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文生态思想；自然生态思想；马克思生态思想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3）01-0028-04
当前，生态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以其敏锐的目光不仅察觉到自然生态的失衡，而且在批判资本主义过程中更加关切人文生态的恶化。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和反思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思想。目前，学界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生态方面。他丰富的人文生态思想被忽视。笔者认为，从原著入手考察马克思人文生态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研究的现状及缺陷
（一）研究现状综述
目前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1.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根基。学者们普遍认为，实践观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根基。例如，吕军利、王俊涛撰文指出，实践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立足点。在马克思看来，人所面对的自然界是人化的自然，是人创造、占有和“再生产”的自然界。“实践越是深入，对自然的改变就越大。所涉及的自然规律就越深刻、越广泛，自然对人的制约作用也就相应地越明显，……忽视自然规律而导致生态失衡就是经过一番代价之后才引起人们注意的。”“在人与自然这一对矛盾中人始终是主要的一方，在何种程度上展开这一矛盾取决于人的实践水平。因此，人距离动物愈远。他对于环境的影响就愈深刻，环境问题的人为因素也就愈明显。”唐叶萍、傅如良指出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践观，第一次建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在实践这种对象性活动中，“人把自身之外的存在变成了自己活动的对象，变成自己的客体，与此同时，也就使自己成为主体性的存在。这样一来，我们能够从实践的基础上来把握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主体与客体达到统一”。赵成认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以他的实践唯物主义为基础。在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自然进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自然的历史的过程’，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关系实际上表现为人化自然的关系，为我们科学理解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2.关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内容。国内学者一般认为马克思生态思想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联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生态思想认为：“人首先依赖于自然，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体，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存在于自然界之内，不能把人类摆在自然界之外，更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而是休戚相关的有机整体。”二是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思想。“‘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生态理论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科学地论证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变换关系。”三是资本是生态恶化根源的思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和自然的关系就其内容和实质来说。是资本同自然的关系，是资本对自然的占有。因此，形式上表现为人和自然关系恶化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资本同自然关系的恶化，是资本家对自然疯狂占用所引起的恶果。”四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思想。“人类只有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自然才会向着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否则，人类就会受到自然的报复。马克思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3.关于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由于大家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主要社会根源，因此，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消灭私有制。“在为合理地解决这些全球问题寻找对策时，我们既不能对自然界作拟人化的责备，也不能把希望仅仅寄托在单纯的新技术革命上，而必须把希望放在新技术革命与以积极地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的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结合上。”
4.关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学者们普遍认为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二）研究缺陷：忽视马克思的人文生态思想
马克思生态思想包括自然生态思想和人文生态思想，是自然与人文维度的统一。从国内学者研究现状来看，当前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仅仅在自然维度上展开，将自然生态思想直接等同于马克思生态思想。忽视了人文维度的马克思生态思想。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认识上的偏差，即把自然等同于生态，把“自然”与“生态”看作是同等意义的两个词，互相混用。例如：有学者撰文写道：“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突出地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中（本文将其称为生态思想）。”中国人民大学林坚认为：“生态，亦即自然生态，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存在状态。”其实，“自然”与“生态”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就狭义意义上而言，自然就是生态，但在广义意义上，“生态”与“自然”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生态包含自然与人文两个维度，自然生态只是生态的一方面。因此，忽视马克思人文生态思想是当前国内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研究的一个明显缺陷。
二、马克思人文生态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生态思想是在自然和生态两个维度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自然维度出发形成马克思自然生态思想，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文维度出发形成马克思人文生态思想，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人文生态思想的形成与自然生态思想的形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物质变换过程，人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自然界是人的“母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前，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基本上是平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一方面，资本家贪婪地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无限地扩大再生产，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另一方面，无限扩大再生产所产生的大量污染物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资产阶级还通过建立世界市场，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全球，造成全球性自然生态失衡。马克思以敏锐的眼光关注着自然生态的失衡问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批判和反思，形成其自然生态思想。
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都是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交织在一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通过劳动实现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们在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巾必然形成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同生产方式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形成不同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同一历史时期，特殊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也影响着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形成特殊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样，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反过来也制约着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目的，生产的目的决定了生产的模式，生产模式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模式，进而对人和自然的关系起决定性影响。如果我们要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改变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生态的失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永无止境的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是育目无限制地扩大再生产，实行不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必然打破人与自然的平衡，造成自然生态危机，而且必然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造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文生态危机主要表现为人的全面异化。对此，马克思有独到的论述：“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正是在对人文生态环境恶化的批判和反思基础上形成其丰富的人文生态思想的。
三、马克思人文生态思想的内容
（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统一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内在统一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人们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食粮。人与自然界是统一的。
“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关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发展史。人通过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与自然界融为一体，向自然融化，实现“人的自然化”。在物质变换过程中，人通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影响和利用自然，实现了“自然的人化”。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始终相互影响和制约。“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因而，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统一的。
（二）资本本性是人文生态恶化的根源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本性是人文生态恶化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与劳动对立，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是无节制的追求超额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值。为了实现资本增值，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不得不无限扩大再生产，资本家和工人同样苦恼。对此，马克思写道：“总之，应当看到，工人和资本家同样苦恼，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
由于市场竞争，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获取超额的剩余价值，他们不得不延长工人劳动时间、提高生产技术，降低劳动力成本，加重对工人的剥削，导致人文生态环境的恶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在这里我们只提一下进行工厂劳动的物质条件。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这些机器像四季更迭那样规则地自己的工业伤亡公报。”在这种劳动环境下，工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他们越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并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在挣钱欲望的驱使下从事奴隶劳动。这就缩短了工人的寿命。”
（三）以人为本的思想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人文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以人为本的人文生态思想是马克思在批判和反思资本主义非人道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追求超额剩余价值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同广大人民群众有限购买力之间的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大量工人失业。在经济危机期间，资本家在销毁大量“过剩”劳动产品的同时，“工人等级中的一部分人必然沦为乞丐或陷于饿死的境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资本家不仅将工人的工作日延长到生理极限，还在生产中大量使用妇女和童工，迫使工人在毫无人身安全和健康设备系统的环境中劳动，严重摧残了他们的身心健康。马克思对此展开了批判和反思，认为社会生产要以人为本，生产要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在生产过程中必须保障个人的福利，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生态思想。
（四）人的主体性思想
马克思认为，就自然属性而言，人和动物一样需要吃、喝、生殖等，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靠无机界生活。但人是类存在物，人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认识和改造自然，动物却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人作为类存在物就必须全面占有人的本质，充分展示人的主体性。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使人丧失了主体性，沦为自己劳动产品的附属物。“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马克思认为，要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复归，就必须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消灭私有制。扬弃异化，真正实现自主活动。在自主活动条件下，劳动成为一种乐趣，成为人类实现自我发展的手段，人在劳动中感到快乐。在自主活动中，人类能够充分展示人的主体性。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四、马克思人文生态思想的意义
从人文维度考察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1.进一步揭示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联系，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马克思的自然生态思想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盲目扩张本性是自然生态失衡的根源，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必然联系。但仅仅从自然维度论证它们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是不够全面的，并不能使人完全信服。从人文维度考察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进一步揭示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联系。我们不能简单的把生态危机等同于人与生态的对立，其实质是资本主义与生态的对立。资本主义和生态的对立是根本性的，它不仅仅是某些枝节的对立。，自然生态的失衡只是生态问题的表象，人文生态问题更具有本质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映。马克思的人文生态思想把生态问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溯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必然联系。
马克思人文生态思想进一步揭示了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这就为我们解决生态问题提供根本出路——消灭私有制，扬弃异化，实现共产主义。这就从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使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更加完善。
2.进一步驳斥了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唯生产力论，忽视生态的错误观点。长期以来。两方一些学者将马克思视为唯生产力论者。对马克思进行攻击。他们认为马克思不关心生态问题，他的世界观完全是建立在技术上对自然进行极度控制的基础上。例如，特德·本顿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唯生产力论历史观。尽管他在特定的场合对生态问题表示了关切，但他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观点还首先是必须接受批判的。马克思是个彻头彻尾的人类中心主义者，他否定所有可能会认可自然限制经济发展的观点。马克思将劳动看成是价值的源泉，从而完全否认了自然的固有价值。雷纳·格莱德认为，马克思的基本前提是对自然进行普罗米修斯式的控制。维克托-福基斯认为马克思对世界的态度始终保有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劲头，一直赞扬人类对自然的征服。韦德·斯科尔斯基认为马克思是最虔诚的机器崇拜者。资本主义的罪恶之所以得到宽恕，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完善机器。在西方学者看来，马克思是极端的现代主义者，主张唯生产力论和对自然与人性进行极端控制。
其实，马克思并非唯生产力论者，他不仅关注自然生态失衡问题，更关切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文生态的恶化。马克思分别从自然和人文的维度分析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不仅形成了自然生态思想，而且形成了更为丰富的人文生态思想。通过对马克思人文生念思想的解读，在理论上进一步驳斥西方学者攻击马克思忽视生态问题的谬论，有助于澄清是非，还原真理。
（二）实践意义：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1.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重视人文生态价值原则。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母体”。是人类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食粮的源泉。人文环境是人类现实存在状态的反映，决定着人的生存质量和发展状况。马克思的人文生态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启示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既要保护自然生态，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平衡，尊重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又要关注和追求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保持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深切关注人的发展、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主题和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他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批驳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把人的发展问题提到了重要地位，科学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有离开人的、与人相对立的、外在于人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以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为最高理想的。人的全面发展，就是符合人的本质和需要的发展，就是让每个人的创造能力和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一，认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可见，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就把人本、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作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三种存在形态理论强调：以人为本中的“人”，应包括：类存在意义上的人；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个人。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理论，强调以人为本中的“本”，需要放在各种关系中来理解和确定，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相对于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而言，把人当作主体。第二，相对于人被边缘化而言，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终本质和根据。第三，相对于人作为手段而言，把人作为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理念具有三层基本涵义：第一，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它既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目的地位，又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第二，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即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尊重人，就是尊重人的类价值、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需求、能力差异、人的平等、创造个性和权利，尊重人性发展的要求。解放人，就是不断冲破一切束缚人的潜能和能力充分发挥的体制、机制。塑造人，是说既要把人塑造成权利的主体，也要把人塑造成责任的主体；第三，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实践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并运用历史(符合规律发展的要求)的尺度，也要确立并运用人(或人性化：合乎人性发展的要求)的尺度，要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要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确立起终极关怀，要关注人的共性、人的普遍性、共同人性与人的个性，要树立起人的自主意识并同时承担责任。
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主要成果
(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继承
社会发展观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为主要依据，提出了以社会统筹发展为基础的整体发展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人本观、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为动力的协调发展观。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始终坚持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一大党纲指出：“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是为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党的性质决定了他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反复告诫全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二)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发展
从马克思到，都把为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人民以及全人类作为自己的人学理念的基点。但在他们所处的革命年代，他们更注重的是整体、集体的人，实质上是强调“以人民为本”。这一理念贯穿于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年轻的邓小平就是怀着这一信念踏上革命征途的，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20世纪末，整个世界进入了全球日益“一体化”的发展阶段，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会长期并存，而且还要相互越来越密切地交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需求，必然要遵守共同的规范、共同的准则，仍然固守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传统理念显然是不行的。面对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高瞻远瞩，认真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把人的“以人民为本”的人学理念升华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他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人本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在“以人为本”方面，邓小平关注更多的是实践，主要包括：第一，大力发展经济，满足人的需求；第二，注重人的尊严，重视人的价值；第三，正视人的个性，倡导多彩生活。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深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党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一理论创新成果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上，倾注了新时代人的心血，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论智慧和创新精神，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新飞跃。
同志立足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当代世界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邓小平“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新世纪中国的神圣宣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
(四)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践行
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弘扬马列毛邓伟大理论，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中，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进一步发扬光大，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观”，而“以人为本”就是其本质与核心。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就应：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们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为人才的成长，为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创造良好的制度、体制环境”“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紧紧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凝结着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深刻思考。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的需要为本，它的着眼点和最终目的，不仅是物，更是人，这一要求贯穿于科学发展观的各个方面，是我们党领导发展的根本政治理念。“以人为本”，一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二是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也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
三、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重大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永葆生机和活力，就必须民族化、当代化、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后创立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中国化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中国人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体现出巨大的理论威力，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和生命力，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光明前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公平正义；整合导向
1“和谐社会”的思想内涵
“和谐社会”的思想理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创造美好生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类的社会本性和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无论是我国古代人们所向往的“小康社会”、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理念，还是西方思想家所提出来的“理想国”、“乌托邦”、“新和谐公社”等，都反映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向往与追求这一共同的价值目标。近代西方一些哲学家、思想家也先后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和谐的有价值的思想观点，而真正把“和谐社会”提到理论高度的只有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和谐社会思想理念博大精深，立意深远。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全面而深入地提出了关于“和谐社会”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2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特征
马克思认为，和谐社会的实质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社会结构各要素之间的和谐。
2.1人与自然的和谐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具有不可分割性，即相互依存性。“人是自然存在物”，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我国古代传统哲学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一致主张“天人合一”、“和为贵”、“和实生物”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大多数思想家都强调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未来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在这里，马克思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看作是未来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自然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而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需要依靠自然界生活，“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人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具有普遍性。
我们现在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毕竟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自身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属人”的自然，所以两者是统一而并非是对立的。马克思曾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必须首先端正对自然的态度，摆正自己所处的位置。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看作和谐社会的最核心的关系，也就是具有存在论根基的最根本的关系。
2.2人与社会的和谐
马克思认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是社会化的动物，社会的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着人需要参与社会生产和交往活动，人的本质是人真正的社会联系。马克思认为，人不是一种抽象的孤立的存在物，同时也不是一种纯思辨的形而上的东西，而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物，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人的自然性存在和社会性存在、属社会的人与属人的社会是一种有机的统一，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石，也是它与以往各种唯心主义哲学及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区别之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的解放和发展是统一的，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它是“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体现了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本质及其力量的全面生成，而这一切只有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在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状态的和谐社会中，社会关系不再是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和谐成为相辅相成的互动过程，一方面，社会关系的和谐将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使每一个个人更充分地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动力。
2.3人与人的和谐
马克思认为，人并不是单个的孤立的存在，而是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人，是一个社会性动物，而社会也无非是“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是人们相互活动的产物。因此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总要与他人打交道，要面对并处理各种人际关系。马克思又认为“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并且论证了“世界交往”在人类社会演进和社会结构变革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此外，马克思还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与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及与人的本质之间的统一性。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得以真正的消除。毕竟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集体财富得到极大丰富，“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就意味着共产主义真正实现了社会公平，个人利益之间、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得以统一，由此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
2.4社会结构各要素之间的和谐
马克思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进一步揭示了社会结构各要素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和谐互动的过程。马克思把社会有机体的主体结构划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三方面要素，同时又间接表明了人类社会主要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部分构成的，进一步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他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一个社会有机整体，当它们发生矛盾时，就会引起社会形态的更替。马克思认为，只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稳定的要求，即它们之间的关系处于和谐共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时，这样构成的社会整体才能健康发展。他强调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的论述深刻揭示了生产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些要素构成一个和谐互动的整体。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3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对我们的启示
（1）马克思主义认为构建未来和谐社会是历史的必然。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消除资本主义不和谐弊端，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必然体现，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这就启示我们，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始终把实现共产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最高目标。今天，我们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构想的未来和谐社会模式由理想逐步变为现实，这完全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2）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和谐社会是一个全面协调统一的社会，构建这一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这启示我们，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把握这一原则，着力推进人、社会、自然三方面的协调发展。而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一个人、社会、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
（3）马克思主义认为构建未来和谐社会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通过一系列阶段性发展才能最终完成。
这启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个长期发展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分阶段，有过程地逐步推进，必须制定长期历史进程和特殊阶段发展相统一的发展思路。由于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条件还不充分，在思想认识，内容框架，具体特征等方面还不成熟，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需要实践发展和推动。
（4）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和谐社会的根本表现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谐，即社会基本矛盾的和谐。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未来和谐社会，在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代表了发达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适应了发达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上层建筑中起核心作用的因素是国家消亡，社会自治，保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稳定协调的发展要求的；三方面要协调统一，才能使社会达到真正和谐。
这启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协调而得到解决，就是说它可以采取一种和平的、渐进的，非对抗的方法使社会主义社会达到和谐的状态，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有领导、有步聚、有秩序的协调来处理。因此，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为此，发挥党的“整合导向”功能，按照“和而不同”原则，协调和平衡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千方百计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积极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才能使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社会”思想，而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共产主义和谐社会是将来才能实现的理想目标。在这个发展阶段构建的和谐社会不可能尽善尽美，我们只有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及资源之间，做出合情、合理、合法的选择，因而只能是相对和谐。这样理解构建和谐社会，不仅符合中国国情，而且符合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不容易使人对和谐社会产生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值。我们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高度重视，又要从国情出发，既要着眼于未来，又要着力于现在，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立足点和关键点。
在今天，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创见同样为我国新时期社会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智力支持。深入发掘和进一步弘扬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理应成为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论文摘要：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以“资本”为核心概念，揭示了现代性的困境及其成因，实现了对传统现代性的批判超越。这种批判超越，是现代性研究范式的变革，体现了理性与价值的辩证统一，为人类解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哲学现代性资本现代性批判
“现代性”作为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语，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们从时间意识、历史观、社会状况、哲学思维和美学艺术等不同视角对其给出了斑斓多彩的界定。由于现代性本身的多维性和复杂性，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无论是“作为历史分期的现代性”、“作为启蒙的现代性”还是“作为审美的现代性”，往往是从客体的角度而非主体的或实践的角度来诠释“现代性”的。马克思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透过现代性制造的种种“幻象”和“迷雾”，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
一、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问题实质的指认
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与表现，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领域的总体性概念。马克思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出发，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多维透视，指明现代性内涵于资本的逻辑之中，处于历史的流变之中，展开于社会的矛盾裂变之中，呈现于全球性的视域之中。
第一，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是紧紧围绕资本逻辑的分析来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说到底是在现代生产基础上资本运动的产物，是随着资本运动而发展起来的。而资本是以不断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逻辑的，利润驱动着资产阶级不停地变革、创新，资本的内在本性刺激了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
第二，现代性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一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性有其不同的重点。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现代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现代性不同于工业革命时期的现代性，而工业革命时期的现代性又不同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发展阶段，同一种现代性因素在性质、作用和特点上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第三，现代性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曲折与冲突的历史过程，因而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现代性又是在“血与火”中发展的。从根本上说，现代性的内在分裂源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第四，马克思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分析，并未局限于“传统与现代”的框架，而是将其置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视域。首先，现代性生来具有国际性。其次，现代性蕴含着现代文明的特质与标志，有其共通性和普适性。再次，现代性具有开放性。
二、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问题困境的分析
现代性在把人类带人新时代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关系的物化和人的异化。马克思清醒地看到，现代社会“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像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1．现代社会“虚无性”的根源——资本的虚无性
首先，资本把一切“价值”都还原和等同于市场“价格”，结果“价格”取代了“价值”，并最终导致“价值”的丧失。一方面，在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人的生命的一切丰富的因素，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内容，其存在“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它们必须到市场上贴上价格标签，作为一种商品获得其存在的理由；如果不能被换算为市场价值，就等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只要他愿意按照商品的价格支付货币，就可以从市场中购买到所需要的一切。换言之，只要是可以“买来”的，就是有“价值”的，只要支付货币，一切便都是可能的，“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显然，按照这种逻辑，任何真正的价值都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资本具有毁灭一切价值、破坏一切价值秩序的本性。马克思指出，“资本”具有融化一切确定性、使一切固定的东西都摇晃起来的冲动和本性，由此破坏了稳定的价值秩序和价值基础。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断实现自身的增殖，这决定了它具有不断膨胀、骚动和扩张的欲望和冲动，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永不停息的动荡与不安之中。
再次，资本的无限膨胀、骚动不宁使其陷于白相反对、自我摧毁的逻辑，这种逻辑具有破坏一切价值的虚无本性。资本的不断扩张是以不断让自己的创造物过时、贬值和毁灭为前提的。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资本的创造物必须过时、贬值和毁灭，这是它积蓄、充实和强化自己力量的源泉和继续存在与扩张的条件。而这种继续存在与扩张又必然会带来更大的贬值和破坏性结果，创造是为了贬值和破坏，贬值和破坏推动创造，如此充满内在悖论的恶性循环，构成了资本特有的存在和运动方式。这种创造与破坏的循环，体现了资本基因中所蕴含的非理性的逻辑，同时表现了资本反价值和反文明的本质。
2．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风险社会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托·约·登宁的一段精彩论述：“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永无休止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释放自己的能量。然而，与此相伴随的是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资本创造了丰富的财富，充分展示了人的力量，然而资本的创造物却像一个魔鬼一样，挣脱了人的控制，把人的生活带向了毁灭的深渊。资本所统治的社会是一个失控的风险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则受着外在于自身的盲目力量的支配。这表明，风险社会源于资本所统治的经济秩序，只要存在着这种经济秩序，风险就会与之如影随形，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
3．资本扩张是现代社会危机和冲突的主要根源
马克思认为，资本支配和使用着三种“自然力”：一是劳动力，即人类生命体的“自然力”；二是自然界的自然力，如水力、矿藏等自然资源；三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即人们的劳动关系所蕴含的生产力。资本通过上述自然力而转化为不断膨胀的物质生产系统，从而创造了现代化产业结构与现代生活方式，整体地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全面生产活动”。资本在创造现代社会物质与精神成就的同时，也在制造着社会各个层面的冲突与危机，成为现代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首先，资本对人的“自然力”(人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产生了过剩的贫困化人口，减少了市场的有效需求，逐步丧失资本扩张的市场空间，由此形成资本主义日益深刻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冲突。其次，资本对自然界的“自然力”(自然资源)的无止境消耗，造成生态环境日益遭受破坏，由此引起人类与自然界的冲突。资本主义积累是建立在不断增长的生产率上的，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一定的雇佣劳动能加工比以前更多的原材料。
经济的不断增长，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就会不断增加，对资源的开发力度就会不断加大，使原料在不变资本的支出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从而加剧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枯竭。再次，资本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社会关系)的无止境开发，形成了导致人片面发展的社会分工体系与相应的社会文化系统，使人日趋沦为“单面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展生产的一切手段成为支配和剥削劳动者的手段。剩余价值的增加，是靠牺牲工人的利益来实现的。它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机器的附属品；它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加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活动与工人相异化。
4．资本逻辑控制下人的生存危机
资本逻辑的控制，使人失去了自由自觉的生存品性，人沦为与物无异的“现成存在者”。在对私有制、社会分工和异化劳动的分析中，马克思描述了人类的生存处境。在现代社会，人们之间建立起了全面的关系，但是商品的普遍抽象只是形成了一种形式的全面性和多样性，通过商品交换建立的社会关系不是人们之间的自由的联合，人的独立性是建立在对作为商品和资本的“物”的依赖基础上的。
以“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克服了古代社会那种单纯的原始丰富性，通过抽象劳动建立起丰富的社会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在异化劳动中是作为外在的力量与人本身相对立的。在资本的统治之下，现代社会呈现出如下一幅形象：人成为一种失去了自由、创造本性的消极被动的现成存在物；人成为一种失去了生命丰富性和全面性的现成存在物；人成为失去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本性的单向度的现成存在物。
三、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困境的解决
马克思是现代性问题的深刻批判者，但他并没有因此走上彻底否定现代性的道路。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危机和困境，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内涵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然失效，更不意味着现代性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只是表明了人们赖以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方式和途径出了问题。为此，必须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重新设计通往未来理想社会的道路，为现代性的发展指明方向。
1．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超越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所实现的变革是一种现代性研究范式上的变革，而这一变革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赋予了商品、资本、异化等概念以新的含义，它们作为现代性的基本范畴，同马克思进行批判的观念工具是一致的。马克思以“资本”为核心对现代性进行阐释，使现代性批判第一次进入社会革命的维度。
首先，马克思以生存论革命确立了实践关系思维，超越了现代性的“理性批判”范式。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是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相联系的。马克思的哲学现代性变革，不仅抛弃了抽象本体论哲学的创构努力，而且也将传统认识论从现象界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从而实现了从超验的、抽象的实体存在向感性的存在的转换，进而实现了从传统的存在论和认识论到生存论的转换。
其次，马克思的批判透过逻辑的表象深入到历史的真实。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作为逻辑的现实对应物而出现的。马克思将历史作为哲学思考的重要领域，并在历史生活基础上对现代性展开了反思。当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视角触及到社会生活世界的时候，显然不是回到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因为这样的生活世界只是指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其中是没有历史差异的。马克思也不是要一般地回到社会生活世界，而是要回到具有历史规定性的社会生活世界即资本主义社会，把对现代性的理解建立在具体解剖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样，马克思就把现代性的命运与资本的命运密切联系起来，从“历史深处”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解剖和批判。
再次，马克思的批判从现代性抽象主体转向真实社会的主体。现代性问题的核心是主体和主体性问题。现代性的发端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主体的发现，强调人的尊严、个性和选择性。马克思对这种抽象主体观进行了彻底解构。他认为，主体、自我不过是被抽象地理解的和通过抽象产生出来的人。人的主体性不能脱离主体而存在，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主体，把人的自由自觉的自主活动看作是人的“类本质”。马克思强调这种“类本质”的实践生成性，把人置于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之中。这样，对主体问题的考察，就由理想存在的类本质的分析，深入到了对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本质的分析，实现了从抽象人到现实人、具体人的转变。
2．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辩证继承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既肯定人的主体性，又强调人的活动的受动性。现代性对理性的张扬，实际上是把人的主体性推向了极端。马克思通过对实体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理性观的批判，抛弃了各种抽象本体和形而上学的先验预设，立足于具体的感性世界，强调了具体的历史性过程。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的总体性的生命活动，是人的“类本质”，也是人的存在本质。人通过实践而使自身成为“类存在物”，并由此使自身具有普遍性品格。在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中，内在地包含着人对自然界以及人对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实践概念也因此而具有能动和受动两种规定性。马克思正是基于对实践的理解来分析现代性问题，并立足于经济活动过程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考察和揭示了私有制和劳动对立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的现代性反思，既注重感性经验世界的认识，又强调超验性(理想)的合理性。马克思虽然超越了传统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哲学基础，超越了传统现代性的“先验性”，但没有完全否定“超验性”。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因此，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或作为某种现实东西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对人来说的真正实现”””。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人的本质”、“合乎人性的人”、“共产主义”等关键词，都是在一种必然性的意义上对人的规定。这种规定既是逻辑的，更是历史的。正是后者标志着马克思所说的现代性不同于以往现代性的特质，它不仅是对现代性的“实然”的描述，而且包含着“应然”意义上的超验性规定。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体现了理性与价值的统一。无论是在传统现代性那里，还是在当代西方的反现代性那里，理性与价值都是割裂开来的。从“休谟难题”，到康德、韦伯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界分，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对立，都没有走出这种理性与价值的“二律背反”。马克思将理性和价值置于社会生活条件之下，把它们看作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理性和价值既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人类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同时还是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特定方式而存在着的。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马克思将对现代性理性精神的分析与对人的生存的分析结合起来，不仅肯定了理性进步在人类发展中的意义，而且指出了这种理性进步带来的人的异化现象，并由此指出了扬弃人的异化、使理性与价值走向统一的道路。
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及被赋予重建社会法治大任后，已过古稀之年的沈老不辱使命，用尽余生全部精力为建设真正的人民民主法院和切实为人民服务的司法制度、审判制度和法律法规而奋斗。沈老对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五四宪法”等都起到了难以磨灭的核心作用。当新中国首部宪法公布时，沈老激动不已，写就了《为宪法草案的公布而欢呼》一文，宪法被全票通过之后，沈老感慨万分，“我从前清以来，就从事运动，在历次运动中不知花了多少心血，结果都是枉费心机。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才见到社会主义的宪法，是真正人民的宪法，是真正民主的宪法。”[4](263)这就表明，沈老通过自晚清以来的革命实践，政治思想从起初的君主立宪派转变为民国的民主派再转变为建国初的新民主主义实践者和马克思主义拥护者，最后于1954年在历史与现实、与共产党的强烈对比下，完全成了党外的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54年，“真正人民的宪法”、“真正民主的宪法”问世之日，也就是沈钧儒法治思想成功蜕变为马克思主义化之时，这是因为“五四宪法”凝聚沈老晚年几近全部心血和智慧的，是其一生法治思想和革命经验的总结，而“五四宪法”既基本符合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基本反映了思想的精神，这在沈钧儒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四项内容中能够得到充分验证。
二、沈钧儒法治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内容
1.法治的地位：优于人治，是弥乱致治的根本途径
沈老对中西治国模式和政治思想的对比研究后认为西方的法治远远优于中国的人治，“欧美式政治之精神在法治，中国式政治之精神在人治”[1](72)。沈老还认为人治是导致中国政治止步不前、社会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吾国政府素重人治，而人民对于政治亦素尚感情，与欧美之一切归纳于法治者迥异，政治所以不易进步，此实为一大原因焉。”[1](79)人治社会，社会秩序稳定与否、人民群众幸福与否同当权者的素质能力的高低息息相关，这就很难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沈钧儒身处乱世，从军阀、的黑暗现实中认识到只有实行法治和民治，才是弥乱致治的有效途径，才能建立民主共和新国家，他说：“共和国家之统一，在合于法治、民治两种精神，而我国则始终不脱专制惯习，对人观念太重，以为有势力则可统一，无势力则无统一，喜以全国之权寄之一人。”[1](96)法治与人治实质上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法治就是按照人民大众的集体意志办事，而人治就是少数人或既得利益集团操控政权，攫取公共资源为自身牟利。沈老从理论和实践中认识到，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实行独裁专制，少数人骑在贫苦大众头上作威作福，这是与人民对立，结局必然是失道寡助，要被历史所淘汰。只有改变一元化领导体制，走依法治国、人民做主的道路才能实现沈老“救国家于危亡，出人民于水火”的人生政治抱负，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几千年的治理模式，才能走出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周期律”。
2.法治的核心：以推动民主法治
在沈老的政治思想中，他极为重视决定社会性质和前途的宪法的制定和落实，因为他认为“吾国政治之病在于无法，而数年来政治之祸，尤在于坏法”[1](79)。这里的“无法”和“坏法”首要指的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宪法的根本政治保障。沈老认为，开国会是立宪法的前提，要通过召开国会来制定一国宪法，再图实现和法治，所以说，开国会是促使晚清政府道路的当务之急，“他事皆可后，惟国会宜最先，他事皆可缓，而惟国会宜最急。”[5]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沈钧儒在1907年向当局呈递的《民选议院请愿书》中首先就强调议院(即为国会)的重要性了。然而，沈老以全面、发展、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深化了自身的法治思想，他认为仅仅是拥有宪法是不够的，宪法要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落实，而落实的关键在于广大人民的真心肯定和拥护，一切政治基础都建立在人民之上，沈钧儒说：“政治之根本解决在民力”[1](72)，又说：“政治者之优势，全在人心之归往”[1](90)。相反，如果人民的基本权利没有切实保障，民主法治就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假使人民得不到自由和保障，那末民主的基础就不稳固。一切政治基础是要建筑在老百姓身上。无论在政治社会各方面和舆论方面，对于中国民主前途，人民基本自由，大家来推动，才能够得到确实的保障。”[1](508)马克思主义所勾勒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人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个特征也可以用作当今社会民主法治建设的最基本的评价标准，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看不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趋势，那就说明这个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的方向是错误的。
3.法治的目的：依法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
沈老身处乱世，为民生计曾多次身处险境。“四一二”时被捕入狱，“七君子事件”中再次身陷囹圄，几乎遭致杀身之祸。更令沈老气愤的是爱国民主分子和社会贤达之士经常遭到非法逮捕、审判、处决。这些经历使沈老更加坚信法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沈老继承了“五四”爱国运动以来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两大精神。事实上，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精神与“五四”运动所培育的民主、科学两大精神在价值导向上是一致的。沈老的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将人民摆在了历史的最高位，认为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是决定由谁执政、执政多久的最终决定力量，靠压制和暴力的统治只会适得其反，“防川终必溃，决胜在民权”[6](138)。在此，沈老认识到法治的根本目的就是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加强人民民主，还人民以自由、平等、民主。
4.法治的途径：巩固人民民主，确保司法独立，树立当局权威
沈老在总结革命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法治的三条主要途径。其一，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沈老认为，巩固人民主体地位的途径有两点：一是保障人民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监督权，“无论对于立法机关与政府，仍必赖国民有力之监督，为其后盾。”[1](81)监督应包括来自三个层面的监督，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及同级之间形成全方位监督，但核心还是来自普通民众“下层”的监督，正如列宁所说：“当党愈来愈公开进行活动的时候，可能而且应该最广泛地实行这种监督和领导，不仅受党的‘上层’的监督和领导，而且要受党的‘下层’，受全体加入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监督和领导。”[7](678)二是普及国民政治教育，提高群众爱国守法意识。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公开之日有感而发的《为宪法草案的公布而欢呼》反映了这一思想，“加强人民民主法制，普通提高人民群众爱国守法的思想教育，使宪法和法律能够贯彻执行，以巩固人民民主，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8]为此，宪法和其他法律必须体现人民群众的集体意志。其二，司法制度、审判制度要独立。沈老认为司法独立对于防止统治者独裁专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意义重大。“凡一般人民只有惟一的司法机关得加以逮捕拘禁。倘非司法机关，不论任何机关都没有对人民逮捕拘禁之权，如其有之，即属非法。”[1](482)只有确保司法独立，国家法律的效力才能得以切实发挥。其三，执政当局要有权威性。这一权威性来自政府机关的诚信守法和人民群众的诚心拥护。执政当局有了组织权威性且秉公执法，法律才拥有神圣地位，人民才心甘情愿服从执法者的判决，正所谓“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9]一切政党、组织和个人都依法办事，法治社会才有可能到来，国家才能实现安定繁荣。
三、沈钧儒法治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原因
沈钧儒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时间并不比中共第一批党员晚。早在“五四”运动后期，沈老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他曾先后阅读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马克思的大著作《资本论》，更将共产党宣言底量及质加以扩充。资本论所贡献之盈余价值观，他自认为说明资本主义掠夺之实在的工具。”[10](54)辛亥革命后，沈老参加了中国同盟会，与其他会员相比，思想更加左倾。大革命时期，沈老与中共党员宣中华、潘枫涂交往密切，受他们的影响，沈老的思想和行动开始向中国共产党靠拢。此后，沈钧儒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同志般的深厚情谊。在抗战后的1939年，沈钧儒就向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认为“先生现是派的负责人，不参加比参加了作用更大，对工作更好。先生遂未坚持要求。”[11](224)为民族大业的需要，沈老暂时放弃了入党要求而听从中共中央的安排。建国后第二年，沈老再次提出入党的要求，但由于中共中央忙于建国政务而再次搁置了沈老的这一合理要求。这两件事情折射出沈老政治思想和法制观念马克思主义化的历程。事实上，抗战初期，沈老就认同中共的抗战主张，选择与共产党并肩作战。当有人攻击沈老领导的救国会不是一个中间的独立组织，而是“共产党的尾巴”时，沈老义正言辞地反驳到：“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它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是得到人民拥护的，我们赞成它的主张有什么不好？这样做是光荣的。”[4](56)对于所谓的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和在国共之外造第三条船的“第三条道路”，沈老于1946年12月接受访问时给予了批评：“一般人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倚的‘中间’，因此分为左中右，其实真正的‘中间’是没有的，只不过是近左或近右而已许多了认为‘中’是静止不动的，这绝不可能。”[12]沈老虽然最终未能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把救国救民的抱负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沈老的一生对党忠贞不二，“永远跟中国共产党走”，他在1962年病危之际对子女谈到：“我们要永远听的话，永远跟中国共产党走。”[13](139)这是沈老人生认识的总结，也是晚年对子女们的郑重嘱咐。由此可知，沈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向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取经并非被迫的，而是顺应时代形势和人民要求的自主转型、升华。究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客观原因：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更切合中国具体实际；二是主观原因：沈老固有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法治社会抱负，而这与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发出点和立足点是一致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沈老和其他派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一样，明智地选择了新民主主义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真理。
四、沈钧儒法治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意义
要改变过去忽视受教育者主体性的不当做法。思想政治教育要明确强调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主体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其能动性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仅要调动受教育者学习书本知识的积极主动性，还要鼓励其尽可能多地参加改造自然、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但是光有大脑还不能产生意识。人们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同外在的客观世界打交道,使人脑和其他反映器官同客观世界发生联系,才会产生意识。”[6]在实践的过程中,人的大脑得到开发,通过大脑去思考,从而形成了理论的东西,这样又反过来指导实践。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7]思想政治教育总是要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中进行，与社会实践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应该明确地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是从人的实践活动中分化出来并为实践服务的活动，是人之生命存在的重要实践活动方式之一。它应该遵循实践活动的规律性，才能获得理想的成效。
2思想政治教育要推动社会关系的变革和进步
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空谈，而是要通过其教育活动的展开，实现社会关系的改变。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人的本质是实践的，人类的社会生活也是实践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类一切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过程的基础。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构成了人类社会，实践决定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8]由于“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并且“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9]人们所形成的“观念、思想等等”，要受“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决定或制约；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要以“物质行动”，即生产实践为基础，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必须以实现人社会关系的改变为目标。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交往实践活动，决不是简单的机械重复，而是社会关系的改变与发展。处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教育者、受教育者、中介与环境，构成了多样、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向着一定目标，遵循一定准则，发生着改变，向前发展，从而促进人的思想提高，推进人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10]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他们彼此都将对方作为自己的交往对象而结成关系，共同存在，其结果不仅改变和发展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而且通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改变和发展了周围环境与社会关系。
3思想政治教育须促进教育双方思想与行为的提升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具有严密逻辑的理论体系，它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这就是“实践性”。这是马克思认识世界、关注人的钥匙，也是他认识的基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其它文艺理论分野的关键点。当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实践性”，但他却在解读他人的思想中始终存在，属于马克思文艺理论的核心思想。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角度出发，诠释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存在论、技术观的看法，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内涵，而且把它提高到了新的境界，使我们能更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刻内涵，同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挖掘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深层意义。
一、形而上学
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哲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实践哲学同样可以成为形而上学，即实践的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为我们理解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提供了又一个参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解读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特质。
马克思以改变世界为宗旨，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1]，开启了不同于意识哲学的实践哲学范式。海德格尔通过前科学的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进行分析，确定实践对于理论活动的绝对优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特点。存在的确是超越者，它不同于存在者，而存在之超越性只有在时间的视野下才能通达。正是如此，海氏解构了传统形而上学，并言明，“任何存在论，如果它不曾首先充分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己的意图。”总之，任何存在论必须以此在的生存论为基础。然而此在之存在的意义只能在实践性中敞开。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对以往一切存在论传统的批判，都主要是着眼于它们对存在和实践性问题的耽搁的原因。对形而上学解释原则的彰显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在实践的角度颠覆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但这种解构的同时也伴随着建构。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不断诞生的过程。马克思引入历史的视域，就意味着对人的历史性考察，包括对人——现实的人的历史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社会形式以及建立在社会存在之上社会意识形式和意识形态的考察。马克思把传统二元论的主客体关系在历史中转换成主体间性，即共时态的同代人之间的关系和历时态的代际关系。每一代人的创造都是在上一代遗留下来的生产力、资金等基础上的创造，这种条件和前提是无法选择的，因此是历史决定论的； 而选择什么道路去创造又存在着多种可能空间，表现为历史选择论。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是辩证统一的，它构成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实践的辩证法。可见，在历史的视域下，马克思超越了以往建立在科学之上的逻辑，在人们生存的境遇中整合了历史与实践，表现为“历史的实践与实践的历史” [2]的统一。因而，我们说他是历史生存论的实践哲学。马克思这样一些思想被后学的海德格尔所肯定，正如他在《面向思的事情》中洞见到的：“随着这一已经由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 [3]
二、存在论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认为人的本质是由自己创造的。在马克思看来，他是历史的产物，是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自然史的产物” [4]。马克思所讲的人的自我创造只是就人的存在方式而言的。因为人已经存在，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将继续存在下去，这是对自然界和人的存在的抽象，是一个关于存在的意义问题。
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从人的存在来理解人，就要认识到人的实践能力最直接的根源是自然，同时，人实现自身能力的活动也离不开自然。作为自然的一员，人既是能动的存在，又是被动的存在，他离不开自然，也只能在自然所允许的范围内，不断完善自身的存在。这就是实践哲学所要研究的内容，即人类利用自然的条件，通过自身的实践不断自我创造、自我完善的过程。而人类在实践中不断改变世界、完善自我的过程，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一种动态的存在。他认为作为哲学范畴的存在指的是存在物的涌现、显示，而非具体的、确定的存在者。海德格尔提出存在是确定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那种东西，是一切存在者得以成为其自身的先决条件，或者说，它是使存在者显示其为存在者的本源性的东西，因而与一切存在者相比具有优先地位。一切存在者必需存在才能成为现实的、确定的存在者。没有存在就没有存在者。但存在本身并不是存在者，不是一切存在者的普遍性，不是对一切存在者的概括，也不是其
转贴于
他存在者之外的某种独立的东西，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否则它就成了确定性的、对象化的东西。海德格尔说：“我们向来已生活在一种存在之领会中，而同时，存在的意义却隐藏在晦暗中，这就证明了重提存在的意义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任务是阐释存在的意义，那么此在不仅是首须问及的存在者；更进一步，此在还是在其存在中向来已经对这个问题之所问有所交涉的存在者。”可见，哲学对存在的研究不是去追问存在是什么，而是追问存在者怎样存在，也就是追问存在者存在的意义。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自然要拒绝对人的本质进行抽象的思辨，只有立足于人的存在，即人的实践活动，它才能获得丰富的内容。当前，我们对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进行探讨，从实践哲学的视角、立足于实践对人的生存进行分析，是马本文由收集整理克思的人学思想包含的双重内容。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既是能动的，又是被动的，受外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人的实践活动要想顺利进行，
就应该对限制实践活动充分发展的条件进行改造。这样，实践就应该包含自我解放的内涵。另一方面，实践活动是自我完善的活动，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实践的目的是良好的实践。因此，实践更应该关注存在者的完善，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存在的发展。
三、技术观
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类区别于一切动物的根本特征，生产、劳动或实践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对人本质的理解也必须从以劳动为核心的实践出发。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也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的本质决定了社会关系。代代相传的大量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这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人通过实践创造世界证明自己的类本质。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揭示中可以看到：人的价值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即指作为客体的人对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的满足。需要是人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性，是人全部生命活动的动力和依据，需要的满足程度直接涉及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环境中，与一定的社会选择和社会价值目标相联系，这一切不仅影响着自我价值实现的内容、形式和手段，而且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个体自我实现的成败。
海德格尔认为新时代的人已被技术所异化了，人和存在的自身性的损坏、扭曲和丧失是技术时代的真正危险，根本不是对人不利的技术后果。当人成功地克服了技术的不利的后果，最高的危险还是存在着。“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危险首先表现在它使人昧于天命。” [5]其次，“现代技术把自然展现成对象性的持存物，因而损害了事物，使人远离了事物。”[6] 因此，作为一种天命展示的技术本质是一种拒斥人进入原初的展现并进而去体验更原初的存在的危险，这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危险。面对现代社会人类因技术滥用所致的种种危机，海德格尔积极寻求拯救的良方。他从本体论角度探讨技术，追问技术的本质，就是对“存在”的追问。他追问技术的本质，也就是在追问技术的“存在”，即技术作为一种现象，它是如何显现和出场的。海德格尔认为，以往的人们对技术的流行观念可称作工具性的和人类学的规定，这种规定把大自然视为加工制作的材料和被动的从属者，以期对其进行开发利用。通过技术，人和自然之间形成了主、客体的分化。在本质上带给人的最高危险是人和自然的自身性的损坏、扭曲和丧失。
一、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能力思想
自上个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即从20世纪50年展计划的纯增长导向型转变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能力为基础的福利导向型。世界开始进入能力主义时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主要建立在人的素质和能力的基础上。
那么，什么是人的能力呢?马克思对能力的阐述是从劳动人手的，他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顺利完成是以人的能力为保障的，人的能力首先就是指人处理与自然关系的能力。“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又指出，“劳动力的发挥即劳动，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里面有几层含义：一是人的劳动能力是存在于人身上的，是由体力和智力构成的；二是只有在进行生产活动时才能发挥和显现出来，平时是很难发现的；三是任何一项劳动都是体力和智力的外化，是体力和智力的统一，二者必须协调配合才能使生产活动得以顺利实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精神生产就是主体所进行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精神生产力即指主体进行精神生产活动的能力。马克思在晚年还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恩格斯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阐释，指出“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这样。马克思将人的能力就由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了精神生产领域和人自身生产领域，大大丰富了能力的内涵。
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并认为实践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Practice，即通常所说的改变客体的活动，二是指Praxis，即人类自我完善的创造性活动。这两种实践是辩证的统一过程，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主体的要求更高。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进行生产。”所谓“真正的生产”，就是人以表现自身的力量、完善自身发展为目的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与动物因本能产生的生产本质上完全不同，这需要以人的多种能力发展为基础的。
由此可见，人是有“多种多样的志趣”的，需要多种多样的“个人才能”的，马克思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论述人的能力的：一是概括为物质生产能力、精神生产能力和人自身生产能力；二是概括为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能力、人与社会发生关系的能力和人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即自我调控的能力。
毫无疑问，能力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越来越重要。早在工业文明之初，马克思曾指出：“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的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即人的创造性劳动的能力是生产和财富的最大源泉。恩格斯也认为“要把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到上述的那种水平（注：指产品可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单靠机械的和化学的辅助工具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运用这些工具的人的能力”。这里，恩格斯明确指出人的能力要与生产工具同步发展。对此，舒尔茨认为如果“人的能力没有与物质资本保持齐头并进，将变成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
那么，人的上述种种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呢?马克思认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马克思指出人的能力是在“社会生产”即劳动的过程中形成和提高的。恩格斯认为人的劳动生产过程同时也是自我生产的过程，“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与后来西方学者的“干中学”理论是一致的。当然，教育是人们学习知识和技术的一个重要途径，正如恩格斯所说：“教育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由于每个人参与的劳动是具体的、有限的，所以会带来能力的局限性，通过教育就可以避免。恩格斯对未来教育的形式和意义做了进一步的展望：“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教育的内容要包括智力开发和体力锻炼，而且要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其具体内容和形式要与实际需要相适应，通过这种模式教育来提高劳动者能力水平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能力培养观对我们的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影响能力形成和作用发挥的因素，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里找到答案，这是因为人的能力形成和提高与人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定的生产力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定的生产方式。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所以生产方式是制约人的能力和人的发展状况和发展程度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人的发展同时也是能力扩大要受这两方面的共同制约。生产力的状况制约着人的能力扩展和提升，马克思指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生产力不够发达条件下的分工一方面使人的劳动变成异化劳动；另一方面，又使人的活动贫乏和退化，造成了人的能力发展的片面性。马克思从自由时间角度进一步分析了生产力对人的发展影响。马克思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个人自由发展能力的全面性同个人所能拥有的自由时间是联系在一起的。自由时间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当生产力发展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人们用于谋生需要的劳动时间才会减少，自由时间才能相应增加。
人的能力提高需要有生产力的发展，但人的能力作用发挥还需要或间接取决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恩格斯认为只有进行生产关系的革命，废除私有制，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他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有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人民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才能调动积极性，其能力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马克思主张重建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就是能力全面发展的每个个人的自由联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为每个人的能力得到自由、平等和全面的发展提供一种经济制度形式。在回答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目的时，恩格斯就谈到：“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因此，共产主义社会既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又是生产关系高度发达的社会，在那时人的能力水平很高，而且能充分自由的发挥出来。
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内涵丰富，意义重大，那么，这里的发展指的是什么呢，要经过哪些阶段呢，能力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对此，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做了回答，他写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这里，马克思以能力为中心明确揭示了个人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自然的人”、“偶然的个人”（又叫“阶级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人的发展是伴随着能力的提高和扩大而出现的，而且是自由的发展。正是由于人的能力提高才使得人的发展状态由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自由个性的演变，最终完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达到“人性的复归”。
马克思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这也说明了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需要时间。“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随着生产的发达、商品交换的普遍性，将造成个人交往关系的普遍性和能力的全面性，生产力是一个历史范畴。从而决定了在生产力基础上“产生”的能力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列宁也指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整个心理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可见，改造农民并提升其能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思想以物质实践观为基础，内容包括能力内涵、能力类型、能力作用、能力培养、能力形成与作用发挥影响因素分析以及能力与发展关系等方面，主要观点和思想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后来的学者受其影响，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和运用。
二、全面提升农民能力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新农村建设是针对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困难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快而作出的决策，内涵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的直接效果将是增加农民收入，最终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思想告诉我们，人的自由发展是以自身能力扩展和提高为前提的，且两者相互促进。一个生产力发达但对人产生异化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只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且人的能力又能得到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的社会，才是一个既发达又健全的社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发展的目的不同，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过程中，要始终关注人本身的发展，始终把人的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核心地位。因此，无论从建设一个健全的社会角度还是社会主义本质而言，新农村建设都必然要以广大农民的能力建设和提高为主要内容。
造成现在农民贫困的深层原因是由于其增加收入的能力缺乏，我们要全面理解贫困的含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明确指出贫困远不止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收入不足（收入贫困）问题，相反，贫困实质上是人类发展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权的被排斥（主要因能力低下而引起）（UN.DP，1999）。改革如果能够为社会所有阶层提供经济机会的话，就会更加富有生产力。经济机会的扩大是需要有高的识字、计数和基础教育水平，普遍的卫生保健，彻底的等条件的，而这些又是形成人的能力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不仅应当关注贫困者所处的弱小地位，而应更加关注贫困者为摆脱贫困所需的潜在能力和资产。贫困是经济、政治、社会相互作用并彼此不断强化的过程之产物，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加剧了穷人的权利被剥夺的状态，资产匮乏、无法进入市场和就业机会短缺会把穷人锁定在贫困之中（WorldBank，2000b）。因此，新农村建设应该围绕如何打破这种“锁定”，消除能力贫困来开展工作，从而充分发挥广大建设主体的能力。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表明，在农村人口素质方面，2006年全面建设小康实现程度仅为15%，与上年持平。2005年全国农村劳动力文盲率为6.9%，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从业人员占79.5%。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7年，仅相当于初中二年级水平。占总人口60%的农村人口，只有全国23%的义务教育经费。在医疗方面，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之比高达22：1，占全国总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九成左右农民是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而体力和智力是形成人的能力的重要内容，这表明我国农民能力已经到了非提高不可的程度，否则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马克思曾指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也正如许多农民兄弟自己说的那样，“盼致富，无思路；想致富，无技术；求致富，无门路”。另外，目前全国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厕所，全国农业主灌区骨干建筑物的完好率不足40%，工程配套率不足70%，中低产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65%左右，这些都反映出了当前农民的生产能力存在严重不足。对此，我们要认识到培养和提高包括生产能力、生活能力和自身发展能力在内的农民整体能力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马克思关于能力的多样性以及能力属于历史范畴告诉我们，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活动对劳动者的能力提出了不同要求，当今我国处在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时代，新农村建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这对农民的发展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四化”要求农民具有观察能力、应变能力、风险承担能力、竞争能力、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良好体质，即在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能力、人与社会发生关系的能力和人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的能力等三类能力方面有很大提高。农民综合能力提高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自身也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和完善。由于各地生产力水平差距较大，发展环境各不相同，不同农民在不同行业中工作，因此，农民所需要的具体专业能力是不同的，其广度和深度将随着分工的细化而加强。
当前，一些地方在对新农村建设运动的理解和行动上出现了偏差，主要表现：一是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新村庄建设”，或建华而不实的广场，或盖“农民式别墅”，或搞和城市一样的“精品小区”。诚然，基础设施和房屋等硬件设施是新农村建设的应有内容，但马克思主义能力思想告诉我们，教育水平、身体健康状况等软件建设更能影响到广大农民的能力和农村经济的长期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二是认为新农村建设可以在短期内完成，这是理想主义和急功近利的表现，马克思关于能力属于历史范畴的观点表明以培养农民能力为重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搞不成新农村的。三是认为新农村建设主要靠中央政府来推动，所需费用也由中央政府来埋单。建设新农村当然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各项事业的投入，但政府的这种财政支持是带动性的、启发性的和导向性的，我们需要的是实现由“输血”向“造血”的转变，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暂时的收入贫困，更重要的是解决广大农民创收的能力贫困，这就要求农民在利用好财政有限资金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积极性，投人大量的财力、精力和人力，实现全民动员。以上种种行为和想法都说明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新农村建设内容的深刻性和多样性、过程的长期性、农民的主导性以及意义的深远，没有真正把握中央发动新农村建设的实质，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思想来指导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
三、新农村建设成败关键在于能否充分发挥农民能力
提高农民能力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农民能力的普遍增强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新农村的建设，但其效果则取决于农民能力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的程度，换言之，新村建设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充分发挥农民的能力。根据马克思主义能力思想，农民的能力发挥程度和个人发展状况又主要决定于其生产关系如何，马克思指出，人的社会关系不仅要“丰富”。还要“全面”，即协调、和谐，个人才能全面发展。对此，我们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1、要充分发挥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主体作用。新农村是农民的新农村，农民是新农村的建设者。农民所具有的能力作为“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在一定程度上近似人力资本的含义，这就说明只有在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能力这种资产，这要求我们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依靠农民、相信农民和造福农民。
为此：一是要尊重农民的意愿。马克思主义者在农民问题上，历来强调要尊重农民意愿。一方面，“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另一方面，“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二是要使农民积极参与到新农村建设活动中来。新农村建设是要来解决农民在生产、生活和发展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的，只有农民实实在在地参与进来，提出问题和困难，政府才能知道农民所想的、所要的东西，形成有效的需求机制。新农村建设要千万避免政府唱独角戏，避免出现政府主动、群众被动的局面。三是要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利益和维护好农民的权利。要坚决打击在新农村建设、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损害农民既得利益的各种违法行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
2、为了在全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新农村建设氛围和舆论导向，各级政府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了其分散性和组织化程度低，再加上我国各级政府长期以来参与到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政府在农民心中的威望很高，历次农村改革可以说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领导干部在实践中坚持什么样的政绩观和发展观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经济发展质量和农民经济行为。韩国新村运动的最重要成就就在于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创新、合作和学习氛围。
在反思过去的基础上。我们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既要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更要有广大农民群众的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既要重视农村的硬件建设，更要重视农村包括乡风、民风、学风、党风等在内的软环境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所掌握的知识、技术和能力在生产和生活中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为此，我们要抓紧修正现有的干部考核体系，把经济增长速度、就业率、中小学升学率、农民工培训情况、生态环境和社会治安情况等纳入到考核指标体系中，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尤其要把形成、培养和发挥农民能力的情况作为衡量干部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各级干部政绩观能否实现真正转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新农村建设的效果。
3、要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为农民能力的有效发挥提供实现机制。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要摒弃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做法，政府从干预微观经济行为中解放出来，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农民通过市场出售自己的农产品和劳动力，获得最大报酬，将焕发其劳动积极性，最大程度地发挥其自身能力。比如说，在过去农民出售劳动力（如为邻居干活）时几乎是无偿或低价的，多为帮忙或互质，农民的积极性不高，而在劳动力市场初步形成的今天，农民出售劳动力的价格与其能力水平高低成正比，这样，农民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就会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和工作时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已有能力。
这里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形成，让农民组织起来已经成为当前的一个紧迫任务，正如赵磊所指出的“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同样能担当起建设新农村重任的不可能是一群分散的农民，只能是组织化的农民。农民只有形成自己的专业组织才能有效抵御市场风险，提高市场谈判能力和竞争能力。政府要为农民的组织化提供法律、政策、技术和知识等支持。
摘要：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的学习与回顾,着重分析了他们关于教育的本质和作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重要教育思想,充分肯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大贡献,以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在我国的继承发展和对现实的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恩格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教育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虽然没有直接写过教育理论方面的专著,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探寻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革命理论和实践过程中,他们总是把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对许多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教育理论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始人,他们的教育思想使人类的教育理论掌握了更加科学的武器,开启了教育发展的新时代、谱写了教育发展的新篇章。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重要的指导意义,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行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指南。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与作用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根据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论证了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教育总是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不同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并反过来对社会起着某种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也决定了考察一定时期的教育,一定要把它置于这一一定的历史当中。当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教育也就具有了阶级性,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把教育变成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利用教育来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马克思、恩格斯以雄辩的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教育的资产阶级特性。恩格斯在1844—1845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中,论述了产业革命对教育的影响,揭示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施教育的虚伪性及其阶级实质,尖锐指出,英国工人阶级所受的教育极其可怜,统治阶级控制了一切知识的来源,他们向工人灌输的只是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根本谈不上智力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教育。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号召消除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在驳斥资产阶级否定教育的阶级性这一反动论调时指出:“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
以往的教育理论大多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释教育的本质,因而是片面的、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为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
(二)关于教育的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又具有反作用,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11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具有阶级性。统治阶级总是把教育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通过教育来灌输本阶级的思想,培养本阶级所需要的人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愿意也害怕劳动人民受教育。“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2]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人民进行的教育,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只是把人训练成会说话的工具,以便工人们创造更大的利润,这种教育充其量只能叫训练、异化,它违背了教育的宗旨———人的全面发展,导致了人的发展的片面和扭曲。马克思、恩格斯进而把教育同劳苦大众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强调教育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强调教育对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和建设共产主义的重要意义,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3]可见,教育在阶级斗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教育的社会作用还表现在生产领域,也就是说,教育是生产力的再生产过程。“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4]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而人又是生产力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教育虽然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但它通过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力,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教育也是一种再生产过程。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在生产中的作用不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能在生产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因而,教育的再生产特性更加突出,教育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互作用的原理,以及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1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家和教育家们对人的本质和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遗传在人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片面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即自然属性,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环境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是环境的产物,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有一些人则提出教育万能论,认为教育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而且可以改变整个社会,夸大了教育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以往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认识上的缺陷,科学地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使教育学从此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仅是一个生物的人,而且是一个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受着这种社会关系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遗传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人的遗传素质是有差异的,但是,遗传并不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同样,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环境对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人在接受环境影响的时候并不是被动的,人类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主动地改变着环境和社会,并且改变着人自身。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教育是人的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得到发展的,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一定社会的需要,体现了社会关系的要求,社会关系通过教育而制约人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的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和教育万能论,由于不能正确理解和反映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因而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二、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主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教育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武器,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条件,首次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时,首先考察、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揭露了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他们指出,人的畸形发展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农村的分离,造成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城乡居民的发展都受到了限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的畸形发展也日趋严重。“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5]工场手工业把生产分成不同的工序,工人的劳动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从而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了工人片面的技巧。资本主义大工业更加重了人的畸形发展,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品,成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种机械劳动损害了工人的神经,严重摧残了工人的体力和智力。不仅如此,这种分工也带来了剥削阶级的畸形发展,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片面发展。“不仅在身体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资产阶级的摈弃和忽视。”[6]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人成为片面发展的畸形物。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揭示劳动的异化而导致的人的本质异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对人性的压抑,提出人要从一切人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他们看来,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的、彻底的发展,使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不复存在,劳动已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为一种生活乐趣,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所以,恩格斯说,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7]。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是紧密相关的。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因为现代工业使分工发生了变革,使资本和工人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工人全面流动,劳动频繁变换,这就要求工人熟悉生产的各个部门,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现代工业不仅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而且使之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缩短了工人的劳动时间,改善了劳动条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如果不废除私有制,尽管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全面发展也不可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还说,个人的发展是在集体中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8]。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集体而发展,而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要吸收前人的成果,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和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实现发展。离开了人群,个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教育可以使人摆脱分工所带来的片面发展,培养人的各种能力,促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教育,更离不开全面发展的教育。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包括智育、体育、综合技术教育在内的全方位的教育内容,认为通过这几方面的教育,人的体力和智力就可以得到和谐发展,成为身心健康、体脑结合、各种才能都得到全面发展的新人。
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被视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径。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许多学者曾经谈到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在这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欧文曾在自己的工厂中进行实验,将工人的劳动和教育结合在一起。对此,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萌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9]马克思、恩格斯在吸取前人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具体分析,科学地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充分肯定了它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教育与生产劳动的脱节,也是由于阶级的产生和社会分工的出现而造成的。在原始社会,这种分离现象还没有出现;到了奴隶社会,教育成了统治阶级的特权,劳动人民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教育便与生产劳动分离。到了工场手工业阶段,由于生产过程的分工,工人的身体和智力畸形发展,教育同生产劳动进一步分离。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由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生产过程不断更新,工人全面流动,从而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结合不可能真正实现,因为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可能对劳动者的教育给予真正的关注;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也使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劳动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才能实现。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性质决定了每个人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又为每个人提供了全面发展的机会,“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10]。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将对全体儿童实施免费的公立教育,把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极为重视综合技术教育,认为“这种教育要使儿童或少年了解一切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一切最简单的生产工具的技能”[11],从而可以弥补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综合技术学校、农业学校、职业学校等的作用,认为工人子女可以在这里学到一些科学技术知识,促使劳动者得到全面的发展。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教育学说的产生标志着科学教育理论的诞生,引发了教育领域里的一系列革命,其意义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回答了教育领域里的许多重大问题,带来了教育科学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和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教育观,批判和继承了人类优秀文化教育思想;揭示了教育的本质、教育在不同结构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科学地论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综合技术教育理论;创立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庞大科学体系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奠定了无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基础,打破了剥削阶级教育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基础上,描绘了无产阶级教育的壮丽蓝图,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提供了斗争武器,为无产阶级教育实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和表现,这也就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对教育科学的指导意义。它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了教育科学,从而使人们有可能进一步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学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一直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且在伴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和创新,不断地使之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1957年,总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经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首次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明确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把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作为检验人才的依据。这既是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目的,也是对教育功能的本质要求;既是对每一个受教育者提出的希望和努力目标,也为我国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和人才培养的标准。1958年,又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教育思想的主旨,包含了教育的目的、功能和性质,指明了社会主义教育培养的人才规格与标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的教育思想。他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从当代世界发展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高度,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给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为新时期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人才培养目标上,邓小平将时代“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具体化,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概念。“四有”新人理论,深刻阐明了民族素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指明了现阶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和实现途径,为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三个面向”指导思想和“四有”人才的培养目标,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和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思想,也标志着我国教育开始走向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并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发展的新经验,针对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了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目标的素质教育。1997年,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2]1999年6月,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3]。根据世纪之交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世界变化的新特点,提出素质教育、教育创新的思想,具有独特的创新内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为邓小平时代的“三个面向”、“四有”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观注入了新的精神和活力。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标志,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发展和创新了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对于教育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境界,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以新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科学地阐明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强调弘扬人的主体性是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明确第一要义是发展,强调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把满足人的发展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倡导主体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确立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教育面对的是人的世界,教育的主体是人,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在教育活动中,人是根本,人处在中心的位置。因此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观,关注“人”,关注生命,发挥人的主体作用。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强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和终身学习能力,强调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强调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激发学生发展的内在动力,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14]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所有教育活动的基本指向。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教育理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一脉相承的,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一起构成了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5]的要求。这是关于新世纪我国教育工作的总方向、总目标和总要求,是对新世纪我国教育目的、教育性质、教育目标、教育任务、教育功能以及实现途径和要求的新概括,也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由此可见,新世纪我国的教育方针,既深刻揭示和反映了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及其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这充分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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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9.
[7]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6—7.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84.
[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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