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科学整体方法、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科学人文学派、科学的整体发展观
在马克思的科学整体方法引领之下，一个新的美学与哲学学派，即科学人文学派诞生了。这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全新学派，又是一个涵盖人类进步文化的、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价值指标的学派。它是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整体事实的研究上远远超越西方现代哲学与美学的、以揭示人类生存与发展原理并构成科学发展理论为主旨的一个独特的学派。
这一学派的出现与存在，在国内酝酿了二十余年，一系列文章与著作行销国内，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曾多次交流观点并获得众多知名专家的认同或支持；只是因为传统思维方法和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的严重滞后，人们无法认定它的名称与实质而已。现在依实而命名，称之为“科学人文学派”。其实质是以科学态度与方法对人类古今文明发展事实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出属于人类生活中自然存在的美学、哲学和人文文化本质与发展规律，从而建构一个以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为核心的科学人文思想体系。科学主体论美学与科学主体论哲学是统一为一体的科学思想体系，二者都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完整事实为研究对象；但是哲
学倾向于人本身和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研究，本质上是研究人怎样掌握世界亦即掌握世界的思维与方法的问题，而最终又回到人自身的现实生存、文化存在、创造超越与价值实现等问题上的研究；而美学则要以此为基础提升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上，建构美学价值的科学原理体系，并用于评判人类各类文明的价值。当然，这不是旧美学，而是科学主体论美学。如果说科学主体论哲学是学问的王冠，那么，科学主体论美学便是王冠上的明珠与钻石。这一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体系的特征是科学与人相融合的整体性和这一整体组织的历史实证性；基于此，便具有较严格的科学性、极强的现实应用性、无限的开拓性与未来发展性。
一、科学的呼唤，时代的需要
现代美学、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正在进入科学化的新里程。科学，不是随意性的、独断论的、猜测性的、工具主义的谎言或假学问，而是严格科学的与实证的、努力追求真实而具有较大完整性的学问体系。
东西方一切有科学与人文价值的文化，也必然要在新的理论高度上——即恩格斯指出的美学观与历史观的高度上汇合。这里必须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观是在历史发展的整体事实高度上审视人类文明现象的价值观体系。马克思认为，人类是按美的规律造形。美的规律指的是人们审美需求和审美评价的内在原理，也就是美学的科学原理；按美的规律造形，就是按美学的科学规律去创造一切文明事物，包括人自身、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可见，马克思是站到人类历史高度上把握审美与创造规律的，这里体现了美学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性，也体现了整体的思维方法。恩格斯的美学观同样主张用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评价文学艺术作品，并认为这是最高的标准。显然，这也是在历史高度上掌握美学价值指标，在美学与历史观统一的整体高度上评价文明事物的美学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显示出他们思维的完整性与科学性。只有较完整的事实才是更为真实的，也才是更为科学的；反之也一样，凡科学的，就必须是真实的；而真实的，必须是完整的。美学、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必须达到完整（相对），它们才可能是真实的与科学的。对经验（关于事实的知识）来说也一样，只有完整掌握对象而构成经验总体，才能形成科学的知识；而不完整的经验虽有部分真实性，却达不到对于对象的真知。因而，一切真知都必然是整体把握事实的完整经验或经验总体（即马克思所谓“具体总体”）。
马克思的科学治学态度和科学研究的整体观点是马克思学说科学性的精髓，在社会人文学科科学化的今天，它必然要被弘扬承继；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研究成果，在日益重视科学化的当代，也必然要被吸收而融合为一体。在现代美学与历史的高度上，人类思维与思维方式达到一个新的完整高度；更为符合人类自身的学问——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也就适应社会历史发展需要而悄然诞生。我们可以说，各门科学，特别是美学、哲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科学化，既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社会人生和现实生活发展的自然规定。人类科学意识呼唤各门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生活发展的今天迫切需要人文意识的科学化。
可是，历史总是走着曲折的发展道路，人类的传统文化总是以无形的网络牵制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导致文明进步与相反力量的矛盾对抗，这种对抗主要是自然人性的伸展力量与扭曲或异化人性的力量之间的根本对抗。自20世纪向21世纪行进的人类历史出现了新的人生矛盾和社会矛盾——即人性出现新的分裂、压抑、片面膨胀与恶化，特别是出现科学技术压迫并误导或扭曲人性等深层的精神矛盾。这主要是根源于自然人性与反自然人性力量的矛盾而出现的、科学与人本怎样统一的问题。在社会历史沉重的车轮压力之下，自然人性发出了新的拯救呼唤，而倾听自然人性的代表人类良心的思维则做出了洪亮的应答——需要科学人文思想！科学的美学、哲学和真正科学的人文学科是这个时代的强烈需要！
科学与人本的分裂必须改变，不能再片面强调科学或者片面强调主体。也不能再机械地强调或人为地制造（“人为”者，伪也，亦即反自然合理性）物质与精神、世界与主体、文化与主体、科学与主体的对立。科学必须是人类主体健全发展的科学，主体必须是科学地存在和发展的主体。围绕这一核心，必须建构科学与主体、世界与精神二方面统一或从根本上亦即本源上即是同一的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和其它人文科学。自然合理的人生在根本上或本源上就体现着精神与世界的同一性；或者说，人的生存即是心物同一、精神与世界同一的运行过程；而世界与人矛盾的一面则是尚未化入人生的异己力量。违背人性自然合理性的人为事物都是人生的异己力量。西方现代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各执一端，前者抓住人生经验作为理论根基，后者抓住人的生命冲动或生命体验作为依据，将人分割为经验的人和生命冲动的人，至今难以吻合；而机械论哲学则强调心物对立、精神与世界对立，忽略了心物同一的人类生存事实，导致人与世界关系的僵化和人的封闭化，人与物失去互动互化的统一发展关系，人成为不敢大胆想象与创新的毫无价值的庸夫俗子，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人生事实！在社会生活中，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压迫人性，使人性发生异变、扭曲和膨胀，走向自然人性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又是人性的张狂、失控、放纵和腐败堕落，走向人性的沉沦与毁灭。人生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社会的矛盾如何解决？历史发展尖端上的科学与主体、文化与主体、世界与精神的对立如何调整？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在成全了人类欲望的同时，也对人性健全发展产生了破坏性后果，这一矛盾如何解决？流行的旧美学和旧哲学面对这一现实已经无能为力。它们强调心物分立、主体与对象分立这一套非科学理论，导致科学与人本分立，从而促使心物关系僵化，心灵物化，主体坍塌，人性异变，生活发展迷失了方向。现代人性在呻吟呼唤，呼唤属于人的世界、属于人的科学人文，而不是撕裂人的异变力量。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对这一呼唤给予了关怀应答。
科学，应是生发于人而又回报于人的属于人的科学，而不是背离或危害人生、破坏人性完整性的科学；人性或人生的健全，应是依照对人的科学而完整的认识来设计人的健全发展和实现，而不应是异变的、扭曲的、恶性膨胀的、腐败的人性，不应是浪掷生命、庸碌无为、自暴自弃、价值虚化的人生。科学必须化入健全人生，人生必须达到科学而完整的境界。完美的科学与完美的人生应是统一实现的；二者相背则必然导致双方的共同毁灭，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关怀人生，以实现人生和科学完满统一、健全发展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
二、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应运而生
深邃而科学的学问来自广泛的采撷、冷静而执着的思考、求实与实证的反复推敲、艰苦的掘进和不懈的探索。
科学主体论美学观与哲学观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系列文章见于《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艰难出版《美学的反思与辨正》（云南人民出版社），美学界出现了挑战者和旧美学的终结者。书中显露着破坏伪科学的锋芒，透露出一个新的美学与哲学体系，一种符合人本身生存与发展的科学主体论美学和哲学已告诞生。但是由于文化和时代局限，人们只知道它是新体系而无法看清它的真实面貌，也就无法认定和评判它的价值，更不可能进入它所达到的科学人文境界。
显然，必须让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走向应用，才能让人们逐渐认识并理解它。1998年出版了以系统人性观为出发点研究文艺学的《文学概论》（云大出版社）和研究西方文学名著的《文学审美透视——西方文学名著的主体论批评》（四川大学出版社），形成科学主体论的文艺学和科学主体论的文学批评观。这两本书用于高等院校教学，已经发生一定影响。《文学审美透视》一书应用科学主体论美学观审视古今西方名著，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得出了与过去基本上不同的结论，揭示了西方文学名著的人本意义、人性意义和文化意义，透视出文学作品深层的真实意蕴。这一批评综合并超越了西方多种文学批评方法，达到一个整体批评或系统分析评价的高度，为科学主体论美学的应用奠定了应用性的基础，也即建立了应用性的支柱。2000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艺思想主流》及2002年修订后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艺思想源流——“摹仿自然”理论的发展》，从科学主体美学的深度和高度审视西方文艺思想发展，指出西方文艺思想总体上是人性文化体系发展的一个分支，它以“摹仿自然”理论为发展框架，涵盖了西方古今文艺思想并在现当代推向严格摹仿自然的新水平。这是过去西方文论研究未达到的整体认识，也是人们未注意的历史整体事实。按照这一思路研究西方文论或西方文艺思想，就可达到对西方文化与文艺思想的整体的、科学的、历史高度和美学高度上的理解与提升，看到西方文艺思想与文化思想古今一贯的涌流，从而对各个时代的文艺思想与文化思想做出历史的、科学的与现实的解读。
进入21世纪，社会历史发展需要创新，国家与民族发展需要创新，于是适应新时代创新要求的美学著作《美学思想发展主流》与《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及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学创新体系和学科建设的基本完成，也是哲学与社会科学在科学主体论思维与方法的引领下全面创新的开端。前者站到现代科学主体论美学的高度审视古今美学思想发展，从人性文化系统的整体高度和审美意识组织原理的深度上描述了美学思想发展主流，对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思想家的美学观点作了较为科学的批判或评价，特别是指出其负面影响和积极作用，从总体上把握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走向与趋势，从而指出科学主体论美学诞生的自然合理性、历史必然性和社会现实发展的应用性。同时，也从总体上否定了独断论的非科学思维和非科学的哲学与美学体系，推出一个力求符合科学人本事实的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体系。
《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一书标志着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的基本完成，也即美学发展到当代的一个科学总结。这既是美学原理体系科学化的一次尝试，又是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科学化的一次探索。它的科学意义、原理发现价值和体系创新程度还待人们去从原理体系中领悟；但作者站在古今文化革新的历史长流之中，看到了人类古今创新的内在必然或基本原理，也就确信自己提出的原理不仅具有美学意义，而且具有贴近人生的哲学和人文学科体系的创新意义。
我们可以说，一个新的学术派别，一个符合社会历史及人类文化发展必然性和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美学、哲学与人文学科的学科群体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化海洋中浮升出来；也是作为一个新文化现象的事实在思想界显现出来。上述一系列书籍以一个新知体系面对世人诉说，正期待着人们按自己的本性——即人的生存、存在与发展需要的本性去理解。在多次全国性美学会议上，这一美学—哲学体系得到了广泛交流并获得广泛支持，已产生全国性影响。而在这一系列学科的教学中，已经在省内发生了广泛影响。受教育者正在各项事业中运用科学主体论美学原理，按照人生完整健全实现的模式，科学地去设计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一个新的学术派别，通过它的载体，通过它的影响力量，证明它作为一个文化事实，确实在中国西南存在着。这一新学派——科学人文学派，具有坚强的科学性的理论支撑和人类历史事实的实证。它期待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支持论证，也准备着迎接来自各方面的反驳与挑战。
三、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的现实意义
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是一个超越前人的、更为科学也更合乎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自然合理性的、真理性更高的理论体系。这是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理论性意义。这一体系将成为人类一切科学的始基和出发点，也会成为一切科学的归宿和凝聚点。这一体系会从深层次和高水准上为一切科学提供多方面启示、多方位视角和最高的立足点，从而对人类从古至今的一切人文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形成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各种人文学科。本学派的研究将人类生存中自发的完整性追求揭示出来，使之成为自觉的完整性追求，最终达到人类事实上的完整实现。这一完整性的模式——人类生存发展的终极模式已经在美学体系中描述出来，目的在于使人从自在生存到自觉主动地去存在和发展。这一科学理论性的意义目前不可能很快获得认同；因为传统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加之西方各派哲学思想和众多文化派别提供了多种说法和选择，人们的头脑正忙于赶热潮；还有现实利益追求的强烈性与急迫性，人们多忙于营生或获取眼下名利，不愿认真看书和坐下来思考问题，学问越做就越浮越假，这一来，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的科学理论性意义就难能被人们认识、思考、理解和认同。
科学主体论美学、哲学和各人文学科构成的科学人文理论体系，是一个合乎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事实的科学文化体系，它的形成具有重大的人生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历史的意义。因为它揭开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原理，也就是从本源上揭示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性或必然性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也就能运用于人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研究，并且也能运用于指导人生的科学设计、文化体系的合理建构、社会历史的发展设计和未来把握；从而达到人类生存与发展、文化体系建构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人文化，避免人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混沌和发展失误，也使人生与文化探索和社会历史发展少走弯路或错路。
由于传统文化的杂驳与混乱，以及人类生存与思维的片面性，人们不可能很快走出混沌文化和片面生存，人们不可能很快看到这一科学人文理论的重要意义；但是，当代人经过自身的艰难生存和痛苦体验之后，反思自身经验，会凭自己的悟性和科学人文理论的提示，意识到自我生存与发展科学设计的重要性，也会领悟到人的生存发展同社会文化与社会历史的内在适应性和矛盾性，从而找到人性系统的完整健全发展与实现的规律，即科学的人道规律；这时，人们就会以此为依据去改造旧文化，改造旧的社会观念，创造适应人性系统发展的科学人文文化和科学人道社会，取得人性健全实现、社会与文化健全建构和历史健全发展的三方面互相适应的人类发展状态。这就达到了科学人道的最高境界。
虽然人类的最佳理想世界不会很快到来；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回归健全人道的信念，人生、文化、社会历史就会迅速回到健全人道上来。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达，人们就可以用合乎人道的科学技术服务于人道社会，而不是背离人道；那么，科学人道的文化与社会的建构就会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基本完成，再经过数十代人的努力而达到越来越高的境界。这不是空想！想一想古希腊雅典社会民主政治带来的科学人文现实，人们就应该充满信心去改变目前的反科学人文现象；人们完全可以用部分地区或国家的成功为示范，带动人类社会中各民族、各国家一致地投入现代健全人道社会建构。在这方面，北欧发达国家与加拿大等国家似乎已经走在前面。从“二战”到现在，不过五十多年时间就有了这样的发展，这说明人类是充满希望的，关键在于是否回到科学人文规律上，是否回到健全人道上来。只要人们的智慧、精力、才能及现代科学技术都一致投入健全人道社会建设，那么人类智能聚合而生的神奇效应就会显示出来。如果众多人生与民族各怀异志，将人生智慧、精力、才能和科学技术用于人类之间的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甚至国际战争，那么人类之间的内耗就消磨了发展的力量；这样的局面之下，经济越发达，科学越发达，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越危险。任何个人、集团与国家的发展，若不是以人类共同发展为目的，这种发展迟早会导致严重的利已主义（含国家利己主义）和对他人他国的欺侮甚至野蛮掠夺。如果人类共同发展的指标都较明确；那么，从个人到民族或国家，甚至全人类都将会出现共同发展的自觉意识，这就会出现比现在的混沌局面好得多并越来越好的社会历史面貌。
不管现状如何，人的最佳生存的追求，社会最佳结构与发展的设计，历史发展最佳道路的探索，总要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既然如此，以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为核心的科学人文理论就至少可以给人们的生存、文化存在、价值追求和健全发展提供参照，也为真心追求科学人文真理或完整学问的人们指点迷津；同时也为了尽快实现人生价值意识启蒙，有更多的人从价值催眠的旧文化中惊醒起来，共同追求自身科学的生存、
文化存在和超越发展，从而以文化巨人的实力支撑起社会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发展的“硬道理”，即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根本原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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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恩格斯《致婓—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摘 要 题】期刊工作
【关 键 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学术属性
【正 文】
伴随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期刊必然面临生存与发展的抉择。在中国强大的期刊阵容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占有重要的份额。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否也应进入市场？是否也应绝对“断”掉“皇粮”，在商海里“自谋生路”？类似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期刊界专家、同人所关注。从宏观上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属于出版物范畴，属于文化产品之列。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出版物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仅具有产品属性、商品属性，而且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更为重要。两者相权，后者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原属性。确切地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特殊的产品、商品，其特殊性在于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远远高于其产品和商品属性。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定位应首先是学术和知识，其次才是产品和商品；学术和知识属性才最能代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质的规定性。
一
任何一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疑都是作者、编辑及其相关人员劳动的物化成果，是高层次劳动的结晶。从生产活动角度看，期刊一定是产品。但这种产品与一般社会生产的产品，以及普通文化产品又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简单地从产品的角度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至少是不完善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载知识——尤其是新知识；承载着学术思想——许多是超前的理性思维，以及新生的理性思维的文字表述。故此，追求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播和思想转达，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圭臬。即使突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应无可争议地强调这两种属性均为知识、学术属性所决定，即，产品与商品属性是派生的，它离开知识与学术的价值属性便是“无”，离开了知识和学术属性，单纯的、纯粹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即使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只能以知识和学术为定语：知识—学术产品、知识—学术商品。或者说，在当下文化产业如火如荼的时代，我们必须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化属性加以特别强调。
从一般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并不具备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商品的某些属性，如高风险性和高收益性。虽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检验标准也离不开“消费者”——广大专业人员构成的读者群体，但这个群体有别于大众化娱乐的消费群体，更体现一种“相对概念”[1](P213)。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占有率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像娱乐文化期刊那样，通过发行量体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某些时候甚至完全相反：真正学术质量上乘的学术期刊与订数、读者数量并不成正比。所以，从读者群体、市场占有率，或从纯商品、产品的角度认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问题难免以偏概全。这也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消费的规律之区别的本质所在。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与展示平台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学术平台”提供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交流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在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众所周知，知识和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交流，在于思想和观点的碰撞，“知识交流所带来的另外一大好处是知识创新的规模效应。……知识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中才能发展与壮大。……富有意义的知识交流会造成新的交流结构和交流网，会进一步促进知识的创新，使知识在交流中不断地发展壮大。”[1](P204) 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知识交融中所获得的收益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至少可以再生出两种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效：其一，增加了知识和学术含量；其二，传播和催生了新的知识、思想、理念。这些知识、思想、理念对于社会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绝非可有可无，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促进作用毋庸赘言。
毫无疑问，过分强调出版物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必然会消解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思想和智慧的含量。和商业化、商品化的一些出版公司、出版社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产品，也是商品。但必须注意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突出的产品和商品；或者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非常强的文化产品、文化商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势必要消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自身的真实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仅仅从商品、产品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定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啻为南辕北辙。假如和对待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推向市场，以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对它进行检验，使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化，显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否定。
我们还应看到，关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必须注意知识经济时代的宏观背景。知识经济时代提升了知识的地位，昭示了知识的重要性。也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强化了知识的商品属性。应当说，从宏观意义上看，这一观点并无不妥，但真要拿这样一个“标尺”度量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应另当别论。
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社会生产的直接作用，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既取决于自然科学的推动，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对于社会来说，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道理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在强调和强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社会科学的地位也应随之提升，这才是科学繁荣的标志。无论市场经济多么发达，无论怎样强调期刊的产品、商品属性，均不应以抵消、销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为代价。相反，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恰是强化其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市场经济越发达，越应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更多的物质层面的支持，使其获得保障后的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得以尽情展示、绽放。尽管市场经济对于国人来说已不再陌生，但市场经济越发达，新的问题越多，越是需要学术理论研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并使之直接、间接转化为决策依据、实践依据，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突出知识和学术属性。
二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这里所说的知识属性，不同于一般性的知识传播与传授，而是凸显着原创和创新思想，彰显的是各阶层作者的理性思索。这样，强调对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强化，终极目的是为了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在许多情况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文章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不可能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追求理论上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对经济建设、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理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先导作用，解释和阐释了理论不是“务虚”，而是从更深层次上对现实进行理性关注；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实践活动不断完善的重要环节。历史和社会实践证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变革，每一次制度变迁，都是思想解放、学术理论推动的结果。最为生动的事例当属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关于理论研究的原创性、学术性、探索性和时代性作用，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相当多的时候是直接的、显性的，绝非间接的、隐性的。比如，早在上个世纪末，一些学术期刊就陆续刊载各类文章，指出美国在冷战后推行霸权主义的战略重点之一，是英语文化的控制权——语境霸权。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不仅变成了现实问题，更引起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关注。类似事例屡见不鲜，可谓俯拾即是。这说明，理论研究的先导性、超前性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基本精神，而这种基本精神落到实处更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来传承，也是引领学术风范的具体表象所在。相反，如果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够自觉追踪学术、理论热点，对社会和生活的贡献也无从谈起。如同各社会阶层的人群有不同的社会需求一样，文化精神产品也应关注不同文化层次人群的不同需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满足的是从事专门领域专业研究人员的需求，以及专业领域内专家和专业人员的科学研究需求，属于高精尖性质的精神文化产品。故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依然须臾离不开自身的知识和学术属性。这两种属性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大潮中的非商品化属性。
市场经济的建构与繁荣的确需要自然科学的支撑，也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把握。对科学精神的强调，亦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培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社会进步的两大支柱。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理由来论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担着弘扬全部人文精神的使命，但它至少承担着相当重要的使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许多问题的产生并不是自然科学精神不足，反到是我们对人文精神弘扬得不够所致。事实告诉人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是在发达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而不应人为压缩这一空间。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主要侧重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知识经济时代的确凸显了知识的商品属性，但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尚不具备消费的功用。所以，有学者指出：“基础知识以及科学理论尚不能在生产生活中直接使用，也不能作为商品来买卖。”[1](P211) 无疑，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属于这类不能买卖的特殊商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非同一般文化产品、商品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也是由社会需要和不可或缺的社会分工来完成的。现代社会无论怎样分工，都需要一部分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并把研究成果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公之于世，使之对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产生指导作用。
在我们认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以及商品属性的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具有“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2]。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属于一般文化产品， 也不能简单地从这三个“价值”层面解读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内在价值。除了这三项价值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至少还应突出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当然，这三方面的价值绝大多数文化产品也具备，只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更为明显、更抢眼球。也就是说，当人们关注文化产品的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及其厚重的意义更加重要。文化、知识、思想只有传播才能更充分体现其价值所在。因此，后三项价值又与交换价值相辅相成。
产品、商品的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之一是交换。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思想、文化、知识的载体，在交换层面与一般文化产品存在共性，但也有差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交换的目的是传达、转达思想、文化、知识，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扩充人类知识和学术文化容量；而直接目的和现实目的，则是承载、贮存人类通过思维、思想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为社会提供新的知识内容。强调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主体作用时，也不要忘记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除了提升了知识的地位外，还使信息和知识成为了重要的资源。人们认识、获得这种资源，并使之发生转化，才能使知识、信息发挥作用。当然，在人们接触、获得知识、信息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是传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传播知识、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并且总是以传播新的知识、思想观念等为主导，为先导。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文章的内容绝大多数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但淡化、淡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是不能被接受的。
三
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法实现市场化，甚至很难接受市场的检验，固守学术田园，强化知识属性、学术属性也许不能说是唯一选择，但至少不具备市场商品的全部特征。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事例是，让每一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都自负盈亏，肯定是不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终极目标是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的将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其理论关怀，促进人们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和层次的提升。这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使命，也是它的职责。当社会需要各种层次的文化，以高雅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作用和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国家与社会繁荣与否的晴雨表并不仅仅表现在工农业生产和GDP的发展状况上，还相应地表现为文化与学术的繁荣程度上。经济强国往往也是文化大国的事实，毋庸进一步论证。文化繁荣与否不能仅仅依据某一部电视剧的收视率与某部“贺岁片”的票房效益，更不可能以某些迎合市场需求的娱乐活动的虚假繁荣来做出判断。因为这些只是文化的浅层表象，绝非深层次的精髓。社会发展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同样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勤奋思索；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不断推陈出新与增大“精髓”的含量。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来说，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提供一块创新和阐扬自己成果的园地，无疑是立身之本。因此社会经济越发达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越需要强化知识和学术属性，越是要固守知识和学术田园。
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与社会、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有必要探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意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以弘扬正确的思想观念、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但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这一切都建立在对旧的陈腐观念、思想认识误区的批判和澄清的基础之上。学术界有人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学术研究应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其实，对这一问题应从不同的侧面进行阐释，加以理解。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学术、知识属性，我们有理由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更应强化批判意识和社会批判功能，并据此整合思想文化资源，批判、矫正思想认识上的种种误区，帮助人们澄清思想意识领域内的种种模糊认识，明确先进科学理念，为市场经济以及各项经济建设活动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思想学术成果等等，这不仅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真价值，而且体现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关怀。网络时代，各种名目的思想、思潮、观念层出不穷，其中不乏错误的、消极的、危害国家和文化的东西。如何增强人们理论上的鉴别力，作为“学术人”义不容辞。因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肩负的使命前所未有。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高层次的、深刻的批判与“辨伪”是任何一种文化产品、商品所不能替代的，不可替代的。
我们在强调人的科学素质的同时，更要强调人的人文素质；在培养科学思维的同时，也应当培养人文思维。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但离开了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的思维，我们的科学思维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经济越发达，越是呼唤广大理论工作者从深层次上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生活，越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识和学术要求。因此，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进入市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选择。
我们没有理由绝对地拒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既然认同其产品、商品属性存在，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益便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期刊的效益应由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相当数量的期刊实现了两个效益，故此，其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是比较明显的，所谓“双赢”的特点是鲜明的。但如果简单地以笼统的“效益”衡量或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需要另当别论。就经济效益而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投入与产出难成比例，因为在流通领域——实现经济效益的唯一渠道——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可能有较多的市场份额和经济、货币上的回报，价值规律的作用相对弱小，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消费者不可能存在更大群体，因此，追求社会效益必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选择。从前，涉及社会效益时，“虚论”较多，一旦具体分析这种效益的获得时，同样离不开消费者，或者说脱离了消费环节的任何效益都是虚无的。因为，不论强调产品、商品属性，还是强调知识和学术属性，假如期刊刊载内容——高层次脑力劳动的精神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特定文化水准群体的读者的精神文化、学术需求，不对社会文化事业有所贡献，那么同样不可能获得社会效益。这便是同属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为什么有些期刊受到欢迎，有些则遭遇冷落的原因所在。因此，在我们淡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的同时，必须强化其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以通过知识、学术属性获得人们认可的社会效益。
总之，如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绝对地“听命于政治”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无法绝对地受制于经济杠杆。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的深刻教训之一。无论市场经济怎样发展，无论价值规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对社会、人生进行深层次理性思索总是“进行时”。我们认为，从本质属性上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非产品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弘扬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基本前提。简单地以产品和商品属性规定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难免流于粗陋，势必影响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进步。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危机；生命文化学
众所周知，人类学家宣称，人类学是关于人类历史的科学。美国的人类学研究传统分为四支（特别是在Boasians的研究推动之后）：生物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1]。Robert Borofski（2002）的研究揭示出来，在文化人类学的子分支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薄弱[2]。人类学的分支越来越专一化。过度的专业化是人类学面临的一个问题。
人类学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文化”这个词本身。20世纪初，人类学家把人类学界定为关于文化的科学，而现在人类学家逐渐变为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3]。人类学家把文化界定为他们用来研究世界上不同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的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工具。大量关于文化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4]。尽管文化的概念众多并且没有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人类学家普遍承认这样的假设：文化是后天习得的，基于符号的历史产物。换句话说，文化与自然相对，拥有自己存在和进化的方式。
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文化达到了一种滥用的程度，尤其是被“种族中心论”的人误用。Adam Kuper陈述了它的成功：“现在每个人都进入到文化中来。”[5]换句话说，我们正在见证这个世界的文化膨胀。
Keesing在1974年预测了未来的研究热点：“‘雅诺马米文化’、‘日语文化’、‘文化的发展’、‘自然与文化’：我们的人类学家仍然使用这个词，我们仍然认为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从灵长类动物存在的学习传统，使用工具和操纵符号，我们再也不那么肯定文化符号的习得性遗传是人类所独有的了。”
仅仅一年后，Edward Wilson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他定义社会生物学为“所有社会行为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6]”同时，他宣称社会生物学的目的是“利用当代综合进化论的成果重新规划社会科学。[7]”
自从70年代以来，所谓的进化派社会科学一直在学术界中发展和传播。我用“进化的社会科学”这一标签来称谓用进化论的方法来研究人类文化的那一派研究。这个标签反映了在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交叉，现在有很多学者使用这个词。在进化的社会科学领域最先进的无疑是社会生物学、进化心理学、人类行为生态学，人类行为学，模因论、以及“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的方法。上述学科的代表发展了他们自己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称之为文化进化论。
那么，早期文化人类学家把文化定义为一种后天习得的基于符号的历史产物，而社会生物学家的定义则是完全对立的，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适应性，或者说文化是符合“自私的基因”的利益的。进化心理学和人类行为学中也有关于文化的类似表达。
人类行为生态学和“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理论，都在文化人类学对立的角度使用文化的概念，但是在研究方法上两者有所不同。他们认为文化不是生物适应的产物，基因并不能操纵文化。
在行为生态学中文化是在某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下生物最大化自己繁殖度的适应性策略。他们在人类行为的水平上研究文化；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对于当地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型策略（SmithWinterhalder1992）.那么，文化是一种行为的适应性。
共同进化方法包括基因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动力系统。例如，William Durham已经列出了基因与文化作用的五种关系（1991）：cultural mediation（文化调节），genetic mediation（基因调节），enhancement（增强），neutrality（中立）and opposition（反对）.前三种是互动的，后两种是比较的（Durham 1991，205207）。总之，他认为两者在互动中可能会影响到对方。基因与文化的关系将参照：（1）相同的目标（增强）；（2）矛盾的目标（反对）；（3）不同，但目标并不矛盾（中立）。文化不能解释为基因进化的产物。在协同进化理论中，文化是基因与社会文化环境协同进化的产物。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概述了目前的被看作是整体科学的人类学中的危机。首先是，人类学的过度强调分支化和跨人类学的薄弱的合作性。其次，危机的根源是，文化概念在人类学中的滑坡，它被指责将西方的工具加在非西方的社会中的一种中心主义的建构。第三个根源是，“文化”这个概念的膨胀，人类学成功地给出“模因”，并认为它承载了一个更为宽泛的意义，它最终将涵括任何东西。并且如果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实际上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危机的最后一个根源是，在进化社会科学中对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的讨论。它的表征是从人类学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概念，但是一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背景。
基于文化学理论框架的生命文化学，方便了人们对进化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理解，生命文化学是一个文化学的分支。生命文化学这个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伊诺・若斯在1980年提出的，它是一个物理人类的分支的标签，主要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关注文化和生物现象。生命文化进化从文化属于非生物学的适应性这个前提出发，将人类与其它生物区分开来，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人类独立于他过去的进化。
相反，文化有它进化的根源，人类是被他的特征所决定的，并且建立在人类基因的生物进化过程中。另外，生命文化学处理一种更为宽泛的主题包括动物和人类的不同。生命文化学进一步研究的是生物和文化适应性及进化之间的关系，分析社会生活的主要因素，并关注后天PK先天讨论的结论。生命文化学可以从文化人类学的传统这一方面和从进化社会学另一方面，为了支持人类作为生命文化个体的整合性研究。简单来讲，生命文化学采用了从科学和社会科学中认识的相关的发现并从文化角度来进行解释。
生命文化学对于目前的人类学在三个方面的难题起作用。首先，生命文化学支持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性学科的合作性研究。其次，它将文化看作是在科学对人的研究中理论上、认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工具。最后，它方便了对人类学和进化论方法在文化的研究上，对人类本质的二分的难题的克服。
[参考文献]
[1]Kuper，Adam（2000）：Culture：Anthropologists’Accou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Kuper，Adam（2000）：Culture：Anthropologists’Accou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Borofski，Robert（2002）：The Four Subfields：Anthropologists as Mythmakers.American Anthropologist，104（2），s.463480.
年会主会场会议主题为“文化理解、多元共生与和谐中国梦”。与会专家就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及社区民族工作研究、民族理论与民族关系、生态人类学与乡村社区营造研究等展开研讨。
在开幕式上，西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罗布江村教授首先致辞；他指出，年会的成功召开，定将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发展新的助推力，定将对促进民族地区和各族人民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产生积极作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明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强调说，人类学民族学与民族工作是根与叶的关系，搞好学科建设，深化理论研究，服务民族工作，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成立的宗旨之一，我们应该结合国家发展的新形势，民族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开展调查研究，这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民族工作的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研究员在题为“中国特色民族国家理论：中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再认识”的发言中指出：这一理论是中国学者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的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他强调：这一理论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国内与国际结合的角度，为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新的解读。为今后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值得继续给予高度的关注和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原校长、博士生导师陈玉屏教授在题为“在围绕‘第二代民族政策’争论的一些问题评析”的发言中指出：在中国只能用整合多个文化民族来建构政治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建设现代国家过程中能够建构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国家体制和制度契合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民族；尽管将我国建成一个比较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还需要做长期的、大量的、细致的、艰苦的工作，但以中华民族作为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政治民族是没有任何疑义的；陈教授强调：社会主义中国需要建构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符合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宗旨和中国国情的政治民族。
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大鸣教授在题为“从地域性向移民城市发展——中国城市发展的趋势”的发言中指出：由于各大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份额越来越重，中国的城市特征已经从相对封闭的“地域型社会”开始了向更为多元开放的“移民型社会”的转变。周教授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移民时期，不仅面临着城市类型的转变，还将面临从一个移民输出国向一个移民的目标国转变，这对我国城市的管理手段、管理方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出了新的挑战。
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高永久教授在题为“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社区及社区民族关系研究”的发言中指出：通过广泛地调研得出的结论是西北民族地区确实需要城市化；但是，在城市化过程中一定要事实求是，不能搞一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不能走东、中部城市化的道路；调查发现：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短路径受阻，中路径流败，大型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导致不少问题的出现，所以，社会管理任重道远。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金炳镐教授在题为“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发言中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为理论来源，以民族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以邓小平、、几代中央集体领导的民族理论作为理论的主干，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当前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现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2005年的《关于加快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加强民族工作的决定》中的12条民族工作的理论论述。金教授强调：在民族理论研究中，一定要坚持、一定正确贯彻和运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内部逐渐出现了一股“历史化”(historicization)的思潮，即：人类学日渐注重历史研究的视角，开始关注“他者”的历史，由此产生了新的理论洞见和新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揭示了“他者”是有历史的，并在历史建构中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文化界定历史”的创新性理论架构，冲击了传统的“客观历史”说，根本性地突破了人类学中长期存在的“文化”与“历史”、“结构”与“历史”、“结构”与“事件”等基本矛盾的对立。另一方面，传统民族志也得到了更新改造，人类学研究方法从单一的田野调查中解脱出来，走进了历史的“田野”之中，融文献史料、田野调查于一体，人类学文化撰写方式日渐呈现综合性、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同时，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发展与更新还相应带来了认识论上的深刻变革，凸显了“他者”与世界共享着同一时间和空间的历史，对隐藏于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思想进行了解构。总之，人类学的“历史化”，正如弗宾(James D.Fauhion)所言，“已经成为一种多变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它并不仅仅代表一种纯知识体系上的更新变革，也标志着伦理、道德和政治上的转型”。除了上述社会环境的影响之外，笔者认为，有利的学术环境是促动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不容忽视的深层次因素。本文将对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学术环境进行系统梳理，以期能对全面、深入理解西方人类学的“历史化”有所裨益。
一、西方新史学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
德国兰克史学作为西方传统史学(政治史阶段)的代表，在进入20世纪尤其是在二战后，遭到了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美国社会科学史学的批判。这些后起学派主张跨学科，提倡总体史，注重底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关注经济社会史，由此引发了战后以经济社会史为主要标志的西方新史学(社会史阶段)的到来。在稍后的70－8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和文化人类学为理论源泉，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即西方史学又出现了由经济社会史向文化史过渡的新趋势。在实现这两次转型的过程中，西方史学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表现出极大关注，或者说人类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第一次转型过程中(社会史阶段)，西方史学开始对人类学传统主题和方法产生兴趣。法国年鉴学派主要开创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创造奇迹的国王》(1923年)，从那时的宗教礼仪、风俗习惯、医疗状况等为传统史学家所忽视的史料人手，研究了法国民众的风俗与信仰，揭示了当时的普遍社会心态；另一位开创者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没有像传统史学那样以拉伯雷的书为史料去探讨拉伯雷的思想，而是着力考察拉伯雷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和风俗，剖析该时代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和社会心态结构。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中，强调了长时段中的结构，认为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事件并不是重要的。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975年)，利用宗教法庭的审讯记录，吸收了民族志撰写中的一些表现手法，生动地描绘了蒙塔尤这个14世纪法国小村庄普通村民的家庭生活状况。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中，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认为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仅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
在第二次转型过程中(文化史阶段)，人类学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和新方法被借鉴到史学领域中来，对史学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强烈。被视为“宏观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的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将文化比喻为寻找解释意义的文本(text)，倡导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写作方法。这些见解和方法受到了许多新文化史家的青睐。戴维斯(Natalie Z.Davis)的《马丁・盖赫返乡记》(1984年)，以16世纪法国农村中的一个冒充农妇丈夫的陌生人如何被接受和被拒绝为题材，指出通过深入研究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两性关系的史料，史学家可以重构该农妇的思想历程，即历史学家可以通过一个朝着史料定向但又超越于它以外的想象力来填补史料中的漏缺。在戴维斯看来，事实与虚构之间并元明显的界线，但首先要承认来源于解释学的、存在一个诸如农民文化之类的更大的整体性联系，这样的重构才能成为可能。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1999年)，从解释18世纪的一群印刷工人集体屠猫这样一个事件出发，用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的方式来处理自身的文明，用民族志观察入微的方式来洞察历史，揭示了当时法国人心态中对猫的种种象征意义以及屠猫行为所具有的仪式性和文化解释，深入探讨了18世纪法国人的思考方式。
自结构功能学派产生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类学在整体上多是拒斥历史的，这使得人类学“主动疏远”了历史学，它们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泾渭分明。而西方史学在二战后的两次转型，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和借重，使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重新密切起来，达到了更高层次上的“合流”(convergence)和“复交”(reapprochement)，从而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历史化”倾向营造了良好的学科外部环境。
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人类学中的兴起和影响
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时代，孕育了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和英、美政治经济学等新的人类学理论流派。这些新流派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加以应用、修正和新的诠释，从不同角度体现人类学对“历史”的“关怀”，为7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历史化”潮流的发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学科内部氛围。
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发端于法国，英、美等国的人类学界也受到影响。二战后，法国人类学界出现了列维一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相信支 配历史进程的是一种无意识的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只有通过理论上的分析才能揭示出来，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historical materialism)相信历史是由寓于生产方式运动之中的内在矛盾决定的，矛盾又是人们经过精心的研究之后才发现的。因此，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他的“结构”概念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内在一致的。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以葛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为代表、试图对马克思的生产模式(mode of production)理论进行修正的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应运而生。1966年，葛德利尔出版了代表作《经济上的理性与非理性》。该书强调文化中非经济性制度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所发挥的经济，并以功能性的阶序观来取代生产模式观。葛德利尔主张把生产模式看成一个系统，而内部各个结构分别为小的系统，小系统在整体中发挥不同功能，若超越了相互之间的约束力即功能相容性的范围时，则发生社会组成和历史的变迁。这与马克思主义把系统内部的矛盾尤其是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葛德利尔对历史发生兴趣的目的在于修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使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构架下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研究，所以他所研究的历史其实是在“静态”的结构理论的架构上建立起的社会进化史，尽管其材料来自人类学家的实地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早期进化论者的臆测。“历史在葛德利尔那里，既不是年代学的重拟，也不是人类学合作主体借以建构他们的世界的过程，正确地说，历史是把社会现象的起源看作从社会制度的逻辑中推演出来的派生物。”因此，虽然葛德利尔声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人类学与历史学差别消失的地方，但真正的历史研究却被他忽略了。尽管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受到了种种批评，但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了历史分析，为发展出一种具有“批判性”的解释理论做出了贡献。
二战后，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怀特(Leslie Alvin White)的新进化论和斯图尔德(Juliar Haynes Steward)的多线进化论。与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早期进化论相比，怀特的进化论体现的是一种更为系统化的技术决定论，强调进化过程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斯图尔德则更注重进化路线的复合性和多样性。他们都企图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进行修正。哈里斯(Marvin Harris)把斯图尔德和怀特的理论统合起来，提出了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的观点，寻求环境需求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寻求支配历史发展的新法则。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抨击哈里斯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文化决定生产过程的新观点――因为文化既决定人们要生产什么，又决定人们怎样去生产。此外，萨林斯还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认识性质的观点做了新的诠释。在萨林斯看来，人类创造了自身的历史，但人类只能根据自身的意识来创造历史，因为认识总要受制于文化。斯图尔德的学生沃尔夫(Eric R.Wolf)和敏兹(Sidney W.Mintz)则着重应用世界体系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关农民社会的有关理论，研究了农民社区内外的阶级关系，研究了地方性、小规模农民社区与其所处的广阔政治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将地方史置于世界史的范畴和视野之中。
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英国人类学界，功能论、平衡论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往往忽略了强调阶级冲突和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对研究中的殖民情境(colonial situation)几乎视而不见。英国曼城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克曼(Glackman)强调社会冲突，但从整体上讲他从没有采纳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的弟子沃斯利(Peter Worsley)在题为《号角即将吹响》(1957年)的一项研究中，强调被研究的那些部族正在受到广大地域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剥削和利用，才日渐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1973年，由阿萨德(Talal Asad)编辑的论文集《人类学与殖民遭遇》已经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开始对以往英国人类学静态的、和谐的、无历史的功能论展开严厉批判，揭示了人类学与殖民主义之间的深层次关联：功能论者用“原始人”来代替“被殖民化的人”，缺乏一个对殖民情境的整体性概念，没有把殖民形式整合到他们的分析中去；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应用人类学更是与“间接统”、“殖民地管理”密切联系在一起，将作为政治和历史问题的殖民制度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掩盖起来，他们既是非历史的(a－history，以拉德克利夫一布朗为代表)，也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y，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自此，以功能论、平衡论为特色的英国人类学逐渐改观，开始注意“他者”的历史，关注隐藏在研究者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三、西方人类学的反思
西方社会科学的整体反思(reflexivity)或解构(deconstmction)，建立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蓬勃开展的各种社会反省运动的基础之上。这种反思，来自对“殖民情境”的检讨，源自对西方政治权威、学术霸权的解构。当知识创新的批评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渗入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以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催生了人类学的反思意识。以往的“无历史”的田园诗般的“现实主义”民族志描述方式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历史人文主义成为新的实验民族志的主要追寻目标之一。
由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潮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人类学家，试图使人类学带有敏锐的政治和历史感，力求使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方式有新的洞察。他们在对传统的文化撰写方式进行反思、对写作的文本本身进行解构的同时，开始尝试和实验新的表述方式：一是涉及对描述困境的新感受性，即在文化全球均质化观念下表述文化差异所存在困难的感受；二是涉及对历史和政治经济现实的再认识。在后一种实验策略中，又有两个不同的走向：其一，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试图克服以往人类学将自己局限于地方社会、相对缺少历史观点的局面，将大规模政治经济体系与地方文化状况联系起来。这种走向还对民族志美学化、诗学化提出了批评，认为要把民族志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去理解，结合社会、政治和物质去理解。其二，受到解释学的影响，探讨民族志叙述中历史时间与场合的恰当的表述方式，对传统民族志或者将叙述置于历时背景之下或者将历史一并放弃的种种做法提出批评。这种新的实验策略就是要使民族志富有历史感，在民族志叙述框架中展示时间和历史的视野。
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人类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体现之一就是后过程主义(postproeessualism)，即：不存在客观的过去，我们对过去的呈现只是源自个人社会文化视角所制造的文本，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创造”。他指出，考古学等研究进化的科学忽视了社会行动的意义建构以及人类文化的历史特殊性，科学思想根深蒂固的早期人类学家试图客观地描 述现在，但实际上与写小说无异。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对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批判，对被科学扭曲的人性的关注和推崇，使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逐渐从“科学”人类学的影子中走出来，“人文历史主义”成为新一代人类学家深切关注和反思的时代主题。有学者认为，这会从整体上对人类学造成危机；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学激动人心的新时代的开始。
人类学自身的反思，既是时代整体反思的产物，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在自身反思与实验过程中所体现的对人文历史主义的推崇、对民族志描述历史化的诉求，加速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转换、更新，促进了人类学“历史化”思潮的酝酿与形成。
四、美国民族历史学的特殊贡献
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的概念，最初可能是由博厄斯(Franz Boas)的学生威斯勒(Clark Wissler)于1909年率先提出来的。在他看来，民族历史学就是依靠结合民族史和考古学的数据来重建史前文化，就是纪实档案(documentary)的同义语。当然，这种档案并不是由当地土著来提供的。1915年，博厄斯的另一个弟子罗维(R.H.Lowie)对民族史研究中口述史的真实性做出了负面评价，进一步扩大了民族史研究的影响。当时的民族史方法论，无论对人类学家还是对史学家而言，都是一样的，即主要利用档案资源来讨论“他者”的过去。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民族历史学基本上以北美、非洲、大洋洲等地的小规模族群社会为研究对象。这一时期，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对此都不太关注，因为小规模族群社会并不是当时史学研究所关注的重点，而人类学的研究目光也主要聚焦于尚与历史有严重隔阂的现在时民族志上。因此，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民族历史学作品数量不多、影响有限，其主要作用在于最初填补了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空白领域。
20世纪30－40年代，以博厄斯的学生克鲁伯(A.L.Kroeber)、米德(Margaret Mead)、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形成的所谓心理结构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几乎背离了博厄斯所开创的历史主义传统。随着心理结构学派的兴起，美国民族历史学在二战前的作用和影响更为微弱。二战后尤其是50年代，历史主义重新在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抬头，1954年创刊的Ethnohistory则突出体现了这种情绪。这一时期，美国民族历史学主要有两大方面的特征：利用文字档案材料探讨印第安各部落的传统边疆问题，以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出现了所谓的“经济人类学”，即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用现代的经济概念去研究原始社会。其方法论依然如故，以有文化的非土著所提供的档案等为主，而不是本土的口述资源。自此，美国民族历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思潮和新的研究范式，才登上了西方学术舞台，并日渐繁盛。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划分是明确的，但从70年代以来，这两个学科明显汇合了。人类学家使用历史材料和历史学方法，史学家也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由此，原初作为在人类学与历史学问起联系和沟通作用的民族历史学，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涵的界定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有学者犹豫地仍称之为民族历史学；有学者简单地将之视为历史学；有学者认为，民族历史学不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方法；有学者认为民族历史学是重建无文字民族的历史；有学者则将之界定为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研究；还有学者则戏称民族历史学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杂种儿子”。
在凯奇(Shepard Krech Ⅲ)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对民族历史学本身的界定持有怀疑态度，很难对“ethnohistory”、“historical anthropology”抑或“anthropological history”进行明确区分。有些学者拒绝使用“ethnohistory”这个名称，而代之以“anthrohistory”或者其他术语。民族历史学已经逐渐失去了“民族”(ethnos，ethnicity，ethnic)的味道，不再像原来那样带有某些歧视色彩地用来专指部落少数民族的民族史(ethnohistory)，而变为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人类学史学(anthropological history)，成为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史学理论方法互换、混合的产物，成为人类学“历史化”的产物。“Ethnohistory”这个名称，也逐渐为“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anthropological history”所取代。无论哪种取代，都合乎逻辑，都不会辱其名，因为人类学学者应该关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正如历史学者应该关注“historical anthropology”一样。凯奇认为，使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更为合适，“anthropologieal history”能表征时下“ethnohistory”所代表的真正内涵，能大致消除用语上的混乱局面。
席费林(Edward Schiefflin)和耶韦特(Deborah Gewertz)的讨论主要在于揭示民族历史学的本质特征。在他们看来，“在过去，民族历史学指的是利用文献或考古材料建构民族史。对历史学家(及许多人类学家)来说，传统上民族历史学指的是替没有文字历史的民族重建历史，……对我们来说，这种民族史的观念即使不能说不对，也是不适当的……民族历史学……最根本的是要考虑到当地人自己对事件是怎么构成的看法，以及他们从文化角度建构过去的方式”。这种见解，与之后以萨林斯为代表的西方人类学“历史化”思想的主旨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自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从西方引介进来,至今已经走过100 年的历程了。作为西方的舶来品,这两门学科一传入中国,就形成一种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互动关系。中国的社会学学科发展中有人类学的传统,反之人类学学科发展中也有社会学的传统。如果要准确把握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的互动关系,必须从这两门学科的历史发展脉络,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变迁情况来理解。本文将对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百年学科互动发展脉络进行回顾和分析。
一、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渊源
在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是出现于19 世纪中叶前后,发展源流也基本相似。其中社会学一般是以1838 年法国思想家孔德首创“社会学”这一术语作为学科起源;而人类学则是以1863 年英国伦敦人类学学会的创立作为学科地位奠定的标志。实际上,早期这两门学科的界限不是非常明晰的。它们一起从孔德那里传承了实证主义,并奉之为本学科的宗旨。1906 年,著名英国学者弗雷泽就曾经说过:社会人类学是社会学中研究原始民族的一支。而英国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大师布朗也曾把社会人类学称为“比较社会学”。[1 ] (p61) 不仅如此,初期的人类学者主要是对异民族文化史料进行分析,其自身则很少从事实地参与观察和田野工作,而这点恰被认为是后期的人类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所必修的一课。① 他们的这种研究方式也因之被后来的人类学者指责为是“坐在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即只注重对史料的分析而不注重实地调查研究。
20 世纪前后,西方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开始分道扬镳,这点与其说是学科理论的差异,还不如说是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差异。由于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不同,使得这两门学科后来各自发展出不同的理论派别。从19 世纪末一直到二战之前,社会学和人类学、民俗学似乎达成某种默契性的学科分工:人类学研究非西方的“原始”小型社会,社会学研究现代的“复杂社会”,民俗学则研究乡民社会。[2 ]相比之下,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异文化,其研究领域主要是限定在那些所谓的偏僻的非西方的小型、孤立、“原始的”部落社会,这些地方大多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者是土著社会。这就是传统人类学的经典研究范式。而社会学则研究本民族的社会结构组织,突出对现代西方社会自身的研究。因为研究对象的差异,导致了这两门学科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区别。一般而言,人类学比较强调采用田野参与观察,注重定性、个案分析和社区研究,而社会学则更偏重于定量分析,侧重采用抽样问卷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更为宏观的研究。
西方人类学界普遍认为,人类学现代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民族志研究方法,是英国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斯基所“发明”的,是来自于他在西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德岛的实践调查当中。马林诺斯基的学生利奇甚至认为:“社会人类学是1914 年在特罗布里恩德岛开始的。”[1 ] (p80) 因为在这一年,马林诺斯基在这个岛屿群中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长期田野参与观察研究。以此为基础,1922 年,马林诺斯基出版了他的成名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在这部著作的“绪论”中,马林诺斯基对他自己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按照他的理解,和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有几个鲜明的方法论特点:首先,人类学的研究总体上是一种民族志研究。它强调以长期的田野工作来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其次,突出主位研究法和相对观的重要性,即强调研究人员要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上,给对方以自己解说的机会。再次,人类学特有的全观性学科研究视野,即研究任何问题时,都不能把研究对象单独地抽离出来,而要把它置于被研究对象所处的整个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中来考察。[3 ] (p21 - 48) 除此之外,人类学还非常强调对历时性方法和比较方法的运用。[4 ]实际上,这些方法论特征既是传统人类学学科标志性的象征之一,也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标准之一。
虽然20 世纪70 年代之后,马林诺斯基所创立的民族志研究方法遭到西方人类学界种种的公开批评[5 ] (p130 - 164) ,但是作为一种研究人类社会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这种研究范式至今仍然是人类学学科最常用的研究模式。不过,马林诺斯基当初之所以创立民族志研究方法,其初衷是为了更加准确地考察和研究异文化。只是二战以后,由于世界殖民主义体系解体等多方面的原因,西方的人类学家在面临“失业”的情况下,部分学者开始把他们的研究视角转向对包括现代西方社会在内的“复杂社会”的研究。[6 ] (序言) 这是人类学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转型。不仅如此,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的影响也扩展到其他学科。这时候,其他学科的学者,包括政治科学家、历史学家及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人类学家所发表的成果的巨大价值,以及其卑微的科学优点,他们的方法使他们长期而密切地接触到农村居民以及都市工人 ,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的可信度极高的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其他学科广泛引用,成为这些学科立论的重要依据。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因此而更加提升。
由于现代西方“复杂社会”不是过去人类学所醉心研究的小规模、结构单一的“原始社会”所能比拟的,因此,当人类学转向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时,就必须在方法论上作出调整和更新。以往那种民族志式的研究范式,就不能完全照搬过来了。此时的人类学者不得不借鉴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某些研究方法,如统计学的量化分析方法等。这样,人类学和研究现代社会的社会学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融合的趋势,人类学和社会学原有的分工界线也因此趋于模糊化。
二、解放前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互动
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门学科差不多是同一个时期从西方引介进来的,都是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西学东渐”的产物,彼此都有极其相似论文联盟的曲折发展历程。自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社会学和人类学引介到中国来,经过几十年的辛苦经营,在1952 年之前,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不仅确立了各自的学科地位,而且都获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然而遗憾的是,1952 年,社会学和人类学都被当作“资产阶级学科”而被撤消。直到20 世纪80 年代前后才得以恢复重建,期间整整中断了近30 年。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从西方引介到中国后的早期约30 年间(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 ,这两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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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两者有明显的学科分工。其中社会学主要研究汉族社会,而人类学则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两者间的学科互动相对较少。实际上,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关系反而显得更为密切。原因之一在于:按照英美国家的通常学科分类法,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文化(社会)人类学,都是属于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当一贯倡导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引介到中国本土,自然就把少数民族当作本学科最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人类学和民族学彼此之间因之都有对方的学术传统,学科互动也较为频繁。①
至于社会学,这门学科一开始就以研究汉族社会为己任,开展了大量的针对汉民族城市和乡村社会的调查。事实上,中国早期的社会学调查,很多是在外籍学者的指导下进行的,采用的基本是大范围的抽样统计方法,行业性比较强。[7 ] (p54 - 57) 直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社会学中对单个汉族社区进行人类学式的调查研究还很少,可谓凤毛麟角。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真正结合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国内有不少青年学子纷纷到西方国家留学。他们中有的人同时兼修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课程,如蔡元培、吴文藻、陶孟和、杨 等都是如此。这批人学成归国后,很自然地倡导要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而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是吴文藻。作为早期公认的倡导社会学中国化的代表性人物,他开创了为时人所称道的以社区研究为特征的“中国社区学派”。正是由于这些学者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才真正开始逐步有机结合起来。
吴文藻早年在美国留学时,就已经意识到人类学和社会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他也意识到把这两门学科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他认为,这种结合主要体现在这两门学科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相互采借和利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 社会学引入人类学的个案及定性研究方法———田野参与观察; (2) 人类学介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汉人社区。正如吴文藻在自传中所说的“把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进行社区研究,并认为,这种做法与我国国情最为吻合。”[8 ]他的学生费孝通也曾经指出:“30 年代吴文藻先生请派克来华讲学,主要目的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改造当时脱离中国实际的社会学”,“要学生去接触真正在中国社会里生活的中国人,看鲜活的人生,希望从中走出一条发展中国社会学的路。”② [9 ]不仅如此,吴文藻还身体力行,努力促进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本土化互动。1929 年,他从国外学成归国后即在国内同时开设社会学和人类学课程,“开创了教授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7 ] (p258) 与此同时,他还有计划地把一批年青的学者送到英、美、法等国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包括费孝通、林耀华等,这些人学成归国后成了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骨干,也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本土化的第一批卓有成效的实践者。也正是借用了人类学的方法,后来中国的社会学才提出了相应的社会调查概念, “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的关系可以说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 10 ] (p14) 正是由于吴文藻等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才开始真正融合起来,从而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本土化实践历程。
由于早期的中国社会学不太提倡搞实地研究,针对这点,吴文藻特别强调要引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从事社会学实地调查研究。社区研究就是这一学术取向和实际工作相结合的结晶。作为“中国社会学派”的开创者,吴文藻选择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学派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作为社区研究的最主要方法,其突出的特征是强调实地参与观察和全观性。他所倡导的研究策略在他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研究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费孝通。由于受过严格的人类学方法训练,费孝通利用社会人类学方法对汉族乡村社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个案研究,包括对苏南“江村”、“云南三村”的研究堪称经典之作。特别是20 世纪30 年代他对“江村经济”的研究,被他的老师———英国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斯基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有两个标志性的意义:一是使人类学从对原始的简单社会研究转向对现代复杂的文明社会的研究;二是开创了人类学者研究本土文化之先河。[12 ]经历了实地社区调查阶段之后,费孝通进一步提升到探讨中国农村的基层社会结构,进而探讨中国城乡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促进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互动的实践者。
如果认真阅读马林诺斯基为费孝通所著的《江村经济》所写的序言,可以发现马林诺斯基当时就是把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相提并论的。他指出:“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11 ] (序言) 同时他也隐含性地把费孝通等纳入“中国青年社会学家”之列,尽管费孝通当时在英国主修的是社会人类学。
如果说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二战之后才开始互动①,那么类似的进程在中国则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后就已经开始,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成果。西方的人类学一直到二战之前基本上是以研究小型的异民族文化为己任,至于本土文化的研究则被视为是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术领地。而在中国,人类学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就把汉民族这一主体民族纳入了研究的范畴。仅从这点来看,中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科互动反而走在了欧美国家的前头。正如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所指出的:起源于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从它们植入到中国土壤的那个时候开始,这两门学科就是相互联姻的,很难加以区分开来。他甚至认为:1949 年之前“中国所作的社区研究可以被视为英美乡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某种延伸”。[12 ] (p375) 这种见解确实不无道理。当惯于研究异文化的人类学一旦转向对本土文化的研究,就带有了社会学的某些学科特征。20 世纪30 年代,我国之所以能够出现“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原因就在于当时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甚至民族学都很好地结合起来了,有真正立足于本土的社区研究和类型比较研究。这点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所独有的学术传统。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吴文藻的大部分学生在西方学习的是(文化) 社会人类学,因此他们除了研究汉民族的文化之外,也没有忘记人类学的老本行———研究异文化,即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进行研究,成为“两栖学者”。1952 年,当社会学和人类学被取消时,不少人类学家即转向从事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
三、80 年代前后至今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恢复重建
1952 年,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被视为“资产阶级学科”而被取消,这两门学科因之整整中断了将近30 年。① 1978 年三中全会后,由于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要给社会学“赶快补课”,在这个前提下,社会学在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大力倡导、帮助支持下开始重新起步,慢慢得以恢复和发展。从论文联盟总体上看,自1979 年社会学恢复以来,中国社会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借用费孝通的话说,就是先“搭台”后“唱戏”,先在高校中成立起相关的科研单位,培养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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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人才,编写教材等,然后边进行学科建设边进行实地研究。[13 ] (p76) [14 ]在社会学理论建构方面,由于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曾经中断了几十年,所以国内学界在译介西方社会学理论时,一般是以全盘性的引进为特征。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普及性介绍”为主的“启蒙”阶段(1979 - 1987) ,偏重于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支学科的“辞条式”的说明;第二阶段是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形成独立的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阶段(1987 - 1990) ,并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原著;第三阶段是在继续翻译西方理论原著的同时,对国外社会学由介绍性工作转向研究性的分析,并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发展趋向保持同步(1990 至今) 。[ 15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90 年代中后期为止,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学科地位已经重新确立起来,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基本完成。[16 ]和社会学相比,人类学的重建工作显得比较迟滞。社会学由于有国家政策的直接支持,故其恢复和发展的步伐显然大大超过人类学。也许是历史的偶然巧合,1978 年邓小平并没有直接提出也要给人类学“补课”,因此人类学并没有受到社会学的同等待遇。经过陈国强等学者的辛苦努力,1981 年中国人类学学会正式在厦门大学成立,这标志着中国人类学正式恢复重建。[18 ] (p46 - 47) 同年,中山大学成立了重建以来的第一个人类学系。1985 年厦门大学也成立了人类学系。所以一开始,人类学的恢复重建中心是在南方,而不是在作为文化学术中心的北京。
人类学恢复之后,其学科发展速度和学科影响力比社会学也缓慢得多。在90 年代之前,只有南方的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为数甚少的几所大学建立了人类学教学科研基地,人类学研究的中心主要在南方地区。而在权力和学术文化中心的北京地区,90 年代后因以王铭铭为代表的新一代到国外学习人类学的归国留学人员的大力宣传提倡,人类学学科的影响力才明显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后期的人类学研究人员及机构大部分是在已有的社会学或者民族学研究机构中析分出来,这点体现了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互动传统的复苏。不过,即使到目前,全国也仅有少数高等院校设有专门的人类学系、所教学研究机构,从事人类学教学研究的专业人员也非常有限。正如陈国强1996 年所指出的:中国的人类学后续力量缺乏,出版的译著、专著非常有限,无法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科研中心,其恢复的工作可以说举步维艰。[ 17 ] (p130 - 137) 因此人类学长期以来一直在社会学、民族学等几个学科的夹缝中生存,其学科知名度和影响力也远远低于社会学等学科。
在90 年代之前,中国人类学发展所面临的难题是多方面的。一是理论老化,高校设置课程还是停留在引介人类学古典式理论的基础上,对现代西方的人类学新理论却很少接触,尤其是对现代西方人类学的理论著作引介力度不够;二是人类学后继力量匮乏,新一代的人类学研究人员依然太少,难以形成有影响的学术研究团体。此外,在具体的研究领域内,大部分人类学者还是局限在研究诸如民俗、宗教等传统的“学术”领地,而没有投身于对中国现代化社会变革主流议题的“应用”研究,这点也限制了本学科的发展。尽管如此,中国大陆人类学的学科地位终于初步确立。
四、新时期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与互动
新世纪前后,关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曾经盛极一时。不少学者极力倡导社会学要“本土化”和“中国化”,即要让社会学“植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之中”。[18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互动这一传统继承下来,加以深化发扬。前文已经提到,20 世纪90 年代之后我国新出现的人类学研究机构中不少是从已有的社会学或者民族学研究机构中析分出来,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92 年原北京大学社会学所改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尽快改变人类学学科建设相对滞后的局面,在费孝通等老一辈人类学学者的推动下,从90 年代后期开始,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先后独自或者与国内的厦门大学等其他几所高校的人类学研究机构联合,连续举办了五届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有力地推进了人类学的发展,并进一步提高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结合力度。这种做法与80 年代初社会学刚刚恢复时在南开大学举办社会学培训班的初衷是一致的。
可以预见,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结合互动的程度将进一步提升。这种结合和互动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同时也意味着这两门学科的突破和创新。它不仅体现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相互借鉴,同时也体现在理论上的相互渗透。虽然90 年代之后,随着80 年代留学西方国家的新一代社会学年轻学者的陆续学成归国,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开始重视使用统计学的方法(特别是spss、统计软件包) 开展社会调查研究,但是与此同时,“运用西方人类学方法和其他定性研究方法进行的研究也不断增加”。[19 ]特别是一些本土培养的年轻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他们似乎更能熟练地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的学科理念和研究范式有助于研究者加深对被研究对象的理解和认识,因此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本土化”发展的关键是要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20 ]为此有学者提出应该使社会学具有跨学科的视野,包括采用人类学式的研究方法,以促进社会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 21 ]特别是人类学研究强调从地方和本土社区的角度来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点恰恰是社会学研究较为欠缺的。
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融合趋势日益加强。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空前的文化接触,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化冲突和文化碰撞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接触以及在自身的现代化的历程中,同样面临着许多新的社会难题。这点在客观上为以研究“文化”著称的人类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机遇。而在这时候,人类学界刚好也出现了一种强调学科“应用”的倾向,部分学者不满足于单纯的理论学术研究,他们试图利用“人类学的知识、概念和策略来解决人类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性的问题”,借以提高人类社会的福祉[22 ] (p38) ,这样就出现了应用人类学。而此时,人们也发现人类学在处理某些社会问题上有其独到的策略和方法,人类学家因之享有“解决麻烦的能手”的声誉。[23 ]况且现在的人类学家也普遍意识到,人类学虽然一直标榜自己是研究“人类的科学”,可是以往的人类学所关注的只是小型的非西方社区,因此有必要重构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把整个人类社会都纳入研究的范畴。与此同时,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经济学都发现人类学学科研究所具有的独特视角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些学科自身所意识不到的问题。人类学因之而开辟了另一片新天地。
遗憾的是,在中国目前的人类学界,真正从事“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还很少。这在客观上又限制了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作为一个文化非常多元的社会,中国正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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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急剧的现代化社会变迁为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密切结合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研究场景。针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相对滞后于社会学的事实,人类学应该主动积极地融入对社会主流的变迁趋势的研究,以扩大其学科影响力。由于人类学惯于应用定性研究方法来研究小规模的社区,而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乡土社会和现代的城市社会相互并存的典型二元结构社会,事实证明,要研究中国乡土社会,使用定性研究方式更为合适。实际上,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不仅为农村社会学者,而且也被其他学科比如农村政治学者、历史人类学者所广泛采用。[24 ]毫不夸张地说,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农村问题研究论著,大部分是以实地调查来完成的,尽管从严格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角度来说,这其中不少论著有“粗造”之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目前中国人类学者就完全停留在自己学科的领地里,陶醉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而忽视了运用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事实上,由于诸如spss 等便捷的量化处理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学者也能够较好地应用这些技术对一些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在理论方面,社会学和人类学也开始相互渗透。费孝通曾经指出:“人与人共同生活才有社会,社会学看人与人怎样组织起来经营共同生活,形成社会结构。生活经验的积累就是文化。人类学是研究文化的。文化离不开人的集体经验。人怎样能形成群体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社会是文化的基础,这也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相互不能分离的原因。”[18 ]在西方,虽然社会学和人类学各有其理论传统,但是彼此间却是相互影响。例如属于社会学的三大理论之一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就深受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和布朗所倡导的人类学功能学派理论的启发和影响。而在国内,自上个世纪80 年代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理论界先是受到美国社会学传统的影响,而90 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年青学者则更多地受欧洲当代思想的影响, “他们的注意力在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甚至吉登斯方面。这些思辨的、更哲学化的、解释学的、批判性的取向与80 年代影响中国的美国社会学形成鲜明的对照。”[20 ]实际上,这些思想大师在人类学学科领域同样受到广泛的关注。不过,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理论创新上尚难有重大的突破,基本还是停留在引介阐释西方理论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目前要推进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本土化”进程,必须首先弄清中国社会的实情,这点比构建宏大的学科理论要重要的多。只有对中国社会有了真正的了解,才可能真正创立根植于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
结 语
一、波兰尼的生平与著述
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1886年10月21日生于奥匈帝国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波兰尼家族产生了后来使匈牙利知识界引以为自豪的杰出人物：作为著名社会思想家、经济史家、经济人类学家的卡尔·波兰尼；作为物理、化学家和著名哲学家的迈克·波兰尼(MichaelPolanyi)以及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迈克之子约翰·波兰尼(John，Polanyi)。卡尔·波兰尼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布达佩斯大学攻读哲学及法律，于190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并取得律师资格。1924--1933年，波兰尼在维也纳作为副总编辑和专题分析编辑在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杂志社工作。在维也纳期间，受马赫思想的影响并作为马赫研究协会的一员，波兰尼撰写了大量关于科学、医学、人类疾苦及共产主义道德的手稿。1933--1935年，他移居到伦敦，继续为杂志社撰稿直到1938年。1935年发表《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的著名论文。波兰尼应邀到美国的大学作有关当前国际形势及国际关系的巡回讲演，先后在美国的38个州举办讲座。1940年他与彼得·德鲁克继续在美国讲座，并在德鲁克的推荐下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成为佛蒙牧州BenningtonCollege的访问学者(1941--1943)，在此期间波兰尼完成巨著《大转型》的撰写，并于1944年在美国出版。1947年以后，波兰尼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并受聘为副教授，讲授经济史课程并主持经济增长制度因素的跨学科研究课题，1957年出版《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这一时期最终奠定了波兰尼经济人类学实在主义学派学术领袖的地位。
波兰尼晚年致力于创办经济学和政治学比较研究的跨学科《共生》杂志，致力于深入研究文化差异，改善人类生活状况并实现世界和平的工作。据波兰尼夫人所言：“直到死神来临的前夜，卡尔一直在伏案工作着”。在1964年4月23日《共生》第一期出版之夜，卡尔·波兰尼与世长辞。
二、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述要及其贡献
1波兰尼的制度演化思想及制度分析范式
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区别于主流经济思想的制度分析范式、分析框架与分析方法。从经济、社会、文化及自然环境的互动中，探索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模式。波兰尼认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经济与社会关系、文化传统及资源环境约束保持内在关联和有机协调，脱离和背离社会文化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难以避免走向危机的归宿。在波兰尼看来，经济是一个制度化进程，是嵌入特定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和观念文化体系之中的动态过程，强调把经济——社会——文化关联的制度分析范式，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尺度，把经济视为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脱离社会环境的孤立存在，主张从社会关系、自然环境、人类多元文化关联互动的角度来分析市场机制的作用。他指出：“人类经济是嵌人制度、经济及非经济的环境中。宗教和政府与经济的结构和功能上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货币制度或生产工具的创新。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对制度演化、经济发展的持续影响作用不容低估。
波兰尼认为，前工业化社会长期存在的互惠模式(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和家计(Houshold)模式，乃是深深植根并嵌入特定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自然演化的结果。波兰尼创新性地揭示出，只有到了近代，以货币为媒体的市场交换模式才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交换模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凌驾于社会关系之上，成为主宰社会发展的强有力的机器。然而，在波兰尼看来，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是一种非嵌入性机制，在社会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加速恶化，导致人与自然环境的加速恶化。波兰尼科学地预见到，这种近代出现的自我调节市场机制必然导致社会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必然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较早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不协调性，与自然、生态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内在不协调性，最终难以长期存在。
2波兰尼的“嵌入”理论(Embeded)
波兰尼对当代社会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最早提出“嵌入”理论及其分析框架。他认为：经济是“嵌入”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之中。人不仅作为其物质财富和个人利益的卫士，而且还作为其社会角色、社会需求及社会资产的卫士。无论是社会生产还是交换过程，并非单纯的经济利益关系，而必须充分考虑诸多社会因素。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在人、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把握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应当构成研究的起点。在波兰尼看来，经济是一个制度化进程，把握经济嵌入社会关系及其演化的规律极为重要。然而，19世纪以来在西欧出现的以自我调节的市场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人类有史以来在机器生产方式推动下出现的一次大转型。对于自我调节市场经济这种非嵌入经济体，如果一旦市场机制成为人类命运的主宰，成为自然环境乃至购买力使用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将彻底毁灭这个社会。波兰尼的“嵌入”理论为我们科学地分析经济社会运行机制提供了一种创造性的分析框架和一种新的方法论原则。
3波兰尼的“双重运动”(DoubleMovement)理论
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是他分析资本主义文明演化及特征的核心框架。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文明变异，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事实上是一种区别于以往历史时代的非嵌入(或脱离)社会关系的一种裂变，它将人的盈利动机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文化法则，一种普遍化的社会意识形态，超越于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超越于人类历史上的互惠、再分配及家计关系之上，成为完全以白利动机为衡量标准的社会准则，经济动机取代非经济动机并支配经济机制的运转。这一转变的直接后果，不仅使市场直接脱离于既有的社会制度及文化传统约束，而且使市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宰，成为一种新的市场神话。社会所有行为和活动都需要服从于经济价值与市场的操纵，导致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关系的错位，构成19世纪以来我们时代的根本变革。自由放任的自我调节市场从根本上瓦解了人类生存环境的基础，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威胁。于是，直接对抗自我调节市场的社会保护运动必然兴起。
波兰尼的社会保护运动，一方面是指19世纪以来的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立法运动，直到二战后西欧福利国家的兴起。另一方面是指不断兴起的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运动的宗旨在于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市场恶性膨胀而最终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为克服自我调节市场经济的种种弊端而出现的社会保护运动，构成这一历史时代的最为显著的制度化特征。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不但对科学解释19世纪文明演化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于有效应对人类21世纪经济全球化时代面临的种种挑战，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4波兰尼实在主义的社会经济思想
区别于自亚当·斯密以来根深蒂固的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即从“经济人”的抽象概念出发，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及其理性选择过程和逻辑推理基础，波兰尼倡导实在主义的社会经济学分析框架。在波兰尼看来，经济通常以两种方式解读，一种是建立在目的与手段逻辑关联分析基础上的形式主义(fomalmeanings)范畴，另一种是建立在人类生存环境基础上的实在主义(substantivemeaning)范畴。“经济的实在的含义基于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及其人们之间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它是指人与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互换关系，在此意义上提供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方法与手段。”惟有在实在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才会更加重视对历史进程的分析，更加重视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的比较制度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兰尼的实在主义社会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将引领经济学的新转型!
5波兰尼关于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思想
波兰尼长期研究人类学的学术背景，使他极为关注文化特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波兰尼认为，经济发展不可能在社会空谷中运行，而是在长期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运行。社会安排与文化特性在经济发展、制度形式、行为方式等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对于经济的制度化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贯穿波兰尼思想始终的一条重要主线，从文明、文化变迁及文化比较中透视经济社会的制度化轨迹。在波兰尼的经典论文《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中，深刻分析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出现的宗教文化根源，透彻地分析了基督教、新教论理、个人主义文化传统与法西斯主义出现的内在联系。对宗教文化因素的重视，成为贯穿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基于宗教文化的分析，已初步形成了《大转型》的主要观点。而通过《大转型》的系统深入地分析，人们可以清晰地获得这样一个信息，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更主要地表现在道德危机与文化危机层面，这在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盛行与二战的灾难性后果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而道德与文化的重建则是人类思想界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深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欧文的影响，波兰尼一生都致力于道德与文化的重建工作。欧文曾认为社会的堕落和痛苦源于生命已失去意义的文化真空，人类的拯救不能单纯依靠高工资，只能靠道德的重建。
波兰尼追随文化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的研究足迹，对早期及非西方经济与制度结构给予了高度关注，对工业化以前的多种既有交换模式进行创新性研究。他强调经济方式和交换模式深深地嵌入于既有的社会文化环境，既不能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的作用作为普遍尺度对衡量一切时代和所有民族的经济运行方式，也不能简单基于西方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形式经济学标准来评价非西方传统经济模式的优劣。比较制度文化的思想是波兰尼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波兰尼的社会经济思想是富有深刻洞见和高度预见性的。无论是他在《大转型》及相关著作中提出的原创性思想及具有深刻洞见的分析结论，还是他倡导的制度分析的范式及研究方法，对当代的社会科学诸多学科及热点问题的研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波兰尼的思想对20世纪的不少国际著名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管理学大师彼特，德鲁克，新经济社会学代表人物格兰若维特，世界系统理论的代表人物华勒斯坦，当代经济人类学代表人物萨林斯等。本文由中国收集整理。
1波兰尼“双重运动”理论的重要价值
波兰尼早在60多年前就预见到自我调节市场机制必然跨越国界，而成为一场世界性扩张运动，重构新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机构的出现在所难免。20世纪末，由欧美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运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在为2001版《大转型》所写序言中，支持波兰尼对市场基础主义批判的观点：波兰尼探讨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机制的神话，绝不可能存在真正自由的“自我调节市场制度”，市场经济不应仅仅视为将导致自身终结的制度，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它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社会的终结。
波兰尼揭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强化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内在要求。如果说，19世纪的市场机制是在机器工业与资本推进下在一国范围内拓展。那么，21世纪的全球性市场机制则是在信息网络技术和跨国资本双重作用下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推进，其结果必然导致强资本、弱劳工、弱社会的世界性图景的出现。就其本质而言，经济全球化就是自我调节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国际资本的趋利动机和冷酷的市场交换规则将扫荡世界的各个角落。全球劳动力、土地日益成为商品，国际金融资本和跨国资本将成为控制社会的重要力量，使经济机制在更广、更深的范围内，脱离(disembeded)既有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必然导致社会风险日趋严峻。应对严峻的经济全球化挑战，全球性社会保护运动的再度兴起不可避免。
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必然出现的全球性双重运动，其实施效果可能弱于全球资本的扩张力。如果民族国家缺乏强有力的社会保护制度的构建蓝图和具体行动纲领，那么，社会稳定的预设条件将大打折扣，全球性社会风险及社会动荡难以避免。因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凸显出社会风险管理和社会保护运动的极端重要性，必将成为贯穿21世纪各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
2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的重要方法论价值
波兰尼提出了丰富而深刻的社会经济思想，其研究的起点、研究框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和研究框架，丰富和扩展了经济研究的空间。强调在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找准分析经济运行轨迹的切入点，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其二，社会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深刻地制约和影响着未来发展之路，波兰尼揭示的经济发展所嵌入的社会结构、认知与心理体系乃至历史文化宏观视域的方法，从深度和广度上制约并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轨迹。经济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和谐社会构建的紧迫需要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成为修正单纯和孤立经济发展模式的强劲需求，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统筹协调发展，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调整议题。
其三，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协调发展，已构成当代社会经济学创新体系的核心命题之一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以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内在关联和协调发展为基础，重构社会经济学的创新体系、框架与方法，成为人类社会在21世纪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3波兰尼文化理论的重要启示
贯穿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主线的是其制度分析框架，而文化特征及其重要作用又是其中的精髓。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危机从本质上是道德文化上的深层危机。道德与文化的重建是我们时代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怎样看待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成为国内外社会科学界正密切关注的热点及前沿问题。在人类学视野中，强调文化是一套生存机制并给我们提供实在意义。就人类经济整体发展而言，“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事实上，只有在经济的制度化进程中，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诸多复杂关系中，文化和观念意识均发挥着重要的根源性影响作用。经济发展只有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制度土壤，才能够得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忽视在长期文化认同与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互惠、再分配与家计等制度模式的重要作用，忽视经济动机与文化价值约束的密切关联和交织，将经济机制置于超越文化价值观念及既有社会结构的空谷中运行，必然导致经济与社会的巨大裂痕，导致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恶化，导致人类道德的堕落，而最终导致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因此，道德与文化的重建，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主题!
4波兰尼共生理论(co-Existence)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当代价值
从波兰尼的整个社会经济思想体系分析，他一生致力于探索经济与社会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人与人的和谐共生。作为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虽然一生颠沛流离，但不放弃社会主义，他始终对自我调节市场制度有清醒的认识，他深信文化道德的力量，致力于人类社会和谐共生的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20世纪对人类社会共生和可持续发展有高度责任感的社会思想家，他较早预见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不是置于社会的有效控制之下，必然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必然导致社会成员关系的恶化，必然导致世界性资源的巨大浪费。因而，波兰尼的共生与可持续发展思想则具有显而易见的当代价值。通过道德与文化的重建，将经济发展置于广泛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网络中，使市场置于社会的有效控制下，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重新回到以诚信有序，互敬友爱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并重建社会共同体。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全球化；人类社会；挑战；回应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7-0024-02
一、全球化背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
全球化背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是体现在多方面的，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中的“交往”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包含所有领域，像政治、军事、经济等，与此同时其还包含有不同区域及不同民族间的交往，这就使交往理论体系较为庞大、复杂。
在马克思看来，交往是一个系统，它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语言交往及其他形式的交往。可以说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正是交往与生产的相互作用，才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可以说，全球化背景打破了小范围交往的局限性，而只有在世界交往的条件下，人类所创造的财富才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传播，然后为不同地域的人类共享。这些文化也会在碰撞中不断进步。
纵观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信息传递方式方面。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让世界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从而开启了一个紧密联系的世界大市场。如今地球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地球村”，由此可见，人们之间的交往交流超越了国家之间的界限。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世界间的交往会更为密切，渠道也会更加多样，手段也会更加便捷。在此背景下，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为指导，解释全球化背景下人类交往的新特征，并为人类发展提供更有效的指导已经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二）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三部分组成的。通常所说的生产关系的综合即为经济结构，国家政治上层建筑即为政治结构，而宗教、艺术等意识形态构成了文化结构。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在社会中，经济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都要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只有这样才可以让社会协调、有序发展。而上层建筑如果无法与经济结构协调一致的话，就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以达到与经济结构协调发展的目标。除此之外，上层建筑还对经济结构有能动的反作用，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以及结构的完善，进而促进社会发展。
然而，全球化对这种社会结构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甚至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局面。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必须要重新构建一个适合全球化发展的社会结构。如何建构一个更为符合未来社会发展的政治秩序，让社会结构更为合理，以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问题。但是，这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中并没有涉及的内容。因此，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不仅如此，随着全球交流的日益密切，文化间的差异也会有所缩小，这就给一些鲜明的民族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因此，如何更好地发展全球化的同时更好地保护民族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挑战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就是说，世界历史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中，生产力的发展是形成这一结果的决定性力量。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
马克思认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由此可见，世界历史的出现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各民族的普遍交往，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决定性力量。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进步，当今世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有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有了极大的挑战。传统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力量的格局正在产生着很大的变化，如今，高素质人才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工人阶级已不再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无产者，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不断扩大。传统的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也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的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质疑。
除此之外，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并存的现象还将长期保持下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终将发展为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更具先进性。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需要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甚至要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这种现象会更加频繁，这就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挑战的回应策略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精华，是时代的精华，而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通过时代主题得以展示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不断地获得新的内容，站在全球视野中解读时代主题的转换，以此来更好地回应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首先，人们应该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要认识到其是发展的理论，是不断完善的理论，会随着社会变革而不断更新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不是因为时展而变成了落后无用的理论。只有站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去完善理论，去回应全球化的挑战。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做到把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去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使其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并没有构建一个黑格尔式的包罗万象的体系，后人所编撰的体系也不是一个终极的体系。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具备了发展的内涵。而马克思主义者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时，也要不断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者要利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指导自己认识世界
马克思主义者要更为冷静地去分析世界发展的规律，绝对不能因为当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情况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要始终相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客观发展的规律，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要把生产力作为决定性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去了解社会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原因，进而到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发展的规律。以唯物的观点去拨开表面的历史现象而始终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正确看待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要认识到虽然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提高，阶级矛盾虽然被降低，但是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进行的自我调节与完善，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并没有被触动。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看到社会发展是光明与曲折统一存在的，虽然过程会很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人类社会最终仍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发展下去。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
（三）进一步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方式
面对全球交往的新特征和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研究时要站在全人类的高度，而不应该是局限于小区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者要更为注重研究全球化的人类交流与实践行为相关的问题，比如如何在人们的交往实践中开发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如何建构人们在全球化环境中的交往模式和认识模式；如何建构全球交往实践的层次结构等问题。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者还要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实践主体论研究方式，注重对社会实践主体的研究要充分阐述世界工人阶级及知识分子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发展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基础等原理；研究者要充分论证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与物质生产、财富生产的统一性，要将社会实践的主体范围扩大到全人类的高度，从而充分揭示人类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三、结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能够很好地指导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理论，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强的指导作用。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世界各个区域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指导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积极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1]方同义.自我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生命延续发展的必由选择——许全兴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述评[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4）.
[2]冯燕芳.政治性阅读：时代变迁与理论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理解与接受[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3]徐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方向——诗学马克思主义[C]//当代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文集（2006年度）（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卷），2006.
[4]孙正聿.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时代变革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重大课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08-24.
[5]李婷婷.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及其回应[D].济南：山东大学，2009.
质疑
在英国，就连某些博物学家也抵触进化论。大解剖学家欧文爵士认为，进化通过细胞内部的动力而发生。所以，他二十多年的同事和好友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进化论于1859年问世时，他表示坚决反对。他觉得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完全是偶然机缘的产物，因而坚决不能接受。他还写匿名文章直接攻击达尔文，并亲自指使威尔伯福斯主教和达尔文的主要辩护者赫胥黎开展论战。这个主教对于进化论并无真正的了解，他企图用讥笑来摧毁达尔文的进化观念。1860年，威尔伯福斯主教与赫胥黎在英国科学协会牛津会议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陆学者中最为有名的人种学家微耳没有接受达尔文的理论，但进化学说在德国受到一些学者的热烈欢迎。海克尔与其他博物学家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条顿哲学家与政论家一块创立了所谓达尔文主义，使他们的许多信徒比达尔文自己还要达尔文些。[1]
运用
尽管达尔文的进化论遭到了诸多方面的非议和质疑，然而正是这种争论使进化论的思想变得家喻户晓，逐渐深入人心。达尔文的进化论用“起源论”代替“神创论”，用“物种可变论”代替“物种不变论”，实现了科学摆脱神学的意识形态革命。许多社会思想流派迅速从中吸收各自所需的“营养”，将其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作为构建理论的依据和支撑点。进化论思想对19世纪后半期欧洲社会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该时期和后来欧洲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达尔文主义受到宗教界和其他集团的敌视，它还是对西方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它对适者生存和生存斗争的强调极妙地与时代倾向相适应”。[2]
1.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达尔文发现支配人类本身进化的规律之前，进化的思想已被提出来并应用于科学的各个领域。孔德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循着三个阶段进化的过程———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黑格尔也有社会发展分阶段的思想，他把绝对精神看作世界的本原，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现象都是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表现形式。因此，事物的更替、发展、永恒的生命过程，就是绝对精神本身。恩格斯后来给其以高度的评价：“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整个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3]赫胥黎和斯宾塞汲取了黑格尔和孔德的思想，并在他们思想的基础上，对进化论进行了总结提升，提出了社会进化论思想。斯宾塞在1857年发表的《进步：其规律及原因》一书中说“：无论是在社会的发展中还是在政治、制造业、商业、语言、文学、科学及艺术的发展中，这种由简单经过连续的变异而进入复杂的同样的进化始终保持着。”[4]斯宾塞即以“适者生存”来概括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1896年，他出版了《综合哲学体系》一书，该书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书中，斯宾塞提出了一个以进化论为核心，包括所有科学知识的综合哲学体系。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主要观点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界，而且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社会。斯宾塞认为，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总的趋势是日渐完善和美好。这是因为，善的因素逐渐增多，恶的因素逐渐减少，这是一个直线性发展过程，是一个“由简入繁、由微生著”的过程。斯宾塞没有看到人类在进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他认为，人类社会在进化过程中，不能对进化过程发生任何的影响，因为人类是非常被动地适应进化，只能任凭进化规律的支配。所以说，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带有宿命论的色彩。斯宾塞认为，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自然领域到人类社会领域，一切现象都是处于不断变化和运动当中，都不是永恒的、固定的、绝对的。这其中，只有“力”的作用是恒久的“，力”是一切现象进化发展的基础和各种运动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所有的现象都要受进化律的支配。这样，进化的过程也就必然是普遍的和恒久的。他将生物进化现象和人类进化发展现象进行类比，把社会有机体与普遍进化原理相结合，系统地发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所以，他被后人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斯宾塞的进化理论无疑适应了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被很多列强奉为圭臬，德国统治者为他们实行铁血统治找到了理论依据。斯宾塞的这种思想，为当时西方列强推行弱肉强食、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这样，他的社会进化思想就成了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可怕的是，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思想试图模糊广大劳动群众的阶级意识，使他们放弃争取民族解放、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总体上说，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学说所强调的人类社会也像自然界一样遵循着进化的规律，这样就成为落后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武器，同时，他强调的人类社会的进化也是“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也成了西方列强进行殖民主义侵略的理论根据。虽然他的学说不乏学理性，但在运用到社会当中时，也是极其残酷的。
2.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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