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相继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的理论成果。我国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成果，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一、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因素是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
试想：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没有正确的认识，哪里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学懂马克思主义、学好马克思主义、真正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在这里，应该说的学习经验是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的。
的学习经验概括地说有如下几点：一是注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学习，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经典作家创造的，只有读原著才能取得“真经”。二、三手的著作不是不可以参阅，但不能作为根据，它们甚至可能把不正确的认识附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为全党干部学习开列学习书目，在历史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
二是注重基本原理的学习，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皆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基本著作中，最好是经他们亲自审定出版的基本著作，因为这是经过反复推敲和深思熟虑的。专家们应尽力读他们的全部著作，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则应把主要精力放在读他们的基本著作上，并在实践上狠下功夫。还反复强调，对基本著作基本理论，不能看一遍就完事，而应反复学，反复思考，常学常新。在晚年开列的“三十本书”的目录意义深远，在一定意义上说，具有“遗嘱”的意义。
三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带着革命实践中的问题读马列的书，为了解决革命中的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到“亲和”，在自己的亲身实践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一生最讨厌“教条主义”，看不起那些“言必称希腊”者，认为教条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敌”。只有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正路；只有沿着这条正路前进，才能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四是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性理解，在把握立场观点方法上下功夫。一贯主张：学习马列的书，不是仅仅记住他们的一些词句，而是要善于“联系起来思考”，从“系统”性上把握其精神实质，用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中的问题。特别强调立场观点方法问题：所谓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立场；所谓观点就是体现马克思主义本质意义的基本观点；所谓方法就是把基本理论化作方法论原则，搭起理论和实践的桥梁。
五是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品格，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常讲的两句话：一是“老祖宗”不能丢，否则就会背离马克思主义；二是后人必须写出新的理论著作，以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听延安时期的老同志讲，说过这样的话：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克思一样，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所说的“超过马克思”，不是说在人品和学识上都强于马克思，而是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能够解决马克思没有解决过的问题。这就是敢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的大气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开拓，就是这种创造精神的集中体现。
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要素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
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那么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如果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了解，就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那么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同样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如所说：“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就是说认识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根据要在中国的国情中去寻求。
什么是中国国情？国情是一个广大而复杂的范畴，但主要是社会性质、经济状况、政治结构、文化传统和发展趋向。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社会性质问题。所谓社会性质主要是指社会的本质属性、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的基本状况和社会的发展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就是社会的经济状况、政治结构、文化传统和发展趋向的内在联系和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到底，就是以现实的中国社会性质为出发点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就是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得以建立的社会历史根据，就是旧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之所以从中国社会性质的演变谈起，一直说到现实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就是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邓小平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足点的，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他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或者说他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运动规律的理论反映和实践表现。
对国情的把握离不开对世情的认识，即对世界发展时代条件的科学分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五四”运动后，即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正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和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民主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国际环境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正是这个时代的主题特征和发展主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时代条件。把国情和世情联系起来分析，是从本质上把握国情、制定正确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
认识中国国情的根本方法有两条：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国情，从规律性上把握其本质特征，这在前面已讲过了，二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这就是现在要着重说的。在青年时代就倡导读“无字之书”，践行对中国社会的体察和了解。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又针对“本本主义”倡导调查研究，提出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名言，并深入群众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深刻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在革命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奠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有的同志说，调查研究是理论和实践的中间环节，是搭起理论和实践的桥梁，这是很有见地的。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具体化了，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可忘记“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
三、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要素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绵延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现代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和发展，看现代中国的文化形态决不可割断它和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国现代先进文化的标志，那么在这个文化形态中，就内在地包涵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的继承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渊源。我们说“老祖宗不能丢”，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能丢；二是说孔子、老子、墨子不能丢。丢掉了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形态。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范畴，但就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而言，核心的东西还是儒家文化。中国的儒家思想做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对民族精神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凝聚，是起了重大历史作用的。但到了近代它落伍了，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它还站在了历史发展的对立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打破了这种局面，是中国的先进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科学分析，批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人民性的精华，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形态，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形成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和价值二者的有机统一体，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国情之后具有别国所不具有的特殊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我们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我们要自觉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把中国化，包括话语体系的中国化，以便更好地被我们的人民所理解、接受，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早就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②因此，在中国实践和民族文化背景下，“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必然要求有中国的“表现形式”，包括对马克思主义解读与阐释的本土化话语体系。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的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又是在西方语境下的理论创造，当将其运用于中国这一东方国家、东方文化语境中时，必然要求包括话语体系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一般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话语体系。因此，充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的内容，一方面要源源不断的输送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话语表达研究的人才，加强研究内容，逐渐形成科学严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要注重在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适当的运用话语体系展开研究，使其能够普遍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情，让二者紧密的联合起来。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发展路径
构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应按照一定的路径:其一，马克思主义应融合东西方优秀思想文化。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优秀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强调要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③但都不是一般地“搬用”。虽然这一提法相对较晚，其实早在抗战时期我们党、特别是对此就有明确而清醒的认识。强调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④，要求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对待外来文化，一方面要求“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同时又要求绝不搞“全盘西化”，要求批判吸收西方优秀文化，明确指出“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⑤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阐述得非常清楚:“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⑥这仍然是我们今天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旨在充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内容，强化马克思主义与本土文化的契合，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文化向度，提高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本土文化自信和时代文化认同，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其二，应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能力。构建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要求理论工作者的创新与创造。因此，理论工作者应培养创造意识，发扬创新精神，提升理论创造力，打造适应时展和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要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适应力、影响力，就要力争提高理论话语的创新能力。要求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立足中国，立足当下，特别是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⑦为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同时，还具有世界意义、全球蕴含。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行话语体系交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者，社会主义文化的精髓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的重要体现，要求在话语体系上把二者统一起来，交汇进行。党的十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⑧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价值基础。党的十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也承接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人类文明成果，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价值共识的凝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恪守与践行，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相交汇、相融通。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⑨在当今时代，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如此。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发展方向，首先就必须紧紧结合中国的发展实践，充分结合中国的民族文化、民族话语传统。只有如此，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才是有效的、有生命力。“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⑩其实，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就一直在不断地丰富发展中。“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定实践者，也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历经艰险，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理论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的逐步完善和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在“8•19”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就是要不断地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同时积极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感受中国气势，体会中国力量，不断打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王晶 单位:上海电机学院学生处
注解:
①《: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新华网，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0/c_117021464．htm
②:《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③:《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1964年9月27日)，《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页。
④:《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⑤:《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7页。
⑥:《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1944年7月14日)，《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⑦:《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⑧:《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中国网，news．china．com．cn/politics/2012－11/20/content_27165856_5．htm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个伟大理论成果，是被中国化了的、具有新的表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最伟大的功绩是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没有，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较早注重从理论和实践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探讨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从他投身革命并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他就十分重视群众的实践斗争，重视考察中国国情，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从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本本与个别词句，不为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模式所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十分透彻地剖析了中国当时的革命情况，为革命的正常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特别是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初步地形成了新民主义革命的基本思路，为党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二）最先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旗帜，最早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1930年初，针对党内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思潮，发表了旗帜鲜明的声讨教条主义的战斗檄文——《反对本本主义》，在党内最先举起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他在文章中义正辞严地痛斥了教条主义，大声疾呼：“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②“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③“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④反对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是“本本主义”，他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⑤就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反对本本主义”的号召声中诞生了。
（三）最早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进而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⑥在这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和涵义已表达得相当清楚了。正是由于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任务，在全党的共同努力下，思想体系才在抗日战争时期得以全面发展并逐步成熟。
（四）最先从哲学上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了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以弱对强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思想认识根源上清理理论与实践相分裂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囿于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的教条主义，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题的著名讲演。《实践论》树立的是实践的权威，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的观点，指出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说马、恩、列、斯没有也不可能说的新话，根据实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矛盾论》则从哲学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活的灵魂，告诫共产党人搞革命，一定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反对教条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由于《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号召才很快为全党所接受，并在革命实践中作出巨大努力。
（五）最早倡导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子
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学风问题。在时期，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历史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⑦“马克思主义之箭，必须用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⑧把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问题，提高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而加以强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开拓了新路子。
（六）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科学论断
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理论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科学地总结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教训，同时考虑到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所创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历史已经证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走出来的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后，运用列宁和平过渡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创造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实现形式，顺利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就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思想，例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要大胆学习一切外国的先进经验；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安排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改革企业管理制度，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中国应该而且必须构建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强党的建设，反对，防止西方和平演变，防止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蜕化变质，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要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可见，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而且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匠和典范。他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思想成果及其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为后来形成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邓小平是当代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典范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总结了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中国的“”和“”的严重错误，大胆汲取和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群众创造的新经验，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及其同志，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性，都没有解决好的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
（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解决了列宁来不及解决、斯大林不可能解决、没有解决好的重大理论问题，找到了我们党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长期犯“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的认识根源，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学说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时，有过急过快的想法，后来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阶段问题上，无一例外地都陷入超越阶段的误区。虽然，列宁发现了超越阶段的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过早去世，没来得及解决。斯大林由于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加剧了那种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扩散。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阶段和发达阶段的论断，但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系统解决。邓小平才在总结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而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而大加讨伐的错误倾向，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重大转变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⑨这个概括十分简练深刻，它既表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特征”论述的继承和发展，又纠正了以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不全面、不确切、甚至被扭曲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一般都是从生产关系上入手，探索如何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邓小平论述社会主义本质，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着手，寻求在中国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是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得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⑩
（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否定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解决了长期困扰着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
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根深蒂固，“左”的社会思潮暗流涌动，我国的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特别是一触及所有制领域，人们总是难以摆脱姓“资”姓“社”争论的困扰，深化改革阻力重重，社会主义发展徘徊不定。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开启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再思考的大门，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经济体制问题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起了而且将继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四）第一次完整系统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祖国统一理论，为祖国统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把最后完成祖国统一的任务提上了日程。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过去提出的基本思路，大胆地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科学构想。“一国两制”的构想，充分考虑到港、澳、台的历史和现状，是邓小平和我们党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完美运用的集中体现。这一构想不仅已经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而且为顺利地解决，实现祖国统一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它还对解决某些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办法、新范例，将对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产生积极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又增添了一枚璀璨的明珠。
（五）第一次以现代科技革命的新变化为转移，把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建立在依靠和推动科技进步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
邓小平敏锐地洞察时代的特征，抓住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发展生产力，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力量，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的先导作用，指明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向未来的开阔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11]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无可辩驳的证明，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它所展示出来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的强大力量，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集中的代表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时代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伟大作用，集中体现就是在世纪之交的新形势下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第一次从理论上明确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引着伟大的实践。同志在广东首先正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党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后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七一”讲话中，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高度凝聚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智慧和理论贡献，是一个充满创新精神和富含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2002年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的“五三一”讲话，更加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作了最好的表率。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的长期的指导思想，为党的思想宝库中又送来了一份宝贵的财富。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既是有利于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利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的国内外条件下，在充满挑战的二十一世纪，把我们党建设成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稳步前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依然顺水顺风。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充分展示了我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了更大的希望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结合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呼应了时代的需要，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地走向21世纪注入了一支理论的强心剂。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的崭新姿态，是向世界和全国人民发出的政治誓言。这个誓言不仅是发向全党全国人民的，更是向世界人民发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强音。一向比较苛刻的西方媒体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度评价，也印证了这个世纪宣言的震撼力。法国《欧洲时报》12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中国新的里程碑》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明确的、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20多年中国变化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新中国，也能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文章说，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全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能最大程度上调动全体人民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必将大大增强中共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说明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能够坚持与时俱进，能够充分体现时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科学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正如思想指引我们创造新中国，邓小平理论指引我们实行改革开放一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时代。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党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为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提供了鲜活的范例
“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对于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始终使党走在时代前列、始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始终保持社会主义事业生机活力的深入思考。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三个有利于”著名论断。8年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波澜壮阔，改革开放成就非凡。从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到同志“高州讲话”，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我们清楚地看到一条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轨迹的演进，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创新的非凡能力，展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无穷魅力。一个政党要发展，一个民族要复兴，首先就必须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和长足进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也为以后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这不仅已经被历史证明，而且还将为现实的蓬勃发展所证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产物，是时展的产物，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六大的顺利召开，引来了世界高度关注的目光，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国外媒体也高度评价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大报告。俄罗斯《议会报》认为的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3年来的历史，确定了中国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国际文传电讯社称，中国十几年来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性成果，解决了10多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大量经济发展指标表明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再次表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爱沙尼亚通讯社、《邮差报》、《爱沙尼亚日报》、《爱沙尼亚青年报》、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在报道中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肯定，认为由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走出贫困，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报道普遍认为，中共十六大的召开是中国十几年来的重大历史性事件，大会为今后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中国及世界的未来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改革开放，领导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我党的理论创新树立了榜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世纪的全面推进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我们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在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各方一致认为，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来自于党在理论上不断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我党理论创新在全局上的推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产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继承又有发展，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80多年奋斗的结晶，也是我们党半个多世纪理论创新的概括，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者协调发展，是我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的具体目标，也是我们在实践中行动的思想指南。20多年来，尤其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来，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发展，理论创新是关键。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理论创新，又在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努力进行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实践中不断地磨炼自己的开拓创新的能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保持与时俱进就是要使我们党永葆生机和活力。抓住与时俱进这个关键，我们党就能有力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
近代的中国哲学建设，在学科分类体系上逐步接受了西方的学科分类；在内容的来源和取舍方面范围逐步拓展，从诸子学说、到汉学与宋学，以及儒学、道学到佛学都逐步纳入中国哲学的阐释范围；在路向上包含着民族性、阶级性、文化性的不同；在中西文化对比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哲学。
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学理论准备阶段，时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各种思想还处于介绍传播过程中，而传统文化又处于一种激烈的批判之中，真正的哲学交锋刚刚拉开帷幕。2）理论创立阶段，时间在科玄论战时期。论战主要涉及到时代精神、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标准和文化走向等问题，包含了科学与哲学，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等内容，产生于中西文化大交汇与大碰撞背景下的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意义。
因此，它标志着中国哲学新境界的曙光。3）理论发展阶段，20世纪30年代起，哲学大家纷纷推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体系”等，所以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哲学的繁荣期。4）理论转型及嬗变阶段，从50年代到70年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思想，使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转折。80年代以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邓小平理论的逐步完善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哲学和中国的其他各项事业一道步入新时代。
2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可能性
一个哲学派别中各哲学家的思想即是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代表或拟代表某种本然哲学的体系。哲学是显示本然的哲学系统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是不同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对本然哲学的表达。本然的哲学体系是一般，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是个别。这样，中西哲学就有了通约的基础。中西哲学都是具体的哲学体系，其中都有哲学的一般。各自的一般相对于另外的具体的哲学体系来说就必然是特殊。中西哲学的融合，必然是中国哲学的一般（相对于西方哲学就是特殊）和西方哲学的一般的结合。
中国哲学要相对独立地发展，就必须把中国传统哲学所蕴涵的哲学问题、独特的方法和价值进一步发掘出来，为解决人类哲学和现实问题提供来自于东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智慧，展现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中国哲学解读而言，任何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的引进和运用都必须经过一系列消化、调整和自我限定的过程，这必然有助于彰显中国思想的特质和增加中国传统思想的丰富性。
在现代的知识状况下，中国哲学只有全面深入地与西方哲学以及世界其他哲学思想开展相互交流和批判，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和价值依据现代知识形态加以表现和重构，使其所内蕴的哲学问题和意义以普遍和通适的哲学形式表达出来，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思想范畴原本就具有的意象性与丰富性，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平面化和表面化。以哲学来论释中国传统思想，成为我们接续传统的一种门径，应当能够帮助我们接近而非疏远往昔先圣先贤们的深沉思考，深化对于他们生活世界的理解。中国哲学才能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成为建设未来世界哲学的重要力量。
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是很自然的。在今天，我们应该从跨文化的视界中去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对世界、对未来的意义。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既然是面向世界的，它必定会再次面对东西方哲学由对话生发的多缘性因素和机遇。
中国哲学既要立足于传统，又要面向现代。就中国哲学的建设来说，这一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为自身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只有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审视下，中国传统哲学才能寻找到面向现代和未来的真实途径，也只有深入参与到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哲学才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服务，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和人类交往理性的建构中获得发展，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提供解决人类哲学问题的崭新智慧。
3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现实性
只要人类还在思考，哲学就必然存在。只要哲学存在，哲学的学科范式就永远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之中，也就不会有终结的时候和终结的形式。一切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自然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汉宋之间近千年的吸收转化，才真正融入中国社会，才孕育产生出中国化的禅宗与佛学化的理学与心学。
纵观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东西文化撞击交流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而当代中国哲学的紧迫课题是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不但要反省旧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模式，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文化背景，而且更应树立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以引领正处于急剧变革中的新纪元。
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理论，既是改造和创造客观世界的哲学理论，又是改造主观世界、塑造新人品格的哲学理论。中国哲学高度重视理想人格，首先，在个人的自我价值上是“谋道”，即追求真理的高尚品格，有所谓“士志于道，而耻于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之说。其次，在人际关系上倡导“仁”，，有所谓“仁者爱人”，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也倡导“义”，即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第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既要有生的义务感，强调人生意义在于报效国家和社会；又要有历史的责任感，强调“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还要有道德教化的使命感，关心社会道德秩序的维护和道德理想的追求；以及政治抱负，修身与正心，是为了“治国、安天下”（《大学》）。另外要有忧患意识，关注民族安危，国家兴亡，如林则徐所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戌程口占示家人》)中国古代哲学中倡导的为人之标准、修身之目标、正心之根据，这些积极思想经过吸收，被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理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
我们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论著中可以找到诸如批判性的解放思想、方向性的实践规律论断、纠错性的自律意识等等观点，现在需要揭示这些论点之间的历时关联和逻辑关联。“解放思想”不是哲学概念，蕴含其中的“实践批判性”才是哲学论断，“从国情出发”不是哲学概念，中国社会具有中介过渡性才是哲学论断。
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通常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形式，其实其中不仅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内在地熔铸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更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过程。“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同时又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理论成果。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哲学只有发展了，世界的目光才会正眼相看，中国哲学也才能登堂入室而获得普遍认同。发展具有绝对的裁决权。中国哲学的力量以及它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取决于中国的国家发展与民族崛起。中国的强大对中国哲学未来形态与存在方式及影响力始终都具有先决意义。
中国哲学的现代建设和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中国哲学的前瞻性并不妨碍中国哲学的传统性，体认时代的精神，把握时代脉搏，并较好地深入中国哲学固有的精神世界之中，则是中国哲学现代建设的时代目标。中国哲学建设的前瞻强调中国哲学自主性和批判性；中国哲学建设的传统性强调中国哲学对历史的接纳性和继承性，融会贯通于二者，中国哲学的建设就会形成引领新时代的“智力支持”和“思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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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本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经验 融合
本土文化的涵义甚广，本文讨论的本土文化是广义的概念：各式文化经过本民族的习俗和思维方式长久沉淀，本地域沉淀阐释的文化，是本土独立创造的一种文化形式，是将传统文化和地域风俗进行整合发展的文化形式。当然，随着地域界线的模糊，本土文化已逐渐融入到更广阔的范围中。不讨论特指中华民族某一地域、某一民族的本土文化风俗。
中国文化厚重绵延、博大精深、冠绝于世，自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之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以中国具体情况和文化理论状态为切入点，看外国人，说中国话，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包含哲学、宗教、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将马克思理论和中国国情实际结合，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以一种西方学说传入的，最初涉足的是中国人的思想文化领域，随后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推动，中国人渐渐接受和扩大了作为理论思想和革命实践并存的马克思主义。
一、中国本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文化的创造源于人与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国和西方各有文化源流，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照视角和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整套系统，作为思想理论，属于马克思理论体系；作为实践操作理论，是中国式的行动准则，不能武断地定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东西方文化属性。
中国本土文化本身具有复杂性、民族性和分散的特点。绵延千年的传统儒家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儒家文化的地位不可撼动，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在中国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自身带有的文化基因不可也无法重组。
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思想体系来源于西方机密庞大的理论基础，它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简单地任意拼凑和武断曲解马克思主义。
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有理论点上的契合，在哲学理论上，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哲学中的唯物理论、辩证思维相结合，在政治理想上，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儒家的大同理想国有同样的理想点（社会本质属性不同），在人文精神上，马克思主义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精神与中国传统儒家追寻的入世进取、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宏志相契。二者是有相互交合的基本点的。以中国传统文化审视实现马克思理论的观点运用理论制造理论，平衡和探索中国自身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思维方式和中国本土文化的心理积淀并不冲突。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经由中国人自身改造整合，是西方理论和中国国情的集成体，以中华本土文化为根，以西方理论学说为脉络，既有指导意义又有实践意义的系统。在与本土文化的互动关系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性的解释和取材源于本土文化，本土文化本身是被其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众多理论对本土文化执行了非替代性的指导功能。
此外，作为上层建筑（文化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就包含了许多新的文化阐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本身的细化，更来源于本土文化这样植根的土壤和像风一样吹来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会越来越本土化，越来越丰富，不断被填充、被验证。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推进，离开了优秀中国文化的支撑，是无法实现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中国本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运用，所提供的不竭文化养料，是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旧被否认和排挤的今天，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越来越旺盛的重要动力来源。
二、中国本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融合与探索
自中国步入近代社会以来，处在变动中的中国人民就一直在寻求本土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对文化进行革新加以时代化。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三民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不断内省和学习，本土文化的民族化和现代化问题始终贯穿中国本土文化中。中国本土文化要延续民族化，继续发展现代化，要实现这种延续和转化，不能仅保留中国传统文化，而要进一步相互协调本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吸纳并融合西方先进文化于中国文化整体中，这是不能断绝并且持久的过程，以现代先进文化塑造新的中国本土文化传统是解决本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机要面对，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马克思主义落实在中国本土文化中，随着无产阶级在中国掌握政权、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文化传统逐步被创造衍生。如共产党人的学风作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运用中国马克思主义构造起的哲学、文学、美学理论，戏剧、音乐、电影等文艺作品，文化教育目的、内容、形式也有中国特色的变革，如应试、教材、文字、书写方式等的改变，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建立的社会、生活、礼仪、风俗变化等；这些新的文化因子构成了中国新的文化传统，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引导下，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在中国领土构建起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并深深进入了中国文化当中。中国现代本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不仅是多因素、多侧面、多样性的，更是变动的、多元的，多元且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向，变动是要求自身具有时代性，其多元性表现为它的来源具有多民族性。其民族性要求在文化扩张中获得巩固和张扬。显然，异体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汇，有赖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以中国本土文化为载体各自对时代性和民族性所进行的自觉调整。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其实质乃是文化时代性的挑战。这不仅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且是许多仁人志士的自觉意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文化的时代性落后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消弭隔阂斩断联系，而是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实现共同目标，寻找到共同道路。
马克思主义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强大的理论优势，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式改造。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体现的新特征、新形式，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理论，要不断在本土文化中提取内容，扩大内涵。列宁曾经指出，不要把马克思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来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既不能照搬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现成经验，又不能照走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立足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在实践中探索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理论和方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突出和表明了本土文化对于理论的基础性作用，经验与理性要趋于平衡。
三、中国本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融合的经验
在中国本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时代问题中，大众化并不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关的类别，而是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互融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之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蕴。对本土文化，利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共同探索出一条可行性的道路，而民族化、时代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土化历程。
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在这里谈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期性问题。在1941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我们要以中国革命丰富马克思主义。”提醒我们，不仅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而且要用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观照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时，若硬是套用本土文化，并未将其与中国传统的本土文化和国情相通，方向就会发生变化，因此，中共历史上数次出现“左倾”和“右倾”，曾经产生的“以俄为师”、“”或者“”这样中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事件，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桎梏，没有运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问题，将中国问题简单化、程式化。我们发现，所有“左倾”和“右倾”者都能在马克思列宁的论著中找到言语上的支持。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总有不同的解读，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解读呢？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的跨地域文化，中国人认识马克思主义，就如同盲人摸象一般，以窥其全貌，那么如何恢复视力，窥其全貌呢？非但不能按正确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甚至将本土文化中的许多问题简化曲解，用想当然的马克思主义提出非理性的本土理论，非但在理解文化上有误区，而且在行为准则上也有问题。
不将本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处理好，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将是虚的，只存在于学术研究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需求，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终目标。中国近代史上，诸多外来文化、西方学说在中国传播，但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没有哪一个能轻易达到真正融合协调的境界，但是处理好、协调好理论与基础的关系并非没有困难，此目标的要求很高，马克思主义本来在学术领域研究就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更不要说形式化为一种指导思想了。加之现阶段，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显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和特点，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出现了多样化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中国本土文化为眼睛，以中国国情为评价标准，全面领悟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在过程中和经验结果中有一个吸收和扬弃本土文化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创造本土新文化的过程。一个民族若失去了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将不可能充分吸收外来的思想文化，发展自身文化，不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文化走在其他民族的前面。积极认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打通马克思理论和中国文化相融合的道路，使中国本土文化充分呈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继续在理论和经验上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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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大同思想马克思主义契合点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浩如烟海的巨史宏篇之中有着无数关于人类美好未来的设想和生动描绘。这些憧憬、理想与当前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有着许多历史的联系,其中大同思想尤为突出。“大同”是中国人追求理想社会的一个缩影,千百年来鼓舞着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马克思主义是源于欧洲工业文明时代的科学理论体系,而20世纪初的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被中国人民所选择、接受,这首先归功于其本身强大的感染力。其次,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认同。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niel Bell)所认为的:“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相吻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的大同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植根中国的文化缘由。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在不同时期以各自独特的面貌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剥削程度的憎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是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社会动乱时期相联系的,是从朦胧的憧憬到鲜明的构想。
大同思想的萌芽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产生于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的过程中,《诗经》中的《伐檀》、《硕鼠》体现了广大奴隶和平民对奴隶主进行着艰难的反抗与斗争,以及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希望。
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同思想的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战乱的残酷现实使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言人纷纷著书立说,发表救世主张,精密地论证和设计各自的理想国方案。
道家的大同思想体现在老子对于“小国寡民”社会的构想上。这种学说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与各家学派的大同思想相比,儒家的大同思想是最完美、最经典的,它完整地规范了中国以后历想社会思想的发展轨迹。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曾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其内容如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马克思对儒家的大同思想予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其“不仅是超出现在,更是超出未来”。到了近代以后,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中国人民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和探索也就更加积极。
1853 年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我国封建时期反映革命农民大同思想的最完整、最高体现。洪秀全设计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天国,表达了农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从19 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与此同时,在中国许多主张“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开始重新思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将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理想相结合,纷纷提出“大同”理想。具有这种思想特点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在争取变法、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向往着中国在遥远的未来会出现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他将毕生的心血奉献于倡导民众共同奋斗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他对传统儒家的大同理想进行了辩证的否定。在孙中山看来,大同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三民主义是大同社会的低级阶段。他说: “三民主义,我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同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在三民主义里已经初露端倪,大同社会的曙光已经若隐若现。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的大同思想博大精深,并设计出了一个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遗憾的是不能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的正确道路,但这种理想追求却始终活跃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
二、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是马克思主义植根中国的文化缘由
中国人是怎么从对“大同”理想的追求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20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点。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们对新信息的接收是主体用既有的认识图式对新信息的顺应或同化过程,而认识图式与新信息是否有契合点,是确定认识图式对新信息是接收还是排斥的前提。从文化的角度看,两种类型的文化接触,如系异质同构,则按同构原则相互吸收。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详尽的描绘,但还是确定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全民公有,生产资料“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阶级和国家消亡,等等。可见,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同构,在心理层面上的契合点,是中国社会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向往共产主义社会,接受社会主义学说的深层原因。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中的大同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契合点。
20世纪初我国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以儒家“大同”理想来理解共产主义,而且把共产主义看作道德的要求、伦理的必然。1878年,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的《西国近事汇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均有无”、“贫富均财”;早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梁启超和刘师复等人也把“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大同”混为一谈。梁启超说:“中国古代井田制,与近世社会主义,同一立足点。”
孙中山先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明显表现出将中国传统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类比的痕迹。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是基本一致的:“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渭‘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的孔子之理想世界,才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罗斯新创设之政府,颇与此相似。”稍后,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未来的社会目标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深受传统大同思想熏陶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之始就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融会贯通,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作了铺垫。从伦理要求推“大同”理想至社会主义为必然。他说:“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的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需要“加以救正的地方”,就是单单主张物质变更,因而提出“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的主张,确信“当这过渡的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他在讴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更是号召人们“一步一步地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陈独秀在总体上对传统文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他却相信“大同主义”,认为“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在1917年还在呼吁:“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直到1919年底仍将共产主义描述为“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村,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等天下为公的境界。
显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中的大同思想有着重要的契合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上的同构,使马克思主义在2O世纪初的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被中国人民所选择、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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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思想；中国化；古代文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8-061-03
作者：邱景源，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广东，广州，510631
20世纪初，处于内忧外患困扰下的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来拯救中国，并非偶然，有当时的现实条件和深刻的民族心理根源。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见证了国人渴求变革自强的历程。进化论让人们认识到了自身的落后和落后就要挨打，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则是给人们提供了摆脱落后挨打、走向自强的道路和方向。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是那么的契合，更何况，我们传统儒家思想本来就有突出的实践理性色彩和人类大同的理想。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风行、扎根、发扬成为人们主动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译介和传播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译介表现出了几个突出特点。一是翻译文本的非经典性。中国现代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性文本并不多，主要有马克思《艺术形式之社会的前提条件》(《导言》)、马克思《思辩构成之秘密》(《神圣的家族》第五章)、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摘译)、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些书信，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之类的几本著作，数量十分有限。中国学者的早期译介。主要是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阐释性著作、前苏联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和概括的论著为主。其中良莠不齐，掺杂了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从一开始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逐渐形成了一条比较偏狭的、功利的模式。二是翻译传播中的双重间接性。其一，语言的间接性。中国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要是从英语、法语、日语、俄语文本转译的。每一次翻译，既是对原文的创造，又是对原文的偏离。其二，地域的间接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转道日本、俄国、并非仅是借道而已，在译成这些国家的语言时，译者也无疑会考虑其读者的文化习惯，其译本也无疑会浸染这些民族的文化意识。三是译介中有所偏重的选择性。在译介的选择中明显偏重政治功利的实用性。中国近代以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由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思想家们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倾向于选择阶级斗争内涵比较突出的文本，在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也倾向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斗争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20世纪初进入中国就在中国扎根，到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已成蓬勃之势。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伴而行。从1917年至1937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期间，……受了世界各国近二三百年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在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文艺理论的碰撞中被激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从1908年王国维发表的《人间词话》，到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等人出版的一系列《中国文学批评史》等成果，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地位的确立。
20世纪3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超越西方文艺理论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而异军突起，逐渐成为影响中国文艺思想的主流。中国从现实的功利需要和自己固有的文论传统出发，优先选择了以社会历史内容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后者便迅速生长，并进而与前者融合，展开了本土化的历程。在现实和历史的坐标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的逻辑走向与理论架构，已经大致确定，并最终形成了文艺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典范。
二、与传统文论的契合
20世纪前期马克主义及文艺理论传入中国，随即便在中国大行其道，并最终成为主导中国思想界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20世纪前期，国人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来拯救中国，而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就能在中国迅速生根发芽，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呢?一般地讲，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能够被本土吸收和融合，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能够满足本土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二是能够和本土原有思想文化的发展轨迹相适应。一种外来文艺理论入主中国，这既要满足中国当前的现实需要，同时还应在中国固有文论传统的文化精神、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方面找到许多契合点，这是它能够在中国得以传播和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支点。
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有着许多可以沟通和契合之处：没有，富于历史观念，怀有大同理想，充满人际热情，洋溢着乐观主义等等，最重要的是二者都强调理论的实用功效性。注意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存在着内圣外王、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修齐治平的理论传统，注重社会功利性，强调要把理论有效地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这一理论特色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而更加彰显，成为近现代中国在接受任何外来文化和设计自己的理论构架时，最为根本和先在的价值尺度与选择方向。
马克思主义恰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实践性品格。从揭示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本质同一性出发，它强调使思想从思辨的水平成为现实的实践。“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这种实践性品格的基本涵义在于，在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掌握的基础上，通过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使历史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性格，非常适合于当时中国救国救民的现实需要。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范例，使中国人从中看到了耀眼的希望之光。于是这种来自遥远异域的学说便在中国危机四伏的土壤上迅速发芽开花，成长起来。在当时潮水般涌入的各种西方文艺思潮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中国文论的主流，是和这样的基本理论背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它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文艺思潮，而是作为一种强大的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潮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输入中国的。
中国传统文论中还明显地带有重视文艺和现实生活的联系、要求文艺创作积极地介入和干预生活的浓重色彩，从孔子的诗“可以怨”说，经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到欧阳修的“穷而后工” 说，都强调艺术创作主体对黑暗现实的怨愤激情和否定批判态度，要求作家创作出具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和深刻的思想力量的文艺作品，这一优秀的理论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了内在的沟通与共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强调文艺作品的现实性内容，倡导文艺的倾向性、阶级性和战斗性，主张创作主体对现实的积极介入和干预态度，旨在“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从而动摇和破坏旧秩序，建设新世界。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恰恰要求文艺家们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现实政治斗争之中，充分发挥其宣传鼓动力量。这便构成了中国传统文论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要内在依据和基本逻辑走向，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便大致循此展开。
三、中国化典范――文艺思想
文艺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艺观正式形成，并在文艺领域确立了话语主导权和领导权。文艺思想对一些文艺的基本问题做出了回答和阐述，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观点和命题，这些后来都成为中国文艺理论和政策的基本原则，直接影响和规范了以后三四十年文艺理论和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
1、革命文艺要服从于革命政治。指出，革命文艺要服从于革命政治，为广大人民服务。文艺不能脱离阶级和政治。他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党的文艺事业是党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指出：“革命的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及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党的文艺建设与整个党的建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文艺家思想感情改造问题。要发挥革命文艺的作用，为革命政治服务，就要让文艺作用于大众，这就涉及到文艺对大众的普及与提高问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是由于四十年代初期的工农兵“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1942年，在延安讲话中，针对延安文艺界思想的某些混乱状况，十分严肃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028-02
根据相关研究报告显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关系等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在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研究成为中心环节，其已经被列为重要课题。我国属于文化大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对于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研究分析，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扬与继承我国传统文化，使越来越多的国家了解中国、欣赏中国文化，同时还能够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就此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最大化[1]。
一、“天人合一”思想对建设生态文明的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生态文明观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中一方面为人直接属于自然存在物;在此基础上，第二方面为我们属于自然当中，同样我们的身体、血液等都属于自然当中。人先天就存在于自然中，属于自然的一分子，其不能够改变，就此人的所有思想与行动都与自然存在必然的联系，其存在于自然也源于自然。人只有存在于自然的基础上，才能够发展社会，即自然社会。也就是说，人类的发展与进步是以自然为前提的，人类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自然，自然被破坏被毁灭，人类将面临死亡。自然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保障，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家园，人类对于自然的保护有着责无旁贷的义务。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观当中表明，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并不是没有节制、没有约束的，人类要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进行相应的生存活动，使人类在发展进步的同时正视自然保护问题。客观地说，人类对于自然的索取与支配，充分地体现着人类对于自然环境与生存发展两者关系的处理，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要采用科学正确的方式方法去发展进步，在尊重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进行索取，使人类与自然两者相互和谐长久发展。
（二）“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文化价值
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使人类追求利益的脚步越来越快，但是环境生态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就目前而言，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类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工业革命的到来，使人类没有节制、没有约束地对大自然进行索取，虽然人类社会物质文化在不断丰富，但是近年来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等问题接踵而来，不但影响了人类的正常生活，甚至一些自然灾难时常发生，严重威胁了人类的生存繁衍。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要重视与自然的关系，要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念，树立正确的生态建设观，要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社会、发展经济。
“天人合一”的思想重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具有一定的当代价值，主要表现为两点[2]：其中一点为“天人合一”思想能够使人类正确理性地认识自然。在发展的初期，人类将自然环境认为是为人类行动提供一切服务的，但是并没有将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相互结合。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类要合理运用“天人合一”的思想，将其与建设生态文明相结合，改变人类传统的主体性观念。第二点为“天人合一”思想能够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建立科学的文化模式。人类在对自然进行索取的过程中，要顺其自然，在自然环境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生存活动，以此建立人类、自然、社会三者和谐相处的局面。人类的社会发展在“天人合一”思想的视域下，能够建立和谐发展的文化，使人类与自然两者的关系长久可持续发展。
二、“以人为本”思想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观
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随着人类在自然界生存活动越频繁，其与自然界的关系就越密切。恩格斯提出相应观点，人类的生存繁衍、任何活动都离不开赖以生存的环境，人类产生于大自然并且也发展于大自然，人类与自然存在着一种先天性的关系，只要出生这种关系就与自然所建立，并且不能随着人类的任何活动以及生存发展等将这种关系取消。人类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保护的关系，自然的事物通过人类的活动从而变得有意义，其价值通过人类的活动而体现。同样的，人类也是依赖自然生存条件而发展，两者只有可持续发展才能够长久。人类在自然中建立了人类社会，就此人类社会也跟人类相同，存在于自然当中，其与自然也存在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人类社会只有平衡发展才能够保证自然环境资源的有效性，但是当今，人类社会在加快发展脚步的同时并没有过多地关注自然环境，自然对人类进行了相应的报复，越来越多的环境破坏、生态破坏问题出现，甚至有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威胁着人类社会。就目前而言，人类社会需要放慢发展的脚步，客观冷静地观察一下自然环境，对于自然的变化予以更多的重视，并且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念，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引导人类社会科学进行生产活动，通过研究实践证明，可持续发展观符合这一发展理念。要使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政治文化等相互和谐共同发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局面[3]。
（二）“以人为本”思想当代文化价值
“以人为本”思想是促进人类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关键，其主要是指人类的生产活动以及发展进步等，要以人为主体，这其中不但包括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建设，同时还包括精神文化的传播，甚至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以人为本”思想的意义越来越丰富，如今以人为本是要改变传统物质牵引人类的局面，逐渐转变成人类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高效合理地支配物质。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对于“以人为本”思想具有自身的定义，其更注重的是人为主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实践活动，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与自然产生矛盾，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能够仅仅只关注个人，而是要将自然中的全人类为活动的主体。恩格斯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主要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以人类的物质价值需要为目标进行生产活动，但是这一过程当中要注重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者的关系，要和谐共同发展。“以人为本”思想具有一定的当代价值，主要表现为两点[4]：其中一点为人本主义正确认识观在“以人为本”思想当中得以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以人为本”注重的是人与人实践活动的和谐性以及人与自然发展的和谐性。要求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够以个人为原则，要将人类活动形成一个整体，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保护自然，与大自然用相爱的原则和谐发展，而且保持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仁爱之心，形成长久可持续的发展。另一点为“以人为本”思想能够建立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文化模式。就目前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完全违背了“以人为本”思想的初衷，其体现出来更多的是自私、物质等价值，这种发展模式难以长久，是会遭到自然报复的。“以人为本”思想是要求人类社会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不以牺牲为手段，本着人人相爱的原则，进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追求，形成具有长久性的发展文化模式。
三、“以和为贵”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观
人类社会在自然环境中发展与进步，其发展规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发展进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具有一定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会产生分歧、甚至斗争，只有矛盾存在，事物才能够进行不断的运动活动，人类社会才能够在发展中不断进步，所以人类社会要客观正视矛盾的存在。随着人类社会生产活动越来越频繁，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各种矛盾，其中比较明显的为生态失衡、地区性差异较大、贫富差距悬殊以及人炸等，这些都为人类的发展进步提出挑战。只有将这些社会矛盾予以科学合理的解决，才能构建和谐社会，才能够使人类在生存的基础上追求幸福生活。
（二）“以和为贵”思想的当代文化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思想更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的共同发展，其本意是消除竞争观念，减少战争与对抗。“以和为贵”思想中最重要的原则即为存异求和，这种求和并不是没有原则、随意的求和，而是将存异为基本前提进行的求和活动，就此减少对抗与争斗，以和为贵能够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争吵，减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斗，能够促进人类社会在生存中不断发展进步。“以和为贵”思想具有一定的当代价值，其主要体现为两点[5]：其中一点为形成和谐正确认识观。
四、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的发展进步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其对我国起到引导性的作用，本文主要通过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分别对“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及“以和为贵”三种思想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阐述分析，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熏陶，建立长久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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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网络文化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之间的关联不仅来源于其现实的合理性，更来源于二者共同的文化品质和人文追求。在当代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放置于网络文化这个新的传播媒介中来实现，必呈现出新特点：传播介体权力系统的退场以及社会政治价值的多元；传播主体中心角色的流失以及社会政治话语的多样；传播客体个性意识的张扬以及社会政治行为的疏离。在网络文化传播中促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需要利用传播介体的综合力将抽象的理论创制为亲近性读本；发挥传播主体的创造力，将深刻的理论赋予其日常性意义；激发传播客体的学习力，将硬性的灌输转换为自觉性素养。
网络文化在丰富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同时，突破时空的边界，迅速抢占了传统文化形态的生存空间和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生态位，成为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化传播的当代形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可以看作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人民群众中获得认知、认可、认同，其实是一个文化现象及其传播的过程。因此，探讨网络文化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之间的内在关联、现实境况以及实践路径是当代的重要课题。
一、网络文化传播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关联
网络文化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之间的关联不仅来源于其现实的合理性，更来源于构成事物矛盾双方的内在需要性，即共同的文化品质和人文追求。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文品格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通过卓有成效的理论普及工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少数人理解掌握到广大群众接受认同的过程。大众化意味着“化大众”，即在接受的基础上，注意采用通俗的语言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知识来化育(教化、感化)大众，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升为每一位普通中国人的一种自觉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这个过程既是知识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也是价值观传播与接受的过程。“大众化”作为一个知识传播过程. 遵循的是理性原则，如同一般的知识传播一样，需要讲清其科学原理和科学逻辑。而作为一个价值观传播过程，就不仅仅是讲明科学道理这么简单，因为关涉到某种价值的接受和认同就需要运用到价值理性，要告诉大众它不仅是有用的，还是好的，是值得人们去追求的。这就要求在“大众化”的过程中不能局限于科学思维，还应从其人文的品质或文化的角度中去思考。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狭隘和片面的理解，过多地强调它的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性，而忽略其文化品格和文化过程。诚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其“化育”的过程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命令、政治指令的传递;更是一种政治价值、政治理念和规范的传播，即文化或人文的传播。我们说，政治与文化都不是一种被动的社会陈设，它们都是一种作用于社会的力量。政治的传播方式是统治阶级利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来对群众施加影响，以大力张扬、传播和灌输，使其成为公共观念，具有某种强制性;而文化的传播方式是以有形的感召和无形的潜移默化来施加影响，更加隐秘和“润物细无声”。在人们厌倦说教、疏远政治的当下，在“大众化”的过程中认识其文化品格，用文化的原理、用人文的力量或许能受到更好的效果。
(二)网络文化传播的人文使命
自然是人类的生存条件，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文化承载着人类的基本精神追求和价值理念，有广泛、持久的影响力。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固然需要物质，但更需要精神和人文智慧。人类发展至今，创造了许多重要的文明成果，网络是其一。以网络为物质基础构筑起来的网络文化改变了人类传统文化的空间存在形态，催生了对外部世界的新的认识和反应方式。作为文化传播的当代形态，网络文化必然承载着重要责任，即指引人类追求更美好、更和谐、更理智、更高尚的生活的使命。可是，曾几何时，我们在享受网络给我们带来的方便、快捷、多样的同时，却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它的人文缺场。如网络成瘾、信息犯罪、网络色情、金融诈骗、窃取机密情报、造谣中伤、煽动性政治宣传、制造混乱等问题就让现代人在精神上遭遇到巨大压力，道德出现滑坡、心灵陷人困惑、生活产生迷茫，在人类发展的丛林里渐渐迷失了方向。这是网络文化带给我们眼花缭乱的晕眩后，所带来的人文主义的萎缩和文化向度的缺失。
人类生活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这一目的应该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网络是人的创造物，是人为发展自身的智力、能力、社会关系等而创设，网络文化应为人走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精神和心灵的指引。面对当前网络文化的娱乐化、游戏化、商品化、工具化倾向，网络文化应在人类社会文化的演绎推进上承担起弘扬先进、高雅文化，摈弃庸俗、媚俗、低俗等落后文化，以真正承担起指引人类走向更好的未来的严肃而厚重的责任。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用先进文化武装大众头脑，使其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主导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科学品性、政治意义，更兼具文化品格。而网络文化自身拥有不可推卸的弘扬先进、推崇高尚的使命。这是二者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拥有的共同的文化诉求与内在关联。
二、网络文化传播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境况
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型文化形态，它基于传统“媒介”文化但又是对传统的综合与突破。将“大众化”的任务放置在网络文化这个新传播媒介来实现，就需要思考因为各种关联条件的变更而使“大众化”这一先进文化传播活动呈现出的新特点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些可能性问题。
(一)传播介体权力系统的退场以及社会政治价值的多元
从传播的介体看，传统的媒介文化所构成的是一个个相对独立、封闭的文化体系，因为受到技术、时空的限制，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自上而下、以少对多的金字塔型的权力传播系统，无论是通过传统的公众的报纸、广播、电视或者其他个人媒介，都是根据权力机构的意识形态来进行宣传与教化，这种权力系统具有强大的威力，在信息掌握不对称的情况下容易左右大众的思想和行为，使普通大众朝着权力媒体引导的声音而行事，也容易使“大众化”的过程犹如医生给病人进行“皮下注射”般可预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民众中容易成为传播的主流。而网络文化因为嵌人了新技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方式构成的“虚拟空间”，各种信息可以迅速地通过网络复制、传送、转换，这样所构成的就是一个相对开放、兼容、共享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系统容纳了各国各民族的多元政治文化，使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信息充斥网络，造成整个社会政治价值的多元化。
(二)传播主体中心角色的流失以及社会政治话语的多样
传统的金字塔型的权力传播系统赋予传播主体以领导权、控制权，由于技术、时空的限制，信息往往由少数人掌握经有限的人使用，传播主体成为高高在上的权威者与主导者，“大众化”的过程一般遵循的是宣传—灌输—接受这样一条路径。在“大众化”的运作过程中，传播主体，尤其是领导、上级机关是信息的掌控者同时也是信息的“把关人”，他们把符合传播主体标准的信息、内容进行层层把关、加工、处理、过滤、净化，选择合适的信息进行传播、宣讲，同时，对宣讲的时间、方式进行适当配置，经过这一“把关”而传送出来的声音必定是一种权威话语。而传统传播介体权力系统的退场，传播主体的中心角色遭受质疑。网络的出现，将全世界所有的信息资源汇集到了一起，在这一系统中，只要上网就进人到全人类的生存环境中，于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理想、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交织在一起，传播交流处在一种无序而混乱的状态，主流话语、主流思想难以形成。社会政治话语的多样化由于网络文化的出现而不可避免。
(三)传播客体个性意识的张扬以及社会政治行为的疏离
传播介体线性的金字塔型的传播体系，使得传统的传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明晰的、确定的。传统的传播主体的权威角色作用于传播客体，直接导致了传播客体处于一种“我说你听，我推你动”的受控、被动局面，充当的是受教育、被灌输的角色，习惯于被动地遵从而较少选择的自由，个性意识往往处于被压抑状态。网络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沉寂的、确定的关系格局，它以强大的力量在一夜之间将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信息汇集到你面前，构成了一个开放的、无限增长的信息资源库，实现了资源的真正共享。如果说传统的“大众化”让人感觉是一种“皮下注射”式的强制灌输的话，那么，网络文化给予的自由选择意识大大释放，主体意识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个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由于历史等各方面原因，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的抵触，使得民众在“大众化”中存在着有意无意中淡化政治、疏离政治的倾向。
面对网络时代带来的社会政治价值多元、政治话语多样、政治行为疏离的倾向，考察“大众化”的现实状态，还有两个重大挑战或现实难题需要进入我们的思考视闽。
一是网络文化的“霸权主义”渗透。
网络文化不是一个脱离现实世界之外而建立的纯粹的“虚拟”文化，相反，它是现实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网络文化从产生起就带有明显的霸权文化的特征，这一特征的显现是以对网络技术的控制为基础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强势、技术强势向全世界输出其所奉行的文化主张、价值理念和政治思想，以使他们的文化成为“霸权文化”，遏制和消解其他文化元素。因此，网络文化成为一个新的工具，形形的意识形态言论在此充斥，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亦在此登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争夺战中，若无坚定的信念和相当的辨别能力，其思想观念必将受到极大的冲击，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强势的情况下，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大众的主流价值观，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二是网络文化的“后现代”倾向。
网络文化和传统“媒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多方面又否定、批判和超越了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呈现出一种追求感性而轻视理性、追求平俗而反对高雅、追求实际反对深厚的“后现代”文化趋向。比如，网络传播对传统政治文化传播的最大挑战是对“中心”和“权威”的排拒。传统的政治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组织和机构，而网络传播不受国界、民族、宗教的限制，通过超链接、超文本的手段，将全球各种文化信息连接在一起，使人们的价值选择、生活方式和知识兴趣趋向多元化，传统媒介文化权力系统所建构起来的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对深层意义的探索以及一种理性的思维逻辑模式都因网络传播媒介的开放与兼容，传播主体中心话语的消失而被解构和去魅。加之，作为传播客体的大众进人网络世界中，就可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特殊的虚拟身份，可以非常方便地对自己进行各种伪装，无需面对自己真实的思想。面对多种选择的自由，人的惰性使普通民众容易抛弃崇高，选择平庸;追求肤浅，放弃深厚;而代之以一种非逻辑的思考方式以及对任何事物无需探究也无需解释，不追求思想也不追求深度的“后现代”选择。这种后现代选择必然消解传统文化权力系统建构起来的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和主流地位，对“大众化”带来冲击与危机。
三、网络文化传播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
伴随网络的迅猛普及，网络文化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各个领域都试图通过网络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主张，世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较量也早已在网络文化中拉开。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网络进行的思想文化的渗透和强权政治的推行以及网络文化的去中心、去权威的后现代倾向，网络文化需要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来导引普通大众，这是网络文化传播在当代中国的使命。
(一)利用传播介体的综合力，将抽象的理论创制为亲近性读本
网络具备所有电子媒介的综合特点，可以利用文字、声音、图画、色彩、影视以及三维空间、虚拟视觉等各种方式进行信息的整合与传播，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仿真性，使传播客体有全方位的知觉体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本身所特有的抽象性、概括性，甚至是艰深的。如果还是干巴巴的教条和学术化、经院化语言，对普通大众而言是毫无吸引力的，其势必为其他文化形式所淹没。利用网络的多媒体特点将抽象生硬的理论转换为活泼、生动的文字、图片、影视、动画、音乐，使事与理、情与法、形与声、形与神有机融合，赋予生硬的理论以亲近的文本与活泼的形式，使大众在轻松愉快、自然而然中被吸引。这种丰富多彩的形式很重要，因为对于任何一种理论而言，吸引是接受的第一步，如果不能首先从形式上吸引大众、激发大众兴趣的话，尽管是“科学理论”、“先进文化”也会降低被大众感知的机会，当然也难以达成认同。
(二)发挥传播主体的创造力，将深刻的理论 赋予其日常性意义
毋庸质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的彻底性。它既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又是真善美的统一。它是一种普世关怀，以解放全人类为终极价值目标，又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如何将这些深刻的理论让普通大众理解与接受?诚然，利用网络的综合特点在形式上吸引人固然重要，但要真正成为主流文化，真理性的内容才是根本。当下值得警惕的是要避免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游离于普通民众生活视阑的空谈世事和寻章摘句的枯燥说教;要避免大众因感觉不到理论对于自己的意义而敬而远之。所以，在“大众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传播主体的创造力，要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对于普通生命体悟世俗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彰显其人文关怀，为普通生命提供意义引领。因此，以网络文化为媒介进行“大众化”的过程中，在内容上要注意从一般的原理层面转向当下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里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理论思考层面，思想内容上须贴近大众的日常生活，理论内容的表述要摒弃过于繁琐的逻辑论证。这样才能在一个内容为主和自主选择的时代，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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