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诞生于20世纪初，它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却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它极力反对汤因比式的宏观史学，而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即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再围绕问题提出假设、确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就音乐史研究而言，新史学所促成的则是方法论、资料来源及研究对象等的转变。传统的音乐史研究所采用的资料正史乐志，即《宋书乐志》、《文献通考乐考》、《宋会要辑稿》、《玉海》，研究的课题长期以来主要局限于律调谱器这些传统对象; 而《宋记研究》在新史学视野下的音乐史研究，其资料来源涉及多种音乐文献， 研究对象也涉及音乐人物与专著、音乐文献、音乐机构与制度等多个层面。
下面，我们以新史学对于历史研究要求的几个方面出发，对这部专著进行述评：首先，资料来源突破了传统音乐史研究的限制，将宋记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相比于正史乐志，宋记中与音乐有关的内容比较零散、庞杂， 虽然以往的研究者已经看到后者的价值，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研究者专门就此进行系统的整理。宋代的笔记中的音乐文献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记录作者亲历目击之事，二是记录父辈音乐活动，三是对当朝或前朝的音乐事象发表评论，四是对宋代常见的某些音乐事像的探究，五是对书中某事进行溯源和考辨。学者一般认为，撰写这些笔的作者大多为达官显贵，所采用的资料多来自本人亲见，且其史学意识和史学修养较高，对于当时音乐的真实情况记录比较准确，对于了解宫廷音乐之外的民间音乐事像有重要价值，其中的许多文献能与史书互证， 有着很高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生动性、广博性方面甚至胜于史书。作者在写作之前作了大量的搜集和筛选工作，将所参考和引用的文献分为古籍原典和现当代论著两大部分。其中，古籍原典又分为丛书集、单行本。丛书集上至汉魏六朝，下至宋代所有丛书集中的笔记小说共381本;单行本有50本。作者从古籍原典中整理出的零散音乐文献共计20余万字。作者查阅的现当代论著包括专著、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和外文与译文三个大类。其中，专著有34本，不仅有古文献史料研究，也有专项研究;学术论文34 篇，既有宋代音乐研究，又有域外音乐研究;学位论文1 5篇，其主要有对宋记的研究，还有宋代音乐研究;外文与译文2篇，很好地补充了国内研究的不足。作者在附录2中收录了一大批虽未直接引用但与该书密切相关的一批宋记文献，这些文献目录的整理，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此外，为了方便说明宋记中音乐史料的价值，作者还对宋代史书乐志中相关的音乐史料进行了查阅。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于宋记的整理并没有止步于材料的分门别类，更指出其对于传统研究资料的补充意义，即补史阙。宋记中的耍令、番曲、古代乐器的记载，都补充了正史记录的不足。比如作者认为史书中的古琴文献 多集中于宫廷雅乐中的古琴境遇、琴在雅乐登歌中的使用。
而笔记中则有 古琴琴律之法、琴的古老渊源、琴的文化象征意义等。而笔记古琴文献，涉及宋代古琴的民间收藏和转让、古琴制作和斫琴名手、琴曲解题和考辨、琴乐演奏和审美、琴人音乐活动等，他们多角度反映了宋代士人的古琴文化生活及古琴在宋人生活中的繁荣图景，因而在古代琴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又比如，传统史书《宋史乐志》仅载有宋代乐曲53首， 而宋记《武林旧事》中的卷一、卷八、卷七共记载宋代乐曲94首， 其它如《梦窗稿》、《吹剑录》、《梦梁录》等笔记中记载的共计乐曲170首。由此可知，宋代社会的乐曲是非常丰富的， 官方记载的乐曲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因此笔记乐曲文献极大地丰富了宋代俗乐曲的宝库。
其次，作者在研究的时候使用方法多样且科学，结论也更具可信度。作者在研究方法的采用上严格遵循新史学的原则，不仅以多重证据进行比较，还以更加科学的方式(如数据统计)进行资料的分析。作者在进行史料比较的时候采取了多重维度，其中既有横向的比较，又有纵向的比较，既有宏观的比较，也有微观的比较。以此来体现宋记音乐文献作为史料的学术价值。以前面提到的宋代乐曲曲目为例，笔记中记载当时社会流传的乐曲有100多首，而史书中所载甚至连这一半都不到。而在整理与乐人有关的文献时，作者又发现，史书中仅仅记载了参与宫廷雅乐制作的文人及官员，而笔记中所记录的则包括宋代的教坊乐人、瓦子勾栏中的音乐伎艺人和许多文人音乐家。因此，单就乐曲乐人的研究而言，相关的宋记音乐文献， 其学术价值要高于史书乐志。
作者在对宋代音乐史进行个案分析时，并不会根据某一本笔记的内容就做出结论，通常是比较几本笔记，甚至将笔记同史书比较进行相互印证，以此来阐明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如作者在对《绿腰》进行个案分析时，就援引了《瓮牖闲评》、《青箱杂记》、《碧鸡漫志》、《琵琶录》、《演繁录》、《说郛》、《齐东野语》七本笔记中的记载，同时还运用了《文献通考乐》和《宋史乐志》两本史书中的记载。在对宋代的笔记中的戏剧文献、歌唱艺术文献、歌舞音乐文献、器乐文献、音乐活动文献、乐曲乐人文献和外域音乐文献进行叙述时，作者往往也是多种资料并用，以探求当时某一音乐事象的具体情况。例如，在第四章 宋记中的音乐体裁文献史料价值研究中，在探讨宋代杂剧的状况时，作者除了以《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梦粱录》这些笔记作为主体， 还引用了《云麓漫钞》、《倦游杂录》、《闲燕常谈》、《程史》、《贵耳集》、《四朝闻见录》等十数本笔记中的相关内容，最后还与《宋史乐志》、《文献通考乐》、《宋会要辑稿乐》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比较，得出笔记中的同类文献比史书中的同类要详尽许多的结论。
再次，作者从新的史料出发进行立论，大大丰富了音乐史的研究结论。在发掘散落于音乐文献之外的笔记资料的过程中，作者不断发现新材料，解决困惑己久的问题,也发现了很多以往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唐代《霓裳羽衣曲》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人对其研究多集中在它的创作产生过程、表演情况等，一般认为它在宋代的出现，是宋时的音乐家姜夔在湖南长沙乐工的故纸堆中发现的商调《霓裳曲》十八阙，均有谱无词。作者在研究宋记时，发现宋代参与《霓裳羽衣曲》记录和考辨的笔记至少17种。包括李上交《近世会元》、葛立方《韵语秋阳》、欧阳修《六一诗话》、周密《癸辛杂识》、苏轼《渔樵闲话录》、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张唐英《蜀祷杌》、佚名《江南余载》、郑文宝《江表志》、龚明之《中吴纪闻》、周密《武林旧事》等。作者首先对这些文献记载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通过对这些文献真实性的考察，认为《江表志》、《江南余载》、《蜀祷杌》都不约而同记录了《霓裳》在这段时期演出的事实，恰与李煜《昭惠后谏》所述互证。此外，《近世会元》成书与范仲淹的木兰堂观《霓裳》诗产生于同一时期， 两者都叙述尚有《霓裳》的存在。两例文献也可进行互证。 接着， 作者将文献史料与宋记中的《霓裳》文献进行了总的考察，认为 五代十国时期，宫廷和贵族家中仍有《霓裳》的歌唱舞蹈部分流传。北宋时期， 《霓裳》的曲破部分仍存在于宫廷和民间，散序部分则已不存见。南宋时期，民间仍有《霓裳》乐谱，姜白石按谱得《霓裳中序》，而宫廷中依然可唱可奏《霓裳中序》，舞蹈部分则已失。但从北宋中期至晚期，乐人根据遗谱或文学描绘仿制《霓裳》的行为偶有存在，宋代《望瀛》、《献仙音》二曲是《霓裳》遗曲的说法也比较普遍。由于《霓裳》的流传始终在较小的范围内，因此，《演繁露》作者程大昌等人未曾见过《霓裳》的演出，并依据白居易诗歌中提到的《霓裳》少见而判断此曲在宋代失传，也是可以理解的。
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必然会提到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因为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所著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而研究沈括和《梦溪笔谈》必然要提到胡道静。
900多年以前，晚年的沈括在隐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将自己平生重要的目见耳闻心思记录下来，内容涉及社会和自然的许多方面，其中科学方面的内容就占到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然而，这样一本书原本视为“有补于世”的著作，在一个重道轻艺的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分类颠舛，固不足异也”[1]。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有了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才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胡道静也因此饮誉学界。《梦溪笔谈》乃至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在其后几年进入了一个高潮。真不知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胡道静，祖籍安徽泾县，生于1913年，父亲胡怀琛、伯父胡朴安都是有名的学者，尤其是朴安以治文字、训诂而闻名于学界。从小受家学的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又先后受到过版本学家陈乃乾、经学家周予同、史学家吕思勉、历史地理学家姚明辉、音韵学、敦煌学家姜亮夫、地理学史家王庸、思想史家蔡尚思、语言、古文字学家闻宥、农业生物学家辛树帜、植物学家胡先骕等名师指点，为他后来的治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十岁以前就出版了《校雠学》、《公孙龙子考》等专著，还负责《万有文库》中两部重要农书《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编辑工作。可是这并没有顺理成章地使他成为一个科学史家。
三、四十年代，年轻的胡道静先是进入柳亚子先生创办的上海通志馆，以后又先后在多家新闻机构中任职。写出了多种与上海新闻出版史等相关的论著。
建国以后，胡道静调到出版部门工作，专门从事古籍编辑，从他最擅长的目录学着手，他开始系统地整理《梦溪笔谈》和古农书，这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据其个人情况，最能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他对古代的一些农作物，如粮食作物中的粟、蔬菜作物中的茭白，以及园艺作物中的瓜类等进行了考证。然而，使他一举成名的便是1956年问世的《梦溪笔谈校证》。
胡道静对于《梦溪笔谈》的兴趣源于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他最初是从中学英语课本中得知活字印刷术是一个德国印刷工人发明的，后来读到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一书，才得知印刷中最重要之改良，莫如宋代之活字印刷术，其详见于宋沈括《梦溪笔谈》，于是便有了研究《梦溪笔谈》的最初动机。这一动机一直蛰伏在他的心中，直到年过不惑，才得以开花结果。
《梦溪笔谈校证》是第一本对原书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它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番禺陶氏爱庐刊本为底本，并采用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祕书本、汇秘笈本，清代的学津讨原本、玉海堂本、四部丛刊续编本、以及各家校记和宋元笔记所征引的文字校勘[2]，取各家之所长，引证的书目逾数百种之多。其中有关科学技术史的部分就广泛吸收了此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钱宝琮、李俨、许莼舫、三上义夫等有关中国数学史的论述，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史的论述，陈遵妫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史的论述，竺可桢、章鸿钊等于关于地学史的论述，王锦光等有关中国物理学成就的论述，当然也包括引发他对《梦溪笔谈》兴趣的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有关中国印刷术源流史的论述[3]，等等。
《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在短时间内一版再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写信给他，称赞“校证”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媲美。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在1957年第10期上发表书评，对“校证”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校证”对于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别提名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另一部就是《梦溪笔谈校证》。在海外的胡适博士在读到《梦溪笔谈校证》后，曾对人说：“此书作者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日本学者梅原郁等在将《梦溪笔谈》译成日文时，就曾参考了胡道静的工作，并称赞“胡道静氏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者”。[4]
成名以后的胡道静继续从事着与沈括和《梦溪笔谈》相关的研究，尤其是注重沈括著述的钩沉。“”前，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绍沈括的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以及沈括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活字板发明者毕昇卒年及地点考证等，还完成了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正》书稿、以及《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等。与此同时，胡道静也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农书和农史的研究中来。
60年代初，刚从饥饿中走出来的中国人，重新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也成就了胡道静农史研究事业上的高峰。1962年和1963年，五十岁前后的胡道静，开始将注意力转到古农书钩沉觅遗与研究，他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如《永乐大典》中，找出了宋吴怿撰著的《种艺必用》、温革的《分门琐碎录》、明人王藏的《稼圃辑》、陈正学的《灌园草木识》、清人姜皋的《浦泖农咨》、民国时叶景葵（揆初）辑录的《刍牧要诀》、《太康物产表》等稀见古农书，完成了《稀见古农书录》、《稀见古农书别录》、并出版了《种艺必用校注》一书。这些发现，为中国农学史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种艺必用》和《分门琐碎录》的发现，对于了解从北魏《齐民要术》到元代《农桑辑要》，长达700余年的农业技术的演进更有莫大的帮助。他还撰文对《种艺必用》等稀见古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进行阐述。在整理农书的基础上，胡道静还对一些农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写出了“山东的农学传统”、“释菽篇”、“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农学资料概述”等文章，其中“释菽篇”，从文献学和文字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中国古代农民对于大豆的根瘤的特征与特性很早就有认识。“”前，胡道静还完成了《中国古农书总录》，该书全面辑集古农书的目录学资料，加上考证和按语，约100多万字。
胡道静对于科学史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徐光启的研究。胡道静虽自称为泾县人，但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上海渡过，他研究上海的历史，自然也包括上海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可以说，在古代科学家中沈括之外，胡道静用功最多的便是徐光启了。如同徐光启一生致力最多的是农田水利之学一样，胡道静对于徐光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农学方面，他撰文对徐光启农学著述等问题进行了考订。
胡道静有关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随着“”的爆发而停止。中，他不仅经历了近十年的牢狱之灾，而且在此之前已经完成的《中国古农书总录》也被付之一炬，同时被焚毁的还有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中国古类书》手稿、累年校勘科技古籍、辑录逸文作出的《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以及多年积累的有关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论文。
再出发已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点仍然是从《梦》开始的地方，年近古稀的胡道静原准备集中时间和精力，重新撰集《梦溪笔谈补正》。[5]但在科学的春天里，胡道静已然成为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颗大树。树欲静而风不止。于是我们看到他仍然在他认为“太长”的战线上老骥奋蹄。用他在《沈括诗词辑存》一书“后记”中的话来说：“余虽驽疲、闻钲和嘶，亦安得不跃起也。”[6]胡道静这颗大树上又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方面，他发表了“《梦溪笔谈》在国外”、“《苏沈内翰良方》楚蜀判”、“梦溪忘怀录钩沉”、“沈括军事思想探源”、“试论宋代改历中反映的科技成就”、“沈括的自然观和政治思想”等学术论文。还出版了《沈括诗词辑存》、《梦溪笔谈导读》、《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全译》。
在农书、农史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围绕着徐光启来展开的。1983年，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学术界开展了许多纪念活动，并将徐光启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他辑录了徐光启撰著的《甘薯疏》、《农遗杂疏》，并分别作跋，收入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编的《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中，还发表了“徐光启著作的新发现和研究”（1983）、“徐光启农学三书题记”、“关于《农政全书》的‘别本’”、“徐光启研究农学历程的探索”“北方引种水稻技术措施上的徐光启战略擘划与实践”等系列论文。这一时期，他还对朝鲜汉文农书《农学集成》、今本《南方草木状》、元刊大字本《农桑辑要》等古农书进行了研究。还结集出版了《农书、农史论集》。该书收集的论文大多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现在所能见到的胡道静有关中国古代农学的研究，比较集中地出现在这集中。1990年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出版了他所著的《中国古代農業博物誌考》，该书较之《农书、农史论集》内容又有所增加，并且更有系统，除了收入先前有关农史、农书的研究之外，还加入有关考古发掘、宋应星和《天工开物》，以及后来一些有关农史研究的论文。
八十年代以后的胡道静，学术战线不仅没有收缩，反而拉得更长了。在科技史方面的研究除了原有沈括、徐光启和农书之外，还将研究的触角扩展到了宋代历法，以及黄道婆、宋应星、孙元化等一些重要的科技人物上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转入道教的研究。许多大部头的道教著作都是在他主编或参与主编下完成的。如，影印《道藏》36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道藏要籍选刊》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藏外道书》20册（巴蜀书社，1992-1994）、《周易十谈》（1992）等。这一时期，他还单独或与人合编了《简明古籍辞典》（1989）、《十大科学家》（1991年）、《国学大师论国学》（1998）等等著作。
八、九十年代也是年逾古稀的胡道静人生最为辉煌最为忙碌的年代。他的工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81年3月20日，院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nternationalAcademyofHistoryofScience,IAHS)，经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英国李约瑟、美国的席文和日本的宫下三郎三位博士联合提名，一致推选他为通讯院士（序号448）。这一时期，胡道静同时身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农业出版社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科技史）组员、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上海科技史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等多项社会工作。同时还为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所学校的研究生讲授古代文献、版本目录、古籍整理、古代科技史课程。
开篇时提到的对于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的评介，见于195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由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所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第一卷“导论”，同年的8月27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的文章，也就是在这一年，胡道静先生调至新文艺出版社，并开始系统整理《梦溪笔谈》。1956年，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问世。胡道静在为《梦溪笔谈校证》所写的“引言”中就引述了李约瑟对于《梦溪笔谈》的分析和评价。而在《梦溪笔谈校证》问世之后，胡道静的工作也受到了李约瑟的高度重视。他们成了同道中人。李约瑟博士每次抵沪访问，总要拜访胡道静，并在他的书房“海隅文库”亲切交谈。胡道静将他对李约瑟的情谊融入到由他担任责任编辑的《中国科技史探索》一书，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是专门为纪念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而征集的论文集。八十年代以后，胡道静转入道教的研究，也很显然受到了李老博士的影响。他在1991年春为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名字叫“道静”，有些朋友就说我同道教有缘。但是，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科技史，特别是农业史。直到我同老博士李约瑟有了交往，发现他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又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引用了大量的道教经典总集《道藏》的材料，还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即“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基础”，这才推动我的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也转到“道教”上来。[7]
如今李约瑟和胡道静两位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名儒硕学都已归道山，而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还在继续。
参考文献
1.周俊元，虽九死其犹未悔——记著名农业史专家胡道静，人物1987年，第1期。
2.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3.施宣圆，博学贯中西精思著妙文——悼念胡道静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3.11.14版次：5。
--------------------------------------------------------------------------------
[1]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子部三十，杂家类四。海南出版社，1999年，628页。
[2]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校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3]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599页。
[4]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309页。
[5]农书·农史论集，自序，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7页。
关键词：四库馆臣 《四库全书总目》 宋人笔记 著录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4－0141-04宋人笔记，是指“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1］，其内容涉猎极广，几乎涵盖宋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极具文化和史料价值，因而备受清代四库馆臣的关注。尽管四库学研究方兴未艾，成果迭出，但具体到四库馆臣对宋人笔记著录的研究专文鲜见。笔者不揣陋识，将四库馆臣所撰之《四库全书总目》（图六，以下简称《总目》）中有关宋人笔记的著录情况，分述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1 四库馆臣著录宋人笔记的数量
四库馆臣将汉代以来的校雠之学发挥到极致，撰成《总目》，自刊行以来，即成为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周中孚认为：“若论官私簿录书之‘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自汉以后，‘莫有过于是编矣’。”［2］张之洞云：“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3］因此，四库馆臣著录之文成为我们解读宋人笔记的重要视窗。经过蒐集古今，审订校理，四库馆臣共著录宋人笔记252种，实际收入《四库全书》的宋人笔记有197种，分别是：
《北梦琐言》、《清异录》、《三楚新录》、《贾氏谈录》、《洛阳缙绅旧闻记》、《南唐近事》、《江南余载》、《江表志》、《江南野史》、《五国故事》、《王文正笔录》、《南部新书》（图十）、《近事会元》、《江南别录》、《钓矶立谈》、《锦里耆旧传》、《（宋景文公）笔记》、《儒林公议》、《嘉祐杂志》（一作《江邻几杂志》）、《归田录》、《湘山野录》、《玉壶野史》（一作《玉壶清话》）、《东斋记事》、《春明退朝录》、《涑水记闻》（图二）、《孙威敏征南录》、《蜀梼杌》（图四）、《东坡志林》、《仇池笔记》、《龙川略志》、《麈史》、《晁氏客语》、《杨公笔录》、《王氏谈录》、《青箱杂记》、《吕氏杂记》、《茅亭客话》、《道山清话》、《孙公谈圃》、《国老谈苑》、《画墁录》、《梦溪笔谈》（图三）、《渑水燕谈录》、《文昌杂录》、《海岳名言》、《书史》、《画史》、《珩璜新论》、《（孔氏）谈苑》、《甲申杂记》、《闻见近录》、《随手杂录》、《后山谈丛》、《萍州可谈》、《侯鲭录》、《师友谈记》、《钱氏私志》、《岳阳风土记》（图七）、《闻见［前］录》、《东轩笔录》、《泊宅编》、《燕魏杂记》、《冷斋夜话》、《遵尧录》、《麟台故事》、《岩下放言》、《石林燕语》、《避暑录话》、《墨客挥犀》、《洛阳名园记》、《珍席放谈》、《游城南记》、《唐语林》、《春渚纪闻》、《东观余论》、《（靖康）缃素杂记》《靖康传信录》、《建炎进退志》、《紫微杂说》（图九）、《家训笔录》、《辩诬笔录》、《建炎笔录》、《懒真子》、《曲洧旧闻》、《松漠纪闻》、《栾城（先生）遗言》、《中吴纪闻》、《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窗炙輠录》、《墨庄漫录》、《铁围山丛谈》、《猗觉寮杂记》、《却帚编》、《北狩见闻录》、《东家杂记》、《学林》、《碧鸡漫志》、《西溪丛语》、《经筵玉音问答》、《默记》、《张氏可书》、《步里客谈》、《续博物志》、《寓简》、《高斋漫录》、《独醒杂志》（图一）、《枫窗小牍》、《（河南邵氏）闻见后录》、《鸡肋编》、《瓮牖闲评》、《翰苑遗事》、《演繁露》、《考古编》、《五总志》、《东京梦华录》《南窗记谈》《林间录》《罗湖野录》《芥隐笔记》、《梁溪漫志》、《能改斋漫录》（图二）、《容斋随笔》（图十）、《骖鸾录》、《桂海虞衡志》、《吴船录》、《老学庵笔记》、《入蜀记》、《乾道庚寅奏事录》、《（淳熙）玉堂杂记》、《二老堂杂志》、《清波杂志》、《陶朱新录》、《刍言》、《东园丛说》、《挥麈录》、《投辖录》、《玉照新志》、《岭外代答》、《省心杂言》、《常谈》、《云麓漫抄》、《过庭录》、《（西塘）耆旧续闻》、《野客丛书》、《野老记闻》、《纬略》、《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旧闻证误》、《涉史随笔》、《涧泉日记》、《准斋杂说》、《四朝闻见录》、《宾退录》、《古今考》、《经外杂抄》、《贵耳集》、《桯史》、《愧郯录》、《示儿编》、《燕翼诒谋录》、《云谷杂记》、《吹剑录外集》、《自警编》、《坦斋通编》、《考古质疑》、《游宦纪闻》、《密斋笔记》、《芦浦笔记》、《鸡肋》、《困学纪闻》（图十一）、《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云烟过眼录》、《浩然斋雅谈》、《鹤林玉露》、《朝野类要》、《鼠璞》、《随隐漫录》、《都城纪胜》、《诸蕃志》、《藏一话腴》（图十二）、《颖川语小》、《佩韦斋辑闻》、《书斋夜话》、《席上腐谈》、《对床夜语》、《梦梁录》、《脚气集》、《爱日斋丛抄》、《学斋占毕》、《钱塘遗事》、《东南纪闻》、《识遗》、《祛疑说》、《咸淳遗事》、《昭忠录》。
关键词: 刘知 《史通》 “直笔论”
一、对曲笔的批判
刘知说:“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所谓实录者,“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①。他认为史家治史的目的不仅在于记功司过,彰善惩恶,而且在于史学乃是经国之要道。他把史学当成治理国家的工具,因为只有实录直书,才能使逆臣贼子、淫君乱主“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从而“申以劝诫,树之风声”,达到“史之为用”的目的。刘知提倡直笔,反对曲笔,恰恰说明曲笔阿谀奉承媚主,在当时和以前都是一种风气。他担任史官期间就主张照实撰写国史、实录,不为他人歌功颂德,结果遭人诽谤。刘知的直笔论,是以直笔为史家的忠实责任,不允许为任何权势所变更。刘知在古今正史篇指斥许敬宗“或曲希时旨,或猥饰私憾,凡有毁誊,多非实录”,指斥牛凤及“凡所撰录,皆素贵私家行状”,在史官建置篇也指斥“许敬宗之矫妄,牛凤及之狂惑,此其善恶尤著者也”②,这都是对于并代史臣之毫无保留的批判。
刘知所谓“直笔”,讲究“不掩恶,不虚美”,甚至反对为了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而使真相不明,因此,他婉转指出即使是孔子的话也不可拘泥。他说:“……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丽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斯并曩贤精鉴,已有先觉,向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虽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盖亦多矣。”③这些话大大地剥去了儒家经典的圣光。刘知在理论上反对掩恶虚美,并且也是实践“不掩恶,不虚美”的。他在《史通》里写有《疑古》、《惑经》两篇,并不因为《尚书》、《春秋》是经书而隐瞒它们的缺点,这两篇的内容要在本章第二节去说。同时,他也不是笼统地疑古惑经,而是就事论事。可见刘知既不因为《惑经》而惑疑孔子在历史上的成就,又注意到了孔子和普通人一样,具有某些缺点,而不能盲目崇拜。
二、对古人与经典的评议
刘知“直笔论”还表现在“多讥往哲”的批判精神。他继承孔子之志,发扬了王充“疾妄求实”的疑辨思想和学说,充分肯定了《论衡》对《论语》的诸多批评,又对王充没有批评到《春秋》表示不满,立志要揭示《春秋》杂义,攻击欺惑牾。他在《史通》中大胆怀疑《春秋》、《论语》等儒经,不为传统所惑,不为权威所拘,其矛头直指封建学术权威,对古史、古说也多有考辨,《疑古》、《惑经》即是他疑古辨伪的两个专篇。其中提出了《尚书》的可疑之事十点,《春秋》“所未谕”者十二,“虚美”者五,又多引汲冢古文批判经书,剥去了《尚书》和《春秋》的神圣外衣,把它们和一般的史著置于平等的地位,成为把经学还原为史学的创举。
《疑古》篇利用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和儒家经典的矛盾等,揭示出古圣先王的贤明和功绩是后人粉饰、附加的结果,而孔子等圣人的某些说教又是造成伪事、伪说的主要原因之一:“案《论语》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又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这段话剖析了孔子等圣贤隐恶扬善、虚美损丑的主观动因,大大剥去了儒家经典的圣光。《疑古》篇特别对孔子以后儒家所美化的尧、舜、禹、汤等古代帝王的事迹提出质疑,批评《尚书》隐恶虚美,爱憎由己,情理不通,前后矛盾。刘知虽然未能意识到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儒家出于寄托政治理想的需要,但他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出发,强调要忠于历史事实,主张直书实录,反对曲笔隐讳,敢于大胆怀疑经书,讥议圣贤,表现出大胆的疑古思想和批判精神。
《惑经》篇是专辨《春秋》的,刘知把《春秋》作为历史来研究,从史学的角度、从编史的要求出发,对古史进行深入的探索。他认为孔子修史不实事求是,从“狄入卫”、“天子狩河阳”两事就可以看出:“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虽玷白圭,无愧良史也乎?”这无疑是对孔子违背据实直书原则、使用曲笔的揭露。可见《惑经》从修史的原则、方法、体例等方面,尖锐地批评了孔子和《春秋》,揭示了《春秋》或仅凭传闻,或缺载史事,或沿袭讹误,乃至造成了许多曲笔、失误之处。刘知还希望史家记史应探赜索隐,实事求是,反对臆说;不计个人安危荣辱“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荣”,这些对维护历史记载的真实性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对经书提出怀疑作出批判的同时,刘知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史原则,在《史通》的其他篇目中对一些史事的真伪进行了考辨。如在《史通・暗惑》里列举了《史记》、《汉书》、《东观汉记》、《晋书》等史书中虚妄不足信从的记载,提醒世人“夫书彼竹帛,事非容易,凡为国史,可不慎诸”。在《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篇中用文献学的方法,从确凿的史实出发集中批判了《汉书・五行志》中灾祥征应的神学学说,他对阴阳家们“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谐”的做法深恶痛绝,表现了大胆的“疾虚妄”的精神。总之,刘知对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观念进行的批判,在辨伪学衰微已久的空气中,重新开启了疑古之风。
三、对史馆制度的批评
我国隋代以前史著编修大都属于私撰而成于一二人之手,如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等等,大都为独立作史,以成一家之言;而且这些史家多数又身为史官,与史官、馆制度密切相关。唐以后史官制度发展成为史馆制度,正式形成了官修正史的制度。政府设馆修史,实现了国家对正史撰修的垄断,有利于统治者对史学的控制,并以此为工具,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唐代在史馆设立之初,尚能组织史官努力工作,在短时期内便修成《晋书》等八部史书。到刘知任史官时,史馆制度弊端已显而易见。对此,刘知首先谴责监修之臣无才无识。他认为:“大抵监史之难,斯乃尤之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马迁,精勤不懈若扬子云,谙识故事若应仲远,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夫载言记事,藉为模楷,搦管操觚,归其仪的,斯则可矣。”④但是,“今之从政则不然,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监修官是这样一些“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的不学无术之人,史官也大都是“流俗之辈,趋竟之士”,他们“饰非文过,曲笔阿时”、“书之谱传,载之碑碣”、“借为美谈,增其壮观”。其次,直陈“五不可”论,愤而辞职。《史通・外篇・忤时》云:
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其不可一也。
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复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虽使尼父再出,犹且成于管窥;况仆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
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盖由杜彼颜面,访诸请谒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齿责)舌。傥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俱知,笔未栖毫,而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仰忠臣而饰主阙。斯并曩时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其不可四也。
窃以史置监修,虽古无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某篇,付之此职;某传某志,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傥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其不可五也。
这都指出封建官僚机构的史官监修远不及个人著作之能无所顾虑,自成一家之言。因此,他反对官修史书,主张史书私撰。《史通・内篇・辨职》更明白地提出一家独创之学是自古的优良传统。
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儒,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岂与夫冠猴献状,评议其得失者哉?
因此,他感到官修史书书出于众手,各篇之间详略有别,笔调不一,而奉敕修史亦难免虚词美化,隐恶扬善。他例举了《东观汉记》加以引证。他考察了其写作过程之后指出,由于“后汉东观,大集群儒”,因此“著述无主,条章靡立”,而此书内容又为本朝史,故作者“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⑤,多有溢美之词,“由是伯度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⑥。在这里,刘知的批判的确对于“官馆监修”的封建统治,指出了一些危害学术发展的实质。
刘知的“直笔论”是在汲取了我国古代优良史学传统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所体现出来的理性主义的史学批判精神,是我国古代史学理论资源中的精华,值得人们研究、继承、发扬广大。
注释:
①史通・惑经.
②史通・史官建置.
③史通・疑古.
④史通・内篇・辨职.
⑤史通・内篇・才.
⑥史通・外篇・忤时.
参考文献:
[1]史通.
[2]旧唐书.
[3]新唐书.
关键词：苏轼；《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人物
由于苏轼《东坡志林》《仇池笔记》的创作时间比较特殊，多在贬谪的困苦时期。经历“乌台诗案”后，在长期的流放生涯中，苏轼把自身平时所见所闻和生活中的一些感触随手记录下来，其中包含了大量苏轼真实的思想、人格、性情和修养。
《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也如大多数的宋记一样，具有记载士大夫琐闻、历史轶事，以补正史之缺的价值。但除此之外，其中还具有异于其他宋记的创新之处，即苏轼将笔记更大地利用为记录自己私人生活的工具，故在其中横向和纵向上都有非常大的延伸和拓展，具体表现为苏轼笔下的人物横、纵两方面都涉及到许多共时或历时的朝野人物，写到的人物不仅仅只有文人雅士、官僚大夫，处于社会下层的野老村民、僧侣隐士也成为了苏轼关注的对象。
一、《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中涉及人物列举
目前从《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中梳理出的人物，跨越时期上至商朝下至北宋，简单梳理如下：
商代共计三人如比干，西周共计二人如古公父，春秋共计十七人如文种，战国共计五人如伍子胥，秦朝共计五人如宋义，汉朝共计三十二人如卫青，三国共计三人如阮籍，晋朝共计十四人如王羲之，南北朝共计九人如沈麟士，唐朝共计三十六人如白居易，五代共计二人如王全斌，北宋共计一百零六人如司马光等。
另外，除了上述有朝代出处的人物外，《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中还保留了大量需待查证或是已经失传的人物，共计七十人，如王愿、王君、石普、石塔、慧可等。
二、《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中涉及人物分析
《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中所涉及的人物数量非常多；领域涉猎很广，有政界的为官人士，有诗词大家，也有书法、绘画方面堪称大家的人物，还有相当数量的僧侣、隐士等。
第一、从纵向上看，笔记中所涉及的人物时间跨度比较大，有一部分笔记所记载的事情是与流传史实或正史记载相一致的。以最早涉及的商代比干，即《东坡志林》卷三第二十则《记与欧公语》为例：
“欧阳文忠公尝言：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日：‘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舵牙为舵公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及故竹扇为末服之。’文忠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予因渭公日：‘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食比干之K馀，可以已佞；舐樊哙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公遂大笑。元v六年闰八月十七日，舟行人颍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见文忠公于此，偶记一时谈笑之语，聊复识之。”①此则中只提到了“比干”两字，但是此处苏轼是把比干与伯夷，即古代最清廉的人；与樊哙，即古代最正义勇敢的人；与西施，即古代最美貌的女子，这些褒奖之人并排放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苏轼对比干事迹的记载是与史实相一致的，都是对比干其人的褒扬。
第二、除了与以往流传或正史记载的史实相一致外，笔记中所涉及的人物还有与流传史实并非完全相符的情况，这显示了苏轼别具匠心的历史化人格。苏轼身为文学大家，对历史人物的品评也非一般人能及，其品鉴评论经常是直指人心，引领世人关注到人的内在人格，而不是人云亦云，历史流传如此他就如此，正所谓凡有大节者能成大事。比如《东坡志林》中记载了刘凝之和沈麟士为人所著履的事迹，这则故事在《南史》中同样有记录，看上去都是相同的一件事情，但是细细考究却可以看出，其中两人的处世态度竟是截然相反的。这样的小事情，苏轼却做出了如此评价“然人处世，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也。”苏轼在这一则中，肯定了沈麟士能够包容认错鞋者的宽容不追究的大度，实则是对一种坚韧大气品格的肯定与褒扬。
第三、笔记中除了对北宋以前人物的记载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佐证材料外，苏轼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起居的记载，更是研究苏轼其人的非常有价值的史料。而且，相比苏轼在这段流放时期之内，对其他人物的记载，对自身的记载从数量上看也是占据非常大的篇幅。首先从称谓上看，苏轼在笔记中对自己的称呼用过：坡、东坡、苏子瞻、子瞻、长公、苏子等。从记载条目上看有：《庐山诗》《甘露寺》《三养》《患赤眼》等，共计四十四篇。
第四、笔记中涉及北宋时期的一百零六个人物，因与苏轼是同一时期的，一部分是苏轼贬谪期间书信往来或是共同交游的友人，另一部分是朝廷为官的人如王安石等。苏轼对于贬谪情绪的排遣，与友人的交游唱和是其重要一方面。而且其中苏轼回忆性、记梦性的篇章不在少数，比如《记梦参寥茶诗》《记子由梦》等。另外，诸如《别王子开》《别王子直》等送别诗更能看出苏轼当时的交游状况。此外，苏轼与王安石等人的政见，在笔记中也多有体现。
三、《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中涉及人物价值
通过对《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中所涉及人物的梳理以及初步的分类分析，单从史料的记载方面，就能看出笔记对历史人物的记载是比较全面且详实的，以此为线索对笔记中所涉及的人物与以往流传或正史中所记载的人物进行比对，定会有新的发现。另外，笔记对北宋时期与苏轼有往来的书信、交游等友人，或是朝野官员的记载，不仅对全面把握苏轼其人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对于更真实全面的考究所涉及人物的事迹，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苏轼.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注释.东坡志林・仇池笔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参考文献]
[1]苏轼.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苏轼.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注释，东坡志林・仇池笔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关键词】大理古佚书钞；文学价值；简要分析
1.前言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文学就已相当发达，无论诗歌、散文、民间文学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南诏时，不少诗文被收录到《全唐诗》和《全唐文》中，徐嘉瑞评价说：“边疆诗人收入《唐诗》，不易觐也。”[1]大理国时期的散文、骈文或“行文寓散于骈，气势磅礴，典雅工整，艺术成就不逊于中原。”或“引经据典，字字珠玑，可与晋唐骈文争胜。”[2]惜古代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常遭战乱水火以及人为禁绝等“书厄”而多有损毁、散佚。献书先生说：“南诏和大理国时期的书面文学和作家，由于资料所限，为后世知道者很少，即使这些很少的书面文学作品，其作家又多限于国王、清平官等上层人士；有关流传于当时的民族民间文学，作者确知者也甚少，创作时间亦难以确定，其作者更不为人所知。”[3]
《大理古佚书钞》（以下或简称《书钞》）汇编了《三迤随笔》、《淮城夜语》、《叶榆稗史》三部明代古佚书，是明代的三部笔记小品的残抄本，由《三迤随笔》的作者李浩的第十九代孙李莼抄录，自家传而奉献社会。三部古佚书中，以《三迤随笔》的史料价值最高，作者李浩系明洪武云南总兵西平侯沐英入滇部队中的“中军录事”，后落籍大理。三部古佚书的素材来源于李浩从兵燹火患中抢救出来的一批宫廷档案，以及街谈巷语的逸闻趣事。其内容包罗万象，具备多学科价值，文学价值也很突出。
2.《大理古佚书钞》的文学价值
2.1 对史事敷陈渲染，极具文学色彩
天宝之战是南诏历史上极为重大的事件，主要见载于《南诏德化碑》，现存于大理市太和村的太和城遗址。碑文文体高洁，情辞恳切、工巧，记述了天宝战争的前因后果，关于战争场面的刻划有“我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竞角竞冲。彼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衄，元帅沉江。诏曰：‘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忘大礼。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4]简洁凝练。《大理古佚书钞》则保留了大量篇章对天宝战争进行了极具文学色彩的铺陈渲染，文史交融，提高了整部文献的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
《三迤随笔》中的《韦安抚使与郑清平官》：“至天宝初，杨国忠为剑南节度使，误听白崖太守张虔陀言。......杨氏派鲜于仲通出师十万讨伐，仲通兵败定西岭，何履光兵败龙山脚。两军覆殁于石河城东十里。主将脱逃。”“至天宝十三载，又以剑南节度使留后李宓，带陇西子弟精兵七万及剑南诸郡兵二万馀，九万馀数号称十万之师，再次征伐南诏。适逢盛暑，唐师恶疠猝发，三十馀日，暴死二万馀，病三万馀。宓进退两难，屯军红山口三万众，伐木竹扎筏练水师。”“李宓败于恶疠，父子多染疾，日死多达千人，兵无心战。二因雨水淫湿。三因吐蕃兵至，出海东切断宓援，断宓归路。宓战殁洱河口，五子俱亡，唐军终至全军覆殁。”“蒙氏功成于地利，诸蛮援蒙，以十二路兵分击唐师，唐兵顾此失彼。李宓先亡，唐师无主，群将慌乱。唐军多死于蛮兵毒箭、马军、轻骑、蛮刀。八方杀戮，唐师乱不成阵而全覆于洱河南岸，惨不忍睹。天宝之战，惨盖古今，凤见惨而心恸，令士兵收尸三万馀具，成万人冢坑，深三丈馀，并以土掩诸尸。为时一旬，冢成而尸臭难消。历时五年，蔓草荆棘，狐兔狼窝。二十馀年无人至冢而鬼哭神嚎。凤老耋，思而祭之，立万人冢碑于冢边，立德化碑于太和城朝门。二碑文出郑清平手，详述天宝唐师覆殁始末。”对于李宓及其五郎身死，在《三迤随笔》的《重修万人冢天宝记事碑记》也有生动描写：“宓兵不服水土，意在速战。阁罗凤陈兵，固守河尾城。凤施计以腐木为吊桥，宓闯桥骂阵而桥断，马陷子河，宓为淤泥没胸，亡于乱箭。凤军杀过南岸，赞陀助以法术，风雨骤至。白妃施以帕术而唐兵迷糊，天昏地暗，嚎声震野。诸蛮伏兵四野，吐蕃飞骑由河东杀入。血洗一日，雨过天青，唐兵无一活归者。”《淮城夜语》的《散骑侍郎》篇中记：“惟天宝一役，唐大将军李宓……道阻粮绝，人误食毒果，马食断肠草死万馀。时逢中秋，烟雨连绵，三军泻肚，元帅决于速战，八月十五两军对阵，各有伤亡。十六，唐军五路水路齐发，吾与五郎，兵至天生关下三里河槽，伐岸边巨树为桥。八千馀骑攻石门天关，杀南诏军将二员，守军三千馀。忽报闻元帅殉国于吊桥，为中军射杀。五郎急退兵，腹中箭，肠出。吾为五郎扎腹，由斜阳峰脚直杀至古渡楼，抄南诏兵后路，与阁罗凤决战于大沙洲玉龙关前。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殁，无一生者。”
天宝一役，极其惨烈。战争的阴影直至明代还未消失，三部笔记小品都录有鬼神玄怪故事，从侧面作了反映。融景融情的描绘使人们仿佛跨越了时空的阻隔，来到了昔日的战场，亲眼目睹旌旗猎猎，亲身感受金戈铁马，从而体会战场搏杀的残酷。
自古苍洱多奇花，“唯春兰中云南独占鳌首”，元初“叶榆山茶冠天下”。《三迤随笔》的《无量山多芝兰》、《山茶八十品》，《淮城夜语》的《花匠杨和泰》，《叶榆稗史》的《段功好兰》除了记载滇兰生活习性、花株特点，山茶新品嫁接等轶事外，还展开了独特的摹景状物，这些美丽的花似乎在字里行间婀娜摇曳、活色生香起来。写兰花的：“另有白花绿舌兰、白花金蛇兰，叶宽一指，长尺馀，迎春开花，花沁香清心。产于无量山阴山林中。有血兰，叶紫红，宽如拇指，长者二尺，冬月开花，花红如琥珀。”“芝兰叶如灵芝菌，色紫黑，夜有光泽。千年芝兰始开花，花似兰非兰，花开六年不谢。花瓣如菌，三层，有清香。芝兰生古柚木腐部，养之必砍其生木段植于巨盆，并以紫柚木腐木土及腐叶养于背阴处，始活。”“尤以滇西之兰，山腰以下皆有诸色俱全而多花。叶秀挺拔，每箭三五朵者居多。花色无杂色者为素兰，多生诸山阴蔽地。点苍、无量、浪穹、鸡足皆有，最多点苍尖峰……”“兰性喜荫，多生于背阴山栎木丛生地。滇中产兰，以朱砂香独浓，青莲沁心润腑，玉腕国色天娇，碧玉株挺拔独立，彩云婀娜多姿，雪素滴尘不染，紫霞奇香如麝，挡驾花大如碗而香飘数里。”写大理山茶的有：“又有金边山茶，花红似玫瑰，花瓣金边。有胭脂白面郎君，心九瓣红似胭，外九瓣白如玉，花径约六寸。有鸳鸯茶，每枝开花二朵，一红一白，枝枝皆是。”在志佚当中，显示了很高的文学造诣。
2.2 丰富了各种体裁的大理古代文学遗存，民族地方特色突出
“一般说来，就数量和质量看，文人作品比不上民间创作。”[5]《书钞》对于大理古代文学的丰富性也以民间文学为著，收录了很多在大理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但在内容上比现有资料更为丰富和完整。如鸟吊山的传说，在张文勋先生主编的《白族文学史》中是这样的：“相传很早的时候，有凤凰飞到这架山上死了。每年九月，百鸟飞来哀悼凤凰，故名鸟吊山。另一说法是：凤凰飞来此山时，掉了一根羽毛。从此，每年八九月间，百鸟从四面八方飞来朝拜凤凰，并替她寻找这根凤羽，因而叫做凤羽山，坝子叫做凤羽坝。”[6]在《书钞》中关于鸟吊山的传说就有《三迤随笔》中的《叶榆源说话凤山》和《淮城夜语》中的《谷神与彩凤女》两则，每篇均逾千字，衍化出一个优美动人的传说，歌颂了凤仙盗取天河草抛至人间，让“人间始有诸稻”的勇于牺牲的精神，最终凤仙被苍龙撕碎，落于西山坪，百鸟知，悲鸣而吊之，是为鸟吊山。曲折跌宕的情节，引人入胜，激发了人们对真和善的美感。
另外还有一部份民间故事为新出，但也同样真挚感人，《淮城夜语》中的《花妖玉兰》、《何首乌》、《六脚马》，体现了万物有灵，人与自然和谐、关照，以及人与花木精灵人神有别，却能惺惺相惜的美好感情。
除了民间故事，三部古佚书有分散在各篇中的近60首风格各异、雅俗迥然的诗词、民歌、俚曲、偈语，发现了一些君王、王妃以及日本诗僧的新诗作。三部古佚书记录的当时的一些民歌，如元延佑年赵州猎户陶二保唱的：“年年苍山把猎打，踏遍千山未成家，喜听鸟语伴清泉，何处不是家。家有老母伴老父，弟兄姊妹三五八，惟有我这陶老二，不爱院墙花。任赏野花跑百里，密林深山有奇花，今夕得遇花大姐，可惜不说话。爱花常以花搭棚，赏花如痴迷梦中，今夜得遇花仙子，花前月下逢。”（《花妖玉兰》）这种“三七一五”的格式实际上就是近代白族民歌的滥觞。
段赤诚为民除害死于蟒腹的传说，在大理几乎家喻户晓，段赤诚的故事在《南诏野史》、《白古通记》中都有记载。《白古通记》曰：“洱河有妖蛇名簿劫，塞河尾峡口，兴大水淹城，王出示：能灭者，赏尽官库，有段赤诚愿灭蛇，缚刀入水，蛇吞之，蛇亦死。水患息。王建寺镇之，以蛇骨灰塔，名曰灵塔”[7]而《书钞》对该故事的记述更为惊心动魄，充盈着英雄主义的豪迈情绪。并且白族的原初民族特色更为明显，如恶蟒名叫“赤缚枯”，就是白族“红蝮蛇”的音译。
唐朝中期佛教传入南诏，至大理国都奉佛教为国教，僧人既研读佛经，又习读儒书，被称为“释儒”或“儒释”。佛教也对传统文学产生了影响，释儒们的文学作品自不必说，包括民间文学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如《三迤随笔》中的《观音善化收罗刹》、《负石妇轶事》等。南诏民俗歌：“忠于国君孝父母，二十四节气巧耕作，男婚女嫁有礼数，烧香敬神佛。”（《民家源说》）也有体现。甚至可以说，整部文献通观下来，几乎都浸染了浓郁的宗教色彩。
2.3 神异志怪文学的独特价值
如《前言》所说，《大理古佚书钞》所录，有材料零乱，真伪杂糅的缺点。古人作伪。
有“托古取重而作伪”，“为政治目的而作伪”等。稽隐索微还原部分历史事实，这是《大理古佚书钞》中广泛存在的看似糟粕的不经之谈的古文献学及史学价值，同时也蕴含着文学价值。赵应宝先生在其《中的李宓》一文中通过汇总三部笔记小品的李宓资料，特别涉及大量的志怪神异说法，分析得出明地方统治者为安抚远征将士军心，通过伪托，制造舆论，有意抬高征云南的汉将李宓，贬低土著蒙段政权，最终把李宓供奉为神的结论，揭示了李宓从汉将到白族本主早期的一段历程。而且，这些伪托之作虽荒诞不经，却似用曲笔表现了战争的凄惨及战祸影响的深远。
梁启超认为：“拿神话当历史看，固然不可。但神话可以表现古代民众的心理，我们决不可看轻。而且有很多古代文化，别无可考。我们从神话研究，可以得着很多暗示，因而增加了解，所以今日有学者专门研究古民族的神话的。伪书中如谶讳一类，保存古神话不少，我们拿来当小说读，也可以知道些古代的文化和古民族的心理。”[8]《书钞》中一些夸张、怪诞的描写，让我们能真实可感的触摸到大理先民们的一些心理状态，如《淮城夜语》中的《雷击三异》、《开路神缪祜》宣扬了佛家的因果报应思想，同时酣畅淋漓的表达了古代民众惩戒恶，褒扬善的愿望。另外很多篇章反映了古代大理，人们在认真观察自然现象，积极探索自然规律的同时，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对很多自然灾害无能为力，从而寄希望于某种超自然的神力来帮人们摆脱困厄的局面，如降水怪的罗荃法师，除旱魃的灵异乞丐都具备了某种超越自然的神奇力量。至于南诏、大理国统治者崇佛，那些高僧、护国大法师的轶闻趣事中更包含了保一方安宁的诸多“神术”，如《无为寺南诏诸高僧》、《蒙段诸异僧》、《元末大理十大高僧》等占据了书中的大量篇幅。此外，还对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侠义之士多有称颂，如《点苍十八郎》，对沉湎酒色、败坏家业的官宦子弟多有嘲讽，如《高大鼻子》。难能可贵的是，《大理古佚书钞》还书写了一系列女子的传奇，如《沐春妹凤娇》、《伍惠娘》、《沈线阳》的主人公皆是身怀绝技，搭救、护佑过隐滇的应文和尚（明建文帝）的奇女子。以及《素贞比丘尼》中通经史、善书法，精五音、善七弦，却命运多舛、出家为尼的素贞。在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中对这些女子的深明大义赞颂有加。《大理古佚书钞》中的神异志怪文学，表达了大理古代人民鲜明的爱憎、是非观念，也带给阅读者非凡的文学阅读体验，彰显了《书钞》独特的文学价值。
3.结语
清代师荔扉在《滇系》一书中写到：明代沐英统治云南，推行焚书政策，“在官典籍，在野典章，悉付一烬，遂不可考”[9]由于史料的阙佚，南诏、大理国执掌云南五百馀年的史实难辨。在这样的背景下，《大理古佚书钞》的重新传世，显得尤为珍贵，我们应继续深入探讨其在大理古代文学研究方面体现出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91.
[2]杜成辉.大理国文学成就略论[J].大理学院学报,2007,43(7):1-4.
[3]献书.南诏和大理国[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186.省略豆丁网[EB/OL]..
[5]刘,张照远,贾纬等.旧唐书(卷197.西南蛮)[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81.
[6]张文勋.白族文学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29.
[7]李缵绪.白族神话传说集成[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174.
[8]董洪利.古典文献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89.
按照时下的说法，《中国诗词大会》已然成为网红，受到观众、网友的热议。我把这看作一种文化现象。笔者认为，《中国诗词大会》之所以会成为网红，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民众内心深处传统文化的根基还在，如今被央视的创意性栏目唤醒二是古诗词的确是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历千年而不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记得有位名人打过一个有趣的比方，他说在中国文学中，诗歌是大家闺秀，散文是小家碧玉，小说乃是青楼女子，这话可能让小说作家很不高兴，其实他只是想说，在中国文学的几种主要体裁中，诗歌(古诗词)归属于精神的最高境界，它千锤百炼，言简意赅，纳四海于须臾，容天地于片言，寥寥数语却直抵人心深处，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学体裁有此魅力，所以，这样的文学形式才能受到观众和网友的追捧。
笔者从事文化、旅游工作多年，从个人角度而言，认为诗词与旅游应该有着很紧密的关系，因为，许多古诗词都出自古时文学大家的手笔，多是在他们外出旅游的时候写的，既然如此，那么这些诗词作品在今天发展旅游时正好可以为我们所用。只是，应该归应该，现实中的诗词与旅游偏偏像远房的亲戚，互相之间走动得并不频繁，偶尔见次面，好像是稀客。这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陷入了趋利的大潮，似乎人人以挣钱为宗旨，事事以金钱为标尺，那些既不当吃又不当喝的古诗词自然被人们遗忘在了记忆的角落。此外，即便有旅游工作者意识到诗词对旅游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毕竟发声的少，且真正应用起来又不能生搬硬套，所以至今也没能形成一股诗词游的潮流。
笔者收看了几期《中国诗词大会》，发现人们在古诗词运用和理解方面的平均素养不容乐观。由此笔者想起多年前在广播电台做编辑时，听省台播音员在介绍台湾艺人凌峰制作、主持的电视节目《八千里路云和月》(台湾第一个介绍中国大陆风土民情的电视节目，内容涵盖人物、文化、古迹、风景、民情风俗等，红极一时)时，竟把《八千里路云和月》读成八千里，路云和月，多么令人尴尬!今年春节，笔者游览海南岛儋州时，在东坡书院的售票处看到一张告示：谁能完整无误地背诵苏东坡的3 首诗词便可以免票入园。看了半天，笔者没见有一个人直接走上前去背诵出来，不少学生模样的人用手机搜索现学现用。虽然门票只有区区12.5 元，但笔者想考考自己的本事，令人脸红的是，我这么一个热爱苏东坡、千里迢迢跑来看他的苏粉，居然也无法准确无误地背诵出一首来!
笔者举的这些例子只是想说明，要想将诗词+旅游结合得更紧密，不但景区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这些游客、文学旅游爱好者也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最基础、最关键的是，应该从提高全民的古代文学素养开始，从中小学生的课堂抓起，这是一个浩瀚而系统的工程。旅游发展必须要先做好规划，规划者的文学(诗词)素养很大程度决定了诗词+旅游的推广力度和发展水平。我国旅游业发展了30 多年，规划做了千千万，笔者参与评审的规划粗略统计有一二百个，但发现这方面的规划比例实在太低。当然，并不是每一部规划都需要古诗词来装点门面，也并不是每一个规划地都具备开发古诗词旅游的资源，只是，在诗词等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的地方能够将其良好运用的也是寥寥，不免感到遗憾。
国人对于古诗词的学习，不应该仅限于课本，而是要将与诗词有关的书籍、著作进一步梳理，在文字上与旅游进行书面化的直接衔接。学术界要积极出版相关图书，扩大社会影响力。前些年曾出版过一些优秀的作品，如姚颖、彭程合著的跟着唐诗去旅行的《唐诗地图》和跟着宋词去旅行的《宋词地图》，这些都应该被大众所熟知。而在专业学术方面，到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最有名的著作是东南大学喻学才教授的《中国旅游文化传统》。笔者认为，这样的著作应该送到每个想发展旅游的地方领导和旅游规划人的手中。此外，规划者应该在创新营销方面多做功课，将这些充满意境的诗词歌赋运用到营销推广中，提升营销的品质。而在景区景点的配合上，笔者认为灵活运用最为重要，例如在适当的位置将古代诗词通过石刻、标牌等形式艺术地展示给游客，加强导游在诗词方面的知识储备，将诗词文化融入导游词中传达给游客。
古诗文是我国文化的精粹，近几年，大家对古诗的学习越来越重视，在我们的课本中，每一册中都收录有一定数量的古诗，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自1998年会推出“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而且，在《义务教育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中，也首次附上古诗文推荐篇目。
开展古诗文诵读活动，学生古诗文背诵量的积累是基础。 在传统的教学观念中，学生不但要能背诵古诗文，还要逐字逐句地背诵释义，这样一来，严重地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我们认为，在诵读活动中，有必要遵循“诵读为本，不求甚解”的原则。
学习、鉴赏诗文，我国古代早有一种流行广泛且公认有效的方法，即“吟诵”，与今天所称的“朗读”、“朗诵”、“熟读”、“背诵”很相似，这就是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读出作品的独特神韵。它对于理解和继承优秀文化，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至今仍有积极的作用。
“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些古语分别从深度和广度上强调量的积累的重要性：只有熟读，才能自悟其义；只有广读，博采众家之长，才能下笔如有神。清代学者陆世仪认为：“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故人凡有所当读之书，皆当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读”；现代心理研究也表明，小学生正处于机械识记占优势的黄金时期，过多的讲解势必会降低诵读古诗文的兴趣、效益和质量。现在老辈学人还能记得几十年前吟诵过许多遍的文学精品，对作人作文都大有裨益，便是证明。记得巴金在《读我的散文》中也这样说 过：“从 小读过不少散文，当时背的很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读多了读熟了，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诵读的过程，实际上是心、口、眼、耳综合运用学习、思考过程。思考比较多了，想象能力也会随之增强。中华古诗文艺术力量充沛，描写细致，语言精炼，抒情写物生动活泼，吟诵熟透以后，高尚情操，美妙表现，不知不觉就能转化为自己的认识和能量，随时由自己运用，不必临渴掘井，搜索枯肠，郑板桥就有这样的体验：“倘能背诵如流，则下笔思潮汹涌，不患枯涩矣”。记得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一次书面发言中曾回顾了自己从小学一年级起背诵古诗的经历，他说：“即使当时有些诗句不全懂，但并不影响背诵。70多年来，在人生旅途中经历了多种阴晴圆缺，悲欢离合之后，越发体会到许多名句的意义，每过十年，在理解上就会有一个新的境界。”
多背点经典，不求甚解，但求熟背，是为学生做一种终生可以去消化、理解、受益的文化准备。因此，在小学阶段，开展古诗文诵读活动时，无需面面俱到地进行分析、讲解，只要能初步理解大意或一些名言警句的含义就行；但也并不反对个别学有余力的学生对某些古诗文作一些较为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这就是所谓的“诵读为本，不求甚解”原则。
一、晏婴齐之习辞者也
读本注“习辞者”为：“善于言辞（很会说话）的人。习，熟练。辞，言辞。”笔者以为“习”训为“熟练”失当。
笔者查阅了十多种古汉语辞书，都没有找到“习”有“熟练”的义项。《说文解字》注“习”为：“，数飞也。从羽白声。”显而易见，这里的“羽”是形旁，本义与鸟飞有关，故“习”的本义应为“（鸟）反复地练习飞翔”（见《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第一版，下同），如戴圣《礼记・月令》：“季夏之月，鹰乃学习。”后来又引申为“熟悉”、“通晓”等义，如《战国策・齐策》：“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本文的“习”也应当解释为“通晓”。
“辞”在本文固然可以释为“言辞”，但笔者认为不够妥帖。“辞”如训为“言辞”时，则与“言词”的“词”同义。《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释“言辞”为：“说话所用的词语。”晏子作为一个外交家，仅仅“熟悉言辞”还不足以显示其非凡的外交家才能。所以这里的“辞”应该释为“辞令”（酬应、答对的言辞）为妥。所谓“习辞者”就是“通晓辞令的人”或“擅长辞令的人”。故全句可以译为：“晏婴是齐国通晓辞令的人。”
二、王曰：何为者也
读本注“何为者”为：“做什么的人。”笔者以为此注欠妥。楚王问“干什么的”，而左右侍从却回答“齐国人”，这明显是犯了答非所问的毛病。“何为”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解释为“干什么”，但在此处如此解释显然极为不妥。
《说文解字》释“何”为：“何，儋，一曰谁也，从人，可声”，“‘谁’是‘何’假借为疑问代词的用法”（见《文言文学习辞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下同）。《古代汉语词典》、《文言文学习辞典》在“何”字条后就收有“谁”这一义项，如《孟子・万章下》：“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左传・昭公十一年》：“景王问于苌弘曰：‘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贾谊《论积贮疏》：“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文中的“何”也应当解释为“谁”，这样才使上下文文脉通畅，不至于捍格不通。
“为”读wèi时，释为“表示判断，相当于古代汉语中的‘是’”（见《古代汉语词典》），如《老子・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己。”孙彦林等人的《晏子春秋译注》（齐鲁出版社，1991年出版）就把此处的“何为者”译为“绑的是什么人”，笔者以为很恰当。故全句应当翻译为：“楚王问：‘绑的是什么人？’”
三、齐人固善盗乎
读本将“善”注释为“善于，擅长”，笔者以为欠妥。
笔者查阅了《古代汉语词典》、《古汉语常用词词典》（崇文书局，2006年第一版，下同）等辞书，在“善”字条后不但收了“擅长”的义项，而且收有“喜爱”、“喜好”的义项。
据《现代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擅长”“在某方面有专长”，显然这应该是技巧问题；“喜爱”、“喜欢”是“对人或事物有好感或感兴趣”，应该是心理、品质问题。联系课文具体分析，楚王强调的应该是后者，而非前者。故这里的“善”应释为“喜好”、“喜欢”、“喜爱”为好，这样才使楚王的话更具有侮辱性。故全句应该翻译为：“齐国人本来就喜欢偷窃吗？”
四、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
读本释“今”为“现在”，显然不通。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来分析，晏子所指的应是眼前的这个百姓，而不是泛指“现在”整个齐国的百姓。
笔者查阅了《古代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1版）、《古代汉语常用词词典》、《古代汉语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等辞书，发现在“今”的字条后皆收有指示代词“这”、“此”的义项，如《礼记・三年间》：“有知之属，莫不知受其类，今是大鸟兽，则失丧其群匹，越月逾时焉，则必反巡”；《国语・周语》：“王曰：‘今是何神也？’”。本文中的“今”也应当解释为“这”、“此”，这才符合晏子说此话的意图。故全句应该翻译为：“这个百姓生长在齐国不偷东西，到了楚国就偷东西。”
五、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句中的“所与”读本没有单独注释，很容易造成误译。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