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感性理性电影剧本创作思维关系叙事机制
前言
众所周知，在思维观念的运用上，艺术作品的创作不同于数理公式的推导，前者需带有审美意识形态、感性思维的构成，而后者不容于感性思维的参与而在既定的公式和轨迹中进行，例如：科学中的原理、定义、公式在科学活动中是必须严格遵循的。但同时，我们不能忽略艺术作品的创作需要创作目的、创作原则以及创作方法的共同参与，这就涉及到艺术作品创作过程中的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二者的关系问题。
电影——被人们称为继文学、音乐、舞蹈、绘画、戏剧、建筑之后的“第七艺术”，从1895年12月28日诞生至今，它吸引了无数的人们驻足观看，在所有艺术门类中，电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但是它却得到了全世界范围内观众的喜爱，面对这样一份“宠爱”，广大的电影艺术工作者当应义不容辞地创作出大量优秀的电影作品，而如何能够创作出优秀的电影作品呢？所谓“剧本——一剧之本”，电影艺术工作者能否创作出优秀的电影剧本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再进一步说创作者如何能够创作出优秀的电影剧本呢？创作者在“感性与理性”思维观念上的把握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思维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思维指导着人类的行动。艺术作品的创作总会让人想起“灵感”“天赋”“天才”等字眼，优秀的电影剧本当真一定是由具有“天赋”的人创作出来的吗?剖开个别现象，从普遍现象上看，答案是否定的。
本文的核心论点：电影剧本创作是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共同建构而成，在电影剧本的创作中感性和理性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思维面，它们彼此交织，相互渗透。
一、什么是感性和理性
首先我们共同认识一下感性和理性的概念问题。什么是感性和理性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感性”的注解为：“感性指属于感觉、知觉等心理活动。”在康德的哲学思想中，康德将人的认识能力区分为感性、知性与理性。感性指的是“感觉表象”。感性是被动的单纯接受的能力，感性与感觉是有所关联的，感觉是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引起的一种最简单的反映，是客观事物的个别特征在人脑中引起的反应。人有眼、耳、鼻、舌、皮肤等感觉器官，当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这些感觉器官时，通过神经系统传到大脑，人就产生各种感觉。例如，视觉能看到事物的颜色；听觉能听到事物的声响。从感觉到认识，感性即直接接触具体事物当中产生的对事物具体形象的认识，感觉、知觉、表象等是感性认识的形式，因此感性思维往往具有直接性和具体性的特点。
所谓理性，就是基于感性，通过思考而升华的一种抽象的认知。理性就是能看清事态和物质的本质，有针对性地做出判断和决定的行为。“理性是原则的能力”。理性认识就是人们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头脑的思考作用得到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认识。理性认识往往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一般情况认为人的认识首先是产生对事物表面现象的认识，然后经过分析、总结和概括便形成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感性是理性的基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也就是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感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低级阶段。要认识事物的全体、本质和内部联系，必须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是理性认识的表现形式，因此理性认识往往具有抽象性与间接性的特点，但正是这种抽象性和间接性决定了它能够从现象深入到事物本质和规律，深化人们的认识。
二、感性与理性在电影剧本创作中的运用及关系
电影的发明实际上是发明了一个摄影机眼睛和录音机的耳朵，由此带给我们一个由视觉和听觉共同获取的富有魅力的电影世界。我们经常说，摄影机代替了观众的眼睛，摄影机的眼睛可以带着观众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由翱翔。但是这只眼睛是掌握在别人手里，由不得观众想看什么，而是由那个掌握摄影机的人决定给观众看什么。在这里“掌握摄影机的人”不仅仅指摄像，它还包括了编剧、导演等幕后人员，而其中最先“掌握摄影机的人”便是编剧。电影文学剧本是电影能够立体呈现的前提，也是电影艺术作品得以成立的真正意义上的基础。
电影剧本的创作不同于写小说，它要求编剧必须用画面来写作，用镜头来写故事，运用视觉性思维进行创作。那么在视觉性思维展开过程中，感性与理性有怎样的关系？我们可以分别看一下。首先从创作者本身来说，电影剧本创作中的“感性”强调个人的创作欲望、创作情感和创作情绪，在创作的过程中，创作情感和创作情绪往往在创作者的主观意识里是连贯的，这三个方面在创作的过程中又常常被人们统称为“感觉”，虽然这样理解“感觉”概念不太准确，但它也道出了感觉与感性之间的关系，通属“感性思维”。所谓“艺术源于生活”，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创作者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审美情趣、情感认识以及对社会中人与事的理解转变为笔下的画面语言，这种转变具有直接性和具体性的特点，任何艺术作品都应是有感而发，没有情感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感性思维在剧本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编剧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不能将生活不加选择地记录（实验性电影作品除外），更不能忽略创作目的、创作构思、创作规律和创作理论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电影得到很多人的喜爱，有的电影却不受欢迎的原因。例如：在悉德.菲尔德的著作《电影剧本写作基础》中谈到：“电影剧本的前十分钟必须提出戏剧性前提、戏剧性情境和主人公的戏剧性需求。‘戏剧性前提’指的是这个电影剧本讲的是什么，即这个电影剧本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它提供了一种戏剧性冲动,而且促使故事直向最后的解决。而“戏剧性情境”就像一个容器，指的是包容这个故事内容的空间。实践证明有的电影作品对此做到了，留住了观众；有的电影作品播放了十几二十分钟还没交代清楚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观众便没有耐心再往下看下去，从而选择了离开。这就如同当一个编剧情感的阀门已被打开，凭着自己的感觉想把开篇部分大肆渲染的时候，观众已离开了座位。成功的例子如：票房大热影片《非诚勿扰》在前十分钟交代了本片要讲一个“三无伪海龟”中年男子秦奋征婚的故事，当观众明确了电影的戏剧性前提和人物的戏剧性需求以后便饶有兴趣地想知道秦奋究竟是怎么征婚的？他到底有没有征到意中人？开篇设置了悬念，它提供了一种戏剧性冲动，吸引观众迫切想知道后面的结局。倘若这部电影的开篇不做这样的设计，用二十分钟的时间交代人物需求和戏剧性前提，估计观众早已失去耐性，进而影响了整片的观影效果。电影作品是以电影观众作为受众对象，失去观众也便失去了作品生存的土壤，因此倘若在创作的过程中一味追求感性认识而忽略剧作章法、剧作理论等理性框架，最终必将导致作品的失败。剧作理论和剧作章法都是对剧本创作本质和规律的归纳和总结，归属理性思维层面，作为一名编剧必须要好好掌握。再如：任何一部电影都有理性表诉机制——叙事机制，以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为例，美国人紧紧抓住了电影这一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确立了模式化的电影叙事形式。例如：影片《魂断蓝桥》就完全依照模式化的电影叙事，在主题构成、情节设计、结构安排、人物性格等诸多元素上构成了完整的电影叙事机制，以其对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的成功运用而成为世界经典之作。
但电影剧本创作中的理性框架若离开了感性基础，抛开感觉、情感、表象、想象等特征，其电影剧本必然会生硬呆板，缺少生动和生活的质感。在影视剧本创作活动中需要情感、情绪等感性思维的参与予以作品“生动”和“生命”。同时，我们要意识到理性框架构成的最终目的同样是要令作品“生动”和富有“生命力”。电影剧本创作中的感性思维若离开了理性基础，抛开剧作理论和剧作方法，仅凭个人的自我感觉进行随意创作，其剧本就很容易造成结构散乱、调理不清、无章、无规、无格、缺乏明确主题和清晰的线索，最终用再多时间、再多笔墨也只能写出劣作。电影剧本的创作不论多么地需要情感的融入和丰富的想象都必须通过理性的梳理从无序的“感性释放”走向有序的“感性清晰”。
上述分析证明电影剧本中的感性创作与理性创作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缺一不可，创作者在电影剧本创作中只有将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相结合，才能够创作出拥有观众、拥有市场、被许多人广泛喜爱的成功的影视作品。否则只能产生大量的平庸之作和失败之作。
三、结论
综上所述，电影剧本创作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感性与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在艺术实践中二者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性只解决现象问题，理性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任何人要认识任何事，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其它办法解决的。感性和理性永远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电影剧本创作没有绝对的感性，也没有绝对的理性。感性过程和理性过程的有机结合才是导向抽象意义产生的根本原因，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有机结合才是电影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吕叔湘.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10页.
［2］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3页.
［3］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5页.
［4］吕叔湘.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10页.
从事艺术行业的人与从事其它工作的人在一点上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希望将复杂的问题简化，找出能指导从事那一工作的规律来，从而能够更快地成为那个职业中的行家里手。比如学书法的人，会临摹颜、欧、柳、赵等不同的字体。他们甚至从描红模子开始练习。一个人最终能够建立自己的字体风格，那是以后的事情。如果连临帖的阶段也没有就想创造自己的字体，那是不可能的。又比如，唱戏也会分成梅派、马派或别的什么派，你先得“师承”一家，然后方有可能渐渐地建立自己的流派，鼓捣出点新鲜玩意儿来。前些天因为失眠，找出一本《唐五代词》来读，却发现，那时的人虽然个个想创新，写出点别人所没写过的东西，但他们却严守格律。最令我惊讶的是，所用的词汇都大体相同，有着很高的重复率。比如，词中抒发的十之八九都是离愁别恨、游子思乡之情。借以载情的经常就是西风落叶、雨打芭蕉或梧桐。而且一伤心就得上楼，隔着小窗或卷簾、画簾、绣簾什么的远眺，然后就开始了“断肠”过程……我原以为“断肠”是很高明的创造，可后来才发现，在同一本书中，隔个三五页就会有人“断肠”一回哩！细细想来，这也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探求事物内部的规律是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的一种本能，而将事物成功的因素提炼成为规律，便形成了模式。
有人试图区分匠人和艺术家，他们认为，所谓匠人，就是只能按照已有模式复制产品的人；而艺术家却是在突破模式，是在创新的人。这样的说法大体上是不会有问题的，然而需要看到的是艺术家和模式之间的关系。首先，他们必须充分了解和掌握模式，之后才有可能突破模式，否则他们会自以为是突破了模式，其实却仍然在模式中转悠；再有就是，当他们创造出了全新的形式之后，那个新玩艺就会变成众人竞相摹仿和趋之若鹜的时髦，于是就形成了新的模式。这就好比，一个人在大家的头发都是黑色的时候将自己的头发染出一缕黄色是个性化的创造，但你如果去今天的韩国看看，大街上众多的女性不分老少地都染上一缕黄发，就不再是追求个性化，而是赶大众时髦了。由此可见，所谓匠人，应该理解作仅仅重复模式创作的人；而艺术家却是推进创作模式和创作出新模式的人。说来说去，一句话：创作离不开模式和对模式的研究。实际上艺术的发展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以新的模式代替就的模式的不间断的过程。
电影剧本创作是不是也应该在研究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呢？日本著名剧作家兼导演新藤兼人的说法很坦诚，他认为，一个剧作家首先要有好的“匠人气质”，他说：“要写出好的电影剧本，首先要有良好的匠人，必须发挥匠人磨炼出来的技巧。电影剧本的艺术性，可以说就在于技巧精湛的匠人想什么，选定什么样的主题。”他的观点，好象和很多鄙视模式的人相左，然而如果我们考证一下电影剧本创作的实际情况就会觉得他的看法真的是很中肯的。
电影剧作的传统模式
电影剧本创作是有模式的。我们知道，电影最初是向戏剧艺术学习叙事的。在电影成为艺术之前数千年，戏剧已经就有着很高明的叙事本领了，电影在脱离杂耍演化成为一门人们心目中认可的艺术种类的时候，首先就借助了戏剧已经积累了数千年的叙事经验。而这些经验其实就是模式。例如，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戏剧就逐渐形成了结构方面的模式：亚里士多德认为，戏剧的结构必须分为头、中、尾这样的三段式。后来人们感觉在一出戏里高潮特别重要，应该强调，就出现了“启、承、转、合”的说法。是黑格尔总结出“冲突律”的结构思想的，他认为戏剧冲突是布局的依据，他进一步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头、身、尾”的三段式说法：“合式的起点就应该在导致冲突的那一个情境里，这个冲突尽管还没有爆发，但是在进一步发展中却必然要暴露出来。结尾则要等到冲突纠纷都已解决才能达到。落在头尾之间的中间部分则是不同的目的和相互冲突的人物之间的斗争。”其实，从那以后，直到今天，这已经成为包括电影在内的剧作艺术所普遍遵循的结构法则。例如，在著名的剧作理论家劳逊所撰《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一书中，即将以“冲突律”为核心的结构原则引入了电影剧作理论。在电影剧作的教学领域里有一本广泛流传的教材：悉德.菲尔德撰写的《电影剧本的写作基础》。其中在论述结构的部分依然将“冲突律”作为剧作家必须严格遵守的定律，他认为：一部影片的开端就是建置冲突；中段就是发展冲突并使冲突双方反复地较量；所谓高潮就是冲突的总爆发是冲突的至高点，因此也就是冲突的决战时刻；至于结尾，无非是冲突过后所产生的最终结果。可以说，以这样的原则创作出来的电影剧本在今天仍然是电影结构类型的主流。这种被今天的人们称作“戏剧式结构”的原则依然是我们进行电影剧作教学的基础。如果不掌握这样的结构模式，人们就无法创作出《变脸》、《天地大冲撞》、《生死时速》、《离开雷锋的日子》、《三大战役》、《红河谷》……数不胜数的电影剧本来。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经常会轻视传统的东西，然而他们最终在走向社会之后便发现，传统的东西会成为看家的本事为他们谋一碗饭吃。
电影剧作情节的模式似乎比结构的模式复杂一些，但模式化的倾向却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早在18世纪末，西方的戏剧家就将剧作的情节归结为36种情节模式，这有名的36模式一直传诵到今天，它依然是人们研究剧作情节的工具。当然，今天的很多电影剧作已经超越出36模式之外，但36模式毕竟最大面积地涵盖了电影剧作的情节。人们确实追求着对传统情节模式的突破，例如那些被标榜作“新”的一次次电影运动都是以反叛模式为前提的。但是真正突破模式却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例如作为法国“新浪潮”电影主将的戈达尔，几乎终生都在干着反情节剧的事情，但直到最后他也不得不自叹未能逃出情节剧的圈子。他的作品《精疲力尽》和《疯狂的比埃罗》依然是36情节模式中的第5种“捕逃”，显然继承了警匪式的道路片。作为“新德国电影”主将的法斯宾德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更聪明一点，他非常痛快地说自己追求的是拍摄“德国式的情节剧电影”。他的代表作《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一开始就使用了一个被人们千百次使用过了的情节模式：“误以为丈夫已死而改嫁，其实未死之类。”这属于36情节模式的第18种。
电影艺术是比之戏剧更加商业化的形式。有人将好莱坞比喻作制作电影的工厂，人们在这里进行着电影的批量生产。为了观众口袋里的钱，电影制作者的天才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对观众喜闻乐见的模式的研究上。一旦某种模式赢得了高票房，那种模式就会成为大量生产的样板。说来，电影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样式”的艺术，例如在戏剧中，你只知道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戏剧等等，却没有什么“西部戏剧”、“功夫戏剧”、“惊险戏剧”……然而，在电影艺术中，将作品分为“恐怖片”、“惊险片”、“言情片”却是天经地义的事。艺术家们可以鄙视模式化生产的电影，但是他们却无法回避模式化生产带来的奇迹。好莱坞用模式化生产的方式统治着世界电影市场，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另人目瞪口呆的票房神话！好莱坞最古老的叙事传统来自于戏剧的“情节剧”模式，那是一种被称作西方感伤戏剧的一个种类。剧中所讲的通常是一个弱女子爱情和婚姻生活的不幸，而造成这种不幸的就常常是门第观念的障碍
。这种情节模式属于36种中的第28种“因为门第或地位不同而不能结为婚姻”。这样的模式创造出了一部部赚取观众眼泪的影片，不久前在全球创造出票房奇迹的《泰坦尼克号》便是这种模式的最新翻版。
模式与创新
人人想创新，但真正能够创新的人绝不是仅仅鄙视模式的人，而是尊重模式并研究模式的人。我在剧作教学中常常发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刚刚从中学校门踏入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大多怀着强烈的标新立异之心，希望能搞出点惊世骇俗的东西来。他们言必称伯格曼、基耶斯罗夫斯基，写出一些哪怕是伯格曼或基耶斯罗夫斯基也无法看懂的剧本来。然而到了大学三年级，他们便会惊慌或抱怨起来，说是基础的东西都没学会，连基本叙事的技巧也没有。然而时不我待，他们常常就在恍惑之中走出了校门，面向了数亿人构成的观众……说来老师也有责任，比方说，当他们不屑一顾地说“那些东西太传统”的时候，我们如果逼问一句：“那你能说说传统的意义是什么吗？”是不是会给他们一个提醒？
事实上，我们如果踏实地研究，就会发现电影剧作观念的发展并不是对传统模式的彻底摧毁，而是对它不合乎时代要求和观众的新的审美习惯的那些部分的改革。就以前面我们提到过的“情节剧电影”的模式为例，它实际上也是随着时代而发生着变化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或刚刚终结时，尽管描写女人在婚姻爱情生活中历尽磨难的情节模式依然在《魂断兰桥》、《雁南飞》、《鸳梦重温》、《雨夜物语》、《一江春水向东流》、《白毛女》……一系列影片中重复着，但如果你再将阻碍两个人美好爱情的原因归结为门第观念显然就太不合时宜了。因为那时人们更加关心的是战争对人生的影响，所以在那些影片里，战争就代替了门第观念而成为制造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门第观念的影子就象没有变化完全的猴子留下了尾巴一样。
从结构模式上来看，情节剧电影太借重于巧合。千载难逢的偶然机缘几乎成为制造人物命运大起大伏的原因和形成冲突高潮的契机。在《魂断兰桥》和《雁南飞》中，人为制造的误会决定了人物爱情的悲剧性命运；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旷世难寻的巧合使被遗弃在千里之外的妻子恰巧来到了丈夫的豪宅当女佣，并恰巧在丈夫的婚礼上认出了自己那负心汉；《鸳梦重温》更是将偶然的机缘作为情节突转的动力，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了记忆的富家男子与一个歌女结婚（这里依然保留着门第观念的尾巴），但当他外出寻找工作的时候却意外地（这种意外在那时的影片里却常常是编剧滥用成癖的）被汽车撞倒，奇迹发生了——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并回到自己战前的家中当起了富翁，却把歌女忘记得一干二净！接下来便是歌女漫长的等待，等待他自己有一天能恢复记忆回到自己的身边来。终于那一天到来了，观众在大团圆的结局中被感动得泪如泉涌……您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这时虽然把战争当作了间离情人的罪魁，但实际上影片对战争并没有多少批判，相反，故意制造出来的情节牵引着观众的心。现在，人们都会将法国“左岸派”电影人看作是对传统情节剧的反叛者。但如果你仔细解剖一下他们的剧作就会很容易看到那些故事与传统模式之间的亲近关系。例如玛格丽特.杜拉的《长别离》讲述的依然是一个与《鸳梦重温》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一个男人在二战中失去了记忆，一个女人努力启发他回忆过去。看来她的确是熟知那样的传统情节模式的，而且她利用了它来完成自己的创新。她摒弃了在那个男人身上制造偶然事件的情节剧方式，而是将注意力和笔墨都集中到表现女人的内心创伤上，利用平凡的动作和细节来展示她可怜的希望，甚至直到最后我们也没有等来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那男子依然没有恢复记忆。巧合没有了，人为地煽情没有了，大团圆的结局也没有了，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对战争更深刻的批判和对人物更深层次的内心的揭示。在她的另外一部名篇《广岛之恋》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传统情节模式清晰的影子：一个法国女孩在二战中爱上了一个德国士兵，女孩被家人关入地下室，德国士兵却被打死。这显然是36情节模式中的第29模式“爱恋一个仇敌”，即“被爱者为爱人的亲族所仇恨”这一款。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便是这样的情节，甚至在莎士比亚的《罗蜜欧与朱丽叶》时代这样的故事已经屡见不鲜了。杜拉在这里所做的无非是将情感冷漠化并将这个故事与广岛发生的恋情穿插起来，以此制造出一种跨故事和跨时代的理性思考氛围。我们很难设想，如果玛格丽特.?爬涣私獯车那榻谀J剑绾瓮瓿勺约旱拇葱隆?/P>
也许，我国电影的创新尝试更能证明创新者与情节剧电影的联系。在前的十七年中，我们的观众和电影创作者们并没有对情节剧中过于借重巧合的结构模式有什么反感，相反，人们常常会对失散多年的亲人意外相逢这种“认亲”模式感兴趣。例如《达吉和她的父亲》就是围绕着“认亲”展开情节的。甚至在《英雄儿女》这样表现战争的影片中依然会有个兄妹找到亲生父亲的情节。应该说，直到过去的八十年代初期，这样的观念依然左右着我们的电影创作，《小花》在“认亲”，《小街》在“认亲”，《樱》也在“认亲”，甚至在试图用纪实手法讲述的《女大学生宿舍》中，同宿舍的上下铺女生依然会突然发现对方竟是自己同母异父的姊妹！《红色恋人》里，狗特务竟发现自己追捕的对象是自己的女儿！实际上，在此后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如果有所谓“第六代”的话）导演的追求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恰恰是对情节剧电影中不符合时代的部分特征的改革。例如在国产影片的创作中流行着一种情节模式：无论你歌颂的主角是医生、警察还是导弹专家，你都需要将他们放在一种冲突之中：一方面是事业，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亲人或爱人所构成的个人生活。比如一位警察，他不仅常常顾及不了自己的个人安危，而且会顾不上亲人病危这样的重大事情。他无法满足老婆对生活的抱怨，甚至还要拒绝身边年轻女性的追求。而他如果是一位身在边疆的教师或医生，就一定也会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亲人希望他能调到大城市里生活，一方面他却无法离开自己的岗位。这便是36情节模式中的第20种“为了义务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渐渐地人们会感觉这样的情节模式太过说教，就希望能将人物牺牲自己个人生活的过程中设计的困境更加自然一点、感情表达更有分寸一点、最后也不要太明显的大团圆。例如：《沙鸥》写的是一个女子为了排球事业牺牲自己个人生活的故事，尽管她的男朋友之死依然有人为安排的痕迹，但比以前的影片要自然得多了，而且在沙鸥的情感处理方面也不再象情节剧电影那样声嘶力竭地煽情；张元的成名之作《妈妈》依然写了一个女人试图使她所爱的人（尽管这次是儿子）神智康复的故事，这几乎就是前边我们所提到过的杜拉的《长别离》情节的现代版，而且这依然是一个“牺牲”模式的变奏——这个母亲为作母亲的义务而牺牲了自己个人的生活。但显然他却表现得更加冷静。结局更加的冷酷——直到最终，那个母亲也没能使儿子的神智出现一点点可怜的奇迹。
电影剧作的新模式
当然，任何量变最终都有可能会带来质变。今天的影坛上肯定会有很多36种情节模式所框定不住的电影情节。例如你如果细细地查阅一下就会发现在36情节模式中没有《为戴丝小姐开车》这类影片的情节类型。也就是说，人们在创新，而且创造出了新的情节模式。
>在50年代以前的战争岁月里，无论个体还是社会都处在生死攸关的激变之中。人们关心的焦点当然就是表现为你死我活的重大事件或一个人出生入死的命运。所以，那个时候真正是“没有冲突便没有戏剧”，同样的“没有冲突便没有电影”。电影结构的“冲突律”模式首先是时代所赋予的。而那时的情节几乎都表现为两种突出的倾向：要么表现一个惊心动魄的、人命关天的外部事件，要么表现一个人物生生死死的坎坷道路。然而，当生活进入到50年代中期，战争已经成为历史，虽然进入了冷战时期，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社会内部都出现了相对的稳定。这时，即便西方国家，社会也在逐渐地向中产阶级社会过渡，大多数人达到温饱，失业问题不再象40年代中后期那样突出。然而新的社会矛盾却出现了，最突出的矛盾常常发生在两个方面：一、人际关系的危机。物质文明常常会带来社会的异化和人类心灵的间离，尽管在繁华热闹的都市里人们依然感到难以派遣的孤独。虽然你每天都在和人打交道，但真正的沟通却成为了普遍的社会障碍。人们近在咫尺，心灵却远隔天涯。二、个人心灵深处的危机。物质的满足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人是唯一一种会探求生存意义的动物。这种探求在没有衣食之忧的时代反而变得更加突出，因为只有这样的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思考这样内省的问题。正因如此，电影剧作关注的生活焦点也就必然从社会外在的危机（比如战争和失业），转移到人类的内部危机中来，将镜头对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内心情感甚至不成形的潜意识。如果好莱坞在过去的岁月里编织过灰姑娘变成公主的梦，今天人们似乎更需要编织的是在任何不同的个体之间都最终能够突破障碍，结成亲密关系的梦。
于是，一种新的情节模式便应运而生了。首先，你得找来两个性格存在着差异的人物。这些差异有可能产生于如下原因：1、性别；2、种族；3、年龄；4、宗教；5、文化；6、国度；7、民族；8、生理；9、地位；10、爱好；11、气质……总之，你可以找来任何你想象得出来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会给人物与人物之间带来你死我活的冲突，相反，作者所关注的是他们如何一步步地突破这些隔膜和障碍达到真正动人的沟通和交流的。这类影片的情节线实际就是两个人物之间关系渐近的历史。例如《雨人》表现的是两兄弟间的关系发展变化线，他们不仅性格气质和价值观念有很大差异，就连生理上也差异很大（弟弟是个很机灵的人，而哥哥却是个病态的智障者）；再如《为戴丝小姐开车》表现的是一个性情怪异的犹太阔老太太和她的性情温和的黑人司机之间的关系变化过程。两人之间除了性情差异外，还存在着种族、地位方面的差异；捷克影片《给我一个爸》（KOLIYA）则选择了一老一少；日本影片《谈谈情，跳跳舞》则选择了一个呆板的中年男子和一个美丽的舞蹈教师……影片总是从这两个过去毫不相干的人由于偶然的机缘相遇开始的，他们的关系常常开始于相互的反感甚至对立，但影片不是通过激烈的外部事件来近一步强化和发展他们?涞某逋唬喾矗苁抢靡恍腥さ纳钕附谥鸾セ饬饺说母裟ぃ钪战侵涞墓叵瞪鞫说那酌芨星榛虬椤K裕车慕峁鼓J健俺逋宦伞痹谡饫锸チ俗饔茫蛭荨俺逋宦伞钡墓娑ǎ逋坏闹聘叩阌Ω梅⑸谟捌诮嵛驳牟糠帧H欢庵智榻谀J较碌某逋蝗闯37⑸谟捌目。缓蟪逋唤ソセ航猓钡阶詈缶寡莼汕浊椤榛蛴亚椋≌獠⒉灰馕蹲耪庵帜J嚼锩挥星榻诘母叱保歉叱辈辉偈浅逋唬乔楦械母叱薄?/P>
微时代下方兴未艾的微电影凭借着丰富的题材，自由的创作、快捷的传播、低廉的成本优势，以窥斑见豹的态势向人们演绎着自己的影像图腾，以一种全新的影像叙事风格大大地拓展了注意力经济的疆土，“飞入寻常百姓家”，造就了微时代的草根盛宴。但也许“从微电影出现的那一刻起，甚至在其概念酝酿之初，其中的大部分领域已然变成媒体新一轮资本游戏的掘金地。”［2］日益成为各业界关注的广告营销新战场。在《一触即发》、《哨声嘹亮》、《11度青春》、《酸甜苦辣》系列、《奇迹世界》等视频的背后充斥着的是雪弗兰品牌、佳能相机、凯迪拉克汽车、九游网络游戏等各种商业实体欲言又止的利益诉求。产品广告的植入和品牌的定制早已经成为资本在微电影的创作之中的商业考量。诚然，在微电影的诞生之日就与广告结下了不解之缘，但过度的“暧昧关系”必将削弱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诉求，从而沦为一种浅薄无营养的快餐文化或是披着剧情外衣的高级广告。品牌成就微电影的同时，也像一把斯巴达之剑悬在微电影的创作之中，引发人们对微电影创作自由度的疑虑。微电影在艺术与商业之间徘徊，但就像徐峥参演的《一部佳作的诞生》所诠释的:“与其纠结于文艺片与商业片之间，不如重视影片细节上的艺术审美追求，只有让作品走进观众的心，最终才能赢得商业上的成功。”与此同时，微电影创作的微门槛唤起众多“电影游民”的影像冲动。他们在自由的网络时代中争先恐后地寻找适合自己的“微角色”，沉浸在影像表达的感性狂欢中，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微时代下的网络媒体环境为非精英式的影像表达提供了多元化的创作土壤。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作品，以底层叙事的方式切入当前社会发展的“微现实”传递出发人深省或感人至深的正能量。如四川大学的王余亮《山隅》以一种原生态的摄影方式记录大山深处爷爷奶奶的生活状态，诠释一种对生活恬静淡然的态度。《迷失的家园》通过物种与环境反差对比的手法，以镜头语言讲述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庭发生的真实故事，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当然在这些眼花缭乱的作品中，笔者也发现某些微电影将其沦为他们情感的宣泄工具，甚至无法掩饰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和扭曲的心态。“这些叙事的方式是以一种自我防御的姿势将自身构建成与外在世界暂时隔绝的空间，用‘空间伪装自身’，无意识地维持着一种斗争和防御的姿势。改变的仅仅是犹如海市蜃楼般外部世界的视觉侵略性。”［3］在《红领巾》的对白中曾有“小学不正常，长大就流氓”之类近似群体扭曲的价值观说教;《我要结婚》中诸如“郑钱花”、“姜来有”的未来期许中，也隐藏着对“富二代”的微妙的“仇富”心态。虽然它们直面了现实的生活状态与现象，但缺乏了深沉的理性思考，主题呈现或是与审美价值擦肩而过或是停留于表象的结合，无法展现人性、情感的力度与深度，虽然迎合了受众的宣泄心理，但亦消解了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与吸引力。
二、微电影艺术创作中的“微情怀”
黑格尔说过:“作为艺术品应当具有意蕴，即内在的情感、精神和灵魂。”［4］而各类艺术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电影艺术作为第七艺术因其独特的艺术形态构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意蕴。微电影所追求的艺术情怀就是指微电影中所具有的艺术意蕴，可以指向作品影像语言或人物形象所传递给受众的人生感悟、审美情趣、生命体验以及思想、精神、哲理等价值取向，是一种言尽意无穷的艺术境界。美学家苏珊•朗格就曾指出:“呈现就是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电影从本质上看像是以梦的方式进行表意。”［5］微电影作为电影在新媒体时代的新模式可以借助这种独特的表意方式满足了大众在碎片化时间中对于电影之梦的审美追求。它以独具创意的故事主题、朴实写意的影像视听、个性化的叙事风格演绎着自己的艺术魅力，以一种新型的艺术样态书写自己的艺术情怀，诠释着每个人的电影梦，虽微，亦微而足道。
(一)虽辞微，但其意旨深远微电影的“微”之义不仅仅在于微小、微型，而其精髓在于精益求精的选题创意，以微知著，其辞虽微，但其志可洁，虽微言亦可大义，一叶而知秋。没有复杂的时代精神，也没有深沉多元的主题架构，只有单一的主题阐释，但必另辟蹊径，怀有“纵横自有凌云笔，俯仰随人已可怜”的情怀，仅仅一个故事，一段情怀，一次追忆，亦或是个体情感的释放与审美理念的浓缩，没有宏伟的故事篇章，只有小人物、小命运，但能达到“四两拨千斤，杯酒释兵权”“微风鼓浪、水石相搏”的艺术效果。将深沉的表达蕴涵于影像符号之中，不禁让观影者内心产生情感的共鸣。在(时长5分钟)《看球记》中当成年的儿子骑上父亲的肩膀看球的瞬间，浓浓的“父爱亲情”便以这种独特的风格得以诠释。在2010年的《老男孩》通过讲述一对不再青春年少的老男孩重登舞台追寻青春与梦想的故事，以真实细腻的姿态触动到了广大的“70、80”后内心深处，打开了他们记忆的闸门，激起了他们缅怀自己青春与梦想的情感共鸣。
(二)虽景微，但可自成天地微影像中的一个画面、一句对白、一个镜头都可以让微电影成为捕捉时间消逝与空间跳跃性的美的艺术。巴拉兹贝拉曾说过:“在优秀的影视作品中，许多生活中隐蔽细节的发现往往是归功于特写，这些特写并不是单调乏味的，它们往往既有现实性又富有抒情味，体现出一种穿透现实的力度，以独特视觉效果冲击着人们的心灵。”［6］微电影因自身时长的限制，其镜头语言的表现方式必然从宏伟叙述和广阔的图景转向聚焦视角致微。因此，微电影故事中呈现的画面、声音、色彩、光影的细节塑造、人物形象的象征性以及语言对白的隐喻性将成为展现作品艺术气息的重要元素，大面积地选取特写与近景也将在所难免。一部优秀的作品常常利用与日常生活贴近或相关的自然情感资源或带有普遍性的大众诉求指向，通过特定的画面与画面之间触碰，强烈而鲜明的底层叙事色彩绘制，俘获观众的心，满足平凡大众的心理诉求。《老男孩》中鲜有广阔纵深的外景空间镜头，却通过泛黄怀旧的影调、校园大喇叭、蓝白校服、游戏机、教学楼场景、吉他、校园街头的青年小团体这些特定镜头与场景，以简练却不简单的方式在影像与社会现实的相关联性上刻画上时代的痕迹，寥寥几笔勾勒出了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图景仿像，瞬间将“70、80后”观众拉回他们自己的校园记忆中，感慨那个年代我们一同经历过的心路历程与社会变迁。
(三)虽个性，但不失微美新媒体技术的革新，特别是DV技术的普及打破了传统胶片时代精英人士才能驾驭影像的神话，让电影这个高雅艺术平民化，让每个怀揣电影梦的普通人也可以通过DV机以自己的叙事风格拍摄属于自己的微电影。多元化的主题、独特的叙事环境、紧凑的叙事节奏造成了微电影叙事策略上的独具一格。微电影主题的取材虽广，但没有采用传统长片中的多元主题建构，常常以贴近现实又容易被人们忽略“微现象”为切入点，向观众呈现出一幅鲜活的生活横切面。移动多媒体技术地出现，让微电影从暗房走向了天空，让影像在人们的指尖中“流淌”，在互动中让微电影成为人们精神交流的新载体，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电影艺术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互动的转向。若奈特曾经说过，作品的叙述方式常常与它所叙述的故事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这层意义上讲，微电影的故事风格常常决定了它要选择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的线性叙事电影不同，在微电影中往往摒弃传统的叙述方式，进一步淡化、凝练故事发展中的前期铺垫与次要部分，简洁明了地预设悬念，设计一环扣一环的情节与矛盾，灵活地采用倒叙、交叉叙事、插入叙事、时空交错式等叙事结构以及应用色调、音乐、象征性影像语言等手法，在短促的时间内，营造出一种能引起观众对故事深层内涵思考的韵味和情绪，让观众感受到微电影与长片电影别样的艺术表达形态。在作品《回到过去说爱你》中就大胆地采用时空交错式叙事方式，令观众在时空交错中目睹了一场感人的爱情故事，提醒当代的年轻人许多事情过去了就无法挽回，要学会珍惜现在。影片《调音师》中采用闪回与倒叙的剪辑手法，向观众展现了一个伪善的调音师形象，隐喻着人性的选择的重要性。全片十三分钟以平静而略带悲伤的音乐，古典而富有感染力的镜头，鲜明又独具特色的剪辑手法，渲染出悬疑惊悚的氛围。结尾用音乐表达出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内心活动。在跌宕起伏的电影情节中以一种开放式的结尾引发人们无尽的联想和深刻的反思。
三、结语
[关键词]主旋律电影创作特点创作模式表现形式综观
二十年来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可以说基本上做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教育性与娱乐性相统一，体现出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消费的完美结合。但从总体上讲，都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宣传性，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分析主旋律电影的创作特点，可以使我们深入地认识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规律，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主旋律电影。
对于主旋律电影的分类，一般是按题材和内容来划分，将其分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重大历史题材电影和重大现实题材电影等三种。主旋律电影在艺术创作方面，主要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
一、主旋律电影的选材多以革命历史题材、重大现实题材为主
主旋律电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手段。党和政府斥巨资拍摄大量的主旋律电影，其根本目的也就在这里。由此中国主旋律电影多以表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与现实生活风貌为主。通过观看这些影片，可以使广大观众认识和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并起到了反思历史、关照现实、认识生活的功能。例如，《长征》全景式地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悲壮历程，《重庆谈判》反映国内革命斗争的重要史实，《大决战》系列片展现了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宏大场面，《万隆之行》反映了我国外交斗争的不平凡的历史，《国歌》刻画了无数爱国者勇往直前的光辉形象。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献礼影片《我的长征》通过一名红军小战士的独特视角，对红军长征的历史画卷给予了全景式展现，精致巧妙的构思和大气磅礴的气势，使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拥有了崭新的意蕴和格局。重大历史题材影片《东京审判》形象展示了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东条英机等日本甲级战犯的历史过程，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险恶嘴脸，以真实的氛围、凝重的情节、史诗般的风格，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二、主旋律电影善于塑造历史人物、时代英雄以及普通劳动者的典型形象
中国主旋律电影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其自身形态受到观众和市场的驱动，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一系列的史诗性革命战争巨片和革命领袖历史传记片之后，观众和市场开始呼唤更多贴近生活现实的更加适应时展的艺术形象。主旋律电影以1989年影片《焦裕禄》标志，“主旋律”影片开始了新的英雄人物的塑造方法，英雄人物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全能英雄，而是一样儿女情长的平凡形象。这种新的创作风潮使主旋律影片中的领袖人物个人魅力的表现和英雄人物形象塑造得到了明显的改观，时代促使观念改变，随着主旋律电影的不断发展英雄模范人物的创作也陆续发生着变化。影片《郑培民》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彻底颠覆了“高大全”套路，则是以细节塑造人物，以民族精神感动观众。其艺术感染力决不仅仅是如其直截了当的片名那样单一，而是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影像世界。电影《任长霞》为了防止英雄“脸谱化”，在制作中力求真实，并将14万登封老百姓为任长霞送葬的真实录像镜头运用到了作品中。影片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人物的心灵世界，既注重刻画任长霞忠于职守的光辉形象，又将她还原成一个普通的母亲和妻子，富有人情味。《沉默的远山》中塑造了一个走下神坛的主旋律式的英雄人物，主人公周国知不再是高高在上站在神坛上让人们顶礼膜拜的人物，而是你身边一个普通的民政干部，或者说就是你的乡亲。《生死牛玉儒》从人物性格的挖掘入手，避免了从概念出发，塑造了一个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纵观全剧，处处涌动着一种真诚的激情。编剧和导演把牛玉儒还原成普通人，从普通人的角度去看他，在他胸怀大局、心系人民的一生中找到了创作的切入点，增强了影片的情感冲击力。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激情的市委书记。这些主旋律影片把握精神世界、注重人格形象、着力镜像表达形成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三、主旋律电影的表现形式尊重生活，忠于艺术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主旋律电影也在逐步走向市场，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其存在空间也在日益扩大。主旋律影片是一种艺术要求很高的片种，不能只为宣传教育而拍，也要做到尊重生活，忠于艺术，尤其要尊重中国千百年来传统的审美艺术。主旋律影片只有遵从艺术和市场规律，才能打动观众。
影片《郑培民》是以原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副主任郑培民为原型改编的故事片，紧紧围绕郑培民在担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期间，率领全州干部群众劈山开路，脱贫致富奔小康这根主线做文章，真实而生动地塑造了郑培民廉洁从政、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形象，讴歌了他尽职尽责、无私奉献、忠诚党的事业的崇高品格，展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在影片《任长霞》中运用横断面式的创作手法，叙述了河南省登封县女公安局长任长霞忠于职守，最后以身殉职的感人故事。影片以其生前最后36个小时的生活片断为切入点，通过她与亲人、战友以及登封县老百姓的接触，镜头逐一闪回到任长霞的“过去”，表现出了她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100分钟的影片，浓缩了任长霞“亲民爱民”的精神。这位2004年“感动中国”第一人，再次在银幕上感动了千百万的中国观众。
一、研究意义
香港电影文学研究,既是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研究系统工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香港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还是香港电影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丰富香港电影研究、中国电影文学研究、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华文文学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香港电影文学与有着上百年历史的香港电影相伴而生,并伴随香港电影一起成长发展。研究香港电影文学,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香港电影研究。一方面,香港电影文学研究可以弥补早期香港电影研究中胶片资料之不足。基于战乱和缺乏保存意识等原因,早期香港电影的胶片资料大多已经湮灭,今日可以看到的少之又少。而为香港电影提供文学基础的香港电影文学,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早期香港电影研究中胶片资料匮乏的缺憾。借助电影文学作品,研究者能够大致了解影片的故事梗概、情节内容、人物性格,乃至一些具体的台词和关于镜头画面的运用提示。尽管最后拍摄出来的影片未必和电影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完全一致,但其基本面貌却可以由电影文学中窥得。另一方面,通过电影文学作品与影片的对比,可以深化对香港电影的认识和理解。不少香港电影在拍摄过程中,会对电影剧本做出一些改动。这些改动有时是出于文字和影像两种媒介之间差异方面的原因,有时则是出于商业资本要求上的原因,还可能是出于更加复杂的政治原因。通过对剧本和影片的比较,能够更好地认识两种表现媒介之间的异同,以及在微妙的改动中所传达出的政治、文化意味,从而把香港电影研究引向深入。此外,通过对香港电影文学的研究,可以全面认识香港电影创作中的剧本环节,弥补以往该方面认识的不足。而且在香港电影创作中,一些导演本身就是影片的编剧,通过对电影剧本的研究,也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这些导演的艺术风格。有一些香港电影剧作是由大陆、台湾的作家创作的,如影片《似水流年》的剧本作者孔良来自大陆,《滚滚红尘》的剧本作者三毛来自台湾。研究这些剧本的创作情况,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电影合作情形的视角。但是,如果仅仅把香港电影文学研究看作是对香港电影研究的补充,显然是不够的。香港电影文学从本质上来说,应隶属于文学范畴,它既是中国电影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华文文学的分支。因此,香港电影文学的研究,无疑是对上述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丰富。不少著名作家如张爱玲、夏衍、三毛、倪匡、李碧华等都从事过香港电影的编剧工作,电影剧本创作是他们作家生涯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通过对这些作家所创作的电影剧本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加深对这些作家的理解,对他们的创作情况也可以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有的香港作家既从事话剧创作也从事电影剧本创作,例如杜国威,他的话剧《人间有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南海十三郎》等都由他本人改编成了电影剧本。研究像杜国威这样的剧作家及其电影文学创作,可以加深对香港话剧、香港电影剧本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香港也有不少专门从事电影剧本创作的剧作家,如邱刚健、岸西、陈韵文、陈文强等。他们的剧作各成风格,显示出较浓郁的个性化色彩。研究这些剧作家及其创作情况,对丰富中国电影文学研究和华文文学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不仅如此,香港电影文学还反映出香港的地域文化、生存经验,及其与传统中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从文化层面关注和研究香港电影文学,不仅能更加深入地揭示香港电影文学的独特性,也可为当前的中国电影文学研究拓宽思路。
二、研究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但是,香港电影文学研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是否能够克服,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将直接决定着香港电影文学研究的进度和质量。首先是资料搜集的困难。由于电影是一项综合艺术,又有其特殊创作手段,一方面它需要剧本作为文学基础,另一方面,只有当剧本拍成影片以后,才算完成了最后的创作。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往往更关注作为最终完成品的影片,而忽略了对其文学基础———电影剧本的重视。加上电影发展之初并没有完整的文学剧本,即使后来有了剧本,大多也没有发表或保存下来,这就给电影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香港电影文学也是如此,尤其是早期的香港电影文学创作,一般都是作为脚本供导演摄制影片使用,并不是供读者阅读,因此公开发表的就比较少,作者自己保存的也不多,制片单位也很少作为艺术档案资料保存下来。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许多早期的香港电影文学作品已很难搜寻,只有一少部分散见于报纸期刊,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进行钩沉辑佚。在搜集整理和研究的过程中,能找到原剧本的尽量用原剧本,不能找到原剧本的用记录整理本,如果连记录整理本也没有找到,则根据影片进行记录整理。既无剧本又无影片的,可根据现存文字资料和创作者的回忆,来了解故事梗概,以求最大限度地解决资料问题。其次是版本取舍的问题。在香港电影中,会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些影片的剧本有好几个版本,如文学剧本、导演工作台本(分镜头剧本)、影片记录本,其中文学剧本还可能有原稿本和整理修改本。那么,到底以哪一个版本为准,才能够使研究更加客观、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可信性?对于这一问题,不妨以最早的原稿本为主,还可以把原稿本与其他稿本进行比较。原稿本已经湮灭不存的,则以时间最早的版本为主。再次,是香港电影文学的艺术质量问题。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香港电影基本以商业类型片为主,在生产流程、剧作形制上都很接近于好莱坞式的工业化制作模式,比较注重影片的视觉画面呈现,相对忽略了电影剧本在文字表达和台词方面的要求。而且不少剧本构思有雷同化、模式化、类型化的倾向,艺术原创性不足,缺乏震撼人心的思想深度。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轻视香港电影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香港电影中也有不少优秀的文艺片,其文学剧本不乏可观之处。张爱玲、夏衍等著名作家介入香港电影剧本创作,也为提升香港电影文学的艺术水平做出了贡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涌现的香港“新浪潮”电影,不仅在影像表达方面有很多突破创新,而且有较为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这与剧本所提供的文学基础是分不开的。邱刚健、李碧华、杜国威、罗启锐、岸西、陈文强等优秀编剧的创作,都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电影文学的发展。香港电影文学的艺术质量正在不断提高,并日益走向成熟,应该对其加以充分的关注。即便是类型化、娱乐化倾向比较严重的电影剧本,也可以从中总结出类型片剧本的创作经验和创作规律,为当下的商业电影发展提供借鉴。
三、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关键词]夏衍；左翼电影；贡献
在“红色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蓬勃发展的语境中，中国进步电影事业的先驱――夏衍进入电影界，做了大量的富有建设性的工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贡献主要体现在组织领导、影评活动，电影理论和剧本创作等几个方面；而他也是重要的左翼电影理论家，其理论内容丰富，博大精深，至今仍有理论深度和价值。
一、组织领导
1920年，夏衍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毕业，被公费保送到日本留学。1927年回国，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学艺术工作。1929年秋，由于党的文艺：工作的需要，夏衍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并与郑伯奇，冯乃超，钱杏等人一起组织成立了上海艺术剧社，首先提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戏剧”，即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从此开始涉足话剧领域，参与了德国作家米尔顿的话剧《炭坑夫》的排演，有生以来第一次担任了话剧导演工作。
1931年9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通过了《最近行动纲领――在现阶段对于白区戏剧运动的领导纲领》，其中，提出了对中国电影进行关注、批判与参与的要求。与此同时，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观众对前一时期充斥银幕的远离现实的一些妖魅侠影、老套言情的影片普遍感到厌腻，纷纷要求各制片公司拍摄富有时代内容，传达鲜明反帝反封建主题的影片。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各制片公司纷纷寻求与左翼文化人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1932年初，夏衍接受党组织指派，与郑伯奇，钱杏一起进入明星电影公司，担任该公司的编剧顾问。夏衍由此正式进入了电影界。
1933年3月，在党中央文委领导下，由夏衍、钱杏、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等5人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夏衍担任党的电影小组组长，以加强党组织对左翼电影运动的领导，加强影评小组的左翼影评活动，从此，夏衍成为中国左翼进步电影事实上的参与者与领导者，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在严酷的文化统治中开辟宏大的现实主义路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之后，夏衍又参与组建了“艺华”、“电通”等影片公司，为30年代中国进步电影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影评活动
夏衍从1932年5月起，在上海各主要报纸陆续开辟了电影副刊，同年7月，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进步电影界第一份左翼理论刊物《电影艺术》。以这些报刊为理论阵地，夏衍写了大量的影评，发起、开展厂左翼影评活动。
在轰轰烈烈的左翼影评活动中，夏衍及时地对新出现的中外影片进行评介，并参与了一系列的电影论争。其中最著名的是从1933年开始的，对所谓“软性电影”的批评。
由于左翼电影特有的现实主义冲击力，使得曾经充斥于电影市场，粉饰现实生活、麻木人民反抗意识的影片，很快就失去了观众。当时一些为当局耳目、与“左翼”相悖的电影文化人，创办了《现代电影》杂志，并发起对左翼电影的进攻。1933年12月，黄嘉谟在《现代电影》杂志上发表《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认为：“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宣布“我们的座右铭是‘电影是软片，所以应当是软性的’”!同时攻击左翼电影“在银幕上闹意识”，有“很浓厚的左倾色彩”，使“中国软片变成硬片”；并指责左翼电影“空虚”、“贫血、“勉强”、“浅薄”等。
所谓的“软性电影”论出现以后，立刻遭到了左翼电影界的猛烈批评。许多进步电影工作者纷纷发表文章，予以驳斥，于是展开了关于“软性电影”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夏衍写了《软性的硬论》、《“告诉你吧”――所谓软性电影的正体》、《玻璃屋中的投石音――再答“软性说教者”》和《白障了的“生意眼”――谁戕害了中国的新生电影》等4篇论文。
夏衍的这些文章，以犀利的语言揭穿了“软性电影”论者的“谎言”，并通过生动的事实、确凿的数字，论证了广大观众真正欢迎的其实是左翼电影，是“暴露了贫民的惨苦生活”的“非常生硬”的影片，而不是那些软性电影论者宣扬、吹捧的所谓“软绵绵的东西”；并且论证了“企图杀害‘新年’的中国电影的生命的”，恰恰是“制作荒唐淫乐的软性影片”的主张。
在驳斥“软性电影”论者称其理论的“出发点可说是在希望国片，多得利润”时，夏衍以大量无法辩驳的事实表明，1930年以来获得利润最多的影片恰恰都是内容激进的左翼电影，如《姊妹花》、《都会的早晨》、《三个摩登女性》、《狂流》、《母性之光》、《小玩意》等等，而不是什么“软性电影”。由此，夏衍得出结论：“真正为群众所要求的作品才能受群众的欢迎，受群众拥护的作品才能保证制作者的利润。”
三、电影理论
夏衍既是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领导者，也是重要的左翼电影理论家。夏衍的电影理论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曾影响了中国的几代电影人，至今仍有理论深度和价值。
夏衍电影理论的品格是现实主义。在他的电影理论和创作中，夏衍一以贯之地将现实主义置于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成功的电影“不是绚烂的技巧，不是出奇的情节”，而是“极度平凡而朴素的描写，能否把握真实，这是艺术家能否成功的分歧”。夏衍对漠视现实生活，宣传侠道之类的现代商业电影持批判态度，积极倡导关注现实、反映社会时代精神的创作。比如他创作的电影剧本《上海二十四小时》，集中于一昼夜时间，通过一个童工受伤致死的事件，以两极对比的犀利笔锋，暴露出现实社会的贫富悬殊，死生异路。剧本《压岁钱》，则通过一元压岁钱的流转，不仅生动展现了五光十色的大都市生活，展示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地位，以及隐藏在一：元钱后面的复杂社会关系，还深刻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黑暗腐朽的本质及其必然分崩离析的趋势。夏衍现实主义的电影理论与创作，对中国30年代的电影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在夏衍的影响下，中国电影的题材得以扩大，真实的生活内容得以凸显，健康清新的气息得以出现，30年代也因此成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鼎盛时期。
夏衍的电影理论还非常注重革命宣传与商业利益的完美结合，力争达到“双赢”。正如他所说：“我们一方面替资本家赚钱，一方面尽可能通过自己剧本和帮助导演修改剧本，在资本家拍摄的影片中加进一点进步的和爱国的内容。”作为革命作家，夏衍非常注重电影的宣传作用，主张电影应该传播进步的思想，并以此提升观众的进步意识。同时，夏衍还承认电影的“商业性”，也顾及电影经 营者的商业利益。他认为电影的创作手段，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手段是有所区别的：“在文学、绘画，音乐等，受企业制度制约的，只限定在作品成为商品时候的流通的一面”，而在电影，“当它选择题材和决定主题的一瞬间，它就受到了商业主义的支配”。正因如此，夏衍特别注意在电影创作中，将革命思想巧妙地包裹在商业话语之内。他任编剧的电影《狂流》，表层上来看，是富家小姐和贫穷书生的中国传统叙事，但实质撒谎那个作者的创作意图却是，通过两个处于不同阶级的年轻人的生活场景对其所接触的众多不同人物，为观众展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社会生活图景。影片中将贫民在水中挣扎逃生与地主官僚乘船游乐的画面进行蒙太奇对接，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力，使观众在看一场浪漫恋爱剧的同时，又被激发起阶级意识，并接受作者的意识形态暗示：只有不合理的黑暗社会制度，广大人民群众才有真正的出路。
四、剧本创作
在夏衍的电影活动中，理论与创作是并重的。作为一位优秀的电影剧作家，夏衍一生共创作了各类电影剧本20多部。从创作时间讲，这些剧本主要集中出现在30年代和建国后的50、60年代。住30年代，夏衍创作了电影剧本10余部：《狂流》、《脂粉市场》，《前程》、《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时代的儿女》(1933年)，《同仇》、《儿经》(1934年)，《自由神》(1935年)，《压岁钱》(1937年)等，并都被搬上了银幕，这些影片后来大都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夏衍认为：“一个剧的成败，大部分系于剧本。剧本实在是电影的基石”，强调了电影剧本创作的重要性。但在夏衍刚开始从事电影剧本创作时，“中国电影在摄影时就及有正式的剧本，导演手里所有的，只是四个字一句的回目式的札记， 一切分场、叙述、动作、对话，都凭导演一人一嫉拇厦鳎去临场决定”。这样很难保证影片的质量，不利于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夏衍创作的大量电影剧本的出现，则改变了这种不良的状况。比如《狂流》彻底改变了幕表形式的剧本，以现代通用的完整的电影剧本的形态推出；而《春蚕》的剧本则是以摄制台本的形式发表的，这在当时都具有拓荒意义，促进了电影编剧行业的专业化。
《狂流》以“九・一八”事变后长江流域波及16省的空前大水灾的真实事件为背景，艺术地再现了封建地主豪绅对贫苦农民的残酷压迫，以及广大农民奋起反抗的情景。影片拍摄上映后，引起了轰动，电影界更是好评如潮，《狂流》被誉之为“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明星公司划时代的转变的力作”，“中国电影有史以来的最光明的开展”。姚苏凤将《狂流》的出现概括为“中国的电影从业人员已经相当的觉醒了，中国的电影事业也已经相当地抓住了时代的意义了”。并进一步指出，“它最可贵的一点，就是编剧者能够把这…角落的描写来代表性地说明了‘人祸’的主音，那一种勇敢的，反抗的精神，毕竟是有力地被启示着了”。因此，影片“显出它的自订进的意识与圆熟的技巧，而使我们承认这是中国影片的新的良好的收获”，“希望整个的中国电影事业随着这《狂流》冲向光明中去”。
1933年，夏衍将茅盾的短篇小说名作《春蚕》改编为同名电影剧本，这是中国新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的第一次尝试，对中国电影运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开辟了中国的新文艺电影之路”，“把一向作为‘罗曼司的记录’的电影转向到‘社会生活史’的方面去叙述”，并有意识地使电影与左翼文学界乃至进步文化界保持了一致的步调，“从中国电影文化运动的发展上看……可以说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春蚕》中，观众几乎可以看到江南农村以养蚕为生的“蚕农”进行“蚕事”劳动的全过程；电影以真实、自然、朴素的艺术形态，开掘出了潜藏在日常生活中，因其普通平凡而常常被忽略的，既有深刻认识意义又有重要审美价值的丰富内涵。在中国电影史上，《春蚕》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经典，几十年之后，在80年代意大利都灵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这部影片仍然深深地打动了许多世界著名的电影人与评论家，得到了他们的推崇与赞美。
【正文】
一、巴赞的纪实美学
安德烈·巴赞〔1918—1958〕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理论旗手，是世界电影三大流派之一—现实主义流派的主将。巴赞的电影理论是与电影评论相结合的。它产生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崛起的时代。电影实践的纪实创新给了巴赞理论上的启示。其电影理论体系及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评论文集《电影是什么？》一书中。在“电影是什么”的设问下，巴赞从影像的角度对电影做出本体论的考察。作为现实主义取向电影研究的中心人物，他通过孜孜不倦的影评来建立自己的理论观点。他批评爱森斯坦理论早已过时，强调电影单一镜头内部构成的美学含义。他认为电影的主题是真实世界，但在爱森斯坦那里，单个镜头只是原始素材，经由蒙太奇组接的镜头段落才能建构艺术。巴赞批评蒙太奇美学人为操纵痕迹过重，完全扭曲人物或事件的自然本性。他觉得内涵丰富的单镜头、长镜头可以让观众注意一个事件或人物的活动过程，并从中获得更客观的外在现实感受。
巴赞的电影纪实主义美学有三大支柱，即电影的影像本体论、电影的心理学起源和电影语言的进化观。限于篇幅，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它的电影影像本体论，因为这对中国电影影响最大，也最直接。巴赞认为，“电影是从一个神话中诞生的，这个神话就是完整电影的神话”（引自《电影是什么？》）。在巴赞看来，电影具备了完整再现现实的功能，尤其是有声电影、彩出现以后，满足人类追求逼真地复现现实心理需求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于是，他提出了长镜头理论和深焦距摄影。可以认为，巴赞提出的这一理论是基于“摄影与绘画不同，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的客观性”，按照巴赞的理解，电影独特的再现事物原形的本性是电影美学的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巴赞所说的客观的存在永远是多义、含糊和不确定的。因此他反对导演对事物做单义解释，而蒙太奇由于过于严格地组织观众的知觉，而在银幕中消除了多义性。由此看出，巴赞提出的“长镜头摄影”和“景深镜头”的运用不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进步，不只影响着电影语言的各种结构，而且影响着观众和画面之间的思想联系。其特点是：1、“长镜头摄影”使观众与画面的关系比他们与现实的关系更为贴近，因此，可以说，不论画面本身的内容如何，画面结构更具真实性。2、“长镜头摄影”要求观众积极地思考，甚至要求他们积极地参与场面调度，如果采取分解蒙太奇，观众就只能跟着导演走，他们的注意力随着导演的注意力而转移，画面的含义部分地取决于导演的注意点和意图。3、蒙太奇由于它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在分析现实时，需要含义的单一。蒙太奇在本质上与含糊的表象相对立，而“长镜头摄影”则把含糊的特点重新引入画面结构之中。
巴赞1945年发表的《摄影影像的本体论》是其电影本体论的基石。他认为，文中的核心命题“影像”与客观现实中的“被拍摄物”都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作为摄影机的眼睛的一组透镜代替了人的眼睛……在原物体与它的再现物之间只有另一个实物发生作用……不用人加以干预，参与创造……一切艺术都是以人的参与为基础的；唯独在摄影中，我们有了不让人介入的特权”，因此，电影美学的基本原则就是电影再现事物原貌的独特本性。而且，摄影机“自动生成的方式彻底改变了影像的心理学”，“完全满足了我们把人排除在外、单靠机械的复制来制造幻想的欲望”，即绘画难以实现的人类“用逼真的模拟品替代外部世界的心理愿望”。这种再现完整现实幻想的愿望也是电影发明的心理依据。基于影像本体论，巴赞提出真实美学观。在《电影语言的演进》中，他宣称电影语言的演进方向是纪实主义。他强调：（1）表现对象的真实——如实再现事物原貌的多义性、含糊性、不确定性及题材的直接现实；（2）时空的真实——严守戏剧空间的统一和时间的真实延续；（3）叙事方式的真实——“这种叙事方式能够表现一切，而不分割世界；能够揭示人与物的隐蔽含义，而不破坏自然的统一”。为此，他主张运用“景深镜头”和“镜头段落”（“连续的摇拍”）构思和拍摄影片。巴赞反对利用蒙太奇随意分切、组接镜头，以破坏镜头的多义性、暧昧性及时空统一性。“若一个事件的主要内容要求两个或多个动作元素同时存在，蒙太奇应被禁用。”巴赞的理论直接促成法国“新浪潮”的崛起。但在60年代末，其理论也因缺少电影文化学的思辨精神（把电影创作工具与电影创作等同起来）而受到电影心理学大师让·米特里以及电影符号学家的批评。
二、70年代末、80年代初巴赞理论为何在中国电影理论界走红
中国电影在1979年对巴赞的选择几乎就是一种宿命。或者说，巴赞是那个时代中国电影必然的选择。这处必然性就深藏在历史的具体情境之中。
在西方，20世纪70年代是电影研究和电影理论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以电影为基础的符号学、精神分析、文本分析和女性主义都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而在80年代以后，陆续又有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论和“身份政治学”等理论思潮介入电影研究。美国的一位大学教授在将所有这些思潮的来龙去脉和变化发展做了一番梳理后认为，它们主要归属于两种“宏大理论”：即主体——位置理论和文化主义。事实上，70年代以来的思想潮流动摇了包括爱森斯坦和巴赞在内的许多电影理论观念，它们从各自的方向重新审视了经典电影理论的思想基础和前提。特别是许多文化研究者，他们从多种角度对心理分析、符号分析、群众媒介批判等消极观众论提出了质疑。电影理论家们也热衷于在一些关于社会组织和心理活动的假设之上建构电影的概念。更有那些后现代的思想家们，他们的思想表现出锐利的批判锋芒，直接冲击着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以及总体性等内涵。他们也思考电影的问题，他们的思考为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提供了新的哲学和认识论背景。
然而，所有这些理论思潮在1979年的那个时刻注定了将与中国电影无缘。事实上，对于刚刚打开门窗的中国人来说，巴赞也是一位姗姗来迟的客人。直到1987年，中国电影出版社才出版了崔君衍翻译的《电影是什么？》，这很可能是我们第一次直接读到巴赞论文的中文版。但电影主体的探寻并没有和当时世界风行的结构主义理论接壤，而却与巴赞的纪实美学并轨。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传统与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况的需要，也是由于巴赞理论自足性。具体原因如下：外因：纪实的概念对蒙太奇美学具有革命性的冲击力，符合中国电影界急于旧有创作思想（苏式电影理论束缚）的心理。解放后中国所了解的电影理论在美学上一片空白，而1957、1958年的浮夸风影响到电影界，长久的假、大、空形式导致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对事实的渴求的愿望，再加之现实主义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地位，巴赞的纪实美学就正好成为中国电影界思想解放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巴赞西方纪实主义美学的引进，契合了当时社会心理背景和哲学文化背景，同时也是作为对前一阶段某些玩弄技巧、流于肤浅倾向的反叛，要求避虚求实，返璞归真，纪实美学代之而起。内因：巴赞理论本身逻辑的自足性。纪实美学理论大厦在当时是自足的，逻辑上无断裂。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给人太多的强制，现代人天然有一种对理论霸权的反感，而且，爱森斯坦也无法解决现实电影创作中的实际问题。纪实美学理论在剧作、导演、表演、摄影、美工、录音、服装、化妆等方面都有具体描述，形成比较完整的表现论和技巧说，对创作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80年代初期的电影理论探讨往往直接为电影创作服务，某一理论的研究者常常是相关创作风格的倡导者。确切地说，中国当时电影的研究者和创作者合二为一，许多立志创新的导演都对新理论、新观念表现出极大的敬畏，而对创作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更格外备受青睐。
邵牧君在《电影美学随想纪要》一文中曾概括说，1979年后最重要的现象是“巴赞和克拉考尔的电影理论在电影界得到了传播，引起了议论，发生了影响。人们谈论电影艺术，已不再言必蒙太奇，引必爱、普、杜；纪实性，长镜头，多义性等新词汇流行起来了。”他认为，当时很多人大谈特谈的所谓“电影新观念”其实就是巴赞和克拉考尔电影照相本体论的变种。而巴赞与克拉考尔相较，巴赞的覆盖面更大。
事实确实如此，80年代初弥漫于整个电影界的现代化和本体化的声音和巴赞、克拉考尔的现实说与照相论毫无区分地纠葛在一起，只要谈及现代观念，就必称巴赞；但凡言及电影语言，就必说纪实。崔君衍和邵牧君对巴赞、克拉考尔的翻译及评介，使电影创作和研究进入一个聚集在纪实旗帜下的新趋同阶段。
三、巴赞纪实美学对中国电影创作的影响
中国电影早期一直将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视为惟一的电影理论圣经。打开窗子后往外一看，才发现还有一个巴赞的“长镜头理论”。从视前苏联影片为经典，到惊叹世界电影的精彩，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电影人的眼界。五花八门的电影流派和它们所昭显的电影美学、千奇百怪的电影作品及它们所具有的穿透力，使中国的电影美学观念发生着重大的、几乎是跳跃式的腾飞。巴赞纪实美学，由于迎合了我国新时期之初文艺界拨乱反正，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需要，所以很容易与我们民族传统的现实主义相融会，对中国影视艺术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上从我们对巴赞纪实美学理论的概括中不难发现，巴赞的影像主体论是使新时期电影的年轻作者们一夜之间成为反叛传统英雄的关键，新时期电影一反中国传统电影中以蒙太奇技法为主、以戏剧的情节为结构的模式，注重银幕画面的符码体系，而文化反思的主题也在巴赞那里找到了最合适的表述方式。巴赞理论的引入，使中国新时期电影由形式美学阶段进入到纪实美学阶段。这个阶段的主力是第四代导演和他们的作品，第四代在告别了形式探索期出现的理论与美学上的贫弱之后，终于在巴赞和他的同行的纪实美学理论基础上建构了长镜头镜语体系。继《小花》、《苦恼人的笑》等影片之后，又有《沙鸥》、《邻居》、《见习律师》、《都市里的村庄》、《逆光》等问世。在影像风格上增强银幕空间的真实性，大量采用全景、外景拍摄，充分运用长镜头与跟移镜头，打破了传统绘画式构图与戏剧式配音，创造了逼真完美的视听环境。到了《城南旧事》《乡音》便明显地出现了叙事散文化、情节淡化的影视风格，几乎达到了“纯电影”的境界。最后，纪实美学终于在张暖忻的《青春祭》中得到完美体现，从形式外壳到美学内核全面动摇着传统电影美学。在这一时期里，《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成为第四代高扬纪实美学、冲击传统镜语秩序的纲领性宣言。“纪实美学在矫正悲剧年代孳长的矫饰性美学对电影自身的认识上，功绩不可磨灭”（罗艺军）。它的兴起，与当时痛恨虚假、渴望真实成为广泛的社会“语境”有关。“纪实”、“真实”成为第四代电影观念中的潜意识情结，他们的电影语言，张扬空间贬抑时间，张扬视觉感知贬抑语言声音，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在影片中的释放，他们要让个体通过“自己去看”来把外界对象化，从而界定自身，产生主体感。无论是《城南旧事》中的林英子还是《青春祭》中的李纯，她们的视觉主导动机都是去“看”，“看”使她们告别了幼稚走向成熟，这正是第四代影片镜语反思的艺术隐喻。
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随着第五代导演的崛起和第四代导演的转向，巴赞的纪实美学在电影创作实践中已经不再独占鳌头，而是融入到各种风格、各种样式的电影中。第四代黄健中的《过年》，孙沙的《红月亮》，吴天明的《非常爱情》；第五代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黄建新的《背靠背、脸对脸》，宁瀛的《找乐》、《民警故事》，李少虹的《四十不惑》等影片都涉及到各种人生主题，然而，它们的指向都是现实主义的。他们吸纳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观念和巴赞理论，其特征是采用实景、偷拍、非职业表演、长镜头、同期录音等技术手段，追求电影的纪实化风格。90年代以来的电影创作延续了这种趋势，并将电影镜头对准了中国当下的社会生活。第六代管虎的《头发乱了》，李欣的《谈情说爱》，路学长《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等，这些导演不但钟情于巴赞的“影像本体论”，更注重吸收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优势，将电影情节的戏剧性渗透进散文风格中。当然，这些电影的出现，不能只归功于巴赞，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发展也为这类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支撑。
事实上，巴赞的纪实美学在中国起到了三个作用：一是使电影探讨进入自身法则；二是冲破了电影研究理论的单一性；三是提示电影创作注意视听元素构造和与物质现实的贴近，改变工具论指导下的传声筒电影概念。一些创作者在纪实的口号下创作抒情写意式电影，被批判为对巴赞美学的误读。其实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差距就是在巴赞的故乡恐怕也难以避免。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误读”与否，并非关键。“误读”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并非个别现象，尤其在中国与西方两种异质文化体系开始碰撞和融会之际。“误读”往往出现在本土文化正处在变革的躁动之中，需要汲取外来文化资源以为外援，并根据自己的内在需求进行读解。巴赞纪实美学开始进入中国，即属这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纪实美学在80年代，对中国电影完成了一次重大的电影本体的补课。有力地扫荡了“”虚假矫饰的遗毒，回归电影本源的逼似性：改变中国电影重叙事而轻造型的偏颇，出现了一次空前的造型意识的自觉；突破了单一的蒙太奇理论的垄断格局，促进电影多元化的发展。巴赞理论对中国的意义并不是一种创作风格的确立，而主要在于对电影思维空间的开拓。
【参考文献】
[1]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
[2]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
[3]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论文摘要：西方女权主义电影理论的引入与介绍，为中国电影批评学者尤其是女性电影批评学者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批评模式。她们借助这个新式武器，对中国电影文本进行“另类”阅读，并对电影创作者的性别加以区别对待，力图揭露电影中的男性霸权与性别差异，重塑女性意识，建构女性主体性地位。以女性电影重新书写中国电影发展史，成为他们奋进的目标。
中国对西方女权主义电影理论的认知与接受，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前后，一些关于西方女性主义电影和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开始被介绍与译载，如《女权主义电影理论》与《西方的女性电影》，1988年翻译发表的劳拉·穆尔维的文章《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在学术界引发了极大的影响。同年，电影界的重要学术期刊《当代电影》在年底第6期开辟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专栏，刊登了一系列理论性文章，其中包括伊·安·卡普兰的《母亲行为、女权主义和再现》o这些理论的引入与介绍，为中国电影批评学者尤其是女性电影批评学者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批评模式。她们借助这个新式武器，对中国电影文本进行“另类”阅读，并对电影创作者的性别加以区别对待，力图揭露电影中的男性霸权与性别差异。重塑女性意识，建构女性主体性地位。以女性电影重新书写中国电影发展史。成为他们奋进的目标。
一、女性电影的界定
中国理论界对于“女性电影”的界定，有着不同的看法。魏红霞《新时期中国电影女性形象》提出，在西方“女性电影”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与女权运动紧密联系，它不仅描写妇女的生活，而且塑造理想的妇女形象，否定女性作为男性的“看”的对象。万勤《当代美国女性电影一瞥》中指出，“女性电影”是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理论研究者将它严格限定在“表现女权及女性意识的电影”，但在传媒及大众。“女性电影”的外延被无限扩大，导致“泛女性电影”。最后作者认为女性电影是由女导演拍的，以女性生活为题材的，从女性角度出发的电影。凌燕《电影的另一种定义：伊朗电影(女人花)》，此文尝试从观众的角度将女性题材的电影界定为主要给女性观众看的电影，这种影片通过对女性生活经历的展示，宣泄在父权制社会中受到的压抑。有的学者则紧紧抓住“女性意识”这一核心要素，如李显杰、修倜的《论电影叙事中的女性叙述人与女性意识》所强调的“女性意识”，必须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平权意识，二是女性形象要摆脱作为男性的观赏对象，刻画出女性自我的命运、价值观和心理特征。魏红霞《80年代中国女性电影中的女性意识》认为女性电影从女性欲望、性别差异、主体性意识三方面表现了独特的女性意识。
到目前为止，理论界虽然未曾给出一个唯一的精准的“女性电影”概念，但却已经形成一定的共识。女性电影是什么并不清晰，但女性电影不是什么已经十分明了：(1)女性电影并不等于女性创作者所创作的作品。(2)女性电影并不等于女性题材电影。(3)女性电影并不等于一定程度上反映女性意识的作品。
二、质疑与批判——对男性创作者及其作品展开的批评
尽管电影创作者的性别并不能区分电影作品是否具有女性意识，但是，很大程度上，创作者的性别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所以，中国女性主义电影批评者对男性创作者采取了激进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在中国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发展的早期。屈雅君在其论文中曾这样写道：“男性电影艺术大师们无论塑造出多么动人的银幕女性，他们的作品都不足以称之为女性电影。女性电影，那一定是由对于女子的社会地位与角色处境有着切肤之痛的女性导演所创造出来的”。批评家们将注意力普遍集中在男性创作者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这一问题之上。首先，她们阐述了男性创作者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所体现的女性命运。在秦晓红的《女性生存状态的中国镜像——论中国电影的女性形象建构》—文中，从“花木兰”式的女人到传统女性形象的复归，再到商业大潮下的欲望代码，这些镜像女人清晰地体现了女性在社会所遭遇的话语霸权和男权中心，以及谋求自己独立生活、生存和发展空间的艰难性。其次，就是揭示女性形象的实质。范志忠在《寻找被逐者的精神家园——试论新时期中国女性电影的文化意蕴》—文中，屈雅君在《“女为悦己者容”——关于男性电影的女性批评》—文中，均将矛头指向谢晋与张艺谋。范志忠从父权制的角度阐述了新时期谢晋倾注全部热情所塑造的具有母亲般品质的女性形象，“实质上仍是为父权制度服务的，男性。而非女性，成为女性意义确立的唯一参照系，女性的真实生命体验，也因此而再次被‘榨干’和‘抽空’。”而张艺谋影片中自我放逐的女性，也正是父权制度下观者所熟悉的女性形象。屈雅君指出，谢晋的女主人是一些情感和道德的代码，是男人们精神上的守护神。张艺谋的女性系列则是一些本能和欲望的符号，是男人们肉体上的承欢者。谢晋与张艺谋所创作的那些貌似站在女性立场上写女人的作品，无一能跳出男性中心的窠臼。
戴锦华是一位对女性主义电影研究剖有建树的学者，在她早期的《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中，从社会与文化的层面分析了女性形象产生的历史根源。1949年的政治剧变与政权的变更，阻断了五四文化精神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延续，导致了当代中国文学与艺术在其起始之处，是以朴素而幼稚的艺术语言完成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述与再确认。于是，1949—1959年间的革命经典电影形态中，欲望视阈与欲望语言消失，人物形象呈现为非性别状态。1979年出现的第四代开始向艺术政治工具论全面突围，但他们的力量是如此的孱弱与微渺，其影片中的女性形象成了历史的剥夺与主人公内在匮乏的指称。历史／文化反思运动时期，在历史清算与文化寻根的悖论努力之中，女性再一次成为男权世界的历史债务偿还者。第五代拒绝女性形象、拒绝主流而完成了经典之作，但在闯入世界影坛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借助女性，并将男性的欲望锁定在女性的身上。
批评家们对于第六代男性导演的态度要温和很多，甚至给与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如：伍国的《女性主义神话的建构与颠覆从第五代到第六代电影》、郭泽清的《从<孔雀>、<青红>看第六代电影人的女性情结》。但是从来没有一位评论者给予任何一位男性导演、任何一部男性导演作品“女性电影”的殊荣。
三、自省与反思——对女性创作者及其作品展开的批评
批评家们将更多的关注和希望寄予在女性创作者创作的作品之上，尽管对她们的作品也存在着怀疑与批判。但是对于各个时期女作者们所创造的新气象给与了肯定，并积极促成真正的女性电影能够在女性阵营里出现。从1990年杨远婴发表《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电影》以来，陆续有潘若简、中珊、戴锦
华、魏红霞、黄会林等人对中国妇女史以及女性导演集体成果作深度考察。
杨远婴是较早运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去描述、认识女性执导的电影中女性意识嬗变的研究者。文章的上篇分析了中国女性解放的历史及现状，她指出“中国古代妇女的历史是一部女性意识在男权社会和个体家庭中消融的历史”。而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又明显依赖于社会整体的变革和男性改革家，这必然决定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天然突出社会化和男性化的特征，女性的自我反省和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力度遭到淡化。文章的下篇评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的女性导演。早期的王苹、董克娜由于政治和业务都处于模仿男性的阶段，所塑造的女性不可避免地屈服于现存秩序，成为男性精神的缩影。通过群体分析80年代的女导演凌子、张暖忻、史蜀君、王君正、刘苗苗、彭小莲、胡玫、黄蜀芹所创作的作品，指出了这一群体所作的贡献。就是在影片的镜语设置上，凸现了女性特有的情感。文章还高度肯定了《人鬼情》“将是一部女性生活的寓言”。
戴锦华在1994年发表的《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基本上承继了杨远婴的论断，并认为《人鬼情》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电影。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持乐观的态度，清醒而尖锐的指出：“女性制作者突破主流意识形态、或经典男权话语、完成自觉地反抗或抗议的女性自陈的努力，大都呈现为一次逃脱的落网。”并对这种状态的产生给出了原因分析：“一、这些影片的女性制作者并未能建立一种真正自觉、自省的女性立场，她们大都持有某种本质论的女性观，大都保有某种经典的道德判断与性别价值判断。女性命题与女性形象的历史空白造成了一种深刻的女性自我意识和性别意识的混乱与无知，这一切成了女性电影中女性怪圈的历史成因。二、其表达女性自陈的努力，大都止于塑造‘正面女性形象’，而始终不曾成为一种话语的与文化的反抗或颠覆”。文章所包含的深刻的自省精神足以鞭策现代女性创作者奋勇前进。
尽管女性创作者经受着种种公开的或隐匿的钳制与束缚，但是批评家们在清醒认识现实的基础之上，积极地为女性导演的创作实践提供多方面的构想。李显杰、修倜在《论电影叙事中的女性叙述人与女性意识》通过梳理和归纳电影叙事中的几种女性叙述人方式及其产背景，并着重考察了女性叙述人所具有的“话语”功能和“言说”功能，指出“女性叙述人往往成为女性主体(指影片制作者——编导)的‘代言人’，有着女性自身情愫的直接经验投射。因而整体上呈现出较为强烈的女性意识”，这种强烈的女性意识正是作者所强调的一部作品能够称之为女性电影的核心要素。此文从叙事学的角度为女性电影提供了一种创作方法。王虹则借鉴了西方的女权理论思想，她在《女性电影文本》中肯定了莱尔·姜斯顿以及萝拉·莫薇早先提出的女性电影必须是对抗电影的论点，认为女性电影应该不断地进行着摆脱男性的目光，坚持以女性的立场、女性的视角看待自我的实践。王玲站在现代的角度试图从文化内涵的层面建构女性电影，她在《走出目光的藩篱——论中国女性和中国电影的话语与身份书写》中指出，面对后殖民文化时代，中国女性与中国电影的文化出路应该面向两个方向；一是张扬文化精神，建立有效的性别文化和本土现实文化认同；二是走出目光的藩篱，忠诚于民族文化，确立女性的性别身份和中国的文化身份。
四、结语
纵观这二十年来的中国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发展，批评工作者们并未将精力放置于理论建议，更过是把目光投向了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她们以强劲的批判揭露了以往电影文本中隐性的性别差异与男性中心文化秩序，并试图借助女性创造者构建真实体现女性生存、情感、心理、欲望等的女性电影，但是这种构建的力量却十分薄弱，这其中固然有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的强大阻力，也有理论自身的矛盾性，后现代主义的来临，让一切消解得毫无意义，女性的意义似乎只有在不断地颠覆和解构男性意义的过程中才能得以体现。
参考文献
[1]关山译，女权主义电影理论，文艺研究，1985年
第4期.
[2]李军辑，西方女性电影，工人日报，1985年7月7
日.
[3]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周传
基译)，影视文化(一)，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
[4]伊·安·卡普兰，母亲行为、女权主义和再
现，当代电影，1988年第6期.
[5]魏红霞，新时期中国电影女性形象，妇女研究论
丛，1994年第1期.
[6]万勤，当代美国女性电影一①，当代文坛，1995
年第5期.
[7]凌燕，电影的另一种定义：伊朗电影(女人花)，当代电影。2005年第3期.
[8]李显杰、修倜，论电影叙事中的女性叙述人与女
性意识，当代电影，1994年第6期.
[9]魏红霞，80年代中国女性电影中的女性意识，浙江
大学学报，1998年第9期.
[10]屈雅君，女为悦己者容——关于男性电影的
女性批评，当代电影，1994年第6期.
[11]秦晓红，女性生存状态的中国镜像——论中
国电影的女性形象建构，湖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
3期.
[12]范志忠，寻找被逐者的精神家园——试论新
时期中国女性电影的文化意蕴，当代电影，1994年
第6期.
[13]①锦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
性与女性的电影，当代电影．1994年第6期.
[14]伍国，女性主义神话的建构与颠覆从第五代
到第六代电影，电影艺术，2004年第6期.
[15]郭泽清，从《孔雀》《青红》看第六代电影人的 女性情结，龙岩学院学报，
2006年2月.
[16]杨远婴，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电影，当代电
影，1990年第3期.
[17]王虹，女性电影文本，西南民族大学，2004年8
月.
[18]王玲，走出目光的藩篱——论中国女性和中
论文摘要：以往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面临教与学的双重困惑，有鉴于此,我院大胆改革,创新影视制作课程的教学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一、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教与学的双重困惑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影视创作还属于影视艺术的专业领域，被媒介长久羊断，90年代后，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仪使得数码摄像器材和非线性编辑设备的性能不断提高，而且出现大幅度降价，稍具规模的广告公司都有能力配备精良的数字摄录编系统，他们不再依赖专业电影公司和电视台的专业人士进行电视广告或宣传片的制作，在招聘员下时将日光投向那此不仪具有广告学专业背景，同时具有影视创作能力的求职者，在实际下作中要求员工不仅能进行电视广告创意写出文案，还要求他们能根抓文案写出分镜头脚本，绘制故事版，有此公司将拍摄交给影视公司进行，后期制作则由员工完成，而有此公司前后期制作完全由本公司员工完成。再如电视台在招收新闻记者时，除考虑相关的专业背景外，还要求具备一定的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的能力，在实际工作中根抓需要进行角色的转换，要能采、能写、能编甚至能播。
而对市场对人才的要求，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电视学院、广告学院均开设有与影视创作相关的短期培训班，而向社会招收学员，学员中除在电视台、影视广告公司下作的从业人员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即将踏入社会和刚踏入社会的具有广告学、新闻学、艺术设计、文学专业背景的大学生。于是开设有以上专业的各院校也针对人才市场的需求相继开出了与影视制作相关的课程，我校广告学专业于2002年开始进行影视制作课程的教学，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非影视艺术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带来的教与学的双重困惑，教师方面，而对毫无影视艺术基础的学生，在课程目标、内容、侧重和深度上就很难把握;学生方面，一部分文科背景的学生动手能力较差，他们渴望多学此文化理论，增强自己的人文索养和理论分析能力，一部分理科背景的学生则抱着艺术专业的理想甚至简单地与专业性院校的影视艺术类专业相比，希望通过开设影视制作课程迅速掌握影视艺术作品创作的能力，对影视制作课程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二、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的主要经验
我院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经过了5年的教学研究与实践，通过厘清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的特点，明确课程教学的目的，进而规范课堂教学的内容，开展教学实践
1.明确课程教学的目的
我们明确课程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影视制作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成为不仅具有一定的影视艺术修养，还要具有一定的影视制作能力的电视广告创作、各类宣传片创作的专业人才，为广告学专业服务
2.厘清课程设置的特点
影视艺术类专业从整个影视学科的整体出发，培养通晓影视学科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全面人才;体例上，以整个影视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和基本技能为主体，包括影视理论、影视历史、影视摄像、视听语言、影视剪辑、影视编导、影视照明、影视造型、影视美学、影视声音等。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从师资、学生的来源、教学条件都不全面和专业，因此不能要求学生能达到影视艺术准专业的程度，但能通过影视制作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的画而感，即能将文学的作品视觉化，写出分镜头脚本，同时使学生具有一般镜头叙事能力，完成影视作品的前后期创作。
3.规范课程教学的内容
我院广告学专业开设有《电视摄像与编辑》、《电视广告制作》这两门和影视制作相关的课程，在课程体系上，《电视摄像与编辑》是《电视广告制作》的先修课程，《电视摄像与编辑》教授的是影视制作的基木理论与基木技能，理论教学着重讲授不同镜头的艺术特性、画而造型的元索以及艺术特性、画而构图、固定画而及运动摄像的特点及影视剪辑学的相关理论，和理论同步开出的是电视摄像技术实验和非线性编辑实验;《电视广告制作》课程是《电视摄像与编辑》课程的后续课程，理论教学具体涉及到的是电视广告的分类及特点、电视广告创作的原则、电视广告创意的原则、电视广告视听语言的风格等等，和理论同步开出的是aftereffect影视特效合成软件的学习，主要通过该软件让学生掌握电脑合成技术在电视广告中的应用，最后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实题化的电视广告创作实验
4.教学实践
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让学生进入到影视创作的学习状态，迅速培养学生的画而感并能较好的运用镜头叙事成为课程教学的关键。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电视摄像与编辑》课程和理论同步开出的是电视摄像技术实验和非线性编辑实验，每一个实验项目都和理论部分相结合，如理论课讲授的内容是不同镜头的艺术特性，紧接着的实验项目就是摄像机的光学镜头，学生在实验中进行光学镜头训练时能迅速领悟到理论课讲述的如广角镜头景深范围大、透视感强、强化纵深方向运动物体的速度、适合抢拍、抓拍等艺术特性。再如当理论课讲授的内容是电视剪辑中动作的分解与组合，紧接着的非线性编辑实验就利用不同机位拍摄的不同角度不同景别的镜头索材进行动作的分解与组合，这样一个环节下来，学生明自了电影之所以好看是因为通过后期剪辑将前期不同机位拍摄的镜头进行分解与组合，通过画面完成一段情竹的完整表达，使观众的视点得到的解放。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得到了统一。
前后期制作相结合。在课程的设置中，我们将电视摄像与编辑结合在一门课程中，而影视艺术专业将电视摄像与编辑作为《电视摄像》和《电视编辑》两门课开出，影视艺术学院之所以分得细是因为已开设有电影电视剪辑学、视听语言、影视编导等等影视理论方而的课程来指导实践性较强的电视摄像与编辑但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不可能象影视艺术专业一样分得很细，过程拉得很长，我们要求能通过影视制作课程的学习迅速培养学生的画而感和镜头叙事的能力;另外电视摄像与编辑木身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前期拍摄是为后期编辑作准备，而后期编辑也是为了完成前期创作的思维和理念。如果分为两门课，电视摄像使学生虽然掌握了电视摄像的艺术和技术，但不明自拍摄的镜头将作何用，不适合培养学生镜头叙事的能力，而电视剪辑部分讲授的内容大多是非线性编辑软件的基本操作，对电视剪辑的理论和技法涉及较少，软件只是工具，关键在于如何教导学生运用电视剪辑相关的理论知识来进行作品的剪辑，培养学生剪辑的思维，如果要求学生将自己前期拍摄的索材剪辑成片，就会发现前期拍摄的不少问题，如画而的构图不美，景别不够规范，拍摄的角度和机位应该调整等等，不仅培养了他们的画而感，同时对镜头叙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由此我院将电视摄像与编辑作为一门的一独的课程开出，配备了一位具有影视制作综合能力的师资，既能进行电视摄像的教学也能进行电视剪辑的教学，在教学中指导学生分组进行电视小短片的前期制作，包括剧木的拟定、分镜头的撰写及拍摄，然后要求学生将拍摄的索材剪辑成片，并在课堂上进行分析讲解，同时让制作小组的学生发言谈创作的体会，让同学们对各组的作品互相作出评价，这一过程下来同学们很快对影视作品创作的整个过程有了一个把握，同时对怎样用镜头叙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文字表达与视听语言的表达相结合。影视作品其实就是文学作品的视觉化除了在实题化作品上培养学生的画而感和镜头叙事的能力外，在课堂上要求学生根抓教师规定的主题即兴用一段文字表达与主题相关的一段情节，然后将这段文字视觉化，利用分镜头表达出来，这一训练在《电视摄像与编辑课程》及《电视广告制作》课程中均被采用，在《电视摄像与编辑》中会以约会、离别、感动等主题由学生先进行文字表达再将这段文字用分镜头表达出来，在《电视广告制作》课程中，要求学生将课前布置的30秒的电视商品广告的文案创意表达出来，少将其视觉化，同时请其他学生提出意见井进行修改。学生们在这个环节有着较高的积极性，有的学生能写能说，但画面感不强，通过这个训练可以培养他们的画面感以及镜头叙事的能力。 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影视艺术的理论修养在影视创作中是十分重要的，而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不可能如同影视艺术专业般在影视艺术的理论修养上给学生全而细致的培养，作为任课教师要推荐一此与影视艺术相关的书籍给学生，进一步提高学生影视艺术的理论修养。另一方面任课老师还要推荐一此好的影片给学生加强读解影片的能力，将影片中的创作手法运用到实际的操作中。如在《电视摄像与编辑》课程中，仃课老师布置学生课外观摩经典影片，在课内针对其中精彩的段落进行分析，让学生理解蒙太奇的思维、时空的转换、时空的压缩与延长，主观镜头与客观镜头的运用等等，课外布置读解电视广’告，在《电视广告制作》课程教学中播放一则广告马上让同学们说出共有多少个镜头，背景音乐在什么时候响起的，里而时空压缩与延长的段有哪此等等，利用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由提高学生读解影片的能力，来进一步增强学生的画而感、
三、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的教学效果
经过近五年的教学实践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教与学的双重困惑得到初步解决，初步探索出一条具有广告学专业特色的影视制作课程教学之路，学生们可以自由组成一个团队进行影视作品的创作。
在2007年教育部高教司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大赛中，我院的影视广告作品在湖南省分赛区取得了影视类作品的一个一等奖，一个三等奖，一个优秀奖。在全国的评比中又获得两个三等奖，影视作品的获奖等级在湖南省处领先水平。
从2004年开始我院陆续有学生考入中国传媒大学、上海大学导演系研究生。另外从事与影视创作相关下作的广告学专业毕业生正逐年增多，有的在影视广告公司从事影视广告文案创意及分镜头和故事版的制作，有的在影视广告公司从事前期拍摄和后期有的在电视台从事摄像记者，有的在电视台从事后期编辑，有的利用学到的影视创作知识为单位创作企业形象宣传片或是情景式的培训短片。如在深圳某外资公司下作的三个2007届毕业生联合为该公司创作了一部企业形象宣传片，该片得到了公司领导的高度赞扬，将该形象宣传片作为东南亚地区的形象推广片，并向我院寄来感谢信，信中说到“名校出名师”“名师出高徒”。这无疑是对我院广告学专业影视制作课程教学的肯定。
参考文献
[1]张晓冬.影视艺术手段与教学[[j]北方交通大学学报，2002(2)
[2]宋红岩.谈如何培养学生对影视语击的读解能力[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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