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动态论文范文1

内容摘要：生态经济思想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其经济学巨著《资本论》中用大量的篇幅剖析了生态经济思想，这一思想奠基于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之上，以商品二重性分析为起点，分析背后的劳动二重性，经过逻辑引申充分阐释了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生态经济思想自然流露。充分借鉴《资本论》中的生态经济思想，对于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理顺经济发展方式、创设生态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树立生态发展理念、助推生态环保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资本论》 生态经济 当代借鉴

引言

生态经济思想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其经济学力作《资本论》中以商品分析为起点，从中深刻剖析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并且揭示了在人与自然异化背后隐藏的制度根源。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我们应该以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为指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借鉴《资本论》中的生态经济思想，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理顺经济发展方式、创设生态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树立生态发展理念、助推生态环保的社会建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资本论》生态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

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资本论》的重要内容。几乎马克思所有的经济学思想都是奠基于这两大学说的基础之上的，当然马克思的生态经济思想也势必从中汲取营养。

（一）劳动价值论是生态经济思想的理论奠基

《资本论》这部鸿篇巨著是马克思基于古典经济学派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中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建构的，深刻指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正如他所说：“只要承认某种产品的效应，劳动就是它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1975）。“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强调了劳动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创造价值的源泉，比如原始社会劳动还不具备这一职能，只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达到特定的历史阶段，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时，抽象劳动才成为了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不仅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而且价值量的大小也是由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当然这里的劳动时间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正如他所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现有正常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1975）。商品的价值量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和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和资本家也处于异化的状态，究其这些异化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故此，只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除这些异化现象，物质资料生产的目的才会摆脱价值增值的束缚，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将打破价值增值的魔咒，从而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异化最终得以消除，进而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才能实现平衡发展。

（二）剩余价值论是生态经济思想的理论前提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核心所在，是其建构的庞大的经济学大厦的基石。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创造，却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本身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追求剩余价值。为了进一步明确剩余价值创造的源泉，马克思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两部分，进一步指出剩余价值是由可变资本带来的，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现实存在。可变资本就是资本家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增值，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资本论第1卷，2004）。剩余价值理论的建构深刻揭示了资本家进行生产的实质，指出了资本家和工人对立的经济根源。为其建构人的自由解放学说奠定了经济学基础，人的自由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资本主义没有实现人的解放，更谈不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只有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从而达到生态自然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由此可见，剩余价值理论使工人看到了自身异化以及人与人异化、人与社会异化的经济根源，从而为其阐释生态经济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石。

《资本论》生态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运动是从商品二重性开始的，商品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细胞”，也是马克思建构其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

（一）商品二重性中蕴含的生态经济思想

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是人类生产劳动的结果和凝结物，是人类进行社会劳动所追求的终极目的。物品必须同时满足“有用”和“用于交换”两个条件才能成为商品。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清晰表述，“价值只有在使用和消费中才能实现”，“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商品的二重性根源于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和抽象劳动创造的商品的价值。人类一方面通过有目的的改造自然物的物理、化学、空间结构的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进而实现了“自然物与人类劳动的结合”，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商品的生态自然属性，使人类获得了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形态各异的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并不在于其自身具有的生态自然属性，而在于衡量劳动产品本身物的性质的恰恰是反映这些物的天然属性的社会属性即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

商品的二重属性相互依存辩证统一。尽管商品交换主要依托其社会规定性，然而却无法剥离商品使用价值的自然生态关系，缺少它商品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只认清商品的自然生态属性，而忽视其社会规定性同样不能达到对商品的完整认识。因此，商品必然是自然生态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统一体，在表面上呈现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二）劳动二重性所展现的生态经济思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完商品的二重性后紧接着就揭示了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的二重性。在这里，所谓的劳动二重性绝不是指所有的人类劳动而专指生产商品的劳动，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马克思指出，一方面在生理学意义上所耗费的人类劳动力，就其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一属性而言，它形成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在其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上，就其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属性而言，它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由此可见，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只是生产同一商品的同一劳动的两个不同侧面，而绝不是两个劳动。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具体劳动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它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物质条件得以改变，进而使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向更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方向转化；另一方面，抽象劳动则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过程。社会活动的顺利开展必须依托每个个体借助一定的社会物质力量，进行合理的分工与合作，有机联系在一起，单个个体是无法完成生产商品的活动的。由此可见，生产商品的二重劳动同样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是自然生态属性和经济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

（三）生产过程所折射出的生态经济思想

社会生产过程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运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就其实质就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和人与人进行劳动交换的过程。马克思对此曾明确指出，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的生产过程，也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这些生产关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974）。这一论述显然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生产过程生产人类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这一过程是自然物质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生产着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因此，社会生产过程是生态自然过程与经济社会过程的统一体，是生态自然过程和经济社会过程的相互交融。这种统一与交织存在于任何社会历史形态中，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发生改变和不同的只有这种统一和交织的形式。

生产过程的劳动二重性又源于人的二重性。无论是人的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都统一于人的生产实践。无论在生态自然系统中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还是在经济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的形成都要通过实践本质得以体现。由此可见，人的本质在于人的实践活动，故此，处在劳动中的人的二重性也就势必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劳动的二重性。

（四）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所蕴含的生态经济思想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的最根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创造财富的开始。人类要想永续的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不断地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物质资料生产部分引入了两大部类范畴。第一部类—生产资料是为了再生产的持续进行，第二部类—消费资料则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由此，马克思把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置于生产和消费关系中，认为消费是保持工人自身体力和劳动力，维持生产延续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为了再生产出新的工人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生产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974）。

人类在进行物质生产和自身生产的过程中也进行着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可以称之为交往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形式生产的存在是为了其他生产和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马克思对此也有所论及，他曾经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必须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一定的联系和关系范围内，人们才能与自然发生关系，才能进行生产。

（五）物质变换与物质循环理论中的生态经济思想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核心，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关键在于厘清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发生物质变换的中介是劳动，正如他所说的：“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活动来引起、调控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人类的劳动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离开了劳动，人与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的物质交换，人类也就不可能获取自然的任何物质，对此他也有所论述，“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人和机器……，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1980）。劳动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也在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人类劳动既是社会生产活动，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人类劳动过程也是把社会经济活动引入自然生态的过程，是使两者相互交织的过程。在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人类绝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通过自己能动性的发挥去改造自然，使自然为人类服务。但是人类在发挥自身能动性的同时不能过分陶醉其中，必须尊重自然界自身固有的规律，运用这些规律为人类造福，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否则势必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阻碍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

物质变换是社会生产过程，而物质循环则更多的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动态变化中实现的，尤其是在社会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不断变化过程当中实现的。人类进行经济活动首先必须从自然界中索取所需物质，经过人类的具体劳动使其具有有用性，符合人们需要，助推人类不断繁衍、发展，同时在这一交换过程中也会产生无用物质，这些无用物质重新返回自然，回归自然生态系统，再次为人类提供自然物质，这样循环下去以至无穷。反过来，自然生态系统在为人类经济系统提供物质需要的同时，经济系统也不断向生态系统输出能量和进行相应的补偿。两者的相互交换是通过人类生产实践这一中介环节实现的，通过这一桥梁和纽带，社会和自然有机联系，经济和生态浑然天成，它们有机统一、动态平衡。

《资本论》中生态经济思想的现实借鉴

《资本论》这部著作中关于劳动过程、商品二重属性等问题论述时曾分析了森林、土壤肥力对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也曾多次提及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物质循环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生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必须探讨的问题。因此，深入挖掘《资本论》中所蕴含的生态经济思想对于我们搞好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为“经济建设生态化”理念确立提供智力支持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我们必须及时转变经济发展理念。首先，必须树立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经济发展理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止一次提及自然资源的重要性，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核心问题。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理顺上，必须牢固树立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当前，我国土地流失、资源浪费，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这些现象的出现究其根源就是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和眼前利益，漠视自然规律的后果。为此，我们要自觉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自然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理念，同时要珍惜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减少浪费，及时补偿可再生资源。其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倡导循环经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往往出现经济越发展，污染越严重，资源消耗越大的怪圈，致使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不协调。面临生态危机的日益加深，必须把自然资源环境与人口、经济、社会相协调，充分考虑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形成节约资源消耗、减少废弃物排放的生态化生产经营模式，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努力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改善生态环境，实现自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再次，倡导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一种适度节制的消费理念，这种消费模式提倡敬畏自然，节约资源，主张量力消费、适度消费，反对奢侈浪费。绿色消费不仅对消费者的节约消费、健康消费、理性消费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有所约束，而且对生产者也有从事绿色生产的规约。

（二）为保护生态经济的健康发展提出新的制度建设要求

建设生态经济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牵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了创设良好的生态经济发展环境，必须以制度建设为抓手，建立完善与生态经济相关的各项制度。首先，明确政府在生态经济建设中的角色定位。政府应对破坏自然生态的经济行为进行干预，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因素，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对经济发展中可能影响到的自然资源环境因素进行科学评估与预测。其次，建立健全保护生态经济的法律法规。我国之所以出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不相协调，很大层面上归因于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缺失或孱弱无力，应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提高其法律法规的地位，同时形成严格规范的执法监督体系，加强监管，切实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保驾护航。再次，加强人口管理，提高人口素质。人口过多、素质不高无疑是造成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重要因素，老龄化问题加大了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严重影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此，必须大力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全力提升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生态意识，继续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有效缓解环境生态的承载力。

（三）为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观的确立提供理论支撑

《资本论》创作的制度前提是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中充满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给人和自然带来了的灾难，证明了这种生产模式与自然的对立。基于以上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物质变换的新形式的思想，进而达到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些思想把人、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相统一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理念。同时这些思想也为中国共产党树立全新的生态文明观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持，为建设生态文明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了“五位一体”的战略高度（“五位一体”是党的十报告中出现的新理念，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一生态文明理念明确了由过去农业文明时代人统治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发展理念向尊重自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的科学发展观念的转变。新时期，我们党要在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指引下，立足我国的现实国情，以深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契机，扎实推进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中国化、具体化，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也是和谐社会的终极追求。

（四）为生态环保的社会建设插上腾飞的翅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释的生态经济思想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种种异化，破坏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提出了通过变革社会制度方式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这也充分表明了其呼唤的社会建设更加理性，通过制度变革消除各种对立，达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最终达到人类社会的理性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得益于马克思的理论指引，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契机，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理性社会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00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4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人民出版社，1974

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人民出版社，1974

8.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人民出版社，1980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2

关键词：会计生态文明；会计发展；关系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3） 24-0000-01

一、会计生态文明的特征

会计生态文明的提出源于对其人格化的形象比喻。就如任何一种生物的存在都有其适应的生态环境一样。会计作为一个能够对外提供会计信息的系统，同样需要一个适合它的环境，这样才能实现它的目标，完成它的基本职能。从古代的结绳记事到演化成为今天的复式记账，通过编制会计信息，无不体现着会计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同时也是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因此，本文认为会计生态文明有如下基本特征：

（一）会计生态文明是一种文化的体现

首先，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因此，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记录劳动成果的方式就采用简单的结绳记事、刻木记事等方式，体现了当时人类社会的思想和做法。随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会计对经济事项的反映不仅仅是被动的，还引进了主动的成分，那就是进行监督。同时又不断发展完善，产生了复式记账法，通过设置账户、登记账簿、编制会计报表等方法完成一整套的会计处理，对外提供会计信息。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会计与一国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不是孤立存在的，同时会计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也印证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的准则和制度，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相适应的。因此，会计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它所依赖的生态环境，二者存在耦合机制。

（二）会计生态文明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

会计在记录所发生的经济事项，行使自己的职能过程中，无不与当时生产力发展状况相一致。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也是随之向前发展的，就会出现不同的社会经济组织，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经济事项的复杂程度也各不相同。比如当今世界，经济高度发展，跨国集团非常普遍，也就要求的发展水平能够适应新环境的需要，促使会计制度更加完善，各国可以遵守国际惯例，按照公认的会计原则进行经济事项的处理，能够达成共识，而不是各自为政，每个国家只能遵守自己国家制定的准则和制度进行会计事项的处理。也因此才能达到世界的大同。这是一条基本规律，是任何人无法打破和改变的。

（三）会计生态文明有其特殊性

从会计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来看，无不看出，其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相一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时要求会计也应不断发展和完善，推动会计理论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这犹如人的成长一样，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就得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会计生态文明就是在这种不断的环境变化与调整适应中不断发展起来，不会受到束缚，体现了环境与会计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作用。本文赋予会计以特殊的精神，因此才出现了对会计生态文明的研究与探索。

二、会计生态文明与会计发展的关系

通常，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所以可以说，会计的发展源于会计生态文明的存在与推动，二者关系密切。

（一）会计生态文明支撑着会计历史不断向前发展

纵观会计理论发展史，我们发现，正是由于有会计生态文明的支撑，会计理论才得到不断演进和发展完善，会计演进的历史贯穿于会计生态文明中。从我国西周时出现“会计”一词，到宋朝的“四柱清册法”，再到谢霖成为我国第一位注册会计师，会计的发展已历经了几千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汇聚了人类的智慧与处理问题的方式，产生了完整的会计核算方法体系，据以形成了会计发展理论，能够做到全面连续系统地反映经济事项，对外对信息使用者提高相关信息。所有这些体现着会计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协调一致的，这正是由于会计生态文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会计历史不断发展演进的重要力量。

（二）会计生态文明促使会计理论不断得到完善

会计理论的产生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会计理论的完善对会计生态文明有着必然的依赖性。会计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会计所处的生态环境，这种自身发展与外在环境之间很好的配合，产生了一种正能量。这种正能量发挥着积极作用，会计理论自身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去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而会计生态文明也在随着社会的前进而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会计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就是会计生态文明发展进步的成果。

（三）会计生态文明推进会计制度的变迁

会计制度是会计工作必须遵守的一些规则，这些规则的产生源于会计生态文明的整体要求。在生态文明视角下，制度是必备的不可缺少的对于主体的行为进行约束与规范的尺度。会计制度也不例外，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对会计制度的制定要求及内容也不一样。会计制度通过各种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来减少信息不对称，控制交易成本，调和会计生态系统内外秩序，使其更好的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四）会计生态文明能够强化会计意识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内外的会计舞弊行为时有发生，这些负面新闻严重的影响着社会经济秩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现象不仅反映出会计领域生态出现问题，其文明变成了不文明，环境处于失衡状态，同时也反映出人们的会计意识不断提高，对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严重依赖，同时也在呼唤和谐的良性的会计生态环境，因此，也是在逐步强化人们的会计意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应该放宽自己的视野，在不断构筑良好的会计生态环境下，进行会计理论与实践的协调发展，使会计生态环境变得更加“绿色”和“阳光”，同时不断强化会计生态意识使整个会计生态不断地走向文明。

参考文献：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3

摘 要 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生态移民现象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文章分析了生态移民的含义、涉及相关理论基础以及当前研究的不足和趋势等,对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 生态移民 可持续发展理论 生态恢复理论 生态经济理论 移民理论 贫困理论

一、关于生态移民

移民现象自古以来就与人类生存相伴相随。其中,人类的生存需求与环境的生产能力之间的深刻冲突,成为20世纪后半期全球共同关注的主题。

二、生态移民所涉及理论基础

生态移民是一项系统工程,从迁移动因开始到迁移成功不仅有人口迁移理论的支持,更重要是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恢复、生态经济、扶贫理论的支持为生态移民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空间。

1.可持续发展理论

(1)可持续发展是整体研究西部发展的核心支持理论,生态移民的提出就是在可续发展的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西部发展的具体实践;(2)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移民操作层面的具体指导理论,在迁出地、迁入地的选择问题,土地利用、资源开发等问题方面的直接指导理论。

2.生态恢复理论

生态移民的实施就是使干扰生态稳定的主要因素人从该系统中撤出,让生态系统本身通过反馈机制自动调节内部结构及相应功能,以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有序性,即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以其调节功能而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3.生态经济理论

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和经济学融合而成的一门交叉学科,是从自然和社会的双重角度来观察和研究客观世界。

(1)关于要实现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论述,可指导人们研究并建立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可生态(资源与环境)体系;(2)关于要科学合理地组织经济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和生态环境再生产的理论可指导生态移民中合理地调节经济增长速度、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口素质、加大对生态环境再生产的劳动投入等,从而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3)关于要同步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论述,能指导在生态移民中以“三效益”指标为基础逐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而引导人们以最少的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最优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4)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要与环境承载力相协调、实现生态经济平衡的理论,能指导在生态移民中合理调节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各项发展目标,使系统的各环节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流和价值流有较平衡的输入输出能力,从而建立符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人工生态平衡。

4.移民理论

生态移民属于社会人口迁移的一种类型,人口迁移的有关理论适合生态移民的分析。移民的自愿与非自愿实质上是移民推拉力的彼此消长。当移民的推拉力不足以推动移民自己的迁移决策时,移民是不愿意迁移的,在这种情况下有政府或者其他组织实施的迁移活动就是非自愿迁移。但是在这种非自愿迁移的过程中,政府或者组织者给潜在移民以更多的物质、文化、前景、资源等的诱导,有可能使非自愿移民转变成自愿移民。生态移民是一种政府诱导下的非自愿移民,但也有自愿迁移的状态。

5.贫困理论

与生态移民密切相关的农村扶贫有关,并给生态移民研究给予支撑性的理论有:

(1)贫困环境论。贫困环境论的主要观点是,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残缺和落后是导致贫困现象产生和存在的关键,这种观点在具体解释时又分为两大类型:发展要素残缺论和贫困处境论;(2)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这种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Nurkse)于1953年提出的,是指贫困者常处于一种低水平的恶性循环中,导致贫困产生和延续的各种因素组成一个封闭的循环链条,在时空中周而复始地发生,贫困者自身无法从这种循环链条中脱身出来,只有借助外力打破这种链条才能使低水平的恶性循环终止;(3)人力资本理论。将人力资本理论融入到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中,进行农村扶贫工作的思路。这种理论认为,贫困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的匾乏,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和自身对人力资本的轻视,人的能力没有与物质资本保持齐头并进,而变成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

三、生态移民研究的不足和趋势

近些年来学术界在生态移民的多个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我国生态移民的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但是目前对生态移民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某些片面性和不足之处。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以往研究较多地采用了文献方法收集自然和经济资料,而采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在一个社区范围内对牧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具体研究描述进而总结规律的实地调查研究还不多见;从研究内容看,对于移民搬迁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的变化、移民经历的文化变迁和社会适应、社区凝聚力的维持等方面研究较少。

从根本上讲,生态移民研究的任务在于建立一个理想的解决生态贫困问题的最佳途径。研究任务包括:

在基本理论研究方面,研究迁入地、迁出地之间的关系,及其在生态移民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生态恢复、贫困缓解的生态规律与经济规律、生态效果与经济效益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生态移民制度与生态重建制度、贫困缓解制度的相互促进与配合。

在应用研究方面,应着重研究建立生态移民的发展战略和目标选择;建设生态移民的有效决策模型;建立不同类型地区的生态移民的有效迁移模式,建立生态移民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评价体系;对于价值观念、伦理秩序、道德规范、风俗习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有待深入。

参考文献:

[1]包庆德.内蒙古荒漠化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2(6).

[2]乌云巴图.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的概念、问题与对策.内蒙古社会料学.2003(2).

[3]刘学敏.西北地区生态移民的效果与问题探讨.中国农村经济. 2002(4).

[4]Jack Challem.Paleolithic Nutrition: Your Future Is In Dietary Past.The Nutrition Reporter.1997.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4

引言

一、两个简单的例子

1.1 老鹰（Hawk）与鸽子(Dove)博弈

1.2 系统选择博弈

二、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2.1 理性的由来及其缺陷

2.2 心理学研究成果及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

2.3 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三、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内容

3.1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模型分类

3.2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

3.3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动态概念----模仿者动态

四、进化博弈理论的应用

五、传统方法的缺陷及进化博弈理论研究方法的现实性

5.1 新古典经济学均衡分析法的缺陷

5.2 经典博弈理论的策略互动分析法及其缺陷

5.3 进化博弈理论局部动态分析方法的现实性

5.3.1 局部动态分析法的均衡观

5.3.2 局部动态法的时间观

5.3.3 局部动态法的均衡选择观

5.3.4 局部动态法的特殊性

六、结论

参考文献

摘要

本文从两个简单的博弈例子出发，以通俗的语言全面介绍了进化博弈理论的理性基础及其形成、发展、基本内容和部分应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比较了新古典经济学、经典博弈理论 ①及进化博弈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之处，并特别强调了进化博弈理论局部动态法的均衡观、时间观、均衡选择观及方法上的特殊性。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分析方法既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次创新又是经济学直面现实的有力武器。

关键词：沉默互动；社会互动；进化稳定策略；模仿者动态；均衡分析法；局部动态法

引言

为什么同样一项经济制度在某个地方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在另一个地方对经济发展却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为什么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的中介在一些地方会出现而在另一些地方却不能出现？为什么同样的管理方法在一个地方显示出高效率而在另一地方却不具有效率？诸如此类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利用均衡分析法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均衡分析法的最大缺陷是把经济系统中参与人看作是互不联系的单个人（仅研究单个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为），不能把其所考察的问题放在一定的环境中去，该方法完全忽略了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及人文环境等对参与人行为的影响，单纯考察某个条件与结果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因而，无法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现象给予合理的解释。博弈理论尽管把参与人之间行为互动关系纳入到了模型之中，但依然没能跳出新古典均衡分析法的基本框架，并且由于其对理性赋予更强的假定，使得该理论更加脱离现实。进化博弈理论则一反常规，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考察经济及社会问题，它所提供的局部动态研究方法是从更现实的社会人出发，把其所考察的问题都置于一定的环境中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现实且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进化博弈理论属于经济学的前沿理论，该理论从其理论框架建立到现在仅仅只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其在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领域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近年来已经成为主流经济的研究方法之一。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对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特别对进化博弈这样的前沿理论更是知者甚少，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通俗的语言介绍进化博弈理论的相关内容及其应用，让读者对该理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给出进化博弈理论的两个典型的例子；第二部分对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进行阐述；第三部分对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内容进行简要的介绍；第四部分概述进化博弈理论的有关应用；第五部分论述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缺陷及进化博弈理论研究方法的现实性；第六部分对进化博弈理论的发展及理论前景进行简要的说明。

一、两个简单的例子

为了下文说明的方便，本文先给出进化博弈理论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给出该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研究方法的基本特点。

1.1 老鹰（Hawk）与鸽子(Dove)博弈

假定一个生态环境中有老鹰与鸽子两种动物，它们为了生存需要争夺有限的资源（如食物或生存空间等）而竞争。老鹰一般比较凶悍，必要时在斗争中直到重伤。鸽子一般比较温驯，竞争时在强敌面前常常退缩。竞争中获胜者得到了生存资源就可以更好地繁衍后代，重伤者则不利于其后代生长，即会减少其后代的数量。如果群体中老鹰与鸽子相遇并竞争资源，那么老鹰就会轻而易举地获得全部资源，而鸽子由于害怕强敌退出争夺，从而不能获得任何资源（当然不会受伤）；如果群体中两个鸽子相遇并竞争生存资源，由于它们均胆小怕事不愿意战斗，结果平分资源；如果群体中两个老鹰相遇并竞争有限的生存资源，由于它们都非常勇猛而相互残杀，直到双方受到重伤而精疲力竭，结果虽然双方都获得部分生存资源但损失惨重，入不敷出。假定竞争中得到全部资源为50个单位（该数字也可以表示为生物的适应度、繁殖成活率或后代数量）；得不到资源则表示其适应度为零；双方重伤则用来表示。于是老鹰、鸽子两种动物进行的资源竞争可以用一个对称博弈来描述，博弈的支付矩阵如下：

操作依赖于该群体的初始状态。如果初始时，该宿舍有多于4人使用操作系统，那么该宿舍所有学生最终都会使用该操作系统；否则所有学生最终会使用操作系统。

二、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进化博弈理论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次创新，该理论从否定传统理论赖以成立的基础----理性人假定出发而建立起来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它结合了生态学、社会学、心理学及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从有限理性的社会人出发来分析参与人的资源配置行为。

2.1 理性的由来及其缺陷

经济学自从古希腊哲学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是在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后。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资源的稀缺程度如何能被人类经济活动所减少，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资源配置问题而是国民财富的增长及国别差异的原因。1890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马歇尔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逐渐转向在给定稀缺程度下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稀缺资源的配置是需要人的参与，也就是说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演变为关于经济中参与人如何把稀缺的资源配置到效率最高地方去的问题，强调个体行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经济中参与人的决策行为是通过高度复杂的思维活动作出的，为了更好地从微观个体行为来解释资源配置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借用了哲学中“理性”概念对复杂的人类行为过程进行了抽象的假定。然而，理性一词用于经济学时却对其含义的理解与哲学中对其含义的理解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哲学中的理性是指人类所特有的用以探索自然和社会奥秘的认知能力，当代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在其著作《纯理性批判》一书中指出，人类理性即认知能力并不是万能的，而是有限的。经济学中的理性则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具体地说即是经济中参与人对其所处世界的各种状态及不同状态对自己支付的意义都具有完全信息，并且在既定的条件下每个参与人都具有选择使自己获得最大效用或最大利润的能力。

经济学家认为理性是至高无上的，人们凭借理性就可以完全地认识自然与社会。经济学中对理性的含义经过这样的处理以后，就使得经济学能够充分运用数学理论发展的成果来进行分析。为了应用数学工具并更好地处理经济问题，传统经济学家们从偏好，信念及理性三个方面来界定经济主体的特征，其中信念就是个体认为不同结果将会出现的基于个体所获信息之上的条件概率。偏好则是基于不同结果的信念之上的序。理性是根据上述偏好及信念，个体获得最优决策的程度以及个体根据已经获得的信息来修正其信念的能力。这三个特征使得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由现实人转向了理想化的对象，经济学越来越偏离了现实。

由理性概念而引致的缺陷首先表现在理性人具有无限的信息收集及处理能力的均衡观，认为经济系统常常处于均衡状态，非均衡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当受到外生因素扰动而使系统偏离均衡状态时，系统会以线性的方式回归均衡，这种机械式线性反应的均衡观来源于牛顿力学，由此而得出的比较静态分析法完全忽视了系统受到非线性扰动及连续因素的影响。其次表现在由全知全能的理性人而引致的均衡跳跃观，认为经济系统达到均衡或者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是不需要时间的，认为时间是可逆的，即经济变量与物理学的变量一样，只要条件相同系统的均衡也就相同，市场和经济对于过去的记忆是短暂的或者是没有的。这种应用经典牛顿力学分析方法来分析高度复杂的参与人经济行为使得其预测效果大打折扣。最后表现在其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上，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分析方法----比较静态分析法赖以成立的基础是假定经济系统只受到外界一个个相互独立、互不重叠的冲击的影响，或者当一个因素的影响消除之后，下一因素才开始对经济系统产生影响。我们知道现实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各种因素之间不可能相互独立，系统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引起其他因素的变动，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时间可能很短也可能很长，各因素对最终目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比较静态法却只见局部不见整体，企图通过比较不同均衡来找出系统达到均衡的条件，因此得不出符合现实的结论，其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大大降低了其理论的现实意义。

2.2 心理学研究成果及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

随着经济学家对理论研究的深入，特别近来实验经济学的迅速发展，主流经济学赖以成立的基础“理性人”假定及其基本的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法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质疑。相继出现了许多其他的研究方法，其中在经济学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心理学应用于经济分析有着非常曲折的历史。事实上，斯密、马歇尔、庇古、费雪尔和凯恩斯等一批古典经济学家都仔细地分析了偏好和信念的心理学基础。但从1940’s开始，一方面受到萨缪尔森及希克斯等新一派基于理性假定经济学家的影响，心理分析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慢慢地被降低了；另一方面理性模型也遇到了许多如Allais(1952)悖论等难以给出合理解释的经济现象。于是1960’s开始，许多微观经济学家再次运用心理学研究方法来解释现实中的异常现象，宏观经济学也把经验法则和适应性预期纳入到其模型之中，正是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Simon(1957)提出了其著名的“有限理性”概念。然而，1970’s初随着Robert Lucas等人提出的理性预期理论、Selten、Kreps等倡导的强调正确信念及贝叶斯修正的博弈理论及Stiglitz、Spence等研究的信息经济学理论相继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经济学界再一次掀起了排除渗透在经济学领域中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热潮，心理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界几乎无立足之地，严格理性假定席卷整个经济学界。行为经济学的发起者Amos Tversky在经济学界根本找不到志趣相投者。1970’s末期，随着心理学家Amos Tversky与Kahneman合作发表了一系列应用心理分析方法来研究经济学问题的原创性文章，如1974年他们在Science发表的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1979年他们合作在Econometrica发表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慢慢消除了经济学界中存在的对心理学分析方法的偏见，此后应用心理分析方法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文献见诸于各种经济学期刊之中，心理分析方法也渐渐地成为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之一。

进入1980’s，随着经典博弈理论、生态理论及心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心理学家西蒙把其在心理学领域研究的成果直接应用经济分析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极大地激励着经济及社会学家从现实人行为出发来解释经济及社会现象。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认知过程首先表现为人们通过一种“感知秩序”进行学习活动，并形成分散的非同质的知识，其中“感知秩序”是指人的理解力、知识和人类行动之间的关系；其次表现为个体通过学习所达到的理性程度的有限性，组织学习个体学习行为的整合而形成的多层次“理性结构”，个体理性便会在一个累积性的组织或制度环境中得到塑造和提高并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学习行为总会受到组织、习惯和文化等制度性的限制和影响。西蒙认为人类并不是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因为人类认知能力有着心理的临界极限，人类进行推理活动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推理也是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另外决策者决策时需要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不可能免费获得的，获得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是需要大量成本的。考虑到参与人有限的知识水平、有限的推理能力、有限的信息收集及处理能力，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并非总是最大化的结果，其决策受到参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过去的经验、日常惯例及其他人相似情形下的行为选择等因素的影响。在有限理性条件下，由于参与人无法免费获得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并且参与人即使获得了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也可能由于有限的计算能力而无法得出最优决策。因此，参与人只能采取模仿、学习等简单的直观决策方法或一些固定的常规来进行决策。人类的决策结果受到复杂的认知过程的影响，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即使给出相同的条件也可能会得出不同的决策结果，即决策结果受到认知过程的路径影响。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将源于心理学的综合洞察力应用于研究在不确定条件下参与人的决策过程及行为结果并展示了人为决策是如何异于标准经济理论预测的结果。在1979年，他与有着深厚数学及哲学背景的心理学家特韦尔斯基（Tversky）提出了震撼经济学界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他们的发现激励了新一代经济学研究人员运用认知心理学来研究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理论更加丰富。一个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是对获奖者过去成就的肯定，更主要说明了获奖理论将会成为主流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给丹尼尔·卡内曼标志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传统的“经济人”转向现实的“社会人”，经济学直面现实。如何从有限理性出发来研究参与人的行为，许多经济学家对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理论，在这些理论之中影响最大且受到了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即进化博弈理论。

2.3 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进化博弈理论源于对生态现象的解释，1960年代生态学家Lewontin就开始运用进化博弈理论的思想来研究生态问题。生态学家从动植物进化的研究中发现，动植物进化结果在多数情况下都可以用博弈论的纳什均衡概念来解释。然而，博弈论是研究完全理性的人类互动行为时提出来的，为什么能够解释根本无理性可言的动植物的进化现象呢？我们知道动植物的进化遵循达尔文“优胜劣汰”生物进化理论，生态演化的结果却能够利用博弈理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这种巧合意味着我们可以去掉经典博弈理论中理性人假定的要求。另外，1960年代生态学理论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非合作博弈理论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并日趋成熟，进化博弈理论具备了产生的现实及理论基础。

进化博弈理论应用于研究经济学问题在学术界曾经引起极大的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理性假定。当时由于理性概念在经济学界已经根深蒂固。多数人认为利用研究生态演化的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参与人的行为是不合适的。因为动植物行为是完全由其基因所决定的，而经济问题则涉及到具有逻辑思维及学习、模仿能力的理性参与人的行为，因此，借助于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远比动植物复杂的人类行为显然是行不通的。但随着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及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应用进化博弈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利用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并解释经济现象的文献大量出现于各种经济学期刊了。尽管如此，利用进化博弈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还是需要对该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作出相应的调整。如果去掉参与人偏好、信念及理性假定等条件，那么参与人是如何作出决策的呢？进化博弈理论在处理有限理性参与人决策问题时，常常假定参与人遵循某种比贝叶斯法则更简单的行为规则，这种行为规则应该告诉如何采取行动及如何根据经验来改变行为选择，这样参与人只要知道什么会发生，而不必知道为什么会发生。

1970年代，生态学家Maynard Smith and Price（1973）结合生物进化论与经典博弈理论在研究生态演化现象的基础上而提出了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gegy ESS），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进化稳定策略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进化博弈理论的诞生。此后，生态学家Taylor and Jonker（1978）在考察生态演化现象时首次提出了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动态概念----模仿者动态（Replicator Dynamics）。至此，进化博弈理论有了明确的研究目标。

1980年代以后，随着新古典经济学及博弈论固有的缺陷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有限理性概念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加之进化博弈理论在解释生态现象时获得的巨大成功，特别是经济学界于1992年在康奈尔大学召开的进化博弈理论学术会议，正式确立了该理论的学术地位。一大批如Larry Sameulson、Ken Binmore、Peyton Young等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的进化博弈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拓展，并使之逐渐转化为描述经济行为的理论。目前，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理论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还是相当粗糙。因此，它仍然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但该理论提供了比传统理论更具现实性且能够更准确地解释并预测参与人行为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生态学家的重视，我们有理由相信该理论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已经为时不远。

三、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内容

进化博弈理论结合经典博弈理论及生态理论研究成果，并以有限理性的参与人群体为研究对象，利用动态分析方法把影响参与人行为的各种因素纳入其模型之中，并以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群体行为的演化趋势。

进化生态学与博弈论的结合至少已有三十几年的历史，初看起来使人觉得奇怪，因为博弈论常常假定参与人是完全理性的，而基因和其他的演化载体常常被假定是以一种完全机械的方式运动。然而一旦用参与人群体来代替博弈论中的参与者个人，用群体中选择不同纯策略的个体占群体中个体总数的百分比来代替博弈论中的混合策略，那么这两种理论就达到了形式上的统一。尽管这两种理论在形式上达到了统一，但进化博弈理论与经典博弈理论还是存在本质区别。在进化博弈理论中每个参与人都是随机地从群体中抽取并进行重复、匿名博弈，他们没有特定的博弈对手 ④。在这种情况下，参与人既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直接获得决策信息，也可以通过观察在相似环境中其他参与人的决策并模仿而间接地获得决策信息，还可以通过观察博弈的历史而从群体分布中获得决策信息。对参与人来说，观察群体行为的历史即估算群体分布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群体分布包含了对手如何选择策略的信息。其次，通过观察群体分布也有助于参与人知道什么是好的策略什么是不好的策略。参与人常常会模仿好的策略⑤ 而不好的策略则会在进化过程中淘汰，模仿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行为不仅以说教的形式传递下来，而且也容易被模仿。参与人由于受到理性的约束而其行为是幼稚的（Naive），其决策不是通过迅速的最优化计算得到，而是需要经历一个适应性的调整过程，在此过程中参与人会受到其所处环境中各种确定性或随机性因素影响。因此，系统均衡是达到均衡过程的函数，要更准确地描述参与人行为就必须考察经济系统的动态调整过程，动态均衡概念及动态模型在进化博弈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3.1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模型分类

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模型按其所考察的群体数目可分为单群体模型(Monomorphic Population Model)与多群体模型(Polymorphic Populations Model)。单群体模型直接来源生态学的研究，在研究生态现象时，生态学家常常把同一个生态环境中所有种群看作一个大群体，由于生物的行为是由其基因唯一确定的，因而可以把生态环境中每一个种群都程式化为一个特定的纯策略。经过这样处理以后，整个群体就相当于一个选择不同纯策略（纯策略集的数目就相当于群体中的种群数）的个体。群体中随机抽取的个体两两进行的都是对称博弈，有些文献中称这类模型为对称模型（Symmetry model）。严格地说，单群体时个体进行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弈，博弈是在个体与群体分布所代表的虚拟参与人之间进行。如第一部分的老鹰----鸽子博弈，该生态环境中有两个种群老鹰与鸽子，它们代表两个不同的纯策略，用进化方法进行处理时认为该生态群体中每个个体都有两种可供选择策略即老鹰策略与鸽子策略，此时的博弈并不是在随机抽取的两个个体之间进行，而是每个个体都观察群体状态（选择老鹰策略与鸽子策略个体数在群体中所占的比例），给定此状态它就可以计算自己选择不同策略所得的期望支付（严格地说这并不是期望支付，但为了说明的方便本文仍然借用该概念）进而确定选择哪一个策略不选择哪一个策略，对物种而言这就意味着种群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多群体模型是由Selten (1980)首次提出并进行研究的，他在传统单群体生态进化模型中通过引入角色限制行为（Role Conditioned Behavior）而把对称模型变为了非对称模型。在非对称博弈个体之间有角色区分，此时可以从大群体中区分出不同的小群体，群体中随机抽取的个体之间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两两配对重复、匿名非对称博弈，有时又称之为非对称模型（Asymmetry model）。如果我们把系统选择博弈中的宿舍变成学校（整个学校相当于一个大群体）而把十个人变成十个班（每一个班看成是一个小群体，且同一班的同学无角色区分即与单群体情形一样），每个班的学生都有多种选择，此时该校学生所进行的计算机系统选择博弈就是非对称博弈。非对称博弈模型并不是对单群体博弈模型的简单改进，由单群体到多群体涉及到一系列的如均衡及稳定性等问题的变化。Selten(1980)证明了“在多群体博弈中进化稳定均衡都是严格纳什均衡⑥ ”的结论，这就说明在多群体博弈中，传统的进化稳定均衡概念就显示出其局限性了。同时，在模仿者动态下，同一博弈在单群体与多群体时也会有不同的进化稳定均衡。

按照群体在演化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因素是确定性的还是随机性的，进化博弈模型可分为确定性动态模型和随机性动态模型。确定性模型一般比较简单并且能够较好地描述系统的演化趋势，因而，理论界对之进行较多的研究。随机性模型需要考虑许多随机因素对动态系统的影响，一般比较复杂，但该类模型却能够更准确地描述系统的行为，近年来理论界对之也进行广泛的探讨[对随机动态的详细讨论可以参阅这方面的经典文献Foster, D., and P. Young.(1990), Fudenberg, D. and C. Harris (1992), Kandori, M. G. Mailath, and R. Rob(1993)]。

3.2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

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⑦ [文献2、5有详细介绍]是由Maynard Smith and Price（1973）及Maynard Smith(1974)在研究生态演化问题时提出来的，其直观思想是：如果一个群体（原群体）的行为模式能够消除任何小的突变群体，那么这种行为模式一定能够获得比突变群体高的支付，随着时间的演化突变者群体最后会从原群体中消失，原群体所选择的策略就是进化稳定策略。系统选择进化稳定策略时所处的状态即是进化稳定状态，此时的均衡就是进化稳定均衡。下面给出Maynard Smith and Price（1973）对进化稳定策略的定义（此后本文称之为原初定义），用符号表示如下：

说是进化稳定策略，如果，存在一个<，不等式对任意都成立。其中A是群体中个体博弈时的支付矩阵；y表示突变策略；是一个与突变策略y有关的常数，称之为侵入边界（Invasion Barriers）；表示选择进化稳定策略群体与选择突变策略群体所组成的混合群体。实际上相当于该吸引子对应吸引域的半径，也就说进化稳定策略考察的是系统落于该均衡的吸引域范围之内的动态性质，而落于吸引域范围之外是不考虑的，所以说它只能够描述系统的局部动态性质。至于系统是如何进入吸引域的原初的进化稳定策略定义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要准确地理解进化稳定策略概念就必须正确理解突变者和侵入边界的含义。我们可借助于前面的两个例子来理解。在老鹰、鸽子博弈中，当该生态环境中只有老鹰（或只有鸽子）时，这时系统已经处于均衡状态，但它们都是不稳定的均衡，因为这两个均衡都可以被突变者侵入。开始时，假定该生态环境处于老鹰均衡，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而进入鸽子时，那么随着时间的演化，整个生态系统最终就会稳定于一半为老鹰一半为鸽子的状态，即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进化稳定的。这说明该博弈中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是不稳定的。因为，当系统处于纯策略所表示的状态时，只要存在突变者系统就会离开这种状态，所以它们都不是进化稳定的。相反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却不一样，即当系统处于一半是老鹰一半是鸽子时，如果由于某种因素使得系统偏离该状态，那么系统会自动恢复到原来状态。另外，在系统选择博弈中突变者、侵入边界就更为明显，所谓突变者即是指选择进化稳定策略以外的策略者，且侵入边界与不同的均衡有关。该博弈有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和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前一个均衡所对应的侵入边界就是，也就是说如果选择操作系统的学生数占群体总数的比例大于（即学生数大于4），那么选择操作系统的突变者就不可能侵入到该群体中，如果选择操作系统的学生数占群体总的比例小于（即学生数小于4），那么选择操作系统的突变者就会侵入到该群体中而原来选择操作系统的学生会转而学习操作系统。

最初进化稳定策略定义有比较苛刻的条件限制，如单群体、群体中个体数目无限大、系统只受到不连续且互不重叠冲击的影响等。这些条件大大地限制该定义的应用，随着学术界对进化博弈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理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最初定义进行了拓展，如Selten 1980首次给出了适应于描述多群体均衡的定义；Schaffer 1988首次给出了适应于描述有限规模群体的均衡定义；Foster and Young（1990）首次给出了适应于描述连续随机系统的均衡定义等等（有关对进化稳定策略进行拓展的讨论见文献[5]）。最初定义是在解释生态现象时提出来的，如果进行经济分析，时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在分析生态现象时，把每一个种群的行为都程式化为一个策略，因此进化的结果将会是突变种群的消失（消失的原因在于生物的行为是由其遗传基因唯一确定的）。如果用于经济分析，那么进化的结果将是那些选择突变策略的个体最终会改变策略而选择进化稳定策略（因为人类可以通过学习、模仿等来改变自己所选择的策略）。

经典博弈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纳什均衡即是指一种策略组合，在该策略组合下任何个人单独偏离都不会变得比不偏离好。纳什均衡是一个静态概念，不能描述系统的动态性质，用数学语言来说它是动态系统的不动点，纳什的成功就是在于他应用拓扑学的不动点定理证明了纳什均衡的存在性。进化稳定策略必定是纳什均衡策略，它是纳什均衡的精练，文献[3]对此有详细的介绍。在进化稳定策略的定义中引入突变者及侵入边界使之能够更好地描述系统的局部动态性质。第一部分的两个例子中，按照纳什均衡的概念是无法得知两个系统最终会选择哪一个均衡，但利用进化稳定策略却可以说明系统最终会稳定哪一个均衡并可以分析系统达到不同均衡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较好地解决了多重均衡选择问题。

3.3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动态概念----模仿者动态

进化博弈理论来源于生态学的研究，该理论基本上从“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观点来看待群体行为的调整过程。一般的进化过程都包括两个可能的行为演化机制：选择机制(Selection Mechanism)和突变机制（Mutation mechanism）。选择机制是指本期中能够获得较高支付的策略，在下期被更多参与者选择；突变是指参与者以随机（无目的性）的方式选择策略，因此突变策略可能获得较高支付也可能获得较低支付，突变一般很少发生。新的突变也必须经过选择，并且只有获得较高支付的策略才能生存（Survive）下来。进化博弈理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描述群体行为的这种选择机制和突变机制。博弈理论家对群体行为调整过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由于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对群体行为调整过程的研究重点也就不同，因而提出了不同的动态模型，如Weibull(1995) 提出的模仿动态（Imitation Dynamics）模型，认为人们常常模仿其他人的行为尤其是能够产生较高支付的行为；Börgers and Sarin(1995，1997)等提出并应用强化动态（Reinforcement Dynamics）来研究现实中参与人的学习过程；Skyrms (1986) 引入了意向动态（Deliberational Dynamics）模型对哲学中的理性问题进行了讨论；Swinkels(1993)提出了近似调整动态（Myopic Adjustment Dynamics）；Borgers and Sarin(1995)提出了刺激—反应动态（Stimulus-Response Dynamics）等等。到目前为止，在进化博弈理论中应用得最多的还是由Taylor and Jonker(1978)在对生态现象进行解释时首次提出描述单群体动态调整过程的模仿者动态（Replicator Dynamics）。所谓模仿者动态是指使用某一策略人数的增长率等于使用该策略时所得的支付与平均支付之差。下面就给出Taylor and Jonker（1978）提出的模仿者动态的微分形式：

化的而且因素之间的互动作用也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均衡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或者在多数情况下，系统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现象，要更准确地考察参与人的行为就必须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把行为互动性、因素互动性及时间因素纳入到其模型之中。

5.2 经典博弈理论的策略互动分析法及其缺陷

考虑到新古典经济学没有把参与人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纳入到其模型之中，经典博弈理论则在理性人假定的基础上把参与人行为的互动关系纳入到其模型之中进一步考察了参与人的决策问题。在我国，对人类互动行为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田赛马的故事，但作为一种正式理论提出来，一般认为是始于冯·诺意曼和摩根斯藤（Von Neumann and O. Morgenstern, 1944）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直到纳什（Nash 1950）在研究非合作博弈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概念才使得博弈论成为一门完整的理论。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终于在1994年，三位杰出的博弈论大师：纳什（John F. Nash）、泽尔藤（Rechard Selten）和海萨尼(John C. Harsanyi)获得了经济学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球经济学界再次掀起了对博弈论的研究热潮。经典博弈论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使我们能够以全新的方法来处理各种冲突与合作的问题。博弈论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其应用相当广泛。在信息经济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1996年诺奖得主Mirrlees等、2001年诺奖得主Akerlof等都对信息经济学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充分说明了博弈论在经济学的地位可见一斑。

经典博弈理论的核心概念----纳什均衡就是由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纳什在研究非合作博弈时提出来的。纳什均衡即是指给定其他参与人选择的情况下，每一个人单独偏离均衡都不会变得比不偏离好，显然纳什均衡是一个静态均衡概念。经典博弈理论尽管把参与人的互动行为引入到其模型之中，并认为现实中参与人不是孤立地作出自己的决策，每一个参与人的决策不仅依赖于其自身所面临的条件及其所拥有的信息，而且也依赖于其他参与人的决策选择。但该理论却面临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首先，博弈论中的互动是一种“沉默互动⑨ ”，这种互动不允许参与人之间存在任何形式的交流，即假定参与人都是一个个只会理性计算的孤立经济人而非社会人，一旦引入社会互动，许多博弈都无法进行分析，也就是说经典博弈理论中的互动并不“社会互动”而是孤立的“沉默互动”。其次，博弈论的基本均衡概念纳什均衡要求博弈各方都是理性的，并且理性是共同知识，博弈时如果某一方选择了非理，那么博弈就无法进行下去。特别地该理论在利用后向归纳法（Backward Induction）对纳什均衡进行精练时，不但要求参与人完全理性，而且还要求参与人的行为满足序贯理性（Sequential Rationality）要求。这一比理性更强的要求使得博弈论更加远离现实人。再次，在处理参与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时，不仅要求各参与人知道世界的各种状态，而且要求参与人知道每一种状态所出现的概率，并且给定一个先念信念，当出现任何新信息时，每个参与人都能够应用贝叶斯法则修正自己的先念信念，也就是说参与人不但具有很强的计算、推理能力，而且能够在一个大的状态空间上应用贝叶斯法则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现实中多数情况下，参与人并不都具有这种计算、推理能力。最后，博弈论碰到了其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多重均衡的处理，当博弈出现多重均衡特别是多重严格纳什均衡时，尽管许多理论家提出了一些方法（Selten（1965）提出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概念，Selten（1975）提出的颤抖手精练纳什均衡，Kerps—wilson(1982)提出的序贯均衡，Schelling（1960）提出的聚点均衡等）来处理多重均衡问题，但始终没能获得一致认可的结论。

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经典博弈理论虽然在其模型中纳入了行为的“沉默互动”关系，但该理论给出的研究方法仍然没能跳出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框架，这种只注重结果而忽略达到结果的过程的分析方法依然把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因素都看作为一个个孤立因素，依然认为影响因素与决策结果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依然没能把参与人所处社会环境等因素纳入到其模型之中，因而不能准确地描述现实中人的决策行为，其结论也仅仅具有理论意义而缺乏政策含义。

5.3 进化博弈理论局部动态分析方法的现实性

进化博弈理论利用达尔文“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论、经典博弈理论并结合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从西蒙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参与人群体出发，通过对群体行为的研究进一步得出参与人个体的行为。进化博弈理论跨越了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与有限理性的“社会人”的鸿沟，实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革命性的突破。与传统均衡分析法相比，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分析方法在以下几个方面独具特色。

5.3.1 局部动态分析法的均衡观

传统的均衡分析方法认为完全理性参与人能够对环境的任何变化作出迅速的最优反应，因而，经济系统是常常处于均衡状态的，分析参与人的行为只需要研究均衡结果，并以此来预测经济人的行为，通过比较不同均衡结果来寻找系统达到均衡的条件。这种处理方法为了数学上处理的方便而撇开现实中“因素互动”而分别考察单个因素对均衡的影响，使得理论更加缺乏现实基础。进化博弈理论则完全摒弃传统理论中非现实的“理性人”假定，直接从有限理性参与人群体出发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局部动态法。局部动态法把经济系统达到均衡结果的过程纳入到其模型之中，认为经济系统达到均衡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均衡结果依赖于达到均衡的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结果都是路径依赖的，它与混沌经济学完全动态的研究方法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

5.3.2 局部动态法的时间观

传统的均衡分析法并没有纳入因素互动关系并且理性计算是不需要时间的，所以得出经济系统常常是均衡的结论。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法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把参与人的决策过程时间及因素互动的时间纳入到其基本模型之中，强调系统达到均衡的过程，并认为经济系统由于受到各种互动行为及互动因素的影响，有些系统达到均衡可能只需要很短的时间，有些系统达到均衡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有些系统可能无法达到均衡。时间因素对经济学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均衡分析法无法考虑宏观经济政策中“时滞”使得许多实施时有效的政策在发生作用时却出现了与原意相反的结果。时间是度量政策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考虑时间因素有些政策可能很有效率，但纳入时间因素，一些需要太长时间才能使系统达到意愿均衡的政策可能根本就没有效率。进化博弈理论把时间纳入到模型分析中并充分应用数学中的相图来描述经济系统达到均衡的路径，这样有利于决策者控制经济系统使之朝向既定的目标前进，也有利于决策者寻找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系统向意愿均衡转化的因素，使系统尽快达到有效率的均衡。

5.3.3 局部动态法的均衡选择观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逻辑有理性就有均衡，然后在既定均衡下通过对不同均衡的比较来寻找系统达到不同均衡的条件，即比较静态法，最后结合条件找出希望达到的均衡，因此，该理论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均衡选择问题。经典博弈理论提供的分析方法在多数情况下都存在其自身所无法处理的多重均衡问题。如老鹰与鸽子博弈及系统选择博弈中多重均衡问题。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法引入突变因素就能够较好地解决了多重均衡的选择问题，在老鹰与鸽子博弈中，尽管全是老鹰（全是鸽子）都是均衡的，但这两个均衡都极不稳定即都不是进化稳定均衡，一旦有鸽子（老鹰）突变者进入该系统就会使系统偏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使得系统趋向于混合策略进化稳定均衡即一半鸽子一半老鹰（该均衡是一个全局吸引子）；在系统选择博弈中经典博弈理论无法解释系统最终会趋于哪一个均衡，局部动态法引入了突变因素就能够很好地解决了均衡选择问题，即系统最终会趋于哪一个均衡依赖于系统的初始状态即路径依赖。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均衡描述的是当经济系统一旦进入到某一均衡的吸引域内时，系统就会对其他的突变策略具有一定程度（即在突变边界内）的抵抗力。

5.3.4 局部动态法的特殊性

新古典经济学与经典博弈理论均衡分析法都是以单个消费者、单个生产者、单个市场为研究对象来考察参与人的最优决策行为，并由此研究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然而它们却碰到了如何由个体行为转化到群体行为的困难，因为这种转化过程涉及到各种互动因素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经典博弈理论中囚徒困境博弈，在该博弈中两个囚徒都从个体理性出发，但得到了集体非理性均衡的结论。也就是说，均衡分析法根本无法实现从个体行为向集体行为的过渡，在此框架内寻找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困难是非常大的。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法则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利用系统论的处理方法来看待参与人的决策行为。该理论直接以参与人的群体为其研究的逻辑起点，在考虑到影响参与人行为的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民族习俗及个体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群体中有限理性个体的行为互动关系，很巧妙地避开由个体行为向集体行为转化问题，因而能够更加真实地反应现实人的决策过程及其决策结果。

六、结论

进化博弈理论是经济学领域的前沿理论，它来源于对生态现象的研究，虽然该理论应用于经济分析的时间不长，但它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方法，较好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及经典博弈理论中理性假定及多重均衡的困难。并且，应用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经济系统能够获得比传统理论更准确的结果，能够更加现实地解释经济现象，因而在短期内为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引入进化博弈理论局部动态法来分析经济中参与人的行为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次创新。

注释： ①本文把源于冯·诺意曼和摩根斯藤经纳什发展而成的博弈理论称之为经典博弈理论。 ②即无性生殖，这样假定的意思就是说后代继承其母体的策略，并且永远不改变，当然用于研究人类的行为时，需要作相应的调整。 ③所谓近视调整即是指参与人不管未来怎么样，只知道使当前的支付最大化 ④ 经典博弈理论中每一个参与人都有特定的博弈对象，并且，在重复动态博弈中，后行动者通过观察先行动者的理而利用贝叶斯法则来修正自己的先念信念，然后，在此信念下选择使自己获得最大支付的策略。 ⑤好的策略即是指能够获得较高支付的策略。 ⑥所谓严格纳什均衡即是严格占优纳什均衡。给定对手选择的情况下，每个人都通过选择严占优的策略而组成的纳什均衡。 ⑦事实上，这与Selten提出的颤抖手均衡概念具有相似性，所谓颤抖手均衡是指一个战略组合，只有当它在允许所有参与人都可能犯错误时仍是每一个参与人的最优战略的组合时才是一个均衡，其严格定义可以参阅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其中的颤抖或者犯错误与进化稳定策略中的突变因素有差不多的含义，但它们之间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⑧由模仿者动态方程进行支付变换，可得。 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博弈论一个著名的捐款----回赠实验中看出，募捐者要求每一个人都自愿捐款，最终募捐者以3倍于捐款总额的钱平均分派给每个捐款者，为了使得博弈能够分析下去，募捐者要求自愿捐款时每个人都不得与其他人讨论，否则该博弈就无法进行下去，因此，本文称博弈论中的互动是一种沉默互动而非社会互动。这个实验充分体现了古典经济学及博弈论研究对象上的一致性，即它们都是研究单个个体的行为而排除了人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性。参考文献

[1] 王则柯（1999）：《博弈论平话》，中国经济出版社。

[2] 张维迎（1999）：《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

[3] 张良桥，冯从文（2001）：《进化稳定均衡与纳什均衡：兼谈进化博弈理论的发展》，《经济科学》，3，103-111。

[4] 张良桥（2001）：《理性与有限理性：论经典博弈理论与进化博弈理论之关系》，《世界经济》，8，74-78。

[5] 张良桥（2003）：《论进化稳定策略》，《经济评论》，2，70-74。

[6] 张良桥，郭立国（2003）：《论模仿者动态》，《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3。

[7] 杨小凯（2000）：《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 青木昌彦, 奥野正宽(1999):《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 魏加宁等译,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9] Allais, M., (1952): The foundations of a positive theory of choice involving risk and a criticism of the postulates and axioms of the American school, in expected utility hypotheses and the Allais Paradox, edited by M. Allais and O. Hagen, Dordrecht: Teidel.

[10] Börgers, T. and R. Sarin (1997): Learning Through Reinforcement and Replicator Dyna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77, 1-14.

[11] Börgers, T. and R. Sarin, (1995): “Learning through Reinforcement and Replicator dynamics”, Mimeo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12] Conlisk, J.(1980): Costly Optimizers Versus Cheap Imitator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80, (1): 275-293.

[13] Cowen , Tyler, and Randall Kroszn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Monetary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1987, (95): 567-590.

[14] Crawford, Vincent, P. (1989): “An Evolutionary explanation of Van Huyck. Battalio, and Beil’s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Coordination,”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5]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1979):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1979, (47), 263-291.

[16] Foster, D., and P. Young.(1990) Stochastic Evolutionary Game Dynamics, 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 (38): 219-232.

[17] Fudenberg, D. and C. Harris (1992): Evolutionary Dynamics with Aggregate Shock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92, (57): 420-441.

[18] Jones, R..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edia of Ex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6, (84): 757-775.

[19] Kahneman, D. and A. Tversky(1974) :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185, 1124-1131.

[20] Kahneman, D. and A. Tversky(1979) :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 263-291.

[21] Kandori, M. G. Mailath, and R. Rob (1993): Learning, Mutation, and Long-run Equilibria in Games, Econometrica, 61, 29-56.

[22] Kreps. D., and Wilson,(1982): Signaling Games and Stable equilibrium, Econometrica, 50, 863-894.

[23] Lewontin, R. C. (1960): 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1, 382-403.

[24] Maynard Smith, J. and G. R. Price.(1973): “The Logic of Animal Conflicts”, Nature, , (246): 15-18.

[25] Nash, Jr. John F.(1950), The Bargaining Problem. Econometrica.

[26] Nash, Jr. John F.(1951), Noncooperative games, Annals Mathematics 54.

[27] Schelling, T. (1960):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28] Schelling, Thomas(1960), Strategy of Conflict, Harvard U. Press.

[29] Selten, P. (1978): The chain store paradox,Theory and decision 9, 127-159.

[30] Selten, R. (1980): A Note on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ies in Asymmetric Games Conflict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84, 93-101.

[31] Selten, R.(1975), Reexamination of the Perfectness Concept for Equilibrium Points in Extensive Gam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 4, 25-55.

[32] Selten, R., (1965): Spieltheoretische Behandlung Eines Pligopolmodells mit Nachfagetragheit, Zeitschrift fu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12, 301-324.

[33] Simon, H. A., (1955):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9,99-118.

[34] Skyrms, Brian (1986): Deliberational Equilibria, Topoi, 5, 59-67.

[35] Smith, V. L. (1979): Indirect revelation of the demand for public goods: An overview and critique,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5, 183-189.

[36] Swinkels, J. (1993): Adjustment Dynamics and rational Play in Game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5, 455-484.

[37] Taylor, P. D. and L. B. Jonker.(1973):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and Game Dynamics, 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 (40): 145-156.

[38] Tversky, A. and D. kahneman(1992): Advances in prospect theory: cumulative representation under uncertainty,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5, 297-323.

[39] Von Neumann, John and Oskar Morgenstern(1944),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U Press.

[40] Weitzman, Martin(1984): The Share Econom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5

20世纪50年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快了社会工业现代化进程，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物质文明。与此同时，人类急速膨胀的生产能力和消费需求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生态环境危机。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以及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活动转而又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经济增长与发展不仅不能化解日趋加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甚至本身也成为导致这些危机的主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绿色政治运动进一步将生态环境问题扩大到全球范围，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绿色政治产生的时代背景 经济增长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及社会各界政治家、经济学家们永恒不懈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话题。各国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政治学家把经济增长视为保障政治稳定的“灵丹妙药”，经济学家则把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20世纪现代技术革命加快了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随着高科技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也迅速步入了黄金发展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甚至成为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促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与需求急速增加，工业发展导致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与污染日趋严峻，最终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迫使人们从最开始一味重视经济增长问题转而关注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1962年美国著名学者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向人类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时隔十年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出版，再次激起人们对生态危机的恐慌意识。面对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审慎地思考经济增长与环境发展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摆脱人类生存困境逐步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焦点。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股源自西方随后遍及全球的绿色政治浪潮迅速兴起。 二、绿色政治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 经济增长理论的成长大致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长三个发展阶段。从18世纪后期开始以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再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默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分别对经济增长要素及决定因素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阐述。［1］其中，根据经济增长决定因素来源的不同，又可将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外生经济增长和内生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诸如资产、资本和劳动等外生技术进步推动，因而又被称为外生经济增长理论，或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诸如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推动，因而又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或现代经济增长理论。［2］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源稀缺制约经济发展，但科技进步、对外贸易等途径可以缓解资源危机，资源并不能构成对经济增长的不可逾越的绝对限制。然而，从20世纪60、7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技术进步与创新不仅没有缓解资源危机，反而加剧了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消耗速度。对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关注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与影响。 1．反思经济增长的代价———社会环境边际 成本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汲取与利用是不可避免的，因而经济增长成本也是必然存在的。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们缺乏代价意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经济增长而支付的自然资源消耗、社会环境污染等社会环境边际成本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导致现在社会所面临的经济越增长，环境越恶化的发展困境。1967年英国经济学家米香(E．J．Mishan)在其著作《经济增长成本》中指出，技术进步、人口和财富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产生社会、环境和心理等边际成本。如车辆持有率的增多会产生交通拥挤问题，增加路程往返时间;新型塑料产品会给社会生态环境带来新的污染问题;高节奏生活会让人们产生更多的心理压力及精神损伤。他还指出，如果科技进步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品质，我们就应停止这种进步。人权应该包括人们生活环境舒适的权利。［3］面对高增长带来高消耗的发展困境，人们开始反思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环境边际成本问题。认为单纯追求经济高增长而忽略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和社会整体发展的破坏影响，最终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继而走向灭亡。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也因忽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稀缺性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受到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批评和质疑。 2．反思经济增长的极限———经济增长的有限性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梅多斯等人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文章中指出，人们追求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往往忽略为之付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经济增长而附带的人炸、土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危机已经使人类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当困境达到一定极限时世界就会走向毁灭。［4］1980年里夫金在其著作《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运用“势力学第二定律”，断言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加速地球资源的枯竭和人类社会的崩溃。［5］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经济增长不可能是无限的。以耗竭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不能推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会因为受到自然资源稀缺的限制，逐步达到经济本身发展的极限。因此，反思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均衡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3．反思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特别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技术进步为研究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国家普遍盛行，经济增长甚至成为社会发展唯一目标。“在大多数工业社会中，有三个密切联系的增长量，即经济的、技术的和机构的增长量度。经济的持续增长，实际上被所有的经济学家认可为一种教条。……几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一个共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进行，这就是: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6］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发达国家当时的经济和物质财富确实迅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对高增长高发展的强烈要求，也造成了资源环境的高消耗，致使生态环境的急速恶化。基于对经济增长代价、极限以及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反思，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反思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模式，试图寻求一条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之路，从而使人类走出不可持续地、有限地发展困境。#p#分页标题#e# 三、经济增长理论的调整与变革 对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调整方式:一种是在不改变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情况下修补式、应对式的反思和调整。另一种则是要求对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进行革命的变革式、预防式的反思和调整。［7］对于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也有两种调整方式:一种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补充型调整;一种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型调整。 1．经济增长理论的补充型调整:从外生经济增长理论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理论不能预见的所谓外生的技术进步推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与“索洛—斯旺”模型对此都已经做了不少研究。①前者认为，经济增长最终由一国的储蓄率与资本的投资效率决定。后者则指出，通过诸如资产、资本等外生技术进步来修正总量生产函数，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8］对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而言，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理论不能预见的所谓外生的技术进步推动。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暴露出一些缺陷。该类模型无法对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以及诸如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进步率做出解释。面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问题和缺陷，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1990年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生技术进步上。自此，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因而，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非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所谓的外生因素。［9］新经济增长理论关于知识、技术、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论证，进一步提高了技术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单纯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局限性，在对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进步的解释上取得了进展。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和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相同的，即技术进步可以推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因而只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修补型调整。 2．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型调整:从经济零增长到经济稳增长 不可否认，以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在20世纪中期社会实践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西方国家的高经济增长政策为其带来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物质文明。然而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却是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因而，仅以技术进步就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理论观点逐渐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和挑战。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报告中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毁灭性灾难，人类社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资源有限性决定了经济不可能无限增长，经济高增长必然会引起资源高消耗和环境高污染，当这“三高”突破一定限度，世界末日就要来临。［4］为了避免经济崩溃，唯一出路是实行经济零增长。 经济增长极限论因对经济增长过于悲观甚至极端的观点遭到很多经济家的激烈批评，然而，经济增长极限论也因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关注而在环境学界受到人们的重视。美国经济学家米香认为，经济增长只是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能让人们精神得到满足。相反，人们在追求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往往会失去很多幸福。因此应该停止经济增长。［3］ 不同于增长极限论所提倡的“经济零增长”激进观点，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Her-manE．Daly)1971年在著作《走向稳态的经济学》中提出“稳态经济”理论观点。达利认为，在经济增长与发展无法避免的现实状况下，发展经济必须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保持一定的平衡关系。“用质量性改进(发展)的经济范式来代替数量性扩展(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10］稳态经济理论促使人们改变过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态度，转而开始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6

 

20世纪90年代以来，探索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迫切关心的重大课题，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它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实现观，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的讨论，尤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伦理学底蕴、经济学内涵等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相去甚远。其中，在西方，可持续发展被生态中心论者视为人类中心论或者被人类中心论者引为同道，这就影响我国学术界，并出现了一种很流行的似乎被公认的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是全人类的中心主义的必然选择；它的本质内涵是全面发展的人本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实现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这种说法完全把可持续发展纳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使可持续发展观变成西方近现代以人类中心论为基本内核的传统发展观在现时代的变种。因而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披上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华丽外衣，使可持续发展观充满了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实现观。它不仅否定了可持续发展观和传统发展观的本质区别，而且使可持续发展失去了科学性和合法性的内在依据。于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样的可持续发展观能够科学阐释人类文明发展与地球生态系统生存的关系，才能确证它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呢？这就很有必要对可持续发展观进行重新界定。为此，笔者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假说：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的生态本位理论，以此构建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因此，可持续发展不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与实现观，应该是一种以生态为本位的发展观与实现观，从而形成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即把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成以生态为本位的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这是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二、20世纪世界发展的宝贵经验与惨痛教训

 

当我们对20世纪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作一整体的鸟瞰，就不难发现，在20世纪里，世界文明发展明显地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景象：在20世纪的上半叶，人类遭受了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和世界的战争大灾难，在20世纪的后半叶，人类取得空前未有的科技和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却遭受着全球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大灾难，这又使当今人类陷入空前未有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正因如此，才使人类逐渐地从自然界的无情惩罚中醒悟过来，引起一场全球的生态觉醒运动，这就是生态觉悟的产生与发展。它是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意识和观念的最伟大的革命。由此形成人类对世界系统存在极限的认识，发现了地球资源与环境有限性，这是20世纪头等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

 

1、两项辉煌的成就

 

20世纪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今日之现代生产力不仅与19世纪相比已面目全非，即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世界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固然因素甚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两点：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二是世界经济市场化正在形成全球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这就是著名学者汝信先生所说的20世纪人类取得的两个方面的伟大成就。

 

在工业经济时代里，发生了三次具有划时代的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确立了以蒸汽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手工工具向大机器的转变，揭开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序幕。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叶以后，确立以电力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蒸汽动力机械化向电力动力自动化的转变，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第三次科技革命即人们常称为现代科技革命，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70年代以来，进入了人们所说高新技术革命阶段。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科技革命新高潮，进入新世纪正在迅速发展和产业化。现代科技革命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是前两次科技革命所望尘莫及的，它把工业文明推向了顶峰，使工业经济时代走到了尽头，正在迎接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跃进步，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从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以来，就实行市场经济，只是到了战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由传统市场经济发育成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二是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都陆续走上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道路，正在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推进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中，除少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已走上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外，大多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正发展和完善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加快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因而，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探索适应自己国家国情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使各国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能够按照国际社会通行的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建立，甚至要纳入其制度框架，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世界化，或者说是加速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这已成为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

 

2、两大严重的灾难

 

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上半叶，人类生存与发展曾陷入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灾难。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说：“到1999年，我们将把20世纪追忆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最辉煌的时期。1.2亿百姓受戮于这个世纪的130场战争——比1990年以前的全部战争中的死亡的总和还多”。然而，值得幸庆的是，这场空前的灾难及其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出现战后经济发展繁荣时期，就标志着从世界全局来说基本被消除。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和平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人类避免世界战争是大有希望，即是说人类是不会葬身于核战争灾难之中。但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是，20世纪以来，现代科技在人类利用及其发展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一种反自然的异化力量，使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在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人类遭受着空前的生态灾难。正如美国著名科学家卡普拉在《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一书所说：现在全球生态体系和生命进化处于危险之中，处于一场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之中。我们可以肯定，人类取得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繁荣的两项伟大成就时，又使两者具有“反自然”性质，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体系。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人类即使摆脱了世界核战争威胁下的有毁灭的危险，如果处理不好“环境与发展”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难免葬身于生态灾难之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今世界确实存在着威胁全人类和地球上其它生命的全球生态危机，它是20世纪人类遭受的巨大灾难，并成为21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大危险。

 

3、一次最伟大的觉醒

 

自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以来，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们都在思考，人类文明会像几千年以前的世界三大文明一样突然湮灭吗？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巴比伦文明、哈巴拉文明和玛雅文明，是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它们却主要毁灭于生态灾难之中。但是现代人类与玛雅人却有不同之处，就在于现代人类全面反思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尤其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深刻认识到工业文明及传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一条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正是这条道路才使“人类正走向自我毁灭”！因此，人类在生态环境问题上逐渐觉醒过来，引起了一场人类意识的伟大革命。它的根本标志就是生态意识或生态觉醒的产生和发展。这就表明，现代人类具有生态觉醒，是与玛雅人根本不同的。当今人类从未没有像今天这样清醒地意识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知道必须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从而避免玛雅人的生态毁灭。

 

众所周知，传统意识主要是以人统治和征服自然为指导思想，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尺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形成人统治、主宰与征服自然的理论体系，它在本质上是“唯人论”的意识。生态觉醒突破了这种理论框架，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与和谐相处与共同生息，形成“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理论体系。所以，我们可以把生态意识定义为：人、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关系所反映的思想、理论、感情和意志的总和。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把世界系统看作为“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是“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意识。这是人类意识的一次深刻革命，是人类对人、社会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一次伟大觉醒，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觉悟。正如樊浩教授所指出的：“生态觉悟的实质不只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而且是对世界的合理秩序，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对人的行为合理性的深刻反省”。因此，“20世纪人类文明的最重要、最深刻的觉悟之一，就是生态觉醒。从遍及全球的绿色运动到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制定的生态伦理的规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理论，无不在实践和理论的层面上标志着20世纪人类文明的生态觉醒”。[1]

 

4、一个头等重要的发现

 

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人类进化史经历了两次历史性转变：一是人类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从人类完全依赖于自然、融化于自然的混沌同一性，到人与自然存在区别，并不是混沌同一性而产生自治思想。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一次划时代的飞跃。这次飞跃导致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二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从人与自然的完全对立、相互对抗、相互毁灭乃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体完全瓦解，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生息、协同进化，乃至重建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体。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又一次划时代的飞跃。这次飞跃必将使人类创造真正的现代文明。

 

如果说，第一次飞跃，人类认识自己利用与改造自然的活动是可以不受自然生态的限制，其行为的选择是无限度自由的话；那么，第二次飞跃正好相反，人类认识到自己的利用与改造自然的活动是被“自然界整体动态结构的生态极限所束缚的”，人类行为选择的自由必须限制在自然生态容许的限度内，即限制在地球承载力的极限之内，这是生态“绝对法则”。现代人类的这种生态觉悟，就是人类对地球存在极限的认识，以及其它将如何影响人类进化的认识，从而出现了地球有限性的客观规律，它的理性形态就是地球资源环境有限论。这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头等重要的发展，是20世纪现代科学的最大贡献。

 

在人类对地球存在极限的认识过程中，罗马俱乐部的梅都斯等人是地球资源环境有限论的先驱。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发表，随即掀起了所谓悲观派和乐观派对人类未来生态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大论战。乐观论者对《增长的极限》报告的激烈抨击，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不仅尖锐批判了罗马俱乐部全球模型及其政策主张即“零度增长论”；而且全盘否定了梅多斯等人的增长极限论的理论基础即地球资源环境有限论。对此，我们赞同前者，反对后者，还必须为《增长的极限》报告提出的地球有限论彻底翻案。我们认为，这个报告指出的地球有限论即有限世界系统决定了增长的极限的著名论断，是罗马俱乐部全球模型的理论基础和基本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理论。实践证明，罗马俱乐部全球模型的缺陷，不在于世界系统存在极限以及超越极限引起灾难性恶果；而在于这个模型的落脚点是要以停止增长的方式达到或维护全球均衡，这就是著名的“零度增长论”。地球有限论即地球的资源存量有限和环境容量有限的新观念，实质上是一种现代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的理论。它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深刻动摇了地球的资源与环境无限论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观念，为人类认识地球的有限性开辟了道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梅都斯等人是头等重要发现的先行者，是对科学做出最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 樊浩：《当代伦理精神的生态合理性》，《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三、生态本位论的立论依据

 

    1、世界发展正在迈向生态时代

 

首先，20世纪全球生态灾难唤醒了人类，教育了人类，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当今人类适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新趋势，创造了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使现代文明形式正在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几百年来，人类苦心创造的工业文明发展到今天，从总体上来看，它基本上完成其历史使命，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重重危机之中，可以说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正在从兴盛走向衰落。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确面临着深刻的生态危机，生态形势十分严峻，但决不是表明人类文明发展已无出路。因为，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过程中，在生长着否定工业文明的因素，却为生态文明兴起开辟广阔的道路。工业文明衰败之日，正是生态文明萌芽之时。正象工业文明脱胎于农业文明一样，生态文明脱胎于工业文明，它引导人类文明继续向前发展。真正的现代文明是生态文明；只有生态文明才是真正的人类文明。因此，从世界文明的形式来看时代，当今人类即将走出征服与掠夺自然，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工业文明时代，正在进入保护建设自然，以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共同生息与共同繁荣的生态文明时代。因此，我们所说的生态时代，就是指人、社会和自然的发展关系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人类智慧的胜利。

 

其次，人类正在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时代已降临中华大地。这是世界系统运行的必然进程，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人类进化与世界系统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代，即蒙昧时代、征服时代、生态时代。因而生态时代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客观现实性。生态时代的现代文明，本质上是生态文明；没有生态文明，就没有真正的现代新文明。21世纪应该是生态文明发展的世纪，这正反映了世界文明在21世纪的人、社会与自然关系发展中的新特点。

 

再次，根据20世纪生态文明兴起与发展为代表的人类文明新进程的客观实际，国内外学者站在新时代的发展前沿，最充分地适应新时展的要求，提出生态时代问题。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托马斯·伯里曾把后现代文明说成是生态时代的精神，并预示人类的未来社会应当是一个追求生态文明的所谓“生态时代”。在我国，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公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庄严宣告：“人类处于普通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可持续发展新时代的开始，可持续发展必将成为世界系统运行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潮流。理论与实践表明，生态文明，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三位一体的。因此，我完全可以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文明已进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时代，可持续性的生态文明必将成为世界系统运行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潮流。

 

2、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革命是伟大觉醒的实践标志

 

历史事实表明，整个工业文明是在人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统治自然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工业革命的全面胜利，极大瓦解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严重地摧毁了现代经济社会的生态基础，使当今世界系统的大部分重要的生态系统已处于崩溃状态，把人类推到与自然界全面对抗和尖锐对立的生态灾难的绝境，使人类文明走进不可持续发展的死胡同。由此决定了21世界人类实践活动的一个最根本的、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就是全面实现生态觉悟从思想意识的殿堂走向实践的洪流。它既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基本标志，又是这种转变的实践基础。显而易见，重建地球生态系统在本质上是重建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这已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巨大变革的伟大实践，是人类生态觉醒的实践标志，也是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关键所在。现在，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下几十年来生态革命产生与兴起的历史进程：

 

第一，从生态意识的产生到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即20世纪60年代后期掀起的反公害运动，喊出了“还我阳光”、“ 还我蓝天”、“还我清水”的强烈抗议之声，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以不同形式投入了这场环境保护运动，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国际性潮流，并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到1972年世界环境会议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为标志，使全球环境保护运动形成高潮。它揭示了人类开展生态革命与创建生态文明的序幕。

 

第二，环保运动向广度扩展到生态运动迅速席卷全球，已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生态环境运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危机的全球征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交织一起，直至整个大自然危机，已成为笼罩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魔影，直接严重威胁着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的生存。人类需要进行一场生态革命（即环境革命）来拯救人类自身的命运和地球的存亡。于是全人类为进行这场生态革命采取全球范围的共同行动，采取各种措施保护环境、改善生态、建设自然；从个人到家庭，从各种社会组织、各个政党和各国政府乃至全世界，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关心与重视，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发表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为标志，人类全球生态环境运动达到新高潮。它反映了人类正在进行生态革命告别工业文明时代，用可持续发展战略迎接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

 

第三，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生态运动，又叫绿色运动。它向广度与深度扩展的最重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向可持续发展领域渗透与融合，有力推动着重建地球生态系统。当前，绿色文明浪潮正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几乎覆盖了世界系统运动与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极大地冲击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的生态革命高潮在21世纪必然到来，将推进人类由征服、掠夺到保护与建设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大转变，为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

 

第四，生态革命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标，就是阻止工业文明发展对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基础的根本性破坏，医治现代经济社会活动造成的污染给自然生态系统留下的创伤，并保持生物圈的完整性，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促进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再生产，创建生态健全的适宜于现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确保现代文明发展对生态系统和生物物种的可持续利用。可见，生态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双重的，它既是拯救人类的革命，又是拯救地球的革命，也是重建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与和谐发展的革命。这是一场彻底的人与自然发展关系的革命实践，是世界系统的全方位、最深层的巨大变革之一。

 

3、世界系统是人、社会和自然相互融合的有机统一体

 

生态革命重建这种有机整体，是还给客观世界以本来面目。因此，无论就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还是现代生态意识，把人、社会和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是符合客观世界实际的。

 

首先，世界系统本来就是人与其它生命形式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人类并不是分离或高于其它非人自然存在的特殊存在。人类与其它非人自然存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这是现代科学的基本结论。它告诉我们，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生态环境——地球生物圈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地球生态系统具有相互依存的有机性，即世界系统中人、社会和自然都是有机的生命体，存在着广泛而普遍的内在联系，人与非人自然的一切有机生命体，不仅是与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而且是由周围环境的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二是地球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即这是一个由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在现实世界系统中，脱离开自然的社会同脱离开社会的自然一样，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而，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存在完全脱离社会因素的纯自然规律，也不存在完全脱离自然因素的纯社会规律。这就是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统一。相应地，人类文明历史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两个方面是密切相联的、相互制约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其次，世界文明发展到今天，随着工业文明高度发展，人类实践活动的广泛与深化，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和自然界的生态过程已经完全相互交织与相互融合而浑为一体。今天，在现实世界系统中，把它区分为自然界和社会只有相对意义，而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相互交织和相互融合比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别更为重要。因此，当今维系人类生命和非人自然生命形式的这个濒临失衡的球体上，客观存在的只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作用、互相转化的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当今人类进行的生态革命，就是重塑和实现人、社会和自然有机整体，达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高度整合、整体优化、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再次，人的两重性是世界系统成为人、社会和自然有机统一体的根本原因。人作为一种生命物种，首先是自然的人，属于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存在于自然界，成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成员。但是，人这种生命物种，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生物，而是一种社会性的生物，有智慧的生物，是社会的生命物种，成为社会经济系统的主体。因此，人作为一种生命物种与其它生命物种不同，就是人生活在两个世界：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人是自然与社会的存在物，这是人区别于非人类生命物种的根本之点。前者是人的自然生态特征，是反映人的自然属性；后者是人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反映人的社会属性。“人就是自然生态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有机统一体。正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才构成了人的本质。这两种属性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同时发挥作用的。这两种属性是人的两重性，没有自然属性，或者没有社会属性，都使人不成其为人”。[1]人的两重性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同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人及其它实践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一是人及其实践活动对社会环境的关系，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两方面的关系没有逻辑先后和时间先后的区分，在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是分离存在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就是人、社会和自然有机统一整体。

 

    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世界文明发展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人、社会与自然应该成为新的更高水平的和谐统一整体。这正是人的两重性在人类生存活动与发展行为的实践中表现为自然生态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才使自然生态演替进化和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相互交织与相互融合成为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

 

    现在，我们可以对前面的论述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当今，世界系统实际运行的概念模型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这个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的运行与发展客观上要求以生态为本位。生态本位是以生态觉悟与生态意识为思想先导、以地球有限性和人、社会与自然有机统一体为客观依据、以生态革命及绿色文明浪潮为实践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它是生态文明的理论表现，是生态时代的必然逻辑。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生态本位论是世界文明发展进入生态时代的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发展观和实现观。

[1] 刘思华著：《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四、生态本位论的几个理论支柱

 

    1、自然生态价值理论

 

至今，在我国仍有一些人类中心主义论者，按照西方近代伦理学和哲学传统理论，从主（人）客（自然）体价值关系模式出发，在总体上把价值规定为客观对主体的意义，武断的将价值的来源完全归于人的主体性，人是唯一的价值主体。因而他们主张把价值范畴严格地限定在人的世界的范围，极力反对把它扩展到自然界，否认非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价值，尤其是完全否定非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我称之为自然生态的内在价值。与此相反，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论者认为，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现时代，迫使我们必须超越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不仅要承认人的价值，而且要承认非人自然的价值，主张把价值范畴由人的世界范围扩展到非人自然的世界范围，涵盖整个自在世界即整个世界系统；尤其是要承认非人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建立完整的自然生态价值理论。自然价值论的代表人物、美国杰出环境哲学家罗尔斯顿指出：“在实践中，环境理论学的根本要求是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在理论上，它的根本要求是确定意义深远的价值理论，以此为它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1]在我国出版的论著中，如余谋昌的《生态学哲学》、《创造美好的生态环境》，余正荣的《生态智慧论》、林娅的《环境哲学概论》等著作，都论证了自然界的价值，肯定非人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笔者赞同。在此仅强调三点.

 

    首先，按照生态学的观点，不仅有“以人为主体的生态”，还有“以生物为主体的生态”，它包括以生物个体为主体的生态，以生物群落为主体的生态，以生物圈全部生物为主体的生态。在这里，很明显，主体不具有唯一性，不仅人作为一种生命物种是主体，其它所有的生命物种也是主体，世界系统的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是主体。人类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世界系统唯一的主体，即人类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世界系统唯一的价值主体。事实上，不仅仅人这种生命物种是价值主体，其它所有的生命物种也是价值主体，世界系统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是价值主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持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事实和价值的统一性，建立起人、社会和自然有机统一整体的生态价值观。生态价值观动摇甚至扬弃了人在整个世界系统中的先验的、唯一的主体地位，消除了人在世界中优先的价值地位和先验的价值合理性，从而否定了任何价值主体独霸权。

 

    其次，罗尔斯顿认为，自然的价值是自然的性质，是由自然系统的结构决定的一种性质，是进化的生态系统内在地具有的属性。自然价值是以和谐的生态关系或自然关系表现时，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分析：一是人类的层次，是人与环境关系的价值，这就是自然界具有以人为尺度的价值，即作为人的工具价值。这从自然的角度来看，是它的外在价值。一是从生物的层次，是生物与非生物的生态关系的价值，即自然界本身、生命与自然界的生存，具有以它自身为尺度的价值，它不依于评价主体，内在地存在于生态系统之中，这是自然的内在价值。在世界系统运行过程中，与人类生命形式一样，非人类生命形式利用地球生态资源，地球基本生态过程的健全、健康、安全和正常运转本身是具有价值的。这是因为，“在生物圈的时空范围内，各种植物、各种动物、各种微生物与自然环境编成目的——手段的立体交*网络，保持着生物圈的生态平衡。它们只有内在的目的性和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2]可见，自然生态价值论的核心是：肯定自然的自身价值，承认非人类生物的内在价值，目前，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有了共识。

 

    再次，我们超越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不仅要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而且要承认自然的整体价值。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把价值范畴扩展到自组织系统，价值则是自组织系统的本质特性。地球生物圈作为一种自组织系统是只有整体的价值的。因此，地球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不仅仅是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它更具有系统价值。这个价值并不完全体现在物种个体价值上，也不是部分价值的总和，而是一种高于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系统价值，这就是地球生物圈的整体价值。它是自然生态价值论的精华。生态价值观所追求和确论的价值合理性，本质上是地球生态系统整体的合理性，并认为它是合理性价值的主体，生态价值合理性存在于地球生态系统整体之中。不言而喻，生态价值观确实是一种“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价值观，生态本位正是建立在这种整体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

 

    2、自然生态权利理论

 

    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在自然生态价值的理论框架内，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整体价值，这实际上不仅是肯定自然界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也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整体利益的生态伦理的合法性依据。因此，生态价值观把人类对非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界所负有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建立在地球生态系统所具有的这种客观价值的基础上，承认、关注和尊重非人类生物和地球生态系统按生态规律可持续生存的权利。

 

    环境伦理学其革命性变革的重要表现就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理论学把伦理关系严格地限定在人的世界的范围内，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关系的范围，扩展到非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用道德伦理规范来调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发展关系。在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重视：（1）深层生态学的一个基本伦理规范，就是每一种非人类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若无充足理由人类没有任何权利毁灭其它生命。（2）动物权利论认为，动物和人一样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权利的基础是“天赋价值”，这种价值赋予了它们一种道德权利，即获得尊重的权利。（3）生物平等主义认为，所有的生命物种都是平等的，都拥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具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而，人类必须把所有的生命物种都视为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和相同的道德地位的实体。（4）生态整体主义认为，环境伦理学必须是整体主义的，即它不仅要承认存在于自然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把生命物种本身和生态系统这类生态整体视为拥有直接的道德地位的实体，人类不仅要尊重地球生态系统共同体中的其它生命物种；而且要尊重这个共同体本身。

 

在我国，生态（环境）伦理学提出的自然界的权利包含三层涵义：[3] 

 

    首先，自然界的权利是一种自然性，是指生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持续生存，这就是说，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都是地球生态系统共同体中的成员，可以而且应当拥有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条件，具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其次，这种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相关性在生命世界以生存表现出来。任何一种生命物种的生存，既是它自身的存在，又是为其他生命物种的生存提供条件，为其他的生命物种而存在。生存是所有的生命物种的目的，我们必须承认不仅仅人是目的，而且要承认其它生命物种也是目的。为了生存必须具有权利，与此同时，一种生命物种的生存是作为其它生命物种的存在条件，为其它生命物种的生存服务，这是它的义务。这是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则是生存的基本规律。它要求人类的实践活动不得违背这种生存的基本规律。再次，自然界的权利平等性，这是指地球生物圈中的各种生命物种都具有自己的特定的生态位发挥着特定的作用，正是所有生命物种的相互作用和综合作用，创造和维持地球生态系统适宜生命生存的条件，维持地球生物圈的基本生态过程及其它的稳定性和整体性。因此，地球生态系统共同体中的所有生命物种生存的权利只有平等性，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都应当受到尊重与保护。

 

    我们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史和认识史来考察现代人类的生存意识与实践活动，可以概括出两点结论：一是现代人类迄今的生存与发展，部分地是以非人类生命物种存在状态的破坏甚至毁灭为巨大代价，导致的生态灾难不仅加速生物灭绝过程，而且使人类自身的生存处于困境之中；二是现代人类要持续生存与发展，又必须以非人类生命物种的充分存在和地球生物圈共同体的完整与健康为基本条件。因此，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史和认识史都指出所有生命物种生存的道德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开始，非人类生命物种生存权利的问题就不再是纯自然性的问题，而是具有社会性。它客观要求现代人类道德进化到一个新阶段，即把道德权利观念扩展到非人类生命物种和整个地球生态系统。这是现代人类整体的道德觉悟的新进展。

 

    与人类生存的权利一样，非人类生命物种生存的权利也是权力和利益的统一，即自然界的生存权力和生物利益的统一。所谓生态权力，是指人类生存活动和发展行为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破坏自然生态而遭到自然界的无情惩罚的现象，它是地球生态系统存在着的一种对人类行为的制约、选择甚至强制的力量。所谓生物利益，是生物的生存或繁衍必需满足的那些物质和生态需要及其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所必须满足的那些物质和生态需要。它是基于所有生物及生物共同体固有的价值和内在需要，体现并保持在生态活动过程中。[4]传统伦理学只是承认和关心人类的生存的权力与利益，而不承认和关心其它生命物种的生存的权力与利益，更不承认和关心生物圈整体的生存的权力与利益。生态伦理学不仅重视和关心人类的生存权力与利益，而且确认和关心非人类生物的生存权力与利益，及其地球生物圈整体的生存权力与利益。

 

    这里人类与非人类生物权力的根本区别是，人类的权力是事先人为设定的，并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形成的行为规则和价值准则，是人们在自觉能动地去履行这种权力。而自然生态权力是自然生态系统运行的内在固有机制，并成为生物圈共同体的活动规范，它是一种自然反射力量。因此，自然生态权力在本质上是自然生态规律发生作用的一种对人类破坏自然生态行为的制约或强制力量，即自动限制力量。这种自然生态权力实现形式又往往是“后发制人”，并表现为一种总的较长的趋势，逐渐显露这种权力的“威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否认自然生态权力，无异于否认自然生态规律，这就与自然界事实不符。所以，我们确认自然界的权力和利益，是完全符合世界系统运行的客观事实的，并不意味着非人类生命物种同人类一样具有独立的意志和行动的能力，更不意味着否定了人类的在经济社会系统运行中的主体地位。当然，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主体能力的实现，必须尊重与维护其它生命物种和自然界的存在权利，保障它们的利益，承担对它们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是人类实践活动要以生态为本位的一个根本之点。

 

    3、实践选择两重性理论

 

    自然生态价值论和自然生态权利论，无论从理论选择还是从实践选择，必须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人类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既是为满足人类生物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实现其人类自身的利益（包括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又是为了满足非人类生物生存发展的需要，实现其非人类生物的存在利益和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这就是人类实践选择的两重的、终极的价值尺度，我们称之为实践选择的两重性。实践选择两重性的理论，实际地宣告了人与自然关系上“唯人论”的认识史和实践史的终结，必将开创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与协同进化的认识史和实践史的新篇章。

 

    第一，长期以来，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唯人论”的思想观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居于统治地位。这突出表现在，西方近现代确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发展观，普遍地存在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于现代人们的精神世界，支配着现代人类的生存活动和发展行为，形成把人当作万事万物存在的唯一目的和终极尺度的思维定势。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与需要作为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觉不自觉地把人类自身的利益与需要放在实践活动过程的绝对优先地位，使工业文明发展完全走上了一条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人类生存发展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指导下，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的必然选择。当今，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上“唯人论”进行全面与深刻地反思，由此产生的遍及世界的生态运动与绿色文明浪潮。在迎接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人类中心论者坚持包括生态革命的伟大实践在内的人类实践选择是唯一的、终极的价值尺度，仍然只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与需要，并声称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可超越的“绝对真理”。对此，正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说人类中心主义不可超越，只能算是一种独断论的现代神话。”我要补充一句，说现代人类实践选择仍是单向的终极价值尺度不可超越的，只能算是远离现实世界系统的现代童话。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间，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史和认识史表明，现代人类生存活动和发展行为，都应该服从作为世界系统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利益，必须首先着眼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和安全，既要满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的需要，又要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这两方面的关系，在现代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是分离存在的，而是同时发生，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构成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目的的两重性。因此，两重目的与终极价值尺度，才构成现代人类实践的本性。只承认现代人类实践选择的一种终极目的，而否定另一种终极目的，都不可能真正认识现代人类实践的本性。

 

    第二，当人类中心主义受到现实世界系统运行的严重挑战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扬弃传统的人类征服、掠夺和主宰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被称之为弱化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它开始承认非人类生命物种自身的价值和存在的权利。但是，它在现代人类实践选择仍然坚持单向的终极价值尺度，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自然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人类的利益与需要既是保护生态环境行为的根本依据，也是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因此，他们主张把保护人类自身的利益放到首位的同时，也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的利益。这就是说，从人类自身的需要与利益出发来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解决现今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摆脱生态危机。这是一种错误的实践选择，也是一个实践方向的错误：（1）20世纪生态灾难使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更加明显和十分突出；同时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唯人论”不仅抹杀了人与自然的同一性，而且否定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因此，在21世纪的生态文明时代，自然自身的需要与利益同人类自身的需要与利益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并行不悖的，在某种情况下和某种意义上，比人类自身的需要与利益更为重要、更为基础，应当放到优先地位。（2）人类只是从自己一种生命物种的需要与利益出发，在实践活动中就会把保护生态环境的努力限制在与自己直接的生存环境的范围，往往会忽视甚至不考虑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环境，不顾地球生物圈整体的生存利益，无视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与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忽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共同利益的客观需要。这样，不仅不能解决现今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摆脱生态危机，反而事与愿违，最终既保护不了人类自身，也保护不了自然自身。（3）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当人类的需要与利益同非人类生物的需要与利益发生严重冲突时，这种单向的实践选择的价值尺度，就很自然地为了人类的需要与利益而牺牲非人类生物的需要与利益，往往会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取人类的生存发展，最终只能是继续重蹈工业生态时代以牺牲生态环境为巨大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牺牲生态环境来维持人类生存发展，是没有出路的。

 

    第三，上述说明，单向的实践选择的终极尺度，是不能有效地保护人类直接的生存环境，尤其是不能真正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与安全，不符合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目的的两重性。由于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地球生物圈的完整、健康与安全，包含着人类的利益和直接的生存环境的稳定、健康与安全，这就决定了人类必须从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需要与利益出发来维护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整个地球生物圈的共同需要。这样做才能最终达到既实现人类自身的需要与利益，同时又能有效地保护自然本身的目的。

 

第四，人类实践活动终极目的的两重性，是由人的两重性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全球生态灾难的恶果确实是落在人类自身身上，但它会使人的自然属性与生态因素比以往任何时期显得更为突出、更加重要。因而，现代人的两重性互相依存越来越紧密，不仅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发展，要越来越受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而且人的自然属性的发展，也要受到整个生态系统的障碍和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人作为自然的人，自己是一种生命物种，是整个地球生物圈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它在这个生物共同体中生活必须遵守生物圈的活动规范，按照生物生存的基本规律，这就是实现非人类生命物种及整个地球生物圈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人作为社会的人，则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主体，它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生存必须遵守人类社会经济的行为规范，按照人类生存的基本规律，去实现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以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以，严格地说，现代人的两重性，决定现代人类实践选择的两重性。对于生态本位理论来说，既要研究社会经济意义上的人，它把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作为人类实践选择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尺度；又要研究自然生态意义上的人，它把非人类生命物种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作为人类实践选择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尺度。因此，判别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不仅仅以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取向为依据，还必须以非人类生命物种及整个生物圈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取向为依据加以权衡，这种双向实践选择是有机统一的，形成以现代人的两重性为基础的人类实践选择两重性理论，从而为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1] h·罗尔斯顿：《自然界的价值和对自然界的义务》，叶平译，《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 p.w.taylor, respect for nature, princeton, new jersey, 1986.9.

[3] 余谋昌：《创造美好的生态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叶平；《生态权力观和生态利益观探讨》，《哲学动态》1995年第3期。

五、生态本位论的基本框架

 

    应该说，生态本位论的客观依据和理论基础是构成生态本位论的总体框架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我们就能够勾画出生态本位本身的清晰图象。

 

    1、生态本位论的基本内涵

 

    所谓生态本位论，它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地球生物圈共同体是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体，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现实形态表现为世界系统是“生态——经济——社会”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不仅人类物种是存在主体，而且其它生命物种也是存在主体。这就是说，不仅仅人类物种是价值主体，其它生命物种也是价值主体，而且地球生物圈整体还是价值主体。二是在世界系统中非人类物种并非仅为人的存在而存在，它是具有独立于社会的世界的价值、利益、权力及运行目的和生存力量的道德地位的实体；任何生态系统都是价值和权利存在的一个基本单元，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有机的生命体，没有它地球生物圈共同体就不可能生存。三是地球生物圈整体比个体更为重要，它作为独立的整体价值和所有生命物种的利益共同体，一方面拥有独立的生存发展权利，一方面负有对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持续生存发展应尽的义务。

 

    这个生态本位论的内涵与外延，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生态本位的价值观，是以地球生物圈的整体性为价值的本位，追求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合理性，是一种“生态——经济——社会”的整体价值观。现代人类一切实践活动都要服从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整体利益，即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利益。

 

    第二，生态本位的发展观，是地球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基础的本位，追求保持生物圈的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的完整性和健康发展，是一种“生态——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观。它强调自然界是现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基础，现代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要以生态发展为根本，只有与自然生态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才能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第三，生态本位的实现观，是地球生物圈的自然生态阈限为限度的本位，追求人类实践活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是一种保护世界系统运行的生态合理性的现实现。它特别关注现代人类各种实践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有利于自然生态环境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实践活动应当给予鼓励，反之则应当给予抛弃，维持自然生态在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优先地位。

 

    第四，生态本位作为实践选择两重性的理论表现，充分地表达了现代人类实践选择的两重性理论，正确地揭示了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规律性，即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优化、高度整合、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可见，生态本位论实质上是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论。这就扔弃了人类物种在世界系统中的先验的、绝对主宰地位，比其它生命物种先天优越，消解了人类物种在世界系统中的优先的价值地位和先验的价值合理性，从而宣告了“唯人论”即人类自我为中心论的价值观、发展观和实现观的终结。

 

    2、生态本位论的主要观点

 

    （1）生态基础论。生态经济学理论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生存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只是工业革命在创建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极大破坏了它的生态基础，违背了这个客观规律，由此受到自然生态规律的无情惩罚，迫使人类进行深刻反思，才认识到自然生态不仅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发展的基础，而且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世界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自然界，它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相互融合的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它必须服从自然界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在这个有机整体中，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各系统的基础，在自然生态系统和现代人类实践活动中，自然生态系统是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因此，现代人类生存与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自然生态为基础，必须以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与生态资源的持久、稳定的供给能力为基础，使现代人类生存与经济社会发展“绝对建立在生态基础上。” [1]并确保这种基础受到绝对保护和健康发展，使其能够稳定地支撑现代人类持续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生态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论从人与自然的统一的观点看待客观世界认为，人类社会产生之后，自然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就应该是统一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与此相应地，人类社会发展是生态环境决定作用与社会经济决定作用的统一。这里所说的生态环境决定作用是指在社会生存、社会生产及其生产条件的决定作用，不是对社会性质、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演变的直接决定作用。早在1980年新版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一书就明确指出：过去“谁都不谈社会生产的‘生态因素’，它曾是微不足道的，如今‘生态因素’不依我们的愿望为转移地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强大要素，不仅如此，已经到了生态因素变成‘生态决定因素’，不能简单地不负责任地对待它的时候了”。[3]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随着生态时代的到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必须考虑到生态环境改变对社会经济的决定作用。”[4] 

 

    （3）生态内因论。长期以来，反生态环境决定论的传统理论，把生态环境从现实的世界系统中分割开来，与人类经济社会完全孤立地考察，把生态环境仅仅看成是一种社会的世界的外在力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外在因素，于是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或世界的发展史就好象是互不相干的东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工业经济时代的二三百年，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东方经济学，先是经济增长理论，后是经济发展理论，都把生态环境看作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外在变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这就是传统经济发展观念的“生态环境外因论”。20世纪的生态灾难，尤其80年代以来世界系统生产力运行与发展的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不仅是现代生产力运行的外部环境，而且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成为现代生产力稳定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环境变化和生态影响将日益决定现代经济发展的模式、道路和方向，使得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5]这就是“生态环境内因论”。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确定，为把生态环境内化为独立的现代经济发展要素提供了客观经济框架，21世纪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将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4）生态优先论。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了自然界对人类的优先地位的光辉思想。自然界对于人类的优先地位“既表现在自然界对于人及其意识的先在性上，也表现在人的生存对自然界本质的依赖性上，更突出地表现在人对自然界及其物质的固有规律性的遵循上。”而“人的目的的每一次实现恰恰都是人遵从了自然及其规律”。[6]因此，生态应该也必须优先，这是生态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享有优先权的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过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今人类文明正在进入生态时代，生态优先已经正在成为现代人类实践活动中享有优先权的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过程。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生态优先规律不仅是（或应该是）世界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而且也是（或应该是）人类处理与自然关系的最高法则。[7]因此，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必须首先遵循生态优先规律；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要根据生态系统安全优先的原则，构建自己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安全体系。

 

    （5）生态利益最高论。从广义来讲，生态利益是几个方面构成的：①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的外现形式的生物利益，它是生命物种本身固有价值和内在需要的体现；②生态系统的工具价值的外观形式的生态利益，它主要是指生态系统中满足人类生态需要的一定数量的自然生态成果，是为整个社会和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生态消费资料的外在价值的体现；③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外观形式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生物圈的整体利益。可见，广义的生态利益包括了人类的生存利益，是人类的最高利益。因此，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就应当把生态利益放在首位，一切社会经济决策也应当把生态利益置于首位，并具有否决权。这就逻辑地和现实地要求我们把协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放在现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首要地位，实现生态优先发展。

 

    （6）生态第一生产力论。如前所述，地球生态系统是整个世界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就在于它不仅孕育了世界系统生产力本身，而且决定着生产力系统能否继续存在和以什么状态存在及其以什么方式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是生产力之母，即它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同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力论。它只是对社会经济系统而言的，不涉及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以及自然生态系统和整个世界系统的相互关系。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概括近百年来，特别是现代科技革命以来现代经济发展的实际，从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决定现代生产力水平的第一位的原因，越来越成为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位变革作用的事实，提出“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现在，我们从生态是生产力之母的意义上，依据当前整个世界系统运行的实际状况，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社会经济系统扩展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明确提出“生态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念，确立生态系统的第一生产力地位，这就为协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实现现代生产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认识工具。

 

    （7）生态伦理论。这是一种以生态原则为伦理原则的生态本位观念。它所追求和确证的道德合理性，本质上是生态合理性，并以生态合理性构建现代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标准。因此，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真正含义，就是现代人类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标准的生态合理性，即现代人类道德的生态化趋势，尤其是要树立人类正确的生态善恶观、提高生态觉悟、养成生态良心、尊重生态道德、申张生态正义、履行生态义务。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类实践活动应当也必须承认和尊重非人类物种和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存在权利，维护非人类物种的生存利益及其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把伦理关系的范围即道德对象的范围从社会的世界扩展到自然的世界的所有生物及其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建立起人类和自然界所有生物及它们的整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从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统一。所以，生态伦理不仅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对话，更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对话，是现代人类伦理精神和道德进化向生态文明时代迈进的必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发展伦理观到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飞跃。

 

    （8）生态建设根本论。21世纪人类文明建设，在本质上是生态文明建设。现代人类的各种实践活动都应该按照生态优先规律，发展生态第一生产力，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这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是21世纪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之本。因此，生态本位论在其现实性上，就必然提出生态环境建设是21世纪世界系统运行的根本目标和人类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在我国，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护自然生产力，解决和发展生态生产力，这将是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最根本的、最突出的任务之一。现在，我们可以说，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以牺牲生态环境为巨大代价的时代，已经开始转向大规模生态建设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展的历史时期。在21世纪初期，我国生态环境正在迎来建国以来第一个建设高潮，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阶段。这一伟大实践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生态本位论是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的。

 

    3、生态本位论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

 

    生态本位论是与人类自我本位论相对而言的。在工业文明时代的几百年间，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占居统治地位，人类实践活动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本位。现实世界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所有生物都是以保存自身物种为目的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自我中心主义是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自然本质。人类实践活动以自我为本位，确实是符合所有生命物种都是以自我为本位的自然法则的。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以往人类中心论是一种“唯人论”的自我实现过程，当今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是因为，第一，支撑这种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本位论，确实使工业文明从兴盛走向衰落，把现代人类引进不可持续发展的死胡同。因此，从世界范围的总体上看，20世纪末期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终结，现代人类正在进入生态文明时代，它实际上宣告了以人类为中心的自我本位的实践史和认识史的终结。第二，当今的客观世界现实是，由于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人类自身拥有的物质力量和技术手段，已经没有哪一个生命物种能够威胁作为一个强大物种的人类生存；反之，人类倒几乎可以灭绝任何一个生物物种，正如阿·托夫勒所指出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8] “第三，生态灾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非人类生命物种灭绝。当今，在世界范围内，生物物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着。有关资料表明，自200年前的工业革命开始后，生物物种每4年一个物种被灭绝；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球生态环境遭受人类活动的巨大破坏，生物的灭绝速度达到每4天一个物种灭绝。而到了90年代则加快到每4个小时一个物种灭绝。21世纪第一个地球日（4月22日）那天，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向世人敲响了新世纪的警钟：钟表的时针每走一个数字就有一个历经千万年进化的生物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据科学家估计，由于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近代物种的丧失速度比自然灭绝速度快1000倍，比形成速度快100万倍。现在，物种的丧失速度由大致每天一个物种加快到每小时一个种，生物物种灭绝的速度已经到了惊人程度。这使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完整性受到极大威胁。人们越来越担心一些关键物种的灭绝可能会使整个地球生物圈的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无法维持。总之，历史与现实表明，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必须用生态本位代替自我本位，这是历史的必然。如果说，过去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奉行自我本位的发展观和实现观，是符合所有生命物种都是以自我为本位的自然法则；那么，完全可以说，现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选择以生态为本位的发展观和实现观，不仅更是符合这个自然法则；而且完全符合现实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客观要求，体现了人类物种和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

 

    当今世界系统运行的现实和逻辑正在确证，生态本位的实质是以生态合理性为核心理念与价值取向，构建生态文明的发展观和实现观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以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价值观为理论基础的生态合理性，是鲜明地体现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观和实现观，这是生态本位的理论合理性。这已在前面作过论证，在此不再详述。以生态革命和生态建设及绿色文明浪潮为实践基础的生态合理性，是如实地反映生态文明时代人类的实践的本性，这是生态本位的实践合理性。在这里，我们还要强调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生态本位论要求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必须按照实践选择的两重性，去实现整个世界系统运行的生态合理性，即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全方位的生态化，也就是内在要求经济、科技、文教、政治、社会活动的生态化，从而满足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生态发展的需要，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与共同繁荣的至高境界。

 

    作为一种生态文明的发展观和实现观，生态本位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还在于即它能够实现生态伦理立场的理论选择与实践选择的有机统一。从理论选择上看，生态本位吸取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本性的合理内核，扬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反自然的本质；从实践选择上看，生态本位吸取了人类中心主义重视协调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重视协调的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扬弃了前者的“唯人论”的倾向，不仅没有否定人类的主体性，而且恰当地肯定了人类的伟大能动作用，证明人类在现阶段已经在与自然的对话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给自己有了明智而合理的规定，“把自己当作自然界中的一员，与之和谐相处。如果说，哥白尼发现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在文明史上具有伟大的变革意义，那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承认，认识到人类不是自然界的中心，同样具有伟大的变革意义。”[9] 

 

[1] 《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译本第1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

[3] 刘思华主编：《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第191页、第19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 同上注

[5] 刘思华主编：《绿色经济论》第二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6] 林娅：《环境哲学概论》第2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o年版。

[7] 刘长明：《生态是生产力论——兼论生态优先规律》，《中文史哲》2000年第3期。

[8] 阿·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第175－176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9] 曲格平：《我们需要一场变革》第23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六、以生态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

 

    1、生态本位论与可持续发展观的内在联系

 

    由上可知，生态本位论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理论合理性是实现了从人类中心论到非人类中心论的飞跃，向着生态中心论作了某些倾斜；它的实践合理性是实现了非人类中心论向可持续发展论的飞跃，是对生态中心论的实践选择的科学扬弃。这样，生态本位论就囊括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优点，克服了两者的缺陷，还给当今世界系统以本来面目，形成了一种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相统一的生态文明发展观与实现观，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发展观由工业文明发展观与实现观向生态文明发展观与实现观的历史性飞跃，是一种划时代的全新的发展观与实现观。它与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吸取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合理成份，对两者的优点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并能够克服两者伦理立场上理论选择与实践选择对立的现象，从而确证了生态伦理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的有机统一。 

 

    生态本位论与可持续发展观的内在联系不仅在于它们都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辩证否定和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辩证综合；最根本的则在于，可持续发展观揭示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整体价值，要求尊重和维护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权力，要求保护和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利益，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相互共存和谐发展的新型关系。因此，可持续发展观主张现代人类的生存发展行为应该也必须在一定的“生态规范”下进行，追求各种实践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观在本质上也是以生态合理性为核心理念与价值取向的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即是一种以生态为本位的发展观与实现观。这与作为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的生态本位论是完全一致的。

 

    2、可持续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的根本区别

 

    很明显，从时代的特征来看，一个是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一个是工业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从两者的基本内涵来看，一个是生态本位的发展观与实现观，一个是自我本位的发展观与实现观。它们的本质不同，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西方生态中心论者将可持续发展观视为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被人类中心主义者引为同道，这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及本质特征的。其实，可持续发展恰恰是对人的自我中心论的辩证否定。何中华先生指出：“整个西方近现代文化就是以这种人的自我中心论为基本取向展开的，无论是对自然的驾驭和支配，还是对异族文明的征服和同化，都体现这一主旋律。它构成了传统发展观的基本内核。然而，正是这种旧发展观使经济和社会在发展的可持续性方面遇到了深刻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持续发展观的建立恰恰是基于对人的自我中心论的辩证扬弃而实现的。”[1]因此，把以人的自我中心论为基本取向即以自我为本位，说成是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内核，是与可持续发展观背道而驰的。只有以生态合理性为根本理念的生态本位，才是构成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内核与本质特征。

 

    尽管布氏在《我们共同的未来》著名报告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确实有某种含糊性，因而使人们有向人类中心论倾斜之嫌，对它的理解也是众说纷法。现在，在国际国内从不同角度对可持续发展这个新概念进行表达，据不完全统计近200种说法。尽管有着众多的表述，但其宗旨始终围绕着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生产、更新能力及其维护其完整性，使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合理性问题。我们从全球具有较大影响的几大类可持续发展定义来看，都强调了生态合理性这个关键的核心问题。例如，着重从自然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表述，是从整个人类生存生活的生物圈的立场出发，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寻求一种最佳的生态系统以支持生态的完整性和人类整体生存生活愿望的实现，并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得以持续”；着重从社会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表述，认为“在生存于不超出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社会的生活品质，”并强调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要与地球承载能力保持平衡等；着重从科技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表述，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极少产生废料和污染物的工艺或技术系统”；着重从经济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表达，认为“自然资本不变前提下的经济发展，或今天的资源使用不能减少未来的实际收入”，是“不降低环境质量和不破坏世界自然资源基础的经济发展。” [2]可见，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它规定了现今人类不仅需要与子孙后代共享地球资源环境，而且要与其它生命物种共享地球资源环境。因此，以生态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含义，可以表达为，在满足当代人生存发展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生存发展需要的能力；在满足人类自身物质需要的同时，不损害非人类生命物种满足其生存发展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是对自我本位的传统发展观的科学扬弃，充分体现了生态本位论的实践选择两重性原理，与以往一切发展观相比是质的飞跃，使人类对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规律性的认识进入一个新阶段。

 

    3、以生态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协调机制

 

    唯物辩证历史观告诉我们，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条生命线。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这两种关系即两对矛盾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过程，从而构成现实世界系统的矛盾运动的过程。然而，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认识和处理现实世界系统中这两大基本关系时，都各持一端：前者坚持现代人类实践选择的单一性，只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而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解决，尤其否认自然的内在价值与整体价值，及其人类物种与其它生命物种之间道德关系的客观性，必然是单一的协调机制。后者仅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看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平等性，却未深入思考隐藏在这一不平等背后的恰恰是现实世界系统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存在着严重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忽视协调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也是单一的协调机制。正是由于它们各方的缺陷，就造成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偏颇。

 

    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战略的深邃之处，就在于它克服上述偏颇，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双重和谐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肯定了给人与人以公平的生存发展权利和给人与自然以公平的生存发展权利，是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应当优先考虑的两个根本问题；从而确证了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构建了同时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这两对矛盾的双重协调机制，使两对矛盾的协调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并达到完满的统一。

 

    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矛盾运动发展到当代，突出表现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交织，直至整个大自然危机差点造成人类“自掘坟墓”的悲剧。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界对于人类的优先地位更加凸现，协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以成为当今现实现世界系统运行最大的实际问题，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矛盾，乃是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命物种的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因此，当我们把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协调机制纳入生态本位论的基本框架，在处理现实世界系统中两大基本关系时，不仅仅只是肯定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对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更重要是要承认处理好后者的关系对协调好前者的关系也只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人与人的关系具有更基础的作用，离开了这一点，就偏离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现实世界已充分表明，现代人类的前途与命运还要取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系，这就必然要求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应当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为根本目标，去协调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把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之上。所以，完整准确地把握人与自然、人与人两对矛盾的双重协调机制，处理好现实世界系统中两大基本关系，“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着眼，从人与人的关系着手。要以整个人类同自然界的协调发展为目标、为前提，去协调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并通过解决这种关系问题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3]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和谐统一的协调发展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语），已成为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是现实世界系统运行的最高目标。

 

    4、确立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是一场彻底的思想文化革命

 

    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问题。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现代人类生存活动和发展行为的最根本错误，就只是从自身一个物种的利益出发，用牺牲其它生物的利益及其所有生物的共同利益即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来实现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与利益。这种错误在20世纪下半叶达到了高峰，给世界系统带来了深重的生态危机（包括资源与环境危机）。因此，理性思考应当作出的回答：当代全球生态危机是现代人类生存的危机，也是现代人类存在方式的危机；更深层次的它还是整个工业文明的危机，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文化危机，准确地说，是工业文明思想文化危机。所以，我们应当承认，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以人类对自己的终极价值尺度为核心的思想文化的深层价值体系，确实是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思想根源。陈中立先生谈到海德格尔、金岳霖两位大哲学家不赞成人类中心论时指出：“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之所以会走到如此地步，是由于许多世纪以来，西方人的思想一直活动在人类中心论的框架内，活动在主客两极化的框架内。” [4] 

 

    工业文明思想文化是以对自然的征服，统治和占有来实现人类自身利益为核心理念与价值取向。它的历史功绩是猛烈地冲击了古代以自然为神，迷信自然，畏惧自然、乞求自然的消极自然观，使人是自然的附属物变为自然的主人，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这是人类进化史上一次重大的飞跃。如此同时，这种理念与价值取向也是以人为尺度征服、统治与占有自然的理性立场的合法性依据。它视自然为敌，把自然界看作征服、掠夺、主宰的对象，是人类的附属物，促使人类对自然疯狂地掠夺、无节制地榨取，无限度地占有，以毁灭地球生态系统来换取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它成为20世纪人类支配自己行为的“铁定”法则。这样，工业文明思想文化使人与自然相互关系演变采取了一种相互对抗、相互毁灭的历史形式。正如余谋昌先生所指出的：“不论是哲学、宗教、教育和科学，还是经济学和社会物质生产，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和出发点，这就是把人和自然分开，主张为了人的利益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和主宰自然，为人类统治自然指明道路和提供手段。整个现代文明（确切地说，是整个工业文明——引者注）是在人统治自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5]因此，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摒弃了把人类当作至高无上的生命物种，*征服、统治和占有自然来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的理念与价值取向；它揭示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整体价值，要求人类必须尊重和维护自然的价值和权利；它强调人存在于自然之内，既不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的主宰，只是自然之子、自然之友，人类作为“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组织者和受托管理人，与自然是共存共荣的伙伴，人与自然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命运。因此，自然必须从是人类的附属物恢复其母亲的地位，人类必须由自然的主宰转变成为“地球村”的普通成员，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新型关系，必将会创造比工业文明更加辉煌灿烂的生态文明。这是人类进化史上又一次重大的飞跃，在其现实性上真正促使这个飞跃，则是人类历史发展以来世界系统的全方位的巨大变革，是一场彻底的现代人类思想文化的伟大革命。

 

    通常所说的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也就是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这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观念与主流，也是工业文明价值观、发展观与实现观的认识根据。因而，工业文明思想文化是以本客体分割、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对立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哲学基础，这也是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和实现观的哲学基础。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人而且统治了整个人类几个世纪，直至今日仍占据一些人的头脑，以致成为他们的思维趋势和行为习惯。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主客二分是不可超越的惟一真理，人与自然二元论就是永恒法则。客观世界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是如此吗？不是。对于主客二分理论同世界上所有学说一样，不能看作是亘古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极终真理。正如玻尔在总结全部思想文化史的历史教训时曾经深刻指出的，“相信只有一种真正而且自己掌握着这个真理，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最深刻的根源。” [6] “当今人类文明正处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人类必然面临着思维模式的转换，即是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彻底抛弃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论的思维趋势，建立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思维模式，从而建构主客有机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生态时代和现实世界系统赋予当今人类的历史使命，是确立生态本位论的可持续发展观的关键所在。

 

    推进这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就必须从哲学思想的层面上变革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它主要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分割与对立、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抗的两极来观察世界。这种主客两极的思维模式把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认为人是站在自然界以外，从其对立面来认识和作用于自然；只有人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是自然的征服者、统治者和主宰者；而自然仅仅作为一种纯客观存在，是人的世界（即社会的世界）的外在物，从而把自然的世界这部分世界系统删除了，剩下的只是人的世界即半边世界系统。所以，主客二元对立论可以称之为半边世界系统论。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就还给世界系统以本来面目，把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有机协调地整合成为完整的世界系统，即“生态——经济——社会”的有机统一整体。

 

    在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看来，客观世界系统本来就是人类物种和其它各种生命形式存在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人类并不是分离或高于其它自然存在的特殊存在。人类与其它自然存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这是现代科学的基本结论。因此，在生态经济社会有机统一整体中，主体与客体是相通的，是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发展的。主体与客体是随着世界系统的变化，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的。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的统一。这是客观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辩证法。可见，确立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实质上宣告了以人为惟一主体、以主客对立为思维模式、以自我为本位的传统价值观、发展观与实现观的终结。

 

    综上所述，以生态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现，是对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的革命性变革。它规定人类必须以重建地球生态系统而达到维护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满足其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与利益：它倡导人类实践活动应当在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多样性并在促进地球生物圈的健康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与利益。这是生态本位论的可持续发展观所追求的“双赢”的发展轨迹与最终目的，是21世纪人类实践选择的双重终极价值尺度的必然趋势。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只有以生态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才是既能维护地球生态环境安全与健康，又能使人类社会经济得以可持续发展的两全之策，全人类共同努力认真实践这种发展战略，就一定能够创造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健康与繁荣的绿色新世界！人类实践活动实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的最高层次含义就在于此。

 

 

主要参考文献：

1、樊浩：《当代伦理精神的生态合理性》，《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2、《刘思华选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余谋昌：《生态学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林娅：《环境哲学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余正荣：《生态智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6年版。

6、纳什著，杨通讲译：《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青岛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叶平：《生态权力观和生态利益观探讨》，《哲学动态》1995年第3期。

 

[1] 何中华：《可持续发展观及其哲学意蕴》，《哲学研究》1996年第9期。

[2] 刘思华主编：《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第38页至 4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 柳树滋：《大自然观》第32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 陈中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思维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2期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7

关键词：生态文明；“消费—生态”悖论；生态消费；消费伦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消费—生态’悖论的伦理学研究”（11AZX0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伦理学视野下的‘消费—生态’悖论研究”（10YJA720005）

作者简介：曾建平，男，哲学博士，同济大学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井冈山大学教授（江西 吉安 343009）；丁玲，女，闽南理工学院讲师（福建 石狮 362700）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4-0053-07

人是自然环境塑造的产物，在生态系统中占据了一定的生态位，人的消费也是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的环节之一。不管人类的科技如何发达，文明程度怎样高，人始终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任何形式的消费必须以自然生态环境的馈赠为基础，因而，其消费也必须要遵守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力量转移和均衡定律，保持与整个系统的动态平衡才能存活与发展。

一、消费主义：“消费—生态” 悖论的历史境遇

就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而言，有什么样的文明形态就有与之相伴的消费形式。消费主义滋生蔓延与西方哲学及工业文明下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密切相关。在西方哲学中，人是一种真正的“理性动物”，被视为“万物的尺度”；人类的使命就是通过体力和智力了解世界，进而征服和控制世界。这种“以人为中心”、满足自身需求的哲学立场，必然把自身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看作是工具，把二者置身于征服与被征服、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而表现在消费领域必然是对自然资源的任意占有和利用。在这种哲学立场的影响下，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工业文明的到来，人类在生物圈的基础上开辟了独属于人类的技术圈，它极力推崇人的理性，尊崇人性的自由消费，奉行的是“控制自然”的机械论。在西欧，人们已经不可阻止地从农村不断涌入日益扩张的大都市和城镇，新兴的市场逐渐形成规模，工业化下的大肆生产成功地解除了人们过去受制于客观历史环境的物质匮乏的压抑，让人们看到了拥有丰裕产品的社会图景，极大地激发起了人们过度消费的欲望。同时，消费对牟利性生产的影响，使得消费者的欲望对商品交换价值的实现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鼓励和扩大国民的消费需求也成为国民经济体系良性运作的条件之一。于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者的欲望、需求和情感便成为资本作用、控制和操纵的对象，催生了史学家所称的“消费社会的诞生”之场景。

尽管这一时期文化也参与生产，但它却是因功利主义观念而渗入到生产环节，是资本主义解决内部社会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而采取的拉动消费的措施。消费——追逐彰显自身独特身份荣誉的奢侈消费，追逐自身难以获得但却梦寐以求的符号消费，似乎就是人们整个生活的中心和精神支撑。人们对消费产品的需求渴望有如《庄子·至乐》中所描述的“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以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工业的发展，实实在在地满足了人们对物质的这种想望；但是，工业消费品的大量生产与消费的影响也使得新的稀有之物出现：纯净空气、干净水、宁静、时间、绿色……在生产资料和服务大量提供的时候，这些过去无需花钱即能唾手可得的财富却开始成为有部分人展现优越性的消费内容。

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鼓励和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相继出台，这一政策的鼓励和推动，为消费主义创造了适宜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同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垄断性使得贫富差距更为扩大，人们的利益冲突更加明显，人们对物欲的追逐更加强烈，因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泛滥，人们往往用过度的物质消费当作精神上的狂欢。正如阿瑟·米勒其剧本《代价》第一幕中描述的：“今天，你如果难受，不知所措，怎么解脱呢？去消费！”转引自高丙中：《居住在文化空间里》，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西方国家作为当今世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为扩展全球市场，通过其价值观的渗透，迅速地在其他国家“生产”了一批有消费激情的消费者，消费主义被急切渴望富足国家的民众迅速地接收。

很多时候，人们的消费行为并非是自身的真正需求，而是义无反顾地跟随着生产者的引领，进行着被某种消费主义激发的对消费品更“多”更“好”的欲望。除了生产直接的消费品对资源的耗费造成生态破坏之外，人们消费后所留下的生活垃圾的指数级增长，也超出了生态系统的降解能力。“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正在产生着对于环境的压力并威胁着地球支持的生命的能力。从本质上说，这种影响是通过人们使用或耗费能源和原材料所产生的。”[1]（P13）据世界自然基金会2010年《地球生命力报告》分析指出，自1970年以来，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30%，在情况最严重的热带地区，地球生命力指数在不到40年内降低了60%，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已经超出了地球生态承载力的50%。生态足迹指标显示，自1966年以来，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增加了一倍，需要1.5个地球来支撑。如果按照人均生态足迹排名前十的阿联酋或美国的平均生活水平，我们将需要4.5个地球。消费问题成为地球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消费越多就越幸福”，“不消费就衰退”的信条不可遏制地带来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

当今世界，无论是从科技观测还是在思想认知方面看，人类都深刻地认识到：“现在，人类的物质力量的增长，已足以使生物圈变成一个难以栖息的地方。如果人类仍不一致采取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就会在不远的将来造成这种自杀性的后果。”[2]（P1）人类迫切需要守护能够满足自身作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良性运作。因为不管人类文明程度发展到何种程度，人类都无法否认：人是自然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3]（P161），自然就是作为人直接或间接的消费对象来实现自身生物机能的能量循环需求，人的消费是执行生活职能的根本载体。正是生态与消费共同组建了人类社会文明，开始了人类文明独立构建自我的发展历程。人类也正是由于专注于自我建构的消费活动，才产生了人类由低到高发展的文明形态。所谓文明其实就是人类依赖能动性的社会群体行为的结果和成就，是对人类社会群体的生存消费行为状态的界定。因而，针对消费社会下的这一危机，人类中心主义的消费观被认为是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罪恶之源。为了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人类在20世纪涌现出五花八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流派，如动物福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深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等等。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似乎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消费是人类社会的基点。“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3]（P187）生态危机实质是我们人类的生态危机，而不是地球的生态危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前提仍然是人的“类”发展。

然而，消费主义蔓延在拉动经济增长及其在近百年呈现的历史事实表明，“假使每个人都吃最简单的事物，穿最朴素的衣服，住最简陋的房屋，则不会再有别种食物、衣服及房屋之存在”[4]（P101）。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无从谈起，人类被逐步唤醒的“自我”解放的消费需求就得不到满足。只不过在现代工业化生产的过程中，为提高效率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管理，人们的劳动过程普遍受到不断加强的程序化的管理和控制，“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5]（P495）。劳动的异化使得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必然将视线转向依靠这种劳动带来的消费品的多样性上获得体现自由的补偿。这也让社会产品的生产者找到了避免生产相对过剩的突破口，刺激了消费主义潮流的奔涌。可惜，人类社会个体及其组织的壮大、发展在消费需求上的拓展与人类的智性对自身欲望的控制还无法使自身的消费与生态系统实现协调一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劳动异化和为补偿这一社会发展的状况下，那种单调乏味、非创造性的劳动却致力于从劳动创造的丰裕消费中获得的丰富人性使得“消费—生态”悖论不可遏制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二、生态文明：“消费—生态”悖论的现实超越

“消费—生态”悖论是人类社会捍卫社会公平正义和作为一个“类”的生存根基的文明认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当今世界文化领域，人们开始反思工业文明下的人类发展状况，在这一思考中，处理“人—社会—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学迅速兴起与发展，处理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生态经济学大力发展，处理人类政治与自然环境的生态政治日益凸显——“生态”成为人类文明关注的核心问题，生态文明成为人类社会变革自身文明的视域。

（一）生态伦理：生态文明的价值导向

“消费—生态”悖论是一场人类消费欲求异化与生态限度之间的矛盾，是人们在一定环境系统中为彼此的异化消费欲望而相互竞争、扩张，以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结果。消费异化的竞争与扩张带来的是严重的畸形状态：即使消费主体认识到，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沙漠化、臭氧空洞、城市病损害人们的生存质量及可持续发展，造成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但消费主体还是不可遏制地想要获得以生态环境为代价、造成当下生态危机的消费方式。“消费—生态”悖论其实就是一场人向往平等消费的生存发展危机。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具有一致性，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消费主体的物质生活水准已远远超出了肉体生存的基本需要，主张追求实现个性自由发展、自我生活要求。而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他们仍停留在向往极大提高物质生活水准的阶段。早在20世界中叶，全球范围内呈现的生态危机就充分表明，少数国家高水准物质生活是大多数国家想要达到与其同等的消费水平，对于我们已知的地球而言是根本无法承受的。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以现代生态科学和伦理学为理论基础的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门综合性哲学学科，要求消费主体的消费放弃算计、盘剥和掠夺自然的传统价值观，追求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协同进步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正是在当今世界生态危机下，要对消费行为异化的反思并告诫、警醒那些已经享有了高质量的物质生活权利的消费主体，为了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承担起减少甚至是放弃享受型和挥霍性物质消费的义务；同时，那些大多数仍在追求改善物质生活权益的国家，也有义务警惕并遏制已产生的、要求在享受型和挥霍性的物质消费上试图要达到少数发达国家同等水准的欲望和盲目攀比行动，以维护生态系统对人需求的满足，保证人类自身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生态伦理学是现代生态学和伦理学的有机融合，它提醒被科技的魅力遮蔽了视线的人们，“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3]（P161）。尽管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3]（P187），但“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6]（P64）。人类的发展需要消费，但消费的异化亦会给生态难以承受之重，殃及自身的发展前景。生态伦理学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的“主体—客体—主体”的类共同体以自然为中介的一体共在的伦理规范，为提高消费主体的文明素养，扭转消费异化的文化思维提供了价值导向。

（二）生态经济：生态文明的核心秩序

任何文明都是建立在以环境资源为根基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上的。“消费—生态”悖论看似是人类自身文明的危机，归根结底是根植于生态系统中的经济危机。生态文明的关键在于推动文明发展的经济系统，只要经济秩序基础背后的理论目标符合生态系统的要求，“消费—生态”悖论就可能得到解决；没有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体系的支撑，生态文明对“消费—生态”悖论的现实超越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厢情愿的幸福价值期望而已。生态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可以说是响应生态伦理召唤的实践转向。从构词上看，生态经济学是掌控人类存在的命脉的生态系统和把握人类发展走向的经济系统的有机结合。在词源上，生态学和经济学都是关于住所的科学，生态强调事物之间的系统性存在和发展的关系，注重系统本身的自平衡性、自主性和稳定性；经济强调的是人类社会组织的能动的管理活动——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具有“经世济民”、“经国济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意，而在西方“economy”也有住所和栖息地的含义，引申为家庭日常活动的场所，后演变为对家庭成员、家庭事物和社团资源的管理，也就是说经济一词根本来自于对家计的管理。随着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类”意识的不断提高，地球生态系统成为人类共同的家园已然是共识——生态经济学以生态法则为前提，凸显社会经济的发展要同自身生态环境相适应是一切社会和一切发展阶段所共有的经济规律。这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将自然生态资源作为独立于人类经济系统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外在因素，有利于克服将经济运行置于无权限预设的线性经济运动为经济增长而拉动消费导致的生产异化，是在生态文明视野下人类经营家园，超越“消费—生态”悖论瓶颈，守候幸福的现实基础。

对人类社会而言，生产的目的在于消费，但消费是为了满足需要——人性追求自我完善的需要，而不是为了部分人的最大限度经济利益的需要。生态经济学着力突出经济增长要以生态资源的持续对人类社会的持续供应力和自我承载的修复力为依据，强调在生态遭到破坏的世界中，当人类的财富、福利和消费都难以持续时，要求经济的发展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这既是对一味强调遵从生态规律考虑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而忽视了人类关注生态系统平衡与稳定的根本出发点的突破，也是对仅从经济学考虑接近环境容量极限谋求经济发展的经济运作的突破，还是对复杂的“生态—社会—经济”动态系统理论的重新审视。生态经济学可以说抓住了消费社会对生态系统相对稳定性的依赖和经济发展可持续性之间的天然联系。从捍卫生态支撑经济发展的生产潜力出发，要求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必然要求生产方式由为推动量的消费而扩张转向为真实需求而消费的量的扩张和质的要求。当今社会循环经济的发展便是生态经济学引导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生产变革，它的发展也为进一步推进宏观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生产的普遍化奠定了基础。要保障经济持续增长就必须转变高端消费品只是针对社会少数人而进行的竞争和扩张的生产模式，经济增长点应侧重于满足、扩大底层民众的消费需求，提升中上阶层通过消费“买卖幸福”的品质，实现生产方式致力于广大国民的“真实需要”。用广大民众的真实需要，真实的幸福体验代替那些缺乏实质内涵的象征物品的消费和“浪费性”的满足。经济领域这一生产方式的转变，将有利于破除经济系统中把经济的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等同的误区，实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线性运动经济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而消费需求引导生产而导致的“消费—生态”悖论逆转，打破竭泽而渔式发展的经济繁华和国民幸福指数的非平衡状态的局面。

（三）生态政治：生态文明的权力依托

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蔓延，生态文明的发展迫切需要生态政治来完成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全方位、多层次的转变，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经济生态观、文化生态观，展现一个全新的社会文明形态。

人类最初组建国家无不是为自身立足于生态系统中的幸福提供一个强大的后盾。随着社会系统的发展，国家“生产出了或者说管理者获得、使用以及脱离包括‘环境’在内的生产条件的整个过程”[7]（P247）。国家政权与生态危机之间可以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生态政治主张把生态环境问题提高到政治问题的角度，把政治、生态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辩证地统一起来，自觉地把政治这一人类文化成果放到构建人类社会的生态系统之中。回归“政治—社会—生态”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的巨型系统，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对政治制定的路线纲领和已采取措施的行为的正负效应进行多方位的宏观考察，这不仅是以国民代表的身份提醒人的消费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同时，也承担着向国际社会表明捍卫本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从国家整体利益来审视人们的生态需求，需要政府能够在衡量各种相关利益因素之后，把保障国民的根本幸福作为政府决策的宗旨，这是民族国家应对生态危机和环境不公正以谋求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国民的现实幸福所应具备的国家道德。

不管是人类社会的生产行为还是消费主体的消费行为，涉及的都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对群体关系的协调，不是单单靠一个人自省、反求诸己就可以做到的，而是一个相互的过程。经济作为社会的支柱，始终受整个国家政治的引导与制约——在生态危机下，思想者的《增长的极限》、《我们共同的未来》的高瞻远瞩，各国政治的生态化及非政府环保组织在世界政治舞台的活跃度，政治生态化成为扭转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手段。党的十报告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格局，把建设美丽中国纳入生态政治视野，政府权力机制对国家建设的生态化明确导向为我国的生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政治依托。宏观方面的这种生态政治规划使得社会建设领域针对处理“人—自然—人”三重关系，捍卫民众公正地享有消费权益及环境权益方面能够借助制度机制把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实现公正消费等各方面的诉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制定具有深层价值的“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总值”，并通过政府的公共决策、政策导向、教育工程等方式提高公众环境意识、文化素养，引导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过程中树立起正确的消费观、幸福观。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以及以此为导向的教育方式将其对公众行为的影响力从精神型上升到制度型，为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制度和文化层面实现蜕变，自觉扭转消费方式，突围“消费—生态”消费悖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三、生态消费：“消费—生态”悖论的超越前提

生态消费是一种健康可持续的消费观念和模式，它要求人类的消费既要体现人类的物质发展水平，又要符合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既满足人们对社会发展的高水平的质量要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可以预见的潜在危害。生态消费不仅成为一个国家为迎接人类美好未来的综合理想模式，也成为个体理性追求品质生活的消费模式，生态消费意识已成为环境意识的重要内容。

（一）创意经济下的消费

生态文明的转向要求消费成为构筑人的自我发展，丰满自身作为文化存在的核心要素，消费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生产出消费主体的素质，而消费为人们自身生理机能的生产提供能量的基础作用则退居隐性地位。在这样一个反思过程中，通过总结现有产业机制、政策和运作所提供的消费方式，一个新的产业——创意产业，借助信息化的这一现代化条件迅速地发展起来，随之，一种新的消费形式——创意消费异军崛起。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创意经济是人们面对经济的不可持续及对人的生活质量、人性缺失而对经济的新型创新。如果说电气工业化时代的创新，主要是心物二元对立的科技意义上的创新，是工业化下的“用”，那么现代信息化意义上的创新则是“体”，凸显的是其“创意”的内涵。现代信息化意义上的创新不仅是针对中间生产手段和工具的技术创新，而且是对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创造性响应，它打破了心物二元论后的科技和人文结合意义上的创新。创意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一国的经济不仅是由自然资源、工厂的生产能力、军事力量或者科学技术构成，创意也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意经济理论的核心要素是3T，创意人才（Talent）、技术（Technology）和包容（Tolerance）。这三个必要性要素，充分体现了创意经济以人为本的精神，是一种人本化的现代知识服务业，它的所有技术创新追求、文化创新追求均力求充分考虑现代社会中那些集体和个体消费者的独特创意。这些独特的创意是现代社会进步下消费主体文明素质提高对个体自由的主张，也正是对自由的追求，身处消费主义漩涡的众多消费主体开始理性地认识到，现代社会下生产者把文化当商品，把商品当符号的营销模式下的创新生产消费，“是享乐主义的，它的过程不再是劳动和超越的过程，而是吸收符号和被符号吸收的过程……在消费普遍化的过程中，再也没有先验性，再也没有合目的性，再也没有目标；标志这个社会特点的，是‘思考’的缺席，对自身视角的缺席”[9]（P80）。

在现代社会下，消费主体展现自身个性、体现自由的消费，不仅在于社会生产什么，就消费什么，而且注重怎么消费，以什么方式消费。商品的象征属性不仅仅是被人们利用和参与调整他们的社会关系，还应体现为具有强大的、充实自身丰富性的实用价值。生产主体不能像过去那样，光是为消费的数量而生产东西，而要以生产出来的东西出售生活的智慧和欢乐。创意经济时代要求商品不能仅是利用文化的象征意义兜售自己，而应该是蕴含着文化；不仅讲究使用价值，还注重审美价值、知识价值、社会价值等文化内容，生产能满足人们精神愉悦、体验幸福的商品。简言之，创意产业的发展突破了消费社会人们对物质的占有与浪费为基础的享受消费，而是以消费主体的体验作为基础进行消费。消费主体消费的不仅仅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体验，还包括对商品承载的智慧、欢乐和乡土生活方式的体验。如此一来，知识和创意便能够在经济活动中减缓社会消费对自然资源的压力和有形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失业压力，成为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新活力，展现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模式。

面对动摇人类生存根本的生态危机，创意经济的发展无疑为当前全球范围寻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出路。在现代信息化的推动下，发展创意产业已经被提到了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战略层面。如支撑“德国制造”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研发和创新；在德国的加工工业中，27%的销售额来自于创新产品的销售。同时，创意经济强调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及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也有利于全体社会消费主体素质的提高。当消费主体的经济活动变得更加依赖知识、创意来创造价值，而非仅仅是财富时，也有利于人们将工作也变得像是艺术，而非机械的赚钱工具，人们的消费也将变得更有品质，从而有利于消费主体自觉扭转当前消费主义的消费模式。

（二）协作消费模式

协作消费模式是一种并不拥有物品的所有权，而以分享、交换、交易和租赁等方式拥有某一物品的商业模式。它借助社交媒体和科技的发展实现并进入市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闲暇时间不断增多，闲暇消费成为新的时尚，这是人自我实现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有些西方学者就提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闲暇时代，闲暇是“生活的艺术”，是“人的尊严所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在其《政治学》一书就指出，休闲本身就可以产生快乐、幸福和对生活的享受。休闲成为新的时尚，它是既体现和尊重人个性发展，创造劳动能力的消费自由，又能体现满足人完善自身，富足人性的精神需求的消费自由。这种消费的自由表现为闲暇消费内容的多样性：有的人从事文化方面的消费，有的人从事体育活动的消费，有的人喜爱旅游活动。但不管从事哪种休闲消费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而从事的时间又是有限的。对于消费主体来说，某项休闲消费需要一定载体，但往往又不能让“物”尽其用。协作消费运动让部分人的消费模式从“扔掉型”转变为“再利用型”，这不仅让人们意识到物尽其用的好处，而且在“物物交流，物物共享”中，人们能够结交新的朋友。这有利于人们分散专注于“物”消费的注意力，使其在进行个体生活消费的过程中把更多的目光聚焦于“人”身上。随着休闲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玩是现代社会人生的基本需要之一，是一种精神享受。过去，为了满足主体的闲暇消费，也为了使消费能促进生产推动经济的发展，生产主体不断研究玩的艺术，发展玩的艺术。而今，面对生态危机下经济的不可持续、弊端凸显的时候，人们开始探究掌握玩的技巧——在不改变人们生活水准的情况下获得更多休闲享受。对于消费主体而言，我们不仅要有玩的文化，而且要玩得有文化。各种休闲消费是人们辛苦工作换取财富后的放松，但休闲消费过程中，造成对消费载体的污染与破坏及自身消费财富的浪费，也透露出休闲消费方面，我们缺少消费的艺术和素质。

协作消费模式通过对所占之物的分享、交换、交易和租赁等方式实现与他人的共享，不仅使得人们休闲消费的载体能物尽其用，而且让消费主体也玩得尽兴——不用购买也可以实现等质量的消费。这不仅节约了休闲消费的成本，避免了浪费，而且有利于提高其生活品质。消费者出于其消费成本的考虑，利用信息科技重新审视早已被遗忘的古训：“不要浪费”。“不要浪费”是当今人类社会致力于保护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而节约自然资源的呐喊——面对社会文明的引导、社会经济压力和自身对需求向往，消费主体对协作消费具有极大的热情，在消费活动中重新凸显它是一个具体的、自觉的、有情感的、融合了判断力的消费主体形象。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赢取财富，产品正在不由自主地向协作消费模式移动，作为这一消费模式桥梁的网络平台也催生了不少市场商机，以至于几年前还无人问津的“协作消费”正成为一种潮流，一种新经济——网络化的共享经济越来越成为风险投资金所青睐。

如果说工业时代，人们的消费专注的是“我”，而后工业时代下的协作消费模式“我”将被“我们”所取代。人们正在养成“共享”的习惯，让大家都能受益正是对消费主义物质性占有消费而带来的道德和精神危机的超越——这意味着消费主体的休闲消费逐渐从被动的消费“文化产品”走上自主的“文化”消费之路。协作消费对物质性占有的共享，其前提是消费者对其想要共享的物品的特性及用途有着明确的了解，能够避免消费主体与购买的消费品之间关系受其他影响而发生异化，避免自身消费这一物品行为的异化和消费过程中人本身的异化。克服自身异化的消费方式对自然来说是一种低熵的生活方式，这种消费行为必然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生态化，是消费主体消费方式生态化。

参考文献：

[1] [美]施里达斯·拉尔夫.我们的家园——地球[M].夏泓堡，等，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

[2] [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M].徐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英]马尔萨斯.经济学原理[M].郭大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5]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8

1.1金融生态系统的理论渊源

目前，对于金融生态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但这一创造性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理论渊源。(1)金融发展理论是金融生态理论的根基。1966年1月，帕特里克(T．Patrick)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提出了金融发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成为金融发展理论的最初论述。其后，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作为对金融发展理论最初论述的补充。但之前理论侧重于研究发达国家的金融状态，对发展中国家涉足不多。1973年，麦金农(RonaldI．Mckinnon)和肖(Shaw．E)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精辟见解，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强烈反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金融深化理论发展完善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和阿瑟·威斯(ArthurWiess)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对象、不完全信息为基础，提出了信贷配给理论，较好地结合了内生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效能作了技术性的探讨和诠释。(2)生态经济学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研究方法。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一书中正式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其后，便陆续出现了一批生态经济学的著作，包括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英国学者爱德华·哥尔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蓝图》、法国研究者朱利安·西蒙的《最后的资源》以及莱斯特·R·布朗的《生态经济》等等，都深入地阐述了生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相关问题。生态经济学的研究鼓励经济学与生态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倡导用新的方法分析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为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方法提供借鉴。(3)自组织系统理论为金融生态系统提供了研究范式。哈耶克(Hayek)认为，“自组织”、“自组织系统”(Self－organizingSystems)或者“自我生成系统”(Self－generatingSystem)之类的概念来自于控制论，意谓系统内部力量的互动创造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或译“自发秩序”。这种自发秩序仅出现在复杂程度很高的系统中，这种系统包含大量元素，且各元素之间具有非刚性的随机特性关系，自组织是靠变革系统元素间旧的联系，建立系统元素间新的联系来实现的。可以说，金融生态系统就是这样一种自发秩序，依靠变革内生性因素(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间旧的联系并建立新的联系的螺旋上升的过程来实现自身的不断改善。

1.2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分类

对于金融生态的理解，目前国内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金融生态环境观，一类是金融生态系统观。(1)金融生态环境观从群体生态学角度，强调“生物群落赖以生存的物理环境”或“非生物成分”。代表性学者有:白钦先、周小川、唐旭、曾康霖等。他们认为金融生态等同于金融生态环境。白钦先认为，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社会经济扩大资源基数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组成，而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和效率状态则构成一国经济的金融生态环境。曾康霖认为，从金融本身产生、发展和消亡来看，金融生态实质是金融环境，且金融生态不能等同于金融管理。周小川认为，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它指的主要不是金融机构的内部动作，而是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也就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其中法律制度环境是金融生态的主要构成要素。徐诺金虽然是金融生态系统观的代表性学者，但也曾专门撰文探讨过金融生态环境，并且与周小川一样，认为建设一个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法律制度才是解决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缺陷的关键。唐旭也将金融生态中的法律问题作为金融领域的关注焦点。当然，金融生态环境并非特指金融法律制度。具体构成要素将在后面详细描述。(2)金融生态系统观侧重“生物群落”或“生物成分”，从而构成具有相对独立秩序结构和要素逻辑条理等特性的、互动式动态平衡金融生态系统。代表性学者有徐诺金、林永军、李扬、位、谢太峰等。他们认为金融生态是一种开放复杂巨系统，包括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将金融生态系统定义为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张志元等将城市金融生态系统定义为由金融体系模块和生态环境模块共同组成的综合性动态平衡系统;曾建等探究频频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我国一系列金融风险的本质原因，得出所有的金融风险产生原因都可以归结于金融生态系统的失衡，也就是由金融交易主体系统与环境系统的不协调发展所致。另一些学者为金融生态加入了金融生态调节这一构成要素。如徐诺金就认为金融生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金融生态主体(金融机构)、金融生态环境及金融生态调节(即金融监管)。

2金融生态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

由于研究视角、理解深度与研究目的不同，学者们对于金融生态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的范畴界定有所差异。

2.1金融生态主体

同为立足于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角度，学者们对金融生态主体的范畴界定也不同。一部分并且是较大一部分学者将金融生态主体局限于金融机构。徐诺金在论文中直接使用金融组织代替金融生态主体;林永军虽没有直接说明，但从其字里行间辨析，对金融主体的阐述也基本上以金融机构为立足点;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对金融生态主体有过定义式的描述，认为金融生态主体是指具有自身生存动机和利益追求的、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和根据自身需要去作用环境的行为主体或组织单位，如银行、证券、保险、民间借贷等金融机构和组织。另外一些学者则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范围进行了扩充。如李扬认为金融生态主体既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这些直接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主体，也包括那些以制定政策、确定规范、进行调控和实施监管为职能，从而直接影响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行，同时也直接影响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供应之种类、规模、价格、质量、范围等的金融决策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立足于金融产品与服务买卖双方的角度，位认为金融主体意谓金融活动者，绝非仅限金融机构，而指金融产品交易的买卖双方。因为尽管金融机构或金融组织是金融活动的专业主体，在金融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如果没有众多的金融活动兼职主体，金融活动专业主体的“独脚戏”也拉不开序幕。易宪容等［10］除认为金融主体应包括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外，还应该包括保证金融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第三方，不仅涵盖金融决策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也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和金融咨询评估机构等。

2.2金融生态环境

在“经济学50人论坛”上所作的演讲中，第一次将影响我国银行业80%的不良资产形成的外部原因统称为金融生态环境，他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市场体系、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进展及银企关系等多方面的外部环境;徐诺金认为金融生态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制度、诚信环境、企业制度和行政体制等方面;苏宁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基本内涵界定为五部分:稳定的经济环境、完善的法制环境、良好的信用环境、协调的市场环境和规范的制度环境。这些学者都是从定性的角度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描述，另一些则进行了详细的定量分析。其中比较全面的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调查报告《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该报告以城市为基本分析对象，选取9个指标对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按重要性排序依次是:法制环境、经济基础、金融部门独立性、企业诚信、地方金融发展、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社会诚信、中介服务和社会保障。该报告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以城市金融资产质量状况(由测评指标测度生成)为产出，以城市金融生态的9个构成维度(由分析性指标体系生成)为投入，构建了一个刻画“金融生态环境边界”的超曲面，进而得出了描述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指标(政府对经济的主导、经济运行的质量、地区金融发展及金融信用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建设)，并运用这些指标对中国50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评分和排名，与周小川、徐诺金和苏宁不同的是，李扬界定的金融生态环境的范围除了金融主体在其中生成、运行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外，还包括由居民、企业、政府和国外等部门构成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群体。另辟蹊径，以山东省3个城市为例，建立了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他的指标体系分为3个层次，包含经济资本回报率、银行部门贷款平均收益率、加权风险度和法律信用环境等变量，即徐小林所探讨的金融生态环境其实仅限于银行生态。

2.3文献述评

对于金融生态主体范畴的界定，本文认为应该突出重点与核心，立足于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这一专业主体，消费者、监管者等众多金融活动的兼职主体都处于与专业主体互动的外部范畴，可一并归入金融生态环境之中。此外，一方面金融市场亦履行着直接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职责，另一方面，从指标选取的角度，作为金融机构的活动平台，金融市场的规模是反映金融生态主体状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对于金融生态主体内涵与范畴的界定，本文认为:金融生态主体是指具有自身生存动机和利益追求的、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和根据自身需要去作用环境的行为主体或组织单位，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两部分。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范畴的界定，本文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指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即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除了学者们广泛探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态环境，还包括由居民、企业、政府和国外等部门构成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群体，以及金融决策和监管部门，它们是金融生态环境问题的专属。

3结论性评价

经济动态论文范文9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需求与环境资源的碰撞,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力度在不断扩大,致使一些林地在不断流失,这与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科学发展的规律是不相符的。十报告提出,必须要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建设,要实现资源的永续发展,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林下经济模式正是响应了十永续发展的要求,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新的林下经济活动。林下经济在保护森林资源、实现森林资源的永续发展的同时,对转变林下经济收入,提高林业综合效益,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林下经济可以充分利用林间的多种资源,建立林木、开采、种植、旅游等多种产业形式立体开发,实现农林牧等各个行业之间的协调发展,林下经济可以充分利用林地空间,提高林地利用率。林下经济对促进职工就业增收,改进集体林改成果,实现绿色经济增长等带来了新的经济发展亮点。

本文对阿木尔林业局林下经济发展进行了 SWOT 分析,分析了阿木尔林业局林下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劣势、机遇与威胁。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阿木尔林业局未来林下经济发展方向的建议。

...........................

1.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本文结合了制度演进理论、发展循环理论以及可持续理论,并从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多个角度对阿木尔林业局林下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研究。这为研究大兴安岭地区其他林业局林下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方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实践意义,阿木尔林业局的发展有一定的时间,规模也必将增大。随着市场化需求的不断变化,对于生态林下经济产品的需求的性质也有了很大的改变。阿木尔林业局需要不断深化改革发展,跟上市场需求的节奏,改变发展策略,从而赢得发展的先机。本文对阿木尔林业局发展林下经济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都进行了深入了分析,同时针对存在的现状得出针对阿木尔林业局发展的政策建议,这将有助于阿木尔林业局林下经济的未来的发展,可以保护生态环境。

.........................

第 2 章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

2.1 基本概念

2.1.1 林下经济的定义

林下经济是 1973 年第一次提出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学者对林下经济定义有很多阐述,但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李金海认为林下经济主要结合了三个学科,分别为生态学、经济学、系统学。林下经济要以保护生态位基础,同时要注重经济效益,同时属于一个系统工程,因为林下经济不仅仅是林业的发展,还有动植物的发展,菌类的发展,养殖业的发展等等。

国家林业局网站上对林下经济的定义是:“林下经济属于一个复合生态的系统,同时充分结合了农业、林业、畜牧业、微生物等综合系统的发展,林下经济的目标是以林地资源为基础,充分利用资源,以保护环境与经济效益为目的得一种经营模式”。同时,国家改革发展网站上在上面定义的提出上提出林下经济是要以林业为主,同时各个其他产品共同发展的立体式经济。

江西省政府文件上对林下经济的定义中又有一定的区别“林下经济是要林下种植养殖的产业链系统,景观利用也是主要的方式,开发利用林地资源要以林下资源和环境为基础”。这些定义强调出林下经济是对森林资源的综合利用的现实,与林木发展有了重要的区分,属于一种复合的经营方式。此外,林下经济生态意义明显,定义中多涉及到循环经济,生态环境这样的定义。本文认为,林下经济应该是一种多领域综合开发的,区别于农业生产的一种新兴产业,林下经济就是充分利用森林系统里面的生态资源、生物条件,并注重技术的运用,以及合理的开发的一种新经济林业发展模式。

2.1.2 林下经济的内涵

虽然国内外经常会把林下经济与农林复合生产所混淆,但林下经济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产业互补、生态优势、应用优势。

(一) 产业互补。林下经济不同于传统农业产值低下、资源利用率低下的特点。林下经济是对传统的林业进行了产业链的延伸,林下经济减轻了林业产业的压力,通过科学化、集约化及规模化的生产,改变单一的林业发展方式,实现产业互补。林下经济改变了过去单纯以林木为主要林下经济收入的林业发展形式,对政府依赖程度大的特征,在结合产业互补的理论基础下,林下经济的效益得到了大大的提升。林下经济利用农业与林业以及养殖业各自的优势,达到了取长补短的效果。

(二)生态优势。林下经济依据生态学的营养级、生态位理论,合理组织系统结构,发挥生物与自然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作用。在人为管理下,改善物质的循环以及能力的流动,不仅改善自然环境条件,而且提高了经济效率。林下经济符合当前提倡的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战略,也大大的加强了森林系统的抗逆性。

(三)应用优势。随着人类在遗传改良、选育、栽植和加工利用等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林下经济可以利用物种搭配遗传的知识,创造一个完善的生态系统,实现更高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结合。

.........................

2.2 基本理论

2.2.1 制度演进理论

制度演进理论强调的是:一个制度的先进性,第一是看是否符合当期人的主流习惯和精神态度,二是作为一种调节资源的分配原则,可以减少社会无序斗争,在制度规范和约束下,朝着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三是制度是由社会环境与发展阶段决定的,制度在演进的过程中,产权的确立可以推动市场和技术的进步,实现社会效率,反过来,市场和技术等因素也会对制度路径的选择产生作用,并不断强化其初始路径的设置。制度作为一种内生化的驱动因素,制度需要建立在人主流的思维习惯和精神态度之上来进行设置,制度在演进的过程中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制度演进中的产权问题。二是制度演进中路径依赖问题。前者认为产权的确立就是一种最佳制度,可以推动市场和技术的进步,实现社会效率。后者路径依赖则主要认为路径依赖的力量来自不完全市场和报酬递增,并依赖于历史的路径选择行为。

阿木尔林业局林下经济的发展符合制度演进的发展一般规律和特征,同时,对于阿木尔林业局林下经济的发展方向也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运用制度演进理论可以对阿木尔林业局林下经济的发展提出更符合科学规律的政策建议。

2 .2.2 循环发展理论

循环发展理论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理论,它是根据物质循环运动的规律来制定的一种再生发展理论,它主要适用生态学应用于广义上农业的发展,它充分利用了农林牧副渔

生物产品时间和空间的生长规律而制定的一种循环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理论通过研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模式,通过延伸生物上下游环节,以尽最少的资源消耗及环境成本,以获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林下经济模式就是循环发展理论的最典型模式。 循环经济原理要求阿木尔林业局在发展的过程中,要结合循环发展的理论,促进物质在天空,土地表层,土地内部多个空间的循环流动,了解阿木尔林业局林下经济的土壤情况,选择适合阿木尔林下经济发展的林下产品,促进生物链的良性流动,从而保证阿木尔林业局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三无的发展环境,包括无残留,无废物,无污染的模式。

........................

第 3 章 阿木尔林业局林下经济发展现状与必要性 .................. 12

3.1 阿木尔林业局林下经济的发展现状 .................... 12

3.2 阿木尔林业局发展林下经济的必要性 ........... 14

3.2.1 基于强化生态建设的考虑 .................... 14

第 4 章 阿木尔林业局林下经济发展的 SWOT 分析 ................. 17

4.1 阿木尔林林业局下经济发展的优势分析 .................. 17

4.1.1 区位优势(S1) ...................... 18

第 5 章 主要结论与未来发展方向 ................. 30

5.1 主要成果与结论 .............. 30

5.2 未来发展方向 ....................... 32

第 4 章 阿木尔林业局林下经济发展的 SWOT 分析

4.1 阿木尔林林业局下经济发展的优势分析

阿木尔林业局地处祖国北部边疆黑龙江上游,并与多个林业局共同形成集聚经济。阿木尔林业局东面是塔河林业局,南面是呼中林业局与内蒙满归林业局,西面是图强林业局,北面是黑龙江主航道,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境内现有国家二级口岸漠河—连崟口岸。正是基于阿木尔林业局北面的区位优势,阿木尔林业局在出口和国外市场相比其他林业局更有优势。良好的区位优势为阿木尔林业局的林下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机会。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国内外林下经济的贸易合作将会越来越频繁,适时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扩大发展林下经济的规模,造就林下经济的知名品牌,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

第 5 章 主要结论与未来发展方向

5.1 主要成果与结论

本文对阿木尔林业局林下经济发展进行了 SWOT 分析,并研究了当前阿木尔林业局林下经济的发展模式,根据阿木尔林业局林业发展的情况得出了未来的发展策略。从自然禀赋的视角观察阿木尔林业局当前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培育,结合阿木尔独特的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优势、气候优势和生态循环优势。

从制度演进的理论出发,发现了阿木尔林业局的林下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具有强劲的发展后劲。回顾历史,阿木尔林业同其他林业局一样,虽然经历多次林权改革和长时间的林权制度演进,林权制度变迁是左右阿木尔林业局林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此过程中,阿木尔林业局获得了良好的要素循环累积,从制度上设计促进阿木尔林业局林下经济的发展,实现帕累托最优,不断深化林业产权制度改革,才能获得更大的科学发展。

从发展要素禀赋视野观察,阿木尔林业局发展林下经济,有不可比拟的地理区位优势、气候优势和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优势。依照区域经济发展论,其林下经济发展是这一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这为新时期研究现代林业林下经济发展理论提供了研究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