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事实；文本；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的创新性研究奠基于对一种理论本身的整体性把握。从原创性思维的创生机制来讲，娴熟于文本以便勾连自身理论与前人文本的习古斋院式做法，背离了理论原初关切的事实本身，封塞了真正的创新通道，从而直至在封闭的理论自我中彻底滑向了“自说自话”的“经院理论”。同样，当创新性机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相互切入时，“面向事实”的要求被提上议题，并直接赋予了创新的使命。而学界一直以来坚守的“面向文本本身”开显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必须得到学理上的合法论证，即必须能够证明整个知识的理论谱系是严格按照线形叠加的实证科学意义的方式累积而成的。在两种创新的手法上，前者规制着真正具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理论的萌生，而后者则极易成为了保守、惰性的原创栅栏。如何处理文本与事实的关系，随之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反思的论域。
一、异质性事实、单向度理论与创新模型
一般来讲，当人与现实世界相照面，无论是对社会“操心”性地静观还是对社会“烦忙”似地实践，均无法逃离出对社会付诸于“理论”——赋予个人的“理论前见”。而一个现实的事物必然处于相互缠绕复杂的关系网中，从而具有了多个普遍性质，“极端相反的性质能在同一事物里相互结合，其最后原因乃是：个别事物是多方面的。它和不同的事物发生不同的关系，同一个别事物是不同关系里的不同关系者。不同关系者不但有不同的性质，而且还可有极端相反的性质。因此极端相反的性质在同一个别事物里相互结合。譬如人—— 即以“少年苏格拉底”所举的为例—— 就他和他的身体部分的关系，他是一切部分的总和，于是他是多；就他和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是一个单位，于是他是一。这样，一和多两个极端相反的性质在他里面结合。个别事物是多方面的，是由多而成的一；极端相反的性质在它里面相互结合乃是必然的”。[1]更为严重的是各种性质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的现象。在哲学史上，首次遭遇这一“哲学事件”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正是因为对作为“复数”的社会现实采用了同质性的“单数”思维，将丰富多彩的世界简单化约，剔出了差异与矛盾的一面，这也就是柏拉图“理念论”所居于“至尊”地位的本质因由。在面对异质性的事实时，柏拉图以相论道，认为同类的具体事物具有个体的差异，理念(eidos)则为异质性事实中的共性质点。从而理念变成了“提供出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在其中我们经验中的各式各样的事物能够在某些普遍原理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2]而且这样一种理念成为了整个柏拉图主义的最为关键的理论环节，到了中世纪的“上帝”、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承接了这样一种思路，将外在的具体事物的多，看成是原型为一，一涵盖杂多，演化为多。虽然柏拉图对此早有警觉，“一方面，同类的具体事物是多，它们的相是一，一个相涵盖多个事物；另一方面，每一个具体事物都同时不止属于一个种类，这种情况下，具体事物是一，与之关联的相则是多。第一方面意味着同质性：诸多个别事物同属一个种类。第二方面则意味着异质性：同一个别事物同时属于诸多不同的种类。柏拉图在提出相论之初只注意到了第一方面，到《巴曼尼德斯篇》才意识到了第二方面。” [3]但是甚为可惜地是，它以放弃了相作为同类事物范型的绝对性为代价，通过相与相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何以一个具体事物可以分有多个相。这样一来，相与相之间的异质性就被这套同质性的思维程序给置换了。
依照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来看，理论如何真正代言异质性事实成为了“顽固”的“哲学事件”，他绝不亚于思维内在性如何切入外部世界这一康德式的“哲学耻辱”的批判。如果说康德还是在哲学上对理论批判，那么，理论如何真正切入事实则成为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必须面对的，无法回避，只能应对。柏拉图将异质性事实问题推到了哲学的“前台”，问题在于其在维护理念的终极解释、终极价值、终极关怀的纬度中最终没有走出这一影响后世的真正“柏拉图陷阱”。现今我们在次回到这一问题中，首先要寻求的莫过于，我们怎么解决这样一种有着两千多年的陷阱呢？对此，我们不妨将问题设问为，这样的陷阱本身是否真实？如果是真实的，我们是要直接解决还是跳过这一陷阱呢？如果我们跳过这一陷阱又蕴涵了什么样的理论前景。众所周知，现实世界的异质性的“复数”与理论世界的“抽象”的不完整性即或多或少地舍弃掉一些事实中的元素，从而我们经常会看到理论指导实践出现严重错位的现象，这已经足够证明“柏拉图陷阱”问题本身是真实的。其重要性在于，我们如何面对上述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只要是理论我们就无法使其包容事实一切，承认了这一点，就告诫了我们越过这样一陷阱来思考才是“走出这一迷宫的珍宝”。从理论与事实的不对等性来反思理论形成的方法论机制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所在。
当一个理论工作者执着于理论的创作中，可能更多地是面对各色的理论进行自己的理论再创造，但“柏拉图陷阱”已经告诉我们理论的“抽象同一性”是理论致命的硬伤，推而论之，理论工作者在面对已经“抽象同一性”的理论时，本身相应于前者再形成的“二阶理论”必然在抽象的同时，丧失掉更多的事实内涵。那么，理论的真正创新机制的图谱为何？对这样一种本质主义的问题，我想试图从描述认识论的知识发生学的方向上将创新的源始关联项跃显出来。我们知道，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20世纪中期提出了“轴心时代”这一学术史概念，[4]但是雅氏本身对“轴心时代”的东西方的远古文明的产生机制的深入探究、对于古希腊为何能够使得欧洲人“家园之感”、为何能够提出了后人无法超越的真实问题、对于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来讲为何真正堪称原创的时代，这些在20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初，台北曾组织学者通过对中国先秦时期思想与希腊哲学进行了研究并有论著发表，[5]而在香港则曾以《二十一世纪》为代表发行过“轴心时代”专号加以讨论。[6]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轴心时代”的繁荣的讨论渐势成为学术热点，但将其作为理论创新机制来挖掘的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反思。对于中国的孔子来讲，其理论的创作真实的来源在于直接面对中国的先秦社会现实，而不是文本。中国的先秦诸子与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从今天看来，一个学术史案例就是他们属当之无愧的原创哲学家。现在我们常概言“大师”的缺乏在于环境的缺乏，其实更准确地讲，是西方思维与中国思维碰撞中，过于垂青于理论思维所导致的，而忘却了中国本身更注重于“事功”。当然不能说创新性思想只能属于古人，我们知道后来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等显然是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
二、“脱节的时代”、人类理想与马克思学说建构
“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这句名言说到了时代，也说到了这个时代，不过它所关涉的是单数的这个时代，[7]德里达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这么表达显然是深刻的。“把握时代，要求理论”同样也是马克思面对的现实问题。现在让我们一起从上述一般原创法度机制回到马克思的原创论域中，这也实际上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创新”。今天的理论界大量存在着不分古今、不分语境、不分问题的引述别人的文献，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则以从第1卷-50卷同质性引述为非反思的流行状态。[8]而对文本的“过度青睐”导致了一种不良的学术风气，那就是以引述数量颇多为荣，以引述古典较多为荣，而这带来的直接的后果是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推至“旧书堆”中，有太多的书要读，即使是一个亚里士多德的专家从一出生也难以读完亚氏的所有著作。汉语词“书呆子”莫非是说，忘记了生活本身而痴迷于书本无法走出来，现在的学界体制正好是将一个个“活泼泼”的“学人”转型到“死沉沉”的“专家”的“造人平台”。我们一再被教导的是，好好读书，面向文本本身，这当然不错，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忽视了最能激起原创思维的面向事实本身。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不是主观意志的想象，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回到马克思的原创空间，一同面对那个“脱节的时代”之后，对于体认这个论断将更加深刻。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经暴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开始尖锐。而此时在马克思面前站立的理论形态主要是，以法国西蒙西斯蒂与英国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以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梯叶里、基佐、米涅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理论，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现在要问，面对如此学理资源，马克思学说建构机制是怎样形成的呢？
正如马克思在对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评论中所指认的那样，它们“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alpari]上的德国历史。因此，德国人民必须把自己这种梦想的历史一并归入自己的现存制度，不仅批判这种现存制度，而且同时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9]批判成为了马克思切入社会现实的一种独特的“距离”视角。这是与当时的整个社会理论、社会现实、社会前景作了一个“距离”。以经济学为例，西方经济学与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零距离”，而在方法论本质上限于资本，把复杂的社会经济现实进行微缩，将一切社会元素化为线性因子，以躲开资本在社会总循环中长期积累的无法均衡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遮蔽阶级对立和政治斗争对剩余价值分配的非均衡影响，微观与线形化的目的莫非在于使用数学方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经济学推演。保持“距离”与马克思的理想有关，早在1835年，中学毕业时的马克思在《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就誓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10]而这也成为了马克思一生的理想，在人类的立场上，为贫苦的人们特别是无产阶级寻求一种解放的道路成为了毕生的志业。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基本的立场上才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离开了这样一种立场，马克思主义也将被彻底肢解。
设定理想，用旧有理论拓展理想，发现旧有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在此之后，转而彻底走出旧有理论，重构理论这可能是马克思学说建构的运思之路。众所周知，马克思曾经受过青睐于康德、费希特哲学中“应有”与“现有”，在青年马克思看来，用“应有”批判“现有”，但是在“面向事实本身”之后，马克思发现脱离了实际的法与法的实际形势，而“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10]这样一开始于“面向文本本身”，后有在“面向事实本身”之后，走出“文本本身”在马克思的学说构建中是常常发生的。如，在《莱茵报》时期，面对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用黑格尔的一套理性原则，力图让“普遍理性”战胜私人利益，但是现实社会生活却总是私人利益占了上风，这样的“文本碰壁”现象促使了马克思从新探索，接着又踏进了费尔巴哈的道路上，即思维与存在、主体和客体与黑格尔理解的“颠倒关系”使得马克思走出了黑格尔的迷宫。原先受到黑格尔以及启蒙主义的影响，马克思还信赖着黑格尔一套市民社会理论，在《莱茵报》之后，马克思面对黑格尔把国家看成是自在自为的现实的理念，“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即分为自己的有限性的两个领域，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实现精神”。[11]并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马克思走出了黑格尔说道：“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11]
如果从其哲学观上来看，站在哲学之外的哲学观更加能够说明马克思一直将“面向文本本身”置于“面向事实本身”原则之下，将一切理论放在“事实”下面化解，那些试图才从各色各样的西方哲学的纯粹词句中嫁接马克思的做法违背了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意。[12]只有在“哲学之外的哲学观”上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才能彻底划清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界限，廓清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学说之源，从而确立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性质。“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9]它不是为了创立完备的哲学体系，为现实辩护，为现实世界做出某种充分的说明与解释，而是为了“改造世界”。马克思说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新思潮的优点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在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 [11]这里不再是词句的喧嚣而是“实践”的现实“变革”。
面对“脱节的时代”，在人类解放理想的引领下，在社会现实的实践中，不断摒弃旧有的理论资源成为了学说建构的真实历史原像。我们看到为了设定体现人类利益的理想社会，马克思初步确立了唯物主义社会观;初步的唯物主义社会观帮助马克思注目于经济领域，并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论证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和指导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马克思进一步把自己的历史哲学系统化，全面地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贯彻于考察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上面，从而作出共产主义的历史结论。可见，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社会理想，为了设定和论证理想而创立科学工具，伴随科学体系的系统化，最终把理想全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为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看法:在马克思学说的建构过程中，各种理论成分之间，理想与科学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成，而在这种理想与科学的动态统一中，理想仍然起着主导的作用。为了设定理想，马克思就曾借助于科学的社会观，为了进一步论证和实现理想，马克思又把他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到全部社会和历史领域。这就像为了让建筑不可动摇而不停地把地基夯实一样。[13]如果说理想成为了马克思建构的明灯，那么“面向事实本身”成为了其不断走出旧有理论的坚实地平，一旦站在了“事实”的地平上，马克思学说的建构才成为可能。
三、社会转型、中国主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自台湾学者首次将“social 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转型以来，对社会转型通常理解为由市场经济的建立所推动的社会变迁。同时，社会转型并非指社会某一领域某一层次的变革，而是在经济转型的推动下的社会整体的嬗变，其实质就是一个走向现代化社会的过渡变迁。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揭示的政治发展一样，社会转型的方向不仅有正面的积极发展，也存在着消解的一面。就目前国内理论界来讲，我们并不缺乏对社会转型的描述性认知，但这并不等于讲，我们真正地作了“本质性”地把握。在本质主义看来，这有点不可思议，但追求本质却激荡着人们的豪迈热情，在社会转型中，我们对中国传统作了过多性的“哀悼”，但作为中国人总要启程。
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现实，社会理论，包括中国人，都将面临着“痛苦”的认同困境。特别在中国的大量西文本的引进过程中，出现了“尽管中国论者所援用的西方理论不尽相同、其理论渊源或理论脉络亦相当繁复，但是我们在研究和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却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这样一些大致相同的问题: 第一，把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西方理论旨在回答的问题虚构为中国自己发展进程中的问题；第二，把西方论者迈入现代社会以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现代性因素倒果为因地视作中国推进和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第三，把中国传统视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本障碍而进行整体性的批判和否定；第四，忽略对西方因其发展的自生自发性而不构成问题但对示范压力下的中国发展却构成问题的问题进行认真且仔细的研究；第五，在西方的理论和观念未经分析和批判以及其理论预设未经中国经验验证的情况下就把它们视作当然，进而对中国的种种问题做非彼即此的判断。” [14]上述学者面对中国社会的现状的批评是极其深刻的。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如何直面国际学术界，同时又能深刻地把握住自己的“中国问题”，这本身就迫使理论工作进行反思和检讨。到底怎么样才能具有“全球性”，怎么样才算把握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思考的实质在于，如果我们已经将中国置于全球视野中，成为全球的一个构件，那么，中国的本身就是全球的，我们的中国学术当然理应是全球的。这就触及到一个最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在全球的学术环境中找回“学术的自我”，如果我们仅仅在“西文本”中痴醉，满口不着边际的“学术黑话”，在一切悬空了的学术中，中国问题始终没有出场，而出场的，或将被推之出场的莫过于是西方的话语重演。我们的学术最好的命运莫过于成为了绝佳的“赝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首先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进行这样一种追问: 即在全球化的改革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究竟需要建构怎么样的学术传统，或者说中国学术传统建构的方向是什么？而这样一个追问可以进一步转换这样一些具体问题: 目前我们所建立的整个学术传统和学术建制，是否能够适应全球化的改革时代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它是否有助于承担和完成中国社会科学在这个阶段的使命？它是否有助于中国社会科学更确当地认识、解释乃至影响这个阶段的发展？换言之，这30 年来以知识移植为主要品格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究竟能对世界的学术做出什么贡献？” [15]这就是说，在中国的学术建构中，能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指导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学术鹄的。
担当这样一种转型的理论形态，学界的意见分歧很大。假设排除非正常学术化因素以外，在国内的学术的“公共话语”中，能够把各自的理论汇聚为一种涵盖性极强的理论的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具备了这样的实质要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现实的理论指导中，有其理论上的合法性根基。马克思主义首先具备“全球性”，可以讲，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些年来非常活跃，其理论研究水平也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反对“洋教条”， 反对“面向文本本身”的纯粹学究的态度， 但交流和对话的目的就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把握到了他们的现实问题，而把握现实问题的能力，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可以讲，像科亨、德里达、哈贝马斯、罗蒂这样的学者有很多值得我们去阅读的，但与将“面向文本本身”置于“置于中国现实问题”之下的次位的原则要求并不矛盾。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阅读罗蒂走出罗蒂”，“阅读哈贝马斯超越哈贝马斯”，但是理论界却有着单色调的“文本崇拜”现象却阻碍着中国转型理论的建构。依照前文所述，社会转型这是一个“复数”的异质性社会，对其提供一种恒固的理论单数形态本身堵塞了理论的生成，那么，作为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正在动态的过程中克服这样一种古老的理论难题，走向真正的实践理论形态。
寻找中国学术的主体，成为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理论使命。而将此落脚到现实处，最为核心的将是读懂中国现实。所有的“面向文本本身”的理论活动，都将皈依于“面向现实问题本身”的实践活动。任何游离于中国现实的理论，都逃脱不了“昙花一现”的宿命。所以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才能融入到中国的个体世界，融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世界。可能有学者疑问，作为一个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何以成为中国的学术主体，在这里只要交待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全球”的就已经足够了。今天，马克思主义仍然使我们相信其能够给予我们变革世界与变革自我的力量，这同时对中国来讲，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向事实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中，首先，我们要摒弃只关注“面向文本本身”所造成的“主体迷失”现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以此作为“理论示范”引领中国学术。这是一种“暴力性”的击毁整个中国“血脉”的传承。其次， 这种创新实践的展开，无非是将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统统放在西方知识框架中加以过滤，加以恣意的“裁剪”或“切割”，这些研究成果势必带上西方知识烙印，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更为严重。情况更为吊诡的是， 中国论者对“消费”西方知识乐此不疲。最后，在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即要在原创法度中，处理好“面向文本本身”与“面向事实本身”的辩证关系。将“中国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立足点、研究过程以及最终的理论旨归中，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问题，或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转化为具体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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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现实解读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生存与发展，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从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就是一个被不断理解和解读的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史、解读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不同的解读，因此也表现出多种理论形式，诸如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这些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的不同理解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深化了对当时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指导和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同样，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被解读、被理解、被运用。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考证版本的出现和一系列以前未公开的论著的出版，我们必须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新文本，以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全新的、更为系统的把握，这是新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和理论必需。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社会转型阶段，社会各种矛盾和弊端日益暴露和明朗化。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以实践为出发点，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理论。我们必须站在实践的基础上，以现代的眼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我们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指导。此外，当前理论界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中，甚至还存在一些误读、误解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方法，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理论界已经普遍意识到了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并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讨。其中，有的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有的提出了解读马克思主义应使马克思主义“回到生活中来”，有的还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来研究马克思主义。限于篇幅，本文不予展开。我们认为，在当代解读马克思主义应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进行解读，即返本，目的是实事求是地走进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关系进行解读，即开新，目的是与时俱进地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下面我们就分别加以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解读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进行解读，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文本，忠实于原著，尊重经典作家，通过原著的精读和深研，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走进马克思主义。在文本解读方面，西方的解释学理论已经做了大量而深入的探讨。我们不妨从西方解释学发展中触及一下文本解读的根本问题，以此导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方法的探讨。
解释学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纵观其发展过程，解释学可以分为客观主义解释学和主观主义解释学或
存在论意义上的解释学两种理论形态。前者主张人们能够从作为历史内容的文献、作品、行为记载出发，通过知觉、移情或想象纯粹客观地理解文本的意义，代表人物为狄尔泰、施莱尔马赫；后者则认为，人们根本无法纯客观地理解文本，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会受到理解者和解释者个人原有思想的制约，因而理解会因人而异，人们始终不能达到对作者原本思想的理解，代表人物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
从对解释学发展的简单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文本解读过程中，解释的主体性与客观性是解释学的根本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正如认识的客观性与认识的主体性不是绝对对立的一样，解释的客观性与主体性也不是相互矛盾的。当解释符合客观文本和实际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中应遵循的一条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原则。也就是说，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应辩证地处理好解释的客观性与主体性问题，即要坚持以客观性为主，主体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的原则。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过程中应忠实于原著，尊重作者，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力求反映作者的思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使自己的主观状态(包括思想、心理、情感等)为追求文本的客观性提供方法、服务。这一解读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肯定理解对象的客观存在，并且它有不依赖于读者的意义，这是对理解对象的客观性解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解读，进而走进马克思主义，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这就是作为我们理解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在理解者之外存在的，是不依赖于理解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原意是马克思主义著作者赋予的，而不是由读者赋予的，一旦马克思主义著作者赋予文本以意义，这种意义就是特定的，它不会随着时代和读者的变化而变化。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对象的客观性，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第二，肯定文本的意义可以为读者正确理解，这是对文本对象的可理解性的客观性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可知论，解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也要坚持可知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意义的可知性，我们才有可能去走进马克思主义。如果只认为文本有原意，但不认为文本的意义可以为读者所理解，那么，同样不可能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本真。
第三，肯定对文本的理解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这是对文本解读的标准的客观性解读。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争论由来已久，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因为文本的理解者各不相同，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立场、条件和运用的解读方法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差异。这种理解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的理解者当中，而且也存在于同一理解者的不同认知阶段。但是，这些差异并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解有其正确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原意，它是衡量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正确与否的准绳。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的基本原则后，那么，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应如何贯彻这个原则呢?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站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背景、环境中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列宁曾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
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作为我们了解经典作家思想的直接研究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为了回答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历史发展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这些文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对当时时代问题的回应。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要解读马克思主义，必须把它们置于一定的历史的环境中，从它所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中，去寻找文本的意义。离开了对产生它的环境的深刻把握，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意义。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与产生的历史环境、背景是密切相联的，我们必须把二者相统一起来，才有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
其次，站在马克思主义所持的立场、观点、方法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诞生以来，其立场就是鲜明的：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追求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它的一切理论都是基于这一最基本立场。所以，它的观点和方法都具有独特的批判性、实践性和辩证性。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而不能违背。例如，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时，首先必须摒弃资产阶级“英雄史观”，站在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基础上，进而才能真正理解“群众路线”的方法。
再次，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是一个有机整体，要理解它就必须系统完整地理解它的整个思想体系，而不能片面地理解。然而，整体又是由部分构成的，要把握整体就必须以对部分的深入理解和研究作基础。同时，要正确地理解部分，同样也要依赖于对整个体系的把握。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解读中，应该把握整体与部分的相互联系，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又要看到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在整体与部分的联系研究中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把握。
最后，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中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思想又被其后继者不断地理解和阐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时代形态。从这种意义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原初文本，而列宁、、邓小平的思想则是衍生文本。我们应该明确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之间的关系，承认不同马克思主义著作者思想的相对差异性，但把这种差异性看作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绝对对立；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到他们思想之间的同一性和继承性，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看成原初文本，把列宁、、邓小平的思想看作是对原初文本的发展和完善，进而在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的统一中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要坚持文本理解的“客观性”原则，但是这还不足以真正解读马克思主义。单纯进行文本解读可能导致文本中心主义，即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只依靠文本，把文本作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最终依据。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产物。因此，我们还必须立足于时代，立足于当代现实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现实的解读，让马克思主义回归于现实，这才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最终目的所在。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解读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现实解读，就是要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实践的互动关系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最终“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之所以从这个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现实与实践而又归于现实与实践的理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社会实践为其出发点和生长点。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他们研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时指出：“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这一生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从实践出发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实践作为其理论的生长点。正如他们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如果脱离了时展，脱离了社会实践，真正理论的建立是毫无可能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以社会现实和实践为其目的和归宿。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向来主张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它产生于实践，反过来又必须为实践服务。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从事理论研究时坚决反对理论脱离实际。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费尔巴哈等旧哲学“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对于实践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马克思主义“绝不提供可以适用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它要研究“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时必须与现实结合，并进行现实的解读。这一解读同样需要遵循一个原则，即“立足于客观性，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现实解读的过程中，要在尊重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前提下，积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把时代、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在实践中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具体而言，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具有其时代特征和独特的时代内涵，从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固定的内容。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造了其理论的同时，也为其理论体系的发展找到了依据，提出了“实践”这一重要范畴。“实践”特别是“社会实践”这一范畴的特殊性和开放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其发展成为现实。只要是存在人类、人类社会的地方，就存在有实践，就会存在以实践为基点科学理论的可能性。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正是其发展的源泉和不竭动力。
第二，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阶段性。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实际上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它是与时代的发展紧密联系的。时代在不断地变迁，社会在不断地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实践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时代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帝国主义时代产生了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战争时代产生了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其后继者理论的最初阶段，而其他后继者理论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不同阶段的运用、补充、发展和完善。
第三，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相对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必须看到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性和条件性，不能用同一实践标准来衡量，而要用当时的社会实践来衡量。例如，马克思在晚年论述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时，着重论述了其可能性。而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同一问题上着重论述了其不可能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条件的不同。我们不能用恩格斯的论述来评价马克思，也不能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评价恩格斯。因此，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性和相对标准，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明确了在现实中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当代实践条件下解读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呢?本文认为有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作为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有的具有时代性，有的具有普遍性。对于具有时代性的基本原理而言，我们应该根据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实践来理解它。
而对于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原理，我们不仅要了解其产生、发展的基本时代背景，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在当代实践中理解、发展马克思主义原理。例如，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全面发展时，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对当时资本主义人性的异化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异化观批判的结果。而对于今天，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就要把它与我们当代社会实践结合，充分正视当今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社会交往的频繁性，当今经济主体的多样性，社会交往方式的多样化，并结合人的发展环境的这些变化，丰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探索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更加有效的途径。
其次，从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一种世界观，同时也是方法论。它的产生过程，既是其基本原理形成的过程，也是其方法论形成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尽管有一些理论具有一定的时代限制性，但是，马克思在创立、形成理论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则对我们大有启示，它可以为我们在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实践问题时提供指导。因此，从当代现实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还必须从方法论角度着眼。从这种意义而言，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要把它的方法论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解，从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的理解。
再次，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关系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根源于实践的。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它都会有着相对的理论体系。这表现为每一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都会有一些区别和差异，每一时代都是对上一时论的坚持、发展、补充和完善。例如，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而、邓小平则根据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具体情况提出了其各自的思想体系；又如，马克思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则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剥离开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以，要理解新时代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联系新的实践。要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必须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中国发展对经济模式的要求。同样，要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必须联系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否则就无法正确把握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当代现实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也要避免一种倾向，即只从实践而不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和基本原理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一种“唯现实主义”，它只是片面地、相对地在实践中“发展、补充、完善”马克思主义，而不明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所在，实质上是一种文本虚无主义。所以，正确处理好解读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文本解读与现实解读的关系是异常重要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地本资源；教学；意识形态；诉求
doi：10.16083/ki.1671-1580.2016.01.018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6）01-0077-04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为“原理”）因抽象的理论性内容较多，在教学实践中往往滞后于时代的发展，脱离社会现实，脱节于学生实际，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因此，“原理”课的教学，应该从特定区域以及存在于该区域的各种资源即“地本资源”出发，并以之作为教学的重要教辅资料，才能增强“原理”课的教学效果。但“地本资源”因民族、时代、内涵以及价值意蕴等限制，其所赋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或有相左之处，势必会消解或遮蔽“原理”课的教学效果。因此，探讨“原理”课运用“地本资源”的意识形态诉求，有利于大学生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发展，奠定社会共识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基。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诉求
“原理”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课程，担负着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重任，是促使大学生形成和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力、影响力、感召力、说服力的重要媒介。“原理”课教学固然离不开“灌输”路径，但纯粹的理性灌输对于已具有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或者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者而言，会存在理论排斥或理论拒斥现象。毕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承传范式而言，是“舶来品”，其句式结构、表述方式、逻辑范式、论证依据等都具有浓郁的西方文化禀赋。因此，“原理”课教学应该在秉承教材理论旨趣的基础上，采用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历史特点、地域特质的“地本资源”进行理论阐释和解析，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特定时空界域的“地本资源”相结合，使深奥的理论浅显化，理性的理论感性化，晦涩的理论通俗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源自西方国家，其必然带有西方国家文化底蕴和表述范式等，“马克思主义一经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与该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相结合，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社会问题”，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教育对象所拥有的历史资源、民族资源、时代资源、人文资源等有机融合，降低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难度，增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性和生动性，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祛魅”，提高大学生学习“原理”课的兴趣，形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提高识别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辨别力，免受它们的蛊惑和腐蚀，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和践行者。
毋庸讳言，“地本资源”因其滥觞和发展于特定的时空界域，因而难免会隐含着特定民族的文化理念、价值指向、思维方式等，也必然会隐含着与“原理”课教学旨趣和要求不相符甚至相对立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由此形成“原理”课教学的阻抗力。因此，在将特定时空界域和民族的“地本资源”应用于“原理”课教学时，必须明辨“地本资源”所隐含的诸类意识形态及其价值指向，辨清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融合或相对立之处，正确引导大学生科学地看待这些“地本资源”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价值指向，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审视“地本资源”所隐含的地本资源，这样才能使“地本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原理”课的教学。例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经济区流传一个著名的“三婆（娘）石”传说，相传三娘湾原初只有苏、杨、李姓三个青年小伙子居住，他们以打鱼为生，随着生活水平渐好，他们便在海边建起了房子。一天，天堂三位仙女下凡，为风景优美的尘世海湾以及三位英俊勤劳的小伙子所吸引，遂留人家与他们结为秦晋之好。玉帝得知之后便命她们只能在尘世间住三年。三年后，玉帝见仙女未归，便在三个小伙子出海打鱼之际掀起狂风猛浪，使他们殁于海底。三位仙女顶风迎浪前往海边迎夫，久等未归，遂化为三柱并排而立的花岗岩石。此乃“三婆（娘）石”的由来。三娘湾也由此而得名。诸如此类的“地本资源”，无疑是运用于讲授“认识与实践”“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认识本质的不同回答”等内容的好题材，藉以阐明“地本资源”所蕴藏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或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增强“原理”课教学的实效性，帮助学生形成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提高“原理”课教学的实效性。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否则就会陷入非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窠臼里。
强调在“原理”课教学中运用“地本资源”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既是“原理课”特殊的学科属性和教育目标使然，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升影响力、感染力和赢得人民群众的崇高使命所趋。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上诸多迥异的意识形态会对人的思维领域和精神领域起着隐蔽性的复合性影响，且处于各种文化资源（如宗教文化资源、迷信文化资源、鬼神文化资源等）笼罩之下的人们，在马克思主义未在其思想领域构建并指导其社会实践时，必然会受到隐藏于各种资源的意识形态先人性的“污染”和“诱导”，由此其思维方式和社会实践方式会潜意识地被支配，也会潜在地阻抗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接受和认同。“大量事实证明，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因此，“地本资源”应用于“原理”课的教学，就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导向，帮助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范式，明晰各种“地本资源”的意识形态蕴涵，切实保证“原理”课教学并非纯粹抽象性的理论灌输，而是能从特定界域的“地本资源”认知、感悟和践行，增强“原理”课的实践化和本土化。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诉求
“原理”课的教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属性和要求，但坚守属性和要求并不等于“照本宣科”地复制和灌输，而是应该把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难题进程中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也融汇于“原理”课教学中。毕竟“原理”课的教学目标并不仅仅在于促使学生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初始的基本原理，而是在理解和掌握初始原理的基础上，系统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唯此才能科学地解读和理解本区域和本民族的“地本资源”，从而理解党和国家为促进本区域和本民族发展所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逐步培育和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88英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原理”课教学毫无疑问必须立足和借助“地本资源”。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曾经在全国留下了许多光辉的红色资源，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足迹印证，也是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与各地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轨迹，为“原理”课教学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地本资源”。
“原理”课应用“地本资源”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诉求，既是理论回应实践和实践辉映理论的需要，也是“原理”课蕴含的基本原理“落地”的需要。从教材的总体性看，“原理”课多是结论性的知识，缺乏论证性。若在教学进程中缺乏运用“地本资源”论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就会让学生有空泛而难以落地之感，教学效果欠佳。此外，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日趋频繁和隐秘，“地本资源”极有可能被别有用心地歪读和误解，、新自由主义等言论和现象就会弥漫难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理论根基等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诉求，就能坚持“原理”课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指向，确保“地本资源”正向价值彰显，服务于“原理”课的教学。例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部湾经济区汇聚着丰富的“地本资源”，如六峰山灵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六万山革命烈士纪念碑、牛圩坡革命烈士墓、张世聪革命烈士纪念碑、官垌镇烈士陵园、北通镇烈士陵园等，这些“地本资源”都是讲授“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等内容的辅助材料，从而彰显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懈奋斗和探索的光辉足迹，由此导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原理”课应用“地本资源”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诉求，是抵制蔓延和泛滥的需要。理论掌握群众，扩大和巩固理论的群众基础，是理论的重要使命之一。“原理”课教学实质上就是为了确保青年学生能了解、理解、掌握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高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或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鉴别力，增强对它们的抵制力，认同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诉求。但是，社会上存在着诸多与“原理”课相对立的意识形态，腐蚀和消解着特定时空界域的“地本资源”的正能量发挥，阻抗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提升。“原理”课作为灌输、普及和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应该敢于面对社会诸多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各种资源的解读，审视这些意识形态对青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构建起“地本资源”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读范式，使“地本资源”的解读体现意识形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彪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的科学引领，彰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时代价值。
三、坚持“原理”课的实与虚相结合的意识形态诉求
实践是理论的源头，是理论生命力之所系。真理总是以高度凝练的抽象形式展示于人，迫使人务必进行艰苦的思维探索活动，才能感悟和体现真理。“原理”课教学的指向和旨趣，预示着“原理”课教学必须坚持抽象性的“虚”以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和普适性。“原理”课并非都是务虚的结果，而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追求革命和人类解放的伟大探索中形成的务实和务虚的结晶。因此，在运用“地本资源”进行“原理”课教学时，毫无疑问要坚持“原理”课虚与实相结合的意识形态诉求，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要求，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要求。从“原理”课的学科性质、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旨趣来看，虚与实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和相互促进。实是虚的根基和源泉，虚是实的总结和凝练，虚依赖于实而又对实起指导作用。务虚废实，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使人对理论有空洞之感；务实废虚，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使人对实践有盲目之感。因此，“原理”课教学在运用“地本资源”时，只有坚持务虚与务实的辩证统一的意识形态诉求，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的规律性以及教育的有效性，也才能确保“地本资源”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属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空间 民生
〔中图分类号〕B0-0；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9-0017-07
一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指向性而言，其内涵性维度是要求应用生活唯物主义和生活辩证法的原则，迫使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影响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与矛盾全面地向我们敞开，并在此基础上对之进行深刻的诊断，把握各种矛盾与问题的源起、嬗变与分化，剖析各种问题的症候，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与最终落脚点。因为“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 （P203） 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具有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开启与拓展意蕴。不可否认，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全面遭遇着由“资本逻辑”生成的价值逻辑与社会主义价值逻辑之间的强劲“对撞”，而中国社会固有的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社会利益结构与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都必须敞开迎接这一“对撞”所带来的全面冲击。由此，“中国问题”就成为统领“一切问题”的关键与核心。在此境遇中，能否真正把握“中国问题”的实质与要害，也就成为能否推进中国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能否使中国发展与时展相一致的焦点性问题。
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可以集中表达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这一问题内在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态势，继续深度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是某一个体、某一政党的主观动意，而是当代中国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建立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深刻而真切的理论诉求与价值诉求，因为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存权利和一个民族的存在方式，关系到人民的根本福祉。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与根据。当代中国，各种问题与矛盾交织并存，而问题的解决也并非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因为问题的解决有赖于问题本身的展开和各种条件的创造。解决发展中的“中国问题”，只能坚持在“发展”中并通过“发展”来解决问题这一总的原则。提炼出这一思维精神与坚持这一思维特质，不仅在于在不断生成的现实中使“问题”本身明朗化、分化，而且在于使“问题”不再是简单而孤立地被加以剖析与冰释。这一思维原则本身就坚持与灵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生成于实践辩证法的逻辑。这种直面“中国问题”、科学而客观地诊断“中国问题”、从“中国问题”出发、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归宿的思维原则，本质上即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线。事实上，在现实维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展示出其理论力量，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促使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态本身，已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合法性与正当性作出了坚实的回答。现实在按照其内在逻辑不断自我否定与自我扬弃，问题本身也在不断地嬗变与生成。一句话，现实生活的开放性与未完成性特征，内在要求“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2] （P3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再次被提出来，从其理论动机来看，主要是对当代中国若干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各种“纠缠”的思潮的积极回应。在言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语境或理论困境时，无须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我们曾经对马克思主义做简单化的解读，进而导致将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实际存在的多元“理论场”中抽的孤立化与悬置，在客观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与别样文化思潮对话的管道与可能。我们以不加分析地贬斥、矮化、丑化、虚无化的方式，一句话，以边缘化西方各种思潮、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方式来“抬高”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这既未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未能恰当评价西方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既未能充分显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也未能充分吸纳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元素来服务于中国现实，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被悬空而西方思潮与中国本土文化被简单化处置的状况。更为严重的是，带来了人们将简单化、歪曲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后果，从而形成一种拒斥性的“集体无意识”，也造成了扭转这一状况依然任务艰巨的境遇。于此状态下，近年来又出现了另一种“反弹”，以不加分析地贬斥、矮化、丑化、虚无化、最终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达到片面地“抬高”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动向。这是形而上学二元对峙思维方式在这一问题上的具体体现。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直接面临着一些不可避免的理论纠缠。
一是回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法性的质疑。如前所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已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给予了充分的证明。然而，有人却无视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正当性与新的理论成果之于现实的积极功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无须再继续进行“化”了，其根据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否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法性的质疑。这一论调将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性的问题置换为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此论调遵循着“原教旨主义”的错误思维逻辑与运思范式，割断“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内在统一的价值立场与批判精神。其错误在于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静态封闭的抽象观念论体系，另一方面又误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将之仅仅看作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与提升。这实际上是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双重错误思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具体表征。质言之，此论调在价值论上根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二是回应新时期“国学复兴”甚至“还魂”的热潮。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对话浪潮，民族文化再次深度觉醒，这本应是有利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与实践的。然而，民族文化的自觉却转变成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本土主义，可以简称为“国学复兴”热潮。这一思潮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深度开发和拓展民族的文化记忆和文化想象力为借口，排斥、拒绝马克思主义。这种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一种变种。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不能离开中国文化脉象，而且必然遭遇中国文化传统的叩问，也必须与中国文化进行深度的对话，只有这样，才能生成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样态来，也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来。但这决不仅仅是修辞学意义上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内在承载着、外在显现着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思维方式、情感模式、文化心态以及集体无意识等；同时，还要使本民族的基本文化价值理念与文化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在现代性的历程中重新聚合那些还有价值的因素，实现一种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由此，在我们的思维视域中呈现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生活语境中，唯有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轴心、为原则、为尺度，才能鉴别其何为“精华”而何为“糟粕”，也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传统文化既保持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从而与当代社会、现代文明相协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外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自我价值理念的对象化运动，而是与中国文化传统不断进行交融与渗透，从而探寻与建构出既适合中国社会发展与实践需要，又符合中国人认知习惯、思维定势以及文化心理，更能真切地解决“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来，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实践层面落根之同时，实现其文化样态的转换。这才是问题之关键与焦点。在这里，必须既坚定地摈弃那种简单指认马克思主义源起于西方、本是西方文化理念新转向的成果、只是西方现代性始端与勃兴时期的批判理论的观念，同时也要坚定地反对那种强调中国文化的本土优先性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二值化逻辑。因为这种观念和逻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幻想思维的必然结果，而当下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题中之义就是必须要解除该种思维方式所带来的认知误区。
三是回应“西马至上论”思潮。近年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中，出现了“西马独尊”、“唯西马是马”、“西马至上”的强烈的理论动向。不可否认，“西马”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价值理念、批判精神与否定逻辑，确实也开启了一些独特的理论视角，创立了一系列独特的范畴，拓展了相应的理论视域与研究路径，对西方社会的病症作出了诊断并开出了疗治方案。但是，“西马”所诉求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纯粹学术化，并使之渐次经院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社会的“问题”不能替代“中国问题”，而如果将“西马”简单嫁接与移植到中国，鄙视、抵制甚至替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无视“中国问题”的特殊历史语境，必然导致“西马”研究本身丧失现实依托，成为一种“隔岸观火”的镜像理论。由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西马至上”论不过是一种没有任何现实支撑力的思维倾向而已。因此，我们依然应该坚持“与其忙于传播别人的‘真理’，不如坐下来，认真面对与研究自己的问题”的立场与原则。
四是回应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学术化”诉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是不要学术性，但“学术性”决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精致化，更不是繁复的引证与累赘的注释。真正的学术性只能是具有最大的现实性的理论表达、理论反思与理论建构。学术性若离开了现实性，离开对现实问题的关注，那只能是语词游戏，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尤为如此。然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院化、学院化，简称为学术的强烈诉求这样一种影响面极广的学术倾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应该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我们一直是在应用层面、在贯彻层面来联系马克思主义的，而真正从理论上去反思、去总结、去深度进行文本开发，深度进行理论精神探索，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精脉，不过是最近20、30年间的事情。也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文本研究是必要的，因为它既是“批判的武器”的进一步挖掘，也是“武器的批判”的前提，但它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出现了脱离现实、脱离问题、无视问题、无视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化、经院化的倾向。此种所谓“退后一步”来“冷观”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意在仅仅对中国进行学术考量。这不仅表明具有此种理论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此种理论倾向是与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所谓学术诉求这一思潮遵循着理论的自足逻辑，背离了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原则，尤其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情”的理论旨归，因而本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学术诉求，最终只能是把马克思主义拉回书斋，变成仅供“智者”私人把玩与欣赏的“尤物”。
五是回应“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后现代思潮是以反思、批判现代性，矫正现代性方案中的过度偏向性为立场而出场的，以强调随机、偶然性、碎片、反对宏大叙事为其理论与思维的主要侧重点，以强调主体间性、思想与价值多元化为其基本论调。这一思潮的支点是后工业化时代西方社会历史与现实。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向是针对现代性成长的中国，然而，“现代性”于我们的生活世界依然还处于生成的进程中，“资本逻辑”尚未充分彰显出对社会的价值改造功能，传统社会一些陈旧的价值原则与思维逻辑依然纠缠着我们，以潜规则的方式依然大行其道。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正如马克思当年在反思德国时所说的那样，“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3]（P100） 也就是说，我们利用“资本”、借助“市场”创造财富，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问题还不够充分、不够彻底。“后现代”思潮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冲击，只能导致历史的视觉错位和我们对自身的历史语境清醒判断的丧失。更为严重的是，后现代思潮消解“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与社会主导价值原则的一元性为其主导性观念，这与因历史与现实选择而形成的、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价值体系是冰火难聚的。从这一立场观之，尽管不可否认，“后现代”思潮探讨的问题，遵循的思维原则具有某些合理性因素，但是“后现代”各种思潮对当代中国更具破坏性。在价值立场上，我们必须鲜明地反对“后现代”非主体性的思维与颠覆性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建构与中国现实相切合的理论，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展开的论域始终是围绕着价值主体的利益而展开的，这也与“后现代”思潮决非可以同日而语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于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再次被提出来，具有直接的现实指向性与理论指向性。其根本的宗旨与价值在于解决人民的利益问题，回击各种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提出的挑战，从而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与现实改造力。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立足中国历史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过程与“在场”状态。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向度。
1. 由“对话”构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路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是一场广泛而又深入地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对话”，是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具体方式。由此，展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对话空间。对话的根本旨趣在于凸显“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实质上是揭示“何为马克思主义”、“有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何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何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心与理论内核”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是“何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回到马克思”？对此问题，“文献学”、“文本学”、“人本学”、“价值学”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构成了对话的“关键词”，并显示出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解框架和逻辑体系，也由此呈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结构性生态。一言以蔽之，这些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案之理论目标，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真精神。
“文献学”强调、凸现文献学对回到马克思的重大价值；“文本学”认为只有通过重读“文本”，才会找回失去的“真正的马克思”；“人本学”以为只有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主体地位与价值尊严，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学”则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优先性与终极目的性；“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只有彰显“实践本体论”，才能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面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分别凸现“辩证的”唯物论与“历史的”唯物论。有论者认为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有人则以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贡献，有论者赞同“弗洛伊德┼马克思”才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也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一种“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有论者主张实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未来途径，甚至有论者提出只有分析的、差异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才能为我们奉献出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如此等等。在此，有多少个“研究者”，就有多少个“马克思”。然而，同样不可回避的是，在探寻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过程中，有的已经溢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域，有的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应该说，这场“对话”是开放的、生成性的，也是不可终结的，由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现论存在状态。在各种形式的对话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有的东西被淡化、被悬置、被边缘化，有的东西“出场”、有的东西“退场”，有些意义被生产出来、有的东西得以凸显、有的东西由边缘走向中心，由此打破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教条式、唯我独马、千人一面的理解格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这样的生态里存在与博弈，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张力与开放品格。
2. 由“问题”构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路径。如前所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简单推延，而是以“中国问题”为焦点，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民族性、实践性和世界性品质。在马克思主义“对话”逻辑与出场路径中，任何一种研究或理论取向，都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特质与理论属性规定。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色，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已完成的僵死的理论体系，而是必须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和时代问题的转换而发展自身，生成能把握与解决时代要求的“活的”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性品质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不断在解决问题中创新、丰富、发展与开放的理论，由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显示出既受时代规定又具有引领时代、塑造与优化时代生活的内在力量；而“一脉相承”则侧重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与时俱进”历程中，如何保持自身发展逻辑的内在规定。其中，“脉”乃是以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只具有特殊性，而是在“中国化”的历史形态中蕴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精神，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与方法论原则，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品质。“承”则在于着力于根据现实的变化，根据对“中国问题”症结的把握与解决，从马克思主义已有的理论成果中，通过我们的选择，需要“拿来”或“得到”了什么，从而生成马克思主义的新面貌、新形态，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来。“脉”是在“承”中得以蕴涵与彰显的，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本质内涵。从这一维度上来看，能否把握时代、能否引领时代，也就构成了我们判断马克思主义理论真假的一个重要尺度。那种固化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甚至抽象观念化马克思主义的企图，都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过程中必须加以批判与肃清的。
其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我们必须超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呈现的修辞学方式层面，提升到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与发展主体的视角来加以认知与把握，方能进入“民族性”的内核，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落实于民族自我的解放与发展之中去。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本质上也就是透析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民族的具体生活语境中的具体存在样态，舍此，何处去求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已转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生活语境中以何种姿态、何种面貌、何种角色出场的问题。在此，必须超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二值逻辑，始终树立“中国问题意识”，凸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马克思曾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4] （P11） 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厘清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与“不是什么”，甄别已有的以各种形式、各种面貌出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探寻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则是对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深刻把握，弄清当代中国问题的真正实质之所在，明晰当代中国问题逻辑生成的语境以及现实生活自身否定的生成逻辑，从批判现实生活中发现新的矛盾。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才具有真实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存在样态也才能具有发展的实在内容。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当代中国现实，都需要进行自我批判。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理论与现实的互动，从而实现理论的抽象性与现实的感性直接性的双重否定与超越，最终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现实民族特质来，真正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与民族的命运紧密地关联起来。
再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以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两种形态出场，从而显示其作为“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这双重力量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从实践性的内在取向来看，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抽象思辨的观念论，而是要追求现实性、对象化为现实的理论。这样，我们也就有理由说，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走精英主义的价值路线，而是走“大众化”即“人民群众化”的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传统各种“主义”与现代的诸多“主义”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从而凸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重心由“理论理性”转向“实践理性”，实现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路径的彻底转向。这也就真正落实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的实践主体，超越了马克思主义长期被精英化的错误思维。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4] （P15-16）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性、人民群众主体论的最好诠释。
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大众化取向，事实上既揭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特征，又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必须走的价值路线。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路径的探讨，实质上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方式。我认为，这一思想理路既回击与驳斥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错误的认知，同时又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与落实。
3. 由“方法”构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路径。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方法论问题依然是本质性问题，因为方法论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规定与原则尺度。不可否认，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论域中，出现了以观念论、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伦理学的方法论等一系列建构原则，形成了一系列“新兴的”方法论，譬如关键词方法论、结构方法论、精神分析方法论、功能主义方法论以及症候分析方法论等，由此生成了马克思主义多元理论取向与形态。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中，什么样的方法论才能真正具有现实性，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需要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事实上，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构的方法论本身就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论域中的立场、观点之间的交锋与角逐。我们认为，只有在整体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与方法，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路线，按照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精神，方能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要旨，才能真正辨明各种充斥着浪漫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方法论棱镜的马克思主义形态。在诸多理论所构成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具体景象或景观中，从方法论原则的确定中显现出马克思主义现实性与真实未来性立场，从反思性与批判超越性并在的原则上来加以反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能是遵循着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具体统一的根本原则，依生活唯物主义与生活辩证法统一的内在逻辑，贯彻以现实问题为轴心，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价值立场，才能从理论上检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合法性与现实价值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出场具体路径与特质的显示和表征。通过对这三个维度的探究，使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转换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价值主体利益如何落实、民族主体性如何彰显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以何种方式来显现自己的理论本质、价值立场、批判立场的问题。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无主体的理论自行运作，其理论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立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毋庸置疑的根本前提与理论归宿。从此看来，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现实成果的不断自我扬弃的过程，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身的历史责任与使命不断自觉与践履的过程。而这一切都围绕着一个更为深层次的价值问题，即价值主体原则的凸现与实现而展开的。质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概括为一个命题：“民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旨”。
所谓“民生”，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它是一个由多要素构成的系统。在其展开的逻辑中，必然呈现为：在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正当的政治权利如何保障；在经济生活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如何得以实现；在文化生活中，人民群众合法的文化权益如何得以落实；在社会生活中，人民群众如何享受公共的服务等一系列问题。一句话，人民群众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从价值理念、制度设计、现实运行与实际操作等层面和环节上，在遵循与贯彻着“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前提下得以兑现。原则地说，民生问题的贯彻与实现，当然必须依赖民主政治的建设与完善，有赖于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协调统一，有赖于文化体系的创造与文化权益保护的法制化，也有赖于公正、公平的社会体系的建立。
民生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对物化景观的批判、对异化逻辑的超越所要建立的新型社会形态，本质上是为了解放人，是为了人的存在与发展，即为了解决人民的生活自由这一根本性问题。按照这样的理论逻辑与价值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无论按照什么方法、遵循什么理论构造原则，也无论创造出什么样精致的理论体系，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根本的价值尺度，最终的原则就是看能否真正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不是以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其理论的根本价值依据，那么，一切已经形成或正在创造的理论，都完全有理由说它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其量仅仅是一种借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名所进行的一场精神与观念的训练与游戏。当然，“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具体的规定，但其价值原则与理论价值指向的一致性，构成了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逻辑的根本性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的本质所在。这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终极的意义和根本性的价值规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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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质量，需要明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建立学科建设原则，探讨学科建设方法，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研究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为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4-0079-0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是在2005年设立的。几年来，学界围绕学科设立的意义、学科内涵与特点、学科研究方向与范围、人才培养、队伍建设以及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是，也应该看到，这毕竟是一个新设立的学科，其学科边界还不够明晰，研究方法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学科规范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内涵、研究对象，划清学科边界，明确学科研究内容，对学科研究的重大问题、学科建设的原则和方法、学科研究史以及学科文献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无论对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还是对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都是有重要学术价值的。
一、关于研究对象问题
一门新学科的创建首先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是学科安家之本，也是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处理好它跟相关学科的关系，才能进一步解决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简介》（以下简称《简介》）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根据这一界定，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基本规律和理论成果，包括理论来源、思想理论发展史、理论创新成果等，核心内容就是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又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不断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具有独创性的实践经验，通过对这些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就会创造出新的理论成果，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发展轨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现实面临的挑战，包括马克思主义怎样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哪些经验，有什么教训，基本规律是什么，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解决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在实践中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关起门来搞纯粹的理论工作，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它的基础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丰富的实践活动。只有结合实践才能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基本规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只有结合这一实践过程才能增强理论说服力，讲好、讲清楚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真正进大学生头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达到“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的教学目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重大实践问题，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遇到的机遇和挑战。
二、关于学科的研究内容
学科研究对象决定着学科研究内容。一般来说，学科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象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结构；二是对象的运动及其规律。《简介》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和建设，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重点，密切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所进行的艰苦实践和理论总结，深入研究中共中央几代领导集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一门理论性、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要根据时代需要和社会发展来确立研究思路、内容和重点。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内容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不能离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实践过程，要从实践发展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中国化的。从历史的角度，以时间顺序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开辟中国革命道路，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及经历严重曲折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运用、发展、创新的过程。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和规律。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挫折及其历史教训；总结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
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和逻辑的视野考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内在逻辑结构；研究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精神实质、基本特征、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研究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把它们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来看待和评价。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着眼时代特征，立足不断发展的实践，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重大的实践问题。当前要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重点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如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研究，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信仰等问题的研究，更好地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概论”课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设置的依据之一是为高校“概论”课提供学科支撑，更好地服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如何凝练学科研究方向，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成果支撑教学，更好地为“概论”课教学服务，同时将“概论”课教学中的重大问题纳入学科建设规划，以“概论”课教学需求促进学科建设，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都应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三、关于学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研究方法
一门学科存在的前提和依据，除了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之外，还要有独特的研究方法、范畴体系、逻辑体系和话语体系。而方法论的建立必须确定以什么原则作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具有科学性、政治性、理论性、现实性等特点，因此，学科建设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结合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服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个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学科，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立场和方向问题上不能含糊，防止以学术探讨之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作为一个学科，学术性是学科建设的生命线所在。没有学术底蕴的学科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也不会发挥预期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科学的理论，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因此，在学科建设中，要坚持其学术性，从多视角、多领域、多维度进行研究，逐渐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品格，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含量，不能因其政治性强而忽视自由的学术探讨，应坚持研究无，宣传和课堂讲授有纪律的原则。坚持政治性与学术性的有机统一，更好地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第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既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又是一门现实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根据这一学科的性质和特点，必须要把握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联系中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经验，分析其重大理论成果及其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着重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同时更加关注现实，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更多地关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任务之一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大学生头脑，坚定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因此，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开展研究，才能增强理论说服力，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取得良好效果。
第三，坚持以问题为中心的原则。所谓“问题意识”，是指在科学研究中，自觉有意识地提出所要研究的问题，从而使研究目标更明确、更有针对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以问题为中心或者从问题出发是马克思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之一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着眼于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去研究和解决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
巴甫洛夫说过，“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方法是学科健全和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同样要注意方法的研究和运用。
一是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是指把事物或现象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在辩证地处理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整体性研究和综合性分析的一种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整体性特点，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把研究视角上升到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的高度，才能把握学科建设的科学内涵和体系。
二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指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是一个开放的综合性学科，只有开展跨学科研究，才能发挥学科作用，拓展学科领域，发展学科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涉及哲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多个相关方面，需要从跨学科的角度，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相关理论、方法和成果，通过交叉学科之间的互补，全面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其内在关系。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涉及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生态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只有加强跨学科研究才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更好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三是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活动中去考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行阐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基本规律、理论成果各个组成部分，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并进行逻辑上的归纳与分析，史论结合、论从史出，逻辑地分析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基本规律、理论成果。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和逻辑线索，把握其中的规律性、逻辑性。从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起点建构起内容丰富、结构严谨、条理清晰、特色优势明显的学科体系。
四是比较分析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是历史研究、理论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是指通过找出研究对象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以便进一步认识研究对象特征和本质的逻辑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问题，因而也就有不同的诠释。运用纵向比较研究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寻找可资借鉴的规律性东西。如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历史上其他外来思想和信仰体系中国化的比较研究，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和背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不同阶段之间的比较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后两个30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比较等等。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地域的不同语境中可以有不同的诠释和不同的表现形态，进一步开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与对话，分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语境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中的异同和视界融合问题，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历史进程与其理论形态的学理认识，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学术研究寻找一个新的参照系和新的视界融合生长点。比如，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马克思主义苏俄化、东欧化、朝鲜化、越南化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为我们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提供外部参照，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清哪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规律、哪些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普遍规律。
四、关于学科建设的学术史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研究历史。比如文学有文学史，哲学有哲学史，教育学有教育学史，政治学有政治学史，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马克思主义研究史，等等。每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以其自身的“研究史”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也应该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史。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是一部厚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史。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程中的重要成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做进一步的追溯和梳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资料和线索，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由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特点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史主要体现为对这两大理论体系的研究过程。
1938年，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有了新的理论自觉。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思想逐步形成。1945年4月，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地记述和阐发了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主要观点，以及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各方面创造性地提出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勾画出了思想的基本轮廓。1945年，中共七大上，在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的报告》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基本规律，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所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即思想，强调“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1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共中央对思想的第二次概括。新的《历史决议》在继承发展1945年《决议》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深刻阐述了的历史地位和思想的指导地位。新的《历史决议》既是指导全党正确认识和思想的政治文献，也是思想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又为此后思想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开拓了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思想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积累了丰富资料。《选集》（第2版），《文集》（8卷本）、《建国以来文稿》（13卷本）、《军事文集》（6卷本）等一系列著作，《书信选集》、《诗词选集》、《哲学批注集》等文集的出版以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文献的出版；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薄一波撰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胡乔木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等著作或论文；《传》（1893―1949）、《年谱））（1893―1949）等一系列权威性研究著作的相继出版，《胡乔木回忆》等一系列回忆文集的出版发行，等等，都反映了对思想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的科学命题，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近年来，学术界非常重视对它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并对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顾海良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秦刚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述评》。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李君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问题研究》、石仲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最新概括》、严书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个问题》、包心鉴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赵曜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秦宣的《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二级学科设立以来，学科建设问题已经日益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和思考，国内理论界围绕学科设立的意义、学科内涵、研究方向和领域、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一些优秀成果。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学术论文有30余篇。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陈占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地位及研究领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顾钰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中的四个关系》（《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建设》（《理论学刊》，2009年第8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研究综述》（《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11期）；田克勤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设立的意义》（《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杨凤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思想理论教育》，2007年第7期）；程美东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发展若干问题》（《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等等。这些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学术史内容。了解这一学术史，有助于把握学术动态，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推动学科的发展。
五、关于学科建设的文献资料
文献资料是人们认识历史的“媒介”和“载体”，对文献资料研究的深入程度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于某一事物认识的高度。恩格斯说过：一个人如果想要研究一个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原著的时候学会从作者写的原样中去阅读这些著作，并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根据原著研究这个理论，而不是根据第二手材料来研究；“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构建需要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献中的精辟论述，熟读经典著作、中共中央的文献资料，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总结概括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规律。因此文献资料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础，对于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文献资料应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袖著作、中共中央重要文件选编、报刊资料等。
第一，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源泉，是经典作家对时代特征的理论把握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是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思想武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理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和根本方法的理论渊源、本真意义和历史发展，理解基本原理的内在逻辑体系和丰富意蕴，而且要正确区分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这方面的经典著作主要有：《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哥达纲领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
第二，研读中共领袖的著作。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重视这些文献资料的研究，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研究领袖著作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通过对各种版本的文献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从中探索其规律。因此，《选集》、《选集》、《刘少奇选集》、《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文集》等领袖著作，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必须精读的文献资料。
第三，研读中共中央重要文献。中共中央重要文献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真实记录。如《六大以前》、《六大以来》、新近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9―1949）》（共26册），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后也都编辑出版了重要文献选编，还有《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等。这些文献应该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读资料。如《六大以来》分上下卷，汇集了从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41年11月期间党的历史文献519篇，包括党的会议纪要、决议、通告、声明、电报、指示以及党报社论、主要领导人文章、信件等，共约280多万字。按照“专题一时间”的体例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编排，共分为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锄奸问题、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教育八个专题，每个专题内再按文献时间先后进行排列。这些文献既包括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形成、危害及其被纠正的文献，也是党在这一时期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全面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形成的文献。研究这些文献对于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有重要意义。而《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则集中反映了改革开放3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集中反映了党和国家推进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研读这些文献资料，帮助人们深入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充分认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伟大成就、成功经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通过文献研读，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中国化，如何化中国，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问题，总结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面向两个维度，即“中国化”和“还原化”。但是，二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并不处于平衡状态，它们之间的天平指针指向“中国化”的一方。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这两个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变的历程都是不平衡的。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猛然惊醒。他们开始抛弃往昔“天朝型模世界观”①的心态，放下泱泱大国的架子，反思中国自身的内在不足，并进而以较为开放的胸怀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器物文化（“船坚炮利”之类）、制度文化（西方政治制度）引进之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落后衰败的颓局。因而，国人日渐意识到输入精神文化（哲学、思想等）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形式下传入中国的，具体而言，它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层面文化进入中国的。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历了一个不断本土化亦即中国化的过程。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它却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即马克思主义是直线上升式地一路“中国化”下去。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指向“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内在张力之下和双向互动之中不断“中国化”的。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变中都是不平衡的。
一、 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曲折的复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直线的简单的过程。从理论层面看，“中国化”和“还原化”两个维度都是这个过程得以展开的逻辑要求。以下，本文试图从哲学解释学和文化交流与互动两个理论视角分析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性。
首先，无论是“中国化”还是“还原化”，其中的“化”在本质上说都是一种诠释。这里所说的“诠释”，是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诠释，包括“解释”、“理解”和“应用”三个方面。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言，“还原化”主要是指“解释”和“理解”方向的诠释，而“中国化”主要是指“应用”或者说实践方向的诠释。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处于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具有现实指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实质也就主要是中国人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过程。此处的实践指应用性诠释。而根据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1]创造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这样，同一文本由于解释者之间的主体差异就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承认了这种意义多元论，也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诠释。中国化诠释的结果必然会受到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人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民族心理结构尤其是时代主题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基于对时代主题的解答和对实践的不断总结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然会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然而，一味地“中国化”诠释肯定是失之偏颇的。虽然复制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始意向的所谓“绝对客观的文本诠释”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这种照像式的复制由于丢弃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而陷于故步自封，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而走向另一极端，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随意的主观解释，而放弃对作者原意的探究。在中国，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的，而没有“还原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经验主义的，我们是需要“还原化”为“中国化”提供学理支持的。因此，我们要尽量“走进”马克思主义文本。为了最为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客观原义，诠释主体必须首先最大限度地排除其主观意向，通过抽象思维把自己融入马克思主义创作者的精神境地，这样才能超越时空的局限，设身处地地再现和体验其原始意向。这种学术性的“还原化”是实践性的“中国化”创造诠释的前提和基础，前者要服务于后者。再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是要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中国化”的诠释维度必然是二者之中相对重要的。
其次，相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既然是外来文化，其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就必然会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产生交流和互动的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孕育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成分很多，有些地方甚至是完全相对的。譬如，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主客二分的。而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是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因而，它必须照应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理背景和文化口味，以便中国人愿意并能够接受其基本观念。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互动中积极主动地本土化，营造两种异质文化系统的共同“视界”。此处所说“本土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之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动力，也正在于它能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优秀本土文化相结合。它在传入中国后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不断地从中国老百姓不熟悉的欧洲形式转变为他们所熟悉并津津乐道的形式，使其理论具备了中国特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发生了中国化的演变。然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并不只限于这一个方面，而是双向的。既然是互动，那么作为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意义必然会展现一定的辐射能力，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某种程度的规范和导向作用。所以，我们不能设想会有一种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退一步说，既使会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的理论形态，我们也不能将之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必定要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保证这种血缘关系的连续，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反观、回顾或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原始义理，从而客观、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的始初面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因此，“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如果只有“中国化”而没有“还原化”，则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精神就会逐步丧失，从而导致扭曲乃至篡改马克思主义。这样，“中国化”也就因为不能担保“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而使它所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失去生命之根。相反，如果只有“还原化”而没有“中国化”，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展，它的现实意义也无法得到展开，这种纯粹的“还原化”在中国也就失去了价值。历史也证明，纯粹原样的没有发生本土转化的外来文化（如佛教的唯识宗）在中国是没有办法长期生存下去的。因而，“中国化”和“还原化”的维度不应该是平衡的，二者的天平指针是指向“中国化”的。“还原化”是形式，“中国化”才是实质，“中国化”是在“还原化”的形式下进行的，“还原化”是为了“中国化”。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关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双重维度，使处于不平衡状态的“中国化”和“还原化”进行良性互动。“还原化”确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异”，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延续性，能够固守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中国化”则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一”，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变异性，能够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是开放的体系。真精神和新境界则是马克思主义开放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 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现实考量
西方哲学发生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从认识论到实践论两次范式转换。而我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近代意义的认识论范式中进行研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其实践思维的特征。其实，马克思早在被后人视为其哲学体系特别是唯物史观创立标志①之一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明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改变世界”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认识论谱系向实践范式转变的重要提示。于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要求面向现实的，它具备突出的实践性特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具有强烈的实践要求。经过“中国化”的创造性诠释，它能够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先进武器。
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过、陈独秀、艾思奇、瞿秋白、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人从学术层面对之进行传播和阐释的阶段之后，逐步由学术领域过渡到政治领域，从而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课题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层面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从而为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提供了指导思想。
时至今日，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四次历史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方针，从而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国后，他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找到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这个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正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到了新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阶层复杂化、社会结构多元化。党如何在这种复杂情境中保持先进性并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问题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驱力。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内涵的党建新理论、新思想，特别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当今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日益加强，但是同时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单一追求GDP发展，而以环境污染和过渡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城乡差距增大等等。鉴于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于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十七大报告中，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确定为当今主题，进而把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了完整的、一贯的统一体。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是党最可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创造性整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应该指出的是，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需要不断反思的。但是，由于它除了具备理论功能以外，还担负着更为重要的指导实践的意识形态功能，而时代课题往往具有当下的、迫切的性质，所以，反思和完善的任务更多地要由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个层面也确实经历了从学术转向政治到学术辅助政治的过程。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要为政治层面服务，为其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而政治层面要为学术层面提供思维方向和学术环境，不能利用政治的优势地位不适当地干预正常的学术思考。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会更为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事实证明，没有发生本土演变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没有市场的。抗战初期，王明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引起党内极大混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这个教训提示我们，缺乏对中国革命的了解，缺乏实际经验的学院派做法是要不得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然而，探寻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还原化”也是必须的，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很难保证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性。原因有三：第一，马克思主义引进的源头是二手资料。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而中国最初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来自日本和苏联。因此，我们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两次翻译，即首先从德语翻译成日语或俄语，再由日语或俄语翻译成汉语。而从翻译学的角度看，每次翻译所得的译文都不会完全符合文本原文，因为译者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与文本所蕴涵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是有差异的。这样，经过再次转手翻译而成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就会产出某种程度的偏失。第二，长期的教条主义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义的把握。上个世纪30年代直至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居于“正统”是以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蓝本的苏联教科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造成学界长期只重原理而不重原著的风气。第三，上世纪90年代，重“论”轻“史”的局面不利于深探马克思主义真义。这个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着重发挥己“论”而不着重“史”的原貌。而且，作为“论”之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挤压在一个平面，对早、中、晚期马克思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发展的立体历程缺乏有深度的考察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涉猎的也大多是西方哲学的著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这种做法显然不是探究马克思主义本真义理的最佳途径。因而，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学术层面的，加强对它的研究也并不代表它可以与“中国化”的维度相提并论，二者之间是不平衡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服务于其“中国化”的。它不仅要服务于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间接服务于其政治层面。
事实也确实如此。与“中国化”维度的繁盛相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还原化”维度是不景气的，只有两次高潮。第一，1978年，中国首次马哲史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此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一门重要学科，为展现本来面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可以视为从哲学这一侧面对马克思主义一次“还原化”。第二，1999年，张一兵先生《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出版。虽然他的本意仍是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当代生成，但是此书却激起了学界对原教旨意味的马克思主义的探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如聂锦芳、郝敬之等越来越注意到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重要性，并进而强调了版本考证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过程稿和笔记的研究。一些代表性的成果随之问世。这无疑也是一种“还原化”思潮。
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还原化”的两个维度的不平衡性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还原化”的维度，而是应该在学界前辈“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此项工作。经过自己对第一手文本的认真解读，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与当代语境更好地融合起来，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运行。
参考文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着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着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现象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是中国与马克思主义二者彼此需要又互相结合的结果。这样的结合有一个基本内涵和实质，要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详细了解，必须整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实质进行认知。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运动。从运动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在中国科学发展、大量普及，最终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1中国积极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的运动，也可以认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群众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自身实施的武装运动；2中国共产党在变革与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很好的应用了马克思主义，促使中国社会产生巨大改变的运动，也是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运动；3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实施斗争并最终取胜的运动，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打败各种反动思想和错误，党与国家对其地位不断进行巩固的运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实践。从实践进行分析，具体包含了三个方面：1中国共产党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与马克思主义紧密联系，寻找到了符合中国发展特点的革命道路，开拓了崭新的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局面，把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彻底进行了推翻，从此中国人民得到了自由；2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经验与马克思主义互相联系，开辟了带有中国社会特色的建设道路，揭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旧面貌；3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作为了理论根据，分别对中国革命发展特点、共产党领导规律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获得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重大胜利的同时也对人类社会共同繁荣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理论创新。从创新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分别对理论、实际经验、制度等进行了创新。具体可以包括以下方面：1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的创新，可以理解为对其理论的积极发展；2中国革命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创新，在建设、开拓与创新发展道路、掀开建设革命的崭新篇章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重要的基础；3制度、体制出现的创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下，积极寻找与中国国情相符的、确保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能够促进建设发展革命事业的制度和体制。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整体性
阶段性与连续性是人类社会迅速发展中的突出特色。每一代人都将努力创造的前人活动的优秀成果作为自己活动在历史中的前提条件，同时利用一系列创造性的行为摸索出与下一代人发展相适合的创新条件。利用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凸显了连续阶段性，其也是正确认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与理论相联系的关键。要合理运用这一点，有效纠正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与理论联系问题上出现的偏差，应当利用以下态度：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具有连续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存在着有机的内部联系，产生的新成果总是将之前的成果作为基础和理论来源。以上内容形成了一部阶段性与连续性并存的、可持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任何事物都无法将其割断。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具有一致性。先前的成果是创新和发展新成果的重要基础，但是这里所说的创新发展并不是对先前成果进行脱离而独立开辟的道路，违背和对立先前的成果，而是对先前成果的逻辑研究。很多理论实践成果表明，与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观点形成对立是非常错误的。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间需要科学比较。在对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成果中利用发展的观点体现出了一定的必要性。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对比应当掌握好分寸，应弄清楚先前成果给予了什么样的条件，创新成果对比先前成果产生了哪些发展。历史联系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与理论中间，使用高低、轻重等词语对其进行褒贬必然没有科学依据。当然，由于时代任务的发展变化，一些成果缺乏了适用性，解决这些任务时其被提出的次数明显减少，但是不能由此轻视甚至否决它在整体历史中所体现的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整体性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儒家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便是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由于其对外来文化十分尊重，并且对优良的特制给予了高度的包容，促使中国可以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与中国现实情况结合逐渐演变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扎根，同时为也为中国化的发展明确了方向与道路。中国历史文化具备悠久的沉淀，中国领导人的历史修养也非常高，从一开始就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嵌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这一典范便是将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精髓。从文化学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是在中国文化长河中积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此处需要澄清一点，就是近些年来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相关问题。这一观点带有倒退性，彻底掩盖了马克思主义散发的光芒，进而将其观点彻底清除。诚然，在儒家文化中产生了大量伟大的思想，但是绝不可以试图利用儒家文化救赎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马克思主义可以并且应当进行中国化，却坚决不能将其儒家化。此外需要重申的是，马克思主义解决的重点是我国在现实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实际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要将现实作为中心，充分表现出时代特点。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是在中国实际情况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和丰富自身基本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凸显出的动态化，与中国现实情况类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好的将二者产生的动态化特征进行了融合，这个过程绝不是一步到位的，是依靠不断积累与增加产生的，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在这一过程中是彼此作用、互相结合的，同时也出现了对应的改变。这一改变的结果，其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现出的当代性和具体化，其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实际情况体现出的现代性和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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