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营企业;家族治理模式;治理主体创新;治理机制创新
Abstract:OurcountryPrivateenterpriseusesmostlythefamilygovernsthepattern,becomesimportantattributewhichthehindrancePrivateenterprisedevelops.ThePrivateenterprisegovernstheinstitutionalinnovationsthegoalisthebusinessentitymanagementstructurewhichcapitalownersandsoonestablishmentshareholder,creditor,operatorandstaffgoverntogether,itmainlyincludesthegovernmentmainbodytheinnovationandthegovernmentmechanisminnovation.
keyword:Privateenterprise;Thefamilygovernsthepattern;Governmentmainbodyinnovation;Governmentmechanisminnovation
前言
全世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在生生灭灭,只有少数民营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得以延续和发展。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壮大的关键问题。对民营企业实施制度创新是其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治理制度创新将构成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主要环节。
一、民营企业治理的一般理论
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治理起源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它是企业制度不断发展的产物。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企业经历了从单业主制到合伙制,再到股份制的发展过程。在此背景下,以“有限责任”和“两权分离”为根本特征的现代股份制企业形式应运而生。股份企业的最基本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可以说,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治理就是源于两权分离而产生的委托-问题。这需要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以使人在实现委托人目标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利益,达到“双赢”的效果。
两权分离是传统意义上企业治理产生的源头。按照这种理论,似乎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企业里,就不应该存在治理的问题。我们知道,资产属于私人所有的民营企业最大的特征就是两权合一,而在民营企业中,治理问题一直是抑制其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看来,传统意义上的治理理论已经无法解释民营企业的治理问题,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民营企业的治理理论。笔者认为,现代企业治理源于企业具备独立的人格。也就是说,企业人格独立是现代企业治理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当然,两权分离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引发了治理问题,如“内部人控制”,但是这只是个表面原因,它是企业独立人格在所有权安排中的一个表象反映而已,企业的独立人格才是治理问题产生的最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两权分离只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企业所有权安排的一种形式,它本质上也可归结为企业的一种治理结构,不过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治理结构。
二、我国民营企业治理模式的现实分析
民营企业采用家族治理模式,在企业发展的初期,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提高企业的稳定性,加快企业的决策速度,因而是有效率的,对企业的成长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一旦企业规模扩大,产业资本日益社会化,家族治理模式所具有的缺陷便暴露无遗,而且这些缺陷逐渐成为阻碍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家族治理模式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族股东“一股独大”,损害了广大小股东的利益。在民营企业中,企业创业者或其家族作为大股东“一股独大”,控制着企业的所有权和主要经营管理权,并主导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家族外的小股东由于人数众多,人员分散,所持股份少,一般很难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重大决策和重要经营活动,就由掌握企业控制权的家族成员围绕着家族的利益展开,而很少围绕包括小股东在内的所有股东的利益展开。另外,在小股东不能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实施必要的监督的情况下,家族控股大股东或其经营者的道德风险,严重地损害了广大小股东的利益,小股东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
第二,个人财产所有权与企业法人所有权不分。在我国民营企业中,企业法人所有权深受家族个人所有权的干扰和控制。对于民营有限责任企业而言,企业组织只是一种形式,民营企业并没有按规范的法人企业来运作,没有健全的企业法人制度来保证企业以独立的法人资格存在。民营企业个人财产所有权,在企业的经营和继承问题上,对企业法人所有权进行大量的干预和控制。
第三,企业主“家长制”作风严重,高度集中化的管理方式排斥人力资本的民主参与和决策。在我国民营企业中,这种“家长制”决策机制固化了民营企业主的“心智模式”,使他们变得更加专制和跋扈。这会不断加大企业主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而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企业的成长更多地依赖于知识和人力资本,依赖于人力资本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和决策。市场里的企业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而排斥人力资本民主参与决策的民营企业主的“家长制”作风,必将越来越阻碍民营企业的发展。
三、我国民营企业治理制度创新的目标和思路
1.治理主体的创新。谁参与治理,是出资者还是利益相关者?这是民营企业治理主体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源于两权分离,这实际上就是对民营企业治理主体应按股东的逻辑认定,其表现为资本雇佣劳动条件下的单边治理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民营企业的治理主体是雇主或股东。基于企业独立人格的治理理论,强调民营企业的法人性和建立规范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因此,民营企业的治理主体就是主要利益相关者,即资本所有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和一般雇员。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企业的法人财产,而不仅仅是股东投入的资产。企业法人财产包括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及无形资产。这些资产主要由股东的直接投资和债权人的债权形成。如果股东凭借其专用性资产获取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那么债权人也可以凭借其债权参与治理。同时,债权人的债权若无抵押,一旦企业亏损或破产,其损失也不可低估。故债权人应当成为民营企业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经营者和一般员工等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一旦企业面临亏损或倒闭,不仅面临青春年华与自信心等的投资损失,甚至会危及自己及其家人的生存。同时,当代民营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经营者和员工的人力资本。随着竞争日趋激烈,企业要巩固自己的竞争优势,必须有充足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只能来自于这些人力资本所有者——企业经营者和员工。
2.治理机制的创新。如何合理分配企业所有权或治理权,企业所有权或治理权如何行使?这是民营企业治理机制的问题。为建立高效能的治理机制,民营企业要注意和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在保证股东利益的基础上,坚持资本所有者利益最大化将是民营企业治理的根本宗旨。如上所述,传统意义上的治理理论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生产经营的目标,而企业独立人格的治理理论,坚持在保证股东利益基础上实现资本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原则。它坚持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资本所有者是主要利益相关者,只有资本所有者才能够拥有企业所有权,才能成为治理主体,才能拥有治理权。无论作为物质资本所有者的股东和债权人,还是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经营者和员工,他们都对民营企业做了专用性投资,因而都应该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成为治理的主体。他们与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高度相关,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生产经营所追求的目标。
(2)治理形式多样化。现在论述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文章很多,但是它们大都把完全的社会化,看作成实现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必然趋势。完全社会化,实际上就是放弃家族所有或控股,把民营企业变为完整的社会化企业,在此意义上构建现代化的企业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可能是民营的,也可能是公有的,那要看控股主体是谁,谁是第一大股东。我们认为,完全社会化在理论上成立,在实践上也不乏其例,不过它并不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惟一趋势。因为完全社会化是在民营企业遇到资金“瓶颈”和融资渠道不畅等问题下的无奈选择,因为市场上的“经济人”是不会随便把视作为自己或其家族的财产社会化的,只要解决了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问题,非社会化将是民营企业治理形式的首要选择。
(3)科学划分三会权责,实施民主化的管理方式。民营企业的家族治理模式表现出的“家长制”作风,已经使得企业内部的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企业事务无论大小,皆以企业主“家长”为准,这与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是不相符的。为此,民营企业要科学地划分董事会、经理班子、监事会的权责:董事会负责决定企业发展战略、方针、长期经营计划及人事安排等重大事项;企业经营班子负责经营管理工作;企业监事会要通过有关制度建设等措施,对企业董事会与经营者行为,企业财务与投资等有关决策行为进行监督。同时,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实施民主化的管理方式,不断吸收人力资本的参与和决策。这要求企业主建立与员工的协商对话制度。
参考文献:
[1]李维安.现代治理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1996,(6):71～72.
论文摘要: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对会司治理理论的再认识，是文章对这一理论在特定的中国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运用中诸多问题的思考，以期这一理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融于中国这一独特的中华文化之中;而如何以中国国情为基础，通过交易法则的科学运用，平衡公司内外部的利益冲突，营造公司内外部的和谐环境，从而揭示公司治理的根本目的，是文章所要表达的核心之所在。
我国经济界和经济理论界对“公司治理结构”(以下统称公司治理)改革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4年8月，国家经贸委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设计课题组在北京举办了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的国际研讨会，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青木昌彦(M.Aoki )教授和钱颖一教授在研讨会上分别发表了论文《对内部人控制的控制: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若干问题》和《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改革》，首次将“公司治理结构”的概念框架引人了对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分析之中，对我国经济学界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至此，围绕公司治理理论研究企业及企业管理等在我国全面展开。随着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深人，对一些涉及该理论的深层次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因此有必要对此作一定的阐述，以使得这一理论更加成熟，更能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
一、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再认识
笔者以为，任何一种外来理论的引人，都必然存在在“引人国”消化、吸收和再创造的过程。而这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现象:文化冲突，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文化冲突范畴下的理论认识，决定了该理论“引人国化”的最终归结点，也是该理论能否植根于“引人国”，运用于“引人国”，最终融人“引人国”并得以发展的根本所在。
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再认识，既是笔者的有心之作和一种尝试，更是对这一理论在特定的中国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运用中诸多问题的思考，以期这一理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融于中国这一独特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又依存于其他文化氛围中的中华文化之中。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一种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它不仅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而且明确了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的条件下，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委托一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降低成本，使所有者不干预公司的日常经营，同时又保证经理层能以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它还提供了一种结构，使之用以设置公司目标，提供达到这些目标和监控运营的手段(DECD，《公司治理原则》，1998。
目前，通过对公司治理本身的功能和属性的研究，公司治理要达之目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提高企业绩效，主要表现在经理层、内部人( insider)的利益机制(the incentive issue)及其与企业的外部投资者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兼容问题;其二，提高企业管理能力，突出表现为专业管理层的管理能力问题(the competency issue)，诸如企业领导层(总裁、董事会)管理能力、思想方式与环境要求错位而引起的决策失误问题;其三，保护投资者和利益故关方，最大限度地缓解、控制并有效降低公司内部的利益冲突;其四，促进企业决策的正确有效，其主要表现为更好地、科学地构筑企业对核心管理层决策的形成、实施、检验、更新、变换的体制机制，达到“分权与制衡”(check and balance)机理的完美运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公司治理理论对中国加强企业管理，从而更好地认识市场条件下的企业运营规律有着相当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这就进一步解释了“公司治理”理论一经引入中国为什么在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的这一现象。以笔者的理解，尽管公司治理的主要功能是对企业“内部人控制的控制”，但是其根本目的是在企业核心控制者的“决策密室”中安装一个有效的“探头”，以便公司投资者能有效地照看自己的利益，捂紧自己的“口袋”，促使企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投资者在投资时对企业的经济预期，有效地维护资本所有者的根本利益。
从西方学者提出公司治理理论的人文学角度分析，笔者以为理论的提出与西方固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民族的思想观、世界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在他们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氛围和环境中而产生的。从思想上说，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恶”之基础之上的，与我国民族教育中的“信”的教育之相反的“疑”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黑格尔认为，“人性本恶这一基督学说，比起另一种学说，即人性本善的学说来说，是更高明的”。西方学者的理论就西方学者而言，理论本身是为社会服务的，理论本身是为满足各方面需要而提出的，符合西方社会的“空气、土壤”的自然条件。但是，就中国而言，公司治理理论虽然对中国公司管理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加之中国的公司法从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公司治理理论，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公司治理理论在公司管理上的作用。毋庸讳言，中国的人文理念中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人之初、性本善”以及“和”的思想观成为人们评判是非的标准，也成为人们行为的标准。事实上，对泊来的“公司治理”理论需要有一个再认识。
第一，公司治理理论的提出，核心目的是对资本的维护，是对拥有资本的群体的利益的保护，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本质需要。笔者认为，理论家的理论的提出，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他所处的社会主流的社会意识，从而为他自己的学说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且无法回避的铁律，对于“公司治理”理论而言也不可能脱俗。就中国的社会制度的性质而言，对拥有资本的群体的利益的保护，只是保护目的之一，并不代表全部，中国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对资本雇佣者的利益的保护是保护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投资者对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hility)的要求。
第二，理论的科学是对理论的要求，而科学的理论是对理论的认定，是建立在理论必须是科学的基本要求之七的。只有理论的科学才能实现向科学的理论的转化，也才能摆脱社会制度的栓桔，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理论。如何认定理论的科学抑或科学的理论?最科学的方法就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作为判断理论的科学和科学的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辨别方法。就“公司治理”这一理论而言，目前，还不能就判断它是科学的，它的科学与否尚需看其能否适应中国的“空气、土壤”等自然条件，并在中国的“自然条件下”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尽管在该理论产生的国家的经济领域里被证明具有一定的价值，抑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我们不能迷信，不能全盘接受，可以借鉴他的概念，进行中国化的改造，进而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富有科学内涵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服务。
第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在此制度下的市场形态，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以及在此制度下的市场形态既存在差异也存在交集，市场形态下的商品生产离不开资本的运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和规律。基于此，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而产生的并被证明有一定科学性的理论，必将对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活动的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共同点—即都是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对其活动的规律性认识的结晶。因此，中国的理论界对“公司治理”理论既要以批判主义的视角加以审视，也要以现实主义的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加以引进、培植、改造和优化，进而达到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的稳定和发展之服务的目的，任何毫无批判性地接受和机械性的移植，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有违中国学者和管理者应有的责任要求
第四，必须动态地对“公司治理”理论进行理解，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对理论加以认识。笔者以为以静态的观点考察和运用“公司治理”理论，其结果必然导致公司治理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就事论事，不可能做到决策的前瞻性，不具有符合市场规律的特征，对形成富有个性的企业“D1A"识别标识并没有决定性的现实意义。企业治理的结果往往是原地打转，且容易回到问题的原点，反倒容易促使企业管理顾此失彼，老化加剧，其形式上的意义多于实质上的意义。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理解和运用“公司治理”理论时，必须打破该理论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以动态的思想方法，看待“公司治理”所具有随市场发展而发展的“韵律”特征在不断变动的信息收集过程中，应对不对称信息的不断变化，促进治理手段“随行就市”，以达到动静结合，变与不变交融，促成富有活力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从而进一步演化出企业的个性特征，使“公司治理”更加合理和科学。动态的“公司治理”更多的是公司组织结构的动态和股东及管理团队的构成上的动态。公司组织结构上的动态重点体现在公司能最大程度地适应市场竞争和企业的发展需要，适时调整企业内部组织管理结构，通过矮化、提升、创立，合并、撤销等手段，不断优化企业内部组织管理结构，达到与市场同步舞动的管理韵律。
二、从交易法则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再认识
现代公司治理的设计必须建立在方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沟通和投资者与经首者相互间有效利用的基础之上:优化以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为目的的管理模式或手段，通过交易法则的科学运用，平衡公司内外部的利益冲突，应是“公司治理”理论所要表达的核心和重点。
公司内部的利益冲突其核心主要表现为公司股东委托的专业管理层在经营企业时所产生的“骆驼效应”。即.被投资者驾驭或支配的核心管理者main insider"贴心仆人(容笔者这样称呼公司的核心管理者、在掌控公司之后，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手段，导致公司投资者，尤其是力单势薄的投资者在不知不觉中丧失对公司剩余利益的分配权。进而丧失对企业发展和营运的控制权、主导权，形成“主人的帐篷”被驾驭和使唤的“骆驼”所占踞.而自己被“骆驼”踢出的结局。
平衡公司内外部的利益冲突，引导公司稳定发展，构建企业和谐环境，必须充分地认识到:公司治理的交易法则应是公司营运过程中的核心规则。交易(transaction)应是“公司治理”理论的应有之义。动态的“公司治理”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交易”而这种价值观应是贯穿于把市场规则和法律规则有机结合的富有个性的以“交易”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活动之中。
首先，“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分析单位。“交易”是市场存在的基本理由、没有“交易”，市场也就失去存在的必要;但是，市场又是“交易”的平台，反作用于“交易”，市场的存在又促进了“交易”的效益和效率。现代公司治理从本质上说，就是投资者与经营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生产(服务)商与消费者之间“交易”的集中体现。“交易”的成功，意味着公司的治理达到了符合市场发展要求的实际.是成功的治理否则，治理是失败的总而言之，‘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分析单位，也是公司治理的基本分析单位。
其次，任何交易都是建立于“合约”之上的“合约”的实质就是“承诺”( promise)威廉姆森(O. Williamson)提出交易中的“合约人”的假设，而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经济人”假设明显地与之有较大的差别。“合约人”与“经济人”的根本区别在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任何有关经济组织研究的努力都离不开与资产专用性相关联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这一对混合衍生物。
第二，交易的过程是建立互信和尊重的过程，是激励和制衡的需要没有交易的公司治理.是没有内核的空洞且不切实际的具有乌托邦理想化的公司治理，是不可能达到治理的目的的从根本上说，交易是公司治理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只有建立在充分的交易基础之上的公司治理，才能建立起科学的富有人本特点的公司治理体系。
毋庸置疑，公司治理的完成，必将是公司各利益相关人之间在“交易”的基础上所达成“合约”的结果“合约”形成的条件必须有两个关键的因素:平等、合意。在构筑公司治理的架构时，主事者必须以动态的观点，不断更新“公司治理”的基本要素，不断地以市场规则和法律规范去交易，以便适时调整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以“交易”的形式达到公司治理的目的，最大程度地发挥公司其本来的社会功能，进而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促进社会的发展。
公司治理的另一个核心目的是通过科学地运用交易法则，营造公司外部和内部的和谐，即企业的宏观和谐和微观和谐笔者以为，所谓企业的宏观和谐，主要是指公司营造自身外部的有利公司实现经营目的的，创造有利公司发展条件的，排除发展阻力、拓宽发展空间的通过战略谋划而形成的企业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宏观和谐对企业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有时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大力营造企业和谐的外部环境，是一个企业成熟的表现。所谓企业的内部和谐，是指企业的经营者、决策者、基本雇员为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万众一心地为企业发展的共同目标自觉地、能动地、死心塌地地甘愿牺牲个人局部利益为赢得企业更大发展所需要的和谐的环境。依笔者之见，维系企业内部和谐的经纬相交之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志同道合，一个是共同利益。前者为精神范畴，后者为物质范畴。精神表现为在共同的奋斗中所形成的维系你我的心理上的依存;物质体现在在共同的创造中人的价值实现过程中通过良性的内部交易所体会出的成就感的物质化的度量。
如何营造企业的外部和谐的环境，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企业必须加大自我推介的力度，降低社会和公众的陌生度，积极引导公众参与企业文化的构筑，不断提升企业与消费者的亲和力同时要善于与公众沟通，在营造“感情流”的同时注意营造‘投资流”，使公众中有投资欲望的潜在投资者，在对公司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转化成对企业投资的强大的欲望，而成为企业的投资者和同路人。
其次，企业的企业家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同情心具有高尚的精神境界的企业家，是无往而不胜的。企业家的行为操守代表了企业的操守，企业家的人格通过企业的市场交易行为得以充分的体现企业家的品质特征必将通过企业的市场交易活动传递给社会和消费者，从而形成不容易改变的深藏于消费者内心的企业印象和对企业的信任及忠诚这些宝贵的印象和感觉，既不容易形成也不容易消失，对消费者而言，有时甚至是很顽固的。这也可以通过有些企业由于其经营者轮换导致企业经营“雪崩”似地走下坡路的现象中得到很好地解释由于消费者对新的经营者还有个观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引发消费者的负面影响，其企业的发展必将出现不可扭转的被动局面。
第三，企业必须学会充分地迎合消费者“贪利”的心理因素.于“利”的交换中不知不觉地赢得消费者的好感。笔者非常喜欢中国字中的“舍”字，依笔者的理解，它是指“不要把好吃的东西全拿走，要学会留一些给别人。”虽然，“利”的交易可以为企业交换到和谐的外部环境，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利”有时也是把双刃剑，不当“利”的交易也可以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困惑。如何趋利避害，关键在于企业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和规则进行交易。
第四，企业必须表里如一地以内外无差别的企业交易行为，营造企业的价值观和人格特征。企业的人格特征和价值观除必须得到企业外部消费者认同的同时，更需得到企业内部员工的认可和尊重任何表里不一的企业价值观和人格特征所营造出的企业外部形象，必将成为“昙花一现”的颓败的导火索，从而引燃社会和消费者的负面评价的心理情绪，导致企业形象的不可挽回的败落，进而损害企业的发展。
如何构筑企业内部的和谐环境呢?笔者以为:
首先，必须以现实的态度，在充分考虑各利益枚关方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构筑企业股权结构。股权结构的重筑，必须摒弃“血统、地位、金钱的传统思维，以海纳百川的心态，构筑企业股权结构凡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积极因素，都可以用资本这一尺子，丈量出它的价值，成为股权结构中具有活力的分子、原子。
其次，必须在实施企业股权结构优化的全过程贯彻交易法则。股权结构的优化，最终目的是使经营者和股东的目标达到一致.并以高效率的方式加强对管理层的约束和制衡。公司治理必须有效融合股东的投资目的与管理者的经营目的。有些情况下，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成为弱者与强者的博弈，在利益面前，忠实的受雇者往往经不住利益的诱惑，如果公司治理的设计又不能有效地发挥驱人向善的功能，那时再忠实的受雇者也有可能在良心与诱人的利益面前，演化成股东利益的掠夺者。以致出现受雇者用投资人的钱赚取自己的利益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说来并不奇怪，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企业家没有与其雇员用交易的思维方式打交道和解决彼此都关心的事务的习惯。
第三，必须利用充分的交易，寻求企业各利益枚关方的利益平衡。传统的新古典企业理论仅把管理者看成人，而人的行为靠“良心”维持，只要尽了“良心”上的义务，人便心安理得地享受报酬。殊不知市场的巨大诱惑对“良心”的站污力是巨大的，“良心’，很容易被改造成“贪心”。因此，“交易论”应是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的指导思想。交易论是以囊括“良心”在内的又以充分考虑市场参与者的利益需求为基点的符合人性特点的理论，符合现实情况和社会总体利益。市场规则要求市场参与者遵循的基本规则是:诚实、守信、平等、互利。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建立以市场为中心的动态的治理结构，进而构建企业和谐的内部环境，是推动公司进步的关键。只有充分的交易，才能充分地激发公司或与公司有着各种利益关系的利益相关人的创造激情和向心力，持续保持公司在市场中的利益最大化，促进公司“内部和谐”全面发展。
第四，以交易的规则，强化对企业管理者的监督( monitor )，以保证维护企业内部的和谐。其实，管理者的“私心”是市场法则在市场参与者身上的“哲学反映”，是市场行为的实践者—企业的管理者对市场机制下的“正常反应”，是在市场交易产生的巨大的利益前景的诱导下产生的。但是，管理者的“私心”往往表现出极端的“利己”特征，对投资者而言，这种极端的“利己”行为的结果，是不能忍受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与管理者的利益冲突，必将演变成“生死存亡”的恶斗抑或演变成不对称的管理者任意摆弄投资者的游戏。至于投资者，或忍气吞声，或拍案而起，却无可奈何，最终，无德的经营者饱食离去，而公司轰然垮台，远处的歌声悠然而起。由此，引发了笔者的联想:按理说.企业的投资者与企业经营者抑或经营者之间的利益集合点应是理性上的高度统一，两者之间应是一个绳子上的两只蚂炸，生死相依应是联系两者的核心所在。但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我们忽视了用交易换取监督的合理性。这是因为我们太相信了人的自律本质—良心。即，良心可以换来“自律”、“自制”和“利他”的美好结果。殊不知，经交易换来的监督—对管理者的监督就必然会对管理者产成一种威慑力，以防止“不断膨胀的私心”成为毁掉管理者美好前程的“毒酒”。
关键词：研发投入；公司风险承担；高管权力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一）研究背景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诚信管理咨询公司（简称“SSEC”）2002年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57家国内公司进行了联合调查，通过直接调查的内部决策人员的决策权力，发现董事会和高管的权力分布在整个企业的决策比例是：3.608：3.034，全力分布相对较近。特定的业务决策执行的绝对权力，在某些战略决策高管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看出，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高管尤其是首席执行官因为在公司层的结构，决策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纵览国内外有关学术文献，研究重点大多放在管理团队结构组成、知识背景、社会关系等与企业绩效的直接研究，涉及管理团队权力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企业绩效的文献较少，特别是缺少从高管权力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费用的视角所进行的研究。以往文献更倾向于检验CEO权力如何影响公司的业绩水平，忽视了其影响作用的路径分析。基于“特征-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式，本文以企业研发投入为视角，期望在高管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架起桥梁，研究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对企业绩效可能存在的作用机理，从而揭开高管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黑箱。
近年来，全球研发支出大幅增长，许多世界著名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研究和开发成本已达到营业收入的10%以上，已成为人们的关注的焦点。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微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调整。近年来，我们的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知识产权纠纷频繁发生，技术创新的发展不利，科技创新体系并不完美，频繁发生的现象，这些“短板”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部分和集中，不仅满足了执行机构的研发活动，资助的上半身，和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直接扭方位的人，只有通过改善微观层面上的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家从根本上提高竞争力（解维敏，方红星， 2011）。中国目前的研究和开发活动是相对稀缺的，现有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和会计标准的比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的研究范围扩展到R & D活动委托问题，R & D投资和公司治理和R & D活动效率之间的关系，但对研发活动的实证研究仍然相对较小，尤其是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直接研究R & D的任期内使行政权力的行为选择将产生更少的文学影响R & D投资。企业为了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我们必须大量的R & D投资，和R & D投资业绩是企业家和学者都更关心的问题和企业的R & D投资放缓影响的路径分析和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以往的研究都是基于西方的制度环境，因此，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本文予以借鉴，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经济部门，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和理论，首先，对企业研发投入对高管权力与企业绩效的中介作用进行理论分析，然后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并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类讨论研究，从而探求不同所有制条件下企业高管权力、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关系。
（二）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从理论方面来说，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本文从内容与企业R & D投资角度来看，使用“特征-行为-经济后果”范式，行政权力的研究企业绩效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行政权力影响公司性能结果的研究，现有的研究涉及较少。在大多数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行政权力结构，R & D投资是一个重要的方式影响企业的绩效。R & D投资的中介效应模型，建立了影响公司治理机制对R & D投资是澄清的性能。本文的结论提供了经验证据理解行政权力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线索R & D投资企业的性能。
（2）从拓展研究上，本文在检验高管权力对公司研发投入与绩效影响的基础上，基于我国的所有制的制度背景，将国有制公司与非国有制公司分类做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2.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本研究发现公司高管权力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绩效均有着正向促进作用，企业优化自身的高管权力水平能有效地提高研发投入绩效，为企业的长久发展提高最根本的保障。因此，从企业所有者的角度出发，如何配置合理的行政权力结构需要与经营环境相结合，企业要充分的利益和成本的执行力配置，并根据业务环境的动态变化作出及时调整，从而实现良性发展。
本研究对如何优化我国企业高管权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根据高管权力的四部分对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不同程度作用，即组织权力、专家权力、所有制权力和声誉权力。在配置调整高管权力时，企业如果想要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应该考虑候选高管的职称水平、学历水平等等，并考虑是否赋予公司股权和是否应该兼任公司董事，来保证企业具有健康持续的研发投入和不断增长的业绩水平。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一）高管权力
根据理论，首席执行官往往是以自我利益，风险厌恶导向，他们的目标和股东往往目标偏离（Jensen，1976）。March（1966 ）认为，权力是抑制不一致的目标或意见的能力，使用其所有权或位置首席执行官的权力是指首席执行官的潜在能力，追求自己的目标。Finkelstein（1992）指出，首席执行官的权力主要用于处理内部和外部的不确定性，内部不确定性来自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外部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本公司的外部环境（Daily，1997）。（Daily，1997）和Johnson（1997）研究了行政权力的来源，他们认为行政权力包括权力结构、权力、威望、权力和权力。李瑞（2004）研究了中国总经理的影响，发现总经理的权力是来自工作本身，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个性，很明显的指向性，是实现总经理影响的前提下。综合以上研究，结合本文的目的，高管们认为执行权是利用其所有权或位置来处理内部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能力。权小锋（2010）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提出CEO权力强度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的关系。杨兴全（2014）实证了管理层权力与公司现金持有的关系。黎文靖（2014）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研究发现高管的行为会影响企业绩效。赵息（2013）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高管权力与并购绩效存在正向影响的关系。因此得出，高管权力正向影响企业绩效。（二）研发投入
Wally和Baum（1994）发现，信息处理的能力水平强大的群体往往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容易接受更愿意改变和创新。的复杂性和困难的研究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决定带来发展，决策者的认知能力的考验，开放性和信息处理能力。高度的董事会有较强的研究能力、知识和创新管理相关的，或熟悉企业R & D项目相关研究，以便更好地与R & D相关工作提供建议（Hillman，2003），团队层面，董事将成员教育程度高，更多的团队获得有用的信息，就越有可能找到更多的创新机会，和开放的态度对待不确定性在R & D活动，和心理上准备好应对风险（何强，2001）。因此，高水平的教育董事会更多支持企业创新（Bantel，1989），将分配更多的资金用于研究和开发。
Finkelstein（1992）还指出，决策者与R & D或设计经验更加关注企业的技术开发，更愿意加强产品或技术创新投资。这些结论与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董事会功能取决于参与体验参与决策。此外，一些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企业高层管理团队，根据理论，与技术经验，执行董事更多权力的R & D部门分配的资金，因为他们大多数人负责部门。R & D基金可以用来支持支付，购买设备和研究设备，以便他们可以受益于他们的部门和自己的（Hillman，2003）。总之，具有高管权力会正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
在竞争日益激烈，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的背景下，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加快自主技术创新，保持和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这一切都依赖于企业的研发（（ Research & Development， 简称研发， R&D） 。早在1912年初，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1990）在其经济发展理论编制指出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多年来，企业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与发展，一直是国外文献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国外的研究表明，虽然企业研发强度与企业特征相关联，但这些因素之间似乎不足以解释企业研发工作的力度，在研发实力方面，关键因素企业研发力度不易观察的（安同良等， 2006）以研发投入为标志的内生增长模型，再一次证明研发投入会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周建（2013）基于中国沪深两市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指出董事会人力资本、CEO权力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朱焱（2013）实证研究了企业管理团队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王燕妮（2011）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刘运国（2007）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与R&D支出正相关。赵心刚（2012）研究了公司治理对研发投入绩效影响。因此得出，企业研发投入在高管权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三）所有制性质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管制，而非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偏向市场化，但仍不算成熟完善。黎文靖（2014）研究发现国有制企业和非国有制企业，在外部薪酬差距激励高管的程度上有很大差别。吴风来Fenglai（2003）对财产所有权和企业业绩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分析，私企的经营绩效高于国企，由私人企业参与重组比国有企业重组后性能较高。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的经济部门，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和理论，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类讨论研究，从而探求不同所有制条件下企业高管权力、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因此得出，所有制性质在高管权力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发挥监管作用的中介效应的所有权研发起起到调节作用。（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Finkelstein， S.. Power in Top Management Teams： Dimensions，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1992， （35）： 505-538.
[2] 黎文靖，岑永嗣，胡玉明. 外部薪酬差距激励了高管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的经验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4，04：24-35.
[3] 刘运国，刘雯. 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与R&D支出[J]. 管理世界，2007（1）：128-137
[4] 权小锋，吴世农. 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0，04：142-153.
[5] 王燕妮. 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J]. 科学学研究，2011，07：1071-1078.
[6] 吴风来. 产权所有制性质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J]. 经济科学，2003，03：12-19.
[7] 解维敏，方红厝.金融发展、融资约柬与企业研发投入[J].金融研究，2011，（5）：171-183
关键词：公司治理；风险承担；治理结构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公司治理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国内文献回顾
收录日期：2016年10月14日
风险承担反映企业管理者对未来收益不确定性的投资项目的选择。研究发现，合理的风险承担水平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余明桂，2013）。本文通过文献回顾，对中国上市公司等非金融机构的企业风险承担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性的整理，总结出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对未来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股权结构与企业风险承担
（一）股权集中度与风险承担。股权集中度与风险承担的研究结论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股权集中度与风险承担呈现U型关系。杨建君、王婷、刘林波（2015）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经理人的创新动机呈现倒U型关系，经理人的创新动机可以提高风险承担水平；而陈文婷（2008）通过对中小板上市家族企业的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风险承担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而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二者则呈现出不规则的关系。
二是股权集中度与风险承担为负相关关系。潘红波、易梅芳、刘慧玲（2014）以2003～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通过报酬率的标准差来研究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发现股权集中度会显著降低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王振山、石大林（2014）通过对2002～2011年716家上市公司的动态内生性的经验研究，发现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支持。
三是股权集中度与风险承担呈现正相关关系。李维安、李汉军（2006）以1999～2003年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当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其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利于提升风险承担水平。杨惠军、杨建军通过对182家制造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与风险承担水平正相关。
（二）所有权性质与企业风险承担。李文贵、余明桂（2012）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的低于非国有企业。他们指出，国有企业在经营和管理中，更多的承担了政府职能，它们要控制资源的垄断、要维持社会稳定、要解决就业等，导致国有企业已经在定位上偏离了企业价值目标最大化的目标，丧失了创新的动力。薛有志、刘鑫（2014）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是他们更明确地指出，国有企业存在的创新激励不足、经理人的任期不确定和研发人员报酬偏低的问题是风险承担水平低下的具体表现。
（三）机构投资者持股与风险承担。机构投资者是指相对独立于管理者和董事会的第三方力量。2001年，中国证监会提出“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战略，支持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的风险承担，主要矛盾集中在机构投资者到底是长期价值导向还是短期利益者。冯根福、温军（2008），范海峰、胡玉明（2012）等支持长期导向的学者认为，机构投资者在企业的治理中会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减少成本，并利用自己的专业信息优势，促使企业的管理者加大对风险性项目的投资，保证企业的价值。但是朱玉杰、倪骁然（2014）等短期利益者认为，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处于对短期利益的考虑，会过多地干预企业的管理决策，限制企业投资净现值为正的项目。
二、董事会治理与风险承担
（一）董事会规模与风险承担。董事会规模在企业风险承担中发挥的作用，在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通过分类概括，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支持董事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企业所承担的风险。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是资源依赖理论。即董事会规模大的企业会充分地利用董事会成员的资源，尽量多获取外部世界的重要资源和关键信息，从而对企业的决策作出合理的判断，规避企业在经营中从事高风险性的项目。郑晓倩（2015）以2003～2013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检验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是负相关关系。詹学斯（2015）、汪菲（2012）在董事会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中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第二种观点，支持董事会规模越小越有利于降低企业所承担的风险。该观点的理论依据是组织行为学和委托理论。他们认为，小的董事会规模会很好地规避委托理论的成本问题，拒绝“搭便车”现象，有利于企业做出高效的决策。胡勤勤、沈艺峰（2002）在独立外部董事能否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的研究中支持了这种观点。
第三种观点，认为合理的董事会规模会降低企业承担的风险，即在“较大和较小的董事会规模之间存在一个最优点”。于东智、池国华（2004）的研究证实董事会规模与企业所承担的风险是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
（二）董事会领导结构与风险承担。我国企业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董事会与经理层高度重合。基于委托理论，当董事会和经理层分离时，董事会会更好地监督经理层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降低成本，降低企业承担的风险。但是当两职合一时，这种监督不复存在，会显著提高成本，提高企业承担的风险。但是，汪菲（2012）以1998～2009年沪深上市的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应用面板数据OLS回归模型，研究发现，董事会的领导结构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詹学斯（2015）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也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对企业的风险承担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三）独立董事比例与风险承担。在较早的研究中，胡勤勤、沈艺峰（2002）以沪深两市41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只在一定阶段对公司的经营业绩有影响，但是并不显著。随着独立董事制度的不断发展，郑晓倩（2015）以2003～2013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检验发现，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越能发挥董事会的监督和咨询功能，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也就会越好。詹学斯（2015）、汪菲（2012）通过研究，均认为独立董事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高管人员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
（一）高管薪酬激励与风险承担。张瑞居、李小荣、许年行（2013）对沪深两市2005～2009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增加货币薪酬可以提高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周立、赵玮（2012）的研究证实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经营业绩正相关。王雨芹（2014）的研究也指出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能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提升公司绩效。
（二）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风险承担。叶正龙（2006）研究指出，股票期权激励可以有效地带动人力资本的优势，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到公司，帮助企业实现长期价值增长。徐国婧（2015）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13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得出的结论，了解到股票期权激励对R&D具有正相关关系。苏坤（2015）的研究也得到证实，股权激励可以使管理层克服风险规避倾向，使管理层更加关注企业长期价值，进而促进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
（三）管理者持股比例与风险承担。李维安（2006）通过对1999～2003年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高管持股对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公司的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是相关的。当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公司的绩效是良好的；当其持股比例低于20%时，股权激励作用降低，无法激励管理者进行高的风险承担；当持股比例在20%～40%之间时，管理者持股比例和公司的绩效的关系是倒U型。徐金玲（2009）的研究基本也支持李维安的观点，她发现当管理层持股达到一定比例时，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也随之提高。但是王战强（1998）通过对706家样本公司的统计和调查研究发现，公司高管持股与企业绩效之间基本不存在相关关系。
四、研究评述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缺乏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权威的、公认的衡量方法；第二，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主体多数还集中在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研究，对非金融机构上市公司的研究相对较少；第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激励机制等方面，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
未来在进行内部公司治理对风险承担的研究时，应该充分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以及历史文化因素，着重解决双重问题在所有权结构以及终极资产方面的影响，并且要适度的借鉴国外研究者在股权激励方面对解决理论问题的理论与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1]余明桂，李文贵，潘红波.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风险承担[J].金融研究，2013.1.
[2]杨建君，王婷，刘林波.股权集中度与企业自主创新行为――基于行为动机视角[J].管理科学，2015.28.2.
[3]潘红波，易梅芳，刘慧玲.股权集中度、制度背景与民营企业风险承受[J].珞珈管理评论，2014.2.
[4]王振山，石大林.股权结构与公司风险承担间的动态关系――基于动态内生性的经验研究[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4.29.3.
[5]李维安，李汉军.股权结构、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06.9.5.
[6]李文贵，余明桂.所有权性质、市场化进程与企业风险承担[J].中国工业经济，2012.12.
[7]薛有志，刘鑫.所有权性质、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和公司风险承担[J].陕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36.2.
[8]郑晓倩.董事会特征与企业风险承担实证研究[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5.30.3.
[9]詹学斯.董事会治理与企业的风险承担[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15.15.1.
[10]江菲.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D].广州：暨南大学，2012.
[11]胡勤勤，沈艺峰.独立外部董事能否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J].世界经济，2002.7.
[12]于东智，池国华.董事会规模、稳定性与公司绩效：理论与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2004.4.
[13]张瑞君，李小荣，许年行.货币薪酬能激励高管承担风险吗[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8.
[14]周立，赵玮.委托-、薪酬激励与商业银行治理[J].金融评论，2012.1.
[15]王雨芹.高管薪酬激励、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D].武汉：武汉科技大学，2014.
[16]叶正龙.企业人才激励与薪酬管理[J].企业技术管理，2006.25.5.
[17]徐国婧.股票期权激励与风险承担――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
[18]苏坤.企业风险承担研究评书与未来展望[J].企业管理，2015.29.9.
关键词：治理文化；财务管理目标；关系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7-0272-02
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服务于企业目标，所以也是由治理结构所确定的。财务管理目标制约着财务运行的基本方向，如果看不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变化，不能适时的调整公司财务管理的目标，财务运行机制就不可能合理，进而影响公司治理的效率。随着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深化，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大势所趋，对选择正确的财务管理目标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一、公司治理文化及其作用
公司治理文化是指股东、董事、监事、经理人员、重要员工等公司利益相关者及其代表，在参与公司治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关公司治理的理念、目标、哲学、道德伦理、行为规范、制度安排等及其治理实践。
公司治理文化对企业的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其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公司治理文化是在会司治理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公司治理的中心是确定公司目标和战略，通过监督经理人员的行为，合理划分他们的权利和责任，均衡协调相关人员的利益等措施发挥作用。在公司管理的长期实践中会形成公司管理文化，既通常所说的公司文化或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或公司文化是公司治理文化的基础。
公司的治理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公司的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是由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构成的，它与公司治理文化的制度层相对应。而公司治理文化的制度层是观念层―公司宗旨、治理目标、理念等的具体体现，并由观念层决定。由于公司治理文化的观念层比较稳定，不容易变化，因此，特定的治理文化就决定了特定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文化形成与变迁的基础是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与协调，它是一个横向制衡系统。参与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及其代表通过一致同意或在必要时通过投票达成决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层之间是委托―关系。因此，公司治理文化形成与变迁无法通过最高领导强行推动的方式实现，而只能在主要利益相关者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一致同意而逐步形成或变迁。
二、财务管理目标及其影响因素
企业财务管理是财务部门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管理活动作为人们的一种主观活动，为了提高其有效性，必然要求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即所谓目标。确定财务管理的目标就是要明确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根本目的，或企业通过财务管理工作所期望达到的根本目的。这是企业财务管理这一系统工程进行良性循环的前提条件。
实现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的前提是考虑影响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各种因素，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不仅受到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也受到企业本身管理决策各因素和企业环境因素的影响，可以将影响因素细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环境因素。项目投资和资本结构是决定企业报酬和风险的首要因素。任何投资行为都有风险，企业实施科学严密的投资计划将会大大减少风险。因此，就结合企业实际，建立严格的投资决策审议制度，规范和约束投资行为，对企业决策的主体、内容、程序、原则、责任、监督等作出明确规定，以便尽可能地提高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实现的程度。企业外部环境是企业财务决策难以改变外部约束条件，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第二、公司治理因素。所有者对企业理财目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来进行的。从理论上讲，企业重大的财务决策必须经过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表决，企业经理、财务经理的任免也有董事会决定，目的是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保护所有者自身的利益。
三、公司治理文化与财务管理目标的联系
公司治理结构是治理文化主要的一个方面，作为重要的制度环境对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将产生影响。财务管理作为公司治理结构框架上存在和运行的一个重要管理系统，其目标直接反映着理财环境的变化，并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适当地进行调整。公司的目标变了，则公司进行财务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必然要相应变化，也就是作为财务运行驱动的财务管理目标也要相应变化。遵循不同公司治理文化，形成不同的财务管理目标。
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理财活动所希望达到的最根本目的，是评价企业理财活动是否合理的基本标准。确立合理的财务管理目标，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而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是靠一系列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安排来保证的。这些组织与制度安排，就是公司治理结构。财务管理作为公司治理结构框架中存在和运行的一个重要管理系统，其目标应服务于企业的目标。公司治理的目标变化了，则公司进行财务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必然也要相应变化，也就是说不同的财务管理目标，将产生不同的财务管理运营机制。
（一）“股东至上”治理文化与财务管理目标
“股东至上”的治理模式在西方国家运用广泛。从字面上不难理解，股东作为物质资本的所有者的低位是至上的，其他的人力等等资源的投入都不及股东在企业中投入的资产，并且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所以，股东应享有企业的全部剩余收益。
在“股东至上”的治理模式中，财务管理目标即为股东财富最大化。显然，这种目标只强调股东的利益，而忽视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力资本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没有一个富有创新精神和高忠诚度的经营者以及职工团队，企业的生存都是问题，更谈不上发展壮大了。所以物质资本也不能不让出部分“蛋糕”来给人力资本，不仅包括利润也包括权力。与债权人和职工相比，由于股东承担的义务、风险最大，从而享受的权利、报酬也应最大，即股东财富最大化。实际上，现代企业不只是股东才承担风险，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也就不能只强调股东的利益而不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比如债权人、企业职工等。
（二）“共同治理”文化与财务管理目标
“共同治理”模式由“股东至上”的模式演变而来，派生出两种财务管理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和相关利益者最大化。
随着人力资本地位的提高，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在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逻辑必然要转变。企业价值最大化考虑了取得报酬的时间。并用时间价值的原理进行了计量；考虑了风险与报酬的关系；摒弃了利润最大化的短期性缺点；能克服企业在追求利润上的短期行为。因为不仅目前的利润会影响企业的价值，而且未来的利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大。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扩大了考虑应该面对问题的范围，同时注重在企业发展中考虑各方利益关系此种财务管理目标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广泛。
相关利益者利益最大化理论认为公司存在的目的不仅仅是让投资者受益，而是让其所支持者都受益。该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投资者只是众多利益相关者中的一个，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在公司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如果没有他们的加入，公司将无法运行。这种理论认为公司的利益应当公平分配，因为每位支持者都承担了相应的风险。这种公司治理结构主体的多元化，符合契约主体机会平等的基本思想和现代产权理论的基本内涵，因而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现在还是处于发展中的理论，还有很多方面没有完善，研究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既应该考虑财务活动本身的特点，又要结合各国的国情和企业的客观实际，使之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吴雪琼.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下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J].商业会计，2006（09）.
[2]晋自力.公司治理与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J].商业研究，2007（02）.
[3]黄艳丽，卜朝阳，温璐文.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管理目标[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6（03）.
[4]张学军，张劲松.从公司治理结构透视改制后的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目标[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08）.
[5]伍衡峰.论国有企业治理文化及其对治理结构的影响[J].经济论坛，2010（07）.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267-02
一、引言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文化产业必然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发展文化产业已经被提上日程。无论是《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还是《支持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发展纲要》的制定都表明文化产业在近期必然会开创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现阶段，资本市场中以影视传播、游戏动漫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产业也吸引了无数投资者的关注。因此，研究新兴的文化产业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而言具有先驱意义。
在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下，并购这种外延式发展路径逐渐受到文化产业的认可。并购作为延伸产业链（Baum， Xiao Li， and Usher，2000）、进行组织变迁（Carpron et al.， 1998）的工具，获得财务协同效应的手段（Leland， 2007），取得规模效益的路径，逐渐在文化产业市场掀起波澜。尽管并购能够给文化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益处，但是并购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文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下，是否应该出现如此之多的并购案？
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企业规模成为影响高管薪酬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当前舆论监督不断加强的背景下，高管的高额薪酬不断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为了摆脱社会公众的质疑，同时迎合国家政策，文化企业高管可能将“并购”作为高管过高薪酬的一种解释工具，从而降低社会公众对高管过高薪酬的质疑。在这样的条件下，并购战略的实施与公司绩效的提升不具有关系，并购仅作为高管过高薪酬的解释工具、掩饰工具。文化企业可能通过并购做大了，而非做强。
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引发了国家的重视，企业高管在过度自信的影响下天然地觉得应该获得高额薪酬，为了降低社会公众的质疑，以“并购”作为粉饰手段，解释其获得高额薪酬具有正当性。在这个过程中，公司治理是否能够发挥其监督作用？很明显，公司治理的作用很弱小。文化企业的发展刚刚起步，一方面，国有文化企业正在经历“转企改制”，许多企业的高管还没有从政府官员转变过来，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并没有完善。另一方面，民营文化企业大多数是在政策的刺激下，抓住时机进驻该领域，其中相当一部分企业通过跨界并购进入文化产业，在传统产业、文化产业受到重视的情形下，许多以材料、能源、乳制品等为主业的制造业企业进驻文化产业，面对新兴的文化产业，即使其以前具备再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也不可能完全发挥其作用。所以，文化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在公司的并购过程中很少发挥作用。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现有的文献很少单独研究文化产业，没有足够清晰地认识到文化产业“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的作用。笔者从文化产业出发，研究了文化产业高管、文化企业并购与文化企业公司治理机制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二，理清了“文化产业支持政策文化企业高管高度自信高管高额薪酬高管高额薪酬辩解（并购）”的逻辑顺序。为文化企业频繁发生的并购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以期为投资者在投资时正确分析文化企业的并购战略提供借鉴作用。第三，本文发现文化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不慎完善，不能发挥其监督监管机制的作用，以后文化企业的繁荣发展还需要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日臻完善。
二、文化企业并购提升了公司绩效吗？
迎合理论（catering theory）最早用于解释公司的股利支付政策（Polk and Sapienza， 2009）。股利迎合理论（catering theory of dividends）认为公司“是否支付股利的决策”是为了迎合投资者的意愿，由于企业的高管足够聪明，能够洞悉投资者的意愿，当大多数投资者希望公司支付股利时，公司会发放股利；当大多数投资者希望公司将剩余现金流用于再投资时，公司不会进行股利分配。由于企业的高管足够聪明，不仅能够洞悉投资者对股利的需求程度，还能够深入解读政府的政策，随即引申出了政策迎合理论（catering theory of policies）。中国的股市称为“政策市”，中国的资本市场离不开政府的监督、管理与干预。在一定程度上迎合政策的需要关系到许多企业的生死、关系到企业高管能够晋升。文化企业的大发展离不开市场需求的刺激，也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鼓励支持文化企业做大做强，通过并购的路径打造文化航母、引导文化企业通过跨区域、跨行业和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打破地区和行业壁垒，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在多项政策支持企业进行并购的背景下，加之文化企业的意识形态属性，文化企业高管为了迎合政策，实施了并购战略。在政府政策在资本市场发挥重要作用的情景下，实施并购行为尽管可能导致公司绩效下降，但是并购作为公司一项中长期战略，其效果要在以后显现。但是，现阶段文化企业迎合了政策，却能马上获得许多短期收益，比如政府补贴等。因此，现阶段，文化企业并购战略的实施大部分是由于政策的刺激，对公司整体实力的增强效果不甚明显。
三、文化企业高管的高额薪酬与其并购战略的实施有关吗？
问题源于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由于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具有不一致性，导致委托问题出现（Jensen and Meckling， 1976）。而解决委托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高管薪酬制度的设计。随着舆论监督制度的不断完善，社会公众逐渐开始关注高管的高额薪酬，社会公众能够通过多渠道获得高管的薪酬水平。社会公平是一种比较的结果，当社会公众在比较之后，发现自己薪酬水平与高管的薪酬在增长速度和绝对数量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时，不公平感就会产生。随着网络的发展，这种不公平感通过众多渠道得以宣泄，从而导致了现阶段社会公众对高额薪酬的关注。多年连续亏损的中国远洋其高管薪酬明显超过平均水平，引发了社会大众的质疑。
面对高额薪酬遭到社会的质疑，政府出台了《薪酬管理暂行办法》和《业绩考核暂行办法》等规章条例，希望缓和公众质疑与高管高额薪酬之间的矛盾。而企业高管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认为高额薪酬是对其能力的肯定，不愿意使自身利益受损。根据管理者权力理论（managerial power hypothesis），管理者的薪酬是管理者能力的体现（Bebchuk， Fried and Walker， 2002），高额薪酬是董事会对管理者管理能力的认可。因此，企业高管必须在公众质疑与高额薪酬之间就必须寻找到一种解释工具，既能够消除社会公众的质疑，同时又能保证自身的利益不受侵害。此时，“并购战略”就摇身一变，从企业外延式成长路径转变成高管高额薪酬的解释工具。李增泉等（2005）、张鸣和郭思勇（2007）、陈庆勇和韩立岩（2008）等研究发现在并购没有带来绩效提升的情况下，却提高了高管的薪酬。
“并购战略的实施”为什么能够成为缓解公众质疑与高管高额薪酬二者矛盾的工具呢？首先，并购战略的实施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了合并以后的公司经营规模变大。获得规模效益作为并购的动因之一已经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而且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呈正相关，经营大型公司的高管天然地应该获得更多的报酬。其次，现阶段政府出台的政策鼓励支持文化企业通过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整合资源从而培育骨干文化企业。文化企业高管通过迎合政府政策，进而获得政府补助等优势，同时响应政府的号召也为自身的晋升奠定了基础。再次，并购重组具有长期效应，短期内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甚明显。也就是说并购战略的实施并不会立竿见影，需要一定的缓冲期，而且在远期，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公司并购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无法分离。即使并购导致了公司绩效下降，高管也不会受到相应的惩罚，纵观资本市场上所有上市公司，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的高管由于并购失败而在多年以后被追回一定数量的报酬。高管可能通过过度投资获取高额薪酬，而并购就是过度投资的一种表现。所以，并购重组扩大了公司规模、响应了政策号召的同时规避了被处罚的风险，这些管理层自利因素的存在（Mork et al.，1990）都导致了并购成为高管高额薪酬的解释工具。
四、文化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了监督和监管的作用吗？
文化企业并购重组战略未能显著提升公司的绩效，反而沦为高管高额薪酬的解释工具，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否发挥了监督和监管的作用？现阶段，国家倡导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培育骨干文化企业，打造全新的市场主体，实现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的平衡。也就是目前文化市场体系有待完善、迫切需要使文化企业摘掉“小、弱、散”的帽子。在目前文化企业“小、弱、散”的背后就必然隐藏着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不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直接导致了企业并购战略的实施缺乏监督、高管薪酬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国有文化企业正在经历“转企改制”，通过转企改制扔掉企业中存在的政府力量，让市场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尽管许多文化企业的转企改制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但是企业的转企改制并非可以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真正充分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而不少民营文化企业是伴随着国家支持文化产业的政策出现的，其中相当一部分企业是通过“跨界并购”，实现了从传统制造业进驻到新兴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作为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的结合体在管理过程中也区别于一般的制造业，因此新转型而来的民营文化企业在监督和监管方面也存在问题。
因此，文化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无法识别出“企业的并购策略”是否是高管高额薪酬的解释工具。也就是，公司治理机制不能抑制高管通过并购获得高额薪酬的行为。
关键词：集团控股；公司治理；价值 EVA
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公司治理通过降低成本提升企业价值。现代公司治理中不同的治理主体（公司股东、董事会、管理层和员工等）都在致力于企业价值创造，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现代企业的大股东大部分是企业集团，由于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和资源配置的功能，使得是否集团控股成为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方面。2009年1月21日，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关于认真做好2009年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文件明确规定，从2010年起中央企业开展经济增加值（EVA）绩效考核，这标志EVA作为企业核心考核指标的开始。鉴于此，本文使用EVA来代表公司价值，通过实证分析公司治理与EVA的相关性，为降低公司成本，完善治理结构，推动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公司价值提供的实证依据。
一、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委托理论是关于公司治理最早的理论。Jensen和Meckling（1976）将委托关系定义为委托人委托人进行服务于委托人利益的活动。通过理论，公司治理问题被总结为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问题和与分散的股东和不作为的债权人怠于监督管理层的活动，人可能会为了个人的利益损害股东等投资者的利益，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发生冲突，降低了公司价值（Berle and Means，1932）。
公司治理的目的是在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下通过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管、限制管理层投机消费、提高现金使用效率来降低风险，确保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通过促进经营目标的一致性（Conyon and Schwalbach，2000）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冲突，降低资本成本（Donker and Zahir， 2008），提高公司价值（Shleifer and Vishny，1997；Gursoy and Aydogan， 2002； Cicero et al 2010）。
对现代公司治理的研究已有很多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但是从股东创造价值的角度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大部分对公司价值的评价指标集中于以托宾Q为代表的公司市值和以净资产收益率为代表的会计利润，很少有学者使用经济增加值（EVA）代表公司价值。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公司治理与EVA的相关性，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二、研究假设
假设1：集团控股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价值低。
Carney等（2009）认为附属于企业集团能够带来正的绩效，Claessens等（2006）则认为是负的，Khanna和Yafeh（2007）发现没有关系。肖星等（2006）发现集团成员企业经营效率和公司价值均显著较高，但当集团对公司保持绝对或相对控股，以及集团由政府控制时，问题的增加导致集团成员企业价值下降。武常岐和钱婷（2011）发现集团控制能有效减轻国有企业的股东间问题。陈小悦（2001）、徐晓东（2003）发现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股东的公司有着更高的企业价值和更强的盈利能力，其高级管理层也面临着更多的来自企业内部和市场的监督和激励。田利辉（2005）也发现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国家持股企业的表现不及非国家持股企业。本文假设集团控股和国有控股的公司价值较低。
假设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相关但方向不定，股权制衡度高的公司价值高。
吴淑琨（2002）、徐莉萍等（2006）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白重恩等（2005）的结论相反。谢军（2007）通过实证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水平较低时损害公司价值；第一大股东持股水平较高时出现“激励效应”，提升公司价值；第一大股东持股水平过高时会寻求保守的投资和融资政策，导致公司价值的下降。徐莉萍等（2006）认为过高的股权制衡程度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有负面影响，而陈德萍和陈永圣（2011）发现股权制衡程度高的公司价值更高。本文假设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相关但方向不定，股权制衡度高的公司价值高。
假设3：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程度与公司价值负相关。
王鹏、周黎安（2006）从最终控制人的角度，研究了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两者分离程度的增加，公司绩效将下降。李善民等（2006）、王力军（2008）的研究支持了此结论。谷祺等（2006）通过对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价值与所有权比例显著负相关，与控制权比例显著负相关。本文假设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度越高，公司价值越高。
假设4：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正相关。
Leland和Pyle（1990）认为高管持股比例是对于公司预期盈利的风向标，高管持股比例高表明企业未来的预期收益高。McConnell和Servaes（1990）发现公司价值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增加而增加，在超过某一临界值后减少。于富生等（2008）认为管理层持股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从而提高企业价值。在非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持股比例在提高企业经营业绩和企业价值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王君彩和马施，2010；周仁俊等，2010）。李增泉（2000）、刘善敏等（2003）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基本不相关。本文假设高管持股比例高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
假设5：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兼任的企业价值高。
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兼任情况对公司的绩效的影响是两方面的：总经理和董事长由一人兼任时，可以有效提高决策效率，抓住机会提高公司绩效，但是会降低董事会的独立性，削弱了董事会对于总经理的制约关系，增加了侵害公司和股东权益行为的可能性（Hayward和Hambrick，1997）。本文假设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兼任的企业价值高。
假设6：董事会规模过大会降低企业价值，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占比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孙永祥等（2000）认为董事会规模与企业价值之间负相关，于东智和池国华（2004）认为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在一定范围内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超过这个范围会降低企业价值。王跃堂等（2006）认为独立董事的比例和公司价值正相关，但于东智和池国华（2004）发现独立董事对提高企业价值没有明显促进作用，罗进辉、万迪（2010）更是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公司价值与独立董事比例显著负相关这一与传统理论相悖的结论。本文假设董事会规模过大会降低企业价值，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占比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以2007-2010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在此基础上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和净资产为负的上市公司，最终样本为6165个观测值。本文中使用的单位EVA值由CSMAR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数据计算得出，上市公司是否附属于企业集团以及是否为国有企业主要通过公司年报披露的实际控制人股权结构图手工收集整理而成。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目前国内的研究，大多使用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托宾Q等来评价公司治理效果，本文采用上市公司公布的年度数据，以上市公司的经济增加值（EVA）来评价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关于公司治理我们主要采用四个维度：实际控制人性质、股权结构、两权分离度、董事会情况。
根据我国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的影响因素，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REVA=α+β1S1+β2S+β3Lqfl+β4Mshare+β5Dual+β6Board+β7Ind+β8Group+β9Gov+β10Size+β11Lev+β12Yeari+μ
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一是从全样本来看，A股上市公司中，74.3%附属于企业集团，58.2%的公司为国有企业。二是从变量REVA可以看出，附属于企业集团的公司创造的价值较少，私有企业创造价值较多。三是从变量S1和S可以看出，集团控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私有企业股权较分散。四是从变量Lqfl可以看出，国有企业两权分离度较低。五是从变量Mshare可以看出，私有企业高管持股比例高。六是从变量Dual可以看出，在非集团控股的公司和民营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现象更普遍；从变量Board可以看出，附属企业集团和国有企业的公司董事会规模更大，变量Ind差异不明显。
（二）回归分析
表3报告了公司治理对上市公司价值创造的影响，前4个回归是全样本回归，第5个回归使用集团控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模型（1）未加入集团和所有权性质变量，模型（2）加入集团变量，模型（3）加入所有权性质变量，模型（4）加入集团和所有权性质变量的交乘项。由表3可得：
1.集团控股和国有控股与REVA显著负相关，国有控股对企业价值影响更大。企业集团以其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前提，上市公司作为企业集团的投融资平台承担着提供利润和支持集团其他业务板块的作用，自身的价值没有得到最大化。国有企业受政府控制，管理和经营很大程度上受政府的行政命令干预，其经营目标与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出现背离，从而降低了企业价值。本文假设1成立。
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1）和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S）都与REVA显著正相关。所有权越集中于大股东，控制人与所有人的利益越一致，其目标也将会统一为公司价值最大化，因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价值越高；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越高，其对第一大股东的股权制衡作用越大，可以有效制约第一大股东的利益攫取行为，从而保证公司的良好经营，提高公司价值。本文假设2成立。
3.两权分离度（Lqfl）与公司价值关系不明显。当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程度较大时，成本增加会降低企业价值。然而，由于企业获利能力越强，控股股东所能获取的利益会越高，控股股东更有动机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两方面相互作用使得本文假设3不成立。
4.高管持股比例（Mshare）与公司价值关系不明显。高管持股比例越高，与股东的利益越一致，成本也会越低。然而在中国上市公司中，高管都是由大股东任命或直接由大股东自己担任，代表大股东的利益，而持股与否及多少对其经营管理行为并不具有内在的驱动作用，所以高管持股在中国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不突出。本文假设4成立。
5.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Dual）与公司价值正相关。总经理和董事长由不同的人分别担任时，因为自身特点的不同，双方的经营管理特点和偏好可能存在差异，容易导致决策效率的低下，可能会错失企业发展的良机，而两者由一人兼任时，可以有效提高决策效率，抓住机会提高公司绩效。本文假设5成立。
6.董事会规模（Board）影响不显著，独立董事占比（Ind）显著为负。董事会规模过小，其监督作用不能有效发挥；规模过大，又容易造成人员冗余，降低决策和监督效率。二者相互作用导致董事会规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不显著。得出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价值负相关这一与理论相悖的结论可能是因为：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的提名与任命及其薪酬水平由公司高管决定，中国的上市公司引进独立董事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证监会的制度性要求，独立董事的兼任使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所任职公司的经营状况和有效的监督公司高管。本文假设6不成立。
五、研究结论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以2007-2010年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在此基础上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和净资产为负的上市公司，最终样本为6165个观测值。用EVA代表公司价值，实证研究了公司治理的相关变量对EVA的影响，研究结论主要是：一是企业集团控股会降低上市公司价值，国有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价值更低。二是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和管理层持股比例的提高都会提升企业价值。三是我国企业集团中董事会制度尚不健全，独立董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因此，在“十二五”发展规划要求中国企业集团做大做强的背景下，不仅要考虑集团的整体利益，也要考虑集团控股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企业集团治理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是集团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层级以及集团业务对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
参考文献：
1.Khanna, T., Yafeh, Y., 2007. Business groups in emerging markets: Paragons or parasite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武常岐,钱婷.集团控制与国有企业治理[J].经济研究,2011(6).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化成为继工业化之后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目前,信息化已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作为经济发展领头人的集团公司更是信息化潮流的必然波及者，全面加强信息化建设才能跟上时代的潮流，才能始终走在科技的前沿，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作为一个有着复杂机构、众多员工的集团公司，档案管理的信息化无疑对企业运作效率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加强对集团公司档案管理信息化的研究，完善集团公司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档案管理信息化的相关概念
档案管理信息化，就是档案管理模式从以面向档案实体保管为重点，向以档案实体的数字化信息这种主要形式向社会提供服务为重心的转变过程。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档案信息资源建设、应用系统建设、标准规范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
其中，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是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和核心。它的主要任务：一是馆藏档案的数字化，二是现有电子文件的归档工作。后者指的就是您在各项公务活动中形成的有查考和利用价值的电子文件，要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归档，而且要做到齐全完整，真实有效。
档案信息化建设最终将要实现四个方面：一是档案信息的数字化、网络化；二是档案信息接收、传递、存储和提供利用的一体化；三是档案信息高度共享；四是将引发档案管理模式的变革。
进行档案信息化建设时，必须遵循的原则是：文档一体化，归档双轨制和确保网络安全。
文档一体化，要求把档案信息化纳入到办公自动化的总格局之中，与办公自动化融为一体，同步进行。这是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前提。
归档双轨制，是纸质文件向电子文件过渡过程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就是按照我国国家档案局的要求，将电子文件与相同版本的纸质文件一同归档。因为尽管电子文件已经大量产生并在日常工作中应用，但是它的法律作用和凭证作用仍然还没有取代纸质文件的地位。在较长的时期内，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还会继续并存着。
确保网络安全，这是在档案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我们所不能忽略的重要问题。首先机密档案信息的安全保密问题，应设置访问权限、身份识别等；其次计算机系统运行的安全问题，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安装防火墙和实时更新的杀毒软件，对归档信息定期进行下载备份等；同时还包括公共设施的安全管理等多项措施。
对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认知有助于明确档案管理建设的目标，明确档案管理建设发展的方向。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目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包括政府、企业都要不断地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实现高效率的档案管理运作。
二、我国集团公司档案管理信息化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集团公司是企业集团中居绝对控制地位的控股公司，在企业集团中起主导作用，通过多种连接纽带决策、影响、引导众多企业的经营方向、发展战略、产品类型、市场定位乃至对一个国家、地区、产业的经济发展起到重大影响的作用。集团公司本身的特点就决定了它的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庞大的机构必须依赖高科技水平的信息化来提升效率。
但是目前我国的集团公司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是集团公司档案管理信息化的理论落后。这主要是档案信息管理理论的发展跟不上档案信息管理实践工作的现实需要,档案信息管理理论虽然来源于档案信息管理实践,但它同时又指导档案信息管理的实践活动。所以，档案信息管理理论必须面向应用研究和工作实践,能给档案信息管理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同时，工作人员也应注重档案信息管理理论的研究,以便增强档案信息管理理论指导实践的适应性。而一些集团公司常有这样的观念：档案信息管理工作的工作经验还是管理技术甚至管理理论,都是在具体实践形成的，即使没有理论基础,只要较好的模范前人的做法,工作也能够继续进行,而理论研究则是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但是在从事此理论研究的很多人中,很少或者无法联系档案信息管理活动的实际状况来充实自己的理论发展,从而使档案管理信息化的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纯理论的演绎和归纳。
二是集团公司对档案管理信息化不够重视。一些集团公司的档案管理工作一直沿用传统的手工操作模式和服务手段，有些档案工作者对这种原始工作程序的相对熟练，再加上一些领导者对于档案信息现代化管理的紧迫性、必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政策上和管理上也不够重视。
三是部门之间缺乏合作，低水平重复运作。集团公司本身的机构庞大，甚至很多部门之间还有空间上的距离，因此作为管理档案信息资源的各下属机构之间，容易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合作意识，对于共同的问题各自为战，导致低水平的重复开发和运作，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另外，在很多企业中，档案管理部门与其他信息管理部门合作也很匮乏。
四是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质量不高，缺乏规模性。很多集团公司为了宣传效应也建立了一些象征性的网站，网站上也上载开放一些档案目录，并部分开放档案原文、照片、录音、录像等，但是往往是缺乏一定规模，能产生一定影响的更是微乎其微，而且各类档案信息的不平衡，某些信息贫乏而某类信息过剩，通常一些档案信息在加工处理和流通过程中失真；档案信息加工迟滞，使信息价值受损，甚至失去价值；信息服务缺乏针对性和预测性。
五是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现代化基础条件不足。档案信息管理体系是一个由先进设备和技术、管理、数据和人所组成的结构性综合体。尽管大部分集团公司掌握或者开发着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在档案管理上的应用却不够，这主要与企业高层的重视有关。同时也缺乏相应的人才，目前许多单位档案管理操作人员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专业素质低，缺乏对现代化管理科学和计算机功能的高层次认识，大多数单位还存在档案人员兼职或身兼数职的情况，使档案管理人员的结构产生了严重的不合理的现象。
除了以上问题之外，集团公司在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比如集团公司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等决定它们都有进行信息化建设的条件和实力，所以相对与小企业来说建设成本较低。
总之，集团公司的档案管理建设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是由于它引领着其他企业的发展方向，因此必须也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三、对集团公司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集团公司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一些现状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首先从思想上认识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作用，明确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目标。集团公司的档案是其重要信息资源，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是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也是企业档案管理创新的重要方面。因此集团公司应将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纳入企业整体信息化建设的规划和方案，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要适应企业信息化的要求，建立科学、适用的文件归档、保管和利用管理系统，正确处理循序渐进与整体提升的关系，保证企业档案信息化建设健康有序发展。
2.在战略上，集团公司的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企业内部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引导，同时应加强对所属及控股子公司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规划和指导，保证企业档案信息化建设顺利进行。其次，集团公司的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要与企业改革与流程再造相结合，与企业档案管理模式创新相结合，要积极开展对企业档案信息化的研究，及时交流和推广先进经验。
3.在管理上，建立健全集团公司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相关规章制度，并建立适应企业信息化要求的档案管理系统。根据国家有关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规范和标准，建立健全电子文件的形成、流转、处置和监控制度，收集、归档、鉴定和销毁制度，利用和保密制度，安全管理与责任追究制度。切实落实各项制度实施的保障措施，根据电子文件的特点，执行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电子文件的数据格式，实现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的全程管理。
重视档案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和管理软件的选择与开发。企业档案管理系统应与企业有关管理系统(如设计、生产、经营、财务、材料、管理、服务等)相衔接，确保档案部门对本企业各类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的收集、整合、控制和传递。依据国家有关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规定、规范，档案管理软件应具备适应多种文件存储格式、支持实时浏览、具有互联网及内联网检索功能，能够实现收集整理、数据存储、检索浏览、借阅管理、权限控制、统计报表、鉴定销毁、数据输入(输出)及格式转换的控制与管理，满足集团公司文档一体化管理、业务流程管理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需要。
4.在技术投入上，要做好对计算机系统及数字设备中形成的电子文件（数据）的采集、归档、存储和管理工作，做好对已有纸质、照片及声像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工作，为企业提供档案信息网络化服务。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投入，确保企业档案信息资源的完整、安全和有效开发利用，全面推动企业档案管理现代化。要坚持技术与管理并重，以管理统领信息技术，以信息技术促进管理创新。企业档案管理理念、方法、技术和手段要充分考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最新成果的应用，信息技术应用要服从和服务于企业管理的需要和企业信息化建设进程的整体要求。
关键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公司业绩
一、 前言
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在国内外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只是利益侵占程度各不相同。根据委托理论，公司管理者的利益与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最常见的侵占行为是过度的在职消费行为，管理者过度的利益侵占行为会造成企业价值下降。jensen(1986)指出负债融资可以抑制管理者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然而，债务融资这一约束作用在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如果将管理者利益侵占、公司资本结构以及公司业绩放在一个系统的框架中，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又将如何？国内外学者对债务融资对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是否产生影响的问题研究较少，同时研究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对公司业绩影响的 文献 相对更少。
陈冬华和陈信元(2005)等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中薪酬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主要受企业租金、绝对薪酬和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发现负债融资不能有效地约束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王满四(2006)研究了负债融资对管理者工资和在职消费的影响，分析表明负债融资加重了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并且发现在成本较高的样本组中，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有负面影响；而在成本较低的样本组中，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正向相关。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在研究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与司业绩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时，往往将其中之一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其他两个或其中之一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单方程回归模型进行独立研究，参数估计难免有偏和不一致。本文以权衡理论、理论以及融资次序理论为依据，将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和公司业绩作为系统内生变量，建立联立方程，采用8年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系统估计，以期得出关于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和公司业绩相互影响关系的研究结果，从而为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实践提供有益 参考 。
二、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与公司业绩理论研究
本文将依据权衡理论、理论、融资次序理论以及企业租金的思想阐述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并据此作为本文联立方程模型的理论基础。
1.权衡理论在考虑公司存在财务风险、破产成本和成本情况下，阐释价值与资本结构关系。权衡理论认为，由于企业负债率的上升所带来风险和相关费用的增加，企业不可能无限制的追求减税收益（税收挡板收益）。随着企业债务的增加，公司陷人财务困境甚至破产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相应的破产成本、财务困境成本以及有关负债成本都会随之增加，从而降低了企业价值。因此，资本结构会对企业价值产生一种非线性的影响，即“倒u型”的影响关系，企业存在目标资本结构。
2.动态权衡理论是在权衡理论的基础上建立 发展 起来的，动态权衡理论认为公司希望其资产负债率位于目标资本结构，但是由于存在“调整成本”，公司实际资本结构调整公司目前资本结构所带来的利益大于调整成本时，公司会进行主动的调整。基于权衡理论，我们可以把公司当前的资本结构状态看成是公司主动选择目标资本结构所产生的一种结果。
3.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提出融资次序理论。根据融资次序理论，当公司拥有良好的经营业绩时，公司更有可能从内部进行融资以满足其资金的需求，因此，业绩优良的公司拥有较低的资产负债率。与权衡理论和动态理论相反，基于融资次序理论，我们可以把公司当前的资本结构，是公司在考虑融资需求的过程中被动产生的一种资本结构状态。
4.综合权衡理论、动态理论以及融资 次序理论，本文认为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关系，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基于权衡理论和动态权衡理论，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会产生非线性影响，即“倒u型”的影响关系。
假设2：基于融资次序理论，公司业绩与资本结构负相关
负债融资可以抑制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降低成本。其理由是，负债本金和利息的支付可以减少管理者控制的现金，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公司债务的增加，不履行到期债务可能性增加，未履行到期债务会损害其声誉及未来的职业道路，因此增加债务融资可以促进公司管理者减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如本文所研究的利益侵占行为。然而，这一结论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健全的债权人保护机制和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只有这样，未履行到期债务才会真正损害到公司管理者的声誉及其未来的职业道路，对管理者的侵占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作用，但
此外，公司所处行业是否为受保护行业以及公司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均会对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产生影响，故采用虚拟变量衡量这些因素，作为管理者利益侵占方程的解释变量。
2.公司业绩方程
根据权衡理论以及动态权衡理论，公司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会产生非线性影响，即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产生“倒u型”的影响关系，为了验证这种“倒u型”的关系，本文在公司业绩方程中，除了选择资产负债率作为解释变量，同时选择资产负债率的平方作为解释变量，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将产生严重的问题，从而造成巨大的成本，本文假设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将对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ramakrishnan和thomas（1998）认为， 会计 盈余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持续性，他们将盈余按持续性分为三类，分别为永久性会计盈余、暂时性会计盈余以及与价格无关的会计盈余。鉴于公司盈余持续性现象，本文选择滞后一期的公司业绩指标作为公司业绩方程的一个解释变量，并假设它与公司当期业绩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
此外，本文认为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公司股权结构、公司所处行业以及公司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均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故将这些因素作为公司业绩方程的解释变量。
3.资本结构方程
根据融资次序理论，当公司拥有良好的经营业绩时，公司更有可能从内部进行融资以满足其资金的需求，因此，业绩优良的公司拥有较低的资产负债率，基于此，本文认为，公司业绩会对资本结构产生负向影响。
动态权衡理论认为由于存在“调整成本”，并不会将公司的负债率“及时的”调整至目标资本结构。因此本文认为，公司滞后一期的负债率较大时，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当期负债率也将取较大的数值，本文假设二者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根据以往研究结果，本文选取流动比率、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资产结构、非债务税盾、公司股权结构以及公司所处行业等因素作为资本结构方程的解释变量。
4.联立方程估计结果
基于研究的稳健性，本文选择两个管理者利益侵占指标—管理费用的 自然 对数、经行业均值调整的管理费用占资产的比重，两个公司业绩指标——每股收益和主营业务总资产收益率，组合成四个联立方程，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上述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了估计。可以看出，采用不同的利益侵占变量和公司业绩变量，结果一致，综合如下：
对于管理者利益侵占方程，资本结构对管理者利益侵占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债务融资对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没有产生约束作用，相反增加了公司管理者可以控制的资源，进而激发了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这与我们的假设一致；滞后一期的利益侵占与本期利益侵占程度产生正向影响，这与我们前面分析相一致；滞后一期的每股收益对利益侵占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上一期公司业绩越好，本期管理者进行利用侵占的动机越强，这与 企业 租金的思想相一致；资本密集对利益侵占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前面的假设不符。此外，我们发现公司成长性、国有股比例对管理者利益侵占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我们分析一致；公司规模对利益侵占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前面的分析不一致；是否受保护行业利益侵占弱于非受保护行业，中西部的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弱于东部。
对于公司业绩方程，负债率与公司业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负债率的平方与公司业绩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表明，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产生明显的非线性影响，确切地说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这与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相一致。管理者利益侵占变量对公司业绩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本期利益侵占程度越强导致本期业绩下降，这与前面分析一致；上一期公司业绩与本期公司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这一结果符合盈余持续性假说；此外，我们发现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和管理者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流通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对公司业绩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地域虚拟变量与公司业绩均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位于中西部上市公司的业绩低于东部上市公司，这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符。
对于资本结构方程，公司业绩对资本结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当公司拥有良好的经营业绩时，公司更有可能从内部进行融资以满足其资金的需求，这一结果符合融资次序理论，这与以往研究成果相一致；滞后一期的资本结构与本期资本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滞后一期的资本结构对本期资本结构会产生影响，这一结果符合动态权衡理论。此外，我们发现，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以及非债务税盾对资本结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流通股、流动比例、国有股比例、股权集中度以及资产结构对资本结构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5.稳健性检验
陈冬华和陈信元(2005)等研究我国国有企业中薪酬管制对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时一项中的办公费，选用报表附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差旅费、业务招待费、通讯费、出国培训费、董事会费、小车费和会议费来衡量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通过这些项目，管理者最容易实现利益侵占行为。鉴于此，本文选用“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作为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的替代变量，将其引人我们的联立方程做稳健性检验。由于我国自1998年起开始编制现金流量表，因此样本不包括1997年的样本，联立方程估计的结果
同样支持上述结论。
四、小结
本文依据权衡理论、理论、融资次序理论以及企业租金的思想，建立联立方程对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
与公司业绩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扩展了以往的研究成果。
实证结果表明，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与公司业绩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资本结构对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负债融资不能抑制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存在“倒u型”的影响关系，这一结果支持权衡理论及动态权衡理论。同时，管理者利益侵占会对公司业绩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公司业绩对资本结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果支持融资次序理论。
对于一阶滞后系统外生变量，实证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利益侵占程度将对本期利益侵占程度产生正向影响，这与“费用粘滞”现象相一致；滞后一期的公司业绩越好，本期管理者进行利益侵占相一致。滞后一期公司业绩与本期公司业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支持盈余持续性假说。滞后一期的资本结构与本期资本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滞后一期的资本结构对本期资本结构会产生影响，这一结果符合动态权衡理论。
对于其他系统外生变量，本文得到了一些附带的研究结果，我们发现：资本密集程度对管理者利益侵占产生负向影响；受保护行业的上市公司利益侵占行为弱于非受保护行业；位于中西部的上市公司中的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弱于东部。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对公司业绩产生正向影响；流通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对公司业绩产生负向影响；中西部上市公司的业绩低于东部上市公司。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以及非债务税盾对资本结构产生正向影响；流通股比例、流动比例以及资产结构对资本结构产生负向影响。
上述实证结论支持权衡理论、融资次序理论以及企业租金理论，为我们今后在该领域的研究夯实了理论基础。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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