申请环保部门对工程进行全面验收，从环保验收通过之日起该厂进入正式商业运营。
3．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和规范，使用认证合格的在线监测计量设备，对进水、出水水质和水量进行监测和计量，并与环保部门联网，完善监测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报表制度。监测项目必须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Ⅰ级B标准的有关规定。在线监测设备不得擅自拆除、闲置或者损毁，确保运行正常，并按要求定期进行检验和校准。
4．在每个运营月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向环保部门及主管部门提交月运营报告，该报告包括处理水量、水量月报、水质监测报告、设施运行状况、用电量、污泥产生量及处置等内容。
5．对于出水水质达不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Ⅰ级B标准的，应在环保部门及主管部门提出的整改期限内完成整改，并承担相应责任。
6．对因进水水质、水量发生重大变化，可能严重影响排放污水指标或因突发事件造成污水厂重要设备或在线监测设备不能正常运行的，必须立即启动运行应急预案，且在两小时内报告环保部门及主管部门，并组织技术力量进行抢修。如发现迟报瞒报等情况以致影响了污水处理设备正常运行，将按有关环保法规进行处罚，并承担相应责任。
7．因检修、维修、更换设备等可能影响处理量和出水水质时，提前向环保部门提出申请并报请主管部门备案，经批准后方可进行。
8．按照县市容园林局指定的地点拉运处置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每年4月—10月做到日产日清，其他月份至少三天清运一次，并积极探索无害化处理或综合利用的途径。
第二条，监管部门职责
1．县水务局负责污水水量的核定。
2．县环保局为县第一污水处理厂的监管部门，负责污水处理厂运营的日常监督，对污水处理厂处理水质进行监测，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为清公司出具县第一污水处理厂监测报告，并在《县第一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费支付审批表》上签署意见。
3．县市容园林局负责制定污水厂污泥处理办法。
4．县财政局负责按照有关规定拨付污水处理费。
第三条，污水处理量核算及处理费的结算
1．污水处理厂出口水质为考核点位，水质指标采用单因子评价法（即一项指标不达标，监测结果为不达标）；污水处理厂出水口水量为考核点位，处理水量以进水口和出水口流量计的数据平均值作为计量依据。每月最后一日15:00时为抄表时间，遇节假日提前。
2．清公司、县水务局双方同时到场抄表，并确认签字盖章，清公司将县水务局和县环保局审核后的相应报表送交县财政局作为上月污水处理费结算依据。
3．当月处理水量的核算
当实际污水来水量大于基本水量时：
当月核算处理量=当月实际处理量×当月监察系数
当实际污水来水量小于基本水量时：
当月核算处理量=当月基本水量×当月监察系数
监察系数：监察系数由县环保局监察确定，并及时和县水务局联系。县环保局每月不少于四次对污水处理厂设备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性检查，在检查中若发现处理设施、在线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或污染物超标排放的，当月监察系数取0.9；出现两次上述行为，当月监察系数取0.8；超过两次的，当月监察系数取0.5。
4．县财政局在接到《县第一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费支付审批表》后，按表内核定的金额拨付污水处理费到清公司账。
一、进一步落实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分厂认真贯彻厂纪委的要求，按照年初与分公司签订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结合实际工作，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制定党风廉政建设目标任务，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主要体现在：
首先，分厂领导高度重视亲自抓落实，在组织分析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状况和主要任务的基础上，确定了每年的党风廉政建设重点和计划，确保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有效开展。分厂厂长、党委书记自觉履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直接领导责任，明确和落实“一岗双责”，写出廉洁从业承诺书，并进行公示。
第二，结合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明确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层层落实职责。年初，各党支部书记分别与厂党委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并制定出党支部的党风廉政建设年度计划，主管层根据各自工作范围，写出廉洁从业承诺书，全厂副科级以上干部的廉洁自律承诺书，在全体员工大会或班组长会议，以及厂务公开栏上进行公示，自觉接受党组织和员工的监督，每季度对自己履行廉洁自律承诺情况进行自查。每半年在民主生活会上，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围绕中心工作，坚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党风廉政建设，切实做到同生产工作一起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形成一级抓一级的领导工作机制。
第三，始终坚持把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为重点，按照年初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要求抓好责任考核，各党支部坚持每季度进行自检，分厂每季度对各单位进行检查考核，把考核结果作为绩效考核、评先选优的重要依据。
由于分厂领导班子注重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贯彻落实，领导的带头示范作用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力度也进一步加大，有力地促进了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为各项生产任务的完成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二、进一步健全了党风廉政建设制度的建设
根据《企业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办法》，结合碳素厂实际，制定了《厂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五大机制实施细则》，加大从源头上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力度。坚持抓好制度建设，筑起反腐倡廉的防线。
一是坚持“”、每月一次的政治理论学习和党委中心学习组学习制度，将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作为学习的重点内容之一。
二是建立健全了领导干部廉洁档案制度，对全厂部73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建立了廉洁档案，促进廉政档案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三是进一步加强对干部使用的监督，健全对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加大对“一把手”监督的力度，认真抓好关键部门、关键岗位领导干部和重大事项的监督，把监督融入生产管理全过程。
四是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任职谈话、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函询和重大事项报告、廉洁承诺等制度，促进权力规范运行。
五是落实民主集中制，强化党内监督，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重大事项集体讨论决定。坚持和完善民主生活会制度，注重民主生活会质量。继续通过聘请党风廉政监督员，公开举报电话等举措，构建较为完善的监督网络。
六是继续坚持厂领导与员工定期座谈会制度和厂领导接待日制度，坚持每季由群众测评党员干部的方式和方法，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
七是各党支部继续深化厂务公开，完善分厂、车间、班组三级厂务公开网络及管理办法。
三、党风廉政建设措施得到较好的落实
分厂做好各项党风廉政建设制度措施的贯彻落实工作，促使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见成效、显效益、出成果。
一是开展多种形式的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工作，除坚持“”、每月一次的政治理论学习和党委中心学习组学习制度外，分厂纪监室编辑并通过oa向各党支部下发了反腐倡廉学习资料，各党支部也充分利用电视台、《报》、oa、黑板报、车间小报等多种形式，大力开展反腐倡廉宣传。
二是坚持每季度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检查考核，对各党支部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效能监察项目开展情况等进行检查。把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纳入党支部绩效考核之中，对其进行考核、打分，分数较低的，进行谈话，限期改正其不足。
三是定期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根据民主生活会的要求和主题，会前认真准备会议内容，收集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个人的意见。在民主生活会上，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畅谈思想提出建议。会后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进行整改提高。通过民主生活会，解决了存在的问题，增强了党性，增进了团结，促进了工作。另外，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党风廉政监督员会议，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共同为开展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出谋划策。每年年底，厂领导均认真撰写述廉报告，在干部大会、民主生活会上进行述职述廉，副科级干部也在民主生活会上进行了述廉。
20__年我厂纪检监察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中纪委七次全会精神、省纪委第二次全会精神、集团公司和华电——公司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以抓好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监督和作风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强化监督和制约，不断健全和完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防腐败体系，为我厂健康持续和谐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20__年我厂纪检监察工作的目标是：不发生领导班子成员违法和严重违纪问题；本单位中层及以下员工违法和严重违纪人数不超过员工总人数的1.5‰;不发生因领导班子党风廉政和稳定工作方面的原因，而导致损害公司和本企业社会形象的舆论曝光、群体上访等事件；不发生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不发生“小金库”问题；不发生违反干部选拔任用程序造成恶劣影响的问题；不发生失职、渎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问题；不发生瞒案不报、压案不查和不按规定时间上报案件的问题。
总体思路：“一龙头二抓手三强化”。“一龙头”即以党风廉政建设为龙头；“二抓手”即：以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为抓手，以提高企业效率和效益为抓手；“三强化”即：强化惩防体系建设，强化廉洁文化建设，强化监督程序化建设。
围绕上述工作思路，必须重点抓好以下七项工作：
一、加强作风建设，确保领导干部廉洁从业
1、认真贯彻中纪委七次全会精神和集团公司、省公司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加强新形势下领导干部的教育、监督和廉洁自律，把我厂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引向深入。认真履行与华电——公司党组签订的20__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将责任书的各项内容分解落实，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抓紧抓好。抓好中层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特殊岗位人员廉洁从岗承诺制的签订与落实，重点抓好考核工作。
2、认真执行《党内监督条例》，切实抓好对中层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廉洁从业的监督工作。加强对党委中心组学习、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诫勉谈话等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严格执行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制度、机制来促进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落实集团公司《领导人员廉洁从业实施细则》，规范领导干部的经营行为，开展禁止收送“红包”工作，杜绝“小金库”问题发生，确保廉洁从业。
3、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健全领导班子议事规则。积极推进党务公开，认真执行党内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制度。坚持“三重一大”集体讨论制度，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结合起来，围绕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深入推进厂务公开，把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监督、职工群众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依靠职工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开展反腐倡廉工作。
4、加强对与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密切相关的关键环节的监督，拓宽监督渠道，增强监督合力，促进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在党员领导干部中大力提倡同志倡导的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全面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建设，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关注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着力为职工群众排忧解难。协助党委开好以作风建设为主题的党员领导干部专题民主生活会，促使党员领导干部作风的进一步转变。
二、完善惩防体系，加大源头治理，推行监督程序化
1、要深化构建惩防体系的基础性工作，为企业的健康经营提供制度保障。要认真抓好《实施纲要》的贯彻落实，逐步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要与企业各职能部门联动，形成监督合力，逐级分解责任目标，立足于预防，做好监督和服务企业中心工作。要加强过程协调，抓好各项任务的分解落实，着力在完善制度建设、加强监督检查、建立考评体系等方面取得成效。
2、要继续抓好治理商业贿赂工作，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程序，特别是要规范主业与综合产业的交易行为，防止不正当交易行为的发生，建立企业治理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
3、要加强对企业资金管理、资产管理、工程招投标、物资采购、废旧物资拍卖等重点环节的监督；加强对人、财、物、工程等重点岗位的监督，组织召开特殊岗位人员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座谈会，做好关口前移，做到可控在控。
4、认真执行华电——公司工程建设管理监督程序、招投标管理监督程序、检修技改工程监督程序、效能监察工作程序、案件查办监督程序等，推行监督工作程序化建设，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降低成本、提高“两效”，杜绝腐败现象产生。配合省公司开展片区巡视监督工作，根据片区巡视组的检查意见进行整改。
三、加强廉政教育，筑牢党员干部的思想 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
1、深化企业廉洁文化年活动，重点开展廉洁文化“进厂区、进车间、进家庭”的“三进”工程活动，增强廉洁文化的渗透力，扩大廉洁文化的辐射面。拟组织开展廉洁文化“六个一”活动，即举办一个廉洁文化建设报告会、开展一次廉洁文化理论研讨、选读一批廉洁文化书籍、提炼一个廉洁文化理念体系、评选一批廉洁文化建设先进典型、举办一次廉洁文化知识测试。通过企业廉洁文化年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的廉洁从业意识。
2、加强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教育，不断强化党员、干部、职工的廉洁自律意识，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同志关于反腐倡廉的论述，学好同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指示。组织好中层及以上领导干部学习《中国华电集团公司领导人员廉洁从业实施细则》并进行知识测试。组织党员学好《》和党规党纪，使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严格遵守党纪的观念，切实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大宣教”格局。通过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调、广大员工积极参与，通过多种形式的廉政教育如网上廉政教育、观看警示教育电教片、廉政报告会、廉政短信、以案说法等多种形式，把全厂方方面面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形成宣传教育的整体合力，共同夯实反腐倡廉教育基础。
四、重视举报工作，保持查办案件的工作力度。
1、坚持党委对和办案工作的领导，重视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工作，努力为职工群众排忧解难，为维护企业稳定做出努力。发挥举报的主渠道作用，重视职工反映的意见和热点、难点问题；特别是注意从企业改革和改制中、从治理商业贿赂中发现案件线索，采取有效措施，预防职务犯罪发生。
2、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注重从审计成果、物资采购、工程建设和容易发生权钱交易等职务犯罪的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入手，分析和发现案件线索。坚持把查案、教育、建制紧密结合起来，推行“一案两报告”制度，认真分析案情，查找原因，及时向省公司报告；向企业和有关部门提出监察建议，协助单位和部门建章立制、堵塞漏洞，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
五、拓宽效能监察领域，不断提高企业“两效”。
重点围绕提高企业的“效率、效益”开展效能监察，堵塞管理漏洞，整改薄弱环节，节约管理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1、要规范效能监察管理工作程序，降本增效。加强对物资采购、工程建设、财务管理、废旧物资拍卖等环节的效能监察。通过健全招投标制度，将效能监察与规范经营管理行为和业务流程相结合，有效地抵制各种腐败行为的发生，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2、要加强对财务管理环节的效能监察，规范经营行为。通过对资金管理、不良资产和治理商业贿赂自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效能监察，看企业财务审批是否规范，有无违规动用大额资金的问题，是否存在做假帐、私设“小金库”等问题，杜绝不良资产产生，防范商业贿赂行为发生，促进企业的规范经营。
3、要加强对工程项目招投标和在建项目管理环节的效能监察，防范腐败。主要监察工程招投标程序是否健全、操作是否透明，监管和审批程序是否完善，管理是否规范，有无虚列成本、提高造价、验收走过场，有无签订廉政承诺合同，有无收受好处费或回扣等问题。
六、深化厂务公开，切实维护职工的民利。充分利用各种有效载体做好厂务公开、部务公开和班务公开工作，关注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维护队伍稳定。纪检监察机构作为厂务公开的监督部门，要加强对厂务公开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做得不够的部门要及时提醒，对违反规定的要提出考核的建议。对企业“三重一大”事项和职工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问题要在一定范围进行公开，做到让职工知厂情、议厂事、参厂政，切实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利。
七、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努力提高纪检监察的工作能力。要以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为着力点，加强组织、作风、能力建设,不断适应我厂反腐倡廉新形势的需要。
1、带头学习同志和同志关于反腐倡廉的重要论述，学习党政纪、法律法规和公司的决策部署，做到政治坚定、对党忠诚，切实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
考察:废报纸从几台机器的一端进去,变成一根根筷子模样的东西出来。
结局:郑小姐发现成卫的手机停机了,景怡公司的办公电话也全部停了,她意识到上当了。
受骗经过:
网上诱人广告
7月底,山东的郑小姐在一个创业网站上看到武汉市景怡环保餐具有限公司的招商广告,创办者叫成卫。
“广告中提到可用旧报纸加工成筷子,只要交加盟费,买几台机器,做出的筷子达到20万双,就由景怡公司负责回收,还声称只要投入两三万元,年赚17万元不是梦想。”
刚刚大学毕业的郑小姐拨通景怡公司的电话咨询。电话中,景怡公司的人主动提出:现在骗子很多,希望郑小姐慎重起见,到当地实地考察后再决定是否投资。
实地考察中招
8月15日,郑小姐考察了位于建设大道信合大厦楼上的景怡公司办公室,高档的办公环境让她觉得公司很有实力。该公司负责人成卫还拿出了营业执照,显示公司是2002年注册成立的。在车间,郑小姐目睹了生产过程:废报纸从几台机器的一端进去,变成一根根筷子模样的东西出来。现场讲解的“厂长”称:这些产品运到广州后,经过进一步加工,就成了筷子。车间内,十几个工人正在紧张地忙碌。陪同人员称,这个车间只是个小厂,更大的厂在几十公里外,“那里有两三百名工人。”
郑小姐信心为真,缴纳了1.18万元加盟费,怡景公司承诺,给郑小姐3台生产机器,等她生产了20万双筷子时,景怡公司以6分钱每双的价格全部回收。
“东家”没了音讯
9月8日,郑小姐发现成卫的手机停机了,景怡公司的办公电话也全部停了,她意识到上当了。
原来9月7日,当地工商部门接到举报后查处了景怡公司,原因是涉嫌商业欺诈,随后停了成卫和景怡公司的电话。
“我们是根据受害者的举报前去查处的。”办理案件的球场街工商人员称:受害者指控景怡公司无法按承诺回收产品,还有受害者举报景怡公司提供的机器不能正常使用。
加盟骗局换汤不换药
武汉工商部门汇总此案发现,仅一个月时间内,就查获了3起类似案件,全是筷子加工,最近的一起是11日由洪山工商分局查处的。
而此前,还有更多类似案件,比如宣称可以在废玻璃中提取“铂金硅纱”、进行废旧轮胎翻新等等。不同的转让“技术”,实质是同一个骗局――通过收取高额转让费,并承诺对产品进行回收。
“换汤不换药。”据江岸区工商分局工作人员介绍,事实证明,这些骗子正是用同样的伎俩在骗取投资者。
“旧瓶装新酒”的老骗局
工商调查发现,这些骗子公司的营业执照都办理了变更,是从别的公司买来的。
工商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法规,公司经营情况发生变化后,营业执照必须变更,比如公司变更了经营范围、更换了法人代表、改变了经营场所等等。但执照变更时不会更改公司的成立日期,“这就是景怡公司宣称公司是‘老店’的理由。”
披着合法的外衣,景怡公司的骗局还需要以下几个道具:一个豪华的办公场所、到网络上招商广告、一个忙碌的生产基地。经调查发现,受骗者缴第一笔钱,到举报受骗有个时间差,骗子正是利用这段时间差,成功骗到了钱。
事情在一瞬间发生，猝不及防。
车子行驶在回市里的高速公路上，突然从隔离带窜出一个人来，我和司机小张都惊呆了，坐在后排的市委副书记丁茂盛拍打着座椅喊着：“快！快！”抢了个时间差，我们躲过一劫。
匆匆回程是因为今晚有一顿“重要晚餐”，做东的是市人大主任王复华。丁茂盛今天早晨答应王复华参加晚餐，却又声称自己“胆小如鼠”，建议晚餐不要用“穿山乙”，因为那是化名，真名是穿山甲，只怕吃来有麻烦。王主任表态，甲乙不论，允许丁茂盛点几个不麻烦的动物。丁茂盛即回答：“可以煮一锅凤毛麟角。”
为了这顿晚饭，下午的调研日程临时调整，丁茂盛只去了南湾电厂调研考察，待到四点来钟即告辞。
轿车刚刚驶出车祸现场，丁茂盛的手机铃响。我从他接电话的口气里听出情况，凭着只言片语，我就知道给他打电话的人是詹彩云，市二中学一位年轻女老师。詹彩云这个电话肯定不是好事，很紧急，是她母亲可能快不行了。
果然，丁茂盛安慰她不要哭，说医院的病危通知有一定的弹性，并表示晚上九点左右去医院。
不久，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董书友给丁茂盛挂电话，报称南湾电厂后山突然起火。
一小时前，丁茂盛恰巧就在南湾电厂调研考察。当时董书友等开发区领导与厂方管理人员陪同他参观厂区，他们一直到了厂区后部，那里有一座山，当地人称后山。丁茂盛站在山脚往山上看，对身边陪同人员提了个问题。
“这里要是发生火烧山，怎么办？”厂方人员和董书友都报称有应急预案。
丁茂盛说：“多加小心啊。”居然一语成谶。
丁茂盛思忖片刻，在手机里对董书友说：“我马上回电厂。”
二
丁茂盛是个有点脾气的领导，且行事强悍，绝不是什么“胆小如鼠”。
我跟随丁茂盛没多久，省委副书记万超带着一批人前来本市视察，让我得以对丁茂盛有更深一层了解。万超与丁茂盛关系非同一般，万超在本市呆了三晚，三个晚间丁茂盛都到宾馆陪同，从晚饭后一直到深夜二时，而后才离开宾馆回宿舍。
万超视察期间，在众领导面前说丁茂盛不会系领带，丁茂盛衣橱里的领带全是他妻子事先系好，结成个脖套挂起来，需要的时候再往脖子上套。丁茂盛笑着回应：“其实我是紧跟领导，不信可以去看看万书记家的衣橱。”万超指着丁茂盛下了一道评语：“该同志有点脾气，本质上还是好人，而且凤毛麟角。”当时没有谁能猜到此话的日后回响。
丁茂盛在担任一年多副市长后，转任市委副书记，我跟着从政府办转到市委办工作，职别从干事到科长，至今累积已经超过四年。时至今日，我已经炼就出一种本领：当我们坐在轿车里，领导突然喊我之际，十有八九，我会知道他想跟我说什么事，有什么事情需要交办。这是基于对他、他脑子里正在考虑之事的全面了解，以及对他心理活动习惯的揣摩。据我所见，秘书当到这种程度并不需要太高智商，只要有一定悟性，善于观察，相处久了，大都会有这种本事。
但是丁茂盛依然难以捉摸，我感觉自己几乎可以预知他可能说出的每一句话，却很难去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包括他的性情。该领导面对我们相当强悍，简称“有点脾气”，到了万超那样的大领导身边却会把身段放得很低很软。他嘴上说的，与他心里想的经常是不一样的。他每天似乎疲于应对日常事务，我却可以在他的烦琐政务中理出一些头绪，知道该领导在不动声色地为某个目标布局，悄然行事。这个目标通俗而言就是上升，掌握权力。
两个月前，丁茂盛到省里开会，我随同前往。原计划会议结束当晚返回。他表示临时有事要办，直到第二天半夜他才出现。大约一周后，一个爆炸性消息在省内迅速传开：万超出事了。我立刻联想起事发前夕丁茂盛在省城的突然消失。
万超事发之后，丁茂盛始终处于旋涡中心，我作为秘书亦陪同旋转。时过两个月，丁茂盛刻意低调，不事张扬，已经显得很没脾气，如其自嘲为“胆小如鼠”，再不是早先模样。
市人大主任王复华之前为本市市长，他与丁茂盛关系好，此刻不免惺惺相惜。王复华安排“重要晚餐”，其实是在预做安排，赶在丁茂盛突遭意外之前先行“表示”。丁茂盛心里明白，嘴上要吃凤毛麟角，心情可以想见。
不料这时候南湾电厂突然起火，于丁副书记而言，有如雪上加霜。
三
我们达到现场时，火势已经异常凶猛，满山通红。
电厂值班副厂长报告说，大约下午四点半前后，厂区职工发现后山起火，起初就是一小块区域。不料山上起风，火借风势迅速蔓延，他们对付不了，匆匆撤退。待到消防中队的人员赶到，已经半山大火，消防车爬不上山，消防水龙够不到火焰，只能任其燃烧。
事到临头，丁茂盛需要自保。丁茂盛当场调兵遣将。他给市委办打电话，由市委办负责督促，务必保证消防力量尽快增援到位。以往丁茂盛“有点脾气”，现在不一样了，他已经胆小如鼠。
丁茂盛指挥部署之际，一个接一个的电话从四面八方打了过来。那一天也是日子不对，书记出访去了美国，市长则去北京跑项目。火灾发生时，书记和市长还是很快得到了消息。书记打来越洋长途，对火灾表示严重关切。市长则询问丁茂盛需要什么，丁茂盛向市长要齐宇，让市长催促齐宇赶紧上阵。
齐宇是副市长，分管工业与安全，就班子分工而言，南湾电厂这把火归他管。此刻齐宇在省城开会。丁茂盛是副书记，但是毕竟不分管安全。
市长劝慰丁茂盛。此时能说什么？不外是“那些事别放在心上”一类。丁茂盛回答：“最好没那些事。可我运气好。”
丁茂盛与市长在手机里一来一去，省委办公厅的电话挂到我的手机上，是省委杜书记找丁茂盛。我急忙报告领导。
杜学彬从外省调到本省主政，主政之初即加大反腐败力度，万超案在他手上得以突破。丁茂盛与万超关系密切，目前情况下，丁茂盛难以得到杜学彬信任。
但是此刻杜学彬直接给丁茂盛挂来电话，这是因为南湾电厂失火，丁茂盛是当前现场救火的最高指挥官。
通完电话，丁茂盛马上把各路负责官员叫到身边，传达省委书记重要指示。该指示简而言之只有两句话：一是迅速扑灭大火，二是确保安全发电。
对丁茂盛来说，省委书记的关注压力巨大，他无论如何不能搞砸，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个意外机会。由于万超案发，丁茂盛目前处境堪忧，如果这一把火处理得好，让领导对他刮目相看，也许有可能逢凶化吉，绝处逢生。
丁茂盛说：“咱们抓紧贯彻落实，首要一条，先把隔离带弄好。”此时，电厂技术人员刘工提出了一个问题：“那铁塔受得了吧？”那是一支立于山腰间超高压输电铁塔，南湾电厂十二台大型发电机组开足马力发出的强大电流，全部沿着塔尖一组输电线路，通过电网输送到全省各地。此时，铁塔塔身在烈火包围之中。
我的手机忽然响铃，是丁茂盛夫人打来的。丁茂盛的手机在接接打打中已经没了电。她说詹彩云母亲病情很严重。
我告诉她，领导原定晚上九点左右到医院，因临时接到通知，赶到这里指挥救火，今晚他肯定是去不了了。
四
我曾陪丁茂盛探望过詹彩云的母亲。
早年间詹老师曾为初二某班班主任，开学之初班上有一位学生辍学，原因是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詹老师整整进行一个月家访，天天晚上到该生家里说服家长和学生本人，最后以自己的工资垫交学费，让该生回到课堂。这个学生就是丁茂盛。
她退休后与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小两口都在市二中任教。有一天詹彩云和丈夫周文津忽然来见丁茂盛。周文津说，他们夫妇俩是瞒着老人来找领导的，因为老人知道了会不高兴。
他们希望能搬个房子。目前住的平房拥挤、潮湿。詹彩云的母亲腰腿不好，房子里湿气重，挤得转不开，对老人的身体很不利。另外，周文津希望能到政府部门工作。
丁茂盛很干脆：“你们把母亲照顾好，这两件事我给你们办。”
丁茂盛通过市教育局，在教师解困房里给詹彩云家安排了一处新宅。周文津则被调到市工商局下属事业单位。
半年多前，詹彩云突然来到办公室找丁茂盛。她母亲患了肠癌。丁茂盛亲自请院长组织专家会诊并做了手术。
这个手术很成功，但是老人身体太弱，加上病情已到晚期，医生们回天无力，术后老人每况愈下，一直卧床不起。
有一次，丁茂盛到医院探望后神情黯然，让我告诉詹彩云夫妇，无论他们听到什么，都不要去惊扰老人。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不要让她经受意外打击，承受失落与失望。一个好老师即将离世，家人和相关者有义务让她觉得满足，走得安详。但是世事难料，有时候确非人力所能为。
我在南湾电厂接领导夫人电话后，大约过了一个小时，詹彩云和她丈夫周文津突然出现在火灾现场。
我和丁茂盛都大吃一惊。原来周文津惹祸上身了。周文津调到市工商局后，很快升为副科长，因工作关系结识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个叫吴添的人，是做烟花生意的。几天前，这个吴添被区检察院反贪科叫去查问。吴添检举周文津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一万元贿款。办案人员把吴添的口供记录在案，而后把他放了。
周文津的一个朋友从办案人员那里听到消息，赶紧报给周文津，让他快想办法。周文津确实拿了钱，现在害怕了。
周文津还说，吴添有一个哥哥在市人大华侨外事委工作，叫吴进。
我听完詹彩云夫妇的话没敢吭声。丁茂盛则大步走到火场边。这时后山风向再变，火焰回缩，消防官兵准备发起进攻，只等丁茂盛一声命令。丁茂盛喝道：“不要急。”他按兵不动。
五
副市长齐宇赶到现场，他们站在消防车边商议下一步行动。我没有跟过去，跑到一旁去打电话。
我找王复华主任的秘书核实周文津提到的吴进的情况。
接下来的事比较重要，我需要先请示领导，不能擅自做主。我抓住领导商议事情的一个间隙，跟丁茂盛报告了吴添的情况。他问：“他们两个现在在哪里？”我说：“他们在厂部办公楼附近等待。”
丁茂盛说：“你打个电话到医院，问问詹老师情况。”他扭头看山上的大火，好一阵不吭声。
“去把那个人叫来吧。”他做了决定。
我马上给王主任的秘书挂了电话，请他通知吴进与我联系。几分钟后，吴进来了电话，问我有什么事找他？我告诉他，请他带着吴添一起来南湾电厂，理由来了就知道了。十几分钟后，吴进回电话，他和吴添已经出发，从市区赶来。
副市长齐宇接到一个电话，是省委秘书长奉杜书记之命询问火情和扑救进展。齐宇提出不能再等了，需要立刻行动，对铁塔发动强攻。
丁茂盛还是那个意见：“没有足够把握，不要急。”齐宇瞠目，一时无语。
丁茂盛问我医院情况。我告诉他已经联系了住院病房，詹老师可能撑不了几个小时。
“大限到了啊。”丁茂盛很伤感。他当即给市委书记和市长分别挂了电话，告诉他们南湾电厂火情严重，现场已经研究了一个灭火方案，准备开始行动。齐宇副市长分管安全，这一方面工作比他熟悉，加上目前他本人情况比较特殊，因此他建议将现场行动交给齐宇指挥可能比他更合适。他可以留在现场配合工作，但是担心反会影响齐宇决策，怎么办好，需要请示书记、市长。市长不好表态，让丁茂盛请示书记。书记当即表态：根据实际情况，同意现场行动交给齐宇指挥，丁茂盛返回市区坐镇，现场如有需要，由丁茂盛在市里安排支持。
临场换将，尘埃落定。
六
丁茂盛与齐宇交接时，声称自己要立刻赶回市区，因为书记交代他回后方坐镇，医院里还有一位老人大限将近，他想争取时间去看最后一眼。其实丁茂盛只是虚晃一枪，他上了车，让司机开到厂区另一侧停在路旁。他放不下，同时心存顾忌。如他自认，此刻他胆小如鼠。
我在车前座紧张运作，不事声张，悄悄“救人”。这项活动的过程不需要多汇报，只要结果，可结果如何，充满变数。
我的手机“嘀”地一响，是短信通知，结果终于到达。“已办妥。”该反馈来自我托付的人，表明“救人”活动按计划进行，目前没有意外。我的托付人只是按我安排行事，且不知内情，如果发生情况，不需要他承担任何责任。
我的“救人”计划说来并不复杂：吴添兄弟的车到达南湾电厂后，我托付的这个人会安排周文津与詹彩云坐上一辆越野车，到电厂门外与之会合。周文津将走进吴的轿车，将内装一万元的信封退还给吴添。周文津要表明这笔钱不该拿，因此主动退还，完璧归赵，请吴添妥为查收，其他事情无需多言，丝毫不要涉及吴添在区检察院是否供出谁来，而后周文津夫妇立刻离开。
吴添拿到这钱相当烫手。这笔钱已经由他自己向检察院检举为贿款，不好私自回收，他之所以隐身不让周文津找着，也是防着这个。周文津在我帮助下见到吴添，退还款项，吴添将左右不是。如果他把这笔钱上交检察院，周文津马上会被追查，办案人员走漏风声也将面临调查，吴添本人脱不了干系，事情肯定闹大。如果不想闹大，吴添只能一声不吭。那样的话，一旦周文津案发，坚称贿款已退，办案人员找过来核实，吴添怎么办？他有两个选择：矢口否认，则事情会被周文津摊开，吴进作为退款见证人会被牵扯进来，而且越扯扯大。如果不把事情闹大，吴添只能认下退款，改口翻供，承认自己检举失实，其翻供理由可以说是记忆出错，或者对周文津有意见等等。一万元毕竟数额不大，吴添不至于因为这一改口受到重惩，权衡利弊，与其闹得沸沸扬扬，影响自家兄弟仕途，不如自己担起来，自作自受。
但是事情也可能恶性发展，越闹越大，直至牵扯到“陈科长”也就是我，以及我后边的丁茂盛。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变数不得而知，到了非人力所能为的时候，只能听天由命。在我依靠手机与短信默不作声紧张操作“救人”之际，丁茂盛一直靠在轿车后排闭目养神，似乎完全置身事外。
这时，刘工来电话说要找丁书记。
丁茂盛接完电话，推开车门下车疾步走向后山，我急忙跟上。我们再次回到火灾现场。此时夺取输电铁塔的强攻已经开始，基本按照此前丁茂盛确定的部署进行。消防官兵与救火队伍与大火展开搏斗，扑救战斗极其艰苦。丁茂盛重新接管指挥权。
七
大火燃烧了整整一夜，凌晨时分火势减弱，苦守一夜的消防队伍开始进攻，大火终被扑灭，输电铁塔安然无恙，救火人员无一死亡。
詹老师在医院里停止了呼吸。
丁茂盛接到凶信，迅速驱车离开南湾电厂。现场善后交给齐宇。一路上他一声不吭，手机被他关闭。没有任何声响，但是我能听出他心里很不平静。
尽管救火侥幸得成，他的转机却已丧失。他本来前景堪忧，现在又给自己套上两条绳索，本次救火和所谓“救人”，都可能受到追究，成为他必须承受的严重问题。说到底是他拿起绳套把自己套进去的，他怪不了谁，那就听天由命吧。
目前，长春垃圾发电厂二期扩建工程正在紧张有序展开。主厂房等土建工程基本结束，主设备已进入现场，正在进行安装，一座同等规模的垃圾综合处理发电厂预计在8月份投产运行。届时每天焚烧城市生活垃圾1040吨，每年将有城市生活垃圾32万吨转化为电能。年发电量可达9600万千瓦时。
这个项目是潘俊安的一个创举，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更是一种超前的意识。2002年投资建设垃圾发电厂在东北是第一家，又是国内第一个设备全国产化的垃圾发电项目，这一举措反映了一个新时代企业家的胸怀和胆识，体现了他对环保事业的追求与探索。国家的利益､环境建设､社会效益是他创业不变的信念。
长春垃圾综合处理电厂的建成，赢得了省､市､区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政府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领导，多次到现场视察指导，省人大常委会视察组､省政协调研组也分别到实地进行考察调研，协调解决各种困难，这个项目一步步走向成功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帮助扶植，更离不开全市人民的认可和支持，成功的背后凝结着潘俊安的智慧和汗水，展示着众志成城的丰硕成果。
估计战时华北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我们先有几点说明：
第一，我们所指的华北，包括河北、山东、山西、陇海铁路以北的江苏、河南和察哈尔、绥远两省。察、绥两省和山西一部。日本人称为“蒙疆”，河北、山东、山西大部及江苏、河南北部，正是日本人所划定的华北范围。所以我们所指的华北，实际上就是日本人所称的华北和蒙疆两部分，也就是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全部。这种范围的一致，完全是为了统计材料的方便，因为我们估计华北工业资本和生产，几乎完全是用的日本人的统计。
第二，我们所估计的时期，是1939年到1942年，正是战争的中期。我们不能估计全部战时华北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也是限于材料。这四年华北工业的发展趋势，读者在后面可以看到，是向上的。1939年以前，华北工业刚受尽战争的破坏，没有完全恢复，1942年以后，是日本所谓开发华北产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期，在这个计划中， 日本放弃了过去专门榨取资源的方针，想做就地建设华北工业的长期打算，所以工业在这个计划中的比重，较前增加。可是1943年以后， 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战争。开始逆转，华北物价，也随着产生剧烈的波动①，这加重了华北工业建设资金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生产的困难。所以这四年华北工业的发展曲线，并不能代表全部战时华北工业的发展趋势。
第三，我们所指的工业，是工厂工业。根据中国工厂法的规定。雇工在30人以上同时使用动力的制造单位，都称为工厂。我们划分工厂与手工业的标准，也就依照这个原则。凡雇工不及30人或不使用动力的生产单位，都不在我们统计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的数字，不能拿来代表手工业的情形。
第四，我们所估计的四年中，华北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统计，并不完全，有许多地方需要我们的判断，加以估计。本文的重心．也就在对于我们所用的资料和估计方法，加以分析与说明，换句话说，我们只想把我们所得到的结果，明白地告诉读者，至于深入一层的分析，我们限于篇幅，来不及详细讨论。细心的读者会原谅我们，因为他从这些数字的本身，一定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来的。
现在把我们所用的材料，提纲挈领，加以总括的说明如下：
战时华北工业， 日本人曾经作过两次普查，第一次在1940年，第二次在1943年。两次普查的结果，都已出版，前者称为《华北工场名簿》，后者称为《北支工场名簿》。这两次普查，在精密的程度上，是相当难能的，而且调查的项目，也都包括有资本、工人人数和生
产价值三项。所以1939年和1942年，我们就拿它作计算的基础。不过这两个普查，都没有包括察绥①，察绥的补充，我们是以伪蒙疆银行所作的《蒙疆地区之工场生产调查》为主干。这本书是利用曰人褚原、神川两人的调查，加以统计，褚原、神川两人调查的原始资料，我们无法找到，不过编制这个统计的人的态度，相当认真。它的惟一缺点，就是没有工人数字，而且统计的时期为1937年至1941年，1942年的数字，全部没有，这两点只有根据我们的估计和判断。此外1939年的普查中，没有包括天津，作调查的人告诉我们，天津这一部分，可以拿1939年11月满铁调查部编纂的《北支那工场实态调查报告书》(天津之部)代替，然而这本书的材料，实际上都是1938年以前的数字，而且前面的概说太笼统简单，不能应用，后面的各类分说，又只注意到几个大厂，我们因为没有其他再好的材料，只好勉强应用。不过由于这个原因，在我们的估计中，1939年天津的数字偏低，就不可避免②。————————
① 我们所指的察绥和日本人所指的蒙疆的范围是一致的，即除察绥两省而外，还包括山西北部的一部分。以下我们凡是提到察绥，它的范围都是如此，而提到华北五省(即冀鲁晋豫苏)时，也不包括山西北部。两部合起来，并无重复计算之处，这完全是受了资料的限制，不得不如此。
② 天津占华北之比例，我们可以拿1939年和1942年加以比较。
如果我们承认1942年接近实际的情形，那么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1)
1939年天津工厂厂数遗漏很多；(2)遗漏的工厂都是小规模的工厂，因为资本工人
生产的比例，1939年和1942年都很接近。这两点和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
1939年和1942年的材料和1940、1941年两年比较起来。总算比较完整，而在1940年和1941年两年中，估计和推算的成分，就比较浓厚。这两年华北工业没有普查，我们看到的调查，只有华北日本军部所作的(北支蒙疆主要工厂及事业场)一览表，比较完整。这个调查是在1941年底举行的，它的对象，是主要的大规模工厂①。要想这两年和1939年及1942年的范围一致，雇工在30人以上的小型工厂，必须设法加以补充。此外这个统计，在我们应用的时候，还有两个大缺点：第一，资本额和实际工人数只有一个笼统的数字，两年未分别统计。第二，实际生产，两年虽然都有统计，可是只有数量而无价值。根据这点材料，估计我们所要的数字，就不得不完全凭我们合理的假设与逻辑的判断。这些我们在下面个别说明就业与生产的估计方法时。还要详细加以叙述。
此外我们还要提出两点：第一，我们在前面讲过，我们所称的工业，包括一切雇工在30人以上而又使用动力的制造工厂，营利和非营利的都应该包括在我们统计范围之内。可是我们所用的调查资料中，对于非直接营利的工厂，都不在调查之列。非直接营利的工厂，在电业中比重最大，因为工厂、矿场、交通事业及文化教育机关附设的发电厂，都不是直接营利机关，这一项，我们只能补充生产数字，工人人数，我们根据每工年产值也可以勉强估计。至于资本，我们连估计的根据都没有，只有从缺。此外关于电业以外的非直接营利工厂，我们只找到河北一省的数字，其他各省无法补充。关于这两部分补充，我们所用的材料。主要是华北联络部邮政电政室所作的《北支发电设备一览表》和满铁产业部所作的《河北省特殊工场调查》两书。
第二，发电业在1940年以后，差不多集中在华北电业公司和蒙疆电业株式会社的手里，这两个公司的资本及其所属电厂的工人与生产，历年都有详细报告，所以关于电业这一部分，我们全部采用他们的统计，所用的资料主要是华北电业公司历年综合营业报告和历年《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の关系会社概况》两种。
其他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补充，所用的资料也非常琐细，只有在后面涉及到的时候，随时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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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他们所调查的工厂，一共只有387家，而在1939年华北雇工在30人以上的工厂，就有763家，可见小工厂遗漏一定很多。
二 华北工厂的统计
我们估计华北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的第一步工作，是要对这四年华北工厂的数目，先加以统计。这有两个原因：第一，1939年和1942年的普查，所包括的工厂，为雇工在10人以上和使用动力的工厂，这个范围比我们所定的工厂范围要广，所以雇工不达30人的工厂，我们要加以剔除。第二，日本人的工业分类和国际标准分类，不大一致。他们对整个工业，大概都分为纺织、金属、机械器具、窑业、化学、食料品、电气、制材及木制品、印刷及制本和杂工业等11类。我们的工业分类，是根据国际标准分类法，所以利用他们的材料，几乎全部要重新分类。由于这两种原因，我们对于历年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也就不得不逐厂统计，这是一件极繁重的工作，占用了我们很大一部分时间。现在把我们统计的结果，依业别和地区分别列表如下(见表1、表2)。
对于表1、表2的数字，我们需要几点说明：
第一，1939年和1942年除察绥外华北五省都有普查，资料比较完整，所以除了1939
年在交通业中添了一厂及1939、1942年两年在金属品及制纸印刷业中各添一家非直接营利的工厂外，没有什么大的增补。其次，1939年普查中，有调查不详或调查时休业的工厂，我们确知其雇工在30人以上而且在1939年并未全部休业时，都根据其他材料加以补充。不过这两项增补，对于整个数字的影响，都非常小。1940年和1941年之情形，就完全不同。这两年我们只有主要工厂的数字，小型工厂完全要靠我们另外想法子补充。我们增补的原则，大概是这样的： (一)拿1939年的统计和1940、1941年两年的统计比较，载于1939年而不载于1940、1941两年的统计中的，除非我们确实知道该厂在1939年以后，确已休业，其余我们都增补在1940、1941年两年的统计里面，这一部分共计有482厂。(二)在1942年的统计中，提出1940年和1941年设立的工厂，再和1940、1941年两年的统计比较，如果有不载于后一统计中的，我们就拿1940年设立的工厂增补在1940年的统计里面，拿1940、1941年两年设立的工厂增补在1941年的统计里面。结果1940年增补214厂，1941年增补390厂。此外非直接营利的工厂，我们也照例加进去，同时我们还尽量参照别的材料，对于原统计所遗漏的工厂，也略加增补，如服用品制造业中的东亚棉织工厂，就是一例①。大体说来，增补的工厂都是一些小的工厂，所以工厂的数目虽增加两三倍，而工人人数在1940年只增加52％，在1941年只增加60％，资本增加两年中都不及20％。
第二，察绥工厂原统计的范围包括雇工在5人以上的工厂，同时电厂和修理加工工厂都不包括在内。雇工不及30人的工厂。我们理应加以剔除，可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原统计是次级材料，它只有各业工厂的总数，个别工厂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所以这一步工作，我们无法做到，只好把原统计所列全部工厂都计算在我们统计之内。电厂我们原来是单独计算的，至于修理和加工工厂的补充，我们只找到一家铁路车辆修理厂，实际的情形，当不止此，然而我们限于材料，也无法再加补充。最后我们还要提出一点，就是原统计所包括的时期，是1938年至1941年，1942年没有统计。我们统计的时期向后移了一年，所以必须设法把1942年的材料补充起来，然而这种补充，毫无可以根据的材料，因此我们只得假定1942年没有新增和休业的工厂，换句话说，就是假定1941年和1942年的工厂数完全相同，这种假定，当然是不得已的办法，并没有一点根据。
第三，水电气制造业，我们是单独计算的，电厂部分，华北五省，我们大体是根据华北电业公司的报告。察绥两省，在1941年以前系根据《北支蒙疆主要工场及事业场一览表》之记载，1942年系采用接收时之数字②。水厂数目，我们只有1940、1941年两年的数字，1939年和1942年我们假定没有变化，这种假定，虽然没有根据，但是我们觉得并不违背事实，因为水厂的增设和休业，都是极困难的事。至于专门炼煤气的工厂，战前没有，战时也无新厂的设立③，所以我们不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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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青岛ヌ於スル纤维加工业实态调查》一书。
② 参阅《华北电气事业ノ现状ト将来》(听取)报告。
③ 炼焦工厂，附产品可能有煤气，不过不属于本业之中。
三 华北工业资本的估计
资本统计，1940年的数字，我们没有算出来。这是材料的缺乏给我们的一个缺点。我们在前面讲过，我们所用的1940、1941年两年的统计中，资本统计两年只有一个笼统的数字。1940、1941年两年正是日本投资高度增加的时期，所以至少就日资而言，两年之资本不能毫无变动。据原统计所记载的调查时期，是1941年12月末，所以根据常识的判断，原统计的资本数字，应该代表1941年的情形。至于1940年我们也有一些零碎的材料，可是那些材料在范围和整齐的程度上，和我们的要求距离太远，所以我们宁可暂缺1940年的数字，留待他日补充，而不愿滥用一些无可稽考的统计。至于察绥区1942年资本，除交通用具及水电气制造业外，我们是拿1941年代替的，这与上述原则当然不符，不过一来因为察绥区在整个华北工业中所占的比重极小，二来因为最重要的投资部门——水电气业——我们用的是1942年的数字，所以其余各业，我们以1941年的数字代替，决不影响整个工业资本的正确程度。我们的统计是有缺点的，但我们的态度，应该取得读者的谅解。
至于资本数字，我们原则上是以实缴资本为统计的根据，可是在我们前面所提到的1939年和1942年的两工业普查里面，关于资本一项，有“公称资本”“实缴资本”和“实出资额”三项统计。“实出资额”和“实缴资本”的分别，原统计没有说明。根据我们的判断，“实缴资本”，自然是最初资本的缴纳额，“实出资额”也许是最初资本缴纳额加历年公司营业滚存的累积数。因为就各厂的“实出资额”和“实缴资本”而言，常有很大的差别。公司储蓄应该算作资本的累积，其负储蓄，应该算作资本的消耗。如果我们的判断不错，则估计工业资本、“实出资额”毋宁更合我们的需要。其次华北工厂的企业形态，以独资经营为最多，股份公司只占极小的比例，而独资工厂，只有“实出资额”的统计，例无“公称资本”或“实缴资本”的数字。由于这两种原因，在1939年和1942年华北五省工厂资本统计中，我们用的是“实出资额”的数字，至于其他未列“实出资额”的统计，我们全以“实缴资本”为估计的根据。
关于资本系统，我们分为华资、日资、中日合资及其他外资四类。这种区分本来是非常困难的。譬如，“军管理”的工厂，原来都是华厂，日本占据以后，常常有增资的情形，增资以后的工厂。在理论上应该算作中日合资的工厂，可是增资的统计，却非常缺乏。此外华厂的收买和发还，也构成资本系统的移转，然而这种统计和工厂的评价情形，我们也不太清楚。其次察绥工厂的资本，原统计是依出资者之地区分别计算的。它把出资地区分为日本、满洲、华北、现地四项，日本、华北和现地的资本系统，都容易划分，至于满洲区所投资本，是日资还是华资，就是一个值得考虑而不容易解答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过是一些荦荦大者，其他个别工厂资本的划分问题，非常琐细，我们的处理原则，总不离开合理的判断，详细的情形，实在不能一一分述。现在把我们所得的结果，也依照业别和地区别分别统计于下(参阅表3、表4)。
表3、表4的数字，对于我们引用的原统计，是有许多修正的，这可以分三方面说明：(一)我们所用的各种原统计中，有许多资本是重复统计的，譬如一个总公司下面有许多分厂(如华北东亚烟草株式会社所属的各卷烟厂，东亚制粉株式会社所属的各面粉厂，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所属的各铁路工厂等)。各分厂资本，有许多统计，都是拿总社资本代表，这当然不免重复计算，我们碰到这种情形，都尽量改用各厂的实际投资额，或只拿本社的实缴资本代表全体各分厂的总资本。(二)有些资本统计，错误非常显然，如1939年服用品制造业中，朝日帐篷制造公司雇工不过89人，生产不过272千元，而资本为50000千元，比该年整个服用品制造业的资本都大出3倍以上，显然错误，我们就根据该年该业工人与资本的平均雇用比例加以修正。这种情形很多，我们不能一一详述。(三)有些工厂，原统计无资本数字，我们也依照上述的原则，加以补充。这些补充都是属于小型工厂，补充后的数字，对原来的数字，没有什么大的变更。
关于中日合资工厂的资本，其中日资和华资的比例，我们也作了一个大概的估计。拿中日合资工厂的日资额加上日厂资本的总数，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四年中日本在华北工业投资的变动情形。
不过这个估计，却非常粗略。这四年中，察绥区合资工厂日资与华资都已分区统计，其中还有满洲投资的，我们作为中日资本各半。至于华北五省的合资工厂，1939、1940、1941年三年原统计大半有日资与华资的分别统计，1942年，则除水电气制造业外， 日资和华资的个别数额，全部没有分开。我们知道，日本投资有一个方针，就是合资工厂中，日本资本最好不超过15％”，而就我们所掌握的情形而言，这个原则，一般都得到遵守。所以在中日资本比例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一律假定华资与日资各占半数，现在把我们所得的结果列为表5。
从表5和表3中我们就可以得到历年华资和日资的消长情形，兹一并列表如下(参阅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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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满铁经济调查会：《北支工业关系投资所要资金调》。
四 华北工业生产与就业的估计
在生产与就业的估计中，我们有几个大胆的假定，这种假定，完全是受统计材料限制的结果。
上面提过，我们所用的各种材料中，只有1939年和1942年，华北五省才有完整的工人人数和生产价值的统计。1940、1941年两年，只有产量的统计，工人人数只有一个笼统的数字。察绥工厂四年中只有前三年有计价统计，而工人人数统计，则全部付之阙如。水电气制造业我们是单独计算的：电厂的工人与生产统计，除不直接营利的电厂以外都很齐全，可是水厂的情形，我们又完全不知道。用这种零碎不全的材料，我们要估计四年的全部就业与生产，就不得不假借我们的判断。此外，我们还要说明一点，就是非直接营利的附属电厂生产和就业的材料，都非常缺乏，我们计算它的生产，所用的方法，已经非常粗略，而就业量又是从这个不太可靠的生产数字中估计出来的。所以这一部分生产和就业的数字，我们单独计算，不加在电业的总数里面，以免增加整个电业生产与就业估计的差误程度。我们这种处置方法，在比较各业资本与劳力的雇用比例时，能够更表现出实际的情形，因为在我们的工厂数和资本估计中，也没有包括附属电厂的数字。现在把我们处理的方法一步一步地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可以把1939年和1942年估计的结果，先作一个报告。1939年和1942年两年的生产和工人数字，比较齐全，惟一的缺点，就是察绥没有1942年的数字和1939年的工人数字。我们估计1939年察绥的工人人数，是以1939年华北五省各业的每工年产值除察绥各该业的生产价值得来的。换句话说，我们是假定1939年华北五省和察绥两省同一业中工人的平均年产值，是完全相等的。这种假定，可能低估察绥区工业的就业量，因为华北五省每工年产值可能高于察绥，我们希望这种差误，不致太大。至于1942年的产值，我们假定在实物生产量上。1941年和1942年没有变更，所以只要拿1942年与1941年华北一般工业制造品的物价对比，乘1941年的产值，就可以求出1942年的假定生产价值。①至于工人人数的估计，所用的方法和1939年完全一样，不必赘述。在以上所得到的工人与生产数字中，加上水电厂的工人与生产，就可以得到1939年和1942年整个华北工业生产与就业的全貌。关于电厂的工人与生产，我们有比较完整的统计，水厂的比重很小，这两部分生产与就业的估计方法，请参阅本文附表1至附表4的说明，此处不再赘述。最后我们还要提出一点，就是1939年和1942年，华北五省的生产和工人统计，也有少数错误，如1939年饮食品制造业中，山东华庆面粉公司生产，原统计为297945千元，而山东全省面粉生产不过26804千元，这种显然的错误，只要我们发觉到，都尽量加以更正。现在把我们所得到的1939年和1942年华北工业生产和就业的数字，列表于下(参阅表7、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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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物价指数我们用的是华北工业制品批发物价指数，1942年与1941年之对比为1．3。参阅下文。
有了1939年和1942年的生产和就业数字，我们就有了1940、1941年两年工业生产和就业的估计基础。前面讲过，1940年和1941年华北五省的生产统计只有数量而无价值，我们不能利用产量以求产值，因为：①生产的项目太多，而且单位的名目也非常繁复，我们找不全各年各种产品的单位平均价格；②修理加工业的生产，为修理数量而不是生产数量，如交通用具制造业中，铁路机车厂的生产，几全为车辆之修理，而每一种车辆的修理价值，是无法估计的；③产量统计并不完全，而且有一部分工厂，简直毫无生产统计，所以上述两个问题，即使能够顺利解决，我们也不能解决问题的全部。由于这三点原因，我们才决定放弃从产量估计产值的计划。产量既不足以作为估计产值的根据，惟一的办法，就是从工人的平均年产值的估计入手，因为我们已经有工人人数的统计，如果能求得出每工的平均年产值，总产值就可以拿工人总数乘每工平均年产值代替。用这种方法，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工人人数问题，因为1940年和1941年两年的原统计中，只有一个工人数字，我们决不能承认两年的就业量完全没有变更，因为我们看到两年的产量，有相当的变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依旧采用我们以前的判断，认为原统计的工人人数，应该是代表1941年的情形，这个判断如果成立，1940年的就业量，就可以拿1940年与1941年产量的变动比例，加以估计。这是一个冒险的尝试，然而我们觉得我们的假定，并没有超过逻辑的范围。至于增补工厂的工人人数，原始材料中，都有统计，我们假定在1940、1941年两年没有变更。增补工厂的比重很小，所以上面的假定，即使不合要求，也不致对全部就业量有严重的影响。现在把1940、1941年两年的工厂工人估计数字，列表于下(参阅表9)。
工人人数求出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每工年产值的决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引用上面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工人的平均年产量，四年中均无变更，产值的变动，完全是受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关于华北工业制品的物价指数，综合各地的平均指数，我们无法编制，只好拿天津作代表，如果以1939年为基期，四年间工业产品价格的变动有如下表。
1939年全体工厂工人的每工平均年产值，根据我们的统计为3．6千元，我们如果也拿1939年作基期，则4年间每工平均年产值，应如下表所示：
上表中1942年括弧内的数字，是实际1942年每工平均年产值，这个数字和我们推估的年产值，相差不过3％，由此可见我们的判断，并不过于违背事实。拿1940年每工年产值(6．44千元)和1941年每工年产值(7．34千元)，分乘各该年的工人数，即可求出这两年的生产价值，其数如下：
至于察绥部分，产值我们都有现成的数字。工人人数，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估计，结果如下(详细情形，请参阅本文附表一)。
把华北五省和察绥的工人人数和产值分别加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整个华北工业在1940、1941年两年的生产就业数字，其数于下：
上面我们所求出四年的工人和生产数字，都没有包括附属电厂之就业量与生产额，附属电厂在整个电业中所占比重很大，可是实际的生产和就业数字，我们连一年的统计都没有，不过它的设备容量，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其实际数字和其对独立发电厂设备容量之比例，约如下表：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附设电厂设备容量在整个电业中所占的比例，是逐渐下降的。我们统计的时期是1939年至1942年，所以拿独立电厂产值的8％代表附属电厂四年的平均产值，一定不致偏低。独立电厂的四年平均产值为31327千元，所以附
属电厂的平均产值应为25062千元，假定工人的平均年产值相同，则平均雇工人数应为2744人。
五 华北工业资本、生产就业指数的试编
上面把1939年至1942年华北工业资本生产和就业量的数字，都已经估计出来了，现在我们想就我们所得的结果，再编制一个指数。就业的指数，很容易编制，因为我们假定工人的效率相等，用不着有单位的调整。生产和资本就不然，因为历年的数字的变动，有一部分是价格变动的结果，要求生产量和资本量的真正变动，必须设法消除价格的变动这一个因素。工业制品价格指数，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可以适合我们目前计算生产指数的应用。资本价格指数的选择，经过我们就现有材料加以考虑的结果，觉得以用工业原料品和非消费的工业制品两种指数的复合，比较合乎理想。这两种指数， 日人所办的支那问题研究所和伪联合准备银行曾经编制过，我们拿1939年为基期，重新编制如下：
上表第三行就是我们所假定的资本价格指数，有了工业制品和资本价格指数，华北工业资本生产与就业的指数的编制就只是单纯的计算问题，表10就是我们计算的结果。
这三种指数只能代表一个大概的趋势，因为我们所用的方法。实在过于粗略①。还有上表中1940、1941年两生产指数和就业指数，是相同的，这一点，细心一点的读者，一定可以看得出它的原因，毋须我们再加说明。
① 譬如1941年增补工厂资本，有的是1939年的价格，有的是1942年的价格，我们一律算作1941年的价格。所得到的指数，就很难代表资本量的真正变动。
附注：1．除交通用具及水电气制造业外，均根据蒙疆银行之统计(包括雇工在5人以上之工厂)，不包括修理，及加工之工厂。参阅《蒙疆工场生产之调查》(其1)。
2．除胶革制造业一厂为日厂外，其他各厂均为合资工厂。
3．交通用具制造业之资本，在1942年以前，均合并于冀鲁晋豫苏区．1942年系估计数字．工人人数系根据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之统计(参阅《华北交通统计月报》)，产值除1938年及1940年外系根据每年产值估计得出，1940年生产数字系根据《华北车辆工业立地条件调查报告书》之记载，1938年系估计数字。
4．水电气制造业根据蒙疆电业株式会社之报告，参阅历年《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并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の关系会社概况》。
5．1942年除交通用具及水电气制造业，厂数资本产量均假定与1941年相同，所以以物价指数(1．3)乘1941年产值即得1942年之产值，工人人数则比照华北五省各该业每工年产值推估得出。
6．1940、1941两年工人人数，系根据各该年每工年产值推算得出。
附注：1．资料来源参阅历年《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并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の关系会社概况》。
2．1941年以前厂数系根据北支甲1800部队之调查，参阅《北支蒙疆主要工场及事业场一览表》，1941年以后之厂数，系接收时之数字，参阅《华北电气事业の状况と将来)(听取报告)。
3．1939、1940年两年工人人数系以华籍职工人数三分之二代替。
附注：1．资本及工人人数，系根据《北支蒙疆主要工场及事业场一览表》之记载。
2．产值系根据每工年产值推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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