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信贷管理；风险防范；差异；对策和建议
一、中外银行信贷管理制度的主要差异
外资银行在长期的商业化经营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科学、规范的信贷管理体制和内部控制制度，对贷款准入原则、贷款程序、贷款审批、贷款风险分析和计量、风险控制体系等有规范而严格的要求，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信贷风险。相比之下，国内银行的信贷管理机制目前尚处在调整和逐步完善之中，诸多方面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结构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水平制衡，国内银行重视垂直管理
外资银行在信贷组织架构上通常采用条块结合的矩阵型管理体系。信贷业务的组织除了有纵向的总行一分行的专业线管理之外，十分强调横向的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制约，较好地实现了风险控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结合。外资银行通常会设置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多个部门共同负责信贷业务的组织管理，如信贷政策制订部门（市场营销部门或信贷政策委员会）、风险评估部门、风险审查和管理部门、不良贷款处理部门以及内部稽核部门等等。各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业务上相互沟通、协作又相互监督。贷款审批是信贷风险的关键控制点，在这一环节，外资银行多采取由隶属于不同专业部门的授权人员共同审批的办法，即由若干（一般为3到5名）信贷审批官共同背对背独立审批，全票通过或者达到有效票数后贷款审批通过。而行长主要负责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并不直接参与贷款的审查与签批。其审批流程强调独立、客观、公正。
国内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组织结构与专业银行时期相比，基本架构没有实质性的变动，仍是与行政体制高度耦合的“金字塔”型的垂直管理机构，表现为管理责任关系和信息的汇报渠道均为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支行、网点之间以及机构内部行长、科长、经办之间的垂直分级管理。与外资银行比，纵向管理链条过长，而横向的分工与制衡关系不够。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各级分行进行了内部结构调整，相继成立了资产保全部和风险审查部门负责处置不良贷款和评估贷款风险，旧体制下信贷部“包办”信贷业务流程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的改变，但信贷政策管理、信贷资产组合风险管理等职责仍然基本由审贷部门承担，部门的分工合作和相互制约不充分。贷款审批实行逐级上报、层层审批制度，行长或主管信贷的副行长具有最终决策权。
(二)风险防范意识和控制手段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事前防范，国内银行重视事后化解
外资银行十分注重信贷风险的早期评估计量和防范，将管理风险作为整个信贷业务流程的核心，在各个业务环节采取了多种措施防范金融风险。主要有：1．通过确定目标市场、制定详细的风险资产准入标准来筛选客户。如每年会根据信贷政策委员会确定的地区最高额度指标，确立市场目标及风险接受标准，只有符合目标市场条件的客户才能发放贷款。风险管理部门通过行业研究，列出可接纳客户的条件及细节，包括对公司规模、管理者经验、股东资本、杠杆比率等方面的指标限制，信贷人员以此为依据寻找符合条件的客户进入贷款程序。2．通过现代计量方法和借助各种软件工具对客户进行动态评估与分析，对客户的第一性进行评级，并将评级结果广泛运用于信贷管理的各环节。3．建立大客户专管制度。大客户的贷款由总部统一专管，总部每年对其总公司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给予一定的授信额度，分公司申请贷款时在总的授信额度内统筹考虑，通过这种方式实现集团企业授信风险的集中控制。4．通过对信贷资产组合进行评估，尽可能地选择多种相关度较小或者负相关的资产进行搭配，以便分散风险。5．通过不定期的风险测试，提前做好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如风险管理部门会定期对贷款组合进行风险测试和敏感性分析，通过假设某些宏观(政治/经济)事件发生，测量信贷资产可能遭受的影响。根据测算结果，一些敏感性和波动性较大的贷款其五级分类评级将会下调，有关客户的信用等级也会相应下调。6．设立独立机构评估风险与绩效。如渣打银行设有独立的风险稽核小组对各分行信贷组合和信贷管理程序进行一年一度或两年一度的审核。审核小组通过计算信贷组合的加权平均损失概率，确定信贷组合的风险级数，5级以上为合格。如果不合格，审核部门将及时给予改善建议，要求业务管理部门改进，并在6个月后复查，12~18个月后再次复查，直到确保风险隐患消除。
与外资银行相比，国内银行由于历史包袱较重，把很大一部分的工作重心放在了存量风险的化解上，风险的早期度量和防范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我国商业银行较少进行行业研究、地区市场分析和市场细分工作，大多都是在审查借款企业的合规性，包括企业执照的合法性、是否年审、对外投资比例、有无违法经营行为等之后，就与企业建立信贷关系，对行业和企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和个案分析，对如何科学搭配、合理运用信贷资产，将资产风险降到最低缺乏全盘考虑。突然的表现就是近几年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无论规模大小盲目“抢大户”的情况，新增贷款大量涌入交通、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基础建设行业和上市公司，集中于少数贷款大户。贷款投向的高度集中，短期看虽然能增加银行盈利，降低不良贷款，但从长远看，贷款大户的系统性、行业性、政策性风险大，一旦发生贷款损失，对放贷行甚至整个银行业都将带来较大的冲击。在风险控制的其他环节，国内银行虽然借鉴外资银行做法，建立了风险评级制度，但信用评级一般只能在新客户申请贷款时和每年年审进行，不能即时反映风险，评级系统的可操作性、指标体系的完整性和量化分析模型设置的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以及评级结果的普遍运用也与外资银行有一定差距。
(三)信贷人员管理手段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人员激励，国内银行重视人员控制
外资银行强调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业务开展和管理中给予了信贷管理人员充分的自。信贷管理人员通常享有较强的独立性，从总行到分行垂直管理，各级分支机构的信贷管理人员由上一级甚至上两级信贷主管直接任命或指派，并对上一级信贷主管负责。并且十分重视对信贷人员进行专门培训，逐步提高信贷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水平，并根据其工作经验和能力，将其分为若干等级序列，授予相应信贷审批权限。信贷管理人员的“超然”地位既保证了他们有足够的独立思考空间，有效地避免了贷款的审批与发放过多受到市场部门和行政方面的干预，又充分调动了信贷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在外资银行，道德风险的防范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实现：一是实行科学评价，动态管理。如在某些外资银行，贷款审批权限实行一年一定，借助业绩评价系统对信贷管理人员的“表现”打分，上级信贷主管据此决定提高或降低该信贷管理人员的审批权限等级。审批权限的动态调整一方面给信贷管理人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督促其提高贷款审批和风险管理质量，另一方面便于管理层在短期内能够查明风险、采取对策。二是通过设计科学的激励机制，采用激励措施，如股票期权制度、内部持股制度，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信贷人员自身报酬最大化和人力资本增值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从源头上遏止信贷管理人员由于外部影响而无法尽职的可能。三是通过设计相互制衡的组织体系，通过权力的分工和分配实现人员间的权责制衡，有效制止内部人控制行为。
国内银行强调对员工加强管理以控制信贷风险，但国内银行内部制衡的组织体系尚未健全，各种财务激励措施尚未落实，贷款审批权也基本上是静态管理、多年难变，对人员的控制主要落实在贷款责任制上。各家银行建立了信贷资产质量第一责任人制度和不良贷款终身追缴制度，制定了详细的考核办法和严厉的处罚办法，期望在信息不对称、监督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加大违规成本的方式制约信贷人员的放贷行为。许多要求和规定相当严格，如一些银行规定如果确因员工的过错形成不良，则经办人员将立即被解除合同，有关负责人也要受到相应行政处分。但事实上，由于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的问题，再严格、细致的责任制度也无法防范道德风险，近年来信贷人员违规事件以及内外勾结诈骗银行资金案件仍然层出不穷便是明证。与不断加强的控制力度相对照，人员的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一方面，贷款审批权基本按行政职务层层下放，基层以及中层信贷管理人员自主决策的空间有限，积极性受到挫伤。另一方面，激励手段和措施仍然单调，基本还是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老一套，主要的财务激励措施——按照绩效考核进行的奖励变成了较为固定的奖金，实质上成为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失去了应有的激励作用。
二、外资银行信贷管理对我们的启示
综上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在信贷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成熟性上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直接导致了中外资银行在竞争能力、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水平上的距离。因此，借鉴国外银行先进做法，改革现有信贷管理制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借鉴外资银行日趋成熟的信贷管理经验，按照权力制衡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信贷组织管理体制
遵循信贷组织机构设置的三大原则，在现有信贷制度的基础上强化信贷部门内部横向制约机制的作用。一是遵循相互牵制原则，即信贷组织各部门、各岗位、各权力之间形成一种约束制衡机制；二是遵循程序定位原则，各部门各岗位、各人员要有明确的分工和授权批准，相互之间必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不能超越职权；三是遵循系统协调原则，各部门要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动作，理顺关系、增强实力、杜绝内耗。如在现有的风险评估部门、贷款管理部门和资产保全部门的基础上，加设信贷资产组合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对全行信贷资产组合、资产多元化、整体信贷资产回收特点进行分析，对全行潜在集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银行董事会、高级管理层、银行监管机构、投资者提供报告，根据既定的整体资产优化策略对各业务部门、区域经营管理的信贷资产状况进行监察。还可设置信贷政策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制订地区性信贷政策、草拟信贷文件，与信贷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等。通过建立健全的信贷组织管理体系提高风险管理的水平。
(二)树立以人为本、激励与约束并重的信贷经营管理思想，从人与制度上筑起防范信贷风险的双重闸门
信贷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激励和控制，目前我国银行的信贷管理制度强调通过制度加强控制，对人的激励显得不足。过分以责任制来制约信贷管理人员，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如责任人为了避免出现贷款损失从而避免处罚，往往对有问题贷款在到期前进行不应有的展期或给予新贷款以收回旧贷款的本息，反而隐藏了风险；为了将个人责任变为集体责任，往往将所有贷款，无论金额大小都推给审贷委员会研究决定，降低了工作效率。现时的问题应是强化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信贷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打破目前信贷审批权限按行政职务大小层层下放的旧框框，实行审批放贷和行政完全脱钩。可按实际能力和以往业绩给予信贷管理人员相应审批权限，并每年进行一次审定，视情况决定提升或降级，创造既有压力又有动力的工作环境。第二，把实际工作中过多的负激励转为正激励。加强正面引导和管理的同时，充分尊重和发挥员工的能动性。第三，改革现行工资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化的报酬原则，调大绩效工资比重，破除行政级别的工资制度，全面推行客户经理等级薪酬制度。
(三)客观评价银行信贷风险，改变信贷营销观念，正确处理好风险管理与提高效率的关系
我国银行业在信贷管理中往往陷入两个极端：一是灵活性过强。对上市公司、垄断性企业等客户群体，在信贷管理中放松条件，不顾企业负债总规模和偿债能力，为企业多头开户、盲目授信，甚至于违反国家账户管理、现金管理等有关制度，依赖垒大户带来的短期效益。二是过于教条。在商业银行贷款企业结构中，中小企业仍是绝对主体，但在信贷管理中，过份强调形式上的风险防范，一味要求提供抵押担保手续，不能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品种，消极逃避信贷风险。灵活性过强实际上是没有原则性，过于教条则制约正常发展。银行本质上就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不可能消除信贷风险，只能通过制度的完善适度规避信贷风险，对风险的过度约束必然制约商业银行的正常发展。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在重新树立正确的信贷风险观念，在防范信贷风险的前提下，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经营效益水平。
[参考文献]
[1]李宇光，刘向暖.论资本与社会信用[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2]符习安.现代商业银行全方位信贷风险管理研究.求索[J]，2005，(5).
[3]宋蔚蔚.新巴塞尔协议与商业银行风险衡量[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5，(9).
过去的十年之中，中国的金融系统发生了重大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现代商业银行体系，并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近几年来，大量的资本注入了问题重重的商业银行，而且银行积极寻求公开上市。与此同时，国有投资公司对破产的证券公司的接管也正在进行。
我们看到中国银行体系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效，特别是中国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展示了要改革银行体系的决心和魄力。但我们觉得对一些问题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探索和解决。例如，中国银行业问题的根本是什么？解决银行业根本问题的最优路径应该如何？
中国银行业的现存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仍旧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5年7月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05年6月30日，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余额为10135亿元人民币，比2003年12月31日的19168亿元显著下降了9033亿元。然而，如果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在股份制改造进程中剥离出去的分别为大约634亿、254亿和95亿元的不良贷款调整回来，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的总额将高达19110亿元，并没有比2003年的水平明显降低。
另外，我们尤其注意到按照贷款五级分类法下“关注类”贷款的增长，因为这一类别可以被银行用来隐藏不良贷款。以正处在重组前沿的三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为例，我们观察到，这三家银行的关注类贷款余额合计在2004年末比2003年末上升了22.4%，高达7310亿元(年中数字未披露)。如果把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加回来，则这三家银行不良贷款加上关注类贷款的总额将比2003年底增加1900亿元。不良贷款加上关注类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率将从2003年底的26.27%上升到2004年底28.47%。
我们认为2005年上半年不良贷款的增长主要和2003年和2004年的新增贷款有关，这两年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周期，2003年，中国GDP的增长率高于9%，当年银行发放了大约30000亿元的新贷款，其中16790亿元是由四大国有银行提供的。除了银行的利润驱动(利润能帮助银行提高对不良贷款的呆账准备金而不必出现会计亏损)，银行发放新贷款还可帮助稀释不良贷款比率。但是如果这些贷款以后产生了同样比率，甚至更高比率的不良贷款，这一做法很可能难以持久。
2004年4月开始，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冷却过热的经济，并且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尽管我们尚未看到中国经济发生硬着陆的迹象，但我们始终关注银行在信贷下降周期内的脆弱性，因为如果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大都市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下降，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都可能进一步上升。
纳税人和储户继续资助国有银行
无论如何，如果商业银行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即使政府降低宏观调控的力度，对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缓解可能并无助益。
政府在三大国有银行中已注入了大量的资本金，并且剥离了他们大量的不良贷款，接下来要救助的是中国的第四大银行。此后，中国的国有银行都将得到来自纳税人资金的救助，同时这些纳税人中许多人还是这些银行的储户。紧随政府对国有银行的救助行动的是政府对破产的证券公司的处理。政府的这些救助行动是否能解决中国银行体系的根本问题呢？如果可以的话，这种救助，或者补助，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中国银行体系的根本问题？救助行为会不会降低银行对现存的和正在开展的贷款业务的检查和监督的关注度(即发生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问题)？四大国有银行的储户已经享受了100%的隐性保险，如果中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DIS)——我们预计这一制度将于2005年末期或2006年在中国建立，银行道德风险的问题会不会变得更广泛呢？
银行贷款的收益太低以至于不能产生合适的资本回报和提高资本充足率
中国商业银行的收益高度依赖于公司贷款业务，在2004年，四大国有银行的营业收益平均80%以上来源于利息收入，股份制银行这一比例更高。但是贷款业务的资产收益率低，不能够产生足够的风险调整回报(如经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RAROC)和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由于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以及缺乏其他的金融投资机会，我们认为银行存款还会迅速增长，推动贷款增加，银行为了维持资本充足率，资本也必须同步增加。但是假如贷款收益率还是太低，将不足以维持RAROC，一个解决办法是通过降低存款利率和增加贷款利率相结合来增加收益。但是目前银行业务单一下的竞争压力和优质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能力使银行很难大幅提高贷款利率。
资本充足率低
尽管经过注资和增资扩股，中国的银行资本充足率仍偏低，最高的也不到12%，在A股上市的五家银行中，最高的不到10%。而中国香港本地的上市银行2004年底的平均资本充足率高于18%。
中国银监会要求所有的中国银行在2006年底的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但我们并不确定到时候是不是中国所有的银行都能达到这一目标。当前A股市场进行的股改又暂时切断了5家上市银行通过发行新股(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增加资本金的途径。
银行财务数据的可信度存疑
财务数据的可信度，比如贷款的分类和贷款呆账准备金的余额，对于银行健康程度的评估非常重要。对于中国银行业财务数据的疑虑常常起因于对银行的审计程序、标准、控制和制度执行的质疑。
中国的银行体系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在我们看来，中国银行体系的根本问题在于银行采用了与国有企业类似的经营理念和模式，银行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各级政府对银行和企业经营的不适当的干预和影响。尽管这些问题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而且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我们不认为这些问题已经得到了真正的解决。如果不对银行与国有企业所类似的经营方式进行彻底改革，中国的银行体系的根本问题就很难得到真正解决，即使银行(部分)解除了当前的不良贷款的困扰或者获得了外国银行的少数股权投资以及在股票交易所上市。
中国的银行长期以来被政府当成国有企业来经营，即使在经过向商业银行体系的过渡之后仍然如此。尽管中国一直通过将许多国有企业转变为公司并由国家提供社会服务的方式，以此试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是部分的和不完全的。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财务实力既不是成功的指标，也不被用来决定继续存在与否。
管理机制上，大多数银行和国有企业一样，由政府控股和经营，即使是股份制银行也未必不同，只是形式较为间接。特别是银行的高级管理层常常由政府或监管机关从政府官员中行政任命，而不是基于人才的银行管理的业绩和经验，通过市场机制来选拔。我们不认为银行在国内或者海外公开上市以后，这一状况会得到根本的改变，因为政府仍然可以以银行大股东的身份来决定高管的构成。
政府对国有银行管理层的升迁和奖惩方式会扭曲激励机制。中国国有银行的高层常常是从政府部门调来的政府官员，一个国有银行成功的银行家所获得的奖励也常常是被政府提升或转移到政治体系当中一个更高的职位，无论这是不是他(她)所期待的。这样，国有银行的管理层很难制定长期战略，或将资本回报率的最大化和风险控制的最优化作为首要目标，而且银行管理战略的连续性和团队的稳定性也不可测。
此外，在政治体系中产生的银行家在银行业务、技术和风险管理方面不够专业，而这些方面在当今的金融领域变得越来越复杂，对银行管理层的业务能力是个很大的挑战。相较而言，他们的竞争对手——国际大银行的高层通常首先是资深的金融专业人士，而且有金融业内丰富的从业经验和管理实践。他们将在2007年1月1日开始中国根据WTO承诺开放银行市场后，成为与中资银行面对面竞争的对手。而且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管理层如果违反了业务政策和程序，或者甚至触犯了法律，并不一定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他们中的许多人更多受到的是政府内部的纪检体系的约束。那些受到的常常是因为涉及到国外的丑闻，并被国外的媒体所曝光。
另外我们注意到，中国的银行业中普遍存在的求大心态使贷款总量急剧扩张，这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还看不出问题，一旦经济周期下行，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将十分巨大。以贷款总数/GDP的比率来衡量，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银行贷款迅速增长(以贷款/GDP比率来衡量)，其速度快于亚洲金融危机前一年，即1997年时的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只是略低于马来西亚在1997年时的速度。
银行和众多国企一样存在着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政府多次通过把老的不良贷款转移给国有的资产管理公司(国有的资产管理公司同样存在激励和约束机制的问题)来尝试“清理”银行，同时将政策性贷款业务转移到政策性银行(这些银行的经营也似乎不够透明——这里也不进一步讨论)，接着注入新的资本(如国家的外汇储备)来取代被转移的不良贷款。国有银行预算软约束的局面同样削弱了基于市场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影响，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很少关注价格信号，比如利率水平。实际上，在中国利率上升还可能引起相反的效应，将资金资源从对价格信号反应灵敏的非国有企业流向了相对低回报的、忽视利率成本上升的企业，比如国有企业。
我们相信，要解决中国国有银行的根本问题，首先需要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发挥作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的建立需要许多前提条件，但是我们认为有必要强调增强信息披露制度，增强贷款银行的求偿权，改进银行管理层的激励机制，加强银行和公司的治理结构，法律和条例的严格执行，以及建立产权制度的框架。沈联涛等学者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当中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建立强大的和运行良好的产权制度框架。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强大的产权制度框架之上。
为了确保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中国需要提高法律、规定和条例的执行能力。我们看到，中国已经制定了越来越多的法律和条例，但是这些法律和条例的执行并不令人满意。在一个缺乏严格执法的市场里，很难避免诸如逆选择等问题。
中国银行业的未来之路在何方
当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不能够获得充足的税收收入来支持那些他们想维持的亏损的企业的时候，他们就倾向于使用银行系统，即银行和证券市场，作为这一目的的资金的补充来源，这样做的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后果是，银行体系的效率和盈利能力受到损害。
如果主要的商业银行还是被用作财政资金的补充的话，注资以及清理银行等任何暂时的措施能否长久的成功将令人怀疑。即使这些改革得以实施，也将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一个五年战略计划的目标？
我们感觉，让一些优秀的外资银行对国内主要商业银行进行投资是迈向正确方向的重要一步，因为这将给予商业银行更大的独立性和风险管理技术以避免发放潜在的亏损贷款。但是，仅允许外资银行持有少数股权(当前的监管上限为一家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投资不得超过20%，所有外资合计不得超过25%)对国有银行的改制并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特别是银行管理层的选拔机制如果仍然是以政府任命为主导的话，对众多投资者(包括政府本身在内，就长期而言)都不是最优方案，因为政府的职能和特点决定了其在经营人才选拔上的政治性而非经济机制，而人力资源优秀与否是决定当今银行和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
一个实证的例子是上海地区中外资银行经营业绩的比较：上海银监局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05年9月30日为止，中国金融生态最优的区域——上海地区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为0.57%，而当地中资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为3.49%。即使考虑到中资银行的一些历史包袱(但也经过了向资产管理公司的剥离)，两者资产质量的差距也十分明显。剔除呆账准备的利润对比结论也仍然相同：2005年前9个月上海地区外资银行拨备前营业利润增长率为72%，而当地中资银行的这一比率仅为17%。经营机制的差异导致业绩的差异在此一览无余，所有权结构决定了银行和企业的经营机制，而经营机制进而是业绩的差异最终通过内部人才的选拔和优胜劣汰机制来体现出来。因此我们认为，银行改革的成败取决于银行和企业用人机制是否进行了根本变革和优化。
对银行管理层的政治任命对于被行政任命的官员本身其实也并不公平，因为要他们进入一个自己陌生或没有优势的领域，参与无情的市场竞争，并最终可能要为经营失败承担巨大的责任——特别是当这一责任可能大到不是、或不应该是某个人所能承担的时候。
对银行管理层的激励机制并不仅意味着用高薪和股票期权来提供经济刺激，而且需要有效的约束机制来配合。简而言之，就是要给优秀的管理人才提供发挥才能的平台和经济资源，而且要让管理层清晰地认识到，如果经营业绩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或者出现管理不善，他们从公司得到的一切都可能失去。管理层和董事会成员都应受制于严格而有效的问责制。美国财富500强公司的CEO中很多被频繁更换就是因为受到来自投资者的投资回报要求和强大的问责压力。
此外，资本市场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改革的成败。业绩优秀的中小企业(SMEs)，特别是非国有企业，应该能更容易地从银行获得贷款，而大的(盈利)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应该更多地从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和债券)融资。但是就像前文已经提到的，如果政府倾向于利用银行来维持亏损的企业，那么宏观货币控制会试图通过直接信贷控制来完成，利率被压低以作为对这些国有企业的隐性的补贴。久而久之，大公司就没有动力进入资本市场，而中小企业经常得不到资金来源，不管是来自银行贷款还是资本市场。
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正逐渐朝向正确的方向努力，逐渐减少对国有企业的干预。作为国有股东监督超大型国有企业的政府机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最近提出在国有大型企业中建立董事会，并将把国资委管理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数量从现在的196家减少到大约80～100家。我们也希望看到政府减少对金融机构经营和管理的干预。我们认为，其实政府不必担心在银行中持股减少以后对经济的控制力的下降，因为通过出售国有股份，政府获得了现金，这些钱可以用在和政府职能相一致的其他用途中去，比如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或甚至在金融服务不足的地区开办新的银行或信用机构等。
如果企业都能被施以硬预算约束，利率就能作为市场机制而自由浮动。银行所要求的溢价就可能刺激大规模的好企业去资本市场融资。
目前，政府部门不仅是监管者，几乎更是金融机构的管理者和发行融资工具的控制者，而且各种机关和制度交织在一起。这样做是不是真正有效率呢？如前所述，我们认为，金融监管者应该关注于设立和执行规则，定义和惩戒虚假信息披露，约束市场参与者的欺诈行为，培育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金融监管者还应该鼓励金融专业人士的市场纪律和道德的发展(这就使我们回到了建立财产权利体系的必要性)。这一体系有助于公正的信息披露以及金融专业体系的建立，并通过修改法律，给予债权人(包括债券持有者和银行)和公众股东更大的权力，来鼓励他们依法行事和参与融资。
我们注意到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监管正朝这一方向迈进，举例来说，2005年9月，银监会公布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董事会运作的指引，给独立董事施加了更大的压力。看起来银行监管部门倾向于使用公司治理的“过程驱动”方式，关注于程序以及达成一定的目标。
而且中国政府在年初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的时候，为两家银行设定了要达到的一些量化指标，比如ROA(资产收益率)最低为0.6%，ROE(净资产收益率)为11%，最高的不良贷款率在3%～5%的范围之内，以及不同的贷款呆账准备金覆盖率。这些目标有助于降低与注资或政府救助所伴生的道德风险。
但是，一些银行可以使用钻会计制度地漏洞和其他措施来试图达到政府设计的这些目标。举例来说，因为银行资本充足率是一个时点数值而非时段数值，我们在实地调研中了解到，一些银行为了达到资本充足率的目标，在年底时会考虑暂时将一些风险系数较大的资产卖给那些没有资本充足性压力的银行(比如资本充足率已经达标或低到反正无法达标的银行)，之后再将资产回购。另外，就如我们在一开始所讨论的，许多银行试图迅速增加他们的资产规模，因为这样不仅有助于稀释他们的不良资产比率和扩大利润数量(但不是获利能力，比如净利息收益和ROA)。
此外,一个设计合理的金融安全网，比如存款保险计划和小投资者保护基金，对于中国的金融改革非常重要。目前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既不合理，也是纳税人的沉重负担，因为政府对不良金融机构的再贷款救助或注资，其实最终都是纳税人在买单，尽管很少有人往深层次思考这一问题。而另一方面，社会民众对于存款安全性的怀疑，可能导致巨大的灾难。
借鉴发达国家与金融安全网有关的教训，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应考虑包含我们在1997年即提出的下列的特征，以更有效以及实现激励相容：
将存款保险制度显性化，而非隐性化；
将所有的银行纳入存款保险制度，并基于以风险为基础的差异保费制来区分财务实力强的银行和弱的银行；
采用共保制和承保上限以减少存款者的道德风险；
通过关闭或清算更多无偿付能力的银行来降低银行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并对倒闭银行的原管理层采取更严厉的纪律制裁；
增强银行的信息披露，建立银行危机的早期预警体系。
关键词:信贷扩张;银行稳定;传导机制
一、引言
2007年4月,美国最大次级贷款机构之一的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爆发。继而,次贷风险向各方传递,导致以次贷作为基础资产的金融产品大幅贬值。次贷危机已经正式演化为牵涉金融多个领域和全球多个地区和国家、带来持续巨额损失的金融危机。
美国严重超前的信贷消费、风险信贷过度膨胀是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贷款机构为了短期利益将次级抵押贷款贷给那些信用等级较差或偿还能力较弱的房主。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资产而形成的衍生产品及其多级结构化产品,如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简称MBS)、债务抵押支持证券(collateraldebtobligations,简称CDO)则导致风险进一步扩大。2009年,中国政府4万亿刺激计划导致第一季度的信贷投放量持续激增,已经快接近今年全年信贷投放量预期目标5万亿元的上限。在积极政策推动下,银行继续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等政府投资项目的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
一方面,信贷过度扩张导致银行体系中产生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增加了违约率;另一方面,在银行信贷扩张受到央行存款准备金率的硬性约束下,则会影响对资本充足率的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同样受到威胁。本文拟从以上角度分析信贷过度扩张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传导机制,并从信贷规模的角度运用CMAXt指标对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信贷过度扩张影响银行体系稳定性的结论,并提出合理控制信贷规模、防范银行体系风险的政策建议。
二、信贷扩张对银行稳定的传导机制
(一)文献综述
本文采用卡尔一约翰·林捷瑞恩等对银行稳定的定义,他们认为,稳定的银行体系是指在整个银行体系中大多数银行(那些占整个体系的资产和负债比例最大的银行)有偿付能力,而且可能继续具有这种能力。CAMPL框架评价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五个指标:资本充足率(Capital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Quality)、管理的稳健性(Management)、收益状况(Earnings)和流动性状况(Liquidity)。Conzalez-Hermosillo(1999)实证研究表明,只有同时考虑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和资本充足率,金融稳定评价体系的评估才有统计意义上的依据。
Allen&Gale(1998)提出了基于信贷扩张的资产价格泡沫模型,认为当投资者利用借来的资金进行投资且只负有限责任时,投资者表现出对风险资产的偏好并采取风险转移行为,对风险资产的过度投资不断地推高资产的价格,从而导致泡沫的形成,资产价格的崩溃将引发大面积的违约,并进一步演变成金融危机。Mckinnon&Pill(1998)强调当非银行部门出现盲目乐观时,会出现信贷膨胀导致宏观经济过热,从而导致银行系统的不稳定。Eichengreen&Arteka(2000)实证研究发现,信用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此后一年中出现银行危机的概率大约增加0.056个百分点。段军山(2008)认为,银行危机的程度取决于抵押贷款规模、抵押品价值与信贷额度的比重以及银行投入资产市场信贷占其总信贷规模的比重。
(二)信贷过度扩张对银行体系稳定影响的传导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是由于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利率下降引起了对房地产信贷的过度需求,贷款机构的短视行为及衍生产品的高杠杆效应引发风险的层层累积,从而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暴露。本文认为信贷的过度扩张主要从两方面对银行体系产生影响:
1.增加不良贷款率。从短期看,伴随着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可贷资金的迅猛增加,银行面临着迅速增大的信贷业务量,信贷扩张在短期内可以降低银行的不良资产率。然而,大多数银行的风险控制水平有限,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信贷决策程序混乱、风险评价和控制能力等问题。从长期看,中国的大部分商业银行信用由国家或各级政府信用支撑,所以更具有强大的积聚和推延风险的效应。信贷扩张会引起产能过剩行业产品价格下降,效益下滑,从而导致银行的不良贷款上升。其次,信贷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和有价证券等具有高回报率的部门使得资产价格迅速膨胀。而房地产、股票价格膨胀又使得利用这些资产进行的抵押贷款进一步膨胀。如此循环下去,泡沫加速放大。当泡沫破裂时,巨额的不良贷款便相应生成,银行危机难以避免。第三,信贷规模的扩张使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更加不平衡,企业融资方式单调,过分依赖银行贷款,风险加剧向银行集中。
2.影响资本充足率。作为信贷市场的供给方,银行接受资本监管和存款准备金管理。虽然有新巴塞尔协议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规定,但是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资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12.5*市场风险资本要求+12.5*操作风险资本要求))达到8%的约束并不强。在经济增长时期,由于不存在破产风险,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国有体制主导下的商业银行无须考虑贷款风险和资本多寡,而增加贷款投放。在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硬性约束下,银行通常会软化资本监管的约束,因此资本充足率就达不到标准。这也会影响当经济衰退时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一)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定性分析
在中国,银行体系至今没有出现系统性的危机,即便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中仍能安然无恙,不少人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有国家信用做坚强后盾,因而具有对风险的免疫功能。1999—2000年,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剥离四大国有银行1.4万亿不良资产。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由资产管理公司接管后,银行的不良贷款占比迅速降低。2008年第四季度商业银行次级类不良贷款比例、可疑类不良贷款比例、损失类不良贷款比例分别是1.15%、1.06%、0.25%(中国银监会网站)。据银监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今年2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继续保持双降。不良贷款余额15334亿元,比年初减少175亿元;不良贷款率为4.5%,比年初下降0.42个百分点。其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5535亿元,比年初下降68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2%,比年初下降0.24个百分点。截至2008年6月份末,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新巴塞尔协议规定资本充足率的标准是8%)的银行已有175家;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84.2%(中国银监会网站)。从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两个指标看,中国银行业的稳定性越来越好,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银行业面临的潜在风险:中美利差扩大、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热钱”,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导致的信贷激增,金融危机的波及和深远影响等等。
(二)从信贷规模角度测度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1.数据与定量指标说明。本文使用1978—2008年金融机构贷款金额(单位:亿元)作为对信贷规模的考察(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的定量指标采用CMAXt指数。CMAXt指数编制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当期指标值与过去十年来该指标的最大值求比以反映该指标的变化程度。具体表达式为:CMAXt(x0/Xmax)。这里引入一个偏离度指标:T1=平均值±1个标准差。如果某一年的原始数据在依据T1指标计算出来的正常区间范围之内,则初步认为该年是稳定的。
2.实证结果及分析。根据以上数据和计算方法,CMAXt的平均值=1.18,标准差=0.06,TI=1.24和1.12。信贷规模的CMAXt指数在1993—1995年、1998—2000年、2004—2005年偏离了正常区间范围,可以初步认为,在这些年份中国的银行体系是不稳定的。
199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达到30%以上,这是一轮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可以倒推银行信贷膨胀。这轮投资热潮不仅在当时引发了通货膨胀,而且在几年内形成了新增生产力,部分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导致之前的贷款成为“呆账”、“坏账”,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贷款增加。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银行出于风险的考虑“惜贷”。2001年之后信贷开始新一轮扩张,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并在2003年接近偏离度指标的上限。政府为了控制流动性,在2004年实行紧缩的信贷政策。而信用紧缩则意味着不良贷款已经形成,并且所形成的资产泡沫有破灭的危险。
四、政策建议
信贷退出包括主动退出和被动退出，信贷主动退出包含有三个层次：银行根据信贷合约的规定，按时回收贷款，不再贷款给客户；运用信贷风险的识别机制发现问题，及时采取退出行动，避免信贷损失；充分利用金融市场的平台，发挥商业银行自身的人力资本与专业化优势，灵活地根据市场变化在信贷产品的基础上设计衍生金融产品，实现服务价值或资金价值的最大化。第一个层次是现有信贷管理通常做法，而第三层次突破了银行传统的业务范围，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盘活信贷资产，发挥银行全方位的服务功能。信贷被动退出是指企业和居民在金融环境变化以后，金融需求发生了改变，选择其它的银行或非银行的金融产品。信贷的被动退出可以归结为两大原因：一是银行业自身竞争力出现问题，如客户战略不能满足客户的要求；二是银行产品与其它金融产品相比不具有比较优势，客户从其它选择下可以降低机会成本。
无论是主动退出还是被动退出，从本质上看，信贷退出是要解决银行信贷资产的流动性问题，是对信贷合约的期限修正和风险机制的补充。现代科技的进步，尤其是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发展，使金融交易成本越来越小，资产流动性越来越高，银行只有通过建立退出机制才能适应这种发展趋势。信贷退出的问题是银行流动性问题的直接反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信贷产品自身的缺陷造成的。银行贷款的特点是：高度专业化和信息不透明。高度专业化决定其高成本，信息不透明决定了不可观察的转让难度，最终决定了一个统一的信贷市场很难形成。正因如此，在参与成本日渐降低的现代金融体系中，只有通过完善信贷退出机制，增加信贷资产的事后流动性，促进银行投资的多元化，才能保证银行的生命力。
从历史上看，信贷管理思想大体上是按照银行取得流动性的方向演进的。最早出现的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真实票据论”，其社会背景是金融产品稀缺，流动性不足，银行发放的贷款是短期的“自偿性”贷款，而且必须以商业票据(真实票据)作为贷款的担保依据。以后出现了“可转换理论”，以凯恩斯理论为依据，在国家财政主义盛行的条件下，出现了大量的债券特别是短期国债，不仅提供了金融产品的流动性，也提供了贷款的替代品，银行可以通过债券的交易来取得资产的流动性，银行信贷业务也相应地从只从事短期贷款扩大到债券与长期投资。“预期收入理论”是信贷管理思想演进的第三个阶段，以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提出的“持久性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假说”为基础，把银行信贷产品的回收纳入一个生命周期过程，为银行开展消费信贷与不动产投资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在这之后，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理论由于信贷资产流动性的限制而止步不前，流动性的取得向负债方向发掘，这样信贷管理逐步转向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出现了资产与负债相匹配的以期限原则为核心的流动性管理思想。而信贷退出是信贷管理思想的又一个阶段。它是以Merton(1995年)提出的“金融功能观”为基础，是在金融市场发达，参与成本与交易成本下降的前提下，促使银行充分利用金融市场的产品和创新，发挥混业专长化和人力资本优势，主动进行信贷退出从而比较有效地解决了信贷资产流动性问题。
二、信贷退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银行信贷退出的主要因素有：作为金融竞争主体与参与主体的银行与金融市场；作为信贷客户的企业与消费者；作为进行宏观调控掌握价格信号与信贷政策导向的政府与中央银行。
银行与金融市场主要是通过竞争的方式产生作用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是竞争的结果。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市场地位，是银行信用评级的主要依据，其融资能力也会从其资本结构中加以反映，表现为从资本市场融资对银行信贷的替代。另外，企业抵押资产的质量和价格也是影响信贷的主要因素，特别是作为生产资料和抵押品的地产价格的变化，往往是形成风险导致信贷退出的原因。对于提供银行资金来源的居民来说，其收入与消费水平，以及其投资渠道也是影响银行业务的重要因素，居民财富的积累，能促进金融体系的分化，产生更多的金融需求，促进银行与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对金融产品创新的催化作用，并间接影响企业融资的成本与形式。最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行政干预和宏观调控也形成对银行业务的指导和制约，特别是在银行走向市场化之后，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量和利率的变化，都会导致银行信贷结构的调整，为此，商业银行必须对国家产业政策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进行预期，以保持一致性。
(一)以资产组合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为基础的信贷主动退出因素分析
在以市场套利和风险管理为核心的信贷原则下，有关信贷的主动退出研究成为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重要一环，使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更加完整，由重视进入到重视过程管理、存量管理，最后到退出管理，信贷风险有了完整的化解思路和方法。为了适应这种变化，银行内部的信贷风险评估机制在银行的管理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促使许多大银行不断建立新的制度以提高贷款的质量、加强贷款组合的监控和信贷定价与利润的分析。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银行日益注重资产结构多元化，在风险与收益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事实上能够把收益与风险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的是资产组合理论、市场套利理论等。它们都讲究把银行的资金投放多元化和组合运用，强调资产收益和风险的统一。正是据于这种理论。在银行监管逐步放松的条件下，商业银行业务正在从单一的信贷产品扩张到整个货币与资本市场，任何新兴的金融机构的出现都无法动摇其以雄厚的实力所支撑的市场地位，这不仅在于银行业历史上形成的“先入为主”的金融优势，更是因为适应变化进行金融创新的“学习效应”，这是银行业能保持其生命力的原因所在，其结果是，银行的传统信贷业务不断萎缩，新的金融产品不断涌现。
银行投资机会成本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银行对信贷存量效率与效益的关心，从而强化了对信贷风险管理的技术要求。
金融市场发展和投资的多元化本身，有利于在技术上使信贷业务的管理也能有更多的依据，在面对金融市场利率、汇率和流动性风险等系统风险时，可以灵活调整信贷期限与规模达到避险的目的，或者通过其它投资来“对冲”风险。
金融市场的变化使银行对宏观经济面、产业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变化更为敏锐，银行应用生命周期理论、行业景气分析和财务诊断的技术更为成熟，从而有利于银行对客户风险进行判别，从高风险的客户中退出。
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和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的完善，有利于银行根据居民的预期收入和信贷记录判定其还款风险，在适当的时期选择退出。
银行的风险退出还来自于国家的产业政策与宏观调控。作为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传导主体，商业银行的信贷退出是规避政策性风险的反映。
(二)以银行竞争力和客户战略为核心的信贷被动退出因素分析
信贷被动退出主要是从客户流失的角度来分析的，是银行自身竞争力的动态体现。最常见的形式有：(1)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出现的所谓大企业的“脱媒现象”，究其本质是一种企业由银行信贷的退出，是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竞争的结果。(2)“提前还贷”现象，消费贷款在没有到期的情况下，出于利率、收入和投资成本的考虑，消费者提前结束与银行的还款合约，体现了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和理财意识的提高。(3)银行之间的竞争导致市场占有率的下降，在某一局部表现为企业与消费者的改换门庭的被动退出。(4)信贷的被动退出也可能来自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主动强制干预，如江苏“铁本”事件，由于违反了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而被政府强制退出，相应的银行也受到了损失。
从另一个角度看，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对银行的客户关系也存在间接的影响。对银行来说的被动退出，往往对于企业和居民则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因此，它要求动态的跟踪与反映客户的需求变化，防止客户的流失。在面对金融市场和银行业内激烈的竞争，银行原有的市场份额必然受到冲击。只是在国外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市场格局的形成与相对稳态已经是经过长期市场竞争的结果。而在我国当前形势下，银行信贷的被动退出与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完善，以及银行业内的开放的速度与深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信贷的被动退出集中和深刻地反映了银行的竞争力和金融创新能力。同时，也反映了在宏观经济变化时候，利率、汇率、消费价格等市场价格信号的变动对银行客户群体的冲击。
(三)信贷退出“锁定”因素分析
所谓信贷退出“锁定”，是指商业银行在进行信贷退出时遇到了困难，影响了信贷退出的实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出现了事后垄断问题，类似于“ToBigtoFail”的“敲竹杠”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1)银行之间的竞争导致对借款人的事后“锁定”，使银行自身失去退出的动力。在激烈的竞争下，银行业一方面在业内通过适度限制竞争来降低维系关系型借贷成本，增加关系型借贷的收益；另一方面为了应付资本市场竞争特别是对距离型客户的争夺，将更加注重于关系型借贷的维持(BootandThakor,2000年)。其结果，银行业为了维持其信贷的占有率，而对客户“锁定”，形成信贷的软约束。(2)借款人的资产专用性过高形成的事后“敲竹杠”行为，使银行信贷退出成本过高而放弃。据有关学者研究发现，能在银行中融资并生存下来的客户有两种，一类是效率高的企业，另一类是债务规模大的企业，资产专用性较高的债务可以起到事后“敲竹杠”的作用，阻碍银行的退出。(3)银行缺乏“可置信的威胁”手段。如由于《个人破产法》的缺失使得银行在催款时缺少有力手段保证，另外对国有企业在面对大量的政治和社会成本时，信贷退出也往往受到限制。(4)信贷合同在期限上受到经济波动周期的“锁定”，信贷周期滞后于经济周期导致信贷期限结构的不合理。发达国家的信贷周期是领先于经济周期的，而我国由于政府干预，信贷平均期限较长，存在严重的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信贷退出存在期限上的“锁定”机制。
除此之外，退出渠道不畅也是信贷退出难于有效实施的原因之一，金融创新不足，资产证券化行为无法实现；资产严重缩水后的银行“套牢”，抵押担保无法变现。出于社会成本与政治成本的考虑，使银行信贷退出无法实施，主要是由于政府考虑的税收目标、经济增长目标和就业目标与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发生冲突导致的。
从我国当前状况看，信贷退出“锁定”是困扰信贷退出的核心问题。从信贷主动退出看，无论是从《贷款五级分类》中分析得出，还是从其它偶然不确定性事件导致的信贷风险结果，信贷退出决策都要考虑实施的可行性，而这是风险决策体系所不能顾及的。而从信贷被动退出看，客户的流失正是目前我国银行缺乏竞争力的体现。
三、我国银行信贷退出应采取的对策
在我国现阶段实行信贷退出显得十分迫切，这是因为：(1)经过转轨期的发展，我国信贷资产中，中长期资产占有较高的比重，一旦以“强迫储蓄”为模式的融资途径在资产多元化下出现了问题，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就会进发出来；(2)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影响，促进了银行与保险业、证券业的融合，银行资产的存贷比必然会随着资产多元化而下降，我国当前的存贷比大约在70%以上，而发达国家仅有50%左右，资产组合的调整和金融产品的创新要求从银行信贷资产中退出较大的空间；(3)我国国有银行的客户主要是国有企业，不论是由于产权情结还是竞争的需要，银行与企业之间容易形成关系型贷款造成的“软约束”，使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进程受到阻碍；(4)从信贷技术的角度看，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重新诠注了信贷退出的意义，对原有的信贷依据标准信贷合约的作法进行修正和改进，以状态合约取而代之，增加银行适应现代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的能力。为此，商业银行必须树立新的以信贷退出为主的管理理念，积极进行相应的调整。
首先，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要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一是提高对国家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敏感性和反应力，通过资产组合的灵活调整，降低信贷的风险。二是要把政府作为借款人纳入一般的资产、负债结构的分析，在经过长期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之后，政府信用在某些地区也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尤其在一些基层单位，债台高筑，存在较大风险。三是政府干预和保护是信贷退出“锁定”的重要影响因素。银行要注重与政府之间的谈判，找到一条“双赢”的渠道，解决信贷退出的难题。
其次，银行之间要制定差别战略，开展特色服务以避免同一地域、同一种业务的过度竞争。已有的研究表明，银行之间的过度竞争，会弱化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使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被竞争压力“锁定”，银行以信贷退出为策略行为的威胁变得不可信，“用脚投票”的退出机制无法得到执行，从而减轻借款人的还款压力，放大借款人的道德风险。这就要求银行与银行之间要加强合作，鼓励以兼并、重组的形式来保持适度的竞争。
第三、信贷退出要有相应的制度保证。信贷退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的一个前提是各信贷市场的参与者都是能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竞争主体，必须有相应的制度规范来保证。对于银行而言，要理顺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从制度上确定混业经营的金融模式，保证银行信贷退出的渠道通畅。对于普遍居民而言，要加强信用体系的建设，同时要制定相关的法律如《个人破产法》，从而对银行利益和个人利益进行合理的保护，减少由于法律不健全而产生的赖账行为。要通过法律、法规对政府信用进行约束，以避免产生信贷的“软约束”现象，把某些领导意志和个人行为转化为金融风险。
第四、在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退出重心应放在解决信贷退出“锁定”问题上。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商业银行现有不良信贷资产规模较大，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阻碍了银行的信贷结构调整，使银行面临着较严重的经营风险。因此要积极构建信贷风险评估体系，采取各种有效手段解决退出中的难点和阻力以更好地实现信贷资产存量的调整。
【参考文献】:
[1]ArnoudW.A.BootandAnjanV.Thakor2000“CanrelationshipBankingSurviveCompetition”JournaloffinanceNo2April679-713
[2]BenS.Bernanke,(1983)“NonmonetaryEffectsoftheFinancialCrisisinthePropagationoftheGreatDepress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June,vol73,No3257-276
[3]LuigiZingales(1998)“SurvivaloftheFittestortheFattest?ExitandFinancingintheTruckingIndustry”TheJournalofFinanceVolLIII,No.3June1998
[4]GabrielJimenezandJesusSaurina(2004)“Collateral,typeoflenderandrelationshipbankingasdeterminantsofcreditrisk”JournalofBankingandFinance28,2191-2212
[5]RobertC.Merton,(1995)“AFunctionalPerspectiveofFinancialIntermediation”FinancialManagement,Vol,24,No.2,Summer1995,23-41
关键词:信贷扩张;银行稳定;传导机制
一、引言
2007年4月,美国最大次级贷款机构之一的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爆发。继而,次贷风险向各方传递,导致以次贷作为基础资产的金融产品大幅贬值。次贷危机已经正式演化为牵涉金融多个领域和全球多个地区和国家、带来持续巨额损失的金融危机。
美国严重超前的信贷消费、风险信贷过度膨胀是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贷款机构为了短期利益将次级抵押贷款贷给那些信用等级较差或偿还能力较弱的房主。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资产而形成的衍生产品及其多级结构化产品,如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简称MBS)、债务抵押支持证券(collateraldebtobligations,简称CDO)则导致风险进一步扩大。2009年,中国政府4万亿刺激计划导致第一季度的信贷投放量持续激增,已经快接近今年全年信贷投放量预期目标5万亿元的上限。在积极政策推动下,银行继续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等政府投资项目的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
一方面,信贷过度扩张导致银行体系中产生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增加了违约率;另一方面,在银行信贷扩张受到央行存款准备金率的硬性约束下,则会影响对资本充足率的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同样受到威胁。本文拟从以上角度分析信贷过度扩张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传导机制,并从信贷规模的角度运用CMAXt指标对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信贷过度扩张影响银行体系稳定性的结论,并提出合理控制信贷规模、防范银行体系风险的政策建议。
二、信贷扩张对银行稳定的传导机制
(一)文献综述
本文采用卡尔一约翰·林捷瑞恩等对银行稳定的定义,他们认为,稳定的银行体系是指在整个银行体系中大多数银行(那些占整个体系的资产和负债比例最大的银行)有偿付能力,而且可能继续具有这种能力。CAMPL框架评价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五个指标:资本充足率(Capital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Quality)、管理的稳健性(Management)、收益状况(Earnings)和流动性状况(Liquidity)。Conzalez-Hermosillo(1999)实证研究表明,只有同时考虑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和资本充足率,金融稳定评价体系的评估才有统计意义上的依据。
Allen&Gale(1998)提出了基于信贷扩张的资产价格泡沫模型,认为当投资者利用借来的资金进行投资且只负有限责任时,投资者表现出对风险资产的偏好并采取风险转移行为,对风险资产的过度投资不断地推高资产的价格,从而导致泡沫的形成,资产价格的崩溃将引发大面积的违约,并进一步演变成金融危机。Mckinnon&Pill(1998)强调当非银行部门出现盲目乐观时,会出现信贷膨胀导致宏观经济过热,从而导致银行系统的不稳定。Eichengreen&Arteka(2000)实证研究发现,信用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此后一年中出现银行危机的概率大约增加0.056个百分点。段军山(2008)认为,银行危机的程度取决于抵押贷款规模、抵押品价值与信贷额度的比重以及银行投入资产市场信贷占其总信贷规模的比重。
(二)信贷过度扩张对银行体系稳定影响的传导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是由于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利率下降引起了对房地产信贷的过度需求,贷款机构的短视行为及衍生产品的高杠杆效应引发风险的层层累积,从而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暴露。本文认为信贷的过度扩张主要从两方面对银行体系产生影响:
1.增加不良贷款率。从短期看,伴随着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可贷资金的迅猛增加,银行面临着迅速增大的信贷业务量,信贷扩张在短期内可以降低银行的不良资产率。然而,大多数银行的风险控制水平有限,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信贷决策程序混乱、风险评价和控制能力等问题。从长期看,中国的大部分商业银行信用由国家或各级政府信用支撑,所以更具有强大的积聚和推延风险的效应。信贷扩张会引起产能过剩行业产品价格下降,效益下滑,从而导致银行的不良贷款上升。其次,信贷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和有价证券等具有高回报率的部门使得资产价格迅速膨胀。而房地产、股票价格膨胀又使得利用这些资产进行的抵押贷款进一步膨胀。如此循环下去,泡沫加速放大。当泡沫破裂时,巨额的不良贷款便相应生成,银行危机难以避免。第三,信贷规模的扩张使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更加不平衡,企业融资方式单调,过分依赖银行贷款,风险加剧向银行集中。
2.影响资本充足率。作为信贷市场的供给方,银行接受资本监管和存款准备金管理。虽然有新巴塞尔协议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规定,但是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资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12.5*市场风险资本要求+12.5*操作风险资本要求))达到8%的约束并不强。在经济增长时期,由于不存在破产风险,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国有体制主导下的商业银行无须考虑贷款风险和资本多寡,而增加贷款投放。在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硬性约束下,银行通常会软化资本监管的约束,因此资本充足率就达不到标准。这也会影响当经济衰退时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一)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定性分析
在中国,银行体系至今没有出现系统性的危机,即便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中仍能安然无恙,不少人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有国家信用做坚强后盾,因而具有对风险的免疫功能。1999—2000年,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剥离四大国有银行1.4万亿不良资产。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由资产管理公司接管后,银行的不良贷款占比迅速降低。2008年第四季度商业银行次级类不良贷款比例、可疑类不良贷款比例、损失类不良贷款比例分别是1.15%、1.06%、0.25%(中国银监会网站)。据银监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今年2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继续保持双降。不良贷款余额15334亿元,比年初减少175亿元;不良贷款率为4.5%,比年初下降0.42个百分点。其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5535亿元,比年初下降68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2%,比年初下降0.24个百分点。截至2008年6月份末,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新巴塞尔协议规定资本充足率的标准是8%)的银行已有175家;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84.2%(中国银监会网站)。从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两个指标看,中国银行业的稳定性越来越好,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银行业面临的潜在风险:中美利差扩大、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热钱”,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导致的信贷激增,金融危机的波及和深远影响等等。
(二)从信贷规模角度测度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1.数据与定量指标说明。本文使用1978—2008年金融机构贷款金额(单位:亿元)作为对信贷规模的考察(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的定量指标采用CMAXt指数。CMAXt指数编制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当期指标值与过去十年来该指标的最大值求比以反映该指标的变化程度。具体表达式为:CMAXt(x0/Xmax)。这里引入一个偏离度指标:T1=平均值±1个标准差。如果某一年的原始数据在依据T1指标计算出来的正常区间范围之内,则初步认为该年是稳定的。
2.实证结果及分析。根据以上数据和计算方法,CMAXt的平均值=1.18,标准差=0.06,TI=1.24和1.12。信贷规模的CMAXt指数在1993—1995年、1998—2000年、2004—2005年偏离了正常区间范围,可以初步认为,在这些年份中国的银行体系是不稳定的。
199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达到30%以上,这是一轮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可以倒推银行信贷膨胀。这轮投资热潮不仅在当时引发了通货膨胀,而且在几年内形成了新增生产力,部分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导致之前的贷款成为“呆账”、“坏账”,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贷款增加。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银行出于风险的考虑“惜贷”。2001年之后信贷开始新一轮扩张,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并在2003年接近偏离度指标的上限。政府为了控制流动性,在2004年实行紧缩的信贷政策。而信用紧缩则意味着不良贷款已经形成,并且所形成的资产泡沫有破灭的危险。
四、政策建议
1.合理控制信贷规模,调整信贷结构。信贷的过度膨胀和收缩都会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产生威胁。由于中国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而使银行业在2009年第一季度放贷4.58亿元。这些资金不均匀的流向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可能导致某些行业局部的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上升甚至暴涨。要控制对房地产以及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规模,合理控制中长期贷款的比例。新巴塞尔协议实施后,对资本充足率监管将导致会降低银行信贷风险偏好,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信用紧缩。而在中国主要反映在银行的贷款行为的调整和选择上,即对中小企业贷款明显减少。而中小企业恰恰是资金最迫切的需求者,尤其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银行普遍“惜贷”,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受到很大的威胁。
2.增强银行体系风险控制能力。增强银行体系自身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是从根本上解决银行体系不稳定问题的关键。只有从银行体系自身出发,整合其内控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防范和避免外资过度流入对中国银行体系产生的冲击性影响。首先,必须增强银行体系自身管理水平,降低银行经营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从银行体系自身出发,改革银行治理的制度,强化银行约束。其次,健全风险识别、评估、监测和防范控制机制,对风险的管理将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相结合。最后,加强银行业风险的预警机制。在冲击形成以后,增强银行降低风险冲击和缓释不利影响的能力。
参考文献:
摘要：本文从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概述入手，分析国有商业银行现代风险产生的原因，当前信贷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制度的探讨，进而提出防范信贷风险的对策。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信贷风险管理制度
一、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概述
信贷资产是商业银行的主要金融业务，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主要是指在商业银行经营信贷业务的风险总和，即商业银行在经营货币和信用业务过程中，由于各种不利因素引起货币资金不能按时回流，不能保值的可能性。
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形成的原因并进行分析
信贷风险产生的原因纷繁复杂，从其产生来源可将信贷风险看作商业银行自身原因，借款企业原因和外部环境的原因。
(一)商业银行自身的原因
从银行自身来看，是否能够有效防范风险，主要取决于商业银行化改革能否完善。自银行商业化改革以来，围绕建立现代银行制度，各商业银行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特别是在控制和防范风险的发生上。都相应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但由于这些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及产权制度，没有真正解决责、权、利问题，因此造成银行自身管理监督体系不科学，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降低不良贷款的时机。
(二)借款企业的原因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是否能够有效防范风险，主要取决于企业改革是否顺利完成。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中70％以上集中于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它们改革成功与否和经营状况是否好转是信贷资产质量提高的基础。
(三)外部环境的原因
首先。社会信用环境缺失。由于我国当前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社会信用体系没有建立，社会上坑蒙拐骗，欠债不还，金融欺诈的失信现象时有发生。其次，法制不健全。一系列与信贷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而且出台的这些法律本身内容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有些甚至与国家政策相悖。
三、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中的问题
1.基础管理工作薄弱，信贷档案资料漏缺严重。主要表现为借款人和保证人的财务资料，贷款抵押凭证，贷后检查报告，催收通知书等资料的漏缺。信贷档案是银行发放、管理、收回贷款这一完整过程的记录，它的漏缺，尤其是有些法律文件不全，不仅对贷款的风险分析造成困难，也构成了依法收贷的障碍。
2.没有严格执行贷款审贷分离制度。主要表现在：审贷分离机构设置迟缓；审贷分离机构流于形式，如信贷人员常常在贷款审批欠已填好贷款合同、借据等法律文件和放款凭证，出现合同签订日期和贷款借据日期早于贷款审批日期，贷款金额和期限与审批金额和期限不同等现象。
3.贷款“三查”制度不落实。主要表现为：一是贷前调查流于形式；二是贷中审查报送不严；三是贷后检查对贷款人贷款使用情况跟踪表面化，忽视对借款人贷后资信情况、抵押物、质押物的变化情况以及保证人经营情况和负债的变化进行跟踪调查。
4.贷款经办人员法律知识薄弱，法律意识不强，贷款失去法律保护。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保证人主体资格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2)一些商业银行未对抵押物、质押物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认真审查；(3)按照《担保法》规定必须办理抵押登记的，未按法律规定办理抵押登记，造成抵押行为无效；(4)变更主合同主要条款，延长主债务的履行期限或者加重主债务人债务数额，未征得保证人同意，致使保证合同无效和部分无效；(5)不能充分利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得规定，维护银行得依法收贷权。
5.内部监督机制不健全，信贷管理制度存在漏洞，忽视对管理者的管理。主要表现在：(1)一些基层行长权力过大，监督约束机制没有真正起到作用，造成一些基层行长乱批贷款、乱投资、乱担保等；(2)贷款责任无法落实，最终导致无人负责，不了了。(3)行长经营目标考核办法不科学，助长了行长经营上的短期行为。为了完成指标任务，不得不采取违规的做法。
6.违规帐外经营严重。违规帐外经营是目前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违规经营主要采取私设帐外帐，乱用科目，调整帐表和绕规模贷款等形式，并主要投向房地产公司或其他高风险受益领域。由于帐外经营是在隐蔽情况下进行的，这部分资产没有处于有效的监督之下，甚至参与了违法犯罪活动，因而这部分信贷资产处于巨大的风险中。
四、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对策
信贷资产质量的好坏，不仅直接决定着银行自身以至金融业能否生存发展，而且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如何防范信贷风险，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立足于标本兼治，我们应借鉴国际银行业先进风险管理经验，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信贷风险管理。
关键词：金融危机;信贷风险;内部控制
2008年全球金融市场都受到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欧美金融市场遭受沉重打击，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均因美国次级债风险暴露而陷入了流动性不足的困境，很多国际性大银行纷纷破产。我国的商业银行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必须采取措施提前防范其对银行体信贷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一、金融危机的成因
美国的次贷危机目前已经引起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面看来，次级债问题是由美国低收入者的房贷所引发的。实质上，本次危机起源于刺激经济的目标下，过度的信贷以及信用风险互换等衍生工具的滥用，终致危机恶化。而贯穿始终的是，无论是监管者、金融机构和个人都存在忽视信贷风险管理的因素。
金融机构特别是投资银行，在追求业绩的目标驱动下，片面追求业务规模和业务利润的快速增长，而忽视风险甚至无视风险，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在金融行业更加普遍，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与风险管控水平下降；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对金融衍生工具过分信任，认为一切风险可以通过工具创新转嫁给别人，忽视了衍生工具内在的风险，最终导致金融风险被成倍地放大。
信用评级机构则在此中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甚至故意为投资银行提高其产品的信用等级，某种程度上对金融风险的扩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监管者的角度，由于长期的经济繁荣和市场繁荣，自由主义的理念在监管者的头脑中占据上风，放松管制、让金融更加自由化成为这一阶段监管者的核心价值观。比较而言，美联储对银行的监管是严格的。而恰恰次级债以及衍生产品均由美国证监会监管，作为长期监管股权资产的机构，对债权资产的利害关系肯定不如美联储，监管错位也可以看作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尽管金融创新和美国次贷危机关系密切，但次贷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却是隐藏在这些创新背后对风险控制的极端漠视。从长远看，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如何限制金融业的创新步伐，而是在于如何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如何提升监管机构监管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可能面临的信贷危机
1.个人住房贷款者信用风险的集中爆发
由于信用体系的缺乏，我国商业银行在实际贷款发放过程中，无法得到借款人的信用保证。相对于美国的信用等级而言，我国的借款人甚至达不到次级信用级别。我国商业银行在审核个人住房贷款申请时，主要是通过申请者从单位开具的收入证明来审查其收入状况，导致资信较差的借款者可能凭借虚假证明从银行得到贷款，进入房贷市场。因此，我国住房按揭贷款存在的信用风险大于美国。
2.商业银行过度放贷风险的放大
住房按揭贷款被我国商业银行视为优质资产业务而大力发展。行业间的激烈竞争和巨大的利润空间又促使其不断降低办理条件，进而对贷款审查流于形式。许多银行还通过推出各种优惠业务刺激个人房贷消费，从而抢占市场份额。这种风险意识的缺失使银行业的风险正在不断累积，若条件合适就将会爆发，商业银行将付出惨痛损失，并波及整个经济。根据上海银监局2008年2月的《2007年度上海市房地产信贷运行报告》，截止2007年12月底，中资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总贷款比例32.2%，如果加上以房地产抵押发放的其他贷款，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已影响到商业银行50%以上的信贷资产的安全。
3.宏观调控下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加大
基于房地产市场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它已成为宏观政策重点调控的行业。2006年以来，住房市场的持续繁荣使借款者低估了潜在风险；同时，贷款机构风险控制意愿下降，使行业风险加大，最终导致从紧的货币政策出台。2007年连续加息导致住房开发成本高，同时也推高了贷款买房者的还贷成本。随着次级债危机影响下的经济下行，收入预期下降，还贷压力增大，个人住房贷款者可能选择提前还贷或断贷，出现类似美国次贷市场上借款人无力还款的情形。这会增大银行提前偿付的风险，从而导致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恶化，产生巨大损失。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风范存在的问题
1.资本充足率下降，降低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中国经济正面临近年来前所未有的衰退，企业盈利能力和个人收入水平下降，导致大量的银行贷款成为不良资产。2005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个人购房不良贷款余额为289.2亿，比2004年增加98.8亿，个人购房贷款平均不良率为2.1%，比2004年增加0.6个百分点。同时，由于资本市场遭受严重打击，资本筹集出现困难。这两个因素导致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下降，使其一方面可能受到监管指标的约束，一方面可能降低了自身抵抗风险的能力。而一些商业银行由于持有美国金融机构的次级债而使风险敞口越来越大，由此引发的短期流动性风险与对其资本金要求的提高之间出现了矛盾，使得银行体系内的风险不断累积。
2.零首付或假首付情况下的断供风险
一些贷款机构为了加快房屋销售或制造虚假繁荣景象，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方式。风险更大的贷款形式即“假首付”也很普遍，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增加其住房销售，以垫付首付款，或分期支付首付的方式，让购房者从商业银行获得按揭贷款。当购房者成功得到个人按揭贷款之后，开发商也实现了资金的回笼，而这种贷款产生的市场风险则完全由商业银行来承担，一旦市场风险爆发，个人贷款者纷纷选择低成本的断供方式远离房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将会大幅提高。
3.个人住房贷款的成数普遍偏高
所谓住房贷款按揭成数是指贷款额度与房产价值的比例。银行为了扩展业务规模，按揭成数都比较高，近几年仍然维持在70%左右，甚至是“零首付”。目前，随着国家对房地产业进一步进行法规及商业银行控制风险的要求，2005—2006年按揭成数下降到了60%左右，但是这个数值还是偏高，依然蕴含着很大的风险，有待于国家进一步进行调整和改善。不同的贷款者的偿还能力和信用有所差别，银行所承担的风险也有所差异。因此，政策应该允许商业银行对于信用条件相对差的贷款者相应地提高首付比例，以减轻可能违约造成的损失。
四、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防范的措施
1.严格控制个人住房贷款者的信用级别
商业银行必须使用内部控制的标准流程从严控制个人住房贷款者的信用级别，严格检查每一笔房屋按揭贷款业务，信贷员必须要与贷款申请人见面，而且必须面对面地签订贷款合同。对于新收到的房屋按揭贷款申请，由信贷工作人员到单位核实收入证明，通过核实贷款者真实身份。对于已经办理完按揭房贷的借款人，要逐个重新检查其相关贷款材料。此外，只对银行认定的优质楼盘发放按揭贷款，拒绝与完全靠回笼资金维持生存的房地产开发商合作，从源头上杜绝可能的虚假按揭。
2.增强我国商业银行自身的流动性
从宏观层面看，2007年央行10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6次加息、每周发行定向票据，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回收了银行体系内相当数量的流动性。而在金融危机过程中，保持自身流动性成为银行渡过难关的重要手段。因此，商业银行必须调整自身资产结构，增加流动性资产的持有，包括央行存款、央行票据、短期国债和金融债等短期资产，以便当危机出现或遭遇诸如挤兑等突发事件时能够转变为现金。同时建立流动性的监测、预警机制，加强日常资金管理，通过监控未来的现金流量，以确保满足资金头寸需求。
3.加强金融创新监管
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再次印证了金融创新会给银行业带来双重影响。在国际金融市场和交易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必须清醒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审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过程发现，即使美国在监管体系完善的市场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监管缺失，尤其是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金融产品的复杂化导致了对其认识上的盲点和监管上的空白。
因此，在对于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中，一定要根据本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来考察引入的金融衍生品类型及其对于金融体系的作用，并在创造的模拟条件引发风险试验基础上，决定推广的范围，使金融监管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
参考文献：
[1]钟伟:美国次级按揭市场的现状及其深远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07,(11).
[2]范方志苏国强: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危机及其启示［J］.中国国情国力,2007(12).
[3]于凤芹: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管理科学文摘，2008(1).
[4]张明:透视美国次级债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国际经济评论，2007(5).
（一）内源性风险
1.管理风险。当前，许多村镇银行管理者的风险防控意识较为淡薄，对风险预警体系建设、风险管理人才培养往往不够重视。由于没有引入精确管理、定量分析的风险防控技术，使得部分村镇银行对信贷风险的管理还处于经验判断阶段，这就很可能出现因管理者判断决策失误而造成重大信贷资产损失的情形。另外，由于村镇银行规模有限，虽为股份制银行，但多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内控机制不健全，可能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由行长或大股东一人左右村镇银行的经营行为，将金融机构变成个人的小金库，致使村镇银行出现大量内部关联人贷款或关联方贷款，在损害小股东权益的同时，使村镇银行出现严重信贷风险。
2.操作风险。村镇银行本质上是小型社区银行。社区银行的地域性决定了村镇银行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展。因经营市场受限、业务范围小、网点布局单一，部分中西部地区村镇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非常有限，利润主要来源为存贷款利差。为维持自身生存，这部分村镇银行必须在不断吸收外来存款的同时，最大限度发放贷款。在合乎贷款条件的客户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受绩效压力驱动，村镇银行部分信贷人员就可能会为一些不满足贷款条件的客户擅自放宽贷款条件或帮助其达到贷款条件。这将严重削弱村镇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为信贷风险蔓延埋下隐患。另外，村镇银行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还有待完善。部分村镇银行重制度建设、轻贯彻执行，内控制度流于形式。还有部分村镇银行为节约资金成本、提高放贷效率，“重发放、轻管理”，对贷后管理重视不够，检查监督流于形式，对资金流向和可能存在的问题了解有限，增加了信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3.道德风险。村镇银行作为农村金融领域的新成员，多数员工在入行前没有金融机构从业资质或经验，对信贷工作和与之相关的制度缺乏了解。因部分村镇银行培训经费不足、培训经验欠缺，新招录人员的岗前培训效果往往并不理想。这些人员对信贷岗位的胜任度不高，从事该岗位工作，只会使村镇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能力长期处于一个较低水平。而部分有经验的信贷人员，因村镇银行工作环境相对较差、机构小、发展空间有限，很难扎根留住。基于以上情况，村镇银行很可能由于信贷人员专业素质低，风险防控意识差，对小企业和农户的信用状况把握不准确，而产生信贷风险。此外，个别道德素质低下的信贷人员，可能利用我国农村的“熟人文化”，以贷谋私、假冒贷款，甚至串通客户恶意骗取贷款，给村镇银行带来风险损失。
（二）外源性风险
1.信用风险。当前，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农户和当地小企业的信用意识普遍较差，村镇银行发展缺乏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极易产生信用风险。一是农村与大中城市在征信体系建设方面有较大差距。村镇银行在进行风险控制分析客户信息时，没有相对便捷完备的信息系统提供支持，容易导致风险控制出现漏洞，无法及时对不良贷款做出判断和处理。二是村镇银行主要服务于“三农”，农业生产周期性长、前期投入大、见效缓慢，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市场风险，将直接转化为信用风险；另外，农村小企业抗风险能力也较差，容易在市场风险侵袭下停业或倒闭，无法按期偿还贷款，也会导致出现信用风险。三是农村某些个人诚信意识淡薄，对申请贷款没有清晰的认识，将贷款视同为“政府补助”，主观还款意愿不强，经常逾期拖欠甚至恶意逃债，也会给村镇银行带来一定的信用风险。
2.政策风险。村镇银行的政策风险主要来自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由于国家在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上的不连续性，可能恶化村镇银行生存环境，导致村镇银行不能持续健康经营，从而形成信贷风险。一般情况下，这类政策风险发生的概率较小，但随着我国银行破产条例的加快酝酿和制定，这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在微观层面，村镇银行作为一级法人机构较易受当地政府影响。当地政府扶持的重点建设项目往往是村镇银行信贷业务重点介入的融资项目，在不对等的依附关系下，当地政府若提出不合理要求或进行行政干预，将可能造成村镇银行信贷资产发生损失。
3.法律风险。近年来，国家加强了银行业立法，对包括商业银行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进行了修订，为银行防范信贷风险提供了相对充分的法律依据。但总体而言，村镇银行所处的法律环境仍需改进，与其经营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仍不完善、不配套。受到法律环境的种种限制，村镇银行在经营运作过程中，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现象仍大量存在。另外，因村镇银行规模较小，大多没有专门的法律事务部门和法律人员，员工法律知识水平普遍不高，在利用法律武器防控信贷风险方面存在短板。
二、加强村镇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高效的信贷风险预警体系由于农业属弱质产业，加之我国农村信用资本欠发达，村镇银行发生重度信贷风险的机率较大。根据JP摩根等大型商业银行的研究数据：在信贷风险暴露前180天预警并采取预防措施的，平均损失率为1%至2%；提前90天预警并采取预防措施的，平均损失率为3%至6%；提前30天预警并采取预防措施的，平均损失率为10%至20%；没有采取任何预警措施的，风险损失率达50%以上。因此，构建高效的信贷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可以帮助村镇银行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风险判断表面化和风险反应滞后的状况，使信贷风险管理模式从粗放走向集约，从依靠主观判断走向量化分析，从事后处理走向事前预警，提高贷前分析效率，改善贷中决策质量，优化贷后管理技术，最终减低或规避信贷风险。由于人力、财力资源有限，村镇银行可以借助外部力量，如与专业机构或大型商业银行合作，由其代为提供信贷风险预警服务，以节省时间和成本。也可以集中自身力量，在综合分析客户守信状况和守信程度、客户财务风险状况和风险程度、客户经营风险状况和程度的基础上，通过归集信贷项目指标、动态环境指标以及贷款风险度、单个贷款比、不良贷款比、贷款集中度等内部控制指标，建立一套符合自身实际且具有递阶层次结构的信贷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再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和本征向量法（TE）来确定指标体系权重、搭建数理框架模型，利用SAS、MATLAB等软件平台进行数据挖掘，进而构建完成整个信贷风险预警体系。此外，村镇银行还应强化对宏观经济、行业、区域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以提升预警体系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二）健全风险管理内控机制
1.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当前部分村镇银行风险防范意识淡薄、风险管控能力较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身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权力制衡机制不健全所引起的，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完善：一是健全董事会运作架构。2013年7月银监会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中明确指出：商业银行董事会对银行风险管理承担最终责任。村镇银行作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其董事会应当认真履行风险管理职责，建立风险管理战略、政策和程序，判断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确定适当的风险容忍度和风险偏好，督促管理层有效应对银行面临的各种风险。董事会应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贷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各委员会间相互独立、有明确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二是董事会与管理层各司其职、互相监督。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经营，有否决权。管理层应向董事会报告重大风险事项。行长不得兼任审贷委员会主任，并且银行前台与中后台相互监督制衡。三是不断优化内部决策机制。完善议事规则，建立民主、科学、高效的决策流程，从根本上降低因决策失误而导致信贷风险发生的可能
。2.强化内控制度建设。周密严谨的内控制度是村镇银行做好信贷风险管理工作的基础和保障。因此，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必须先行健全内控制度体系。一是修订完善已有制度。根据内外部情况的变化，对操作效果欠佳、不符合当下实际的制度条文予以修订或废止，以构建符合内外部监管需要、操作性强的信贷风险内控制度体系。二是建立灵活的制度更新机制。建立信贷风险内控制度的动态更新机制，定期或根据实际需要，灵活组织开展内控制度的修订完善工作，以更好地应对信贷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三是不断优化操作流程。明确风险控制要求和不同岗位职责，制定规范的业务操作指引和内控管理指引。在指引中细化信贷业务操作规程和工作流程，将内控制度条文转化为信贷人员的具体行动守则，进一步增强内控制度的明晰性和操作性。
3.加强信贷文化建设。信贷文化是银行在长期的信贷管理工作过程中积淀形成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的总称，相比制度规定，其影响力更加深远持久。健康的信贷文化既能为信贷业务发展提供助力与支撑，又可以有效防控信贷风险，村镇银行基于自身的高风险特性，应主动加强信贷文化建设。一是加强信贷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形成良好的职业操守，自觉抵制各种违反信贷工作制度、有损职业形象的行为或事件发生。二是高度重视信贷业务和风险管理培训。应以打造高素质信贷人员队伍为目标，不断加大投入，通过“请进来、送出去”、“传、帮、带”等丰富多样的培训形式，使信贷人员牢固树立风险意识，不断提升业务理论和工作技能，成长为信贷工作和风险管理方面的“行家里手”。三是加强内、外部监督。构建内外联动无死角的监督机制，推行贷款监督、岗位监督，对违规贷款责任人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监督工作威慑力，消除个别信贷人员的侥幸心理，防止操作风险、道德风险发生。
（三）完善信贷业务管理体系
1.探索新的信贷抵押担保模式。基于我国农村相当一部分农户和小企业难以实现“完全抵押”的现实，村镇银行有必要探索尝试一些新的抵押担保模式。一是借鉴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贷款小组”模式。按照生产相关性，将农户分成若干小组，以村民联保的方式进行贷款。这种模式将个人与集体的利益、信用关系紧密联接，既可以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改善经济状况，又有助于农户增强还款自觉性，减少信贷风险。二是采用企业联合农户的信贷模式。将处于同一生产链条上游的企业和下游的农户联合起来，互相为对方担保贷款。这种模式可以有效支持当地某一产业快速发展，增强还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三是探索新的抵押方式。银监会和林业局已于2013年7月出台了《关于林权抵押贷款的实施意见》，规定银行可以接受借款人以其本人或第三人合法拥有的林权作抵押担保发放贷款。这使得村镇银行在传统方式外，又多了一种新的抵押方式。此外，村镇银行还应积极行动，探索尝试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在内的其他新方式，在更好满足农户和小企业贷款需求的同时，尽可能降低规避信贷风险。
2.健全信用等级评价机制。一方面，村镇银行应成立多方参与、公正高效的资信评定小组。该小组应由村镇银行信贷人员以及农户、小企业代表等多方人士组成，有科学、合理的信用等级评价程序和量化的指标体系，能够客观高效地对申请贷款对象偿债能力进行评价。信贷人员应充分搜集农户家庭人员、承包土地面积、产出、年收入等方面的情况，掌握小企业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收入、利润、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并由此形成真实可靠的调查意见，以便为资信评定小组评定贷款者信用等级提供参考依据和数据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快农村地区信用环境建设。大力推进个人征信系统和企业征信系统的建设，将农村信贷全面纳入国家信贷登记系统，形成城乡统一、覆盖全国的信用信息网，以便村镇银行更好地开展信贷工作。
3.进一步加强贷后管理。村镇银行应针对自身信贷客户数量多、分布广、交通通信不便等特点，建立一整套科学完备、实用便捷的贷款贷后管理责任制度，通过“谁经手、谁负责”的方式，将贷后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信贷人员身上，促使其高度重视贷后管理环节，主动加强有关工作，从而减少村镇银行发生信贷风险损失的可能。另外，村镇银行还应健全相关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对信贷人员贷后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将监督检查的结果直接与信贷人员的考核以及工资奖金发放情况挂钩，确保信贷人员认真履职，在贷后管理工作方面不走过场。
（四）增强独立经营能力村镇银行底子薄、实力弱，要抵御政策风险可能带来的影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强自身的独立经营能力。首先，必须提高自身吸储能力。充分发挥服务“三农”职能，打造本土品牌形象，在加大宣传力度的同时，尽可能增布经营网点，扩大服务半径，提升结算便捷程度，通过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引导农户储蓄闲置资金。此外，还可凭借自身熟悉当地风俗、物产、民情的优势，充分吸纳农企、农产资金，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其次，要增强经营独立性。应注意调控对公存贷款规模，以免同政府形成依附关系，丧失经营独立性。对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推荐的贷款项目，要严格执行信贷审批制度，坚持独立审贷、实地考察、自主决策、择优选择，降低政府因素对贷款风险的影响。再次，要持续关注农村产业发展状况。充分了解当地不同行业的发展情况，分析掌握其发展前景，根据客户所属行业的不同，提供差异化信贷服务，以进一步提升村镇银行经营能力。同时，掌握不同行业的发展前景，可以有效降低某些客户因所属行业与国家发展政策不符，而造成信贷风险损失的可能。
(一)文献综述
本文采用卡尔一约翰·林捷瑞恩等对银行稳定的定义,他们认为,稳定的银行体系是指在整个银行体系中大多数银行(那些占整个体系的资产和负债比例最大的银行)有偿付能力,而且可能继续具有这种能力。CAMPL框架评价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五个指标:资本充足率(Capital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Quality)、管理的稳健性(Management)、收益状况(Earnings)和流动性状况(Liquidity)。Conzalez-Hermosillo(1999)实证研究表明,只有同时考虑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和资本充足率,金融稳定评价体系的评估才有统计意义上的依据。
Allen&Gale(1998)提出了基于信贷扩张的资产价格泡沫模型,认为当投资者利用借来的资金进行投资且只负有限责任时,投资者表现出对风险资产的偏好并采取风险转移行为,对风险资产的过度投资不断地推高资产的价格,从而导致泡沫的形成,资产价格的崩溃将引发大面积的违约,并进一步演变成金融危机。Mckinnon&Pill(1998)强调当非银行部门出现盲目乐观时,会出现信贷膨胀导致宏观经济过热,从而导致银行系统的不稳定。Eichengreen&Arteka(2000)实证研究发现,信用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此后一年中出现银行危机的概率大约增加0.056个百分点。段军山(2008)认为,银行危机的程度取决于抵押贷款规模、抵押品价值与信贷额度的比重以及银行投入资产市场信贷占其总信贷规模的比重。
(二)信贷过度扩张对银行体系稳定影响的传导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是由于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利率下降引起了对房地产信贷的过度需求,贷款机构的短视行为及衍生产品的高杠杆效应引发风险的层层累积,从而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暴露。本文认为信贷的过度扩张主要从两方面对银行体系产生影响:
1.增加不良贷款率。从短期看,伴随着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可贷资金的迅猛增加,银行面临着迅速增大的信贷业务量,信贷扩张在短期内可以降低银行的不良资产率。然而,大多数银行的风险控制水平有限,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信贷决策程序混乱、风险评价和控制能力等问题。从长期看,中国的大部分商业银行信用由国家或各级政府信用支撑,所以更具有强大的积聚和推延风险的效应。信贷扩张会引起产能过剩行业产品价格下降,效益下滑,从而导致银行的不良贷款上升。其次,信贷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和有价证券等具有高回报率的部门使得资产价格迅速膨胀。而房地产、股票价格膨胀又使得利用这些资产进行的抵押贷款进一步膨胀。如此循环下去,泡沫加速放大。当泡沫破裂时,巨额的不良贷款便相应生成,银行危机难以避免。第三,信贷规模的扩张使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更加不平衡,企业融资方式单调,过分依赖银行贷款,风险加剧向银行集中。
2.影响资本充足率。作为信贷市场的供给方,银行接受资本监管和存款准备金管理。虽然有新巴塞尔协议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规定,但是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资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12.5*市场风险资本要求+12.5*操作风险资本要求))达到8%的约束并不强。在经济增长时期,由于不存在破产风险,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国有体制主导下的商业银行无须考虑贷款风险和资本多寡,而增加贷款投放。在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硬性约束下,银行通常会软化资本监管的约束,因此资本充足率就达不到标准。这也会影响当经济衰退时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一)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定性分析
在中国,银行体系至今没有出现系统性的危机,即便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中仍能安然无恙,不少人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有国家信用做坚强后盾,因而具有对风险的免疫功能。1999—2000年,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剥离四大国有银行1.4万亿不良资产。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由资产管理公司接管后,银行的不良贷款占比迅速降低。2008年第四季度商业银行次级类不良贷款比例、可疑类不良贷款比例、损失类不良贷款比例分别是1.15%、1.06%、0.25%(中国银监会网站)。据银监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今年2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继续保持双降。不良贷款余额15334亿元,比年初减少175亿元;不良贷款率为4.5%,比年初下降0.42个百分点。其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5535亿元,比年初下降68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2%,比年初下降0.24个百分点。截至2008年6月份末,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新巴塞尔协议规定资本充足率的标准是8%)的银行已有175家;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84.2%(中国银监会网站)。从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两个指标看,中国银行业的稳定性越来越好,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银行业面临的潜在风险:中美利差扩大、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热钱”,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导致的信贷激增,金融危机的波及和深远影响等等。
(二)从信贷规模角度测度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1.数据与定量指标说明。本文使用1978—2008年金融机构贷款金额(单位:亿元)作为对信贷规模的考察(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的定量指标采用CMAXt指数。CMAXt指数编制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当期指标值与过去十年来该指标的最大值求比以反映该指标的变化程度。具体表达式为:CMAXt(x0/Xmax)。这里引入一个偏离度指标:T1=平均值±1个标准差。如果某一年的原始数据在依据T1指标计算出来的正常区间范围之内,则初步认为该年是稳定的。
2.实证结果及分析。根据以上数据和计算方法,CMAXt的平均值=1.18,标准差=0.06,TI=1.24和1.12。信贷规模的CMAXt指数在1993—1995年、1998—2000年、2004—2005年偏离了正常区间范围,可以初步认为,在这些年份中国的银行体系是不稳定的。
199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达到30%以上,这是一轮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可以倒推银行信贷膨胀。这轮投资热潮不仅在当时引发了通货膨胀,而且在几年内形成了新增生产力,部分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导致之前的贷款成为“呆账”、“坏账”,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贷款增加。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银行出于风险的考虑“惜贷”。2001年之后信贷开始新一轮扩张,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并在2003年接近偏离度指标的上限。政府为了控制流动性,在2004年实行紧缩的信贷政策。而信用紧缩则意味着不良贷款已经形成,并且所形成的资产泡沫有破灭的危险。
三、政策建议
1.合理控制信贷规模,调整信贷结构。信贷的过度膨胀和收缩都会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产生威胁。由于中国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而使银行业在2009年第一季度放贷4.58亿元。这些资金不均匀的流向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可能导致某些行业局部的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上升甚至暴涨。要控制对房地产以及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规模,合理控制中长期贷款的比例。新巴塞尔协议实施后,对资本充足率监管将导致会降低银行信贷风险偏好,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信用紧缩。而在中国主要反映在银行的贷款行为的调整和选择上,即对中小企业贷款明显减少。而中小企业恰恰是资金最迫切的需求者,尤其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银行普遍“惜贷”,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受到很大的威胁。
2.增强银行体系风险控制能力。增强银行体系自身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是从根本上解决银行体系不稳定问题的关键。只有从银行体系自身出发,整合其内控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防范和避免外资过度流入对中国银行体系产生的冲击性影响。首先,必须增强银行体系自身管理水平,降低银行经营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从银行体系自身出发,改革银行治理的制度,强化银行约束。其次,健全风险识别、评估、监测和防范控制机制,对风险的管理将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相结合。最后,加强银行业风险的预警机制。在冲击形成以后,增强银行降低风险冲击和缓释不利影响的能力。
参考文献:
[1]严太华,孙夺新.中国银行信贷扩张问题研究[J].南方金融,2007,(11):22-24.
[2]刘斌.资本充足率对信贷、经济及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J].金融研究,2005,(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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