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主”故宫
不知是天意安排，抑或世事难料，他刚上任便遭迎头一击，故宫成立大会于1925年10月10日举行，次年3月，北京就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多名学生被执政当局枪杀，北洋政府还下令通缉左派分子（大部分是共产党人），包括、易培基、李石曾等人，指责他们“以共产党学说啸聚群众，屡降事端，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实属目无法纪，一体严拿，以儆效尤”。易培基罪名被定为“安排组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大批留学生中，很多是共产党，并与北京大学等人一起煽动”。
实际上，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方针得到国共两党拥护，许多共产党人在党政军部门出任要职。当初与易培基都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二人关系笃深，无话不谈。力荐易培基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来背叛革命，国共分手，汪、易也因政见不合而分道扬镳，此乃后话。
易培基秉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华传统理念，对党派毫无兴趣（后来被强拉加入，只是名义），平生与国共两党重要人物结交纯属泛泛，可是北洋政府却悍然下令通缉他，逼使他躲进东交民巷避居。故宫博物院陷入群龙无首境地。一批社会名流公推德高资深的庄蕴宽出面担任故宫维持会会长。此后两三年，因军阀混战，故宫犹如一只漂泊在的木船，时沉时浮。后来，易培基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农矿部部长，奉命接管故宫博物院。他才又重新掌管故宫大权。
连年战事，使故宫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这时，有位叫经亨颐的元老呈文中央，提议废除故宫博物院，将其藏宝一律拍卖，称故宫国宝是清廷“逆产”“孽宝”，呈文写道：“我所怀疑的，不但对于名称，而且还认为此种机关大规模设置许多理事、院长和办事人，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对于经亨颐的呈文，故宫副院长兼古物保管委员会主席张继代表故宫上书中央政治会议，批驳了经的谬论——“经委员称故宫博物院‘更大不妥，简直不通’，夷考欧洲各国，以旧时皇宫作博物院者不一而足，如柏林之皇宫博物院等。他还说故宫藏宝均是逆产，应予拍卖，故宫已收归国有，已成国产，何来逆产之说？故宫建筑之宏大，藏品之雄富，世界上有数之博物院也，保护故宫，系为世界文化史上尽力，今设院展览，公开于民众，亦至公也，与拍卖以后仅供私人之玩弄者，孰公孰私，不待办而即知矣……”
随后国府会议商定，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理事会组织条例》呈请中央政治会议复议，眼看故宫面临崩溃倒闭危机，所有员工心急如焚并上书中常会，恳求经老提案。两个月后，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易培基引经据典阐述了故宫藏宝的无限价值和艺术瑰宝，义正词严驳斥了经某的谬论。他声情并茂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并一致否决了经的提议。会议还决定，易培基继续出任院长一职，他和李石曾、张继（曾任北洋政府警察总监）三人为常务理事。会后，、张学良等还主动向故宫捐款，传为美谈。
故宫南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吞中国之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北京离东三省很近，故宫同人焦虑万分，纷纷提议故宫南迁，尤以易培基的女婿李宗侗（又名李玄伯，李石曾之子，时任故宫秘书长）最为积极。易培基支持南迁倡议，并说“大敌当前，我们都应该考虑保存国家宝物不受损失”。他召集会议，研究南迁方案，并拟定了一个六万元的南迁预算案。张继主张故宫藏宝三分之一可运去西安，其实他想得到六万元的三分之一——两万大洋。会后，李玄伯被派往上海接洽南迁事宜，途经南京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接见了他，当听说部分藏宝要运往西安时，宋院长了这种主张。李玄伯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张继听到宝物运西安泡汤的事，怀疑李玄伯从中捣鬼，从此迁怒于易培基翁婿。
此前还发生了一出闹剧，李玄伯抵达上海时，正巧张继的妻子崔振华也来到上海，更巧的是两人都下榻在沧州别墅，干了多年警察头目的张继（又是中央委员）生平“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婆来打骂”。这位张太太的泼悍凶恶很是有名，据说她与宋氏三姐妹关系密切，在国府官场有头有脸，远比她丈夫吃得开。
真是无巧不成书，李玄伯下榻沧州别墅当天，便被张太太的贴身女仆看见了，她马上报告给主人。张太太既惊诧又暗喜，吩咐仆人“你快去请他来”。少顷，李玄伯到来，二人寒暄几句，话题切入故宫，很快话不投机。李毫不客气地说：“张太太，您不是故宫职员，有关故宫的事，请您不要管。”
崔振华恼火了：“我偏要管！”
李玄伯也光火：“你不配管！”
一、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
“到博物馆参观，想买一个博物馆的符号或相关的一个元素，那就是你对博物馆体验以后产生的认同和收藏。”
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正在开始成为博物馆事业发展新的增长点，正在日益成为博物馆获取社会资源的一条重要渠道。文化产品开发对于博物馆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多重意义。消费时代，商品的文化传播能力大为增强，而文化产品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播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品”下了这样的定义：“文化产品一般是指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它能够提供信息和娱乐，进而形成群体认同并影响文化行为。”
博物馆文化产品必须承载相关的文化信息，这正是它区别于普通旅游产品的特殊之处，也是其魅力所在。是否具备馆藏文物载体元素是一条核心原则。也就是说，一个图案或符号、一种造型或色彩、一段文字说明或解读，都要在该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展览内容、建筑形制、研究领域中找到依据和原型。
国内博物馆界一般把除展览和相关教育、服务项目之外的文化产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依托博物馆藏品和展览设计制作的各种材质的创意文化产品和民族手工艺品；第二类是文物藏品的复仿制品；第三类是与博物馆藏品和展览相关的书籍、电子出版物及各种纪念品。
二、成功案例
（一）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是这方面的先行者。1996年，上海博物馆于新馆建成开放之际成立了上海博物馆艺术开发公司。该公司为独立法人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经营模式。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公司现有800多平方米的营业面积，文化商品2万多种，其中自主开发设计的系列文化商品400余种，占总销售额的50%。公司文化产品销售额也从当年的500万元/年，发展到连续两年（2006年、2007年）达到4000万元，自2006年起，其销售额超过了上海博物馆的门票收入。2005年公司在上海时尚文化地标“新天地”太仓路开设了精品分店，成为周边世界500强、office高级白领的时尚首选。2009年，该公司成为大英博物馆长期供货合作伙伴。
上海博物馆艺术开发公司在经营中形成了自主设计、制作和销售的一条龙产业链，其周围聚合了几十家加工制作企业。公司对每件产品实行跟单监管，严把质量关。尽管还没有注册商标，上海博物馆本身就已经具有品牌效应。“我们的每个商品上都有上海博物馆的标志，很多人就是冲着这标志来的。随着后续发展我们肯定要申请商标和知识产权。”
（二）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文化产品开发真正起步于2008年。这一年，为迎“奥运”，故宫举行“天朝衣冠”展览，首次将皇帝、皇后服饰同时展出。为配合展览，故宫设立了一家专卖店，商品的所有元素都从展品中提取。此后，故宫文化产品开发进入长足发展阶段。目前，故宫内设38个销售文化产品的经营点，还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开设了一个专卖店。这些店内共陈列文化商品1万多个品种，其中46%为故宫自主开发。
作为“奥运”吉祥物核心设计师之一，陈楠参与过奥运特许衍生产品开发工作，他认为博物馆文化产品也应当按照特许衍生产品模式来运作：“博物馆应该对自己的愿景、定位、发展目标和产品等进行系统设计。产品上必须要有博物馆的LOGO，其中包含它的思想和元素，具有知识产权，而且是专门授权研发，生产厂家和营销商家都是指定的，事前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有的博物馆其实已经借鉴了类似的品牌经营策略。1997年，故宫博物院先后向工商部门申请注册了“故宫”、“紫禁城”商标。2006年，“故宫”、“紫禁城”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这是全国文博界第一个被认定的驰名商标。2009年故宫博物院向欧盟成员国和马德里成员国进行了国际的注册。今年，为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故宫还将尝试进行品牌授权运作。在生产经营中，故宫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严格选择合作企业，“我们寻找企业有两条原则：一是公开招投标；二是它在这个领域是领先的、有知名度的。我们一般与企业签订一到两年合同，合同到期后再重新考察选择。”杨晓波介绍说。
（三）湖南省博物馆
博物馆文化产品中已具有品牌效应的还有湖北省博物馆注册的以馆藏国宝“曾侯乙编钟”为主要内容的“曾侯乙编钟乐舞”商标；湖南省博物馆以马王堆养生文化为核心设计开发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马王堆养生枕系列产品等。
三、国内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经营模式
当前国内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经营模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场地出租和职工承包经营模式，多为中小型博物馆和西部博物馆采用。二是内部经营模式，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设立了内部产业经营部门，建立了自己的经营服务网点。三是内部经营和公司运作混合型模式，如故宫博物院成立了文化服务中心等经营机构。四是公司运作模式，如上海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等将产业部分与公益事业部分相剥离，成立隶属于博物馆的独立公司实体。
四、海南省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
台湾林荣泰教授曾提出“4C”文化创意设计观：“Cunltural（文化）、Collective（精选）、Cheerful（愉悦）、Creative（创意）”。从博物院等博物馆成功开发文化产品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好的博物馆文化产品不仅具备审美性、功能性等一般商品的属性，更重要的是要拥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创意设计。
博物馆是地域文明集中展示的场所，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文化内涵。博物馆文化产品的文化属性决定了设计必须植根于其文化内涵，精确提取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才能创造出与众不同且能体现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把博物馆带回家”，使得博物馆文化产品肩负传播博物馆文化的任务，是真正的将博物馆与公众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海南省博物馆的设计人员曾运用传统文化结合现代艺术风格，突出文物重要元素的延伸，对本馆的文化产品开发做了初步的尝试。如海南黎锦堪称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历史已经超过3000年，是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品。2009年海南黎锦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中国纺织艺术的一朵奇葩绽放在世界的舞台上。古语称“黎锦光辉若云”，黎族织锦图案体现了黎族居民审美意识、生活风貌、文化习俗、及艺术风格，其内容主要反映黎族社会生产生活及传说中吉祥美好的事物等等，其中人形纹、动物纹和植物纹是最常用的织锦图案。设计将黎锦特色图案奥雅兄弟、大力神、鱼纹、植物纹等等元素提取出来，与生活常用物品相结合，设计出来的产品色彩亮丽，经济实用。
（一）手环U盘
（二）生活用品
（二）文具
5月，骄阳当空，黄澄澄的阳光将整座北京城染上亮金色。天安门前的长安大街上，热暑将马路地表蒸出了一股腾腾的油气。在故宫博物院内，一座80年前被太监烧毁的花园，复建峻工了。80年前的那场无名大火，烧毁了这座名为建福宫的后花园，也把无数的珍宝和皇室残喘的旧梦烧得一干二尽片瓦不留。80年来，这块区域一直沉睡在废墟之下，始终被封锁起来不对外开放。现在即使它重新被建好，人们也看不到园内由1000根6米长、40厘米宽大木材建成的延春阁，也见不到这个共享了3000根大型木料、12万余件瓦件、2800多克金箔装饰彩画的富丽堂皇的花园。以后它将用作接待高级贵宾以及其它活动的特殊场所。
2年后，IBM公司或许能够弥补人们这个遗憾，它将以虚拟现实技术来取代现实中不对民众开放的故宫古建筑区域。只要有足够的带宽和一台能上网的计算机，人们就可以在各种地方，包括家里和世界任何角落自由自在地逛故宫了。网上的故宫最大程度上，将和参观现场一样有趣和震撼。理论上，那些不对外开放的地区，民众也有机会能透过网络参观。效果不输给现场目睹。
紫禁城，是许多中国人一生之中必须朝圣一次的地方。这块区域承载着中华民族复杂的情感，是中国人的圣地。但事实上，有许多人一生也没能来故宫一次。而即使到了故宫，还很有可能遇上展馆正在进行检修无法参观或是展区太大走不动的情形。更遗憾的是，许多参观群众，包括国人和外国游客对这个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皇城背后的历史不清楚，使得参观变成一种徒具形式的走马看花。
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全世界的网络冲浪者将可以在互联网上潜入一个具有真实空间感的虚拟故宫，在巴格达或是阿拉斯加的网上游客可以如同现实一般进入北京紫禁城内，在网上看到故宫的每一个角落，可以看到那些故宫不对外开放的神秘地带，也可以看到平时无法展出的文物，并且以360度细读文物的细节。甚至用最新的技术，让历史文物配合上互动形式的解说，详尽的介绍每一项文物的历史意义。还可以请虚拟志愿者担任导游，解说故宫的文物历史，以及回答问题。更进一步来说，游客彼此还可以进行虚拟交流，虚拟拍摄。“文化的生命只有通过兼收并蓄和不懈地创新才能保持恒久的活力，在开放和发展中成就其精深和博大。”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说。
数字化成了故宫长期以来关于展览、参观、文物管理、保护所遇难题的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故宫造册文物有100万件以上，由于故宫本身是古建筑而不是现代化的博物馆，大部份的文物无法陈列展示，数字化后文物展出的难题便可以得到解决。以虚拟的方式展出文物，不需要考虑气候、天灾，一个虚拟的文物库，游客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同时也可以降低故宫有限的参观人流承载负担，可谓一举数得。
IBM和故宫计划建立一个3D表现形式的虚拟故宫，这个计划特别之处在于它将植入最新的互动的功能，通过虚拟技术与故宫现场展览整合，达成更有效的教育和展示效果。从2002年故宫网站开通到现在，故宫博物院的网站功能愈来愈强大，它已经初步实现了网上数字故宫的功能。只不过这个数字故宫还是二维的。“我们还不满意这样的效果，我们希望故宫文化展示平台能达到真正的世界水平。”故宫资料信息中心主任胡锤说。随着虚拟现实造型语言VRML的进化，X3D规格的确定，许多三维效果原来不能在互联网相融的情形，现在得到了解决。这使得三维效果的数字故宫有机会能在互联网上实现。“帮助身处故宫之中或居于全球各地的观众游历紫禁城，提供更便利、更生动有趣和令人震撼的历史文化之旅。”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说，“为每天数以万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提供更好的导览服务，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这项名为“超越时空的紫禁城”计划，将着重在故宫的古建筑、古文物的虚拟重建，并以讲述历史和互动形式表现出来，目标是为让全球的访客提供具有震撼效果的吸引力。它将不是一个传统的网页，而是一个完全潜入式的、具有空间性的、游客可以操作的，和实际紫禁城的空间场馆在建筑和历史上相呼应的世界。IBM公司为此专门请技术部门开发服务院内展览的系统，并向故宫保证整个计划到执行各方面都将保证高质量以维护中华文化的尊严与庄重。
在文物展馆操作信息化项目IBM不独专对中国的故宫。在此之前，IBM还完成过世界许多知名的博物馆的信息化工程，其中包括埃及国家博物馆、俄罗斯冬宫、法国卢浮宫、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文物数字化的应用能让文物展示平台变得没有疆界限制。以IBM资助的米开朗基罗“佛罗伦萨圣母”项目为例，这个高七英尺，在一整块大理石上制作，有四个比真人还大的人像，IBM公司以3D影像技术，将其数字化再现，使得在线的观众可以从三维复制图中看出每个细节，包括米氏刻刀雕刻的痕迹。这个作品原本收藏在佛罗伦萨大教堂歌剧博物馆，但数字化后，全球13个博物馆、学术单位、图书馆、艺术馆都可以看到这个多媒体展示。俄罗斯冬宫博物馆数字化后，也为全球35个国家的博物馆、画廊、图书馆和大学捐赠了60多个多媒体展示亭，还将300多万件数字复制艺术品存入图书馆数据库，扩大及深化了文化研究、传播、保护等领域的效果。
和中国相似，身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在这方面经验较早。一项名为“永恒的埃及”项目得以使埃及最重要的古遗址、文物、人物和历史汇聚成一种史无前例的多媒体体验。它将埃及室内室外的收藏品、遗址、古器物、人物整合起来成为一个复杂的数据库，通过手持数字导览器，以详细的文字、图像和动画帮助游客了解博物馆内所陈列的古物。“通过多方面的整合，埃及以一种超乎人们想象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埃及的文化遗产才得以被世界所知，这不只是法老时代的埃及，而是我们全部文化遗产。”埃及文化和自然遗产档案中心主任法蒂・萨利赫博士说。
在中国的“超越时空的紫禁城”项目计划中，参观者可选择参观紫禁城历史上的某些重要的历史景点，而在参观这些景点的时候，宫殿古建的故事是用一种被体验、而非仅仅是被讲述的方式来展现。“象乾隆王朝、1644年农民起义，以及过去的皇宫怎样演变成现今的故宫博物院这些历史故事，都可以在‘可参与文化空间（PCE）’中以象戏剧一样的形式形象表现出来。” IBM公司中国信息无障碍中心主任郭维德先生说。“参观者本人将以栩栩如生的角色形象来代表，而这些角色可以和由计算机生成的历史上的角色进行交互，诸如与过去的朝廷要员。”
这个所谓“可参与文化空间（PCE）”的技术，将把虚拟的和实际的宫殿整合起来。除了互联网的虚拟皇城外，观众2年后到故宫博物院参观，还可以在各个景点所设的解说台前，进入“虚拟版”中进行探索，增强他们对于博物院的游览体验，同时也和此时此刻正停留在这个虚拟空间中的其它游客进行交流。
被新技术保护的古文物
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主任胡锤先生接受了本刊独家专访。
《互联网周刊》：博物馆信息化以后带来的好处是什么？故宫有没有疑虑部份？
胡锤：很多人不理解信息化是什么？它不该只是单纯的技术解决方案，我们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工作方式。重点应该是放在让信息化提升我们的工作水平，它完善的模式可以使得我们目前的工作变得更严谨更有条理更规范化。包括影像数据管理、流程控制等等，帮助很大。从之前建立网站、信息化管理平台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一直在摸索信息化的意义。目前我们肯定的是，信息化不该是目的，不能盲目去跟进一个新技术，而是应该让技术为文化来服务。博物馆应该有教育的角色。我们想的是如何用新技术去协助、加深、学习、宣传历史教育，来丰富人，来提升人们对历史文化的认识。故宫信息化是以服务故宫整体工作来进行的。我们希望它对整体工作有所帮助。我们所有工作都围绕着这个目标进行。
《互联网周刊》：故宫的信息化整体情形大概是怎么样？
胡锤：故宫的信息化从1997年到现在，进行将近十年了。现在整体框架已经完成。包括网络支持下的数据采集、加工、利用的数字平台。这个平台在影像、文本、历文文档、视频、音频每一项都涉足了。整个平台都还在不断完善中。除了数字采集外，我们还建立了信息化管理工作平台以及文化展示平台。前者包括应用系统，通过网络整理运用数据的平台。软件开发是中科院的中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我们1992年就开始合作了。前几年我们致力于信息平台的建设和数据的采集。我们单位名叫资料信息中心，特别强调的是资料的采集和整理。此外我们建了公文流通、文物管理、古建信息管理、文档的利用与检索平台。这次和IBM公司合作的，是文化展示平台的部份。在这部份，以前我们所做的，只是一个网站。我们现在觉得网站平台需要更新了，它需要发挥更好的功能，不应该只是一个网站。
《互联网周刊》：信息化管理上的基础采集完成了多少？
胡锤：我们采集了50万张影像数据，都已存入数字平台。所完成的数据压缩之后大概有几个T，只占总数的47%。这些数据在内网上能自动支持各项业务系统。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些数据能在用户终端下载。这方便了研究领域的运用。以前用胶片拍摄的数据，现在都已完成数字化转换了。为此我们之前还专门研究过数字和胶片拍摄的差异，发表过学术报告。我们已经建立完成一个影像制造、加工、运用的平台。
《互联网周刊》：你认为数字化故宫的意义和影响是什么？
胡锤：除了虚拟故宫外，在文物数据中，文物影像的意义相当重要。文物像人的身份证一样，照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文物同名同姓的很多，影像可以帮助区别实物。这对使用、研究、管理上都有很大的帮助。在国内的文博信息化方面，故宫做的算是好的。故宫是国家最大的文物资源库，它负有国有资产管理之责。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从故宫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是要展现新技术。我们建立了许多历史文档，目前还在持续进行文档扫描的工作。扫描完后，我们会放入文档资源库里头。目前大约完成了30多万部历史数据的影像扫描。使用者通过检索进行研究。这对文物保护意义长远。纸张的文物翻一次就受伤一次，800年的败坏周期，使得纸质文物很脆弱。信息化可以大大的加强文物的保护，人们只需翻阅数字复制版就可以进行研究。这降低了文物损坏机会。同时也使得文物信息得以永远保存。
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式实行“全面禁烟”。
北京故宫博物院制定了严规，全体员工、在院合作单位和个人，无论室内和室外，不分开放区与工作区，一律禁止吸烟。对违反禁烟规定的人员将进行严格处罚，并通报全院。
5月18日，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与故宫博物院志愿者一起向观众发放带有故宫Logo和“无烟故宫”宣传语的彩色手环，倡导文明参观，消除因吸烟带来的安全隐患，共同为实现“无烟故宫”“平安故宫”而努力。
故宫博物院是我国现存最大、保持最完好的古代宫殿木结构建筑群，自紫禁城1420年建成以来，防火就是其面临的首要难题，院内随处可见的铁缸、铜缸都是用于储水灭火。此前，虽然故宫博物院多处设置“禁止吸烟”的标示牌，但仍有部分观众在紫禁城内随意吸烟，给故宫安全带来了严重隐患。
广州：国家机关禁用公款买烟
广州从去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版控烟条例，因规定15个部门根据各自职能进行控烟执法，有人以“九龙治水”作比喻，调侃说广州是“15龙治烟”。在《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中，“15龙治烟”被进一步明确。
根据征求意见稿，这“15龙”包括卫生部门、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公安部门、文广部门、体育部门、旅游部门、经贸部门、交通部门、食品药监部门、机场管理部门、铁路部门、地铁管理部门等。这15部门各司其职，各管一段，组成一个庞大的治烟管理班子。市、区（县级市）爱国运动委员会下设控烟吸烟办公室，负责指导控烟。
《细则》规定，禁止吸烟场所和限制吸烟场所经营者或管理者，应设置禁止吸烟检查员。网吧、歌舞娱乐、游戏厅及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范围的室内外区域都属禁烟场所，这些地方都要设置禁烟检查员，在管辖场所内开展控制吸烟宣传；并为违规吸烟者进行劝阻，劝阻不听的应当劝离。对拒不离开的，应当向相关部门或向12319服务热线报告。禁烟检查员要协调控烟执法人员开展执法工作。
机关单位禁用公款买烟，是《细则》的另一亮点。根据规定，国家机关和由财政资金供给的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除用于设置吸烟室或吸烟区用途外不得购买与吸烟行为有关的物品。
深圳：加大处罚力度
深圳市人大审议的《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修订草案）》大幅提高处罚金额，与现行条例相比，修订草案一方面扩大了禁烟场所，由7类增至16类，宾馆酒店、商场超市等场所也新划定为禁烟场所；另一方面，大幅提高处罚金额，比如在禁烟区吸烟且不听劝阻的，罚款由原来的20元大幅提高至500元；在禁烟场所的经营者未履行控烟职责且逾期不改的，罚款由原来的最高3000元提高至3万元。
作为全国首个进行地方立法控烟的城市，深圳早在1998年就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但实施情况并不理想。2011年，卫生部公布修订后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规定，自当年5月1日起宾馆、饭馆等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因为种种原因未执行，该规定变为“一纸空文”。据了解，修订草案要求教育、交通、公安、城管等12个政府相关部门对各自职责领域内发生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云南：学校禁现烟草用品
也许，为了学生的身心健康，会吸烟的老师要考虑戒烟了。今年1月1日起，《云南省创建无烟学校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将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学校的任何场所不得出现与使用烟草有关的用品，例如烟灰缸、水烟筒等；学校领导和教师不在学校内吸烟，也不向他人传烟或接受传烟。
《细则》要求学校首先应当对教职员工的吸烟情况、学生的吸烟情况、学生被动吸烟情况、师生对吸烟与被动吸烟的认知程度、对创建无烟学校的支持程度等进行调查。调查报告应当向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在调查的基础上制定本校控烟制度和实施计划，并在公告栏、校园网等适当的地方公布或张贴学校的控烟制度、监督机构及监督电话。
在无烟校园环境建设中，学校被要求有以下动作：学校各人口处或大门口应当设置告示牌，清晰告知禁烟要求。在所有办公室（包括一人使用的办公室）、各科室、会议室、实验室、教室、体育场馆、学生活动中心、食堂、教师和学生宿舍、大厅、楼道、电梯、卫生间、宣传栏等地方设置或张贴禁烟标识。
同时，校内的便利店、小卖部等经营场所不得出售任何烟草制品。学校的任何场所不得出现与使用烟草有关的用品，例如烟灰缸、水烟筒等。
江苏：控烟进入地方立法
今后，江苏省烟民在控烟场所或区域内吸烟，不听劝阻的，可能被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江苏省爱国卫生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5月16日提交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对于各部门的监管职责，草案进行了明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学校的控烟工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相关公共场所的控烟工作；文化、体育、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负责文化、娱乐、体育场所以及旅馆业的控烟工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医疗卫生机构的控烟工作；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餐饮服务经营场所的控烟工作；工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商业场所的控烟工作以及对烟草制品广告的监管；其他部门负责各自管辖范围内的控烟工作。
历史渊源
苏州宋锦的渊源可追溯至春秋时，地处江南的吴国贵族已经在生活中大量使用织锦。历经各时代的发展，织锦工艺在北宋时期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南宋时苏州成立了作院，有40多个品种。宋锦到了元朝逐渐衰败，明朝时又有所恢复。据嘉靖《吴邑志》记载，当时苏州的丝织品已经成为重要的商品，“比屋皆工织作，转贸四方”。尤其是锦的生产，已经超过蜀锦，成为天下第一。民国朱启钤《丝绣笔记》引褚人获《坚瓠集》：“秘锦向以宋织为上。泰兴季先生，家藏淳化阁帖十帙，每帙悉以宋锦装其前后，锦之花纹二十种，各不相犯。先生殁后，家渐中落，欲货此帖，索价颇昂，遂无受者。独有一人以厚赀得之，则揭取其锦二十片，货于吴中机坊为样，竞获重利……今锦纹愈奇，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矣。”宋锦业后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蒙受重大打击，至同治、光绪年间重新复业，当时苏州城区尚有织锦机约300台。清末民初时又因社会动荡，宋锦业生产逐步萎缩。近代以来，宋锦主要用于装裱书画，一直远销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如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九华堂等都是苏州宋锦织造户的老主顾。
图案演变
宋锦的图案具有浓烈的民族风格，把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表现得既含蓄又文雅，使人一看到纹样就能心领神会。《丝绣笔记》卷下“宋皇室规定”对文武百官按其职位高低每年分送“臣僚袄子锦”，其花纹各有定制，分为：翠毛、宜男、云雁、瑞草、狮子、练鹊、宝照。明正德《姑苏志》载，苏州所织海马、云鹤、宝相花、方胜等锦，无色炫耀，技艺胜于古代。而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二十八“锦裸褫”对装裱用锦的花色记录更详细，其中说到“今苏州有落花流水锦”。苏州产宋锦的图案构成，多以几何形为骨架，在不同地位填进各种自然纹样或小几何纹样；或者以几何图案为底纹，上面再铺以各式折枝花、缠枝花、串枝花、团花以及散点排列的各种花卉；也有把几何形锦纹填在自然纹样中的，这样不仅把自然纹样衬托得更加丰富饱满，而且寓意吉祥。
织物分类
苏州宋锦最初大多用于装裱书画，后来随着织锦技艺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用途不同、风格各异的三大类，即重锦、细锦和匣锦。重锦组织细密、图案规整、富丽堂皇，常用于装裱名贵字画、礼品盒包装，也用来制作特种服装和花边。重锦又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根据织物成品的外形、用途，设计合适的纹样，如宫廷专用的挂轴、卷轴，纯属装饰绘画型。因而其图案多是佛像、经典故事画等。另外根据宫殿中所设各式龙椅、宝座的实际尺寸设计的铺垫、靠背等，其纹样风格与宫殿室内环境和设施相协调，纹样题材多为云龙、云蝠、夔龙、缠枝宝相花、各种锦地开光等。第二类纹样多为大型多彩加金的晕色锦，花纹形式上有锦上添花、几何填花、天华锦等。细锦是明清时期宋锦中功能适应性较广的品种，其纹样格式也最多样化，常见的纹饰题材有植物、动物、器物等。匣锦质地松薄，花纹格式基本与细锦相同，但较简单素净，一般只采用小几何纹、小花卉、小动物及八宝之类的器物纹样。
珍品赏析
《彩织极乐世界图轴》亦称“石青地极乐世界织成锦图轴”，长448厘米，宽196，3厘米，故宫博物院收藏。原藏养心殿、乾清宫，上钤“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乾清宫鉴藏宝”等印玺。
图轴以一佛二菩萨为中心，上下左右安排了278个不同神态的菩萨、天王、罗汉、伎乐等人物形象。配景为仙山楼阁，中间有雄伟的宫殿建筑、山石树林及彩云，仙台下有盛开莲花的宝池，并点缀孔雀及黄鸟。制作这样内容复杂、形象丰富、色彩多变、结构严谨的巨幅绘画性的宋锦作品，在工艺技术上有着极大的难度。第一，需要有精通画理的“挑花”匠人挑制“花本”；第二，有机工装配出专用织机上的提花装置；第三，有“挽花”匠人与织工配合制作。从成品特点分析，此画是乾隆初期苏州织造府管辖下的巧匠之精心杰作。如此大幅的佛教题材宋锦，不仅是研究清代织锦技术以及佛教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传世织成锦中的稀世珍品，举世仅此一幅。
《织成凤仪图》织于元代，长53.5厘米，宽54.8厘米，现藏于辽宁博物馆。该幅巨制经历代递藏，保存完好。卷前钤有明人“肃世子之章”和“仁育万物”两大印章，入清后归宫廷所藏。
织工在桃红色缎地上以五彩丝线织出百鸟朝凤和玉兰花树，并以拈金线勾勒羽毛、玉兰枝的轮廓。整个画面雍容华贵、金光灿灿，展示出元代织金工艺的时代特征和杰出成就。图轴画面可分为左右两部分，右边一树玉兰怒放，仿佛幽香袭来，周围小鸟盘旋；左边一蓝一白两只凤凰凌空飞舞，旁边喜鹊、白鹤环绕，呈现出一派祥和、欢快的景象。
《灵鹫球纹锦袍》织于北宋，是1953年在新疆与青海交界处阿拉尔地区的古墓里发现的，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灵鹫球纹锦袍是目前故宫博物院中唯一的一件北宋织物真品，色彩和谐，织工精细，可见北宋高超的织锦工艺。锦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它的装饰纹样，这种纹饰叫球路双鹫纹，以几组大小圆圈相切与交叠构成几何骨架，大圆中是一对背向而飞的雕类图案。黄色经丝，淡黄、黑、黄绿、白四色纬丝，交叉缠结，环环绕绕，构成圆环形的中心图案，在宋代流行，称为“球路纹”。华丽典雅的装饰，神秘的宗教气息，可见其异域风情。
《红地盘条四季花卉纹宋式锦》织于明代，长140厘米，宽32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锦面在六簇形联合排列骨架内，分别填织梅花、牡丹、菊、宝仙花等，又在主花周围沿六簇形骨架边缘部位，填织龟背、锁子、吧字、双矩几何形花纹，这些花纹交错连环，并都寓有吉祥的含义。这件明代盘条四季花卉宋式锦，造型简练规整，在色彩处理上则采用淡色相间、金线勾边的方法，即在花纹的边缘都镶上一层淡色，外面再勾上金线，以缓冲对比关系，统一主调，达到富丽和谐的效果。
《锦群地织金缠枝四季三多纹锦》织于清代，故宫博物院收藏。
此锦为清中期宋锦，题材及配色都有宋风。以缠枝桃花、牡丹、、宝相花为每朵花头，分饰佛手、柑橘、桃子、石榴，寓意多福、多子、多寿，是中国传统纹涵所在。织锦做工精细，外观沉着稳重，为苏州织造宋锦中的精品。
春秋 王伯姜鬲 通高11.7厘米，宽18.3厘米，口沿铸铭文9字，记王伯姜作鬲。1955年冯公度捐献。
冯恕，字公度，性喜收藏，所藏古物甚丰。1955年家属以其名义将铜器等文物百余件捐献故宫博物院。
国运昌，文物兴；国家衰败，文物亦遭劫难。清代末叶，由于封建政权的腐败，民不聊生，国家积贫积弱，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无力抵抗，任其宰割瓜分。与此同时，中华文物也遭受到空前劫难，不但石窟、寺庙、墓葬大量被破坏盗窃，就连皇宫里的文物珍藏也在劫难逃。1860年，英法联军闯入北京，四处焚烧杀掠，恣意抢夺，圆明园在遭受抢劫后又被放火烧毁，数不清的皇家奇珍瑰宝化为灰烬。至今在西方博物馆中陈列的圆明园藏品就是那时被抢走的。1900年，美、英、法、日等八国联军再度侵入北京，在紫禁城午门前举行阅兵式后蜂拥至宫内大肆窃掠。据劫后的清点记载，仅乾清宫一处，八国联军就抢走瓷器、玉器、珊瑚、玛瑙、铜器、玉印、铜镀金佛、书画册页、手卷和挂轴等340件；从中正殿、雨花阁、梵华楼、宝华殿等处佛堂内掠走银珐琅马、银象、铜法铃、铜佛、青玉佛、镀金经、银花等80件。各内库中丢失物件包括：瓷器库瓷器300余件；银库金杯3个、银执壶3把、银锞170个；皮库丢失雕花马镫过半。此外，皇城内大高玄殿各种神像、祭法器大部分丢失，《永乐大典》丢失300余册，皇史（chsng）《实录》《圣训》丢失50余函，大将军印一箱共34颗全部丢失。所谓的“丢失”即是被 “洋人持去”了。
商 簋 高14.7厘米，宽25.5厘米，器内底有铭文20字，有重要的历史价值。1954年章乃器捐献。 章乃器（1897～1977年），原名埏，字金烽，浙田人。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历任粮食部部长、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
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了封建帝制而建立共和，但仍保留了清逊帝在紫禁城内廷的居住权，致使溥仪等人有机会大量盗窃宫中文物，其盗窃手法有送礼、赏赐、借阅、拍卖、抵押等多种。如1912年，溥仪的“内务府”与社会上古董商相勾结，在宫内搞了一次“招标拍卖”，拍品计有：古物类中，朝带、玉器、玛瑙、水晶、珐琅、文房四宝等138件；宝石类中，猫眼、红宝石、蓝宝石、琥珀珠、玳瑁等71件；金器类中，金瓶、金盘、金碟等64件；镀金银类中，茶桶、盘、碗、壶、满达宝瓶、香盒等101件。1923年，溥仪向北京汇丰银行借款，以各种金器80件作抵押，后因无力偿还全部变卖给了汇丰银行。1924年，溥仪再度向盐业银行借款，以玉器365件、瓷器200件、珐琅器23件、红雕漆28件作抵押。“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立”的“抵押品清单”记载涉及皇后、皇太后及嫔妃的金器包括：昭圣皇太后，仁宪恪顺皇太后，慈和皇太后，仁寿皇太后，恭慈皇太后（2件），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皇后，祺皇贵太妃的宝玺10颗，共重4602.7两；昭圣皇太后、皇后，慈和皇太后，仁寿皇太后，恭慈皇太后（2件），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贵妃，祺皇贵妃，丽皇贵妃，彤嫔，祥嫔的金册13件126页，共重2081两；其他包括金塔2座并带小金钟408个，金镶嵌执壶4把共镶嵌有宝石150颗、大小珠2565颗，金盘4件随带玉杯1件共镶有宝石20块、珠18颗，金编钟一套共16件。“清单”所列各种名目的金器共计118件，仅折价80万元，令人触目惊心。溥仪等人连自己的祖宗都如此便宜地盗卖，其他还有什么不能盗卖的？溥仪后来回忆说：“这样的抵押和变价，每年总要有好几宗，特别是逢年过节需要开销的时候。”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宫中物品时，曾在毓庆宫发现“诸位大人借去书籍、书画、古玩等糙账”1本，在养心殿发现“赏溥杰单”1束。从账、单记载可以看出，“借”“赏”出宫的宋、元、明版书籍有200多种，晋、唐、宋、元、明、清书画1000多件。上行下效，溥仪等人如此猖狂地盗卖、盗运宫中文物，能不引起他手下太监仆役的觊觎之心？20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在清理库房和维修古建时，曾在杂物堆中发现了一领裹在破草帘中的象牙席，在漱芳斋戏台的地板隔里发现了一册传为唐代卢楞伽画的《六尊者像》，即是这些鼠辈的作案物证。太监仆役肆无忌惮地偷窃，曾引起溥仪的注意。正当他打算要“内务府”清点时，1924年6月26日，建福宫突然火起，整个建福宫花园一区被全部烧毁，其中又不知有多少宝藏顷刻化为灰烬！若不是当时的志士仁人将溥仪逐出宫禁，用不了几年，紫禁城就将只剩下一座空院。
宋 汝窑圆洗 明 青花加彩三秋杯 清 皮胎画漆八棱牡丹盘
张子厚，北京市人。1965年3月将所藏宋、明、清瓷器40余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的建立，本来可以永保宫廷文物无虞，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平沦陷，日本侵略军数次闯入太庙，先后抢去善本、孤本书籍200余种计3000余册，而后又疯狂地撕毁、烧毁大部分图书。在日伪行将灭亡之时，又从紫禁城内掠走铜、铁缸54口，铜灯亭91座，古火炮4尊，全部砸毁熔化，用来制造炮弹，以作垂死挣扎。也正是由于日寇的侵略，致使故宫文物至今仍不得团圆。
回忆这一桩桩一件件宫廷文物被掠夺、盗窃、焚烧、砸毁的事实，都是在近百年中华民族遭受深重灾难之时，殷鉴不远，我们是不会忘记这一段历史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仅清宫旧的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修复，而且还广泛地向社会大量征集文物，丰富馆藏，这方面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支持。1951年2月2日，主席亲自写信给当时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将友人送给他的明代学者王夫之的手迹《双鹤瑞舞赋》卷由文物局转交故宫，信中强调：“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据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回忆，1952年12月27日，主席还将另一位友人赠送的钱东壁临写的《兰亭十三跋》转送给故宫。1956年，张伯驹先生将唐李白《上阳台帖》赠送给主席。1958年，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此帖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这件《上阳台帖》正是溥仪从宫内盗出而流散到社会上的。曾被乾隆皇帝视为三件稀世珍宝的晋王献之《中秋帖》、王《伯远帖》（另一件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今在博物院），也曾被溥仪夹带出宫，抵押给了一家日本银行，因期满未赎而为一古董商所得，流入香港，又典当给一家英国银行意欲出售。总理得知后，于1951年11月5日批示文物局王冶秋副局长：“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伯远帖》，惟须派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12月，王冶秋副局长亲率专家赴香港将二帖赎回。同一时期经总理批准从香港购回的还有唐韩《五牛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等国宝级文物。当时正值国家初创，面对战后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恢复经济建设各方面都急需资金，尤其是外汇储备极其有限，而不惜以重金从境外购回文物，不仅表明了我们党和国家对文物的保护政策与决心，而且表现出了对未来的高瞻远瞩与坚定信心，这在文物界一直成为美谈。
正是由于主席、总理对文物的珍重态度与身体力行保护的精神，使文物界受到极大鼓舞，同时也教育了全党、全民，为故宫博物院广泛、积极开展文物征集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首先是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一些事业单位，纷纷将本单位收藏的文物拨交给了故宫，总数达165061件,这是新入藏文物中的最大宗。这些单位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刘少奇、、、宋庆龄、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室，以及中联部、、人大常委会、中央警卫局、中南海管理局、国防部、总政文化部、后勤部、武汉军区政治部、外交部、安全部、公安部、劳动部、卫生部、文化部、教育部、林业部、外贸部、贸促会、中国银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气象局、秘书处、全国总工会、铁路总工会、全国妇联、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外交学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苏友好协会、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市政府及市公安局、文化局、法院和全国各省市机关等。
在有关政府部门拨交的文物中，以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拨交最多，总数达101772件。这不仅仅因为它是文物局，统管着全国的文物事业，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前后两任局长郑振铎和王冶秋，既是两位好领导，又是文物方面的学者专家，他们不但热爱文物事业，全身心投入，而且尊重人才，依靠人才。著名书画鉴定家张珩、徐邦达就是由郑振铎推荐从上海调到北京的。据徐邦达先生回忆，他于1950年调到文物局任业务秘书，每天在北海团城上班。当时北京琉璃厂一带的古董店及一些个人，经常把一些书画送至团城，他的任务是鉴定、收购、登记、整理，有时也出差到上海、苏州等地，对一些收藏家的藏品进行鉴定和收购，为国家征集到大量的古书画作品。1956年，这批书画全部拨交故宫，成为今天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收藏的基础。
明 青花孔雀牡丹纹梅瓶 高36.5厘米，口径5厘米。瓶体小口圆髻，丰肩敛腹。通体青花纹饰，口部饰纹三道，肩部饰缠枝花卉纹，腹部饰雌雄立姿孔雀，其周围饰花卉、山石、灵芝、花草纹，近足饰蕉叶纹。正统瓷器精品，造型规整，青花明艳。1986年耿宝昌捐献。
耿宝昌，1922年7月14日出生，1956年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从事古陶瓷鉴定研究，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局流散文物专家组成员等职。
明 方于鲁款文彩双鸳鸯图墨 直径9.5厘米，厚1.5厘米。墨扁圆形，通体漆衣，加以髹彩，周围凸起，边棱涂金，阳文行书涂金“文彩双鸳央（鸯）”5字，近左侧边缘阳文楷书“方于鲁制”作者名款，近右侧边缘阳文“画一墨”3字，侧面镌阳文楷书“大国香”3字。此墨施金错彩，图案华丽，墨质坚莹，收录于《方氏墨谱》第二卷，为明代方于鲁制墨的上品。1972年张子高捐献。
张子高（1886～1976年），名准，字芷皋，湖北枝江人，1911年留学美国。1916年回国后，历任金陵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化工系主任、副校长。1972年至1977年间曾3次将所藏古墨等文物800余件捐献故宫博物院收藏。
明 青花孔雀牡丹纹梅瓶 明 方于鲁款文彩双鸳鸯图墨 五代 长沙窑加彩带柄壶
拨交品中还包括有公安、法院、海关等部门罚没、扣留的文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溥仪当年抵押在原盐业银行的文物有1010件，其中包括乾隆时期制造的金编钟一套。1927年故宫博物院在清点物品中，曾发现“清皇室内务府”与北京盐业银行签订的抵押合同与清单，即致函北洋政府，要求查清事实，“禁止变卖”“禁止出口”。北洋政府内务部只是表面询问了一下，便复函称：“此项抵押品，业于上年冬月间，由清室内务府委托阎赈务督办，会同清室办事处人员出面接洽，已于本年四月间照约备款赎回。”此事不了了之。而部分抵押品真正被收回故宫则是在1952年。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时，曾将一部分珠宝首饰私藏在随身携带的小皮箱夹层内。他被押解回国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后，经过学习和改造，思想觉悟有所提高，主动拿出交给了国家，后由故宫派人至抚顺取回。溥仪以“赏赐”溥杰为名从宫中盗窃文物，清室善后委员会曾发现其账目，并且公诸于世进行揭露，可惜当时没有进一步采取措施予以追究，致使溥仪将这一大批文物带到长春皇宫。后来他企图全部运往日本，但仓皇出逃时，除随身携带的珠宝首饰外，全部散失。二战结束后，中国海关曾将德国德孚洋行、德华银行非法收集的中国文物31箱计1136件予以扣留，又将原美国华语学校非法所得的文物19箱计21749件予以没收。这些文物原寄存在故宫，1974年正式拨交为故宫藏品。自清代末年至全国解放前夕，西方列强以各种手段掠夺的中国文物不知凡几，这些被扣留没收的，仅仅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而已。
五代 长沙窑加彩带柄壶 高17厘米，口径6.6厘米，底径10厘米。敞口，粗颈，长圆腹作瓜棱形，肩一侧安八棱形短流，另一侧安曲柄，平底。通体施青釉，釉色泛黄，开细碎纹片，流下用绿彩绘有花卉。造型饱满，釉下有绿色，笔画流畅，是不可多得的精品。1963年侯宝璋捐献。 侯宝璋（1893～1967年），字又我，安徽凤台人，中国病理学科先驱者之一，1948年任香港大学医学院病理系主任教授、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北京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等职。自1963年至1972年，与家属先后数次将家藏陶瓷书画等各类文物2000余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明 剔红楼阁人物圆盒 通高4.5厘米，口径12.9厘米。盒体圆形，平顶平底，直壁，通体雕朱漆。盖面在天锦、地锦、水锦三种不同锦纹之上雕楼阁人物图景。盒壁在黄漆素地上雕饰牡丹、山茶、、石榴等。器内及外底均髹褐色漆。漆质细腻，漆色纯正，髹漆肥厚。雕刻刀法娴熟流畅，纹理清晰，属明代永乐时期典型作品。1956年孙瀛洲捐献。
孙瀛洲（1883～1966年），河北冀县人。早年在北京古玩铺学徒，1923年开办敦华斋古玩铺，收集大量珍贵文物。1956年调至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1956年至1965年间，先后数次将家藏珍贵瓷器数千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清 牙雕老人 清 雕漆山水人物插屏 宋 西村窑刻花凤首执壶
其次是个人捐献的文物。50年来，向故宫博物院捐献文物者达573人次，捐献文物总数21875件。他们中，党政领导人有：部长邓力群、中联部部长李一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马叙伦、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德全、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冀朝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兼粮食部部长章乃器、民盟中央主席楚图南、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等。社会各方面学者、专家、艺术家及知名人士有：邓以蛰、商承祚、周一良、周绍良、杨宽、杨宪益、侯宝璋、叶恭绰、张伯驹、吴瀛、朱文钧（及其子家济、家濂、家源、家）、王世襄、钱杏、沈从文、吴作人、梁黄胄、乐东屏、郑洞国、商震夫人等。港、澳同胞有：叶义、罗桂祥 、杨永德、何贤等。本院领导及专家有：马衡、吴仲超、唐兰、陈万里、孙瀛洲、罗福颐、韩槐准、顾铁符、马子云、赵振茂、王文昶、刘九庵、冯先铭、徐邦达、耿宝昌、郑珉中等。此外，还有部分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在个人捐献者中，有许多感人的事迹，可歌可泣。如著名书画鉴藏家张伯驹先生，曾以重金购晋陆机的《平复帖》，这是我国传世最早的一件名人墨迹，他爱同身家性命，抗日战争中曾把此帖缝在自己随身穿的棉袄中一同避难，解放后却无私地捐献给了国家。著名陶瓷收藏家、侨居新加坡多年的韩槐准先生，目睹中国古陶瓷的流失，曾说：“此遗留在南洋群岛的我国文化遗物，尽被外人搜刮而去，而我国几乎无有，此亦国家之一玷。”于是四处奔走，变卖家产，以一己之力，尽量收购。60年代初，韩先生回国定居，即将珍藏多年的宋、元、明、清瓷器2000余件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中的明代外销瓷器为国内所罕见，弥足珍贵。美籍华人杨令女士虽身居海外，却时刻心系祖国，早年曾致函宋庆龄副主席，呼吁中美合作。70年代初，她又致函总理，表示愿返乡定居，献出家珍，后因不幸逝世而未能如愿。80年代初，其胞侄杨通谊、侄媳荣漱仁秉其遗嘱两次去美国，在我驻美大使的帮助之下，费尽周折，终于将其收藏的百余件绘画、玉器等文物运回捐献给国家，实现了其生前夙愿。著名中医陆观虎先生，在30年代日寇进攻华北时，为使祖国的文物瑰宝免遭不测，不惜重金在天津买下了一对从宫内流失出去的乾隆珐琅冰箱。1985年，陆医师的女儿陆仪召集全家会议，一致认为：此对冰箱原系宫廷之物，若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可使更多的人参观了解我国古代工艺珍品，比放在自己家里更有意义。同年11月6日，由陆仪之子潘大卫代表全家来故宫办理捐献事宜，并一再表示“这是物归原主，理所当然”。这对冰箱凝聚了潘氏祖孙三代的拳拳爱国报国之心，他们的肺腑之言使在场者无不动容。同陆观虎先生一样，旧时代的许多文物收藏家是在面对中华文物横遭帝国主义掠夺、奔走呼号而无济于事的情况下，只好尽一己之力加以保存的，他们志在必得，并不想终身据为己有，而在于“勿使外人得”。1946年，张伯驹先生得知隋展子虔《游春图》在北平出现，惟恐此国宝流到国外，曾经变卖房产并搭上夫人的首饰，才将其保留下来而成为故宫博物院的永世藏品。几乎每一位文物捐献者都有着感人的故事，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至诚的爱国热情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正是我们民族之魂，永远值得后人怀念、钦仰和学习。
清 牙雕老人 高15.5厘米，宽5厘米。是民间牙雕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1982年罗静宜捐献。
罗静宜，冀朝鼎先生夫人，此前曾遵冀先生嘱将家藏文物数百件捐献故宫博物院。1983年又将家中所藏文物130余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清 掐丝珐琅冰箱 2件，通高76厘米，长72.5厘米，宽72.5厘米。冰箱口大底小呈斗状，上下口均为正方形，上口加盖。木胎，铅里，底部一角有一圆孔，为冰化泄水之道。盖面有二钱纹孔，可散发冷气。两边四提环，以二龙戏珠为型。各面均为掐丝珐琅缠枝宝相花纹，箱座四角包兽面掐丝珐琅。盖边缘镀金，刻楷书“大清乾御制”款。1985年陆仪捐献。
陆仪，已故著名中医陆观虎之女。陆观虎曾任天津中医医院院长，早年在天津购得此对冰箱，“”中被抄家后散失。1985年陆仪女士终于查到下落，遂主动与故宫联系，无偿捐献。
清 雕漆山水人物插屏 高37.9厘米，长22.2厘米，厚3厘米。一面为剔红《红楼梦》人物故事图，另一面为黑漆地上彩漆描金潇湘馆图。1955年戴文耀捐献。
戴文耀于1955年、1961年两次将所藏文物160余件捐献故宫博物院。
50年来，从各有关单位、机构、文物商店、古玩铺、拍卖公司及个人手中购买，是故宫博物院入藏文物的又一途径。至1999年5月止，购藏总数达53951件。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是故宫博物院购藏文物的高峰期，当时吴仲超任院长，他十分重视此项工作，专门设立了“文物征集组”，并大量引进文物鉴定方面的专门人才。乔有声（玉器）、孙瀛洲（陶器）、王文昶（铜器）、王以坤（书画）、马子云（碑帖）、刘九庵（书画）、耿宝昌（陶瓷）等专家，都是在50年代调进故宫的，加上唐兰、陈万里、徐邦达、朱家等，组成了强大的专家队伍。每当有文物需要购买时，都是由专家们先进行鉴定，辨别真伪，断定时代，论证价值，然后才决定收购与否。在堵塞了文物外流这个大漏洞的情况下，当时社会上流散的文物较多，琉璃厂一带的古董店得到一件珍贵文物之后，首先是送故宫博物院，而且价格也相当便宜，因而使故宫有极好的机会大量购进珍贵文物。改革开放以后，市场渐渐活跃。尤其是自拍卖行兴起以后，文物的价格连年攀升，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收购工作从未终止。为了保护国家珍贵文物，丰富故宫藏品，存于私人手中的文物只要是来源合法，也予以购进，如1994年收进的红山文化的大玉龙就很有价值。拍卖行中的拍品，虽然价格不菲，但只要是极品，即出以重金购入，如宋张先《十咏图》、明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清石涛《高呼与可图》即属此类。每购进文物时，必先组织专家进行鉴定论证，然后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并得到中央有关领导人的支持，体现了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文化艺术遗产的珍重与保护。
[基本案情]2011年5月8日，被告人石柏魁采用撬锁、破窗、破墙等手段进入故宫诚肃殿，窃得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在此展出的《交融-两依藏珍选粹展》金嵌钻石手袋等9件展品。在逃离故宫的途中，石柏魁先后将所窃的5件展品遗落或丢弃于故宫后宫围墙东北角、十三排南岗亭南侧及上驷院东面竹林内（此5件展品均已起获）。因销赃未果，石柏魁将其窃得的剩余4件展品分别扔弃在路边及垃圾桶内。石柏魁被抓获归案后，带领侦查人员从知春路大钟寺东路北口路边处起获其扔弃的展品1件。上述起获的6件展品均已发还。石柏魁所盗窃的9件展品，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的保险金额为人民币41万元，其中丢失的3件展品保险金额为人民币15万元。2012年3月19日，石柏魁故宫盗窃案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万元，剥夺政治权利3年。石柏魁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在有期徒刑3年以下量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14日对本案做出了维持原判的二审裁定。
一、影响责任刑的情节与法定刑升格的适用
刑法第264条规定：“犯盗窃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认定石柏魁故宫盗窃案是否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将决定对其能否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根据刑法理论，盗窃罪是否具备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应当通过违法性的大小（对象、数额、既未遂）、被告人的可谴责、可非难程度进行具体地判断，不能直接根据社会危害性抽象地判断。不能因为案件发生在故宫，就得出对被告人不利的结论，否则，非常容易将不体现被告人责任大小的事由作为量刑的情节，不适当地加重对被告人的处罚。在本案中，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与判断。
（一）犯罪对象的性质
被盗展品是否属于文物，表明对法益侵害的不同程度。盗窃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5章侵犯财产罪中，表明本罪的规范保护目的是财产法益，而不是社会管理秩序。所以，不能表明财产法益受到侵害程度加大的事由，即便外观上看来“社会危害性大”，也不得作为量刑时提高责任刑的事由。如果被盗的是特殊财物――文物，能够使行为的违法性增大，可是，本案的盗窃对象并非文物，而是个人收藏品。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在北京故宫博物馆展出的展品共130件（套），其中，中式木器、家具展品19件套，西式化妆盒、手袋，展品111件套，均非文物。石柏魁破窗进入的是诚肃殿，窃取的除开手袋1个外，其余均是西式化妆盒，包括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在此展出的金嵌钻石手袋、金錾花嵌钻石化妆盒、金嵌珐琅斜格纹化妆盒、金嵌宝石化妆盒（又名金嵌蓝宝石粉盒）、金嵌珐琅花饰化妆盒、金嵌宝石龟饰化妆盒、金嵌宝石化妆盒（又名金嵌宝石球形粉盒）、金錾花嵌钻石手袋、金嵌钻石化妆盒共计9件，这些展品均是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创办人香港企业家冯耀辉先生的个人珍藏，都不属于我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中所称的文物，笔者认为，虽然上述个人珍藏陈列于故宫博物院，但毕竟不属于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不应将“个人珍藏”等同于“国家文物”。当然，盗窃陈列于故宫博物院的展品，可能侵犯了文物管理的正常秩序，但盗窃罪的规范保护目的毕竟不是社会管理秩序，而是财产法益，因此，本文不认同“盗窃陈列于故宫博物院内的展品，社会危害性极大”的说法，因为二者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二）既、未遂形态
既遂、未遂形态在侵害法益程度上有差异，是确定责任刑的主要因素之一，既遂距离法益侵害更近，在量刑时刑罚比未遂要重。被盗展品是9件（既遂）还是4件（既遂）对于认定情节是否特别严重具有重要意义。石柏魁的辩护人提出石柏魁盗窃的展品数量为4件（既遂），未带出故宫的5件展品应认定为犯罪未遂。被盗展品的数量是本案量刑的重要情节，石柏魁盗窃9件展品后，将其中5件展品丢弃在故宫后宫围墙东北角，这5件展品是否计入犯罪数额？此外，石柏魁因销赃未果，将手中4件展品丢弃在海淀区颐和园路西侧（海淀桥北侧500米）的垃圾桶内及知春路大钟寺东路北口路边，这4件展品是否计入犯罪数额？辩护律师主张石柏魁未带出故宫的5件展品应认定为犯罪未遂，认定石柏魁盗窃“情节特别严重”缺乏法律依据。公诉机关则认为上述9件展品均应计算到盗窃（既遂）中。笔者支持公诉机关的结论，关于盗窃罪的既遂标准，理论上有接触说、转移说、隐匿说、失控说、控制说、失控加控制说。应当认为，只要行为人事实上占有了财物，被害人的财产法益受到侵害，犯罪就构成既遂。不能过于形式化地确定既遂的标准，不能以行为人是否转移了财物的场所作为既遂的标准，也不能将行为人是否藏匿财物作为取得财物的标准。此外，不同于盗窃冰箱、彩电等体积较大的财物，由于石柏魁所窃取的展品体积较小，只要石柏魁将这些展品放在口袋中，放在随身的背包中，盗窃就既遂，无需等到其将展品转移到故宫围墙之外。因此，应当认为石柏魁盗窃展品的数量应为9件（既遂）。
（三）被盗财产的价值
盗窃罪是财产犯罪，侵犯财产的数额大小，是量刑时确定责任刑的重要因素，被盗财产的价值以投保金额为标准，还是以实物自身的价值为标准，对于选择法定刑区间，具有直接意义。但问题是被盗的9件物品难以进行估价，能够核实的是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对被盗物品的投保金额共计人民币41万元（其中3件丢失的被盗物品投保金额共计人民币15万元），那么，被盗财产的价值以投保金额为标准，还是以实物自身的价值为标准，将关系到本案能否适用盗窃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刑。本案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故宫被窃展品的价值，犯罪数额存在疑问，判决书认定犯罪数额的理由并不充分。判决书认为，“由于被盗展品的特殊性，价格评估机构未能就被盗展品的价值出具鉴定结论，但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就被盗展品所投保险金额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石柏魁在故宫博物院内采用破坏性手段实施盗窃，致使3件展品至今无法找回，其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认定为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1]笔者不同意这种确定盗窃数额的方式，当被盗物品价格不明或者价格难以确定的，应当按照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估价，而不应直接将投保金额作为确定犯罪数额。即便不能鉴定，基于罪疑从轻的原理，也应当对被告人判处较轻的刑罚，而不能泛泛地认为本案“社会危害性极大”，对被告人处以过重的刑罚。其实，本案在案发后，两依藏博物馆出具了失窃展品目录、故宫博物院展览部出具了书证，证明了失窃物品的名称、特征、购入价等情况，完全可以根据购入价确定盗窃的数额。
二、量刑应否对影响责任刑的情节与影响预防刑的情节进行区分
关于量刑情节，我国刑法理论没有对责任刑情节与预防刑情节进行区分，然而，一个情节到底是作为影响责任刑的根据，还是作为影响预防刑的根据，如果不加甄别地适用，得出的宣告刑会有较大的差异。不但以刑事政策为目的的刑罚能任意地突破责任的上限，导致刑罚偏重，还会导致量刑的稳定性与准确性受到影响。量刑规范化文件也没有区分影响责任刑的情节与影响预防刑的情节，“法有限，而情无穷”，影响量刑的情节林林总总，纷繁复杂，虽然理论和实践有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的区分，但这一区分本身实际意义不大，因为，各种情节谁先适用，谁后适用，哪些事由应当对基本犯罪事实所对应的刑罚进行加减，哪些事由不应当对基本犯罪事实所对应的刑罚进行调节，仅仅通过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的区分是无法实现的。在过去的审判实践活动中，某种事由应不应当对量刑结果产生影响，影响程度如何？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责任刑情节与预防刑情节不加区分。
具体到本案，则表现为石柏魁的前科劣迹能否使其法定刑升格。被告人石柏魁在盗窃故宫展品之前，曾有前科劣迹。2008年4月石柏魁因非法携带管制器具被处以行政拘留三日；2011年5月9日，石柏魁到海淀区凯文网络服务中心上网，窃取他人黑色、侧滑盖的手机一部，北京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涉案财产价格鉴定结论书证明该手机价值人民币240元。上述事由都不构成犯罪，属于前科劣迹，那么，前科劣迹是否影响本案的量刑？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试行）》第3部分“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第22条规定，“对于有前科劣迹的，综合考虑前科劣迹的性质、时间间隔长短、次数、处罚轻重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以下。”这一规定在法理上存在疑问。按照量刑规范化文件的说法，基准刑是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而确定的，因此，基准刑反映的是责任的大小和程度，而“前科劣迹”并不反映责任的大小和程度，只是一个影响预防必要性大小的事由，无论如何不可能增加基准刑的10%。量刑只应当将与犯罪行为相关的事由作为确定责任刑的根据，“劣迹”反映的是被告人的过去，与法律要评价的本次犯罪行为并不相关，不能决定责任刑的大小和程度，石柏魁的“劣迹”仅属于影响其教育、改造和预防必要性大小的事由，可以影响预防刑程度，但无论如何不能提高责任刑，不能使法定刑升格。
但是，审判实践中由于并不区分责任刑与预防刑，“劣迹”这一情节到底是对责任刑产生了影响，还是对预防刑产生了影响并不明确，其结果不但可能使量刑的准确性受到影响，还可能使被告人承受的刑罚超过责任的限度。由于基准刑是根据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后所确定的刑罚，[2]反映了被告人责任的大小、轻重程度，增加基准刑，便是增加责任刑。因而，根据累犯、前科、劣迹等反映预防必要性大小的情节增加基准刑，无形中便使得被告人的责任刑增加，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试行）》的相关规定，加之本案并不区分影响责任刑的情节与影响预防刑的情节，使得“劣迹”这一反映预防必要性的情节升高了反映责任程度的刑罚量的10%，有违法理。
三、抽象社会危害性标准应否直接作为量刑判断的根据
在量刑理论中，传统观点认为，刑罚轻重取决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大，则刑重；社会危害性轻，则刑轻。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习惯性地将社会危害性作为量刑的标准，在全国推行量刑规范化的120多家法院的规范性文件中，关于量刑轻重的根据，绝大多数表述为：“对被告人依法判处刑罚，应当符合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与被告人的罪行及其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个别表述不同的，也指出量刑要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由于这不当地扩大了社会危害性理论在量刑中的适用范围，因此导致一定程度上的刑罚偏重和量刑失衡。
在石柏魁盗窃案判决书中，多次使用了“社会危害性极大”的表述，用以说明石柏魁的行为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论证对其判处13年有期徒刑的合理性，本文质疑这一做法。
采用破坏性手段实施盗窃，量刑应否从重？石柏魁采用破坏监控设备的手段实施盗窃，该破坏行为能否作为量刑时从重的根据？根据故宫博物院保卫处出具的防盗报警值班记录证明，由于石柏魁对监控设备的破坏，2011年5月8日，该处值班人员记录20时27分出现多区域错，20时30分多台摄像机无视频信号。此外，石柏魁在盗窃过程中，还损坏了被盗展品，根据证人李某某（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工作人员）的证言：“2011年5月9日，其早上上班听说昨天夜里故宫进来人了，领导让去库房查看。在十三排南岗亭南边树底下，其看见有个亮的东西闪了一下，其下车见是个黄色金属编织的物品，打开一看里边还有镜子，但已经碎了。”[3]在本案中，上述采用破坏性手段实施盗窃的行为，都被认为社会危害性极大，成为从重处罚的根据，这在法理上是存在疑问的。关于石柏魁破坏故宫监控设备的行为，由于其行为尚未造成公私财物损毁数额较大的结果，因此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该行为在定罪上不单独评价，对监控设备造成的损坏，由被告人赔偿即可，但在本案中，这一情节却成为了法定刑升格的条件，违背了刑法中的责任主义。由于石柏魁对该展品的损坏在主观上并不具有故意，且石柏魁已经构成盗窃罪，所以不另定故意毁坏财物罪。[4]但被盗展品损毁，表明了法益受到侵害的严重程度，因此，应当以盗窃罪从重处罚，但并不应当成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不能像判决书所表述的那样，“石柏魁在故宫博物院内采用破坏性手段实施盗窃，致使3件展品至今无法找回，其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认定为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5]
本文认为，量刑应摈弃社会危害性标准，该标准过于抽象，容易导致量刑事由被不当扩张。因为“如果要处罚一个行为，社会危害性说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为此提供超越法律规范的根据，因为，它是犯罪的本质，在需要的情况下是可以决定规范形式的。”[6]社会危害性并非能直接用于判断案件性质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不易确定，什么样的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在不同的法官眼中，标准常有差异，一些没有法律根据的、隐性的因素影响量刑，与社会危害性标准过于抽象有很大关系。抽象的社会危害性作为量刑根据还会导致量刑的随意性，本案量刑偏重的原因之一即在于量刑时考虑了盗窃故宫博物院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但是，这种考虑存在疑问。就本案而言，盗窃案发生在故宫博物院，会被舆论所关注，社会影响很大，但是，社会影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舆论的引导，媒体的左右，离开了犯罪行为孤立地谈社会影响并不合适。当然，刑法本身并不禁止社会影响（直接体现行为本身的社会影响除外）。由于本案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无论这种社会影响是否由犯罪行为所造成，均被作为量刑时从重的根据，使原本不影响行为的责任程度的事件偶然的成为了量刑的因素，并导致量刑的偏重。
通过分析，可以认为刑法中的责任理论在量刑中具有基础性地位。首先，根据行为人的责任大小（违法性的程度和有责性的大小），选定法定刑幅度，这其中，犯罪对象、犯罪数额、犯罪结果、既未遂状态、故意、过失、责任身份可以帮助确定责任刑的“点”。其次，区分影响责任刑的情节与影响预防刑的情节，在责任限度范围内，考虑预防必要性的大小，预防刑不得突破责任刑“点”的上限。最后，不采用抽象的社会危害性判断作为取舍量刑事由的标准。
注释：
[1]《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2）二中刑初字第380号。
[2]参见各地量刑规范化文件。关于基准刑，各地量刑规范化文件规定为，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的刑罚量。
[3]同[1]。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五）项的规定，“实施盗窃犯罪，造成公私财物损毁的，以盗窃罪从重处罚；又构成其他犯罪的，择一重罪从重处罚；盗窃公私财物未构成盗窃罪，但因采用破坏性手段造成公私财物损毁数额较大的，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后，为掩盖盗窃罪行或者报复等，故意破坏公私财物构成犯罪的，应当以盗窃罪和构成的其他罪实行数罪并罚。”但一般来说，后一行为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不另外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仅以盗窃罪论处即可，本案即属这种情形。
只是现在，市场上已难寻真正的美玉；而当今社会真正爱玉的君子也十分稀少了。但是，当笔者敲开杨伯达先生家门的一刻，一股清正之气扑面而来。这是久违了的“润泽以温，比德以玉”的君子之风！
学者风范 著作等身
杨伯达先生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1927年出生于辽宁省旅顺市，祖籍山东蓬莱。1948年毕业于华北大学美术系。早年师从黎冰鸿、王式廓、罗工柳等前辈，后专攻中西美术史和博物馆学。1956年调入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开始了数十年苦心孤诣的文物研究生涯，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玉器、玉文化、玉学。研究领域还涉及清代院画、金银器、玻璃器、珐琅器、鼻烟壶、雕刻等专史。1980年至1987年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1997年离休。他历任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系玉器鉴定硕士研究生导师，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宝玉石协会顾问，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荣誉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前中华文物馆客卿顾问，香港徐氏艺术馆顾问，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会员，玻璃委员会会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杨伯达先生开创了我国玉文化研究之先河，树立了独树一帜的学术观点。他先质疑景泰蓝之“身世”，指出景泰蓝非中国之首创；他对清代院画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使许多珍贵字画重现光彩。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古玉史论》《古玉考》《中国美术全集・玉器》(主编)《中国玉器全集》(共六册)《中国金银器、玻璃器、珐琅器全集》(共六册)等，在雕刻、清代院画及鼻烟壶等诸多方面多有著述，并数十篇。他曾主持参与了金玉珠宝大佛、不空\索观音、翡翠《蓬莱仙境》以及珍贵宝玉石的鉴定评估。
峥嵘岁月 革命生涯
1927年12月20日，杨伯达先生出生于辽宁旅顺，父亲开了家裁缝店维持生计，并供他读到高中。少年时代的他长期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阴影里，感到民族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在抗日思潮的影响下，1945年4月，杨先生远走他乡，离开旅顺来到关内。这一走，没想到走出了一条奔向光明的大道。
入关后，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他参加了革命宣传队。很快，杨先生的艺术天赋就展露出来。他曾就读的旅顺高等专科学校，很重视美术教育，教师是日本东京美术学院毕业的，有扎实的绘画功底，所以杨先生也擅长绘画。组织上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在墙壁上画号召群众参加革命军队的宣传画。不久，他被调往泰西县教育局，到简易师范教美术，县立高小教历史。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华北大学艺术系合并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1950年“五一”节，北平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校长是徐悲鸿。杨先生在中央学术学院做学生辅导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时开始学习中外美术史。由于经常出国办展览，逐渐又对博物馆学发生了兴趣。在考察了苏联的博物馆后，他写了《苏联博物馆工作介绍》调查报告，介绍了苏联的20多家博物馆，在《文物参考资料》上连载四期，影响很大。
1955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徐彬儒专门请杨伯达先生就博物馆工作作了一次报告。那时我国的博物馆建设主要承袭德国派和英美派，因此让他介绍苏联的博物馆状况。之后，杨先生又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的博物馆进行过考察，对博物馆学有了一定的研究。
受命于用人之际
建国初期，人才匮乏，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仲超希望杨先生能到故宫博物院工作。起初，他觉得故宫的藏品都是古代艺术品，跟自己所学的美术专业有关，就答应了。1956年4月他从中央美院转办了手续到故宫工作。杨先生当时的行政级别是处级，就从中央美院平级调动到故宫陈列部做副主任。当时的陈列部主任是唐兰先生(唐兰是著名学者，第一任主任是王世襄)，学术委员会主任是冯先铭。在陈列部工作的人员中，有许多文物界的专家学者，如陈万里、罗福颐，徐邦达等几位先生。杨先生到这里以后，才发现以前搞展览会的经验不能应付工作，面临改行重新学习，是年他29岁，觉得压力很大。吴仲超院长鼓励他说：“辛苦你了！”意思是要杨先生来挑担子，出力把故宫博物院的陈列工作搞上去，提高展览的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服务。杨先生在吴院长的鼓励下，决心克服困难，不打退堂鼓，白天工作，晚上学习，边学边做，并立下了一定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志向。
老院长吴仲超交给杨先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清代玉器库房，在库房里看了一万多件玉器文物。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共3名，一位是故宫的专家，另一位是古玩商，还有就是杨先生。三人一件件看，一件件整理，一万多件下来，杨先生对那些清代玉器已是稔知于心了。
畅谈清代宫廷玉器
通过这次整理玉器库房，杨伯达先生逐步对清代玉器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一块璞玉之所以最终能够成为瑾瑜，是靠长年的流水不断地冲刷打磨，又经岁月的千锤百炼始得其美。人生亦如此……”杨先生感叹道。然后，他兴致盎然地与笔者谈起了清代宫廷玉器。
清代玉器的生产是我国古代玉器发展史上最后一个高峰。研究清代宫廷玉器的特点对继承清玉的艺术造诣，发展碾玉技巧等有很大的帮助，才能创造出更精湛的当代玉器艺术品。
流传至今的清代玉器，数量和品种之繁，是非常惊人的，仅故宫博物院就有数万件，这是研究清玉的物质条件。加之清宫养心殿造办处各作的活计档等档案材料，也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这是研究清玉的主要文字依据。由于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西北额鲁特蒙古、新疆回部问题的解决，打通了和阗玉石进入中原的通道。每年春秋四季贡玉，更有大批玉材直接进运入清宫，用来制作内廷需要的玉器，这些条件使清代玉器生产空前繁荣。
清代玉器工艺的生产中心是苏州专诸巷。这里集中了许多能工巧匠，他们继承了明代的琢玉技巧，并实行专业分工。协作配合，技术精益求精，琢出了难以计数的优秀作品。清宫养心殿造办处玉作、如意馆都施行严密而有效的管理制度，并且这两处内廷作坊都得到雍正和乾隆两代皇帝的支持，又有充足的优质玉材和技艺精湛的工匠，因而留下了许多旷世之作。
清代宫廷玉器工艺的历史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顺治，康熙，雍正至乾隆二十四年(1644-1759年)。玉雕业发展缓慢，在继承明代制玉的基础上，逐变酝酿产生新的风格。
第二期：乾隆二十五年至嘉庆十七年(1760-1812年)。制玉业空前繁荣，技艺成熟，琢碾了若干大件玉器，成为清代玉器史上的丰碑。
第三期：嘉庆十八年至咸丰十一年(1813―1861年)，共48年。制玉业开始萧条，玉器件头变小，数量减少，技术水平逐渐下降。
第四期：同治至宣统(1862-1911年)，共49年。玉材来源断绝，宫廷玉器生产几乎陷于停顿，碾琢技术低劣。而民间玉作和玉首饰业则有所抬头，生产上出现了有限的好转。
一
北京大高玄殿，又称大高元殿、大高殿。北京大高玄殿，是它最早的名字。大高玄殿既是一组建筑群，又是主要大殿的名字。人们一般称的大高玄殿，是指大高玄殿建筑群。大高玄殿建于1542年（明嘉靖十一年），是我国唯一现存的明清两代皇家御用的道观。
明清两代皇帝每年道教节日，在此举办道场。康熙年间，因避康熙名字玄烨，“玄”字改“元”，改称大高元殿，后更名大高殿。
大高玄殿位置在故宫外后面的两北。东临景山，西近北海，在景山与北海之间。与北海、景山同在一条大路北面。它的北面是著名的从景山西街通往北海的从东向西的陟山门大街。街上建有陟山门、御史衙门。
大高玄殿占地约1.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302平方米。整个道观以大高玄段为分界线，用红砖砌成隔墙，分为北院、南院。因大高玄殿临街的大门是“三座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人们称“三座门”。
二
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颁布《醮仪范》，朱棣时增加祭颂真武大帝的乐章。朱棣说他在靖难之役中得过真武大帝的佑助，于是称帝后极力崇道。明朝在洪武帝和永乐帝后，历代统治者一直奉行儒道佛三教。中国古代皇帝对道教痴迷的有三位，即唐玄宗、宋徽宗、明嘉靖皇帝。嘉靖当皇帝年间（1522～1566年），对道教崇拜达到高潮。他登极后，毁坏佛教寺庙，驱逐佛教僧人。对他父亲称“仁化大帝”，母亲“妙化元君”。嘉靖的道号有三个：一是“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二是“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人道思仁紫极仙翁一元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三是“天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已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字极多，记都不好记。
嘉靖登基初，革除弊政，改革前朝弊端，取得一定的成效。在位期间，还兴建了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许多大型建筑；嘉靖二十二年建成长28里的北京外城。但到中后期，逐渐迷信方士，祈求长生不老，1542年长期移居西苑（北海），不问朝政。嘉靖十七年建大高玄殿，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基本完工，耗费惊人。嘉靖和大臣严嵩、夏言、郭勋、徐阶等，日夜在此斋醮（俗称道场，道士设坛祭神）。嘉靖和大臣头戴香冠，身穿道袍，俨然成了仙界的帝君。明代众多道观，唯大高玄殿供奉玉皇大帝和三清像（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大高玄殿的像是按嘉靖相貌量身打造的。
清顺治皇帝入关后接受了佛教，重视儒学治国，对道教重视不及明朝，但也不排斥。清代皇帝每年春节、初一、十五都到大高玄殿拈香行礼。乾隆时期，按道教节日，每年都举办十多场道场，特别是“三元五腊”这八个日子。“三元”，也叫三元节。是天、地、水三官大帝诞辰。正月十五为上元节，天官赐福。七月十五为中无节，也称鬼节，这天，太乙救苦天尊广施宏恩，大赦地狱，地官负责赦罪。十月十五为下元节，水官解厄；“五膳”，正月初一为天腊，五月初五为地腊，七月初七为道德腊，十二月初一为民岁腊，十二月初八为王侯腊。正月初九为玉皇大帝生日“天诞”禁止屠宰。
三
大高玄殿从南到北依次为南牌楼、东西牌楼，第一道山门、第二道山门、大高玄门、钟、鼓楼、大高玄殿及其东西配殿、九天应元雷坛及其配殿、乾元阁坤贞宇。
大殿门前有三座大牌坊和两座亭。东西各有一座四柱三间九楼（九个屋檐）大牌坊，上嵌汉白玉石匾，双面都有题词。东牌坊正面题“孔绥皇祚”，背面题“先天明境”。西牌坊正面题“弘佑天民”，背面题“太极仙林”。这题词，相传是严嵩的书法。东西牌坊之间，有两座形似紫禁城角楼、“九梁十八柱”木阁，东阁称“阳真阁”，西阁称“阴灵轩”。1730年（清雍正八年）重修大高玄殿，在东、西阁之间南面建了一座南牌坊。石匾题词用典出自《易经》的乾、坤二卦。正面“乾元资始”，背面“大德曰生”。1920年，南面的“乾元资始”牌坊因糟朽倾斜，被溥仪的小朝廷拆除了，1937年又重建。
建国后，因交通都要穿过这东西牌楼，交通事故频发。1956年扩展景山前街时，大高玄殿门前的三座牌坊与两座木阁均被拆除。1960年，由东、西两座牌坊所遗构件拼装组成一座牌楼，题额一面是“弘佑天民”，一面是“太极仙林”，竖立在西郊中央党校的庭院至今。南牌坊那块“乾元资始”石匾则流落至月坛公园，成为树林中一个石桌的桌面。2004年，在大高玄殿门前的筒子河北岸重建了南牌楼，又用了从月坛公园找回的“乾元资始”石匾。
第一道、第二道山门均为绿琉璃瓦顶的仿木质结构的券洞式大门，各有三座门洞。第一道山门的基座为青白石须弥座，题额写着“始清道境”几个字，左右为汉白玉石护栏，现题额和护栏已无。在第一道和第二道山门之间，东西两侧的院墙各有一座侧门。第二道山门内，为大高玄门。大高玄门为过厅式，三间黄琉璃瓦单檐歇山顶，通宽l62米，左右各有偏门一座，门前原来有旗杆，现无。门内大高玄殿院，有钟、鼓楼，均为方形两层，黄琉璃瓦歇山顶，钟、鼓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失落。大高玄殿青白石须弥座台基，围有汉白玉石栏杆。大殿面阔七间，通宽34米，进深9.6米，重檐黄琉璃筒瓦庑殿顶，殿内彩绘全为金龙和玺。丹陛石上刻道家惯用的云鹤图案。前檐明次间，各装四扇隔扇门，两稍间为槛窗。大殿内供奉三清像。后殿称“九天应元雷坛”或“九天万法雷坛”。阔五间，单檐庑殿顶，黄剪边绿琉璃瓦。坛内供奉真武大帝。院落的最后是乾元阁坤贞宇，这里是大高玄殿的精华。
乾元阁坤贞宇两层楼阁。上层乾元阁，八根柱子构成圆攒尖屋顶，覆以蓝琉璃瓦，象征天；供奉着玉皇大帝，外形酷似天坛祈年殿，人称其为“小天坛”。下层“坤贞宇”，覆盖黄色琉璃瓦屋檐，象征地。正面中间有踏跺，石雕御路。乾元阁、坤贞宇的匾额为乾隆御笔。
四
1900年8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大高玄殿被占领10个多月，成为法国的军营。殿中的建筑和陈设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经卷等文物被盗。《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和光绪返回北京。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令张百熙等人修复大高玄殿。1903年完工。1911年，宣统退位后，大高玄殿划归溥仪的小朝廷所有，小朝廷派“内务府”的人管理。
1924年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大高玄殿同太庙、景山一起移交给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1925年成立故宫博物院，大高玄殿归故宫博物院管理。故宫博物院进行了维修。1914年（民国三年），溥仪内务府将军机处档案移交给国务院，堆放在集灵囿，无人管理。1926年故宫博物院得知此事后，致函国务院，将其取回存放在大高玄殿。
1927年8月16日，进京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国务会议议决：1、清太庙、堂子两处，归内务部庙坛管理处保管；2、存放在大高玄殿的军机处档案，归国务院保管。故宫博物院保管大高玄殿。1930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批准了易培基院长的提案。将故宫乾清门以外的古物陈列所和乾清门以内的故宫博物院合并，将中华门（原大清门）以北各宫殿，景山以及大高殿、太庙、皇史宬都归故宫博物院。
五
解放后，大高玄殿被军委总政文化部所属的电影处、军人俱乐部使用。大高玄殿层一度作为修械所，中央军委总后军械部举办兵器展览。1950年以后，大高玄殿长期由中国人民相关部处代为管理。军委高级单位在这里活动，对外是保密的。
1957年10月28日，大高玄殿被公布为北京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北京市人民政府确认，故宫博物院拥有大高玄殿房产权。1996年11月20日，大高玄殿被列为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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