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下午好!
我是07社工班的学生巩鲜妮,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社区照顾理论下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对策研究》。我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课题,一是因为目前我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关注养老服务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二是我个人对养老服务的兴趣。我的学年论文就是研究老年社区照顾的,题为《从“我国老年人的恋家情结”视角看老年社区照顾的开展》,而毕业论文就是对学年论文的深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浅薄研究能够为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建议和参考。
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肖云老师。从确定选题、拟定提纲、完成初稿,到最后定稿,我得到了肖老师的精心细致指导,使我很快掌握了论文的写作方法,并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论文的写作。不管今天答辩的结果如何,我都会由衷的感谢指导老师的辛勤劳动,感谢各位评委老师的批评指正。
下面我就把论文选题背景,写作基本思路以及存在不足向各位老师作如下简要陈述: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子女数量的减少,传统的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目前快速老龄化的现状。在我国城市社区快速蓬勃发展,社区服务功能日益扩展和凸现的背景下,如何以社区为依托和载体,使之承担和发挥其养老服务功能,成为理论和实践上需要研究的问题。
近年来,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问题的研究较之初期的研究已逐渐走向深入,研究视角也在不断拓展。从研究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文献来看,多数研究集中在社区的境况、老年人的生理特征、心理特征、养老工作存在的问题等方面,优势视角、增能理论也开始得到了初步应有。以社区照顾理论的视角来研究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研究也有不少,但目前运用的深入和全面分析尚不多见。虽然这些相关研究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都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但也存在着不足和缺陷。例如:多数研究从社会调查的角度出发,比如对我国老年人身体状况、生活状况的调查等;问题的分析多数也仅仅局限在浅层次的空洞层面,分析还不够深刻细致,让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于问题解决,太过注重养老的物质层面,而忽略内心和精神层面;在方案的提出方面,考虑不够全面,大多停留在宏观政策的层面,很多措施抽象而不具体,也难以落实,同时也缺乏可行性。
因此,我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结合当前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现状,全面分析其所存在的问题,在社区照顾理论的应用和深入下,重点从文化传统、思想观念、经济实力等方面着手,针对我国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初步提出建设性对策。希望能够为我国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工作提供建议和参考。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分别为:社区照顾理论的分析、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现状、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社区照顾理论下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对策。
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社区照顾理论的来源、相关概念、内涵及特点。旨在增加对该理论的理解。
第二部分主要在大量文献的查阅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概括了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总体现状。主要有:城市社区养老服务领域不断拓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方式呈现多样;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环境日趋优化。
第三部分主要提出了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所存在的问题:(1)对社区养老服务认识不足(2)社区提供的服务项目较少(3)缺乏专业的养老服务人员,服务质量不高(4)社区医疗有待加强(5)政策法制不健全(6)资金缺乏且来源渠道单一。并对其进行了原因分析。
最后一部分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策略:1、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提高社区养老的意识 2、丰富社区养老服务项目3、加强对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化培养,提高服务质量4、加强社区医疗水平5、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6、多渠道的筹集资金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与实证分析法,
首先本文是在查阅大量相关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情况下来进行写作的。
其次,本人对重庆市部分社区进行了走访调查,调查对象注意了地域代表性。最后,对大量的资料进行了归纳总结,分析原因,并提出几点可行的建议。
本文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由于人力和时间有限,不能对各社区进行大范围的调查,改进与验证。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社区养老 社区服务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7-057-02
一
2010年，江苏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7%。在2010年之后，老龄化速度开始加快，老年人口将达到1223.4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5.73%。2020年之后老龄化速度更快，老年人口比重平均每年上升0.6个百分点左右，至2040年左右达到峰值。
2008年扬州市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77.89万，占全市户籍总人口的17.01%；其中80岁以上老人已达9.58万。据相关预测，到2020年，扬州每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老年人口比重的快速增长，导致了社会养老负担加重。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4-2-1结构家庭的增多，传统的家庭养老制度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因此社会化养老是人们寻求解决此问题的一条路径，但是入院老人的护理费用开支总额比社会生活老人的开支总额要高出很多，一般家庭不足以承担。因而无论从经济负担或者资源的利用上，目前在我国实行全方位的社会养老还是不现实的。这就迫切需要具有社会性的服务机构和组织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养老方式也逐渐走向家庭养老与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模式。
对此，扬州市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应对老龄化措施的有关会议精神，积极推行“五个养老”，组织各县（市、区）赴上海、苏州等地，参观学习“家庭养老院”，并开始在广陵区进行了试点。
二
社区养老模式在扬州进行的效果如何以及在哪些方面遭遇了瓶颈？为了寻求答案，笔者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建立较早的荷花池社区和新建的文昌花园社区。文昌花园社区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城东部，是全市最大的城市改造和环境综合整治拆迁安置小区，人员构成复杂。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1680人，占常住人口的13%，面临出现的严峻的老年化问题，在各级退管部门的关心指导下，社区积极探索新型养老模式，率先在扬州市建立了居家养老院和托老服务所，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该小区居住环境、物管设施、文化氛围等公共生活条件较好，对该社区老年人社区养老模式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样板性；荷花池社区位于扬州古城西南，在扬州市属于老社区：荷花池社区现有常住人口7566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1011人，占总人口的13.36%。为响应社区养老需求，小区于2007年正式成立社区托老所,开创了社区养老的新纪元。
从对两个社区的实地走访中笔者发现无论是从政策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无论是从制度建设还是管理措施，无论是从服务对象需求还是服务人员能力都存在一些问题，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种种困境，归纳起来，主要面临五大发展难题：
（一）社区服务职能不明
社区缺乏自主的社会资本控制权，导致社区老年服务过于行政化，在功能上是政府职能的下延，组织上是依托与政府支持下的事业单位, 服务形式上仍然以行政化服务为主，无法独立自主地按照社区居民实际需要提供最有效的社区服务和管理。
（二）政府投入不足
在推行社区养老过程中，政府及其派出机构掌握着大量的财政和决策资源，我国的社区养老制度就是依靠政府的引导与资助发展起来的。在政策方面，扬州市政府先后出台了《扬州市老年人优待办法》《老龄事业发展规划》等文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区养老合法性问题。但涉及到其中的责任归属问题，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文件出台；在资金方面，政府投入的不足之处就显得尤为突出。就笔者所调查的荷花池社区来说，政府给社区内的托老所每年3000元的财政支持，而当初托老所的建立就花了不少钱，那么其中心运转和维护方面所需更多的费用则难以为继。如广陵区开始启动时，只有不足300人能够得到服务，实际有服务要求的有1000多人，如果要扩大补贴服务对象的范围，则需要进一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和增加资金总量。
（三）社会宣传力度不够，社会参与率低
受撤离理论的影响，养老工作并不为世人所重视。许多人认为老年人减少他们的活动水平，关注自身内心的生命体验，这会使老年人过上一种平静而令人满意的晚年生活，而且社会也不会因老年人主动地撤离社会而功能受损。笔者从访谈中发现作为当事人的老年人本身对于社区养老这个概念不太了解甚至压根没听过，而社会公众对其的关注程度更是可见一斑。即使在某些养老功能比较齐全的社区，一些空巢老人把社区发的“居家服务券”用于洗澡或吃饭等，很少“兑换”成保洁、聊天之类的“家政服务”。
依靠社会的力量维持整个社区养老系统的正常运转也是必需之举，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社会互动是一种双方交换的行为，在交换过程中双方都考虑各自的利益，企图根据他们在某些方面的利益来选择相互作用，当互动双方都达不到自我的目的，社会互动就会趋向停止。事实上，大多数老人在社会中掌握的权力资源比年轻人少，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便相对较低。由于老年人缺乏可供交换的资源，导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没有利润或只有微利的观念存在，难以吸引一些企业积极参与，这就给社区需要服务于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和这些困难老年人的需求带来困难。
（四）服务项目单调，内容不配套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笔者认为养老需要应包括生存的基本物质保证需要、生命健康的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5个方面。从全市各地开展的社区养老服务情况看，虽然承诺的服务内容和项目较多，但实际上真正能提供给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内容还不配套，由此所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内容与老年人的需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就我们小组所调查的两个社区来看，荷花池社区提供的服务项目比较单调，在我们小组走访社区时看到的服务零零散散，包括法律咨询与顾问、某某脚艺、家政服务、娱乐活动中心、保健和心理咨询，但真正能投入到日常社区养老运转过程中的寥寥无几，要么就是“每逢佳节”才开，要么就是门可罗雀。文昌花园社区从设施的数量、质量还是使用情况有明显改善，社区医疗小站、电子阅览室、老年食堂等也初具规模，挂牌现象稍有缓和。
（五）社区养老服务缺乏专业性，社区非营利组织发展较弱
一是当前社区养老服务队伍主要是由下岗失业职工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组成，服务内容仅限于满足老年人的日常基本生活照顾需要，对于那些瘫痪在床或患有慢性病的老人，或需要精神慰藉和心理疏导的老人，则要求由长期的、专业的康复护理人员来照顾，而社区服务中心缺乏专业的人员；二是社区非营利组织不仅面临获得政府许可的合法性问题，还要争取获得社区居民对其的“信任”。信任是社会关系的粘合剂，它能使原本互相孤立的个体建立起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提升个体行为的效率，从而使社区治理也变得更有效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信任并未得到充分体现，社区非营利组织发展不容乐观。
我们看到城市在推进社区养老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社区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笔者试图通过构建互动频繁的社区关系网络明确各利益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阐释所调查社区在社区养老方面的建设经验。
三
在中国公民社会初步发展的大背景下，现实的社区治理中可以说形成了由政府、社区、社区非政府组织、居民等多种主体构成的关系网络，四者之间通过协商、谈判、合作，共同解决社区公共事务。
老年人进入老年期后通常会面临角色转换问题，新老角色交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而这种不和谐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老年人的孤独情绪、悲观的未来观及对生活的无所期待，加之老年撤离理论对公众潜移默化的影响，老年人对社会的依赖感愈来愈强，同时对社区的参与程度也愈来愈低。面对这种情况，扬州市政府号召各级新闻媒体要高度重视老龄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各种方式，宣传党和政府有关老龄工作的方针政策，宣传老龄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宣传老年人对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要大力表彰在发展老龄事业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重视老龄事业和关爱老年人的良好氛围。
此外，政府应协调好与社区的关系，可以通过权力下移，把大量的管理职能从市、区级政府下放给社区。这样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大量的公共服务沉淀在社区，政府不再是社区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和社区公共事务的唯一管理者，政府与社区的合作互动由此形成。还有，政府应激发广大居民应对老龄化大潮的行动力，提高公众参与意识，通过政策补贴等具体措施切实保障居民利益。
在社区这一自治领域中，非政府组织相比较于政府而言，在整合社区资源、援助弱势群体、推动社区自治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是社区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政府职能转变为我国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非政府组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能否处理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决定政府职能能否顺利转变、非政府组织能否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从政府角度来讲，应把非政府组织当作社区治理的好搭档，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扶持与规范。我国以往的一套被动的养老服务体系，已经不符合形势的发展，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政府要通过政策与法律建设，为其建设稳定的发展平台。如扬州市政府把老年设施建设和为老年人服务纳入新农村建设和社区发展规划，大力发展专兼职和志愿者相结合的基层社区老龄工作队伍，积极探索总结退休职工社区管理新模式、新经验，不断提高社区老龄工作水平。从非政府组织的角度来讲，要尽快完善自身内部建设，增强自治能力，并接受政府指导和公众监督。
布迪厄提出，所谓社会资本就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老年人由于其社会地位的改变，由原来的主体地位向闲暇角色转变，社会声望和权力地位下降，引导和控制社会舆论的资源呈现缺乏状态，故而难以对涉及切身利益的社会政策产生主动性影响，在社会中逐渐沦为弱势群体。笔者所调查的两个社区面对这种情况，通过一个增权的过程，改善老年人社会资本缺失状况。如文昌花园社区居委会通过积极组织老年人参加文体活动，为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举办“展览会”、“音乐会”；针对社区内“空巢”家庭比例大的情况，发放“社区温馨卡”、开通求助电话热线、设立“雷锋信箱”, 为社区老人架起沟通的桥梁；第三，让老年人继续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说在年轻一点的老年人和年老一些的老年人之间建立“一对一”帮助体系，将社区养老中心不太复杂且有零碎的杂事就交由养老中心的老人去做。在社区养老中心逐步形成老年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参与的工作体系, 这同时也是社区老年人广泛参与社区事务的一条有效途径。
此外，非政府组织也是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途径，是沟通政府与居民的桥梁。非政府组织需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实际惠民行动取得社区居民的支持，在社区内平衡好社区组织、居民与自身的关系，切实取得居民对其的信任。
社区养老工作任重而道远，妥善处理社区关系网络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将会使这种新型养老模式在和谐社会的大条件下，真正发挥它的实际功用。
[扬州大学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基金课题（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348]
参考文献：
1.张东敏.人口扰动下的陕西省人口老龄化发展现状趋势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0（5）
2.田北海,张晓霞.近代以来香港老年社会福利模式转型的制度主义分析――兼论对内地福利制度改革的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2008(2)
3.孙璐.缺失与重建: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探析[J].理论导刊，2007（5）
4.李玉玲.社区居家养老:文献综述[J].江海纵横,2008(1)
5.胡晓平.社区养老：我国养老服务的新模式[J].铜陵学院学报,2010(3)
6.董红亚.中国政府养老服务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J].人口与发展，2010(5)
7.梅陈玉婵，齐依，徐玲.老年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8.王俊霞.人口老龄化与社区养老[J].求实,2003(S1)
9.王娟，李莉，林文娟，王枫，陈端颖，庄红平，况成云.基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老年人口养老需要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0(6)
10.王苍龙.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老年期角色转化问题及其对老年社会工作的启示[J].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商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9）
论文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进力度不断加大，尤其是2009年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即将开始启动，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研究内容集中于: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模式的选择、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角色及职能定位等方面，其特点在于紧密结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联系农村社会保障的进程，寻找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与建议。
进人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由城镇向农村稳步推进，以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三项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已经形成，但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使得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遇到了城镇不曾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因而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2000 - 2009年是国内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仅就论文方面来看，根据中国期刊网收录的相关论文，从2000年至2009年中，国内共发表社会保障相关论文共12195篇，其中涉及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论文数量为1240篇，约占社会保障论文总量的10. 2%;而涉及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的论文数量有463篇，约占社会保障论文总量的3. 8%，农村社会保障相关论文数量的37.3 %。特别是2007 - 2009年，国内关于农村养老保障的理论研究更加深人，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所取得的成果更加丰硕。据统计，这一时期国内关于农村养老保障相关论文数量约有212篇，约占养老保障论文总量的45. 8%，反映了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共建和谐”方针指引下，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理论研究进人了新的阶段。
一、关于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在对我国农村老龄化趋势以及养老保障的现状进行了调研的基础上，邓大松等指出，农村地区有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户占家庭户数总数比例为22. 02%，分别比城市和镇同比高出4. 69和5. 78个百分点;65岁以上老年人家庭中一人户、二人户的比重，农村地区均高于城镇地区。其他学者基本上也持相同的看法，李琼指出，2000年我国人口第五次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农村人口为8. 33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7. 36%，民族地区农村占7. 56%，到2030年，6. 64亿农村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将占17. 39%，民族地区将占18. 1%，可见民族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不仅高于城镇，而且高于其他农村地区。邓大松等认为，农村高龄老人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家庭成员、亲属的照顾，而且越是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人们的老年生活保障越是依靠家庭。穆光宗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城市，养老方式顺序为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三者的比例是:1:0.7:0.3(以社会养老为1);而农村的顺序则是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三者比例为14. 6: 6. 6: 1(以社会养老为1)。可见农村老年人主要还是依靠传统养老模式度过自己的晚年。当前的问题是，这种非正式的农村养老制度正受到巨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其保障功能在逐渐衰减，已经不能单独承载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如不未雨绸缪，将会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一部分学者们认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已势在必行。
二、关于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关于从1992年1月1日民政部公布实施《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至1999年7月国务院暂停执行这一方案期间7年多的情况，学者们总体认为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彭希哲、宋韬综合国内学者的各种分析后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表现在:(1)农村社会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着制度上的不稳定性;(3)是资金保值增值困难;(4)保障水平过低;二是执行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表现在:(1)基金的管理不够规范和完善;(2)机构管理费用人不敷出;(3)干部群众在享受集体补贴方面差距过大;(4)多种形式的保险并存，形成各自为阵的混乱局面。
当前我国农村是否具备了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看法迥异，刘卫国认为，我国具备了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理由是:第一，我国整体经济已进人快速发展时期，已具备进行国民收人再分配的能力与手段;第二，农村经济日益发展，农民收人逐渐提高，城乡差别正在缩小，农民权益保护意识不断强化，农民参保意识也在不断增强;第三，发达地区农村、城镇近郊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部分乡村，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基本具备;第四，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战略需要。而何文炯等人则认为，国外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大都是在工业化发展的中期转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从经济指标看大体有:(1)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在巧%以下，农业劳动力结构份额在20 %以下;(2)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降至50%以下，且处于老龄人口高峰期;(3)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高，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按照这些指标来衡量中国农村所处的阶段，总体上差距是比较大的，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差距会更大，全面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经济条件尚不具备。认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普遍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观点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三、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模式的选择
由于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是否成熟存有分歧，因此在养老模式的选择问题上学者们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第一种意见是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实施分类处置，何文炯认为，就全国而言，农村养老保险应当有进有退，发达地区应积极推进，欠发达地区应暂缓推行。他提出，暂缓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欠发达地区宜在积极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人的同时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家庭养老;二是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发挥土地的保障功能;四是发挥商业保险和储蓄的养老保障功能。杨志玲在对云南丽江纳西族聚居地区调查后发现，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不仅长期以来受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及民族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表现出与城镇、汉族家庭养老模式不同的特点:一是少数民族农村家庭养老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观念影响较大，具有强烈的尊老、敬老的民族意识;二是农村家庭养老方式比较稳固;三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四是少数民族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发展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家庭养老形式难以被其他形式所替代，因此，以家庭养老为主，发展农村社区养老，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是少数民族农村养老形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种意见是建立“三结合”式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杨翠迎认为，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出路在于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建立不同的养老保障模式，而且重点在于解决养老资金来源的问题。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需要发挥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三种主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方能解决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需要。
第三种意见是“实物换保障”，卢海元指出，“实物换保障”是指根据不同的对象，以特定方式将其拥有的农产品、土地和股权等实物转换为保险费，分别设计现实可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案，如年轻农民可实行“产品换保障”;老年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则实行“土地换保障”，等等，他强调，与一般建立养老保险的方案不同的是，实物换保障是一个能同时解决养老和发展问题的方案，而这正是该方案的最大特点，也是世界银行所倡导的新模式。
各位学者还分别就上述三种模式下的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方式提出了相关建议。
四、关于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角色及职能定位
国内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如柴瑞娟、罗新铭认为，政府职能社会化已成为当代政府职能发挥的一个显著的趋势，这种从单一权力行政向公共服务行政的转变决定了提供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是当今政府的职责所在，而稳定健全的社会秩序和一套合理的制度框架无疑是最为核心的公共物品。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就必然参与其构建和管理。尤其是当今农村社会保障现状巫需国家出面支撑，政府之责义不容辞。
石秀和等认为，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职责具体体现为:(1)政策设计:为农村社会保障的推行提供有效实施手段;(2)组织引导: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件的进程;(3)财政责任:为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4)管理监督:使农村社会保障纳人规范化轨道。马雁军、孙亚忠则进一步指出，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政府职责边界。政府尽管在农村基本养老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政府履行责任并非在任何时间、任何地域都一成不变。政府责任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即动态性特征、区域性特征和层次性特征。这三个特征客观上要求政府责任在不同时间和地域其侧重点和功能有所区分并相机抉择，从而保证政府主导原则在当前实践中的有效贯彻。
如何进一步提高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方面的决策水平与施政能力，江治强等提出，优化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公共决策，首先应树立公正决策的理念，要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理念，科学认识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共享的和谐社会中的基础作用，指导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建设;其次应重新审视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形势，包括分析农村经济形势的变化对社会保障形式的影响，客观估计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保障功能，农业的市场风险对政府社会保障的制度需求，对农村宗族及社区保障作用作深刻的研究，理顺政府制度性保障与农村非制度性保障的关系，准确定位政府在社会保障事业中的职责、职能。再次应注重公共决策与农民认同的良性互动，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政府现代运行机制以及培育农村社会非政府组织发挥其反映诉求的作用，把农民的呼声和认同更好地融人政府公共决策当中。孙文基指出，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时，在处理其中最重要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源这一问题上，政府才是投人的主体，而不是主要由农民承担。在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以政府为主体与我国各地现阶段的财政是否相符、是否会构成很大的财政压力的问题上，他认为，只要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关键词：金湾区；幸福村居；农村城镇化；养老模式
引言
幸福村居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农村社区的全面改造升级，旨在提高村民的幸福指数。因此幸福村居的养老服务体系构建也要首先建立在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基础上，传承和发扬积极要素，然后引进、融入城市社区养老模式中所蕴含的社会化养老思想，在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构建幸福村居养老服务新模式，形成“以老养老，多层次养老、多元化养老”为核心的系统化社会服务体系及其支撑体系。
一、金湾区幸福村居养老模式研究
（一）金湾区幸福村居养老模式构建的指导思想
全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的发展格局确定的一项基本任务。在眼下，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加强农村养老制度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新农村的养老体制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促进农村地区稳定有效途径。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进一步巩固党的基础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农村养老制度的建立不仅仅能够使得农村老人老有所归，老有所养，同时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展并且完善新时期农村养老制度建设，是新时期各个农村地区政府的重大历史任务。只有大力发展，才能更加的了解农民，贴近农村地区实际，最大限度地指导和优化各种资源配置，实现效能的最大化，改善和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养老保障水平。
（二）金湾区幸福村居养老模式构建的基本原则
金湾区幸福村居养老模式构建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主要指导思想，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要认真贯彻系列讲话精神。努力满足广大农村社区老人多方面多层次精神以及物质需求，多层次分析养老服务项目需求层次和群体对象。不断深化农村养老体制改革，加大对于农村基础建设的投入，建立幸福村居养老服务需求层次体系，做到少说空话，多做实事，实施和保障广大农村老人的基本利益。探索组建多元化幸福村居养老服务队伍，强化幸福村基层养老服务基础建设，实现分层次满足幸福村居养老服务需求。进一步明确政府部门在幸福村居养老服务模式中作用，充分发挥出农村社区监管、救助功能以及社区服务中心的组织、协调职能，形成“以老养老，多层次养老、多元化养老”为核心的系统化社会服务体系及其支撑体系。
（三）金湾区幸福村居养老模式构建的总体目标
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原来越高，因此解决这部分人的生活问题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新型农村养老体制建设的目标，这个目标全面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要求。它们之间相辅相存，相互促进，是新农村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这一目标不仅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要求。针对农村养老来说，单纯地依赖政府的财政补助是不现实的，只有构建“政府、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出政府、社区、家庭这三大主体的功能，循序渐进地发展社会化居家养老。除此之外，还要注重以老养老、互助养老机制的建设，明确农村养老富足资金的来源、养老服务队伍的建设以及文化建设的方面的要求。
二、推动完善金湾区幸福村居养老模式发展的策略
（一）发挥出政府部门的作用，加大资金与政策扶持
1.实现多样化的养老资金筹集
尽管近年来，农村养老事业经费投入总量虽有增加，但主要用于增加基础工作人员工资，真正用于社区养老建设（如兴办养老院、文娱基础设施建设等）所占的比重则很小。对于农村地区来说，缺乏财政资金的支持导致养老经费严重短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体育工作难以开展。各级政府是开展农村社区养老的强有力的后盾，资金支持属于各级政府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准备。而针对当前农村地区养老金筹集渠道狭窄的问题，一方面是政府部门加大资金补贴力度，各级政府在每年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经费用于社会工作事业的固定投入，创建幸福村居专项资金中，划拨一定比例的经费专项用于农村养老工作。另一方面是积极拓宽农村地区养老金筹集渠道。可以在不影响现有农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鼓励生活条件较好农民将自己手中闲散的资金筹集起来，并将其作为养老储备金。这样可以激发农村社会的养老责任感，降低国家、社会以及子女的经济负担，在给予老年人充足的资金保障的同时，又不会影响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可以把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然后利用这部分流动资金进行投资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同时这部分资金也可以刺激农村社会经济，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趋于平衡，充分发挥出全体农村居民的作用，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
2.力争统一养老政策
造成农村地区养老制度执行困难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农村与城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同时与国家现行的养老制度也有着较大的关系。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农业服务工业”的策略，着这一策略的作用下就导致现行的养老规定存在不统一与不全面的问题。不统一主要表现为国家公务员、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的养老制度与农村养老制度有着较大的差距，上述这些单位部门的养老制度无论是在制度保障还是在资金支持方面都有着充足的保证，而农民则基本享受不到养老制度带来的福利，甚至于很多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和单位，他们在退休后的生活水平都能够得到保障。不全面是很多农村以及城镇地区的根本没有可实施性较强的养老办法或者是养老办法不健全。为了有效改变这一情况，就应该在城乡地区实行统一的养老保险和养老储蓄制度，加大对于农村地区养老的制度倾斜，为农村养老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二）养老服务活动要社会化
农村社会养老机制，仅仅依赖政府是远远达不到预期目标的，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出社会以及经济市场的作用。继续扩大宣传力度，鼓励社会各界关注农村养老事业，从而在缓解政府财政压力的前提下，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帮助老年人。积极发挥出社会各团体的作用，鼓励有实力的社会团体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积极捐款捐物，鼓励对于养老事业感兴趣的团体或者个人加入到农村社会养老义工的行列。不断完善慈善公益事业，切实提高慈善公益组织的社会地位，从而为幸福村社区养老募集更多的资金。
除了募集资金之外，还应该加快社区养老服务产业化进程，鼓励越来越多具备专业化职业能力以及知识的社区服务人员加入到社区服务中。社区养老服务的产业化是指社区养老服务工作从行政性经营到市场化经营、从事业化管理到企业化管理、从非经济实体到经济实体、从财政维持到自负盈亏的过程，从而推动农村社会养老发展。在推动社区养老服务产业化进程之中，不仅要提倡人员的义务服务、无偿奉献，同时还应该尊重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规律，积极探讨农村社区产业化发展道路。
（三）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丰富社区精神文化生活
组织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活跃农民文化生活，便于参与的农村特色文化，发展以历史文化名乡、名村的历史文化遗产、人文自然资源为基础的旅游文化，使农民群众在发展旅游文化的过程中享受文化成果。持续深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法律“四下乡”、“文艺巡演”、“电影下乡”等活动，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食粮。市委、市政府和各部门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投入保障，加大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的力度并将纳入城镇建设的统一规划，对农民文化建设给予支持和提供必要的保证。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建立多渠道筹资，多主体投入，多种所有制形成的文化发展机制，不断改善集资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积极扶持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展演，民间民俗文化产品开发，研究和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促使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目前，由于许多年轻的农民工常年在外务工，老年人已成为广大农村的生产和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农村老人，一方面是持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但是由于体力限制，又不能够做那些很重很累的农活，只是搞一些农村家庭副业，例如养鸡、养猪、栽种果树等。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应采取适当的家务劳动来保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而且他们同时更又担负着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因此他们衷心希望松弛和家务之余，享受一些文化产品品质的消费缓解身心疲劳，享受自己的生活。因此要把激活农村文化消费潜力与适合农村老年居民文化消费的心理需求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各种老年观众容易接受的文娱活动来赢得农村老年居民文化消费潜力的提升。
（四）养老场所选择要家庭化
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家庭养老机制是金湾区幸福村居养老机制的基础，在发展幸福村居养老机制的过程中，要因势利导家庭养老机制，真正让家庭养老机制承担起农村养老的重任。尽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养老机制逐渐承担了农村养老机制的部分任务，但是从整体来说家庭在承担养老义务中仍然占据着领导地位，这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家庭养老功能只可能被消弱而不会消失。社会养老只能够负担起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经济保障，而生活照理、心理安慰等方面的内容仍然由家庭承担，并且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性，这一现象将会长期存在。纵观发达国家养老机制可知，当社会化的养老机制基本成型后，生活服务类型养老的社会化仍然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即使是在瑞士、香港、新加坡这些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完善的国家或地区，家庭养老仍然在养老体系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见无论社会经济发展到何种水平，家庭养老始终不会被社会养老所五代。因此在当前幸福村养老模式建设中，不仅要充分发挥出社会养老的作用，同时也要强调家庭养老的地位，从而建构“以家庭养老为农村养老基础，个人养老与社会养老并重，社区养老为依托”的新型的幸福村养老机制。
结语：从金湾区幸福村养老模式可知，当前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支撑不仅仅需要资金、物质基础等经济上的保障，更应该关注老年人的心理以及社会需求。未来的农村养老模式，应该在经济支持体系多元化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精神以及社会层面上的需求，成立养老互助队伍，促成幸福村居居民“以老养老”，建立社会化的幸福村居养老互助机制，从而提供有针对性的社区养老服务，真正将养老落实到实处。
参考文献
[1]萧琳，高倩倩.“幸福村居”建设中村民文教需求调查报告――以珠海市金湾区“三板村”和“广益村”为例[J].2015，01.
[2]陈开炳.转型期农村养老模式创新研究――以临海农村空巢老人帮扶服务中心建设为例[J].当代社科视野，2012，09.
[3]郑鸿.新形势下农村家居养老模式的创新探索――基于“空巢”现象的视角[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
[4]龙立军.构建可良性运转的乡村治理模式探论――以广东珠海幸福村居建设为例[J].理论导刊，2014，12.
[5]段科锋.创建幸福村居？推动实现“蓝色珠海 科学崛起”[J].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12，06.
[6]陆茜.改善生态环境 创建幸福村居的珠海探索[J].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14，04.
[7]林宝.养老模式转变的基本趋势及我国养老模式的选择[J].广西社会科学，2010，05.
论文摘要:分析了转型期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家庭养老保障是基础，农村社区养老保险是过渡，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是方向“的转型时期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最后论述了农村社区养老保险向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演化的动力机制。
1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农村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农村也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的趋势，农民日益要求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型。但是，像我国这样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在转型时期农村应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世界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现的模式可以套用。我国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充分，不够深人。因此，如何选择转型时期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就成为改革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2转型期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
(2)养老保险模式的演变是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纵观世界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己经历了2个历史阶段并相应的形成了两种养老保险模式。一个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从家庭养老保险发展到社会养老保险，从城市社会养老保险覆盖到农村，都是处在该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较高阶段。在这一阶段上，农业社会被工业社会所取代，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大量迁移，农业人口相对一国的人口总数所占比例极低，传统的家庭结构解体，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首先在工业先行国家瓦解，而代之以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日本在20世纪的1941年，就提出了面向城市企业劳动者的厚生年金保险，而直到1971年才推出了面向农业从业者的年金保险制度，这时日本的城市化水平己达到70%以上，农业从业人口还不到20%。为了推进城乡实质平等的“国民皆保险”，国家财政给予农业从业者社会保险以更大的支持。目前我国正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移的中期，城市化水平1998年是18.23% , 2002年才达到36.09%;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显然，我国农村向城市化转轨还有很大距离，目前若全面推行农村养老保险的社会化是不现实的。所以，在选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时，必须适应国家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及农民群众心理上、物质上的承受能力。
(2)社会保障水平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社会保险模式选择的核心因素。这是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也是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一个理论依据。从世界各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历程看，社会养老保障基金来源主要有:国家、集体和个人，但归根到底还是来源于国民收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而国民收人的状况又往往制约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时，国家财务充裕，企业和国民支付能力强，社会养老保险筹资的社会化、保险对象的社会化和保险服务的社会化程度就比较高;反之，养老保险的社会化只能是低度发展。但是由于我国过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很落后，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仍然很强烈，各种发展事业和项目都需要经济或财力的支持，这又树俯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一种重要的约束。国家财政拿不出那么多钱来解决8亿多农民养老问题，而我国农村总体上生产力又不发达，农民可支配收人低，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所以，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全国建立城乡统一的高度社会化的养老保险模式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只能选择社会化水平较低的养老保险模式。
(3)社区化养老保险是社会化养老保险的过渡社会保障的科学机理是“大数法则”，即大多数人群分摊少数人的风险。覆盖面越大，每个保障对象遭遇风险的概率越小，补偿越稳定。有着“福利国家之父”之称的贝弗里奇，早在1942年就提出了社会保障的“全面普遍性原则”，要求社会保障的对象是覆盖全体国民。但贝弗里奇同时出提出了“区别对待原则”，要求根据不同的社会成员采用不同的社会保障模式，制定不同的社会保障标准。我国农村广大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层次性极为明显。历史因素的积累和现实条件的局限，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不可能采取一个模式，更不能一步到位建立起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模式，而应“区别对待”，选择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养老模式。根据社会保障的理论和借鉴国外养老保险的经验，把农村社区养老保险，作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起步与发展阶段殊过渡形式，谋求农村社区养老保险相对独立地发展，待条件成熟后与城市的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并轨，是比较现实的战略选择。
3转型期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险模式
我国农村转型期的养老保险模式是:家庭养老是基础，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相结合是过渡，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是方向。它的走向是:家庭养老—社区化—社会化。
(1)以构建新型农村养老模式为基础的家庭养老模式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家庭为老年成员提供物质帮助、服务保障和亲情关照，是我国养老保险的传统模式，也是当前农村养老特别是纯农业居民养老的主要方式。①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家庭养老实际上是以个人终身劳动为基础，在家庭内部进行代际交换的“反哺式”养老，是农村老人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绝大多数农民在中青年时期将自己的全部收人和积蓄用于养育子女和置办家业，不预留自己的养老费用，而是将来依靠子女养老。这种家庭内的财富代际转移过程，实质上是父母对子女抚养和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过程。这种异期双向的过程，任何一方输出残缺就会使过程中断，造成对家庭和社会的不经济。②从法学角度上讲，家庭养老保险是农村老人拥有家庭的经济资源控制权和享有被赡养权利的体现。土地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具有特殊的家庭养老保障的功能，房屋作为一种经济资源，也同样具有家庭养老保障的功能。老人通过拥有土地经营权和房屋所有权可以对家庭资源进行控制，为自己的养老提供保障。③从社会伦理学方面看，子女为父母提供养老保障是我国传统的社会基本伦理之一。家庭养老保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根源，让老人安度生活、享受天伦、慰藉精神是每个家庭的职责，更是中华民族尊老、敬老、养老的“孝亲”文化基础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美德。这些具有东方色彩的社会伦理，是千百年来我国家庭养老的强大支撑力。
(2)以村、镇社区为依托单位的“大家庭、小社会”的养老模式按照“政府扶持、块块管理”的原则和“收人保障、服务保障”的保障职能，该养老保险模式的组成:①农村社区养老保险的组织体系。省级设立农村社区养老保险管理中心，负责全省农村社区养老保险基金统筹、管理、运营及业务指导;市级设立农村社区养老保险管理处，负责全市农村社区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和协调各级组织的运作;县区设立农村社区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负责辖区内农村社区养老保险基金的征缴、管理和给付;乡镇设立农村社区养老保险管理所，具体经办农村社区养老保险业务。②农村社区养老基金筹集体系。资金主要来源:农村劳动者个人缴纳，集体公共基金补助，国家初期管理费和政策扶持。劳动者人人交纳保费是主体;集体补助是社区的集体组织负担与本社区经济收入相适应的一定比例的保险金;国家扶持则主要体现在对乡镇企业、集体补助部分给予税前列支，提供开展社区养老保险初期的管理费用。③社区养老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投资主体社会化和整合社区资源，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住养的老年公寓、托老所、医疗健康卫生院、精神慰藉的休闲场所等，使农村老年人能够在社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4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向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演化的动力机制
从总的历史发展规律看，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会不断增长，城乡的差距会不断缩小直至弥合，社会保障制度就会城乡一体化，覆盖面就会达到全体社会成员，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也将全民化。英、法、瑞等国家基本上实现了loo%的覆盖率，美国也己达到90%的高覆盖率。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必然要向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演化。
(1)农业工业化的推动力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近代西方工业化的产物。我国乡镇现在己经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和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壮大，加快了农业工业化进程，导致了农村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城乡布局发生变化，正在冲破传统体制造成的工业与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随着二无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性演变的实现，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安全网”、“减压阀”的社会保障制度(含现代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然要从工业延伸到农业、从城市延伸到农村。
(2)农村社区城市化的外扩力农业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农村土地人口的大分化和大流动，土地资源快速递减、劳动力大量富余并向二、三产业转移分流，形成了许多小城镇。自1949--1997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才由5.1%增加到18.23%;但从1998—2002年就从18.23%上升到36.09%，农村社区城市化过程大大提速。农村社区城市化的这种外扩力量，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反差，支撑着农村社区养老保险向城乡统一的社会化养老保险扩进。
(3)农村社区经济发展的内驱力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与发展，提高了农村社区的经济水平，尤其是增加了社区公共基金，为农村建立社区养老保险提供了资金保障，使农村社区养老保险有更强的内部调剂和互补功能。一些富裕农村社区还可以仿照城市的做法，为社区老年农民建立退休制度。农村社区经济发展，也驱动着农村社区养老保险与城市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
(4)城市经济发展的拉动力根据国际经验，在社会经济发燕尾服的初期，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但是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美元时，农业将开始减少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的程度;当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 000美元时，就会发生工业的经济利益向农业的回流。发达国家实现这种根本转变后，把转移的经济利益一方面转向直接的收入支付，另一方面是加强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到2002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己达到89 404亿元，人均占有超过800美元。用不了多少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可达到1 000美元以上，就能实现经济利益的根本转变，就会拉动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的并轨。当然，经济发展水平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又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历史和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把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分析，预计到21世纪中叶，我国就会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以嘉兴市南湖区运南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为例
周星栋
（北京体育大学北京海淀100084）
摘要：经济快速发展，生活质量也逐步优化，人类的平均寿命也在增高，老年人口持续攀升，老龄化的时代已经来临。面对老龄化现象的日益加剧，社会的养老压力也随之增加，为解决养老难题，社区养老服务需要得到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 ：社区养老；养老服务；创新研究
中图分类号：D631.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6.025
我国传统的家庭子女养老方式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社会的经济并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而老龄化这个现实问题又不断逼近，面对这样大规模的老年人口，如果实行社会养老，把所有的担子都交给社会，那么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显然，子女供养老人的传统养老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解决当前严重的社会养老问题了，社会也无法承担所有老年人的养老压力。因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社区也应该为老年人提供各种养老服务，承担起这重要的职责。社区养老服务可以很大程度地弥补社会养老和子女养老的不足，有效地开展社区养老服务能够更好的解决老年人口数量剧增引起的养老难的问题。
1南湖区运南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概况
运南社区地处嘉兴市西南面，目前60岁以上老人有700多位，是一个老龄化社区，运南社区在社区养老服务方面亦处于全区比较先进的水平，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是南湖区最大的“养老院”，是唯一一家获得过全国“敬老文明号”称号的单位。近几年来，为了全力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深入实施“三大体系”（完善“三项机制”、构建“三大平台”、推行“三化服务”），南湖区运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结合自身实际，把社区养老服务开展的有声有色，总结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夯实社区养老服务基础，完善“三项机制”。一是运南社区将构建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作为社区的工作重心，不断完善“全力推进”的领导机制。运南社区居委会常召开相关会议，总了过去的成果，规划下一步的新途径。二是为了完善具有全局性的统筹机制，近几年来运南社区结合《嘉兴市南湖区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等文件，根据当地实情相继提出了很多相关政策，引导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同时让社区居民们看到政府的重视程度，使社区养老服务在居民心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三是嘉兴市政府非常重视运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并为其提供了资金补助，构建激励机制。通过大量的资金投入，建设更好的养老服务环境。在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之下，运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有了比较充足的运作资金。为了老人们能够享受到更好的生活，运南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不断添加新设备、新设施，以供社区中老人们使用。
（2）整合社区养老服务资源，构建“三大平台”。首先，运南社区构建了社区养老服务的各级机构，包括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和服务中心管理公司，机构之间分工明确，照料中心由运南社区、嘉兴学院退休教师、社区居民共同组成管委会，负责中心的日常管理，为社区中老人提供服务；管理公司则主要负责管理照料中心工作人员的工作和培训。其次，为了使老人们能够更方便地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服务，运南社区坚持服务平台的“便捷化”。最后，运南社区也搭建了新型虚拟信息平台，开通了一键通应急呼叫设备和老年人网络求助平台与求助热线，通过虚拟的平台为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提供更及时的服务和救助。
（3）创新社区养老服务运作，推行“三化服务”。首先，运南社区为了使社区养老服务更“专业化”，引进专业工作人员进社区。运南社区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交由专业的管理公司负责，公司安排专业的工作人员到中心工作，同时还中心所有员工进行专业培训，将社区现有的资源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其次，运南社区还为老年人提供“立体化”的服务。结合服务中心中老年人的需要开展了各种丰富的活动，运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有书画室、象棋室、舞蹈室、乒乓球室，并且每周不同的时间还有不同的活动。最后，运南社区还提供“人性化”的社区养老服务。社区组建了志愿者协会，在“学雷锋日”等特定日子看望空巢老人、困难老人，帮老人们打扫卫生。
2对运南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分析
运南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三大体系”实施顺利，取得了突出成果，得益于当地政府在社区养老服务方面的创新探究。
（1）注重宣传和培训工作，打好思想和业务基础。“三大体系”实施过程中运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通过各种途径宣传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必要性、急迫性。因而在运南社区里有更多的人愿意担当志愿者为老年人服务，为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出自己的一份力。此外，政府十分重视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几年来，当地政府前前后后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文件，引导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同时让社区居民们看到政府的重视程度，使社区养老服务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2）注重对社区养老服务内容的创新。在“三大体系”的基础上，运南社区结合自身的实际开展四项贴心服务：重视老年人的生活照料服务、重视老年人的保健服务、重视老年人的心理温暖服务和重视老年人精神方面的服务。
（3）注重改进社区养老服务的管理方式，首先，运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由运南社区、嘉兴学院退休教师、社区居民共同组成管委会，通过社区牵头、具备专业知识的教师提供理论基础、社区居民开展服务和进行监督的方式，全方位、立体化地对照料中心进行日常管理。同时，为了更好地落实“三大体系”，运南社区引进专业团队入驻服务中心，为中心输送专业的服务人员，帮助中心工作人员更好地完成他们的工作，为社区中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4）积极联系社会各界力量帮助社区养老服务进一步发展，包括医院、银行等机构。例如，运南社区根据老年人们对健康的需求，聘请专家进行各类养生保健的讲座；运用光大银行嘉兴支行赞助的共建资金，进一步推进了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
3结论
通过对运南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三大体系”的分析，可以发现运南社区在社区养老服务方面的成绩斐然，这离不开政府在相关方面创新探究的研究成果。运南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创新是在当地政府的相关政策指导下开展的。运南社区坚持依照南湖区政府近年来出台的各个相关文件的要求，制定本社区养老服务的进一步规划，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办事。二是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创新离不开社区中居民的支持与参与。在未富先老的社会现状下，若是将社区养老的工作全部交予政府，无疑会导致政府财政压力的加大，也会影响社区养老服务的质量，所以运南社区将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在政府的大力宣传下，号召社区各个层次的人员组成的志愿者团队投入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压力。三是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创新源于实践。嘉兴市南湖区多个社区共同探索社区养老途径，并紧密联系，进行全面的信息共享和交流，例如南湖区的街道网站上可以看到各个社区的养老最新动态，从而共同发展，不断创新，养老服务体系逐步趋于完善，但各个社区又根据实际保持各自特色。
通过上述分析，以小见大，可以得出发展我国社区养老服务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要在坚持先前的传统养老模式的同时不断创新，也就是说需要在传统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再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推陈出新。
（2）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与促进作用，推动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同时，也通过法律使人们更加明确社区养老服务事业在社会中的地位，使其得到更好的推广，快速稳定地发展。
（3）加强人才培养与人员培训的力度。提供优质的养老服务的前提是需要有高素质、专业化的工作人员。
（4）促进老年人自助与互助能力，提升老年人信心。在社区养老服务中还应该多推行一些自助以及互助服务。其实许多老年人还有不少的精力，不仅弘扬了居民之间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还大大的提升了老年人的自信心。
参考文献
1谭英花.我国社区养老服务文献综述［J］.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2012（11）
2刘菲.论完善社区养老服务［J］.北方经济：学术版，2007（8）
3李学斌.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研究综述［J］.宁夏社会科学，2008（1）
4陈银娥.现代社会的福利制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摘要】农村老人特别是空巢老人的增多使社会面临着极大的养老压力。农村空心化导致农村空巢老人社会资本的双重缺失。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农村养老的社会资本，但社会资本的负效应阻碍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健康发展。因此，要通过不断努力，优化和培育老人的个体社会资本，加强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推动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社会资本； 双重缺失；农村；互助养老； 培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 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项目（编号134576293）、石家庄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指导计划课题(编号135790395)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赵志强，石家庄学院马列教学部，博士，研究方向：农村养老保障、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
一、引言
如何解决农村老人，特别是空巢老人①的养老问题，一直是社会各方面的头疼问题。目前，河北省率先探索出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在农村社区建设“互助幸福院”，部分缓解了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这种模式是以“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为特征，可以做到“村集体办得起，老人住得起，政府支持得起”，让农村老人实现了家门口养老。这种模式刚刚开始推行，还在发展中。如何深化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使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是一项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通过对河北省的实证研究，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进行深层次的探讨，以期推进农村互助养老的良性发展。
二、文献回顾
首先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已故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分类、构成及度量，前人已做过大量的研究和探讨，在此不再赘述。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的学术追求与研究范式出发，对社会资本概念做出了不同的界定。笔者综合了各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认为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特定共同体之中的个体或团体之间的联系，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合作为基本特征，个体或团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和其关系网络可以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在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中, 多数研究者有意无意地断言社会资本对个体行动或集体行动具有正面影响，对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条件及其负面影响却往往忽略不计。
现有文献关于社会资本与互助养老的研究并不多见。袁同成研究了我国古代以义庄为载体的农村家族邻里养老模式，提出当前农村可以用NGO（非政府组织） 的形式来代替义庄，发展现代新型的家族邻里互助养老，以充分培育和激活乡土社会中的社会资本。赵淑兰研究了中西部空心村的养老状况，认为农村空心化密切了老人之间的联系，提高了社会资本存量，但这是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王璐以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为例，对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模式的建立和开展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互助养老在让老人们实现养老的同时，重新建构了村民之间更为亲密的人际关系。梁鸿认为农村社区本身具有一定的互助传统，并没有因经济社会发生较大变化而削弱，因此在农村推行互助养老模式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在农村互助养老的具体操作创新方面，卢海元提出“实物换保障”的构想，用特定方式将农民所拥有的农产品、土地等实物转换为股权、保险金、养老金等具体物质保障。谢敏提出要建立农村留守老人社会互助保障机制。漆彦忠提出在60岁及以上空巢老人中按照实际身体状况和个人意愿，安排老人进行一对一互帮互助的养老模式。以上研究对社会资本与农村互助养老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但都是处于理论和模式构想阶段，对于农村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还没有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对河北省正在推广的互助养老模式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农村老人社会资本的构成与动态存量的增减、农村互助养老与农村空巢老人社会资本的关系、社会资本对农村互助养老的正面影响与负面效应等，并提出进一步积聚社会资本，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健康发展的对策。
三、农村空巢老人社会资本的双重缺失
随着农村中青年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农村呈现出空心化的形态。农村空心化不仅表示农村社区生存空间的空洞化，更重要在于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的流失，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农村衰败。农村空心化导致农村空巢老人社会资本的双重缺失：一是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缺失，二是团体层面社会资本的缺失。
亚历山德罗·波茨认为必须搞清三个问题: 一是社会资本的拥有者；二是社会资本的来源；三是资源本身。从主体上来看，农村空巢老人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个体社会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农村组织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社会资本。②本文将个体社会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构成为个体层面社会资本，农村组织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构成为团体层面社会资本。
1.农村空巢老人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缺失。农村空巢老人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缺失包括个体社会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农村空巢老人个体社会资本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村空巢老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行动能力下降，本来不多的外部异质性资源随着交往网络的疏化也逐渐淡漠；二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村空巢老人与农村社区其他个体的联系越来越少，关系强度逐渐降低，社区与空巢老人的关系呈现出相互脱离的表征；三是农村社区人际交往的功利化大大减少了空巢老人的个体社会资本存量。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意识已经严重地侵蚀了农村日常人际交往，人情交往日益功利化，村民之间的互助关系更多的是市场经济互惠互利原则的体现。空巢老人由于劳动和交往能力下降，自身资源缺乏，没有偿还的能力，难以获得其他人信任，较少或无法获得家庭之外的社会资本。
农村空巢老人家庭社会资本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一是儿女远离老人，即使儿女孝顺，空间距离也使这种代际支持可望不可即；二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逐渐弱化，出于利益考量，兄弟姐妹对赡养责任相互推诿，为赡养费用的多寡争论不休，对照料父母的义务互相推脱，空巢老人无法获得稳定的生活环境，家庭社会资本逐渐分散；三是现代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表现出明显的重幼轻老的症状，青年一代会选择把家庭资本更多地投向后代的抚育，而对老人只能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忽视其生活质量需求和精神关心，更有甚者连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也不能满足。
2.农村空巢老人团体层面社会资本的缺失。农村空巢老人除了依赖家庭和自己养老外，更需要团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以维持养老需求。团体层面社会资本包括农村组织社会资本和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农村空巢老人的团体层面社会资本与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相比较缺失问题更加突出。
首先，农村组织社会资本稀少。农村组织社会资本是农村社会组织可以获得的、有助于组织获取各种稀缺资源的人际关系网络。目前这类农村社会组织数量有限，社会网络支持少，社会资本存量低。
其次，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短缺。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所需的社区社会资本主要来源于农村社区与外界的各种联系。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农村社区在这方面的社会资本相当短缺，不少农村社区自身经济能力较弱，难以获得上级或外界组织的支持，严重制约了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保障。
农村空巢老人在个体层面社会资本和团体层面社会资本的双重缺失对其养老保障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先，个体和家庭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农村空巢老人养老基本物质保障严重匮乏，家庭成员代际之间的心理和精神慰藉丧失殆尽；其次，农村空巢老人难以获得农村组织和社区的养老支持和精神关心。
四、互助养老模式增加农村空巢老人社会资本存量
“旧的社会资本将随之消失。为了使一种新制度得以出现, 必须重建新的社会资本。”新的社会资本需要新的载体以构建新的社会网络。河北肥乡县率先尝试推行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以“村级主办、互助服务、群众参与、政府支持”为原则，以“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为形式，由农村社区集体出资或利用集体闲置房屋建设“互助幸福院”，并由社区承担水、电、暖等日常开支，县财政对幸福院的基本设施及日常运营费用按照相关标准给予补贴。年满60周岁、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可自愿申请入住，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共同生活，由子女承担衣、食和医疗等费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可以做到“村集体建得起，老人住得起，政府支持得起”，符合农村实际，增加农村空巢老人的社会资本存量，可以解决部分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之需。
1.互助养老模式增加农村空巢老人的个体社会资本。林南指出社会资本取决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之中，社会网络为接近和使用嵌入性资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个体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邻里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以及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以及社区外其他组织和个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和获得资源的可能性。农村空巢老人的个人支持网络几近瘫痪，难以获得新的社会资本。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构建了新的个体社会支持网络，拓展了空巢老人的活动范围，扩大了空巢老人的交际圈，增强了幸福感和安全感。在互助幸福院里，老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相互信任的，可以自由交流，有心事也可以找人倾诉。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空巢老人的个体社会资本。这些个体社会资本的存量可能并不是很大，但由于空巢期的反哺功能不断被压缩和延迟，对于已经进入生命衰老期的农村老人来说是很容易满足的，互助养老会给他们带来幸福感，提高老年生活质量。
2.增加组织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是组织通过社会网络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表现为处于组织内的个人、组织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沉淀下来的历史传统、行为理念、相互信任、共享规范和规则体系。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构建了空巢老人养老生活的新场域，将具有相同背景、共同问题和兴趣的老人聚集一起组建互助团体，加强了同伴支持系统和经验交流。“团体成员的身份带来的收益是团结的基础，而团结又使收益成为可能”，老人之间的互助服务促使老人自我行动意识回归，使其体验到自我价值的存在和自我存在的必要性。通过权能激发重建自我信念，鼓励他们重新进行自我评估，老人提升了自我认可度和自信心，不再把自己视为无用之人，增强了自我认同感。
农村互助养老组织既是社会行动中的独立主体，同时又是在与外界各种联系中运行的，它是与各方面发生联系的社会网络节点，可以增强同外界组织和个人的联系，反映其需求，有助于其获取各种稀缺资源，帮助农村空巢老人更好地安度晚年，幸福地走完人生的最后阶段。
3.增加社区社会资本。农村空巢老人常年生活在农村社区中，习惯了这一生活场域，很难离开熟悉的社区环境，再适应新的环境，依靠社区实现养老保障是最低成本的选择。社区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邻里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以及社区成员之间、成员与社区之间、社区与社区外其他组织和个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主要包括社区内社会资本和社区外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通过对本社区资源的整合和对他社区资源的联合，使社区获得各种资源，为本社区成员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支持。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能够促进社区成员、社区组织之间、民间与政府间的多方合作的形成，有利于推动农村养老事业的快速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可以推动社区社会资本的良性运作，能够提升社会成员的尊老、敬老水平，进而改变社区成员的冷漠性、功利性的社会行为，可以促进水平的参与网络的形成，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社区组织之间在互动中形成农村转型期新的互惠规范，增加社区内社会资本。
五、社会资本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发展的负效应
大部分研究者都强调社会资本的积极后果，认为社会资本也像其他资本一样会带来增值效应。一些研究者对此提出了批评。波茨论证了社会资本并不像帕特南所说有那么积极的效果，提出了消极社会资本的概念，指出社会资本至少有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差异。国内学者周建国认为社会资本的效应有正负两个方面, 认识问题时必须兼顾其正负功能。卜长莉认为社会资本同时也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指出社会资本的存量不足或结构不平衡、传统社会资本和现代社会资本脱节会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推广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也表现出制约负效应，不利于这一刚刚诞生的养老创新模式的良性发展。
首先，社会资本存量不足造成部分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的敷衍化和简陋化。根据笔者在河北省6个县的调查，在省政府推行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不愿意花费精力和财力去认真执行，总是想通过一些面子工程或者虚假材料应付检查，造成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在地方政府层面社会资本存量不足；部分农村社区组织也不愿意承担任务，由于宣传不够和互助养老发展滞后，许多村民不了解这一养老模式，也就导致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社会资本存量不足致使不少乡村根本就没有推行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已经建成的也有不少设施极其简陋，几乎不能满足入住的基本要求。
其次，社会资本分布不均衡导致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非均衡化。周建国认为，在现实社会中社会资本以一种动态的、复杂的形式存在于人的行动或社会结构之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社会资本分布的非均衡性。由于不同的乡村社区先天禀赋不同，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各异，在空间和时间分布上表现出强烈的非均衡性，有的乡村社区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来自上级政府或外界社会组织的支持，有的乡村社区可能很少获得外来扶助，某种程度上社会资本动态发展上出现马太效应。在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发展上，一些农村社区获得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扶持资金，大部分农村很少甚至无法获得外来支持。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呈现出非均衡化的特征。
再次，社会资本积累的狭隘性阻碍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面临的社会资本障碍不仅在于来源于农村社会资本的总量不足和社会资本分布的不均衡，还受制于社会资本积累的狭隘性。农村社会资本积累的路径主要包括社区与外界交往和社区内部的信任培育。
“社会资本需要正式的国家制度去培养和保护。”互助养老模式的运作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政府的支持，包括村集体为“互助幸福院”所提供的场所、修缮设施、配备人员等运行成本的支付，很大一部分依赖于政府的投入。要获得这些政府支持，作为“互助幸福院”首先要先期投入，否则无法获得政府支持。一些贫困的乡村社区在积累跨越型社会资本和垂直型社会资本的过程中面临困难，在“互助幸福院”建设中存在偷懒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六、集聚社会资本，发展农村互助养老
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来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发展一方面面临着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制于社会资本可能产生的负效应，要努力克服社会资本负效应，集聚社会资本，使刚刚萌芽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能够健康良性发展。
1.优化和培育老人的个体社会资本，推动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其所能动用的养老资源也越多。一是要增加家庭社会资本存量。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中老人的衣食医疗还要依靠家庭，强化以血缘或地缘为联系纽带的先赋性人际关系，构建养老社会支持网络。强化先赋性人际关系要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鼓励在外务工的子女加强与老人的联系和生活供养。同时在农村社区强化以孝为荣的非制度规范的规制力量，增加家庭社会资本存量。二是通过互助幸福院模式，投资和建构个人自致性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积累会产生“滚雪球”效应，利用越多，价值越大。鼓励社区老人走出狭隘的交往圈，根据自己的需求、性格、爱好、价值取向等个人意愿，发展与他人的关系。鼓励老人发挥自身的能力和优势，为他人提供服务，这是积累个人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资格以及社会网络联系。林南指出，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社会资本，可以很好地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为自我在其社会圈子中提供了很好的社会认可。因此，老人要积极参与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活动，使自己拥有更多的组织成员资格和身份，建立更多的组织网络联系，这是增加个体社会资本的有效方式。
2.加强农村社区组织社会资本投资，促进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科尔曼把多功能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看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组织的创立可以提高个体行动的一致性，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从而使行动更为有效。②社会组织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农村社区组织社会资本的投资有利于建立广泛的内外关系，从而增加组织资源，有利于更好地推动组织成员及组织之间的资源共享，为实施农村互助养老提供组织基础。
一是合理引导和利用家族互助养老功能。家族是一种具有先赋性的非正式组织，能够为家族老人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由于家庭的核心化和小型化，家庭无力承担全部养老义务时，家族成员是最接近的承担者。首先要继续增强家族的互助功能，在家族内部成员之间更好地实现互帮互助。其次要引导突破家族组织的血亲狭隘性，扩大其开放性，为家族外的社区成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养老服务。
二是要加强农村妇联、青年团、民间文化组织、经济互助组织等正式组织与互助养老幸福院的关系。这些组织虽然不承担养老职能，但他们活动的区域还是在社区里，把他们的功能活动和农村互助养老相结合，既能够提高村民的自组织能力和社区参与度，又能够培养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和激活农村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是一条有利于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可行途径。
3.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推动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是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途径。一是要明确村委会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中的责任和义务。农村互助养老的实施依赖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初期投入和后续维持。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中，进入村委会的人绝大部分是农村精英，他们掌控着农村社区的政治权利和社会规范，并通过他们实现农村与上级政府和外界组织的联系，因此明确村委会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中的责任和义务可以激发村委会及其成员的建设积极性。通过村委会的引领，提高居民的认可度和参与积极性，可以统一和规范社区居民对农村互助养老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从而使社区居民认同农村互助养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二是要培育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的社会资本。科尔曼认为“有效规范可以构成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不仅为某些行动提供便利(如安全方面的便利)，同时限制其他行动(如自利行为和犯罪行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行有赖于农村社区社会规范的支撑。由于市场经济逐利性文化规范的泛滥使得农村社会中原有的规范、道德与习俗等社会资本逐渐减少，农村人际关系呈现出呈多元化、平等化、理性化和淡漠化趋势。这种趋势不利于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因此必须培育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的社会资本，引导农民回归尊老、敬老、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的传统美德，并通过社会舆论压力，改变过去重幼轻老的代际关系倾向。从农村实际出发，建立有助于农村互助养老实施的规范，为村民提供稳定的互助养老心理预期，营造一种有利于社会资本发展的环境。
七、小结
农村老人，特别是空巢老人面临着极大的养老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仅是老人个体的，也是国家和社会必须承担的。农村老人由于进入生命晚期，体力精力严重衰弱，不仅无法继续创造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也严重缺失。农村空心化导致农村空巢老人的社会资本的双重缺失：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缺失和团体层面社会资本的缺失。农村空巢老人的社会资本的双重缺失既有个体衰老的自然原因，更多的是社会原因造成的，缺少家庭关爱和社会关心。我国农村养老问题又是处在城乡社会保障二元结构中，国家无法满足庞大的农村养老需求，不得不由农村自寻出路，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由此产生。从社会资本视角来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农村养老的个体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供应，但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社会资本分布不均衡和社会资本积累的狭隘性等负效应阻碍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健康发展。因此，要通过不断努力，优化和培育老人的个体社会资本，加强农村社区组织社会资本的投资，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推动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这里空巢老人指的是只有一个老人独居或者老人与配偶二人共同居住的。
②由于中央政府还没有把农村互助养老纳入国家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农村互助养老还难以获得国家支持，因此在此不讨论国家社会资本。参见马红梅、陈柳钦.农村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分析框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2)。
参考文献
[1]曾璨,陈宏军.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综述[J].铜陵学院学报,2007,(4).
[2]张方华.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综述[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4).
[3] 陈柳钦.社会资本及其主要理论研究观点综述[J].东方论坛,2007,(3).
[4]张林,高安刚.社会资本研究进展综述及展望[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1,(6).
[5]袁同成.“义庄”：创建现代农村家族邻里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参鉴——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J].理论导刊,2009,(4).
[6]赵淑兰.社会资本:破解“空心化”农村养老困境的现实选择——以H 村为例[J].社会工作,2012,(2).
[7]王璐,刘博.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模式的思考与建议——以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为例[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7).
[8]梁鸿.试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及其特殊性[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5) .
[9]卢海元.土地换保障: 妥善安置失地农民的基本设想[J].中国农村观察,2003,(6).
[10]谢敏.农村留守老人社会互助保障机制建立探析[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3).
[11]漆彦忠.农村空巢老人互济养老模式及可行性探讨[J]. 鸡西大学学报,2011,(2).
[12] (俄)亚历山德罗·波茨. 社会资本:在现代社会学中的缘起和应用[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24-125.
[13](日)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260.
[14]Lin N.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In: CastiglioneD(eds).The Handbook of Social Capit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2008:50~69.
[15]Lin 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tructure and Action. London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a.
[16]Bourdieu pierre. Forms of Capital,Handbook of Theory andResearch for the Socieology of Educationn ,ed.J.G.Richardson,NewYork:Greenwood Press,1985:249.
[17] 周建国.社会资本分布的非均衡性及其负面效应分析[J].唯实,2002,(3).
[18]卜长莉.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J].学习与探索,2006,(2).
[19] 奂平清: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分析[J].江海学刊,2009,(2).
[20]弗兰·汤克斯.信任、网络与经济[A].曾荣湘.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视点丛刊)[M].上海三联书店,2003: 239.
[21](美)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3.
[22](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343-345.
关键词：共享经济；养老；指标体系
在互联网产业迅速发展下，共享经济兴起，共享养老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新思路。共享经济借助网络等第三方平台，将供给方闲置资源使用权暂时性转移，实现生产要素的社会化，通过提高存量资产的使用效率为需求方创造价值，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目前学者对共享养老无明确统一定义。笔者认为，共享养老是指借助互联网等第三方平台，供给方将闲置资源(物品、劳动力、知识等)的使用权让渡给需求方(老人)，并从中获取一定报酬，在资源总量不变情况下，提高配置效率，提高养老质量的一种养老模式。2016天津市河东区成功建立起社区共享养老平台，反响极大。当前我国养老问题形势严峻，该养老模式必将不断发展。无论是政府组织或者市场发起，都面临建立试点的地点选取问题。本文试图将城市发展情况、社区发展情况、社区居民情况相结合，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试点地点选取评价指标体系，从而解决“该在哪里开始推行共享养老”的问题。
1共享养老试点地点选取的评价指标体系
为了对各个地点是否适合进行共享养老进行正确评价，就必须从其内涵出发，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基于系统科学理论和绩效评价理论，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等原则，运用统计指标法和层次分析法，结合我国城市社区特点及共享养老概念，构建了该地点评价体系。并对该评价体系各指标的含义、测度及处理方法进行了论述。
1.1共享养老试点地点选取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1)科学性原则。科学地选取评价指标、设置指标层级、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避免因指标设置不科学、合理而导致最终评价结果失真或繁杂而造成研究结果出现较大偏差[2]。在这一体系中，科学性原则体现在对共享经济试点概念认识的正确性、指标选取的完备性、不同类型数据处理合理性等方面。(2)可比性原则。所谓可比性是指建立共享养老试点是在备选地点中选择条件最为成熟、适合的地点，因此该评价体系要体现出横向可比性。这一内在要求表明各个指标应该量化，从而便于筛选最优地点。(3)实用性原则。即可操作性原则。指标并非越多越好，应该综合衡量统计的成本与收益，挑选对共享养老影响最大的指标。且指标应易于测量、量化。尽可能使评估的成本最小。(4)系统性原则。共享养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受到城市发展、社会观念、互联网普及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在评估待选地点时要遵循系统性的原则，考虑各种因素的相关性和整体性。
1.2共享养老试点地点选取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试点的选取应综合考虑城市、社区及居民本身状况，该评价体系共有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20个三级指标，初步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共享养老试点地点选取评价指标体系。(1)城市发展。共享经济成功范例均开始于一线发达城市，共享养老模式也必然从先进城市起步。在城市发展方面，本体系将从社会经济、养老组织实施情况、以及养老服务发展现状三个方面来评判。权重为0.3。(2)社区发展。考虑到距离、安全、用户成本等问题，共享养老试点初期以社区为单位进行较为合理。在社区发展方面，本体系主要考察社区位置和社区设施情况。考虑社区位置的原因是靠近高校、政府等地的社区居民综合素质较高，对新事物接受能力较强。考虑社区设施可以从侧面反映出社区档次及居民经济水平。权重为0.3。(3)社区居民状况。共享经济主要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交换的商业形式，因此有必要对社区居民状况进行评估，主要从人口情况、收入支出情况以及职业、家庭类型等方面进行评估。人口情况考察该社区人口规模及构成，收入支出情况评估家庭用于养老的支出倾向，而其他状况中的职业状况是指有特殊技能的居民(诸如护理、医学、厨艺)在共享养老平台会更受欢迎。家庭类型包括空巢家庭和与子女同住家庭。权重为0.4。相同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权重相等。相同二级指标下的三级指标权重相等。
2共享养老试点地点选取评级指标体系三级指标的含义、测度方法及评价模型
图1中共有20项三级指标，为便于该评价指标体系实际应用，本文进一步对各类指标的类别、具体含义以及测度方法进行详细说明(见表1)。表1中既含有定量指标(包括总量指标和相对指标)，也包括定性指标。现对不同类型指标加以处理，具体如下。(1)定量指标处理。采用功效系数法对定量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将其转化为功效系数：设D={D1,D2,…,D20}为各个三级指标，设共有m个待选地点，Mij是第j个待选地点的Di的测度值，其中Di∈D，无量纲的效用值记为，是Mij的函数，具体的函数关系
(1)其中分别为所有待选地点三级指标Di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实际上是对应Mij的评价值得分，取值范围在∈[6,10]。(2)定性指标处理。本文采用区间值法按照一定映射关系将定性指标转化为数值。映射关系为[是(有)，否(无)][5，0]；[老人单身独居，老人与伴侣同住，单身老人与子女同住，有伴侣老人与子女同住，无老人家庭][10，8，6，4，2]。共享养老试点地点选取评价指标体系模型本文用来表示共享养老试点待选地点的评价，采用综合指数法来构建评价模型：
3结语
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城市发展、社区发展、社区居民情况三个角度入手，建立了一套共享养老试点地点确定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于政府扶持社区共享养老、市场企业发展共享养老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郑志来.共享经济的成因、内涵与商业模式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16(03).
在对中国传统家庭的研究中，子女对老年父母的尽心尽责，以及人们对扩大家庭的偏好，这些主题都曾被用来描述长久而稳定的中国传统家庭体系，也从不同角度提示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陈皆明，1998）。尽管始于土地改革的历次运动摧毁了以宗族为代表的传统家庭制度的权威基础，并用集体主义与共产主义来取代家族主义的传统模式（马克·赫特尔，1988），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全社会对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中国的家庭保障功能重新得到了强调。其间在农村养老方面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事实：一是城乡分治使城市更多地依靠单位与社会来解决养老问题，而农村家庭则通常被看作传统家庭而继承了大部分的家庭传统特质，养老的重任重新完全落到了家庭之上；二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计划生育政策及社会流动的频繁所带来的老龄化问题，使养老得到了全社会的空前关注，仍在依赖家庭保障的农村养老问题更让一些人忧虑重重。
作为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途径，家庭养老、自己养老、土地养老、子女养老、集体养老、社区养老、社会养老等不同的概念被提出并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与理解（宋践，2002）。但仔细分析起来，貌似广泛的农村养老保障方式恰恰说明了农民在老年社会保障上的无助：除“三无”老人可享受一点社会保障、极少数富裕地区农民能享受社区养老外，农村老人基本上都是在依靠自己或家庭。特别是随着我国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近年来农村家庭面临着子女数减少、家庭规模变小、以及流动人口增加等趋势，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还有家庭结构与家庭功能的变迁，农民的价值观念也在产生变化，这一切都使以家庭养老为主要方式的传统农村养老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农民所面临的这种养老危机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本文试图利用实证数据从风险与保障这一视角来分析农村养老问题。本文数据来自2003年7月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问题”问卷调查。该调查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组织，调查员由该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部分研究生和本科生组成。此次调查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在浙江、江苏、广东、福建、湖北、广西、河北、河南、四川、陕西、安徽11个省抽取38个行政村，每村抽取30户左右的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112份，收回有效问卷1106份，有效回收率99.5%。尽管限于农村调查的困难，样本在村落选取上并未严格遵循分层、随机的抽样方式，但也适当注意控制东、中、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分布，在村落范围内尽量通过随机原则来选择调查对象，因而总体上看还是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经过认真的编码、录入、清理后，笔者采用SPSS11.5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二、概念、变量与假设
养老风险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本文所讨论的农村养老风险可界定为：农民基于自身条件，对自己老年基本生活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主观上的合理估计与担心程度。可将其进一步操作化为：“您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吗？”回答选项为1表示“非常担心”，0表示“不太担心”。如表1(略)所示，它将构成本文所要分析的因变量之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要分析的农村养老保障并不只限于社会保障措施，可以将之界定为农民基于自身条件，对自己老年一旦面临生活困难所能获得帮助的一种主观预期。这种保障可能是经济上的支援，生活上的照料，物质上的帮助，也可能是精神上的慰藉。农民自己通过储蓄或购买商业保险也是为自己提供保障的途径之一，它和子女提供保障一起合称为家庭保障途径，是传统的、最基本的农村养老保障形式。此外，还有亲戚和社区（包括邻里、乡镇企业和乡村集体经济）的帮助，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所享受的养老保险金支付，国家提供的老年救助等。表1(略)列出了本文用来讨论农村养老风险的保障形式的因变量及其在样本中的分布情况。
本研究试图解释上述因变量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基于农村居民生活的现状和已有相关研究结果，我们可以作如下假设：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自身与家庭条件和所处环境越差、养老观念越传统，他们的养老风险越大，而且他们的养老保障途径越有限。相应地，本文选取了个体层面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等4个变量，家庭层面选取了家庭人口数、家庭经济条件（用上年人均收入来衡量）、家庭人均土地面积等3个变量，社区层面选择社区经济条件和社区人际互助关系等2个变量，以及养老观念上的“养儿防老”、尊敬老人和老年基本权益3个观念来考察它们如何对农民的养老风险发生作用和农民对可能提供的养老保障途径的预期。
本研究一些因变量是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诸自变量中，性别、是否有儿子也很方便地转换成虚拟变量；年龄、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均年收入和人均土地面积等几个变量都是定距层次的变量；而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社区经济状况、社区互助关系、“养儿防老”观念、尊敬老人观念和老年权益观念均为分层次的定序变量，鉴于一般回归分析要求变量至少是定距以上层次，也可以近似地将定序变量看作定距变量进行回归模型分析（柯惠新，1992）。本文将利用SPSS统计软件，将这些因变量分别来针对所选取的这13个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来分析，以考察农民的养老风险和这些可能的保障途径如何能在个体、家庭和社区不同层面及在农民的养老观念上得到何种程度的解释。
三、结果分析与发现
调查数据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只有一半（52.4%）的农民对自己的养老问题表示担心，而47.6%的农民则表示不太担心，即农民在自己的养老问题上并未像许多学者那样表现出强烈的忧虑。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哪些农民在担心养老问题？或者说哪些因素可以解释农民的养老风险？从引进的四个层面共13个变量来对农民的养老风险所进行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性别、年龄、家庭年人均收入、社区经济条件、社区人际互助及尊敬老人观念等6个变量非常显著或比较显著，模型总体也具有很高的显著水平（sig.＝0.000），说明模型具备一定的解释力。
在模型中，性别和年龄对养老风险的影响比较显著（显著度分别为0.51和0.72），而且回归系数都为负值，说明女性担心养老问题，年龄越小越是担心养老问题。从幂值看，在担心养老问题上，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是0.7:10如果说农村女性的自身条件劣于男性是一个客观事实的话，这一结果符合前述研究假设。年龄因素尽管与假设相反，但年轻人更担心养老可能与计划生育政策、家庭规模减小及养老方式变迁的背景不无关系。
其他在4个作用显著的因变量之中，我们首先应予以关注的是家庭人均收入和社区经济状况2个变量，它们的非常显著（sig.＜0.01）表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社区经济条件越好的农民越担心自己的养老风险，它们作用方向都与研究假设相反。这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结果就是社区互助关系（P＜0.01，B＝－0.303）：社区人际互助关系越差，社区内农民对自己的养老越表示担心。按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的社区理论，经济发达地区较多地具有现代社区性，不如传统社区那样拥有良好的人际互助关系。尊重老人观念变量的显著也可以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因此，家庭人均年收入、社区经济条件和社区人际互助关系等3个变量的作用足以说明，农村养老问题似乎还只是“富人”担心的事情。进一步的解释就是，在农村，相对于一些即期风险来说，养老保障还只是一个高层次的需求，为一些尚未摆脱经济困境的农民所不敢企望。
那么是不是农民有着解决他们自身养老问题的较好途径呢？表3(略)是将可能存在的养老保障途径分别和四个层面共13个自变量做出的6个lo-gistic回归模型，它显示：有7个变量可以解释他们对自我保障的预期。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越倾向于认为只能靠自己；家庭人口数和人均土地面积越多和“养儿防老”观念越弱的农民越认为只能依靠自己来应对养老风险；家庭人均收人越低、所在社区经济条件越好的农民越认为只能依靠自己；越是对老年权益有法律保障不抱期望的农民越认为只能依靠自己。子女养老的模型说明，女性比男性、年龄大的比年轻的更倾向于依靠子女，女性与老年人属于农村中的弱势群体，他们自我保障能力的相对不足决定了对子女养老的依赖。社区互助关系越差、“养儿防老”观念越强的农民越期望子女提供养老保障，这都符合我们的常识。家庭人均收入变量的作用及其方向则说明，家庭保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经济能力，当然也包括子女的经济能力。
文化程度越低、家庭收入越低和人均土地面积越多的农民越指望亲戚能提供养老支持；健康状况越差、家庭人口越少、尊敬老人观念越强的农民越期望社区提供养老保障。而通过养老保险来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似乎只是富裕农民与传统观念较少农民的期望：农民的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养儿防老”和尊敬老人观念越弱、对老年人基本权益保障期望值越高的农民越期望通过养老保险来解决养老问题。在政府救助模型中，男性比女性、年轻的比年老的对政府提供老年救助更抱乐观态度，文化程度越高越不期望通过政府救助来解决养老问题，越是相信老年人基本权益有法律保障的农民越相信政府会为老年生活提供救助。
纵观这6个回归模型可以发现，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养老观念3个变量对养老保障途径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有意思的是，农民是否有儿子却在6个模型中都未能体现出显著的影响，这可以说明一些农民已不太指望传统的“子孝”以解决养老问题，也可能是因为在家庭养老问题上女儿的作用和儿子并没有明显的差别。除这一变量外，其他变量都能对农民的不同保障途径提供在不同程度上的解释。
四、进一步的解释与结论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