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其原因分析入手，结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认识，探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立的根源所在，提出了对待西方经济学以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应有态度。
0引言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学说，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简单化的观点则认为，以稀缺资源配置为内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真正的现代经济学。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关系?
由于价值论在经济学中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我们的讨论先从价值论的变迁谈起。
1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
经济学中种种不同的价值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就其主流而言，可以归结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对立。
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而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首创。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财富是人们用劳动适应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他们的这种观点，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做了系统的表述，其成果是世界公认标志政治经济学正式诞生的名著《国富论》。他在这部书中指出:“每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是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为购买一切东西付出的初始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最初用来购买世界全部财富的不是金或银，而是劳动——但古典经济学家并未严格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亚当·斯密第一个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明确指出，交换价值的大小不取决于使用价值，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劳动是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他所说的劳动有时是指购买的劳动，也即交换得到的劳动，有时是指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他认为两者是等价的，是无区别的。更为矛盾的是斯密在进一步讨论价值构成时又背离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人决定，并把工资、利润、地租称为商品价值的三个源泉。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克服了斯密关于价值源泉的二元论局限，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雏形。李嘉图坚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大小，甚至提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不是实际耗费的个别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但由于他未能区分劳动与劳动力以及价值与生产价格，所以无法解决等价交换形式下利润的产生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两个矛盾，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最终破产。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李嘉图的学说，一方面明确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另一方面正确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并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克服了那两个矛盾。
效用价值论是尔后西方经济学对抗劳动价值论的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界，此前的效用论主要是客观效用论，此后则演变为主观效用论。无论是哪种效用价值论，都是主要从需求方面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只能说明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无法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增长。客观效用价值论强调的是商品本身的效用(使用价值)，主观效用价值论强调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人的欲望及满足程度，并且将这种欲望满足程度归结为个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便是由马歇尔完成的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融合。在马歇尔的学说中，价值、交换价值、价格都是等同的，因此他的价值论就是价格论。他所说的价值或价格指的是一种均衡的状态，其价值指的是均衡价格。这种理论不区分劳动产品和非劳动产品，把价值等同于供求决定的价格，只承认有价格存在，不承认有不同于价格的价值存在。它认为，就市场经济中商品财富的生产来说，成本是供给后面的原动力，而效用是需求后面的原动力，二者通过供求的波动，共同决定了财富的价格即交换价值。生产成本和边际效用是供求规律的两个构成部分，它们的作用可以和剪刀的双刃相比拟。研究商品财富的价格是受效用支配，还是受生产成本支配的议论等于研究剪刀以上刃裁纸或下刃裁纸的议论。
自马歇尔实现了价值论与价格论的合流，以及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合流以后，原先意义上的独立于价格论的价值论便不复存在了，从此价格论的讨论代替了价值论，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也就成为此后西方经济学价值—价格论的基础和出发点。20世纪30年代后，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值—价格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双重合流的趋势，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价值—价格论传统。
总之，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关于价值论的认识是这样展开的: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主流，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支持西方经济学长达一世纪之久;而后是效用价值论成为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边界，此前以客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此后则以主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再后是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为主流，即在综合主观、客观效用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价格论对价值论的替代;再后便是当代学者在马歇尔价值—价格论基础上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
2价值论变迁的原因
(1)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的100多年里，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能够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价值论，最为根本的历史原因在于两方面:
第一，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资本主义制度应不应当替代封建制度，还是有待证明的命题。因此，经济学家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即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公正。要说明其公正，就要说明它是平等的。为什么平等呢?因为它贯彻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而等价交换的基础就是价值。所以，价值论的讨论便与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那一时代的经济学的热点命题。
第二，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时代，是自由竞争的时代，资产阶级面临的最主要的敌对力量是封建地主阶级，因而要联合无产阶级共同对抗封建地主阶级，在价值论中就不能不对无产阶级活动的合理性给以部分的承认，这种承认的集中表现就是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他们对无产者劳动的正义性的承认仍是有保留的。这从斯密既提出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论中可以看出。这一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提出劳动价值论，根本目的在于证明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正义性、合理性。
(2)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价值论，会由劳动价值论转向效用价值论，并进一步以价格论替代价值论呢?
第一，斯密的价值论的双重性。斯密既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人决定价值论，二者的统一在于斯密认为无论是劳动，还是利润、工资、地租三种收人，都是成本，正是这种成本决定并构成商品的价值。不同的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构成商品价值的主要成本不同，原始社会的主要成本是劳动，而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劳动价值论就要让位于收入决定价值论。显然，斯密的成本(收人)价值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论证资本和地租存在的合法性，根本目的是为资本的存在，为资本存在的合理性、正义性进行论证。
第二，李嘉图学派的破产。李嘉图坚持一元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地租不过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这固然为反封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学理论根据，但他的一元劳动价值论也同时意味着否定资本本身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资本所获利润也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再加之他解释不了经济现实中价格与价值背离的实际现象，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破产。这直接导致了主流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向客观效用价值论的转变。
第三，边际革命使得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原因在于19世纪后期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使得人们不仅怀疑客观效用价值论所主张的生产自然创造需求，因而供求会自然均衡的主张，而且进一步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是和谐的、合宜的制度。这就要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因此，他们对需求问题，对需求与供给的均衡问题便不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相应地，在价值理论的研究上，自然便把人的欲望及欲望的满足程度提到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归结为价值的本质。目的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有价值的，是正义的、合宜的，因为它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的欲望，并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达到和谐均衡的状态。可见，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的根本动因也还是出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需要。
第四，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价值论代替边际效用价值论。如前所述，马歇尔的价值论是对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综合。这种综合之所以可能，在于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本质上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申辩的，其学说的阶级性和使命使之有可能被加以综合。当然，之所以能够被综合，还包括它们在理论的某些共同点和分析方法上的某些共同之处。马歇尔的价值论实际上是均衡价格论，从此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从价值论向价格论转变。深刻的历史原因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牢固地取得了统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要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才能使经济资源配置更有效。因此，重要的不再是价值命题，不再是讨论资本主义有没有价值，不需要通过论证资本与价值源泉的关系去证明资本的正义和存在的必然。重要的是怎样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从而证明其制度的有效和优越，而这种有效和谐的运行状态，恰恰是被概括为均衡的状态。所以，均衡价格的讨论替代了价值论的讨论。这种替代，实际上是从回答为什么要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回答怎样运用资本主义制度。
可见，西方经济思想上，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到效用价值论，从客观效用价值论到主观效用价值论，从效用价值论到综合的价值—价格论，其主流地位演变的根本逻辑线索，是遵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正义性、有效性、和谐性论证的需要。这是西方经济学为什么研究价值论的根本使命所在。据此，我们可以说，一切经济学，一切经济学家研究价值论，根本目的都在于为其所代表的阶级以及所要求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申辩。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使命如此，马克思的价值论使命同样如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究竟要说明什么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商品之间的共性，是交换价值的实体。他从抽象劳动中发现了商品世界的普遍联系，把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作为把握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基本范式。
价值本身呈现着一种经济关系，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物质运动，而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所以，我们哪怕把商品捣个粉碎，也找不到价值的“原子”。所以，商品作为对象不仅是人和物的关系，更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体现。
《资本论》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的价值形式是深人把握商品世界运行规律的根本。“商品的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住，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最后，马克思进一步写道:“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它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
马克思的这类论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是到处可见的。这些论述力图说明，价值本质上决不是生产活动永恒的自然特性，而是社会关系，是围绕劳动这种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可见，马克思把价值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通过这种归结，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一方面，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一切不劳而获，无论是通过资本私有还是通过土地私有来占有价值都是对劳动的盘剥。另一方面，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采取自发的人本身不能控制的、异化的形式实现，本来是人类劳动生产的，但却表现为人不能支配却反而受其支配的方式，人们劳动要通过间接交换来证明其价值，这本身就是人的经济活动的某种异化，是不合理的。之所以有这种历史的扭曲，是因为存在私有制，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私有制割断了人们生产的直接社会联系，人们生产的社会性表现为迂回间接的外在过程，要克服这种异化，最根本的在于消灭私有制，一切与私有制直接相联系的商品价值、货币、交换关系都是一种历史的扭曲，因而从发展趋势上，从人类理想社会的价值取向上，私有制最终是要取消的。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所昭示的是对商品关系和市场交换的根本否定。超级秘书网
3小结和启示
(1)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原因的分析，以及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总结，
使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论的历史使命不同、分析的目的不同，因而是根本对立的。而经济学中不同阵营的对立，重要的不在于其具体分析工具和方法上的差异，而在于其分析背后的价值观的不同，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其价值理论上形成了尖锐对立。
(2)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呢?显然那种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不能持盲目崇拜、全盘接受的态度。因为，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事人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因此，我们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加全面、及时和深人研究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借鉴和吸收其中合理的和有用的因素，识别和批判其中错误的成份，提高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分析和借鉴的水平。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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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再谈谈利息范畴的现代化。
现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说现实中的利息（股息等）收入是非劳收入，⑸这也是不正确的。马克思说过，资本家所得的利息收入是由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是占有了他人的劳动，是剥削收入（也即非劳收入）。马克思的结论是正确的，资本家的利息收入确实是剥削收入。但是，今日我国获得利息收入的都是劳动者。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家的利息收入是剥削收入，今日我国劳动者的利息收入怎么也成了剥削收入呢？
我们研究问题必须从事实出发，这个事实就是人们能够观察到的世间存在着的客观事物。我们认为，客观存在着的事实是很多劳动者都投资了，比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机关干部、经营者、科学家，等等。劳动者投入资本（资金）之后就得到了资本收入，比如利息、股息等等。那么，资本收入是如何产生的，是资本创造的，还是劳动创造的，资本收入是什么性质的收入？资本收入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普遍的存在，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获得资本收入的都是资本家。对于资本家资本收入的性质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做过研究，并给出了不同的结论。不过，劳动者的资本收入问题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提出来的一个新问题，这是以往的任何理论家都未曾研究过的问题，也是以往的任何理论家得出的结论都不能说明的。我认为，要科学地说明劳动者资本收入的性质问题就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当代现实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做出全新的概括，用马克思说明资本家资本收入的结论说明今天劳动者资本收入的性质是不正确的。在这里，关键是要认识到劳动者本身投资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劳动者的技术装备水平是一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如果向生产过程投入一定量资金（或者在不增加活劳动投入的条件下投入资金，或者在增加活劳动投入的条件下以更大的比例投入资金）并具有相应的物质资料，那么他的技术装备水平就能够得到提高，也就是能够使资本有机构成得到提高。一般来说，劳动生产力和资本有机构成成正比，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就会相应提高。个别劳动者如果提高了劳动生产力，那么他在单位时间内就会创造出较多的商品，或者说他创造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就比较少。但是，商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商品时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商品时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在这种商品的社会生产力没变的条件下，个别劳动者提高了生产力，因而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了较多商品，那么他的较多商品就会实现为较多的价值。简单一点说，个别劳动者如果通过投资而提高了劳动生产力，那么他在单位时间内就会创造出较多的价值。这一点恰好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⑹在这里，投入资金只是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但是，投入资金的意义仅仅就在这里；资金并不创造价值，较多的价值还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者所得的资本收入就是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而在单位时间内多创造出的那一部分价值。资本收入是由资金带来的，这只是事物的表象，资本收入代表的价值还是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的，这才是事物的本质。当然，它与直接的劳动收入还是有所不同，但是从本质上说它是从属于劳动收入的，具有劳动收入的性质。
需要指出，上面我们说得比较简单，说劳动者投入资金之后直接改变了自己个人的劳动条件（这种情况只有在个体劳动者身上才能直接表现出来），但是实际投资情况是很复杂的。实际上劳动者也许是把资金投给了自己所在的企业，如果是这样就平均地提高了企业中各个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水平或提高了整个企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而不是提高了他单个人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这还是假设把资金投给本企业时的情况，如果投给了另外一个企业（比如购买了这个企业的股票），这笔资金的投入与自己劳动条件的改善就完全没有关系了；如果是存入银行（存款），那就根本看不到使用到哪里去了。但是，无论经济现象具有怎样迷人的色彩，只要我们不被现象所迷惑，就能够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劳动者投入资金以后，不管是怎样使用的，也不管是使用到哪里去了，本质上都是提高了他个人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能够使他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较多的价值。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这正是科学活动的意义之所在。
过去，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得到资本收入的都是资本家；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取得资本收入的都是劳动者。劳动者的资本收入和资本家的资本收入根本不同，它们是不同社会的产物，体现了不同的分配关系，是绝不能混为一谈的（还要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些劳动者也有了一些资本收入，他们的资本收入属于什么性质，我们暂不讨论，它和资本家的资本收入有所不同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收入的性质也不能一概而论了）。资本家的资本收入是不劳而获，是剥削收入。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说资本也创造价值，资本收入是由资本创造的，很显然他们的理论是庸俗的，是为资本家的剥削辩护的。马克思坚持劳动价值论，说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资本并不创造价值，资本家凭借占有资本而取得收入是无偿占有了他人的劳动，这样就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收入的剥削本质。但是，劳动者资本收入的性质和资本家资本收入的性质根本不同。劳动者所得的资本收入就是劳动收入，劳动者取得资本收入是正当合理的，无需庸俗理论的辩护，把劳动者的资本收入说成剥削收入就更是错误的了。当然，时下流行的非劳收入的说法比剥削收入的说法要温情一些，但是它的实际含义大家都心知肚明。不经劳动而取得收入，这和不劳而获有何区别？在劳动价值论者看来，一切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人们所得的资本收入或者是自己的劳动创造的，或者是他人的劳动创造的，前者是劳动收入，后者是剥削收入，非劳收入是什么意思啊？对于劳动者的资本收入只有从劳动价值论和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出发才能做出科学的说明，否则，把它说成资本创造的，或说成剥削收入、非劳动收入则是不正确的。
经济范畴是社会本质关系的反映，它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目标相一致。在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马克思说明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资本收入是剥削收入就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为唤起劳动人民进行剥夺剥夺者的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反映了那个阶段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今天的社会条件已经完全不同了。在我们的社会，阶级斗争已经趋于消灭，通过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生产关系，生产力正在飞速发展，大家都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这时候经济学家们把工资说成劳动力价格，把资本收入说成剥削收入想干什么呀？这样的说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恰好相悖。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相结合，对工资和利息范畴做出全新的理论概括。我们的基本结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工资是劳动的价格，利息收入具有劳动收入的性质。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反映今日社会的现实，才能满足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大范畴现代化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不仅对于说明社会主义现实是有意义的，而且对于说明当代西方社会的现实也是有意义的。这里的原因在于，西方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理论是现实的反映，现实发生变化了，理论当然就要发展创新。过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是根本对立的，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但是今天却不同了。今天，阶级关系相对缓和了，追求稳定与和平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在过去马克思要唤起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在今天即使马克思仍然健在他也不会唤起无产阶级革命了。
“二战”结束后，美国人发明了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一经发明就运用到社会生产中去了。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宣告了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并掀起了一场世界性的技术革命。这里所说的后工业时代是相对于人类社会经历过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和机器大工业时代而言的，从手工业时代到大工业时代再到后工业时代都是个时代性的发展变化，对于这个发展变化过程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斯密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⑺他的经济理论主要反映了那个社会阶段的实际。工场手工业不过就是规模扩大了的手工作坊而已，其规模仍然有限，雇员的数量也不多，一般也就是十来个人或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的企业都非常罕见，他们基本上都是亲友或乡邻，劳动者和业主之间属于互利合作关系。但是，工场手工业毕竟扩大了生产规模，他们通过扩大分工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结果使各方都受益了。当然，雇主从中得到了较多利益，但是雇工的收入水平受到了农民、小手工业者收入水平的保护，还受到了行会组织的保护，他们的收入水平也提高了。雇工和业主之间当然会有矛盾，甚至发生过斗争，但那都是以工场手工业的存在为前提的。那时的业主也会有些积累，但是积累首先适应了生产发展的需要。很显然，有了积累劳动者和业主之间就会发生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当时还隐藏在他们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之后，他们之间相对还是和谐的。斯密坚持并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同时认为劳动是商品，资本收入是资本的自然报酬，这就说明劳动者和业主之间是等量劳动交换关系，这是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生产规模比较小，生产也比较分散，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基本上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资本主义也在一步一步地发展，但是封建主义还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者说明劳动是商品、资本收入是资本的自然报酬就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封建主义。应当肯定，他的经济观点反映了社会的现实，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对于反对封建主义制度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之后，蒸汽机发明并应用于社会生产过程中，西方各国先后实现了工业革命。蒸汽机的运用实质上是用机械力代替了人力，使生产力发生了革命，使物质财富相对丰富了。大工业生产使生产规模日益扩大，产生了很多上千人的大企业和一系列工业中心，大工业生产同时还使生产资料日益集中，最后都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里了，这时候资本主义就取得了统治地位，经济关系就根本改变了。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家运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强占了农民的土地，剥夺了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造就了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他们颁布最低工资法，运用国家强制力把工资水平压到了最低限度。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劳动人民却陷入了日益贫困的深渊，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相矛盾，导致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这时候，劳动人民、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矛盾降到了次要地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认识成果，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创造性地证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使劳动价值论科学化了。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力商品范畴，证明了剩余价值理论，说明资产阶级积累的财富都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都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为无产阶级进行剥夺剥夺者的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革命的理论，既实现了经济学的革命，也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需要指出，工场手工业经历了二、三百年持续、平稳的发展过程，但是工场手工业不是静止不动的，它必然会向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方向发展；在工场手工业中，作为业主的师傅和被雇而来的徒弟之间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师傅自然会多得一些。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人们应当如何面对呢？恩格斯是这样说的，学徒和帮工除了工资之外还能得到别的收益，所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还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⑻他们之间不是根本对立的，是互利合作的关系。采取这样的态度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利的。相反，如果当时有人指出存在剥削，并主张剥夺私人财产，结果不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反倒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认为，恩格斯的说法反映了社会的实际，也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当然，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并召唤劳动人民剥夺剥夺者，但是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他是在完成了工业革命以后才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的，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1卷）比斯密发表《国富论》差不多晚了一个世纪（91年），那时候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是科学的和合理的。斯密认为劳动是商品，他的观点在工场手工业阶段相对是正确的，反映了那个阶段的实际；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是商品，他的观点在大工业阶段是正确的，反映了那个阶段的实际。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斯密生活到大工业阶段并继续坚持劳动商品的观点就是不正确的了，那样他就会束缚生产力，阻碍历史的发展；同样的道理，马克思如果生活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并主张劳动力商品的观点那也是不正确的，结果会破坏生产力，不仅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反倒有可能会推动历史车轮倒转。他们都是时代的产儿，工场手工业阶段需要斯密，斯密果然就出生在了那个阶段；大工业阶段需要马克思，马克思果然就出生在了那个阶段。他们都是时代的骄子，顺应时代的需要而创造了相应的理论范畴，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今天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电子计算机广泛运用于社会生产过程中了。电子计算机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它不仅代替了人的体力，而且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人的脑力。随着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它就越来越多地代替了大工业生产中劳动者的职能，其中的劳动者就日益快速地转移到了第三产业，结果使第三产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第三产业的生产天然具有小型化、分散化的特点，它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社会生产的小型化和分散化，这和大工业时期蒸汽机的应用要求生产集中化、规模化正好相反。生产分散化、小型化的过程要求生产资料日益同劳动者个人直接结合，实行社会所有制。经验表明，生产资料越和个人直接结合就越能提高个人利益和自身努力的相关性，就越能激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电子计算机的运用过程中，创造性劳动在生产中显示了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之间的体力差别是相当有限的，而脑力差别则几乎是无限的，脑力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创造能力的差别，在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人们的脑力差别充分地显现出来了，那些优秀的科技、管理人员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这种生产技术本身对人们劳动的创造性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也为人们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反过来，社会也要求客观地评价个人的劳动贡献，对于创造性劳动给予充分的回报，充分体现个人的利益和相互间的差别，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日益提高，西方社会自然实现了社会所有制（即产权清晰），同时他们又与市场经济相伴，自然能够客观地评价劳动，从而就能充分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说，西方国家天然适应了这次技术革命的需要，因而比较成功地吸收了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
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使产品日益丰富了，也日益人性化了，尤其在发达国家资本过剩，游资充斥，资本在生产中已经不再作为绝对的约束条件了；相反，劳动、科技、管理等要素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经营能力成了生产的绝对约束条件。这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恰好相反。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广阔无边，产品没有销售的问题，只要占有了资本，只要能够生产就能占有他人的劳动，就能获得剩余价值，就能不断发展，资本成了生产的绝对约束条件，资本成了社会的统治力量。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经营能力成了决定性的因素。今天的市场已经被充分开发，供应相当充分，每项投资决策都包含了巨大风险。这时候，资本已经不成问题，相反经营能力（创新能力）成了成败的关键，如果经营有方就可以轰轰烈烈，不断发展，但是一旦经营不善就会满盘皆输，淘汰出局。在后工业阶段崛起的新秀们手里并非握有巨资，而是具有超人的经营能力，他们几乎都是白手起家的，通过努力经营就取得了骄人的业绩。那些经营不善的，纵有万贯家财也会顷刻化为乌有。在大工业时代，物质生产条件相对短缺，资本成为生产的绝对约束条件，资本支配了劳动。但是，现在看来资本支配劳动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资本只能作为物质生产条件，而劳动（经营、科技等创新性劳动）在生产中则占据了支配地位，劳动支配资本的时代已经开始。
现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着这样一个转变，从大工业社会少数资本家的所有制转变成了后工业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众多劳动者的所有制（典型形式就是现代股份制）。这样，生产关系就发生了显著的变革，劳动不再作为单纯的被雇佣对象，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被巅覆了，劳动者日益成为生产的主体，日益成为生产的支配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很大调整，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实行的那些野蛮制度基本上都被废弃了。资本主义国家又调整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行了高额遗产税制度和个人收入累进所得税制度，建立健全了现代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法，建立健全了知识产权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很显然，前两项制度是分配和再分配富人财产的制度（遗产税和所得税制度打破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后面的几项制度则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实质是保护劳动者尤其是保护创造性劳动成果的制度）。据报道，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积累了400多亿美元个人财产，然而他早已立下遗嘱，决定死后将其中的98%捐献给基金会；财富排名第二的沃伦·巴菲特也决定死后将300多亿美元个人财产的99%捐献给基金会（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了捐献活动）。当布什政府为免征遗产税而征询公众意见时，那些富豪们首先纷纷表示了反对意见，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免征遗产税他们的子女就会成为不劳而获者，就会妨碍他们发挥自身的才能。这样，个人财产只能作为社会生产的物质条件而运用于社会生产过程中，而不能作为资本占有他人的劳动了，这时的个人财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的了（不再发挥资本的功能），当然它也不是“公有”的，实质上它是社会的，属于社会资本，具有社会所有制的性质，它与现代生产的需要相适应，是为社会的生产和发展服务的。在当代西方社会，前代人追求实现人生价值，将财产捐献给了社会，后代人则追求独立发展，成就事业，这已日益形成风习，渐成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财产继承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很显然，富人们的捐献行为绝不能用“性本善”的观念来解释，它们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在一系列现代法律制度的约束之下这样的做法已经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通过这些制度的综合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性质就发生了改变，因而全部社会关系的性质也都发生了改变。它们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了新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目前还在推动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关系已经改变了。但是，遗憾的是西方学者直到今天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这和我们的学者对于自己所处社会阶段的认识曾经严重滞后也许具有某种一致性。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积累了七十多年的经验，我们自己也有了五十多年的经验，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阶段却不甚明了，直到近些年才发现自己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8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识需要一个过程，西方学者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阶段也需要一定的时日。我们相信，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而且暴力革命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在这样的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来那些具体结论运用到今天的现实中是不正确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面对变化了的世界，马克思肯定会改变原来的看法。过去，在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人民已经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马克思唤起了无产阶级革命，而且被当时的革命运动所证明；但是，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人民生活在稳步提高，生产关系还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时候马克思还会唤起无产阶级革命吗？如果唤起无产阶级革命，剥夺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人的财产将会引出怎样的后果呢（他们自己都主动捐献了，还有剥夺的必要吗），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唤起无产阶级革命的话，能够得到无产阶级的响应吗？我相信，如果马克思仍然健在的话面对今天的现实他肯定不会唤起无产阶级革命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创新，应当反映当代社会的现实；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说工资是劳动的价格，资本收入是劳动收入才能客观地反映现实，否则还是说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资本收入是剥削收入就背离现实了。
三、对当前经济学界流行的一些观点的评论
很显然，当前经济学家们关于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利息收入是非劳收入的说法是错误的。当然，他们是要为现实经济现象给出一种说法，良好愿望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劳动力价格和非劳收入的说法能说明什么呢？我以为，非劳收入的说法仅仅描述了现象而没有涉及社会的本质关系，甚至说它绕开了本质关系问题而仅仅描述了现象，这样的说法远不具有科学的性质；而劳动力价格的说法则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错误的。理论的失误必然会导致思想的混乱和价值的迷失，极有可能会诱发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进而会妨碍经济社会的发展。
还应当指出，当前经济学界还流行着这样的观点，它们或者完全否定，或者绝对肯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也是不正确的。比如熊映梧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革命的理论，而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过时了。⑼我以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革命性，革命的任务确实已经完成了，但是经济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还需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解决。所以，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是不正确的。杜光先生认为，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剩余价值论。⑽我以为，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剩余价值论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解决的是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但是现实遇到的是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差别问题，剩余价值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它本来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所以把剩余价值论运用到现实中是不正确的。可以说，象熊映梧教授那样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是不正确的，但是象杜光先生那样错误地坚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也是不正确的。
综上所述，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主义还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雇主与雇工之间相对还比较和谐，斯密主张工资是劳动的价格、资本收入是资本的自然报酬就肯定了资本主义具有合理性，就顺应了当时的需要，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到了大工业阶段，资本主义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就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他们的理论就与现实相矛盾了。这时候，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劳动力商品范畴和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代，生产本身又有了新的特点，简单照搬马克思的某些结论是不正确的，完全否定马克思的某些结论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现实相结合，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剖析当代社会的特点，得出符合社会主义现实和当代社会特点的崭新结论，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注释：
⑴参见何伟：《试论劳动力商品的社会主义性质》，《经济日报》1986年12月27日；胡瑞梁：《论社会主义劳动力商品》，《经济研究》1987年第12期；何炼成：《关于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和价值属性问题——答关柏春的“批判”》，《经济纵横》2007年第2期，等文。
⑵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页。
⑸参见卫兴华：《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4期，等文。
⑹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页。
⑺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6页。
⑻参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7页。
（一）在理论内涵方面存在差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一开始就是以现实为基础构建出来的，实现对认识论、逻辑学及辩证法的统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质上描述现象的，只重视体现一系列经济事件及现象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备的线性关系，对于隐藏在经济事件及现象背后的深层次规律并没能揭示出来。西方经济学认为人仅仅是一台机器，他们精于计算，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是客观存在于现实中的，它统一了理论跟现实，不仅具备完整的逻辑性，还为理论基础的建立提供客观经济世界的规律，把人的本质规律深刻揭示出来；现代西方经济学大胆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目的仅仅是为构建理论体系提供条件，忽略了逻辑的现实性这一前提，是资本主义实现无线增值逻辑链条的必要组成之一。
（二）在理论诉求方面存在差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的根本理论诉求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最初的社会形态就是完全自然发生的，是人的依赖关系。如此，人只能在孤立的地点、狭窄的范围发展自己的生产能力。人拥有的第二大形态就是在依赖物的基础之上变得独立，并逐渐形成物质交换关系、多方需求关系、全面关系，且越来越普遍，构成了能力和体系。人具备的第三大形态是以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产生跟人共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能力，是人们获取社会财富的基础。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抽象出一个理性经济人的概念，仅仅为构建经济学的逻辑体系提供一个假设性的前提，是非现实性的。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的视界交融
（一）必要性前提—中国现实社会的时空结构
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的发展状态呈现出多维性、不均衡性，为找寻经济分析范式提供切入点。我国改革开放持续三十多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随之出现的还有一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并越来越严峻，包括各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一系列问题并不是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就能解决的，也不是照搬现代西方经济的方法论能解决的，只有批判性地结合两者的优点，形成一个凌驾于两者之上的经济理论，突破现有理论的束缚，才能有效解决这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于是，不管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都为它们的方法论在中国的视界交融创造必要性的前提。
（二）现实性基础—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下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
在当下社会时空结构里，中国拥有的所有社会形态纬度均被压缩在同一个时空结构中，包括传统性、现代性、未来性等，致使中国发展表现出内部结构一定程度的失衡。这种时空结构上的失衡、多维、压缩，导致众多经济学现象也呈现出多维特征，它们不再单纯，它是一种只要离开整体性的社会就无法完整把握的时空结构元素。中国创新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不仅要考虑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跨越的问题，同时要考虑在跨越成功实现之后可能面临的问题，以便为中国在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上提供政策支持、理论解释。因此，中国现实社会纷繁复杂的时空结构下的变化莫测的经济现象为两者的视界交融创造出现实性基础。
（三）可能性路径—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的动态发展性各种思潮
在中国竞争融合，得到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它是一个过程，是各种经济流派和理论在时空维度的碰撞，并持续实现动态均衡。最终，经受住历史严峻考验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它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国时空结构里的两对历史向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推动中国社会在动态演化中构件时空结构，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融合、对话构建起一个必要的语境，为两个方法论的视界交融创造可性能的路径。
三、中国实现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视界交融的具体途径
（一）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总体性的经济学理
论将来，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实际发展问题之一就是有限的资源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既有的行政制度结构与市场改革要求的制度结构、市场效率的促进与缺失社会公平良性互动的社会制度、公民利益团体精英化与宪法治理等矛盾。在整个社会科学理论中，经济理论所处的是基础性地位，其立足点、落脚点都应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它是多方面的、综合的。因此，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构建一个总体性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学科领域，应重视融合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及其他自然学科。
（二）中国应构建不同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
未来，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制度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的基础，应不同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应融入各方面要素，包括制度要素、环境要素、知识技术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等，这些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函数的内生变量，目标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目的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诉求是构建和谐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都要实现和谐发展。同时，这一系列的发展目标、发展目的、发展诉求等拥有很强的、很具体的历史性特征，需要我们充分认识这一点，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生产方式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均衡的结构体系。
（三）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应具备三大特征第
一，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核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思维方式和逻辑，对社会经济结构中实践理性的总体地位进行重塑。换言之，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客观依据是人的现实规律与实践的统一，其实践理性的总体性应包含人的利己心和主观心理欲望，从而通过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来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结构。
第二，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支撑是实践唯物论、实践历史观、时间辩证法。人是实践的主体，人的双重对象化的物质统一是构建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人的本质是对立统一的，拥有很强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应然性与突然性等，这是构建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逻辑结构；人进行的跟规律及目的相符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维度为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建提供了极广泛的、张力极强理论话语。
第三，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建应将科学主义里隐含的合理性元素大胆吸收进来，对知识增长诉求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对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实现科学主义具备重要现实意义。在经济世界的现实里面，很多经济现象都是以数字量化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的，对其规律进行检验也离不开数字量化依据，所以实证主义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当然，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不能以一个独立的学派存在，它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范式，才能促进积累和发展整个学派知识。因此，在构建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时应积极引自然科学的分析范式和工具，如数学、物理学等。
四、结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创新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1―0005―06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创新
在开始论证这一命题的时候，为了对命题理解的统一，首先有必要明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回答。从其阶级属性讲，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从其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讲，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变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而从其创造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讲，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由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由此，马克思主义可以从狭义上和广义上理解。从狭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广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也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它既包括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也包括经列宁继承和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并由、邓小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明确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可以得出逻辑的结论。从马克思最初赋予政治经济学的任务看，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从广义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和由后人发展了的政治经济学，自然也包括由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创新时，更多的是指从狭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政治经济学。
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创新，是因为：
第一，时代不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时代是工业化初期，蒸汽机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资本主义制度处于上升时期，并趋于成熟；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罢工、武装起义、暴力冲突，成为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阶级的一些重要形式。在这样的时代，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危机的发生、工人运动的发展，显示出资本主义制度在创造高度发达生产力的同时，也开始并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并已经造就出推动其走向反面的生产力条件和阶级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及其为新的社会制度代替到必然性，为工人阶级提供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思想武器，就成为政治经济学庄严的使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其他组成部分一起，就是适应这样的时代需要产生的。所以，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具有科学性、革命性、阶级性相统一的鲜明特征。
时间过了150多年，时展了。当今时代，人类进入工业化后期，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遇到过挫折，资本主义在经历反复严重危机后有所调整，有了一些新变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竞争、合作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并存、发展，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要潮流，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局部地区的战争时有发生，世界并不太平。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固守原有的理论显然就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实现理论创新是时代提出的要求。
第二，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时代的发展是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就其本质而言，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本源，是推动理论发展的根本力量，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之后，实践有了革命性的发展，概括起来，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根本的方面：第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第二，资本主义经过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有了新的发展，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有了一些新变化；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变成现实，由一国到多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其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上的影响，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推动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社会主义在20世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在发展中也显示出在许多方面尚不成熟。在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曾经发生过许多曲折，甚至是严重失误和挫折，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都是实践提出的需要回答的重大课题。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就必须发展和创新。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否创新，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亟须科学的理论做指导。在生动活泼的实践和日新月异的时代面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能否创新，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所以无论是从实践和时展的要求，还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身建设的迫切性认识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必须创新。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创新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创新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能够创新，回答是肯定的，因为：
1．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奠定了基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仅要求政治经济学创新，而且为此奠定了基础。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资本主义发展变化，使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更加充分地展开，使人们深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规律的认识成为可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可供总结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预测开始受到检验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有了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有了肥沃的土壤。
2．理论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条件。科学的发展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马克思主义就是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国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发展起来的。正像列宁所说：“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1］284―285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之后，特别是在当今时代，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理论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成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宝贵源泉。此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国家的经济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的进展等，都可以成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借鉴。所有这些，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条件。
3．中国的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积累了一定经验。新中国建立五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的飞跃，国民经济较长时期内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经济体制经历了计划经济的曲折探索和改革，有序地实现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初步建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转变，在国际经济复杂动荡的背景下，国民经济基本保持着协调健康发展；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外贸进出口总额迅猛增长，一个曾经封闭、半封闭的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作为20世纪一个重要标志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上述的成就对世界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要影响。
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条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相匹配，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有了长足的前进，提出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的理论；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的理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等等。但是，与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要求相比较，经济学理论的滞后和落后仍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需要给予已经发展的丰富实践以更加科学的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应该走向世界，象经济发展的实绩一样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
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我国前进的道路上，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的和一些新生的矛盾纠缠在一起，也开始凸现出来，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如何从体制上、机制上保证国有经济发挥足够的作用和活力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农民失去土地引起的经济社会矛盾加剧，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将是较长时期困扰我国的突出问题；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悬殊影响着人们对改革和社会的态度和信心；消除贫困、扩大就业将是长期的重任；资源、能源、环境的严重制约，将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长期的威胁；金融安全问题、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问题、对外开放中的贸易摩擦问题等等也将长期构成对我国经济的严峻挑战。这些问题如不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妥善解决，必将对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造成严重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适应时代和实践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探索既适合于中国国情，又能反映经济学最新发展的理论是摆在经济学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后，马克思、恩格斯一直都是着眼实际，着眼历史条件的变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自己创立的理论。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248-249。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68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从来到世上，就具有开放、发展的特征，在今天，有了丰富的实践，有了人类社会创造的许多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一定能够实现。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基本方向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有三个问题需要明确：一是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是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三是必须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三个方面，实际上也是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做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在坚持实践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同时，之所以还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生命力和有效性的根本途径和经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大局，联系社会的思想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大的社会实际是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也是我们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我们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是容易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往往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从而肢解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坚持实践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之所以还必须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马克思恩格斯就曾吸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109-0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的、先进的、有生命力的学说，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结合我国的社会实际，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不仅具有理论依据更具有实践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求实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其科学性从根本上来源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坚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分析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他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他运用唯物史观，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出发揭示经济运动规律，把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建立在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基础之上，通过全面考察当时社会中的经济过程中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及技术与制度、实物与价值、本质与现象等所有重要环节，以历史的、客观的、深刻而全面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然出现的历史合理性，提出了一系列划时代的理论。正如列宁所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2]马克思以唯物史观这一科学而有力的理论依据，以科学求实、深入钻研的精神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求实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与时俱进的理论
“政治经济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济变化的材料”[3]，这种历史的科学是以辩证法为基础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在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在不断地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最具有创新性和革命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不断的修改、自我批判中完成，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丰富，在检验中不断完善充实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品格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全过程中。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开始经济学研究时，起先对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持有批判否定的态度，认为是不合实际的、抽象而空洞的，但是，在他经过深入的研究和实际考察，特别是在形成唯物史观以后，他才逐步接受了劳动价值论并对它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5]，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6]。当今我们社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前国情的结合，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特征，体现时代要求，形成符合时代特色的经济学来指导国家的经济发展，“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7]。社会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状态，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处于不断发展创新的状态，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是时展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我理论品质的实质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包容开放的理论体系
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8]。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9]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从来到世上，就具有开放、发展的特征，以其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科学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6]。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是在吸收和借鉴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心理学、制度学、生命科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的分析方法后，经过不断的批判、考察、检验而得出并处于开放中而不断发展完善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放而包容的特性是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的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应对的挑战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一门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又是一门具有无产阶级鲜明阶级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性是指这门科学的理论体系反映一定阶级的意志和要求，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
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思考中国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了我国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必须处理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巩固工农联盟等，形成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思想成果。
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0]这个论断既提示了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又强调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力的根本任务，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发展社会主义上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构成了对社会主义的完整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从我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出发，分析我们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目标和面临的挑战，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通过艰辛探索，深入分析解答一系列在现实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而形成的。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是人民自发的选择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1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在解决中国各时期、各阶段所处经济、历史文化条件下，党和人民共同努力，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产生的。
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0]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符合人民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党和人民共同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绝不是脱离时展和人民需要而产生的纯粹抽象思辨的理论，而是尊重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尊重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符合中国国情并经实践检验的正确选择
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8]优秀的理论一旦指导和服务于社会实践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已经走过了30多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辉历程。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中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所有制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价值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等各方面的突破，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经过实践的不断努力而取得的。
党和人民坚持实践这个标准，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观点、立场、方法，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国内形势深入分析，吸取自身和他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正确判断经济建设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确定我党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现实，在实践中不断前进，积极探索，排除各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思想的干扰，抵制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潮的影响，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实践中运用，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在实践中取得了辉煌成绩，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理论的伟大胜利，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在实践中举起了自己的旗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林岗，张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阐释[M]//政治经济学评论：第3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关键词】 劳动力价值;海派;创新;马克思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世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社会分工也进一步细化,马克思在那个阶段得出的结论在今天就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无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剖析的是人类社会最深层次的问题,揭示的规律也是深刻,如何使这棵大树更加枝繁叶茂,这是应当也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是从历史方面还是从现实方面都比西方经济学更适应中国当代国情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类似于树叶和树干的关系,这也需要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来为我所用。但是在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与时俱进,对如何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整个理论框架的核心基础更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在这个时期,海派经济学者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观点和理论,认为马克思研究应当避免两个教条:一是照搬马克思义理论的教条,只讲坚持,不讲发展;二是照搬西方经济理论,只讲吸收,不讲借鉴。
海派经济学就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广泛吸收古今中外先进与合理的经济思想,借鉴各种社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努力在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构建一种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马克思经济学新范式。海派经济学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海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已经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从海派经济学论坛第14次研讨会开始,程恩富、张薰华、顾钰民、周肇光、冯金华等代表人物就提出构筑“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理论”平台的思路,其方法论的特点是在继承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借鉴中外现代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其基本理论假设与理论核心是“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新经济人论”、“公有制高绩效论”等。他们认为,“新经济学综合”的创建,理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纵观历史,努力积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以实现某些理论原创,构筑新的马克思经济学平台。
一、海派经济学对经济活动人的假设
西方经济学自英国近代亚当・斯密、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以来,一直到当代美国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只把“自私人”即“经济人”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基点和定点,并由此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经济进化史。即使现今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人”内涵进行修补,把分析范围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增添机会主义行为描述和信息成本约束,或者把含义扩展界定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利益与不可用货币衡量的精神利益两个层面,也没有根本摆脱作为“最大化行为”的“自私人”的思维模式。旧“经济人”假设和理论包含三个基本命题:经济人是自私的,即追究自身利益是经济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在社会中所有的经济活动中,人都是作为主体出现。西方经济学在开始理论框架架构时,就率先提出对人的定义,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应当是完全理性与自私的,即经济人假设。但在这种经济人假设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非常大的挑战,后来有的经济学家就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有限理性等其他假设,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还是以自私人为基础。人尤其是工人阶级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是整个社会历史向前进的主体力量,是马克思强调的主要是团体的力量,即参与经济社会的人是社会人。海派经济学家对于人的假设则更加符合实际,它并不是揉合了两种学说的观点,而是根据实际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海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程恩福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首先,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其次,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再次,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见,其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当然,海派经济学现在仍需要进行包括“新经济人假设”在内的多种合理假设的进一步创新和探究。
二、科学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切入口,自从马克思经济学诞生一百多年来,价值的决定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焦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定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一个理论的前提如果是伪命题,建立在其上的理论构架就必定是错误,马克思坚持的是活劳动对价值的唯一决定,西方学者包括我国的很多学者则认为生产要素决定价值的多元论,西方经济学中的四位一体公式也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虽然说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是科学,但马克思的分析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他所在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社会分工也远没有今天细致,也因此,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定义上就有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基于此,海派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程恩富教授首次提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的新观点,认为凡是直接生产物质商品和文化商品(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具体表现在:
一是,生产有形和无形物质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如为市场提供物质商品的工业、农业、运输业、建筑业、仓储业、物质技术业,以及流通业等领域中的相关劳动。
二是,生产有形和无形文化、精神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文化(精神)商品的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文化技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展览馆、园林和旅游等相关劳动,另外包括讲课、表演、解说和导游等无形商品或服务劳动。
三是,生产劳动力商品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有关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部门有:美发美容、医疗卫生、体育运动、教育和沐浴等。当然这个新观点是在继承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领域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的,澄清了除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以及物化劳动和科学技术这两种生产要素是否自行创造价值的模糊认识,是在社会主义新形势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也是对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新贡献。
对于程恩福教授的观点我是基本同意,还应补充一点,必须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如色情活动、活动也对活劳动的恢复有一定作用,但其并不能称为劳动,至少在现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下,其活动并不创造价值。再有,生产违法商品的活动也不可以作为价值创造劳动,因他是违背社会道德的。还有一项活动是否归纳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还值得研究,就是证券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虚拟经济活动中。对于这一类活动,根据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是不能称为劳动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就没有办法将其纳入其中,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股市是一个融资市场,没有股民的活动也就没有股市,没有股市企业的资本筹集将会耗费更大的成本,因此,炒股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节省了活劳动,节省的活劳动也就是其付出的活劳动,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应称为劳动,不仅是一种投机活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薰华教授认为劳动除了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非常产劳动,还应包括直接生产过程外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股市对生产的重要作用我们无庸赘述,是显而易见的,把炒股活动称为劳动也就有了一定的科学根据。
三、海派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海派”极为重视经济学重建中的方法论创新。他们认为,马克思虽然精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尽管这些经济学方法在当时也曾被视为学术的前沿和最新的工具,但在最后构建《资本论》3卷本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时,他并没有采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方法,主要是因为,马克思要实现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充分革命和全新超越,决不能囿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套新方法。事实上,马克思在重视以往经济学方法论的同时,重点批判地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采用了原创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政治经济学的旧程式。
“海派”理论认为,在创新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必须学习马克思的这一独创精神,要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努力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程恩富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应当借鉴其他所有学科的先进部分如哲学、伦理学等。“海派”对其他学科研究的重视,实际上反映了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大综合的趋势,在这种综合中,又强调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地位。
当前,在国际学术界,正广泛开展一场经济学的改革运动。无疑,这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学改革运动与“海派”理念有不谋而合之处,经济学就应当有“大海”海纳百川的气魄――历史主义、演进主义与包容性,这才是经济学的真品格、真性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正是“海派”的核心灵魂与风骨,无论是构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的平台,还是倡导经济学方法论多视角学科的融合,都似乎表明,“海派”经济学正在融入这个国际性的经济学改革的滚滚洪流中。
参考文献
[1]周肇光.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的主要学术观点.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4卷.第2期.2006(3)
[2]周肇光.科学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第12次高级研讨会综述.教学与研究.2001(9)
当前对马克思主义有很多评价甚至是批评，有代表性的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或者还原论的反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将一切事物全部归结于经济因素，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经济决定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道德、艺术、法律、政治、宗教、战争、历史的变迁……所有的这些都被单一地视为阶级斗争或经济的反映；一心沉迷于经济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不过是他所对抗的资本主义的影子。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还认为，当代世界的人知道这个世界多彩丰富的历史经验不能被强硬地塞进一个刻板而且单一的框架中，可是马克思本人却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马克思的确尤其强调经济因素在人类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但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否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强调经济因素重要性的理论实质呢？我们不能作简单的是非判断，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和驳斥。
一、 经济活动具有基础性地位，
但并不否认其他社会要素的反作用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道：“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用于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生产是历史的第一个活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整套理论就是构建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没有物质生产谈不上文明。虽然这是一个常识，但西方思想家意识到这一点很困难，西方社会具有高度发达的非物质文明，指出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并不容易；另外，即使意识到这一点，要将整个理论体系构建在这一基础之上却不容易。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能被称为科学的理论，不仅在于其理论抽象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的实证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之上，其理论本身是一个严谨的逻辑推理体系，更在于其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这样一种常识为基础、为基点的。常识具有公理的意义，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具有这样的特征。
如果能从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一个根本的推动力的话，那么这个推动力显然是物质利益。但这个答案还是显得过于单薄。历史是存在整体性的，然而其中物质的匮乏、强迫劳役、暴力和剥削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但人类所有现在的文明都是基于这个基础。这种简单的轮回恰恰是人类的历史具有极强的整体性的重要原因。就指出了这一点而言，马克思的理论的确堪称宏大叙事。因为马克思指出了有一种事情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中一以贯之地存在，并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是一种人类的悲哀。正如西奥多?阿多诺所说：“从古至今唯一保持不变的――可能偶有例外――就是痛苦的绝对性。”阿多诺用“从弹弓到原子弹”来概括人类走过的历史。虽然人类的武器已经由原始时期的弹弓升级为现时代的原子弹，但这不能如实说明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进步了。无论是强迫劳役、暴力或者是剥削，都并非偶然发生的事件，而是人类用来延续自身物质存在方式的长期特征。
马克思把物质生产活动视为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和前提，但是马克思对于物质生产或经济因素的重要性的强调，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
即便如此，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单一地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这些造就的。物质的强大力量偶尔的确可以直接对社会生活、政治和艺术有很大的影响，但在多数情况下，物质因素的影响经常是更加长期而隐蔽的，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物质的影响甚至可以忽略。科学、文化、政治、观念和社会存在并非仅是经济的表象。无论是科学、文化、政治，还是社会观念和社会存在，都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沿革，都有着不同的现实情况，也都有内在发展逻辑，不断有力地、实实在在地塑造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并且，经济基础与社会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不是单向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某种机械的决定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决定作用”实际上指的是一种“限制作用”。有人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说法时，似乎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必然产生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而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创造物质生活的方式对他们建立的文化、法律和政治建构其实是一种“限制”。所以，任何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的论断都是肤浅的、不科学的。
二、物质生产决定社会文明的形态，
但并非只适用于市场经济范围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形象地描述：“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物质生产极端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无物质生产便没有文明，更重要的是因为物质生产将最终决定文明的性质和程度。这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当然，一般说来写作的工具不可能决定写作内容，但是马克思明确指出，物质生产的水平决定社会文明的性质。
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决定文明的性质”的观点，就连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也表示认同。例如，英国政治学家和哲学家约翰.格雷，他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在市场社会中……经济活动不仅区别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并且决定――有时还支配着――整个社会。”[3]区别在于约翰.格雷仅仅将这一理论局限于市场经济社会范围内，而马克思推的更广，乃至整个人类历史。
诚然，马克思坚持（狭义上的）经济因素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但抱有这种观点的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西塞罗认为，国家的作用就在于保护私有财产。历史的“经济”理论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司空见惯。一些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将历史视为不同生产方式的接续，并认为可以利用这一点解释社会等级的高低之分、因人而异的生活方式、社会不公正现象以及家庭或政府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亚当斯密认为，历史上每一个物质生产的发展阶段都产生了独特的法律、财产所有制和政府组织形式。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提出，财产所有制一旦确立，战争、剥削和阶级冲突便会尾随而至。在卢梭看来，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将枷锁加于弱者而将权力献给富人，而这些权力将“不可挽回地消灭天赋的自由；它们把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永远确定下来……为了少数野心家的私利而迫使全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贫穷”。卢梭说，财产是人类不满的根源。19世纪爱尔兰经济学家约翰?艾略特?凯尔恩斯认为“经济只是匮乏的产物”，感叹“人类的物质利益在决定他们的政治观点和行为中影响何等之大”。他还在《奴隶势力》的序言中称：“历史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因素的产物。”以上这些思想家更多的是在说明经济因素在市场经济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都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这一理论推广到各个社会形态。
三、推动社会的力量中经济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但并非一切都可还原为经济因素
马克思的反对者把马克思关于经济活动和物质生产的强有力的主张看作是一种还原论。而真正的还原论主张将高级运动的形式还原成为低级运动的形式。他们的观点是：实际生活中所有现象都可以被认为成更基本、更低级的现象的组合，故可以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替代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还原论这一理论所派生出的方法论手段其实就是对研究对象持续不断进行分析，恢复研究对象最原本的状态，变复杂为简单。还原论的这种思维方法一度成为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还原论的信念是在还原论方法的解释下，世界的图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简单性。早在19世纪，德国物理学家亥姆霍兹认为：“一旦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化成简单的力，而且证明自然现象只能这样来简化，那么科学的任务就算完成了。”[4]还原论的信念从某种特殊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关于实在的态度与观念，或一种本体论的预设。预设“表面上不同种类的存在物或特性是同一的。它声称某一种类的东西能够用与它们同一的更为基本的存在物或特性类型来解释”。牛顿力学风靡的18―19世纪是还原论信念的高峰时期。还原论信念反过来又强化了还原论的方法，并对科学的方法论产生巨大的影响，即各种复杂的现象被认为总可以通过把它们分解为基本建筑砌块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来认识；不同科学分支所描述的是实在的不同层次，但是最终都可建立在关于实在的最基本的科学――物理学之上。
很明显，这种还原论的思维方法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批评的机械唯物主义方法，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还原论实际上也是一种分割论，认为万物均可通过分割成部分的途径了解其本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很明显是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相抵触的。辩证思维强调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的联系，对于比较复杂的事物（例如人体生命）而言，一旦被分割了，会导致丢失信息而失真，事物的复杂程度与失真程度成正比。
这样一种思维方法在自然科学发展的一定阶段具有积极意义，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这种研究和思维方法已经越来越显示出自身的局限性。现代科学或者说后现代科学已经从强调分析开始转向强调综合，开始注重对于事物的系统性、整体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科学研究中的主体性等问题的研究，由此产生了系统论、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统计学、模糊数学（人机识别，智能化）、混沌学等等非线性科学、综合性科学。
历史科学是以人类生活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就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言，任何自然科学都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对于人类历史这一如此复杂的研究对象，当然是不能采用还原论的方法将其归结为某一简单的因素来加以理解。
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理应遭到批评，理由是：其一，用还原论的思维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类历史肯定是不对的；其二，马克思对于人类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的强调，以及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就是一种还原论，或者说是一种经济因素一元决定论。对此，我们需要认真地加以辨析。批评者所说的第一点是没有问题的，用还原论的思维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类历史是不对的。但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因素的强调指认为还原论，则值得商榷了。马克思主义真的是将世间万物都还原为经济因素了吗？马克思真的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艺术、宗教、法律、道德等等一切的本质都是经济因素吗？马克思试图将一切现象都还原为经济现象吗？显然，马克思并没有这样的想法。马克思只是认为，在推动历史运行的诸多力量之中，经济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并非试图将一切事物都还原为经济因素。但是，就这一看法而言，马克思的批评者同样是反对的。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被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而不是被某一种因素所决定了的，也就是说他们只认同一种多元决定论。笼统地讲多元论也没什么错，马克思也不一定会反对。
四、经济因素在不同社会阶段地位不同，
但并非痴迷经济问题
马克思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非经济因素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并不是说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或社会阶段，经济因素在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或者说占据支配性的地位。而是说，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决定社会中的什么因素占有支配性的、统治性的地位。比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因素就占据统治性的地位；就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因素而言，在计划经济时代政治就容易占据统治性的地位，甚至出现以政治为统帅；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开始发生分离，经济因素开始成为一种主导型的力量，一切都被商品化，货币成了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甚至一个国家的法律、政策、制度都受到金融大亨和财团的操纵。
有人认为，可以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称为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文化中国。也就是说，在过去政治因素在社会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现在经济因素占据主导性的地位，而未来的中国文化因素将占据主导性的地位。总的说来，经济因素决定着一个社会的什么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决定作用实际上也就是限制作用的意思。在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必须通过政治的力量来分配社会利益；在经济悬殊过大的情况下，政治力量即使想重新分配社会利益，也无能为力，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共产主义社会将大大减弱经济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当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类共享物质财富的时候，文学、艺术、思想等等将成为人们首要追求和崇尚的东西。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并非一味地痴迷经济问题，只对经济问题感兴趣，而是他强烈地意识到经济问题是人类实现自身价值的一大障碍，对于经济问题的顾虑导致了人性的扭曲。在他所期待的世界里，经济问题将不会再占据我们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人类将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在马克思看来，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五、真正奉行还原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并非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在经济上奉行还原论的，恰恰是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为生产而生产”是资本主义所遵循的信念，但资本主义对所谓“生产”的理解是非常狭隘和片面的。
马克思主义是完备而严密的科学体系。它的内容极其丰富而宏伟，涉及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科技、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其主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和相对独立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诸多个别论断和个别结论的机械总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所包含的各项基本原理，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整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完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课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的必然要求。
一、从整体性的高度把握“原理”课程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固有特性。它是一切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领会其立场、观点、方法的精神实质的观点和态度的体现。实际上，整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它要求我们如实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严谨、完整的科学体系来认识和对待，反对任何肢解、割裂、歪曲或断章取义、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0年修订版）绪论部分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科学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1](P3)从广义上说，整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以及由其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看成是一个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具体表现在：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P14)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马克思主义是由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统领的理论体系。二是鲜明的阶级立场。从阶级属性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的学说”。[1](P2-3)也就是说，为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始终立足的原则立场。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1](P11)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反映，也是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具体体现，整体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相一致的。四是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1](P17)马克思主义是围绕这一崇高社会理想而建立的理论体系。
从“原理”课程内容来看，它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为一体，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从各个章节来看，绪论是“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从总体上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怎么坚持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第一至七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基本原理的具体展开：第一、二、三章是关于自然、思维和社会问题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并贯穿和体现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和实践活动之中，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前提；第四、五章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基本理论，这部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全面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严密论证和发展了劳动价值理论，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最深刻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最终必然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历史趋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第六、七章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基本理论，这一部分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依据，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目的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从整体上来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它对经济事实的分析同它的全部结论之间，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是严密的、完整的、一贯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根本特征，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的相互联系着的原理对客观世界的整体反映，强调了对客观世界发展、人的认识发展、人的自身发展、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整体性研究。
二、整体性是“原理”课教学的内在要求
以往，马克思主义常常被分解为三个主要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种“三分法”推动了以这三个方面为内容的学科的深入发展。但是，由于人们的片面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
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许多最重要的著作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般认为，《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而《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宏伟大厦的缩影，其理论内容几乎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重要方面。其他著作也大都是这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哲学问题的思辨与关于政治经济学、人类解放理论等现实问题的交织；《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哲学问题、经济学问题、历史问题、社会问题的汇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关于现实问题的著作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理念；即使像《资本论》这一被长期看作是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包含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基本原理，也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及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堪称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所以，我们很难说它们到底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还是科学社会主义，我们不能拘泥于自己以往和已有的知识背景和学科领域，而忘记甚至排斥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人而言，他们也非常重视对“整体性”范畴的阐释和运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则“把种种经济关系看作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2](P142)同时，马克思也常常把整体性方法运用于对社会和人的本质的说明，正如他所说：“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3](P220)“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6)此外，马克思还阐述了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关系上的整体性，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指出：“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4](P17)
恩格斯虽然在《反杜林论》中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进行了分别论述，但是，毕竟“刻意地创造体系”与“体系的现实存在”是两回事。恩格斯虽然明确表示《反杜林论》一书的目的“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但是，他不得不在“一个广阔的领域”对杜林展开批判，而且他还是希望读者不要忽略他在批判中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5](P344)从《反杜林论》全文看，恰恰是这些看似独立的部分，构成了一个内容紧密相连、逻辑严谨的理论整体。此外，在恩格斯那里，整体性也是辩证法的重要范畴。他在阐述联系的、发展的与静止的、孤立的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实质时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5](P359)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正是体现在这种历史性、联系性、发展性的统一之中。
同时，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时，认为它“完备而严密”，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6](P309)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它们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紧密联系，它们既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内容，同时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又是严密的、完整的，而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则使得这三个组成部分成为一个逻辑严密而统一的整体。这一整体犹如一整块钢铁，是肢解不了的。谁想去掉它的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谁就必然离开真理。
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整体，整体性是“原理”课教学的必然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任何片面性和肢解性的解读都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反而会使人们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和误解。
三、整体性是“原理”课教学的立足点
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学说，正是因为其理论体系的整体性，正是因为其内容结构在整体上与其他社会发展理论的本质区别，才真正体现出它的科学性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之所在。因此，在“原理”课教学中，我们应该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作为整个教学的立足点。
在教学目的上，我们必须要从整体性的高度理解“原理”课的定位和基本任务。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作出了明确的界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关于“原理”这门课程的基本任务，《〈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中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着重讲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我们必须始终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怎么坚持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基本立场以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基本立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主线，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有机结合起来，揭示它们的内在逻辑联系，从总体上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给学生以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概念，并引导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现实社会问题、认识问题和科学发展中的问题，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
在教学内容上，我们必须要从整体性的视角设计、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具体来说，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从事的理论活动的全部过程去理解和阐述其要义。这就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明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理论目标及宗旨，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次，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学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及相关文献纳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教学，有利于我们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概念、论断的意义和适用条件。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研究，不应局限于经典作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述，还应该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的重要著述；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研究，也应结合各个时期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文献的编纂背景与考订特点来准确把握相关内容。再次，紧密结合实践，加深对马克思主义领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努力作出准确解释，同时用能结合时代和具体的国情要求作出新的阐释，防止生搬硬套、断章取义、片面理解。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我们要努力做到“四个分清”，即努力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片面的乃至错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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