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科研不端行为学术道德科研评价防范措施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中国科技教育水平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然而，科技界科研道德失范、学术腐败等不良现象屡屡被新闻媒体披露。目前，高校学术腐败现象呈现出不断递增的趋势，严重损害了高校的学科建设，阻挠了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对高等教育事业及社会发展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因此，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并分析其成因，进而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是极为重要的。
1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
美国联邦政府2000年12月通过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OSP)了科研不端行为联邦政策，其中对科研不端行为作了如下界定:科研不端行为是指在准备、实施、整理以及发表等科研环节中出现的造假(fabrication)、窜改(falsification)以及剿窃(plagiarism)行为。美国联邦政策除了对作假行为做出界定和分类之外，还规定了判断作假行为的基本条件:①是否明显背离相关科学研究共同体的规范;②行为是否具有故意、明知以及草率特征;③是否有充分的证据。
中国科协已出台《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专门对科研不端行为做出了具体界定:科研不端行为是指“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的各种造假、抄袭、剿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共同体惯例的行为”。表现是:在项目申请、成果申报、求职和提职申请中作虚假的陈述，提供虚假获奖证书、证明、文献引用证明等;侵犯或损害他人著作权，抄袭他人作品;成果发表时一稿多投;参与或与他人合谋隐匿学术劣迹;以学术团体、专家的名义参与商业广告宣传等。
中科院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六条认定标准包括:在研究和学术领域内有意做出虚假的陈述;损害他人著作权，包括侵犯他人的署名权、剿窃他人的学术成果，违反职业道德，利用他人重要的学术认识、假设、学说或者研究计划;研究成果发表或出版中的科研不端行为，故意干扰或妨碍他人的研究活动;在科研活动过程中违背社会道德。同时明确界定，在研究工作中非有意的错误或不足，如对评价方法或结果的解释与判断错误、因研究水平和能力原因造成的错误和失误等，不能认定为科研不端行为。
2科研不端行为的成因
与社会生活中道德环境恶化现象同样，国内的科研活动中，科研不端行为虽说不上泛滥，但也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科研不端行为产生的原因相当复杂，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些行为不外乎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2.1科研不端行为产生的主观原因
科学家缺乏学术道德，不重视学术规范。科学工作者的人品、高尚的科学道德是科学家之魂。科学道德对于科学工作者自身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自律作用不可替代。一些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往往比较注重科学知识地运用却忽视了自身科学道德和素质地培养。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中为了得到成果便不择手段，明知是不正确或违法的做法，但是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往往置科学道德、国家法律于不顾，缺乏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缺乏诚实、公正的科学道德和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对科学道德和科研精神的无知，是科研不端行为泛滥的内在原因。
科学家受急功近利思想的支配，为在科学职业化地位竞争中取胜而不择手段。科学研究是一个厚积薄发和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想取得一定的成果，必须经过多年的积累，同时又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这就要求每一位研究人员除了运用正确的方法外，还要能够苦学深钻，持之以恒。在现代，科学的体制化、科学家角色职业化，使得追求真理不再是科学活动的惟一要求，功利性已开始成为科学活动的目的之一。由于科学内部的运行机制是通过奖励系统实现的，谋求独创性的成果，争取社会承认，自然会成为科学家行为内在的激励因素。当科学家有了被社会承认的强烈渴望以后，就难以用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科学研究，因此就出现了科研创新中急功近利的现象。急功近利对我国科研创新的危害十分严重，常常导致违反科研设计实验的程序和要求;导致不尊重客观事实，甚至伪造实验数据和结果;导致研究者在研究创新中对同行封锁信息，不愿合作;甚至导致学术腐败、抄袭、剿窃、弄虚作假的严重后果，使研究动机扭曲，科学精神丧失。一些科研人员为了申请经费、、岗位升迁、工资待遇等，忽视了对知识的追求，淡忘了对民族、国家、社会的责任，只热衷于追逐名利，忙于资源的获取、占有和垄断;不在研究和学问上下功夫，而是擅于捏造事实、编造数据、骗取科研经费。
科技管理部门揭露不力和有意庇护为科研不端行为的存在提供了“土壤”。一些科研管理人员素质低下，在工作中违背职业道德，或是视而不见，不制止、不纠正，或是根据自己的好恶对某些科研人员予以“特别”关照或报复，故意制造了一起起不公正事件。200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通报处分了一些在项目申报中的科研不端行为，部分是在申请中伪造人员信息。作为高校科研处或高校院系科研秘书是非常清楚本校有关人员情况的，完全能够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为了能充实项目组的研究实力，增大项目中标的可能性，高校科技管理部门表现出了听之任之的“不作为”。一部分高校为了获得高级别的科研项目、奖励，而许多项目暂时又不能达到相关要求，特别是距离相关要求差距不是太远的时候，科技管理部门便协助项目申请者隐藏或伪造一些信息，表现出非常积极的“作为”态度。高校科技管理部门揭露不力和有意庇护在无形中为科研不端行为的存在提供了“土壤”。
2.2科研不端行为产生的客观原因
科学作假行为不只是学术现象，也是社会现象。一系列具体而实惠的科研奖励诱使部分“学者”身在学术界，心在学术之外;学术评价机制、监督机制和不端行为的处罚制度不完备使得一些科研工作者敢于并且能够成功地挺而走险。
不合理的科研评价机制和奖励机制是科研不端行为发生的体制原因。在现行的科学体制中，缺乏科学、公正的科研评价机制，科学奖励系统在运行中失范。上世纪80年代末，以量化为指标的学术成果考评体系从管理部门借鉴到了高校科研改革中来。由于这一方法改变了高校教学、科研管理的无秩序状态，因此受到了普遍欢迎。实事求是地说，此项改革对高校教学、科研的高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发展到今天量化指标考核体系的不足之处也逐渐显现出来。现行的学术科研量化考核制度的核心是，根据的数量确认学术研究成果的大小，根据学术论文所发表报刊的行政级别来判定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而且学术评估和科研考核的周期很短困。在这种轻质重量的量化评价机制下，数量成为科研人员追求的现实目标，由此造成一些科研人员为了追求数量而不惜弄虚作假、抄袭剿窃，甚至以不正当手段骗取信誉。
奖励应是对科研工作者首创性工作的强化激励，是实现科学价值目标的手段。奖励重要的是精神性荣誉，而我国的奖励制度却侧重于功利性的物质奖励，且奖励与报酬挂钩，报酬产生派生效应，与个人的晋升、福利、分房等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奖励就失去了其以精神激励人们追求真理，进行科研创新的作用，而蜕变成为人们从事科研活动的目的。这种目的和手段的本末倒置，就有可能导致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正是由于评价机制和奖励机制的失灵使防范科研不端行为失去了外在的屏障，这是科研不端行为普遍发生的体制原因。
对科研不端行为处罚的透明度和力度不够，是造成科研不端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对很多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缺乏公开透明性，譬如对汉芯事件的处理不了了之，说明对处理科研不端行为不够公开透明，尽管对陈进个人有了处分，但是对他能申请到巨额资助的幕后原因，以及责任负责人并未进行相应的处理。尽管某些人的科研不端行为经过了媒体曝光，但是处罚却没有达到同其实施科研不端行为相当的程度。1997年12月25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青岛某大学教授侵犯著作权案做出终审判决，要求侵权者向被剿窃者赔礼道歉。但是在结案一年时间里，该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依然稳坐破格教授的交椅，并仍然保留“跨世纪学术带头人”的头衔。这种处罚结果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不会减少科研不端行为，相反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造成科研不端行为的大量出现、屡禁不止。
“官本位”的不良思想侵蚀了神圣的学术殿堂，污染了学术环境。在一些高校与科研院所，无论是校级课题，还是部级、部级课题的申请、审批、考核等诸多环节都难以摆脱“官本位”思想的影响，结果是领导者科研课题多、科研成果多、奖励奖金多，“官大学问大”成为这种现象的经典解读。所以，不论学识高低，只要弄上一官半职，就可以凭借现有的官本位笼罩下的学术体制，轻而易举地搞到项目和经费，晋升高级职称，继而很快就成为“学术名流”。而且，官做得越大，越容易获得高层次的项目和奖励，越有人为之捧场。这种“官本位”思想对科学研究的侵蚀，污染了学术环境，衷读了学术形象，败坏了学术风气，成为某些当权者谋求个人利益的工具，同时也极大地挫伤了科研人员从事学术研究的积极性，阻碍了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出版与编辑环节存在的漏洞及某些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为科研不端行为摇旗呐喊，助长了学术造假之风。我国期刊、论著的出版与编辑环节缺乏制度管理。不少学报和期刊每年都编印增刊或专辑，花上几百元至上千元版面费，任何低劣论文都可以发表。交上个上万元，就可以出版一本专著，而论文审查人和责任编辑一般都不承担因发表的论文系抄袭剿窃之作而事后追究的责任，使得论文审查者和责任编辑的责任心大大降低。新闻媒体对某些不负责任或失实报道的行为缺乏法律监督与约束机制，在出错甚至违法而不受惩罚的背景下，有的新闻媒介为了片面追求轰动效应和时效，对一些虚假的科研成果甚至是伪科学及一些靠弄虚作假出名的“学者”进行报道和吹嘘，其中不乏有偿新闻。这些传媒在一定程度上对科研不端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摇旗呐喊的促进作用，助长了科研造假之风。
3科研不端行为的防范和治理
对科研不端行为的防范和治理，可参照国外的一些制度和做法，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3.1重视对科研工作者的科学道德教育，重视科学道德的自觉培养
科研不端行为本质上是一个伦理问题，很难通过规范来防范所有的不端行为。因此，我们需要提倡道德自觉意识、加强舆论的引导，特别是要重视对年轻科研人员的道德规范教育。在极端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更应倡导求实、创新、自由、独立的科学精神，无私、诚实的科学道德。只有当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内化于科学共同体每个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中，科学共同体获得了自身道德伦理的主体地位，才会使科学共同体对其成员产生道德上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才不会致使其成员由于道德上的迷茫、价值观的混乱而在金钱和权力的魔笛声中翩翩起舞。加强学术道德行为规范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应当加强正面教育，强调在学术研究中加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强调在学术活动中为人师表的重要性。同时，针对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和人员，要严肃对待和认真处理。
3.2建立规范的学术管理机制，形成科学、透明的学术评价体系，加强与完善社会监督体系
中国现行的学术管理制度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行政式管理方法，过于量化和僵化。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进行改革，建立一套规范的学术管理机制，以法治、法律的力度从根本上遏制恶性竞争。另一方面，科研过程中的不端行为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项目、课题经费分配的行政化，以及学术评价体系的形式化。所以，除了合理的学术管理制度之外，还要建立相关配套的透明、科学的学术评价体制和激励机制，制定严格、严肃的科研经费使用、管理和检查的条例规定。以期严格、公平、公正地进行学术资源分配，从而杜绝学者、教师为了争取立项，分得高数额的科研经费而不惜违规甚至违法做出不端的科研行为。此外，还可建立社会监督体系，加强舆论监督，充分发挥报纸杂志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大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曝光力度，倡导政府机构和民间机构，甚至个人对学术行为的监督和批评，实行学术道德一票否决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实行真正的自治与法治、大学微观管理与社会宏观监督相结合。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就于日前表示，科技部计划为学术造假者建立“污点”档案以遏制日益猖撅的学术不端行为。此举对于净化社会风气、荡涤学术氛围、提高学者的学术道德、加强学者自律有重要意义。
3.3加强编辑工作者的学术规范教育，增强职业道德意识，做好学术期刊的“守门人”
根治科研不端行为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但作为学术期刊“守门人”的广大编辑最终决定着读者能够看到哪些内容。因此，他们的责任重大，更应该对各种科研不端行为提高警惕，不给学术不端者以可乘之机，守住学术领域的一方净土。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加强编辑工作者的学术规范教育，增强编辑职业道德意识。确实坚持双向匿名审稿制，杜绝关系稿、人情稿，树立诚信意识。对管理部门来说，要加强管理，严格控制刊物扩版。此外，还应控制审批增刊数，加强编辑的道德建设。有些杂志学报的编辑不讲职业道德把办增刊当作创收的手段，只要交钱什么文章都敢发，甚至于出版盗版学报，从而导致学术质量下滑，平庸乃至劣质文章遍地。作为编辑不能为讲人情而不讲原则，应本着对读者、对刊物负责的态度，树立诚信意识，不发注水文章，切实提高刊物的学术水平。
4结语
论文摘要:课堂提问是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今天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传统的“讲解一接受”教学模式已不适应新的课程改革的需要，研究性学习等新的课程需要有新的教学模式，课堂提问承担着新课程改革的重任。
日本著名教育家斋藤喜博认为:教师的提问是“教学的生命”。有经验的教师也感觉到:提问是教学成功的基础，因为提问是组织教学的开端，是教学过程转换的“关节”，是学生学习过程中思维活动的重要“激活”因素。中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和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都曾成功地使用调M来引导学生学习，并被发展成为今天启发创造原则的典范。1912年，美国学者史蒂文斯(R.Stevensa)第一次对教师提问做了系统的研究，他发现教师提问和学生回答大约占去普通学日的50%的时间。至此，美国的教育研究者对这一课题进行了诸多实验，提出许多行之有效的建议。国内较少有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探讨，而在现行中小学的课堂教学中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有提问，有些课甚至是“满堂问”。但是提问并非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教师提问的质量和水平是其教学理念和素质的体现，也是影响教学效果和学生素质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教师对问题的设计。本文力图对教师设问的一些技术模式等问题作些探讨。
一、关于设问的功能
德加默(C.Deganno)主张，“提问得好即教得好”(toques-tionwelisteachwel)。因为交流与对话是教学过程的本质，而提问又是教学交流与对话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其功能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何谓提问，即是引发学生产生心智活动并作回答反应的信号刺激，是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的有效途径。教师在课堂引起学生回答反应的主要是“语言刺激”，当然“语言”不是唯一的刺激，还有其他的发问信号，如手势、面部表情等，其主要的目的则是激发学生进行较高水平的思维。同时，提问还有其他功能，主要表现为:
(一)引起学习动机。提问不仅是课堂教学的一种智力调控行为，而且是启动非智力因素的一个重要手段，如通过提问能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等等。
(二)帮助学生学习。提问不能当做教师对学生的考问，而应该能帮助学生学习。如通过提问可以给学生提示重点内容，哪些知识是重要的，怎样掌握知识等;还可以通过提问促进学生记忆品质的增长，同时通过提问还可以诊断学生学习的障碍以及教师能够及时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以便及时调整教学。
(三)提问能提供给学生参与的机会，锻炼学生敢于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能力及品质。提问应能唤起每个学生的潜能，给每个学生提供愿意表现自己的机会，为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创造良好的机会。
(四)提问有组织管理功能。通过提问可以组织课堂教学的秩序，使教学顺利进行。如教师在学生注意力分散时往往通过提问使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课堂上来。
(五)可以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学生的探究欲望是从问题开始的，问题可以把学生带人探索未知的境地，能够激励学生去发现和捕捉问题，增强问题意识和发现问题的能力，这也是现代人所必备的素质。
(六)提问能使学生学会解决问题。提问意味着教学从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中解脱出来，使教学从知识的传授走向知识的建构;对于学生来说，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在对话与合作中促使了知识的生成。因此，教学中设问的意义在于追求学生的创造品质的养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七)提问能增强师生之间的交流。关于提问的功能很多，但最为重要的功能还在于它对学生的认知能力的提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设问的水平模式及设问的技术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关于教师设问模式的构建
笔者通过对部分课堂调查和分析可见，教师在设问时，往往重知识型、检查型、封闭型的问题，忽视思考型、鼓励启发型和开放型的问题。教师的设问往往要求学生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跟随老师的思路进行单向思考，较少关注学生的逆向思维和发散思维，更少关注学生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反应。因此，我们应该构建一种较为科学的设问模式，以使学生的思维得到较高的发展。
美国教育家布卢姆曾对教育目标作过较系统的分类，特别是他在认知领域的分类对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他按照从低级水平到高级水平的顺序将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分为6类:知识、理解、运用、分析、综合、评价，与其相适应，也可以将教师的课堂设问分为6种水平，使每个水平的设问都与学生不同类型的思维活动相适应。
(一)知识水平的设问即对事实性问题的设问，这类知识的设问是指要求学生对所学习过的知识的记忆，包括具体事实、概念、方法、过程以及原理等，其目的是检查学生是否记住了先前学过的知识。这种设问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具体，二是答案是惟一的。对于这类问题的设问教师最常用的关键词是“什么是，··…”、“谁·，·…”、“是什么”、“有什么”、“什么时候”、“哪里”、“写出”、“说出”等。知识水平的设问是最低层次、最低水平的，老师好问好评，学生好答，它所涉及的心理过程主要是回忆。在教学中教师往往较多地使用这一水平的设问。教学中过多地使用这一水平的设问不但不会促进学生思维水平的发展，而且会阻碍学生思维水平的发展。如前不久上海静安区有一项有关调查，在一个初中二年级的一堂语文课上，教师共提了98个问题，其中关于个别生词的解释就问了20多个问题:某个词在哪儿，念什么，第二个词在哪儿，念什么，你们还有没有不识的字，能看懂吗，此类问题占了整堂课的三分之一以上时间。
(二)理解水平的设问即是要求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分析、比较、归纳所学的知识，从而把握知识的意义、本质和规律。能比较和对照知识的异同，将知识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其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弄清知识的含义。教学中教师常用的关键词有“比较”、“说明”、“用自己的话叙述……”、“解释”等等。现实的课堂教学中这种水平的设问也较多。如:用自己的话叙述质量守恒定律或勾股定律;试比较many和much两词的不同用法等都属于这一水平的设问，这类问题的答案是考查学生能否真正掌握概念或定理的内涵。这一水平的设问考查的仍然是学生对知识的记忆情况。
(三)应用水平的设问是要求学生把自己已经习得的知识应用于新的具体情境，即让学生运用新获得的知识和回忆过去所学过的知识来解决新的问题。其目的在于使学生所学的知识可以得到充实、丰富和检验，同时也可以训练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概念教学、方法、原理教学等常用这一水平的设问。它常常要求学生正确分辨事实或物质结构的不同类型等。如物理或化学中的一些简单的计算等就属于这一水平的设问。这一水平的设问教师常用的关键词有:“运用……”、“应用……”、“举例……”、“分类”、“选择”等。如运用所学过的知识计算一堆粮食的重量就属于这一水平的设问。这一级认知提问较前两种水平的设问而言，有一定的进步，但仍然属于低级水平的设问，其答案仍然是固定的或者说是“惟一的”。
(四)分析水平的设问即要求学生能够识别条件与原因或者找出条件之间、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没有现成答案，属于较高级水平的设问。学生仅靠课本或记住教师所提供的材料是无法完成回答的。这就要求学生能自己组织自己的思想，找出依据进行解释。这一级水平的设问要求学生进行的是较高级的思维活动，需要学生分析知识的结构，弄清事物之间的关系等等，对于年龄较小的学生作出回答较为困难，必要时教师可以提示和鼓励学生作出回答。这一级水平常用的关键词有:“为什么”、“什么因素”、“证明”、“分析”等。如影响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因素有哪些，这一问题需要学生对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因后果有较清楚地了解。现实课堂教学中，这一水平的设问教师较少涉及到。
(五)综合水平的设问是要求学生将所学的知识以一种新的或创造性的方法组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模式结构或是一种新的整体。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水平的设问能够刺激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适合讨论课教学或书面作业。一般而言综合水平设问的答案不止一个，可能有若干个，这也是它与应用水平的区别所在，应用水平的设问答案通常只有一个，往往弄清了事物之间的关系，就能推导出答案，而综合水平设问的答案是不确定的，而且答案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出人。其常用的关键词有:“如果……”、“假如··，一”、“根据”、“预测”等。如假如红军不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你推测会出现些什么情况，根据……你能想出问题的解决方法吗等，都属于综合水平的设问。
(六)评价水平的设问这类水平的设问在于帮助学生根据一定的标准来判断材料的价值。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判断能力，对评价水平设问的回答是一种高级的思维活动，教师在设问前，必须先让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判断评价的原则等。这一级水平的设问常用的关键词有:“判断”、“评价”、“证明”、“你认为……为什么，”、“你同意……为什么”、“你对·一有什么看法”等等。如你对实验室用启普发生器制取二氧化碳有何看法，这一水平的设问要求学生对一些问题有独特判断和选择的能力，要求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属于一种较高级的设问。
一般地，高级水平认知的设问更能激起学生的高级思维活动，易于教师多用，但现实的教学中，教师却恰恰偏爱低级水平的设问。设问中过多地关注学生记忆水平的思维活动，从理论上讲，这不利于学生高级思维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师应习惯于提出高水平的问题。
三、关于设问的技术
了解了课堂设问的模式和各级水平的问题对学生智力水平的影响，是不是高水平的问题就一定有高质量的教学，这还有一个设问技术的问题。
关于设问的技术性问题，国外早就有人作过研究，如古德(T.L.Good)、布罗斐(J.E.Brophy)和韦伦(W.W.wilen)都对“设问的技术”作过研究，其中金滋莱特(R.Kinstratter)和韦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专为教师编制了一套实际有效的ICI方案，即改进课堂教学方案。这种方案注意到了各种教学技巧领域，包括设问的认知水平和表述，通过整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及本人对现有课堂教学的观察，我认为掌握设问技术有助于教师提高课堂教学效益。
(一)教师要了解设问的不同认知水平对学生思维的影响。如前所述，当前我国中小学课堂提问内容一般是较重视前两类，即回忆描述性问题的设问，后几类设问较少。据调查百分之八十的教师在提问时最关心的是对事实的记忆，而对创造性问题，需学生运用自己的信息去创造的提问较少，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认知水平较低的问题好提好答，答案是教材里现成的知识;同时对于创造性问题的准备、设计等要花大量的精力，且不易把握，不易考核。加上教师不能很好地理解设问的模式，往往提问一些认知水平较低的知识。
(二)教师设问时应能清楚地、准确地表述问题，避免含糊不清的问题。比如“中国与美国的区别何在，”“森林里有什么”等，使学生无从回答而受到不必要的挫折。
(三)教师必须对教学内容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有明确的了解，善于把教学目标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体现出来，将教学内容转化为学生感兴趣的情境，通过学生自己的智力活动达到教学目标。避免缺乏明确目的的随便设问，才能达到训练学生思维的效果。
(四)教师设问时应注意设计各种认知水平的问题，即问题要有层次性。各种水平的问题能够检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也能够为学生高水平的思维提供较好的训练机会。
(五)设问应能够使全体学生都能参与。教师所设计的问题应能使大多数学生都参加到这种学习中来，这同时也需要教师机智的教学处理。
【关键词】导师制；毕业论文；材料化学；本科
本科生毕业设计是高校本科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教学形式，提高学生运用知识和技能分析、研究、解决问题能力，是对大学生本科四年学习成果的阶段性总结和审核，同时也是大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最初尝试。
本科生，尤其是理工科的学生在大学阶段普遍缺乏系统的从事科学研究的经历，因此，有必要经过本科毕业设计这样一个过程的系统训练为以后继续深造从事科研或者服务社会打下基础。同时，本科生毕业设计对于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加强学生的知识综合运用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及独立工作能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专门人才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完成本科毕业论文是每个大学生毕业的基本条件[1-2]。
1 材料化学本科毕业论文的现状及原因
材料化学专业是研究从制备到废弃全过程中材料的化学性质，其研究范围很广，既包含了整个材料领域，又包括各类应用材料在有机和无机等多领域的化学性能，它是一门应用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在工业化生产中与化学和材料有关的问题的学科。它既是材料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又是化学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材料化学跨越了材料和化学两大类学科。是一门既具有交叉边缘学科性质又含有应用理学性质的综合性学科。同时，正由于材料化学学科的交叉性和复杂性，从而导致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凸显出相对于其他传统学科所不同的教学难点和盲区。这就给学生在平时的学习提高了难度，也对教师的教学过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于此同时，由于近年来高校的扩招，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不断的转变，高校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在逐年下降。高校教师指导的学生和毕业论文的数量大幅增加，从而导致每个学生得不到足够的指导。并且在考研、就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很多大学生无法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毕业设计方面的工作，对毕业论文持应付态度，得过且过，导致论文质量普遍不高。毕业论文工作易流于形式有的选题偏大或选题落后于当前社会和科技的发展水平；有的理论与实践不相符，内容空泛，缺乏现实依据和说服力，更没有从理论到实践转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的试验设计和研究技术路线不合理，试验数据错误；有的毕业论文仅仅是罗列了相关的文献内容，简单概述他人的成果与现状，并没有提出自己的理念和想法，甚至存在着抄袭论文的恶劣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学生完成的毕业论文已经达到了所需的某些硬性要求，但其论文的质量并没有实现质的变化。因此，改变本科毕业论文的现行状况，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已经成为当前高校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3]。
2 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对策
2.1 提高对毕业论文重要性的认识
本科毕业论文不仅仅是一个常规的本科教学环节，它是高校实现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辅助手段，是本科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首要环节，是学生对四年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深化和升华的重要过程，是学生进入社会前的综合技能训练。要想提高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首当其冲的是要提高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不仅仅是对学生，同时也是对老师的要求。通常可以采取动员大会、学术论文大赛等多种方式，进行广泛宣传，从而使教师、学生乃至管理人员认识到毕业论文工作是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科研能力、实践能力、信息检索能力形成和提高的重要过程，是其他教学环节无法取代的。
2.2 加强过程管理，实施质量监控
毕业论文设计的全过程需要学生、指导老师和组织协同配合，以学生为毕设主体，指导老师为主导，组织管理提供保障。从毕业论文的实施过程来看，主要包括从选题到答辩等诸多环节，每一个部分都需要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和要求，从而使毕业设计的管理更加合理规范。具体到每个环节，首先应严把命题关，完善选题管理办法，所选题目应具有时效性。其次要明确指导教师的资格，指导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和教师的指导水平直接影响着学生毕业论文的质量。最好毕业论文的组织撰写，教师应明确各阶段的要求，检查进行情况，并及时总结出现的问题加以指导。毕业论文在经过指导老师和的审查合格之后，学生才可进行毕设答辩，同时成绩的评定标准必须坚持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
实施质量监控机制也是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监控机制主要包括初期检查、中期检查和后期检查三个部分。由校、院、系三级共同承担整个机制的运行和管理，对毕业论文工作的每个环节实行跟踪监督，结合本科教学评估的标准和要求，强化过程管理，严格执行和落实各项制度，保证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
2.3 全面实施导师制，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
指导教师作为毕业设计全过程的主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建立指导教师的筛选机制，保证指导教师队伍的高质量，形成一支责任心强并且科研经验丰富的指导教师队伍，这是提高毕业论文指导质量的强有力保证。在学校鼓励学生进行学术探索和课题申报的大环境下，应尽快确定本科生指导老师，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指导老师的研究课题。在科研实践过程中，学生发现新的问题，分析并解决了这些问题，在不断的发现和解决问题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巩固课堂所学知识，而且学生的思维也得到了应有的训练，使其科研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得到不断提高。这些不仅可为后期的毕业论文的开展奠定基础，为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可能，更为以后继续深造从事科研或者服务社会打下基础。
3 科研导师制的特点
科研导师制是多层次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模式之一[4-5]。以科研作为纽带，充分利用教师的科研能力让学生参与课题研究，促进教师在育人中的主导作用。本科生导师制度不同于研究生阶段实行的导师制。本科生导师制度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以学生为本，师生积极互动
实行科研导师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高校学生的创新思维，提出、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在科研方面的思维和能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高等教育必须在实施群体化教育的同时适时的提供个性化学习的机制，以个性化教育的实施有效的补充群体化教育所带来的在个体方面的不足。
3.2 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
在大众化高等教育的现行模式下，绝大多数的学生依然将大部分的精力停留在书本上，缺乏独立开展开学研究的能力和实践训练，也很难有机会将自己的想法和创新应用于实践。但在科研导师制的模式下，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有目标、有步骤的进行科研研究，既可以将自己的创新思维付诸研究实践，又能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导师也可以全面深入的了解不同学生的特点和专长，从而制定出适合不同学生的学习方案，使学生在研究实践的整个过程中，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都能得到不断的提高[6]。
3.3 操作性、实践性较强
科研导师和学生之间通过一个有价值的科研课题相联系，围绕着这个课题双方展开交流和沟通。科研导师要想引导学生深入课题进行研究，产生独到的见解，富有创新性，实用性，就必须加强实践环节。只有深入到实践中去，才可以让学生对课题产生更深层次的理解。
3.4 工作具有延续性
通过本科生导师制度的建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制定科学的专业学习计划，确立明确的专业发展方向。在校四年期间，除常规教育之外，学生还接受了导师从科研到工作、从思想到行为各个环节全方位的教导，使学生得到全方位的提高。
4 科研导师制在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运用的重要意义
本科毕业论文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既有学生主观上的原因，也有教学和管理上的客观原因。总的来说，所反映出毕业生科研意识淡薄、科研态度不够端正、科研能力低下等问题是相当突出的。导师制有利于培养本科生的科研意识，端正科研态度，提高科研能力。为毕业论文指导工作提前打下坚实的基础，可以有效地解决毕业论文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对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本科生导师制实行的根本目标不在于提高学生从事科研的能力，而是旨在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开拓其眼界，并同时使其科学实践能力得到提高。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可以让学生多层次领域学科的学习成为可能。这种教育模式也为大学生对自身潜能的在开发提供了机遇。同时，学生较早的参与到科研活动中去，在科学实践中学生可以不断的发现和提出问题，从而提高了学生观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科生导师制也是一种教学相长的过程，在科研之余，导师同时要负担起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这些都要求导师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不断提高对自身的要求，自觉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以身作则，从而更好的发挥引导和榜样的作用。
本科生导师制也是对我们现有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补充。随着网络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强大冲击，以及大学生对新事务接受能力强但分辨能力弱的特点，更需要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学生与导师之间、同学之间开展积极的思想交流，要求学生提出并论证自己的观点，并能够接受他人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不仅有助于学生的学业，而且还有助于通过迁移培养学生的其他能力。
综合分析以上情况，本研究项目拟探讨将本科生导师制工作与学生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结合起来，本科生从低年级就开始参与到导师的科学研究工作中来，改变现有学生在大三下学期甚至大四才着手毕业论文工作的运行模式，改善现有导师制的运行状况和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作为探索专业发展特色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新运行模式，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田春生.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毕业论文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4）：63-67.
[2]教育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04]14号[Z].
[3]高慧，涂道伍.本科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0（7）：77-78.
[4]方小玲，肖文.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践与思考[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6.
1 医药档案的起源、形成与管理
1．1 医药档案的起源
出土卷于是出土医药档案的重要内容，其中以敦煌出土卷子数量居多，敦煌医学卷子的很大一部分保存收藏于海外。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发现了封存九百余年的近五万卷六朝和隋唐五代时期写录的卷子书籍，现称为“敦煌遗书”，其内容涉及我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二十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现。这批珍贵文物在发现后不久即大量外流，其中以英人斯坦因和法人伯希和盗劫的卷子(今编号为s和p)最多，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院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医经残卷有十余卷，内容包括《内经》、《伤寒论》、《脉经》的片断及《玄感脉经》、《明堂五脏论》、《五脏论》和《平脉略》等。
针灸残卷有六卷，包括《新集备急灸经》和灸疗图等。
本草残卷有七卷，包括《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等。龙530卷，现藏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首残尾全，基本完整。《本草经集注》卷一，内容 包括弘景序、序例本文及陶注。抄写时间，一说据卷末所记为唐开元六年(718年)；一说据不避唐讳及实物考证，为六朝写本。
医方残卷有三十余卷，共录方近千首。其中，有的题有书名，有的为唐人选录署名医家的医方，大多则不知书名及撰者。
藏医卷，是1983年罗秉芬和黄布凡编译出版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经藏医学家强巴赤列审订，内收敦煌石窟出土的用藏文抄写的四卷吐蕃时期的藏医文献。
2．3 以石刻为主的地面遗存的医药档案
石刻，是先在石头上写字再进行雕刻来传播知识的一种载体。在石头上刻字是原始人的一种风气，至今能见到的有石窟、摩崖石刻、石碑乃至庄重的“石经”。
龙门石窟现存窟龛2100多个，碑刻题记23600余块，其中久负盛名的“龙门二十品”和唐代书法家褚遂良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魏碑和初唐楷书艺术的代表作品。窟群中的“药方洞”洞壁上载有治疗40余种疾病的民间验方，用药150余种。摩崖石刻也是传播医药知识的方法之一。位于广西桂林南溪山的刘仙岩上，以粗健的楷书，书刻了宋代宜和年间，当地防治岚瘴之气所致病的药方“养气汤方”的来源、组方、煮服法与治疗效果。石碑传播医药知识较多见，四川绵阳李杜祠的石碑上以隶书为主，书刻了汉代名医涪翁隐居涪水渔父村时曾用针石治病取效的情况。北宋医官王惟一为铸造针灸铜人模型，首先辑写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不久将它用清秀的楷书写刻于石碑上，内容含十二经、657个穴位，供后人抄录流传，洛阳兴国寺的一块石碑上，用楷书刻写了宋代无际禅师留传后代的“换骨丹”药方。由于石碑上的宇可以不断地拓片流传，故为后来印刷术的发明打下了基础。
2．4 以编研成果形式保存下来的医药档案
档案汇编虽不是档案原件，但由于是根据档案编研而成，因此可以与档案原件具有同等原始性意义，它们也可被列为直接遗存。
【英文摘要】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a new researchmod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its social studies.There are sixcommon themes in various ap proaches of cultural studies ofscientific knowledge establishing their dis tinctivespecificity:scientific antiessentialism，non-explanatory stance，emp hasis upon the materiality of science，cultural opennessof scientific pract ices，subversion of scientific realism，andcommitment to epistemic and polit ical criticism，etc.this newperspective challenges the rationality of tradi tionalproposition，enriches the subjects of science studies andopens a new research field of science.
【关键词】科学知识/文化/社会
scientific knowledge/culture/society
【正文】
一、何谓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使得科学的多学科研究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传统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对科学的表述从根本上受到了来自科学的社会视角的全面挑战，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社会建构论，比如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巴斯学派的建构主义－相对主义方法，科学对话语分析的应用，以及人种学的实验室研究等等。社会建构论主张科学与技术的与境基本上是社会的（外在的），并且因此把其看作是一种建构，而不是对内在属性的反映。
尽管社会建构论一度有取代标准科学观之势，与传统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争论也非常激烈，但关于科学与技术的研究还是走向了新的领域，那就是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其代表人物是Wesleyan 大学的罗斯(Joseph Rouse)教授。他用“科学的文化研究”指“对实践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科学知识藉此得以在特殊的文化与境中被表达和坚持，并且被转化和扩展成新的与境。”[1]这里的“文化”既指异质的文化，如物质文化、社会实践、语言传统、社团等，也包括文化自身的结构与意义。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主张知识是处于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之中的，并且被政治地使用，但并不因此拒绝提供关于世界的知识，它指的是在历史、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女权主义理论以及文化批评中不同种类的知识类型。这种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与评价试图避免关于理性与实在论的争论。
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在反对将科学知识视为研究禁区这一点上，可以说与SSK的强纲领及社会学的继承者并无二致。众所周知，曼海姆早期的知识社会学将自然科学与数学排除在它的考察范围之外。同样地，美国科学社会学的默顿传统，虽然的确关注自然科学，但却想当然地把对科学机构与科学规范的研究作为成功的科学工作的内容。默顿学派已经注意到科学工作是怎样从体制与文化上得以表达的，并且可以恰如其分地解释与既定的规范与方法的偏差何以发生，但也把科学知识视为禁区，未做进一步的研究。大多数科学哲学或科学史工作则忙于区分想象、推理与科学知识得以确立的证据等内在因素，而心理学与社会因素被理想化地排除在认知反思之外。
与之相对照，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把科学知识的确认与文化实践之间的信息交流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文化实践与文化形态经常被科学哲学家视为知识的外部因素而忽略）。科学知识被看作是一种文化构成要素，这样就不得不通过对科学知识的来龙去脉、所面对的境遇以及在这种境遇中的转化方式等等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才能理解。从根本上说，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既不想通过二者择一的认识框架用社会因素代替知识的内在论解释，也不能保证人们当前所接受的科学知识在认识上的自主性。与以往的社会建构论等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不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具有自己的主题，并形成独立的研究范围。
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的研究主题
尽管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本身多种多样、充满争辩，但总是有一些重大的共同的主题使科学的文化研究与科学的其它理解方式区别开来。罗斯列举了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六个主题来说明这一学说的特征。
1.科学的反本质主义。科学的文化研究反对科学本质说，它认为科学研究的实践、成果与形式都是历史地变化的，无论在科学外部还是科学自身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的科学文化是自我封闭、不能互相交流的。仅就科学实践内部的可变性来说，就包括许多异质的因素。比如研究手段的规模、精确性；技术的复杂性、灵敏性；理论的清晰度以及理论独立性；研究客体的尺度、地点、机动性；社会秩序；理论的复杂性以及理论与试验和观察实践的关系；描述与解释的相对重要性；研究与交流的制度机构等。忽视科学的异质性是造成对科学文化研究产生误解的重要因素：要么被误认为是科学合理性的普遍合法化，要么被错误地等同于那些将科学共同体跟其它群体混为一谈的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无论人们主张科学知识优于其它认识实践，或者认为并不比其它认识实践好多少，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预设，即认为科学知识是与其它任何文化实践不同的或相似的类型。“相似的问题在试图区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时也显而易见。”[2](P6)这些假定的基础在于他们都认为知识是表象的，科学知识处于科学合法化的中心，对知识的解释是利害攸关的。罗斯认为合法化问题只是一个理论上有效的概念，理解科学要通过实践，而科学的文化研究才是理解科学实践的最好的方法。
2.对科学实践的非解释性。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建构论都把科学知识当作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但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的最大不同是它们反对对科学知识进行解释。社会建构论是典型的解释性的社会科学，它可以完全（或潜在地）解释科学实践的认识成果，一些社会交流的词汇（如利益、协商等）被视为足以理解科学工作。但是正如卡特赖特在物理学解释中注意到的，“科学解释的目标就是用少数原则去覆盖各种各样不同的现象。某个理论的解释力来自它用少量通俗易懂的表达概括各种各样案例的能力。但是这种解释力却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就是束缚了我们真实地反映境遇的能力。”[3]根据理论的解释来说明现象会限制被解释的现象之间的区别，无论那些区别是否受二者择一的解释框架的影响，都是如此。例如，对科学实践内容的社会解释就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这种实践适合并运用的各种各样的方式，科学的文化研究则很好地涉及到建构论研究认为毫无问题的解释的可塑性。
3.强调科学实践的局部的、物质的特征。以往的科学知识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与物质实践相脱离的自由流动的观念体系，相反，文化研究强调在形成知识的过程中，特殊的复杂的工具与专门的材料的重要性、利用这些工具的技能和技巧，以及科学交流与交换网络的特性，等等。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也许会回避这种对科学知识的局部性的强调，但是他们必须看到以下事实，那就是倘若如此，他们就会从科学知识中排除掉绝大多数实验主义者、工具主义者甚至现象学家，而这些人通常是最了解科学的人。然而，文化研究对知识的局部性与物质性的强调必须与这些观点区分开，即主张局部知识是“默会的”（象波兰尼那样），或是“不可表达的”（例如最近一些实验研究以科学知识的唯物主义解释来反对文化解释），在这两种情况中，物质实践都被描绘成不可言传的，因此都无法达到对文化研究的解释。
4.更加强调科学的文化开放性。以往，普遍把科学共同体认为是相对自我封闭，不与其它社会团体进行往来。即便对科学的文化研究富有影响与启发的先驱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也强调学术独立、规范自主以及科学共同体的统一。社会建构论传统经常在这一点上追随库恩，强调社会利益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科学共同体共同享有的信念、价值以及所关注的问题。但是，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超越科学共同体与其它文化的界限，在它们之间不断进行交流。拉图尔曾表达过对科学工作的开放性的看法，他认为“科学工作自身有效地打破了科学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科学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区别。”[4]罗斯继承了拉图尔的某些观点，但他认为，科学的文化建构是实践过程的集合，对实践过程的描述就是“叙事”，并且叙事不可能一次性地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文化建构也就是科学的叙事重构。
5.对“实在论”与“价值中立”的颠覆。科学的文化研究对科学上长期存在的哲学问题，例如实在论与价值中立说，采取了颠覆性的立场。它不是在传统的答案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提出挑战。
转贴于 一般而言，社会建构论多被认为是拒斥实在论的，因为它认为科学描述的世界自身是社会地构成的，并且描述世界的目标也是可以社会地列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科学观。而科学的文化研究则被理解为“既反对实在论，又反对各种反实在论，包括社会建构论。”[2](P6)因为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都主张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进行解释，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有可以解释的固定的“内容”，对于我们的理论或表述世界的方式，都有事先确定的物质事实。社会建构论也不例外。与之相反，科学的文化研究反对与境与内容的二元论，认为没有确定的与境来固定表述的内容。理论或实践对世界的解释也不可避免地要向进一步的解释开放。在解释的实践中，科学的内外之分，其中心与边缘的界限等，一直处于争论之中，而不是早已固定的问题。问题是不要把所有的解释都看作等同的，因为有些解释是至关重要的，而有些不是。
文化研究也颠覆了真理的“价值中立说”这一命题。传统的对价值中立问题的讨论使价值的概念具体化，就像实在论的争论试图使真理具体化一样。真理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很多关于意义、相关性、可理解性或证据负载之类的问题。因此，价值中立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很多问题。科学的文化研究可以说开辟了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就是历史地和文化地界定作为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以及科学知识的概念。
6.对认识批评与政治批评的承诺。社会建构论者经常坚持这种观点，就是他们仅仅描述科学知识被社会地生产出来的方式，而不涉及任何科学知识的认识价值与政治价值。在这方面，他们的工作属于旧的传统，就是仅仅把价值中立设定为一种科学理想。与之对照，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对文化与政治有更强的自反意义，并且非常有特色地是没有逃避认识与政治的批判。他们找到了在科学与科学的文化研究中有必然的利害关系的问题，并且把它们看作既是逻辑地又是自反地引起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多纳·哈维也认为：“我们的问题是怎样同时对所有知识主张与认识主体进行彻底的历史偶然性的解释，怎样对我们构成意义的‘符号技术’的认识进行批判地实践，怎样对真实世界的可靠解释有一个有效的承诺。”[5]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说到底是一项实践的任务，它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解决理论上的分歧，而是在于，通过对制造意义的科学实践进行文化参与，为科学活动构建起一个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来对世界的权威性知识进行建构。当代科学活动几乎把所有文化群体都卷入到这项公共事业中来了，作为参与者，我们有责任对其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反思与批判。
三、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1.对传统命题的合理性提出挑战
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反对用任何既成的观念与逻辑进行思考与设问，这样就可以使其跳出旧有问题的窠臼与可能陷入的误区，而采取全新的思考方式。比如，对科学的本质主义预设的否定，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一视同仁，对价值中立说的颠覆等等，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往的科学研究几乎都试图找出科学的本质主义的东西，或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自然解释与社会解释之间找到一个点。在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之前，几乎没有人质疑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合理性。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期待着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既拒斥为科学寻求统一的根据和整体的合法化，又不对任何反科学主义的倾向任任何让步。正确的做法莫过于用重构的方式来对待合法化问题，即把问题限定在科学研究自身的情境之中，而不是在这一情境之外去寻找解释的根据。如同罗斯所说：“要是我们不去介入理性主义者与相对主义者的两难选择，也不以社会学来取代认识论；要是我们用‘所参与的世界’概念来取代‘所观察的世界’概念，问题或许能得到更好的解决。……拒斥科学的整体合法化应该是一种实质的进步。”[2](P295)因此，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力求在英美的语言分析传统与欧洲大陆的解释学方法之间寻找到连结点，在科学文化的批判研究与建构研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它想终结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冗长的纷争，并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人为的划界，等等。我们不能说它的观点完全正确，但至少这种思考与处理“前见”的方式，这种创新性思维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2.丰富了科学知识的研究主题
自从20世纪70年代，对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渐成主流以来，大量的社会建构论著作应运而生。尽管SSK内部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但基本上没有摆脱社会建构论的模式。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就是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实践与境。在社会因素或者是科学知识的自主因素之间，它采取了更为客观的公正全面的立场。它拒绝各种定论，但并不拒绝为世界提供知识。其开放态度与客观立场，加上其特有的文化关怀使得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呈现出必要的张力。在罗斯那里，他更关注科学实践中的物质力量是如何转化为权力支配的；其次，通过对科学叙事的重构，他更关注“解放”问题，即怎样才能摆脱主流文化对边缘与弱势文化的支配。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不能把“科学的文化研究”直接等同于对“科学文化”的研究。科学的文化研究当然也考察科学文化的活动与现象，但是这种考察属于“后库恩时代”的科学论，是“后殖民”思潮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人们往往有这样一种印象，即认为科学的文化研究只不过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子集。这是一种误解。科学的文化研究绝非是对文化研究的简单延伸，它的形成有其自身的思想源头与研究进路，并且也有与众不同的主题，这正是其价值所在。
3.开辟了科学研究的新领域
如果说前面谈的是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对科学研究的内容本身的贡献，那么在此我们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该研究思潮对科学研究的方式与结构也是一种大的冲击与完善。它既有研究主题，但又没有固定疆域，因为整个人类的实践与文化背景都在它的视野之中。它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方向提出一种有益的启示，那就是以动态、开放、发展的眼光去理解科学实践过程本身，科学知识不只是概念的，而是流动的体系，它不只是独立自主的，也不只是社会建构的，而是处在无限的张力之中。罗斯认为对科学知识的解释是动态的，科学知识不是具体化的，知识只是一种唯名论的表示，而不具有实际意义，并且他对知识的动态解释是没有边界划分的，知识只能通过实践才能发现。因此，罗斯不仅反对合法化的概念，还反对福勒所说的统一的科学学，即科学的科学。他认为科学哲学和SSK都预设了一种形而上学本体，这并非最好的解释。只有在开放的实践与境中，才能完成这种动态解释。当然，这种开放是有限度的，那就是尽可能遵循科学事实本身，注重局部知识，更加关注科学实践的动态过程和开放性，对科学知识完成叙事重构，这才是对科学研究的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总之，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为我们进行科学知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它富含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和挖掘。但是，不可否认，同任何理论一样，这一理论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比如它仍然具有浓厚的相对主义成分，在研究内容上比较含混和折衷，这种泛泛而谈和无所不包势必影响对具体问题研究的深刻程度；又比如它虽然对传统命题的设问方式等提出疑问，甚至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但并没有提出自己独立或替代性的观点，对我们理解科学的形象这一理论期待没有更多的建设性意义；等等。当然，或许它的意义就在这种批判和超越之中吧，而至于进一步的“立”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有待于大家去共同探讨。
【参考文献】
[1] Joseph Rouse，"What are 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tificKnowledge?"，1992，Configurationsl，p57-94.
[2] J.Rouse，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 PoliticalPhilosophy of Scien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3] Nancy Cartwright，How the Laws of Physics Li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39.
[4] Bruno Latour，"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the World"，in Science Observed，ed.Karin Knorr-Cetina andMichael Mulkay，Beverly Hills，Calif.:Sage，1983，pp.141～170.
[5] Donna Haraway，Simians，Cyborgs，and Women，New York:Routledge，1991，p187.
【关键词】篮球运动 科研 现状 分析
【中图分类号】g8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6-00-02
篮球运动的蓬勃发展和篮球项目在竞技运动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篮球工作者和科研人员对篮球运动科学研究的热情和兴趣。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篮球运动理论的科研成果从观念的变更、新理论的形成、技战术的创新、训练手段的改进、教学方法的改革、器材的更新、选材的科学化、多学科的渗透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开拓,为我国、乃至世界篮球运动理论的发展奉献了许多经典之作。
对我国篮球运动科研论文的生产规律和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评估、预测篮球运动的研究水平和发展动向,确定研究重点和调控研究方向,促进我国篮球科研理论建设的全面、深入发展;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国篮球运动研究队伍的基本状况,为发现、培养和造就一批中坚研究队伍、扶植青年学者,组织和协调这支队伍进行重大课题研究等提供事实依据。
1 研究对象
1999-2008年间《
3.4.3 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定量研究及交叉学科的综合性运用增多
篮球教学研究是篮球科研工作的难点。此类研究通过教学理论在篮球教学中的作用,探索篮球教学中的特殊规律,寻找符合现代教育发展规律的新方法、新理论,以求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过去的十年里,篮球教学的科研文献较以往增多了定量研究与交叉学科间的渗透研究,更具说服力。其内容也涉及教学计划和制定、教材教法设计、考核方法和标准、教学设备仪器研制及学生能力培养等诸多方面。
3.4.4 职业化、市场化研究:更加注重其现实意义
我国篮球运动职业化不过十余年左右,其研究领域也因为要涉足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分析,一直以来是篮球科研领域的薄弱点,研究成果较少。1998年后伴随着我国篮球运动职业化的深入,广大的篮球科研人员开始紧密结合相关的国家法规政策、体育市场、社会环境,针对这一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所著文献也从实际出发,着力于解决篮球职业化、市场化中出现的关键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3.4.5 篮球文化研究:百花齐放、欣欣向荣
篮球运动的文化属性已被学界认可。[2]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篮球运动、认识篮球运动,可以拓展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可以促进我国篮球运动的快速全面发展,这一趋势已逐步达成共识。目前,从有关篮球文化研究文章的数量来看,呈逐年递增趋势,说明当前篮球文化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其研究内容除论证篮球运动的文化性,还涉及到篮球文化的概念与篮球文化的结构等。特别是部分学者借鉴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知识,以新的思维、新的视角对篮球运动的文化内涵、结构、特征进行梳理和重构,产生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著作。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十年来我国篮球科研论文刊发量呈波浪形发展态势,存在一定的自发性和变化的无序性;篮球科研的方法有一定创新,但还是以传统方法为主。
2)我国篮球科研工作队伍已经形成,但高产活跃作者群的相对薄弱,核心著者群仍处于形成阶段;作者以高校教师发文量居多,且以副高级、中级职称为主体。
3)现阶段,我国篮球科研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篮球技战术、训练竞赛、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职业化、市场化、篮球文化等领域,但有关场地、器材、规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所欠缺。
4.2 建议
1) 加强篮球科研队伍的建设,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培育核心作者,增加核心作者和提高其论文平均产出率。
2) 篮球科研必须从篮球运动实践的发展需要出发,拓宽视野,端正动机,防止急功近利地拼凑和重复研究;注重运用交叉学科的基础知识,加强与篮球运动一线的运动员、教练员等的合作,使科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才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
3)各级决策部门要有目的地进行篮球科研立项,加大对篮球科研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产;建立制约和激励机制,鼓励更多正高级科研人员积极投身科研,多出成果、出好成果,避免人才资源的浪费。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教学论；教学论研究
伴随人类社会出现而产生的职业教育，在当今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现代化教育的重视和关注，进入了其自身发展的春天。职业教育特有的职业属性，是其与普通教育或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同之处，这要求人们在开展教育教学时要采用与之匹配的特殊教学目标、方法、内容、媒介等，即要求出现一门与之匹配的、特殊的职业教育教学论。可见，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迫切呼唤理论的指导，但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职业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我国职业教育研究中，从提出到现在不到20年。其理论研究不够充足，学科建设也仍未完成，还是一个充满新鲜活力且相对崭新的研究领域。现就近2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予以反思，并展望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未来。
一、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基本历程
为追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历程与发展近况，用“职业教育教学论”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对1979年至2011年内所有文献进行模糊匹配的跨库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共检索到23篇文献，全部为期刊论文，没有硕士或博士论文。剔除其中重复刊登的论文，最终只有18篇文献。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归纳分析得到结果表明，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马庆发教授在《全球教育展望》上先后发表三篇关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文章，开启了我国学者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学科的研究之门，而从那时至今的近20年里，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萌芽阶段（20世纪90年代~20世纪末），以教学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引入与介绍和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提出等准备研究为主。这时期内发表的相关论文数为5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引入当时德国职业教育致力推广的引导探究教学法，提出培养学生学习能力是职业教育关键所在的新理念，倡导“行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教学论价值取向，并萌发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学科性质的初步研究和对现代教学论教学方式在职业教育中的迁移应用讨论等。
这个阶段的研究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国外职业教学论的介绍与引入是概述式的、零散化的、片面性的，缺乏具体化的实践工作和全面化的系统介绍；二是介绍与引入的过程中，缺乏对我国传统职业教育教学的改造性和针对性研究，如研究中关注的教学方法，其实是一种对方法的简单移植和直接运用，缺乏对方法本身及其应用的批判性反思和本土化思考；三是对职业教学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基本概念、学科结构、理论依据、目标与建构等内容没有涉及。
第二个阶段为雏形阶段（21世纪初以来），以不同角度的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构建和学科建设的初步试探性研究为主。这时期内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逐步增加，但核心论文共5篇。研究总体上可划分为三个方向：首先是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研究，包括对专业教学论的学科特点、学科定位和学科前景的初探；其次是对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的多角度探索，这类研究占本阶段论文数量的五分之三，是开展得最多的研究，如隐性知识管理视野的职业教育教学论探索和整体性学习的职业教学论探索，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探析了职业教学论的概念特征、方法手段和发展前景等；最后是对德国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的整体性引入和介绍，包括对德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实现形式和发展前景的介绍，和对德国职业教育技术教学论六大理论模式的探析。
由于这个阶段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因时间的短暂和研究力度的不够，使研究还称不上全面与深入。研究的主要特征有：一是理论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多，但还不够深入完备，如我国学者提出职业教育的生活教学论、技术教学论、经济教学论等，都还停留在理论表层，没有展开细致而深入的应用及实践研究；二是进行了对职业教学论体系建设的初探，但是这些建设自成体系，还未达成统一共识，这使得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学科体系建设还处于一个混沌阶段；三是对国外职业教学论的介绍与引入系统化、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引入与介绍时不仅介绍学习职业教学论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教学法等，还介绍学习了其实现形式、反思启示、新视野等；四是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和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关系区分不够，且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偏重于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论研究。
二、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已发表的关于职业教育教学的期刊文章从数量上看是繁荣的。以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关于职业教育教学的文章来看，从1980年到2011年发表的篇名含“职业教育教学”的文章有904篇，这个数量是可观的。但其中占绝对比例的是实践感悟、操作指导一类的文章以及讨论理论应用的文章。如含“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文章占39.8%，含“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文章占31.3%，含“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文章占24.2%，含“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文章占13.9%。这些文章几乎超过了整体的90%，可想而知，含有“职业教育教学论”“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等的文章是屈指可数。再回顾我国目前已经历的两个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阶段的研究特征，可以看到，这些现状都表现出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学科建设和理论充实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其主要问题如下：
（一）研究的理性化程度不高
在各类科学研究中，理性研究的程度一直是各类理论是否科学化的标准。然而，我国当前关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理性化程度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一是基本概念、结构等的界定不够明确。以我“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概念界定为例。虽然我国研究者在深受以德国为代表的职业教育理论流派的影响下，确认了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发展演变为“基于‘职业科学’或‘职业领域科学’学说衍生的‘职业教学论’或‘职业领域教学论’的概念思想”，但是我国还没有一个明确化和具体化的公认“职业教育教学论”概念业论述。二是从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其理论成果都是将德国等的职业教育思想和普通教学论的思想移植到职业教育得来的，使研究存在理论创新性和移植适应性的问题。三是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独立学科的学科地位还没有完全建立，这使得职业教育教学论还没有从根本上与普通教育教学论分别开来。虽然我国职业教育研究者在教学理论的实践和摸索中，也进行了某些方面的论证和分析，但总的来说，作为理论基础，其坚实性尚不够。
（二）研究的综合化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其研究力量与普通教学论相比是绝对薄弱的。这种力量上的不足，严重制约了研究的综合化进程。一是研究方法上，多是对普通教学论理论知识的归纳上进行简单运用性研究，很少进行教育理论的思辨性研究与生发性研究。如根据普通教育的各种教学论理论在实践中的实践情况，将几种有效理论提取出来，直接运用到职业教育教学。二是研究内容上，过于片面而忽视了对学科体系建设的综合研究。如我国研究者已明确表明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并不等同于职业教育教学论，它只是职业教育教学论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我国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们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研究远远超过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内容综合性不够的最好证明。三是研究范围上，就当前的职业教育教学理论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等的实践研究，而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基本问题，如本质属性、理念定位、地位和作用，以及相关因素等的元认识研究还不足够。
（三）研究的规范化明显不足
当前我国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主要是在学习普通教育教学理论与介绍各种国际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初步探索和讨论。研究多为方法移植和思想借鉴的风格，这使得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对象、问题、性质、范式甚至学科体系的建构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深入的解决。而开展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研究者根据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基础进行自定义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组织或研究机构，彼此间的研究合作度低下。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源即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规范性不高，规范化程度明显不足。学术研究规范的核心是思维形态上的规范，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实现规范化程度提升首先要解决问题。
（四）研究的科学化急需提高
各种教学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过程向我们告示了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和健全的。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一个初步发展阶段，造成这种现状的关键因素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科学研究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的课堂事实感知不够真实客观。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多是研究者在学习借鉴国际职业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移植建构的，缺乏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课堂的真实情境和真实材料的客观感知，这种理论具有主观性和假设性。二是没有形成严密的学科话语体系。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是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的重要表述方式，是所有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三是还没有一个科学化的评价体制来评价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成果是否合理。
三、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未来展望
当前国际“职业教学论的研究越来越活跃，欧洲很多综合大学设立了相关研究机构或教席，一些大型企业也开始支持相关研究。目前国际职业教学论研究的重点是学习任务和学习环境的开发设计。”，而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现状表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研究领域是一个充满着新鲜活力的处女地！”“有志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科研人员应该及时跟进，有可能也必然会为之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我们要仔细分析把握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努力方向，以保证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有效研究发展。
（一）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趋于成熟
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工作，除继续开展具体的实践应用研究以外，其更大的关注点应置于满足学科发展研究，进行学科本体的建设。即要通过对教学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学科知识结构、认知实践理论等的学科理论知识的元认知进行充分研究，实现教育教学论学科体系的完善，最终获得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学科成长。且在学科成长的同时逐步趋于学科成熟，实现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结合。即在学习国际先进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同时，用中国式的研究方式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问题，从而实现教学理论的创新与本土化，彰显创新意识和民族意识。
（二）研究实现知识的经验积累到理论创新
职教教育教学论的学科化及其对教学实践的指导作用取决它的科学化程度，因此，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科学性是接下来的教学论研究工作的核心。当前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归纳总结的方法对国内、国际的教育教学实践和教学思想进行经验性的积累和总结。这种积累和总结是简单、表象、粗糙的，主要表现为在研究中普通存在着对概念的表述和对知识理论的借鉴和运用简单而直接，常常是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为解决这种问题，要求我们在接下来的教学论研究中，加强科学指导下的经验积累，实现理论知识的沉淀，并在科学化的经验积累过程中去探索新的天地，以实现理论创新。
（三）研究队伍的壮大和专业化
随着人们对职业教育关注的增加，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迎来了发展壮大的春天，而与之匹配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也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这种学科发展趋势将吸引更多的职业教育研究工作者参与到教学论的研究中，从而使得教学论的研究队伍得到空前壮大，其专业化水平也将得到显著提升。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的基本情况
以学科专业名称＝“科学技术哲学”或“科学与技术哲学”或“科技哲学”或“科学哲学与认知哲学”为检索条件，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CALIS学位论文中心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448篇，文献在各数据库中的具体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对检索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去重后得到有效学位论文634篇，文献分布时间为1987年到2011年（检索时间2012年3月）。其中，198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吉林大学张之沧的《科学观新论》，由舒炜光教授指导。张之沧成为我国第一位科学技术哲学博士。1989－1995年期间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较少，平均每年不足3篇。自2002年开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呈现明显递增趋势，具体文献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在检索的文献中，按学位授予单位进行统计，排名前十五位的学位授权单位如图3所示。其中，吉林大学以152篇位居首位，东北大学以129篇居于第二位，中国人民大学以58篇居于第三位，北京大学56篇居于第四位，山西大学与复旦大学以39篇居于第五位，文献产出量居于前五位的上述高校占了全部文献的74．6％。从文献分布与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点分布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机构仍然以北方为主，且博士培养单位较为集中。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分析
对检索的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通过科学知识图谱可以直观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基本主题。科学知识图谱是当前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领域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和工具。它以科学知识为计量研究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属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范畴〔3〕。科学知识图谱通过直观的动态图像信息，对学科领域的演进脉络和研究前沿进行探索和预测，从而获得较为详尽的前沿科学信息分析结果〔4〕〔5〕。本文分析使用陈超美博士开发的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它是近年来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分析技术研究最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软件工具之一〔6〕〔7〕。1）博士学位论文高频共现关键词分析通过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系统绘制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4）。从网络图谱的整体来看，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形成了以“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技术创新”、“技术”、“认知与心理”、“可持续发展”、“生态哲学”等为核心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群组，尤其是以“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为核心的两个研究群组是整个关键词共现网络的核心群组，构成了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传统知识基础。根据CiteSpace软件系统的运行结果，统计出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各个节点的计量指标。表2列出关键词共现频次在5次以上的全部节点信息。表中频次的大小是指关键词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共现的频次大小。突现率代表着某一时期内该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陡增情况，突现率越大，意味着该词在某一时期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使用次数增多的程度越明显。其中，“技术哲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哲学”、“技术”等关键词在近年来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突现”，这也折射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近年来研究前沿的“技术”转向。在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中，共现频次较大的节点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创新”、“技术”、“技术哲学”、“可持续发展”等，共现频次最多的“科学哲学”一词的共现频次达32次，共现比率达到5％，这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而“技术创新”一词的共现频次也达31余次，共现比率达4．9％，这表明技术哲学延伸出的技术创新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价值”、“意义”、“科学”等关键词也保持了较高的共现频次，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中的“意义问题”、“价值问题”仍然是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中介中心度的指标通常反映节点关键词在网络图谱中“中介”的重要作用，一般是连接网络中不同群组的关键节点。在选定的阈值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共有两个关键节点词（中介中心度大于0．1），“科学哲学（0．16）”、“科学技术哲学（0．1）”，这也再次表明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领域研究中的重要地位。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主题结构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以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主体知识结构，关键词共现网络形成聚类161个，可见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较高很多。按照聚类大小和研究的相关度，整理出10项关键词聚类群组（表略）进行分析。结合TF＊IDF算法抽取的标识词〔8〕，总结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在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略）中予以标注。从关键词共现网络的聚类结果分析，当前国内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传统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传统技术哲学的研究；企业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科技史与科技思想史的研究等。其中，从关键词共现的时间角度来看，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和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前沿问题。在25年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培养和教育中，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快速发展，研究的方向迅速呈现多元化，既延续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出现了顺应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本土化”特色研究趋向。例如技术的和谐性研究，基于知识管理的新兴技术与产业政策研究等。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下发后，国内学者也迅速展开了基于中国国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相关政策、战略性新兴技术等的研究，这些研究问题也将成为贯穿未来几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上述是从对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的计量和信息可视化的视角进行的分析，具体的论文文献中包含了大量的具体的研究问题和方向，以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为例，出现了工程决策的伦理规约研究〔9〕；现代基因技术的伦理学思考等〔10〕。这些都大大丰富和不断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向纵向深远的方向发展。科学技术哲学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已经超过25年，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研究深度不断加深，广度不断扩宽，研究方向也迅速的多元化。研究主题从20世纪80－90年代初集中于自然辩证法以及传统自然观等问题的研究到90年代中期—2000年基于西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最新研究成果评价的基础上的量子力学哲学、生命科学哲学、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等与科学技术紧密联系的哲学反思，再到21世纪从讨论具体问题的研究转向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质性理论研究，这一演化进程也与我国部分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研究方向的描述基本吻合〔1〕。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国家宏观科学技术政策相关的选题一直是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科学学；元研究；理论科学学；交叉学科
中图分类号：G3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5.04.001
科学学20世纪20年代创生于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被引入中国。作为一门以科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科学学在推进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协调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文关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正在走向以中高速为基本特征的新常态。面向经济建设的科学技术和服务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科学学，也开始向新常态转轨。科学学领域特别是科学学元研究和理论科学学研究方面的产出数量处于稳步增长，研究的主题相对集中，开始向聚焦问题的纵深方向发展。成果产出的研究者和学术团体比较集中，除代表性的研究群体以外，加入研究队伍的新生力量增长放缓。从整体上来看，科学学研究呈现出中速发展的新常态。
1 科学学元研究
科学学元研究，是指对科学学这门学科本身的一般性、共同性、普遍性问题的研究，如科学学的演进历史、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式、学科定位、学科结构、分支学科、发展趋势等。开展科学学元研究，是确保科学学在中国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学术基础。1977 年10月钱学森先生在关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学术报告中倡导发展“科学的科学”，被学术界视为科学学在中国的发端。科学学刚被引入中国之时，首要任务是向国人推介这门学科，思考它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因此，科学学元研究与科学学研究几乎是同时起步的。
1.1 科学学的性质
科学学元研究领域集中了科学学研究队伍的基本力量，研究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期刊论文。针对于科学学研究团队，王续琨[1]等对1979-2008 年之间发表的科学学类（含科学哲学、科学史）元研究期刊论文第一作者的相关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了科学学类元研究期刊论文的地域分布、机构分布和第一作者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多产第一作者，展现了30 年来科学学类元研究队伍的基本情况。1979-2008 年，中国的科学学类元研究期刊论文的数量在起伏中呈现快速增长的总体趋势。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统计结果表明，科学学类元研究期刊论文在学科分布、地域分布和机构分布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性；一半以上的第一作者是拥有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第一作者发文量的高峰期为36～40 岁，多产第一作者发文量的高峰期为41～45 岁，61～65 岁的多产第一作者发文量也相对较多。
科学学研究的内容丰富全面。文庭孝[2]等人认为，科学学关注知识计量问题，作为一门服务于科研管理和决策的重要学科领域，它主要通过考察知识及其载体的数量特征等手段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和科学研究的活动规律，其分析角度广泛涉及科学计量学、科学技术统计学、科研绩效评价等研究领域。
近30 年来的科学学在中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已越来越要求对科学技术的结构、发展规律，以及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冯之浚[3]撰文，认为科学学是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交叉融合形成的一个研究领域，是研究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学科。它的主要特征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决策理论、系统方法和计算机技术，为各级决策部门的战略研究、规划制定、政策选择、组织管理、技术评估等提供科学的论证和可供选择的方案，为各个方面特别是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也就是说，它为决策的科学化提供理论、方法、技术和程序，为决策的民主化提供智力支持。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实践的呼唤，“多谋”与“善断”、“咨询”与“决策”正进行适当的分工。科学学作为专事研究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及其政策的“多谋”学科，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1.2 科学学的学科结构及其分支学科发展
科学学的学科结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体系，其分支学科的创生和发展推动了科学学自身结构的不断完善。伴随着中国引进消化和自主发展管理科学的历史进程，对管理科学各种一般性、共同性、普遍性问题进行探讨的管理科学元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而为创建管理科学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续琨[4]等构建了管理科学学的学科体系，分析了其研究的主要内容。管理科学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定位、演进态势、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管理科学教育和教学等。为了更好地促进管理科学学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今后一个时期需要实施双向分合推进、纵向引导深化、扩充研究队伍等策略。谷兴荣[5]等人以科学学等基础理论为基础，从理论上研究了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的应用机制和管理效果，探讨了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影响管理对象心理和行为的途径和过程，向管理学、心理学等领域衍生出新的学科分支。
1.3 科学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
科学学的产生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最初以研究科学哲学、科学教育等为主。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学受到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广泛重视，逐渐形成了科学计量学、科学心理学、科学管理学等分支学科和研究方向。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创刊30 周年的历程，是中国科学学兴起与发展的历史缩影。刘则渊[6]等对30 年国内期刊发表的科学学主题文献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展示了科学学文献的时序分布、期刊分布和作者分布，《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的科学学主题文献量居各刊之首，引领着中国科学学的发展走向。对30 年中国科学学主题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科学学文献共词网络的若干知识图谱，展现了中国科学学研究前沿与主要领域，存在从内层、中层到外层三大知识群的圈层结构，呈现出以科学的量化分析为主导的科学计量学和以科学的哲学分析为主导的科学技术学两大知识板块，以及相应的科学学两条互补的发展路径。展望未来，我国科学学一方面必须追踪国际科学学及科学计量学的可视化转向，着力向科学学理论、方法、应用的广度与深度进军，另一方面必须紧跟全球知识大变革的时代，以应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研究方式的最新变革。胡志刚[7]等人基于对科学学领域9种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学分析，描绘了2009-2011年科学学领域的新特点和新趋向。在研究主题方面，认为近年来科学学领域基本稳定但反映了时代特征，具体表现为“WTO”、“知识经济”等相对老的研究主题逐渐冷却，“低碳经济”、“金融危机”、“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的研究主题逐渐升温；在高产作者方面，呈现明显的新陈代谢现象，反映了本领域研究的可持续性；在研究机构方面，均匀分布于国内各主要城市，地理上分布广泛，内容上集中于主流研究领域，能够满足特定区域的发展要求。
20世纪80年代《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科学学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等科学学期刊相继创办。科学学专业期刊在推进学科发展、培养专业人才和辅助科学技术决策中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了解科学学研究现状，李长玲[8]等对2001-2005年和2006-2009年两个阶段科学学主要期刊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对两个阶段的研究热点和主题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科学学的研究具有两大特点：一方面，科学学是一门随时代进步而发展的科学，它的研究主题不仅紧跟时代步伐，同时也影响着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科学学必须与时俱进，融入到科学技术变革的潮流之中。另一方面，科学学的研究方法正处于从单纯依靠定性研究向定性和定量综合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国内科学学研究的理论也在逐渐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是科学学研究迈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姜春林[9]等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知网中收录的26种科学学期刊的网络结构进行研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分四个时间段绘制了26种期刊的期刊共被引网络图谱，引入了网络密度、凝聚子群、核心-边缘结构等概念对网络结构做了剖析。科学学期刊之间的引用随时间的推移变得频繁，形成了以《科研管理》、《科学学研究》等为代表与其他期刊关系紧密且控制知识流动的核心期刊，这些期刊的研究热点具有很高的一致性。李@岳[10]基于期刊的h指数，构建了时间活跃h型指数和动态h型指数，从影响力活跃性和平均年代影响力的角度对中国引文数据库中科学学类的核心期刊进行评价。
科学学30多年的演进发展历程表明，这门新兴学科能够在中国扎根、发育、成长、繁盛，仰仗于两个方面的重要支撑条件：一是在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开设课程，既通过编写教材使已有研究成果系统化，又为这门学科培养后备研究力量；二是创办科学学专业刊物，为这门学科提供发表研究成果的稳定园地，宣传科学学并进而引导学术研究方向。1980 年创刊的《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是中国第一份以“科学学”这个学科名称命名的期刊。随后，《科学学研究》于1982 年试刊，1983 年正式创刊。自此以后，两份科学学专业期刊相携而行，共同记录着科学学在中国演进发展的历史进程。王续琨[11] 分析了科学学专业期刊在推动科学学研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1 宣传科学学和集结研究队伍的前沿阵地；2 展示科学学元研究成果的核心园地；3 推进软科学、交叉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4 关照新兴学科创生发展的先导媒体。
从“科学学”到“科学技术学”，不仅意味着研究对象从“科学”扩展到“技术”，而且意味着研究范式的重大变迁。李正风[12] 对这个历史演进过程中研究范式的变化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梳理研究理念变迁的历史线索，厘清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关系，探讨了研究范式演变的趋向。
2 理论科学学研究
科学的本质探讨的是科学本体论的问题， 它要回答“科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所有科学研究者以及科学教育者和学习者，在接触科学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贝尔纳富有开创性地归纳出至今人们研究科学时仍要不断提起的科学的五种形相，并揭示了科学本质的社会性。
2.1 科学的本质和特点
中国古典文献中出现了不少“科学”用例，然而它们都不是“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关于科学的起源，周程[13]认为将“科学”用来对译“science”的用例率先出现在日本。虽然“科学”一词早在日本江户末期的兰学家高野长英的著作中就已出现，但高野是在“分科之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的。“科学”在中国的普及实际上发生在大批留日学生归国之前。继康有为前在书中征引了日文“科学”一词之后，梁启超在日本、王国维在国内相继使用“科学”一词。1900年后，杜亚泉、钟观光、虞和钦等有过日语学习经历的学者开始频繁使用“科学”，不通日文的严复1902年起也开始大量使用“科学”，加上章太炎、马君武、鲁迅等赴日学人的推波助澜，“科学”很快就取代了“格致”，并对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随着科学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关于科学本质的看法也在不断深化。章进[14]以哲学原理的视角，结合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法论，提出科学和哲学、思想的直接关联性，并总结了科学的创新需要自由化的思想这一结论。同样是哲学的角度，孙利天[15]基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作家对科学、逻辑认识的交集，指出如今的科学仍需理性对待哲学的挑战，不能忽视逻辑和真理。王娜[16]从语境主义的角度来解读科学，表明科学既不是纯粹客观意义上也非纯粹社会性的，而是自然与社会相互塑造的产物。对科学的解读， 既要关注社会性语境的认识论回答， 又要关注认识论语境的社会性回答。科学应成为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共同关注， 密切合作进行研究的对象。张雁[17]论析了贝尔纳的科学本质观。贝尔纳认为，科学不仅仅是累积的知识传统，而且是一种社会建制，是社会生产力。贝尔纳对科学形相认识的突破在于认识到了科学的社会形相，深入揭示了科学的社会本性。社会学术研究的科学归并是贝尔纳科学的社会本质观的表现。
2.2 科学发展的规律
关于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从量化的角度来说，人们最早注意到的是科学的直线发展模式。随着科学成果的增多，科学成果的指数规律应运而生。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发展的指数上升规律也遭到人们的质疑。就非指数规律而言，有普赖斯的S型规律，杨沛霆的震荡规律，赵红州的阶梯指数规律，他们都从不同的侧面批评了指数规律，并论述了科学发展的速度的变化性。姜春林[18]等利用利萨・罗斯纳编著的科学年表再一次对科学中心转移现象进行了测度，所得结果没有对科学中心转移这一现象给出强支撑，并从系统科学角度，建构了科学系统内部运行的因果关系模型，对科学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进行解读，得到如下结论：科学系统的四大要素，科学家人数、图书情报资源、先进的科研设备以及科研经费共同影响科学这一子系统的运行，外部环境通过这些要素起作用。美国学者拉迪・多恩布什在1999年的《伟大的繁荣》一文中写道：“站在今天的水平上进行比较， 1900年简直就是石器时代。”王荣德[19]等从认识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分析了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诺贝尔科学奖提供了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全息图景： 研究方法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研究手段由单一向综合转变， 研究力量由个体向群体过渡， 研究中心由欧洲向美国转移。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和规律， 对于科学把握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具有重要意义。
在西方科学技术哲学取得重大发展的同时，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基辅学派等其他学术团体的研究也值得借鉴。李然[20]等指出，俄罗斯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发源地，是世界科学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后来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之间产生了巨大差距，但特色鲜明、发展迅速。文章分析了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在转型时期的要素和发展变化，以发展的观点指出其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哲学的借鉴意义。宋兆杰[21]等总结了多布罗夫及其创建的基辅学派的研究成果，肯定了其在科学技术潜力及评估方法理论、科研人员优化理念和科学技术预测思想等方面做出的贡献，揭示了乌克兰等国家在后苏联时展科学学方法论的意义，并强调了吸收基辅学派研究成果为我国科学学研究所用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
新世纪，科学技术进入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怎样从海量的科学技术信息及其相关信息中扫描、识别、监测和追踪科学技术主题的发展变化，怎样高效获取和有效组织这些信息，并从中发现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领域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成为探析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重要手段。谭宗颖[22]等设计并实现了动态监测与追踪、反应快速、分析深入、功能集成、可视化展现的科学技术发展前沿信息监测与分析平台，实现基于知识本体和知识发现，有机集成信息抽取、数据转换与存储、数据挖掘、科学技术发展前沿走势分析方法和工具。一个科学理论（或一项技术）的早期发展水平主要是由创造能力决定的，学习能力以及淘汰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该科学理论（或技术）发展的中后期或者后期。姜照华[23]等认为，具体的科学理论，如同一个具体的生物一样，有其生命周期。他们论述了科学理论发展周期的五个阶段及其各自的特点，并以生态城市的理论发展为例，说明科学理论发展的周期特征。在起步阶段、酝酿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创造力起到最重要的作用；而在成熟阶段，学习能力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在分化阶段，淘汰率起到最重要的作用。技术的发展也基本符合这一规律。
2.3 科学学家与科学发现
科学家（科学精英）是科学生产的主体，但其影响力不仅限于科学生产本身，不论是最早的科学学哲学家Б・М・凯德洛夫、还是创建了基辅学派的多布罗夫，都在科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科学计量学之父普赖斯在科学史、科学学、科学计量学以及科学引文网络领域成就卓著，刘则渊[24]运用多视角引文网络分析的CiteSpace可视化技术对普赖斯的学术成果及其国际影响进行分析，展现出普赖斯广泛的研究兴趣和不倦的探索精神，其影响范围广阔而持久。
钱学森是我国科学学的首倡者和主要奠基者，刘则渊[25]指出，钱学森坚持马克思主义早期科学学研究的指导作用，主要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动学说来考察科学技术活动，体现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两种关系进行研究的基本范式。钱学森以“系统科学思想”为核心，其“系统科学与工程”、“思维科学”、“大农业经济”、“科学学”、“技术科学”、“城市科学”和“人才培养”等观点尤为后人所关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钱学森科学思想体系。黄庆桥[26]指出钱三强在我国科学学发展中的重要贡献，他推动成立科学学与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会、建设学术刊物及学科学位、促成科学学在中国的建制化，同时，他重视对科学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与研究方法的规范、创新，强调建立中国特色的科学学理论，促成了科学学在中国的规范化和理论化。
科学发现是现代科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计算就是利用计算机模拟等技术，结合科学学及科学计量学实现基于文献的科学发现，以此来发掘科学研究中的新发现、增长中的新领域并且解释科学发现中的知识创造与扩散。美国科学基金委员会（NSF）斥资数千万美元所拟定的“基于赛博实现的发现与创新”的宏伟计划，为科学学和科学技术管理提出了新的内容和挑战。林德明[27]等利用文献计量方法结合知识可视化技术， 通过绘制科学知识图谱计量分析了“文献”与“发现”之间的关系，并系统地展示了基于文献的科学发现的发展与现状，明确了实现基于文献的科学发现计算性的现实基础，包括由Swanson所提出的以非相关文献为基础的知识发现理论的研究，以及以相关文献为基础的科学发现的研究，尤其是应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科学发展前沿和热点的感知与识别的研究，这些研究为科学发现计算性的实现提供了参考。在研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种计算机模拟结合可视化技术计量文献的新视角，并且提出了实现基于文献的科学发现计算的途径。
2.4 科学共同体
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新变革，基于统治理念的公共管理模式正面临挑战，而基于治理理念的公共治理模式为迎接挑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思路。科学共同体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参与科学治理，是实现良好科学治理的基本要求。
齐曼是国际公认的科学学权威学者，以其为核心形成了科学共同体，并实现了其理论体系的融合和超越。孙文彬[28]等通过梳理科学共同体研究四种模式（默顿的规范研究模式、库恩的范式研究模式、普赖斯的计算研究模式、齐曼的后学院的研究模式），从自然主义认识论、后学院科学模型、科学知识进化论、大科学交流网络、科学的地图之喻五个方面阐释了齐曼科学学理论体系的丰富成果和重大意义。
程志波[29]等认为自律、自主和自治是科学共同体参与科学治理并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条件，而自律性、自主性和自治性不足是我国科学共同体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科学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科学治理目标的实现，应从决策机制、管理模式、组织建设、学术评价和精神气质等五个方面予以解决。郭凤娇[30]等以《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2001年到2011年间有关科学学的37274篇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SNA）分析了我国科学学的潜在合作者与合作机构，结果显示：当前科学学合作研究仅限于小团体范围，同一研究领域的潜在合作团队基本形成，主要研究机构的特色研究领域明显。
2.5 科学知识体系与交叉学科研究
科学知识体系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是理论科学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从2010―2014年检索的文献分部看，关于新兴交叉学科相关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科学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引文分析既是一种对文献引证与被引证关系进行分析的活动和方法，也是包含对引文关系进行分析的原理、方法、应用在内的一门学科。从普赖斯、加菲尔德到斯莫尔，已确立起日臻完备的引文分析理论与方法，构成科学计量学的基础与主流，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在科学计量学中已形成一门成熟的分支学科―引文分析学，现代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都构筑在引文分析学的根基之上。梁永霞[31]等探讨了引文分析学的知识流动理论： 从观念联系与知识流动的角度来探讨引文分析理论，除去那些复杂的文献引用动机或引用的社会影响因素外，可以把文献引用的过程抽象为知识流动的过程。从知识论关于知识的发展模式来看，文献引用的过程都是在前人知识的基础上知识进化的过程，是知识的选择、遗传和变异的过程，也是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的过程。因此，引文分析的过程就是对知识流动过程和知识活动系统的分析。
知识计量学是以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为对象，运用定量分析和计算技术对社会的知识能力和知识的社会关系进行综合研究的一门交叉学科。侯海燕[32]等利用信息可视化工具进行学科领域共现分析和关键词共现分析，展示了知识计量学的交叉学科属性、以及计算机科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知识工程等的核心学科地位。关键词共现图谱展示了知识计量学的15个重点研究领域，知识计量学与知识可视化在知识管理领域的应用研究是知识计量学最为核心的研究内容，基于这一核心研究内容，引申出了其他重要的研究领域，如知识与信息的可视化技术与方法、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和可视化工具、医学情报学和化学等领域中潜在知识领域的可视化研究、应用于生物医学、生物化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知识管理、可视化技术与传统的引文分析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科学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等研究、可视化技术在数据挖掘领域与生物化学领域的应用、以及可视化技术在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领域、图论、算法与应用领域、行为科学、环境科学和化学等领域的更广泛的应用等等。徐迎迎[33]分析了万方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国内情报学相关学科交叉研究的文献，通过利用AVMS模型对研究的60篇文献进行信息可视化分析，得出了图书情报学学科交叉有除了引文以外的多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3 研究结论
自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科学学著作被陆续翻译到我国，科学学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目前科学学在我国仍处于发展阶段。从整体上来看，近5年来科学学在我国的研究和发展已经进入稳中求进阶段，研究文献的产出数量稳定增长，高产作者有我国科学学领域研究的代表人物，新的研究力量也稳步增多。研究领域相对集中，问题研究深度有所拓展。我国科学学研究已经进入发展的新常态。从检索到的文献信息看，专门针对科学学自身的学科性质、学科结构及其分支学科相关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少。在理论科学学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关于科学的本质、科学发现以及科学共同体等问题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文献数量仍然偏少，交叉学科与新兴学科方面研究处于较为活跃的发展态势。当前，科学学在我国的传播、发展和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不够，未来发展中，应加强科学学的整体性研究，进一步整合可用资源，加强资源的共享与利用。增进学者间的对话与交流，推进学术领域合作研究。同时，应加强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加快相关文献数据库的建设，扩展科学计量学定量方法及其应用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王续琨， 张崴， 田宇力. 科学学类元研究期刊论文及其作者的统计分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 （10）： 5-9.
[2] 文庭孝， 杨思洛. 知识计量研究的科学学基础[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3， 10： 21-24.
[3] 冯之浚. 科学学在中国[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 （5）： 5-8.
[4] 王续琨， 郭涵宁， 刘盛博. 管理科学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11）： 1649-1655.
[5] 谷兴荣， 罗灿. 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的应用机理探讨[J]. 科学与管理， 2014， （5）： 21-25.
[6] 刘则渊， 胡志刚， 王贤文. 30年中国科学学历程的知识图谱展现[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 （5）： 17-23.
[7] 胡志刚， 侯海燕， 侯剑华， 赵楠楠. 我国科学学与科技管理领域学术群体与研究热点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4， （3）： 7-13.
[8] 李长玲， 纪雪梅， 支岭. 2001-2009年我国科学学研究进展[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0， 27（18）： 22-27.
[9] 姜春林， 张帆， 唐悦. 我国部分科学学期刊共被引网络特征研究[J]. 情报杂志， 2010， 29（4）： 10-15.
[10]李@岳，刘颖，唐永林. 基于时间h型指数的科学学类期刊学术评价研究[J]. 情报探索， 2013， （8）： 5-7+12.
[11]王续琨. 学科发展视角中的科学学专业期刊――纪念《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创刊30 周年[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 （5）： 24-27.
[12]李正风. 从“Science of Science”到“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研究范式演进的历史考察[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 （5）： 36-42.
[13]周程. “科学”的起源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4）： 481-488.
[14]章进. 科学的哲学特质及其启示[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3， （1）： 112-116.
[15]孙利天， 赵磊. 一切科学都是应用逻辑[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1）： 33-39.
[16]王娜. 科学是客观的还是社会建构的？ [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5）： 650-654.
[17]张雁. 贝尔纳的科学本质观[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12（3）： 47-49.
[18]姜春林， 周磊， 唐悦. 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现象的再测度和新解读[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4）： 500-507.
[19]王荣德， 王]. 从诺贝尔科学奖看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4）： 47-52.
[20]李然. 俄罗斯转型时期科学学的研究[D].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2.
[21]宋兆杰， 曾晓娟. 多布罗夫： 苏联科学学基辅学派的创始人[J]. 科学学研究， 2012， （1）： 60-65.
[22]谭宗颖， 王强， 苍宏宇， 饶洋辉， 阳宁晖， 聂磊. 科技发展前沿信息监测与分析平台的构建[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2）： 195-201.
[23]姜照华， 刘则渊， 王贤文， 胡晓玮. 技知识增长的动力及其周期特征[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 （12）： 102-106.
[24]刘则渊， 梁永霞， 陈悦. 科学计量学之父普赖斯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纪念普赖斯逝世30周年[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3， （12）： 3-9+181.
[25]刘则渊. 论钱学森的科学学思想[J]. 科学学研究， 2012， （1）： 5-13.
[26]黄庆桥. 钱三强与科学学的发展[J]. 科学学研究， 2013， （6）： 956-960.
[27]林德明， 刘则渊. 基于文献的科学发现计算性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8）： 1141-1147.
[28]孙文彬，李黎，汤书昆. 齐曼科学学理论体系的融合与超越―基于科学共同体研究的新模式[C]. 2012年全国科学学理论与学科建设暨科学技术学两委联合年会论文集[A]. 2012， 9.
[29]程志波， 李正风， 王彦雨. 科学治理视野下的中国科学共同体： 问题与对策[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12）： 1779-1831.
[30]郭凤娇， 李长玲， 刘非凡. 基于SNA的我国科学学潜在合作情况分析[J]. 科学学研究， 2013， （2）： 184-190+309.
[31]梁永霞， 刘则渊， 杨中楷. 引文分析学的知识流动理论探析[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5）： 668-674.
[32]侯海燕， 陈超美， 刘则渊. 知识计量学的交叉学科属性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3）： 328-332.
[33]徐迎迎. 基于AVMS模型的学科交叉可视化研究――以图书情报学为例[J]. 现代情报， 2015， （2）： 87-92+97.
Towards The New Normal： An Overview of Meta-research and Theories on Science of Science（2010-2014）
HOU Jianhua，GUO Shuang，LI Fa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Dalian University，Dalian 116622）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