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尤其是在论述“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问题时，曾经明确提出过与“循环经济”原则类似的思想和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对马克思关于循环经济的几个重要思想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自20世纪80—90年代起，发达国家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以生态经济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一种新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思路。20世纪90年代末，循环经济理念开始引入我国。2004年9月29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召开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十一五”规划的编制。
虽说“循环经济”是一个新理念，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尤其是在论述“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问题时，就曾经明确提出过与“循环经济”原则类似的思想、观点。马克思的这些见解给我们以深刻地启迪，可以说是“循环经济”理念的理论先声。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应用科学技术是减少工业和生活废物的有效手段。这种思路与当今人们处理生产与生活垃圾的思路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那么靠什么手段来处理这些排泄物呢？当然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因为“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马克思特别强调，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过的工业，可以充分利用工业废料，变废为宝，减少工业废料对环境的污染。“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发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的各种各样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马克思指出：“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体系的问题、废物资源化问题和产业生态化问题。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与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利用可持续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见解是一致的。
其次，马克思认为，利用科学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可以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大量的生产实例，对生产工艺的提高在充分利用工业废物，减少排泄物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工艺水平也日益提高。工艺的进步，改变了对生产原料的利用途径和方式，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生产中的各种废料，获得了一种在新的生产工艺中可以再利用的形式，废料成为了新工艺的原料。现在，循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句话是：“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原料”。其实，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确地说过类似的话：“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个产业中都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用实例说明，当时由于生产工艺水平的低下，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许多地方的农场主不愿种植和很少种植亚麻，一个主要理由是：在靠水力推动的小型梳麻工厂里，粗糙落后的生产工艺导致了在加工亚麻时产生了很多废料，损失高达28%到30%，工人们经常把这些废麻拿回家当柴烧，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后来，人们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用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对亚麻进行精细处理，使亚麻的损耗大大减少。再次，马克思还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大批新型生产工具的问世，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同样可以提高工业废物的利用率，变废为宝，减少资源的浪费。马克思多次指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马克思列举了意大利和法国在磨谷技术上的差异说明这个问题。在罗马，当时的磨还很不完善，因此，不仅同量谷物的面粉产量低，而且磨粉费用相当大，客观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巴黎人使用的磨，是按照30年来获得显著进步的力学的原理实行改造的精致的磨，大大提高了同等谷物的面粉产量。马克思还提到，处理纺织工业产生的废丝时“人们使用经过改良的机器，能够把这种本来几乎毫无价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纺织品”。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而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我们都知道，生产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手段改造我们的生产机器和工具，的确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率，从而节约自然资源，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物，减轻生产废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循环经济思想的论述不仅具有前瞻性，而且具有深刻性。马克思的这些真知灼见提出了实现循环经济的具体手段和方式，对我们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正文】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6-0055-04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关键词】网络经济；范畴界定；理论创新。
一、数字化和全球化冲击传统生产方式。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一本《数字化生存》一时风靡全球，原因在于他准确预言了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场数字化、网络化革命。其实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指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以农业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所促成的生产力进步超过了人类过去几千年生产力发展的总和。而在一个半世纪后，始自20世纪中期的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下述新趋势：（1）从生产力方面看，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基础，企业的数字化生存成为必然的选择；（2）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在日益加深，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些全球问题，如能源、环境、人口、粮食、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离开人类的共同努力和一个全球性的管理规则，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3）从微观层面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界的战略并购一浪高过一浪，国际环境的外部压力和公司内在发展战略要求，逼迫它们不得不加快扩大规模、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步伐，而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又加速了中小企业进入这一竞争队伍的步伐，从而使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4）从宏观层面看，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宏观经济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国民经济有可能实现更加依靠知识资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趋势，出现所谓的新经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日益向网络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次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革命。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由传统的资本经济向数字化网络经济转变。
二、警惕网络经济的西方范式。
网络经济时代或曰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以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倡导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NⅡ）为开端。从1993年起，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继美国之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建立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自从互联网这一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来，网络经济发展势头之迅猛超出了所有预言家的想象，正以几何级数高速膨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是否利用一种新技术，以且仅以它能否带来比不用它时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与巨大经济利益相关的重大技术发明，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几乎完全在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家史，走的是一条强盗式的道路，它们通过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才换来了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一旦得到目的，就将一套冠冕堂皇的所谓贸易规则制定出来，将非法变成合法，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金科玉律。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再一次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资源和机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重温旧梦，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它们试图依托网络和信息优势，控制世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使之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积聚，以期达到像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大的资本优势控制世界一样，在21世纪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控制世界。这种“吸血鬼”式的网络资本主义特征是信息时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它的实际价值和所产生的效益绝非昔日之殖民掠夺、技术侵略等传统手段所能够比拟（张召忠，2001）。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们必须关注近十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这两个引人关注的发展趋势和它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三、网络经济的实质。
从国际学术界看，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重视。就他们对网络经济研究涉及范围看，有宽派、窄派和中派之分。宽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起始于无线电的发明和莫尔斯密码的使用，从那时起就存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的萌芽，它涉及电信、计算机、电报、传真等媒介联系起来的一切经济领域。窄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就等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IT产业经济，即纯粹的互联网经济。中派学者将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通过网络发展经济的做法，称作网络经济。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可分为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技术学派偏重于企业的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基础及由此而产生的战略问题研究，如电子商务发展战略，信息系统开拓战略等。社会学派大多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角度研究网络经济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侧重于企业战略联盟的生产关系层面的研究，如该学派中强调基于信任（trust）基础上的主观主义学派和客观主义学派。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一种生产方式的决定性标志是生产工具，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工具本身，它还包括建立在其上的人类相互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以及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要全面系统地认识网络经济，必须将两方面统一起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角度理解这一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应该看到，构成当代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工具是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相应地代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离开了这一点，便不能认识网络经济作为托夫勒所说第三次浪潮标志的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所谓宽派、窄派和中派的看法，也不赞成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的观点，而将网络经济定义为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形态。
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首先要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水平来规定。《资本论》第一卷第410页中论述到：“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①在今天，由工业革命转向数字革命时，数字化的工具机，如机器人、数控机床和其他数控设备、计算机等仍然是分析新生产方式的起点。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虽然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行业或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不容怀疑的是，在新的收入差距水平上，拥有生产资料股份的人群还是在大幅度增加。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日益平等化了，如企业管理中行为科学的出现，柔性管理的实现，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更重的是，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社会中，地球正在变成地球村，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文化、生活等上层建筑也在逐步走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全球一体化，为此，西方有学者曾提出全球治理理论。这只不过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国际化的另一种表述。这些深刻变化都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到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互联网引起的数字化浪潮在4年的时间内席卷全球5000万用户，而一项产品或服务达到这一规模的时间，电话机用了58年，收音机用了38年，个人电脑（PC）用了16年，电视机用了13年。[1]这两个浪潮决非偶然握手，是人类社会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将新经济定义为“网络经济”，它是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生产方式。之所以不称之为数字经济，是因为数字经济重点强调生产力的技术水平，而网络经济则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比较全面；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数字化也只是网络化的初级阶段。
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于传统企业来说，无疑正面临着一次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如果企业不能迅速地进行数字化和网络化改造，将失去生存的机会。另外，我们应注意防止网络经济发展中的新“”思想和纯“泡沫经济”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只要国民经济实现了“数字化和网络化”，就可以将一、二、三产业取代，实现“非物质经济增长”，我国就可以实现新的“”，与发达国家处在统一起跑线上。还有些人以美国NASDAQ股市网络大起大落等事件为例证，认为网络经济不过是“泡沫经济”。这两种认识不仅脱离实际，而且十分有害。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经济作为新生事物，同其他新技术、新产业一样，有一个波浪式前进过程，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做一些不负责任的论证。
四、网络经济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
有些技术创新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但不会对整个经济产生持久影响。如果想让一场技术革命给整个经济带来一场革命，就像蒸汽动力和电力所起的作用一样，那么，它的影响必须渗透到许多经济部门，这样，对新产品的需求增长速度就会超过价格下降的速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新部门中快速的生产力增长才会转化为整个经济生产率的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计算机就已经无处不在，发挥着其他自动化机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假设社会中所有的计算机停机，可以想象到人类生活的巨大倒退：战略导弹无法寻找目标；飞机无法远距离精确航行；不会存在替代人类劳动的各类机器人；大型工程计算不能快速进行，工期一拖再拖；宇宙飞船和卫星不能升空探索宇宙奥秘；气象预报只能总结过去经验，无法准确预报未来天气。所有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与人类如果没有电灯可用的后果一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将每一台计算机的界限拓展到一个几乎无限维的时空中，数字化和网络化潮流作为一种既有创造性又有破坏性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娱乐、交流、购物、宣传等生活方式。[2]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说，新一代年轻人形成的新范式正在替代老一代人的旧范式。
互联网在为人类社会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无限维向量空间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经济规则。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Hicks）1939年时曾指出：承认报酬递增，会导致“毁灭经济学理论最伟大的部分”。可以说，这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观点之一。它反映的是起始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化规模生产的基本趋势。像金属矿藏、重化工业、生铁、煤炭、燃料、木材、咖啡、谷类生产等都是一些深深依赖物质资源而较少依赖专利知识的生产领域。在那个世界里，规模报酬递减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是存在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理论中的这一“规律”由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或者说“新经济”的兴起而受到挑战。与以往的大多数工业革命相比，新经济的发展带有自身明显的特征。新经济自身的特征向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在新经济条件下，一些传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进行创新，修正经济学的公理体系成为当代经济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1.经济生活中的关键产业已经或正向“报酬递增”的方向转化。这种现象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高新技术领域，如医药生物工程、计算机的开发和应用、导弹与航天飞行、电子通讯设备与技术、海洋技术及其开发等。这些领域的产品生产和价值创造所依赖的已不再仅是传统的物质资源，而主要依赖于尖端技术和专利知识，研究开发成本很高，并与单位成本息息相关。如微软公司开发的第一张Windows软盘投入了50万美元的费用，但其第二张和随后的磁盘仅用3美元就可生产出来，随着市场销售的增长，其单位成本迅速下降，呈现典型的报酬递增现象。[3]
2.新经济的发展，如遗传工业，电脑软件与网络业，生物化学工程，通讯工程等的发展无不与日新月异的基础科学领域的联系更加密切。基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它涵盖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各种知识，它是人们从事经济创新的厚实的知识基础，并构成了当代新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会使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命运实质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建立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制度环境的变迁，及工程和企业界的牢固而稳定的合作关系。
3.新经济将彻底地改变传统的基础工业。这一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机床、交通运输、材料工业、以致农业、畜牧业、服务业等产业中已经或正在变为现实。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正在引发一场革命。[4]
4.新经济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要求将基础研究、新产品开发、规模化生产三个方面，或者说要求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密切地结合起来，它要求三个方面的人才、知识的共同作用与协作，尤其是跨国界、跨地区、无时间约束的合作。一种适应新生产力要求的虚拟组织应运而生，它建立在数字化技术基础上，圆满解决了人类长期的梦想。
5.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无限性。网络经济最为重要的产物是信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即我使用信息并不影响你的使用。与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公共产品不同的是，信息的使用不会造成“公地的悲剧”，使用越多，边际成本反而会递减。在网络经济中，真正缺少的是注意力。信息的无限性和注意力的有限性将构成一对新的矛盾。
6.规则制造垄断：垄断双赢论。一个行业如果有着很高的固定成本和接近于零的可变成本，往往容易出现垄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价格差别的做法是有害的，因为垄断者藉此增加利润。但是在新经济中，价格差别能让一家公司通过在它的富裕核心市场中收取高价的方式获利，通过向穷人收取低价的办法增加利润。这类似于传统经济学中的两度价格歧视。但是，重要的一点是，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垄断是由制定规则引起的，不是产生于自然垄断。在一些领域只容忍完全垄断者———第一名的存在，第二名不会存在，如微软对视窗操作系统的垄断。规则型垄断无疑应该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结构理论的一部分。[5]
数字化和网络化经济为全球化进程提供强有力的生产力基础和经济基础，正在也必将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新的经济学理论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从经济史上看，经济学范式的创新离不开酝酿它的土壤。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由竞争走向垄断的阶段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学说。二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两种社会制度和经济理论体系展开了竞争。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只能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些体制上存在缺陷，并不表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失败。相反，正是因为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点，如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度、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等，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壳。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全球治理和规则趋向统一，这一趋势与马克思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相似，只不过是走向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雏形。马克思告诉我们，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网络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创新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东西方理论的混合产物。
【参考文献】
[1]孙健。网络经济学导论[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1:11-12.
[2]方美琪。电子商务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79.
[3][美]查克·马丁。数字化经济[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9:113.
之后，再谈谈利息范畴的现代化。
现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说现实中的利息（股息等）收入是非劳收入，⑸这也是不正确的。马克思说过，资本家所得的利息收入是由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是占有了他人的劳动，是剥削收入（也即非劳收入）。马克思的结论是正确的，资本家的利息收入确实是剥削收入。但是，今日我国获得利息收入的都是劳动者。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家的利息收入是剥削收入，今日我国劳动者的利息收入怎么也成了剥削收入呢？
我们研究问题必须从事实出发，这个事实就是人们能够观察到的世间存在着的客观事物。我们认为，客观存在着的事实是很多劳动者都投资了，比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机关干部、经营者、科学家，等等。劳动者投入资本（资金）之后就得到了资本收入，比如利息、股息等等。那么，资本收入是如何产生的，是资本创造的，还是劳动创造的，资本收入是什么性质的收入？资本收入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普遍的存在，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获得资本收入的都是资本家。对于资本家资本收入的性质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做过研究，并给出了不同的结论。不过，劳动者的资本收入问题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提出来的一个新问题，这是以往的任何理论家都未曾研究过的问题，也是以往的任何理论家得出的结论都不能说明的。我认为，要科学地说明劳动者资本收入的性质问题就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当代现实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做出全新的概括，用马克思说明资本家资本收入的结论说明今天劳动者资本收入的性质是不正确的。在这里，关键是要认识到劳动者本身投资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劳动者的技术装备水平是一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如果向生产过程投入一定量资金（或者在不增加活劳动投入的条件下投入资金，或者在增加活劳动投入的条件下以更大的比例投入资金）并具有相应的物质资料，那么他的技术装备水平就能够得到提高，也就是能够使资本有机构成得到提高。一般来说，劳动生产力和资本有机构成成正比，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就会相应提高。个别劳动者如果提高了劳动生产力，那么他在单位时间内就会创造出较多的商品，或者说他创造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就比较少。但是，商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商品时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商品时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在这种商品的社会生产力没变的条件下，个别劳动者提高了生产力，因而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了较多商品，那么他的较多商品就会实现为较多的价值。简单一点说，个别劳动者如果通过投资而提高了劳动生产力，那么他在单位时间内就会创造出较多的价值。这一点恰好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⑹在这里，投入资金只是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但是，投入资金的意义仅仅就在这里；资金并不创造价值，较多的价值还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者所得的资本收入就是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而在单位时间内多创造出的那一部分价值。资本收入是由资金带来的，这只是事物的表象，资本收入代表的价值还是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的，这才是事物的本质。当然，它与直接的劳动收入还是有所不同，但是从本质上说它是从属于劳动收入的，具有劳动收入的性质。
需要指出，上面我们说得比较简单，说劳动者投入资金之后直接改变了自己个人的劳动条件（这种情况只有在个体劳动者身上才能直接表现出来），但是实际投资情况是很复杂的。实际上劳动者也许是把资金投给了自己所在的企业，如果是这样就平均地提高了企业中各个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水平或提高了整个企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而不是提高了他单个人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这还是假设把资金投给本企业时的情况，如果投给了另外一个企业（比如购买了这个企业的股票），这笔资金的投入与自己劳动条件的改善就完全没有关系了；如果是存入银行（存款），那就根本看不到使用到哪里去了。但是，无论经济现象具有怎样迷人的色彩，只要我们不被现象所迷惑，就能够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劳动者投入资金以后，不管是怎样使用的，也不管是使用到哪里去了，本质上都是提高了他个人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能够使他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较多的价值。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这正是科学活动的意义之所在。
过去，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得到资本收入的都是资本家；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取得资本收入的都是劳动者。劳动者的资本收入和资本家的资本收入根本不同，它们是不同社会的产物，体现了不同的分配关系，是绝不能混为一谈的（还要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些劳动者也有了一些资本收入，他们的资本收入属于什么性质，我们暂不讨论，它和资本家的资本收入有所不同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收入的性质也不能一概而论了）。资本家的资本收入是不劳而获，是剥削收入。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说资本也创造价值，资本收入是由资本创造的，很显然他们的理论是庸俗的，是为资本家的剥削辩护的。马克思坚持劳动价值论，说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资本并不创造价值，资本家凭借占有资本而取得收入是无偿占有了他人的劳动，这样就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收入的剥削本质。但是，劳动者资本收入的性质和资本家资本收入的性质根本不同。劳动者所得的资本收入就是劳动收入，劳动者取得资本收入是正当合理的，无需庸俗理论的辩护，把劳动者的资本收入说成剥削收入就更是错误的了。当然，时下流行的非劳收入的说法比剥削收入的说法要温情一些，但是它的实际含义大家都心知肚明。不经劳动而取得收入，这和不劳而获有何区别？在劳动价值论者看来，一切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人们所得的资本收入或者是自己的劳动创造的，或者是他人的劳动创造的，前者是劳动收入，后者是剥削收入，非劳收入是什么意思啊？对于劳动者的资本收入只有从劳动价值论和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出发才能做出科学的说明，否则，把它说成资本创造的，或说成剥削收入、非劳动收入则是不正确的。
经济范畴是社会本质关系的反映，它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目标相一致。在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马克思说明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资本收入是剥削收入就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为唤起劳动人民进行剥夺剥夺者的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反映了那个阶段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今天的社会条件已经完全不同了。在我们的社会，阶级斗争已经趋于消灭，通过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生产关系，生产力正在飞速发展，大家都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这时候经济学家们把工资说成劳动力价格，把资本收入说成剥削收入想干什么呀？这样的说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恰好相悖。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相结合，对工资和利息范畴做出全新的理论概括。我们的基本结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工资是劳动的价格，利息收入具有劳动收入的性质。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反映今日社会的现实，才能满足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大范畴现代化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不仅对于说明社会主义现实是有意义的，而且对于说明当代西方社会的现实也是有意义的。这里的原因在于，西方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理论是现实的反映，现实发生变化了，理论当然就要发展创新。过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是根本对立的，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但是今天却不同了。今天，阶级关系相对缓和了，追求稳定与和平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在过去马克思要唤起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在今天即使马克思仍然健在他也不会唤起无产阶级革命了。
“二战”结束后，美国人发明了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一经发明就运用到社会生产中去了。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宣告了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并掀起了一场世界性的技术革命。这里所说的后工业时代是相对于人类社会经历过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和机器大工业时代而言的，从手工业时代到大工业时代再到后工业时代都是个时代性的发展变化，对于这个发展变化过程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斯密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⑺他的经济理论主要反映了那个社会阶段的实际。工场手工业不过就是规模扩大了的手工作坊而已，其规模仍然有限，雇员的数量也不多，一般也就是十来个人或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的企业都非常罕见，他们基本上都是亲友或乡邻，劳动者和业主之间属于互利合作关系。但是，工场手工业毕竟扩大了生产规模，他们通过扩大分工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结果使各方都受益了。当然，雇主从中得到了较多利益，但是雇工的收入水平受到了农民、小手工业者收入水平的保护，还受到了行会组织的保护，他们的收入水平也提高了。雇工和业主之间当然会有矛盾，甚至发生过斗争，但那都是以工场手工业的存在为前提的。那时的业主也会有些积累，但是积累首先适应了生产发展的需要。很显然，有了积累劳动者和业主之间就会发生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当时还隐藏在他们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之后，他们之间相对还是和谐的。斯密坚持并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同时认为劳动是商品，资本收入是资本的自然报酬，这就说明劳动者和业主之间是等量劳动交换关系，这是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生产规模比较小，生产也比较分散，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基本上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资本主义也在一步一步地发展，但是封建主义还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者说明劳动是商品、资本收入是资本的自然报酬就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封建主义。应当肯定，他的经济观点反映了社会的现实，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对于反对封建主义制度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之后，蒸汽机发明并应用于社会生产过程中，西方各国先后实现了工业革命。蒸汽机的运用实质上是用机械力代替了人力，使生产力发生了革命，使物质财富相对丰富了。大工业生产使生产规模日益扩大，产生了很多上千人的大企业和一系列工业中心，大工业生产同时还使生产资料日益集中，最后都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里了，这时候资本主义就取得了统治地位，经济关系就根本改变了。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家运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强占了农民的土地，剥夺了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造就了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他们颁布最低工资法，运用国家强制力把工资水平压到了最低限度。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劳动人民却陷入了日益贫困的深渊，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相矛盾，导致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这时候，劳动人民、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矛盾降到了次要地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认识成果，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创造性地证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使劳动价值论科学化了。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力商品范畴，证明了剩余价值理论，说明资产阶级积累的财富都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都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为无产阶级进行剥夺剥夺者的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革命的理论，既实现了经济学的革命，也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需要指出，工场手工业经历了二、三百年持续、平稳的发展过程，但是工场手工业不是静止不动的，它必然会向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方向发展；在工场手工业中，作为业主的师傅和被雇而来的徒弟之间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师傅自然会多得一些。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人们应当如何面对呢？恩格斯是这样说的，学徒和帮工除了工资之外还能得到别的收益，所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还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⑻他们之间不是根本对立的，是互利合作的关系。采取这样的态度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利的。相反，如果当时有人指出存在剥削，并主张剥夺私人财产，结果不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反倒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认为，恩格斯的说法反映了社会的实际，也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当然，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并召唤劳动人民剥夺剥夺者，但是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他是在完成了工业革命以后才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的，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1卷）比斯密发表《国富论》差不多晚了一个世纪（91年），那时候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是科学的和合理的。斯密认为劳动是商品，他的观点在工场手工业阶段相对是正确的，反映了那个阶段的实际；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是商品，他的观点在大工业阶段是正确的，反映了那个阶段的实际。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斯密生活到大工业阶段并继续坚持劳动商品的观点就是不正确的了，那样他就会束缚生产力，阻碍历史的发展；同样的道理，马克思如果生活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并主张劳动力商品的观点那也是不正确的，结果会破坏生产力，不仅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反倒有可能会推动历史车轮倒转。他们都是时代的产儿，工场手工业阶段需要斯密，斯密果然就出生在了那个阶段；大工业阶段需要马克思，马克思果然就出生在了那个阶段。他们都是时代的骄子，顺应时代的需要而创造了相应的理论范畴，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今天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电子计算机广泛运用于社会生产过程中了。电子计算机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它不仅代替了人的体力，而且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人的脑力。随着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它就越来越多地代替了大工业生产中劳动者的职能，其中的劳动者就日益快速地转移到了第三产业，结果使第三产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第三产业的生产天然具有小型化、分散化的特点，它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社会生产的小型化和分散化，这和大工业时期蒸汽机的应用要求生产集中化、规模化正好相反。生产分散化、小型化的过程要求生产资料日益同劳动者个人直接结合，实行社会所有制。经验表明，生产资料越和个人直接结合就越能提高个人利益和自身努力的相关性，就越能激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电子计算机的运用过程中，创造性劳动在生产中显示了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之间的体力差别是相当有限的，而脑力差别则几乎是无限的，脑力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创造能力的差别，在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人们的脑力差别充分地显现出来了，那些优秀的科技、管理人员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这种生产技术本身对人们劳动的创造性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也为人们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反过来，社会也要求客观地评价个人的劳动贡献，对于创造性劳动给予充分的回报，充分体现个人的利益和相互间的差别，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日益提高，西方社会自然实现了社会所有制（即产权清晰），同时他们又与市场经济相伴，自然能够客观地评价劳动，从而就能充分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说，西方国家天然适应了这次技术革命的需要，因而比较成功地吸收了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
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使产品日益丰富了，也日益人性化了，尤其在发达国家资本过剩，游资充斥，资本在生产中已经不再作为绝对的约束条件了；相反，劳动、科技、管理等要素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经营能力成了生产的绝对约束条件。这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恰好相反。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广阔无边，产品没有销售的问题，只要占有了资本，只要能够生产就能占有他人的劳动，就能获得剩余价值，就能不断发展，资本成了生产的绝对约束条件，资本成了社会的统治力量。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经营能力成了决定性的因素。今天的市场已经被充分开发，供应相当充分，每项投资决策都包含了巨大风险。这时候，资本已经不成问题，相反经营能力（创新能力）成了成败的关键，如果经营有方就可以轰轰烈烈，不断发展，但是一旦经营不善就会满盘皆输，淘汰出局。在后工业阶段崛起的新秀们手里并非握有巨资，而是具有超人的经营能力，他们几乎都是白手起家的，通过努力经营就取得了骄人的业绩。那些经营不善的，纵有万贯家财也会顷刻化为乌有。在大工业时代，物质生产条件相对短缺，资本成为生产的绝对约束条件，资本支配了劳动。但是，现在看来资本支配劳动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资本只能作为物质生产条件，而劳动（经营、科技等创新性劳动）在生产中则占据了支配地位，劳动支配资本的时代已经开始。
现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着这样一个转变，从大工业社会少数资本家的所有制转变成了后工业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众多劳动者的所有制（典型形式就是现代股份制）。这样，生产关系就发生了显著的变革，劳动不再作为单纯的被雇佣对象，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被巅覆了，劳动者日益成为生产的主体，日益成为生产的支配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很大调整，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实行的那些野蛮制度基本上都被废弃了。资本主义国家又调整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行了高额遗产税制度和个人收入累进所得税制度，建立健全了现代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法，建立健全了知识产权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很显然，前两项制度是分配和再分配富人财产的制度（遗产税和所得税制度打破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后面的几项制度则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实质是保护劳动者尤其是保护创造性劳动成果的制度）。据报道，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积累了400多亿美元个人财产，然而他早已立下遗嘱，决定死后将其中的98%捐献给基金会；财富排名第二的沃伦·巴菲特也决定死后将300多亿美元个人财产的99%捐献给基金会（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了捐献活动）。当布什政府为免征遗产税而征询公众意见时，那些富豪们首先纷纷表示了反对意见，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免征遗产税他们的子女就会成为不劳而获者，就会妨碍他们发挥自身的才能。这样，个人财产只能作为社会生产的物质条件而运用于社会生产过程中，而不能作为资本占有他人的劳动了，这时的个人财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的了（不再发挥资本的功能），当然它也不是“公有”的，实质上它是社会的，属于社会资本，具有社会所有制的性质，它与现代生产的需要相适应，是为社会的生产和发展服务的。在当代西方社会，前代人追求实现人生价值，将财产捐献给了社会，后代人则追求独立发展，成就事业，这已日益形成风习，渐成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财产继承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很显然，富人们的捐献行为绝不能用“性本善”的观念来解释，它们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在一系列现代法律制度的约束之下这样的做法已经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通过这些制度的综合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性质就发生了改变，因而全部社会关系的性质也都发生了改变。它们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了新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目前还在推动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关系已经改变了。但是，遗憾的是西方学者直到今天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这和我们的学者对于自己所处社会阶段的认识曾经严重滞后也许具有某种一致性。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积累了七十多年的经验，我们自己也有了五十多年的经验，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阶段却不甚明了，直到近些年才发现自己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8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识需要一个过程，西方学者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阶段也需要一定的时日。我们相信，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而且暴力革命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在这样的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来那些具体结论运用到今天的现实中是不正确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面对变化了的世界，马克思肯定会改变原来的看法。过去，在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人民已经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马克思唤起了无产阶级革命，而且被当时的革命运动所证明；但是，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人民生活在稳步提高，生产关系还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时候马克思还会唤起无产阶级革命吗？如果唤起无产阶级革命，剥夺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人的财产将会引出怎样的后果呢（他们自己都主动捐献了，还有剥夺的必要吗），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唤起无产阶级革命的话，能够得到无产阶级的响应吗？我相信，如果马克思仍然健在的话面对今天的现实他肯定不会唤起无产阶级革命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创新，应当反映当代社会的现实；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说工资是劳动的价格，资本收入是劳动收入才能客观地反映现实，否则还是说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资本收入是剥削收入就背离现实了。
三、对当前经济学界流行的一些观点的评论
很显然，当前经济学家们关于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利息收入是非劳收入的说法是错误的。当然，他们是要为现实经济现象给出一种说法，良好愿望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劳动力价格和非劳收入的说法能说明什么呢？我以为，非劳收入的说法仅仅描述了现象而没有涉及社会的本质关系，甚至说它绕开了本质关系问题而仅仅描述了现象，这样的说法远不具有科学的性质；而劳动力价格的说法则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错误的。理论的失误必然会导致思想的混乱和价值的迷失，极有可能会诱发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进而会妨碍经济社会的发展。
还应当指出，当前经济学界还流行着这样的观点，它们或者完全否定，或者绝对肯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也是不正确的。比如熊映梧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革命的理论，而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过时了。⑼我以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革命性，革命的任务确实已经完成了，但是经济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还需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解决。所以，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是不正确的。杜光先生认为，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剩余价值论。⑽我以为，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剩余价值论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解决的是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但是现实遇到的是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差别问题，剩余价值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它本来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所以把剩余价值论运用到现实中是不正确的。可以说，象熊映梧教授那样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是不正确的，但是象杜光先生那样错误地坚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也是不正确的。
综上所述，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主义还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雇主与雇工之间相对还比较和谐，斯密主张工资是劳动的价格、资本收入是资本的自然报酬就肯定了资本主义具有合理性，就顺应了当时的需要，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到了大工业阶段，资本主义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就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他们的理论就与现实相矛盾了。这时候，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劳动力商品范畴和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代，生产本身又有了新的特点，简单照搬马克思的某些结论是不正确的，完全否定马克思的某些结论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现实相结合，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剖析当代社会的特点，得出符合社会主义现实和当代社会特点的崭新结论，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注释：
⑴参见何伟：《试论劳动力商品的社会主义性质》，《经济日报》1986年12月27日；胡瑞梁：《论社会主义劳动力商品》，《经济研究》1987年第12期；何炼成：《关于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和价值属性问题——答关柏春的“批判”》，《经济纵横》2007年第2期，等文。
⑵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页。
⑸参见卫兴华：《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4期，等文。
⑹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页。
⑺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6页。
⑻参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7页。
1.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关系。
人类文明与社会经济密不可分，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对经济发展必将产生不同的影响。人类社会文明经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原始文明，人类完全受控于自然，对自然并没有造成伤害；农业文明，人类开始探索自然，新技术出现和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类经济活动向先进生产力领域发展，这一时期人类活动对自然伤害程度小基本可以自行修复；工业文明，人类开始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科技高速发展让人类积累了巨大物质财富，但给自然带来的伤害和破坏已经难以修复。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是可以使人类延续生存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好后传给后代”；强调土地使用者要善待土地，既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又要考虑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以便土地的长久使用。十报告明确了推进生态文明的总体要求：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经济就是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彻底改变传统经济的生产方式而达到资源配置最优的经济效益。生态经济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式，生态文明是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提保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遵循经济规律也要遵循自然规律，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的生产方式应该在自然和环境承受能力之内。
2.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生态经济是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作用而成的经济系统，是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当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时，是可持续发展状态；当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发生矛盾时，是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原始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是人与自然融合—轻微伤害—分裂与冲突的进程，是和谐—基本和谐—不和谐的发展。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手段，就是生态经济的实施。没有生态经济做基础，可持续发展就是一种幻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基础，就是缘于资源和环境承受不了传统发展方式重负，所以，只有实施生态经济，才有可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自己开辟出道路。”诠释了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大基本规律；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即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整个世界就是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世界。生态经济是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中心—”理论的经济学应用十分重要，中心（中心区）实指经济发达区域，一般指城市为经济中心；（区）指城市或城市聚集区的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中心—”理论试图解释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变成彼此联系，由极不平衡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的机理；传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在经济空间体系中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对立统一、相互变化、相互作用的发展规律，为我们就经济协调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二、鄂伦春族经济转型探析
鄂伦春族世代繁衍生息在大小兴安岭地区，地缘是少数民族的重要特征并维系其生存发展。本文拟将鄂伦春族三次区域内的地缘变化结合“中心—”理论对鄂伦春族经济转型进行分析。
1.鄂伦春族的三次地缘变化。
鄂伦春族世代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黑龙江流域有大森林、大平原、大湖泊、大湿地，四季分明、物产丰富，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构筑了资源丰富的生态环境。在历史沿革中曾有三次地缘变化，使得该民族文化、经济、生活方式及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变化。“顺治年间（1644-1661年）沙俄军队入侵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当时清政府忙于平定关内的反清叛乱无力顾及边防，便采取了消极的内迁居民的政策，将黑龙江北岸的索伦部（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迁至黑龙江南岸居住，鄂伦春族人绝大多数被迁到大兴安岭嫩江东流河流两岸的原始森林中游猎，由清政府中央理藩院直接管辖，并向朝廷纳贡。”17世纪以后，鄂伦春族迁至黑龙江南岸及大小兴安岭居住，由于沙俄不断入侵烧杀掠夺，鄂伦春族配合清军多次打击沙俄入侵并有效阻挡了侵略者。1858年《瑷珲条约》签订后，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被沙俄侵占，鄂伦春族失去大片传统猎场。这是鄂伦春族地缘第一次发生变化，也是清政府丧权辱国以及鄂伦春族失去家园的一段屈辱史。“弃猎归农”政策使鄂伦春族处于对森林边缘抉择。清政府采取“弃猎归农”的收抚政策将其编入八旗，平时务农、战时出征并固守土地。后来统治者出于稳定地方局势和维护边疆安全的目的，先后采取拨地、给与牛具、子种、招进外族农户、广设学堂、开办鄂伦春教育等措施。农业的出现部分改变了鄂伦春人的生活方式，从游猎不定居向半定居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其单一的狩猎生产方式和经济成分，这是鄂伦春族的生存地缘发生第二次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帮助下鄂伦春人开始下山定居，结束几个世纪的原始游猎生活。下山意味着猎民们彻底离开世代相传的生活环境并完全改变其生活方式，迈出大山是鄂伦春族的地缘发生第三次重大变化。特别是全面禁猎后鄂伦春族的生活环境、健康保障、文化教育、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有巨大的改变。纵观鄂伦春族历史可以发现鄂伦春族这三次地缘变化都对其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2.鄂伦春族经济变迁分析。
鄂伦春族的历史沿革受自然环境和历史渊源制约，以及政治、经济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大量移民涌入和过度开发利用使森林生态系统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影响鄂伦春族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族人的生活质量。本文结合“中心—”理论对鄂伦春族三次地缘变化引发的经济转变进行唯物辩证法研究从而找出鄂伦春族生态经济发展的正效应。（1）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变。鄂伦春族是森林民族对自然资源依赖性强，长期渔猎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形成当地生态系统中的先进生产力。正因如此，他们依靠森林、爱护森林，以和谐的心态经营森林并传承保护自然的生态观念，这种观念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交易出现后鄂伦春族与外界有广泛的联系和交流，鄂伦春人用兽皮、兽肉换回快抢、洋药、铁器和一些生活用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开始精神文化交流，逐渐了解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从而促进本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客观上开启鄂伦春族人封闭自然经济的大门，促使鄂伦春族人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迈进。这是原始的鄂伦春族经济受到内地发达经济的正效应影响而产生的进步。（2）“弃猎归农”使鄂伦春族经济类型发生变化。鄂伦春族本不懂农业技术，在清政府“弃猎归农”政策强制干预下才开始试种耕田。民国初期采取较清政府更进一步政策“优抚”鄂伦春族人，并由鄂伦春族中的官员带头执行，招进外族农户帮助鄂伦春人从事农业生产并取得实质性进展。清朝和民国的二次“弃猎归农”政策给鄂伦春族带来新的变化，农业出现改变鄂伦春族单一的生产方式，先进文化传入增长商品知识提高交易水平，精神文化的交流让外界对鄂伦春族的文化有所了解促进鄂伦春族与内地的紧密联系，客观上促进本地的发展。但是，最后“弃猎归农”政策失败，除了违背鄂伦春族意愿，本文认为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有悖与鄂伦春族的生态观，鄂伦春族对大自然有特殊的感情，族人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森林资源从不乱砍树木。垦荒种地伤害鄂伦春族的感情，农田面积增加森林面积就要减少，意味狩猎资源减少。这时，生态资源和生产方式及观念必将发生矛盾，不符合鄂伦春族物资要求的利益，导致鄂伦春族人重归深山继续原始生活。（3）下山定居实现了民族繁荣。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和创造条件让鄂伦春族走出森林实现定居，结束几个世纪风餐露宿的游猎生活。1953年黑龙江省鄂伦春族全部实现定居，1957年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族全部实现定居，标志鄂伦春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鄂伦春族有了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帮助鄂伦春族人民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提高福利、重视教育、发展多种经济，改善鄂伦春族人民生活质量，坚定鄂伦春族人继续生存和发展的信念，经过几十年建设，鄂伦春族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下山定居改变鄂伦春族的地缘关系使其开始与其他民族广泛融合，出现各民族通婚杂居的生活状态，同时密切边疆地区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下山定居及全面禁猎后，鄂伦春族经济类型发生转折性的变化，由单一的渔猎经济向多种经济类型转变，为全面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奠定良好的基础。定居后，鄂伦春族人民实行民族自治，在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方面得到极大改善。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党和政府从政治定位、经济支持、福利保障、文化教育发展给予积极引导和创造条件的正效应。
三、鄂伦春生态经济发展探讨
鄂伦春族经济类型变迁不是适应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果，是改变森林生态平衡的原因。是“强行干预”人为进化的结局，鄂伦春族几次经济类型转变都是被动接受。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林业开发建设、垦荒造田，严重地破坏生态资源和自然环境，探讨鄂伦春族经济发展之路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
1.鄂伦春族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困惑。
鄂伦春族是我国唯一单纯狩猎民族，从原始经济融入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较短；鄂伦春族生活在经济较为落后的边缘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极为缓慢，区域内经济不发达。“强行干预”产生许多负效应，使得鄂伦春族在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及价值观定位等方面产生困惑和极大的不适应。半个世纪以来鄂伦春族经历内迁、弃猎归农、下山定居、全面禁猎等政策都是在政府的强制干预下发生地缘变化，改变了地缘关系；虽然经济、文化、价值观等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步，但这些转变都不是鄂伦春族自愿的发展。特别是“弃猎归农”政策是以改变鄂伦春族的经济类型以达到固守土地和巩固边疆的目的，没有从鄂伦春族人的心里感受和传统习惯考虑，加上缺乏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跟进，使得这项政策失最终以失败告终。这是优先政治考量，违背经济规律，不尊重自然造成的必然结果。鄂伦春族经济发展经历了渔猎经济、“弃猎归农”的渔猎与一定规模的农业经济成分混合的经济，下山定居后的多种经济（包含：狩猎、农业、副业、牧业、林业、乡镇企业）。虽然下山定居后经济发展、生活逐步改善，但更多表现出不情愿和不适应；全面实行禁猎后鄂伦春族告别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类型多变，使鄂伦春族难以应对新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发展不平衡，农业基础措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第二产业经济带动作用不强，财政收入偏低。人口居住分散，交通、通讯、电力、信息等基础设施落后，第三产业严重滞后，不少鄂伦春族村落还十分贫困，生存和生态的抉择已呈现在鄂伦春族人的面前。
2.鄂伦春族生态经济的发展之路。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1)04-0017-05
我们知道，雇佣劳动概念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性概念。由此出发，马克思相继提出了生产价格、利润、平均利润、利息和资本的有机构成等概念，通过对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完成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严格的经济学分析和批判。然而，文本显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在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概念出发去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同时，又重新提出和使用了“劳动的异化”。这种情况使许多研究者感到困惑不解，而随着马克思早期哲学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问世，由此出现了把《资本论》予以“人道主义化”、进而是“人本主义化”的解释思潮。这种情况在“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前者以M·吕贝尔、伊·费彻尔等人为代表，后者则以卢卡奇、弗罗姆等人为代表。按照他们的理解，在马克思数十年的经济学研究工作中，一直到《资本论》的写作，他都没有放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所做的，不过是使这一理论更加深入和细致化而已。
历经人道主义思潮、实践唯物主义以及实践本体论的争论，国内学术界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所批判，但是，由于这种批判主要局限于哲学原理或唯物史观的层面，以“实践”或“生产”为基础性概念而展开，而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经济学语境。事实上，开人本主义的解释思路之先的卢卡奇当时并没有看到《1844年手稿》，他主要是从《资本论》中读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在哲学原理和唯物史观层面，卢卡奇和我们持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的许多学者并无根本分歧，我们甚至可以由实践唯物主义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解释。因此，暂时撇开一般的哲学争论，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和社会批判理论的关系入手，通过一些具体的文本学分析，或许能为上述争论理出一种新的场地。
一
根据我们的分析，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所论述的异化劳动实际上是他在还很不熟悉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下用以表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人本主义哲学概念。（注：参见孙伯＠①：《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中对《1844年手稿》的有关阐释。）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范畴，它兼有社会认知和主体价值批判两种功能。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首先在社会历史观的视域中解构了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理论，从而通过清算以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为代表的德国意识形态哲学，创立了以劳动的社会分工为理论线索的唯物史观。他已经意识到，采取异化等概念来进行历史分析事实上只能涉及社会经济关系的现象层面。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来说：“把一切现实的关系都宣布为异化的”，只能把“这些关系和现实的个人都变成关于异化的完全抽象的词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6-317页。）随后，以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性继承为基础，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文本中，当马克思重新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时，他开始以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概念为逻辑基点展开分析和批判。只是由于尚未发现劳动的二重性原理，这里的雇佣劳动概念还主要是一般地指称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价值的劳动。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不但没有再使用异化劳动概念，他甚至连“异化”这一概念都很少提及。只有在《共产党宣言》中，在讽刺和嘲笑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在否定性的意义上提到一次“外化”。他说：“大家知道，天主教的僧侣曾经在古代异教的经典著作原稿上写了一些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用正相反的态度对待了法国的不信神的作品。他们在法文的原文下添进了自己的一套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判货币关系的法文原稿下面添上了‘人性的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5页。）这表明，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资本论》以前，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彻底地否定了异化劳动概念的社会认知功能。因此，有理由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资本论》（以下简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只是在主体价值批判的意义上提出并使用劳动的异化概念的。那么，仅仅在主体价值批判的意义上，劳动的异化概念和《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概念是否有根本的区别呢？回答是肯定的。为了清楚地说明这种区别，我们首先对马克思在前后不同的经济学手稿中关于劳动的对象化特征的主体价值设定作一些必要的分析。
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界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1-202页。）因此，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包含着双重的对象化特征：活动本身的对象化和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对象和劳动原料）的对象化。一方面，发生活动的对象化，通过对象化、人的愿望、构思和意图的客体化和物质化得以实现。没有这一情况，就不可能有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人通过劳动即通过“消失在产品中”的活动而维持其肉体的生存，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另一方面，自然界物质从原料状态变成今天人们常常讲的“第二自然界”即构成社会环境的对象。因此，主体活动的对象化，同对象性和客体之被提到社会水平，同自然资源、能量和信息的社会历史化紧密相连的。对于上述这种一般哲学人类学意义上劳动的对象化特征，在马克思前后期不同的经济学手稿中，他的有关分析和阐述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而只是在具体内容上有着详细和简略的不同。但是，我们这里要指出的是，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在把劳动概念一般地规定为体现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的对象性活动的同时，他又赋予这种对象化活动以先验的价值设定。也就是说，在《1844年手稿》中，劳动对象化实际上有着二重含义，即它包括劳动活动本身的对象化、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对象化和“真正的人”的“类本质”的现实确证方式。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则明确清除了他关于劳动的对象化特征的人本主义价值设定。劳动的对象化依然被赋予了主体价值设定，但这种设定仅仅限于实际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个人的个性发展而言，它不再包含人的先验类本质对象化的含义。马克思认为，劳动活动之体现为对象性结果，同时意味着劳动者能力和劳动者主体意识（自觉的劳动目的）的“外化”，而通过这种对象化，劳动者主体不断超越自己本身的自然界限，发展自己的个性。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又将这种对象化称为“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发挥”及其在客观的物质材料上的显示。很显然，无论就其基本含义和实际批判功能而言，这里所说的“人的内在本质”和费尔巴哈哲学中的“类本质”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根据对劳动的对象化特征的不同价值设定，在马克思前后期不同的经济学手稿中，虽然同样以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的非人道性和它对人的个性的压抑为现实指向，但是他对劳动的异化的规定却有着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首先表现为判定劳动异化的方法论和标准的差异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有关劳动异化的内容的不同理解。在《1844年手稿》中，以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为方法论根据，马克思着眼点主要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理想统一关系，因此，它判定劳动异化的标准实际上是非历史的。通过把一般哲学人类学意义上劳动的对象化特征理想化，以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为先验价值悬设，马克思认为，所谓“异化劳动”，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工人”、“谋生的活动”，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工人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异化。而在《资本论》中，以新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方法论指导，马克思则主要是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或起点时提出“劳动的异化”的。也就是说，一般的主体价值判断是以对客观的社会历史事实的研究为基础的；对象化劳动之所以异化，并不是因为和人的先验的类本质相背离，而是因为对象化劳动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实际性质使然。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事实上的基础和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26页。）。在此意义上，他认为，所谓“劳动的异化”，仅仅是指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中伴随着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彻底分离而产生的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本身的支配和奴役现象。他说：“劳动把劳动客观条件——因而也是把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客体性——看作是他人财产的关系：劳动的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9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所以马克思又把劳动的异化和劳动产品的异化看作同义词。
二
劳动的异化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它又以何种方式而消亡？在《1844年手稿》中，由于其哲学人本主义思维方式的制约和经济学知识的缺乏，马克思提出了但却没有解决上述问题。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通过对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的社会历史分析，对此作出了严格的经济学分析。他首先区分了两种形式的“物化”：一种是我们刚刚分析过的具体劳动的对象化即劳动产品的生产；另一种物化则是指商品经济中劳动的社会性即抽象劳动的物化。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形式的物化是指，在商品社会中——他的前提是以私有制和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分工，彼此全面依赖的和相互漠不关心的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而，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实际上只能表现在交换价值上，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又把这种物化称为商品拜物教现象或商品生产关系的异化，即“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89页。）正是由于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商品生产过程的实质在于它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不是劳动产品对自己的具体有用性，而是它能换取多少别人的产品，也就是说，他所关心的不是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交换价值。但是由于竞争的自发性和由此而来的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动，交换价值的确定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而不断变化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控制和支配着每一个人的活动。“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关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页。）因为商品的价值形式必然发展为货币，劳动的社会有用性物化为货币，这样又产生了货币拜物教或金钱拜物教。在货币这种纯抽象财富的形式上，任何特殊的使用价值都消失了，因为所有者和商品之间的任何个人关系也消失了，它作为一种抽象人格，同商品生产者的个性发生“完全异己的和外在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在简单商品经济中，也即仅仅在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情况下，由于商品生产关系并没有成为整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仍然处在直接统一的关系中，或者劳动者和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同时从属于另外一些人，或者劳动者本身是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所有者，虽然作为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形式的商品和货币已经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控制和支配着商品生产者，但这种异己性还没有在生产体内部表现为劳动的客观条件和活劳动的直接对抗。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中，由于商品的价值形式已经从货币发展为资本，人和人之间的社会联系采取了全面的物化形式。与此相对应，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彻底分离了。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二者通过劳动力买卖的方式重新结合在一起，但这种结合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出现。我们已经知道，与简单的商品生产过程相比，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的本质在于它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劳动的客观条件取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观的存在——从资本变成资本家，另一方面，劳动能力与它自己的条件相对立的单纯主观的存在，使劳动能力具有对于这些条件来说只是无所谓的客观形式——劳动能力只是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价值，而与实现它自身的条件本身，即与具有别种使用价值的各价值相并列。因此，并不是这些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能力的实现条件来实现，而是劳动能力仅仅作为增值和保存这些条件的价值（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的条件从生产过程中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9-460页。）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在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条件下，物化劳动成为活劳动的统治者和支配者，这就是劳动的异化。版权所有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价值增值过程和实际的劳动过程不过是同一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与《1844年手稿》中那种从人的先验类本质出发的纯粹的主体价值判断相区别，他认为，劳动的异化和劳动的物化一样都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历史事实，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的物化同时就是劳动的异化。当然，正如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的，否定从人的先验的类本质出发的纯粹的主体价值判断，只不过是要把这种主体价值判断建立在对社会历史事实即客观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而并不就意味着否定主体价值判断本身。马克思进一步认为，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必须把劳动的物化和劳动的异化区别开来。劳动的物化是指劳动产品的生产，是从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这种物化是人的生存、发展的基础，因而也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劳动的异化则是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发展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必然后果。也就是说，劳动的异化只存在于“个人的活动”不表现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即只存在于个人劳动只有迂回曲折地通过交换才表现为社会劳动的历史条件。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由于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劳动的物化才同时就是劳动的异化。因此，马克思认为，随着以私有制和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分工的废除，因而也就是在劳动的客观条件归公共所有的社会中，由于社会总劳动在各个生产部门的分配的计划性的实现，“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了这种异化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61页。）
具体说来，消除劳动的异化现象的现实可能性存在于何处？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异化只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即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客观地发生和存在的，因此，它也必须是在这种经济结构本身创造出客观的物质条件以后才能得到消除。在他看来，在其现实性上，个人个性的充实而自由的发展以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个人能力的发展和个人自由时间的增加为前提的，而这又是以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的。
三
这样，在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全面物化这一现象时，必须同时避免两种观点：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马克思这样写到：“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存为前提的，这种生产在产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里，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的观点一同升入天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109页。）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谈到劳动的异化现象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物化的消除而消除以后，也即在未来的人类社会第三种形态中，活劳动在具体的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时，马克思提出了“真正自由的劳动”。在其表层语义上，这一概念好象只是《1844年手稿》中“自由自觉的活动”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个人自主活动”的另一种说法，但在马克思前后期不同文本中的主体价值视域中，“真正自由的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和“个人自主活动”这三个概念的具体含义和实际功能却有明确的区分。关于后两个概念的不同，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了分析，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是马克思从“真正的人”的“类本质”出发先验本体设定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概念，“个人自主活动”是马克思根据对人类历史各个发展阶段个人个性的活动方式的概括提出的唯物史观概念，但总的说来，这两个概念皆担当着主体价值尺度的方法论功能。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真正自由的劳动这一概念却主要是一种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分析为理论基础的价值理想，它既不一般地指称人类历史各个阶段上个人个性的活动方式，也不蕴涵任何先验的人本主义含义。也就是说，马克思这里所规定的“真正自由的劳动”，只是一种特定历史阶段上即人类社会第三种形态中出现的个人以个性实现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的的物质生产劳动。按照马克思的描述，“真正自由的劳动”是以高度发展的物质生产方式为社会历史基础的，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自动化生产成为普遍的形式，活劳动不再直接地参与产品的生产，人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发生关系的。在这里“(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13页。）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12-044-06
诺贝尔经济学奖（以下简称“诺奖”）从1969年开始颁发，人们往往认为，该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不会有什么关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69～2012年，共有71位经济学家获得了诺奖。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其中至少有30位得主或多或少地与马克思经济学有一定关系。这里所说的诺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关系，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获奖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进行过评价；二是获奖者在其撰写的经济学文献中曾介绍或提及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三是获奖者的相关理论受到过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或马克思实际上是这些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本文拟从上述三个方面介绍诺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并归纳出对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关系具有启发意义的内容。
一、诺奖获得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评价
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曾在1962年美国经济学会第74届年会上作主题演讲时说：“从纯粹经济理论的观点看，马克思可以说是后李嘉图派的一个次要人物”和“投入一产出的有趣先驱者”。1967年，他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10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中，再次重审了这一观点。不过，在同样是1967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第7版的序言中，他又将“斯密、马歇尔、李嘉图和马克思”并称为经济思想史上“过去的伟人”。同年10月，他在《马克思的（资本论）（1967年10月）》一文中也表示：“如同《圣经》和穆斯林的《古兰经》、牛顿的《自然哲学和数学原理》，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样，《资本论》是一本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书。”另外，他在1976年出版的《经济学》第10版的正文中还将“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称之为“正象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和普朗克变革了物理学一样”，“改造了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为什么萨缪尔森对马克思的评价会出现这样两种看似相差甚远的版本呢？这恐怕还要从他所说的“从纯粹经济理论的观点看”这一限制条件说起。他在1962年的演讲中认为，相对于“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而言，他在“纯粹经济理论”方面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即“马克思大胆的经济史观或唯物史观，他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他变形了的黑格尔哲学，对于研究‘思想’的史学家来说是重要的，这些‘思想’远远超越了他正面提出的经济学”。而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评价马克思时，他却没有强调所谓“从纯粹经济理论的观点看”这一限制条件，而是告诫读者：马克思“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家，同时还是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革命家”。
1974年的诺奖分别颁发给了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和哈耶克（Friedfich August von Hayek）。缪尔达尔在谈到“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时说，“我们联想到”一些“对变化着的政治条件和机会作出的反应”的经济学家的名字，马克思也在他所列出的10人名单之中。他还曾表示，“当人们不得不将马克思当作经济科学发展上伟大的经典著作家之一来看待时”，是“基于他开创制度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死敌”的哈耶克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评价是否都是负面的呢？也不是的。1930年代，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曾讲授过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在教案中如此评价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论起对现代商业周期理论的影响来，恐怕没有哪本书能超过它”。
两位新经济史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福格尔（Robert W.Fogel）和诺思（Douglass C.North）共同获得了1993年的诺奖。福格尔在当年年底所作的演讲中强调“经济史对经济理论的形成有显著贡献”，并将马克思列为重视经济史的经济学家之一。诺思在其代表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明确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中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
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获得了1986年的诺奖，在其代表作《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他分析了那种“对市场的运行方式确实非常模糊不清”、从而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某些人通过它来控制和剥削其他人的体制”的人的“思想过程”，进而指出，“马克思的不朽天才恰恰在于，他对这种无知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或市场秩序所可能产生的反应，有着敏锐的理解。”他在这里所说的“敏锐的理解”，就是指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认为是人的意志决定经济秩序——所进行的批判。
阿罗（Kenneth J.AHow）和希克斯（John R.Hicks）共同获得了1972年的诺奖。阿罗说：“由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决定论是另一种强大的影响，尽管有点附庸风雅的味道”，但它“同实证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去伪存真’的意味相适应，表明了科学地理解社会和经济行为的可能性”。他在谈到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时还说，想要从学术上探索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如何困难，马克思至少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进行了考虑。希克斯认为，经济学中的“大规模的革命”“不会超过二、三次”，第一次“革命”是由斯密发起的导致古典经济学诞生的“革命”，第三次“革命”就是通常所说的“凯恩斯革命”，第二次“革命”则是由“大约在同一时期”发生的“两起革命”：“一起是由马克思发起的，另一起是由杰文斯、瓦尔拉和门格尔发起的。”前者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后者则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诞生的所谓“边际革命”。持此观点的还有1981年诺奖得主托宾（James Tobin）。
美国经济学家斯考森认为，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天赋自由体系的大创造者”，那么，马克思就是“它的大毁灭者”。1998年诺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却不这么看，他在论述“市场和自由”这一问题时，则非常肯定地说：“事实上，马克思反对前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不自由和对资本主义的肯定性评论与这个问题完全相关。”在这一问题上，森对马克思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明确地将那些站在封建专制和小生产的立场上“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和“自由和平等”的所谓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称之为“反动的社会主义”。
二、诺奖获得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介绍和提及
在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0版中，有一个介绍经济思想史的专章，马克思的经济学被放在这一章的最后单独“作一个一般性的论述”。他还将马克思的“纯经济学的方面”放在名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初步”的附录之中，不仅如此，在该书主要部分，也就是讲述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部分，萨缪尔森也几次提到了马克思及其经济学，如在第2章“每个经济社会的中心问题”中介绍规模报酬递增时指出，“规模的经济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卡尔·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强调这一点”；在第37章中则将人们通常所说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称之为“李嘉图一马克思一索洛的资本积累模型”。
2001年诺奖获得者之一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谈到自己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的两点看法：第一，“马克思相信，历史的力量不可避免地使经济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经济将从资本主义演变为社会主义，并最后演变为共产主义”；第二，“对于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些基本经济问题，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提供了与市场经济不同的答案”，“是国家而不是市场”来决定这些基本经济问题。其中的第一点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第二点看法中他却将马克思设想的未来新社会理解为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其相似，1976年诺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等同于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和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分享了1979年的诺奖。刘易斯在其代表作《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到马克思，但所强调的却是马克思的关于“利润率将下降”、“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等预见都没有实现。舒尔茨在《对人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一书中也提到了马克思，他认为，“我们的前辈所进行的各种有关价格问题的古典经济理论的论争，对于现在所进行的分析几乎没有什么用处”，这些争论也包括“与马克思的论点——由大批失业工人所组成的产业后备军使工资趋向于最低水平——相关联的有关劳动剥削的论战”，因为这一论战“也没有为理解需要阐明的实际工资的大幅度提高的原因提供任何帮助”。在他看来这些争论都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首届诺奖获得者之一丁伯根（Jan Tinbergen）在获奖后的演讲中谈到自己的一个希望：“社会经济最优值被解释为一个制度集合可能有助于进行一种比至今常见的较为科学性质的讨论”，并指出，“我希望用这种方式，我们又可以，像马克思说的，在不同制度的竞争中找到科学论点。”1984年诺奖得主斯通（RichardStone）在谈到模型设计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虽然模型设计者并不一定是好的政策制定者，但是，他们仍起到了必不可少的服务，如同马克思所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
三、诺奖获得者受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
缪尔达尔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的研究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的浩瀚著作是值得一些人去全面研究一番的，尤其要沿着我所遵循过的方向去探索他可能在这里和那里所做的转弯抹角的暗示。马克思头脑里的联想是如此丰富，如此多产，我相信做这样的探索是会大有收获的。”
诺思在《理解马克思是值得的吗？》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早就清楚地认识到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并为100年以后的新经济史学者运用这一概念从细节上探讨“生产力、产权制度和政治结构这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这“赋予了马克思在经济史学者中的杰出角色”。可见，他也毫不隐晦马克思对自己的新经济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阿马蒂亚·森在回答自己的著作中为什么没有“参考或引用过马克斯·韦伯”这一问题时表示，自己过去“确实读了韦伯和迪尔凯姆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学家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影响到了我的思维”，但是，“每逢我思考一个具体的观点的时候，我就发现它与某个人的观点相类似”，这种感受产生于“在我读马克思或穆勒的时候，而不是读后来人的著作的时候”，因此，“我当然参考那些我掌握得较好的东西”。这就是说，相对于韦伯等人来说，马克思等人对他的影响是根本的。
里昂惕夫（Wassili Leontief）由于建立了投入一产出的理论体系，获得1973年的诺奖。萨缪尔森说，所有学派的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马克思“对于今天的所谓诺伊曼一里昂惕夫投入一产出成长模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里昂惕夫本人却在回答“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构架对您思路的形成起过什么作用”这一问题时，明确表示“真的没有”。不过，从另一方面看，里昂惕夫也并没有完全否认自己曾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他在1938年发表的题为《马克思经济学对当代经济理论的意义》一文中表示：“在试图做出任何解释以前，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和工资实际上是什么，最好办法就是阅读《资本论》。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也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否则，他就不会向读者提出这样的忠告。”
由于首创了国民收入账户体系而获得诺奖的斯通，在获奖后所进行的题为“社会账目”的演讲中明确表示，“与我的题目有关的两个概念上的革新在此应当提一下”，这就是魁奈的《经济表》和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所进行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的分析”。
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由于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的贡献，获得了1971年的诺奖。他在获奖后的演讲中谈到“现代经济增长必然伴有较高发生率的负效应”这个问题时说，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都非常“关切”“威胁性的自然资源耗竭”这一问题。
哈耶克也不否认马克思是其某些思想的先驱者，他在《价格与生产》一书中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一收缩构成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
1992年，贝克尔（Gary S.Becker）因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推广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当年的诺奖。他在其代表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的导言中说，将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对“市场以外的人类行为”的分析“也算不上什么标新立异的东西”，因为，亚当·斯密就“经常运用这种方法解释政治行为”；“边沁也清楚他的苦乐原则可以应用于全部人类行为”；还有“马克思及其追随者运用所谓‘经济决定论’研究市场行为、政治、婚姻和其他非市场行为”。他将马克思视为将经济分析推广到非市场领域即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先驱者之一。
在众多诺奖得主中，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将数学方法运用于经济学而获得这一殊荣的。其中，克莱因由于“在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以及将它用于分析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1980年的诺奖。他曾表示，自己为了“分析或预测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的经济”而建立的“一些经济计量模型”，“是以马克思、卡莱茨基、凯恩斯、兰格、希克斯、卡尔多、麦茨勒、古德温及其他一些人的理论模型的结合为根据的”，而且，马克思的再生产和积累的图示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模型，是现今理论模型建立的先驱。在克莱因看来，马克思对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把经济学理论与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建立经济计量学的先行者”的丁伯根与弗里希（Ragnar Frisch）一起分享了1969年的首届诺奖。日本著名数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则明确表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卡拉斯基、费里斯和丁伯根之前，除了马克思以外，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曾获得过以科学的方法严密地建立的宏观动态模型。”。1996年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Mirrlees）在中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谁是最早应用数学的经济学家，我也不大清楚。不过马克思肯定是先驱者之一”，马克思“对运用统计学也作出了贡献”。可见，在他看来，马克思在将数学方法运用于经济学方面是一位先驱者。
前面已经提到，阿罗和希克斯是由于在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上的贡献而获奖的，众所周知，瓦尔拉斯被普遍认为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者。但森岛通夫却认为：“在数理经济学历史上应该把马克思放在同瓦尔拉一样高的地位上”，因为“一般均衡理论是瓦尔拉和马克思各自同时系统地提出的”，所以，“作为现代一般均衡的动态理论的起源，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瓦尔拉的资本积累理论应享有同等的地位”。萨缪尔森也表示赞同森岛通夫以及罗宾逊夫人和卡尔多的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模式中包含着（包括静态和动态）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萌芽”。这就是说，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也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四、启示
上述诺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什么呢？笔者认为，我们从中能够得到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有必要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审视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
如前所述，萨缪尔森等获奖者，均在不同的场合下、以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视为经济思想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也正因为如此，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介绍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的章节，并将马克思视为重要经济学家甚至是三大经济学家之一。然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很多中国学者编著的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却看不到有关马克思经济学的章节。虽然这种安排都是有其具体原因或理由的，但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在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将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排斥在外都是不合理的。这一状况所导致的客观效果是：没有将马克思视为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伯尔基在《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也指出，贯穿该书的“一个大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属于欧洲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并称“这决非什么独创的或耸人听闻的观念”。阿伦特则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一书中表示，“马克思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是“我们能否顺利地将西欧传统继承下去的试金石”。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审视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并在此前提下改革和完善我们的经济思想史教育。
2 有必要研究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原因
萨缪尔森等诺奖获得者之所以将马克思视为经济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并给予其相关经济学理论或方法以较高的评价，就是因为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期以来，由于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被看成是“彼此相互对立，水火不容，不能并存”，因而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既然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教科书（即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不讳言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在我们编著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是否也有必要介绍并说明这种影响呢？这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当然，在我们的研究中，马克思到底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并非仅以西方经济学者的认可作为唯一或主要依据；马克思为什么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影响，则更不能仅听西方主流经济学者的一面之词。但是，这两个问题无疑是我们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和教育者有必要探讨的问题，或者说，这是我们应当向自己的读者或学生有所交待的问题。
3 有必要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再认识
摘 要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根本上说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决定的。本文从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上入手，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理想和思想道德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的关系等问题，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的底蕴和渊源，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基础，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丰富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我们从先辈们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是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的精神体系，该体系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当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然而，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过去存在过的一切，其核心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虽带有民族特色，但它也是兼容之学。特别是在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上网思想桥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丰厚的文化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也就是我们应该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处理好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人民可接受可以理解的表达形式，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同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相统一，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方面产生共鸣，使马克思主义成为适合当代中国发展的灵魂和强大精神支柱。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有助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有助于坚持未来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传统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由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的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理想和道德思想文化、哲学思想和经济思想文化三大方面，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传统文化基础，尤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认真研究和探索中华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起的重要作用，对我们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理想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社会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社会观与马克思主义最终社会理想有相通之处，它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列宁曾指出：“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来，人类早已幻想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2]。”可见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理想追求，这种追求与马克思所论述的共产主义是同等意义的社会，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密不可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存在着丰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思想，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相通之处，毋庸置疑，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一切哲学体系得以建立和展开的基础和逻辑起点。在西方哲学史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经过蒙昧时代、中世纪时代和近代的发展，“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在中国传统哲学发展过程中，虽没明确地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范畴，但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都包含着对这一问题的求解，在先秦表现为“天人”、“名实”之辩；在西汉表现为“道”“物”之争与“神”“形”之辩；在魏晋、隋唐表现为“有”“无”“言”“意”之辩；最后在宋明形成“理”“气”“心”“物”之争。这样，就从最根本的理论点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可能性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也同中国传统的经济文化密不可分。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是以儒家经济思想为核心，以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家思想中所蕴藏的经济思想为补充，形成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它包括贯穿于整个经济运行过程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的经济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的中国化在文化上认同和接受奠定了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在中国的融合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可行性，二者在经济理论方面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经济理论中的“取予有度”的分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按劳分配”理论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主义消费分配提出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可见，我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经济思想，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奠定了经济文化条件。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基础，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创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的研究与探索，将会进一步推进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古典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这一理论创建过程中，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对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但对这一过程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理解。
一、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真的完全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吗
马克思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不同于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法律的关系的结论后，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具体来说，马克思是在1843年到巴黎编辑《德法年鉴》时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当马克思开始初步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他对古典经济学的看法更多地受到了恩格斯的影响。
大约在1843年底或1844年1月，恩格斯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寄给了作为《德法年鉴》杂志编辑之一的马克思。因而，在《德法年鉴》未出版之前，马克思就读到了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并做了详细的摘录。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称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天才的大纲”。后来，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再次援引了恩格斯的这本书。这些基本事实表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最初观点，包括他对古典经济学的最初态度明显受到恩格斯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说明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是怎样评价古典经济学及其劳动价值论的。
在19世纪40年代，无论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他们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等不同术语指出的是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他们都没有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区别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做出的评价达到怎样合理的程度，是衡量他们自己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达到什么水平的重要尺度。《大纲》对政治经济学评价的总体倾向是否定的。恩格斯之所以否定政治经济学，是因为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从而在理论上是“诡辩和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不老实”。由于恩格斯在总体上否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因此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论也给予了明确的否定。恩格斯在《大纲》中对英国人(亚当·斯密、麦克库洛赫、大卫·李嘉图)的“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观点与法国人萨伊的“效用决定价值”的观点进行了双重否定，提出了“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观点。恩格斯论证说：“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是很模糊的，对“生产费用”(即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和“效用”与商品价值的关系，并没有提供一个清晰论证。不仅如此，恩格斯在对价值理论究竟是解决什么的这个问题本身的理解也是错误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6—1878年)中的一个小注中说：“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耗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但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恩格斯在《大纲》中关于效用和生产费用的理解主要是针对“决定生产问题”的，而事实上，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费用或劳动价值论主要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而是解决商品交换规律的。正是出于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一种误解，从而使恩格斯完全否定了生产费用价值论：“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说法，都只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不实际的东西。”在关于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理解上，恩格斯更是提出了错误的看法：“作为基本东西和价格泉源的价值倒要从属于它自己的产物——价格了。”
总体上看，恩格斯的《大纲》虽然在某些方面提出了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创见，但必须承认，这是一部不成熟的著作。1871年4月13日，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现在把《德法年鉴》上我的那篇旧文章重新刊登在《人民国家报》上是无论如何不行的。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加之它还完全是以黑格尔的风格写的，这种风格现在也根本不适用。这篇文章仅仅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1884年6月26日恩格斯在写给叶·埃·帕普利茨(她写信给恩格斯，打算把恩格斯的《大纲》翻译成俄文)的回信中说：“虽然我至今对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比带来的好处多。”没有谁比恩格斯对自己的《大纲》所做的这种评价更准确和实事求是了。如果有人过高地评价恩格斯早年提出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和效用的关系”的观点，甚至把它作为论证效用价值论的依据，那就是对恩格斯的明显误解甚至是故意曲解。
马克思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受到恩格斯的影响，而且在观点上也直接受到恩格斯的影响。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这一点首先表现在马克思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国民经济学”，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确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私有制为基础。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恩格斯批评政治经济学没有说明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而马克思则批评政治经济学没有说明私有制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无论马克思是否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单就问题的提出本身来说，马克思在理论上比恩格斯更进了一步。恩格斯提出问题的方式，更多地带有费尔巴哈的痕迹，而马克思提出问题的方式，更多地显示了一种历史的、理性的眼光。
马克思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的错误，他说：“我们不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让自己处于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马克思提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而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经济事实”就是劳动与财富的对立及由此而产生的两极分化问题。马克思在此概括的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与恩格斯在《大纲》中所说明的“事实”也是惊人的一致。不同的是恩格斯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竞争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而马克思则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异化”。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试图回答和解决私有制的产生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起初是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然后，私有财产进一步产生了劳动异化。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古典经济学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我们看不到马克思直接评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任何文字。因此，并不能以这个手稿为直接依据来说明马克思在那个时候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要了解马克思在1844年上半年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只有通过考察马克思的《巴黎笔记》中的其他文本才能找到直接依据。恰好在这一点上，国内外学者存在不同看法。如，前苏联的经济学说史专家卢森贝及我国的马健行、郭继严教授认为，马克思在笔记中“实际上”是否定了劳动价值论；而前苏联阿·伊·马雷什则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摒弃劳动价值论。
全面地分析马克思所做的评论可看出，马克思对斯密、李嘉图、萨伊、麦克库洛赫等经济学家观点的评论存在许多模糊地方。在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虽然既不完全同意李嘉图的生产费用理论，又不赞成萨伊的效用理论，但这不表明马克思完全否定李嘉图的价值论。马克思所不同意的是李嘉图将“生产费用”与“产品价格”完全等同的观点。马克思确实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价格由竞争决定=价格是偶然的。”但这一句话显然不能成为马克思全盘否定生产费用价值论的依据，因为说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是一码事，而说供求关系决定生产费用则是另一码事(马克思没有这种说法)。同样，从总体上否定古典经济学，同全盘否定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也并不是一码事。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上半年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的态度是模糊的，可能更加符合马克思在那个时候的理论认识的实际。这一点恰好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同一问题认识上的区别。
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真的“接近劳动价值的理论”吗
1844年9-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了《神圣家族》。在谈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私有制当作基本前提而产生的矛盾时，马克思说：“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它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这表明，马克思在这里存在一个误解，他把恩格斯在《大纲》中提出的商品价值由“生产费用”和“效用”共同决定的观点当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看法。在后面的论述中，马克思又说：“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能卖多少钱(如果撇开竞争的影响)……”。蒲鲁东把劳动时间当作工资和规定产品价值的度量，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把它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相提并论：“在私有制确立以前，也就是在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时间曾经是工资以及与工资尚无区别的劳动产品的价值。”马克思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真正人类的发展，就是以这种时间的多寡为转移的。”“甚至精神生产的领域也是如此”。
马克思对价值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看法同恩格斯在《大纲》中的看法完全一样，即把价值问题理解成了“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正如在上面我们评论恩格斯的相同观点时所指出的，马克思这样来看待价值问题并没有接近劳动形成价值的观点。如果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接近”劳动价值论了，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恩格斯在《大纲》里也是接近劳动价值论了。显然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因此，列宁认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接近劳动价值论了”③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写作《神圣家族》的时候，马克思还处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由此必然造成他对商品价值问题的理解也是不成熟的，有时甚至是不正确的。
三、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及其价值论的真正肯定
在写作《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时间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又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连同马克思后来写的一些笔记，合称“布鲁塞尔笔记”。其间，马克思写作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保留下来的文稿也有残缺)。马克思对李斯特歪曲“国民经济学”的一系列做法都给予了批判，从而表现了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明显的肯定态度。此外，马克思还明确指出：“像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毫无疑问，这是他把已经形成的唯物主义思想自觉地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理论评价的重要表现。
1845年9月一1846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所具有的重大意义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确立使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思路，从而取得了快速的进步。同时，《德意志意识形态》真正标志着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及其价值论的明显的肯定。关于商品价值的观点，马克思明确提出：“在竞争的领域中面包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面包师任意决定的……金属货币的价值也完全是由生产成本即劳动所决定的”。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成本”是指生产某种商品所花费的劳动，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对此展开论述，但在理论观点上，马克思毕竟在实际上开始承认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形成商品价值的看法。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使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获得了快速进展，这种飞速的进展首先表现在马克思于1847年7月出版的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一系列正确看法的形成，包括他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接近正确的看法，正是从这部著作开始的。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宿命论学派”(包括古典派和浪漫派)、“人道学派”、“博爱学派”等，并且对李嘉图的理论特别是他的价值理论进行了大体正确的评价。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所谓“构成价值”理论时明确指出：“李嘉图已科学地阐明作为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李嘉图及其学派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作为二律背反的一方面即交换价值的科学公式，……”“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么骤然看来好像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正确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马克思同意李嘉图对斯密二元价值论的批评(斯密时而认为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时而认为“劳动价值”是价值的尺度)，断然指出，“像任何其他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马克思还讨论了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时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及商品价值变化的一般趋势问题。他认为，“任何一种新发明，只要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过去两小时才生产的东西，都会使市场上所有这一类的产品跌价……竞争实现了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这一规律。劳动时间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一情况因而也就成了劳动不断跌价的规律。不仅如此，跌价的不仅是运到市场上去的商品，而且连生产工具以及整个企业也都在内”。可以看出，马克思几乎已经揭示出了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规律，并且正确地认识到商品价值的形成并不只是生产过程的事情，而是由“竞争实现的”。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说明“必要劳动时间”时说：“一种东西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它的时间来确定，而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马克思解释说：“因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产工具可以无限增加，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市场价格，就是说，产生一种一切同类产品的共同价格。”显然，这一看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它与后来马克思进一步表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还有一定的距离。
列宁认为，《哲学的贫困》是第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这个看法是正确的。1880年再版这部著作时马克思说：“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虽然这只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但马克思的这部著作确实已论及后来在《资本论》中详细讨论的大部分问题。
四、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初步运用
1847年12月下半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做了几次政治政治经济学的讲演，根据这些讲演的部分内容，马克思于1848年写作了《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是马克思开始运用劳动价值理论说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第一个文献。马克思首先说明了工资是什么，他认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工人的“劳动”是商品。既然工人的劳动是商品，那么“商品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马克思说，“它是由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竞争即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且他认为决定商品价格的竞争还包括买主之间及卖主之间的竞争。接着马克思问：“那么供求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他认为，“供给和需求的波动，每次都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生产费用的水平”。“只有在这种波动的进展中，价格才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而且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们认为平均价格等于生产费用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正确地指出：“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终不是高于生产费用，就是低于生产费用；但是，上涨和下降是相互抵消的，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如果把工业中的资本流入和流出汇总起来看，就可看出各种商品是依其生产费用互相交换的，所以它们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可见，马克思已经开始把竞争和供求关系理解为商品价值形成的机制了。然后，马克思运用生产费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进一步分析了工人的工资即“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是怎样决定的问题。他继续沿袭了“最低工资”的观点，认为“工人的劳动的价格是由必需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马克思基本上正确地理解了构成工资的三个部分：即维持生存、受训练和延续后代的费用，而且正确地认为单个工人的工资是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只是从总体上来看工资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这就等于把作为范畴的工资与实际的个别工资区别开来了。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区分了“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并提出了“相对工资”和“比较工资”的概念，即同资本家的利润相对比的那种工资，并提出了“工资和利润是成反比的”看法，由此得出结论说：“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阐明了工资与剩余价值的更为复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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