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文章对西方学者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差异问题所提出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和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作了评述。 论文关键词：区域经济 差异理论 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 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 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三、国外区域经济差异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国外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地区差异的构成与分解。近些年来，学术界开始运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对地区差异的构成与来源进行分解，以揭示引起地区差异变动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采用费景汉等人提出的方法，对基尼系数进行分解；二是采用加权变异系数方法，对地区差异的产业或部门构成进行分解；三是采用锡尔系数和广义熵指数，对地区差异的地理构成进行分解。（2）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提出区域收入趋同假说，到80年代小阿莫斯提出“在经济发展后期阶段区域收入趋异”的假说，各国学者大都是从区域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区域收入趋同或趋异问题。而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来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3）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注重动态分析，强调技术进步的内生性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运用这一工具不仅可以研究地区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而且可以进一步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的原因。 （4）对企业投资定位和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政策评价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对大量统计数据的分析，着重探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为企业决策和地方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依据。这些方法同样适用于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
[内容提要]对领导干部实行经济责任审计是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是经济责任审计的难点和热点，本文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现状出发，对建立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的意义、原则、内容、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进行了初步探索。[主题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是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审计制度，它是对领导干部所负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一种客观公正的审计鉴证,是审计结果的人格化。它不仅将审计监督引入了干部管理制度,关系到党和政府对干部使用的导向，而且在维护财经法纪、促使领导干部提高管理水平和遵纪守法意识,推动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在实施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必须运用一系列的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从不同角度及不同层次，对其任期内所在地区、部门和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以及有关经济活动所负的经济责任进行客观而公正的审计评价，这是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核心内容，是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基础。一、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现状当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评价依据不充分，评价内容笼统，过于格式化。无论是《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以及国家审计署、国家各部委办和各省审计厅所发的文件等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内容都是从几个大的方面做了规定，具体评价的内容没有细化，没有评价的量化指标，也没有评价的综合标准，审计评价缺少充足的依据。如：对“经济发展项目”、“企业发展状况”具体应该评价那些方面，什么标准界定其为“好”、“较好”、“一般”、“差”，又以什么为依据综合评价“很好履行”、“较好履行”、“基本履行”、“没有履行”经济责任。另外审计报告文本非标准化，没有评价的具体框架，审计评价难度增加，多数情况只能由审计人员根据自身素质，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评价。这样作出的审计评价常出现如下情况：一是评价超出审计范围。对一些与审计事项无关的业绩加以确认，与经济责任无关的责任也加以界定。二是评价主观性太强，语言绝对化，违背谨慎性原则，轻易下结论。评价变成了鉴定式，又无具体事实证明材料支撑，大大增加了审计风险。三是审计评价往往就事论事，泛泛而论，只对单位不直接对责任人，而且评价内容过多，造成评价目的不明确。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经济责任审计的质量，削弱了审计的作用，增大了审计风险。二、建立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的意义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一套科学适用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各地审计评价标准不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深入进行。在当前形势下避免和消除这些现象，建立一个科学、规范、可操作性强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规避和减少审计风险，无疑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建立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是对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进行全方位监督的需要，是促进和激励领导干部认真履行经济责任的需要，是补充完善领导干部量化考核体系的需要，是规避和减少审计风险的需要。对此，结合实际情况，我们制定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三、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原则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评价总的原则是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具体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坚持法制性原则。审计评价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为审计评价依据，在法定职权范围、授权和委托范围内作出符合事实的判断，不得使用与法律、法规不一致的用语评价被审计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二是坚持客观公正原则。以审计的事实为依据，不受外界的任何影响，不附带任何主观成分，要按照客观事实的本来面貌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评价过程中还要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依靠审计调查取证所获得的可靠数据，进行计算、比较和分析，力求真实可信。三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审计评价不能违背客观事实，笼统地进行评价。必须限定在领导干部任期范围内履行的经济活动，不属于审计职责范围的不评价，与审计无关或未涉及事项不评价，以防止带来不必要的审计风险。同时，评价要坚持历史的观点，划清前后任的责任、前后任的政绩，客观真实、实事求是地评价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切忌把所有成绩归功于一任领导的政绩来评价，或把单位存在的所有问题都归责于一任领导。对被审计单位在财政财务收支和重大经济活动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评价中必须鲜明地分清责任，既要划清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又要弄清是主观责任还是客观责任，真正客观地界定领导应负的责任。四是坚持谨慎性原则。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中要保持谨慎的态度，该评价的评价，不该评价的不评价。对审计未涉及、证据不充分、依据不明确、责任不清楚、职责超范围的事项不予评价。对应该评价的事项，还要充分听取被审计领导的陈述和申辩，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同时还要注意用语的规范性和准确性，不可言过其实作出过高或过低的评价，在把握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准确的判断，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对一时搞不清楚的和发生的重要经济事项难以下定性结论的问题，要以写实为主，对事项发生的原因、过程、后果给以客观的说明，以保证审计评价的准确性。[1][2][][]四、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内容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主要内容是：1、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设置和执行情况，以及被审计者对有关问题应承担的责任。一是事实性评价。通过对被审计单位账表反映的财政、财务收支数据与审计机关依照现行的会计制度和国家财政、财务收支规定进行审计认定后的数据相符合程度的比较，作出会计资料真实、基本真实、不能真实反映年度财政、财务收支情况的评价。二是合法性评价。根据审计查证的事实，作出对被审计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符合、基本符合、违反财经法规的规定的评价。三是效益性评价。在财政、财务收支真实性、合法性审计的基础上，通过对被审计单位经济效益实绩与相关的目标、指标、标准的比较，对经济效益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四是内部控制制度的评价。通过被审计单位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设置情况的审查，作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部分健全、不健全的评价；通过对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测，作出内部控制制度有效、部分有效、无效的评价。在对被审计单位作出上述评价的基础上，依据审计查实的事实，作出被审计者对有关问题应承担相应责任的评价。2、执行财经政策和遵守财经法纪情况。被审计者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不仅有自觉遵守财经法规的义务，而且有认真贯彻执行财经政策的责任。因此，通过审计，应对被审计者作出贯彻执行国家财经政策和遵守财经法纪情况好、较好、差的评价。同时，还应对被审计者廉政建设情况及在改革中的经济举措作出评价。3、经济管理实施情况。一个单位管理的好坏，经营水平的高低，除了客观因素以外，很大程度取决于领导干部管理能力的强弱、努力程度的高低。要针对资产管理、经营管理、财务管理等情况，对被审计者的管理能力、努力程度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4、经济目标完成情况。经济目标分为量的目标和质的目标，量的目标包括各项经济指标所要完成或达到的数值，质的目标包括单位经济管理能力、经营水平等内容。通过对被审计者任期内各项经济指标和经营实绩的计算、比较，对各项质的目标实现情况的检测，凭借审计查证的数据和掌握的资料，作出定量和定性分析，肯定业绩与成效，指出差距与问题。同时，对被审计者所起作用程度作出评价。五、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在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中既要注重综合评价指标，也要注重量化评价指标。综合评价指标包括：经济发展指标，企业综合绩效，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性，重大经济事项决策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履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福利费和招待费的控制率，落实审计决定和整改情况，遵守廉政规定情况等。在综合指标下设置考评分值，系数在0.75至1之间，用分值乘以系数得出单项得分，一般分三个等次，“好”的系数为1，“较好”的系数为大于等于0.75小于0.90，“一般”的系数为小于0.75。量化评价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率，税收增长率/GDP增长率，出口总值增长额，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均收入增长率，科技、教育、计生、新农村建设的投入，企业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债务风险、经营增长状况等。在量化指标下设置考评标准，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大于本地平均水平就可评价“好”，等于本地平均水平就可评价“较好”，小于本地平均水平就可评价“一般”。六、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标准根据国家、省关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经济责任审计实际，提出以下标准：一是财政财务收支和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评价标准。分为真实、基本真实、不真实。真实性评价运用调整比率与审计专业判断相结合的办法。真实等次的标准为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审计调整幅度≤3%；基本真实的标准为会计资料基本真实、完整，审计调整幅度＞3%、≤6%；不真实的标准为会计资料不真实、不完整，审计调整幅度＞6%。二是财政财务收支和资产负债损益合法性的评价标准。分为合规、基本合规、不合规。合规性评价运用违规比率与审计专业判断相结合的办法。合规的标准为没有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或者违规行为轻微不需要处理的；基本合规的标准为违规金额占审计金额的比值≤5%；不合规的标准为违规金额占审计金额的比值＞5%，或者违法违规金额虽然不大，但性质严重的。性质严重是指：私设“小金库”、“账外账”，以及挪用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保障资金、救济资金、社会捐赠资金、救灾、扶贫、移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金等。三是重大经济决策规范性评价标准。分为规范、基本规范、不规范。规范的标准为重大经济决策制度健全，有可行性研究报告和专家论证意见；决策时履行了民主程序，决策的内容符合国家经济政策和财经法规；基本规范的标准为建立了重大经济决策制度，决策的内容符合国家经济政策和财经法规，但个别程序执行不充分；不规范的标准为缺少重大经济决策制度，没有履行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听取集体意见等决策程序，或决策的内容违反国家经济政策和财经法规。四是重大经济决策执行有效性评价标准。分为有效、基本有效、无效。有效的标准为决策被全面执行，全面实现决策目标；基本有效的标准为决策被全面执行，基本实现决策目标；无效的标准为决策没有被全面执行，没有实现决策目标。五是领导干部个人廉政情况的评价标准。如果发现领导干部有违反廉政规定问题，则不予评价，可以在审计结果报告、移送处理书中反映。对未发现问题的，一般应表述为：经过对被审计单位所提供的会计资料进行审计，未发现某同志任职期间个人在费用报销、资金使用、领取报酬等方面有违反廉政规定问题。对领导干部住房、汽车配备情况，采取写实的办法，不作评价。六是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职责的综合评价标准。综合评价设立四个等次：很好履行了经济责任，较好履行了经济责任，基本履行了经济责任，没有有效履行经济责任。等次实行评分法、条件限制法和审计专业判断相结合的方法。在前三个等次中，如果有一个条件得不到满足，即下降一个等次。很好履行了经济责任条件：综合得分≧90分；未发现违反财政法律问题；未发现个人有违反廉政规定问题；所在地区、部门、单位执行审计决定、落实审计意见率达100%。较好履行了经济责任条件：综合得分≧75分、﹤90分；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合法性评价为合规；未发现个人有违反廉政规定问题；所在地区、部门、单位执行审计决定、落实审计意见率≥90%。基本履行了经济责任条件：综合得分≧60分、﹤75分；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合法性评价为基本合规；未发现个人有违反廉政规定问题；所在地区、部门、单位审计决定执行率和审计意见落实率≥80%、＜90%。没有有效履行经济责任条件：综合得分60分以下；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合法性评价为不合规；个人有违反廉政规定问题；所在地区、部门、单位执行审计决定、落实审计意见率80%以下；本单位存在数额较大的“账外账”、“小金库”等违规问题。七是经济责任界定标准。直接责任是致使国家、集体财产遭受损失而应当负有的责任。主管责任是对其主管的部门、单位或地区的财政、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业务活动由于管理、领导不当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因制度不严、监督不力造成违反国家财经法律、法规应当承担的责任。领导责任是对其非直接主管的职责范围内的部门、单位存在的违纪违规问题及其他问题负有的责任。界定领导干部的任期经济责任要注意区分下列责任界限：工作失职与工作失误的界限；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界限；现任责任与前任责任的界限；直接责任与其他责任的界限。
摘要：银行机构开展经济资本管理，可以量化内部每个业务单元和每个业务环节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大小，可以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和对客户的风险定价，进而使绩效评价和经营战略更为科学，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阐述了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其次，分析了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作用，最后，对如何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我国；银行；经济资本管理
一、前言
金融业界对经济资本这个概念并不陌生，但一直困惑于如何将这个概念与金融实务紧密联系起来。自经济资本概念提出伊始，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就一直在探索如何使这个概念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如何超越定性的层面，定量地、具体化地度量经济资本，以及如何利用各种经济资本指标来深化金融企业的业绩管理。这些努力总结起来，其实质就是如何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工作。
经济资本指用于承担业务风险或购买外来收益的股东投资总额。经济资本＝风险资本＋商誉。如果没有购买外来收益计划，经济资本和风险资本的差别可以忽略。而风险资本是指抵补一定时间段内，给定置信区间内资产和其他头寸价值的潜在损失金额，即指能够令损失超过资本的概率小于一定水平的资本要求。在现代商业银行监管框架下，资本能力大小决定了银行的规模增长能力、风险抵御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银行机构开展经济资本管理，可以量化内部每个业务单元和每个业务环节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大小，可以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和对客户的风险定价，进而使绩效评价和经营战略更为科学。
二、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在中国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了以完善资本充足率框架为主要内容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国家正式实施。中国政府为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设定的最后期限为：拥有大量海外业务的大型中国银行须在2010年前实施。2007年2月27日中国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规定：“银行经批准可以申请暂缓实施新资本协议，但不得迟于2013年。”同时，中国银监会督促大型国内银行，按照新资本协议规定的高级内部评级体系，开发最复杂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要求中小银行借鉴新协议所代表的先进风险管理技术和经验，逐步朝先进的风险管理模式靠拢。
新资本协议提出的信用风险的初级和高级内部评级法都要求有5年的违约概率数据，高级内部评级法还要求有7年的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数据。因此，国内银行最迟需要从2008年1月开始收集数据或者推迟使用高级内部评级法，或者从开始收集数据起7年后再使用该方法。今日，国内银行执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号角已经吹响。
管理风险的能力是银行的核心能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其实质体现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新资本协议要求精确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新资本协议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信息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如何依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识别金融风险，利用金融风险技术建立风险模型，难确计量与完整披露银行的风险，如何以“资本约束下盈利能力最大化”为目标，实现流程银行等管理激变，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如何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贯穿风险控制意识和风险管理，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于引人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采用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建立以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识别和计量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水平，从而用经济资本定量表示全行总体、各业务品种、各分支机构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水平，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对客户的风险定价，使绩效评价和利率定价更为科学，进而提升自己的风险管理能力，优化业务结构和区域结构，适应资本监管要求。目前在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还达不到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建立资本制约机制，可以有效地引导和约束风险资产的增长，确保风险的增长与资本的增长相协调，稳定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
三、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作用
1.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是银行经营管理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表现。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运用以及相应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够促进银行管理模式由传统的粗放式、外延式向集约式、内涵式转变。
2.经济资本是银行实施战略管理的基础手段。全面计量和监控风险状态是银行实施战略化管理、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手段。当经济资本总量接近或超过监管资本时，银行应通过某种途径补充资本金、控制其风险承担行为，否则其安全性将在战略上受到威胁。
3.经济资本是银行开展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全面风险管理是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其关键环节在于风险的量化、分解、监测以及应对策略。经济资本通过对非预期损失的计算和预测，直接反映银行的风险全貌，同时，经济资本的配置能够实现银行资本与风险的匹配。
4.经济资本是银行内部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在经济资本配置的基础上，通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指标对银行的各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的评价，考察了其盈利能力，又充分考虑了该盈利能力背后承担的风险。
5.经济资本管理的实施为银行市场营销提供指引。银行决策者判断不同业务和产品的市场进退标准是经济资本回报的大小。银行应保留和发展较大资本回报的业务和产品，否则应予收缩或退出市场。
四、如何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需要考虑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尽快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
商业银行应综合考虑股东、经营管理层、监管当局等不同角色对资本管理的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第一，评价银行总体风险承受能力。银行的董事会须综合考虑监管当局规定、股东收益和经营中承担的风险，并对所需资本的总体水平做出评估；银行的经营管理层须就其风险偏好所要采用的风险结构做出决定。第二，合理配置资本资源。银行根据既定的资本总量和资本回报要求，运用限额管理、组合管理以及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目标管理等手段，将资本在各个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等不同层面进行有效配置。第三，最优化可用资本。在风险结构和预计的资本需要量一定的情况下，银行需要平衡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运用内部风险资本模型度量最优化可用资本水平，确保可用资本与规划资本需要一致，并使资本成本达到最优。第四，衡量资本使用和收益。银行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计算实际资本收益，当环境变化、业务超过原定目标或原定目标无法完成时，银行有必要对资本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
(二)加快研究制定经济资本管理配套制度
经济资本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必须运用到银行所有业务流程中，并使之充分发挥决策支持作用。在当前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应坚持制度与系统“同步推进、配套建设、逐步完善”的原则。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和培训力度，促进银行经营管理理念的转变和提升；另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制定和出台一整套经济资本分配管理办法，从而更全面、更扎实、更有效地推进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建设。
(三)明确经济资本计量范围
依据内部风险资本模型计量的经济资本应与监管当局要求的监管资本保持总体平衡，商业银行应分别计量相应经济资本抵御以上三种风险。
(四)合理选取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
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主要有三种：资产波动法、收入波动法和系数法。这些方法的复杂程度不同，技术上也各有优劣。从各国银行的实践看，资产波动法正在成为普遍接受的计量和配置经济资本的方式。
(五)建立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评价体系
国际先进银行主要采用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综合考核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该指标不仅能够将银行的收益和风险直接挂钩、有机结合，充分体现经营目标和绩效考核的内在统一，还能够促进银行建立良好的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也能够激励银行自觉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风险，在审慎经营的前提下拓展业务、创造利润，实现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最大化，从而实现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经营目标。
(六)加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国外银行的先进管理信息系统主要有资产负债管理系统、资金转移定价系统、财务集中管理系统、内部评级系统等。这些管理信息系统不仅可以处理银行内部的资本配置问题，还可以对账面收益水平进行调整，得到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状况，从而真实反映银行资本是否实现增值目标以及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
参考文献：
[1]银强.引进经济资本管理手段实施全面风险管理[J],广西农村金融研究,2005,(01)
[2]单增建.运用经济资本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J],新金融,2005,(06)
[3]单增建.用经济资本理念提升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5,(06)
[4]宋常,丁卫.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核心技术——RAROC[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02)
[5]莫海云.论经济资本与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J],经济论坛,2005,(16)
目前针对房价的调控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自2010年4月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以来,已经过去三年多。在这期间“新国十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目前我国一、二、三线城市房价已经趋于稳定。从全国来看,各项指标均表示房地产投资热度在持续下降后略有回升。本文目的在于探究货币政策对于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动态影响,货币政策变动对于房屋销售价格变动究竟有多大的影响。笔者利用北京和石家庄两地数据建立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方法来观测货币供应量与实际利率对房地产价格的动态影响,并对两地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中的货币政策既包含着货币政策的一般特点又体现着房地产行业独有的特质。运用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主要是通过三条渠道:一是货币投放量;二是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三是房地产市场的贷款规模。本文主要选取了货币存量规模指标和利率指标进行研究。
二、实证模型的建立
(一)数据指标选取
笔者选取了2005年6月到2012年7月的月度数据共86期来研究两地房地产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动态关系。数据来源为“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查询与辅助决策系统”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在房地产市场方面采用房地产价格这一指标进行实证研究,在货币政策方面则采用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这两个指标参与研究。具体来说,这里用BFPI表示北京市房屋价格,用北京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月度、环比)替代;用SFPI表示石家庄市房屋价格,用石家庄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月度、环比)替代。用M2表示货币供应量,数据选用广义货币存量,因为它最贴近真实经济中的流动资金。用R表示贷款利率,数据选用1~3年期贷款利率作为样本。因为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一般为1~3年。
为了使实证分析更科学有效,本文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了处理。首先对两地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月度、环比)进行定基处理,基期确定为2005年6月,将该月份房屋销售价格设定为100%,将数据转换为定基数据。然后对M2进行价格平减处理,用当月的M2规模除以2005年6月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 M2进行平减处理。最后用X11法对BFPI、SFPI和M2三组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并且为了降低异方差的影响,在实证之前对BFPI、SFPI和M2取对数。
(二)建立VAR模型
笔者将建立北京市和石家庄市两个城市的VAR模型,用来对比分析货币政策变量的变动对房地产价格的动态影响。VAR模型变量包括房地产价格FPI(北京市为BFPI,石家庄市为SFPI)、贷款利率R和广义货币存量M2。
(三)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
在建立VAR模型之前,为了避免伪回归,必须对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分别对各个变量进行检验。各序列的ADF检验表明,原始序列一阶差分后的序列都是平稳序列。所以各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符合协整检验的条件,如表1所示。
为了得到数据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信息,所以要运用协整理论来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由于我们要进行的两组协整检验对象都包含三个变量(即当地房屋销售价格指数、M2和R),因此我们使用Johansen方法分别对其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表2中北京数据的Johansen检验结果在原假设为0个协整向量的情况下统计量为45.491 6,大于95%置信水平的临界值42.915 3,说明原假设不成立,该组数据至少存在1个协整向量。而同时至少存在2个协整向量的原假设也通过了检验的情况下,则认为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只有一个协整方程,BFPI、R和M2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石家庄数据的Johansen检验结果也意味着SFPI、R和M2这三个变量同样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这就满足了建立VAR模型的条件。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脉冲响应函数
根据AIC准则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随后对北京市和石家庄市的数据分别建立VAR模型,并经过检验呈现出稳定状态。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脉冲响应函数,刻画脉冲响应图来考察货币供应量与利率变化对两地房地产价格的动态影响。
由图1和图3可以看出货币存量对于北京和石家庄两地的房地产价格动态影响的共同点是从长期来看都会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不同的是,在图1中M2变化冲击对北京市房地产价格的动态影响中,当期货币供给量的一个正冲击造成了北京房地产价格长期稳定的增长趋势,在第24期达到最高点;而在图3中,货币供给的冲击在短期内先造成了石家庄房地产价格小幅的反向变动趋势,在第5期达到最低,稳定在第6期再逐步上行,在第12期回到原点,在第12期之后出现与货币存量同向的变化趋势,在第24期达到最大。
房地产行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对房地产企业来说,投资、开发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来源除了一部分自有资金之外,其余均来自银行的贷款。当货币供应量上升之后房地产商能够得到更充裕的资金,从而加大房地产市场的商品供应,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充裕的货币存量,也会给房地产消费者、投资者和投机者更充裕的资金,其中包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贷款资金的增加,从而推动房价的上涨。北京和石家庄两地房地产价格表现出来的差异,可能是由两地市场特点不同所引起的。北京市的房地产市场有更多的房地产商和商品房,同时也有更多的投资和投机者,所以货币存量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到短期内的房屋销售。 图2和图4是贷款利率变化对两地房地产价格变化的影响,相似的是,从长期来看贷款利率的上升均会导致北京和石家庄两地房屋价格的下跌;且两地房地产价格在受到利率变化的一个正冲击之后,在短期内都表现出正向变动的趋势,一定时期后会回归原点并向反方向发展,并在第24期达到最低点。不同的是,北京的房地产价格正向发展趋势的幅度要低于石家庄的房地产价格正向发展趋势,并且回归到原点的速度也快于石家庄。
贷款利率的上调必然提高了购房成本,阻碍了房产的销售,最终导致房地产价格下滑。另一方面,贷款利率的上调同样提高了开发商融资的难度,在短期内导致房地产市场供应不足,房价上涨。但是北京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实力较之石家庄房地产开发商实力更加雄厚,短期内受到贷款利率上升带来的融资压力要小,所以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要比石家庄小,回复速度较石家庄快。
(二)方差分解
从图5至图8可以看出,货币存量和贷款利率对于房地产价格变化的贡献率随着时间的延长会越来越大,但总体来看并不是很大,两项的贡献率加起来仍然低于20%。可见,对于房地产价格贡献率最大的还是房地产价格本身。这说明货币政策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是有限的,必须与其他宏观调控手段同时进行才能达到合理抑制房价上涨过快的
目的。 从图5至图8中可以看出,货币供应量与贷款利率二者在北京与石家庄两地房地产价格变化的贡献率中所占比率有明显的不同。北京市房地产价格变动中货币供应量的贡献率较大;而就石家庄房地产价格变动而言,贷款利率的贡献率更大。笔者认为,这主要源于两地房地产市场的不同特点:北京市房地产商资金较石家庄普遍充裕,并且有更多更有资金实力的投资者和投机者。当贷款利率变动的时候,对房地产商而言融资压力较石家庄更小;从购房者的角度考虑,拥有充足资金的投机者对于利率的变化也相对更不敏感。另一方面,石家庄的房地产商流动资金较少,在遇到贷款利率上调的时候融资压力更大;并且市场上出于使用目的且资金不充裕的购房者较多,在贷款利率上调的时候就会造成房屋销售较北京更大的阻力。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从北京市和石家庄市的实证检验结果来看,货币政策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时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效果也是不同的。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以北京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和以石家庄为代表的二线城市中,货币政策的效果会因为不同地区房地产发展程度的不同而在短期内表现出不同的效果。
1. 紧缩的货币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房地产价格产生抑制效果。无论是货币供应量的减少还是利率的提高都能够使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降低,达到抑制房价过快增长的目的。
2. 货币政策对于房地产调控效果是相对有限的。在方差分解过程中,无论是一线还是二线城市,其货币政策调整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贡献率都没有超过30%,可见作为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要想实现更好的效果还要配合其他调控措施。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国家多次运用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但效果并不显着。本文的实证结果证明,货币政策对于调控房地产市场有一定的效果。降低货币存量和提高贷款利率都能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但总的来讲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
3. 货币政策对于二线城市的影响更为明显,对于一线城市的影响相对较小。在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的过程中,二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表现出更强的敏感性,而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则更加稳定。
4. 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分别对货币政策的不同传导渠道效果不平衡。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对于货币供应量的改变更加敏感;二线城市则对于利率的改变更加敏感。
(二)政策建议
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提高利率的调控作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调整对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并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利率作为央行直接制定的政策,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较低的存款利率和较高的贷款利率人为地造成了较大的存贷利率差。对于利率的调整虽然频繁但是由于相对利差的变化不大导致其政策效果较差。利率市场化能够使利率的期限结构更加合理,从而加大房地产业投融资的利率弹性,抑制投机需求,达到调控目的。
2. 合理控制货币供应量,在接下来一个时期内应该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运用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再贴现率政策等多种手段控制货币投放,在抑制通胀的大背景下,起到调控房地产价格的作用。
3. 严格控制房地产投资与消费信贷规模,适度加大房地产开发信贷支持力度,提高信贷投放的灵活性。首先,商业银行要严格执行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贷款买房的信用评估和风险评估体系。保证银行业总体风险水平保持在可控范围内,避免由于楼市波动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可能导致的金融危机。其次,要根据不同城市的房地产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来对信贷政策做出调整。具体来讲,在北京市等一线城市要严格审批,防止房地产投机行为造成的房价虚高;而在石家庄市等二线城市可以给予房地产业更大的支持,满足居民住房需要的同时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典型市辖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因子分析法;广西
市辖区是县级行政单位,是城市化进程中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地级市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市辖区经济在广西经济体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对广西县域经济发展起带头示范作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广西市辖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得到了一定提高,但总体竞争能力不强本文选取广西13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的典型市辖区(包括防城港市防城区,钦州市钦南区钦北区,贵港市港北区港南区覃塘区,玉林市玉州区福绵区,百色市右江区,河池市金城江区,贺州市八步区,来宾市兴宾区,崇左市江州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各市辖区的经济竞争力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广西市辖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和思路
1广西市辖区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1构建的基本原则
(1)实事求是的原则市辖区是广西重要的县域经济发展区域,其经济的发展具有本身的独特性,因此,设计时要因地制宜,要考虑区域自然区位条件及其发展的实际情况
(2)系统全面的原则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市辖区的综合竞争力,指标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企业状况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选取,概括和衡量市辖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3)适用统一的原则即从现行统计报表制度出发,选择能采集可比较的评价指标,要求口径统一,方便对比[1]
1.2指标体系的设计
经济竞争力指标体系包括3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目标层,包含1个指标即综合竞争力总得分第二层次为要素层,包含4个指标,每个要素指标又包含多个基础指标,构成基本指标层具体4个要素层及基本指标层构成情况如下:
(1)经济发展力:包含地区生产总值(X1)人均地方财政收入(X2)人GDP(X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4)农民人均纯收入(X5)城市化水平(X6)非国有经济比重(X7)GDP增长率(X8)人均储蓄存款(X9)共9项指标
(2)政府能动力:包含财政收入/GDP(X10)1项指标
(3)产业结构力:非农产业比重(X11)工业总产值(X12)共2项指标
(4)企业竞争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X13)规模工业企业结构(X14)外商投资比重(X15)共5项指标
2广西市辖区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方法分析
2.1因子分析方法
因子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内部结构的研究,找出能控制所有变量的少数几个随机变量去描述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这少数几个随机变量是不可观测的,称为因子然后根据相关性的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2]
本文选用15个评价指标,根据《广西统计年鉴2006》,利用SPSS11.0统计软件对广西13个典型市辖区经济竞争力评价的因子分析,步骤如下:
第一步,对原始数据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的影响
第二步,建立指标间的相关系数阵R,求R的特征值和累计贡献率
第三步,建立因子载荷阵由于一般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并不满足“简单结构原则”,各因子的典型代表变量并不突出,意义也不明确,所以要使因子更易于解释,就要将因子载荷阵实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可得正交因子表[3]
第四步,提取两个主成分,变量比重分别为48.316%和35.537%,其累计贡献率达83.943%,说明2个因子能概括绝大部分信息由正交因子表,可以看出第一因子对X2X3X5X6X9X11X13X14有绝对值较大的负荷系数,并将它定义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第二个因子对X1X4X7X8X10X12X15有绝对值较大的负荷系数,并定义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因子
第五步,计算因子得分因子变量确定以后,对每一样本数据,它们在不同因子上的具体数据值,就是因子得分根据回归算法计算出来的因子得分函数的系数,即因子得分矩阵根据这个矩阵可以得到下面的F1和F2因子得分函数:
F1=0.051X1+0.138X2+0.085X3-0.076X4+0.127X5+0.139X6+0.022X7-0.016X8+0.144X9+0.101X10+0.116X11+0.069X12+0.124X13+0.092X14-0.027X15
F2=0.141X1-0.036X2+0.096X3+0.174X4-0.023X5+0.083X6-0.121X7+0.178X8-0.068X9-0.143X10+0.042X11+0.121X12-0.019X13+0.075X14+0.184X15
第六步,综合判断为了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和综合评价,需要对各市辖区在2个因子上的得分以及因子的贡献率加权求和得到综合得分值Y,即:
Y=(48.316F1+35.537F2)/83.943
最后,按照级差标准化模型,将综合得分Y转化为标准分F:
经计算并按标准分F排序,可得广西13个典型市辖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名(见表1):
2.2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方法的思想是在不知研究的一批样本应该分为几类的情况下,依据各样本自身的特点,通过定量测算各样本之间的相似程度和亲疏关系,将性质比较相似综合差异比较小的样本分别聚合成类,而将性质相似性比较小综合差异比较大的样本区分为不同的类,从而将整个研究对象分成若干类[4]本文选用欧氏距离来度量类与类之间的相似程度,以标准分作为依据进行聚类分析,把广西13个典型市辖区的经济竞争力分为3类,并结合实际情况选取各类型6个经济指标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分析(见表1表2):
第一类:得分在0.7-1.0之间,包括玉州区右江区和金城江区,这3个区的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较强,基础设施与招商引资的环境较好,人力资源丰富,二三产业比较发达,经济发展活力较大,但农民收入水平偏低,城乡差距过大
第二类:得分在0.3-0.5之间,包括钦南区江州区八步区兴宾区港北区,这5个区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但经济综合竞争能力一般
第三类:得分在0.3以下,包括防城区钦北区福绵区覃塘区港南区,这5个区的二三产业发展不足,城乡结构与产业构成不合理,开发程度偏低,人力资源条件和基础设施有待改善,综合竞争力较弱
总的说来,广西13个典型市辖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综合竞争力差异不是特别悬殊,但相对于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县市来说,总体竞争能力不强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战略与政策时充分考虑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具体质量,根据其具体的地理位置,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进行广泛的区域合作,增强市辖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对整个广西县域经济发展起带头示范及拉动作用
3提高广西市辖区经济竞争力的对策与建议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对壮大县域经济,提升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是一次新的重大机遇市辖区作为各个地级市的经济中心,必须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发展,率先发展,为实现广西县域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3.1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全面繁荣农村经济
3.1.1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从根本上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新跨越,把农业产业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走农业产业化即集约经营专业经营规模经营加工增值之路,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3.1.2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按照因地制宜和“自愿有偿合法有序”的基本原则,逐步推广土地集中连片市场流转制度,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3.1.3创新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要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形成集产销贸工农为一体的链式产业群体;培育农产品市场,特别是专业批发市场,带动区域专业化生产和产销一体化经营;从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和产品入手,多种经营起步,形成区域性主导产业和拳头产品[5]
3.2加快城镇化建设,增强城镇的经济辐射功能
3.2.1积极探索城镇化发展的模式通过发挥城镇对郊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把城镇中的第二三产业向郊区转移;通过改善原有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立和培育市场,壮大其经济实力,吸纳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居住;通过利用区位和资源优势,开发港口资源旅游区经济开发区等,兴办工商业项目,形成新的高起点的现代城镇,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3.2.2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机制运用市场机制,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投资体制,逐步建立国家集体企业个人或独资合资合作等多层次多形式的投融资体制,注意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参与城镇化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经营,走出一条在政府指导下主要依靠社会资金建设城镇的路子
3.2.3大力发展城镇经济政府要综合运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和扶持更多的企业到城镇安家落户;要搞好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引导乡镇企业推进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要依据当地优势和特色,发展集贸市场和专业商品批发市场;要充分利用风景名胜及人文景观,发展观光旅游业,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3.3坚持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导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3.3.1转变政府职能,服务民营经济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转变观念,锐意改革,服务优质,支持各类人才进入民营经济,鼓励民营经济向外向型科技型集团化发展,实现软环境硬环境同步改善,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优良的发展环境,使之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吸纳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繁荣市场的主体成分,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3.3.2努力打造民营龙头企业要依托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优势资本融合优势和政策优势,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和引进一大批市场潜力大核心竞争力强经济效益好的重点民营企业,从多方面给予扶持,培育龙头企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产业关联活跃市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6]
3.4以提升经济核心竞争力为中心,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3.4.1以特色资源支撑工业化新型工业化必须同区域特色资源开发相结合,发展特色产业,通过深加工引导种植业特色化市场化,建立“一区一色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经济体系;将乡镇工业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紧密结合起来,加大乡镇工业投入,培育规模经济,壮大新型工业化的区域基础
3.4.2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信息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总量增长壮大区域经济总量,按照区域特色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要求,全面推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4.3以招商引资促进工业化积极招商引资,内引外联,以此弥补区域资源技术资金的不足,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开创空间;通过扩大开放,把当地土地劳动力资源电价及旅游配套加工等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城市建设承接产业转移和发展地方经济的优势,有效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范寿波,杨晋超.“长三角”县域经济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分析[J].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1):11-14.
[2]于秀林.多元统计分析[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3]余建英.数据统计分析与SPSS应用[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4]罗姗.中国省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5,(6):15-16
一、国际贸易依存度分析
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把外贸依存度作为衡量一国（地区）经济开放度的重要指标。外贸依存度是一国（地区）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用于衡量一国（地区）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两个领域，其变动趋势是贸易投资一体化。因此，仅仅考虑对外贸易难以正确度量经济开放度。为此，本文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两个指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开放度进行度量，并以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作为参照系进行对比分析。
严格地说，国际贸易包括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三部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的加速，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但由于受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着重分析商品贸易的依存度。根据对有关资料进行整理，200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外贸依存度为55.6%（参见表1）。
其中，上海最高，达99.4%，江苏次之，为44.5%，浙江为38.1%。长江三角洲贸易依存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6个百分点，充分反映了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开放度处于领先地位。但令人惊异的是，该区外贸依存度却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63%)低7.4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广东省外贸依存度高达145.6%，且权重极大：2000年进出口额达1701亿美元，占沿海地区38.8%，比长江三角洲高419.2亿美元。广东一省拉动沿海地区外贸依存度16.7个百分点。除去广东省，长江三角洲外贸依存度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高9.3个百分点。
表12000年长江三角洲外贸依存度对比分析
单位：亿元，亿美元，%
全国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GDP（支出法）89112.557616.9190749662.2
外贸进出口额47434388.51281.81701
外贸依存度446355.6145.6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贸易》2001年第2期、《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进行整理。
注：沿海地区包括辽、冀、京、津、鲁、苏、沪、浙、闽、粤、海、桂等12省（市、区）。珠江三角洲指广东省。
二、国际投资开放度分析
国际投资开放度是指一国（地区）国际投资与GDP的比值，用于衡量国际投资的开放程度。国际投资按类型分包括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按资金流向分包括资金流入与资金流出。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根据《国际贸易》2001年第2期的实际利用外资额进行整理分析。由于对外投资数额很小（1999年长江三角洲为0.9亿美元，珠江三角洲为0.5亿美元），故忽略不计。
表2为长江三角洲国际投资开放度与国内相关地区的对比分析。2000年，长江三角洲国际投资开放度为4.9%，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3个百分点，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低0.4个百分点，更比珠江三角洲低6.1个百分点，长江三角洲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仍然是珠江三角洲的影响。除去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国际投资开放度只有4.2%，则低于长江三角洲0.7个百分点。
表22000年长江三角洲国际投资开放度对比分析
单位：亿美元，%
全国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实际利用外资493.5370.1112128.3
国际投资开放度4.65.34.911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贸易》2001年第2期、《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进行整理。
三、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的评价
分析经济开放度目的是要说明其发展水平和合理程度，以及对国民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迅速提高，1994～1998年，我国包括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的贸易开放度为40.1%，比美国高17.2个百分点，比日本高20.8个百分点。包括国际资金流入与流出的投资开放度为5.9%，比日本高1.5个百分点，仅比美国低1个百分点（参见表3）。于是，中国外贸依存度的高低问题，对经济影响的正负效应问题就被提了出来。有人担心依存度过高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我国已经加入WTO，如何判断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直接影响到对外开放战略的政策调整，需要对此有一个科学结论。
表31994～1998年我国经济开放度的国际比较单位：%
外贸开放度国际投资开放度
商品贸易服务贸易贸易开放直接投资间接投资投资开放度经济开放度
中国34.45.740.15.40.55.946.0
美国18.34.622.92.1
4.86.929.8
日本15.34.019.30.63.84.423.7
巴西13.82.816.61.43.85.221.8
印度18.44.723.10.60.91.524.6
资料来源：黄繁华《中国经济开放度及其国际比较研究》，载《国际贸易问题》2001年第1期。
国内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存在高估问题（注：参见隆国强：《如何看待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载《国际贸易问题》2001年第11期。），理由包括：
(1)加工贸易比重大。1981～1999年，加工贸易在我国出口与进口额中的比重由4.8%上升到56.9%和37.8%，由于加工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大进大出”的特点，与国内经济运行的关联度不密切，因此加工贸易比重增大，导致我国外贸依存度被高估。
(2)GDP构成差异。比较而言，第三产业可贸易程度较低，因此用传统方法计算，第三产业比重较高的美国（达75%）与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就会被低估。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仅为33%，相对而言，外贸依存度就会被高估。
(3)汇率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一般认为人民币名义汇率比其购买力平价汇率(PPP)低三倍左右，直接导致外贸依存度被高估。
在充分考虑GDP构成和汇率因素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只相当于低收入国家水平，而远低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参见表4）。
我们认为，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还是低水平的，既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除以上原因外，还要考虑以下因素：
1.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看，国际贸易发展速度比经济发展速度快。世界平均出口依存度从1970年的14%提高到1997年的25%。由此推断：长江三角洲开放型经济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经济开放度将以快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增长。
表41997年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国际比较单位：%
国别商品贸易额商品贸易额
占购买力平价GDP的比重占商品GDP的比重
中国8.553.1
美国20.475.3
低收入国家8.452.0
中等收入国家18.680.0
高收入国家38.778.7
资料来源：隆国强《如何看待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载《国际贸易问题》2000年第11期。
2.从国内比较看，我国目前对外开放度的前沿阵地仍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珠江三角洲相比差距甚大，甚至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90年代以来，尤其是浦东及长江沿岸港口城市的开发、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重心正从东南沿海向长江流域转移。地处沿海与沿江开放带结合部的长江三角洲以其区位、历史与人才的独特优势，正成为我国的经济、信息、金融与科技中心，在长江流域及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发挥着对外开放的窗口及增长产生巨大作用。显然，本区目前的经济开放程度与水平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尽快提升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水平与质量，不仅是长江三角洲本身发展的需要，也事关全国发展战略的成败，其紧迫性与重要性毋需赘言。
3.从长江三角洲自身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现状看，区域内部经济开放程度的地域差异极大。从省际对比看，2000年本区上海的外贸依存度最高，达99.4%，分别比江苏、浙江高1.2倍和1.6倍（参见表5）。即便如此，上海的外贸依存度也只及广东的68.3%。国际投资开放度江苏最高达6.3%，分别比上海、浙江高0.5个百分点和1.9倍，但只及广东的57%。由此可见，经济外向度的巨大区域差异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推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20世纪90年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保持了有效益的增长，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为地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作出了贡献。但与先进国家、先进地区相比，本区的开放性经济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一是商品贸易市场占有率仍较低，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不高，缺少有一定规模和较强竞争力的拳头产品。二是相对于商品贸易规模，本区技术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亟待加快发展。三是出口市场集中度仍然偏高，致使区域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较大，贸易区域多元化格局有待进一步形成。四是利用外资规模仍然偏小，且投资引进方式单一，境外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五是外商投资的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且主要是制造业，第三产业投资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业，对第一、第三产业投资有待加强。六是外商投资的地区分布过于集中，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与区域发展差异扩大。七是作为长江三角洲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阵地，各类开发区布局过于分散、起点不高、结构雷同、与周边地区关联度不强，成为制约开放型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
表52000年苏浙沪粤四省市经济开放度对比单位：%
外贸依存度国际投资开放度
江苏44.56.3
浙江38.12.2
上海99.45.7
广东145.611
资料来源：同表1。
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力资源丰富，开放程度高，综合经济实力强，必须根据加入WTO的新形势与新特点，进一步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加快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同国际惯例接轨，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在实现经济国际化的过程中不断抢抓新机遇，增创新优势，促进大发展，最终实现现代化。
（一）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
长江三角洲地区两省一市作为地域相连、文化相近、结构互补的较为完整的城市经济区域，必须在多层次内部合作的基础上，实施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才能避免内耗，实现开放型经济的协同发展。为此，需要打破行政封锁，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探索上海与苏渐两省间基础设施衔接、支柱产业配套、新兴产业共建、一般产业互补的梯度开发模式与分工协作体系。要强化上海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创新中心与营销中心的功能，强化腹地企业与上海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以南京、苏州、无锡、徐州、杭州、宁波等二级中心城市为节点，以运输干线为依托，开展跨地区的产业整合与资产重组，培育一批能有效参与国
际竞争的大型企业集团，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
（二）实施大口岸、大经贸战略
要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对长江三角洲内的口岸资源进行整合，做到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形成合力，避免不合理的重复建设。要建立在国际惯例指导下的由各类企业广泛参加，各项经贸业务相互融合，抵御风险能力强的开放型外经贸体系。在开放战略上，要从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的市场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市场开放；要从各自为主的单方面对外开放转变为各经济区域间的双向开放；要从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的开放。在操作层面上，要从单纯注重出口转变为出口与进口相结合，从单纯注重实物贸易转变为实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尤其是技术贸易）相结合。大幅度提高区内口岸的通关速度，建立健全完善的现代化物流系统，实现外经贸的经营主体多元化、商品结构高度化、贸易方式多样化、市场布局合理化和管理方式现代化。
（三）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培育开放型创新体系
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科贸、技贸、工贸结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为依托，技术引进与开发相结合，面向国际市场的创新体系。加快发展技术贸易，积极推进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争取在电子信息制造、电子商务、生物工程、新材料和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领域的重点出口产品开发和经营上取得突破，建立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的出口生产基地。加大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高轻工、纺织、冶金、建材、食品等传统产品的力度，提高传统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把资源秉赋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形成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出口商品群。
（四）拓宽外商投资新领域，实现利用外资战略性转变
围绕长江三角洲地区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抓住我国入世后在服务贸易等领域进一步对外开放市场的机遇，实行公开、透明、平等的贸易与投资政策，保护公平竞争，落实国民待遇，进一步健全外商投资的法制环境。根据我国承诺的开放时间表，逐步扩大在商业、外贸、金融、保险、证券、电信、旅游、运输、咨询、法律、会计等服务领域的利用外资规模，把服务领域利用外资作为新的突破口，通过强化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和与跨国公司的战略合作，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同时进一步拓宽引资渠道，改进引资方式，继续探索购并、BOT、国际租赁、创业投资和证券投资等多种引资方式，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水平，实现利用外资领域与方式的战略性转变。
（五）加快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长江三角洲地区可结合资源秉赋状况、产业发展特点和结构调整的总体要求，有选择地加大海外投资力度，重点支持和鼓励本区具有比较优势的轻工、纺织、机械、电子、医药等长线产品项目向海外转移，以利用企业现有设备、成熟技术和原材料、零部件等实物投资为主，在境外设立有一定规模的带料加工装配企业以及一批分拨中心、维修服务中心、技术开发中心，形成具有生产、贸易和融资功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
论文摘要：住房难题当之无愧地成为政府与百姓共同关注的最主要的热点问题。本文选定美国作为我国法治借鉴的蓝本，从完善调控体系、选择调控模式、运用调控手段等方面归结出美国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一、国际宏观调控状况总览 在世界两大阵营之中，宏观调控问题的解决可谓是“殊途同归”。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现代化市场经济时期。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历史性胜利，使“国家干预经济”在美国、进而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被当作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以“滞涨”为特征的新一轮经济危机的爆发之后，取而代之的“混合经济”理论开始独占鳌头，八十年代初，经济法体系的重心开始发生转移，逐渐实现了自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市场规制法”向“宏观调控法”的转变。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出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的趋向。反观发展历程，从“政治国”、“经济国”进而到“法治国”，从消极片面的“夜警国家”到全面干预的“国家之手”，从“弥补市场缺陷”的国家干预经济到“塑造国家的未来”的现代宏观调控，法律，尤其是经济法在规制国家行为过程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 现代法治国家，宏观调控法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各国经济法的核心内容。从体系架构上讲，各国现行宏观调控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现代意义上的计划法；第二，政治意义上的经济决策法；第三，各种作为调节手段的法律，可以细分为财税、金融、土地、外汇管理、信贷等方面。在制定法律、构建体系的过程中，不同国家之间有所相通，但也各有不同。德国市场经济采取的是社会市场模式，形成了以金融决策及其立法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日本市场经济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模式，形成了以计划法、产业决策法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英国与美国市场经济采取的是消费者导向型模式，形成了以财政与货币决策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 二、美国模式的经济法评析 在经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政府都会或多或少地干预市场的运作，[11]差别在于这种干预的力度与方式不同。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政府将传统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方式赋予了明确的法律效力，[12]将财税、金融、外汇等法律化、制度化，进而打破了先期“放羊式”的消极管理模式，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法律法规，二战后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一套日趋完备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宏观调控立法”逐渐成为经济法律体系中最为重要、起主导作用的组成部分。[13]在房地产领域，美国政府同样采取了许多积极的调控措施，集中表现在： 1、美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立法 美国没有中国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概念，严格的说，应该从美国宪法规定的国会调控权来理解有关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在美国，房地产宏观调控职能的生成依据是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第三项的“贸易条款”。从联邦法律来看，美国宪法有关贸易的条款经过最高法院的逐步解释，使联邦的经济管理决策权已经涉及到越来越多的重要领域，房地产领域就是一个典型。 在房地产财税立法方面，美国非常重视对房地产保有的征税，并以之作为调控房地产业运行的重要手段和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征收环节来看，大多数国家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保有环节征税，而在房地产经营环节征税相对较少。一方面，极大地鼓励了不动产的流动，刺激了土地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高额的房地产保有税率避免了业主控制或低效率使用房地产，刺激了交易活动，这既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繁荣，又推动了房地产市场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在金融方面，为了保障货币政策的实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倾向于制定一系列与金融决策相适应的金融法规。1913年，美国颁布了《美国联邦储备法》（即中央银行法）；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政府开始从金融领域着手大规模地干预房地产市场；1934年，《住宅法》的出台以法律的形式预设了房地产业的发展趋向。 在土地方面，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共同通过环境保护立法的方式部分规定了“土地利用规划”问题；州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调控地方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有关“促进海岸开发”的法规，又如州政府通过颁布建筑、划区、环保等法规加强其在城市规划、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权；州政府还会通过法定的房地产税征收权、房屋征用权强化对土地的管理。 2、美国房地产宏观调控决策 论文摘要：美国享有宏 观调控职权的组织、机构有：白宫办公厅，财政部，商务部，决策发展办公室，经济顾问委员会以及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等，在性质上属于联邦政府的职能部门，但是并未排除了地方政府宏观调控的合法性。 美国政府相继建立了预先批准制度，加强了对进入房地产经纪业的限制；同时又采取一系列住房优惠决策，[14]对购房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保护；颁布、实施各种与土地利用相关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法规，加强了政府对土地的控制；通过设立土地使用价值税、土地填空税收优惠、选址地价税等房地产税收决策，限制房地产商的投资、开发行为；通过提供政府补贴住房[15]等优惠决策，保障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利益；此外，收集、管理房地产的基础数据也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16]。 三、美国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1、建立房地产宏观调控立法体系 经济法视野下宏观调控与法的融合，是现代国家机器职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当社会本身的力量不足以在私法的第一次调整中维持下去，国家担当起第二次调整的重任。[17]无论是作为“国家战后的疗伤器”，还是“经济危机的救急方案”，当其他一切调控手段必须通过法律手段发挥作用，法律手段被当作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时，建立宏观调控立法体系成为大势所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市场经济，对宏观调控法有一种天然的渴求，这种渴求落实在对GDP做出巨大贡献的房地产业[18]之上，即要求我们建立并完善一种可操作性强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立法体系。 2、选择适合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模式 房地产宏观调控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因各国社会经济模式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宏观调控模式。美国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更侧重于对财税调控和货币调控手段的运用，调控目标上更关注于对购房消费者弱势群体一方利益的保护；德国受社会法治国家理论的影响，更青睐于以金融调控手段和立法手段的运用，调控目标上更关注于经济实效。而即使在同一类型的社会经济模式之下，宏观调控模式也各有特色，例如，日本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同样是计划法主导型，[19]日本同时重视产业决策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法律体系，而当时的中国过分强调了经济总体的计划性，严重影响了产业经济的良性发展，最终权力的膨胀遏制了法治的进步。 3、找准规律，活学活用房地产宏观调控手段 在不同宏观调控立法模式之下，同一调控手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功能仍是相通的，区别在于运用手段的力度不同。例如，在多元化选择之下，“财政决策”得到了各国的一致认可，“金融决策”次之，然后是其他投资决策、消费决策等，这是由各种决策功能的不同决定的。财政决策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决策利于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首选。而在同一国家的不同阶段，手段的运用也是灵活、易变的。例如，处于经济赶超时期[20]的国家更加重视计划手段的运用，或者同时擅长运用产业决策的调控方式；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稳定期或者成熟期的国家，调控的重心转向财政决策法，进而与金融决策法综合运用。 4、淡化意识形态，回归经济法价值诉求 首先，不同意识形态之下的法治之治，在理念是共通的。例如，对正义价值的追求，无论是美国“资本权力+国家权力”的干预模式，还是中国“劳动权力+国家权力”的干预模式，再到德国对“资本与劳动”的一视同仁，资本主义在“正义价值”层面耦合了社会主义对“公正价值”的追求。[21] 其次，经济法追求的是社会公平，或者说是实质公平，这并不与效率优先相矛盾。在宏观调控领域，首先强调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由市场机制进行资源的配置，如果分配格局导致差距过大，则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通过财政法和金融法来调控，实现实质上的平等。 再次，对“人权保障、以人为本”理念的强化。马克思将人定义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任何法律关系问题也都可以最终归结为人的问题。经济法所表达利益的全局性与总括性与个体利益的保护并不冲突，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之家是紧密相连、一脉相承的。 最后，提高政府调控的“服务意识”。正是由于服务理念的缺失，才导致了政府行为的失当。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法课题，它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也是经济法所倡导的法治理念
1)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的不健全
目前，世界各国对绿色建筑的评价和推广普遍很重视，很多国家和相关组织都制定了绿色建筑的评价体系。比如美国的LEED、由加拿大发起的GBC、我国的GB/T50378—2006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等。这些标准无疑都推动了绿色建筑的发展，但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缺失。以我国颁布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为例。首先，从内容上看，条款中定性的比较多，而定量的比较少，这样一来，评价的过程和结果具有较大的主观和随意性，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评估的结果。其次，我国不同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例如:一线城市的发展明显快于二、三线城市。而现有评价标准并没有考虑到这种的差异。采用统一标准来进行绿色建筑的评价，必然影响最终评估的结果。最为重要的是，传统的绿色建筑评价主要是对环境质量的评价，强调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及对环境的保护，而忽略了建筑的经济性及舒适性的评价。但经济性恰好是房地产开发商和使用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市场最为敏感的问题，这种缺失导致了对绿色建筑经济性认识的误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绿色建筑的全面推广。当然，想要进行指标的计算，所需参数都只能从大量实际工程的数据中得到，而现阶段绿色建筑的发展毕竟还比较有限，可供使用的数据并不充足，所以才使得大多数国家的评价体系中都缺少经济性评价。但随着绿色建筑在全球及我国的推广，实际数据资料会逐渐完备，这将给绿色建筑的经济性评价提供良好的数据支撑。
2)对绿色建筑经济性的认识存在误区
a．高新科技的误区。以前的智能建筑很多都只单纯的在建造时使用过多的高科技产品，使得建筑造价非常高，而且能耗量同样也很高，这并不是智能建筑正确的发展道路。而这种现象也导致了人们对绿色建筑的误区。当前的绿色建筑，应尽量使用最简单的方法，尽量减少工程成本和环境代价，营造最舒适的居住环境。在建造过程中，运用一些节能技术，使用一些节能设备、智能系统等，但使用这些技术最终是为了减少能耗和污染。如在南方，安装空调主要是为了能在夏季减少室外的阳光，降低室内的温度。如果安装一个很小的智能测温设备，一旦阳光强烈超过某一温度时，室内的遮阳帘能够自动关闭起来，这样就能减少阳光的进入，从而减少空调能耗，同时增加的成本也比较小。再比如，现在可以通过安装特定软件，实现用手机来控制家中供热的目的。出门以后，可以利用手机关掉家中的供热系统，在回到家之前的半个小时，利用手机开启家中的供热系统，这样回到家时，家里已经很温暖。这种智能系统，节省了家中无人时的供热，能省近1/3的能源。像这些花费不大，却能极大减少能耗的智能系统才是符合绿色建筑长远发展的。所以，只有通过节约成本、减少能耗将绿色建筑的未来定位于大众化的层次上，绿色建筑才能健康发展，而定位在高端化的层次上是无法取得成功的。b．高成本的误区。目前市场对绿色建筑经济性的认识还存在误区，很多人认为只要沾上“绿色”，建筑的造价一定会增加很多。即便是房地产、建筑行业的专业人员也将绿色建筑的成本估计的过高，有的甚至可能高达300%。这是目前阻碍绿色建筑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据调查，目前，相比普通建筑，我国“绿色建筑”的增量成本大约在100元/m2～400元/m2不等，而这部分增量成本只能通过提高住宅的销售价格来抵消，绝大部分由消费者来买单。站在开发商的角度来看，第一，绿色建筑的前期投入费用比普通建筑大，成本相对较高;第二，目前我国城市房价逐年上涨，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的持续，开始出现供大于求的趋势，所以绝大多数开发商都比较谨慎，不愿意增加建筑的成本;第三，由于提高了成本，建成后的投资回报率有所降低;第四，由于售价提高，产品的市场需求风险会较大。所以，即便是开发商有资金和技术实力，都会考虑有意识地避免建设绿色建筑。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第一，大众目前还比较缺乏主动节能的意识，又没有迫切的需要去购买节能住宅，所以消费缺乏动力;第二，绿色建筑的售价比普通建筑高10%左右，这个因素成为消费者选择绿色建筑的最大阻碍;第三，由于采用新型的技术和设备来达到绿色建筑的要求，消费者每年需要为物业管理与设备维护支付更多的费用。所以在我国，绿色建筑的意识还只是停留在少数的精英阶层，还没有成为普通消费者的共识。事实上，绿色建筑并不就一定意味着高成本的建筑。比如延安的窑洞冬暖夏凉，只需要适当的做些内部和外部的改造，就可以成为中国式的绿色建筑，造价并不高;再比如，新疆当地有一种建筑，它的墙壁由当地的石膏和秸秆制成，保温性很高，再加上具有当地传统特色的屋顶，进行简单改造后就是一种典型的绿色建筑，造价也不高。
2对策
1)正确认识增量成本
对于绿色建筑的成本，人们普遍关注的不是整个建设过程所花费的全部成本，而是相比普通建筑所增加的成本，即增量成本。绿色建筑的增量成本就是指绿色建筑与基准建筑两个成本之间的差值。以目前国家或地方节能标准来设计的方案为基准建筑，以当地的材料和设备市场定价的产品为基准建筑的成本，项目实际设计中因为采用了更先进技术、更高效设备而增加的成本就是绿色建筑的增量成本。其实，虽然绿色建筑的前期投资成本高于普通建筑，但是在全寿命周期的范围内，绿色建筑会带来收益。这种收益除了经济效益，还有环境效益以及社会效益。这样一来，绿色建筑的增量成本并没有那么高。因为:a．运营期节约电费、水费和其他能源费用的经济效益。根据目前国内已有的绿色建筑大致估算，这些绿色建筑在整个寿命期内都能极大的节约能源和费用，能带来比较明显的经济效益。比如，一项建筑对外墙、门、天花板进行改造，对供热、智能化和水循环等系统也进行改造，每户总投资7000元左右。改造后，由于能耗的降低，住户一年就能降低3000元以上的开支;b．绿色建筑对建筑物内部和外部环境进行了很好的改善，大大减少了环境污染，带来了较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c．经过估算，其实绿色建筑的增量成本是能够负担的，因为大多数绿色建筑节能技术的静态回报期都小于10年，而绿色建筑寿命期是远远大于这个期限的。
2)建立健全的绿色建筑经济评价体系
所以，建立绿色建筑经济评价指标，不仅要考虑到增量成本，还要考虑到增量效益。增量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方面。首先，对于开发商或消费者而言，最为关注的是经济效益，而对于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因为难以量化，可以暂且忽略。所以，指标体系的建立首先要从资金成本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来考虑。其次，要在全寿命周期内分析绿色建筑的成本和收益，才能正确反映绿色建筑的经济性。全寿命周期是指从建设项目构思开始到建设工程报废的整个全过程。所以，绿色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可以分为决策设计、施工建造、使用维护、回收报废四个阶段。因此，可以分别研究每个阶段的增量成本和增量收益，以此建立适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只有建立健全的绿色建筑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才能一方面引导市场正确而全面的看待绿色建筑。看到前期投资增加的同时，也能看到全寿命周期由于能耗的大量减少所带来的可观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可以让消费者直观地了解到哪一栋建筑更经济、更划算;可以指导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兼顾经济性，有效控制成本;也可以指导投资者选择最经济的设计方案，做出正确决策。这样可以极大的鼓励房地产企业进行绿色建筑的生产，也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绿色建筑的优势，更好接受这种新型产品，促进绿色建筑在我国快速长远的发展。
3)奖励措施和税收政策
绿色建筑各项技术的开发需要众多参与方的合作，涉及面很广。又因为初始投资较大，经济及社会效益需要长时间才可以看到，所以，对这些技术研发进行投资风险是比较大的，也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意向。因此，需要政府的积极配合，运用各种方法，对节能技术的开发提供适当的政策优惠。a．财政补贴。由于生产绿色建筑产品可以减少能源的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应该对绿色建筑的开发商和消费者进行补贴。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降低开发商成本，鼓励开发商建设绿色建筑，另一方面，减少绿色建筑的价格，吸引消费者购买绿色建筑。在计算补贴值时可以依照某些指标来进行，比如建筑密度和容积率，绿色建筑一般这两个值相对较高，可以按照这两项指标来计算补贴值。b．税收政策。由于普通建筑相对绿色建筑来说，会消耗较多的能源，造成较大的环境污染。所以对建设普通建筑的单位或个人进行征税，促使他们向绿色建筑转化。国家征税的数额应该不小于该企业给环境造成的损失。例如对普通项目可以征收能源税，其数值可以不小于比绿色建筑多消耗的能源费用。又或者，对固定征税的项目，可以对绿色建筑项目少征税费，而对普通建筑项目适当多收取税费，这样进一步降低绿色建筑的运行维护期间的费用，引导市场行为，推动绿色建筑的发展。c．奖励政策。可以根据绿色建筑评价标识中评价的星级不同，给予不同程度的直接奖励;也可以对达到一定绿色建筑规模的城市给予直接的资金奖励，这样，可以不同程度的抵消开发商建设绿色建筑过程中的大量前期投资，减少风险，极大的鼓励开发商去建设绿色建筑，推动绿色建筑的发展。
3结语
银行与企业的关系
韩国在对企业结构进行调整过程中，虽然注重解决银企关系问题，即解决财阀对金融机构的控制问题，但是，由于政府预期“彻底改善企业财务结构”的目标很难在短期内实现，银行业改革将遇到障碍，其原因在于：第一，五大财阀企业签署的改善财务结构协议是否能够严格执行并具体落实？在此方面，银行作为金融监督机构是否有能力真正负起监督的责任，因为有些新的监督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还在改革和完善之中。第二，大企业经营不善导致银行大量不良债权是韩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而政府要求五大企业在1999年内将资本负债比率从平均400%～500%减少到200%以下，降低负债率已成为韩国企业经营中的一大负担，为维持这一比率企业也将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另外，根据韩国央行1998年4月23日发表的“1997年货币流动情况”报告，1997年30家最大的企业集团的总债务达到357.4万亿韩元，占GDP的84.9%。如此高额债务在短期之内恐怕很难解决。如果企业债务得不到顺利解决，那么，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也就无法得到彻底解决。第三，为了消除银企不良关系造成的弊端，构筑高效率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金融体系，彻底改革金融结构，韩国金融监管委员会表示，银行界不会通过提供资金、降低利息和减少债券等方式对大企业提供支援。这样，就要求企业尽快适应这种新型的银企关系，改变从银行获取巨额贷款进行吞并和扩张的做法，这对长期依赖政府扶持和提供优惠政策的大型企业来说，财务结构的改善也有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因此，短期之内，韩国大型企业集团财务结构的改善状况将会影响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效（见下表）。第四，如果从韩国各商业银行1999年经营业绩来看，朝兴银行、外汇银行、汉城银行、平和银行以及HanvitBank五家银行的资产报酬率与普通股权益报酬率均为负值。究其原因，除韩国国内利率水准下滑和大宇集团财务危机外，不良债权大幅增加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这表明，韩国金融机构与大企业集团的共生关系仍十分紧密，并未随着结构改革而疏离。因此，金融机构能否彻底割断与大企业集团的共生关系，还有待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尤其要看企业结构改革能否成功。
韩国前五大集团财务结构改善现状与展望
项目单位现代大宇三星LGSK
负债金额1999年6月底
1999年底（目标）兆韩元
兆韩元64.9
45.361.8
-39.3
-35.2
27.721.4
21.0
负债比率1999年6月底
1999年底（目标）%
%240.8
199.1588.2
181.8193.5
192.5246.5
199.8227.3
199.7
资产总额1999年6月底
1999年底（目标）兆韩元
兆韩元19.1
22.7-
-20.4
-14.3
13.99.4
11.0
如何使不良债权产生效益
解决银行业不良债权问题是韩国金融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筹集专项资金，支持银行体系重组。韩国政府于1998年5月提出了为处理不良债权和金融再建而进行财政援助的具体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由韩国政府做担保，韩国存款保险公司和韩国资力管理公司发行债券筹措（以市场利率发行）资金，用此方式筹集到64兆韩元的公共资金，以支持金融产业结构的重组，至1999年11月底为止，已经支付59兆韩元。韩国资产管理公司自运作以来，已经收购了大量的银行不良债权。（2）通过调查评估，采取不同手段对银行业不良债权进行重组。首先，对自有资本比例低于国际清算银行（DIS）8%标准的7家银行（政府认为这些银行有能力重组银行资本）进行合并，并由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和韩国存款保险公司注资，以改善其资产质量。其次，对自有资本比例低于8%又无能力进行重组的银行，政府对其资产实行收购加承担债务的政策，并令其关闭，将其资产与负债分别转让给其他银行．对转让资产与负债的差额部分由韩国存款保险公司出资予以补贴，如果被兼并银行的资产质量在一段时间内变为有问题资产，收购银行可将其卖给韩国资产管理公司。从韩国政府处理不良债权的上述措施看，虽然有效地改善了银行业的整体资产状况，使银行不良债权的比例迅速下降，但是，由于国家通过发行债券收购了大量不良债权，通过政府注资使一些私有银行重新国有化或部分国有化，这种做法产生了不良结果。第一，造成国家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必然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影响；第二，如果政府在出售这些不良资产时受阻（在韩国，有舆论认为，将不良资产出售给外资会使国家财富外流，市场有被蚕食的危险），或由于管理不善，容易产生新的债务结构危机；第三，在银行业重组过程中，银行的合并是在不同银行间进行的，因而对优良资产和不良资产的评估难度较大，这就有可能使接收银行获得的资产是不良资产，从而使接收银行也成为有问题银行，使银行经营重新陷入困境；第四，通过国家存款保险公司和金融管理委员会，利用将负债转换为债券或出资提供解因资金等方式来挽救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与企业，加上向法院申请破产法保护的272家企业，目前已使政府成为400多家有问题企业及金融机构最大或主要股东，这种现象被称为“新的巨大国营财阀”。如此庞大的“国营”企业规模将面临如何使它们转为民营的压力。
从以上几个因素的分析中明显看出，韩国政府对银行不良资产的收购与重组，仅仅是处理不良债权的第一步，更为关键的是如何使这些不良债权产生经济效益，使重组后的银行彻底改变旧的经营观念和运行机制，建立一种真正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经营机制，努力提高经营效率，从根本上抑制不良债权的增长。
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
韩国对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进行产业互换与合并，以便减少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和生产过剩的问题。韩国政府与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干1998年9月3日宣布的“主要企业结构调整方案”中，规定将五大企业集团旗下所属的半导体、石油化学、汽车、航空、铁路车厢制造、发电设备与船舶用引擎、炼油等7个产业进行产业互换工作，截至1999年年底，已有铁路车厢制造、半导体、炼油及航空等4个产业完成合并，分别是现代精工、韩进重工业及大宇重工业等3家公司的铁路车厢制造部门于1999年7月1日合并为韩国铁道车辆公司；现代电子公司在1999年7月7日并购LG半导体公司；现代炼油公司于1999年8月31日并购韩和能源公司的炼油部门；三星航空、大宇重工业及现代宇宙航空等3家公司的机体制造部门于1999年10月1日合并为韩国宇宙航空公司，其他产业合并计划还在运作当中。
大型企业产业互换或合并的企业结构调整产生了积极效果：第一，大企业通过出售非骨干企业、转让不动产和产业股份等措施，有效地充实和加强了骨干企业，强化了企业的主体业务，促进了专业化经营。这有助于减少投资和重复建设，实现规模经营和效率；第二，把不适应大企业发展的产业转让给中小企业，通过产业互换实现“削弱扶强”的目标，有利于支持和促进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第三，通过产业互换或合并，降低了企业积存的高额负债比率，不仅使企业尽快摆脱沉重的债务负担，改善经营状况，而且也减轻了银行业由不良债权导致的经营压力。
但是，上述措施的实施只是解决了产业结构的部分不合理和降低企业负债比率等问题，并没有触及企业结构调整的深层次问题。因为，企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不是降低负债比率、减少企业数量、解决重复投资和建设等问题，强化企业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改善经营管理水平、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型企业，才是企业结构调整的最终目标。因此，韩国企业结构调整的任务仍非常艰巨。如果要达到企业结构调整的最终目标，首先，韩国政府必须进行产业政策调整，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科技竞争力，也就是说要进一步确立主导产业即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为此，韩国《21世纪经济前景构想》报告中指出，新政府将加大对教育和科技事业的投资力度，计划到2020年，用于科技事业的投资占GDP的5％～6％，赶上或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加强对高科技产业的研究和开发，通过科学技术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使知识、信息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韩国21世纪经济的主导产业。其次，大企业集团在进行产业互换过程中，应采取积极主动措施向尖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方向发展。韩国目前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解决轻工业与重化工业之间的不均衡发展状况，轻工业和金融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高附加值化也有待加强。为了提高韩国产品出口竞争能力，韩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建立企业的核心产业，提高经济效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还应注重解决产品出口结构过分集中在几个产业和品种的问题。
几点启示
韩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遇到的上述问题，同样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改革中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普遍问题。因此，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深化结构改革过程中也应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从政府主导转向由市场机制推动结构改革
东亚国家和地区第一阶段的经济改革均是在政府的干预即主导下进行的，这种改革只是初步解决了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不合理、建立和健全法律法规等硬件方面的改革。可以说，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层次问题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各国和地区政府需要加快制定第二阶段的经济改革计划。对此，第二阶段的改革应从政府主导转向由市场机制来推动，政府所要做的事情是：为企业和金融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竞争条件和环境，如改革和完善与商品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等有关的各种税法、商法、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法；给企业创造自由、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环境；通过制定教育与科技政策支持基础科学技术研究和企业技术创新。而企业与金融业则应侧重于加强自律性与创新能力为基础的改革，即彻底改变旧的经营观念，打破家族式经营管理模式，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2.加速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拓宽融资渠道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东亚各国和地区的金融体系仍将受到大量呆账和资本不足的影响和制约，目前的呆账率仍在15%～16%之间。为此，一方面，在清理呆账、坏账、整顿有问题的金融机构的同时，还要建立高效健全的金融监管机制，构建风险防范和预警机制；从法律和政策上鼓励和支持效益好的银行扩大经营规模，加强对亏损银行管理者责任的事后追究，并制定明确的标准，根据亏损的程度采取不同的措施；建立重视投资效益的新的银行体制，以保证资金按市场原则有效合理地流动。另一方面，应努力完善股票市场，特别是搞活债券市场，建立多种支持企业发展的风险基金，使金融市场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以拓宽融资渠道。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