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基本原则；推进路径
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比较难懂的，常人难以理解的学问通俗化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从抽象难懂向具体、通俗易懂转变的变化过程，这样使得原来仅仅有一小部分的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转变为被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与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在中国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未来在中国的发展命运。人民大众包括的群体众多，无论何种职业、宗教、地位等人群都可以称之为人民大众，人民大众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作用重大，人民大众创造了历史同样承担了文化的弘扬和传播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所运用，而不是“小部分人的特权”。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主要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人民大众的社会实践和用人民大众从实践中不断积累的知识、经验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基本内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行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就需要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要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之通俗化的语言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民大众理解并运用。
1.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发展进步，经济文化不断地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第一，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小部分学者们的知识，而且他们只是执政党的一个执政手段。第二，一部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晦涩难懂的理论，没有认识到其在指导实践方面的重要意义。最后，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至今仍有一部分人对马克思列宁等经典思想家的观点还存在着一些偏见和误解。实际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单单只是这些思想家的经典观点，还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发展的指导人民生活的更好的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对过去错误看法和误解予以更正，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应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其与我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我国的实践中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但是，在生产力、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变化很大，这种变化势必会引起哲学领域的变革。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提出与19世纪为了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在社会的变化中要不断的发展变化，进行不断的丰富。将高深的哲学理论转变为能被人民大众都接受的文化理念，使其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继续服务。
2.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原则
2.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深入研究
专家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和推广过程中，应该继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基本成果理论继续重视和发展。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品一般都是比较高深专业难懂的思想，因此，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要将高深难懂的理论思想简单化，使得人民大众都能接受，最理想的就是让文盲都可以接受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上下都理解拥护。
2.2对最新成果的宣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点之一，推动最新成国的形成，从而有利于大力推进哲学基本原理的创新，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3应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应在当今的社会实际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观点来指导社会发展，促使社会的科学发展。除此之外，还应和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紧密联系，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和情况。
3.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进方法
3.1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深奥的哲学理论
在具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工作过程当中中，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应将晦涩难懂的哲学理论转换为通俗易懂的理论，使得人人都可以理解都明白，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更进一步发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可以采取诸如将相关的理论书籍用大众化的语言进行编写等措施，使得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其地位不能变，它是人人都需要尊重敬仰的一种文化，不能过于低俗或者庸俗。
3.2运用多种宣传方式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需要多种宣传方式的综合运用。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实现宣传手段的多样化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使得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但在这个过程也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诸如生活习惯、知识水平等因素，将晦涩难懂的哲学理论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呈现给大众，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工作进一步的深入。
4.结语
在我国的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公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升发展的过程中，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必须要将理论向大众化推广。而且在现在发展关键时期，一部分人员的思想意志不坚定，产生了动摇心理，使其推广到大众化的时间和任务更加紧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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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索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并赋予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突出了下列几方面。
一、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各个领域。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等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二、方法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把科学的世界观转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
三、群众化
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然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抽象的理论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他们的思想武器,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群众化的大师。他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
四、实践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大力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哲学思想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陶富源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基本学科内，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这三个基本学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领域内，陶教授研究的重点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史的一个重要课题，是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关系。我这里不能全面⑺堤战淌谠诼砜怂贾饕逭苎а芯可系乃有贡献，而只说一个小的方面，即在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问题研究上的理论贡献。我把他的理论贡献概括为：发现事实，揭示真相。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老问题，前人已经有了许多的研究成果，有了许多的定论，其中，有三个权威性的观点一直统治着人们的头脑，限制了人们的视野。第一个观点是：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是和辩证法分家的唯物主义；第二个观点是，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转向唯物主义，但不是转向旧的唯物主义，而是转向新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并没有一个接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原则的时期，没有一个主要受费尔巴哈影响的时期。第三个观点是，马克思转向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的缺点，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并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彻底贯彻到历史领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陶教授通过对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原著的深入解读，发现了能够打破以上传统的权威的观点的历史事实，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观点。
陶教授发现了三个事实。第一个事实，费尔巴哈哲学不仅是唯物主义哲学，而且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第二个事实，马克思在1843、1844年间，对费尔巴哈是崇拜、迷信的，马克思曾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方法、基本原则去解决社会历史问题，例如，运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颠倒的方法去解决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运用“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人本主义原则去说明人的本质、解决劳动异化的问题和共产主义的问题，等等。第三个事实，马克思在创立新唯物主义时，虽然没有说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缺点是其机械性、形而上学性，而是说，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作了直观的理解。在陶教授看来，直观性是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
陶教授发现的这三个事实，对颠覆百年来统治人们的一些旧观念，对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发现事实、尊重事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事实并不会自动地跑到研究者面前来，跑到研究者的头脑中去。事实往往是被遮蔽的，事实被遮蔽有很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研究者的视野。我们看东西要有一个视野，这就是我们的前理解，我们头脑中既有的思想、观念。我们的前理解，我们看问题的视野具有双重的功能，既去蔽又遮蔽。去蔽就是让我们看到东西，遮蔽就是让我们看不到东西。我们能够看到视野范围内的东西，看不到视野范围外的东西。举上面的例子来说明视野的遮蔽功能。费尔巴哈的哲学中存在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是一个事实，有费尔巴哈的文本在。但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不去看费尔巴哈的著作，或者即使看了他的著作，也看不到他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呢？因为我们受到一些前理解的束缚：旧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的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当然只能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这个前理解遮蔽了费尔巴哈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个事实。要发现这个事实，不能迷信权威，一定要实事求是。陶教授之所以能发现费尔巴哈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一事实，就是因为他不盲从权威，不固守传统之见，不人云亦云，具有实事求是的思想，同时又舍得化大量的时间去阅读原著。
陶教授以发现的事实为根据，得出了三个新看法：第一个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之一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具有丰富辩证法思想的唯物主义。第二个是，马克思在脱离青年黑格尔派以后，不是直接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是有一个走向费尔巴哈，然后经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又超越费尔巴哈而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期。第三个是，实践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优点，是把感性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理解为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可以叫作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三个观点，是对统治了人们的头脑百多年来三个传统观念的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厚重的“等心”之作鲁品越（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作为一位哲学家，陶富源先生以探索真理为最高追求。陶先生集苦心孤诣之所得，悉数凝结于这套煌煌巨作之中，并且蔚然成为对真理的系统化探索。首卷《形上智慧论》乃是“元哲学”，即关于哲学本身的哲学思考；第2卷《实践主导论》用意于一切真理源于实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第3卷《终极关怀论》阐述人生的价值追求，阐明在价值目标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哲学之本质区别；第4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是人类哲学的最高境界；第5卷《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追溯作为人类哲学最高境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现史；第6卷《唯物辩证论与实践智慧》、第7卷《唯物史观在当代》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部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第8卷《政治文明的哲学观照》、第9卷《精神家园的哲学守望》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两大上层建筑领域的分析；而第10卷作为这套文集的收官之作，乃是作者毕生从事学术研究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与心得，并欲薪火相传以授青年学子。10卷汇聚一体，蔚然成一体系。太史公曰：学者的使命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对陶富源先生来说，最为贴切不过了。能达到这一目标，乃是哲学家们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陶先生的这套著作，正是他努力攀登这一最高目标的标志性著作。正是在哲学上的这种毕生探索，使陶富源先生成为安徽哲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本质差别在于：它不是为真理而真理，而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类解放为使命作为其价值观的灵魂，为此而探索真理，由此达到“真、善、美”的统一。陶先生正是怀着这一崇高的使命来探索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不断在当代实践的基础上，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思想矿藏，纠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史的各种误解，努力进行理论创新。在此仅举一例：众所周知，马克思是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颠倒”创立他的哲学的。而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点认为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陶先生通过对历史与文献的缜密考证，鲜明地提出：马克思的“颠倒方法”来源于费尔巴哈，而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在于对费尔巴哈“颠倒方法”运用范围的超越，将其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并且指出这开辟了哲学研究的新方向――历史唯物主义。《文集》中还有众多对真理与真相的探索，在此不再列举。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与真相深入探索，使陶先生成为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也是安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发出千钧之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在这样的时刻，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陶先生的这套著作，具有特殊意x。这部文集凝结着安徽师范大学及其政治学院对一位将整个人生献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的褒奖与敬仰。这必将推动安徽师范大学的哲学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研究的守望者陈立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马克思是通过并超越德国古典哲学而“成为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充分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思想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毋庸置疑有其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正如列宁所洞察到并多次强调的，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虽然没有留下大写的逻辑，却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这里提到的逻辑，在主要的方面，无疑包含着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学术基础的肯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基础是马克思发掘并整合优秀思想史资源的结果，而又经受了生活世界现实运动的检验，从而既具有一般思想学说皆有的共同点、也有自身的特点。正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个鲜明且有着本质重要性的取向，就是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化建设，着力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问题的学术含量，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这一时期的热点和前沿。陶教授敏锐地洞察到中国新时期学术发展的这一特质，自始至终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予以落实。具体的做法，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典为文本依据，以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为导向，深入挖潜和吸收西方传统哲学、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当代哲学的思想资源，力图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脉源承、理论硬核、思想关切。我们从这套文集的有关部分可以直接看得出来。
马克思曾认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哲学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方面都要和自己的时代接触并相互作用。中国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建构的另一个前沿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化问题，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现问题。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化研究，已然面临着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参与并回答现实问题中而达到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化不可否认地要以马克思提出的“改变世界”来定向，而不是延续以某个范畴或原理为核心来建构理论体系的那种哲学史惯例或套路。更为关键的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课题，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化提供了新的契机。正是这样，晚近十多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问题研究这一新的前沿领域。陶教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方面的变化有着高度的敏感，并展开了富有学术深度的研究。诸如当代生活本质及其表现、当代精神生活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和协商民主、生态文明、社会公平与正义等等问题，在这套文集中皆有程度不同的探讨，由此彰显了这套文集出版的重要现实意义。
在现实中弘扬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唐莉（合肥工业大学教授）
观照现实和强烈的问题意识是《文集》第一个鲜明特点。《文集》论域覆盖面非常广泛，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范畴、原理，它们在《文集》中，环环相扣，逐步推进与深化。《文集》的字里行间蕴含着一种执着、浓烈的探求真理之精神。大多数论文都以提出问题开始，逐步展开分析，直至提出作者的见解。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在各卷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如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论（7卷）；如正面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学的空场”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人本性）与异化史观的人道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社会比人更根本，更具有基础性。应该从社会出发说明人性的变化，而不是从人性出发说明社会。以此为逻辑前提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哲学阐释（3卷）；而政治文明的哲学关照（8卷）、精神家园的哲学守望（9卷）更是集中地体现了现实关照的精神。正如黄楠森在第3卷序言（2004）中所写的那样：“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为立足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不少新鲜见解。……评说歧见、博采众长，阐明应持的观点。”陶富源教授用40多年的思想求索生动地践行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着力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丰富与发展是《文集》第二个鲜明特点。这是观照现实所带来的必然成果。在《文集》的任何一卷都可找到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例证。如第3卷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辩证法、实践主导论、个性自由论和自由社会论相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特性，即科学性、实践性、人本性及其统一。”主张“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理论，人学是关于人一般本性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坚持集体主义，才能实现个体与群体的和谐发展，”等等，丰富和深化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人学、集体主义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内涵。如第6卷中提出：唯物辩证论、历史辩证论、实践辩证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唯物辩证论是历史辩证论与实践辩证论的逻辑依据，历史辩证论与实践辩证论是唯物辩证论的逻辑引申。以此为前提，提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是同时产生的观点。世界是辩证统一的物质世界，是自在态、自为态、人工态三种物质形态的辩证统一体等，这些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第7卷中提出：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伟大发现 “不是对人的发现，也不是从观念、动机、个人行为层面对人的活动的发现，而是对人的活动规律的发现。”以实践主导论为逻辑前提，提出“社会实践是动态的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具有能动性”，这些观点应该是目前国内外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成果中，最贴近马克思思想的诠释和说明。其中关于生产力的本质内涵、构成要素、系统结构、运动规律和发展动力的系统研究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研究。《文集》中所有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概括，用孙伯的话说，一方面“言简意赅、一目了然”；另一方面，又“对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解和说明”。
坚持“在现实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文集》第三个鲜明特点，即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游刃有余的运用。《文集》自始至终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则是《文集》方法论的鲜明特征。尽管《文集》中的多数论题都是关于哲学的，但并没有就哲学谈论哲学问题，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整体性高度进行研究。从时间维度上，《文集》把具体论题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乃至整个人类思想史的过程中加以研究和考察；从空间维度上，一方面，《文集》把具体论题置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结构中，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联系中去研究；另一方面，则把具体论题置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思潮和流派的理论观点的比较中进行研判，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理解和阐释。
坚定文化自信 坚守哲学创造戴兆国（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的统一。这三个方面的统一，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陶富源的哲学创作体现了继承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任何哲学的创造都是继承中的创造，都是在对前人接着讲、照着讲的基础上的反思着讲、创新着讲。那种简单地抱着“为学术而学术”的信念的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学者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之义。只有那些抱有家国情怀，直面现实问题，勇于参加实践的人，才能够真正做到为人民代言，为人民立言，为人民践言。整套文集的创作既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继承和发展，也有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继承和发展。曾几何时，尘嚣甚上，陶富源先生就此撰文予以激烈的批判。他运用唯物史观，集合当代中国实际，揭示了理论的荒谬性。类似的反思式批判性论文在《文集》中随时可见。正如陶先生在《文集》总序中提到的那样，他既信奉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也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它的某些具体结论和具体原理，有的可能有错，而被证伪；有的也会过时，而被取代，但其基本原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是不会从根本上被驳倒，被，因而是必须坚持的。我想这样的态度就是继承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二、陶富源的哲学创作体现了原创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原创性就是要有主体性，通俗的说，就是要有志气和信心。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要做哲学的同时代人，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同时代人。陶先生时常激励我们，希望我们有学术的志气和信心。陶先生曾经对我说，我们能不能创造安徽师范大学哲学学派？我说应该能够。《文集》的出版对此作出了最好的解答。我校哲学学科的前辈学者文秉模和方永祥也多次对我说，学哲学的人要有自信和志气，要敢于言他人所未言，行他人所未行。去年刚刚放下教鞭的臧宏先生多次对我说，陶先生是一个能够受得住寂寞的人，是一个能够做出学问的人。臧宏先生自己也一样，虽然已经80多高龄，但仍然笔耕不止。他对儒释道贯通的研究成果虽然还未出版，但其所形成的哲学架构已经基本完成。在他们的影响下，安徽师范大学一大批中青年哲学研究工作者，正在形成各自的理论风格。在这样浓厚的哲学思考的氛围中，陶先生的哲学创造自然有着源源不竭的动力。陶先生说他出身平凡，但他却始终以关心时代为己任。正是本着这种文化自信，陶先生的哲学思考时时想到国家，想到社会，想到自己的责任，因而对治学始终持一种认真的态度，并以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发展尽自己的一点微力，而感到欣慰。
三、陶富源的哲学创作体现了系统性和专业性的统一
人类对哲学的反思永远是未竟的事业。哲学研究的系统性要求研究者有发展的眼光和世界的视野。陶先生早年的哲学研究也曾受到传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带有特定时代的痕迹。陶先生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自己专门出版了俄文的翻译著作。后期研究过程中还经常关注现代西方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典籍。他虽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研究的重心，但任何涉及哲学的话题他都积极关注。《文集》十卷本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考察的论文和著作，也有对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中思想家的分析和解说，既有对传统哲学问题的追问，也有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各种新哲学问题的沉思。除此之外，《文集》还对哲学教育、青年人的成长成才等问题有专门的讨论篇章。《文集》蕴含的理论丰富，内容充实，反映了一个哲学家甘于寂寞、勇于坚守的志气和哲学思想创造的自信，体现了哲学研究的系统性和专业性的统一。
《道谭》曰：“学术乃人类精神活动之讲求的端底，是人类经验与理性追求的痕迹之留存。存之既久，累积成文化经典。因有此经典，后世学术自其枝桠结节处再生，精神文化之流渐至洪大也。先秦诸子仰赖六艺之学，希腊先贤注目史诗残篇，其文化之源由此而来。学术精神依赖文化经典的创造。经典之再生，又促M学术思想不断衍生。既为经典，不可滥竽。经典者非自号也，乃积久于人心也。故此云，有经典的学术方为真学术，有学术的经典方为真经典。要之，经典即学术，学术即经典。”
贴近时代的哲学葛贤平（铜陵学院教授）
回顾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前存在着“过多强调唯物原则，比较忽视实践原则；过多强调客体原则，比较忽视主体原则；过多强调真理原则，比较忽视价值原则”这“三个过多，三个忽视”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学界在深入反思并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同时，却又走向了“实践本体论”、“唯主体论”和“唯价值论”的另一个极端。
在此背景下，陶先生提出了要自觉坚持唯物原则与实践原则、主体原则与客体原则、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辩证统一”。这三个“辩证统一”现在看来人所共知，但在30多年前提出来，是需要底气、勇气和智慧的。在理论推进的浪潮中，陶先生没有停留在一般原则上，而是深入思考如何把这些原则贯彻到哲学原理中并指导实践。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精神是实践主导的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精神的新揭示。陶先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概括表述为实践主导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内涵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实践主导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以实践为主导环节能动呈现和展示客观世界辩证运动的科学世界观理论。（二）实践主导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以实践为首要基础能动反映世界，又通过观念设计去能动改造世界的科学认识论理论。（三）实践主导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以实践为根本道路实现个性自由和自由社会的科学价值观理论。坚持实践主导的辩证唯物主义，对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实质和根本精神，以及在当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具有根本意义的。
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世界性哲学;中国革命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概述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学术界的不同学者都有着自己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 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并引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著名论断去加以阐发,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1]这当然是对的,但还应进一步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本质上和根本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和表述形式上似应有所不同。多数学者则更为“全面”, 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 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和丰富, 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除了上述“一般涵义”之外,还包含有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的“特殊涵义”。所谓具体化, 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哲学概括, 把马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化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所谓民族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遗产, 总结现代中国人民奋斗的经验, 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所谓通俗化, 就是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原理,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 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实现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2]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学,为中国的实际发展服务。
综合各家所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使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二是指不断总结、概括中国社会生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正反两方面的新鲜经验、教训,从哲学的高度予以升华,并用哲学范畴的形式进行表达,据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理论。总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适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由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不断延伸和转化的过程。
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
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是艾思奇,他在1938年4 月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明确提出“, 现在需要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过去的哲学只是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 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 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 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 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 是有极大意义的, 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 然而在基本上, 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 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 而另一方面, 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 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这表明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 既是前一段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继续, 也是抗战的需要。此后, 艾思奇还提出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两个原则“, 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 熟悉其表现方式; 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艾思奇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思路是可取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由艾思奇率先提出, 而毛泽东则影响最大。1938 年10 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是这样说的“: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 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 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 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 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 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 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继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之后, 如刘少奇、和培元、杨松等一些人士也发表了意见, 进行了多方的阐释。[3]
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相继诞生三大理论成果: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论文网 LunWenDataCom]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原因剖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有其深刻的原因:
1.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 而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 更重要的是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达到了统一, 形成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
正因为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很容易被先进的思想家接受。从理论上看,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同中国哲学中的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密切相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重要的历史文化基础, 又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利的思想桥梁。不同民族哲学都有其独立性, 但却可以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是两种不同形态的学说。我们既要看到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 又要看到二者有不一致的方面, 要有自觉的批判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达到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自觉。因此, 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 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然后, 再用经过分析、批判的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去创造性地理解、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使其具有“民族形式”,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
2.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世界性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的科学把握, 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性理论。因此, 中国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普适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世界性哲学”,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世界上每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列宁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所以,依照列宁的观点,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内在要求。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转化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的需要
综观中国近代历史进程, 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 始终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认识到,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 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救中国的历史选择。中国革命不但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尤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4.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
在当代中国,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发展着的实践不断实现新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时代的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所面临的形势同过去相比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不断变化着的新的实际要求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趋势,切实了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扬长避短,争取主动。而且只有既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又掌握本国的实际,才能找到适合中国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才能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给以全面的、辩证的理解。因为我们所讲的“特色”,正是从世界历史中获得规定的,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总体关系中发展出来的。列宁在晚年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认为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环境里“, 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后来的实践尤其是当今经济发展全球化的进程表明,孤立地、封闭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很难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与世界不断发展着的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建立在世界与中国的连接点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我们一定要用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把这一过程既看作是理论引导社会实践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又看作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在于他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结合,他面对中国现实,果断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使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江泽民同志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任务和党的现状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光辉,又体现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楷模。
5.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中国化
的。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同样具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完全切实可行的[5] 。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在中国发展必须中国化,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适应。同时中国的发展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指导,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文-网]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534.
[2]孙伟平,张羽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J ].哲学研究,2006(6) .
[3]陈晖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J ].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3) .
[4]杨 耕,陈志良,马俊峰.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64 ,79.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着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着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作者：吴海龙 张雁华 单位：铜陵学院 铜陵市第二中学
如果说科学的说教是为了知识传授，那么哲学的说教就是为了启迪智慧。因此把哲学视为一种知识体系，以此种方式看待哲学，必然陷入认识上的误区。主要体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当作终极真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看作是真理传授和知识灌输。二是哲学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哲学不等于意识形态，哲学是对政治生活进行批判性反思。如果把哲学纳入现实的政治生活，势必导致不是把哲学变成政治的“婢女”，就是把哲学当作政治的附属品。以这种方式对待哲学，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只注重政治化的说教灌输，结果把本来属于解放人们头脑的“智慧之学”变成了桎梏人们头脑的抽象教条和僵死的概念，哲学在现实中变成了“大套话”和“大空话”。（3）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教材体系问题。由于受到前苏联政治理论教育方式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理论教科书一直陷于教条化和本本化的阴影中，原本极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了我们的教科书里就被化为“概念+原理”的简单模式，教材内容较为陈旧，主要局限于四大模块，即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哲学味不足而说教味有余，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及时反映当今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没有完全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
虽然哲学遭遇冷落,哲学教育处于低谷，但我们也不是无能为力，应当借助综合的力量，通过哲学教学改革，重新树立哲学的威望。1.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高校要想在异常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通过特色化来挖掘自己的生存空间，取得竞争优势。因此在这种形式下，高等教育在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制造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分离，在求真与求善中高举功利导向和物质追求，促进了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旁落了人文学科的建设；在一定时候也促进了高校的发展，却忽视了高校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基础性的人文学科，是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加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建设，促进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对于高等教育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意识，严格地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学问，整体研究和揭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建构本学科的科学体系。二是建立“课学研”一体化建设体制，即指建立“课程建设、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一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体制。也就是建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三项工作结合起来，一体思考，一体规划，一体实施，一体检查和评估的体制和机制，以便使这三项工作协同运转，形成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建设合力。三是实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队伍建设的“两家”模式。即是指担负着科学研究和讲好课程“双重任务”，应以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专家”为队伍建设的理想目标。2.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认识误区。首先，走出知识传授的误区。如果把哲学当成现成的知识去传授，或许可以教会学生一些哲学概念，但却不能教懂学生哲学为何物，因而也不可能让学生做真正的形而上学之思。从本质上说，哲学不是“知识总汇”和“终极真理”，哲学本身不能给人以知识，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欲求，它不满足已有的东西，总是不断探索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哲学在于寻根究底，在于创新意识，在于培育德性，从而为人类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必须回归哲学的本性，以哲学的方式对待哲学，承继哲学的反思、批判与创新精神。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61这一规定内在地蕴涵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品格,它意味首马克思哲学不墨守成规，而是一种批判活动，不提供关于世界的终极真理，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反思。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才会富有成效。如在教学方式上，可以采取讨论式或启发式，启迪学生的思维方式，转变审视问题的角度，“化知识为智慧”，化知识为能力和德性，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境界。其次，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误区。马克思主义哲学纯粹是哲学，是浩瀚磅礴西方哲学长河中的一个流派，它不是思想教育，更不是政治教育。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当作思想政治教育课，那就是把哲学扭曲了，把本真的哲学精神、哲学智慧蒸发了。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教育的功能，但它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功能。正如米•马尔科维奇所说：“在马克思那里，中心的课题乃是人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3]77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人的角度去观察、对待世界，它解决的是人的问题，为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提供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而是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反思来净化学生的心灵，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3.重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
实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有机融合；必须广泛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大胆融合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西方哲学思想和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使之升华为教材中的理论内容；必须突出时代性、文化性和继承性，增强教材内容的理论性、趣味性和可读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教材内容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当代大学生。完全可以减少哲学原理的相关内容，有必要增加适量的精彩哲学史及原著篇章进入教材，尽可能让学生在课堂上也可以领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手文本、第一手材料。完全可以从古今中外无数的史实、典故、事件和名人名言中，精选出包含一定哲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让学生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归纳出蕴含的哲理，培养和锻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以及提高他们的辩证思维的水平。完全可以增加实践教学的内容，让学生们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能够用哲学的方式转化为所得，将琐碎的生活事件和学过的哲学理论结合起来思考，深化学生对哲学原理和概念的认识和理解，锻炼他们观察和思考的能力，深化理论知识传授的效果。完全可以突破传统教材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条式框架，增加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大胆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内涵，让学生领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大精深的理论，提高课堂教学的吸引力。总而言之，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我们应该以一种批判的精神，以哲学的方式，走出哲学教学认识的误区，加强学科建设，改进教材体系，从而让学生在哲学智慧的殿堂中真正感受美、体验美、享受美。
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世界性哲学；中国革命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概述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学术界的不同学者都有着自己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并引用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著名论断去加以阐发，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1]这当然是对的，但还应进一步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本质上和根本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和表述形式上似应有所不同。多数学者则更为“全面”，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和丰富，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除了上述“一般涵义”之外，还包含有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的“特殊涵义”。所谓具体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哲学概括，把马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化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所谓民族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遗产，总结现代中国人民奋斗的经验，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所谓通俗化，就是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原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实现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2]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学，为中国的实际发展服务。
综合各家所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使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二是指不断总结、概括中国社会生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正反两方面的新鲜经验、教训，从哲学的高度予以升华，并用哲学范畴的形式进行表达，据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理论。总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适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由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不断延伸和转化的过程。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
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是艾思奇，他在1938年4月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明确提出“，现在需要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过去的哲学只是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这表明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既是前一段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继续，也是抗战的需要。此后，艾思奇还提出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两个原则“，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艾思奇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思路是可取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由艾思奇率先提出，而则影响最大。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看来，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继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之后，如刘少奇、和培元、杨松等一些人士也发表了意见，进行了多方的阐释。[3]
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相继诞生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原因剖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有其深刻的原因: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更重要的是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达到了统一，形成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
正因为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很容易被先进的思想家接受。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同中国哲学中的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密切相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重要的历史文化基础，又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利的思想桥梁。不同民族哲学都有其独立性，但却可以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是两种不同形态的学说。我们既要看到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又要看到二者有不一致的方面，要有自觉的批判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达到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自觉。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然后，再用经过分析、批判的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去创造性地理解、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具有“民族形式”，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世界性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的科学把握，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性理论。因此，中国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普适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世界性哲学”，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世界上每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列宁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所以，依照列宁的观点，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内在要求。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转化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的需要
综观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始终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救中国的历史选择。中国革命不但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尤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
在当代中国，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发展着的实践不断实现新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时代的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所面临的形势同过去相比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不断变化着的新的实际要求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趋势，切实了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扬长避短，争取主动。而且只有既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又掌握本国的实际，才能找到适合中国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才能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给以全面的、辩证的理解。因为我们所讲的“特色”，正是从世界历史中获得规定的，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总体关系中发展出来的。列宁在晚年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认为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环境里“，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后来的实践尤其是当今经济发展全球化的进程表明，孤立地、封闭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很难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与世界不断发展着的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建立在世界与中国的连接点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我们一定要用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把这一过程既看作是理论引导社会实践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又看作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在于他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结合，他面对中国现实，果断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使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志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任务和党的现状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光辉，又体现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楷模。
5.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中国化
的。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同样具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完全切实可行的[5]。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在中国发展必须中国化，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适应。同时中国的发展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指导，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534.
[2]孙伟平，张羽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J].哲学研究，2006(6).
[3]陈晖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3).
【正文】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战线同整个理论战线一样，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结合时展，科技进步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研究迫切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包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出现一批哲学新人，促使我国的哲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所谓哲学陷入了“困境”甚至“绝境”的说法，是极端片面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勿庸置疑的。我国哲学研究的发展在总体上也是健康的，其发展前景充满希望。但这绝不是说目前我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没有不足和问题了。如果这样认为，当然也是不客观的。我们还认为，在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无论出现何种理论观点，都可以从不同方面、角度促进我们的理论反思，启迪心灵，开阔视野，寻找到理论研究发展的新生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理论观点的出现，都有它的历史理由和积极意义，都为哲学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局部正确未必完全正确。如果夸大了局部，甚至以局部替代整体，那就容易曲解理论的实质，客观上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甚而造成新的混乱和危害。这就有必要提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既要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又要克服以偏概全的倾向问题。所谓“教条主义”是大家所熟悉的，即指在理论研究中的脱离现实，唯书唯上，思想僵化，人云亦云的倾向；所谓“以偏概全”是指理论研究中的随心所欲，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为我所用的倾向。这里所说的两种倾向，均属于学风和研究方法问题，一般属于学术范围内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哲学研究特别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争论中，就存在着这两种倾向。一方面表现为教条主义，这是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固疾(包括老教条和新教条)，是相当长的时期要努力克服的主要倾向，本文在此不加赘述；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偏概全、各取所需的倾向，这是当前特别值得提出和重视的新倾向。这一倾向在近年来我国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在批评和纠正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范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旧体系的过程中，为了返本归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改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研究，围绕什么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展示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许多专家学者，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特别是后来新发表的马克思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而撰写的《经济学手稿》、以及《人类学笔记》等)，以便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实质。这是极其必要的，并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许多有重大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发现，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的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在看到这些喜人的成就的同时，也感到了新的迷惘。这就是对同一个马克思哲学，有了许多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彼此激烈对峙，互不相让。比如，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以物质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哲学；有的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是人学、是实践交往理论、是生存论、是文化人类学，等等。有的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甚至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的唯物史观，只是个别观点，而不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观点纷呈，不一而足。我们仔细阅读各家之见可以看到，上述诸种观点几乎都是建立在分析解读马克思原著文本基础上提出来的，大部分观点也确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所固有的内容；许多观点又是被哲学界长期所忽视或否定的，因而突出强调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或方面，是有历史理由的，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建构马克思哲学新体系有重要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基本上都是抓住或强调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某些方面，而不能真正反映马克思哲学的整体，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以其中的某些观点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揭示和展开其新的方面，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完整体系。但不可以以偏概全，各取所需，抓住其某一方面或为强调其被忽视的方面，而对其他方面不计其余，用自己对于某些方面的理解替代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把握，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发现了本真的马克思云云。我们哲学界长期以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争论不休，是与某些人采取这种学风或研究方法分不开的，急待加以纠正。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上述解读方式背离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理解。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体系哲学，然而其本身已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当然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体系。所谓科学体系在宽泛意义上讲，即指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虽然没有指明过自己建立了什么样的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实质上已形成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雏型或基本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它的理论观点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或说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这就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批判的结果；其思想理论背景主要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直接批判继承的结果。在哲学方面，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欧洲存在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尽管其中包含有许多合理思想和天才的预见，但由于这三大领域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因而没能形成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方面，虽然有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辩证法的最高形式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这一唯物主义最高形式，也是由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分离，而没能形成科学的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以人类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它不仅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吸收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而且总结新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与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吸取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并在实践基础上，对此加以革命的改造，实现了理论创新，即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综合创新的产物。因而它是继承前人，又高于(超越)前人，实现了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革命性变革。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创建的固有(原生)形态。不仅如此，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他起初信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当然是辩证的唯心主义)，后来又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以此为武器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方面(见1844年《巴黎手稿》、《神圣家族》等)。同时，由于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开始认清费尔巴哈(包括以前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革命实践。于是，马克思站在实践立场，以实践观点为核心，尝试系统地批判费尔巴哈，这就是被恩格斯赞誉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诞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表明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新哲学的核心观点和根本特征。接着马克思又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研究社会历史，展开了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进行彻底清算，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著作的出现。在这部著作里，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现实的人”即实践的活动中的人)为基础和前提，系统地阐发了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标志马克思哲学理论系统的基本完成。马克思后来集中研究《资本论》。他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基本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并且对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论证。同时马克思积极支持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充分揭示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过程。我们概要地叙述这一过程，是为了说明必须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与历史形态，而不能停留在或仅抓住其中的某个方面以视全体。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从理论总体上看是实现综合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先进思想综合创新的产物。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完整内容是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实践观、历史观、人学、人类学等在内的完整思想。第三，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是以实践观点为核心(或基础)的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确从没给自己的哲学规定具体名称，但他已明确提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我的辩证方法”，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门生。这些几乎是哲学界所熟知的常识，而常识的客观性是勿庸置疑的，它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完整内容。因此，不可以只抓住其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比如有的学者不承认马克思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马克思多次肯定评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强调“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怎么能说马克思不坚持唯物主义呢?
当然，我们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为了说明某个问题而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某一方面，突出某些内容，是完全必要的。如为了说明同唯心主义的区别，强调其唯物主义性质；为了同直观唯物主义区别而强调其实践唯物主义性质；要同唯心史观相区别强调其唯物史观；要同形而上学相区别强调唯物辩证法；要同自然物质观相区别强调人学或文化人类学等。这都是允许的和必要的。但绝不能在强调某一方面时忘记和离开马克思哲学的总体。因为上述不同提法都属于同一个马克思哲学。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只承认某个方面而排斥其他，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必然造成多种马克思哲学混战的局面，甚至出现没有马克思(甚至是西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使人们眼花缭乱，迷惘不解，无所适从，各行其事，无法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更难以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了。邓小平多次告诫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体系，这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极为重要的原则，对于我们当前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哲学界的一个迫切任务，是要在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哲学各方面丰富内容的研究，在统一思想基础上，发挥优势特长，挖掘新的生长点，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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