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信息披露质量； 管理层持股； 现金股利政策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14-0047-04
一、引言
股利政策是公司筹资投资活动的延续，也是影响股价、资本结构的重要决策。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西方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多种股利理论，但对现实中的股利政策仍无法作出最恰当完美的解释。在众多理论中，对股利政策的解释最具影响力的可能当属成本理论（Ad jaoud & Ben-Amar，2010）。
委托理论认为，管理层有为满足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损害股东利益的动机，这就是经理管理防御（management entrenchment）。经理管理防御学说认为：由于防御动机的存在，使得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往往反映的不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而是反映经理的目标，因此会导致经理作出与股东的利益不一致的决定和行为。La Porta等（1998）指出，管理层通过发放现金股利解决委托问题的情况需要一些机制的作用。为了从信息披露角度研究管理层持股与股利政策的影响，本文拟对我国深市2008―2010年的上市公司进行考察，试图找到管理层持股在信息披露质量不同的情况下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股利政策一直是企业财务决策的核心问题。Jensen & Meckling（1976）认为股利政策有助于缓解委托理论中的冲突。Rozeff（1982）使用1974―1980年的数据研究股利支付比例与管理层持股比例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股利支付比例与管理层持股比例负相关。Sornnate（1989）研究得出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与股利支付率正相关。Jensen（1986，1992）研究得出发放现金股利可以缓解问题，可作为降低成本的机制之一，同时也是管理层持股、机构投资者持股、债务、外部治理等的替代机制。
赵春光、张雪丽等（2001）通过对股利政策选择动因的研究得出，企业是否分配股票股利取决于股权集中度，而现金股利分配政策受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廖理、方芳（2004）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对高成本公司的现金股利发放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徐寿福（2013）以2003―2010年深市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股利政策正相关。
Sornnate（1989），George W. Fenn和Nellie Liang（2001）研究得出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发放的股利越多。管理层持股可以使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相一致，从而公司愿意发放更高的股利。Bushman and Smith（2001）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降低公司成本。
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水平有助于股利发放，投资者通过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更客观地判断公司的投资效率和价值，迫使内部人“吐出”现金，作为股利支付给股东。另外，内部人为避免外部投资者的监督，通常提供较低的会计信息质量，以此来掩盖问题，为其对公司的掠夺行为提供便利。此时，投资者无法通过公司披露的信息来监督管理者，他们可能会依赖于上市公司释放的股利支付信号。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2：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政策正相关，且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一定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好的公司股利支付水平低于信息披露质量差的公司。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本文中的被解释变量现金股利政策用两种方法衡量，一种方法是采用虚拟变量衡量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如果该上市公司发放了现金股利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另一种方法是采用连续变量每股现金股利来衡量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
信息披露质量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考评结果来衡量。深圳证券交易所结合奖惩及与监管机构的工作配合等情况，从日常信息披露的合法性、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四个方面对上市公司上一年度的信息披露工作进行考评，最终形成四个等级（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由于该评级结果由与上市公司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第三方提供，因此具有较强的权威性。本文根据这一考评结果设置变量DIS，将考评结果分为两档，将考评结果为“及格”和“不及格”的赋值为0，将考评结果为“优秀”和“良好”的赋值为1。
本文管理层范围的界定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需要在公司定期报告中披露的高层管理人员”这一概念是基本一致的，将“管理层”界定为：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另外，对影响现金股利政策的其他变量作了控制，同时还设置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来控制不同年度和不同行业之间数据的差异。
（二）模型设计
本文根据样本数据和被解释变量的特点，分别构建了logit模型和最小二乘法模型。现金股利DPS是0-1的虚拟变量，因此采用log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借鉴已有的现金股利支付模型，结合假设，构建以下模型：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1.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8―201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剔除“ST”公司，剔除金融行业等，经过筛选整理，最后确定总体研究样本为1 930个年度观测值，其中2008年为735家，2009年为733家，2010年为462家。
2.数据来源
在所有的变量数据中，信息披露质量指数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披露的考评结果整理得出的，其他变量数据是从CSMAR数据库搜集整理而来。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显示，每股现金股利最大值为1.672，最小值为0，支付的每股现金股利平均约为0.07元。信息披露质量考评结果得分平均约为1.85，其中约75%的考评结果为“良好”及以上。管理层持股比例平均持股比例约为5.39%，中位数为0，说明管理层总体持股数量较少，人均持股比例低，“零持股”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净资产收益率最大值为7.541，最小值为-10.926，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5.39%，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理想。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3是模型一的多元回归结果，表中数据显示，信息披露质量与每股现金股利正相关，并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质量越好，越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假设1得到验证。资产负债率与每股现金股利显著负相关，即负债率越高的公司越不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正相关，这和前人研究结论一致；公司业绩越好，越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
表4是模型二的OLS回归结果，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股利政策正相关并且显著，和表3中的回归结果一致；管理层持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显著正相关，换句话说，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越倾向于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说明公司经理存在以支付适当股利为自己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验证了假设2的前半部分。在表4中我们将信息披露质量分组回归，将信息披露为“优秀”、“良好”的分为一组（DIS=1），将信息披露为“及格”、“不及格”的分为另一组（DIS=0）。回归结果如表4，从表中可以看出，不管信息披露质量高低，管理层持股与每股现金股利都显著正相关，然而，从管理层持股比例回归系数可以看出，信息披露质量高（DIS=1）的系数（0.082）要低于信息披露质量低（DIS=0）的系数（0.173），也就是说，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一定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好的公司比信息披露质量差的公司每股现金股利平均少支付0.091元。这也可以解释为，对于信息透明度较差的公司，投资者无法准确得知公司的经营情况，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观察公司的股利支付政策，以此来判断公司的营运状况，而信息透明度较好的公司则不需要通过这种途径判断公司的经营状况从而监督管理者的行为，至此假设2全部得到验证。
另外，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净资产收益率在全样本检验和DIS=1分组检验中结果一致，且显著相关，其中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净资产收益率与每股现金股利显著相关，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但在DIS=0分组检验中，资产负债率与每股现金股利负相关但不显著。独立董事比例在全样本和DIS=1的样本检验中与每股现金股利负相关，说明独立董事作为监督者发挥了应有的监督职责，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管理层通过分配现金股利获取私人利益的动机越不易实现；而在信息披露质量差（DIS=0）的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正相关，独立董事只是名义监督者，并没有真正充当监督者的角色。
五、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做了以下测试：其一，用是否支付现金股利替代每股现金股利进行回归；其二，将深市信息披露考评结果按“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分别赋值3、2、1和0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指标替代DIS进行回归，结论与上文一致。即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股利政策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政策正相关，且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一定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好的公司股利支付水平低于信息披露质量差的公司。
六、结论和局限性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2008―201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分析了信息披露质量、管理层持股与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股利政策显著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政策显著正相关，且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一定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好的公司股利支付水平低于信息披露质量差的公司。
（二）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
1.以往的研究成果显示，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在模型二中，本文未能考察管理层持股比例是否受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出现此结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2.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每年都有显著不同的特点。本文在研究股利政策时将不同年份的股利政策混合在一起考察，可能忽略了一些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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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ensen， M. C.， Meckling， W.H. 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e，1976（3）.
关键词：政治联系；业绩；民营上市公司
一、引言
目前，政治联系现象在企业中已十分普遍，有关对政治联系的研究已经成为我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热点。在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中具有政治联系的成员已经占据很大一部分的比重，他们建立起的政治联系已经成为政府与企业间的一条重要链条。有许多实证研究表示，有政治联系的公司不仅会获得融资方面的优惠、相对较低税率等收益，所以在转型过程中，会寻求和发展政治联系。本文认为，对于企业政治联系方面的研究，核心问题是讨论中国公司治理转型模式下，如何运用不同渠道去影响资源配置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将探讨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主要方式是什么、政治联系对公司业绩是产生正效应的影响还是负效应，同时对该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二、相关研究述评
企业政治参与在本质原因是出于对利益的考虑，首先是考虑物质利益，总是在不断寻找用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大利益的途径。
Goldman在研究美国的金融市场上政治联系对企业的影响时，依据不同派别对他们进行政治联系的分类。研究结果发现，对于具有高管政治联系的公司会出现正向相关的异常收益。
罗党论和唐清泉研究在转型经济下，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的生存及发展的影响，研究民营上市公司获取政治联系的原由。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样本期间为 2012-2014 年，（1）沪深两市所有实际控制人为个人的 A 股民营非金融上市公司；（2）剔除金融行业的民营上市公司；（3）剔除财务情况异常的公司，共获得3843个有效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
（二）研究假设
1. 民营上市公司在正式制度的夹缝中，寻求正式制度的替代机制以减轻各种不合理的限制。一方面，政府控制社会重要资源的支配权，包括市场进入、税收等。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政治地位不断提高，这些变化为民营公司进入政治体制内奠定基础，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民营企业的整体政治联系与公司业绩正相关。
2. 在转轨经济下，政府行政权力控制了大部分的社会资源。政府长期执行禁止民营企业进入电力、能源等行业的政策。虽然“非公经济36条”为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打开大门，同时也给予政府部门在市场进入方面更广的裁决权。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政府类政治联系与公司业绩正向相关；
3. 不同权力主体拥有干预经济的能力和方式明显不同，对民营企业影响程度就会不同，反映在企业经营中的就是公司业绩的高低。与政府相比，人大代表对税法方面并不具有直接发言权，政协委员对税法制定、征收几乎没有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高管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与民营上市公司业绩正向相关，与政府类政治联系相比正面影响程度较低；
（三）变量定义
1. 股权结构（LSO）
第一大股东通常对公司的重大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当其持股比例很高时，会主动经营好公司，其能够从公司的经营成果中获得很大利益。
2. 公司规模（LnMC）
公司规模本文用公司年末总市场价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的规模对公司业绩存在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加入这一控制变量。
3. 公司财务杠杆（Leverage）
本文用公司财务杠杆来衡量公司的财务结构，比率。资产负债率越高，债务违约可能，公司的破产的风险越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负相关，所以，本文加入公司财务杠杆这一控制变量。
4. 市净率（PB）
该指标是非常重要的财务指标，一般来讲，市净率较低的股票，投资价值较高，反之，则较低；公司业绩越好，资产增值速度也就越快，股票净值就越高，本文加入这一控制变量。
5. 行业特征（IND）
不同行业的政府干预程度、竞争情况等都会有所差异，本文设置行业特征变量控制不同行业之间公司业绩的差异性。
6. 年度（Year）
不同年度，样本的经济环境不一样，这可能对公司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本文加入这一变量。
（四）模型设计
针对本文设计了三个实证模型用以检验高管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1. 对于研究假设1：具体模型如下：
模型一：
PER=β0+β1PC+β2LSO+β3LnMC+β4Leverage+β5PB+β6IND+β7Year+μ
2. 对于假设2：具体模型如下：
模型二：
PER=β0+β1PCGOV+β2LSO+β3LnMC+β4Leverage+β5PB+β6IND+β7Year+μ
3. 对于假设3：具体模型如下：
模型三：
PER=β0+β1PCDBWY+β2LSO+β3LnMC+β4Leverage+β5PB+β6IND+β7Year+μ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1可以发现，民营上市公司高管具有政治联系的比例达到33.57%，说明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参与普遍存在。以2012年为基期，2013年的政治联系的比例上涨了1.22%，2014年的比例上涨了0.27%，政治联系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表2、3列示了对样本的进行描述性统计，下面将分组讨论。
从表2、表3可以发现，具有政治联系的样本组的ROA极大值是2.03，极小值-0.30，均值是0.09，无政治联系的样本组ROA极大值0.99，极小值-0.91，均值0.05，二者相比发现，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1。
本文剔除兼具两种类型政治联系后的样本量，获得表4与表5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表4、表5可以得出，政府类政治联系样本组的ROA极大值是2.03，极小值是-0.00，均值是0.11，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样本组的ROA极大值是1.12，极小值-0.07，均值0.07，以上支持假设二。
（二）回归分析
1. 表6显示了高管政府类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2. 表7显示了高管的整体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将表6与7对比可以看出，对政府类政治联系变量PCGOV进行回归，其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024（ROA）显著为正，对因变量公司业绩的影响较大；对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变量PCDBWY进行回归，系数为0.01（ROA），在10%水平上显著（ROA），系数值偏小，对因变量公司业绩的影响比较微小。
五、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政治关系对企业业绩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具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上市公司的业绩更好；不同类型政治联系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也显著不同。本文将高管的政治联系区分为政府类政治联系和委员代表类的政治联系两类，结果表明，与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相比，政府类政治联系对公司业绩的提高作用具有更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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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会计政策，ST公司，实证研究
一、引言
（一）研究目的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会计政策选择又是决定会计信息质量的核心因素。作为上市公司的特殊群体ST（Special Treatment）公司，为了避免被摘牌、剥壳的命运，有着更强烈的会计政策选择动机。因此作为资本市场一项实现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保护利益相关者切身利益的制度安排——特别处理制度，这就与它制定的初衷相悖。
（二）相关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理论综述
（1）国外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发展动态
由于ST制度是我国借鉴外国证券市场中的退市机制设置的，国外并没有和中国的ST制度相同的制度，因此也就没有相同的研究。但是，又由于我国学者通常以实施ST作为陷入财务困境的标志，因此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我们对国外相关文献的研究可以从陷入财务困境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研究来入手。
夏马和斯蒂文森（Sharma andStevenson，1997）研究了即将破产的公司的操控性会计政策变更行为及其对发展和运用破产预测模型的意义。他们认为，即将破产的公司的管理人员相对于其他公司的管理人员而言，更容易通过操控性会计政策的变更来达到操纵对外报告会计数字来掩盖其绩效问题。
Haw等（1998）用中国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发现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连续亏损，在亏损第一年用应计项目和线下项目调减利润进行“大洗澡”，并且在以后年度转会。他们的研究同时发现，中国的投资者并不能“看穿”这种业绩管理行为。
此外，在利用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进行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Zucca和Campbell（1992）虽然认为公司会出于利润平滑的目的提取资产减值准备，但他们认为更多的公司会因为大清洗而进行资产冲销；Chen等（2004）则认为发生较大亏损或高级经理人变更的公司更愿意提取资产减值准备，而且计提比例较高，自愿提取资产减值准备和随后资产减值准备转回导致的业绩上涨有很大关系；Teho，Wong and Rao（1998）发现IPO公司将固定资产折旧和坏账准备作为盈余管理的具体手段；Beaver，Eger，Ryan andWolfson（1998）与Liu，Ryan and Wahlen（1997）等研究了银行运用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问题；Petroni（1992）和Petroni，Ryan andWalden（1999）等则研究了财产保险公司运用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问题；另外，Visvanathan（1998），Miller andSkinner（1998）和Ayers（1998）研究了递延税款作为盈余管理手段的问题。
（2）国内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发展动态
我国的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以规范性为主，实证研究为辅论文格式范文。1998年以前的研究较少，后逐渐增多。其研究对象从一般性问题到具体问题，研究方法从规范研究到借鉴和吸纳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实证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与西方国家的研究相比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无论是在研究成果数量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存在一定的差距。
陆建桥（1999）通过应计项目来研究会计政策选择的手段。他选取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的22家亏损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这些公司在出现亏损年份及其前后年份是否采取了盈余管理行为，以免出现连续亏损三年的情况，进行了经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公司在亏损及其前后年份普遍存在着普遍存在着调减或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
孙铮、王跃堂（1999）运用分布检测法对亏损和扭亏的上市公司进行统计检验，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的收益率在微利和严重亏损区间分布比较集中。微利公司采用对非营业性项目的损益进行调节的办法弥补营业性的亏损；亏损公司则通过操纵非营业性项目的损益做大亏损，为明年扭亏盈利做准备。
蒋义宏（1999）、陈晓悦等（2000）、吴东辉（2000）、鲍恩斯等（2004）对上市公司基于证监会配股政策中规定的“净资产收益率10%”的反应进行的研究，证明了规避证券市场监管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动机。
张相辉、张相丽（2005）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作了实证研究，以2001年发生首次亏损的78家公司为研究对象，统计分析后发现：上市公司为了保证“壳资源”，回避“连续三年亏损要暂停或终止上市”退市机制，确实普遍存在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上市公司在已无法避免亏损的年度加大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在扭亏为盈年度减少或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改变企业当期会计盈余，粉饰企业经营业绩。
魏涛、陆正飞和单宏伟（2007）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发现无论是亏损公司还是盈利公司的盈余管理相当倚重于非经常性损益。前者主要是为了实现扭亏和避免亏损等，后者则是为了平滑利润和避免利润下降。
李刚（2008）通过对比分析ST上市公司与对照公司1999-2003年资产减值行为，可以发现ST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模式。ST上市公司在被ST前，少提资产减值准备，但如果不得不披露亏损时，又会利用较高的资产减值进行巨额冲销。
二、ST公司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研究
会计政策与企业组织形式密切相关，因此会计政策选择主要是由企业的组织结构决定的，而企业的组织结构又是由它所处的环境所决定的。Watts and Zimmerman（1986）曾将企业组织结构和环境结合起来，利用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并考虑到对外部第三方的影响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总结出了著名的“三大假设”——分红计划假设、债务契约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因此在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本土化分析时，虽然中西方的国情不同，但是我们可以从西方实证会计理论对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研究路径中看出，会计政策选择作为一种行为，对其动机研究应当考虑组织结构和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此外，从行为学的角度，马斯洛(A. H. Maslow)的需求动机理论出发，动机的产生是由需求引起的，而需求又是由外部环境作用于行为主体的具体化，也可以来具体分析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
西方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三大假设”与我国有着较大的差异，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并不是完全成立的。王跃堂（2000）就曾以A股公司三大减值政策的选择为例，并结合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及其经济动机进行了分析，认为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不是西方所谓的“三大假设”，而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还是一个受政府高度管制的市场，证券监管政策不仅对上市公司的投资经营决策包括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有着实质的影响，而且还影响着其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因此决定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最主要的因素还是证券监管政策论文格式范文。如IPO定价政策、配股政策和ST政策等。
当上市公司被ST后，不仅公司会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使管理当局面临很大的压力，也会影响股票的市场价值。公司发行股票并争取上市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利用股票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以扩张公司的规模、提高效率。而公司如果一旦被暂停上市、甚至终止上市，那么公司上市的这一优势将会消失，不利于公司的发展。此外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在“壳资源”稀缺的中国证券市场上，企业要获得上市的资格非常不容易，供不应求的现实导致上市公司本身的“壳资源”非常珍贵，上市公司一旦暂停或终止上市，则就意味着壳资源的丧失。所以不管该上市公司的业绩如何，任何上市公司都不会希望这一“壳资源”的流失。因此，从被ST的经济后果来分析，ST公司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会更加强烈。在证监会的退市政策是以会计盈余数据作为执行依据的情况下，管理当局就会在公司经营业绩不佳、财务状况恶化时，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进行利润操纵，竭尽全力采取一些会计政策来粉饰报表以免于被摘牌。
在我国学者相关的研究中，诸如配股现象、微利现象、重亏现象也很普遍。对于前一年或前两年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被ST或摘牌，采取种种手段使本年净资产收益率保持在哪怕0.001%的微利水平，只要不发生亏损就行。对于那些无法做成盈利或者首次加入亏损行列的上市公司，为了给明年的扭亏做准备，故意做成重亏，以避免连续两年亏损。对于那些无法摆脱被ST的公司，索性做大亏损，清洗以前年度累计的包袱，为下年扭亏逃脱被摘牌的厄运埋下伏笔。
三、ST公司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手段研究
通过上述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分析，也为ST公司避免被摘牌的命运而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做足了准备。实际上，从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来看，企业选择会计政策的行为过程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其实质是进行盈余管理，其过程也是干预对外财务报告的过程。ST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的变更，使其无法客观、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我们通过对其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手段研究，可以从更深层次了解其会计盈利信息的有用性和会计行为的形成机制。
（一）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
新准则明确了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但如果能取得公允价值并且公允价值可以可靠计量，则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可见其在维持原历史成本的基础地位的同时，也强调了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的重要性。虽然新准则在公允价值方面较以往也做出很多改进，可操作性大大增强，但还是留下了许多主观的空间，给ST公司带来了有机可乘的机会。
（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方式和比例的选择
2001年末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给予了企业很大的会计选择权，这种会计选择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计政策的选择权，如8项减值准备的计提。二是会计估计权，如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这些虽然给企业如实反映经济业务的实质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给企业操纵会计盈余提供了机会论文格式范文。
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操纵盈余，美国SEC称之为“甜饼罐”手法。ST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的手段违规操作，视其为调节利润的“蓄水池”。虽然新准则规定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再以后期间转回，一定程度上抑制了ST公司利用其调节利润的行为，但是具体的计提比例还是没有相应的明确，而且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讲，对于反映企业资产减值的真实状况，不利于提高其会计信息的质量。可见，新准则还是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三）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的选择
新准则规定：企业应当至少于每年年底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使用寿命预计数、预计净残值与原来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预计净残值。其包含的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有重大改变的，应当改变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好使用寿命。由于人们认识水平和技术手段的局限使得固定资产的各项计量错综复杂，这就给ST公司利用折旧政策来实现利润操纵留下了主观选择的空间，人为的缩短或延长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变更折旧方法、调整预计净残值的现象时有发生。除了导致利润虚增外，还造成了各期会计数据的不可比，从而严重影响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此外，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的选择也是上市公司进行税务筹划达到节税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
（四）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选择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分为成本法和权益法，两种方法选择的依据是根据重要性原则，是否是控制或重大影响需要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持股比例并不是唯一的依据。所以，ST公司也经常利用这个方法来进行显失公允的选择行为，当被投资单位盈利是，其持股比例达不到采用权益法核算的标准时，往往会通过追加投资、签订转让协议以及调整对被投资单位的管理、控制的影响力度等方法来扩大投资比例，不断地创造有利于采用权益法的条件，从而来确认更多的投资收益，以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
（五）合并政策的选择
企业合并分为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两种处理方法，尽管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一般不影响企业对外报告的现金流量，但它们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以及相关财务指标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购买法下，仅将合并日后被购买方实现的利润纳入合并报表，而权益结合法则将参与合并另一方整个年度的利润纳入合并报表。而且购买法通常采用现金或债务方式收购被合并方，利息负担通常大于按权益结合法反映的换股合并，因此选择权益结合法有助于提高合并当期和合并后的利润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对实施合并企业的会计报表产生有利的影响，所以这就使得权益结合法为企业操纵利润提供了可能性。
此外，如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所得税的处理方法的选择等等也是ST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权进行利润操纵的手段之一。
四、ST公司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
会计政策的选择对上市公司以及契约各方都有着复杂的、综合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企业经营、投融资决策的各个方面，并不是一时一刻的，而是长远的。而且还可能改变企业当前和以后的会计政策的选择范围，从而影响企业未来的一系列决策行动。
（一）会计信息失真
对于ST公司来说，其会计政策选择的不当使用直接引发的会计信息失真，会严重扭曲公司股票的实际价值，导致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当ST公司滥用会计政策改变观察的数据，使得股票价格与实际的业绩大大相反时，就违背了信用原则的做法，不仅造成财务混乱，而且自行丧失了赖以生存发展的“诚信”这一有限资源，对市场经济秩序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二）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从银广厦、琼民源、红光实业，到郑百文、蓝田股份、大庆联谊等，他们都是通过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欺骗投资者欺骗市场，极大地影响了资本市场的效率，造成了负面的社会后果。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还有诸多不合理的方面，董事会成员与经营管理者存在人员交叉的现象，以及存在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现象。因此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进行来歪曲真实的业绩，管理当局，包括大股东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是最大的利益受益者论文格式范文。而中小投资者是弱势群体，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其利益难以得到有力的保护。
（三）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会计政策选择不是一个简单的会计问题，它承担着处理经济关系、协调经济矛盾和分配经济利益的重任。政策选择所造成的后果，从而影响企业、政府、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决策行为，并且最终导致了经济秩序和市场运行的不稳定。
（四）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企业的价值即企业的内在价值，在公平市场上的价值体现，是企业的属性、功能能够满足主体需求的关系，反映了企业对整个社会的贡献。企业价值体现了企业未来的经济收益能力。管理当局在选择会计政策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标准的，当正常的会计技术无法满足自身利益时，就会选择会计政策来操纵利润，使企业的会计收益大于真实收益，但是实际上并不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从而企业的内在价值并没有发生改变，仅影响了企业对外的财务报表。这样就会导致企业股票价格与其内在价值发生背离，信息的需求者以企业披露的信息来进行决策，就会导致证券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失灵，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影响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秩序。
五、 ST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假设
ST公司的业绩问题一直是会计理论界实证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些研究在考察其业绩时一般均采用会计指标，而会计指标的弱点就是很容易受到操纵，严重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国内对于ST公司操纵利润方面的研究理论有余，但实证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ST公司操纵利润的手段其实有很多，本文仅仅是从会计政策选择这一个侧面进行实证分析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当其被特别处理的第三年公司经营业绩仍然不佳，财务状况继续恶化时，管理当局会尽可能采取一些多计收益、少计费用的会计政策，以避免账面亏损的情况出现。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ST公司在摘帽当年存在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调高利润的行为。
假设二：ST公司利润的变化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呈负相关关系且关系显著。
假设三：ST公司利润的变化与长期股权投资涉及的投资收益呈正相关关系且关系显著。
假设四：ST公司利润的变化与累计折旧的计提呈负相关关系且关系显著。
假设五：ST公司利润的变化与累计摊销的计提呈负相关关系且关系显著。
假设六：ST公司利润的变化与预计负债估计的比例呈负相关关系且关系显著。
假设七：控制样本指标的增长与其利润变化不具有显著性。
（二）样本选取
（1）研究样本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公司的CSMAR数据库和巨潮资讯网公布的上市公司定期报表，以2007—2010年在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A股ST公司为研究总体，观察在09、10两年分别实现摘帽的ST公司（包括ST、*ST、S ST、S*ST）。然后选取其前一年的财务数据，即09年摘帽的选取其07、08年的年报数据比较，10年摘帽的选取08、09年的年报数据（其中有的数据还来源于中期报表）。因为在摘帽当年的前一年年末ST公司基本上实现了扭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比较其扭亏前后的差异。由于考虑到金融类上市的财务会计制度的特殊性以及成本效益的原则，对部分不满足条件的样本予以剔除后，选取了47家ST公司（其中09年摘帽的有30家，截止本文截稿时10年摘帽的有17家）作为最终的研究样本进行验证及分析。
（2）控制样本
控制样本选择的关键是要具有可比性论文格式范文。作为配比研究，本文根据同时期、同行业、同规模的标准来选取控制样本。本文以ST公司撤销特别处理最近的一年会计报表（其中个别是中报）年限作为测试期，就此我们选取了08、09两年的年报作为测试期，满足了同时期的原则。同行业是指控制样本要与ST公司的主营业务属于同一行业的明细板块。同规模是指控制样本与ST公司在测试期当期年报中的年末资产规模相近。在满足了以上标准后，本文考虑了数量上的配比，最后选取了50家业绩较好的非ST公司作为控制样本。
（三）实证研究的结果与分析
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是检验ST公司是否存在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以及采用何种会计政策操纵利润的行为，这就涉及到影响因素与被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及显著性的问题，又由于影响因素不止一个，如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长期投资的核算方法、累计折旧的计提比例的等，因此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本文主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相关性和显著性的检验，通过和控制样本进行对比分析来验证前面的假设。模型建立如下：
Y＝C＋β1×ZCJZSS＋β2×TZSY＋β3×LJZJ＋β4×LJTX＋β5×YJFZ＋ε
模型中涉及变量的说明如表4-1：
变量
变量的含义
Y
因变量
利润总额／总资产
ZCJZSS
自变量
资产减值损失／总资产
TZSY
自变量
投资收益／总资产
LJZJ
自变量
累计折旧／总资产
LJTX
自变量
累计摊销／总资产
YJFZ
自变量
预计负债／总资产
投资收益涉及的是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收益，C、β、ε分别为常数项、系数、误差项
按照上述方法和标准选取了研究样本和控制样本后，根据收集的相关公司年报中的数据，并计算了有关财务数据后，用EXCEL和SPAS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处理。
（1）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分析是后面进行回归分析的初步，我们首先对ST公司扭亏前后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和营业利润的增长率进行统计，对比后得到的结果如下：
表4-2描述统计量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47
-56.39%
676.75%
42.9274%
115.10421%
营业利润增长率
47
-80.51%
12286.34%
595.5470%
1832.65026%
有效的 N （列表状态）
47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扭亏前后年度营业利润扭的平均增长了近6倍，最多的一年竟然增加了12倍多，但是利润的来源可能并不是主营业务，因为主营业务的平均增长不到50%，这就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在假设一的前提下ST公司可能利用了其他手段来调高利润以达到扭亏的目的。
（2）多元回归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可以找出ST公司利用了哪些会计政策手段进行了利润调节，并且这些手段与利润的关系如何。
1.研究样本的回归分析
表4-3 模型汇总
模型
R
R 方
调整 R 方
标准 估计的误差
1
.710a
.670
.618
.034500695281871
a.预测变量:(常量), 资产减值／资产, 投资收益／资产,累计折旧／资产,累计摊销／资产,预计负债／资产。
从模型汇总我们可以看出，调整后的R2为61.8%，说明该模型可以解释61.8%的变量，具有较高的解释系数，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表4-4Anovab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150
5
.030
6.657
.047a
残差
.142
41
.018
总计
.292
46
a.预测变量: (常量),预计负债／资产,资产减值／资产,累计摊销／资产,累计折旧／资产,投资收益／资产。
b.因变量: 利润总额／资产
从研究样本的多因素方差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模型总体上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从而验证了假设一，表明ST公司存在比较明显的利用会计选择进行利润操纵的行为。
表4-5系数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1
(常量)
.119
.029
4.101
.000
资产减值／资产
-1.052
.523
-.305
-2.014
.041
投资收益／资产
.912
1.496
.092
4.610
.046
累计折旧／资产
-.107
.154
-.104
-5.693
.032
累计摊销／资产
-.579
.649
-.132
-7.891
.028
预计负债／资产
-.200
.375
-.081
-.533
.597
a.因变量: 利润总额／资产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资产减值损失、累计折旧、累计摊销和预计负债与利润总额呈负相关关系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投资收益与利润总额呈正的相关关系，这与我们前面的假设初步一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资产减值损失、投资收益、累计折旧和累计摊销与利润总额显著相关，验证了假设二、三、四和五。但是假设六预计负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说明低估预计负债的比例还不是ST公司调节利润的主要手段。得到的回归方程如下：
Y＝0.119－1.052×ZCJZSS＋0.912×TZSY－0.107×LJZJ－0.579×LJTX－0.200×YJFZ
2.控制样本的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七，我们对选取的控制样本也进行了回归分析：
表4-6模型汇总
表4-7Anovab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2
回归
.051
5
.010
.532
.751a
残差
.850
44
.019
总计
.901
49
a.预测变量: (常量),预计负债／资产,资产减值／资产,累计摊销／资产,累计折旧／资产,投资收益／资产。
b.因变量: 利润总额／资产
从控制样本的模型汇总和多因素方差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选取的控制样本是比较好的，调整的R2达到了75.6%，说明样本的拟合优度较好。但是在多因素方差分析中我们看到，F值较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总体上没有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从总体上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从而初步验证了假设一和七。
表4-8系数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2
(常量)
.122
.028
4.364
.000
资产减值／资产
-.158
.251
-.305
-6.019
.033
投资收益／资产
.051
.160
.092
.065
.751
累计折旧／资产
-.173
.155
-.104
-1.121
.269
累计摊销／资产
-.450
.661
-.132
-.680
.500
预计负债／资产
-.044
.180
-.081
-.242
.810
a.因变量: 利润总额／资产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了资产减值损失外，投资收益、累计折旧、累计摊销和预计负债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从这些会计政策手段在ST公司的模型中的显著相关到控制样本的非显著性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ST公司确实存在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利润操纵的行为。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已经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我国ST类上市公司存在比较明显的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利润操纵的行为，这些手段主要包括不恰当的计提减值准备、累计折旧，累计摊销和投资收益。研究并没有发现低估预计负债的比例是ST公司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手段，但是，我们依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关于预计负债的确认和计量，以进一步预防和规范可能存在的以不恰当的比例确认预计负债来掩饰自身业绩亏损的现象论文格式范文。
（二）研究启示
（1）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前面的实证研究已经证实了许多上市公司并没有正确运用会计政策赋予的会计选择权现代企业管理论文，这就违背了准则制定的初衷，影响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因此，要减少这种利用会计政策的弹性空间进行不适当利润操纵的行为，就必须针对现行会计法律法规在规范实务方面可能还存在的缺陷，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规范。
（2）加强会计队伍建设，提高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
会计准则规范了会计信息的产生，它解决的是一种“技术”上的问题。而对会计准则的恶意误用则属于准则实施过程中“人”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讲是公司治理生态的问题，不能仅仅归咎于准则本身。对于实施中“人”的问题，我们只能通过自身的职业道德建设和加强监督管理等内外部相结合的方法来解决。
（3）完善外部监督机制，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和审计
注册会计师作为“经济警察”，其必须遵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提高独立审计的质量，要确保其生存和发展是建立在执业质量的基础之上。要努力建成和完善真正意义上的有限合伙制，增强其的风险意识和压力。
作为我国特有的产物ST制度，它在一定程度上对投资者者起到了警示作用，也对上市公司努力改善业绩发挥了促进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壳资源的稀缺，ST制度也加大了上市公司进行“壳资源”保卫战的压迫感，从而导致更多的利润操纵行为，这与ST制度建立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因此，证监会应反思我国的ST制度，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完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同时加大监管和惩处力度，来保证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
09、10年被撤销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一览表（截止本文截稿10.7.24）
09年被撤销ST的公司
10年被撤销ST的公司
股票代码
摘帽前
摘帽后
股票代码
摘帽前
摘帽后
000011
S*ST物业
深物业A
000036
*ST华控
华联控股
000020
ST深发A
深华发A
000506
ST中润
中润投资
000058
ST赛格
深 赛 格
000517
ST成功
荣安地产
000529
*ST美雅
广弘控股
000518
*ST生物
四环生物
000536
S ST闽东
闽闽东
000585
*ST东电
东北电气
000578
ST盐湖
盐湖集团
000692
ST惠天
惠天热电
000592
ST中福
中福实业
000751
*ST锌业
锌业股份
000628
*ST高新
高新发展
000979
*ST科苑
中弘地产
000631
*ST兰宝
顺发恒业
600115
ST东航
东方航空
000638
*ST中辽
万方地产
600185
*ST海星
格力地产
000779
ST派神
三毛派神
600773
*ST雅砻
西藏城投
000780
ST平能
平庄能源
600223
ST鲁置业
鲁商置业
000906
*ST建材
南方建材
600225
ST松江
天津松江
000918
*ST亚华
嘉凯城
600259
ST有色
广晟有色
000925
ST海纳
众合机电
600701
*ST工新
工大高新
000928
ST吉炭
中钢吉炭
600716
ST凤凰
凤凰股份
600136
ST道博
道博股份
600887
*ST伊利
伊利股份
600139
ST绵高
西部资源
600198
ST大唐
大唐电信
600212
*ST江泉
江泉实业
600248
ST化建
延长化建
600329
*ST中新
中新药业
600369
*ST长远
西南证券
600466
ST迪康
迪康药业
600568
ST潜药
中珠控股
600657
ST天桥
信达地产
600703
ST三安
三安光电
600734
ST实达
实达集团
600743
ST幸福
华远地产
600745
ST天华
中茵股份
合计
30家
合计
17家
主要参考文献
[1]葛家澍、刘峰.《从会计准则的性质看会计准则的制定》[J].会计研究，1996（2）：
关键词：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博弈论；政府监管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4-0116-021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类社会和经济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张，生态环境的恶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促使人们越来越关注全球环境问题，保护环境的呼声越来越高，众所周知，企业是导致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也是治理环境污染的主导力量，企业应该承担起向社会公众披露有关环境会计信息的责任，所以企业及时地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是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改善社会环境的必然要求。但我国上市公司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并不充分，存在着极大的隐瞒性。因此本文将利用博弈论对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问题——即上市公司与政府监管部门间的行为选择及相互作用进行深入分析。
2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与政府监管的博弈过程
2.1 关于博弈论（Game Theory）博弈论有时也称作对策论，即通过构建经济行为模型来研究不同参与人的策略选择问题，使分析更加准确。博弈论的核心思想是：假设你的对手在研究你的策略并追求自己最大利益行动的时候，你如何选择最有效的策略，它强调的是参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即某参与者的效用函数不仅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还取决于对方策略的选择。
2.2 博弈分析的基本假设
2.2.1 个体行为理性个体行为理性即是指个体的行为自始至终都是以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为唯一目标，除非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否则不会考虑其他个体的利益。在此文中个体指的是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上市公司和代表国家经济管理者身份的政府。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其最终目标就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其行为又是理性的，因为上市公司在对是否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决策中，必定充分考虑政府的强制性要求。而政府也是自利和理性的主体，自利主要是考虑自身的业绩，理性则是指政府为了公共事业的利益、大众的利益、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进行理性的控制与调控。而环境会计信息作为上市公司和政府之间的相链接的桥梁，用于评价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现状和预测未来环境的风险以及质量，因此双方围绕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进行博弈。
2.2.2 上市公司与政府（监管者）存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会计信息来自于上市公司内部，是信息的掌握者，而政府监管部门不确知或不完全确知完备的环境会计信息，因此相对于政府监管部门而言，公司内部掌握了更多的关于环境会计信息的资料，即产生了一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进而为上市公司隐瞒环境会计信息提供了可能。
2.2.3 非合作原则即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上市公司）与监管方（政府监管部门）不能“串通”以谋取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尽管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企业贿赂政府部门，并且政府有时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考虑有时会采用绥靖的政策，特别是对一些大型的上市公司，因此有可能会出现双方“串通”一气的现象，但双方“串通”的现象也是暂时的，非合作依旧是主流的。
2.3 上市公司与政府间的博弈模型与分析矩阵中，每一格的两个表达式代表上市公司和政府的效用，其中，前面表达式代表上市公司的效用，后面表达式代表政府监管部门的效用。在表达式中a为上市公司隐瞒环境会计信息的获得的额外收益；b为上市公司被查出隐瞒环境信息披露所受到的无形损失（如声誉损失等）；c是政府对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情况监管时所需支付的成本；d为上市公司隐瞒环境会计信息给政府带来的损失；f为政府监管部门查出披露存在虚假行为而对上市公司的罚款。
假定政府监管部门选择检查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概率为p，p∈[0，1]时，则选择不检查的概率为1-p。假定上市公司隐瞒环境会计信息的概率为q，q∈[0,1]时，则选择披露的概率为1-q；其中yP表示政府的期望效用函数；yq表示上市公司的期望效用函数。
则政府监管部门的期望效用函数为：yP＝p[q(f-c-d)+(1-q)×(-c)]+（1-p）[q（-d）＋0×（1-q）]
上市公司期望效用函数为：yq=q[a(1-p)+p×(a-f-b)]+（1-q）[0×p+0×(1-p)]
要使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与政府（监管者）的混合策略博弈达到纳什均衡，使yP对p的一阶倒数和yq对q的一阶偏导数为0。即：
?鄣yP/?鄣p=0（1）
?鄣yq/?鄣q=0（2）
由（1）得qf-c=0，即q=c/f；
由（2）得a-pf-pb=0，即p=a/（f+b）
由此可知，该监管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为：p=a/（f+b）和q=c/f。
其经济意义如下：如果监管者实施监管的概率是p=a/（f+b），上市公司即可以q=c/f的概率选择隐瞒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如果政府监管的概率小于a/（f+b），则上市公司的最优选择是隐瞒环境会计信息而不进行披露；如果政府监管的概率大于a/（f+b），那么上市公司的最优选择就是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披露。
如果上市公司隐瞒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概率为c/f，则政府监管的最优选择是概率a/（f+b）。如果上市公司隐瞒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概率小于c/f，则政府监管的最优选择是不进行监管。如果上市公司隐瞒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概率大于c/f，则政府监管的最优选择是进行监管。
3博弈模型的启示与政策建议
3.1 由博弈模型所得的启示对以上的模型进行分析，上市公司违背原则隐瞒环境会计信息的最优选择概率q与c（政府对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情况监管所需支付的成本）成正比例关系；与f（政府监管查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行为的罚款）成反比例的关系。政府监管部门监管选择的最优概率p与a（上市公司隐瞒环境会计信息所得的收益）成正比例的关系，与f（政府监管查出上市公司隐瞒环境信息披露而对其进行的罚款）以及b（上市公司被查出隐瞒环境信息披露所受到的无形损失）成反比例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因素考虑，进而向最优策略转化。
3.1.1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政府监管部门加大惩罚力度、增加罚款f时，必然会加大公司被查出隐瞒行为的损失，进而降低期望收益，这就要求政府监管部门提高其监管水平、提高其职业道德水平等等。而如果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平不高、职业道德水平比较低等，则惩罚力度必然会降低，就会导致公司隐瞒环境会计信息的概率增加。当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检查的成本c降低时，公司隐瞒的概率也会降低，而当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增加时，将会影响监管部门的积极性，进而导致公司隐瞒环境信息的概率上升。因此可知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技术的改进对上市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3.1.2 对于政府监管部门而言，如果上市公司隐瞒环境会计信息所得到的收益a增大，而此时上市公司隐瞒环境会计信息的动机必然是很强，同时在此种情况下隐瞒环境会计信息的迹象也就越容易表露出来，因此政府监管部门的责任重大，而政府监管的概率就会增强。如果加大对上市公司隐瞒环境会计信息的惩罚力度f，政府监管部门就有可能偷懒而不能很好的履行其职责，进而使得政府监管的概率降低。如果上市公司由于隐瞒环境会计信息所承受的无形损失b增强，则企业隐瞒环境会计信息的机会就会降低，因此监管者就有可能放松警惕，导致监管的概率降低。
3.2 提高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其他对策
3.2.1 完善环境信息披露的法规与准则我国当前关于环境信息披露的法规与准则等方面存在着缺陷，包括内容不完善、可操作性差等，而由于缺乏法规、准则的约束，上市公司隐瞒环境信息就有可乘之机。为弥补这一缺陷，杜绝上市公司隐瞒环境信息的土壤，政府、环保组织以及会计职业届等机构应共同努力，致力于健全环境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会计准则，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环境信息的重要性。
3.2.2 降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成本上市公司之所以隐瞒环境会计信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披露环境信息存在着较高的揭示成本。环境信息不仅仅包含财务方面的信息，还包含绩效等信息，这种信息的多样性导致了其计量基础的复杂性，增加了环境信息计量的难度。因此需要理论界、实务界加强对环境信息披露相关理论的方法研究（譬如可借鉴国际上环境会计比较突出的国家的做法），引进数学模型，使环境信息的各要素能够得到科学的量化，增强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积极性。
4结束语
通过上述对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及政府监管的分析，可知政府部门的监管对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起到了极大的监督性作用。针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政府监管部门加大惩罚力度以及监管技术的改进等方面考虑，同时还提出其他建议措施，譬如降低信息披露的成本等，进而有效解决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卢成龙.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博弈论分析.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05（3）.
[3]姜丹.孟庆彬.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与监管的博弈分析.财会月刊.2007（4）.
关键词：公司 境外上市 法律监管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112-03
中国证券市场是典型的新兴市场，政府是市场的积极推动者。监管是市场规范和发展的保障，如果没有监管就没有今天繁荣的证券市场，证券监管功不可没。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是证券市场监管的重要方面，上市公司监管实际上是一个多视角、多渠道、多角度的法律问题。而公司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存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对境外上市公司的监管有特殊之处。这里对境外上市公司的监管打个比方，如果境外上市公司是一列火车，那么对它的外部监管就是铁路。这条监管性质的铁路最重要的两根铁轨，一个是公权监管，一个是私权手段监管。在中国，像铁路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备的情况下，火车已经开始运行，这就为险情的发生打下了伏笔。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上市公司的这列火车在不断的提速，而在简陋的铁路基础设施支撑下，火车摇摇晃晃，面临许多危险，这暗示着我们要在加固铁轨的基础上，不断翻新改进，为公司境外上市做好安全保障工作。中国公司境外上市应建立平等保护市场主体，依法监管和多层次的理性的和法制的监管理念。
一、公权监管
（一）政府的监管是必须的，在一个较为开放的资本市场，加强政府监管对保护广大公众投资者的利益是非常必要的
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非常完美的，市场机制能自动调节供求，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政府的职能仅限于守夜人角色。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市场存在大量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问题，使得市场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因此，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种种缺陷和弊端，为了消除这些缺陷和弊端，除了不断完善市场制度外，政府的管制也是不可或缺的。在证券市场领域，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更容易失衡。证券市场属于符号经济，符号经济有可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出现虚假繁荣，出现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一旦崩溃，就会出现证券市场价格暴跌，甚至诱发金融危机。因此，政府的监管是必要的。
（二）法律是重要的，法律对发展证券市场非常重要
我们的世界存在着两种秩序，一种是自然秩序，表现为自然物质结构的有序性、稳定性和连续性，是客观规律的外在表现；另一种是社会秩序，表现为人通过某种规范手段自觉调节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确定的、一致的、连续的状态。最低限度的秩序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一种最低限度的存在，那么社会将陷于四分五裂之中，个体将无法进行有效的行为选择。法律本身是秩序价值的体现，而法律也正是维护秩序的有效手段。
证券市场应该是一个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公平的竞争环境需要法律，法律作为维护市场秩序的有效手段，对发展证券市场非常重要。就公司境外上市而言，无论是上市地的证券交易所还是上市公司所属国家，都为上市公司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供其遵守，以规范上市行为。可以说，法律是公司境外上市的行为准则，为境外上市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了充分发挥法律在境外上市中的作用，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细化，在各种舞弊手法层出不穷时，制度的设计应该尽量地细化到每一环节；制度的实施必须对公司的高管形成强制约束，只有和高管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才能保证好的制度真正得到实施。
（三）监管机构有效监管是公权监管的实现途径
政府承担了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的使命，积极地立法，使证券活动有法可依。但只有政府监管的决心和静态的法律条文是不能起到监管作用的，监管职能的发挥需要借助于媒介，监管机构就是媒介的最佳选择。就目前中国对公司境外上市的监管机构来说，政府部门内部涉及公司境外上市业务的行政部门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主要有国务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多个部门管理同一个事务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各部门在管理权力方面表现为界限重叠，在责任方面表现为界限不清。公司境外上市具有高风险、高流动、高效率的特点，这些特性需要独立统一的监管，以避免多部门之间监管冲突，化解和减少市场风险。而境外上市监管权力的分散，不利于监管的实施。
二、私权监管
私权手段监管包括两个方面，一个为证券行业自律，另一个为私权诉讼，其中本文将上市公司内部自治纳入证券业自律，因此，前者从上市公司内部自治和证券行业自律组织两部分展开，后者则仅指司法救济途径。
（一）证券行业自律
自律是指政府监管机构和投资者之外的证券市场参与者相互之间的规范和制约。从系统层面看，中国证券业的自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和各种证券市场参与机构的自我规范。严格意义上的自律只包括前两种。证券交易所主要是通过制定相关的章程和规则，对证券上市及交易实施管理。但在中国证券交易所具有特殊性，它与证监会“分享监管权”，根据证监会的授权行使准行政管理职能。因此，它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自律组织，而是兼而有之的组织，它的监管和自律实际上难以区分。尽管如此，它在性质上仍属于自律组织[1]。证券业协会是证券经营机构的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从事证券业的法律、会计、审计服务机构的自律，通过各行业的自律机构来实现。证券行业自律是市场机制作用的重要表现形式，本文将上市公司内部自治囊括其中，对证券行业自律仅从证券业协会和上市公司内部自治监督两方面来阐述。
自证券业协会成立以来，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成熟，其所起的作用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为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向规范化和市场化方向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工作。中国证券业协会是依据有关规定设立的证券业自律性组织，属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接受中国证监会和国家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以自律、服务、传导作为其职能，并将自律放在首位，这意味着加强证券业协会的职能，强化自律管理力度，成为市场各方的共识。从其立法意图上看，建立公权监管和证券业自律的有机结合的证券监管模式是必要的。因为一方面，代表政府的公权监管必须依赖行业自律组织完成对市场的监管活动，另一方面，行业自律组织又应置于政府公权监管之下，从而有效地消除由于自利和不良竞争所导致的市场不公正和市场混乱[2]。政府公权监管与行业自律各有优势和不足，因此，在证券监管体系中，两者都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
上市公司内部自治作为公司境外上市私权手段监管的一种方式，主要指从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和内控机制间接地实现对公司境外上市监管。公司内部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公司参与各方长期博弈的结果，是一个不断创新、检验、淘汰和改进的过程，因此也是一个制度建设的过程。近年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境外上市，走出国门面对的是不同的法律环境、不同的监管机制，和不同的金融市场，因为对境外相关法律法规的陌生，出现了一系列违规违法行为因而受到境外证交所的处罚，损害了公司利益的同时也对国家的经济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加强对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和内控机制的监督，促其规范化运作，可以间接实现对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监管。
（二）私权诉讼
证券市场大致有三种监督模式：“纯法院模式”、“纯行政监管模式”、“法院和行政监管相配合模式”。证券监管制度相对完善的英美国家在20世纪中期以前采用“纯法院模式”，后来转型为“法院和行政监管相配合模式”，这与英美国家注重私权保护的历史背景有关。而中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形成的模式近乎是“纯行政监管模式”。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及中国的经历来看，“纯行政监管模式”容易导致政府过度监管，“纯法院监管模式”是事后监管，综合来看，“法院和行政监管相配合模式”在证券市场监管领域是一种更合理的监管模式。这里仅讨论“纯法院监管模式”――私权诉讼监管。
私权诉讼监管，是一种司法途径的救济，即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程序介入对境外上市公司的监管。司法介入境外上市公司的监管有两个优点：第一，司法本身具有被动性的特点，它不是一种积极的行权，而是一种消极的权利。如果没有当事人请求，司法是不会介入上市公司的。这样在中国政府公权监管和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监管的前提下，境外上市公司自治和证券行业组织发挥自律作用，在以上监管手段失灵的时候，再启动司法权，使利益受损者得到救济。第二，司法程序启动之后，股东等多方利益主体都参与进来，这是一个多边的博弈。由此得出的处理结果，会更加符合市场的需求。
那么，法院如何介入公司境外上市的监管呢？法院介入公司境外上市的监管是通过对证券诉讼案件的判决来间接设立市场和行业规则，通过对行政部门设立的规章进行司法审查来平衡后者的权力。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有严格和完美的法律文件，但如果没有相应的诉讼程序为诉讼提供指引，那么再好的法律也只能在橱窗里展示。
法院介入公司境外上市的监管作为私权监管的一种手段，发挥的作用是间接的，它与发挥直接监管作用的公权监管不同，但从实效上看，其可能比直接监管效果更好。第一，只要投资者和律师通过法院诉讼能获得民事索赔，众多投资者和律师就会有调查公司境外上市是否存在欺诈、内幕交易、虚假陈述等违规行为的积极性。试想，调动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市场参与者关注上市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寻找诉讼的证据和理由，这种关注成为监督上市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的“看不见的手”。与公权监管下的行政监管模式相比，监督的范围更大，更能起到威慑作用。法院介入公司境外上市事后监管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在于通过判例给市场设定新规则，避免法律规定的僵化不适用新形势的需要。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一部制定完备的法律会出现许多漏洞和不妥。鉴于法律的稳定性特点，众多条款的解释权就不得不赋予证监会及法院，对法律条款作出的解释实际上就是为证券市场制定新规则。实践中，证监会通常会先行根据法律的规定制定有效的规则，而在证监会执法不严、效率低下的情况下，通过法院介入，以判例的形式设置市场新规则。这种行政监管部门与法院的互补、互动，对公司境外上市的监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
从证券市场发达的美国经验来看，其成功经验在于采取了证监会和民事诉讼双重保障措施。一方面，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赋予了证监会无限制的调查权力，大大提高了证监会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美国法律赋予小股东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即股东集体诉讼。股东集体诉讼是指股东集体利益受到损害时，多数股东为了全体股东的利益向侵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其特点是诉讼结果适用于所有股东；利用集体的力量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索赔数额巨大，具有很强的威慑力；需要特别的诉讼程序来规范。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集体诉讼制度并非十全十美。它的优点体现在，集体诉讼可以保证案件结果适用于所有股东及被告上市公司；它通过一个诉讼程序解决整个问题，避免类似问题重复诉讼，提高了诉讼效率，提高了案件和解的可能性，为将来可能提出权利请求的当事人提供合理的救济空间；多方面节省了成本，为被告最终解决争议提供可能性。同时也有人认为集体诉讼存在很多问题，如诉讼费用高，诉讼耗时长，社会财富和资源耗费高。另外，集体诉讼可能会判决公司支付巨额赔偿费而令公司无法运营甚至破产。集体诉讼制度是美国创设的保护投资者的制度，它的产生依赖于美国的经济、法律背景，这样一种制度在中国并不一定能够找到其生存的土壤。中国有自身特殊的国情，应建立适用中国国情的投资者司法救济制度。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先后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引入对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的司法救济的途径，其中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后，当事人依据查处结果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当采取单独或者共同诉讼的形式予以受理，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可以说，这类证券市场领域的诉讼以虚假陈述的案件作为突破口，通过受理这一类的案件，为证券领域的其他案件积累经验，也为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私权监管引入诉讼制度奠定基础。
总之，中国证券领域私权诉讼基础相当薄弱，境外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参与诉讼存在实际困难，所以，笔者认为，现阶段采取政府推动下的团体诉讼制度较为合适，建立非官方投资者保护组织，明确其性质、职能、地位、权利和义务。
综上，公权监管理论关注的是监管行为、监管制度和监管程序如何在监管者的努力下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根据公权监管理论的前提要求，监管者应该是利他主义者，监管者的报酬和私利不会影响监管的效果。而实践中，监管者的私利又通常会干扰其监管行为，由此可见，公权监管的理想状态与现实存在一定差距，也就是说公权监管理论在实践中并不能达到其设想的理想状态。正是因为公权监管理论的缺陷使私权监管理论有了发展的空间，有必要在监管者之外寻找与之不同的监管手段与方式，以克服公权监管的弊端。因此，中国公司境外上市法律监管体系，要从保护投资者利益出发，在公权监管的基础上，拓宽私权手段监管方式，寻求建立便利的诉讼机制，以形成对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行为全面的监管体系。
参考文献：
[1]邓瑜.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的有机结合[J].商场现代化，2005，(12).
关键词:成本;股利政策;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成本理论是现代西方股利政策理论中的主流理论之一,它的主要观点是股利的发放有利于降低成本,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西方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前提之下。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及内部人控制现象,使得上市公司股利分配不是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此出现股利分配不规范的现象。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的成本理论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
一、西方成本理论发展回顾
20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学者詹森和威廉・麦克林在其合著的论文中对学说作了系统的描述,首先将成本引入到公司理财领域。他们认为,现代企业的关系可以定义为一种契约或合同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一部分人(委托人)雇佣另一部分人(人,即管理者),人按约定的方式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并被授予某些决策权。在公司制下,关系主要表现为资源的提供者(股东和债权人,即主人或委托人)与资源的使用者(管理当局,即人)之间以资源的筹集和运用为核心的关系。股东可以通过降低投资水平或向外举债来增发股利,减少经理控制的现金流量,解决管理层的问题。
Rozeff(1982)首次将成本理论应用到股利政策研究中,认为股利支付一方面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会增加交易成本,公司股利发放率的确定是在这两种成本之间权衡,使总成本最小。
Kalay(1982)探讨了债权人和股东间的委托关系。通过分析公司债务合同中限制股利支付的条款,认为股利政策和投资政策是相互依赖的。
Easterbrook(1984)探讨了股东与经理层间的委托关系,认为股东可以保持一个稳定不变的股利支付水平,以避免公司权益资本的累积,迫使管理层凭借优良的业绩在资本市场上筹借资金。
帕塔等学者则将理论与股东权益保护结合起来分析股利政策。他们建立了两个股利模型:结果模型和替代模型。结果模型认为,股利是有效的股东权益保护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下,小股东可以利用他们享有的法律权利迫使公司发放现金股利,从而阻止内部管理人员挥霍公司利润以牟取私利。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小股东的权益保护得越好,则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率就越高。替代模型认为,股利是作为股东权益保护的一种替代品。公司需要到资本市场上去融资。为了能以合适的条件筹集到所需资金,公司就必须树立良好的信誉。发放股利减少了内部人牟取私利的资金来源,因而是公司树立良好信誉的一个途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股东权益的法律保护越差,则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率也越高。与此类似,拥有良好投资机会的公司由于资金需求较大,也有着建立良好信誉的强烈愿望,因而在股东权益法律保护不好的情况下,高成长性公司的股利支付率比低成长性公司要高。
二、股利政策降低成本的机制
首先,考虑成本的产生及类型。关系的本质体现为各方经济利益关系,委托人和人之间各有不同的“个人利益”,他们受个人利益的驱动,从市场进入企业,以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了使人行为不偏离委托人利益,委托人可以采取适当措施,包括激励、监管机制和担保措施来约束人的行为。这些措施所涉及的成本即成本,它又可细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监督成本。即给予人适当的激励和对人偏离行为进行监管的监督成本,称目标偏离型成本;第二,约束成本。即为确保人不采取某种危及委托人行动的保证成本;第三,剩余损失。即由人决策与使委托人福利最大化决策之间偏差所引致的委托人福利损失。这是由于委托人无法自己做决策造成的,故也称为决策替代型成本。
西方成本理论认为,股利发放可以减小第一、三种成本,机制如下:首先,较多地派发现金股利,可能迫使公司重返资本市场进行新的融资,如再次发行股票或申请金融机构贷款。这一方面使得公司更容易受到市场参与者的广泛监督,当公司要发行新的证券(股票、债券、商业票据等)或申请金融机构贷款时,投资银行和相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就会对公司所有的经营状况进行全面审查监督,在这个过程中,投资者(股东)对管理者的监管利益也会得到比较全面的实现。因此,经常通过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的公司比较可能按照投资者利益进行决策。长期保持公司与金融市场接触的最主要意义就在于资本市场是对管理层最好的监督者,即减少了公司内部的监督成本。
其次,管理者自身的利益与企业经营业绩密切相关。管理层在追求高效益时,一旦发生决策失误,就会危及自身利益,因此管理者在做决策时,一般会采取低风险的决策。但是,股东却希望管理者采取“高风险的投资策略”。这是因为,首先,考虑到公司的债权人,如果高风险的投资策略成功,股东能够获得该策略的全部收益,债权人只能获得约定的本金和利息,但一旦投资失败,债权人要与股东共同分担风险;其次,股东还可以通过自身的投资组合来分散风险。所以,可以看出,通过采取高风险的投资策略,股东可以通过牺牲债权人利益来增加自身利益。针对股东所要求的高风险投资策略,管理者可以采取调整投资组合,或调整负债权益比例来降低风险。随着负债权益比例的降低,企业破产风险减小,管理者自身风险降低,债权人在仍能获得约定的本金和利息的前提下,所承担的风险降低了,即债权人利益增加。这种增加是以降低决策风险、侵占股东利益为代价的。这样的代价就是决策替代型成本。
其他有可能减少成本的因素还有:现金股利发放,减少了管理人员对自由现金流量的支配权,使其失去了可用于谋取自身利益的资金来源,促进资金的最佳配置,以及现金股利派放,增加外部融资需求,若再次发行股票,公司的每股税后盈利被摊薄,公司要维持较高的股利支付率,则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这些均有助于缓解问题,并降低成本。同时,再次发行股票为外部投资者借股份结构的变化对“内部人”进行控制提供了可能,公司现存股东可通过“用脚投票”(即出售股票)来影响管理层的行为,股票的买入者只愿意就管理者现有的管理水平所可能带来的未来收益支付股价。新的投资者不会像公司老股东那样因为股权分散而无力影响管理者作为。他们投资之前仔细考察管理者行为,除非感到可改变的管理成本已得到补偿(比如股票发行价降低),他们不会认购公司新发行的融资工具。管理者认识到新投资者的这一特点之后,为了尽可能抬高新的融资工具价格以筹集更多的发展资金,会积极、自觉地降低成本。当然,新的投资者相对于老投资者更有可能影响公司管理层降低成本。
三、中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特征的成本理论诠释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明显有别于国外公司,统计数字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各年不分配的企业均较多;二是股利政策缺乏连续性;三是股利类型多样,股票股利日趋普遍。在“现金分红是配股条件”出台之前,上市公司派现意愿不强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证监会关于派现与配股的约束关系规定出台后,上市公司派现意愿仍然不强,“即派又配”的“小猫钓鱼”现象多少让人想到“无奈”两个字。
对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成本分析,应该围绕社会公众股――国有股――管理者这种关系进行分析,而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以债权人――股东――管理者为中心分析成本。我国上市公司成本主要是由于股权结构“三分天下”的“中国特色”和股权高度集中而产生的。
在我国股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拥有绝对控股权的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大多数为流通股股东)权益的侵害也是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控股股东作为理性主体,必然会利用股利分配机制来限制或者约束中小股东在公司中获得的利益。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让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间问题变得较为复杂。因为股权分裂造成持有非流通股的大股东和持有流通股的小股东在股权成本与股权利益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同样的现金股利,带给持有非流通股大股东的收益率远远高于持有流通股的小股东。因此,现金股利的发放一方面可以让小股东分享到一定利益,但另一方面又满足了大股东的利益偏好。所以,现金股利政策在我国好像并没有解决了问题,而是反映问题中人偏好的工具,中国上市公司目前股利分配现状正是问题没有解决的必然结果。这种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使得大股东实际上控制了整个管理层,他们可以利用对管理层的控制来寻求对自身有利的股利安排。
四、结束语
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是由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国有股在上市公司中占据控股地位,从而造成股权高度集中、“一股独大”的局面,这是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之谜形成的制度基础。所以,首先我们应尽快推出国有股减持的改革措施,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降低公司中的成本,消除导致上市公司非理性股利政策形成的制度性缺陷;其次要加强监管力度,制定有关规范。国外有些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派现,这种做法对约束“内部人”行为、降低成本、保护投资者收益效果很不错。
由于市场实情不符合理论前提,我国的股利发放无法起到减少成本的作用。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的局面,是股利政策之谜形成的制度基础。
政策建议:消除制度性缺陷;加强监管力度,制定股利政策相关规范;培育理性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帮助我国资本市场成长为一个健康的市场。本文支持Easterbrook的观点,即股利支付水平应保持稳定不变,以迫使管理者保持良好的业绩,从而控制成本。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纪剑悦,李江涛,张志亮,吉晓莉.股利政策成本理论再探讨[J].中国管理科学,2005.13.
[2]林小娟,程谭生.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成本理论诠释[J].南平师专学报,2006.25.
[3]田银华,龙翠红.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探讨――从成本理论的角度视之[J].湘潭大学学报,2005.2.
南方电网十年政治工作的总结
先锋队打造成效显著。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主线，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建设。各单位党的组织机构健全、制度完善、载体丰富，较好地发挥了“参与决策、带头执行、有效监督”的政治核心作用，成为凝聚党员完成中心任务的坚强战斗堡垒。广大党员立足岗位学本领、讲奉献、做表率，成为推动公司改革发展的优秀人力资源和中坚力量，为公司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企业文化建设成效显著。南方电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具体为“万家灯火，南网情深”，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创新政治工作的管理策略，通过文化领先战略，促使体现公司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网文化，提高了企业软实力，实现员工良好习惯持续养成，文化贡献率持续提升，发挥了文化软实力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党团共发展工作格局形成。按照“服务公司中心工作，服务青年成长成才”的总体思路，将分类引导青年、树立正确思想价值导向贯穿所有活动载体，增强团员意识，活跃团的阵地，锻炼团的干部，有力促进了公司改革发展稳定。一是加强团组织建设。二是加强青年思想引领。三是把各种“青”字号和创新创效活动作为主要工作载体，树立公司团青工作品牌。
南方电网十年政治工作的思考
盘点过去十年的工作，可以看出：南方电网政治工作承接中央精神和要求，结合企业的实际，各项基础工作思路清、工作实，创造出许多工作亮点和经验，为南方电网企业战略的落地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战略管理思维的审视下，南方电网的政治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功能定位不够明确。南方电网的政治工作一直没有清晰的功能定位。因此，工作抓得实，点上有创新，但政治工作的理论性和科学性明显有所欠缺，缺乏清晰明确的功能定位，着力点有时比较分散，活动化倾向明显，管理思维不足，工作效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科学体系有待完善。国有企业政治工作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整体性概念，应该有一个科学的体系，这恰恰是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一个短板。虽然南方电网党建思想政治研究成果比较丰硕，为南方电网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但是，这些课题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政治工作中的某一个或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理论研究，缺乏高屋建瓴的全方位的政治工作科学化体系的构建，实现横向打通和纵向贯通。
科学机制不够清晰。南方电网在政治工作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虽然并没有很清晰地进行工作对象群体的划分，但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基本上都是根据不同工作对象群体（共产党员、团员和全体员工）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也存在比较明显的不足;一是有分类管理的自觉但没有分类管理的机制;二是有分类管理的实践但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的分类管理的工作机制。在三类工作对象群体的日常管理中，以“先锋队打造”成果最为显著，“南网人塑造”独具特色，“生力军培养”也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协同机制也未有效形成。
科学方法有待加强。在政治工作的工作方法方面，更多沿袭的是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理论和方法，没有系统地把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融入到现代企业管理中去，使工作显得比较零散和不系统，同时在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和新手段上受到较大局限，相应地工作成效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科学化的
理论框架研究
有了过去十年的实践、探索和积累，南方电网政治工作具备了理论化、科学化和体系化的坚实基础。课题组通过梳理、总结南方电网十年政治工作经验和成果，运用管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先进思想、先进理论和先进方法，进行理论研究，搭建科学的政治工作理论框架，谋求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开拓和创新。
科学定位
价值观管理作为一种管理理念和实践逐渐成为可持续、富有竞争力和更加人性化的文化驱动力。政治工作通过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灌输和教育，为职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提供理论基础和价值评判准则。从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层次上引导企业价值观的形成。因此，我们认为：南方电网应该把政治工作的功能定位于价值观的管理。一是因为南方电网公司的理想、理念或价值取向决定其相应的制度、流程、规范或标准;二是因为通过行为准则构建、文化习惯养成等方式，能够将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全力做好电力供应”的使命，“万家灯火、南网情深”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公司在战略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其他价值信念，深刻烙进每位职工的脑海，从而间接地塑造与南方电网公司战略、使命和责任相适应的个体行为和组织行为。
南方电网价值观管理，实际上就是充分发挥价值观思想引领和行为引导的功能和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南方电网公司的价值观结合起来，实现思想的内化于心以及外化于形的问题。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价值观管理定位，在本质上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南方电网的核心价值观，通过目标管理、程序管理、行为管理和自我管理的途径，实现对南方电网全体员工的思想引领和行为引导，是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政治工作科学化的目标和追求。
科学机制
根据南方电网的实际，为了使政治工作更有针对性和更好地发挥各个群体的先锋模范作用，南方电网应该形成一个政治工作分类管理的科学的工作机制，让价值观管理立足于分类管理。把政治工作的对象划分为党员、共青团员和普通职工三个主要群体，形成了政治工作价值观管理的三个专业化的路径。三个群体的特征和特点不同，政治工作的内容、重点、方式和方法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
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科学化机制最终体现在实现价值观管理的“三个专业化路径”上，即通过党建打造先锋队、通过团建培养生力军和通过文化建设塑造南网人这三个专业路径，实现对南方电网全体员工的价值观管理。
先锋队打造――党员队伍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实施党员先锋队打造工程，就是要提高党员能力素质，把党员队伍打造成为推动公司改革发展的优秀人力资源和中坚力量，并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和带头表率作用。
生力军培养――团员青年是朝气蓬勃、富有创造力并掌握先进科技知识的一个群体，是公司改革发展的生力军，是党的预备队，应通过党建带团建的方式充分调动团员青年的积极性。
南网人塑造――南网政治工作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对南网人的思想、行为和精神的引导和塑造，全面提升南网人的职业素养，让每一位南网人快乐地工作、开心地生活，让“南网人”成为每一位南网干部职工的身份认同和角色认同，成为每位南网干部职工的骄傲和自豪。
科学方法
政治工作中的价值观管理涉及企业管理中与“人”有关的多项职能，必须充分吸收和借鉴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不断丰富和扩大自己的知识来源，才能确保价值观管理取得理想的效果。为此，本研究重点借鉴企业战略管理的有关方法，按照战略管理框架对南方电网公司政治工作进行梳理，并借鉴现代管理学的系统理论、目标管理理论和闭环管理理论，明确价值观管理的功能定位，并通过先锋队打造、生力军培养和职业人塑造三个专业化路径，科学地开展有针对性的政治工作，促使每一位南网人都由衷地认同企业的价值观并外化为日常行为。
系统理论。系统理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其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是指导开展南方电网公司政治工作科学化研究最重要的一项理论基础。因为，政治工作具有内涵丰富、工作量大、政策性强等特点，提高该项工作科学化水平必须注意把握其系统性，考虑其主要工作内容之间的关联性、逻辑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通盘考虑。因而，本研究将以系统理论为指导，构建南方电网公司政治工作科学化研究的整体框架，把政治工作看成一个系统，分析其结构和功能，研究其要素及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动规律，并寻求系统优化的方案。
目标管理理论。目标管理强调对目标进行有效分解，把组织目标转变成各个部门以及各个人的分目标，并根据分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相应的考核、评价和奖惩，它是南方电网公司通过提高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推进公司中长期战略落地的一项有效指导。这是因为，提高南方电网公司政治工作科学化必须注重有效性，必须围绕政治工作总体部署，着眼于做实做好每项工作，着眼于激发基层积极性，着眼于提高工作针对性实效性。因而，本研究将以目标管理理论为指导，结合战略管理的思维，把政治工作价值观管理的功能目标分解为先锋队打造、生力军培养和职业人塑造三个专业化路径的具体行动，通过有效的目标管理措施全面推进公司中长期战略落地。
闭环管理理论。闭环管理是综合闭环系统、管理的封闭原理、管理控制、信息系统等原理形成的一种管理方法，它可以指导南方电网政治工作流程逐步实现标准化，并通过各个环节之间的不断循环持续提升科学水平。实现流程标准化是提高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重要着力点之一，它能帮助明确每项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执行方式、绩效标准、质量监控和改进途径等，是实现南方电网政治工作体系化建设与过程管理相结合的重要理论基础。
科学体系
为了与南方电网公司中长期战略一脉相承，我们借鉴公司战略管理的体系框架，按目标、路径、方法和基础四个层次梳理南方电网政治工作思路体系，构建了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科学体系和实践模型（见图1）。
一是确立政治工作价值观管理的功能定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南方电网的核心价值观，通过目标管理、程序管理、行为管理和自我管理的途径，实现对南方电网全体员工的思想引领和行为引导;二是打通实现政治工作价值观管理功能定位的专业路径，通过先锋队打造（党员）、生力军培养（团员）和南网人塑造（全员）三个专业化路径，科学地开展有针对性的政治工作，促使每一位南网人都由衷地认同企业的价值观并外化为日常行为;三是形成每条专业化路径的工作框架，包括先锋队打造的一条主线、三个层面、五个建设，生力军培养的一个目标、三个转化、五个系统，南网人塑造的一个使命、三个提升和五个载体;四是加强价值观管理的过程管控，完善四本手册、三个测评和一个考核，以制度建设为基础，将价值理念贯穿到具体的规章制度、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中去，形成体现价值理念的制度体系，实现价值观固化于制;五是加强政治工作协同机制的建设，通过人才保障、理论支持和制度建设等各方的协同与相互配合，发挥政治工作的最大功效;六是充分利用和发挥现代网络技术的优势，开发、完善现代化网络系统，在整个南网信息化系统的基础上重点打造和完善政治工作管理信息系统，形成南方电网思想政治工作价值观管理坚实的支撑平台和有力的宣传阵地。
政治工作：全方位立体闭环管控
目标管理。目标管理是南方电网公司通过提高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推进公司中长期战略落地的一项有效指导，理应处于政治工作的核心地位。在实践中，南方电网政治工作必须在价值观管理的统领下，构建整体目标和各层次子目标纵横交错、相互沟通和协调的工作目标体系，使公司总目标成为政治工作的引领和组织员工行为的引导;使公司从上到下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的子目标都与公司的整体目标保持方向上一致和内容要求上的相互配合与统一;使自觉管理和自我管理成为管理的常态;使检查、考核和奖惩相统一。
程序管理。政治工作要虚功实做，就要有科学性、系统性和体系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对政治工作程序的管理，从管理对象的思想品德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逐步深入、循序渐进，进行政治工作的有效管理。一方面可以把握思想信息的收集、分析、处理、反馈四个环节，增强科学性，减少盲目性;另一方面可以把政治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实施管理，对各个管理要素、各个要素及整个系统的运行状况和发展趋势作及时分析和调控，增强工作的全面性，减少片面性。
行为管理。政治工作的行为管理，就是探讨和研究行为过程的规律，对受教育者的行为目的、行为手段和行为结果进行指导、评价、矫正和控制，使之产生正确积极的行为，培养高尚的思想品德。行为管理的内容包括引导和规范政治行为和思想行为、引导和规范道德行为和法纪行为，关键是要制订和严格执行完备的制度和行为规范，要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要加强舆论的引导和监督。
自我管理。自我管理是管理对象通过自我意识内化后，又外化为行为自塑的活动过程。自我管理有三个条件：自我意识成熟、提高自觉性和增强自主性。政治工作自我管理的内容包括自我强化、自我激励、锤炼意志和自我调适几个方面。因此，政治工作要加强指导和帮助，要发挥群众组织的功能，个体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自觉学习理论和知识、坚持做到“慎独”。
过程管理。现代管理在强调目标管理的同时，也强调过程的管理，即过程的管控。要实现预期目标，个体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管理水平不能被过高地估计和预期。我们必须加强过程的管控。而过程管控最重要的就是强化制度建设，以制度管人、以制度管事。
信息化管理。政治工作信息化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依托现代网络技术，实现政治工作方法的信息化。在网络时代，覆盖时空和人群的信息网络，使舆论导向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也成为了思想引领的制高点，通过有效地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获得巨大的宣教力量。二是依托企业信息系统，实现政治工作管理的信息化。集成、共享强大的员工基础数据，基础业务管理与流程植入信息系统，实现将关键的准确的数据及时传输给决策者，提供的不仅仅是管理工具，而是具有价值的管理思想。
理清路径：坚持“三个专业化路径”
实施长效化精细化管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政治工作也应该走精细化管理之路，在不断推进“三个专业化路径”时，更注重工作的长效性和精细化，重具体、重落实、重成效，变被动为主动、变短期为长效、变粗糙为精细、变虚功为实干，强调以人为本，讲究细节控制和过程管理，重视“做事不贪大、做人不计小”，强调过细工作，重视每一个环节创最佳、争一流，有效改进政治工作内容过于宽泛、考核难以量化、成效不好检验等现实问题。
如何做到“虚”功实做，一直是困扰企业政治工作的一大难题。政治工作实做的“实”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看政治工作的载体是不是更加实在。二是看政治工作的落实措施是不是更加实在。三是看管理层和执行层落实的行为是不是更加实在。四是看工作考核是不是更加实在。五是看对服务对象产生的作用是不是更加实在。如：企业对政治工作是否满意;政治工作是否对经营管理产生积极推动作用等。
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政治工作对象群体的划分是为了使政治工作更有针对性，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不同群体在组织中的作用和影响。三个专业路径必须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才能发挥最大的协同与联动效应，才能有效实现对南方电网全体员工的价值观管理。
党员先锋队打造的“一条主线、三个主体、五个建设”在南方电网的政治工作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统领全局的作用。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先锋”者，即先进、先行、走在前列的意思。青年尤其是团员青年是充满朝气、活力、智慧与创新精神的群体，是南网的未来与希望，发挥他们的生力军作用是实现南网梦和中国梦的关键。南网人塑造在南方电网政治工作中居于基础地位。作为南网的干部职工，首先必须做一名合格的南网人，才谈得上成为生力军和先锋队。因此，企业文化建设、幸福南网建设等旨在南网人塑造的工作路径是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基本着力点。
全面落实工作框架。在实践中，南方电网公司的政治工作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三个专业化路径”的工作框架和工作模式。根据南方电网的实际，我们完善了“三个专业化路径”的“一三五”工作框架（见下表）。“一”主要体现的是该专业化路径的目标和宗旨;“三”主要概括该专业化路径的实现方式;“五”则主要是该专业化路径的具体工作模式和工作方法。
先锋队打造。一条主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三个主体：党委、支部和党员。五个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
生力军培养。一个品牌：万家灯火，青春点亮。三个提升：团员青年综合素质提升、幸福感提升和战斗力提升。五个载体：主题实践活动、传帮带活动、双争双创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和幸福南网建设。
南网人塑造。一个目标：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提升公司文化软实力。三个转化：核心价值观得以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五个系统：文化识别、文化传播、文化转化、文化保障、文化评价。
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同频共振。联动性是公司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和各项工作的根本要求。从政治工作的角度来说，联动性不仅体现在“三个专业化路径”之间的联动以及“一三五”工作框架和工作思路的联动，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公司政治工作与公司生产经营业务之间的联动与配合。要着力提高政治工作与公司生产经营业务之间的联动性，提高政治工作引领企业科学发展能力，支撑人才强企战略、营造和谐稳定发展环境、促进生产经营和科学管理、保证企业科学持续发展。
三个专业路径的“一三五”工作框架表
动态监测：做好动态化过程化管控
在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理论模型与实践框架中，价值观的管理是通过“三个专业化路径”和“一三五工作框架”来实现的，但实现的过程和最终的成效都需要通过过程的管控来管理和检验。过程管控必须是动态的、持续的、闭环的。对南方电网而言，政治工作过程管控的重点是进行政治工作制度的建设、政治工作成效的测评以及政治工作责任制的考核，明确目标和绩效量化标准，能够量化的必须量化，无法直接量化的应当通过建立考核评价体系，运用综合、全面、科学的考核指标达到间接量化的效果。
南方电网政治工作在实践过程形成了一套过程管控的体系和方法，包括“四本手册”（南方电网公司基层党委工作手册、南方电网公司基层党支部工作手册、南方电网公司青年思想引导手册、南方电网公司团支部工作手册）、“三个测评”（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党组织先进性测评办法、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党员先进性测评办法以及幸福南网测评）和“一个考核”（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党建责任制考核实施办法）。其中，“四本手册”主要是相关的政策、依据、标准和流程，承担的是基础规范化的任务;“三个测评”承担的是动态性监测的任务;“一个考核”承担的是结果性考评与闭环化控制的任务。
“四本手册”，解决政治工作的基础规范问题。“四本手册”是南方电网公司政治工作的作业指导书，其目的是对政治工作基础业务工作的制度依据、工作标准和操作流程作出明确的规范，根本任务是通过“四本手册”的严格执行，实现政治工作管理的一体化、规范化和标准化。
“三个测评”，解决政治工作的动态监测问题。承接南方电网政治工作三个专业化路径的动态测量需要，公司需要完善三项动态测量。一、二是党组织及党员的先进性测评。以年度为周期，对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力、推动发展力、改革创新力和凝聚保障力四个方面进行综合测评。三是幸福南网测评。测评办法涵盖单位和个体两个层面的幸福指标测评题目，体现了公司对幸福南网建设工作成果的全面要求。
强化考核，解决政治工作的目标导向与闭环管理的问题。责任制考核制度是政治工作的绩效动力机制，它以政治工作管理目标为导向，以政治工作责任制为基础，通过定期检测各级党组织及政治工作部门的工作行为，并运用到班子考核评价中。按照科学性和适应性的原则，在科学化的命题下，公司党建责任制考核尚需重点思考以下问题：
一是分类分层考核问题。虽然在公司党建责任制考核办法中提到“坚持分类指导、整体推进”的原则，但在具体的办法中并没有真正实行分类考核。要定出分类的方法，然后根据不同“类”的具体职责和客观条件设置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防止“一刀切”。
二是科学设置考核内容。政治工作客观存在基础工作、重点工作和创新工作。基础工作是已经固化的重复的可量化的工作内容，这类考核内容需要加强的是日常的过程考核，需要充分运用信息化的平台进行有效管控。
三是科学选择考核指标。考核指标体系的建立和考核指标的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这不仅表明重视什么、提倡什么，引导下级单位和干部的工作方向，而且还关系到考核结果的真实性和公平性。
四是加大考核的量化度。定性考核指标如果比较模糊，可操作性不强，考核人员的主观因素就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如：党建考核办法中的“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的”“企业内部没有形成良好的学风，职工精神状态不好的”等，都是难以量化、难以搜集、难以检验核实的指标。
五是推动考核的信息化。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普遍使用，给责任制考核提供了新的路径。通过电子化考核，使考核过程方便，结果准确、公正，不会出现人为的情感偏差。电子考核为自行申报制，不申报者不得分，这样改变考核的传统逻辑，变被动考核为主动考核。
六是加强考核结果反馈。建立考核反馈机制，对结果进行认真的研究分析，找出工作的差距不足及其产生原因，科学制订对策，使考核的过程成为调查研究、工作指导的过程。通过绩效沟通，能够建立共识，发挥责任制考核的最大效用，再完美的考核制度都无法弥补上下级缺乏沟通带来的消极影响。
协同支持：完善人才机制、理论支持和制度机制
管理的实现，不可能依靠单一的支撑来实现，需要各方的协同与相互配合和支持。政工队伍建设、政策研究和制度建设，分别从人才、理论和制度三个维度，构成政治工作的协同机制，发挥政治工作的最大功效。
人才保障。政工队伍的素质、能力和水平是政治工作最重要的前提和保证。胜任力模型作为人才评价、人才甄别和人才选拔的管理工具，在管理科学领域被广泛应用。胜任力和胜任力建模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人才测量方法和人才甄选机制所存在的缺陷，能够比较有效地预测从业人员的工作绩效。因此，开发南方电网政工队伍专业化胜任力模型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首先，在已有政工人员胜任力模型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提取该职位或者岗位最关键的能力要素，分层分类甚至分岗开发更实用、更具操作性、更具区分度的政工人员的胜任力模型。其次，配备相应的胜任力测评指标和测评办法，作为政工人员评价、考核、选拔、培养和任用的依据和工具。再次，开发政工人员培训课程体系，让政工队伍的培训常态化。最后，完善政工队伍培养机制，尤其要重视实践培养，即给政工人员提供实践的机会。
理论支持。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开拓和创新需要加大理论研究的力度，对政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员工思想和心理的新问题、对政治工作自身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等，都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把研究的成果应用到政治工作的实践中去，指导政治工作的实践，真正做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要注意处理好继承传统研究与现实创新研究的关系、当前研究与超前研究的关系，还要注重本学科研究与借鉴相关学科知识的关系。以深入开拓本学科领域为基础，同时，积极借鉴吸收有益成果，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使政治工作科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人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百花园中，蓬勃生长，竞相开放，为南方电网政治工作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
制度保障。政治工作领域制度建设要按照公司一体化业务管理体系建设要求，充分借鉴公司前阶段工作成果及经验，以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全面梳理政治工作领域业务工作和具体流程，通过流程节点建立起组织架构、管理制度和作业标准的相互关联关系，落实管理制度、作业标准的具体要求，形成能直接指导政工干部按步骤开展工作的规范，使政工干部既能按规矩干活，又能实实在在减负，实现一体化管理的真正落地。
制度建设要秉承科学分析的理念，分步骤进行。第一步是编制政治工作领域一体化业务管理体系框架，将各专业领域管理业务分类划分为一级业务、二级业务和业务事项三类。第二步是梳理业务流程关联关系，有效识别政治工作各核心业务流程及相关联的各业务之间的协同关系，与其他专业领域达成职责界面、管理策略、流程衔接和相关标准的协同一致，打破目前的政工领域与其他专业领域间的壁垒和重叠，完善政工业务拓扑图及关联关系表，实现同质业务的统一规范。第三步是明确管控策略，根据网公司经营型管控的定位，将各专业领域业务管控按照“负责型”“审批型”“指导型”“报备型”分别对号入座。第四步是制订统一规范策略，将业务事项的业务输出、流程步骤与要求及涉及的组织或人员职责按照“全网统一”“省内统一”“地市内统一”和“地市内不统一”四种策略进行分析。第五步是编制政治工作一体化业务管理规范性文件，即编制制度及业务指导书。
保障平台：科学搭建信息化系统
以信息化为手段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构建现代化的党建系统。当前，南方电网公司已经全面推广应用党建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由基于Intranet技术的“1+2”工作板块构成，整个系统以一个党建信息平台为核心，辅以党建带团建、党建带群建两个专业平台共同构成。
作为政治工作业务规范高效运作的支撑手段，政治工作信息化建设要紧密结合业务需求，实现三个目标：一是全面承接政治工作业务制度规范和流程设计;二是绝对符合南方电网公司信息化的规划设计要求，实现数据的横向连接和纵向贯通;三是有效提升政治工作业务管理效率。
关键词: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选择 选择动机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029-02
一、会计政策选择概述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O)的所确定的涵义,会计政策是指“公司在编制会计报表时所拟采用的具体原则、会计基础、核算惯例(规则)和实务”。经济主体根据客观需要分别采用不同的会计原则、核算管理手段和方法的方式,就是所谓会计政策选择。{1}
理论上看,会计政策选择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企业通过各种手段,干预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以引导或促进会计准则朝着有利于该企业利益的方向发展。比如,20世纪70年代关于石油、天然气行业勘探废井成本的处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迫于各方压力,最后唯一的选择就是允许多种方法并存。二是企业通过具体会计政策的选择,最大限度地降低或减缓新准则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企业在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上拥有剩余控制权(剩余准则制定权)的一种表现。
这里,本文主要讨论会计政策选择的第二层含义,即企业的剩余准则制定权。
对会计政策选择产生的原因,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且该问题是目前已有文献中讨论较多的问题。典型的有:
唐松华(2000)从企业治理结构、会计准则的不完全性和会计信息市场不完全竞争性三方面论述了企业拥有会计政策选择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李姝(2003)认为经济事项的不确定性以及会计所独具有的技术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决定了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存在的必要和必然。
黄文峰(2004)认为会计模糊性、会计理论的缺陷、会计准则的混沌状态、会计系统固有的特点,形成了会计政策选择的原因。
赵艳、刘玉冰(2006)认为企业是“若干契约的联结体”,用契约理论解释会计政策选择产生的原因。
常茂松(2008)认为客观环境的复杂性、经济业务的不确定性和会计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动因,决定了上市公司进行会计选择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本文借鉴徐虹、林钟高(2007)观点,认为契约成本的存在,是产生会计政策选择的根本原因{2}。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会计准则是基于企业产权契约衍生的公共合约的一部分。契约成本的存在,使得公共会计准则不能对会计处理方法进行完全的限制,只能是一种不完全契约。作为不完全契约的公认会计准则在会计处理方法上留下的选择空间,这就是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
第二,会计政策选择是作为企业在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上拥有剩余控制权(剩余准则制定权)的一种表现。按照经济学的解释,与剩余控制权相匹配的就是剩余收益权,给管理当局留有一定程度的会计政策选择权,这既是会计准则相关利益集团博弈均衡的结果,而且也是节约契约成本、激励和监督会计准则有效实施的重要举措。
二、国外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分析
西方国家关于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一般分析经历了四个阶段:稳健主义阶段;收益平滑假设阶段;“三大假设”的提出及检验阶段;机会主义和效率性研究阶段。
1.20世纪50年代之前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传统认识:稳健主义。所谓稳健就是预计所有可能的损失,但不预期任何不确定收益(Bliss,1924)。稳健主义的动机研究经历了极端稳健主义向适度稳健主义的过度。
1900年之前,稳健主义一直是一项占支配地位的会计原则,其他会计原则与其相冲突时都要服从它(Chatfield,1974)。此时,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是避免法律风险和防止从资本中分配红利。此时的稳健主义,也被称为极端稳健主义。它要求在金额上,尽可能多计可能发生的负债和费用,尽可能少计或不计可能发生的资产和收入;在时间上,尽可能早地确认负债和费用,而尽可能迟地确认资产和收入,即故意低估资产价值和利润。
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经济大危机之后,稳健由原先的极端稳健转化为适度的稳健。当一项经济事项在会计上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可供选择的处理方法,且每一种处理方法都具有相同的理论上和逻辑上的正确性,会计人员心存疑虑不知采用哪一种方法时,稳健主义要求选择避免高估资产和收益与低估负债和损失的会计处理方法。即在某一会计程序有多种会计政策可供选择时,应当选择对净资产所产生的影响乐观程度最小的那一种方案。
传统的观点认为管理当局在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过程中奉行的是稳健主义,其目的是为了使会计报表反映的财务状况更为谨慎和合理,从而令公司能有充分的能力来应对市场和法律风险,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2.20世纪50~60年代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研究:收益平滑假设。20世纪50年代的经验研究偶然发现企业的期间会计收益的波动似乎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而趋于变小,从而提出了收益平滑假设。
Gordon于1964年提出了以下三个假设:公司管理当局尽可能使其效用最大化;公司股票价格是会计盈余水平、增长率以及变动方差的函数;公司管理当局的报酬以及效用取决于公司的股票价格。
收益平滑假设认为,管理当局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是使报告收益的增长率最大化而方差最小化(收益平滑),从而使股价最大化。
3.20世纪70~80年代的研究:“三大假设”的提出及检验。20世纪60~70年代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和有效资本市场假说(EMH)的提出,促进了实证会计理论的形成。其中瓦茨(Watts)和齐默尔曼(Zimmerman)是现代实证会计理论的集大成者。
Watts和Zimmerman吸收了经济学中的契约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提出了著名的会计政策选择的三大假设:分红计划假设,债务契约假设,治成本假设。
三大假设认为,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一个由多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股东与管理当局之间签订的管理报酬契约(分红计划假设)、债务契约和政治成本都会影响管理当局对会计政策的选择。
4.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机会主义和效率性。20世纪90年代,西方实证会计研究者们围绕会计政策选择的类型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Sweeny(1994)、Christie和Zimmerman(1994)、Dechow(1994)等均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会计政策选择在理论上大致可分为机会主义型和有效契约(效率)型,最优的会计政策选择应是两者的最优权衡。
三、我国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分析
对于目前西方流行的关于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三大假设,在中国并不适用。
1.首先看分红计划假设。西方理论至少隐含这样一种假定条件:合约建立在自由选择和产权明晰化基础之上。而我国上市公司的委托关系有着其特殊性――政企不分。
魏刚(2000)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水平与上市公司的业绩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李增权(2000)对我国上市公司激励机制和企业业绩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当局年度报酬并不与企业业绩挂钩;杨瑞龙、刘江(2002),荆爱民、徐玮(2003),李玲(2005)等的研究结果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在管理当局与经营业绩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与经营业绩脱节的情况下,管理当局为获得高额报酬而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目前应该不明显。
2.再看债务契约假设。西方债务契约的假设是建立在债务契约硬约束的基础之上。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合同,则视为违约,其代价是惨重的。而我国,由于上市公司和商业银行同具有公有产权性质,加之政府的层层干预,使得两者之间没有建立起真实有效的契约关系,而是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兄弟般的借贷关系,从而导致了债务契约的软约束。国有商业银行、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3.最后看政治成本假设。根据政治成本假说,对政治程序较敏感的企业(如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的药品行业和一些公用事业部门)倾向于选择可能减少报告盈利的会计政策,借以降低其可能承受的政治风险或政治成本。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国有或国有控股,国有股在股权结构中占绝对优势,因此,上市公司的业绩就与政治、职位挂钩起来,避税的利益动机并不强烈。
乔永波、闫予磊、王宾(2005)通过政治成本影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提出对政治成本假设应用于我国企业应作适当的修正,认为国有控股企业比其他企业更倾向于使用增加当期利润的会计政策。
四、我国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特殊动机的分析
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三大假设的不适用,在研究中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时,需要予以特别考虑。
王跃堂(2000)结合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特殊性,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及其动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因素不是西方的“三大假设”,而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和CPA的审计意见。
徐虹、林钟高(2007)认为,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最主要因素应当是证券监管政策。
常茂松(2008)认为,中国上市公司进行会计选择的第一个动机是规避市场管制;第二个动机是满足履行债务契约或进行新的借贷的需要;第三个动机是管理者报酬计划;第四个动机是处于纳税的考虑;第五个动机是基于政治成本的考虑。
本文认为,一方面,由于中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相关的游戏规则并不成熟,资本市场仍是受政府高度管制的市场;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内外部监督约束机制还不完善,易导致公司在会计政策选择时偏向机会型选择。因此,在选择动机分析中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契约对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有显著的影响。如发行定价策略、配股策略、特别处理政策以及特别转让政策等。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动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对企业上市实行核准制,一个企业能否上市的依据是企业是否符合上市要求,如前三年要求年盈利,公司预期利润率可达到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等。因此,在核准制下公司尤其是业绩不佳的公司,虚构业绩、进行财务包装的动机依然存在。Aharony等人(2000)研究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存在着明显的财务包装现象。林舒、魏明海(2000)亦有相同的结论。
配股动机。我国的资本市场对配股有着比较严格的条件。从契约角度看,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配股的规定实际上是证监会和上市公司之间的一种契约,并且契约的条款是以会计数据(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执行依据。因此,管理当局就有强烈的动机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权进行盈余管理的,以便达到证监会规定的配股要求。陆建桥(2002)发现上市公司将ROE维持在{6%,10%}区间上的证据,证明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随着配股政策的变化而变化。鲍恩斯等(2004)通过对ROE分布密度曲线的观察以及迁移矩阵的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避免被ST或PT动机。目前在我国上市资格仍然是十分稀缺的资源,如果被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则意味着“壳”资源的丧失,这个结果不论是上市公司还是企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都是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在证监会ST和PT政策均以会计数据作为执行依据的情况下,管理当局就有动机在公司财务状况恶化、经营业绩不佳时,竭尽全力采用一些会计政策和其他盈余管理手法,以避免出现亏损或连续三年亏损的现象。
五、小结
由于准则制定者的有限理性和外在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交易费用的存在、信息的不完全性与非对称性等,使得准则具有不完全性,而会计政策选择实际上是会计准则的统一性与灵活性、秩序与自由的关系,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因此,我们无法完全消除会计政策选择。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激励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深入,关于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研究将与时俱进,为我们的研究留下了空间。
由于会计政策选择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正如美国会计学家迈克尔・查特菲尔德所说:“公司倘若使用了不恰当的会计方法,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有可能将投资者引入错误决策的歧途,在资本市场上,资源就会被错误地配置。如果说财务报表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那么相互对抗或不可替代的会计方法的滥用就会导致在整个经济中效率不高地分配投资成本。”因此,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管制,就为我们的研究留下了空间。
参考文献:
1.叶陈云,罗书章.试论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及其应用启示[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6(8):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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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控制 信用渠道 银行绩效 侵蚀
引言
当前，始于新兴市场的金融波动不仅折射出以货币市场为代表的我国金融体系承压现状，更是反映出了以“货币空转”为代表的银行信贷资金非有效配置的运行态势。相关研究表明包括大银行、中小银行和影子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主要业务集中在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而非市场经济系统，这也是信贷资金非有效配置的部分体现。基于此，激活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财政资金存量使得流转于财政渠道的货币得以有效配置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金融面临问题的应有之义。结合2013年7月3日总理所提出的激活财政沉淀资金进而实现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微刺激政策，可以确定的是我国当前沉淀于财政渠道的资金数量不可忽视，尤其是近年来基于政府平台的财政信贷资金的流转对于财政渠道内部资金沉淀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那么在此背景下，基于政府控制的视角研究通过财政信用渠道所形成财政资金存量对商业银行运行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文献回顾
当前作为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地位界定的延伸命题，公司治理结构中政治因素与公司绩效或公司价值关系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各国公司运行的事实和经验研究均表明了政治因素是各国公司治理中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而这种现象尤其是在法制制度落后、市场经济意识薄弱的国家或地区更为显著（Faccio，2006），可以看到体现政府控制意图的政治联系因素对于公司的实际运行同时存在正向推动和负向制约的对立性结论。
已有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体现政府对企业控制意图的政治因素对企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Roberts（1990）、Fishman（2001）等研究指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政治联系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融资，为企业融资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机会（Faccio，2006等）。当然除去融资方面，政治联系因素也可以为公司的发展提供税收补贴、财政引导等政策方面的优惠（Goldman et al，2009）。就国内的相关研究而言，也存在诸多支持政府控制对于公司发展具有正向推动的经验研究，胡旭阳（2006）经验研究表明，针对我国存在相对严格管制的金融行业而言，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可以有效帮助其突破金融行业壁垒，极大地推动了民营企业通过正规金融渠道的融资机会，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成本（罗党论、甄丽明，2008）。余明桂、潘红波（2008）研究指出，从融资渠道层面而言，上市民营企业高管具有官员背景和政治身份的政治因素是关系到企业是否能获取银行贷款或者长期银行信贷资源的重要因素，具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在获取银行信贷资源及更为优惠长期的信贷资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其研究也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发展、产权保护及法制水平落后的地区，政治关系对于企业发展推动作用更为显著。
当然，体现政府控制意图的政府对于公司运行的干预也不可避免为公司市场化运行产生消极影响。现有的部分经验研究揭示，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公司绩效合理实现（Boubakri et al，2008等）。Fan，Wong等（2007）对中国IPO公司的研究揭示，在其公司上市3年内，以CEO为代表的公司高管政治关联因素均制约着公司股票回报、销售增长及销售回报的预期表现。Vickers，Yarrow（1998）研究认为，基于政治诉求原因，政府会引导其控制下的企业更加注重社会效应和承担社会责任，进而引致企业运行偏离市场化轨道，最终使得企业偏离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而对企业绩效形成制约。同时政府的干预也会使得政府成为一支掠夺之手，进而损耗公司的利润和财富（Shleifer，Vishny，1998）。而对不同国家的企业效率及绩效而言，Megginson，Netter（2001）和Djankov ，Murrel（2002）通过对不同所有制约束下的企业绩效进行系统对比分析研究，认为总体上国有控股公司企业效益一般低于私有企业效益，其绩效表现同样如此。
综观现有相关研究，结合当前经济体系中所出现政府通过财政信用行为形成的财政资金存量及货币空转所形成短期银行间货币市场承压现状，我们有理由怀疑：政府控制是否是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财政信用渠道形成的关键因素？通过财政信用渠道形成的财政资金存量是否引起商业银行绩效侵蚀？
在此意义上，文章结合前文分析和既有的文献给出研究假设H1：政府控制对于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财政信用渠道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章研究假设H2：基于财政信用渠道所形成的银行体系中财政存量资金抑制银行绩效提升空间。
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经济数据的特点尤其是公司财务数据特点可知，公司财务数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具有其惯性，尤其是从公司高管角度而言，其自身具有维持公司盈利水平不变乃至增长的内在激励，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公司财务数据具有其内在惯性影响。同时相关经济理论认为，基于惯性或者数据的惯性调整，个体的过去行为对于当期行为具有潜在不可忽视的影响，而面板数据的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将个体动态行为嵌入到模型中进行控制。
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本文针对文章研究思想并结合研究假设H1和H2依次给出非平衡动态面板经验模型：
（1）
（2）
其中，Fdepit表示t期政府在第i家银行的财政存款；Fdepit-j为政府财政存款的滞后项，下文将详细分析；Stateit为表示t期第i家公司性质的哑变量，当t期公司实际控股股东为国家时取值1，其余取值为0；GROAit为t期第i家公司总资产净收益率相对缺口，其量化原理就是依据HP滤波方法得到公司潜在总资产净收益率ROATit，然后利用公式：得到对应样本公司总资产净收益率相对缺口，借以表示样本公司绩效状况，如果GROAit>0则表示公司实际总资产净收益率超过潜在收益率，表明公司绩效不存在被侵蚀的现状，反之，如果GROAit
在模型设定的基础上，对本文前定变量或控制变量进行设定。首先，根据既有的相关文献，本文选取公司总资产自然对数Ln（size）表示公司规模，因为公司规模不仅反映公司经营实力及其在行业中地位，同时更是反映了我国政府控制倾向，在我国规模较大的四大商业银行均为国有银行，故此文章选定公司规模作为前定变量进行控制。此外，结合已有文献，选取公司财务杠杆（Leve）、账面市值比（BM）和净利润增长率（Ng）对公司相关财务变量进行控制，借以控制公司的风险水平和发展潜力对公司绩效及财政信用的影响，因为公司财务杠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公司资本结构和财务风险水平，而账面市值比和净利润增长率反映公司投资机会和发展潜力。同时，依据Faccio（2006），邓建平、曾勇（2009），肖浩（2011）等人的研究，对公司治理层面、高管政治背景及公司性质等相关变量进行控制，主要有公司股权集中度因素，在文章中选用公司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H3）量化股权集中度因素，同时依据前文归纳的关于政治因素的常用衡量方法，对样本公司高管政治背景进行衡量，若高管或公司具有四大方面中的一种，则认为公司具有政治联系，并用哑变量Political表示，具体就是若存在政治联系Political取值为1，反之为0。而其余的核心变量在前文模型设定中进行阐述，在此不做赘述。
（二）样本及数据选取
结合本文的研究思想，文章选取国内A股市场金融行业上市银行作为研究截面样本，具体截面样本为截止到2013年第一季度上市的银行金融机构但是剔除掉样本观测数据不足8个季度或2年的15家上市银行，并结合数据可获得性，样本跨度为2005第1季度到2012第4季度。为了尽可能扩充数据容量避免拟合偏误，本文选取的数据频率为季度数据。数据均来自于对应年度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和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
经验分析
（一）基本统计描述分析及相关检验
结合经典的研究逻辑，首先对变量序列的观测值进行基本统计描述分析，借以对整体数据统计分布规律进行分析。同时根据金融行业有关数据的特点，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观测数据异常值对拟合结果造成偏误，首先结合基本统计描述对相关数据序列分布规律进行分析，其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中基本统计描述分析可以看出，上市商业银行总资产净收益率及股权集中度均呈现近似于正态分布性态，其在样本期内的分布也较为平稳。同时资产分布和政府财政存款分布波动幅度较大，其资产分布呈现略微右偏分布，而财政存款呈现略微左偏分布。净利润增长率显示出高度集中并且略微右偏的分布性态，对应的账面市值比分布呈现显著集中性态，但其分布波动较为平稳，而公司杠杆水平分布的波动幅度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盈利和风险分布不均的实际运行状况。整体上看，对应变量序列的统计分布基本符合国内上市商业银行实际运行预期。
在统计描述分析基础上，本文结合动态面板特点和长面板数据变量序列特征，首先对相关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由变量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文章的变量序列在计量意义上是具有平稳特性的。
在平稳性基础上，结合动态面板思想，对解释变量的内生性进行检验，其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方程（1）检验结果看，初始自助检验统计量（5.35）是显著的，结合其对应P值、已有文献及研究需要，存在内生关系的变量为两个（state 和political）。因此X2 分布自由度为2（内生解释变量个数）对应P值为0.02，在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也即表明存在内生解释变量。同样方程（2）的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能拒绝存在2个内生变量的假设。
（二）回归分析
在相关检验的基础上，对模型（1）和（2）进行经验回归，经验拟合结果摘录如表3所示。则由表3拟合结果可以看出：
首先从整体层面分析，针对模型（1）而言，总体上除去股权集中度、公司财务杠杆及净利润增长率对财政存款影响不显著之外，其余控制因子对于财政存款影响均显著，而针对模型（2）而言，除去绩效自身滞后2期因子对于当期绩效缺口影响非显著外，其余控制因子的影响均显著。同时结合模型（1）和（2）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拟合结论是稳健的。
其次，分别从模型（1）和（2）的具体影响因子层面分析，模型（1）拟合结果表明，我国财政存款滞后因子对其当期影响积极并且显著，揭示了我国以财政存款为代表而对财政信用渠道具有惯性的，同时样本公司性质及高管政治身份对我国财政信用渠道影响积极并且显著，其中高管政治身份对于基于政府的财政信用渠道影响最大（0.2），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形下政府控制对于基于政府财政信用渠道形成具有积极并且显著的影响，这一结论既承接既有的相关研究文献同时也符合研究假设H1预期。而对于其他控制因素而言，除去公司规模及账面市值比对财政信用渠道影响积极且显著外，其余变量如财务杠杆和净利润增长率对其影响并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公司资本结构、风险水平及发展潜力并不是影响政府财政信用渠道的主要因素。结合模型（2）拟合结果，可以看出，滞后1期的总资产净利润率与当期总资产净利润率积极相关且显著，但滞后2期项对当期影响并不显著，而公司股权集中度当期因子及滞后1期因子与公司绩效缺口负相关且显著，间接表明了银行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有利于公司缓解公司绩效侵蚀程度，即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积极相关。但是对于政府的财政信用渠道所形成的财政存量资金因素而言，政府的财政信用渠道与公司绩效侵蚀变量积极相关且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政府财政信用渠道存在着对于公司绩效侵蚀的状况，这一结论也直接验证文章研究假设H2：我国基于财政信用渠道所形成的银行体系中财政存量资金抑制银行绩效提升空间。同时拟合结论揭示公司性质、规模、财务杠杆及账面市值比也存在对公司绩效侵蚀的状况，而高管的政治身份和净利润增长率有利于提升公司绩效。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治关联因素与我国银行业绩效的关系是积极并且显著的，而对应本文控制的公司层面因素却并不支持上市银行绩效的提升。
结论
文章基于非平衡动态面板数据对我国基于政府控制因素而形成的财政信用渠道对银行绩效影响进行系统经验分析。其经验分析结论不仅进一步验证体现政府控制意图的政治关联因素与我国商业银行绩效之间积极相关的事实，同时也揭示体现政府控制意图的公司性质和高管政治背景与基于财政信用渠道形成银行系统财政存量资金存在积极内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基于政府信用渠道形成财政存量资金对银行绩效侵蚀的经验结论，更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经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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