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转变，这种学术演变的时代特征在财政史领域同样有鲜明反映，即不少学者在继承发扬传统史学方法，注重传世文献的考据，辨析制度条文内容的同时，有意识地借助近代西方的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对中国财政史（包括古代财政史）做出一些不同于《汉书·食货志》、《通典》、《文献通考》等传统典志的编纂、阐释和评论，撰写了一些通史体裁或断代体裁的财政史论著，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十册（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刘不同《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年）等。同时，专题研究和理财人物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特别是田赋史。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出于财政体制改革以及战时经济的需要，进行田赋整理、田赋征实和其他财政制度的变革，因此有些学者本着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意图，对长期成为古代财政收入支柱的田赋制度予以较多关注，如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年）、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上海大学文学院，1933年）、徐士圭《中国田赋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尽管内容有详略，识见有深浅，均属有一定影响的专著。程滨遗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二篇《田赋史》上册和马大英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三篇《田赋史》下册（正中书局，1934年），是一套按编纂者的观点“铺叙史实，推究因果”的资料性著作，上自夏商周，下及清末民国初，“就历代田赋沿革，为系统叙述，并作史料整理为主。其诸赋役设施，凡与田赋有关者亦触类引及，以求明备”（《弁言》）。层面较多，视角亦广，观点平实，在当时堪称详悉。不过，此期从事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尚少，专题研究以汉、唐、宋、明等朝代为主，选题较狭小，征引资料多据习见的传世文献。特别是由于缺乏断代史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厚实基础，刊行的中国财政通史著作大多还谈不上能对古代财政史作整体性研究和规律性探讨。
不过，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此期有些论著无论选题或是阐述都颇具开拓性。例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是20世纪第一部简明的中国财政通史，其开创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绪论》中作者就“中国财政史之研究法”作了论述，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各有长短，应采用“综较概括，存其所有，审其所详”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研究财政史应注意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和学术史等几个重要方面。二是对中国财政史的分期和内容编排作了探索。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就财政制度演变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所作的理论分析颇有特色。他在《导言》指出：“财政制度与国民经济状况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财政是国家取之于人民的一种手段，人民的经济状况在何种程度，则国家财政的来源即注重何方面。倘若国民的经济状况变了，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必随之而变。中国从古到今，国家财政政策约有四大变，而其变化都是随着国民经济状况之变化而变化的。”在内容编排上，该书分27章，所论以赋税制度为主，旁及财政起源、货币、会计制度、财政职官等，但内容均简略。从胡、常二书可以看出，到30年代，中国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初步形成研究中国财政史的新思路和学术体系。
此期断代财政史研究，以鞠清远和梁方仲的成就最突出。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虽然只有11万字，却是断代体裁财政史的开山之作，重点在于分类叙述财政收入（如赋税、专卖、官业收入、商税、特种收支等）、财务行政二方面。书中对收入项目的归类比较科学，对财务行政的论述内容较丰富，但对财政支出基本上未予置论，是明显缺陷。梁方仲以明代田赋的征收解运制度以及一条鞭法改革为研究重点，发表多篇论文，资料丰富，分析细致深入，学术影响久远。
第二阶段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
总体上看，此期中国大陆对古代财政史的研究进展相当缓慢，具有新水平的财政史专著几无新作，专题研究除赋役制度史一枝独秀（从广义上说，赋役制度属于财政收入范畴，但当时的成果多数不注意从财政角度去论述赋役制度）之外，亦鲜有新篇。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1957年）之《财政》篇是少有的杰作。该篇“主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二事”。分别以江南租米回造纳布及关中和籴二例作具体论证，指出转变的枢纽在于武则天和玄宗两朝政局的变化。该文对于深入研究古代财政制度的传承演变具有方法上的示范意义。同时，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和《宋元明清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用不少篇幅论述赋役制度、土地制度等与财政关系密切的内容，对古代财政史研究也颇有助益。相比之下，台湾学者对宋代、清代的财政史研究较有进展。
古代财政史在中国大陆学术界长期遭到冷落，在“”爆发之前当有两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受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史学界一直偏重于研究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自然对古代财政除赋役以外的问题鲜加注意。第二，经济学界对财政学研究不太重视，更不待说是古代财政史研究了，因此，在高等院校的经济学专业中，古代财政史教学基本上被放弃，以致研究工作缺乏来自教学需求的动力。中国古代财政史难点甚多，如历代财政税制体系的演变头绪纷繁，田赋、漕运、盐课等制度内容和实施情况错综复杂，既缺乏从事艰苦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所必须的人力物力投入，成果产出自然稀少。至于“”十年间学术研究的停滞，更不待细说。
第三阶段为1978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年。这是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空前繁荣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阶段。其成绩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高等财政院校的中国财政史教学和科研活动一度相当活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少高等财经院校在学科发展、办学规模扩大的同时，相继开设了中国财政史课程。为适应教学需要，一批中国财政史教材和资料书应运而生，先后有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写的《中国财政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8年）、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中国财政思想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孙翊刚主编《简明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等。其中，周伯棣《中国财政史》尽管定稿较早，仍是一部资料比较丰富且有己见的专著。其《绪论》谈财政的本质、财政史的研究范围、中国财政史分期等问题。正文分四编，前三编为古代部分。各章结构为概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务行政四个部分，作者自称该书体例是“划期分段，分门别类”。其《余论》对中国财政史上的若干问题作综合叙述，阐述作者对中国财政史全貌与特色的见解。
二，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有较大进展。为配合高等院校中国财政史课程的教学，各院校或出版社组织编选了一些参考资料。例如，《中国财政金融年表》三册（上中册取自吴兆莘遗稿，洪文金补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1987年；下册根据吴兆莘、洪文金遗稿，刘聚星、林宝清续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是一套以我国从春秋战国到清朝末年各个朝代所发生的财政金融大事为辑录对象的编年资料书。孙翊刚、徐世钜、左步生等选编的《中国财政资料选编》三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1989年）、国家税务局主持编写的《中国工商税收史资料选编》七辑，取材范围由三代至清代前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1-1995年陆续出版。这些资料选编的出版，对高等院校的中国财政史教学活动起了促进作用。
对研究工作更具价值的应是财政史料的考订与整理。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对中国古代财政史的基础资料即历代官修正史的“食货志”，作了不少精审的校订、笺证、补遗，成果陆续问世。如梁方仲的遗稿《〈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4期；1981年第1-2期）、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都对该志史料多有注释、纠谬、补遗之功。王雷鸣编注《历代食货志注释》1-5册（农业出版社，1984-1991年）、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中华书局，1986年）、谭英华《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潘镛《〈旧唐书·食货志〉笺证》（三秦出版社，1989年）则以注释、笺证等形式校勘和考释唐朝财政制度的内容。梁太济、包伟民《〈宋史·食货志〉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引用丰富的文献，对《宋史·食货志》的大量史料作了溯源、校正和增补，是研究宋代财政制度的必备资料，学术价值不菲。鲁子键编选的《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二册（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1988年）是断代区域性专题资料书。作者自述：该书“通过史料的分类排比，于财政运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就一个地区的角度，较客观地展示出清朝二百六十余年间财政建立、发展的趋势及其特点的大体轮廓”。对清代地区财政史研究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馆藏清代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四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1992年）为研究清代财政提供了新的官方档案资料。
三，专题研究范围空前拓展，趋于深入。这一时期的专题研究，从早先的以赋税、徭役为主，扩展到捐纳、屯田、仓廪、府库、专卖、和籴、和买、漕运、俸禄制度、军费、赈恤、财政职官、财政机构、财政管理体制、财务管理、会计、审计、财政思想、理财人物、财政改革等多个方面，从而标志着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其中，除有关财政收入如赋役制度、继续取得突出进展之外，在汉唐之际以至宋代的财务行政管理机构及其职能演变、唐宋的国家预算制度、专卖制度、军费支出、俸禄制度、赈灾制度、仓库制度、财政调度手段（如漕运、和籴、折变等）、会计制度、审计制度、财政思想等方面都发表了一批重要成果。超级秘书网
四，整体性研究有突破性进展，主要表现为出版一批断代体裁的财政史新作。如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内容丰富，资料详细。其《引论》专论财政体制，叙述的财政收支项目较多，还以专章论述屯田、漕运、货币与财政、财务行政与上计吏、官奴婢、刑徒、奴隶劳动等，力图展示汉代财政史的基本面貌。不过，该书仍如此前不少中国古代财政史教科书一样，对汉代的收入与支出按项目分别加以叙述，受这种论述框架的局限，便无法对汉代四百年间不同时期的收支对应状况及其对策做出应有的交代和分析，是一个缺陷。罗庆康《西汉财政官制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从中央和地方官员所承担的财政管理职责的角度，论述西汉财政制度，内容以西汉为主，上及秦代，下及东汉，论述框架有特色。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以唐代前期国家预算的法制形态、唐前后期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的变动、唐代财政收支的阶段性平衡状况为主要线索，力图从总体把握唐代财政体系各个侧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注意将唐代的主要收支、各种财政现象及改革措施等置于预算体系中加以分析，从新的角度构架了唐代财政史，论述框架、研究角度和史实阐述等均有特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001年）五册，200余万字，空前详细地论述唐朝的财务行政及财政机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研究对象空前广泛，实证色彩非常浓厚。特别是全书论述框架以财政机构及其职能演变为主体，唐前期以“支度国用”的度支司为核心，唐后期以“收支挂钩、各司独立”的三司体制的演变为主线，深入细致地阐述唐朝国家财政机器的运转过程，其研究思路和谋篇布局均具特色。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上下册，分三编十八章系统深入地阐述宋朝财政，资料详实，计量分析突出，对两宋财政发展史的动态把握以及对财政管理体制的论述尤有特色。陈明光《六朝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为第一部断代区域性财政史专著，主要内容包括孙吴财政的财源类型、财政特色，东晋财力的主要来源及其配置，宋齐梁陈财政制度的沿革、财政结构的变化等。同时也以较大的篇幅论述六朝四百年间各个历史阶段的财政兴衰状况，分析了财政兴衰与当时经济、政治、军事的关联。此外，李斡《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用2章论述元代财政，财政收入包括田赋、洞冶课、盐茶酒醋课、常课和额外课、科差等，财政支出则有军费、官俸、皇室用费、赏赐用费和佛事支出等项目，同时论及财政官员的设置。总之，这些断代体裁的财政史专著或专篇的产生，大多具有专题研究的前期成果和较好的断代史基础，它们既说明中国古代财政史整体性研究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也说明中国古代财政史作为专门史，与其他专门史一样，仍然必须十分重视断代史研究乃至中国通史研究，才可望进入“通古今之变”的境界。
摘要：研究《中国古代舞蹈史》这门课程在舞蹈表演专业教学中的实践和运用，对提高高校舞蹈表演专业的学生了解舞蹈历史文化理论；重视舞蹈历史理论课；拓宽高校舞蹈表演专业学生的历史知识面；以及提高现阶段舞蹈基本理论历史类的中国古代舞蹈史课程的教学意义和实践意义；对完善高等院校舞蹈表演专业基础理论学科体系的改革和探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探索舞蹈专业理论与舞蹈表演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思考和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舞蹈表演；实践；结合
现今现存在世所能看到的绝大部分古代舞蹈动作都是从石壁、石刻、雕塑、画卷、古籍等中留存下来的，我国的“中国舞”包含当中的古典舞、汉唐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大部分舞蹈元素、造型、动势等都是从这些古代的文物发现、挖掘、研究而继承下来的，最终成为各舞种的基本创作创新的原动力，将基础理论课程《中国古代舞蹈史》与中国古典舞、汉唐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古典舞身韵、舞蹈技巧、舞蹈编导等课程的舞蹈表演实践课相结合起来，一定会唤醒舞蹈表演专业学生强烈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使自我更容易接受、理解古代舞蹈史得更加清晰、透彻，将舞蹈理论与舞蹈实践相结合起来得教学方式是舞蹈专业理论课教师和舞蹈表演实践课教师教学《中国古代舞蹈史》课程很必要和很实用的一种教学手法和技巧。《中国古代舞蹈史》的教师可以根据本节课所学的舞蹈古代历史理论对比舞蹈古代文物的参考，在课堂上把一个个石刻、雕塑、画卷中的舞蹈姿态和鲜明风格的舞蹈文物的局部、整体的静态舞姿和动态舞姿进行分析和比较，找出古代石刻、雕塑、画卷中舞姿的来源，以及分析它的特点、特色和艺术风格；并可以让学生亲身经历、立刻体验古代舞蹈的舞姿，并在讲台上进行学习、模仿和实践分析，对历史舞蹈文物中的静、动造型舞姿进行比较、摹拟，从而更直接和直观的去透视、理解古代舞蹈，以及生动的去感受、体验古代舞蹈动作和动态；同时帮助学生去理解当时舞蹈历史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因素等对古代舞蹈所产生的影响和发展；让一个个古代石刻、雕塑、画卷中舞蹈动作、姿态和技术技巧进行大量有依有据的现实理论分析，让学生理解每一个古代舞蹈动作、姿态、技术技巧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渊源，找到古代舞蹈的历史理论支撑点，让其加深对古代舞蹈动作内涵的理解力，领会掌握各历史朝代时期的舞蹈风格特点特征，使学生能更准确到位的在舞蹈表演实践中展现古代舞蹈动作的内涵和魅力，然后从中开发、挖掘古代舞蹈动作运动和连接的基本方式。
中国古代舞蹈的历史进程从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舞蹈形态到下一个历史时期的一种舞蹈形态的过程，舞蹈动作、舞蹈技巧、道具等的运用都有着各式各样的演变和创新，这样的演变和创新最好让学生亲身经历、体验、实践才会有真实、真切的感触感受，才会使学生积极的去思考、验证，因此最好让舞蹈表演专业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中，去感受其舞蹈基础理论《中国古代舞蹈史》课程的魅力，才能达到《中国古代舞蹈史》的教学目的和教学效果。在基础理论课程《中国古代舞蹈史》的教学课堂中，增加开设古代舞蹈表演实践课的教学部分，不仅要学生只是坐在教室里听和学，或者只是让学生在有限的讲台上做做不能大幅度和简单的动作和造型，而是应当把古代舞蹈史的教室搬到舞蹈练功房进行古代舞蹈史少余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实现动静相结合（静—动—静—动......）的教学模式，例如：一、在文化课的多媒体教室上两次（四个课时）的舞蹈史理论课程后，增加开设一次（两个课时）与舞蹈练功房相结合的舞蹈史表演实践课程，把前两次（四个课时）在文化课多媒体教室里学到的理论知识内容，搬到舞蹈练功房一次（两个课时）中实践出来，使学生记忆更深刻。二、还可以将前两次（四个课时）在文化课多媒体教室安排的实践作业，在第三次（两个课时）的舞蹈练功房实践课上进行检查、评价和反馈。两次舞蹈理论课加一次舞蹈实践课的安排能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和记忆重要知识点，在这样的课程安排的过程中学生会感觉新颖、好奇、有趣，会主动积极的学习新的舞蹈史理论，反而使课程进度顺利，教学效率明显提高，学生更学得好、记得牢，课程安排自然，依此类推、周而复始、进入良性循环。教师和学生的课堂氛围轻松、愉快并使教学成果显著。三、在学习结束后，《中国古代舞蹈史》课程的考核评价中，也可使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如试卷考核占总成绩百分之七十，实践考核部分占百分之三十，这样就避免了学生非要靠死记硬背的方法才能把古代舞蹈史记下来，不仅未理解未消化、而且考完就忘，也不容易发生不合理、不全面的考核评价，不失去教学《中国古代舞蹈史》课程的本身价值和意义，对舞蹈表演专业学生今后的理论课程学习开个好头，让学生提高学习理论课程的自信与积极性，让今后学生的理论课程学习能进入良性循环。
作者:何盈盈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论文关键词】蒙古学；古籍文献；开发和利用
蒙古学研究和蒙古古籍文献利用是相辅相成的，蒙古学研究离不开古籍的史料记载和历史系统性的汲取，最广泛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开发、利用、共享也是对古籍文献的最佳保护。而蒙古学研究这一热潮更使蒙古古籍文献得到应有的文化传播和价值提升。
一、中国蒙古学研究硕果丰厚
中国蒙古学研究历史悠久，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语言、文学、历史研究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新的生机活力，不断推动着中国蒙古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1、蒙古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
现代蒙古语的理论研究在语音、文字、词法、词汇、句法研究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在语义研究方面，将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格语法和配价理论等新方法引入现代蒙古语语义研究，出现了《现代蒙古语动词句研究》（宝·哈斯巴根）、《蒙古语语义研究》（德里格尔玛）、《蒙古语词的多义研究》（何莲喜）等著作。
2、蒙古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2007年由美国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 vista计算机软件系统中涵盖了传统蒙古文输入法，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共享的应用平台。同时，原有的蒙古文方正排版系统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研制的蒙古文办公自动化软件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与相关部门共同承担研制的lunix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基础通用平台、蒙古文自动校对系统以及《汉蒙机器翻译系统》、《英—蒙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等国家课题顺利完成。
3、蒙古文学研究
有关历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藏文创作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蒙汉文学关系、蒙藏文学关系研究正在成为蒙古文学研究的新关注点。特别是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作品研究和清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藏文作品研究，由此推动了元曲研究、宗教文学研究、文论研究等专题学科。以蒙古族诗学理论、叙事学理论研究为重点的文论研究又激发和带动了蒙古族美学遗产研究，迄今已有不少专门探讨蒙古族历代美学思想的论文、著作及专题美学史著作问世。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以往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综合型研究，从单纯的文本解读、阐释到对“江格尔齐”、“胡尔齐”等传承艺人的研究，这些变化应该说是十分积极而深刻的。特别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知识的借鉴、利用，使蒙古族古代神话、英雄史诗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充分说明这类研究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思维空间。
4、蒙古史研究
（1）蒙古族通史研究。进入新世纪，蒙古族通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综合性、整体性的蒙古民族史、内蒙古通史、元代地区史专著。义都合希格主编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曹永年主编的四卷本《内蒙古通史》、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编的《蒙古史纲要》等通史著作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论述。
（2）蒙元史研究。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察合台汗国史的著作。它的出版，填补了中亚史、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空白，开创了利用多种文字资料研究蒙元史的成功范例。
（3）明清蒙古史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有很多论文对明清时期蒙古族法律、民俗文化、社会变迁、顾实汗、和硕特部、内蒙古各部的名称等专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在明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主要就明代蒙古人宗教信仰、明初社会生活中蒙古人所起的作用、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居青海、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影响、三娘子对明末蒙汉和平友好关系的贡献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清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围绕历史上土尔扈特人在国内外的分布状况、后金征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支撑、早期蒙古旗制、噶尔丹死亡问题、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初蒙古地区稳定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历史人物研究。朱耀廷的《成吉思汗传》、李治安的《忽必烈传》，分别对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诠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5）专门史研究。先后出版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下编》（胡小鹏）、《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史卫民）、《元代文学编年史》（杨镰）、《文明的吸纳与历史的延续——元代东南地区商业研究》（王秀丽）、《元明北京建设与粮食供应》（王培华）、《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胡务）、《元代西北经济开发研究》（陈广恩）、《元代社会婚姻形态》（王晓清）、《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王福利）、《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高荣盛）、《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赵琦）、《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党宝海）、《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潘清）、《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篇》（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瞿大风）等论著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系统地研究了蒙元史的各个方面，显示了蒙元史研究扩展与深化的趋势。
二、蒙古民族古籍文献国内外散存现状
历史上，由于蒙古民族的游牧性质，不断迁徙以及和周围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居住地分散而广布，形成了许多跨境古籍文献和世界性的古籍文献。
1、蒙古文古籍文献在国内的分布
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古籍办等单位联合完成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于1999年出版，该书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
我国蒙古文古籍分布流传于全国二十几个省、自治区和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收藏蒙古文古籍较多的地区有北京、辽宁、新疆、黑龙江、吉林、青海、山西等地。据统计，在全国已发现的蒙古文古籍有17218种（可以肯定还有很多的遗漏），收藏1000种以上的图书馆有4个；1000种以下100种以上的图书馆或单位有4个；100种以下的图书馆、单位或个人有100多个。上述著录文献的统计数字难免有出入，但这个统计从总体上可反映出全国蒙古文古籍的大致全貌。
2、蒙古文古籍文献国外散存现状
相比较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蒙古文古籍文献散存在国外的情况更为严重，蒙古族历史上的游牧迁徙，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蒙古古籍文献流失和散落在世界各国。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得出不完全统计：俄罗斯收藏手抄本、木刻本672件；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馆藏560件；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木刻本165件；法国巴黎法兰西研究院收藏手抄本、木刻本40件；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26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和芬兰乌戈尔学会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05册；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81件；美国芝加哥远东图书馆收藏佛教经72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佛教经35件；英国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收藏木刻本34件；比利时布鲁塞尔收藏手抄本、铅印本23册；挪威奥斯陆大学图书馆收藏10册。
另外法国巴黎盖伊麦特博物馆、丹麦国家博物馆、德国波恩大学图书馆、马尔堡图书馆、蒂宾根图书馆、哥廷根图书馆、柏林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原东德民族博物馆、人民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纽约大都市图书馆等都藏有蒙古文古籍文献。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我们今天已无法再现蒙古古籍文献全貌，但根据现存资料，仍然可以使我们看到其色彩斑斓的往昔。
三、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
蒙古古籍可分为两大类，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
1、蒙古古籍文献有文字类
有文字类的古籍包括蒙古族文字及蒙古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和历史文书；蒙古古文字和其它文字合璧记载的文献典籍；用汉文记载的有关蒙古民族资料的古代文献。
考虑和兼顾蒙古民族语言文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是古籍文献搜集和整理过程应遵循的重要原则。蒙古古籍文献在历史上的文种多样性的情况是搜集工作中所要面对的历史事实。如蒙藏合璧、蒙汉合璧、蒙满合璧、蒙日合璧、蒙藏汉合璧、蒙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蒙藏满汉合璧、蒙藏满汉维合璧，甚至还有梵文文献。其中蒙藏满汉维合璧较为罕见。
在收藏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由于各单位和个（下转第63页）（上接第61页）人的收藏文献均不完整，只能互补长短才能体现其整体面貌。而1999年出版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对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有着很好的影响。《总目》的编制非常切合现阶段蒙古古籍文献实际开发和利用的情况。
2、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
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主要是口碑古籍，是蒙古族先民在历史上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各种史料，大多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史诗等。
历史上，许多民间和国内外的历代史家和作者，在收集民间口头文学和蒙古先民历代流传的各种历史记忆中编撰了大量文献，这些作家因所处时代的便利和深入民间，可说是搜集了大量蒙古族民间各类诗歌、神话、传说、寓言等，而这些文献因为是第一手资料，是蒙古族先民在各个时期对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达看法的民间著作，虽说内容和情节会出现荒诞不经、脱离实际的情况，但对蒙古族早期思想发展史、宗教学研究是宝贵资料，是蒙古族上历史原始思想的原生态纪录。
3、应加强收缴、征缴古籍文献的力度
全国各有关省市应根据本地区文献特点，加强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抢救、查访、登记、整理、翻译、保护等工作，尤以蒙古民族聚集居住的地区应列为重点，对待民间存藏的古籍文献的征缴，应给予一定物质奖励，从而鼓励民间古籍文献的上缴。各省市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建设能力，把蒙古古籍文献实现数字化，再通过全国性的有机整合，让众多的文献信息节点综合成一个服务整体，最大限度地为更多的人服务，甚至为全球的服务对象进行服务。
四、蒙古学研究和古籍文献利用的相辅相成
中国蒙古学研究在利用和整理蒙古古籍文献的同时，也是蒙古古籍文献实现其价值延伸和保护的途径
1、蒙古文古籍文献具有汉文文献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作用，是研究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史料，也是蒙古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因其更切近实际反映本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状况。
关键词：史学理论；“问题史学”；国际长安学
中图分类号：K0；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3-0131-13
一、问题提出与“问题史学”内涵
国际长安学是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学术问题。从古老方面而言，作为逾越千年曾以周秦汉隋唐为突出代表的十三朝古都――长安具有极其深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悠远而发达的人文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伴随着“丝绸之路”等对外交往途径的不断开通，长安又作为中国历史上强盛时期的代表性符号，声名远播四方，产生了悠久而深远的国际影响。言其为崭新，意在表达这样一个现实的发展观念：即国际长安学所面临的是如何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如何发挥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引领作用这样一个重要而现实的国际化发展课题。显然，国际长安学是在现代西安国际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史学研究课题，是从当代的社会现实出发对历史做出的回顾与反思，它突出体现了回顾过去和关怀现代的历史双重属性。因此，从国际长安学这一视域出发探究长安历史的古今，必然会产生大量有益于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研究新成果，从而充分发挥国际长安学研究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国际长安学概念的推出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由教育部和陕西省大力支持、并由陕西师范大学重点建设的协同创新中心――国际长安学研究院，无疑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感的研究课题，国际长安学必然蕴涵着极为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呼唤着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究。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国际长安学研究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是什么？即这一重要的学术问题得以存在的历史逻辑是什么？其价值和发展前景如何？只有对国际长安学理论的深入探讨才能有益于加深人们对这一学术领域的认知，有助于推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顺利开展。基于此种思考，本文拟用“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为方法论，以古长安的历史进程为客观依据，以西安国际化大都市为现实发展目标，从历史、现实和逻辑三个维度来探讨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国际长安学自身所蕴涵的重要而丰富的历史理论。
众所周知，“问题史学”是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这一学术流派产生的历史背景乃在于对盛行于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反思，而年鉴学派则是这一理论成果的集大成者。简言之，实证主义史学的基本方法论，用西方近代史学之父、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话来说就是“据事直书”，或者“让历史开口说话”的传统观念，它所包含的史学思想就是强调研究者和所研究的历史之间不存在依存关系。史学研究的目的是探求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并且自信历史学家通过这种实证研究就可以达到对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真理的完全揭示。然而年鉴派一经产生，就明确表达了它与实证主义史学相对立的史学观念：它强调历史研究应以解决人们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将历史研究同现实中人们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以此突出史学研究的社会效用，它坚决反对把史料研究当作历史学研究的全部的学术倾向。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则明确提出“问题历史”（history-as-problem，即“作为问题的历史学”）的口号，用来代替实证主义的“事件的历史”（即以事件为基础的历史学），并使之成为年鉴学派的突出特征。对于“问题历史”的要义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传统历史学并不是不研究问题，只不过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朱本源先生所指出的：“它是从史料中发现问题，并通过史料解决问题，所以它的口号是‘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但年鉴派所说的‘问题’是现实的问题，即从现实问题出发研究历史，当然也不能不通过史料，否则就不能成其为历史；但是还必须超出史料，否则历史不能成为科学”。又如，德国19世纪的著名历史理论家德罗伊森（J.G.Droysen）说过：“历史研究工作的起点是历史问题的提出”。显然，两者所谓的“问题”内涵和旨趣还是有明显的时代区别的。
年鉴学派一经产生，很快就因其新颖的观点和面向现实的学术研究旨趣而获得了学界的高度重视，不但对西方的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成为世界史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流派。因此，用年鉴学派“问题史学”理论来剖析国际长安学，自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并能加深对国际长安学的理解，从中获得学术启示。
二、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史学逻辑
国际长安学这一崭新的学术概念蕴涵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观念，是长安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历史与现代崭新而发达的史学新观念交相辉映的重要学术成果。因此，探讨国际长安学产生的深厚历史根源和其中所包含的历史观念，对于我们加深对国际长安学本身的理解，并顺利开展国际长安学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长安学研究的历史基础
古长安独特而丰富的历史发展内容奠定了国际长安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古长安曾长期是中国历史的政治中心，有十三朝古都之美誉，特别是其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王朝周、秦、汉、隋、唐的首都，对中外历史都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一个突出特征和结果，即首都长安城或长安地区一直是这些重要王朝对外交往的中心和窗口，甚至作为这些王朝的代称而流存于中外史册，从而使得长安又具有极其突出的国际性，并对以后长安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长安学的国际性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长安的历史与中国辉煌的古代历史融合在一起，是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源头之所在，其本身具有丰富而先进的历史内容。
众所周知，当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尚处于蒙昧时代之时，中国则从夏开始，进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行列，经商、周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极具中华文明特色的“三代”之治。在孔子看来，“三代”文明虽各有个性化的内容，但其共性则是“直道而行”。在“三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周对中国文明做出了独特贡献。它在继承夏商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三代”文明的共性高度提炼出来，使其上升为一种哲学观念。这一观念在《周易》中得到了充分表达：“与时偕行”（《周易・乾》），即与大自然本性相一致而不停地前行，这是周人的基本思维方法；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则是周易的核心观念。这一核心观念实际上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它强调君子应在持久不息的变动中将重心置于自身的基础上，发挥不竭的创造力，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则倡导君子应效法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因此，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探索、实践、倡导永不停息的创造性，但又开放、包容万物。这一理念通过《周易》被固化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基因。
在中国古代文明和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作为西周文明的核心地带――沣、镐二京，即后来的长安地区，是中国周朝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对周朝和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在西周文化中，“周公制礼”则功绩更为突出。关于周“礼”，根据朱本源先生的研究成果，就是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政治家对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总体性设计和实践。他认为，“礼在三代是一个外延很大的概念，不仅指各种社会组织的准则，而且指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政治的、司法的、道德的、宗教的、教育的，等等）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从中国文明史来看，周公制礼的意义不仅在于确定了周的各项制度性文化内容，而且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在其早期阶段的某种内在结构和基本发展倾向，成为中国文化的原点之所在，并对其后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在这一进程中，长安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也开始确立。
其后在东周出现的“百家争鸣”则是在当时社会剧烈变动的背景下，以周礼的思想为基础而对社会发展方向和内容的一次学术大辩论，其中由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以及老子创立的道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并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成为国际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孔子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表达了他对周文化的崇尚和敬仰之情，也表明他的思想与周文化之间存在的深刻的承继关联。直到今天，孔子和老子的文化观念仍对世界发挥着重要影响。被称为是世界“轴心时代”重要的文化内容。
对于长安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周之后将先秦学者的思想观念不断付诸于历史实践，由此对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制度性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先秦与秦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一辈圣贤，都已将人生理想讲得很高深，以后实在很难再超出。问题只在如何去求实现。汉唐的成绩，在能依着先秦人理想，逐渐做去，把那些理想逐步表现出来。那实在也是了不得。”钱穆先生还认为，“中国文化在秦、汉时代已完成其第一基础，即政治社会方面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础。在隋唐时代则更进而完成其第二基础，即文学艺术方面一切人文创造的基础……政治、社会一切制度譬如一大家宅或大园林，文学、艺术是此房屋中之家具陈设，园林里的花木布置。中国人的家屋与园林已在秦、汉时代盖造齐全，隋、唐时代再在此家屋里廛究陈设，再在此园里布置花草。”显然，在他看来，周、秦、汉、隋、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中国文化和制度的发展史上有着明确而密切的承继关系和发展关系。
因此，古长安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在古代早期，所代表的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先进文化。这种文化的突出特征在于，它不但是一种内涵丰富的重要理论和思想体系，更重要的它是将当时先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落实为社会制度。中国古都学会会长萧正洪教授在论述古都内部空间所包含的内容时，认为“政治制度”才是古都内部空间的真正占有者，对于古都长安学而言，他更强调了制度性文化在其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和对历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因此，在历史上以制度性为其主要特色的长安学不但对中国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也使长安学具有极其明显的国际性特征。
其二，从中外古代交流史来看，长安的国际化特点也很突出。其作为中国多个重要王朝的首都而广受关注，声名远播，是周边世界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影响辐射世界。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并引领中国和周边世界的文化发展潮流，显示出突出的国际性。其作为典型的国际化大都市，尤其在汉唐时期表现得特别突出。
学界一般认为，尽管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历史悠久，但真正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还是从西汉开始的，并由此出现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汉帝国幅员辽阔，中华文化已渐成熟。在这一时代，中华文化以其突出的先进性为基础，展开其自信的雄姿，从东、南、西三个方面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层次、多方位的广泛交流。其中张骞出使西域、“凿空”欧亚、“丝绸之路”的陆路大通道正式开辟，并成为中外、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通道，这些都是中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丝绸之路”以长安为出发点，横贯亚洲，进而连接欧洲，西汉借助“丝绸之路”播撒自己文明的辉煌于广袤的地域，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地理概念，而且大大加深了中外文化交流。与此相适应，长安也初步确立了其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显要历史地位，形成了“西有罗马，东有长安”的东西方世界交流的辉煌历史。这一重要的交流成果对以后的中外交流和长安国际化历史的深入发展，以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中的特殊历史地位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之后，中华文化经过南北朝较长时期的文化融合、积淀，再经过时间虽短但却具有重要意义隋朝的铺垫之后，到唐代达到了一个昌盛兴隆的新阶段。唐朝在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都显示了勃勃生机，被现代西方学人称之为当时世界最伟大的帝国。正是在这一时期，长安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世界性大都市和中外文化交汇、融合的中心，人文荟萃于其中，声名远播于四域。据记载，当时与唐朝有过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三百多个，长期保持友好往来的则有七十余。众多国家的外交使团频频出入长安，呈现出诗人王维所描绘的“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盛世达观。从经济发展的层面来讲，首都长安等大城市里“胡商”云集，与各国的商贸往来十分繁盛。从文化和制度角度而言，成千的外国留学生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濡染，并在唐朝的最高学府――长安的国子监，对中国的典籍和学术进行专业学习和研究。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强盛、最发达的时代之一，其政治制度被周边国家参考甚至模仿，形成了以中国本土为核心，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北部在内的“中华文化圈”――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重视使用汉字、吸纳儒学、传播中国佛教、效法中国政治制度、积极应用中国科学技术等等。
其三，古代长安文化的国际性要义不仅表现在长安文化的先进性和国际性，更重要的在于它还具有突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品格。诚如上述，不论是大汉或者盛唐，一方面，以长安为突出代表的这些中国早期强盛王朝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不仅塑造了东亚文化全貌，也影响着当时世界其他文化，表现了中华文明和文化的先进性、普世性，为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共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这早已为世所公认。除此之外还应看到，中华文化传播的另一方面，即它同时又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不断从世界的视野来调整、拓展自身，在交流中汲取世界各民族的优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使其保持生动的活力和持久的生命力。对此，中外学界众口一词，比如崔瑞德就认为，通过丝绸之路，“许多中国的思想和技术传向西方，但在隋朝和初唐时期，中国却更多地从西方传人思想和文化”。佳话众多，不胜枚举。
正因为如此，以汉唐为突出代表的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明显的双向交融的文化传播过程。正是这一双向交流，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自身的内容，使中华文化更为丰富多彩，而且还使得中华文化获得了保持生命力旺盛不竭的发展动力，从而能够不断深入地发展。对此，在费正清认为，在唐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达到20世纪之前的最高峰”，其原因就在于唐所具有的“文化宽容的精神”。
显然，早期中外交流在本质上是中国文化作为世界先进文化传播其价值与吸纳异质优秀文化因素而不断双向互动的统一过程。这一双向交流方式和进程不但彰显了以汉唐为代表的中华早期文化的突出成就，而且成为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此特别强调的是，这一多姿多彩的文化交流本身不仅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断走向世界的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而且构成了长安国际化的丰富历史内容。对其历史内容和重要意义的深入探讨，正是国际长安学学术课题中的重要研究内容。
（二）国际长安学产生的现实契机
国际长安学不仅是一个随着学术深入发展而产生的重要问题，而且是基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而产生的一个具有深沉历史感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的现实性是基于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因而这一课题不仅具有确定的历史核心内容，而且还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其一，现代西安的国际化发展目标是基于古长安国际化的历史遗产、传统和发展趋向而催生的合理要求。古长安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一直是现代西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长安的历史命运与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也大体相似，有强盛也有衰落时期，但其发展的历史线索并没有断绝，有着明显而真实的文化传承脉络，它一直保存着古城的风貌和神韵，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物质及精神文化遗产。现在西安仍大量保存着古代长安的各种历史遗迹，并因此享有“古城西安”的美誉，这些既是长安人的一种历史记忆，也是与中国有历史交往国家的一种深刻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已成为现代中国与这些国家进行政治、文化和经济交往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纽带。从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文化断层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屡见不鲜的现象。所谓断层就是与其自身丰富的文化历史传统绝缘，重新开始文化或文明的创造，如两河的苏美尔文明、古印度的哈拉巴文明和古希腊的爱琴文明等。但长安的文化特征及其传统极其顽强地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继承和发扬，成为古今畅通的精神文化桥梁，这是我们进行国际长安学这一问题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历史基础。
其二，国际长安学受当代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和整体发展的战略现实需求的驱动而产生的古典学术课题。借改革开放的东风，西安在东联西通、重振古城雄风方面大放异彩，取得了突出的区位性优势。但如何在国家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在西部大开发和在构建亚欧大通道的国家大战略前提下，进一步彰显西安在新世纪的国际关系中所应凸显的重要地位，以更好地发挥西安在中国走向世界中的独特作用，这无疑是现代西安深化改革、走向世界所面对的时代课题。而深刻总结中国古代周秦汉唐的国际化经验与教训，从而为国家西进发展新战略和西安国际化的实现提供借鉴，这是国际长安学学术价值的根本之所在，也是其得以产生的最为深厚的社会现实基础。显然国际长安学问题的提出，一方面是建立在对当代中国发展战略与长安的历史与文化深刻了解、认知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则彰显了经史以致用的中国历史传统。
其三，进行国际长安学研究是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战略本身的迫切需要。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古城西安焕发青春提供了契机。在失去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后，古长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版图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如何以国际化的古长安为蓝本，有机地整合已经分化为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特别是将古长安地域的西安、咸阳两个重要城市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恢复长安国际化大都市系统化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西咸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条件、途径，以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格局，特别是承担起西安面向世界发展的重要历史使命。这种内在需求和趋向必然促使人们自觉地从昔日长安的国际化中寻求其所建立的适应国际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政策等内容，从而为当前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理论的指导。
显然，国际长安学和现代西安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需求有着深刻的历史关联。发挥古城西安传统的国际化历史优势，并将这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转化、提升为现代西安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强劲动力，是国际长安学得以产生的最为直接的社会推动力。
（三）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逻辑
国际化视野和中西史学观念相互交融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是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逻辑。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在此视野下对中国史学观念的不断反思，促进了中国史学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同“问题史学”产生更为紧密的联系，这是国际长安学得以产生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这一前提所产生的重要成果。
其一，国际长安学是国际化学术视野所结出的硕果。改革开放后，中国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学者的历史观念、内容、视域越来越丰富、深刻和广阔，其成果必然汇集在中国国际化视野的建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观念的更新这一大的思想发展背景下。正是在与国际化紧密联系的新史学观念的推动下，历史学人立足于现实西安发展的基础之上，既从国家和世界的广阔背景中对昔日国际化的长安历史不断反思，又从昔日长安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中揭示其与现代西安国际大都市具体发展目标之间的深刻内在关系。其结果，借助现代的历史观念，国际化的长安历史与现代的西安国际化的发展前景之间不但通过时间的河流建立起不可分离的学术关系，而且成为历史学人必须加以面对具有现实感的重要历史问题。正是通过古今中西的不断交融汇通，具有浓厚古典特性的国际长安学重要研究课题终于应运而生。由此来看，国际长安学的基本内涵及其任务就是，在国际化观念的指导下，以古长安所包含的深刻历史内容为立足点，深入探讨古长安同周边各国及其世界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并从这种关联互动中总结古长安发展的得与失，从而为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国际化视野既是国际长安学产生的理论新视角，也是这一理论所得出的重要学术成果。
其二，国际长安学是从“问题史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史学加以理论反思的产物。“年鉴学派”是从西方史学的发展逻辑出发，用历史的思维与方法积极寻求解决现实问题，并从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答案或启示。“问题史学”明显地反映了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及其趋势。从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经史以致用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史学的突出特征。如果和西方史学相比较，我们有传统的学术优势，但从现代史学理论的层面对我国的史学传统进行反思，取精用弘，与时俱进，也是我国史学界一直在进行的重要工作之一。依此观点来看，国际长安学体现了在继承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的同时，又基于现实的社会需要而感发的“问题史学”特点。可以说国际长安学是现代中西史学汇通合璧的产物。
其三，国际长安学是对现代史学观念探讨的成果。以“问题史学”为重要内容的现代史学观念，其突出特点是倡导从现在的历史运动中去探寻历史问题。雅克・勒高夫认为，“它比任何时候都重视从现在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以便能在一个‘动荡不宁的社会中’生活和理解”。显然，年鉴学派提出“问题史学”的用意在于强化历史本身所具有的服务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现实功能。从现代的“问题史学”观念出发，思考和展望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必然要求将极具古典意义的国际长安学和当今国际化的西安紧密联系起来，参照比较，以探讨国际长安学对现代西安国际化的作用和影响。国际长安学就是在现代史学观念指导下催生，并对现实西安国际化进程产生了强烈观照效果的学术研究领域。因此，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观念对于加深理解国际长安学的史学理念和内容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借用现代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B.Croce）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总之，国际长安学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古典内容的统一体，其产生具有客观的历史内容和合理的历史逻辑，它有清晰的学术脉络可供探索，是长安古今历史相通的结果。如果从其所具有的重要学术影响角度而言，它是一个与现实国际化西安紧密相关的值得重视的学术问题；同时，国际长安学也是一个时代问题，它深深植根于时展，具有现实迫切性。国际长安学的产生彰显了现代史学观念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明显的“问题史学”特性。
三、以“问题史学”为依据，构建并不断丰富国际长安学的理论体系
国际长安学是扎根在古长安丰富而厚重的历史土壤的基础上，是由“古”及“今”不断发展的历史运动的结果，它有着汉唐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这一大背景，更有着以汉唐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明所取得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辉煌成就。同时也要看到，国际长安学虽扎根于厚重的历史土壤中，但仍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它明显地受现代西安走向世界和建立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的强力推动，具有突出的现代史学的“问题”特色。因此，对国际长安学而言，其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设仍将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它是保障国际长安学得以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故在此对这一问题再进行申论。
（一）准确把握历史学发展的新趋向，充分发挥“问题史学”对国际长安学研究的指导作用
历史的理论是人们对历史发展的一种深刻的认识成果，事实上，现代史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史学理论和观念对历史学研究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王国维先生精辟指出，大量新材料的出现对于推动历史研究新领域的产生和历史研究的新进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这是王国维先生对史学发展规律的深刻的总结，对现代史学研究仍具有指导意义。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现代史学发展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史学观念的更新对于史学研究所产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需要我们用新思维和具有时代性的理论和方法对已有原材料进行再研究和再反思，从中不断产出史学新成果。在这一学术发展背景下，“年鉴派”第二代大师布罗代尔就曾以“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作为他治史的座右铭。事实上，国际长安学的这一学术领域和问题的产生并不是以古代新材料的大量出现为依据，更多的是由历史观念的转型所引出的历史问题，并由这一历史问题所催生的学术研究结果，而这一学术成果的产生在充分体现历史思维和理论对史学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指导作用的同时，也必将有力地推动长安古今国际化的研究，因此，切实重视“问题史学”的研究和运用是将国际长安学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的重要条件。
从西方史学史来看，“问题史学”是经过漫长的发展进程而在现代产生的学术成果。这一成果进一步拓宽了历史研究的空间，深化了历史研究的纵向维度，强化了历史的社会效用和功能，也彰显了历史所具有深沉而厚重的现实人文关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问题史学”首先是历史学在深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合乎历史逻辑和思维逻辑的理论和方法，真实地反映了时代对历史的迫切要求。也就是说，通过这一理论和方法，可以更为有效地发挥历史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这一理论已超越了西方传统历史观念的局限，也标志着它与中国史学研究的宗旨殊途同归，相互汇通，因而对于推动现代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于国际长安学的研究而言也是如此；其次，“问题史学”这种具有现实目的性的历史研究“范型”不应该也没有成为历史学发展的障碍，相反，它为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和新途径。“问题史学”的出现从另一侧面再次揭示了历史学所以出现及深入发展的根本性缘由之所在，即历史学是从人们的需要产生，为解决人们的需求产生并逐渐深入发展其效用的一个重要的人文研究领域。因此，“问题史学”的学术研究方法和目标为我们提供了展示现代历史研究的优势和发挥其时代作用的场所；再次，“问题史学”的历史研究“范型”绝不意味着对历史研究能力和水平要求的降低，也绝不意味着通过浅尝辄止的方式就能得到成果。从学术史来看，“问题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汲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上，对实证主义史学进行的批判改造，它处于史学研究的学术前沿。这主要表现在：它是努力将历史进程和历史的理论相联系的硕果，是竭力将历史的求真和历史的效用二者有机统一的产物，是将坚实的史学功底和对现实社会的深刻的洞察力相结合的成果。由此来看，“问题史学”其实是向历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求，它与国际长安学有着深刻的理论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长安学是这一理论的直接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对“问题史学”予以充分重视。
显然，在“问题史学”视域下，进行国际长安学的研究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这也正是国际长安学所应该直面的问题，也是其研究的核心内容，它既是国际长安学研究之意义所在，也是现代史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社会历史责任，更是国际长安学所蕴含的创新精神的具体表现。所以，我们必须脚踏实地，与时俱进，全力争取以达到这一崇高的学术境界。
其一，将“问题史学”的理论指导与具体的历史研究相结合，从而不断探索和丰富国际长安学的理论方法体系。对国际长安学自身理论架构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进行：一方面在国际化这一历史背景下，着力对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所面对的重要现实问题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以体现国际长安学自身具有的理论指导优势；另一方面从古都长安国际化的客观发展进程出发，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历史认识，从经验或教训的层面不断升华到理论自觉的层面，以探求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国际长安学的内容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对其内容和规律的探讨“取决于以古都为核心的某种环境影响或社会文化体系自身的外延。换言之，拓展的程度不取决于我们研究的主观意图，而是研究自身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只有经过不断反复的史论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历史认知过程，才可能真正把握国际长安学的内容、特征和其所不同于其他研究领域的学术边疆之所在，进而为其提供科学可靠的基础理论和实践的方法论，从根本上为国际长安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依据。
因此，国际长安学的必由之路是将理论指导和具体历史研究一方面统一于以周秦汉隋唐的古典历史的研究中，另一方面则统一于当代西安建立国际化大都市蓝图的历史实践中，并在这一古今相通但又不同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国际长安学客观的古典性特质和对现实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力。显然，这一趋向不仅是“问题史学”的要求，也是国际长安学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其二，揭示宏大主题与其内部具体纷杂的历史专题之间的真实而深刻的联系，不断充实和深化国际长安学研究的理论和内容。具体而言，在这一进程中要注意克服在运用“问题史学”观念指导研究中容易出现、事实上也屡屡出现的弊端。这主要表现为受宏大主题的吸引，醉心于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理念架构，只是偏爱对宏大的问题用理论架构或猜想代替实证的具体研究，从而忽视对宏大问题内部具体而复杂的问题进行细致和深入的学术探讨，缺乏对现实问题进行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深度探索，最终研究成果大都停留在重大问题的表面，没有体现出历史学求真务实的学术特点。显然，从研究的方法来看，这一弊端是将问题的发现和研究两者混为一谈，其本质则源于对“问题史学”的不正确理解。
其三，正确而深刻地揭示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的内在关联，既是国际长安学理论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也是其难点问题之所在，它关系到国际长安学能否深入发展。因为当代的问题与历史的问题两者有一个明显的时间距离，如何从理论上论证两者的内在关联，这是史学界，特别是西方史学界长期存在的理论难题。年鉴派的进步就在于它强调了古今在传统对立的思想基础上还具有统一的观念。如马克・布洛赫所说的：“这种真正的时间，实质上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所具有的对立统一属性的深刻理解，从而使年鉴派的史学观念和方法有了重大变化，它可以对年代隔离较远、地域不同的历史现象进行统一研究。以此来看，长安的国际性问题亟待发掘，呼之欲出。它既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归根结底，它是将历史的长安和现代的西安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要对其有一个较为深入的认识，就必须在正确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指导下，将国际长安学的现实问题同历史探讨结合起来，将宏大问题和具体有效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可以做出具有特色的成果，并形成国际长安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充分体现并揭示古今联系的历史性，并在这一历史性中体现其现实意义。
（二）以“问题史学”为依据，重视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中重大问题的研究
“问题史学”侧重对社会影响较大、人们较为关切的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进行研究，所强调的是将个人兴趣与社会关切结合起来，突出了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责任感，更有利于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效用。
发现问题需要坚实的学术专业修养、高尚的学术操守和社会责任感，而这些要求对于任何一个历史学者而言，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有可能达到。从史学史来看，上述观念其实是从更为深刻的纵向发展的现代历史观念和更为宽阔的社会历史的横断面向历史学者提出更高的学术研究标准。从这里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史学的新进展，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进展对历史学人提出的要求和挑战。在这一严峻的挑战面前，我们只能积极面对。
那么，什么是具有时代性的问题呢？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论述，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一个问题只要它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历史时期的谜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反映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显然，从马克思的思路出发，历史研究所要发现的问题，首先应该是现实中的真问题，而不是无病的假问题，其次是大众所关注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的雅好或其他，再次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对它的探讨有助于社会发展的进步。
如果将这一思路运用于国际长安学研究的话，其发现问题的途径和所要研究的问题应该是这样的：史学研究应当紧紧与国际长安学发展的内在规定性结合起来。应当紧密地同西安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现实追求结合起来，从历史的角度，用历史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这应该是我们在选题时所应遵循的行动指南。
国际长安学应该采取的方法是从国际性视域出发，从人们所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出发，去发现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以寻求具有深度的历史解释，但切入点一定要小，而且要从不同角度反复切入。只有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才能真正揭示宏大主题内部所存在的真实而深刻的具体联系，以体现历史研究的自身优势。用马克・布洛赫的话来讲就是，“从原则上讲，分析对于概括综合来说，只有当分析以综合为目的，并注意为综合服务的时候，才会是有用的。”
“问题史学”对国际长安学研究的引领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不断加深和拓宽国际长安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其二要使古长安的国际化和现在西安的国际化二者之间建立紧密的学术关联，以目前西安国际化建设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为切入点，探讨昔日长安国际化的历史实践，以其研究成果来指导现代西安国际化进程的发展，并在这一新的发展进程中进一步探索其发展的新目标和新途径。
比如，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建立必然需要大量的具有刚性的制度性措施作为保障，也需要大量的针对具体问题的短期的政策作为补充。那么，建立国际化大都市需要哪些制度和政策？如何制订和实施这些制度和政策，这是建立国际化大都市所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现实问题。回答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从古长安的国际化进程中获得经验和教训。这当然是国际长安学所要大力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再比如，国际长安学的研究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和成果最集中的体现在于它对于我们清楚地把握古都长安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在古长安大地上所进行的具有未来发展战略构想的新的城市化建设模式――国际化“大长安”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简言之，国际长安学首先是长安国际化的产物。昔日长安经过长期的国际化建设形成了系统的国际化长安发展的综合格局和丰富内容，从而有效地提供并保障了诸如以汉唐为突出代表的长安国际化功能和地位。现代西安国际化进程虽然不能复制昔日国际化长安的模式，但是可以借鉴它。因此，以国际长安学研究的成果为依据，以现实的国际化发展需求为指针，古今融通；在学习我国北京、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基础上，汲取西方现代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经验教训，中西合璧。
（三）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将国际长安学的理论有机地统一于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进程中
马克・布洛赫曾指出：“历史是一门有关过去的科学，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很不恰当。”因为如果将历史研究局限在过去这一狭小范围的话，并不能适应社会历史发展对历史学的客观需要，也不能适应历史学本身深入发展的需求。因此，他“建议将历史学的范围延伸到当代，但这并不是为了给自己的专业争地盘……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范围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从现在史学发展的成果来看，史学与现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史学指导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史学发展的趋向来看，历史学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过去，也不仅仅是现在，而且也要面向未来，因为只有将未来纳入历史的视域之中，我们才可能对古代的历史和现代的历史看得更为清楚，并在古代和现代的发展进程中更为清晰地了解未来历史发展的趋向。勒高夫认为，“无论从个人还是集体的角度来看，都很有必要在过去、现在的基础上再加上第三个维度：未来”。当然，如何将未来纳入历史研究的视域中，还存在着许多争论，但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即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的理论研究在其中必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
历史的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是要发现历史理论的内在结构，另一方面则是要与社会历史发展建立真正的内在联系，以便于发挥对现实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实践关系。这一辩证实践关系的核心是在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史论结合，不断地深入现实的历史运动中，以探讨古代、现代、未来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如此反复，使历史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正如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说：“历史意识也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把时间的相反两端连接起来，从而使我们感受到人类文化的统一性。”总之，历史的研究就是由古及今，再向未来的一个辩证认识的过程。
在构建国际长安学的理论时，应将古长安同不断变化的现代西安和未来发展的趋向联系起来，将这一过程作为一个有明显差别但又有紧密内在联系的整体，并将其作为国际长安学的客观对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国际长安学本身的特点、内涵、理论方法、作用和影响有一个不断全面、深入的了解。其实，“问题史学”对于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建构而言，意义也在于此。
研究国际长安学的重要现实意义就在于，它与人们所关切的突出的现代问题和发展紧密相关，其本身是一种不断地从古到今、再对未来加以展望的运动过程。这并非只是主观构想的产物，它是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国际长安学的历史理论与西安现代化的历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历史的矛盾运动和社会历史实践辩证相结合的产物。
在朱本源先生看来，史学思维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其所处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反映。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历史思想。比如，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凭据的是经过长期生产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与之相应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就是面向过去，按祖宗成法办事，这就形成了众所周知的“借鉴史学”，或叫做“垂训史学”。如《诗经・大雅》的哲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战国策・赵策》所谓“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的箴言就是典型例证。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主修《资治通鉴》时，其所彰显的治史宗旨仍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行失”，“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对此，西方历史思想发展也相类似。现今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时代，能够体现这一崭新时代的历史思维方式应该是什么呢？对此朱本源先生精辟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生产和生活上的事瞬息万变，从现实出发制定的政策在实行上往往落后于发展变化了的现实，所以思维方式必须面向未来”。因此，朱本源先生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是：从现在社会本身包含的自我扬弃，来展望历史发展的未来进程。这正是今天的信息时代所要求的历史思维。”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国际长安学的研究领域不仅是一个传统性历史研究课题，也是现代史学研究中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它是同“大长安”的构建相关联。国际长安学的研究一定要从现代的真实问题出发，立足于信息社会这一坚实的社会基础，面向未来，这是国际长安学发挥其历史效用的一个基本趋向。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历史学最终要阐明的论题是人类的意识，对历史学来说，人类意识的内在联系，人类意识的错综复杂，人类意识的影响，正是现实本身。”国际长安学的理论一方面要反映以古都长安为核心的中国早期国际化历史发展的突出成就，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探讨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途径――西咸一体化和西咸一体发展的趋向――“大长安”的构建提供历史借鉴。这正是本文宗旨之所在，当然也是国际长安学研究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四、结语
总之，从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观念出发来探讨国际长安学这一重要的学术研究问题，就会发现，国际长安学的内容要深深植根于客观的长安历史之中，它在包含极其丰富而重要的古典史学内容的同时，又要表现出浓郁而昂扬的历史气息和具有时代感的问题意识。
毫无疑问，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不仅是国际长安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对国际长安学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建构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准则应该是：以现代史学的理论为依据，从现代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现实问题出发，以周秦汉唐为核心的长安国际化历史为根基，面向未来，这是国际长安学所应坚持的基本的史学认识方法。
因此，深刻揭示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及其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将这种联系同正在进行的西咸一体化和“大长安”的构想和建设结合起来，将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以真正使理论与历史进程二者之间形成深度融通，使国际长安学的理论真正同古今长安国际化的历史进程辩证地结合起来，以发挥国际长安学这一古典学的现实功效。换言之，只有将理论与历史有机统一起来前提下，在充分发挥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和实践双重功效的基础上，以积极推进西咸一体化和大长安的整体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的宏大发展进程为发展目标，国际长安学的研究才可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学术意义，并产生深厚而广泛的社会历史意义。
以拓宽与细化为重要特点
历史学内容丰硕，课题浩瀚，便于学者各自选取独特的专题，从事窄而深的研究，做他人不易置喙的探讨，因而专家多而通家寡。2016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选题丰富，以题目的拓宽和探索的细化为重要特点。各专题和时段的研究均有新的开发或深化，例如，结合《山海经》探索上古天的观念及其变化，结合甲骨学资料研究先秦宗教信息。又如汉代的封爵问题、汉墓画像系统与《参同契》互证的文化解读、北魏建国与谶纬学说的关系、隋唐法律制度的区别、宋代皇朝的疆土观念、元代军制的具体考述、明代大规模移民、清入关前的文化体系、清代继嗣制度等，不同视角和视点接踵而出。这些研究看似细碎支离，但皆有助于断代史、民族史、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等领域的学科建设。弥补空缺，积沙成塔，有功无过，对新史料的开发和运用也融会其中。
近年来兴起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继续前进，并与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理论及成果形成互动、互补，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化，提出了运用诗歌、文艺作品及其他资料的理念。这是专门史发育成长、蔚为大观的实例之一。许多专门史研究在充分发展后，都有从其专业角度考察历史的趋向，例如，从文化史角度研究历史动因，从制度视角考察历史变动，从社会史角度解析历史面貌等。在现实需求的推动下，边疆区域史、边疆民族史研究逐步深入。古代舆图研究也多有成果，明清时期东部和南部海域的地图研究是2016年引人关注的课题。多种课题的开拓和研究的深化，不断积累着宝贵的具体成果。在一定阶段，史学界需要对这些成果进行综合梳理、系统整合，促成历史研究整体的更新，不能也不会总是碎金满地、长久铸不成一尊洪钟。
学术史梳理推动史学发展
学术史的梳理和总结，是历史研究的必备功课，更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不二法门。每逢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年份，学术史的总结活动便会大力展开，许多问题得以清理，有助于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在一般年份，学术史总结并未消逝，而是采取多种方式。例如，《中国史研究动态》等刊物对上一年各个专门史、断代史的研究状况予以总结，提供的学术信息弥足珍贵，参考价值颇高，这已经形成惯例。
一、关于学术思潮循环盛衰的辩证历史发展观
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几个主要阶段，形成不同的学术思潮。章学诚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道家和佛教，自然不重视释老之学。他以六朝隋唐的辞章文学代替玄学和佛学，全面考察历代学术的发展及其利弊得失，形成了关于学术思潮循环盛衰的朴素辩证观念。
(一)章学诚认为，历代学术思潮的演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学术思潮的质文递变中，可以看出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演变法则，“历观古今学术，循环盛衰，互为其端。以一时风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势也。学者祈向囿于时之所趋，莫不殚精竭智，攻索不遗余力，自以所得远过前人，圣人复生，不可易矣。及其风衰习变，后人又以时之所尚追议前人，未尝不如前人之视古昔。汉、唐、宋、明以讫昭代，作者递相祖述，亦递相訾议，终身遁于其中，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岂有当哉!”[2](《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这说明，不同时期学术风气的变化，影响着学术思潮的循环。所谓“循环盛衰，互为其端”，揭示出后代学术既是继承和发展前代学术精华而来，也是矫正和弥补前代学术失误而起，在发展演变中存在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章学诚认为，学术风气对思潮演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学术风气不断改变，导致学术思想的利弊两方面失去制衡，物极必反，互为循环。章学诚考察了中国学术思潮的演变，触及到了这一法则。宋代以后，学者治学逐渐形成一股不顾具体历史事实而空发褒贬议论的不良学风，不恰当地夸大了儒家“义理”的作用。尽管宋儒具有良好愿望，至元明两代，理学渐渐演变为空疏无用的学问，丢弃了汉唐学术注重征实的传统。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逐渐扭转空谈“义理”之弊，开创出质朴求实的学风。但是，朴学纠正宋学空疏的同时，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宋儒之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然风气之盛，则村荒学究，皆可抵掌而升讲席；风气之衰，虽朱程大贤，犹见议于末学矣。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2](《家书五》)在章学诚看来，扭转宋学空疏的一面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矫枉过正。乾嘉学者徇于世风，训诂章句，考订异同，补苴罅漏，有功实学。然而朴学流弊是把“求是”作为治学终极目的，不重“义理”，完全忽视了宋学注重思辨的合理内核，又从正确走向错误。
第二，学术风气左右着学者的见识，使他们以特定时代观念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评论前人学术的得失利弊。章学诚说：“三代以还，官师政教不能合而为一，学业不得不随一时盛衰而为风气。当其盛也，盖世豪杰竭才而不能测其有余；及其衰也，中下之资抵掌而可以议其不足。大约服、郑训诂，韩、欧文辞，周、程义理，出奴入主，不胜纷纷。君子观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窥道之全量，而各趋一节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见，而学士所矜为见者，特其风气之著于循环者也。”[2](《答沈枫墀论学》)这是因为，处在特定风气影响下的人们限于时代的局限，只能看到学术某一方面的利弊，无法洞察全局。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研究的学问最有价值，并以此为准绳评价前人学术的得失。他们的思想认识必然打上这种学风的烙印，逐渐形成具有某种共同价值取向的学术思潮。章学诚说：“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犄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今嚣嚣，有未易临决者。”[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风气所在，毁誉随之。辞章之习既盛，辄诋马、郑为章句；性理之焰方张，则嗤韩、欧为文人。循环无穷，莫知所止，导致学术上的偏颇之见，无法看清前人学术的真实面目。章学诚主张考察清楚历代学术思潮盛衰递变的过程，更好地理清学术思潮的发展脉络，然后才能看到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全貌，正确评价其是非和利弊。
(二)章学诚强调区分学术主流和末流的重要性，对古今学术源流的认识表现出朴素的辩证思想。他指出：“汉儒治经，唐世崇尚诗赋，则服、郑数君不为习蔽，而余子概无闻焉。唐人业诗，宋儒崇尚策论，则李、杜诸家不为习蔽，而余人无所述焉。”[2](《与钱献之书》)后人纠正前人学术之偏颇，只有开创新学风的学者懂得补偏救弊的道理，而附庸风气之人看到开风气者对前人的批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于是变本加厉攻击古人，以为前人学术一无是处，导致了学术发展失衡的弊端。不同学术思潮之间或同一学术思潮中不同流派之间的学术之争，除开学术宗旨和价值观念存在差别以外，往往还掺杂着意气之争。这种门户之见已经超出学术争论本身，变成不顾事实的蓄意报复，结果促使学术发展更加偏离正确轨道。章学诚认为，学者只有分清学术发展的源流，才能对各种学术思潮作出正确评价。他论述宋明以来的学术发展说：“夫空谈性理，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乃是宋学末流之大弊。然通经服古，由博反约，即是朱子之教。一传而为蔡九峰、黄勉斋，再传而为真西山、魏鹤山，三传而为黄东发、王伯厚。其后如许白云、金仁山、王会之，直至明初宋潜溪、王义乌。其后为八股时文中断。至国初而顾亭林、黄梨洲、阎百诗，皆俎豆相承，甚于汉之经师谱系。”[2](《又与朱少白书》)章学诚认识到学者应该区分学术发展的主流和末流，继承和发扬前人学术思潮主流中积极正确的一面，抛弃前代学术思潮末流中偏颇失误的一面，保证学术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他注意到学术思潮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人们受学术思潮的影响，所作所为反过来又作用于社会，良好的学术思潮能够促进社会历史发展，文化繁荣昌盛；不良的学术思潮会使人们误入歧途，阻碍社会历史发展。他特别强调说：“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于气数者然也。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于调剂者然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开者虽不免于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托，此亦自然之势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2](《原学下》)学者的责任是把握学术发展的脉搏，对社会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而不应该徇思潮流俗，加重学术偏颇倾向。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术乃至社会的正常发展。他的这种认识，是通过考察学术思潮循环盛衰而形成的朴素辩证历史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辩证历史发展观
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宋学流弊是言必三代、空谈性理而无益于社会，朴学流弊是烦琐考证、博学佞古而不关心现实。章学诚从理论上清算了这两种错误思潮，全面考察古今历史发展的进程，形成了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区别和联系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一)章学诚明确主张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反对主观割裂历史和现实的相互联系，强调只有正确认识古今关系，才能看清历史发展脉络。他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强调古今相因之义，不能人为地割断历史的前后联系。章学诚认为后人之所以重视古代历史，正是由于借古鉴今的需要。他明确地认识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2](《知难》)这说明他是把历史看做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认识到人们学习历史，就是要通过研究过往时代的历程，认清未来社会的趋向。章学诚深刻地阐述了正确认识古今关系的重要性：“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2](《史释》)历史与现实是相互联系的，古今典章制度也具有相通之处，后人之所以要重视和研究古代典制，正是要把它们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更好地解决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惟古是好，不应用到现实社会，即使古代知识再渊博，就如同考证清楚西陵氏嫘祖发明养蚕而不能御寒，神农氏发明稼穑而不能充饥一样，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学者不能正确认识这种辩证关系，就达不到对古今社会的性质或历史发展法则的正确理解。章学诚指出，倘若“好古”而不知所务，就会导致“蔑古”。他抨击貌似尊崇古人实则歪曲前人学术的错误说：“宋人推尊孔、孟，多不近情。……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知，好古敏以求之，诚恐人以生知天纵之言，矫诬失实，不惮言之谆谆。宋人视古，视述，视好，视求，皆蔑如也。”[2](《淮南子洪保辨》)宋学家这样做，名为“好古”，实际上把古人学术搞得面目全非，割断了历史的前后赓续。在今天看来，宋儒扬弃汉儒“即器而忘道”的错误方法，强调探究儒学“义理”的重要性，完全正确。宋学末流的错误是“舍器而言道”，在抨击汉儒烦琐考证的同时，也抛弃了前人学术中注重征实的合理内核，讳言对汉代经学的继承和借鉴，标榜直接继承先秦儒家学术而来，不仅人为地隔断了历史发展的联系，而且也割裂了学术之间的承袭，结果走向事物发展的反面。
第二，既要看到古今历史的相互联系，同时又要注意古今时代的差异，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陷入相对论之中。章学诚指出：“好古之士，于残金泐石，攻鞫款识，不遗余力；而齐物家言，则三代法物，不难等于过眼云烟。二者极相拂也，而其实交相为用。盖器用玩好，皆外物也，物传于古而珍之，古犹今也。以其古人所尝寓意焉，即其物可以想见其人。好古之士，所谓珍而重之是也。徒徇古物可珍，而不知其所以珍，齐物之家所以欲人略迹而论心，亦是也。”[2](《冯孟亭先生奉砚图记》)后人在认识历史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古今时代的差异，不能混淆它们的区别。章学诚非常注意考察古今历史的关系，反对用齐物论方法看待历史：“《关睢》说周衰盛，则美刺旨殊；《子衿》言学兴亡，则贞淫义异。贵耳而未尝贱目，以目淆耳则愚；爱古而未尝薄今，以古律今斯舛。”[2](《湖北通志检存稿四·文征丁集哀录近人诗文论》)这就需要摆正古今关系，切忌因“好古”而“贱今”，用古代的政治强求现实社会。章学诚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得出了深刻的理论认识：“事有不师于古而因乎理势之自然，有其举而莫之废者，君子之所共由，而不必执古以概今也。”[2](《家谱杂议》)当代社会的某些制度是根据现实形势发展形成的，不一定要从古代寻找理论根据，必须符合古代的制度。倘若不明白这个道理，混淆古今时代差异，就无法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法则。
第三，“好古”应当学习古人的精神，但却不能处处模仿古人；认识古代历史是要从历史上汲取经验教训，而不是为炫耀自己“博古”。章学诚极为反感盲目崇拜古代的做法，主张立足现实，古为今用。他认为三代实行井田制度，所以乡闾相望，聚族同居；后世社会制度发生变化，不能再模仿古人同居。他说：“时势殊异，封建、井田必不可行。人事不齐，同居亦有不可终合之势。与其慕虚名而处实患，则莫如师其意而不袭其迹矣。……夫师古而得其意，固胜乎泥古而被其毒也。”[2](《同居》)这种主张是着眼于历史发展，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古代，不知变通。章学诚认为，那些只知“好古”而昧于“知时”的人，实际上是忘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凡学古而得其貌同心异，皆但知有古，而忘己所处境者也。”[2](《与邵二云论文》)章学诚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对古今关系具有朴素的辩证认识，表现出既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朴素辩证思想。在今天看来，后代社会是承袭前代社会而来，必然有一个学习和继承前人文明的过程。然而这种继承不可以直接拿来利用，而应该学习和继承前人创造文明的方法与智慧，创造出适应当代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二)章学诚认为后代社会是继承前代社会而来，了解古代社会目的是要重视当代社会。他的“礼，时为大”的主张，是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又一辩证认识。
章学诚认识到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史家可以“好古”，但不可“泥古”，应该着重关注当代的典章制度。人们认识历史，就是要认识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从而找到社会历史演变的法则。他认为“天时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2](《博约下》)。既然古今历史发展不同，那么，古今社会必然存在很大差异。章学诚强调“古今时异，周、孔复生，亦必不尽强今以服古也”[2](《述学驳文》)。后世必然胜过前代，世人盲目崇拜前人和是古非今的做法，显然不合时宜。章学诚主张根据客观形势制定政策，反对把古人的制度和措施搬用到后世社会，哪怕是古代完美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措施，由于时代不同，也不能简单地照搬。他对此解释说：“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2](《史释》)现实的政治制度毕竟不同于古代政治制度，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者考求古代典章制度，必须立足现实的需要：“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2](《经解中》)这说明研究古代历史，目的在于更深刻地理解当代典制。章学诚认为，学古的终极归宿是要更好地了解和遵循当代典制，而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他指出：“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①shuì@②chī@③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①shuì@②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2](《史释》)遵时王之制，主要目的就是为现实社会服务。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注重当代典章制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学者治学应当“师古而不戾于今，协时而不徇于俗”[2](《墓铭辨例》)。如果不通当代典制，就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章学诚特别突出方志、家谱和墓志遵循当代典制名称的重要性：“夫官名地名，必遵当代制度，不可滥用古号，以混今称。”[2](《书郎通议墓志后》)他指出，某些修志者沿用旧志名称，不通清代官制，强调“生今之时，宜达今之体制”[2](《地志统部》)。地方志乃是一方之史，倘若不用当代典制名称，后人就无法考察其时代，方志也就失去存在价值。章学诚批评某些史家不通古今，不揆时势，混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特别强调史家必须重视和通晓当代各项社会制度，然后才能考察清楚历史的发展脉络。这足以证明，章学诚关于“礼，时为大”的认识，贯穿着厚今但不薄古的辩证思想，表现为一种进步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三、关于史籍演变“奇”“腐”互化的辩证历史发展观
章学诚考察了中国古代史籍文化的演进，揭示出各种体裁史书的内部体例结构和外部体裁形式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扬弃和互补的关系，形成了史籍发展“神奇”和“臭腐”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观念。
(一)章学诚考察中国古代史籍的演变，并非静态地评价各种史书体裁义例的优劣，而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辩证地揭示出它们的衍化轨迹，历史地看待其学术价值。他在评骘史籍的实践中认识到：“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义者，可以不执一成之说矣。”所谓“神奇”和“臭腐”，就是“有所得者即神奇，无所得者即臭腐”[2](《说林》)，亦即史籍能否通过继承和扬弃而发展。这是章学诚关于史籍发展辩证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和唐代史家刘知几评论史籍的不同特点和旨趣。
中国古代编纂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册府元龟》等类书，仅仅是分类辑入各种书籍，对史籍发展一般来说没有促进作用。这些类书在世人看来自然属于“臭腐”之列，然而其中却保存了大量后世失传的文献，今人可以借此征求逸书，窥见前人的学术风貌，作为当展学术的基础和借鉴。章学诚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2](《说林》)中国古代辑逸学很发达，成就相当大，其“神奇”价值就在于此。
北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表彰世族，然而该表只列宰相，有的宰相出身微贱，无门阀可表；有些世家大族虽然门第显赫，却又没出宰相。特别是邓州韩氏，既无宰相，又不是世族，只因欧阳修心仪韩愈，便把他载入《世系表》，实为自乱其例。从史籍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体例驳杂、内容芜滥的史表远远够不上“神奇”之作；但是，后人考证唐代历史，或者借助《世系表》印证传世的金石碑版，不仅不嫌其载人驳杂冗滥，反而惟恐收人物不多。又如北宋陈彭年等人依据《切韵》纂修《广韵》，只有《姓氏》门中名物制度注释精详，其余门类非常简略。这种修书义例当然很不可取，以致其书缺乏“神奇”效果。但因其注释中所引之书大多失传，后世考证前代姓氏，反而从中获益匪浅。所以章学诚说：“古人著述，有于义例未善，而流传后世转得其用者。”[2](《丙辰札记》)以上两书堪称“臭腐”，后世却发挥了“神奇”效用，颇多裨益。
《史记》、《汉书》等纪传体裁史籍中包举记言、记事，叙事中夹杂着大量的诏议、奏疏，“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3](《载言》)，给读者阅读造成很大麻烦。唐代刘知几主张把纪、传中的诏令、奏议抽出，按类区分，单独创立一种体例，称之为《制册章表书》。这种设想虽好，但因不便割裂史籍中记言和记事的有机结合，后代正史并未采纳。宋代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和宇文懋昭的《大金国志》，则采用了这种撰史义例。前者把后晋石敬瑭降契丹表，后者把金朝封楚王张邦昌、齐王刘豫的册文以及南北往来盟书，别自编录成篇，不入正文叙事之中。章学诚认为，这两书史料价值并不高，制册章表单独成篇，也不过是作者随手编录，未必具有自觉的史学意识，并不能视同创造。但是，他们的做法恰好实践了刘知几的主张，弥补了正史体例之不足。章学诚指出：“诸家杂纂，不局于纪传成规，而因事立例，时有得于法外之意，可以补马、班义例之不及者。”[2](《乙卯札记》)这些本属“臭腐”之书，没有固定体例束缚，根据实际情况发凡起例，反而收到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
(二)章学诚从史籍发展历史的角度总结了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三种主要史书体裁继承与创新的相互关系，揭示出中国古代史籍发展变更变的内在法则，形成了关于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历史观。他说：“《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夭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盖自刘知几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2](《书教下》)尽管章学诚不恰当地拔高了《尚书》的地位，贬低了袁枢的成就[4]；而且只把史书体裁之间的发展与创新表述为形式上的回归和循环运动，限制了其理论的价值，但他提出的“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的见解，初步揭示出中国古代史籍文化发展史上的某些法则。诚如瞿林东所说：这个法则“触及到了中国史书体裁发展变化过程中某些规律，即所谓合之则分，分之复合，而在分合过程中走着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路线。”[5](p106-107)章学诚的认识，给我们进一步总结中国古代史籍发展规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今天看来，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每一次创新，都能使历史记载更好地反映出社会历史面貌，解决史学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史籍文化的发展。史籍文化的演变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更高层次上的回归，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规律。
四、结束语
从以上三方面论述可以看出，18世纪中国史家章学诚对历史发展进程、历代学术盛衰和史籍文化演变之法则做了比较深刻的总结，形成了朴素辩证历史观，其历史理论成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章学诚历史理论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章学诚的历史认识中包含着明确的“今昔互视”意识，承认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发展过程，任何人都无法割断这一历史的联系。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学者评价前人的功过是非，必须要考虑到自己认识的局限性，不能一味攻苛前人，这样就会导致思想偏激，同样给后人留下批评自己的口实。学者在治学过程中只有力戒褊急偏颇，不去互争门户，才能促进学术思想正常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进步。这表明，章学诚的史观中闪烁着鲜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的光辉。第二，章学诚考察中国历代学术文化的演变，形成了事物两方面相互转化的思想。他看到历代学术思潮总是在空疏与征实之间循环，呈现出盛衰递变的法则。汉代经学注重章句而忽视思辨，产生了注疏冗滥之弊；宋学起而救弊，强调阐明“义理”，又产生了空疏虚玄之弊；清代朴学再起而救弊，力倡“实事求是”，又导致了烦琐考据之弊。同样，历代史籍发展也是由适应时代需要变为落后时代需要，经过变通以后创造出适应新形势的史籍，后来又逐渐落后而必须变革，以适应时展的要求。这种认识尽管不免带有循环论的痕迹，但却表现出鲜明的朴素辩证思想。章学诚在揭示社会发展进程和学术历史发展法则的基础上形成丰富的历史理论，同时在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自身发展基础上形成完备的史学理论，二者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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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瞿林东.中国史学散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般下革
关键词：契丹；契丹历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01-04
契丹（Khitan）是在中国北方民族历史上继匈奴、鲜卑之后又一次统一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并建立了辽政权。契丹自4世纪登上历史舞台，至公元1218年西辽灭亡，活跃于中国北方长达8个世纪之久，影响深远。虽然经历了千年的风雨和时代的掩盖，在当年的辽朝统治区域内，城址、墓葬、寺庙、佛塔等辽代遗存数不胜数。然而对于契丹，留给后人更多的是谜团。因此契丹历史研究也就成为很多学者毕生的事业。受传世史料的限制，契丹历史研究一直举步维艰，鲜有重大突破。近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和学者的不懈努力，契丹历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让我们看到了契丹历史研究的新希望。
专门研究契丹历史的专著涉及政治、文化、教育、语言、社会习俗及制度等多个方面，主要有尤李《多元文化的交融――辽代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乌力吉《辽代墓葬艺术中的捺钵文化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姜维东《辽金黄龙府丛考》（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辽代器物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年），李谷城《辽代南京留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王玉亭、王燕赵《辽文化与辽上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陈述《契丹史论证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孙国军、李春林主编《契丹辽文化论集》（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14年），内蒙古博物院编、郑承燕著《辽代贵族丧葬制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4年），张邺、张编《契丹巾帼：辽代契丹族女性研究》（民族出版社，2014年），刘浦江、康鹏主编《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中华书局，2014年）等。将契丹历史纳入某一研究体系的专著主要有邓广铭《辽宋夏金史讲义》（中华书局，2013年），王秋义主编《辽金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年），王禹浪、都永浩《文明碎片――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迹与遗物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郭齐家、苗春德、吴玉琦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宋辽金元卷（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乔卫平《中国教育通史・宋辽金元卷（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利华、张国刚《中国家庭史・宋辽金元时期》（人民出版社，2013年），杨翼骧编著，乔治忠、朱洪斌订补《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宋辽金卷》（商务印书馆，2013年），宋德金《辽金西夏衣食住行》（中华书局，2013年），武玉环《辽金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曾雄生《中国农业通史：宋辽夏金元》（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年），高人雄主编《辽金元文学研究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等。
外文著作有荒川慎太郎、杀竟夂搿⒏呔康典行、渡x健哉《契丹[|]と10―12世oの|部ユ`ラシア》（勉\出版，2013年），三u黎子《沙_双浃位à紊：宋・契丹茶立て女ものがたり》（|洋店，2013年），（日）杉山正明著，乌兰、乌日娜译《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日）爱宕松男著，邢复礼译《契丹古代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
学术论文方面更是成果卓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近年来辽代职官问题、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教育与科举、语言文字、契丹文物与考古方面已经形成了研究的热点，成果也比较丰富。
辽代职官问题的研究。蒋金玲《辽代汉人的入仕与迁转》（《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3期）对辽代的汉人入仕进行了分析，认为科举与荫补是辽代汉人入仕的主要途径，而科举进身与荫补入仕者，在起家官与官职迁转过程中均表现出明显的文武分途特征。家世对汉官个人仕途影响明显，这既是受契丹世选制与唐末五代藩镇旧制理念影响的结果，也是契丹统治者倚用汉人世家大族加强汉地统治、支撑皇权的必然产物。杨军《辽朝南面官研究――以碑刻资料为中心》（《史学集刊》2013年第3期）以碑刻资料为中心，对辽朝南面官系统进行了分析，认为辽朝并未实行三省六部制，南面朝官的主要权力机构为枢密院和中书省。何天明《辽代大林牙院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4期）对设于辽太祖时期的大林牙院进行了探讨，认为大林牙院除了担任契丹本族文翰事务，也有承担军务、作为使者出使他国等职能。此外，杨军、王旭东《辽代南京留守的选任与转迁研究》（《求索》2013年第4期）、林鹄《辽世宗、枢密院与政事省》（《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武玉环《辽代职官考核制度探析》（《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康鹏《辽代地方要员选任方式浅议》（《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等也对辽代职官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杨福瑞《契丹族崇山文化的历史考察》（《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认为崇山观念是契丹族古老的自然崇拜内容之一，是源自契丹人对天地的崇拜、族源的追溯以及对山林畜猎生活的仰仗等多种心理因素而来，在发展过程中，崇山观念达到了最高的精神境界，构成辽朝政治文化的最主要内容。何婷婷《辽诗中所见辽代东北契丹风俗与文化》（《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7期）依据诗歌，对辽代东北地区的契丹族风俗，如饮食、穿着、生产、酒乐舞蹈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此外，还有金渭显《契丹皇帝亲征仪及打猎习俗的演变与尚武精神――纪念陈述先生百年诞辰》（《辽金西夏研究2011》，同心出版社，2013年）、夏宇旭《契丹猎犬述略》（《兰台世界》2013年第36期）、杜美林《契丹族社会生活中萨满文化研究》（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张树卿《辽时期吉林西部草原契丹民族的信仰习俗与传承》（《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杨婷婷《从考古发现看辽上京地区契丹人习俗》（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张敏《辽代石刻中所反映的辽朝母仪规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张强《再论契丹射柳习俗之起源》（《兰台世界》2014年第7期）等。此外，有关辽代的婚姻状况，亦有文章探讨，如靳玲、安正《辽代契丹人的婚姻形式及特点》（《学理论》2013年第36期），单召杰《浅谈金代女真人的婚姻习俗和族际婚》（《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1期）等。
教育与科举。教育方面，高福顺《契丹皇族儒家经史教育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认为契丹统治者不仅重视、提倡皇族子弟研读儒家经史，而且还设定了完备的运行机制。既倡导和引领了契丹社会儒家文化的传播，也使儒家“大一统”思想观念以及中原社会的典章制度开始植根于契丹社会的机体之中。相关文章还有高福顺《辽朝女性教育述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高福顺《辽朝的尚武骑射教育》（《东北亚研究论丛（第六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张敏《辽代契丹女性的教育问题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2期），郭德慧、郭文娟《辽朝储君教育与培养探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等。科举方面，主要有高福顺《辽朝科举考试年限考论――以圣宗统和六年以后为中心》（《东北亚研究论丛》第七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高福顺《辽朝科举考试生源述论》（《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李宇峰《碑志所见辽代进士题名录及相关问题》（《东北史研究》，2013年第3期），高井康典行《景宗？}宗期の政局と|代科举制度の_立》（《史^（168）》2013年3月）黄凤岐、燕煦《辽朝的教育与科举》（《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
语言文字。康鹏《契丹小字〈萧敌鲁副使墓志铭〉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结合辽代汉文文献对该墓志进行了释读，并考证墓主的五世祖即辽朝历史上著名的萧挞凛，并以此厘清了该墓志所记载的墓主十代先祖的世系，同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讹误。相关研究还有方东杰、曲赫《辽时期契丹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特点》（《兰台世界》2013年第33期），傅林《契丹语和辽代汉语及其接触研究――以双向匹配材料为基础》（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即实《简说契丹语的亲属称谓》（《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傅林《论契丹语中“汉儿（汉人）”的对应词的来源》（《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日〕武内康则撰、申英姬译《拓跋语与契丹语词汇拾零》（《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白玉冬、赖宝成《契丹国语“忒里蹇”浅释》（《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松川《契丹文字碑文の新k》（《アジア[学（160）》，2013年），武内康t《最新の研究からわかる契丹文字の姿》（《アジア[学（160）》，2013年），清格尔泰撰、陈晓伟译《20世纪契丹小字研究的重要收获》（《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孙伟祥《契丹小字《萧仲恭墓志》削字现象研究》（《〔韩国〕北方文化研究（第4期）》2013年）、包阿如那《契丹大字《大横帐节度副使墓志》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额尔敦巴特尔《新世纪以来契丹大字研究概述》（《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高娃《内蒙古大学所藏契丹字文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白明霞《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等。
文物与考古。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对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李可鑫《汤原新城辽墓调查简报》（《文物春秋》2013年第2期）则对汤原新城辽墓进行了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考古》2013年第1期）对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相关文章还有赵少军、王雷《昌图四面城城址2009年试掘简报》（《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铁岭市博物馆、昌图县文管所《辽宁昌图县塔东辽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13年第2期），王青煜、康利君等《内蒙古巴林左旗哈拉海场辽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2014年第4期），张兴国、孟令婧《内蒙古巴林左旗白音敖包辽墓清理简报》（《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刘海文、王继红等《河北宣化辽金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3期），韩国祥、邓晓存等《辽宁朝阳杜杖子辽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1期），肖忠纯《辽代辽西走廊的考古遗址与社会发展》（《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等。此外还有对此进行理论性探讨的文章，有刘毅《关于辽代皇陵的几点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3期），孙伟祥《试论辽朝帝王陵寝的营造》（《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4期），刘喜民《辽祖州石室新考》（《北方文物》2013年第1期），姚庆《北京地区辽代墓葬形制研究综述》（《学理论》2013年第33期）等。
对考古资料的研究方面更是比较集中。墓志的考述。蒋金玲《〈贾师训墓志〉“驸马侍中刘公”辨析》（《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详细论证了墓志中所述“驸马侍中刘公”实为“侍中刘公”之误。相关文章主要有韩世明、都兴智《辽〈驸马萧公平原公主墓志〉再考释》（《文史》2013年第3期），李宇峰《〈萧琳墓志铭考释〉补正》（《辽金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年），李强《辽〈张守节墓志〉补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齐伟《辽宁省博物馆藏〈石重贵墓志铭〉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姜洪军、李宇峰《辽陈妻曹氏刘氏墓志校勘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李俊义、高颖、戴顺《〈辽萧孝恭墓志铭〉校勘》（《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姜洪军《辽宁北票市发现辽代李绍俞墓志》（《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
器物研究。主要有王俊辉《辽宁省桓仁县所出契丹文印》（《东北史地》2013年第6期），赵中文、冯永谦《辽“女真鹿官户太保印”铜官印考释》（《北方文物》2013年第4期），么乃亮《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漆木双陆考述》（《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邓树平《辽金时期医疗器械的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崔晓晨《对宋辽金时期铜镜形制分类比较分析》（《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期），李艳阳《辽代早期纪年瓷器研究》（《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梁姝丹《辽宁彰武出土的辽代双陆棋》（《东北史地》2014年第1期）。
这些成果无论是专著还是学术论文，涉及层面广泛，研究较深入，且数量巨大。呈现了全新的面貌：一是青年学者学术研究活跃；二是研究涉及的领域更加宽泛。三是研究的问题也更具体。这些研究也体现契丹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加强对契丹日常生活的研究，如生活习惯、语言文字、科举教育等，有助于我们完整地了解契丹历史，更加贴近生活。由于契丹历史研究文字史料的缺乏，学者更加注重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同时针对性地加强了考古资料的深入研究，或可成为我们打开契丹神秘面纱的主要途径。另外，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也是契丹历史研究的一大趋势，运用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了新气息。
一、
两阶段论的形成
所谓两阶段论，即把古代奴隶制的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古代东方是早期的、不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古代希腊罗马是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它形成于30年代，是当时苏联史学界的一场大论争的产物。
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一些年代里，由于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尤其是反动的循环论的影响，一些研究者试图折衷地将马列主义关于历史发展进程的概念同循环论的观点相调和，急于断定古代东方为封建社会。有的学者甚至“发现”，古代两河流域的乌鲁卡基那时期是封建关系解体的开始时期，汉谟拉比统治时的古巴比伦王国是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的国家，而新巴比伦王国则是大银行资本统治的时代①。因此，当20年代末苏联开始进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大争论时，史学界对于古代世界尤其是东方国家的认性质问题，认识相当紊乱。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大争论(第一次大争论)主要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进行，但持续到整个30年代，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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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M．波斯托弗斯卡娅：《苏联对古代近东史的研究》(1917—1959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1年，第77—78页。
1929—1932年为第一阶段。这是争论最剧烈的阶段。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东方社会是否是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当时，对于古代东方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问题，有三种说法：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封建制说和奴隶制说。奴隶制说是BB斯特鲁威提出来的。他原先也曾主张过古代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和封建制说，后来经过对两河流域社会经济史文献的研究，于1932年在苏联国这物质文化史科学院所作的报告中，认为古代东方阶级压迫占统治地位的形式是奴隶制度，其主要支持者有 A．米舒林和B．阿甫基耶夫等。以上三说通过第一阶段的争论，亚细亚生产方式说被否定了，苏联史学界确立了以下观点：亚细亚生产方式不能看作是独立的、区别于奴隶制和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否则就否认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法则，承认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在这个阶段，两阶段论尚未出现。
1933—1936年为第二阶段，争论主要在古代东方封建制说和奴隶制说之间进行。封建制说的主要代表者H．M．尼科尔斯基、H．M．卢里叶和A．H．久梅涅夫等。主张奴隶制说的最活跃者仍为斯特鲁威。他在1933年作了题为《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问题》的报告，1934年发表了大学教材《古代东方史》，系统地阐明古代东方社会是奴隶制社会。1937年，《历史家——马克思主义者》杂志编辑部组织《古代东方史》一书讨论时，写道：“斯特鲁威关于古代东方社会奴隶制性质的基本原则，已经得到苏联专家压倒多数和承认和支持。”①通过第二阶段的争论，古代东方封建说也被基本否定了，奴隶制说开始得到公认。但是，主张古代东方是奴隶制社会的学者中也有分歧，斯特鲁威认为古代东方存在着发达的奴隶制，而米舒林和阿甫基耶夫则批评他没有区分古代东方和古典奴隶制社会的不同特点。米舒林在其为斯特鲁威《古代东方史》1934年版所写的前言中，首次提出了关于古代东方社会早期奴隶制性质的论点②。他说，“原始奴隶制形式”是古代东方国家奴隶制的典型形式，是“奴隶制的一种‘变形’，这种变形早在公社所有制尚未衰亡时就已开始形成；由于‘原始奴隶制形式’正好在东方国家中显得最富有生命力，于是阻碍了这种奴隶制变形的发展，使它不能达到古代奴隶制的更高形式”③。阿甫基耶夫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于是，这个阶段开始出现了两阶段论。
1937—1939年为第三阶段，争论集中在古代东方是否是早期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争论中，关于古代东方早期奴隶制社会的观点有了发展，并渐居上风，斯特鲁威也表示赞同。他在其《古代东方史》1940年第二版中，把古代东方史解释为原始的奴隶制社历史，而把古代希腊罗马解释为古代世界发展的最高阶段。阿甫基耶夫谈到两阶段论形成的过程时说：“从1933年起，与斯特鲁威同时，其他的苏维埃历史学家在古代东方史的专著中也提出并证明了下面的一个原理：在古代东方各国，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之上产生了奴隶制社会，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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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M．波斯托弗斯卡娅：《苏联对古代近东史的研究》(1917—1959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1年，第105页。
② H．M．波斯托弗斯卡娅：《苏联对古代近东史的研究》(1917—1959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1年，第1111—112页。
③ 转引自A．H．卡札玛诺娃《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克里特的奴隶制》，《奴隶制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年，第150页。
这个社会里，奴隶制度并没有达到像在古希腊和罗马那样巨大的充分的发展。”①两阶段论在这个阶段获得了普遍的承认。
由此可见，关于奴隶制社会发展的两阶段论，是在第一次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大争论中，在苏联史学界摒弃古代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和封建制说的同时，逐渐形成的。它的形成，对当时苏联史学界批判反动的循环论，反对亚细亚社会特殊形态论，是有着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两阶段论把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对立起来，说古代东方社会的发展极其缓慢、停滞和落后，这说明它仍然受着西欧中心论的影响。
关于两阶段论的形成问题，史学界有种说法，认为古代东方早期奴隶制社会的观点，是在1938年《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斯特鲁威为适合斯大林关于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而“费尽苦心”想出来的②。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斯特鲁威是第一个提出古代东方社会结构并断定其为早期奴隶社会的人，甚至把关于五种基本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当作他的发明而大加宣扬③。
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两阶段论形成的实际过程。两阶段论的形成不是始于1938年之后，而是在这之前；最早提出古代东方早期奴隶制社会观点的是米舒林，斯特鲁威后来加以赞同并详加论证。后一说还歪曲了历史，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确立，并为列宁所充分肯定的，怎么能归之于斯特鲁威的“发明”?首次明确肯定亚洲古代社会为奴隶制社会的，也不是斯特鲁威，而是恩格斯。恩格斯早在1887年就指出，在亚细亚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④。
二、两类型论的产生
所谓两类型论，即把古代奴隶社会划分为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罗马两种发展道路不同的类型。它产生于50年代，是针对两阶段论而提出来的。
从40年代到50年代初，在苏联世界古代历史的研究中，两阶段论占据了统治地位，但随着古代世界历史研究的深入，两阶段论的模式和愈来愈多的新发现的史料相唐突。于是在50年代，开始有人对两阶段论提出怀疑和批评。
批评首先来自30年代主张古代东方封建制说的一批学者，他们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第一次大争论中，曾先后表示放弃古代东方封建制说，而接受奴隶制说。然而，这个学派并未完全放弃其原有的学术倾向。“如果说，斯特鲁威学派主要集中研究和分析奴隶制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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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三联书店1956年，第15页。
② 吴大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80年第1期。
③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第24卷，1976年，第596页；B．H．尼基福罗夫：《东方和世界史》，转引自《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第17页。
④ 《马恩全集》第21卷第387页。
构，那么封建概念的拥护者则将其主要注意力用于研究处于公社形式中的自由农民经济。”①例如，尼科尔斯基这个被认为是古代东方封建说的最顽固的拥护者，在“表示信服1933—1936年讨论的基本结构的正确性，即关于古代东方奴隶占有制性质的原则”之后，把它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租税、农村公社和公社土地占有制②。
50年代第一个提出两类型论观点的是卢里叶。他在30年代曾激烈反对古代东方奴隶制说，直到1939年仍认为古王国的埃及是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后来，他虽同意古代东方是奴隶社会，但并不同意两阶段论。他在1952年和1953年写的关于《世界通史》一、二卷大纲的评论中指出，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罗马不是相互交替的发展阶段，而是两个并存的奴隶制社会类型③。
系统地论述两类型论的是久梅涅夫。他曾是古代东方奴隶制说的最初反对者之一。在放弃古代东方封建制说之后，他致力于研究楔形铭文，阐明两河流域南部对于劳动力的特殊剥削形式。1956年，久梅涅夫发表了《古代苏美尔的国家经济》一书，认为在苏美尔各国，奴隶制的剥削是对国内基本居民(自由民劳动者)的剥削交织在一起的，初步表达了两类型论的观点。次年，他发表《近东和古典世界》一文，全面阐述了两类型论。他认为，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罗马在社会制度及命运上的差异，不能归结为发展阶段的先后，而是发展道路本身的不同。他说：“在古代东方和古典的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奴隶占有制的两个连续发展阶段，而是各具特点的两种奴隶占有制社会类型。”④久梅涅夫直到1959年6月去世之前，还撰写了几篇论文，重申并发展了这一观点⑤。
久梅涅夫的《近东和古典社会》发表之后，两类型论在苏联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由苏俄教育部核准、B．H．狄雅可夫和C．H．科瓦廖夫主编的师范学院历史系教科书《古代世界史》，其1952和1956年版，均按两阶段论编写，但1962版却批评了两阶段论，而接受了两类型论。该版古代东方部分的前言中说：“在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和国家具有某些专门的特点，这些特点同建立于希腊罗马领土上的古典奴隶制社会和国家，形成了对比。”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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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ю．M．卡里斯亚查：《论亚细亚生产方式》，苏联《历史问题》1966年第2期第95—96页。
② 《苏联对古代近东史的研究》第104、112页；阿甫基耶夫：《苏联对古代东方史的研究》(1917—1957年)，《史学译丛》1958年第2期第23页。
③ 苏联《古代史通报》1952年第4期第172—173页，1953年第2期第233页。转引自苏联《历史问题》196年第11期第67页。
④ 久梅涅夫：《近东和古典社会》，译文载《史学译丛》1958年第2、3期。
⑤ и．д．阿姆辛《A．и．久梅涅地院士著作中的古代世界社会经济史》，载《古代世界社会经济史问题》一书，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年版，第14—17页。
⑥ 狄雅柯夫、科瓦廖夫主编：《世界古代史》，莫斯科1962年版，第60、80页。
两类型论虽是50年代提出来的，实际可溯源到30年代。久梅涅夫早在30年代的手稿中，就涉及到后来两类型论的部分观点①。两类型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30年代古代东方封建制说的拥护者。两类型论的提出，可以说是古代东方封建制说与奴隶制说两个学派长期调节器合的产物。它吸收了奴隶制说关于古代东方是奴隶制社会的基本主张，同时又保留了封建说关于自由农民是古代东方社会生产劳动主要承担者的观点。
应该承认，两类型论的提出，对于冲破两阶段论的陈旧历史模式，促使人们具体研究古代各国、尤其是古代东方各国的历史，有着一定的作用。但它又搞了一个新的历史模式，强调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走着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实际是向历史的二元论、朝亚细亚社会特殊形态论倒退了一步。无怪乎在60年代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第二次大争论中，苏联一些主张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说的学者，几乎一致抨击斯特鲁威而称赞久梅涅夫。我国主张古代东方封建说的同志，也肯定两类型论“不自觉地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古代东方三是走着与古典世界大不相同的发展道路”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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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и．д．阿姆辛：《A．и．久梅涅地院士著作中的古代世界社会经济史》，载《古代世界社会经济史问题》一书，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63年版，第1417页。
② 张广志：《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第62页。
转贴于 三、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的异同
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之间的主要分歧在哪里?
两阶段论认为，古代东方存在着双重的剥削形态：第一种是原始的家长制的剥削形态，其方式是由国家向农村公社的农民居民征收租税；第二种是奴隶制的剥削形态，这种形态是主导的、进步的，但它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大体上停留在家内奴隶制阶段。因此，古代东方社会是半奴隶制半家长制的社会，可称之为原始奴隶制社会，或早期奴隶制社会。而在古代希腊和罗马，奴隶制关系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充分的繁荣，因此，希腊罗马是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便分属前后相承的两个奴隶制社会。
两类型论认为，古代东方经济基础的特征是，除了剥削奴隶劳动外，同时也极广泛地剥削当地居民——农村公社成员的劳动。后者是国内基本生产者，他们遭受奴隶制国家和奴隶主贵族的剥削，其残酷程度不下于对奴隶的剥削，这就是所谓的“普遍奴隶制”①。他们和战俘奴隶融合为一个共同的阶级，其间没有鲜明的界限。而在古代希腊罗马，一开始便走着发展私人占有制田庄的道路，剥削战俘奴隶即所谓最纯粹形式的奴隶制占绝对优势，而奴隶和自由民之间有一条鸿沟。因此，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罗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发展道路，是彼此相异的两种类型的奴隶制社会。
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之间的差异，主要不在于对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的分析，而在于对古代东方社会的分析。对古代东方社会的分析，关键又在于如何理解古代东方自由民劳动者(农村公社成员)的地位问题。两阶段论把对这种劳动者的剥削解释为原始的、家长的剥削，它虽接近于奴隶制的剥削，但并不等于是这种剥削。由于这种原始剥削形式的存在，使古代东方一直处于早期奴隶制社会阶段，而未发展到像希腊罗马那样的发达的奴隶制社会。两类型论认为奴隶制度之有别于其他剥削形式，不在于它的剥削对象的不同，而在于他们是怎样被剥削的。既然在古代东方，奴隶主对自由民劳动者的剥削不下于对奴隶的剥削，那么就应把这种剥削解释为奴隶制的剥削，将这种剥削制度称之为普遍奴隶制。希腊罗马则是剥削战俘奴隶的纯粹奴隶制。所以，两者的发展道路不同，奴隶制的类型不同。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具体研究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对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罗马历史的叙述时，却发现它们在基本的方面却是一致或者接近的。例如：
在土地关系方面，双方都认为古代东方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土地国有，而在希腊罗马，农村公社彻底瓦解，土地私有。斯特鲁威说，古代东方原始奴隶制社会与希腊罗马古典世界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原始公社制度残迹与家长制关系成分的保留，表现在农村公社之长期存在及其发展缓慢而停滞的状态”②。阿甫基耶夫也说，古代东方社会制度最重要的突出特征，就是它长期地保存了古代的农村公社③。久梅涅夫也认为，古代东方国家“占有全部被灌溉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将这些土地的大部分直接作为国家田庄，即充作王室和寺庙的田庄，而只把承袭占有权留给公社”④。
在阶级关系方面，双方都认为古代东方纯粹奴隶制不发达，战俘奴隶数量少，直接生产者主要为农村公社成员。不过，斯特鲁威等认为农村公社成员只是实际处于奴隶的地位，而久梅涅夫则把他们看作是普遍奴隶制度下的奴隶。对于古代希腊罗马，双方都认为发达的奴隶制或纯粹奴隶制在这里占优势，基本生产者是战俘奴隶或纯粹的奴隶，自由民被排挤于生产劳动之外。
在政治制度方面，双方都认为古代东方从一开始就是东方专制制度，希腊罗马则是城邦共和制度。斯特鲁威说，古代东方“部落领袖的权力与奴隶占有制社会的执政者的权力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古代阶级社会的原始专制制度”⑤。久梅涅夫也说：“在两河流域，氏族制度的瓦解以及阶级社会和国家的确立是在氏族贵族同专制政权作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的，随着专制制度的胜利，国家确立的过程也告完成。”而在希腊罗马，古典城邦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从来不加改变”。因此，久梅涅夫认为，古代东方“表现为东方专制制度形式上的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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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普遍奴隶制”是借用马克思的话，见《马恩全集》第46卷第493，496页。其实，马克思使用“普遍奴隶制”只是一个比喻，说明在所有制的亚细亚形式(公社所有制)下，单个的人不有成为所有者，就好比被剥夺了财产的奴隶似的，并非说明东方奴隶制的特征。
② 斯特鲁威：《古代世界史选读》序言，见华东师大函授部编《世界史论文选辑》，1950年。
③ 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第4页。
④ 久梅涅夫：《近东和古典社会》。
⑤ 斯特鲁威：《奴隶占有制度崩溃与封建主义形成的问题》，《史学译丛》1957年第1期，第161页。
建筑”，“必然估发生与古典城邦截然不同的影响和不同的作用”①。
在思想文化方面，双方也都认为古代东方的文化受宗教束缚，较古代希腊罗马落后。阿甫基耶夫说：“东方的文化比起希腊罗马的文化也同样是较为原始的，……由于宗教魔法世界观在古代东方占着统治地位，所以在那里只产生了科学底最初萌芽。在希腊和罗马，我们看到了科学和那想摆脱宗教桎梏的世界观都有进一步的大发展”②。久梅涅夫也说，在古代东方各国，“除要实行肉体压迫外，还要实行精神压迫，麻痹群众的思想意识。因此，这里的思想体系的发展没有超出旨在提高和建立专制政体的神圣威望的宗教思辨范围”。而在希腊罗马，“要保证对奴隶的统治，单是实行直接的肉体压迫就够了：监工的鞭子排除了对奴隶的心理进行任何思想影响的必要性。这种情况解放了希腊哲学家的思想”③。
以上种种关于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古典社会的差别的原因何在?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双方都首先而且主要归之于自然环境的不同。斯特鲁威认为，古代东方社会之所以和古典社会不同，是由于“主要的东方民族有以灌溉为其经济基础的缘故”。例如，“各公社加强团结以从事灌溉系统建设的必要性，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产生了那形成东方专制制度形式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前提”④。久梅涅夫也认为：“在河流文化的国家里，全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础是必须建立要求所有居民全都参加的庞大灌溉系统的建设。”⑤看来，无论两阶段论或两类型论，都是主张自然条件决定论的。
通过对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的一系列共同点的分析，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二三十年代的亚细亚社会特殊形态论。两阶段认和两类型论坚持人类社会五种基本经济形态的理论，坚持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性质的主张，这是和特殊形态论的观点根本对立的。但是，它们关于古代东方社会上述种种共同特点的看法，却和特殊形态论很相类似。
30年代的亚细亚社会特殊形态论者认为，从原始社会瓦解到近代殖民主义者入侵，东方的社会是一种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这种社会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还用一种永佃制度转佃给人民，地租采取一种赋税的形式；
第二，全国分成无数的公社，公社都是各自独立的小社会；
第三，国家和官吏是社会事业的承担者，水利的掌管者，统治着那些各自独立的小社会，专制政权便由此而形成。⑥
特殊形态论者也是自然环境决定论者。他们说，东方社会的地理条件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划出一个分水岭，水是亚细亚社会的主要基石，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也可称之为“水利社会”。
从水利灌溉事业之必需出发，导致古代东方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土地国有、东方专制制度，这些，无论是两阶段论或两类型论，都与特殊形态论相吻合。因而，30年代形成的两阶段论，虽然排斥了特殊形态论，但却不能真正从理论上和史实上驳倒特殊形态论；50年代提出的两类型论，尽管仍然认为古代东方是奴隶制社会，但朝特殊形态论倒退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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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久梅涅夫：《近东和古典社会》。
② 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第9页。
③ 久梅涅夫：《近东和古典社会》。
④ 斯特鲁威：《古代世界史选读》序言，见华东师大函授部编《世界史论文选辑》，1950年。
⑤ 久梅涅夫：《近东和古典社会》。
⑥ 参见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三联书店，1961年，第8页。
四、关于古代东方的共同特点
从以上的比较可知，两阶段认和两类型论都认为古代东方社会具有和古典社会迥然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即：农村公社长期存在，没有土地私有制，奴隶制(或纯粹奴隶制)不发达，东方专制制度，文化落后等。对这些所谓共同特点的具体分析，分别构成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的基础。然而，历史事实却与这些“共同的特点”出入很大。
古代东方各国都长期保存农村公社，从而土地国有，没有出现土地私有现象吗?事实并非如此。农村公社是原始氏族公社晚期向阶级社会过渡时出现的社会基层组织。农村公社之内实行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结合，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统一体是比较牢固的。进入文明时代后，它继续残留到奴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中。世界上许多地区和国家，如印度、爪哇、俄国、爱尔兰、苏格兰、德国、瑞典等，农村公社的部分残迹一直保留到近代，直至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彻底摧毁。但是，农村公社毕竟“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①，它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和私有并存的两重性。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公有制必然走向瓦解，只不过由于各国具体条件的差异，其瓦解的速度和程度有差别。如果认为古代东方各国农村公社都长期保存而不解体，那是片面的。相反，关于古代东方各国农村公社解体、土地私有的材料，日益大量地被发现。古代两河流域，早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苏美尔就出现了土地买卖，拉格什之王恩克格尔用铜、大麦等购买了土地150布尔(1布尔合6．35公顷)计952．5公顷②。阿卡德王朝的国王玛尼什吐苏在四个地方买了八项土地，其中七项(一项数字缺漏)总计合3158公顷③。加喜特时期的文物“界碑”，在当时是国王对其臣民颁赐土地的凭证，拥有界碑的所有者都是世袭的大地产所有主④。这些都说明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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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给维·拉·查苏里奇的复信和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页。
② G．A．巴尔吞《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王室铭文》，转引自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3页。
③ 贾可诺夫：《苏美尔》第71—79页，转引自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0页。
④ 《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0页。
公社土地公有制的被破坏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到古巴比伦王国，村社份地基本上已是私有土地。两河流域奴隶主制订的一系列法典，都有严格保护土地私有制的条文。乌尔第三王朝《乌尔纳姆法典》新发现的一条断片，就是处罚非法占有他人田地的①。在埃及历史上，买卖土地的最早记录是《梅腾自传铭文》，其中先后两次提到梅腾“他用酬金从许多尼苏提乌(国王的人)那里获得二百斯塔耕地”②。用酬金获得，即购买之意。被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作为土地国有典型的古代印度，也不乏有关农村公社瓦解和土地和私有的材料。《乔达摩法经》曾提到：“人通过继承、购买、分配、侵占或发现成为所有者。”③《政事论》中也有关于买卖土地的记载：“亲属、邻居、富人应依次购土地和其它财产。”④印度孔雀帝国时期，作为份地归各家耕种的农村公社土地，可以继承、出卖，自然基本上已是私有财产了。
古代东方的奴隶制主要是原始的家内奴隶制或所谓普遍奴隶制吗?事实上也并非如此。奴隶制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进入文明时期后发展为占有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古代各国皆然。奴隶制关系在各国也都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由于各国各地区的具体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之不同，奴隶制的剥削方式往往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特点，如有完全被剥夺财产、不能组织家庭、由奴隶主配给口粮衣物的所谓“纯粹的”奴隶，也有可领取份地、组织家庭及掌握少量财产的希洛特式的奴隶。但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奴隶数量大量增加(来源于战争俘虏、债务奴役和海盗掠夺等)，奴隶劳动日益深入各个生产领域，居于支配的主导的地位，却是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时期，即苏美尔奴隶制城邦全盛时代，各城邦大都已经形成了奴隶制大经济。拉格什在乌鲁卡基那改革前夕，据и．М．贾可诺夫的估计，自由民人数与奴隶人数之比为3：1，而在神庙经济范围，则自由民与奴隶约为2比1，成年男子人数之比，则自由民与奴隶相近，神庙经济中的奴隶超过自由民⑤。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奴隶制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大规模王家经济系统的奴隶制农牧场和手工业作坊。古巴比伦王国也有比较发达的奴隶制经济，而亚述帝国则出现了空前规模的战俘出身的农业奴隶。在古代埃及，陆续发现大量关于战俘奴隶和奴隶制田庄、作坊的材料。如古王王国斯巴弗鲁曾“击破尼西人的境土，获男女俘虏七千，大小牲畜二十万头”⑥。新王国第十八王朝国王阿蒙霍特普二世一次远征叙利亚，即俘虏十万一千多人为奴隶⑦。由于获得大量的战俘奴隶，新王国时期的奴隶制获得空前发展，奴隶劳动应用于许多生产部门，特别是农业。印度的孔雀帝国时代，奴隶劳动不仅用作家内仆役，而且大量用于农业、畜牧业和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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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编《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5页。
② 《古代东方史文选》，莫斯科1963年版，第27页。
③ 《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01页。
④ 《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14页。
⑤ 贾可诺夫：《古代两河流域的社会国家制度》第37页，转引自《世界上古史纲》上册，第160页。
⑥ 日知选译：《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第8页。
⑦ 《古代东方史文选》，莫斯科1963年版，第98—99页。
榨油、纺织、建筑、采矿等。史料表明，印度同样有使用大批奴隶的私人奴隶制大田庄，其中的一个稻田农庄，面积达一千迦梨沙(一迦梨沙近似一英亩)①。
古代东方一开始就是君主专制，而希腊罗马始终是城邦共和政体吗?非尽然。在两河流域，约当公元前3500年左右，开始出现了一些苏美尔城市国家，即奴隶制城邦。城邦的首脑EN，尚不是国王，而是执政，此外还有人民大会和长老议事会。因此这些城邦最初并不是专制主义国家，而是贵族共和国。有的城邦如乌鲁克，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由人公民男子组成的人民大会，因此可能接近于奴隶民主共和国②。苏美尔城邦的历史长达约千年，经阿卡德王国的过渡阶段，到乌尔第三王朝才确立中央集权的统治，原来的城邦成为地方单位。在埃及，古王国之前有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州”(城邦)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也并存在什么东方专制主义，贵族统治是基本的政治形式，直到古王国时才开始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治。在北部印度，公元前六至四世纪，有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城邦，其中大的有十六个。小邦大多是共和国，和希腊城邦很相类似，其余为君主国，可能也是由小的共和国发展而来③。同样，希腊罗马也经历了由城邦发展到帝国、由共和制发展到君主专制的过程。马其顿统治时的希腊、恺撒独裁后的罗马，都是专制制度。因此，专制主义并不一定产生在东方，城邦共和制度也不一定限于希腊罗马。地域概念和政权形式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列宁说，最初出现的奴隶制国家，“是在比现在狭小得多的地理范围内形成起来的”④。两河流域的城市国家，埃及的“州”，或者希腊罗马的城邦等，就是这样的国家。最初的奴隶制国家机器，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的机构脱胎演变而来，因而往往保留着军事民主制的残余，表现为自由民内部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原始民主制的色彩，政权形式具有共和制的特征。后来，随着奴隶主对外征服扩张，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奴隶主阶级逐步抛弃各种形式的民主外衣，采取赤裸裸的奴隶主君主专制。如果仅把专制制度当作古代东方的特征，而城邦共和制度当作希腊罗马的特征。岂不是截去了两河流域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城邦历史，砍掉了希腊罗马数百年之久的帝制时期!
至于古代东方的文化，是否如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所说的那样“原始”、“落后”，科学知识仅有“最初萌芽”?回答也是否定的。我们知道，人类最早的太阳历产生于埃及，太阴历产生于两河流域，零的符号最早出现在印度，字母文字最早出现在腓尼基。无论在数学、天文学、医学等科学领域，古代东方都有着巨大的成就，对世界文明宝库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文学方面，两河流域有可与希腊罗马史诗相媲美的长篇叙事史诗《吉尔伽美什》，印度的大型诗篇《腊玛延那》和《玛哈帕腊达》更是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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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B．考埃尔主编《佛本生经》第4卷第175页，转引自《世界上古史纲》上册，第405页。
② 据史诗《吉尔伽美什与阿伽》，译文见《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第31—37页。
③ 参见《古代印度和印度文明》，伦敦1951年版，第88—93页。该书英文版译自法文。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48页。
虽然，古代东方有些国家的思想文化受宗教的影响较大，但也不是没有出现“想摆脱宗教桎梏的世界观”。就说宗教势力特别强大的古印度吧，其列国时代的奴隶制城邦国家，曾出现过如同雅典古典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有所谓六大师、六十二见或九十六种外道(学派或教派)。其中，顺世论哲学主张世界由地、水、风、火四大元素组成。该学派用物质来解释人的形成和意识的存在，否定了一切宗教和唯心论哲学所主张的灵魂独立存在等谬论，从而根本上打击了宗教的造业轮回、因果报应等说教，反映了人民大众的世界观。它和婆罗门教、佛教等唯心论宗教哲学是根本对立的。而在希腊和罗马，奴隶主对奴隶也并不限于肉体压迫，同样要利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包括宗教)实行精神压迫，麻痹奴隶们的思想意识，以维护其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把基督教变为国教，就是一个例子。
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还以大河流域的水利灌溉为出发点，把古代东方与希腊罗马区别、对立起来。可是，他们所谓的古代东方的范围，却不仅包括大河流域，而且把大片非大河流域地区包括了进去。他们所谓的由于灌溉事业所需而产生的专制制度，也出现在非大河流域的希腊罗马；而类似希腊罗马那样的城邦共和国，也在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以及恒河和印度河等大河流域的文明初期出现过①，其经历的时期甚至比希腊罗马的城邦更长久。他们所谓的大河流域地区公社长存、土地国有、奴隶制(或纯粹奴隶制)不发展等特点，正为日益增多的史料所否定。可见，以地理条件决定论来区别古代东方和古典世界，是行不通的。
古代世界各国奴隶制社会，遵循着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基本经济规律，经历了产生、发展、繁荣和衰亡的过程，各自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虽然其中的某些地区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会在这样那样的方面出现相似之处，但在整个所谓古代东方，并不具有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所认定的为早期奴隶制或东方类型奴隶制社会的那些共同特点。古代东方地区的农村公社已经逐步解体，土地私有制出现了而且有了发展，奴隶的劳动不但使用于奴隶主的家务，而且日益广泛地使用于各个生产领域，包括使用于私人大田庄。古代东方许多地区在专制主义形成之前，也有或长或短的城邦共和时代，其文化并不都具有宗教神学色彩。因此，如果像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那样，把古代东方看作是和古典世界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或发展道路不同的两种类型，显然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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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来有些研究者认为，古代中国也同样存在着城邦共和制度，如林志纯《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五、关于古代世界的二分法
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在分析古代世界历史时，采用的都是“二分法”，即把古代世界分为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罗马，或则作为两个阶段，或则作为两种类型。
古代世界的二分法，是西欧和俄国史学的传统。
把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渊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时代。希腊人首先把自己作为西方的代表者，而与东方相对称。最初，希腊人所说的东方，仅指波斯，后扩展到所有位于希腊以东的地区。罗马人沿用东方、西言的术语，拉丁文"Oriens”，意为“日出处”，转义为“东方”；与它相对称的"Occidens"，意为“日没处”，转义为“西方”①。对罗马人来说，东方是指所有位于意大利以东的地区，其中包括希腊。此后，东方与西方的术语便渐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西方通常指欧洲，但主要是指西欧；东方通常指亚洲和北非，但有时也将东欧包括进去。
到了近代，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掠夺的加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历史家为适应殖民主义的需要，把西欧说成是世界的中心，人类命运的主宰，而东方则被说成是一贯落后、停滞、野蛮，理应受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于是，对他们说来，历史就是解释两个仿佛根本冲突的文明——先进的西方和落后的、自身无能发展的东方。他们从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出发，只看到当时亚非地区尚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落后的一面，而故意抹煞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古代先进文明，因此，对他们来说，“只是从希腊人和罗马人起，才开始了真正的历史”②。显然易见，西欧资产阶级的世界二分法的核心，是西欧中心论。黑格尔正是从西欧中心论出嫁，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四种王国：东方的，希腊的，罗马的，日尔曼的。在黑格尔那里，古代世界被分为二个部分：东方和希腊罗马。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资产阶级学者也是把古代世界二分为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世界。俄罗斯东方学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BA图拉耶夫1913年著有《古代东方史》大学教程，把古代东方史的编年范围一直叙述到“希腊化时代”的后期。
十月革命后，苏联历史学家继承了西欧和俄国的这种传统，不过把古代东方的范围逐步扩大了。西方的史学传统中，古代东方史主要指近东各国古代，即所谓“古典东方”的历史，印度和中国古代史一般不包括在内。苏联的历史学家开始把印度和中国纳入古代东方国家范围之内。几十年来，尽管古代世界各国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和扩展，他们则只是将古代东方所包括的地理范围，由小亚扩至外高加索，由伊朗扩至中亚，由印度扩至中国，希腊罗马以外的古代世界几乎都被囊括进古代东方的地域概念之内，从两阶段论到两类型论，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第一次大争论到第二次大争论，都丝毫未能触动这种二分法。1979年苏联出版的大学教材《古代东方史》，其序言中仍然把古代世界分为古代东方和古典世界两大部分，并且继续认为古代东方国家历史发展缓慢，经济停滞不前，劳动分工不深入，奴隶制关系深度和广度不及希腊罗马等，基本上还是两阶段论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本来是继承西欧和俄国关于古代世界二分法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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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五版第19卷，1978年，第174页。
② 德国赫尔达(1744—1800年)的观点，见《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1980年第2期第157页。
统，但其首倡者却力图指导它们说成是马克思的主张，甚至认为是马克思学说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其根据之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提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生产方式。他们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即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其实，马克思在这里是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生产方式，看作如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那样，是社会经济形态先后演进的二个时代，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是奴隶制社会的先后两个阶段，或并列的两种类型。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他在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对原始社会的一种表述①，其中心内容是所有制的亚细亚形式，即农村公社公有制。它不中一个地域性概念，而是“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②。因此，把马克思提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是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未必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的根据之二是，马克思曾在一些著作中谈到过东方社会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专制主义等特点。他们认为，这些特点也就是古代东方早期奴隶社会或奴隶制社会东方类型的特点。然而，这些特点，马克思主要是从东方封建社会归纳出来的。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对它们是否是东方社会的特点，或则产生怀疑，或则予以否定③。例如，马克思在1853年6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但在同月十四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印度的土地国有制已持怀疑态度，认为在印度克里什纳以南的山区，“似乎确实存在土地私有制”。而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马克思在《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中，多次提到印度有私人土地所有制，事实上否定了印度的土地国有制④。因此，把上述特点说成是马克思的一贯主张，是缺乏根据的。
我们在前面讲到，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不赞同特殊形态论，却又在一系列观点上和它相雷同，这是为什么?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都采用西欧和俄国史学的古代世界二分法的传统，并把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东方等同起来，把马克思后来自己已经怀疑或者予以否定的关于东方社会的一些提法当作古代东方社会固有的、不变的特点，加之于除希腊罗马以外的古代世界各国。不同的是，特殊形态论将东方社会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分割出来，认定它是既不同于奴隶制，也不同于封建制的特殊的亚细亚形态的社会；两阶段论则把所谓亚细亚社会的特点，当作古代东方早期奴隶制社会的特点，两类型论也只不过把它解释为东方类型的奴隶制社会的特点。所以，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不可能真正摆脱特殊形态论的影响，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战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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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詹义康《从历史发展阶段的三种提法看亚细亚生产方式》，《争鸣》1981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4页。
③ 参见马克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古代社会的几点看法》，《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④ 《马恩全集》第28卷第256，272页；马克思：《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第35—36页。
当前国内外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中，一些人的基本观点和二三十年代的特殊形态论相同。有的人则走得更远，如意大利梅洛蒂教授加进了一个马克思没有提到过的新成分——实行所谓“普遍农奴制”的“官僚集体主义”。他认为在一些所谓亚细亚或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如俄国、中国、埃及等，只有经过“官僚集体主义”，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并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污蔑为“官僚集体主义”制度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从古代世界历史的二分法传统，从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的束缚中，彻底解脱出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进一步加强古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特点的具体研究，并进行实事求是的比较，以尽可能得以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而不是先验的结论，这样，才能有力地用历史事实来反驳特殊形态论。
同时，世界古代历史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也要求打破二分法的传统，从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因为，随着考古发掘和古文字释读的新发展，一些过去很少甚至未为人所知的古代文明，例如欧洲的克里特—迈锡尼文化，非洲的麦洛埃文化，西亚的埃勃拉古国，美洲的玛雅文化等，正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由于大量新的史料的发现和研究，一些过去认为是正确的结论，如古代东方社会公社长存、土地国有等特点，已被人们所怀疑和否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采用二分法，将古代世界分割为古代东方和古典社会两个部分，再套上两个阶段或两种类型的模式，那就会削足适履，有碍于世界古代历史科学的进步。
一、军事考古学理论基础
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学的理论也得到了极大的深化,一方面表现在其方法论层面的规范化,另一方面表现在其解释模式的多元化。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规范了田野考古发掘与物质遗存分析的基本方法,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提出了对考古学所研究的"文化"一种系统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化表现的背后都体现着丰富的理论基础。毋庸讳言,考古学的发展是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共同推动的结果,其理论基础也来源于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过程中概念的抽象和方法的总结,这是一切科学的共同特征。考古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与大多数科学的理论基础具有共性,同样是对自然与社会的普遍认知理论。由此,军事考古学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作为研究古代军事活动的科学,其理论基础适用于古代军事活动研究的方方面面。所以,军事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应当具有普遍性。但这一普遍性并不代表着理论的泛化,不是所有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都自然而然成为军事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恰如着名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所认为:"任何一般的理论体系都至少有两个组成部分:
1)规定所研究现象的区别标准,分析有关现象集合的实质或已知现象一般类别的间隔出现的假说;2)制订这些独立的部分在系统操作,或变化中连接起来的方式的假说。"[1](P56)简而言之,所有科学的理论基础都是对研究对象的概念抽象与方法总结一样,军事考古学的理论基础也是来源于这两方面的概括。
1.军事、军事遗存、军事文化
军事(Military),即军队事务,古称军务,是与一个国家及政权的国防之武装力量有关的学问及事务。军事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历史现象,被诸多学科都吸收为研究对象,以考古学角度对军事进行研究,从概念抽象上就与其他学科有着区别。
首先,军事能否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这就涉及到考古学如何认识军事的问题。考古学是对古代人类的整体性、综合性的考察,军事是人类活动的组成部分,古代军事包涵于古代人类的社会活动当中,其理所当然地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但是,古代军事不仅仅包括物质内容,我国古代对于军事有着朴素的理解,孙子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句话简单明了地指出了军事的政治属性,作为政治学对军事的定义恰如其分,然而考古学的研究是对物质遗存的研究,军事是否是物质的成为能否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关键。军事作为一种抽象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出了物质与非物质的界限,但其所包含的内容却能够体现出其具有相当的物质内涵。军事是某个集团利用各种资源对集团安全与利益进行保护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活动都是附着于物质存在而进行的,如利用山河险阻进行防御,采用先进材料进行武器锻打,甚至战争胜败导致的人员伤亡都体现着军事所包含的物质内涵。这些因军事而产生的物质遗存,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军事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其次,军事考古学是对古代军事遗存的研究,但古代军事理论与思想等非物质遗存能否成为军事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值得思考。考古学无法直接对古代军事活动所体现出的军事理论与思想进行考辨,只有通过对古代军事遗存的整理分析,获得古代军事理论与思想等非物质层面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抽象成为军事文化。文化虽然是意识形态,但其却凝结于物质之内,古代军事文化则是凝结于古代军事遗存当中的。
放诸考古学领域,军事文化能否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呢?如果以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定义,我们认为军事文化应当是可以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的。
"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军事文化则是将这一共同体的焦点关注于古代军事遗存,是同一时代、集中于一定地域、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军事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是文化在物质上的映射。以战国时期的军事文化为例,战国时期诸侯征伐,思想上百家争鸣,每一个诸侯国都有自己一套完备的军事体系,这一体系中包含了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等内容,他们都是附着于具有本国特点的物质遗存之上,能够通过这些物质遗存来与其他诸侯的军事文化进行区别。我们不否认考古学文化间具有联系与交流,但考古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种差异性的强调,军事文化具有依附于不同政治实体的特点,它的差异性就尤为突出。
第三,军事考古学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考古学的一门分支,是由于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的现实而决定。与美术考古学、佛教考古学、城市考古学等考古学分支学科相似,随着数量庞大的军事遗存被考古发现所揭露,形成了集聚效应,进而军事文化的研究也被学界所重视,但其在考古学意义上的研究却显得相对薄弱,这些都促使军事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
2.系统论
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冯·贝塔朗菲(L.V Bertalanffy)创立的。[2](P1-7)系统论认为,万物皆成系统,系统无处不在、无物不包。世界可以划分为无数个系统,任何一个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此外,系统是各要素之间和要素与整体间相互作用、联系的矛盾体。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任意一个要素的变化将会引起其他因素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系统的关联性。系统总是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存在,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转换关系。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系统相应地调整其程序、结构、内容和方式,不断地促进系统的变革。系统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适应环境,又保持独立性,能动作用于环境,改造环境。系统论中,事物的系统性、整体性、有序性、最优化都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探寻这一客观规律,也是考古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实际上,系统论的观点在新考古学中已经得到重视,路易斯·宾福德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中指出:必须把考古材料放到一个系统的参照系中去考虑,对考古学文化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研究必须运用文化系统的结构、功能知识,以分析考古学文化共同体的进化。宾福德认为考古学家用来描述事实的方法必须由寻求互不相干的特征的组合或结构转变为探索功能上互相依赖的系统。[3](P43)由于新考古学的发展,系统论也成为考古学重要的理论基础。
就人类社会而言,它是一个开放而复杂的巨大系统,它可以划分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子系统,并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化。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系统与外界环境存在永不停息的相互作用,并在这种互动中改变着自身,也改变着环境,从而使系统总处于一种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每一个系统及其子系统也都是
一个动态的有机体,各个系统吐故纳新,与其他系统互动而存在。考察各个系统的变化及其与其他系统关系,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系统演化的基本规律。军事作为人类社会这一巨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子系统之间存在诸多的互动,同时军事系统内也包含着许多小的子系统,如地理、装备、后勤、通信等,它们的组合与作用影响着整个军事系统的运行,而且这些子系统之间也会产生互动,地理条件能够影响到作战方式与后勤保障方式,通信状况能够对战场形式产生积极的或者消极的作用。 以考古学文化为例:在一个考古学文化中,不仅包括一群人,也囊括了与之生存有关的地形、土壤、森林、山脉、河流、矿藏、空气、阳光、气候、动植物等要素。同时,某一考古学文化又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某种方式与其他文化系统、子系统进行交流、保持联系。考古学研究者要分析每个考古学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不同子系统交流的结果及其作用,检验各要素的重新组合是否导致系统的整体优化或劣化。同样,军事考古学文化也是由诸多的因素构成的,国家政治结构及其行政人员是军事文化的行为主体,兵器组合、战略战术、外交手段、兵种配置、军事制度等构成了军事文化的子系统,某一军事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受到这些子系统的互动与配置影响。军事考古学的军事文化研究需要观察军事文化子系统间、子系统与军事文化系统间的交流与联系,从而获得某一军事文化的形成、发展、消亡的内在原因。
考古学所研究的物质资料是"死的",它不会自己阐释自己。所以,当我们将考古材料置于文化系统中研究时,它才是鲜活的、比较完整的。例如对文化系统相关性的强调使我们能够从相对较少的特征中获得对诸多特征的认识……这种确定性至少部分地解决了因为考古资料的不完整性而产生的问题。[4](P25)军事遗迹、遗物作为军事文化系统的部分指示物,可以构建古代军事的部分。
比如我们可以根据特定战争遗址和周边地理环境,结合出土的兵器组合、阵地布局来推测古代的战争过程。举例来说,明末的平播战争,最后的战场位于海龙囤,通过考古发掘所揭露的材料,我们可以从海龙囤遗址的布局看到,作为军事堡寨,海龙囤遗址具有极强的防御特色:海龙囤采取了"线性设防",其具体的防御手段为"四线防御、静动结合".对于古代军事防御手段的观察,需要综合诸多的因素进行,只有将其放置于一个军事文化系统之内,所有的出土材料才具有解释学的意义。
总而言之,系统论是考古学得以不断发展的基础理论,在诸多的考古学研究中都得以证实,它能够也应当成为指导军事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诚然,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理论的创新也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军事考古学的研究同样也需要不断充实自身的理论基础,系统论需要在其他理论的共同配合下服务军事考古学的研究。
3.中层理论(theories of middle range)
中程理论,又称中层理论,来源于社会学,由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在《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结构》(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一书中,提出的研究中等范围的社会现象的理论。他认为,社会学理论应该是一种"中程理论",它既不像哲学理论那样刻意追求理论的深刻性和概括性,也不像一般的具体学科的理论过于经验和狭隘。默顿曾经发表过一段有关"中层理论"的定义化描述:"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5](P50)中层的视角是在有限范围里的经验研究,更能保证与经验变量的必要接触。中层理论并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理论,它是对某些理论的概括,这些理论最大的特点是有经验根据的,它们包含了一套被证实了的假说。这些假说不是对未知事物的假装知道,而是对无知的思考,它承认为了积累更多的知识还有许多待研究的内容,并且不认为能够为当下提供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而只是利用现有材料解决现有问题。
"中层理论"问世之后,对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考古学家是较早将中层理论引入了自身研究领域的群体之一。在考古学领域,中层理论普遍被称为"中程理论",并催生了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等新的学科分支与研究方法。美国考古学家费根认为:"中程理论将会对解释人工制品的型式以及考古记录中所涉及的其它物质现象提供概念工具。"[6](P108)中程理论是基于经验的总结,所以对民族考古学与实验考古学的指导意义较强。民族志与实验结果提供了一种现实的经验分析,这种分析可以用来解释出土资料。正如宾福德所言,"考古材料和形成条件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现代人类生活研究".[7](P6)他认为我们所有的考古发掘资料都是静态的、现时的,如果我们要搞清楚动态与静态事物之间的联系,需要观察这两方面的材料,而动态的事物观察只有通过此时此地的现时世界。虽然宾福德认为社会科学在实践的意义上并不适用于考古学,但是,他所采取的实验考古与民族考古在理论与方法上却显然是对社会学中程理论的借鉴。
如果回归中层理论本身,我们会发现,民族考古与实验考古只是中层理论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的两个典范,其并不是中层理论在考古学应用中的全部。中层理论的灵魂在于构筑了一条从限定范围内的经验总结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系统的研究桥梁,放诸考古学领域,我们认为中层理论提供了考古材料的描述、总结和人类历史观、文明观等高屋建瓴的理论之间的映射方案。军事考古学研究只是对古代某一方面物质遗存的焦点化,以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军事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应当没有太大偏差,所以对于军事考古学而言,大部分的研究对象是处于历史时期的,或者说,历史考古学的理论指导性更强。而历史考古学在本身的理论基础之上,吸收了其他考古学范式的思想与方法,如吸收新考古学中程研究方法,提出"中程文献"(middle-range documentation),强调考古材料比历史文献更客观。[8]
这一看法尽管有着以物证史的意味,但历史考古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于历史的追溯,我们不能将其从历史的大背景中割裂出来,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各有千秋,相互借鉴才是客观的研究方法。除了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运用,中程理论所催生的实验考古与民族考古同样对军事考古学有着借鉴意义。虽然,实验考古与民族考古对史前考古学研究更具参照性,但是我国的冷兵器时代具有漫长的发展历史,这种厚重感的表现就是兵器更新速率较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刀枪剑戟等兵器的形态有着细微的差别,但其使用方法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参考民族志的材料,以及通过实验考古的方法模拟古代军事的方方面面,这样的研究仍具有相当价值。
4.场域理论
"场域"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乐·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他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field)可以被定义为在
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9](P133)场域不仅是一种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场域可被视为不定项选择的空间,它为其中的社会成员标出了待选项目,但没有给定最终选项,个人可进行竞争策略的多种搭配选择,不同的人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在这些结果中,一方面可以体现出选择者的意志,即个体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可体现出选题的框架要求和限制。 在场域理论下,我们可以将一场具体的战争视作一个场域,其构成了一个与这次战争相关的一切因素的网络,我们可以称为军事场域,这一网络包括了指挥官、士兵、后勤、武器、地形、天气等诸多因素,它可以成为军事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传统的考古学并未有严格意义上的基本研究单位的划分,某一考古学文化也可视为一个基本研究单位,某组具有共同特征的器物同样可以视为一个基本研究单位,这些基本研究单位是一种偶然的概念组合,脱离了其共存的特征,他们的联系就不复存在。而作为军事考古学研究基本单位的"场域",并非传统结构主义意义上的诸多因素所构成的复杂的客观结构,在结构主义下,这些因素是客观的要素,而场域内他们则是内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些联系是互动的,而不是单纯的组合,是关系的思维方式。
如果将场域具体化,我们姑且可以认为场域就是一个沙盘,军事场域就是一个军事沙盘。我们能够在这个"沙盘"上模拟军事的发生、发展和结果,沙盘上能够放置指挥官、士兵等行为主体,它们是考古学真正要研究的"过去的我们",军事考古学古代军事的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古代参与军事活动的人群的研究。场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沙盘,除了地形地貌、天气等客观环境要素之外,将当时事件参与者的思想放置在一个网络中,并且能够与场域中的其他诸因素产生可以获得历史验证的互动。人的思想以及人本身或许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我们无法通过客观的物质获取可靠的信息,更无从获得历史的验证,但是,场域中的因素间具有客观的联系,如上所述,这种联系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提供了一种解释古代军事的通路。这一通路能否获得科学的结果,是由研究者能否清晰、明确地掌握和梳理一个场域的关键要素决定的,在科学的意义上,我们无法完美无缺的获知一个场域所有要素的信息,但某一场域的发展通常是由某些关键要素所决定的,掌握了这些关键要素,同时考虑到这一场域的其他值得关注的要素,这样或可达到我们所期待的目标。
军事场域作为军事考古学的基本研究单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碎片化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虽然将古代军事活动细化了,但是缺乏宏观的、整体性的观察。然而,每个军事场域之间也是有交集和联系的,多个军事场域又可重新组成一个新的、较大的军事场域,新组成的军事场域在内涵上变得极其丰富,容量的增大与范围的扩大,都使得其内部网络更加错综复杂,这样就需要抽丝剥茧式的研究。如果研究者对单一的军事场域的研究是一支连队的小战役,那么,多个小型场域所组成的大型场域的研究则是高级指挥官对战争全局的把握。
总之,场域是结构的,但又不完全是客观的,其中包含着主观的部分,主观与客观的沟通是场域的生命力。同时,场域的分化与组合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具有提示意义,场域的分化提供了微观碎片化的资料,场域的组合则是宏观整体性的考察,一收一放,使我们的研究更具灵活性。考古学所研究的对象也是客观的,即古代的战争遗存,但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这些客观的物质遗存,同时也要思考主观性较强的人及其思想,不能只见物,而不见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场域理论对于研究古代军事遗存占有优势。
5.历史想象
我国考古学自发展之初就有着浓郁的历史学倾向,探求我国古代历史的真相一直是考古学的学术目标之一。而如何实现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学术目标,智者见智,并无成规可循。历史想象则解释了物质文化遗存到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过程,为考古学家通过主观与客观结合研究后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理论基础。
"历史想象"最早是针对历史研究所提出的,主观想象在对历史材料解读的作用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争议,但无可争议的是,缺乏想象的历史研究并不一定永远可靠。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写道,"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现在'和'过去'无终止的对话。"[10](P30)而对话的桥梁或许就在于人们对古代社会合理的想象。放诸考古学的研究范畴,历史想象在解读物质文化遗存的意义上有着突出的贡献。
在历史不可能重演的事实基础上,历史遗留的物质文化无疑有意或无意的间接传达了那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或者文化信息。考古学家对物质文化遗存的掌握有着独到的方法,从中获得了大量详实可靠的信息,而信息是还原古代社会的重要材料,文物并不能直接诉说历史,依靠"想象",我们能够听到汉唐雄风、青铜流光,乃至远古的呐喊。以出土的古代图像材料为例,图并不是文字,但我们能够从中读出"文字",这就需要通过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等等学者的想象丰富历史证据。单纯的以图证史,就丧失了图像的价值。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
"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玄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付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仅同而可相通。……作史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缺申隐。"[11](P166)考古学也需要"设身局中"进行合理想象,虽然这一过程带有强烈的史学倾向,在考古学逐渐独立于历史学发展的今天显得格格不入。但是,对于材料解释的会通是历史学与考古学所具有的研究共性,科学合理的解读材料才是一门学科的使命,而非强调其与其他学科间的差异性。
在传统意义上,逻辑推论明显是考古学家更推崇的研究方法,针对历史想象考古学家的态度往往是犹豫不定的,认为想象往往危及考古学的真实和客观性,是不严谨的、非理性和非科学的方法,但是有限的考古资料在还原古代人类社会上的作用十分有限。毋庸讳言,主观因素的活跃,使得想象在任何一位考古学家的研究中都不可避免。考古学其实是处于理性与想象之间的,想象并不会破坏物质文化遗存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反而会丰富考古学对古代文化遗存的判断。优秀的考古学家应该有足够的想象力,在合理可靠的证据和材料的基础上,开展想象,但想象也要受到必要的限制。
军事考古学是对古代军事活动遗存的研究,但能否正确解读古代军事活动遗存是其实现还原古代军事状况的关键,历史想象就是古代军事状况得以正确解释的基础理论之一。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认为,"凡是进入其中的任何东西之所以进入其中,都不是因为他的想象消极地接受他,而是因为他的想象积极地需要他。"[12](P242)军事考古学研究就是为了构建古代军事的完整图画,考古材料因为我们的想象而变得更有意义。
二、军事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1.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
考古学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文化遗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对于物质文化遗存研究的基础是田野发掘,军事活动遗迹的考古学解读建立在细致、科学的田野发掘基础之上,田野考古提供了揭露古代军事遗存的科学方法。在田野考古中,基本的理论支撑仍然是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特别是发挥考古地层学在取得遗迹、遗物时代信息的作用。
考古地层学借用地质学中地层学的研究原理,是田野考古发掘中科学地取得研究资料的方法,也是考古学研究中最基础的方法之一。军事活动遗存往往与其他类型的遗存共存,应当遵循文化层形成的原理,考古发现的任何军事遗物、遗迹,都必须借助于地层关系来确定其相对年代,如果失去了地层依据或层位关系混乱,就会使出土物失去应有的科学研究价值。因此,在对军事活动遗迹进行田野考古的过程中,必须较以往遗址发掘更加细致,注意收集各种有用信息。
考古类型学是借用生物学对生物分类的原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遗迹,进行科学的整理、分类、分析、比较研究的方法。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与其他遗存的类型学研究有着相同的原理,一是进化原理,即军事形态也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演化的,军事遗存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其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存在形态上的差异,这一差异的本质是文化的差异,即军事文化也是在不断发展和丰富,从古而
今的军事发展史就是军事遗存进化演变的历史;二是相似性原理,即依据军事遗存的相似性进行分类、分析、比较、研究,这种相似性是有条件的,不能跨越空间与时间上的限制对某类遗存进行对比,特别在分析某类军事遗存起源的问题时,更是如此。 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古代军事遗存的形态演变规律和谱系的认识,获得军事遗存的相对年代信息,探讨同一时期,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的军事互动;探讨不同时期,某类军事遗存的发展序列及其与其他遗存间的相互关系。即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希望从横向和纵向上对古代军事活动进行比照,以期获得军事文化外部和内部的互动信息,从为达到深入认识古代军事发展,还原古代军事状况的目的提供必要的研究资料支撑。
从考古学研究本身来说,考古类型学与考古地层学是其基础,从考古学萌芽之时开始,地层学与类型学就是其灵魂,脱离地层学与类型学的研究不能称之为考古学研究。但是考古学又需要不断发展,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一切学科发展延续的生命源泉,考古学也不例外。
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建立在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基础上的科学的田野考古,才能够为欲进行的军事考古学研究提供可靠支撑。但军事遗存十分丰富,田野发掘所获遗迹遗物固然重要,传世文物遗存亦应受到重视,除文物自身的信息外,其流传脉络、保存现状、研究历史也是不可忽略的信息资源。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开展类型学的研究,最终达到全面认识古代军事内涵的目的。
以研究对象本身而言,军事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与军事活动有关的物质遗存,这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所以,对于"物"的研究应当遵循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基本方法,梳理古代军事的发展脉络,构建相关物质遗存的时空框架,进一步地采取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对军事遗存进行分区、分型,解释古代军事的形成及发展特点。
2.文化因素分析
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在考古研究中已经被广泛运用。李伯谦先生曾说过,"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和地层学、类型学方法一样,是考古学基本方法之一。"[13]
俞伟超先生总结这一方法主要是"分析出一个考古学遗存内部所包含的不同文化因素的组成情况,以认识其文化属性,即确定它在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位置",而所谓"不同文化因素"是指"源自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那些互相有区别的特征"."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分析,首先建立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参与考古学这座学科大厦的营建。"[14]
因此,军事考古学要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前提是要形成军事遗存的"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能否成立需要进行深入探讨。"考古学文化"是对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抽象,是有诸多因素所构成的聚合形态。军事遗存的聚合能否称之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答案是肯定的。军事遗存同样有着时代、地域、地方性特征的共同性,即某一类军事遗存共存于统一时代,集中于同一地域,并且有着相近的特征。
军事是某一政治主体的活动,作为政治主体,其有时代、地域的限制,其所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必定存在时代、地域特征,而其中的军事遗存与其他物质文化遗存相对独立,构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系统。如东周时期秦国的军事遗存明显区别于东方六国,而且东方六国的军事遗存之间也有着区别。这就说明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有着自身的军事文化特征。考古学文化是针对史前时期的文化聚合现象所提出的概念,进入历史时期之后,这一概念就被政治文化概念所替代,但在本质上并无二异,都是对物质文化遗存聚合现象的建构。
军事考古学文化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借用,将一种考古学文化当中的军事遗存归纳出来,重新审视军事遗存的聚合状态而形成的概念,与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主要的适用范围是历史时期。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包涵了具有同时性、同地域、地方性特征的一切物质文化遗存,如陶器、墓葬、居址等;而军事考古学文化则是对军事遗存的抽象整合,如宋明时期羁縻土司制度下的军事遗存,其具有考古学文化的同时性、同地域和地方性特征的概念要求,其防御城堡、作战兵器、交通设施共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军事考古学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提出军事考古学文化是对考古学文化的泛化,这种泛化是学科发展的必然,正是由于认识到军事遗存所具有的特性及研究价值,所以需要提供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概念去解读古代军事文化。军事考古学文化多是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其在物质表现力上较史前时期更为丰富。徐苹芳先生曾对历史考古学的特点进行总结,"中央集权下的礼仪制度有严格的、统一的等级规定,在上层社会中形成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全国各地的礼仪衣冠制度上的文化差异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强大的政治因素在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因素,它同时也成了维系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支柱。
但是,在全国各地民间(或民族)文化风俗方面上却保留着差异,这些差异便构成了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的主要内容。"而且认为,"社会越进步,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便愈为复杂。因此秦汉以后考古学文化分区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界定。"[15]
故而,军事考古学的考古学文化以传统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为其命名稍显欠缺,更多的是与政治实体本身结合的名称,如战国时期的秦国军事文化、楚国军事文化,这些军事文化都是由其军事物质遗存所反映出的地域性特征,其与横向上的周边文化及纵向上的上游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由于考古学文化是适用于史前时期的概念,因此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也较多的运用到史前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当中,但是,作为军事考古学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则需要其发挥在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在对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运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同样能够获得有意义的研究成果,"通过对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的梳理、比较,既可以归纳出不同文化区中的相同因素,这部分因素是在历史时期一直占优势,又可以找出具有区域特点的文化因素,这部分因素正体现区域文化特征。"[16]
而军事考古学文化就可称之为考古文化事象,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对于研究古代军事文化中不同因素在时间历程、文化交流、传播、互动及吸收创新中有着极大的意义。
军事考古学的文化因素分析研究就是对军事文化遗存的诸因素进行提炼,然后细致分析每类因素的起源、发展及消亡,从而获得对整个军事遗存的整体认知。"文化因素分析法"的起步工作,就是区分一个考古遗存中的各类文化因素并将它们分为不同的组别,即"分组".[17]
俞伟超先生在研究"楚文化"的过程中,就将楚文化所包含的不同因素进行了提取,分别识别为周、越、秦等文化组别,这是最典型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将其借鉴于军事考古学的研究也未尝不可,而且已经有学者利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对古代军事遗存进行了初步但有益的探索。
军事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是对古代军事物质文化的研究,在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时,在诸多因素中要特别注重对"人"的偶然因素的考虑。精神与思想方面的考古学研究是目前考古学研究所欠缺的,在军事考古学研究当中,这方面的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军事活动是极具偶然性的活动,其固然存在内在的规律性,但一场战争的发起、发展与结束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变量,而"人"就是其中最大的变量。因此,在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考察军事遗存时,要注意到精神与思想层面因素的分析。
文化因素分析法是军事考古学研究当中的"中层次"的方法。通过地层学与类型学的研究可以反映器物本身的时空信息,而地层学与类型学在揭示古代军事活动的文化内涵上却难以有所作为,特别是源流演变之后的时代背景、流变原因等方面。文化因素分析法对古代军事遗存的研究能够补充地层学与类型学的不足,将器物的研究提升到文化的分析。古代军事遗存的研究不仅仅需要掌握其时空信息,更重要的是解释其起源、发展、消亡的原因,而原因的解释就需要具体分析当中文化因素的演变,其作用是其他方法所不能替代的。
3.长时段"人的科学"军事考古学研究应当是注重"长时段"的"人的科学"."长时段"理论是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的,他认为有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即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
时间。 与之相对应的即:长时段、中时段以及短时段。分别表述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而其中的长时段历史也就是结构史,即自然、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历史进程中演变缓慢的历史事物,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只有借助于长时段历史观,才能够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人类生活的全貌。甚至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时间长河中共同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渠道,也是各门社会科学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18](P178)长时段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也可以被考古学的研究所借用。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每一学科都侵犯它的邻人,但又始终相信它还在自己的领域。"[19](P28)军事考古学正是考古学的拓展,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军事考古学也采用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即便这样,我们仍然认为军事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军事考古学需要借用或者通过"长时段"的路径来了解古代军事的发展状况,长时段为军事考古学提供了一个构建古代军事发展脉络的工具。
军事考古学是对古代军事遗存的全面考察,与长时段研究所体现的"整体史"思想异曲同工。长时段是针对与历史的时间所提出的,古代物质遗存的研究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其时间的研究,考古学的时间与历史学的时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传统历史学更加注重"事件",而事件是短时段的,它反映的是某一时刻或历史长河中极短的时段的状况;而考古学的时间显然是长时段的,物质遗存的地层堆积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就体现了物质遗存的长时段。考古学的目标就是如实复原这一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布罗代尔也认为,考古学的研究需要跨越更广阔的编年史空间。[19](P32)军事考古学同样具有这一特点,军事遗存的演变与发展是贯穿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近代的物质见证。
众所周知,军事活动具有普遍性及延续性。战争这一现象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始终。我国是战争频繁之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以及诸侯之间争城掠地的战争更是难以计数。见诸史籍,有些眉目和头尾的战争,从夏朝至明代大约有3300余次,清代有400余次,近代也有数百次之多。
我国历史上大约发生战争4000-5000次之多,约占世界历史上战争总数的1/3左右。如此频繁的战争遗留了诸多的物质遗存,这就决定了军事考古学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一时期、某一地区。军事遗存需要在长时段的"整体史"的角度进行理解与解释,不能将其与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割裂,应当注意物质文化、精神文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互动,置于军事考古学视野下,即军事遗存、军事思想、军事制度等方面,最终形成理解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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