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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论我国古代文学中的意与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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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于1534年由依纳爵·罗耀拉(IgnaziodiLoyola)应当时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需求在巴黎成立，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PapaPaoloIII)批准了其组织形式和会宪。耶稣会士誓愿绝对服从教皇，特别致力于教育使命。耶稣会建立了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并培养了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耶稣会士，这些耶稣会士们的学术成就对他们在海外，包括中国的传教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期历史中，来自于意大利的传教士较之其他国籍的人做出的贡献更为突出。这既包括最早确立和推行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传教路线的耶稣会士范礼安、罗明坚和利玛窦，也包括利玛窦之后的郭居静、艾儒略、卫匡国、高一志、毕方济、罗雅谷、利类思、潘国光、毕嘉、殷铎泽、龙华民和熊三拔等著名传教士。”②这里要着重介绍和评述的是对中国文化及中国儒家文学经典有一定推介作用的罗明坚、利玛窦和殷铎泽三人。
(一)罗明坚与《四书》
罗明坚(MicheleRuggeri)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也是欧洲第一位汉学家。他1543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获得了民法和圣教法的博士学位。29岁时加入耶稣会，1578年和利玛窦等人一起离开欧洲前往中国，并于1579年到达澳门。罗明坚刻苦学习中国语文，他创建“经言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教授外国人汉语的学校。为了帮助自己及来华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罗明坚编写了《葡华字典》，第一栏是葡萄牙语词项，第二栏是拉丁拼音，第三栏是汉字，第四栏是意大利文词项。1588年，由于在工作中的失误和想要敦促教皇派使节来中国，罗明坚被派遣回到罗马。但因后来一系列变故导致计划无法成行，罗明坚便隐居萨莱诺，再没有回到中国。在萨莱诺，罗明坚完成了将儒家经典《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工作，其中第一部分的《大学》译文刊载于1593年波色威诺的《精选文库》中，这是最早在欧洲出版的介绍中国儒家经典的译著。意大利汉学家、教授、出版总监弗朗西斯科·达莱利(FrancescoD’Arelli)以保存在罗马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国立图书馆中的手稿文献为基础，对罗明坚的《四书》译作做了细致的研究。
(二)利玛窦及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
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MatteoRicci)出生于意大利中部马尔凯大区马切拉塔城的一个贵族家庭。马切拉塔是教廷国的重要城市，宗教气氛浓厚，经济、社会发展也十分活跃。利玛窦9岁便进入当地由耶稣会士开办的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6岁时他的父亲将他送到罗马大学法学院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耶稣会神父，并最终成为一名皈依天主教的耶稣会修士。利玛窦在罗马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与教会上层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为后来的传教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Valignano)和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ClaudioAcquaviva)都曾和利玛窦有着良好的师生关系。1578年3月，利玛窦和罗明坚等14人乘船绕过好望角向东航行，利玛窦在印度停留4年后于1582年8月抵达中国澳门。利玛窦起初作为罗明坚的助手，在罗明坚大体确定的传教策略基础上进一步调适和发展，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罗明坚离开中国后，利玛窦抛弃传教士原有的僧人打扮，改换中国儒生的服装，进一步适应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1600年5月利玛窦一行到达北京，在北京虽几经波折，但利玛窦的广泛交往使他跨越险阻，继续推动着传教事业的发展。他先后用中文撰写和出版了《天主实义》《二十五言》和《畸人十篇》。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利玛窦很早就开始了解中国文学，这也要得益于范礼安的指点，在中国当时特殊的环境中，必须要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经典作品。正如他在文章中写到的那样，他认为:“只知道我们的(指西方的)文学而不知道彼国的文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③因此，他开始非常努力地学习《四书》，并翻译成拉丁文，使《四书》配有拉丁文的解述，以便刚来中国的同教会教士阅读，并且希望他的同事能更好地理解《四书》的内容。利玛窦还十分了解《五经》，有些人认为他熟记《五经》甚至强过许多中国官员，《四书》《五经》都是选拔政府官员的科举考试的规定书目。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建立在两大理由上:1．不了解对话者受教育的典籍就无法恰当地与其交流;2．利玛窦找到了有利于传教游说的极为有利的工具，他在展示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利用中国经典作品的权威性内容，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学的深厚了解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利玛窦写道:“用我们坚持并严肃探讨过的方法，以他们谦恭有礼的举止，他们自会重视圣贤之名。我希望我们可以坚持用此方法直至最后，因为这里有许多优秀的思想，所有人都是神学家，现在没有人不好好致力于中国之文学，因为只知道我们的文学而不了解中国的是没用的。尊敬的神父，您会看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我认为这一方法比一万基督徒的功用还大，以此安排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皈依。”④利玛窦认真研读《四书》《五经》，因此在1595年开始写作《交友论》时，他也借鉴了孔子关于友谊的一些根本思想。例如孔子在《论语》中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因此，好的朋友能帮助你成就仁德，友谊是仁的结果，而仁是人类的至善至美，在这方面利玛窦认为中国的理论与他熟知的基督教教义惊人地相似。利玛窦在《交友论》中写道:“正友不常，顺友亦不常。逆友有理者顺之，无理者逆之，故直言独为友之责矣。”⑤“平时交好，一旦临小利害，遂为仇敌，由其交之未出于正也。交既正，则利可分，害可共矣。”⑥“谀谄友，非友，乃偷者，偷其名而僭之耳。”⑦“永德，永友之美饵矣。凡物无不以时久为人所厌，惟德弥久，弥感人情也。”⑧这种独特的方法在《天主实义》中也有运用。利玛窦为了阐释上帝的真正含义，借用了很多中国古代经典。他写道:“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朱(朱熹注)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窃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为二，何独省文乎?《周颂》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又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⑨尽管利玛窦出于传教策略的需要，对中国古经书有一些误读，他也无法完全理解中国哲学的复杂性和文字概念的多义性，但他的力辩却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广泛而细致的研读，并通过翻译《四书》将中国的文化思想介绍和传播给西方的耶稣会士。
(三)殷铎泽———中国文学的翻译者和传播者
殷铎泽(ProsperoIntorcetta)1625年出生于西西里普拉提亚，16岁起进入卡塔尼亚的耶稣会学校，后来成为一名耶稣会士。1659年他作为传教士到达中国，在江西建昌进行传教活动。殷铎泽热爱中国哲学，对孔子的作品有深刻的理解。1662年他将自己读《四书》所做的笔记以拉丁文刻印出版，题目叫作《中国之智慧》(SapientiaSinica)，包括2页孔子传记、14页《大学》译文和《论语》的部分译文内容。1667年他在广州又出版了《中国的政治道德学》(SinarumScientiaPolitico－moralis)，对《中庸》进行了部分翻译，1669年在果阿(印度)再版时他又添加了对孔子生平的介绍。尽管这部作品的流传范围很有限，但因为1672年被法国作家、旅行家、东方学家戴夫诺(M．Thévenot)收录在他的《各种猎奇之旅之报告》(RelationsdeDi-versVoyagesCurieux)中，因此在欧洲获得了一定的关注。目前该作品在世界上仅存8本，被保存在最重要的图书馆中。他所译的《中庸》又与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郭纳爵(IgnacedaCosta)的译作一起合编为《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oSinarumPhilosophusSiveScientiaSinensis)，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殷铎泽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和翻译者，他用拉丁文翻译了许多中国文学经典作品。1696年10月，他在杭州去世。殷铎泽将孔子及其作品介绍到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莱布尼茨(G．W．Leibniz)和坦普尔(Wil-liamTemple)在读过《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后都对孔子及其思想大加赞誉，孔子在欧洲因此被称为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最伟大的学者与预言家。自由派人士欢呼这位被拉丁化了的孔子是人类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中国的苏格拉底。
二、法国汉学的后来居上及近代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
从17世纪中叶起，欧洲汉学的牛耳从意大利人那里落入到法国人手中，有几方面原因:1．1658年法国从罗马教廷取得在中国、越南建立主教区的权利，这为在这些教区征招法国传教士提供了方便。法国传教士开始与清朝廷有了深入的接触，在对中国研究的过程中，他们编写出版了一些大型出版物。2．法国学者将对汉学的研究科学化、专门化，特别是在法国本土，改变了之前意大利人零散、非学术化的风格。3．在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中法条约签订以后，法国人对中国的研究更加直接。4．法国几大汉学家、翻译家，如儒莲(StanislasAignanJulien)等人的贡献突出。到19世纪，除了古文经书和科学著作之外，法国学者更注重对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如元杂剧、诗歌、爱情小说等。因此，近代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常常受到法国学者的启发，或从法语译本中转译过来。皮埃特罗·安东尼奥·麦塔斯塔西奥(PietroAntonioMetastasio，1698～1782)是意大利诗人、歌剧剧本作家、剧作家、音乐剧改革家，长期为奥地利宫廷创作和演出。他秉性平和，却崇尚英雄壮举。1752年，他将歌颂忠诚正义、舍己为人的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写成意大利文歌剧，题为《中国英雄》(L’eroeCinese)，于1752年春天在维也纳美泉宫皇家花园剧院上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麦塔斯塔西奥对《赵氏孤儿》的翻译和改编参照的就是收录在杜赫德(DuHalde)1935年出版的《全志》(DescriptiondelaChine)中由耶稣会神父马若瑟(JosephdePremare)翻译的法语版。阿尔丰索·安德莱奥奇(AlfonsoAndreozzi)是最早对近代中国进行研究的意大利学者之一。他1821年出生于佛罗伦萨，早年学习法律，他向往民主，同情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作为律师他曾为多梅尼科·圭拉齐(DomenicoGuerrazzi)进行辩护，因此屡遭迫害。在他流亡法国巴黎期间，他结识了法国汉学家儒莲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从此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他在佛罗伦萨的语史学界教授汉语，尤其致力于阅读和翻译中国作品。1883年，他以《佛牙舍利》(IldentediBudda)为题目翻译出版了中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的一小部分，并于1885年再版。他对中国的法典有很深的研究，写有《论古中国人的刑法》(LeLeggiPenaliDegliAntichiCinesi)。他的翻译在字面上忠于原文意思，有时会标注音标，但也不乏缺陷和瑕疵。图罗·马萨拉尼(TulloMassarani)所编写的《玉书:远东的回声》(IlLibrodiGiada:EchiDell’Es-tremoOriente)收录、翻译了中国古代多个朝代诗人的百余首诗作。全书共176页，1882年由SuccessoriLeMonnier出版社出版，分为25个主题:“柳枝”(Ramoscellodisalice)、“渔父”(Pescatore)、“湖畔”(Inrivaallaghetto)、“镜中女人”(Unadonnaallospecchio)、“秋沙鸭”(Losmergo)、“秋思”(Pensierid’autunno)、“流放者”(L’esule)、“七夕”(Pensieridelsettimomese)等。图罗·马萨拉尼1826年出生于曼托瓦，是意大利文学家和政治家，也是意大利王国第一位犹太议员。他精通艺术，文学创作风格灵活优雅，著述颇丰。他让意大利人了解了德国浪漫派诗人海涅，推广了欧洲一些不为人知的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他对于意大利文学家卡洛·谭卡(CarloTenca)的研究最为著名。
三、明清时期意大利人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译介的动机及特点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深刻意识到国家的落后，文学界由此觉醒，并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过犹不及，“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等口号和思潮使得古代文化与文学受到强烈排斥，这种过于极端的决定未免显得急躁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今后的发展遗留下不小的隐患。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将现代文学的序幕正式拉开了，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和九叶诗派等。一直发展到如今有穿越小说、奇幻小说和都市言情等出现，表面上看来现代文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态势。但仔细追究，我们会发现繁荣的背后正是一派虚无和浮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另外本土文化改造所产生的影响也很深，而我们自己的文学史和本民族的文学意蕴已越走越远，我国的现代文学可谓是进入了“瓶颈”。
(二)文学“断裂层”
现代文学史已有近百年的时间，然而却尚未真正出现能与古代文学相媲美的文学作品。没有一部小说可以与《红楼梦》比肩，没有一首现代诗歌可以与唐诗相对抗的诗歌。文学是一门较为感性的科学，其应当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以反映当下的真实生活，同时也不能与历史母体相脱离。在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之后，现代文学中鲜少出现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只知向前看却忘了回顾身后，因而使得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出现了“断裂层”[1]。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一)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先秦诸子的《诗经》、《庄子》;两汉的汉赋、《史记》;魏晋的“建安风骨”；唐宋诗词、元曲，明清的四大名著等等。此外还有民歌、游记等不同种类的文本史料。古代文学资源十分丰富，我们所指的古代文学资料当然指的不仅仅是文本资料本身，因为其本身也反映出了一些潜在的内容，这或者是一个时代的风尚，或者是某个朝代的社会思想等等。由此可见，祖先们为我们留下的古代资源之丰富，这些不同文学形式的作品为我们展示不同时代的人们的生活面貌，不同时代的历史变更以及社会生产等等。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然而，我们在传承文学资源方面显然做得还很不够。我们要传承就一定要很好地面对困难，需要克服的难题主要有两个。首先，要克服理所当然的心态，在现代，人们有着十分自由的言论，思想自由，人们总是试图去研究文学发展史，并对其历史进行演变，同时并设法使其合理化。但我们所认为的合理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对于现代人所需要的合理性，我们也不应该一味地遵循，而将历史的真实性抹杀了。研究古代资源的人员，应该始终站在时代和历史的大背景下，对于古文化的接受和传承要本着最真实的态度。其次，应该对古代文化资料进行多角度地解读，由于历史悠远，文学资源过于丰富，这也使得我们今天的传承遭遇难题，因而相关工作者就需要从多维视角出发，采用多种不同的理论进行理论批评，从而使得评析更加全面和综合，以防理论过于主观，对于历史人物与事实更不能肆意地褒贬，要客观地做出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自己的“根”：古代文学资源[2]。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初曾试图抛弃古代文学而实现自己的现代性，但最终实践证明这条路是无法走下去的。我们发展现代文学终究还是离不开古代资源的支持，没有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难以出现“终极关怀”和“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现当展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也是从古老的文学文本中演变而来。因此，我们在对历史资源和现代文学前景的反思，不应该只是一味地去远离，更重要的是要去靠近，而且是进入到最深层次，将其内在潜力挖掘出来，将新的的活力注入以便促进自我的更好发展。在如今这个世界，返璞归真的实现还是需要立足于传统的东西，这样才能很好地矫正人性，使心灵得到慰藉。因此，联系起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二者的关系，二者之间向来不是对立的的关系，而应该是同一。若不是深入地挖掘和利用古代文学资源，就无法从中汲取力量，进而促使现代文学获得长远发展;；不去进行现代性文学语境的渗透，也不能很好地挖掘古代文学资源的潜在力量。因此，我们说发展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和发掘古代文学资源，二者并无冲突，是相互依存的，是一种同一的关系。
四、结束语
古代文学论文李白写实文学思想述论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古代文学作品中谈及仙人之恋时都是美丽的仙女下凡来找男子，极少有男仙来找女子。大概古书大多是由男人写出来的，古代男尊女卑，很少有女人可以被允许读书的，故此类书是为男人而写的。人都会梦想自己有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写书作家和普通人一样，都希望在平淡的生活中来场免费的艳遇，所以，他会把书中的男主角幻化成是自己的替身，所以就会写仙女为自己下凡。而大多数下凡的仙女找的都是书生，塑造大批仙女形象也是男性的内心期盼。男性作家塑造的大量的神话故事中都有一个美丽多情的不属于人间的女子。如干宝的《搜神记》中的记载：汉董永……父亡，无以葬，乃自为奴，以供丧事……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织女，贵为天仙，竟会到凡间来为凡夫俗子生儿育女，为他织布还债，给了董永一个幸福安康又不需董永操心的家。这则神话故事在展现神人故事的最初并没有涉及到情爱，只是说织女是听命于天帝，所以下凡与董永结亲。但是此故事自它诞生开始，几百年的流传中，渐渐的变为织女偷下凡间，为了爱情而与董永结合，最后由于人神有别，天规难违而被迫分开。故事这样的流变说明了随着社会的发展，男性越来越多的主导社会，美丽神圣的不可亵渎的仙界美女也成为了男子可以征服的女子。这流露出男性对美女的希求，他们把女性功利化了，不单是爱情，而更多的是期盼美女成为自己生活事业发展的助手。而赵义山先生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小说卷第48页中说到《任氏传》中说：在妻和任氏之间，郑六“昼游于外，而夜寝于内”，任氏的意义即在于为郑六提供婚姻之外的补偿。我很赞同赵义山先生的话，我认为男性作家建构任氏这个女性形象的目的就是表达了男性内心中对一妻多妾外加艳遇的心理期盼。上述故事充分展现了男性的一种心理：男性既追求男女刺激的情爱又不想妨碍现实的婚姻家庭生活，既想享受仙女式的美丽女子无偿的奉献，又不想负任何社会责任，故虚构了一位美丽多情又神通广大的仙女与凡男做情人，折射出男性潜意识中不平等的男女关系的根深蒂固。试想，如此美丽高贵而又神通广大的仙女竟然会与凡间贫困男子相恋，本就是一件不怎么可能的事，而在古代许多作品中都出现，这不能不说明男性自我强加了太多的自我意识。
二、男性在思想上处于主控地位，但又是行动上的逃避者立场
男性潜意识里男主内女主外的思想，使得男性对女性始终带着征服和控制的欲望，一旦男性对周围环境无法掌控，必然会选择行动上的逃避。如《搜神记———成公知琼》中：玄超梦到天上的仙女成公知琼，心生爱慕，由于她早失去父母，天帝哀其孤苦，就遣令知琼下嫁玄超。知琼姿容性情美好，像是人间多情而有才华的女子。知琼能诗善文，与弦超相处如人间夫妇一般。知琼这类仙女有着似人的方面，也有与人不同的特征，她们因仙人身份表现出特异性。成公知琼“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虽居闇室，辄闻人声，常见踪迹，然不睹其形。”可以飞来飞去，可以隐形。这体现了男性作家对女性神秘感的要求，他们希望遇到的是特别的美女，比他们的妻子美丽而又多才气，同时又能够挑起他们的征服欲与幻想。同时，知琼说“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患”，表明神仙与凡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而有的书上说这是“神性压迫感”，凡间男子必须接受她们这些仙女，但这却是男性的一个狡猾之处，把所有出轨的理由都归于所迫，把一切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明明心中期盼不已，却构造的都是女性的主动和强加性的爱情。我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男性对于他们心中的女神的一种期待，无法亵渎，就以被迫接受的方式建构事件，把自己演绎为被迫接受爱情的弱者，实则享受着天仙带来的好处。又如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中的主妇吴月娘，除了帮助西门庆勤恳持家，协调家庭内部姬妾关系，还要在外面给西门庆充面子。但是吴月娘没有生孩子，即使是妻，也不得不小心伺候，容忍西门庆一次次的娶妾。即便这样，而吴月娘也依然百依百顺，她纵为妻，也只是西门庆的一个奴隶，被西门庆所控制着。这些美丽的女子，都是男性塑造得一批精神奴隶，为男性提供他们想要的生活，同时还要承担被谴责的责任。而男性，享受完美女带来的欢快之后，面对社会和舆论责任，总是选择妥协或者放弃。
三、男性作家把自己当作一位绅士
处于绅士地位，自主的为女性履行绅士义务，为女性建构了一座名为“”的围城。男性以保护女性为由，为女性建构了一道道坚固的道德围墙，如“男女授受不亲”，这在《礼记•曲礼》中即有记载，这很明晰的说明了古代的男女礼节，而且女子必须要遵守三从四德。如《秦楼月》中被原文引用的《真娘墓》，描述的是一位名叫真娘的青楼美女，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以生命为代价，与老鸨相抗争，最终香消玉殒。这究竟值不值得呢？为什么美女真娘把自己的贞洁看得比生命还重呢？为什么《秦楼月》中的女子要以真娘为榜样，如此羡慕和哀痛真娘呢？“贞洁”是男性作家强加给女性的，并不是女性一开始就对自己进行性德束缚。男性在着力于打造自己这个美好绅士形象的同时，把保持的女性作为了身份的一种象征，一种荣誉。婚姻与情爱，二者本该统一，但在吕贯的心中却不乏矛盾之处：情爱可以任性，婚姻却难违理。因此跨越了樊笼礼教的女性，可能会获得男人的一段爱情，却常常失去与此男人一生的婚姻，如《莺莺传》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男性到爱情的最后，不仅是无力，也根本就是不想为女人而争取什么。因此古代美女中才会出现那么多的思妇、弃妇、怨妇，从“氓之蚩蚩”到几百上千年后的作品中，女性无不是附拥品。高贵如李清照，美艳如李清照，才气如李清照，依然落得孤苦无依。她的一次改嫁，竟成为人生的一大污点。难道女性就没有权力选择婚姻吗？不是女性无法选择，而是她们已经失去了选择的能力了。无论她们做什么，她们的心理都用贞洁二字在衡量着自己的行为。这也可以说明男性很成功，他们把这种贞洁观塑造成了一种社会习俗，进而成为一种道德标准，最后成为女性自主的选择。男性绅士性的贞洁维护，让女性从此失去了心灵的自由。
四、男性把自己放在爱情的被动者地位
男性为了隐藏自己懦弱的一面，构筑一批大胆艳丽的女子。男性作家为了把自己的懦弱面隐藏起来，于是把自己置身于一个被动的地位，把求爱的主动权交给女性。如陈玄祐的《离魂记》：小说叙述王宙与美女张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倩娘的父亲却将她许配他人。倩娘的灵魂于是离开躯体私下前往与王宙相会，并生两子。张倩娘的“私奔”是为社会舆论所不容的，而男性作家把女子置身于这样尴尬的地位，让女子独自去承受这种社会的道德的谴责，展现女子大胆反抗婚姻压迫追求自身幸福的同时，让我看到的是男子的更尴尬。如《柳毅传》中的龙女，连叔父钱塘君做主把她嫁给柳毅的时候，柳毅不娶，最终龙女化身为卢氏女嫁给他，他才娶，这个故事相对于别的男子期盼娶到仙女是有区别的，但是柳毅辞别龙宫的时候“不诺钱塘之请而后悔”，“殊有叹恨之心”表明柳毅的后悔，但是他仍然没有主动的去追求龙女，一直等到龙女主动的变换身份嫁给他，他才心安理得的接受而已。我认为这在显示男性既期盼多情美丽的女子，但是又不敢追求，对美好的女子产生一种无法亵渎感，只有把自己从主动者降低到被动者，男性才安心。还有如诗歌当中的文君当垆，卓文君美丽又多金，又多情肯私奔，难怪文人都爱引用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了。同时男性为了获得政治与经济上的利益，往往会选择在关键的时候让女性出现，如貂蝉，作为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却跟杨玉环，王昭君，西施一样的，红颜薄命，她作为王充的棋子，在吕布和董卓只见周旋，最终使董卓和吕布二人关系破裂，完成了任务。但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貂蝉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究竟值不值得，这也许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但是从这个女子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男性在自身无法完成艰巨任务的时候，往往选择把女性当做棋子进行摆，做先头兵，如貂蝉为王充，西施为楚国，王昭君为大汉。都是一批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女子。这不能不反映出女子的艳丽大胆和男子的萎靡懦弱。
五、在人生目标的前面，女性是被男性牺牲的，男性是胜利的一方
郭立诚说：“男人最不讲理的，他们一方面喜欢漂亮的女人，一方面又把亡国败家的罪过推到女人身上，骂她们是祸水是败家精”。的确女性一直都处在被牺牲的地位。如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马嵬坡前的赐死，真实的对她的命运做了总结。又如《霍小玉传》，李生与美女霍小玉情深意浓的时候，“自以为巫山洛浦不过也”。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读书仕进才是李生这样的公子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小玉给她的恋爱只是他么临时的消遣而已。霍小玉这样的女子对李生这样的以仕途为重的公子的前途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因此当功名前途与“爱情”发生矛盾时，李生这样的公子最先放弃的就是“爱情”。男性总是幻想三妻四妾，第一个妻子往往选择门当户对的，与自身利益挂钩的，而第二三四个才是他们对女人的期盼。男人是满足了发展需求才开始寻求爱情。同时，男性作家以旁观审视者的态度看待爱情，在古代的爱情故事中，往往女性的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男性在故事中起的是陪衬的作用，而不是主角作用。同时，当爱情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男性自动的退下，置身为一个不受社会道德和舆论谴责的地位，而把一切的罪责划归女性的不守妇道。这样的不公正的立场，一直的延续，以致让女性越来越被束缚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沉沦在贞洁的围墙里。男性，总是把自己置于一个第三者的位置，一个不受指责与责任的人，似乎夫妻如有过错都是女方的问题，比如年长色衰，如白居易“素口蛮腰”，到老都在不停的换姬妾。这是不公平的。
六、总结
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被现代学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这种终结以批判和否定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文学彻底摆脱传统经学的附庸地位而获得独立为标志。意识形态及其文学观念的嬗变直接导致古代文学研究者对文学文本评价的重大变化以及部分传统经典身份的转换，20世纪初期和中期问世的多部文学史集中反映了这一点。能否成为文学史书写的对象，取决于书写者的文学观念与经典遴选标准，早期文学史的撰写者普遍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良好的学术声誉，作为专家，他们具有权威性的描述与肯定，实质上构成了文学经典化的一条重要路径。现代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认为必须在现代语境中重建对文学的描述，因此，他们立足于文学本位的立场，努力扭转长期存在的单纯从道德政治层面去品评文本的倾向，大力提倡从文学的层面去发掘文本的价值。如此一来，不少传统经典作品的标签被改写和置换，原本作为儒学思想经典存在的著作，经过“去经学化”的阐释后被认定为文学经典。最为典型的事例便是，《诗经》阐释的权威《毛诗序》遭到现代文史学家的抨击和否定，他们极力发掘和强调《诗三百》的文学本质，旗帜鲜明地将其定位于“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在对三百篇之首《关雎》的阐释中，“情歌”说取代了“后妃之德”说。同为儒家经典的《论语》《孟子》也被置于文学的视角之下，开始作为文章写作的典范看待，反映在文学史写作中，便出现了“‘曾点浴沂’一章，颇近文学的技工”，“《孟子》其中多用比喻，以润色枯淡之伦理说，实有功于儒教普及之大文学家”之类的分析。其时，陈独秀、胡适等人对白话文学的大力推崇，引发了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重新认识和定位的热潮。胡适欲将历史上早已存在的白话文学提高到文学史的中心地位之上，旗帜鲜明地提出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正统的观点，他说:“中国俗话文学(从宋儒的白话录到元朝明朝的白话戏曲和白话小说)是中国的正统文学，在代表中国文学革命发展的自然趋势。”加之其时西方文学虚构理论的引入，胡适等人对“写实主义文学”大力提倡，树立起文学经典遴选的新标准，从另一角度提高了国人对于原本长期处于非正统地位的古代小说和古典戏曲的重视程度。于是，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对“文学”的界定，出现了诸如“只有诗篇、小说、戏剧，才可称为文学”之类的言说，随之而来的便是，元代杂剧的文学史地位得到空前提高，成为史家书写的重点。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元代文学“可指为特色者，实惟通俗文学，即小说戏曲之类是也”，“元之文学有杂剧、传奇二种”，“元代之文学所重者杂剧、传奇、小说之轻文学，即通俗文学，实开中国文学之新生面”。在大力推崇杂剧的学术潮流中，关汉卿的杂剧尤其是《窦娥冤》和《救风尘》作为创作范本，得到了多位文学史家的较高评价，其经典价值得以广泛承认。问题在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并未给［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的经典化带来历史转机。
相对于杂剧，元代散曲受到的冷落异常明显，问世于20世纪前期和中期的多部中国文学史，论及元代文学时，纷纷采取忽略散曲不写的策略。间或有著作对散曲进行了专章或专节介绍，但对关汉卿及其《不伏老》套曲的评价始终不高。陆侃如、冯沅君于1932年完成的《中国文学史二十讲》推举张可久为清丽派曲家的领袖(与之相对的是以马致远为领袖的豪放派)，而将关氏置于张可久旗下，《不伏老》“黄钟煞”出现在所举“丽”曲代表作之列，且一笔带过。赵景深完成于1935年的《中国文学史新编》同样将关汉卿归于清丽派，对［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则是给予负面评价，称之为“简直是享乐主义者王尔德的口吻”。显得与众不同的是郑振铎先生，他在完成于1932年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称关汉卿为散曲历史开场的“第一人”，高度赞赏其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认为“无论在小令或套数里，所表现的都是深刻细腻，浅而不俗，深而不晦的”，所举代表作有《一半儿•题情》《沉醉东风》“咫尺的天南地北”以及《一枝花•题杭州景》等，遗憾的是只字未提《一枝花•不伏老》。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即使经过新文学革命运动的推动，《不伏老》套曲仍然缺席于文学经典的行列。文学史伴随着古今文学的转型而出现，属于典型的现代学术体制的产物，使用白话写作是其现代性的重要形式特征，而强调文学的自主性则是其现代性的重要内核之一。产生于文学转型时期的多部文学史，之所以不同程度地体现出重杂剧、轻散曲的倾向，显然与学术界日益重视白话文学和叙事文学研究的时代风气有着直接关系。同时，由于多数文学史家的思想意识和学术观念并未真正完成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换，文学观念的转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表面化或简单化的倾向，他们对什么是“文学”或者“纯文学”明显缺乏明晰的认识与科学的界定，对古人称之为“词余”的散曲也未能给予正确的历史定位，一旦得出“元世纯文学之粹，杂剧、传奇二者也”之类的片面结论，弃散曲不论便在情理之中。加之个别学者甚至认为关汉卿等人“不过是拿散曲来做他们消遣的副业，他们的专业一本在杂剧上”，对史实的理解和判断出现了严重偏差，自然不可能给予《不伏老》套曲文学经典的地位。在此，必须再次提及《不伏老》陌生化的问题。由于时间所产生的距离感以及现代反封建意识的强化，明清两代文人群体普遍难以接受的“铜豌豆”形象，对于现代文学史家而言，不仅仍然具有相当的“陌生性”，甚至因其鲜明的“浪子”身份标签而成为批判的对象。在当今学者的学术视野中，《不伏老》套曲的最大价值在于塑造出一个具有颠覆传统人格形态的新型士人形象，而这一点恰好是当时多数具有传统文化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因为“吃喝玩乐”总是给人以不务正业的印象。加之该套曲的艺术风格独具一格，既难以完全纳入豪放派论之，也无法整体视为清丽派，故弃而不论或是文学史家最明智的选择。
二、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与关曲经典化路径的当代延伸
1949年后，［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逐渐受到学界重视，经过半个世纪不断深入的研究，最终无可争议地进入到文学经典的行列。就目前情况而言，该套曲经典化的标志同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作为教材的经典，多部作为大学中文系教材使用的中国文学史进行了重点介绍，由此成为大学中文专业课堂讲授的必选篇目之一，发挥着语文示范功能。二是作为遴选的经典，以王季思《元散曲选注》(北京出版社1981年)为代表的数十部元散曲或古代诗歌选本或给予了全录或节录，对于经典的普及和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作为批评的经典，出现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的权威专家的肯定性评价，他们的观点被广泛引用，有助于提高和巩固该套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文学史可以了解和把握一个民族的精神走向，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考察《不伏老》的经典化历程，不难发现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重大变革给予文学史编撰者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旗帜鲜明地表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文学史”，到70年代受评法批儒思潮影响，将是否具有反儒倾向作为评判作品的重要标准，视《水浒传》为“一部鼓吹儒家‘忠义’思想，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从80年代开始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例如肯定古代神话在中国美学史的重大贡献，认为“在表现悲剧美和崇高美方面，它们对后世艺术起了示范和奠基作用”，到90年代强调人性与文学的关系，认为文学史所显示的文学历程应该是“怎样地朝着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文学史撰写者的观点、立场、视角以及方法，无不折射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嬗变。文学史的撰写，是一种对过去文学的述说活动，要求客观、准确的还原文学发展的历史场景，然而由于“当下”文化氛围的影响以及个人立场的存在，撰写者的述说必然会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主观色彩，他们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以及评判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文学发展的时代水平以及自身的价值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马列主义、思想作为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居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导地位，承担起改造社会、塑造人心的历史任务。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提倡阶级分析方法，发扬阶级斗争精神，批判封建主义糟粕，……凡此种种，在开拓出古典文学研究诸多新局面的同时，也给广大研究者造成思想上的困惑以及方法上的偏差，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围绕古代文学史撰写中反映的诸多问题(例如怎样认识人民性、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所展开的大讨论，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极左思想带来的弊端可以从不少令今人完全无法接受的结论中看出，例如，资产阶级一般“不喜欢白居易，不喜欢《水浒传》，甚至不喜欢《西游记》，他们更歧视和蔑视民间文学”。当然，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学界前辈对推进元散曲和关汉卿散曲研究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其时，他们跟从必须高度重视民间文学的主导思想，通过认真梳理和还原元曲与民间曲调的关系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时期在民间文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元曲(其中包括散曲、杂剧两部分)却大放异彩，它代替了‘正统’文学的地位，成为元代文学的灵魂”。元散曲的文学史地位因此得到提高。同时，又以现实主义反映论为指导思想，从文本抒情主人公形象与作家自身的思想、性格之关系着眼，去发掘《不伏老》套曲内涵的积极因素，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不伏老》套曲反映了关汉卿性格的一个方面，“坚决与一切危害他的恶势力作斗争，中年以后仍然不甘示弱，这种永不衰退、越战越强是精神委实象‘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庄子的“故里地望”已被众多学者证实乃宋国而非楚国。而宋国的地域文化在周代又颇具特色。崇敬鬼神、喜好占卜、重视巫术、喜爱神话、崇尚玄幻梦想是殷商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殷商文化体系下的子民遇事都需要与神灵沟通，占卜问卦，一般的问卜对象都是天神、地鬼，也包括地示。而天神主要是风、雨、日、月;地示是山、川、土、四方;人鬼则是旧臣、先公、先王、先妣。人们沉浸在对神灵的幻想之中，常常以虚幻的想象方式去理解世界，并与神灵对话。《逍遥游》中“鲲”“鹏”的奇幻妙想便是殷商传统文化中崇拜神权、崇敬鬼神、信赖巫术而又充满艺术创想力和超现实主义的独特文化韵味。这也是殷商文化最为盛行和最普遍的特征。又如《齐物论》中对神人的夸张性描述:“至人神矣!……骑日月，而游湖四海之外……”［1］这种夸张式的境界描述正是对现实世界的精神超越，是对神的崇敬，更是对迷幻世界的创想，是幻想中的人与自然的共生共游。《庄子》中也有不少巫文化的体现，重视巫、鬼正是殷商文化的特色。而此时巫、鬼的样貌、形态还未在人们脑海中形成。庄子在这样的环境下通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对神话世界的内容进行吸收、加工，然后创造出了构成《庄子》寓言的重要内容。同时，庄子也会借神巫之言来表达自己对社会、自然的一些看法。例如《庄子》外篇《天运》中的巫咸，庄子借其言表达了人们对“天其运乎”“云者为雨乎”等自然问题的看法。
二、鲜明的政治现实特征———《庄子》的强烈批判意识
从《庄子》二十四则寓言及其他文献记载可以推算出，庄子的主要活动范围在魏国、楚国、宋国三国之间。《秋水》中记载:“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这说明庄子曾经游历过魏国。此外，如此之说在《山木》中也有说明:“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而庄子深处宋国的依据就更多了，《列御寇》中有记载:“反于宋，见庄子。”“人有见宋者，锡车十乘，以其十乘骄穉庄子。”也有说庄子曾是楚国人(经多方研究已证实庄子为宋国人)，依据在于“庄子之楚”(出自《至乐》)，但这只能说明庄子到过楚国。由此，可以推断出庄子及其作品《庄子》受宋国的影响较大。而宋国属于弱小国家，在当时的地理位置上极为不利，处于齐国、楚国、晋国三个大国中间，饱受战乱之苦。宋国不仅要向大国进贡纳税，还时常会遭到驱逐和杀戮。［2］《左传》记载，宋国曾经遭到其他诸侯国侵伐20余次。不仅如此，宋国国人还遭到其他国家的污蔑和轻视。例如众所周知的“揠苗助长”“守株待兔”等故事都说的是宋人。因此，在宋国，人们都很厌恨战争，也看淡了功名利禄，对忠孝仁义也是可有可无。他们开始崇尚精神世界的崇高与伟大，与“有”和“无”进行对立思考。这也是与《庄子》寓言中大讲特讲“乾坤”之说“无用之用”“等生死”“齐万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对庄子思想以及文学艺术风格更直接、更深刻的影响是在王偃、剔成(宋国的两个国君)的统治下的宋国政治现实。其中又属剔成弑杀宋桓侯自立为王，对庄子的震动最大。《庄子·肱箧》:“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所说之事就是以此为背景。宋王偃的荒淫统治庄子更是亲身经历过，从宋国灭亡到被诸强肆意瓜分，宋国整个国家都处于悲痛之中，这让庄子清晰、透彻地认识到政治的悲哀以及统治者的荒诞、虚伪、残暴，以及在这个宗法制度、等级制度、专治统治共同制约的背景下人们苟延残喘的生活状态。［3］“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出自《庄子·列御寇》)“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出自《庄子·在宥》)等等，都是当时黑暗社会政治现实的真实写照。也正因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庄子才会将无忧无虑、无拘无束、人物共生、自由自在作为创作的基调。综上所述，宋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形成了庄子创作的基调，对庄子的个人思想、文学风格、作品涵义等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宋国的社会政治现实也在《庄子》中的人物心理、地方特色、民风民俗、人与自然关系、人的思想等各方面有所体现。
三、特殊的地理位置特征———《庄子》的杂糅思想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地。”因此，可以判断宋国应当地处中原，处于东西南北的交汇地带，地理环境特殊，属于文化杂糅区域。前文说到，宋国是以殷商文化为主，而庄子却经历了宋国的灭国之痛。此后，宋国的文化就掺杂了更多的外来文化。这地方特色包括宋国必须依托的周文化以及中原周边地带以老子、列子以及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但是宋国在庄子之前就已经有了道家文化，并且已经成为了道家文化的中心和基地。《庄子》记载，曾有南郭子綦(又说南伯子綦)等道家大师到此讲学。而从《天运》《寓言》《德充符》《齐物论》《徐无鬼》等书籍中，我们可以发现此处所说的道家大师正是老子。［4］再者，宋国与齐、楚、鲁、晋、越等国都相邻，文化交流频繁，自然也会受到各国文化的影响。例如，三晋的思辨思想、邹鲁的儒家思想、燕齐的神仙学说与九洲思想、墨家思想等。宋国可以说是当时的文化交流中转站，各国文化都在这里聚集，在这里得到传播，形成了一个集道家文化、殷商文化、各诸侯国文化、周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系。因此，中国古代几大思想流派的产生也与宋国或宋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子先辈为宋人，老子早年、晚年都在宋国居住过，而宋钘、惠施、倪说、禽滑厘等都出生于宋国。而庄子又不同于其他人，他是唯独一个生于宋、长于宋的地地道道的宋人。因此它所接受的文化思想更杂，更能集中体现宋国这个地理环境下所造就的杂糅思想。《庄子》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思想杂糅的背景下产生。《庄子》中的畸形人物就是这种杂糅思想的一种体现。［5］在这种思想混杂、诸家思想难以区别谁善谁恶的条件下，加之宋国国情的忧患，一种淡然于外的畸形人物随之出现。这些人与庄子本人有几分相似，他们表面平静，内心却无限挣扎，饱含强烈的批判意识。他摒弃楚国卿相地位，俨然一副与自然共生的面目，独来独往、自由自在，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而这一切也显示了他对其他思想流派的态度，他愿意恪守宋国本身形成的殷商文化，但又不得不受之影响。例如在《德充符》中就有这样六位与正常人相比显得畸形的人物，主要用于讽刺那些儒者。其中包括哀骀———其实是鲁哀公，申徒嘉———即子产，叔山无趾———即孔子。
四、结语
大学教学要从课程内容的教育转变为学生能力的培养。古代文学教学中，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需要调整为以学生为主的多维立体教学模式，在教育观念上要从研究性、学术性教学转变为应用性教学模式，从以知识为本转变为以学生发展为本。这种转变的实现是需要教学中改变以往的模式，而采用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提出问题并形成观点。把学生引入到教学、学习的过程中来，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应用能力，彰显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办学定位。
2改变教学方式，培养创新能力强的人才
2.1联系现实的启发式教学
与满堂灌、注入式教学方法相比，让学生参与教学、提问式、讨论式教学方式更能体现现代教育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可采取知识讲授与互动研讨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如，在课堂讲授中，教师在讲到某篇文学作品时，可采用课堂提问的方式，激发同学思考，活络课堂气氛，亦可在课堂讲授结束前，对下节课所讲篇目提些问题，引导同学预习篇目，拓展阅读。这些都会起到较好的效果。这些是比较基础的，且目前基本上已经被大多数教师采纳吸收到课堂教学中去了，因此将不赘述。在互动教学中，联系现实显得尤为重要。
（1）创新思维，古为中用，教育传道与人文素养的培养相结合
基于应用型办学定位，古代文学看似陈腐，实际上，若能古为今用，则是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现如今，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都强调有创新思维。创新思维从哪儿来？不会是与生俱来，需不断从对经典的学习、消化、变为己用中来。如，《三国演义》中的权谋、机智的应用，现代人将其应用于企业管理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一则很好的例子。基于此，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教师应当善于启发学生联系现实，从不同角度、立场去欣赏经典，走近经典，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古为今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显著特点是直接根据市场需要设置专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中文专业虽然不像一些新兴专业那样前景广阔，但也有其优势。面对国内外市场经济形势，社会对语言文字的要求也越来越多。
（2）立足地方，联系实际，教育传道与道德情操的培养相结合
池州学院地处江南小城———池州，池州市是一座历史生态名城，素有“千载诗人地”的美称，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在古代文学史中，李白、杜牧、岳飞等著名文人曾驻足流连此地，也留下了千古风流文章。对于地域文学，学生怀有好感且有继续探索的兴趣。因此，在课堂教学中，穿插地域文学的讲解，结合池州市地域风情，可以在传统体育知识与学生的心理渴求之间建立一架桥梁，可培养学生爱校、爱市，对培养有爱国情操的当代大学生也显得尤为重要。地域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也越来越受到广大学者青睐。在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中，联系地域文学或者地域文化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视角。自古以来，地域的烙印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于作家和作品中。学界对地域文化概念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目前地域文化课程相继在各大高校展开，成为了研究生的专业课、专业选修课或全校公选课，其影响力、作用也越来越大。总之，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立足地方，联系实际，充实地域文化，将教育传道与学生道德情操的培养结合起来，不仅激发了学生的自豪感，对培育学生的家乡情结、母校情感都具有重大意义。
2.2再现历史的情境式教学
所谓情境式教学，指教师为激发学生思考的积极性而创设特定的事例情境,以培养学生独立探求问题的教学方法。现如今，实施素质教育，培育学生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等成为教学主要目标，其实现需在理论积累基础上，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而在实际的教授过程中，依然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联系现实不够、教学实践重视程度不高等现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部分授课教师认为，本门课程是一门纯理论课程，教学实践环节开展不开展都无所谓，再者，也不清楚该用何种方式去开展。在古代文学这门课程中，教学实践环节可采用再现历史的方式进行，具体而言：一是开展教学采风与观摩活动；可组织学生参观杏花村文化园、齐山翠微亭等知名文化景点，联系课堂教学，使得学生身临其境，再现历史，进一步培养其实践探索精神。同时，配合教学活动，可组织学生观看《大明宫词》、《红楼梦》、《游园惊梦》等知名影片或戏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二是可采用实践教学方式来提升同学对古代文学学习的兴趣，增强学习效果。如，在上巳节，古人喜在水边吟诗唱和，我们亦可以将古代场景还原至当代。这种情境还原法教学有助于同学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体验古人情怀，熏陶古典气质，这样的实践活动是十分有意义的。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任何教学手段所无法取代的。
3调整教学内容，培养应用能力高的人才
从教学内容上，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将古代文学划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段，包含了《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作品选》两门主干课程。一般来说，这两门课程是先讲史，后讲作品，按部就班的进行。如今，若依旧延续这样的教学内容，就有些不合时宜了。因此，对古代文学课堂教学内容的调整，必须紧紧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目标，可从以下几方面思考：第一，应用型人才应当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对于传统课堂教学部分，即作家生平思想创作、作品内容及艺术特色三大块，可交予学生课前自学，课中可进行抽查以保障自主学习之效果。课堂教学中着重从以下内容着手：一是联系地方，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结合池州市情，着重讲述各种特色文学史，如地域文学史，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且使学生能更好地将所学运用于社会，切合应用型办学定位。我校现有杏花村文化研究中心，可结合中心研究课题，开展一系列教学活动，将学生推向科学研究，也为日后毕业论文等的写作提供有利条件。二是面向市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密切关注当代文化市场，结合时下热点、焦点文化现象，在课堂上予以交流分析。当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有流行音乐、电影、电视等等。这些作品中吸收借鉴古典文化艺术的不在少数。如方文山的创作、琼瑶的作品等是其中借鉴古典文学成功的范例。学生可能不熟悉原典，但对这些当代文化却十分熟悉，因此，作为教师，应当主动接纳、积极引导学生从当代文化过渡到古代原著，从而培养学生的文化创新能力。第二，应用型人才。应当具备较好的写作能力。写作能力当包括文体写作及应用文写作，而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亦可围绕写作能力的培养进行调整。具体来说，可做以下尝试：一是穿插专门史内容的讲解，培养学生文体写作能力，如散文史、诗史、词史等，结合优秀作品认真学习、揣摩构思立意、谋篇布局、字与句的推敲等方面的特色。这样不仅可以宏观上把握中国文学中文体发展脉络，避免断代文学史讲述中连贯性差的缺点，也可以微观上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积累写作所需的文体知识。二是带入现代流行元素的讲解，培养学生关注现实，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古代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当代社会看似相去甚远，以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不起兴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当立足当代，联系现实，带入现代流行元素，结合社会热点文化现象进行讲解。古代文学教学应当瞄准新兴的文化市场，利用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挖掘古典文学的当代价值，如在讲授词这个文体时，可让学生讨论古典诗词与当代流行歌曲之间的关系；在讲授词的起源时，可带入词的起源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在讲授具体词作时，可举当代流行歌曲中化用古典诗词的句子或歌曲，等等。这种实例的列举，充分展示了古今文艺作品的关联，帮助学生挖掘身边的古典文学，使之了解到古典文学的学习与当今现实不仅不是脱节的，而是密切相关的，从而刺激其学习兴趣。第三，应用型人才应当具备较高的文学鉴赏能力。鉴赏能力即审美鉴赏能力，亦称审美能力。是人们认识美、评价美的能力。审美鉴赏能力是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重要手段。古代文学作品内容十分丰富，提升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不仅需要基础文本分析，更多的需要学生多思考、多质疑。如在鉴赏谢灵运的山水诗时，除了文本解读，可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如带入影视理论解读时就会发现，谢诗像是一部电影，不断地变换着场景，且多动态画面；用这样的角度去解读同样是山水诗行家里手的谢眺，就会发现其与谢灵运不同之处在于，谢眺的诗色彩斑斓，但多静态画面，如同油画，这样的比较既生动又具象，在教学中应当多鼓励学生思考、探究，从而获得规律性的结论。
4小结
（一）民族文化振兴的需要
目前，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突飞猛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中国要想发展成文化大国，现阶段急需的是复合型人才。赤峰学院顺应形势，制定了《赤峰学院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培养适应新时代特征，兼具人文情怀、科学精神、专业素养的，服务国家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行业从业者”的人才培养目标。学院着手进行教育教学各项改革，将目光投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上，力求培养出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急需的，既具有丰富深厚专业基础知识又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人才。
（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高校教育除部分研究型高校外，多数院校已经进入向应用型发展的阶段，大学教育正在实现由理论研究向应用实践的转型。面对社会经济转型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中国古代文学这一理论性课程表现出诸多与实践性不适应的情况，古代文学如何增强社会适应性，面对社会需求适时地做出调整，促进理论知识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和全民精神素质，加强传统理论与当前社会实践密切联系，是重点也是亟待解决的难点。适应社会的发展，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提高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社会适应性，必然成为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中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课程改革的可能性
（一）理论指导
目前，国家为了推动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推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性刚要和发展规划，为高校改革指明了方向。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公开征求意见稿）、教育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1998）、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2011）、《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2011）和《赤峰学院“十二五”改革与发展规划》（2013）等文件内容。本课题组深入研究、领会文件精神，以“育人为本、实践取向、终身学习”的理念为指导，力争完成此次教学改革。
（二）学科优势
赤峰学院文学院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经过2006—2009年、2009—2013年两个周期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现已是院级“重点扶持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也被评为自治区级“精品课程”。文学院开设的相关古代文学课程有《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辅助课程有《论语与传统文化》、《先秦两汉散文研究》、《史记研究》、《唐诗研究》、《宋词研究》、《红楼梦专题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古代戏曲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基本能够涵盖古代文学教学的重点内容，这些为文学院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及改革奠定了基础。
（三）师资优势
本课程有专职教师11人，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7人，正高职3人，副高职3人，讲师5人；赤峰学院教学名师1人；古代文学教学团队被评为自治区级“优秀教学团队”。本专业任课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认真总结多年来的教学改革实践经验，为深化本课程的教学改革积累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学院已经吹响改革的号角，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改革也要积极应学院改革的春风而动，踏踏实实为培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进行改革，以育人为本，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业能力和创新精神。
三、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学科定位
（一）指导思想
以《赤峰学院“十二五”改革与发展规划》（2013）为指导，坚持“育人为本、实践取向、终身学习”的理念；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注重专业基础、拓宽培养口径、加强能力培养、提高综合素质”为宗旨；以新的视野、新的思路，立足本学科，深化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宽基础、广交叉、纵向贯通，实现培养理念创新；拓宽自主学习空间、强化专业综合能力，突出培养过程创新；重点课程与教学资源建设，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大力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二）学科定位
本学科定位是，通过教学，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独立阅读能力、审美鉴赏能力、文学作品的分析能力，为提高民族人文素质、文化传承做贡献；通过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文学批评与创作等方面的能力，培养文化事业的传承人和文化产业从业者；与社会需求对接，直接为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服务。在改革方针的指导下，优化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手段，强化实践环节，加强师德修养和教育教学能力训练，以达到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目的。教师在施教过程中力争做到：学习和探究融会，因材施教，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创新意识；专业与职业融通，着力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按照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三个模块把教学、社会实践、实习、就业四项工作有机衔接起来，切实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社会竞争能力。通过对此课程的研究与改革，更新教学观念，注重因材施教；改进教学方法，完善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学生自主性学习、研究性学习和个性发展。
四、课程内容改革的具体思路
（一）课程设置
中国古代文学历史跨度大，作品繁富。现在赤峰学院古代文学课时仅216课时，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让学生学习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并能有效地把知识转化为能力，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古代文学课通常由文学史、作品选二大块组成，此外还有辅助拓展教学，就是通过选修课。目前文学院已开设的选修课有：《论语与传统文化》、《先秦两汉散文研究》、《史记研究》、《唐诗研究》、《宋词研究》、《红楼梦专题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古代戏曲研究》、《明清小说研究》等，多为作品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还准备开设诸如诗歌史、小说史、散文史、戏曲史等。此外，对于认知度比较高的，诸如《蒙学三书精读》等，也应考虑开设。
（二）教学内容
为了让学习效率最大化，首先，在对教学内容深度认知的基础上，教师应对教学内容进行重新解构，在原有按时间进行四段划分的原则上，把毎段的内容按文体分单元进行重新编排。通过对文学史的讲述来理清古代文学文体的流变、文风的演变、不同文体的特点；通过对作品的解读，了解不同时期作家作品的特点，从而能全面而清晰地品读作品、鉴赏作品，乃至学习创作。将文体部分划分为重点和非重点内容，在文学史的讲述上，突出重点、难点，人物生平之类的内容由学生课下自学，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时间比应在3：7左右。将文学作品部分分为精讲、泛讲、自读内容。对重点内容，无论是教师讲授还是学生学习，都应执行比较具体而严格的标准，并量化落实，重要内容背诵、作业等来完成，并增加重点内容的授课时间和学习时间。
（三）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分为几个步骤：教师导读，课前提出学习要点、参考书目、设置问题；课堂教学中检查学生的自学情况，针对设置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可以通过讨论、评点的方式来完成教学，课上给学生留出提问和答疑的时间。
（四）考核方法
采用N+3式。所谓N包括：背诵、名篇教学方案设计、课件制作、读书报告等，占总成绩的20%。所谓3指：单元阶段测试，占总成绩的20%；期中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
（五）试题库、习题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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