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关键词： 管理学 管理学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历史回顾；当前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趋势与特点；日本企业管理研究发展的借鉴；当前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和面临的任务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每一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其特定政治环境、调节人际关系、改善劳动条件等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企业管理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从局部方法研究到管理职能研究、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特点、管理具有二重性、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及理论的发展、管理理论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的发展、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任务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管理学从朴素走向科学，边界得到了拓展，内容得到了充实，方法得到了更新。管理学朝何方发展，中国企业管理研究的任务是什么等问题，是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历史回顾
每一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其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环境。18世纪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使以机器为主的现代意义上的工厂成为现实，工厂以及公司的管理越来越突出，20世纪初到30年代，以泰罗（F.W.Taylor）的“科学管理”、法约尔（H.Fayo1）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马克斯。韦伯（M.Weber）“组织理论”为代表，形成了古典管理理论。古典管理理论阶段的研究侧重于从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等方面研究效率问题，为当时的社会解决企业组织中的劳资关系、管理原理和原则、生产效率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管理思想的指导和科学理论方法。古典管理理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用科学的方法来探讨管理问题，反映了当时欧洲和美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对管理上的要求。
20世纪30年代初，为了解决经济危机问题，许多管理学者把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引进企业管理的研究领域，提出用调节人际关系、改善劳动条件等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行为科学理论正是由于当时社会矛盾的加剧应运而生的。行为科学理论阶段重视研究人的心理、行为等对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效果）的影响作用。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马斯洛（A.H.Maslou）的需求层次理论、赫兹伯格（F.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麦克莱兰（D.C.Macleland）的激励需求理论、麦格雷戈（D.M.McGregor）的“X理论-Y理论”、波特-劳勒模式。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企业生产过程自动化的程度空前提高，技术更新的周期大为缩短，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出现了许多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现代管理理论迅速发展，各种各样的管理学派犹如雨后春笋，滋生蔓延，林立丛生。孔茨（H.Koontz）将之称为“管理理论丛林”。其中有代表性的有6个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德鲁克（P.F.Drucker）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案例）学派、管理科学学派、以巴纳德（C.Barnard）为创始人的社会系统学派、西蒙（H.A.Simon）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及早期的行为科学学派。到20世纪80年代初，又增加了系统理论学派、经理角色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群体行为学派、社会协作系统学派等，发展为十一个学派。这些理论同古典管理学派和行为科学的理论，在历史渊源和理论内容上互相影响，盘根错节。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战略”的概念开始引入管理学界。战略管理理论有了很大发展。安索夫（Ansoff）《公司战略》（1965）一书的问世，开了战略规划的先河。1980年，迈克尔。波特（M.E.Porter）的《竞争战略》（1980）与后来的《竞争优势》（1985年）以及《国家竞争优势》把战略管理的理论推向了高峰。波特的5种竞争力、3种基本战略，价值链分析等，在全球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大企业病‘普遍存在。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企业管理，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管理理论已经愈来愈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管理学界提出要在企业管理的制度、流程、组织、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创新。1993年，迈克尔。哈默（M.Hammer）博士与詹姆斯。钱皮（J.Champy）发表了《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书》一书，提出了企业再造理论。企业再造的的首要任务是BPR-业务流程重组，而BPR的实施又需两大基础，即现代信息技术与高素质的人才。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信息化和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跨国经营也成为大公司发展的重要战略。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信息与知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获取这些资源提供了可能。此外，顾客的个性化、消费的多元化决定了企业只有更好地满足顾客需要，才能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获得生存和发展。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于拥有比竞争对手更快更好的学习能力。1990年，彼德。圣吉（P.M.Senge）的《第五项修炼》出版，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概念。
与此相关的理论还有核心能力理论、虚拟企业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1990年《哈佛商业评论》第6期发表文章《公司核心能力》，作者建议公司将经营的焦点放在不易被模仿的核心能力上，由此引发后来的“虚拟组织”热。1994年出版的由史蒂文。L.戈德曼（S.L.Glodman）、罗杰N.内格尔（R.N.Nagel）及肯尼斯。普瑞斯（K.Preiss）合著的《灵捷竞争者与虚拟组织》是反映虚拟组织理论与实践的代表作。
总体来看，企业管理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从局部方法研究到管理职能研究、从企业内部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到考虑企业外部环境的研究、最终走向面向全球的研究。但迄今为止，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仍然是以美国企业管理理论为主流。
二、当前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趋势与特点
1.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近年来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反映出以下趋势：
（1）管理的人性化趋势。管理离不开人，而人的复杂性决定了管理的复杂性。管理的难度在于准确地把握人性，对人性的认识是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深化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更加强调个性、人的本性和人的独立性，导致人的需求的多样化；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使得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人的心理的复杂性和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在此条件下，管理理论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势即重视人的趋势，提出了“人本管理”的新思想。“人本管理”强调理解人、尊重人、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的学者将人奉管理概括为“3P”管理，即ofthePeople（企业是由人组成的）；bythePeople（企业要依靠人进行管理）；forthePeople（办企业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也有的学者将“人本管理”分为5个层次：即情感管理、民主管理、自主管理、人才管理和文化管理。德鲁克指出，本世纪管理学的最伟大贡献在于，它让体力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0倍。下个世纪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提高知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BruceA.Pastemack，1999）。
（2）生产经营系统和管理组织结构的革命性变革。长期以来，人们对生产经营系统和管理组织结构的变革都持一种比较慎重的态度，主张用改良、完善的办法来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对管理组织结构也是要求保持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统一，避免出现大的震动，造成工作秩序的混乱。而“企业再造”的理论的提出，主张对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管理组织系统进行重组、再造。哈默对再造工程下的定义是：“将组织的作业流程，作根本的重新思考与彻底翻新，以便在成本、品质、服务与速度上获得戏剧化的改善。”他强调企业流程要“一切重新开始”，摆脱以往陈旧的流程框架。迈克尔。哈默认为，企业再造工程必须组成团队来进行，要使信息在各个部门得到充分运用。再造工程一旦推行，就会带来以下一些根本性的变化：①工作单位划分的基础，从职能变成以流程为基础。②工作内容从单一变成丰富。③人员的角色，从被控制转变为有决策权。④获得工作能力的方法，从没有系统的训练，变成有全盘计划的教育。⑤绩效评核与奖励方面，从观察单一活动转变为观察其整体活动的结果。⑥决定晋升的因素。由以绩效为主转变为兼顾绩效与技能。⑦在价值观方面，将为主管而工作变成为顾客而工作。⑧生产线上的管理人员，由监督者变为教练。⑨组织结构，由层级式变为扁平式。⑩高层主管，由事后评分变为对员工主动引导。
（3）企业竞争由传统的要素竞争转向核心能力的竞争，员工和企业的知识成为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源泉。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和整体竞争能力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源泉。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与新事业发展的源泉，它们应成为公司战略的焦点。企业的知识被视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未来真正出色的企业是使全体员工全心投入并善于学习、持续学习的组织--学习型组织。通过营造学习型组织的工作氛围和企业文化，树立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不断调整的新观念，从而使组织更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企业需要更多地通过建立学习型组织、知识管理，帮助企业汇集员工的知识和技能，采用新的知识积累方式，将现有的组织、知识，人员、流程与知识管理和协作紧密结合起来，以应对未来的竞争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学习型组织和知识管理要求企业更加注重对人才的管理。企业管理的对象已经从“劳动力”转变为“人力资源”。
（4）企业之间的关系由竞争转向合作，构建网络组织、虚拟企业、战略联盟，进行供应链管理等。虚拟组织与传统的实体组织不同，它是围绕核心能力，利用电脑资讯技术，网络技术及通信技术与全球企业进行互补、互利的合作，合作目的达到后，合作关系随即解散，以此种形式能够快速获取处于全球各处的资源为我所用，从而缩短〃观念到现金流〃的周期；不仅如此，灵活的〃虚拟组织〃可避免环境的剧烈变动给组织带来的冲击。
（5）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成了企业管理的平台。信息化给企业管理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莫顿（MortonM.S.Scott）的研究表明，这种变化至少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①信息化给企业生产、管理活动的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②信息技术将企业组织内外的各种经营管理职能、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③信息化将在许多方面改变产业竞争格局和态势。④信息化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战略性的机遇，促使企业对其使命和活动进行反思。⑤为了成功地运用信息技术，必须进行组织结构和管理方法的变革。⑥对企业管理的重大挑战是如何改造企业，使其有效地运用信息技术，适应信息社会，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6）全球化趋势。全球一体化的步伐在加快，管理对新观念的持续需要意味着，需要世界上所有最优秀的思想汇集起来共同保证和维护组织创新的趋势。BruceA.Pastemack（1999）最初在管理学领域的探索中，常常以美国人为中心。当日本公司达到鼎盛时，美国人的骄傲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但随后而来的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以及美国在服务业和制造业方面的复苏，使得这种骄傲又重新回来了（BruceA.Pastemack，1999）。
2.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特点
从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现状看，仍然是以美国企业管理理论为主流。西方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1）广博深化。除了一般管理理论的发展外，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各个专业管理领域新的管理理论层出不穷。如，供应链管理、需求管理，风险管理、项目管理，柔性管理、企业资源管理、嵌入理论、危机管理、心理契约、社会资本理论、实物期权、人力资源管理、员工持股计划、6西格码管理、敏捷制造，精益生产、计算机集成制造、大规模定制、界面管理、标杆管理、清洁生产、顾客价值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网络营销、绿色营销、关系营销、整合营销、服务营销，直复营销、渠道管理、顾客忠诚度管理、顾客满意度管理、连锁经营、跨文化管理，企业形象设计等等。
（2）相互融合。传统的管理理论偏重从不同的角度和利用不同的学科工具进行研究，虽然今天多个学派仍然并存，但在初显轮廓的新的管理主流范式中，各理论学派显示出了明显的整合趋势，因此很难出现一个学派理论统治的局面。此外，管理理论和实践更加密切地缠绕在一起，商学院和管理咨询公司之间的差异日益模糊（StuartCrainer，2000）。
（3）快速变化。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新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和管理理论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在管理中，理论是有差别的，当理论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就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这一事实的反面就是，如果理论不起作用，就会很快被抛弃，这可以解释管理理论不断推陈出新的现象，理论出现和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管理学总是挑战那些试图将它引入角落，使它固定下来的理论家（StuartCrainer，2000）。传统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所面对的是稳定，变化缓慢的企业经营环境：而新的管理理论所面临的是剧烈变化的经营环境，因而更加注重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内部系统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动态适应。管理需要变革和持续的改进。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这样的变革（BruceA.Pastemack，1999）。
三、日本企业管理研究发展的借鉴
管理具有二重性。它既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特性，又具有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特性。管理二重性原理决定了一国企业管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各国都在致力于探索本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究竟什么是具有本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在研究日本企业管理理论时，有人主张强调日本企业的文化特色，也有人主张强调日本的工业集团或株式会社、金融体系、政企关系或者产业关系、劳动管理、生产控制或经营者决策与组织等管理方式（MasakiHayashi，2002）。从这两个方面看，20世纪60年代，终身雇佣制、年功工资制、企业工会、集中管理原理等形成了日本企业管理特色，直至今天，他们仍然代表着日本企业管理中的社会文化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有关企业的社会责任的研究抬头，管理研究涉及到企业污染问题。此外，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控制理论、日本企业资本结构分析、财团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等都成为研究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前期，日本企业管理的研究从劳动管理扩展到企业管理的其他领域，如R＆D、生产管理、购销管理、财务管理和经营分析，以及企业的管理结构和企业集团研究等。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对日本企业管理的研究也波及到海外，国际企业管理学界刮起了“日本管理风潮”。美国日裔学者威廉。大内从1973年开始专门研究日本企业管理，经过调查比较日美两国管理的经验，1981年出版了《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一书。大内的研究表明，日本的经营管理方式一般较美国的效率更高，美国企业应该结合本国的特点，向日奉企业管理方式学习，形成自己的管理方式。他把这种管理方式归结为Z理论型管理方式，并对这种方式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称为“Z理论”。该书在出版后立即得到了广泛重视，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管理问题的名著之一《Z理论》、《成功之路》、《日本的管理艺术》、《公司文化》一起被称为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管理的“四重奏”。（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丰田生产方式以其在成本、质量和交货时间方面的竞争优势引起了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关注。同时，随着日本海外企业的增加，各国增加了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和应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开始研究日本企业管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即在日本企业管理中哪些是与其文化背景密切相连的，哪些对其他国家的企业是普遍适用的。日本企业的人事管理、组织管理、企业目标和管理制度是否具有普遍性，如长期交易联系和企业网络。
继20世纪80年代竞争战略理论之后，90年代，美国的管理理论继续占据了全球企业管理的主导地位。企业再造理论、核心能力理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知识管理理论、虚拟企业理论等吸引了全球企业的眼球。尽管这些理论都属于美国企业管理理论，但它们吸收了日本以及其他国家企业管理中属于普遍性的先进管理经验。
日本在战后学习西方技术与管理时，对技术直接拿来为其所用，但在管理上不是照搬西方模式，而是结合日本的国情、民情，“自成一家”。
日本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对我国企业管理研究的借鉴在于，如何识别和挖掘西方企业管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使其更好地为我所用，并在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发展和形成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管理理论，这是我国管理学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四、当前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和面临的任务
1.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及理论的发展
管理理论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企业管理在曲折中发展。改革开放前，我国照搬前苏联的经验和理论，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没有经济责任，管理只是一种封闭的生产型管理。1960年《鞍钢宪法》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法，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工业企业管理试行条例。十年动乱中，企业管理遭到了严重破坏。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企业管理进入了一个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改革试点，使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心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实行是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重大改变。承包经营责任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等的推行，推动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促进了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这一时期，蒋一苇所提出的“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经济民主论”以及“两制四全”管理体系“两制”即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建立高度集中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四全”即在企业建立全企业、全过程、全员性的全面计划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面人事劳动管理。是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代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引进了一批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促进了我国企业管理的水平不断提高。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企业积极主动地引进和学习了许多国外最新管理理论，并将其应用于企业实践中，结合我国国有企业在改组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所面临的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母子公司体制、主辅分离、职工安置等一系列特殊而又具体的问题，创造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如首钢的“投入产出总承包”，海尔的“日清日高管理法”，邯钢的“模拟市场、成本否决法”等，我国企业管理的水平不断提高。但总体来说，我国还处于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阶段，缺乏中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
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市场经济道路，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科学的企业管理模式，创造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理论。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是我国经济多年来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积极吸收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不能不考虑我们所独有的国情、民情，使别人的好经验、好做法，能够在我国土地上扎根，开花，结果。
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应该是源自于中国本土企业管理的历史和现实的理论。目前从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现状来看，尚未形成中国企业管理的一般理论。其原因在于，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应该是关注于中国自身的特点，由于金融体系、政企关系、产业组织、劳动力状况和劳动管理制度、生产过程控制的不同，中国的企业管理具有别于别国的特点。但是，目前，仍然鲜有强调中国特色的一般管理理论。随着近年来管理学研究的细分和专业化，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管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为企业管理提供理论支持的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已显得越来越重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轨时期，如何搞好企业管理研究，改善和提高我国企业管理水平，是我国企业界和企业管理理论界面临的一大课题。
2.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任务
建国以来，尽管经历了风风雨雨，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者仍不懈努力，为企业管理理论体系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水平还有待提高。当前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所面临的任务是：
（1）对我国管理理论的发展进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我国的企业管理研究发展到今天，凝聚了广大管理学家、企业管理人员众多的智能。如何将这些智能抽象出来，融纳到企业管理理论体系中，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此外，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文化沉淀和民族特性必然反映到我国企业管理实践中。我国的企业管理实践中所创造出的许多管理思想、方法和手段，有许多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对其作理论上的总结，既是对我国企业管理事业的贡献，更是对企业管理理论的贡献。对我国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地概括和总结，为21世纪我国企业管理改革和发展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是我国企业管理学界的重要任务。
（2）作为经济体制转型国家，管理问题具有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需要在理论上加以研究。我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许多经济现象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生搬硬套西方的管理理论，在应用时必然脱离实际。因此，我们的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必须站在中国的土壤上观察问题，采用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研究方法，以解决或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己任。
多年以来，国际范围内的企业管理研究一直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为中心，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失偏颇。随着世界各国经济逐步实现一体化以及中国的崛起，中国正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鉴于转轨国家企业管理有其特殊性和重要性，为此，我国必须着手全面研究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型国家的企业管理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应成为近期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
长期以来，西方管理研究文献对我国的企业管理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中外企业管理环境的差别，在某些场合却往往被忽视。不同环境下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条件显然是不同的。所以，进行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在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同时，应当以我国企业所处的环境为基础，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本国的问题。
（3）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出现必须考虑本土文化的特点，发掘中国文化的有益成分。我国是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文明史。“重道”、“明德”、“修权”、“知止”、“行法”、“谋略”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体现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经济取得了引起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因此，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原则。“以我为主”是指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学习借鉴外国经验，这应成为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博采众长，融合提炼”，就是要广泛研究各国在管理上的好经验和科学理论，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自成一家”是我们的目标，通过总结自己的和外来的经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理论。
编者按：道德教育问题是一个与决策科学相关的问题，运用博舆论的基础知识来讲授这个问题，可以达到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以博舆论知识建立的数量模型框架能够很好地提高学生们的道德意识。虽然博舆论已经问世多年了，但是目前的决策科学和管理科学教材几乎都没有涉及这方面内容，幸好还可以很方便的在网上浏览到大量相关材料。本文主要对有效利用网上有关博舆论方面的资料进行道德教育途径探讨。
摘要：最近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司丑闻，让人们意识到在商学院的课程中，加强道德教育的必要性。道德教育问题是一个与决策科学相关的问题，运用博舆论的基础知识来讲授这个问题，可以达到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以博舆论知识建立的数量模型框架能够很好地提高学生们的道德意识。
虽然博舆论已经问世多年了，但是目前的决策科学和管理科学教材几乎都没有涉及这方面内容，幸好还可以很方便的在网上浏览到大量相关材料。本文主要介绍一种教育方法，说明了在2个小时内，以二节课课时来安排，如何有效利用网上有关博舆论方面的资料进行道德教育。这个方法对研究生教学和本科教学应该都是可行的。另外，该方法在教学上相对独立，可以随时插入到教学过程中去。其优点还在于，对于未受过正规博舆论和伦理学知识培训的老师来说，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备课。
运用本教学方法在课程安排上分为七个步骤，如果时间不允许，其中的第一、三、七步骤可忽略不上。对于高年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这一课程，一些与道德伦理相关的学习材料，比如《Gallo》(2004)，老师应在课程开始前布置学生阅读。
下面我们对课程的七个步骤一一具体说明：
第一步
对于博舆论概念，一个有趣的方式是用莫比乌斯(Mobius，2003)的“动机试验”切入概念。在黑板上写下“动机试验”的游戏规则：
全班同学每个人都拿出一张纸来，每个同学都在纸上写下0－100之间
的一个整数。这个数字表示你对所有同学写在纸上数字平均值的猜测。如
果估计接近全班2/3同学的猜测值，就可以从老师那里得到五美元的奖励。
如果出现平局，那么最接近答案的所有学生将有五美元的奖励。
能从老师那里拿到现金奖励，无疑会让学生感到很兴奋。理论上，如果全班同学都写上“0”，那么老师就得给每个学生五美元。不过，老师们实在不必为此担心，在很多做过这个游戏的大学，显示出来的结果是，平均约有2/3的同学们写在纸片上的那个数在15-20之间。对于猜中的学生，有必要制作一份电子表格（spreadsheet），学生应该会把这作为荣誉接受的。
第二步
经过“动机试验”的游戏后，现在可以在黑板上写下博舆论的定义了，莫比乌斯(2003)对博舆论有如下的定义：在一个理性的群体内，人们的行为策略会相互影响，博舆论就是研究这种影响的规范性方法。
这个定义包涵了一些很重要的概念，现在我们来一一说明。
·群体——在很多游戏里都有一批可以做决定的人，这里所说的群体概念，指所有的游戏参与者。假如是一个人的游戏，那只是个个人决策问题，不属于这里所说的群体范畴。
·相互影响——指在游戏中，一个人的决定至少影响这个群体中另一个人的决定。否则，这个游戏就不存在相互影响的问题，而只是一系列独立决策行为。
·策略——各个参与者的策略导致了这种相互依存。
·理性——尽管策略是相互依存的，但是每个参与者都会独立做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决定。
第三步公务员之家
让学生观看好莱坞电影“美丽心灵”（2002年出品）。剧中主人公是博舆论的主要奠基人约翰·纳什（JohnNash），好莱坞著名演员罗素·克劳扮演了这个角色。电影里应该让学生们注意的一幕是，有一天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座酒吧内，纳什和他的几个男同学喝酒闲聊，看得出来，他们都想找机会和酒吧内另一群女学生答讪。在这群女孩子中，一位金发女孩尤显出众。纳什看着这一切，突然间眼睛一亮，这时话外音说，他发现如果他的每一个男同学都和一位女同学答上话，最好的办法是没有一个男同学去和那位金发女孩答话。剧中的纳什正是凭着这一发现，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博舆论，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组织学生对这部电影进行讨论时，老师最好再放一遍纳什在酒吧发现博舆论原理的那一幕，然后对定义再进一步地解释，这样学生对博舆论概念的理解效果可能会更好。因为虽然对电影的讨论不涉及到具体的教学内容，但无疑使学生对博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有了直观的感受。
第四步
好了，到这一步是时候用一个博舆论的经典例子来说明它的作用了。这就是有名的“囚徒困境”博舆问题。
问题是这样的：警方怀疑两名嫌疑犯从事了一系列的犯罪活动（比如持械抢劫），现在警方将二人单独囚禁起来，这样二人就完全不知道同伴都招了什么了。但是他们都知道下面的“收益矩阵”，这个矩阵清楚地反映出在以下四种情况下，二人会坐几年牢。
“收益矩阵”（用字母x，y表示二个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y
坦白不坦白
犯罪嫌疑人x坦白1年1年0年20年
不坦白20年0年5年5年
在用“囚徒困境”博舆的例子进一步对博舆论做出解释后，提问学生：假设他们作为其中的一名犯罪嫌疑人，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决策，要考虑到人们普遍具有的信任心理和“小偷之间特有的信誉因素”对决策的影响。不过，优先的选择一般是考虑坦白。
此外，上课时注意把这个例子与现实生活中“警察与小偷”之类的案例联系起来讲。在这一点上，笔者的方法是在上课时向学生读一篇案例摘录。这篇案例谈的是一个经纪人的助手对在玛莎·斯图尔特（MarthaStewart）的英克隆（ImClone，生物技术公司）股票交易中犯罪行为认罪的案例。虽然这个案例与“囚徒困境”问题不是很一致，但是它也很贴切地反映了博舆论的真实作用。另一个应让学生知道的是网上“是朋友还是敌人”的游戏。
第五步
上一步的游戏只是最简单的囚徒困境博舆游戏。这一步要做一个更有趣、变化更多的博舆游戏，这就是重复性囚徒困境游戏。这个游戏是通过网址在线进行的。游戏以计算机为“对手”，参与者要与这个“对手”进行十次重复的囚徒困境博舆。游戏的收益矩阵结构和上一步的矩阵相似。不过，博舆结果是用“金币”奖励，而非“坐牢”的惩罚。同时，“坦白”还是“不坦白”改为了“合作”还是“欺骗”。这样改的好处在于可以避免去讨论令人不快的犯罪问题，而相互之间窜谋不坦白无疑是存在道德问题的。尽管有这些不同，这个在线游戏与上一步的游戏还是非常相似。在这里，学生们并不知道电脑已事先设计了著名的“以牙还牙”策略。这个策略以合作开始，随后根据对手前次的决策做出相应的反应。学生们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要想得到高分，方法是在十次博舆中，一开始到第九次博舆都采取合作的策略，而在第十次采取欺骗的策略。最后一次的欺骗行为值得讨论。以下来自戴维斯（Davis，1983）的摘录，反映出在自然界也存在相似的情况：
“在多回合的囚徒困境博舆中，博舆双方要维持稳定的合作关系，
首先要做到背叛行为要受到惩罚，合作能得到奖励。在蚁群王国，
蚂蚁之间保持着传统上的、固定的、共生的关系，而在蜜蜂的世界，
蜜蜂并不知道它们的群落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显然，如果知道明
天双方就不再有关系了，那么背叛的行为极可能今天就会发生。”
这里要着重强调出，以上情况对商战中决策的意义是：一般没有人能肯定地预测到谁会是他的下一个竞争对手。
除了“以牙还牙”的策略，其它的策略没有那么容易说明问题。为此，让学生看看另外一个网站。进入网站http：//首页，选择“互动板块”，接着选择“重复性囚徒困境”博舆。在这里学生会看到使用不同策略的五个对手。五个对手游戏的基本策略也是在开始时选择合作而在最后一次背叛，不过这种策略并见得那么有效。学生们在按自己的想法进行博舆时，一些学生肯定会发现事态正在沿着“以牙还牙”策略的方式发展。在学生用过了各种策略后，正式向学生推出在很多情况下都有效的“以牙还牙”策略（以合作开始进行博舆的策略）。在这里教师还可以引用组织行为学课程中的缴悈游戏，“以牙还牙”策略也在这个游戏中使用。
第六步
这一步主要讨论道德方面的问题。注意在课堂上提提“针锋相对”（tit-for-tat）和“以眼还眼”（eyeforaneye）策略之间的关系。另外，课堂上还要讨论到“针锋相对”策略如何与宗教传教方法联系起来，以及“针锋相对”策略如何完全地遵从生活中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金科玉律”。
在学生进行博舆游戏过程中，随着对对手的了解和认识到保持作为一个公平的竞争对手的重要性，现实世界和理想乌托邦之间的差别在课堂讨论中就会逐渐显现出来。要是时间允许的话，在课堂上最好还谈谈发表在《Higgins》（2002）和《Milne》（2002）上的两篇网上短文。这两篇文章对博舆论与道德决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在讨论道德如何与决策和数量决策模型相联系的问题上，哲学家乔纳斯（Jonas）在《Gallo》（2004）强调了“责任原则”，这个原则建议对所有的利益相关人的观点都应加以考虑。雷斯和孔塞（Theys，Kunsch，2004）则提出了合作对道德决策的重要性。他们以囚徒困境博舆游戏的结果支持他们的观点。我们也认为责任原则和合作原则对道德决策的讨论是相当有用的。
第七步
为进一步展开讨论道德决策与博舆论问题，这一步到网站/995/看看“道德面面观”（1995）（TheEthicalSpectacle）目录里面的文章观点。这里面有很多与囚徒困境相关的短文。题目涉及到了商业、法律、爱情、政治、软件开发、福利等诸方面。安排学生读读这些文章，并在课堂的剩余时间对文章口头总结。这些文章充分反映出博舆论的广泛运用，以及高度关注合作的精神和负责的态度对决策的作用。
要把这一步在课堂上讲地更理想，老师最好读一读一篇题为“Thehighofbeingnice”的摘要（读者文摘，2002），这篇文章是埃莫理大学（EmoryUniversity）对博舆论和道德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36个女士进行囚徒困境的博舆游戏时，大学里的科学家利用磁共振原理对她们的大脑活动进行扫描……。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时间女士们都选择合作的策略，在作出决定合作的这一刻，研究者能观测到她们大脑中与愉悦感相关的二个部分有反应。神经学家格里高利·伯恩斯(GregoryBerns)认为，该研究表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行为对合作各方均有积极性影响，一点点的善意流露都会让彼此之间感觉更好。难道人类有独立的神经构造来讲求道德么?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可以在课程行将结束时讨论讨论，特别是根据相关进化生物学的早期材料来看这个问题，讨论就显得更有意思了。
结论
博舆论远远不是两个小时就能完全讲清楚的。许多大学的经济系和哲学系都提供完整的博舆论课程，不过，有关决策科学和管理科学方面的课文一般都未涉及到本文的题目。本教学课件告诉教师，在讲授博舆论和道德决策问题时，如何方便地访问的一些相关网站，以增强讲课效果。
2003年5月，一些大学已经在大学三年级的管理科学课程中和二年级的商业伦理课程中使用本课件。从实际情况看，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很高，反馈的书面意见都是比较正面的。
至于对学校没有多媒体教室的特殊情况，对这个要求二小时课时的课程，一个变通授课办法是把课堂上一个小时的网上学习布置为学生的家庭作业。为此，在第一节课最后半小时学习第1到第4步；第5步学习和第7步的文章阅读布置为家庭作业；在下一节课开始的前半小时学习第6步，并对第7步须讨论的部分进行讨论。
一、财务管理学的框架结构及总体特征之把握
财务管理学究竟是研究什么问题的?此问题的表述各异。1994年被《商业周刊》评为全美商学院12个顶级教授之一的AswathDamodaran(2001)在其《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一书中前后一贯的表述是:公司财务的研究对象是公司所制定的具有财务意义的所有决策。这些决策可分为三大部分:与资源分配有关的决策(投资决策)、与项目筹资有关的决策(资本结构决策);与制定再投资或退出经营现金额度有关的决策(股利决策)。Brigham和Ehrhardt(2005)在《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出,大部分财务管理知识围绕三个问题展开:(1)一个特定公司的股票价值通过什么因素产生;(2)管理者如何选择增加公司价值的决策;(3)管理者如何保证公司在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不出现资金匮乏?Ross(2002)等人在《公司理财基础》一书中认为,财务经理必须关注三类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着眼于企业的长期投资(资本预算);第二个问题着眼于企业对支持其长期投资需要的长期筹资的获取和管理方式(资本结构);第三个问题着眼于对客户收款和向供应商付款等日常财务活动的管理(营运资本管理)。若进一步考察这三本及其他财务管理类教科书的内容安排,就会发现西方学者对财务管理学框架的认识还是大同小异的,即:一个目标函数、四个模块的内容和一个财务管理工具箱组成。其中,一个目标是公司价值最大化;四个模块的内容包括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或资本结构)、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管理;财务管理工具箱里有四把工具,即会计报表与比率、现值、风险收益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②。
任何学科都是建构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的。Damodaran教授曾将建构财务管理学的基础性假设归纳为四组,即经理与股东目标函数一致性假设、债权人利益得到完全保护假设、市场有效性假设和社会成本为零假设。尽管Damodaran教授认为这些基本假设还远离“现实世界”并已受到来自很多方面的严厉批评,也尽管他试图想寻找一种新的目标函数和理论体系来解决“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活生生的这样或那样的财务冲突,诸如经理与股东的冲突、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公司与社会的冲突等,但迄今为止仍没有找到完全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假设仍是构建现代西方财务管理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基本前提。
进一步地考察发现,以这些基本假设为前提建构的西方财务管理学体系,其所具有和显示的一系列总体特征,也正如它赖以建构的基本假设一样的远离现实世界。这些总体特征包括:
1.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财务学所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几乎都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着眼于解决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分派问题。因此,现代财务管理学实际上是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资本市场的财务学”。断言以资本市场为背景的财务管理学缺乏指导和应用价值显然并不合适,而断言这种财务管理学对所有企业具有普遍的使用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财务管理学对非上市公司而言其适用性是很差的,而这些缺乏适用性的非上市公司通常要占到一国公司总数的90％以上。财务管理学的建构显然是关注了重点的少数。其次,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必然使财务管理学所关注的重点集中于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问题,而被企业所实际关注的内部财务运作和控制问题,尤其是内部财务管理与控制的流程问题,就很难融入财务管理学体系,或者占有它应该占有的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学了财务管理学而仍然不会设计企业内部财务运作和控制体系的重要原因。
2;以价值为主线展开。财务管理学体系设计的出发点是价值最大化,为使目标与手段相统一,在解决实际的投融资决策问题,所选择的基本方法自然就是能够体现价值最大化的成本与效益比较分析法,诸如资本成本、净现值或现值指数、内部报酬率等,都是这种基本方法的具体体现。以价值标准作为投融资决策的唯一标准,显然是与财务管理学体系在建构时所采用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或分析范式有关,但问题是,在现实世界里,价值往往并不是公司决策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有企业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而在国有企业的使命结构中,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类目标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构成国有企业决策(包括投融资决策)的重要的出发点。即使是私营企业,非价值类的社会责任目标也是其使命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其次,即使将价值视为公司决策的唯一选择标准,所定义的“价值”概念也是不完全的。对公司或股东价值的过分强调,必然导致对社会价值或成本的忽视。而在现实世界里,公司行为的外部性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诸如环境污染成本等,是公司决策时不可忽视的因素。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上,公司的许多决策对增进公司或股东价值是有利的,但却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再其次,当我们过分强调以公司或股东价值作为决策的出发点或标准时,势必会把那些活生生的然而对决策有实际影响的人、制度、文化等因素排斥在决策体系之外,事实上也就是排除在财务管理学的体系之外,原本应该活生生的财务管理学因此而变成了“没有血液循环的躯体”。
3.以决策为重心展开。所以如此,可能与西方学者对财务概念的理解有关。在西方学者看来,公司财务通常被狭隘地定义为与公司主管所做决策有关的一些内容(AswathDamodaran,2001)。以决策为展开虽便于定量分析,并使框架结构前后逻辑一贯,但显然易见的问题是,以决策为重心的财务管理学无法反映公司财务管理的全貌。尽管不同财务事项其工作流程会有很大不同,但财务管理的基本流程还是基本一致的,这个基本流程至少包括财务战略与目标、财务决策、财务预算、财务控制、财务分析、财务评价与激励、财务预警等。很显然,以决策为重心的财务管理学还不能涵盖整个财务管理流程,这也是财务管理理论偏离实际的重要原因。
4.强调定量分析:数字财务。当人们把决策问题作为公司财务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并把价值标准作为决策的唯一选择标准时,所有的财务问题实际上都可以用数学模型来描述和解决了。检索一下财务管理的教科书和学术杂志,我们便可以看到连篇累牍的复杂的形式推理与经济计量技术,而与公司财务问题密切相关的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不可量化的因素,则被作为外生变量而被统统抽象掉了。这样的形式安排虽然易于构建数学模型
,但依据这样的安排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对许多公司财务现象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以及究竟是否能够开出可以明确解决公司财务问题的政策药方,是很值得怀疑的。我赞成Shiller(2001)的见解:过多地依赖这些原始的模型并把它们作为政策讨论的基础是十分冒险的行为,因为这些模型只适用于那些能够用精确的科学方法解决的问题。如果过多地苛求精确,就有可能因过于狭隘而出现离题的危险。
二、财务管理学贫困化之表征
“贫困化”一词是经常见诸于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的著作和学术杂志中,那么,同样的概念是否也适用于公司财务学领域呢?我的看法是,虽然财务管理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看,内核相对确定和稳定的公司财务管理学理论同样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由于财务管理学与相关学科及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相隔阂有关,并且其结果事实上已经大大削弱了财务管理学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1.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安排严重偏离实际。我不否认现有财务管理学所努力解决的问题都是现实世界中需要解决的真实问题,问题是现有财务管理学究竞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现实问题呢?其次,就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言,现有教科书中提供的方法真的就能解决现实问题吗?姑且不论前文已经阐释的财务管理学在指向上(上市公司)和重心定位上(决策)对解释和解决非上市公司和非决策问题上的软弱能力,仅就上市公司而言,现有的财务管理学内容安排也可能不是它们所期望的。即便是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也不是它们年年、月月、天天、时时所发生和所关注的事项。这些事项,多少总有些“偶发”的性质。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而言,它们时时关注的“经常性事项”是什么呢?根据我在做多家公司的内部控制项目时的实地观察,可能主要是:(1)如何管好用好资产(资产管理)?(2)如何控制好成本费用(成本费用管理)?(3)如何确保经营和发展所需要的现金(现金流管理)?财务管理学未将这些经常性事项作为其关注的重点,而将重点定位在投融资决策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决策等偶发性事项上,是否意味着内容安排错位了呢?!
2.财务管理学与相关学科严重脱节。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同理,财务管理学也是存在于一个学科群或学科域之中。在这个学科群中,数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都是其上游学科,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会计学等以及公司管理的相关功能学科如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都是其旁侧学科,财务管理学正是在这种学科的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旁侧效应中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财务管理学发生和发展历史深受它的上游学科诸如数学和经济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近一、二十年开始弱化了,可以说,财务管理学的上游学科在近一、二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大部分没有在财务管理学得到应有的响应,财务管理学对它的上游学科变化的反应有些过于迟钝了。比如,经济学领域中的外部性问题,经济学的“绿化”或“生态化”趋势,社会学中的社会成本问题,社会学中的冲突问题,管理学中的战略导向和战略联盟问题,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网络结构问题等,所有这些应该在财务管理学中得到反应的研究,均未在财务管理学领域得到实际的反应。相对于它的上游学科,财务管理学的发展可以说已经严重滞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出现的隔阂视为经济学贫困化的标志③,而类似的特征又何尝不是出现在财务管理学领域?!
3.财务管理学对影响它的环境变化反应滞后。近一、二十年,公司财务管理的环境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英国学者玛格丽特.梅(2001)曾将这些变化归纳为九个方面,即:客户需求模式的改变;客户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降低成本的压力;新基础的冲击;战略联盟的出现;新市场的开拓;经济全球化;政府法规的增多;高度流动的资本市场。此外,对商业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关注、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重视趋势等,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对财务职能提出新的要求。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管理学甚至会计学都已经做出了积极地回应,然而财务管理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改进呢?让我们看看玛格丽特.梅的分析吧:进人新的世纪,我们已经无法忍受这样一个事实:用超过财务部门80％的资源和陈旧的计算机财务系统仅仅从事交易记录和控制工作,而没有使公司的价值显著增加。按照玛格丽特.梅的观点,财务职能必须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的专家控制职能转变为着眼于未来的公司增值职能”。转变后的财务职能将在经营框架的构建和运营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经营框架将卓有成效地将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等内容连接起来,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很显然,财务管理学还没有对这种事实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财务职能转型有所反应。
我无意全盘否定西方财务管理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本文所说的贫困化,意在指出迄今为止的财务管理学体系在面对相关理论发展和实务变革方面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意在说明财务管理学体系应在现有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扩展。
三、再造和扩展财务管理学框架之思考
改造和扩展现有的财务管理学体系,无疑是一个十分迫切但又难度很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又涉及到对许多财务管理学基本问题的重新理解。很显然,主要“向内看”的前苏联版财务管理学和主要“向外看”的美国版财务管理学,都无法解决理论与实际的脱节问题及其在中国企业的适用性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努力就是整合,以搭建内外统一、结构完整、视角合理的新型财务管理学体系。围绕财务管理学的扩展问题,本文仅就内容结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三个方面作些概略性的说明。
1.财务管理学内容之扩展。“一个目标、四个模块、四把工具”架构的财务管理学,相对于内容丰富的财务管理实践属于“窄型”财务管理学,并且是主要是“向外看”的财务管理学,对公司内部财务管理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能力是相当弱的。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需要寻找恰当的路径,我的看法是,可供选择的路径至少有:
(1)功能扩展路径。我曾多次论证和强调,公司财务管理的基本功能是有效培育、配置和运用财务资源,以实现公司价值创造与增值。实现这一功能,需要财务管理的内容能够涵盖三张基本财务报表,也就是涵盖四个板块的内容:资产管理(资产负债表左边的管理)、权益管理(资产负债表右边的管理)、收益及其分配管理(利润表管理)和现金流量管理(现金流量表管理)。所谓的财务管理,实际上也可以称为财务报表管理。现有框架中的三类决策(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和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管理,事实上是寓于四个板块的管理体系之中。
(2)主体扩展路径。公司财务管理的主体显然是作为市场经济运行主体的公司企业,但现代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特征,要求我们要跳出公司企业主体、站在价值链甚至价值网的立场和范围上,思考和探索对公司企业主体的财务管理。当我们研究海尔公司的财务管理问题时,绝对不能就海尔公司谈海尔公司,需要考虑海尔公司的整个价值创造网络和财务支持网络。仅此而言,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又可以向财务支持网络管理和价值创造网络管理两项内容扩展。
(3)行为主体扩展路径。当问及“公司财务工作是谁做的”这一问题时,我们的答案显然不能局限于公司的财务部门。事实上,公司财务工作是分层次来展开的。若把公司财务工作分为决策和执行两项权能,则履行决策权能的行为主体显然是公司董事会和经理班子(合称“经营者”),履行执行权能的行为主体是包括财务部门在内的一些中间层次的职能部门,甚至包括营销部门、生产部门、技术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等。如果我们不
是将财务管理局限于现金流管理,而是将财务管理的重心界定为公司价值创造或公司增值的话,则履行执行权能的职能部门就不能再局限于财务部门,所谓公司财务也就不能再定义为“财务经理的财务”。尽管新的商业环境需要我们把财务管理纳入战略和经营框架之中,但财务与经营在公司组织体系中仍分属于不同的层次,相对而言,财务决策的组织层次要高些,这可以从《公司法》对董事会职责和权限的规定中得到验证。也就是说,公司的财务决策实际上是融入于公司的治理框架之中,而经营决策通常在经理层面就可以得到解决。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则公司治理结构应是在构建财务管理学体系时绕不开的话题。
(4)组织扩展路径。如果有人问你“公司财务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你的解释显然不能局限于财务部门、岗位的设置及职责界定,而应当着眼于从四个层次上展开:一是制定公司及财务战略。战略决定组织架构;二是设计财务管理的组织机构并进行职责界定;三是设计财务管理流程,甚至包括每一项具体的财务管理业务的流程;四是搭建有效的财务管理信息平台,这个信息平台需要将财务与经营有机地整合一体,如ERP系统平台等。相对应的,财务管理学需要围绕财务战略管理、财务组织管理、财务流程及其再造、财务信息系统管理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扩展。
(5)流程扩展路径。财务管理工作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展开。不同的财务事项显然有不同的财务管理流程,但总体看,基本的财务管理流程总是内含战略与目标、预算、执行中的控制、根据信息反馈进行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激励、前瞻性的财务预测尤其是财务危机预警等。如果预警下来公司出现危机的征兆或特征,公司还需要设计摆脱危机实现反超的战略和策略。在整个财务管理流程中,“风险”是贯彻始终的概念。诸如“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风险管理”等概念,是整个财务管理体系流程体系所无法回避的。其次,预算管理已经从单项预算管理转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全面预算管理阶段。因此,按照流程路径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就应当包括财务战略与目标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财务激励、财务危机及其预警、财务风险管理、财务反超等。
(6)经营方式扩展路径。公司的财务管理战略与策略深受市场结构形态及其转型的影响,短缺市场结构和过剩市场结构的选择总是有所差别。当前我们所面对的市场结构总体看是过剩,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中,商品经营总体上看是“微利型”的,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角度考虑,企业需要选择新的经营方式来扩展自己的盈利空间,于是资本经营应运而生并倍受重视,甚至于,越来越多的公司专业地从事资本经营。相对于商品经营来说,资本经营的方式和结构更加复杂,风险也更加大。德隆、科龙、中航油等资本运作的失败,足见资本经营的风险。因此,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顺应时代变迁,关注资本经营及其风险管理。
总结以上扩展路径,再加上管理所必备的“工具箱”,则扩展后的财务管理学体系大体由五大模块组成:(1)财务管理概览模块。包括公司财务的性质、功能与目标结构、财务管理环境及其演进、财务管理理论及其发展、财务管理体系及其扩展等内容;(2)财务管理工具模块。包括财务会计报表与比率;货币的时间价值;风险与报酬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3)财务管理组织模块。包括财务战略管理、财务治理与组织管理、财务流程及其再造、财务信息系统管理等内容;(4)财务管理功能模块。包括资产管理、资本或权益管理、收益及其分配管理、成本费用管理、现金流量管理、资本经营及其风险管理、财,.务支持网络管理、价值及其创造管理、财务风险管理等内容;(5)财务管理流程模块。包括财务决策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财务激励、财务危机及其预警、财务反超等内容。
2.财务管理学研究视角之扩展。财务管理学的认识和研究视角需要转换,新的观察和分析视角至少包括管理学视角、利益相关者视角、战略视角、本土化视角、跨学科整合视角等。关于其中的利益相关者视角,我已在“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李心合,2004)一文中进行了解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他四种研究视角。
(1)管理学视角。这涉及到财务管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在西方,财务学的学科归属曾经历从会计学到应用经济学的转型。(Peter.Atrill,2004)由于公司财务学是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的,这导致了财务学与金融学的一体化状况。西方的学科划分传统显然不适用于中国。改革前,中国的财务管理学更多地是借鉴前苏联的传统,将财务管理学确立为具有微观性的管理学的分支。中国有将金融学与财务学分而治之的学术传统,我的看法还是继续沿用这个传统,也就是立足于从管理学的立场来研究和设计财务管理学科。
以管理学的视角来研究财务管理学,有两点需要引起关注:一是财务管理学的视野应涵盖公司内部和外部两个领域,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公司的财务业务,并将公司财务业务与公司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等要素连接起来;二是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而不是从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出发。后一点对财务管理与控制流程及方法体系的设计很有意义。因为,从目前学界的研究和实务工作来看,对财务管理与控制流程及方法体系的选择通常是从风险最小化的立场选择的,表现为控制程序的烦琐设计上。转换财务管理学的研究视角,需要将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等概念纳入财务管理体系,以使风险性与效率性相统一。
(2)战略视角。20世纪管理学的重大变化之一是确立了战略导向,对此财务管理学也应当有所体现,以实现财务管理从战术管理向战略管理、从具体事项管理到整体管理转变。仅以财务分析为例,现有的四个板块(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分析体系是缺乏应有的战略性、整体性和层次性。确立战略导向的财务分析体系,需要以财务报表为基本依据,并整合有关的经营资料,将财务分析与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联系在一起,系统考察公司的价值、实力、效率、质量、风险、成长性或失败性以及基于现金流和价值创造的公司战略分析等。
(3)本土化视角。会计是一种国际商业语言,会计的标准也逐渐趋于国际化,这使得会计学的研究可以选择普世主义的或趋同的模式。财务管理有所不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实体性的管理活动,深受文化的影响。跨文化管理的研究证实,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管理方式也会因民族文化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这其中也包括财务管理方式,诸如财权配置模式和运作方式等,在大权距式中华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财务管理的研究应当考虑文化差异性的影响而选择特殊主义的或本土化的模式。也就是说,财务管理学的构建应当以文化为基石,充分考察和分析文化因子诸如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权力距离、风险意识、宗教、语言等因素的实际影响。在中国,一系列的文化特质诸如集体主义、大权距、政府主导、儒家伦理等及其对财务管理实务的深刻影响,是我们研究财务管理问题时所无法回避的。
本土化模式的财务管理研究,首先是民族主义的,它需要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环境因素相适应。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关注中国财务管理背景及其财务影响的考察分析;其次,这种研究模式是嵌入式的。也就是要将企业的财务问题嵌入到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分析公司财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零嵌入性的财务立场或研究方式,只能导致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再次,本土化的研究模式还是制度内生性的,它要求我们将制度
作为公司财务行为的内生性因素而非外生变量来看待,关注正式和非正式的、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制度结构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实际影响以及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化结构。
(4)跨学科整合视角。综合化和细分化历来是科学发展的两种并存并交叉的趋势,这个趋势越来明显。体现在财务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就是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它的上游学科及旁侧学科(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心理学和行为学、文化学、法学等)的冲击和影响,并借助这些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公司的财务问题,避免陷入“就财务论财务”的困境。
3.财务研究领域之扩展。在细分模式的影响下,科学的发展已经显著的多元化了。诸如社会学,有文化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等。再如经济学,有数理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经济心理学等等。回到财务学领域,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仍沿用单一的发展路径——数理财务学。其实,这应该也是财务管理学贫困化一个表征。问题是,财务管理学还可以寻找到别的发展路径吗?还需要寻找别的发展路径吗?拓展财务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勿容置疑的,因为公司财务行为当属最普遍、最典型的经济行为,明显地具有社会性、伦理性等特征,且制度结构内生于其中。既然以经济行为为对象的经济学可以沿着多条路径发展,那财务管理学又何尝不可呢?我曾在《会计研究》(2003年第7期)上的一篇题为“公司财务学理论及方法论的认识与批判”论文中提出四种新的发展路径和研究领域,即制度财务学、行为财务学、财务社会学和财务伦理学,这些都是可以也值得尝试和研究的新学科。
【摘要】西方财务管理学并非像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完美,贫困化依然是当今财务管理学所面临的最大困境。财务管理学的贫困化,既体现在其内容的严重偏离实际上,也体现在其与相关学科的严重断裂和对环境性挑战的滞后反应上。走出贫困化的重要途径,就是要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转换财务管理学研究的视角,并开拓财务管理学研究的新领域。
一、远程教育管理概论远程教育管理学是研究远程教育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按照远程教育管理对象的层次结构可以将远程教育管理学分为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两部分。远程教育管理学的宏观理论将整个国家的远程教育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国家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用立法、行政、财政等手段,对各级各类远程教育院校机构进行规划、组织、指导和控制,使有限的远程教育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以实现远程教育管理目标的最优化。
所以,远程教育管理学的宏观理论也可以称做远程教育国家行政管理学。
远程教育管理学的微观理论以远程教育院校机构为研究对象,主要探索远程教育院校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远程教育院校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以及为了保证远程教学的正常运行、提高远程教育的质量和效益而开展的各种行政的、教学的和人员(教师和学生)的管理。因此,远程教育管理学的微观理论也可以称做远程教育学校管理学。远程教育的系统分析界定了课程、学生、行政和后勤四个主要的子系统,远程教育学校管理也可以对应地划分为课程管理、学生管理、行政管理和后勤管理等。通常将对课程设置、课程资源开发和学生学习支助服务的管理通称远程教育的教学管理,而将行政管理和后勤管理通称学校行政管理。此外,可以将对远程教育教师和学生的管理单列为人员管理。
于是,远程教育管理按对象(目标)和内容(职能)可以划分如下图所示。
远程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即建立在多种学科理论的综合和创新上。除了远程教育学科外,主要的还有教育管理学的学科理论;而教育管理学学科理论又是建立在教育科学、心理科学、系统科学、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基础上的。
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在现代社会,管理同科学和技术一起成为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它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又是文化发展的产物。从社会组织和人类行为的角度看,管理就是组织的管理者在特定的环境中,运用一定的原理和方法,引导组织中的被管理者有序地行动,从而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并发挥作用,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由此可见,管理具有以下诸方面特点:•管理是实现预期目标的一种行为;•管理的功能是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管理是由规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职能构成的有序活动过程;•管理的核心是决策;•管理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双边活动的过程;•管理总是在特定的不断变动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进行的。随着近代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管理的进步,近代管理科学(广义)已经经历了从传统管理理论到行为科学理论,再到现代管理理论的演进和发展。传统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有泰罗(Taylor)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Fayol)的一般(行政、组织)管理理论和管理过程理论以及韦伯(Weber)的官僚等级组织的行政集权管理理论等。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代表有梅奥的人际关系学派,建筑在马斯洛(Maslow)等人的关于人的需要、动机和激励以及沙因(Schein)等人的关于人的特性的个体行为的行为科学理论基础上的阿吉里斯(Argyris)和麦格雷戈(McGrego)等人的人力资源学派(个体行为学派),建立在关于团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行为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团体行为学派和组织行为学派等。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则有巴纳德(Barnard)的社会协作系统理论,西蒙(Simon)的决策管理理论、系统管理理论、社会-技术系统理论、管理科学(运筹学)理论、权变管理理论和经理主义理论(经验主义学派)等。
随着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的进展以及管理科学理论的发展,教育管理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从教育科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此后,随着教育科学、心理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教育管理学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和演化,逐渐形成了以官僚等级行政集权制为特征的教育管理学体系、以科学管理为中心的教育管理学体系、以人本主义哲学和行为科学为基础的教育管理学体系、以组织理论和现代管理理论为基础的教育管理学体系以及以系统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教育管理学体系等。所有这些教育管理学理论体系对远程教育管理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有各自的借鉴意义。
二、远程教育国家行政管理在许多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中,远程教育是一种历史尚不久远的新兴的教育形态。各国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对远程教育的行政管理既有共性,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下面从体制、机制、立法和财政诸方面进行讨论。三、远程教育的管理体制远程教育的管理体制是指国家对远程教育院校的行政管理体制,主要包括政府分权体制和对院校的分类管理体制。在此,政府分权体制主要是指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对远程教育管辖权限上的分工。在西方许多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传统院校的教育管辖权主要归州政府,但对远程教育领域,中央政府往往表现出更多的兴趣和干预。这一方面体现出远程教育对于实现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作为远程教育物质技术基础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没有中央政府的参与是很难组织实施的。
美国克林顿政府就曾积极推进互联网的更新换代以及教育信息化进程。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则从20世纪70年代起,始终一贯地关注并推进革新和发展远程教育的政策、举措。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曾经成立了多个专门委员会论证在澳大利亚建立全国范围的开放大学的方案及其合理性和可行性问题,并最终导致了在80年代末的陶金斯革命:将澳大利亚的远程教育集中到经论证由联邦政府认定的全国8个远程教育中心。
自90年代初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又开始鼓励全国所有的大学继续和技术教育学院开展远程教育并投资创建了澳大利亚开放学习联合体。在英国,开放大学则由英国政府创办并直接管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由中央政府创建并直接管理面向全国的开放大学或远程教学大学。
这样,便于利用国家乃至军队系统的广播电视系统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动员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在短期内迅速、大规模地发展教育。在印度,既有中央政府管辖的面向全印度的国立开放大学,也有地方政府管辖的邦立开放大学。在我国,则采取了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政策和规划、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分工办学和管理的体制。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都是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多层次的远程教育系统。中央院校由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领导和管辖,各级地方院校接受对应级别地方政府的领导和管辖,形成了学校教育系统与国家行政系统并行设置的独特体制。远程教育的院校分类管理体制是指政府教育部门如何分类指导和管理各种教育院校。
比如,在我国,首先将教育院校分为普通院校和成人院校两类,而将大多数独立设置的远程教育院校归入成人院校。与此对应地,就有两种全国统一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普通高校入学考试和成人高校入学考试。这种双轨制的院校分类管理体制在现实中已经显示出其不适应来。首先是不适应统一的教育市场。
事实上,独立设置的远程教育院校的办学宗旨是实现教育思想、教育对象、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全方位的开放,应届毕业生和社会知识青年早就是这类远程教育院校的重要服务对象之一;而普通高等学校的成人教育学院与继续教育学院的规模也已经有了重大发展。其次,上述双轨制的院校分类管理体制不适应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的需要。事实上,随着终身学习思想的深入人心和终身教育实践的不断发展,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界限、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的鸿沟正在变成一种人为的障碍而被日益抛弃。
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抛弃了这种普通院校和成人院校人为分割的双轨制的院校分类管理体制,实施面向全体国民的终身教育院校设置体制。更进一步,对远程教育院校和传统校园院校的分类管理体制也在受到挑战。那些双重模式院校远程教育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远程教育和传统教育的区分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重要。这在澳大利亚校外教育的综合一体化模式及混合模式注册学生的发展中尤为明显。美国的传统大学正在纷纷开设网络课程,并承认通过远程学习网络课程获得的学分。日本文部省已经制定了将传统校园学习取得的学分同远程学习取得的学分组合的政策,即自1998年起,接受远程教育取得的学分上限从原来的30分提高到60分。这一政策同大学间学分互相承认和转换的政策一起将推动日本开放的终身教育体制的建立、传统大学空间合作系统的发展以及虚拟大学的诞生。英国开放大学在创建初期曾经规定了学习者入学年龄下限,以表明不与普通大学争夺青年学生生源。如今,开放大学依然是英国成人业余高等教育的最大提供者,但同时也招收高中毕业生。
英国开放大学的许多课程教学材料被英国其他大学广泛采用,其课程学分被英国其他传统大学所承认。截至1998年,有7万名学习了开放大学课程的学生最后在英国其他大学毕业。四、远程教育的管理机制远程教育的管理机制是指政府对远程教育院校的行政管理机制,即是政府直接主办和管理学校还是政府对实行自治的学校进行宏观管理。在世界各国,对于双重模式院校举办的远程教育,各国政府通常采取宏观管理的机制,即通过立法、规划、拨款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
因为双重模式院校原本都是由传统校园院校介入远程教育市场发展演变而成,这些传统校园院校本来就享有办学自主权。但是,对于独立设置的单一模式的远程教育院校,情形就不完全一样了。像英国等国的开放大学,大多是自治的远程教学大学,在财政、考核、学分认定和授予学位、课程设置、课程材料的设计和开发以及课程发送和学生学习支助服务诸领域享有充分的自治权。
比如,这些开放大学有权依据教育市场的需求提供大学学士学位、研究生硕士和博士学位以及继续教育的专业课程设置。同时,这些开放大学的招生、考核、学分认定和学位授予也都属于大学自治的权限,政府并不干预。我国政府对广播电视大学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则实行另一种行政管理机制,体现出政府直接主办和管理学校的特征。例如,对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省级广播电视大学,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是办成一所大学还是办成播课中心或管理机关的争论。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大学还是教育部直属机关?长期以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并无高等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权和学位授予权。在高等教育层次上,长期限于高等专科教育。广播电视大学开设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划和报告被长期搁置。广播电视大学也没有教师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称的评审权。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广播电视大学注册视听生高等专科教育试点,更将电大课程的考试权交给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这一切反映了我国政府直接主办和管理独立设置的广播电视大学的机制,学校缺少完整的办学自主权。广播电视大学一直在努力争取从各级政府那里取得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最近教育部终于决策承认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是一所独立设置的部属重点高等学校,允许其办成教学实体,即成为享有高等教育法权利和义务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自治的高等学校。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中等专业教育自学考试更是由各级政府直接主办和管理的。委托承办的主考学校或其他机构只是负责课程资源的建设和考试命题,整个自学考试的专业课程设置和组织实施均直接由各级政府中的自学考试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主办和管理。
五、远程教育的立法在世界远程教育的历史上,有一些知名的远程教育院校是由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政府领导人直接倡导建立的。比如英国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和英国开放大学,我国的邓小平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但是,各国都十分重视远程教育的立法,认为立法对规范和发展远程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西方发达国家,远程教育立法及远程教育院校法律地位的确立通常需要经历较长的准备、论证和立法程序。比如,英国开放大学从威尔逊1963年提出创建开放大学的倡议,到1969年英国国会通过皇家法令正式建立英国开放大学,共经历了6年时间。又经过了2年筹备,英国开放大学在1971年才开始招生开学。
再如日本放送大学,早在1967年即在文部省就有了“关于使用视频和音频广播于教育播出的模式问题”的咨询备案,1969年通过答辩一致同意着手建立放送大学,中经文部和邮政两省向内阁会议提出报告并进行长时间的可行性论证,终于在1981年以国会第80号法令《放送大学学园法》公布实施,前后经历了12年。
又经过了4年筹备,日本放送大学在1985年才正式开学。与此作为对比的是,发展中国家远程教育立法经历的时间通常较短。比如,泰国从1978年普密蓬国王亲自签署法令批准成立苏可泰•探玛提叻开放大学的议案,到1980年招生开学共用了2年时间。上述法令明确指出苏可泰开放大学是泰国第11所国立大学,享有其他国立大学同等的自治权。同时规定,苏可泰开放大学是一所使用函授、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体实施远程教育,有利于学生自学而无需到固定教室上课的大学。
依据法令,苏可泰开放大学的宗旨是:1.向公众提供自学的机会,而不必受非到课堂上课的限制;2.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3.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受年龄限制)都能有继续学习的机会,以提高技能和丰富知识,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4.向更多的高中毕业生敞开高等教育的大门。再如,巴基斯坦在1974年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人民开放大学的议案,1985年即招生开学,1977年改名为阿拉玛•伊克巴尔开放大学。上述议案规定开放大学除了要履行普通高等学校的一般职责外,重点强调了开放大学的办学宗旨,即教育要面向社会,要为大众服务。
我国远程教育的立法有自己的特色。我国在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确立了要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法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但总体而言,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一样,我国教育领域的立法和法制也表现出相对薄弱和滞后的问题,远程教育的立法和法制建设尤其如此。
这主要表现在立法滞后、法制建设不健全。以我国广播电视高等教育为例,立法滞后表现为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实行的是“先上马,后备鞍”,即先建校、招生、开学、授课,后制定各项法规制度和明确规范的设置标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大多数省级广播电视大学都是于1978年建立、1979年全国统一招生开学授课。而我国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关于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广播电视大学暂行规定》)是1988年制定并颁布试行的。此后,关于远程教育的立法工作又长期停滞不前。
法制建设不健全还表现在我国远程教育的法规制度几乎全都是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法规和文件决定,还有众多的会议纪要等,至今尚无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有关远程教育的法律法令。例如,在广播电视大学创建初期,由教育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共同召开了首届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工作会议,制订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试行方案》(1978年)。会后(1979年),由国务院向全国批转了教育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工作会议的报告。而且,有些政策规定始终只是教育行政部门官员的回函或电话答复记录。这些有关远程教育的行政法规、文件决定、回函回电不配套、不完善,对其内容的解释不统一、执行不力,且缺乏监督。
此外,对我国高等教育法及其规定的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等条款是否适用于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等问题也没有明确的有法律效力的解释。于是,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在建设中存在两大难题:定位问题和投入问题。我国广播电视大学长期以来存在的对定位问题的反思和争议,直至对“电大红旗能打多久”的疑虑,从反面表明我国远程教育立法的滞后和法制的不健因为对远程教育、对各级各类远程教育学校的定位,即对远程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地位和作用,对各级各类远程教育学校的设置标准和办学自主权的立法,是依法对远程教育实行法治和行政管理的基础。我国远程教育立法的滞后以及有关行政法规文件中对远程教育体制、机制和设置诸方面内容的不明确、不配套和不完善,即定位不明确,给远程教育的法治和管理带来了困难。其次,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建设初期存在的投入严重不足,以及各级政府对相应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的财政拨款没有明确统一的户头和标准等问题,也从反面表明了远程教育立法和法制建设的薄弱及其带来的不利后果。可以理解,这是我国正处在社会改革转型过渡时期的一种特征。而且,我国也不可能像英国或日本那样经过多年的论证和辩论,再通过立法后组织实施。这在广播电视大学建校初期会贻误时机。
而且,在当时(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法制普遍不健全的环境下也不现实。问题是此后的20年中远程教育的法制建设依旧滞后。可以相信,我国远程教育界对立法和法治的强烈呼声以及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立法和法治的日益重视会使远程教育的立法和法治逐步走向健全。六、远程教育的财政远程教育的财政,广义地说,就是远程教育的成本或费用的分担问题;狭义地说,专指国家财政(各级政府)如何承担远程教育的经费及其拨款机制问题。国际远程教育界普遍认同:对于远程教育的费用,应该实行“谁受益、谁承担”的分摊准则。谁是远程教育的受益者呢?通常认为,远程教育的三个主要受益者是国家、社会和学生。•国家:远程教育承担着开发人力资源、培养各类人才、提高国民素质的职能,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各级政府理应对远程教育增加投入,进行财政拨款。•社会:远程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一种生产性投资,推动着社会经济发展,对国民收入的增长作出了越来越巨大的贡献。远程教育以其培养的人才,生产和传播的知识,推动科技和管理的进步,从而对社会各产业部门增加产出作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贡献。
因此,社会各相关产业和企业雇主是受益者,理应承担远程教育的部分费用。•学生:接受教育对学生本人而言也是一种投资,将会带来包括经济收益在内的各种回报。学生接受了远程教育,增长了知识才干,为其职业生涯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资本。
所以,学生也是受益者,也应该承担部分远程教育的成本。至于远程教育的成本或费用在国家、社会和学生之间如何分摊,这在不同的国家,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在各类不同的远程教育院校和项目之间是很不相同的。英国开放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20世纪80年代初,学位教育计划经费的82%由英国教育科学部直接拨款,16%来自学生所交学费,2%来自各种课程材料销售所得和其他财源。
继续教育计划的经费原则上要求自筹解决,大约60%～70%来自学生交费收入,其余的来自社会各种专门的基金组织。自进入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执行新的财政政策:减少政府拨款,增加学费收入在整个预算收入中的比例。日本放送大学的经费,70%以上由国库财政拨款提供,30%以下依靠收取学费和其他渠道解决。
美国联邦政府承认美国国家技术大学为非营利的免税机构并立项。国家技术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学生所在的企业公司。这是因为,国家技术大学提供的主要是硕士研究生层次的工程师在职继续教育。学生都是公司的业务骨干,不离岗学习。所以,各公司不仅承担了其学生雇员的学费,而且出资建立卫星地面接收站并向国家技术大学支付一次性开办经费。我国广播电视大学的经费来源实行国家、社会和个人多渠道集资的体制。
依据20世纪80年代末对广播电视大学投资效益的评估研究成果可知,我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经费来源的基本结构如下:各级政府财政拨款约占52%,社会(办学部门、机构和企事业单位)集资约占40%,学生交费约占5%,其他收入约占3%。在各级政府财政拨款中,中央财政拨款约占7%(因缺乏可靠数据未将卫星教育电视专用频道的通信费用计入),省级财政拨款约占40%,地市县级财政拨款约占53%。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也随着非义务教育阶段适当增收学费的政策出台,广播电视大学经费来源中,学生个人承担的部分增加了。
随着网络教育的开展,学生个人承担的计算机设备投入和通信费用的增长是远程教育成本核算中又一个需要考虑的新因素。各国政府的财政拨款不仅在远程教育运行成本中所占比重不一,而且拨款的体制和机制也不相同。英国开放大学是同其他英国国立大学一起由英国政府设立的大学拨款委员会组织实施年度评估和拨款。日本放送大学的财政预算拨款,则由日本国库依据《放送大学学园法》规定执行。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的财政拨款由相应各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掌握,没有统一规范的标准。各地广播电视大学对各类学生的收费标准则每年由学校会同当地政府的物价部门商定。
[摘要]远程教育管理学是研究远程教育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按照远程教育管理对象的层次结构可以将远程教育管理学分为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两部分。远程教育管理学的宏观理论将整个国家的远程教育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国家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用立法、行政、财政等手段,对各级各类远程教育院校机构进行规划、组织、指导和控制,使有限的远程教育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以实现远程教育管理目标的最优化。所以,远程教育管理学的宏观理论也可以称作远程教育国家行政管理学。本文从体制、机制、立法和财政诸方面对远程教育的国家行政管理进行讨论。
一、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含义
范式是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科学认识不是简单而纯粹的知识积累；对科学理论进行构思、表述和组织的那种方式受到一些前提或预设的指挥和控制。他要探测一种隐蔽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他把这些自明性称作范式。范式的这一定义同时是语义的、逻辑的和观念——逻辑的。就语义而言，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就逻辑而言，范式决定着最主要的逻辑操作；就观念——逻辑而言，范式是联合、淘汰、选择的第一原则，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指导、统治、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观念系统的组织。
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它是方法论的指导、思维的基本图式、预设或起关键作用的信仰，因此它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模糊是因为范式摇摆于多种含义之间，最终以含混的方式涵盖了科学家们对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赞同。范式概念的不充分和不精确不仅揭示了库恩思想的缺陷，也揭示了思考范式概念的困难。一种范式，对于在这种范式控制下进行的所有话语而言，包含着可理解性的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同时也包含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吸引/排斥的逻辑关系的类型。一种范式的性质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界定，第一是对主要的可理解性的范畴的推广或选择；第二是对主要的逻辑操作的规定。
管理学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管理学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主要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与管理学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管理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既定的范式中，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按照管理学家的解释，知识的发展一般是遵循一定的路径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在管理实践中，一般现存企业是在已有管理知识范式和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寻求管理变革或改进管理的。而新企业和新技术往往会带来知识跳跃式发展的新范式。如果一种新技术的背后有全新的知识范式作为支撑，那么将对已有的管理理论、技术和能力构成威胁。
按照库恩的标准，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的范式决定管理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而某个特定研究方向或领域内所特有的共同世界观、共识及基本观点则形成管理学家群体。管理学范式就是管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设。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同，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管理学范式理论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本体论视角，二是认识论视角，三是方法论视角。所以管理学的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与管理学之间呈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管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
西方的管理思想和学说从产生的时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管理理论，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泊的组织理论等；第二类是行为管理理论，发端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人际关系学说，而后发展成为行为科学；第三类是当代的各种管理理论，产生和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今。这三类理论只是产生的时期有先后，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个阶段。它们相互影响，继承演变，形成各种流派。根据不同的逻辑起点，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有两个范式，一个是以组织的效率为起点，另一个是以人的需要为起点。前者被称为科学主义范式，后者被称为人本主义范式。科学主义范式是以组织的存在为根本，把人纳入组织，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人本主义范式把人的存在和需要作为根本，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来实现组织目标。
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以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罗为代表，通常把科学主义范式称为泰罗范式。该范式的核心是如何使工作更加多产和高效，“科学管理”注重的是如何改进职工的工作表现，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辩识性和可重复性，泰罗坚信通过确定出工人完成某项作业的最佳时间，管理者就可能判断工人是否干得出色。通过这种管理方式带来了组织效率的提高。随着管理学的发展，在泰罗范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范式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在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其方法论范式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的强烈影响。这种范式认为，组织及其管理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管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观察经验事实出发，研究和发展组织及其管理领域内的一般性普遍规律。
科学主义范式体现在具有理性约束的个体追求服从技术规律和组织纪律带来的高效率。从人的行为特征来看，“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因此，假定每个行为主体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管理原理、原则和制度必须以管理主体的个人行为为基础并且可以从社会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单个行为主体都服从于技术规律，通过时间动作的分析，实现工作方法的标准化、工作条件的标准化和工作时间的标准化。适应这样的行为主体的组织是一个高度结构化、形式化、不受个人支配的集权组织。
三、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
管理学范式的第一次变革是由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说完成的，人本主义者指责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不道德的，是将工作“非人性化”，并把极具人性色彩的管理变成了简单的效率衡量。他们对科学主义范式提出批评，认为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的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管理问题，人是每一个组织中的核心，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应当重视人的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从人本主义范式的理论主张可以发现，行为管理是为解决效率与人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对人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准则，使得管理活动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和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时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更加符合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古典管理学的原罪促成了人本主义范式的兴起。人本主义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强调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认为组织及其关系现象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外化或客体化，是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严格来说，行为科学学派来自于社会学，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群体总是由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
人本主义范式强调应把人放在管理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组织中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原材料、资本、机器、土地或能源，而是人。这里所说的“人”，是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他们是不断地被密如蛛网的人际关系网所包围，而他们自身也是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在人本主义范式中，整个人类的本性是由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他们反对科学主义范式把人看成仅仅是一味索取的自利主义的“经济人”，强调利他主义与给予的品质也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同时该范式强调人的潜质的生长与发展，而且这种潜质的生长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是不断成长和进化的，是随着时间和社会文化场景的变化而变化的。
早在西方科学发展的初期，培根（F.Bacon）就觉察到了对一切认识活动产生影响的社会文化束缚，并同时觉察到了摆脱这些束缚的必要性。他在对认识的社会——文化规定性进行诊断时指出，认识的使命在于把认识从社会——文化规定性中解放出来，使认识成为科学。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已经获得的合理性会随着促使它形成的那个过程的延续而削弱，合理性的操作特征会被不合理的社会力量所截取和利用。组织理论学家布赖尔和摩根在《社会学范式与组织分析》一书中隐含地指出，社会科学理论主要有两条轴线，一条代表科学本质属性的连续体，另一条代表社会（组织）本质属性的连续体。科学的本质属性强调稳定性、可证实性和规定性，而社会的本质属性体现为永恒的变革。
四、结论
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分别是管理理论中注重技术与注重人的两个主要方面，这两种范式的发展构成了早期管理学发展的历史。前者注重的技术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的，随着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创新科学主义范式不断变革，所以科学主义范式恰好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而人本主义范式注重人的需要，认为人是组织的核心，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而且是人，这样的观点恰恰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科学性。人是管理学研究的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样的研究方法正是辨证的和科学的。组织及其管理的效率不仅是科学主义范式理性创新所产生的效率，也包括人本主义范式对工作认同的诠释所产生的效率。
从本质上分析，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西方大范式。这个大范式是由笛卡尔提出并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历史的发展而确立了下来。笛卡尔的范式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来，使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域，一边是科学和客观性研究，一边是哲学和反思性研究。这个范式决定着一种二元世界观，也是同一个世界的二元化：一方面是必须接受观察、实验和操作的客体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提出存在、沟通、意识、命运等问题的主体的世界，客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而主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人本主义范式。
一、界定内涵：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
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全进行硬性规定。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摘要：本文在分析建立水资源管理学的必要性的基础上，探讨了水资源管理学研究内容及其水资源管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关键词：水资源管理学
1建立水资源管理学的必要性
水资源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一，是生物生存不可缺少的资源。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水资源短缺成为世界关注的重大资源环境问题。
我国水资源问题更加严重。目前我国60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问题，其中比较严重的缺水城市达110个，全国城市缺水总量为60亿立方米，影响工业产值2300亿元，农业灌溉每年缺水达到300亿立方米，直接影响粮食生产稳定和发展。据预测，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届时人均水资源量仅有1750立方米，水资源开发利用将达到极限。水污染加剧了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目前，50%的地下水被污染，70%以上的地表水属于四类以上的水质，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此外，地下水超采引起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部分地区出现海水倒灌，如华北地区形成的地下漏斗世人瞩目。
上述问题的解决，一靠科学技术，二靠科学的管理。技术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加强科学管理能起到投资少、见效快、效益大的作用，何况水利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管理的制约。
应该承认，目前我国很重视水资源管理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必须承认，目前的水资源管理工作，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与现实的要求相差甚远，开展水资源管理系统研究，系统总结水资源整理水资源管理的知识体系，建立水资源管理学，指导我们的工作，迫在眉睫。建立水资源管理学是十分必要的。
2水资源管理学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2.1水资源管理与水资源管理学
关于水资源管理的概念，尽管我们用的很多，但目前学术界尚不统一。《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权威的工具书，在不同的卷中，有不同的解释。
水资源管理是“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组织、协调、监督和调度。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技术和教育等手段，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开发水利和防治水害；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处理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用水矛盾；监督、限制不合理的开发水资源和危害水源的行为；制定供水系统和水库工程的优化调度方案，科学分配水量”（陈家琦等）（水利卷）
为防止水资源危机，保证人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运用行政、技术、立法等手段对淡水资源进行管理的措施。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内容包括调查水量，分析水质,进行合理规划、开发和利用，保护水源,防止水资源衰竭和污染等。同时也涉及水资源密切相关的工作，如保护森林、草原、水生生物，植树造林，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防止土地盐渍化、沼泽化、砂化等（李宪法等，）（环境科学卷）。
运用、保护和经营已开发的水源、水域和水利工程设施的工作。水利管理的目标是：保护水源、水域和水利工程，合理使用，确保安全，消除水害，增加水利效益，验证水利设施的正确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工作中采取各种技术、经济、行政、法律措施。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水利管理已逐步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手段（李石等）
作者认为，目前关于水资源管理的概念很多，但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不同的差异。水资源管理具有时代的内涵，不同时代，水资源管理概念是不同的。在古代，偏重于干旱洪涝灾害的管理，此时一切活动都围绕其进行，大禹治水的故事流传至今，不仅仅说明了大禹治水的精神可颂扬，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洪涝灾害依然是威胁我们中华民族生存的大问题。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经济的迅速发展，淡水相对于人的需求供给不足，水向水资源转变，水具有了经济内涵，此时，人类面临的问题除了干旱洪涝灾害之外，增加了水资源短缺问题，为了增加水资源供给，人类加大了水资源开发力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但同时带来了新的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环境恶化正在蚕食人类的文明。目前，人类同时面临着干旱洪涝灾害、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多重危害，水资源管理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仅仅以水论水，解决我们面临的困境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水资源管理中的“水资源”，不仅仅包括通常我们所说的可供人类利用的淡水资源，而且应该包括能够被人类可利用的一切水，如海水、污水、微咸水、洪水等，只有将水资源管理放在与水有关的复合系统之中，从综合的角度出发，采取协调的手段才能解决人类对水资源需求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概念都存在存在时代的烙印，与现代水资源管理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陈家琦的定义偏重于开发利用，而且对水资源管理的内容进行了部分阐述；李宪法的定义，是以解决水资源危机为出发点的；李石的定义最终落实在“开发的水源、水域和水利工程设施”上，范围更加狭窄。用现代认识水平来看，这些概念既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存在完善补充的问题。
从整体上来看，这些定义以水资源开发作为主线，保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开发，保护为开发服务，“保护”处于被动的地位；其次，视野相对狭窄，此概念大多只局限于水资源本身，缺乏复合系统下对水资源的综合认识，以水论水；第三，生态环境的概念缺乏；第四，资源高效利用问题没有提到应有的地位；第五，概念尚需要进一步精练，在解释水资源管理概念的同时，有的将水资源管理的包含的内容也纳入进去，需要进一步提炼。
作者认为，所谓的水资源管理，就是为了满足人类水资源需求及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总和。
目前，关于水资源管理，我们开展了系列的工作，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形成了大量的知识，但水资源管理否能已经成长为“学”呢？，尚缺乏系统的探讨。作者认为，水资源管理学是否成立，主要取决于水资源管理学是否具有明确的区别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只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水资源管理才能渐渐成长为水资源管理学。
作者认为，水资源管理学已经清晰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水资源高效利用保护的各种措施规律，水资源是管理的对象，也是水资源管理学管理的核心。水资源管理学是管理水资源知识体系，其理论基础包括系统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超生命周期理论等。
2.2水资源管理学研究内容
水资源管理学作为一门正在成长的学科，研究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诸方面：
（1）水资源数量管理和质量管理
其包括水资源数量管理，水资源质量管理，以及水资源数量和质量综合管理。
（2）水资源法律管理
水资源法律管理，是通过法律手段强制性管理水资源行为，在水资源管理学中，水资源法律管理占有重要地位，其主要内容包括国内外水资源法律的比较、水资源法律演进、水资源法律具体内容、水资源法律存在的问题与改进等等
（3）水资源权属管理
水资源权属管理是水资源管理学的重要内容，包括水权的分配、交易、管理等。
（4）水资源行政管理
水资源行政管理，是通过行政手段对水资源管理的行为，是以水资源管理行政体制为研究核心，重点研究中央和地方行政关系、以及涉水管理部门协调管理的问题，实现政府管理“到位”而不“越位”等。流域管理和水务管理理论与方法也是行政管理的重要研究内容。
（5）水资源规划管理
水资源规划，是对水资源开发利用未来科学描述。水资源管理学中的水资源规划，主要研究水资源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如水资源规划的内容、原则、水资源规划的方法、水资源规划实施的保障等。
（6）水资源配置管理
水资源配置，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核心内容之一，他是以水资源承载力为基础平台的水的的分配，在水资源配置过程中，由于我们长期挤占了生态用水，必须给予认真的考虑和回补。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与方法能为水资源配置提供理论基础和指南。
（7）水资源经济管理
水资源经济管理就是通过经济手段对水资源利用进行调节和干预。包括水资源价值理论、水资源经济管理体系、节水效益分析、水资源折旧、排污收费等等。
（8）水资源投资管理
水资源投资是维护水资源的重要保障，水资源投资管理主要包括与水资源投资有关的资金的筹措、资金的利用效率、资金的回收、资金的增（保）殖、资金投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等等。
（9）水资源风险管理
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既有自然风险，如干旱、洪水等，也有由于人为的作用产生的人为的风险，如设备出现故障导致供水中断等，水资源风险管理研究这些风险的产生、降低甚至消除，提出风险发生情况下采取的应急对策措施。
（10）水资源利用保护技术管理
主要包括城市节水技术管理（工业、城镇生活节水）、农业节水技术管理、污水处理技术管理以及水资源配置技术、水利技术发展战略等等。
（11）水资源工程管理
我国的水利工程遍布江河南北，这些工程布局是否合理缺乏全局性的分析和研究。水资源工程管理就是结合社会、经济、环境等特点，研究水资源工程如何布局的理论与方法。在水资源工程布局过程中，要将产业布局、产业结构、产业制度和产业规模等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谋划优化的水资源工程布局，取得高的综合效益。
（12）水资源数字化管理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水资源的管理必将有传统的管理走向数字化管理，“3S”技术在水资源管理中将日益普及。水资源数字化管理就是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管理水资源，提高水资源管理的效率。数字河流（湖泊）、工程仿真模拟、遥感监测、决策支持系统等是水资源数字化管理的重要内容。
（13）行业水资源管理
水资源具有多种功能，不同行业由于水资源利用方式、利用技术、利用效益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对水资源管理也不相同，水资源管理具有一定的行业特点。行业水资源管理就是分行业研究水资源管理，如农业水资源管理、水资源景观管理、工业水资源管理等等。
（14）国际水资源管理
世界有众多的国际河流，国际河流的开发利用，由于涉及到相关的国家，上下游之间的矛盾处理更加复杂，水资源管理更具有特殊性。国际水资源管理，是以国际河流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开发、利用、保护和协调等相关问题。
（15）水资源综合管理
涉及到水资源部门、行业和领域极其广阔，对水资源管理不能就就水论水，必须将其放在社会、经济、环境等复合系统中进行处理。森林管理、湿地管理、妇女在水资源管理中作用、WTO条件下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根据水资源状况通过国际国内市场进行水资源贸易（包括间接贸易，如进口高耗水产品，出口低耗水商品等），等等，是水资源综合管理的重要内容。
3、水资源管理学与相关学科关系
3.1水资源管理学与水资源学的关系
水资源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学科，目前该学科还没有完全定型，正处于成长时期。通常认为，水资源学是对水资源进行评价并制定综合开发和合理利用规划，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以及对水资源实行科学管理和保护经验的系统总结所形成的知识体系。水资源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是建立在水资源本身存在、运移、转化和调控的基本规律与系统论的基本观念和方法的结合上，研究的重点是建立在系统论基础上对水资源系统评价、开发和最优调控的基本规律。
水资源管理学与水资源学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他们在研究方向上有一定的交叉性，交叉点是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管理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交叉科学，在形成水资源学的过程中，也渐渐形成了水资源管理的知识体系，水资源管理学渐渐成长。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水资源管理学所涉及的面更广泛，而且水资源管理学与管理学存在密切的关系。
3.2水资源管理学与管理学的关系
管理科学是一门应用多学科与多领域理论、方法、技术和知识的综合性交叉科学，其目的就是研究人类利用有限资源实现组织目标的管理活动方面的动态、复杂和创新的社会行为及其规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1995）。人的管理是管理学重要研究内容。
水资源管理学中的管理对象是水资源，而管理学中管理的对象是人，这是两者的主要区别，但管理是要靠人的智慧。因此，管理学的原理可以为水资源管理学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水资源管理学的发展为管理学延伸提供新的增长极。
水资源管理学也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
3.3水资源管理学与水文学的关系
水文学是研究地球上水的时空分布与运动规律并应用于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科学，作为水利科学的一部分，水文学的重要内容是地面水与地下水的观测、评估与预测，并为规划与管理提供依据。
水资源管理学需要水文学的支持，水文学为水资源管理学提供基础数据，水资源的管理就是以水文学提供的各种数据为依据进行调控管理水资源，水资源管理学的基础是水文学，两者关系非常密切。但水资源管理学所涉及的内容比水文学研究的范围更广泛。
4结语
水资源管理学是多学科交叉的年轻的学科，其发展具有很大的现实推动力和潜力，目前学术界尚未引起高度重视，相应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作者初论水资源管理学，意在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探讨，推进水资源高效利用和保护。值得说明的是，作者及其同事合作成果《水资源管理学导论》即将完稿，并出版发行，但愿能为《水资源管理学》的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著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但是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它以公平为核心，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核心，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与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势，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即它既整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又超越了它们之上），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中将政策过程划分为元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和后政策制定）。这些困难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后来的发展。在80年代中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14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元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政策制定途径的改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法；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各方面的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
3.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其实，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政策研究领域成长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于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于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核心地位。与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核心，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研究对象比较明确，研究范围的边界清晰，在学科共同体中较容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容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其次，70、80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与公共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
再次，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如果说，70年代以前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政治学的话，那么70年代以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学了。70年代以前政策研究的基本途径如系统途径、过程途径、精英途径和制度途径都来自于政治学理论；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在政策研究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派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问题，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这种理论基础由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也正是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最后，政策科学的视野及主题进一步拓宽，如加强了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社会、政治理性取代经济和技术的理性；政策管理以及政策网络管理和战略研究的加强等等。
4.新公共管理学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推动下，在英美等国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是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知识框架，以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新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它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政策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管理之中；它在保留传统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的某些主题基础上，在研究领域及主题上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涉及诸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公共选择、政府失败、多元组织等大量新主题；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它提供了一种当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在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的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尽管从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是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更准确地说，在目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中，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和新公共管理学三种范式共存，它们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三种学派、三种研究途径。它们有着各自的支持者、学术团体、杂志、研究纲领和学术活动（甚至在美国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学院的名称也体现这一点，有的仍然称“公共行政学院”，有的叫“公共政策学院”，有的则命名为“公共管理学院”，而MPA（公共行政硕士）或MPP（公共政策硕士）则是该领域硕士的统称）。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讨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与实践来探讨。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著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但是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它以公平为核心，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核心，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与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势，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即它既整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又超越了它们之上），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中将政策过程划分为元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和后政策制定）。这些困难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后来的发展。在80年代中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14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元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政策制定途径的改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法；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各方面的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
3.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其实，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政策研究领域成长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于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于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核心地位。与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核心，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研究对象比较明确，研究范围的边界清晰，在学科共同体中较容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容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其次，70、80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与公共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
再次，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如果说，70年代以前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政治学的话，那么70年代以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学了。70年代以前政策研究的基本途径如系统途径、过程途径、精英途径和制度途径都来自于政治学理论；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在政策研究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派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问题，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这种理论基础由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也正是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最后，政策科学的视野及主题进一步拓宽，如加强了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社会、政治理性取代经济和技术的理性；政策管理以及政策网络管理和战略研究的加强等等。
4.新公共管理学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推动下，在英美等国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是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知识框架，以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新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它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政策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管理之中；它在保留传统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的某些主题基础上，在研究领域及主题上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涉及诸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公共选择、政府失败、多元组织等大量新主题；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它提供了一种当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在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的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尽管从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是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更准确地说，在目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中，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和新公共管理学三种范式共存，它们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三种学派、三种研究途径。它们有着各自的支持者、学术团体、杂志、研究纲领和学术活动（甚至在美国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学院的名称也体现这一点，有的仍然称“公共行政学院”，有的叫“公共政策学院”，有的则命名为“公共管理学院”，而MPA（公共行政硕士）或MPP（公共政策硕士）则是该领域硕士的统称）。
摘要:一般来说,研究方法体系可分为三个层次,即方法论､研究方法和具体方法｡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一门年轻的边缘性学术领域,其研究方法较多地取自于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等学科｡其中,心理学和经济学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的应用最为普遍｡心理学主要研究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人的心理动机,经济学则侧重进行制度设计｡另外,两者各自所擅长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领域也不尽相同;在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研究上,两者都不是尽善尽美的｡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方法论;心理学;经济学
近年来,人力资源管理越来越成为管理领域最受关注和有应用价值的部分,有关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论著也层出不穷｡然而,人力资源管理作为单独研究领域的历史并不长｡相对于管理学百年的历史来讲,人力资源管理显得非常年轻,更不用说与哲学､经济学这些古老的学科相比了｡
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是既不断分化又相互渗透,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一个年轻的边缘性学术领域,不可避免地要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中与之有关的理论,其研究方法更是取自于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并不能算是独立的学科,它是一个由几个不同的学科支撑的领域｡在这些学科中,心理学和经济学无疑占据重要的位置｡
一、人力资源管理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人力资源管理活动自古有之｡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则经历了从传统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演变的历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由“福利工作”和科学管理逐渐派生出了专门的人事管理工作｡然而,实践证明,在管理中,单纯依靠人际关系是不够的｡作为社会的成员,每个人都有使自我健康发展的需要,组织应该尽力为个体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帮助｡于是,20世纪50—60年代,“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词开始出现｡如何使组织的绩效和员工的满意度同时达到最优就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终极目的｡
从人事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是伴随着对人的认识的变化而演进的｡这是因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必然是以对人性的认识为前提的,“每项管理的决策与措施,都是依据有关人性与其行为的假设”｡人性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而经济学是以人性的假使为基础进行研究的｡这就使得心理学和经济学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最为重要的方法和武器｡同时,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是丰富的,先后出现了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自我实现人等假设｡心理学则对人的需求进行研究,提出了层次需求理论､ERG理论､成就需要理论､双因素理论､公平理论､期望理论､环境造人假设､场理论等,成为后人进一步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理论基础｡
目前,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尚缺乏统一的范式,同样面临横纵向结合､实验研究与经验总结､科学实验与理论探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跨文化比较等问题｡
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范畴
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演进是伴随着各种管理思潮的演化和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的深入而发展起来的｡时至今日,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已经非常繁多,人力资源管理的定义也是五花八门｡但是,所有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对象都可以归结为人､人与人的相互配合､人与事的匹配三方面｡
从层次上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大体又可以分为宏观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和微观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对于研究的学科和方法来讲,这一区分是极其重要的｡
从所涉及的领域的相关学科的近似性上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范畴大体可以归结为四部分｡由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对象是组织中的员工个体,所以首先就会面临到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又不可避免地面对具体的管理问题,这又涉及到管理学;由于组织始终处在政府劳动法律规范和劳动力市场等外部环境中,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又会涉及法学和经济学｡
上述划分也再次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一个学科能够完整地覆盖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所有内容,目前,人力资源管理只是一个由多学科支撑的领域｡
三、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的心理学
劳动力是诸生产要素中首要的､最活跃的部分｡在组织管理中,了解人的心理特征,是实施科学管理的前提和基础｡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管理者对人的心理和行为活动规律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并善于运用这些知识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正因为如此,20世纪20—30年代,心理学家便开始参与工厂管理的研究,其代表人物为美国工业心理学家G.E.梅奥,他在梅奥工厂进行了著名的霍桑实验｡
将心理学直接应用到工业生产领域的创始人则是H.闵斯特伯格,他从20世纪初即着手研究如何适应和转变工人的心理､激发工人的干劲,并建立了实验室作为研究和活动的基地｡1912年,闵斯特伯格发表了著名的《心理学和工业效率》,将研究成果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研究心理学在工业生产中应用的著作和实践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工业社会心理学,又称组织心理学或管理心理学(ManagerialPsychology)｡1959年,美国心理学家M.海尔正式把管理心理学从心理学其他分支中划分出来,使管理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管理心理学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以组织中的人作为对象,研究组织中的社会､心理现象以及个体､群体､组织､领导人的心理活动及其规律｡由于当今的管理都是以人本思想为前提的,如何达到对人的恰当约束和激励,就成为管理心理学研究的中心内容｡
除了管理心理学,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运用较多的还有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研究社会大环境即大群体中的社会心理现象､社会小环境即小群体中的社会心理现象以及个人的社会心理表现｡
心理学对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研究是利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从组织､群体和个人等不同层次和角度,通过分析组织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研究如何科学地选拔､评价､激励､培训员工,使人的心理和行为组织化｡举例来讲,心理学对以下人力资源管理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体现了心理学的特点｡
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工作节奏的加快,员工的职业压力与心理健康以及对组织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如何建立员工的安全感并化解工作压力以保持员工心理健康就显得尤为重要｡心理学发挥了其自然优势,对此进行了很多研究,发明了诸如EAP(员工帮助计划,EmployeeAssistantProgram)等技术,对劳动者进行心理素质方面的教育和锻炼,使其具有稳定的心理素质和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这也是心理学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自然延伸｡
岗位测评和人才测评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两项基础的技术｡在人才测评中,涉及到很多心理测验的设计的问题｡心理学通过对不同的工作岗位对员工的人格类型､认知特点的要求及人员和岗位如何匹配进行研究以开发和完善人才测评工具｡
心理学对绩效管理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影响员工工作绩效的因素,如员工自身因素､环境因素､人际互动因素等｡心理学认为,考核可以起到反馈和交流作用｡如果员工有能力利用反馈的信息,将能可观地提高绩效｡心理学对组织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研究社会心理和文化及组织因素对工作和管理的影响,特别是组织气氛､管理政策､管理者的态度和团队(小群体)的作用｡
在心理学家看来,激励的出发点是人的心理｡员工的激励是要引起他们心理状态变化,达到激发动机､引起行为的目的｡心理学正是通过研究员工工作满意度､职业压力､行为动机､报酬与动机､奖惩与行为的关系等方面入手,探索激励的心理机制,寻求最有效的激励方式｡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施恩提出了心理契约的概念｡心理契约与员工激励的密切联系,主要体现在激励理论及关于人性的诸多假设上｡心理契约理论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心理学对激励问题的研究｡
实践表明,人力资源管理最难解决的其实还是人的心理问题｡由于心理学能更科学地预测人的行为发展趋势并进行相应的引导与控制,因而,心理学在今后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仍将占据重要的位置｡
四、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的经济学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经济学已取代哲学成为新的“显学”｡“经济学帝国主义”不断扩张自己的地盘,在社会人文领域几乎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人力资源管理自然不能出其右｡
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研究了工资的性质､工资决定与工资差别､劳动分工产生的雇员境遇､政府为劳动者提供教育便利等一些涉及今天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薪酬､培训开发等问题｡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工资的性质和工资决定问题｡配第､马克思等人也对劳动力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尽管那时人事管理的职能远不像现在这么丰富,但这些不朽的著作却暗含了经济学对今天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解释,成为其重要的经济学基础｡
经济学对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力市场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早已成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理论基础｡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使人们对“人”的认识由资源上升到资本的高度｡人已经不再是单纯被简单消耗的资源,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投资｡此外,利润分享理论､效率工资理论､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以及契约和激励理论等等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今,诸如招聘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工作中的不努力等机会主义行为､劳动契约不完整性等问题也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总的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的经济学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专门研究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经济学分支以及借助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某一专门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劳动经济学可以说是专门研究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经济学分支｡
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力市场现象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早期的劳动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涉及从劳动力市场供求,到家庭分工理论,以及人力资本､报酬等｡“雇主和雇员对于工资､价格､利润以及雇佣关系的非货币因素(如工作条件)的行为反应”是其主要研究对象｡如今,劳动经济学研究范围包括了从微观层面的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的配置到宏观层面的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劳动经济学并不直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它只提供认识世界的经济规律,而运用这些规律提高劳动生产率,则是劳动管理学的目标和任务”｡
近年来,经济学自身产生了一系列变革｡“经济学的这一变化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反思的需要使得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联姻成为可能”｡比如,劳动市场行为理论,更注重员工的偏好特征和习惯等对劳动市场的影响,注重劳动关系中的互惠､公平､平等和感情因素,这就使得行为经济学中的劳动市场政策是人性化的,更加注重精神激励,而不像主流经济学那样只重视货币激励和约束制度的调整｡
随着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激励问题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精髓｡经济学的激励理论深化了对激励主客体之间关系的认识,使人们认识到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是委托关系的普遍存在,为解决人力资源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本的激励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济学一开始就把劳动作为研究的中心,但经济学是站在市场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并未过多地涉及劳动过程中人的交互行为,而这恰恰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精髓｡另外,人力资源管理作为“管人的艺术”有很强的艺术性,经济学在这一方面显得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福山甚至认为,经济学至多只能解释人类行为的80%,还有至少20%是不能得到充分解释的,还必须考虑文化因素｡
五、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比较
心理学和经济学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对人力资源管理问题进行研究,但两者所侧重的领域却各有不同｡在微观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心理学有一定的优势,在宏观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心理学就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需更多地借助于经济学的方法｡
心理学注重对员工思想情感､人格意识的研究?熏着重研究组织中人力资源的各种行为的动机和影响因素｡经济学在研究人的行为时,采用行为假设的方式进行研究｡经济学研究的条件假设由于有时过于完美而使经济学方法受到人们的诟病｡但是,建立在不够全面的行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学,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使我们关注于约束条件和制度建设,而不是其他｡因而经济学研究组织中人的管理和开发问题时,重在制度设计｡比如,对薪酬问题的研究,心理学主要侧重于员工对薪酬的心理效应,也较好地解决了纵向和横向比较问题,或者说公平问题｡但对于诸如薪酬水平的确定等问题,就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了,而这时,就要更多地借助于经济学了｡国内就有不少学者沿着劳动力价值､劳动力价格､人力资源价格､薪酬的思路进行薪酬问题研究,也较好地解决了激励性和公平的问题｡
心理学和经济学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的差异还在于两者分析问题的视角不同｡心理学多注重个人,而经济学是站在市场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更加侧重组织如何更好地使用人｡
加里·S.贝克尔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蕴涵着效用最大化的动机,都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和说明｡贝克尔还认为:“许多行为同时为几门学科所研究,但经济分析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因为它能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做出一种统一的解释｡”由于对数学的成功运用,经济学更具有“可证伪”的科学特质｡人力资源管理要想成为“硬”的科学,也必须较多地借鉴经济学方法｡这是因为,如果以不能理性､严谨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为基础对人力资源管理问题进行研究,人力资源管理就将永远停留在经验､程序化和艺术性上,永远无法成为科学｡
有学者认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关于人性的假设并没有反映出人的全貌,忽视了道德和情感的因素｡由于主要考虑的是“效率”,经济学特别是劳动经济学更多的是使用“劳动力”而不是类似“人”或“员工”这样的词汇｡人力资源管理毕竟是研究“人”的问题的,在日益提倡柔性管理､人本管理思想进一步深化的今天,必须同时注重对员工思想情感､人格意识的研究和对工作和组织的研究,不能偏废｡
六、结语
心理学和经济学是有着天然联系的｡经济学正是以“人的行为是机械的”这一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经典命题为逻辑起点开展研究的,心理学在发展中也不断借鉴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相信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两者一定能够秉承这一天然联系,更多地相互吸收和借鉴,共同促进人力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
当然,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复杂性决定了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应该是多学科化的,方法应该是多元化的,不应仅仅局限于心理学和经济学｡必须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心理乃至伦理道德的角度,综合组织内外的多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因素,采纳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控制论､信息论等学科的方法和研究成果,融会贯通然后应用于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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