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伦理学 热点问题 中国
我国经济论理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不仅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队伍、研究机构、研究基地，而且研究的问题十分广泛。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人文力量的支撑，而这个人文力量的核心要素就是经济伦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实践证明了经济伦理学的重要性，目前，社会已经认可了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尤其在“以德治国”方略被确定以后，我国的经济伦理学拥有了更大的市场和更好的发展前景。然而， 许多专家学者们仍在为一些涉及到学科发展的关键问题而争论不休，因此，认真整理和分析一些经济伦理学中存在争议的热点问题有助于经济伦理学的发展。
一、经济伦理学的含义
站在不同的学科的立场上，对于经济伦理学的概念自然有不同的认识，然而即便是同一学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分歧。
从研究对象上看：第一，经济学眼中的经济伦理学认为经济伦理学是一种道德价值体系，而这个价值体系是基于经济运行存在的，即使道德调节有时能够超越市场或者能够独立与政府而存在，但经济体制、经济规律、产权制度对伦理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张维迎教授说从产权制度上可以找到许多道德问题的答案。
第二，管理学眼中的经济伦理学即管理伦理学认为经济伦理学主要研究的是经济管理领域中的行为规范和经济管理活动。管理学的学者认为经济伦理学是在工商领域发展起来的，并且在商学院和工商管理学院开设了课程。学习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对商业行为进行管理。管理学侧重于关注经济伦理学中的企业伦理问题，而且大部分管理学教科书对“企业社会责任和管理伦理”另辟了专章进行分析。
第三，伦理学眼中的经济伦理学。伦理学界对经济伦理学的关注最早、也最多，能够支持这个观点的主要有：一、经济伦理学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的经济伦理学侧重于研究经济行为、经济决策、经济政策的伦理合理性，以及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伦理规范。而狭义的经济伦理学指的是企业伦理学，即侧重于研究企业的管理。 二、经济价值与伦理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伦理学与经济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重叠点和结合点，由此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和原则。这是研究员陆晓禾在分析经济伦理学的特征和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结论。三、人们在社会的经济活动中需要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而经济伦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人们在协调利益时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的问题。由这点看来，经济伦理学这门学科的本质在于使人们明白一些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经济伦理学的学科性质
经济伦理学是一种应用伦理学，主要研究一些运用在经济制度中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这是国外学者拉斯科茨的观点。许多学者从这个意义上认定了经济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陆小禾研究员也发表观点说明经济伦理学应是一种应用伦理学，它作为一般伦理学而存在。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伦理学是实践伦理学，但是它又不完全属于应用伦理学。夏伟东教授认为伦理学应分为实践伦理学和理论伦理学。实践伦理学主要是应用伦理学，其本质上研究的是道德特殊，而理论伦理学更倾向于道德哲学层面，研究的是道德一般。按照伦理学自身的学科分层，经济伦理学应归属于实践伦理学，它是道德哲学在经济实践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反应的是经济领域中具体的道德问题。然而经济伦理学无疑带有一种经济哲学的色彩，所以把它笼统的归属于实践伦理学范畴这是不贴切的，它应该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存在。
第三种观点认为经济伦理学既具有实践性也具有理论性，因此，它能够将经济活动与伦理道德结合起来，使人们经济活动的目标和行为达成一致，揭示人类经济活动中伦理情感的基本规律。
三、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熟，要看它是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我国的经济伦理学基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性质定位，其研究方法也大有不同。
其一，规范为主、理论为辅。陈泽环研究员认为规范性的经济伦理学是经济伦理学的主体，因此在规范的基础上加以理论描述，这是研究经济伦理学常用的传统方法。
其二，根据经济活动本身研究经济伦理。这要求我们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方法论再加上西方经济方法论的积极因素。
其三，经济学大家通常采用纯理论分析与数字手段结合的方法研究经济伦理。以数字手段研究经济活动中的问题能够使得到的观点更具准确性，更有说服力。 这个方法在韦森先生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中可以见到。
结语
本文对经济伦理学中一些尚有争议的热点问题做了简要分析。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型的多交叉学科，许多问题的研究并不成熟，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一些重点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经济伦理问题更加复杂，这就意味着学者们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在争议中进步，在进步中创新，这是经济伦理学学者们共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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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伦理；和谐生态伦理；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13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1―0124―04
随着世界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传统生态伦理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合理性质疑。不仅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不能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且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在人与自然的矛盾面前也显得力不从心。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迫使人们必须重新思考走出生态危机困境的理论途径。笔者以为，克服传统生态伦理观的缺陷，继承传统生态伦理观的合理成分，结合现实情况，建立和谐生态伦理观，这是一条解决当代生态危机问题的有效途径。所谓和谐生态伦理，就是指以人与自然道德关系和谐为研究对象，以解决人与自然冲突为终极目标，建立在人类利益基础上的实现新的生态平衡的各种道德行为规范的总和。本文将从经济学的角度，在批判传统生态伦理观念基础上，分析和谐生态伦理存在的经济学依据，论证和谐生态伦理发展的经济学思路。
一、传统生态伦理观念的经济学缺陷
一般地说，传统生态伦理观可以分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两种代表观点。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主张就是“人是自然的主人”，确切地说，它在人类早期经济发展史上有过重大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中心主义基本观点理论和实践的经济学缺陷逐渐暴露出来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自然有价值”和“自然有权利”，客观地说，它在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之“一切为了人类”观念的不合理性上具有经济的合理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中心主义的基本观点也逐渐在经济上丧失了合理性。
首先来看人类中心主义的经济学缺陷。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这在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鼓励人们向自然开战，加速资本原始积累，推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一旦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人类还沉醉于征服自然的巨大喜悦中，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当代的实践告诉人们，人类无限制地掠夺自然的行为已经遭到了自然的巨大报复，为了弥补因自然报复而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人类已经尝到了生态失衡的苦果。地球表面的温度因为大气臭氧层的破坏而逐年增加，各种天灾背后无不是“人祸”带来的结果。它们不单是由于人口的增加而是由于人与自然相处的不和谐，要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们不能不考虑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负面作用。因此，现代的经济实践活动已经告诉人们，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主张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必须退出历史的舞台，人们再也不能用它来作为指导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南。
其次来看生态中心主义的经济学缺陷。诞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生态中心主义观点曾经在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经济缺陷方面是有过作用的。它们承认自然的价值与权利，使得人类对自然的过度掠夺收敛了很多，这对人类的经济发展显然是有利的。可是，生态中心主义在走过近半个世纪以后，它的经济学缺陷越来越突出。第一，它的核心观点“自然有价值”和“自然有权利”走人了一个极端状态，即对自然的无原则热爱而忽视了人类的中心地位。实际上，人类对自然的热爱是基于人类的经济利益得到充分实现基础上的热爱，而不是将人类的价值和权利丢到一边对自然的无原则热爱。人们的自然之爱应该是有经济底线的，这个经济底线就是人类自身的经济利益要得到保障。我们不能从个别“生物泛爱主义”者那里得出人类尊重自然价值的无条件性结论。一个农夫为了救活一条冻僵的毒蛇，将毒蛇放在自己身上取暖，最后毒蛇把自己咬死的故事永远是个寓言，而不能成为现实，它就说明人类热爱自然是有经济底线的。第二，“自然有价值”的价值主体只能是人，“自然有权利”的权利主体归根结底也只能是人。自然不能评判本身的价值，自然也不能主张本身的权利，因为自然没有价值和权利的意识。这个意识只能是人类。人类在什么程度上主张自然的价值和权利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在人类自身的价值和权利得到实现和保障的基础上，才能主张自然的价值和权利，主张自然的价值和权利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类的价值和权利。
综上分析可以知道，传统生态伦理观念的经济学缺陷是明显的，它已经丧失了指导人类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经济学条件。因此，为了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要寻找新的生态伦理观念。
二、和谐生态伦理存在的经济学依据
和谐生态伦理作为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生态伦理观念，它的存在是有经济学依据的。我们知道，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关系中，利益始终是决定性的因素。和谐生态伦理遵循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原则，这就为它的存在找到了经济学依据。这种经济学依据可以从和谐生态伦理的内涵以及和谐生态伦理与实践的关系两个方面解读出来。
从和谐生态伦理的内涵来看，它强调人类经济利益的至上性，这正是它得以存在的经济学原因。如果人类只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不管自然环境，向自然疯狂地掠夺资源，这就在理论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走入了“唯经济论”的怪圈，理论的错误当然会带来实践的错误；如果人类借口保护自然的价值和权利，不管人类利益，向自然无条件退让，这就在理论上再次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走入了“唯自然论”的怪圈，错误的理论自然会带来错误的实践。前者似乎很关注人类的利益，后者似乎很关注自然的价值，可是，两者都忽视了人类经济的利益。因为把人类经济利益的获取建立在掠夺自然的基础上，环境被极大破坏的后果是人类经济利益的损害；同样，一味向自然无条件退让，也是置人类经济利益于不顾的表现。和谐生态伦理在内涵上主张人类经济利益的至上性，既顾及到了自然的价值，也关注了人类的利益；既遵循了伦理学基本问题的主要原则，又使生态伦理学的研究步入了存在的合理轨道。一句话，和谐生态伦理这些可贵的理论品质，完全体现在它所主张“人类经济利益的至上性”的科学内涵之中。
从和谐生态伦理与实践的关系来看，它主张人与自然在和谐基础上实现双赢，这就是它能够存在的经济学因素。在长期的人类实践过程中，人们已经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人类的经济利益获取与自然有很大关系：自然的破坏必然对人类的经济利益带来危害，自然的保护就是人类经济利益的保护。和谐生态伦理在充分尊重自然的基础上，理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的实践活动不仅对人类的利益维
护有促进意义，而且对自然的保护即最终对人类利益的保护有现实意义。以往的生态伦理观在兼顾人与自然关系上总是顾此失彼，或者也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但是，在实践中却还是顾此失彼，没有真正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人类的经济利益在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中受到了巨大的损害。我国的总理在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坦然，中国经济新的五年增长目标完全有信心达到，可经济增长要降低能耗的目标我们没有达到的信心，中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据此，笔者更加相信，和谐生态伦理主张人与自然在和谐基础上实现双赢，它更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它的实践更能促使中国经济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应该是制订在和谐生态伦理原则指导下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具体措施。它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因此，和谐生态伦理的经济学内涵就是它得以存在的经济学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是生产力的发展。它实际告诉我们的道理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最大意义在于经济的指导。和谐生态伦理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以，我们的确需要认真剖析和谐生态伦理的经济学内涵，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谐共荣的结合点，使它能对中国甚至是对世界经济社会的进步发挥更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三、和谐生态伦理发展的经济学思路
和谐生态伦理并没有全盘肯定或者否定传统生态伦理观，而是认真汲取它们的合理因素，抛弃二者不合理的成分。它的基本主张所蕴涵的经济学内涵使我们对它的存在不仅不能怀疑，而且要对和谐生态伦理发展的经济学思路作认真的思考。
(一)和谐生态伦理作为一种新的生态伦理观念，它要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发展这根主线
笔者以为，当前在伦理学界有种学术歪风一直没有得到纠正，那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脱离。生态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应该定位在应用上，这就是说，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应该密切与实践的结合。但是，实际情况与此相反。生态伦理学在我国是20世纪80年代才从西方国家引进来的，时间不长，研究的人们也不多，现在我国研究生态伦理学的学者开始增多了。纵观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不难发现理论与实践相互分离的事实。要么为了标新立异，要么为了学术门户之见，他们并没有把生态伦理学当作应用性质的学科来看待。和谐生态伦理必须与这种学术歪风划清界限。它是在生态伦理学基础上的创新，它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自然观，所以，和谐生态伦理不是学术的标新立异。另外，和谐生态伦理既注重体系的完整，更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是一种可贵的学术品质。它的内涵和基本主张始终没有离开经济发展的主线，它的理论阐述只是为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经济发展永远是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和谐生态伦理只有抓住这根主线，就有了自己发展的前提和生命力。和谐生态伦理的评价标准、道德规范、道德原则等方面都要围绕经济的中心。我们探索和谐生态伦理发展的模式，也不能离开经济的主线。它既可以使和谐生态伦理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又能使和谐生态伦理的应用性质得到充分表现。
(二)充分理解和谐生态伦理的基本主张，挖掘和谐生态伦理的经济潜力，这是和谐生态伦理发展的经济学手段
和谐生态伦理的基本主张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它的背后告诉人们的是这种和谐必须以维护人类经济利益为前提。因此，和谐生态伦理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生态伦理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我们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和谐社会应该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三个方面的内容。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只有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才会有物质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又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和谐生态伦理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实际上就是主张以发展经济为最终目标。人类的经济发展应当是考量一切事物发展的标准，和谐生态伦理的发展也不能离开这个标准。
和谐生态伦理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就是以人类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的，它具有重大的经济潜力。我们必须从这样几个方面发挥它的经济潜力。一是充分解读和谐生态伦理的经济学内涵，建立和谐生态伦理的经济学评价机制。这就要求我们把道德对经济的反作用发挥出来，沿着人与自然和谐道路制订人与自然和谐的评价指标，并把这些指标细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二是坚持和谐生态伦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尤其是与经济实践的结合。克服传统生态伦理观念的经济学缺陷，当然就要求和谐生态伦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经济学结合。发展经济不仅是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也是世界发展的永恒主题。和谐生态伦理在制定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时，必须考虑如何发展经济，怎样更好地发展经济，它的经济潜力就能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中得到充分实现。
(三)和谐生态伦理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经济的发展，而人类经济的发展在现阶段必须实行人的生态化转向
所谓人的生态化，是指人类的经济发展必须朝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和谐的方向发展。它包括人的个性、素质和精神世界的充分发展。人的生态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现实手段和最佳途径。这里所讲的生态化是一个从经济学层面上规定的具有经济意义的概念。蕴涵有人类经济发展的意义。人的生态化实现要纳入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体系中来，以人类经济发展为基础，将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人的生态发展和建立在人与人和谐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构建一个人的生态化发展的立体模式。和谐生态伦理主张人与自然和谐，这就为人的生态化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智力支持，我们必须用好这个理论支持和智力支持，使人的生态化发展目标能够实现。
大力发展生产力，变革和调整生产关系，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这是实现人的生态化的三个重要方法。特别是生态文明的创造与和谐生态伦理的观念完全吻合。生态文明的建立，不仅仅是自然生态优美，社会生态和谐，更是经济生态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维护和保持自然生态的平衡，走出全球生态危机的困境，人们提出了许多的对策，它们的共同不足在于，没有考虑人类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发展的一致性，不知道生态文明的建立最终是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和谐生态伦理主张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的相符性，这应该成为人的生态化发展与和谐社会目标实现的有力方法之一。既然如此，我们必须精心呵护这棵生态伦理学研究领域的幼苗，使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能成长为参天大树。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伦理；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businessethics)~为一种思想体系，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先哲们，并在西方的文化、宗教、哲学等领域都留下了丰富的资源。美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对于理解经济学的本质至关重要。就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而言，他指出，“有两个中心问题尤为根本：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也就是说，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动机和社会成就的判断总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正如武汉大学的乔洪武教授所说，经济学家们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构成了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决策和经济生活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已逐步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起诉，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干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在斯密、韦伯、马克思、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下简称森）等学者那里，已经进行了论述。斯密难题就是围绕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展开的，至今仍然是经济伦理研究的“千年难题”。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方法，如果按照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来分类，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为三种：第一，从伦理学到经济学的路线；第二，从经济学到伦理学的路线；第三，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综合路线。
从伦理到经济
伦理思想，作为先导意识，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是与国家的治理联系在一起的宏观方略。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手段，一直服务、服从于社会思路。一种经济政策、实务的出台、运行，都需要得到伦理的首肯、支持、辩护。所以，从伦理来观察、说明、论证经济的合理性，是人类思维的一贯倾向。
中国先秦儒家就是按照“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进行国家经济管理的。孔子的《论语》在伦理学说的基础上，描绘了治国安邦方略，包括对于经济活动的原则性对策。儒家围绕人学、伦理中心问题，在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上，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以此做指导，进行经济活动，主张“以义导利”、“以义制利”、“义利双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济伦理模式，争取实现“富而仁”的境界。伦理规范决定、限制着经济利益的分割。它强调家庭血缘人伦关系，以亲子、长幼等家庭关系为孝悌的出发点，并进而将孝悌理解、扩展为仁道这一普遍价值伦理原则的根据。从小范围的家庭、亲戚血缘关系，延伸到社会、国家、政治生活中，严格规定君与臣、官与民、上级与下级的相互关系等等，已涉及到每个人在社会复杂关系中的独特；从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在人的存在过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义看，儒家以家庭血缘人伦为轴心，展开其伦理体系，来说明经济活动这些人类事务性工作对于伦理的实现的工具作用，勾画了经济伦理的原则性框架——为仁而富（目的）、“富而仁”（要求）、富中有仁（过程）。
古希腊的柏拉图，第一次提出建立“正义”、“美德”的“理想国”。他的经济、政治理论，有意识地建立在理想伦理思想构架体系上。在其著作《理想国》中，社会不同人等都有对应的职位、角色，从事天份，就是服从正义。他把人分为三等，认为政治的意义是神用金子做的哲学家管理国家，这些人是“杰出”、“最优秀”的人物；而由神用银子做的武士则管理军队。这两类人的工作就是支配人民，实现正义，为民谋利，这样政治就达到最高“善业”程度。最下等的人是神用铜和铁做的，那就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唯一责任是劳动生产。经济活动是《理想国》理念、政治蓝图的具体体现，个人严格按照天份，进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正义的，既符合经济上的职业伦理，又符合社会和人生伦理。当时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为三个部分，即富人、穷人和介于两者中间的中产阶级。富人由于生活奢侈，只会发号施令，不能审慎地考虑问题；穷人则往往由于卑贱而自暴自弃，只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同时，贫富两阶级互不信任，不管它们中的哪一个阶级执政，都会引起党争而发生动乱。只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形成最好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较为稳定，他们既不象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也不象富人那样引起别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受人谋害；所以最适于当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仲裁者”。在这种中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还要实行以下几条原则：第一，财产应私有公用，这样可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第二，公民（这里主要指中产阶级）应轮流执政，不得搞终身制；第三，必须实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城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对于柏拉图的社会伦理、经济定位理想，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进行了批评，认为是顽固的专制主义、与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思想大相径庭。“柏拉图的道德准则是严格的实用主义；它是集体主义或政治实用主义的准则。道德的标尺是国家利益。道德不过是政治的保健术。这是集体主义的、部落主义的、极权主义的道德理论。”（注：波普尔著，郑一明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但是，无论如何，柏拉图在伦理体系对于经济问题的贯通上，是有杰出贡献的。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政治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论述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时，就坚决主张“国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进”。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在论述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时，就将经济学的主题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经济研究就与人类行为所追求的目的相联系。而经济动机是工具理性、形而下之学，寻求幸福才是价值理性、目的因、形而上之学、智慧之学、高贵之学。他认为“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经济活动应该遵循爱、中道、友谊、国家正义（合法、恪守法律的好公民）、公平交易、比例平等等一般人性特征和道德规则。
新教运动从宗教的、道德的意义，说明经济、世俗的劳动现象。道德主动参与、影响经济生活，只有在高级信仰与日常经济活动相互结合，寓高尚、神圣于世俗、平淡之中，提倡勤俭、节约、慈善、谨慎、勇敢、宽容、正义等美德，进行持续不断的艰苦的劳动、创造、达到富裕，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行为。世俗劳动是一种“典型”的禁欲活动，上帝本身对其选民的赐福表现为他们的劳动取得了成就（即他们通过劳动获得了财富）。如果娱乐是为了一个合理的目的即如果它是增强身体机能所必要的娱乐，那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它成为一种纯粹享乐的手段，或者成为唤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邪恶的本能的一种手段，则应受到严厉谴责。清教徒的新道德（禁欲主义、经济合理主义思想、自由主义）与经济活动相结合，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事实。新的宗教伦理作用于经济生活，造就了第一批数量众多而且异常勤奋俭朴的近代企业家和科学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沿着传统文化的演绎思路，从伦理的“主义”到经济的“问题”，自然包容、形成了经济伦理的统合。“从《圣经》到苏格拉底，再到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我们是否应该信奉伦理价值？’和‘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区分正确与错误？’，一直是萦绕着不可回避的，并且明显是难以处理的。这些问题不仅在我们每天的个人生活中出现，同样在我们的职业活动中产生。”（注：Edward J.Ottensmeyer,Gerald D.McCarthy.Ethics in the workplace.Ne w York:McGraw-Hill,Inc.,1996.1.）
在经济伦理学界，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科的学者，看待经济学，进行经济伦理研究，一般采取了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模式。他们成为研究经济伦理学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罗尔斯《正义论》对于正义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对于分配正义的审视，美国堪萨斯大学哲学系的狄乔治(Richard T.De George)，就是主要代表。
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路线，存在着自己的优势。伦理学以哲学领域的世界观高度，对于经济问题有高瞻远瞩的把握；对于经济现象，有独到的见解，有深入的学理上的分析、论证；经济活动的具体实践，都可以在伦理学人类社会幸福的目的、宗旨下，得到体现，显示了伦理学作为理论的强大包容、解释力量。
但是，它存在的欠缺也是不可回避的。伦理学的研究，偏重于理论思辨的逻辑推理和演绎，以致于使得其中的许多理论存在着空泛、不实用、不具体、不精确的倾向。而市场经济与道德的研究，是特别需要面对经济生活复杂的内容的，不能光从市场经济的理论出发进行简单的逻辑推定。过去我们运用抽象概念、判断、推理，来论证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常常造成某些结论和社会现实不相符的后果，对于社会、群众的认识造成误解，甚至在实践上带来预想不到的危害，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从经济到伦理
经济生活、经济研究中，经常面临伦理问题，导致了经济学、管理学等应用学科学者们思考、探讨经济中的伦理问题。例如：美国圣母大学工商学院的恩德勒(Georges Enderle)、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
经济伦理学应该关注、研究的内容，其实质就是运用伦理理论进行观照、解决经济活动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经济问题导致伦理的追问，使经济伦理得到重视。德·乔治先生认为，经济伦理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一般伦理学原理在经营活动的具体案例与事件中的应用；……第二个方面是元伦理性有关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对企业预先假设前提的分析；……第四，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有时会超出伦理学的范畴而涉足于哲学、经济学或组织理论等其他知识领域；……最后一项内容是对值得推崇的道德标准和典范式道德行为的描述。”（注：理查德·T·德·乔治，李布译：《经济伦理学》（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页。）经济活动中的职员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环境、利润与社会责任所关联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服务环节，都与伦理发生密切关系。企业宗旨、价值观、企业内部管理、外部经营，都需要从伦理的观点加以认识。
经济注重效率，同时自然带来伦理上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它给人们带来的福祉是明显的，充裕丰厚的物质财富，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最终的伦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它隐含着对人的尊重。效率的提高，其核心内容即是“人尽其才”。这也正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正效应之所在；另外，它破天荒首次撕破了遮掩在人们面孔上的虚伪纱布，将功利请到人们议政的殿堂里，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涵终于得到舆论的认可，效率则是道德功利性的外在表现。市场经济背景下，不仅仅是言利和竞争，它同样需要互助友爱，同样需要人们具有较高思想境界。民族道义、古道热肠、仗义执言、助人为乐等等，到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在人文关怀与市场竞争、效率优先之间，应该有这样一种更高更纯的“黏合剂”——公平机制。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结合，成为经济伦理的关键内容。“涉及到利润、增长、技术进展的问题，都有伦理上的维度：这些包括污染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对社会总体的影响，工作环境的质量和特征，以及消费者的安全。”（注：W.Michael Hoffman,Jennifer Mills Moore.Business Ethics[M].New York:McGraw-Hill,Inc.,1990,1.）
今天经济伦理学之所以能够兴盛，甚至成为经久不息的社会运动，其根本原因是现实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有什么样的经济秩序，必然会有与之匹配的道德要求。遥想当初，计划经济时期，道德内容与当今时代有着巨大的反差和变异。彼时，人们崇尚的是中庸平和，重义轻利。知识分子耻于言名利，科技人员不敢自诩专家，农民去市场卖个鸡蛋都要像做地下工作。这就是所谓“道德的自身合理性”。从道德产生根源看，合理的道德体现着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从道德的社会性看，合理的道德是合价值与合工具的统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他的“合理性”概念所特有的含义出发，将人的合理分解为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两种。再从道德自身看，合理道德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统一。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形式和社会道德都源于人的利益及其利益现实的需求。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就在于，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的生成或建立，都是与一定的道德观念指导相关或符合某种道德要求。市场经济取消自然经济，既体现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也蕴含着社会伦理中推陈出新的道德必然性。“经济伦理学是关注今天经济世界的最重要的学科之一、也许是最容易误解的学科。经济伦理学领域面对特定的经济实践是否可以被接受的问题。”（注：O.C.Ferrell,John Fraedrich.Business Ethic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1.3.）
市场经济确定的社会动机与目的，就是试图为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找到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这就是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之所在。效率原本是个经济学范畴，是资源有限前提下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市场经济推出一系列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迥然不同的道德内容，但注重效率的全新的道德内容却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就像现代作家沈从文笔下的田园风光，一旦受到商品经济的侵袭，竟也变得古道不再，至少也是掺杂了许多世俗的东西。经济秩序发生了裂变，又何必苛求道德的亘古不变？
从经济来认识伦理问题，有自己的特长。实证分析，细致入微，比较严密，改变了伦理学的空洞缺陷；效率的引进，使伦理问题的解决，找到了在实际生活中的可行途径。
但是，经济中的伦理研究，存在着不少弊端。尤其是在经济学忽视、否认伦理维度时，就更加明显暴露出来。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完全抛弃了道德的考虑。“作为经济学家，对人的价值偏好和道德标准是‘管不着’的，经济学家只是在人们已有的价值标准条件下研究人的行为和人的行为的后果，以及人的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原则上，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经济学是‘道德中性’的学科，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注：刘伟等：《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讲究效率，使经济学成为功利主义独霸的园地。功利价值、效用意识，逐渐被拔高到至上的地位，成为衡量行为的唯一标准。这样，美德、正义等人类社会许多不能或者不好确定现实价值的东西，被置若罔闻，人们的行动在狭隘的圈子旋转，为了暂时利益，忽视长远利益；重视物质利益，忽视精神价值；强调自己利益，忽略他人利益。森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的经济学已沦为工程学，没有人性内容了。“‘工程学’ 方法的特点是，只关注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在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较为典型的假设是，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注：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等译：《伦理学与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3页。）
寻求经济与伦理融合
在古代的人类知识与智慧学说中，保持着经济与伦理原始样态的自然结合。作为经济伦理学，它是演绎与归纳方法、分析和综合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论上的整合，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双向交融。其研究内容既有“主义”，又有“问题”。“主义”是涉及伦理价值、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东西，“问题”是联系实际的经济现象、伦理困惑。经济伦理学就是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进行联系、加沟通、搭架桥梁，使其最终融合起来。
到近代，亚当·斯密觉察到了经济与伦理的难题，并且开创了试图将两者相结合的思路。
斯密经济学上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建立了“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伦理学上的《道德情操论》，阐明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够圆满地解决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有的叫作“斯密难题”、“斯密悖论”），即《道德情操论》表达的利他主义和《国富论》利己主义的论述相互矛盾的问题。
其实，斯密是把《国富论》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中思想的发挥。经济学和伦理学，按照斯密时代苏格兰大学中的学科分类法，属于“道德哲学”这一门学科，而且不是这门学科的全部，只是该学科的两个构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谈到本性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为动机时说，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在《国富论》中，斯密又谈到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行为动机。他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然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它货物。
斯密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出发，来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也就是说，经济上的欲望，归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只是论述需要的侧重点不同；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认有种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这些动机包括自爱，这也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从利己主义伦理原则来说明“经济人”的活动，他认为，每个人追求财富，就是为了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是由于“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
经济与伦理的结合，是通过神奇的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公平的承担者的“纽带”联结的。《国富论》中这样来论述：“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页。）在这里，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用来比喻说明竞争过程的有益后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被用来说明对财富的获取欲本身，如何实现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注：亚当·斯密著，蒋自强译：《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0页。）可见，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国富论》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基本。在斯密看来，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而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将促进社会繁荣。社会利益就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和发生作用，使经济达到“自然平衡”。同时，它可以实现人类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平衡。斯密通过互利交换的现实，来阐明其观点。社会法规正是作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具体表现，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处、各得其所。
在当代，试图恢复古代、近代思想家对于经济伦理全面思考的学者中森是杰出代表。
森积极探索了经济伦理的贯通，深刻揭示和论证了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经济学的贫困和伦理学的缺陷，进行了经济与伦理相辅相成的创造性劳动。森指出，经济学和伦理学相得益彰、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学关注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狭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那么，经济学研究就不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直接相关，而且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追求有关。经济学跟伦理学的这种关联，规定了对人类社会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
森认为经济与伦理的隔离，是非常不幸的，是违背人类历史认识发展规律的。从经济学上来说，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动机作了极其狭隘的假设（预设），断言人都追求自利最大化，社会中的人毫无疑问都是“经济人”、“理性人”。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人性具有二元性、多元性，自利的考虑并不是人性的全部动机、内容。而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狭隘预设对人性以及人的需要作了不真实的理解，排斥了对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关注，拒绝了人类更基本的价值目标和任务。这样，一方面，现代经济学提倡了一种神经分裂症式的生活，固执地追求自利最大化，把它固定化为自圆其说的“定律”，并且仅仅限于物质财富，遗忘和丢失了尊严、自由、权利、爱、同情、神圣等人类社会已经存在的美好东西，形成了极其泛滥的功利主义潮流。另一方面，经济学只强调实证性、数学化、工程学，排斥对经济关系和价值意义的全面关注，表现出不自然的、无伦理的特征。如此的经济学，去影响现实、影响决策，不只是学科的不幸，更是现实的不幸。
森主张经济学家同样关心伦理上的公平。效率、结果的经济功利与公平、自由的道德关怀的协调，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特别重视的，“目前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使经济学与伦理学进一步结合起来。”但是现在流行的经济平等研究的局限，在于混淆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的概念。如果说需要抱怨的话，应该是在经济学中，将研究的重点仅仅局限于非常窄的领域，即收入贫困。这种局限的影响是忽视从其它角度看待不平等和公平，而这些方面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有深远的影响。过度强调收入贫困和收入不平等，而忽略其它变量，诸如失业、身体疾病、缺乏教育和社会排斥等方面的剥夺，实际上扭曲了政策争论。不幸的是，将经济不平等定义为收入不平等在经济学中确实非常普遍，而且常常认为二者实际上是同义的。如果你告诉别人说你在研究经济不平等，别人立即就会得出结论，你是在研究收入分配。然而，收入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不同是重要的。对作为价值或目标的经济平均主义的许多批评都容易针对收入不平等的狭义概念，而没有理解经济不平等的更广泛的概念。例如，追求收入平等的理念会反对给予有更多需要（例如，有残疾的人）的人更大份额的收入，而按照经济平等的规则则不会反对这样做，因为有疾病而造成的对于经济资源的更多的需要，在判断经济平等的条件中必需得到考虑。森通过对于贫困的经济分析，进入到伦理层次，提出了“能力公平论”，来解决实现经济与伦理、效率与公平协调的问题。
森通过贫困、经济不平等进入到经济权利、经济正义，强调经济活动中的平 等、民主、自由，实质上建构了经济伦理学的由“问题”到“主义”的思路。他反对旧的不平等的价值观念（性别歧视、权利垄断等），体现了西方现代正义观、人权观的主流思想。他吸取了罗尔斯、诺齐克的正义论的思想，这一点反映在他是由饥荒的具体现象深入到对于一般的正义的要求，达到经济伦理的思考，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设定再到实际的应用。这使我们看到正义、人权的确与每个人的实际生活休戚相关，并且已经进入经济活动的操作层面。分配公平的实现——走向分配正义就是要实现经济与伦理的和谐——社会、制度因素在分配上涉及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政治制度和法律、文化价值问题。例如对于民主、自由、市场、政府作用的认识。权利共识与社会和谐——经济公平的归宿与目的：福利最大化、合作的作用（穷人与富人之间；囚徒困境；社会契约）、人的自觉选择（克服传统中的落后习俗，如性别歧视）。
森的贫困与分配正义的伦理理论，对于我们经济伦理学的构架具有启发性。以经济公平为起点，追求经济与伦理的平衡与统一。在经济事实与道德判断、经济活动与价值目标、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上努力，应该是经济伦理的题中之义。进而，由经济到社会，再由社会到经济，人类社会的综合发展指数是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先进、道德文明、教育发达等的“和合”或者叫有机统一。作为社会经济“顽症”，贫困问题的解决和分配正义的实现，需要在发展、社会进步中不断解决，中国也不例外：注意标本兼治方法——认真对待权利、能力的开发、能力的利用、能力实现的条件。
在理论上，森以悲惨的贫困与饥荒为线索，开展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关心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溶入人类的同情、怜悯、正义、慈善，这正是道德应该特别重视的十分实际的问题；贫困的研究表面上看是经济学问题，但是他认为在粮食问题后面，涉及粮食与人的关系，有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实际上是社会制度的安排问题、权利关系安排问题，有广阔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价值）视野，是今天伦理学，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伦理面临的重大课题；探讨分配的决定因素在于权利关系。展开对于公平分配问题的认识，寻求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思路。同时，对建立经济伦理学体系有重要意义。通过森的由贫困、经济问题进入到分配、伦理理论的切入范例，我们认识到经济伦理学体系的建构起点线——在经济正义的基础上的经济和谐发展，来论述经济公平的关键在于权利安排，强调经济问题背后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制约、互动，提出社会、经济、文化一体化运作指标的和合模式，也就是经济公平、经济伦理的真正宗旨和实现途径。
在实践上，森关心弱者、从权利公正方面、社会制度方面帮助、对待他们，而不仅仅是人道方面的援助。虽然现在的贫困问题越来越少，但是通过认识它的特殊性，对于我们经济进步中必然出现的残酷竞争造成的失败者、弱者问题的解决，提升人类社会的家园和谐，是有借鉴作用的。首先，在道德层面上，我们应该重视弱者、从权利公正方面、社会制度方面帮助、对待他们，而不仅仅是人道方面的援助。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其次，在经济发展层面上，通过社会政治、法律、价值（民主、平等）的因素来考虑经济发展的原因，注入公平的机制，考虑到社会福利，反对纯粹工程学意义上的片面观点，实在是经济运行需要考虑的。再次，在社会发展层面上，我们应该在物的方面与人的方面、效率与公平、经济尺度与伦理尺度上实现两者的结合、协调。在市场、政府和道德的多种维度上，进行全面的构思、运作，避免人为的、社会的弊端、灾害，从而真正为人类社会造福。
能像森一样认真从事、并且卓有成效地联结经济与伦理，有意识地从经济伦理的有机统一来研究的，毕竟是少数。况且，森的工作，也没有从根本上、完全地解决经济与伦理的长期分离。这说明了近代以后，学科分门别类造成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立刻化解的，仍然需要在两方面的沟通、融合上，进行不断的努力。
收稿日期：200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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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尽管在伦理学领域也有学者涉足农村道德建设和农民道德问题的研究,但是总体上看,伦理学对乡村的关注仍然是十分欠缺的,从经济伦理视角深入研究乡村伦理的学者和成果更可以说是几近阙如。在我看来,中国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成果更多是一些理论层面的分析论证,而偏重实践性的成果则相对集中在企业伦理研究领域。从这一意义上说,王露璐博士的新著《乡土伦理——一种跨学科视野中的“地方性道德知识”探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填补了当前国内经济伦理研究中的这一空白,是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前沿性研究成果。
《乡土伦理》一书,以苏南这一特殊区域为研究范围,运用建立在跨学科透视和道德生活史基础上的道德社会学研究方法,通过对大量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提炼和梳理了苏南乡村经济伦理的历史传统及其近代以来的传承变迁,描述和分析了苏南乡村经济伦理的实存状态及其双重作用,阐释了这种作为“地方性道德知识”的苏南乡村经济伦理与苏南乡村经济发展的区域领先优势间的内在关联,探讨了这一“地方性道德知识”对建构中国乡村经济伦理的普适意义及其限度。
通读全书,我以为其独到之处首先在于其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独特的研究视角。作者从考察乡村经济发展的伦理维度入手,通过探究乡村道德价值观念和伦理关系的变化及其特征,以把握当代中国乡村道德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
然而,作者并未停留在对中国乡村经济伦理问题的一般考察上,而是选择了苏南这一当代中国最发达的农业区域和农村改革前沿地带,对作为“地方性道德知识”的苏南乡村经济伦理进行理论解读,以探寻苏南乡村经济发展领先优势背后的精神动力。作者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在对“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的伦理分析和比较中,既准确揭示了苏南乡村经济伦理的历史生成与传统特征,又充分展示出其现代变迁的内在轨迹和特点;既阐释了苏南模式成功、“终结”及新苏南模式生成的伦理内因,同时又指出了苏南乡村经济伦理作为一种“地方性道德知识”在整体上的不可复制性,其普适意义仅在于苏南乡村经济伦理实践中形成的某些具体道德原则或规范,其中尤其是在“承继传统”与“吸收外来”的平衡中不断自我优化的内在精神。我以为,上述研究将我国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视野从抽象的理论阐释拓展到具体的乡村经济伦理实践分析,大大丰富了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在伦理学走向乡村田野和公司企业方面开了一个好头,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建构中国现代乡村经济伦理以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学术立意。
在研究方法方面,作者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从韦伯、斯科特和费孝通的经典理论研究中,成功汲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方法论资源,如作者选择了当今颇具前沿性的“跨学科视景透视”、“道德叙事学”等先进的学理方法,从而以一种基于道德生活经验的、“自下而上”式的“综合—分析”方法,真实还原和描述了苏南乡村经济伦理的历史图像与实存状态。但是,作者又没有将这一方法理解为对日常道德生活经验的简单描述,而是在坚持道德生活史基本立场的同时,通过逻辑推演与学理论证将琐碎而平凡的道德生活经验提升为具有普适价值的理论范式。
在生态经济学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自然观与价值观的关系。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存在论基础是人的关系性，其道德诉求是中道原则;它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上坚持延伸的利他主义，其基本原则是利他的利己主义。生态经济学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价值关系问题上遵循对立统一原则，其终极目标和根本动力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其基本规范是节制、适度原则。
关键词：生态经济学;价值;利他主义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5）04015505
生态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学者博尔丁（K.E.Boulding）创立的一门新兴学科，它大体上属于一种规范经济学，主要针对经济学中的机械论传统和实证主义传统。在存在论方面，生态经济学与机械论经济观根本不同，它实现了从知识论到生存论、从“以客体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从物质形而上学到人的全面发展等多维度的转变。生态经济学与机械论经济观的存在论差异，直接从它们在价值论、伦理学层面的差异中表现出来。本文初步分析了生态经济学的价值蕴涵及其对机械论经济观的超越。
一、事实与价值的具体化：自然观与价值观
以笛卡尔（R.Descartes）的二元论为基础，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D.Hume）提出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涉及伦理关系的基础。在生态经济学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自然观与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生态经济学中的自然观与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关系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相互依存。自然观决定价值观和伦理观。因此两极相通，异化的自然观导致异化的价值观和伦理观。
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上的问题是忽视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作用，相应地，它在价值观上的问题是忽视人的终极目的，自然观上的问题与价值观上的问题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具体地说，由于机械论经济观忽视对自然资源的节约和保护，在价值观方面则忽视人的终极目的。对此，戴利（H.E.Daly）指出，机械论经济观中“经济学自然与终极的或绝对的东西不沾边”[1]27。因此，“增长经济学既是非常物质化的，也是极其非物质化的。在忽视最终手段和热力学定律时，增长经济学表现的物质性很不够。在忽略终极目的和伦理时，却又表现得非常物质化” [1]28。也就是说，机械论经济观对经济发展的终极手段和终极目的的双重忽视导致了它的双重问题：在自然观方面，它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自然前提，忽视了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之承载力的有限性，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极其非物质化的;在价值观方面，它只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因而是一种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它将人物化为经济人，导致人生存的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非常物质化的。这就是机械论经济观的基本问题。
生态经济学在价值观层面对机械论经济观的批判和超越也存在着两个维度，“对增长的批评可以分为以目的为基础的（道德的）和以手段为基础的（生物物理的）两类”[1]29。即超越机械论经济观的路径有两个，一是自然观的变革;二是价值观和伦理观的变革。不仅如此，这两个方面的变革还具有内在联系的一体之两面。超越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方面的异化，在经济学层面必然走向生态经济学，即凸显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有机整体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和依存性，凸显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超越机械论经济观在价值观和伦理观方面的异化，必然走向德性的经济发展观，即凸显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人的感性生存，凸显经济学的人文维度、价值维度和伦理维度。因此，生态经济学必定同时又是德性经济学、规范经济学。这一变革透射出事实与价值、自然观与价值观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为此，如果要消除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和价值观上的异化，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自然观与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辩证关系在机械论经济观和生态经济学中都是同样适用的：在机械论经济观中，关于人与自然、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互割裂的自然观与关于人与自然对立斗争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总是成对出现的;同样，在生态经济学中，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自然观与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的价值观总是成对出现的。生态经济学的全部问题归根到底就是研究如何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这一最终手段更好地为人的终极目的服务。
为此，生态经济学的理想要得到落实，既需要制定一种新的自然观，确立人和自然界正确的存在论地位，也需要制定一种相应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确立人和自然界正确的价值论地位。可以说，这是生态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克服当代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人的自然观的变革并将其与价值观、伦理观的变革协同进行。
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延伸的利他主义
生态经济学在自然观上的整体论延伸到价值层面，就形成价值观和伦理观上的整体论。这种整体论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上的具体表现是，生态经济伦理观凸显人类是一个整体的“类意识”，并试图在这种整体意识下协调代内、代际的利益矛盾。于是，生态经济伦理观开展出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针对他人和可能主体的责任伦理观。
（一）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存在论根基：人的关系性
生态经济学的自然观基础是现代有机整体论，它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主张人和自然、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是统一的有机整体;它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主张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同时，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有机统一的。因此，生态经济伦理观以人的关系性为其存在论前提。与近代哲学将人视为彼此分离的社会原子这一实体论观念不同，马克思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都主张从关系、主体间性的维度理解人的存在论地位。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是共同存在。人的存在论结构是“共同存在与共同此在。日常的自己存在的方式就奠基在这种存在方式之中”[3]。因此，每个人都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共同存在，这种关系性是人的责任性的存在论前提。关系性意味着每个人在存在论地位上都既是自身也是他人。每个人都不可能以绝对独立的个体而存在，人的存在总是表现为个体性对关系性、公共性的让度，因而每个人都有责任性，必须承担责任。不仅如此，每个人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他人负责，对他人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萨特指出：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还有，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4]。进而言之，人的关系性决定了人的存在是一种相互塑造、相互占有的关系和过程。因此，塑造就是被塑造，占有就是被占有。每个人在塑造自身的同时也塑造他人，在占有他人的同时也被他人所占有。一个人在何种意义和何种程度上塑造或占有他人，他也就在何种意义和何种程度上被他人塑造或占有，反之亦然。人的关系性在价值层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依存关系。生态经济伦理观正是对人的利益关系的一种处理方式，正是从这种利益关系中引申出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基本原则――捍卫自身利益与捍卫他人利益相统一。对此，生态经济伦理观倡导的基本原则是“利他的利己主义”。也就是说，“利己”与“利他”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利己”包含着“利他”，“利他”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利己”。
（二）生态经济伦理观的道德诉求：中道原则
根据“利他的利己主义”原则，生态经济伦理观实质上就是要在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而寻求利益平衡点的基本原则是“中道原则”，它是生态经济伦理观的灵魂与实质。从空间维度看，生态经济学的道德诉求是要实现代内公平：在共时代的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肯定并限制每个人自身的利益和发展权，从而确保他人的利益和发展权。从时间维度看，生态经济学的道德诉求是要实现代际公平：在人类的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肯定并限制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从而确保后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生态经济伦理观就是这样一种平衡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的中道原则;是一种肯定并限制自身利益、肯定并限制当代人利益，从而确保自身与他人、当代人与后代人共享平等发展权的“利他的利己主义”;是一种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延伸的利他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决定了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基本特征。
首先，生态经济伦理观是与不在场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当代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空间方面扩展到全球规模，在时间方面扩展到人类未来。经济发展不仅涉及自身利益而且涉及他人利益，不仅涉及当代人的利益而且涉及经济发展对后代人利益的影响。因此，当代经济发展就构筑起自身与他人、当代人与后代人、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当代人彼此之间的代内利益矛盾和当代人与后代之间的代际利益矛盾。由于他人、后代人都不在场，因此，生态经济伦理观是当代人与不在场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它试图在每个人自身与不在场的他人、在当代人与不在场的后代人之间贯彻中道原则，寻求利益平衡点。生态经济伦理观主张，当代人在发展经济以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应该破坏代内的他人的利益和代际的后代人的利益，要为他人和后代人的利益负责。生态经济学要求“尽量公平地为我们的后代做事，也就是说，他们对付那种抵押的机会不要预先就被褫夺了”[5]27。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中道原则正确处理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代内发展权与代际发展权的关系，实现当代人与他人的和谐、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和谐。在这种意义上，生态经济伦理观是一种公平观、和谐观和整体观。在价值观上，它试图将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统一起来，坚持“利他的利己主义”，即如同尊重自己的利益和发展权一样尊重他人及后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生态经济伦理观就是这样一种针对不在场者的延伸的利他主义：在时间上延伸到未来，在空间上延伸至他人。显然，这是对机械论经济观中所包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和伦理观的超越。
其次，生态经济伦理观是对可能主体的伦理关系。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危及经济发展的自然前提。以现代有机整体论自然观为基础，生态经济伦理观主张，自然界整体完善的重要性高于作为自然界特殊组成部分的特定的人的利益。同时，由于非人类存在物关系到人类的未来生存，是可能主体和人类的可能利益。因此，对自然界整体的责任，实质上就是当代人对可能主体的伦理责任：对自然界的尊重就是对人类自身利益的尊重;维护自然界的权利就是维护人类自身的权利;与自然界平等就是与人类自身平等;对自然界负责就是对人类自身负责。在此意义上，以自然界为目的就是以人为目的。可见，学术界有的学者将深生态学（Deep Ecology）与浅生态学（Swallow Ecology）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认为深生态学就是主张以自然界本身作为环境保护的目的，而浅生态学才是将人作为环境保护的目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
生态经济伦理观不是主张对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纯粹的利他主义，而是主张在肯定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的同时，又限制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它是对当代人利益和发展权的肯定、限制与对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的维护这三方面的统一。当代人之所以有义务限制自身的利益和发展权以维护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不仅因为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可能被当代人行使权力追求自身利益时所破坏，而且因为“人和人的成就不可以消失”，“我们必须知道，人得存在” [5]29。这里充分展现出生态经济学之“人类意识”和人文取向的特殊内涵。
最后，实现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基本途径是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自我限制。由于他人、后代人都不在场，自然界也仅仅是可能主体。因此，实现生态经济伦理观的主体只能是当代人。其基本途径只能是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限制。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限制与当代人对不在场者和可能主体的责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一点上，生态经济伦理观体现了当代人对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的自我限制，它同时也是对不在场者和可能主体的一种延伸的利他主义。限制就意味着肯定：生态经济伦理观是限制利己主义与倡导利他主义、肯定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与肯定不在场者和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的统一，满足当前利益但不损害未来利益。生态经济伦理观与传统伦理观不同的地方在于传统伦理观是一种彼此具有实体制约关系的伦理，由于这种伦理存在着他人在场的现实约束力，因而伦理责任由伦理关系双方共同完成;而生态经济伦理观倡导的则是他人不在场的伦理：无论后代人还是可能主体都不在场。因此，尽管生态经济伦理观的主要取向是对后代人和可能主体的利他主义，但实现这一伦理观的关键却在于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自我限制，只有通过这一现实努力才能将生态经济伦理观落到实处。限制当前利益与对后代人和可能主体的利他主义是统一的，但关键在限制这一方面。由于后代人和可能主体都不在场，所以，当代人必须担当起双重角色，完成双重责任：既是自身，追求自身利益，又是他人，限制自身利益，规范自身行为;既是伦理的评价者，又是伦理评价的对象。远距离的伦理必须通过近距离的行动来落实，他人不在场的伦理必须通过在场的人来实现。这就是“利他的利己主义”。
三、人与自然界的价值关系：对立统一原则
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维度上，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方面凸显人与自然界、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分离性和对立性，凸显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斗争性，忽视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相应地，它在价值观方面坚持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生态经济学则在自然观上凸显人与自然界、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依存性，凸显人和自然界的整体性及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相应地，它在价值观上主张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统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生态经济价值观的主要区别是：其一，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通过对自然界或生态系统的否定以实现经济发展，忽视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依存性。其二，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自我中心论，它仅仅将自然界视为特定的人的工具和手段，忽视他人尤其是后代人的利益;生态经济价值观不是从自我利益出发，而是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因而包含了对他人利益的关切。它试图通过平衡当代人与他人或后代人的利益以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终极意义上，生态经济价值观也将自然界视为人的工具，但它是将自然界视为全人类的工具。在这种意义上，生态经济价值观并不否定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斗争。与此同时，自然界作为全人类的工具也就意味着它对特定的人而言可能成为目的，因为任何特定的人都有责任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保护自然。任何特定的人如果将自然界视为目的就有可能捍卫自然界作为全人类工具的意义。在此意义上，生态经济价值观又凸显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统一，它突出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自然界本身，而是为了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于是，生态经济价值观的基本主张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只能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价值关系。
第一，对立统一的“度”：可持续性。对立统一原则是处理一切关系的普遍原则，也是处理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人类在近代工业文明中所坚持的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等观念都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对自然界应该既注重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又必须接受自然界对人的制约。一方面，人对自然界有能动性。马克思说：“自然界起初是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对立，人们对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6]另一方面，人对自然界又具有受动性。恩格斯说：“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7]按照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基本原则。一方面，人与自然界之间必然存在对立、斗争。这表现在，生态经济学并不否定当代人发展经济的合理性。既然有经济发展，那么，人对自然界就必然有否定、对立和斗争。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界之间又必须和谐、统一。这里必然要提出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性、统一性之合理的“度”或“点”在哪里？从原则上说，这个“度”或“点”就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它是发展生态经济的目的。因此，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价值关系问题上，生态经济价值观面对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在人与自然界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确立合理的“度”或“点”，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节制、适度。与“认识你自己”一样，“凡事勿过度”也是古希腊德尔斐（Delphi）神庙门楣上的铭言。以中道原则为基础，生态经济价值观和伦理观倡导节制和适度的原则，即无论是人与自然界的对立、斗争，还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都应该是适度的。节制、适度原则是整体论自然观在价值论层面的具体表达：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维度上，节制和适度意味着对自然界的顺应;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度上，节制和适度意味着对他人利益和发展权的尊重。因此，节制、适度是实现经济发展之可持续性的根本前提。
机械论经济观忽视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作用，因而突出人与自然界的对立、斗争。对生态系统制约性的忽视使机械论经济观包含着自然资源无限性的暗示，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实质上是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它认为可以通过经济的无限增长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部问题。因此，机械论经济观主张的是一种过度的经济发展。生态经济学则主张，人与自然、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是统一的有机整体，经济增长应该节制、适度。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代内矛盾与代际矛盾的协调等都必须通过以“节制”、“适度”为核心的中道原则来落实。对他人、后代人的伦理责任也必须通过节制、适度的原则来实现。因此，要超越机械论经济观，就必须把以节制、适度为核心的价值观、伦理观建设放在中心地位。“伦理问题是首要的”[1]179。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经济学又应该是一种价值观、伦理观，生态经济学的成熟有赖于一门相应的价值论、伦理学的建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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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经济行为;伦理底蕴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6-0124-03
1 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回顾
在西方,经济与伦理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崇尚经济活动中的善行,强调善是经济活动中的目的,经济活动只是达到善的手段。在近代,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得以形成,经济与伦理得到了较完善的结合。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从人的同情心出发,考察了个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的伦理关系;在《国富论》中，以人的自利本性为基础,确立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两部分别讨论伦理学和经济学问题的著作中,各出现了一次“看不见的手”的提法。斯密说：“(富人)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看不见的手”究竟是什么,斯密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定义,它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况且,既是“看不见”,似乎也无法具体说出那只“手”到底指的是什么,它仿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是,综观斯密在这两本书中论述的思想,我们可以抓住“看不见的手”的实质:它隐喻的是一种建立在利己行为基础上的调节私利与公益关系的市场力量。
按照斯密的理解,“看不见的手”是具有伦理特性的。《道德情操论》中的“看不见的手”激发了富人们的同情心,使得他们能够与穷人们分享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完全地将生活必需品据为己有;《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在个人追逐私利的同时,无意识地、自发地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扩展。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沟通了私利与公益,表明了他对市场自身伦理调节力量的信任。由于他是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鼻祖,因而,“看不见的手”被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推崇,奉为圭臬,并成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当然前提。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眼里,“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具有无穷的魔力,它伸向哪里,哪里的市场就充满生机和活力,就能调整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公正;市场存在的问题无须其他力量的干预,只要有了这只“看不见的手”,包括社会伦理问题在内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如此看来,被神化了的“看不见的手”兼具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伦理发展的双重功能。
在斯密及后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中,对“看不见的手”的伦理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其主要观点是:首先,市场伦理的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市场能够自发形成既保护个人利益也促进公共利益发展的伦理秩序,个人和组织不能从外部予以干预,任何形式的干预都是对市场伦理秩序的破坏;其次,市场提供了个人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无论是谁,在市场面前都是平等的经济主体,都有获取个人最大利益的权利,它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在生存和发展权利上的不平等性和差异性;再次,市场保障了个人主动的道德选择自由。个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是自由的,不受外部力量的约束和强迫,市场反对任何违背个人意愿的道德性强制；最后,市场推进了公共利益的发展。在个人追求利益增值的同时,不需要刻意地考虑公共利益,因市场力量的作用,对私利的追求无意间也能使公共利益自然增长,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
到了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那里,对“经济人”的含义有了更加明确的界定,但穆勒也指出,“经济人”只是一种抽象,而非现实的人本身,它是对人的实际行为的一种不完全精确的假设,因此得出的结论只在抽象意义上为真,一旦运用于实际就要进行修正。
遗憾的是,近代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遗忘了经济的伦理意蕴,朝着“价值中立”的实证科学发展,“经济人”成为一个模型和分析工具,排除了任何伦理因素的考虑,其主要原因是“边际革命”以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使用数学方法并依据数学模型进行“演绎”的科学,应该说,经济的数学化是一种进步,它能使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更加精致,但由于过分忽视人的丰富性研究,把理性经济人归结为数学符号的简单化趋向,使经济学成为“象牙塔之中的黑板经济学”(科思语)。对此,马丁•霍利斯与爱德华•内尔讽刺到:“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没有直接阐释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的潜在假定存在于投入与产出、刺激与反映之间,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曾结婚也不是单身汉。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爱狗、爱他的妻子或喜欢儿童游戏胜于喜欢诗。我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我们知道无论他要干什么,他会不顾一切地以最大化的方式得到它。”
而丧失伦理内涵的“经济人”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条件,而是在危害市场经济。凯恩斯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们将自由地回到和传统美德的那些最确切的原则上来――贪婪是一种罪恶,高利盘剥是一种不端正行为……我们将再次把目的看得高于手段,宁愿取善而不为实用。” 这是经济学家的忠告,值得我们深思。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将经济学与伦理学割裂开来,而且将“经济人”的思维逻辑大规模地侵入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用德国学者彼得•科斯特洛夫斯基的话说就是:“在当代的实证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有这样的趋势,即把经济学和它的范例变成关于人的行为和社会的普遍而终结性的理论。”这表现出一种“经济主义的缩略”。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数学化、模型化热塑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了新的转机。其一,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学研究对象。当今理论界比较公认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资源稀缺和人的欲望达到合理的配置。也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满足人们的欲望,并将这些商品在不同的人之间分配的学科。既然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资源稀缺,还要研究人的欲望,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层面对价值定义的论述。我们知道,人的需求具有无限性,而资源又具有稀缺性,这就必然产生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为避免或缓和这种冲突就必然使人们的欲望超越人性本能的放纵,同时又要使有限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这就需要一整套伦理规则和伦理智能,没有这套伦理规则和伦理智能,人类将失去满足自身欲望的操作能力。其二,质疑经济数学化、模型化。一般来说,完善意义上的经济是理性经济,它不单是投入产出的物质或数量问题,还有着精神及其伦理问题。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主流学派的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和批判,并从中引发出许多发人深省的理论问题,这些主要理论贡献充分表明,行为手段、伦理道德、制度变迁等作为经济活动的变量已受到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印度的阿马蒂亚•森指出,尽管忽略伦理方法,经济学照样能获得相当丰硕的成果,更未必使经济学失败,但经济学的更强的说服力在于对经济行为中的社会相互依赖关系的更深刻的思考。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更明确指出“经济不仅仅是由经济规则来控制的,而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们的意愿和选择中,经济上的期望、社会规范、文化的调节和道德上的善良表示的总和一直在起作用,因此,这种总和在经济行为和经济理论中,也必须得到考虑并反映到经济行为的道德特征上来”。
以上是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西方关于经济与伦理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回归:即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体现的是“经济人与道德人要统一”的思想。而从近代以来,实证主义将经济人与道德人割裂,单纯强调经济人的思想,酿成了西方社会物质文明丰富、精神文明匮乏,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信仰危机等社会问题严重的局面。如今,许多学者重申经济人与道德人应统一,呼吁要加强经济伦理建设,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一曲折回归,是西方社会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总结概括出来的,体现了道德发展的规律性。这使得我们要深思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道德意蕴到底是什么。
2 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
经济与伦理是一种互动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伦理属上层建筑范畴。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经济基础对经济伦理具有决定作用,经济伦理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经济伦理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当经济伦理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时,将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经济伦理落后于经济基础时,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经济伦理也必须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从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看,经济行为是伦理规范的源泉和载体,伦理规范则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和价值取向,二者相互渗透,缺一不可。
市场是研究经济伦理的舞台。美国经济学家A•斯密德认为,市场是一种伦理的制度,“无论是完善的还是不完善的市场,总存在一些为人们普遍享用的基本价值判断和公共选择规则……任何一种市场价格体系体现着人们对某一伦理关系的起码认同,改变流行的伦理价值将有可能带来价格结构的变化……社会不存在不具有基本伦理判断的市场价值,缺少了伦理价值,交换不是变坏,而是无交换可言。”
2.1 市场经济蕴涵伦理精神
著名的经济效率原则――帕累托最优境界,把边界定为“每个人的利益增进不得以减少他人利益为代价”的标准上。事实上,市场经济的伦理本质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其作合乎逻辑的展开,就可演绎出诸多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
首先,利益导向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首要原则,人们必须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扩大生产,而扩大生产又必须以增加积累为前提,增加积累要求人们勤俭、节约、聚财,正因为这样,“勤劳致富、勤俭节约、合理利己、正当求利”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伦理支柱。同时,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通过诱发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去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进而带动整个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这就涉及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这就必然要求人们遵循“两利相权取其大”的集体主义原则,其最低要求是不损人利己,不损公肥私即正当求利,合理利己。其次,商品交换最基本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它内在地要求人们遵循以下规则互动:承认他人与自己具有同等地位,拥有相同的权利,尊重他人的意志和决定。显而易见,如果不遵循人格独立、平等、公正、诚信规则,交换便无法进行。可见,市场经济推动独立人格的发展。再次,根据供求规律,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这是市场经济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这个特征使得人们必须把为他人服务、为社会服务的观念根植于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因为不把社会生产置于社会需求基础之上,商品就难以实现其价值,更谈不上利益的最大化。可见,市场经济是通过服务社会,满足社会需求来获取利益的,它要求经济活动主体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最后,竞争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又一规律,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竞争必然会推动社会进步,而竞争需要有公正的环境,所以,竞争要求人们具有公正诚信的品质。
以上分析表明:市场经济活动不但有其特有的规律和规则,而且有这些规律、规则决定的经济伦理,这些经济规律、规则与其自身演绎的经济伦理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当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伦理反作用于这些经济规律、规则时,就能保证经济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在遵循和违反的两个层面上,或展现人性伦理界定或道德导向,使得经济活动符合人的目的;或违反经济伦理道德,最终阻碍经济活动的发展。
2.2 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的反作用
经济伦理蕴涵于市场经济之中,有其经济基础,但伦理道德一旦形成并被人们掌握利用,就会反作用于市场经济。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规则要求的科学的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违反市场经济要求的落后的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起消极的阻碍作用。
第一，科学的伦理道德能指导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以使市场主体在正当求利的经济行为中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以弥补市场缺陷；科学的道德可以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
第二,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作为“伦理资本”,创造经济利益。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运用到生产实践领域,必须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的和谐协作合力,并因此促进有形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出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 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道德底蕴
上面谈到了市场经济和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那么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行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底蕴？
第一,认可和保护产权。通俗地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交换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交换关系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但实质上是反映了人们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其中的核心是产权的让渡,即产权关系的平等交换。产权是指人们对某种经济物品所有的一定的权利,如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受益权等。而这些权利需要社会的认可与保护来维系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如果产权界定不清,分不清谁是产权的独立占有者，何来市场经济,何来经济主体的自由决策;何以会使利己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何能有经济主体之间的逐利竞争。
第二,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性质,赋予了市场经济主体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秩序存在的基础伦理条件。它主张通过规定经济主体成员一般的、基本的经济权利和义务,赋予主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进行独立决策和行动的经济价格。另外,劳动者自由和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也就形成了最合理的人员安排结构,有利于劳动者个性的发展,有利于人尽其才。
第三,经济公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公正作为处理和调节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应当”之理,自然就来自在生产与交换中所呈现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由这一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经济公正的核心要求就是自愿。即只有一个人自己才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公正的生产与交换就是在生产与交换中的当事人双方都是出于自愿,这就意味着其中没有欺诈,没有胁迫,没有垄断,没有强权。经济公正的第二个要求是公开。由于交换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自己所用来交换的东西和打算交换的东西之间,人们对自己的东西知道得更多,所以双方都“应当”公开与交换相关的所有信息,以利于对方作出正确的效用判断,实现交换的利益增额。经济公正的第三个要求是平等。市场经济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商品必须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就意味着:任何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交换双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无偿占有另一方的劳动,交换双方有权向对方挑选符合自己需要的商品,而且有权计较自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是否在交换中得到足够的补偿。所以,经济上的平等主要是与物质财富的分配相联系,其中包括经济活动中的机会平等，即竞争规则和分配规则对所有人具有同等效力,运用社会资源的权利平等、劳动价值的平等。
第四,追求效率。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是由市场经济自身的性质促成的,即市场经济的自由、利己、交换、竞争、分工的性质促成的。正是由于经济主体的利己行为、市场竞争的强制力,才有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正是由于交换的存在,经济主体才能在追求各自所需的价值中,各得其所。同时交换又是推动分工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竞争的外部压力作用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的专业水平越来越高,从而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因此国民经济得到了长期、快速的发展,社会产品不断丰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第五,契约观念。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市场经济的契约性,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制度伦理要强化契约,鼓励市场交易的契约化,树立起契约观念。与之相适应的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伦理要求广泛树立起契约观念,促进市场交易的普遍契约化。此外,还有经济的公平性和制度的道德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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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道德治理的对象并非仅是纯粹的“道德问题”，同时也是源自经济生活、体现复杂经济关系、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经济问题。从经济伦理的视域考察，将道德治理的对象理解为与经济相分离的纯粹的“道德问题”，并进而试图以单一的道德手段加以治理，这种认识误区的理论根源在于对经济与伦理的分割式理解。秉持经济与伦理内在统一的基本立场，道德治理也应实现从“道德”治理走向“经济—伦理”治理的范式转换，从而在内容、主体和方法上进行相应的转变。
中图分类号： D08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4）01007905
问题的提出：道德治理究竟“治什么”？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坚决纠正、造假欺诈、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歪风邪气”。此后，道德治理问题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中共十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由此，道德治理问题更成为学术界和实践工作部门共同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
关于道德治理的概念，尽管目前学术界存在一定的争论，但对其内涵的理解和界定大多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将道德治理理解为国家治理的一种形式，认为道德治理“是指执政者在运用公共权力进行国家治理活动的过程中，自觉发挥道德对于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实现社会利益的作用”[1]。二是将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提出的“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简化为“道德治理”。不难看出，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主要意指“以道德手段进行治理”，后者则更强调“对不道德现象进行治理”。
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是一项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作。尽管这一问题提出的时间不长，但是，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以各地宣传部或文明办为代表的工作部门也通过积极探索形成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办法。但是，综观理论和实践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对“道德治理”的理解存在着一种误区，即将治理的对象仅仅窄化为道德问题，并由此将治理的方法局限于道德手段。这种认识上的误区直接导致道德治理变成了仅仅“就道德谈道德”和“以道德治道德”。其结果是，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只是停留在对基本概念的论证和理论资源的梳理，缺乏具有实践操作性的深层分析和对策路径。而在实践工作中，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似乎仅仅是一个道德领域的局部工作，是精神文明工作中的一个部分。正是在这一思路引导下，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变成了宣传部或文明办的“独角戏”，难以达到预期的成效。
由此，当我们探讨道德治理这一问题时，需要首先回答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道德治理究竟“治什么”？显然，道德治理旨在解决当前道德领域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具体而言，这些问题主要体现为：
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在一段时间里，一些地方发生的道德冷漠、丧失良知的现象，一些领域出现的见利忘义、制假售假的事件。[2]
在实践工作中，中央文明委2012年将“公德失范”和“诚信缺失”作为两大重点；2013年则提出要紧紧抓住“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服务”“公共秩序”三个重点。需要指出的是，“诚信缺失”“食品安全”等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都并非纯粹的“道德问题”，同时也是源自经济生活并体现复杂经济关系、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经济问题。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道德治理的对象绝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既包含着经济活动及其中的经济关系，也包含着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现象。因此，道德治理不能与“治道德”划上等号，将道德治理之“治什么”简单而狭窄地理解为纯粹的道德问题，是当前道德治理问题上亟待转变的一种认识误区。
经济与伦理：从冲突走向统一
从经济伦理的视域考察，将道德治理的对象理解为与经济活动相分离的纯粹的“道德问题”，并进而试图以单一的道德手段加以治理，这种认识误区的理论根源在于对经济与伦理的分割式理解。
无论是从学术史或经济实践活动考察，经济与伦理原本是统一的。正如阿马蒂亚·森曾指出的，“不仅被尊称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曾经是格拉斯哥（一个充满实用主义的城市）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3]8。我们不难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寻找到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这种传统联系。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伊始，亚里士多德便将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提出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在亚当·斯密那里，同情心和利己心分别成为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即《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逻辑前提。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称之为“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 Problem），认为斯密受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其理论取向发生了“利他论”向“利己论”的转变。然而，这恰恰是对斯密著作和思想的严重误读。就《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而言，它们是斯密一生同时交替创作与修订的两部著作。斯密最后审订的《国富论》第四版于1786年出版，1790年他在完成了对《道德情操论》第六版的修订和出版于同年逝世。关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修订和出版时间，可参见《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者序言。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成熟版的《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都是斯密晚年的统一的思想成果，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如果将这两部著作作为一个整体，所谓的“斯密问题”也就不复存在。
然而，对斯密思想的误读及所谓“斯密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与伦理关系割裂乃至对立的理论源头。伴随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倾向日渐强烈，排斥价值判断和伦理考量的所谓“不道德的”经济学一度成为经济学的“正统”。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还出现了“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起于樊纲1994年12月8日在《经济学消息报》发表的《经济学家谈道德》一文，参与争论的代表作包括《经济学家不讲道德吗？》（刘福寿，1995）、《经济学能远离道德吗？》（贾春新，1995）、《“不道德”的经济学》（樊纲，1998）、《道德·功利及其他》（盛洪，1998）、《“不道德”的经济学的道德误区》（姚新勇，1998）、《经济学与道德——对经济学某些倾向的反思》（罗卫东，2001）等。也正是针对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这种割裂所导致的“经济理论对深层规范分析的回避，以及在对人类行为的实际描述中对伦理考虑的忽视”，阿马蒂亚·森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3]13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与伦理的这种理论割裂在实践层面大量经济与道德冲突的例证支持下进一步演变为市场经济的“非道德神话”。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曾深刻阐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所带来的经济与伦理的冲突。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最深刻的文化矛盾的表现是经济冲动力与宗教冲动力或道德冲动力的“经济─伦理”矛盾。贝尔认为，韦伯强调的“禁欲苦行主义（asceticism）”和韦尔纳·桑姆巴特（Werner Sombrt）阐述的“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双重起源，这两者分别代表着“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宗教冲动力’的耗散，对经济冲动力的约束也逐渐减弱”[4]30，因此，资本主义精神中相互制约的两个因素只剩下了“经济冲动力”。正是这一原因，导致当代资本主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经济与文化方面的畸形发展。
应当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所产生的“经济冲动力”，与人类“追寻美德”的理想诉求所显现的“道德冲动力”，时常处于相互的紧张乃至严重的冲突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经济冲动力”的不断强化与“道德冲动力”的日渐式微，导致 “财富无伦理、资本无道德”的论断和一些新的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与伦理冲突的基本态势，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贝尔论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以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范式实现“最强动力”与“最好动力”结合的思路：“人的最强和最好的动力相互处在一定的关系中，因为最强的动力不总是最好的，而最好的往往动力不强。”经济伦理学的目的恰恰在于在“承认人的最强、最好的动力和差异与同一整体性”的基础上，“设计需要两种动力的规则和制度”。[5]14
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韦伯似乎分别以“经济决定论”和“精神气质论”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范式。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591这清楚地表明，伦理观念和伦理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由社会的经济关系和作为经济关系表现的利益及利益关系决定，必须从经济关系特别是从利益关系的变动中，寻找伦理道德变化发展的规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将“经济决定论”视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基本立场和原则。
不过，这一立场和原则常常被曲解为一种“机械决定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论断清晰地提示我们，既应看到经济对道德的决定作用，同时也不能否认道德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反作用。而韦伯更多是从新教伦理、精神气质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认为以新教的禁欲主义为核心的经济伦理即“资本主义精神”，最终促进了西方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这一认识范式常常被视为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相对立的“精神气质论”。但事实上，韦伯虽然强调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间存在的“选择性的亲缘关系”（elective affinity），但他并未将新教伦理视为促进西方理性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唯一根据，也没有否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结束之处，他明确指出：
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代替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不是我的宗旨。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是作作准备而已，而是作为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每一种解释不会揭示历史的真理。[7]106
同时，韦伯也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禁欲主义精神的影响，认为伴随着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7]105
由是观之，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马克思和韦伯所做出的理论阐释，还是离我们更为遥远的亚当﹒斯密，尽管其理论源点和立场方法不尽相同，但从根本上来说都看到了经济与伦理的内在统一。经济是伦理的物质内容，我们无法构建脱离人类经济生活的虚幻伦理；伦理是经济的意义价值，我们不能想象失去道德之维的纯粹经济。这也正是我们在经济伦理学的视域中看待经济与伦理关系应有的基本立场。
范式转换：从“道德”治理走向“经济—伦理”治理
秉持经济与伦理内在统一的基本立场，道德治理也应实现从“道德”治理走向“经济—伦理”治理的范式转换。具体而言，这一转换体现在认识范式和实践范式两个层面。
其一，在认识范式上，从“道德”治理走向“经济—伦理”治理，意味着道德治理内容的转变。表面看来，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教育和治理，针对的是以诚信缺失、公德失范、假冒伪劣等现象为表征的种种“不道德现象”。但是，这些问题绝不仅仅是孤立的道德问题，而是体现复杂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伦理问题。例如，如何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问题？从根源上说，以信用、诚信为基本内容的资本主义商业道德，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上层建筑，它们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必然产生和发展，并服务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因此，在理解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问题时，也不能仅仅从道德层面出发，而应当将诚信放置于经济关系之中，从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逻辑中，看待信用制度的逻辑和诚信道德规范体系的逻辑。诚信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个人道德品质，是整个社会的信用制度对个人的强制法律约束和硬性道德要求的反映，同时也是社会信用制度在个人身上个性化的显现。而每个经济主体的诚信品质，也不仅仅体现为一种个人美德，更是整个社会信用制度的道德良心基础。任何经济主体不遵守诚信道德规范，都将对整个市场经济赖以正常运转的信用制度造成破坏。源于此，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违背诚信道德规范的经济主体都将会受到严厉的经济、道德和法律制裁。[8]由此出发，我们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认识，也应当探寻其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的根源，从而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二，在实践范式上，从“道德”治理走向“经济—伦理”治理，意味着道德治理主体和方式的转变。既然道德治理的内容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那么，以此为逻辑起点形成的“以道德手段进行道德治理”，也成为当前道德治理急需转变的实践范式。换言之，道德治理实践范式的转变，目的在于在实践中明确两个基本问题，即：道德治理究竟由“谁来治”？道德治理究竟应当“如何治”？
一方面，道德治理的对象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这就决定了道德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相关部门的力量，更不能变成宣传部门的“独角戏”。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工作，的确是精神文明工作尤其是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绝不能脱离和孤立于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之外。从实践效果看，一些地方成立了由宣传部和文明办牵头组建、各相关部门组成的专项教育治理机构，这种多部门共同治理的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相反，一些地区仅仅通过宣传部和文明办的文明创建和宣传教育工作来开展道德治理，难以从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外在制约上进行治理，也无法采用除道德宣教和激励外的其他举措，效果自然也不尽如人意。
那么，道德治理究竟由“谁来治”呢？笔者以为，一是应当改变当前由某一部门独立治理的工作模式，真正形成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的统筹协调机制，从而变“独立治理”为“综合治理”；二是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的力量，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条治理路径的统一，从而变“单向治理”为“双向治理”。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既需要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宣传、发动和引领实现治理目标，又需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基层群众自发性实践活动获得扎实的根基。近年来，在国内理论界和道德建设实践中，“道德应回归生活”的呼声日渐强烈，一种基于现实道德生活经验的、“自下而上”的道德生成与传播范式也开始受到重视。但是，在当前的实践中，两种治理路径尚未能够实现有效的结合，相对于主管部门“自上而下”的教育和治理工作，“自下而上”的群众自发性活动明显不足。
另一方面，道德治理既然不仅仅是“治理道德”，那么，在其方法和路径上显然也不能仅仅“以道德治理”。作为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诚信缺失、公德失范、食品安全、制假售假等引起公众强烈关注的焦点问题，都有着复杂的经济社会根源，需要在经济建设、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的系统工程中寻求有效的解决路径。仅仅以道德宣传和教育的方法，难以从根本上治理上述问题，甚至可能因道德治理中的形式主义而导致问题更趋严重。尤其应当看到的是，在造成上述问题的诸多因素中，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的诱惑往往是最为直接的原因。因此，在道德治理究竟“如何治”的问题上，需要高度重视利益机制的调节作用，采取多种具体措施，通过协调现实的利益关系来发挥其约束或者导向作用。
例如，对前文述及的诚信缺失问题，需要通过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和诚信道德规范，使经济主体的诚信品质和行动与其利益获取之间形成良好的正相关关系。易而言之，如果诚实守信能够提升（至少是不减弱）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力，进而促进其利益目标的现实，经济主体就会趋向于自觉履行诚信道德规范。再如，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道德治理，可以通过多种“经济—伦理”相统一的利益协调方式实现。一是通过行业和部门的制度设计和市场准入，使食品生产企业不断提高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并将相应的指标要求落实到企业生产流程之中。二是通过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形成“安全食品”、“绿色食品”的政策和利益导向，促进企业以更高的食品安全标准和市场占有率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同时也获得公众的品牌认同和道德赞誉。三是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的约束，使违反食品安全的行为受到有效监督和严厉制裁，提高其违规行为的机会成本，从而实现自律与他律的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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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经济伦理；思想浅析
中图分类号： B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手稿》经济伦理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地位
众所周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早期生涯中的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被公认为马克思一切思想的原点，以至于有人把它称之为马克思的“思维密码库”，并把它视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论基础。同时《手稿》也是马克思早期具有特殊意义的著作，它是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从内容上看，这部著作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也包含有马克思许多极为重要的伦理道德思想。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一部分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最后一部分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通过这些批判，马克思初步地、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因此可以说《手稿》是他创立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端，同时他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道德评价的色彩，对错误荒唐学说的批驳，对剥削制度的深刻揭露与批判，对雇佣工人的深刻同情这些无疑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崇高的道德激情，在《手稿》这一重要著作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经济伦理批判和人类解放的前瞻，从始至终充满了深厚的道义正义感以及强大的道德批判力度与伦理关怀。因此《手稿》也可以说是早期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一部典范性著作。
经济伦理思想在《手稿》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我们研究《手稿》的重要切入点。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双重含义，既有经济学视野中的伦理研究，也包括伦理学视野中的经济研究。在这里，经济伦理主要指调节经济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以及对经济制度、经济秩序、经济范畴、经济活动的合理性、正当性进行评价的道德价值观。《手稿》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并初步阐述自己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早期文稿，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然而以往对《手稿》的研究大多更注重于其经济学、哲学思想的研究，而对其中的经济伦理思想解读不多。但我们应当看到，《手稿》虽不是一部专门的伦理学著作，但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异化劳动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阐述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经济伦理思想，其实这些都表明了马克思最基本的伦理诉求，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不同于李嘉图等人在假设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合理性的基础上进行财富与价值的抽象研究，从而摒弃了经济学的伦理关怀，也有别于西斯蒙第过多地“从伦理价值上的人类主体进行理论投射”,从而限定了对经济学本身的理论范畴进行深入剖析，如果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在他生活的时代背景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有经济现象和本质的分析，是对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深刻考察，他由此得出的所有理论成果：诸如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产权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流通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和未来所有制理论等等，都蕴藏着经济伦理学的实质内容。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述当中，包含着大量的经济伦理范畴的演绎，对经济主体伦理命运的关怀，对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分析、批判，对未来社会经济伦理制度和经济伦理关系的描画。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学无可辩驳地带上了经济伦理学的性质。其实经济学作为一门学问原本就具有伦理学科的性质。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与伦理学学科分离的最早最重要的思想家，同时也是融合经济学与伦理学思想于一体，建立并非脱离经济伦理思想的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如果说亚当·斯密在古典经济学开创时期对经济与伦理问题作了奠定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学思想基础的表述，那么马克思则是在古典经济学的末端对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作了深刻阐释，并奠定了真正的经济伦理学学科思想基础。马克思是资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基础和理论范畴的终结者和批判者，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的建树者。《手稿》不仅从道德维度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从人性复归的角度阐述共产主义。从这一著作中，可以发现马克思为伦理学的发展奠定了新的理论认识基础，在《手稿》中马克思给我们开辟出一条哲学与经济学彼此理解和互动的道路，这就是：哲学的“问题”本性内在要求从经济问题中寻求实现，而经济问题只有提升到哲学高度才能揭示其本质并找到根本性的解决路径。这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理解的全面改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伦理学的理论革命，从中也使人领略到马克思在伦理学研究上的方法论创新和重大的理论创新。
二、《手稿》中蕴含的主要经济伦理思想
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对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在他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著述中蕴含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手稿》中也不例外。马克思在《手稿》中从经济学研究入手，但中心问题是共产主义和人的解放，这是由马克思在写作《手稿》之前思想发展的现实状况决定的。因此与国民经济学家从自己“虚构的原始状态”出发不同，马克思主张“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这就说明，马克思在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虽然把国民经济学家常用的概念私有财产、工资、利润、地租等当作既有的前提，但是他认为这个既有的前提是“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必须否定和批判国民经济学，找出决定上述“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分析工资、利润、地租三种社会分配形式时，始终紧扣着三种阶级的关系来考虑问题，“工资”的实质在于“工人完全和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须的东西”；“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大地产怎样使大多数居民“成为大地产的敌人”等等。马克思后来经过多年的研究，把人与人之间这种决定生产和分配的关系叫做生产关系。很显然，马克思在当时距离提出“生产关系”的概念还很远，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是，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必须批判国民经济学，追溯私有财产的原因，并且已经走在探索阶级关系的道路上，开始了自己的独自跋涉。
第一、《手稿》主体内容及其逻辑结构中蕴含的经济伦理思想。马克思写作《手稿》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手稿》的历史出发点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前提出发，从斯密的经济学说出发，但不同于斯密的分析，他的逻辑出发点是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手稿》的基本思路是从“异化劳动”出发，依照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一是经济上扬弃私有财产、实现共产主义，一是哲学上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实现社会的人的复归，两者互相重合，形成辩证发展的三大主体部分，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深化的逻辑结构。按照这一思维逻辑的要求，第一，论述异化劳动的性质；第二，论述异化劳动的扬弃，扬弃私有财产达到共产主义、扬弃人的异化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第三，论述这一扬弃过程的必然性--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和肯定其辩证法的合理性，这三个环节就成为这部手稿的基本构成部分。在现有的《手稿》文本中，它们分别被标以“异化劳动”、“共产主义”、“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可见《手稿》从经济学研究入手,中心问题是共产主义和人的解放,但落脚点是具有深厚人本主义关怀的哲学，其实经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都是围绕对共产主义和人的解放问题的研究展开的，这三个主体部分中都包含有鲜明的经济伦理思想，也即《手稿》整体思想具有的一个重要理论向度--经济伦理向度。
第二、对国民经济学地批判性研究中所蕴含的经济伦理思想。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实入手研究国民经济学，他通过对社会大量存在的经济异化现象开始分析，并结合他对黑格尔哲学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分析提出“劳动异化”的概念，并从各个角度阐释了异化现象的起源、表现和特性并创立异化劳动理论。他以异化劳动理论为理论武器对一直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所谓国民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研究，他发现了在表面上平等的契约形式掩盖下的实际并不平等的雇佣伦理关系。在这样的形式上平等的雇佣伦理关系的掩盖下工人们处于惊人的异化境地之中，他们从事着与自己的本性、本质格格不入的异化劳动，并由此产生出与自己相异化的处于对立地位的大量私有财产，最终导致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甚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与道德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是经济与道德之间的异化。他认识到由于异化劳动的存在，使得社会经济畸形发展由此导致了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倒退甚至缺失，最终导致人的真正本质偏离，正常人性的缺失，因而马克思积极探寻实现人的本质回归的可能性途径。他针对异化劳动这个根本的深层根源提出了扬弃异化、彻底根除私有财产最终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这样一条可能性途径，即选择共产主义道路，通过扬弃异化、铲除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行动实现对人性的真正占有和人的本质的复归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中，马克思通过对工资背后的经济伦理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平等自由形式掩饰下的不平等的伦理关系。使我们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下的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作为个体的劳动者，而是资本或作为其人格化的资本家。因此，劳资伦理关系是表现为契约形式的平等而实际不平等的雇佣伦理关系，其本质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奴役。
第三、在异化劳动理论的深刻分析中蕴含的经济伦理思想。在哲学的语境里,异化是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而这个对立面又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并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总的批判,为他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确定了出发点,即“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而所谓当前的经济事实就是异化劳动,也就是资本家无偿占有个人的劳动果实这一社会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异化劳动”在这里起着经济范畴的作用;马克思运用这一范畴阐述了异化劳动理论的四个规定,实质上主要是研究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指出异化劳动表现的核心是人的异化,人脱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类本质,这是马克思思考异化劳动的着眼点。
他在《手稿》中提出“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并从中归纳出当前经济事实的本质所在即劳动在私有制条件下的特殊形态，即“异化劳动”。因此，我们认为，在《手稿》中，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出发点是，包括工资、利润、地租三种社会分配形式在内的“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而他的逻辑出发点则是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正是斯密学说中包含的这种内在矛盾，使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的劳动是处在“异化”状态下的劳动，这就是“异化劳动”。“异化劳动”这一核心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从经济学的“劳动”概念发展而来，另一方面，它也是从黑格尔哲学中的“异化”概念而来。因此，当马克思将“异化劳动”确立为思考的中心之后，如何克服“异化”，就沿着经济学和哲学两条思路展开：从经济学来考虑，异化劳动导致私有财产，因此，克服异化就是从私有财产、从奴役制下解放出来，把私有财产变为“真正的人的和社会的财产”，即扬弃私有财产，实现共产主义。从哲学来思考，这就是“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当然，这两条思路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是一个重合的过程，就是说，这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一思路的展开，完全得力于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思想。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四种基本表现形式分析后指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根源，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结果，私有财产是历史地发生的，是有起源的。要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财产关系，就必须消灭异化劳动。这一结论颠覆了国民经济学把私有制当作永恒的观点。认为两者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阶段的必然的、暂时的形式，扬弃异化劳动必然与消灭私有制联系在一起。对“历史之谜”的回答马克思指明了一个方向“我们已经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归结为外化了的劳动同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的问题,因而我们已经为解决这一问题得到了许多东西”。由此可见,马克思把私有财产起源的问题和异化劳动的产生问题联系起来,把他们看作人类发展进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不难看出，马克思思考这些问题都是出于人道主义与异化，他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所造成的人性的沦丧，并指出，共产主义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
第四、对经济发展与道德悖反问题的伦理批判。此外在《手稿》中马克思还对工人和资本家在异化劳动下的道德状况做出分析，旨在揭示经济地位和物质利益是人们道德观念产生的基础和根源，任何历史时期的道德状况，都是社会经济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利益的反映。尽管马克思没有专门明确论述道德和经济利益的关系，但是，其分析本身所涉及的内容足以证明马克思已把两者密切联系在一起考察了。他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诚然，在《莱茵报》时的一些论文中，马克思对物质利益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但是把经济利益和人性、人的精神面貌如此密切地结合起来专门论述，在《手稿》中还是第一次。同样在马克思的其他经济学著述当中，也包含着大量的经济伦理范畴的演绎，对经济主体伦理命运的关怀，对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分析、批判，对未来社会经济伦理制度和经济伦理关系的描画。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学无可辩驳地带上了经济伦理学的性质。
综上所述，可见《手稿》从经济学研究入手,中心问题是共产主义和人的解放,但落脚点是具有深厚人本主义关怀的哲学，其实经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都是围绕对共产主义和人的解放问题的研究展开的，《手稿》主体结构的三部分中笔者个人认为哲学批判是基础，经济批判是哲学批判的应用，而社会批判（共产主义部分）是归宿。这三部分中都包含有鲜明的经济伦理思想，具体而言，其经济伦理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异化劳动理论的剖析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经济发展与道德背反问题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阐述之中。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进行的这些研究始终非常重视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并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和思想，并且自始至终他都一如既往地关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 因此，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全部思想和理论研究都是为了“人”，也可说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和普遍幸福而作的具有开创性的、前瞻性的、普遍伦理意义的理论探索与创新。
三、研究《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意义
第一、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纵观目前国内外对《手稿》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学者们开始对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给予了一定关注和研究，通过检索国内对《手稿》的研究可以看出，所有这些研究主要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发展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问题，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广泛而深入的，其中也不乏开始关注《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成果，并且分专题对此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些相关的成果。
不过总体来讲，就《手稿》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而言，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主要是《手稿》中异化劳动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等思想；国内伦理学界对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特点以及《手稿》和《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虽然不多但已悄然拉开序幕，笔者就目前所能查阅到的关于《手稿》研究方面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来看，专门对《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著述和论文尚不多见，尤其是还很少有经济学家关注这一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学者对《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能够公开查阅到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论文仅有零星的几篇文章，而且都还缺乏专门性、整体性和连贯性的研究，尤其是对《手稿》经济伦理思想当代价值的挖掘研究更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并且目前尚无全面研究《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的专门论著出版或发表，因此学界很有必要对《手稿》中蕴含的经济伦理思想做一些系统、完整的梳理、发掘与研究。
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在于《手稿》是马克思是将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进行研究的典范，为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为主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哲学与经济学彼此理解、相互结合、相得益彰、联合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之路，即：哲学的“问题”本性内在要求从经济问题中寻求实现，而经济问题只有提升到哲学高度才能揭示其本质并找到根本性的解决路径，他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中逐步走向社会历史的深处，最终寻找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二、对社会实践发展的现实价值与指导意义。探寻经济生活的道德维度，追求经济道德理想是经济伦理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深入研究和解析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向我们提出的迫切要求。马克思在《手稿》中谈到了不少经济伦理道德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在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将第一次把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和谐地统一起来，社会主义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也是通向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在已被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推动社会进步，那它就不能稳固地建立起来，甚至要被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所淘汰；如若相反，它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同时抛弃或忘却其应有的人道目标，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牺牲道德进步的基础上，那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最终还是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体制全面转型与观念转换相互交融、碰撞的关键时期，一个较为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却出现了诸如地域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不断加深，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经济活动中充满欺诈、社会不公、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这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缺乏正确和必要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的约束所致，这就更加凸显了树立正确的经济利益与伦理道德相互协调统一的经济伦理思想和观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的早期经典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涉及到了，并对此做出了相对全面科学的研究论证，指出了通过扬异化逐步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的科学构想，因此对于时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而言，《手稿》中所蕴含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而且对当下处于社会经济大发展和社会体制大转型期的我国市场经济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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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王小锡，陈继红：《的经济道德解读》，《伦理学研究》，2006年。
Abstract: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is on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Marx's early works, it marks the thought development of Marx to a new stage. Marx in "manuscript" through the criticism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s, alienation labor theory to the problem of human essence, existing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moral result inverse problem and the communism theory expounds main contents such as the economic reality of capitalist society in profound ethical criticism, reveals the capitalist society economy inhumane between moral and ethical relations, in all of his criticism is always full of profound urges and powerful strength of moral criticism and deep ethical care, contained in the "manuscript" of economic ethics in today still has the significant theory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guiding value.
Key word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economic ethics ; Thought brie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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