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红九军：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为统一对闽西红军的领导，闽西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于3月底在龙岩组建了一支正规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全军共编6个团，3000多人，2000多支枪。1930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闽西苏维埃政府军委将红九军改称为红十二军。
唐山红九军：1930年3月，在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丰和兵委负责人薄一波领导下，派谷雄一、李志敏到驻唐山的晋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一四团，准备发动兵变。队伍的番号上级决定叫北方红军第九路军，3月4日，正要举事，不慎走漏消息，未能实行。
鄂北红九军：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在湖北枣阳成立的鄂北特委，曾发动秋收起义，但遭到失败。1928年春，枣阳农民武装有了发展。5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九军鄂北总队，共300余人，200余支枪。后遭敌军“会剿”，8月底失败。1930年4月15日，中央军委指示，应从速集中鄂北的武装组织为第九军。6月，在鄂北枣阳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第二十六师。1931年9月，红三军留下军教导团同均县（今丹江口市）、房县红军游击队合编，组成为红九军第二十五师，并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但鄂北红九军的军部，一直未能建立起来。鄂北的红九军第二十六师和鄂西北的红九军第二十五师，也一直分散在两地，各自独立作战，全军始终未能实现统一指挥。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有着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所以行政区划的历史也十分悠久。从春秋初期，公元前688年开始置县，中国的行政区划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而且两千多年来不断发展，从未间断。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可以说中国的行政区划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也是保存最完整的行政区划。
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时期：萌芽时期（先秦）、郡县制时期（秦、汉）、州制时期（魏晋南北朝、隋）、道（路）制时期（唐、宋）、行省制时期（元、明、清）。
第一节 萌芽时期
这个时期约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即从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夏朝开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确立郡县制为止。
国家的产生，是形成行政区划的先决条件。在原始社会，人们按氏族、部落进行生产和生活，根本不需要行政区划，也没有地域区划的概念，正如《礼记·礼运》篇所述，那时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逐步出现了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形成了国家。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地位，有效地控制被统治阶级，需要实行分区分级管理，于是产生了形成各种各样行政区划的可能性。但是，并不是产生国家的同时也必然出现行政区划。一些同志认为：夏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单位，是在原始公社部落基础上形成的‘小邦’或‘方国’”；“商代的行政区划采用分封制的形式”，(1)是不对的。夏、商两代和西周，都还没有完善的地方行政制度，当时也不可能对整个国家进行全面的行政区划，无论是“方国”，还是“诸侯国”，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国家，与夏、商、周王朝之间都只是松散的臣属关系。春秋以后，县、郡的出现才是我国古代行政区划的肇始。(2)(3)
一、传说中的州服制
在本世纪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夏、商、西周王朝存在着“十二州”、“九州”、“五服”等行政区划。最典型的如《汉书·地理志序》所云：“昔在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即说黄帝时已有州制，尧因洪水之灾，分中国为十二州，禹治水后更改为九州，以后又把中国分为五服。实际上，所谓夏、商、周代的“十二州”、“九州”、“五服”之说都仅是种种传说而已。
1.“十二州”说
它是传说中的尧舜氏族社会时代的行政区划制度，起于《尚书·尧典》的“肇十有二州”。西汉学者谷永（前？—前4年）最先把“肇十有二州”解释为“尧遭洪水，天下分绝十二州”。(4)东汉史学家班固（32—92年）撰《汉书》即从其说。他们认为这“十二州”是尧舜时代的行政区划制度，而且在禹设置“九州”之前。可是，东汉马融（79—166年）认为“十二州”产生于禹治水之后，它是由当时氏族首领舜在禹置“九州”的基础上，增置幽、并、营三州而成。后世的释经家多从马融之说。自顾颉刚（1893—1980年）在20世纪30年代以确凿证据考证《尚书·尧典》乃汉人之作，“十二州”说是汉人影射汉武帝所置刺史部十三州而起，马氏所叙的十二州名只是调和了《禹贡》、《尔雅》、《职方》“九州”之名的矛盾而形成的混合物。(5)(6)现代的秦汉史和先秦史学者都从顾氏之说，否定了“十二州”说是尧舜时代行政区划制度的观点。
2.“九州”说
它是传说中大禹时代的中原地区的行政区划制度，起于春秋、战国时代。在西汉以前，都认为“九州”系禹治水后划分的，但具体的说法各书所载互不相同，大致有四种说法：(1)《尚书·禹贡》记载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图1）(2)《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幽州，无梁州；(3)《周礼·职方》有幽州、并州，无梁州、徐州；(4)《尔雅·释地》有幽州、并州、营州，无梁州、青州、徐州（见表1）。各地所载各州的地域亦不尽相同，如泰山以北、以东地区在《禹贡》中属于青州，在《职方》中属于幽州；《职方》中的青州相当于《禹贡》中徐州的大部分和豫州的一部分。
这些“九州”说实际上是春秋、战国时期学者对当时所知周朝领土所做的地理区域的划分，并不是某个朝代的行政区划。然而，在历史上把它们长期地误认为是行政区划。在西汉以前，误认为《禹贡》是大禹治水后所划分的九州，代表夏朝的行政区划制度；《汉书·地理志》最先把《周礼·职方》中的九州误称为代表周朝的行政区划制度；三国时期魏人孙炎在注释《尔雅》时，又把《尔雅·释地》中的九州牵强附会地解释为代表商朝的行政区划制度；以后的经学家进一步推而广之，把“九州”误称为夏、商、周三代的行政区划制度。(7)(8)
3.畿服说
它最初见于《国语·周语》。《周语》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即说周王实行“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的五服制度。《尚书·禹贡》中也说了五服，只是用“绥服”替代了《周语》中的“宾服”；并认为每服皆有一定的范围，都为五百里。《周礼·夏官·职方氏》更将“五服”扩展为“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在《周礼·夏官·大司马》中，则把“服”改称为“畿”，认为有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九畿。以上叙述的“五服”、“九服”、“九畿”等记载，都是后人杜撰的先秦时代的行政区划，事实上它们只是战国时代或稍后人们地理视野不断开阔的反映。(9)(10)
二、县、郡的起源
前面已述，商、周王朝实行的是分封制，即“封邦建国”，各个领主在自己的封国内独立为君主，整个商、周王朝无所谓任何行政区划。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周室衰微，一些诸侯国逐渐强大，开始发展中央集权制度。他们在新开拓的疆土上不再进行分封，而由君主直接统治，为了便于统治，开始萌生了县、郡等行政区划的单位。
1.县的出现
县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行政区划单位名称，始于春秋初期，最初设置在边地，带有国防作用。据现有文献记载，最早设县的是西方大国秦。《史记·秦本纪》曰：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武公十一年（前687年）“初县杜、郑”。就是说在春秋初，秦武公在新开拓的疆域首先设立邦县（今甘肃天水市）、冀县（今甘肃甘谷县），第二年又设置杜县（今陕西杜陵县）、郑县（今陕西华县）。接着，楚、晋等国亦置县。《左传》载哀公十七年（前478年），子穀曰：楚文王“实县申、息”；《左传》载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晋襄公以先茅之县赏胥臣。楚文王在位是前689至前672年，晋襄公在位是前627至前621年。可见，在春秋前期即前7世纪，秦、楚、晋等大国已先后在新兼并的土地上置县。（图2）在古文中，县是古悬字。因这些新拓的疆域，远离诸侯国的国都，悬于诸侯的采邑之外而命名。
春秋后期，各诸侯国普遍置县，且从边远之地发展到内地。据《左传》记载，宣公十一年（前598年）楚子“伐陈，……县陈”；第二年楚伐郑（国），郑伯对楚子说，“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如果让郑国奉事君王，等同于楚国诸县）；宣公十五年（前594年）晋侯以瓜衍之县赏士伯；成公六年（前585年），“败楚之二县”；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昭公三年（前539年），“晋之别县（把一县划分为二）不惟州”；昭公五年，“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因其十家九县……，其余四十县”；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年）晋吞灭祁氏、羊舌氏，“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吴国当时也已在今江苏镇江市设置朱方县。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郡县条》所述：“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以为县矣。”
战国时期，县已成为较普遍的地方行政区划单位。不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县与以后的县并不完全相同：一是保留着分封制的残痕，如君主可以把县赐送给臣子，县尹可以世袭等；二是县的规模相差悬殊，大的如秦、楚灭了一国置一县，甚至灭了陈、蔡这样的中等国家以后也以一国置一县，小的如齐国的县，大致是一乡置一县。当然，那时最多的还是以一邑之地置一县。
2.郡的出现
现在看到的最早的关于郡的记载见于《国语·晋语》。晋国公子夷吾对秦公子挚讲，“君实有郡县”。意思是说，晋国犹如秦国的郡县。这是鲁僖公九年（前651年）的事，说明秦国在公元前651年即春秋前期已置有“郡”，所以一些书说，“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11)“战国时期开始出现郡”，(12)都是不确切的。据《左传》记载，鲁哀公二年（前493年）赵简子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以上是春秋时代仅见的“郡”名两例，表明当时郡名还很少见。当初主要为满足军事防卫之需要，各诸侯国开始在边远地区置郡，由国君的重臣率军驻守。
战国时代，郡的设置增多。《史记·秦本纪》记载，惠文王十年（前328年）“魏纳上郡十五县”；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史记·樗里子甘茂传》记载，秦武王三年（前308年）甘茂对秦王说：“宜阳，大县也，……名曰县，其实郡也。”《史记·春申君传》楚考烈王十六年（前247年），春申君对楚王说：“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史记·匈奴传》说，“魏有河西、上郡”，“秦有陇西、北地、上郡”，赵“置云中、雁门、代郡”，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可见，战国时各国已普遍置郡，且多置于各国的边远地区。（图3）
3.县和郡的关系
郡、县均出现在春秋前期，但是设郡晚于设县，而且在春秋时代郡的地位低于县，所以才有赵简子“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之语。这并不是县大郡小的缘故，因为那时县的大小悬殊，且在春秋时代郡的大小至今难以详考。主要是由于郡置于边远荒僻之处，地广人稀，经济开发程度低于县，不如县那么富裕。(13)
战国时代，七雄争霸，遍地烽火，边地和内地、荒僻地区和富庶地区的差异缩小，而且几个强国不断向外拓展，所以边郡日益增大，地位不断提高。边地郡大，逐步地在郡下分置数县；内地事多，在数县之上逐步地置郡统辖，渐渐地形成都统县的两级行政区划。“魏纳上郡十五县”，春申君报请楚王在淮北12县置郡，“宜阳、大县也，……名曰县，其实郡也”等，都是确凿的证据。看来，郡统县制的形成不会晚于战国中期。战国后期，郡县制在各国已经较为普遍地实行。可是，在整个战国时代郡县制始终是分封制的附庸，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郡县制才正式成为全国划一的行政区划。(14)
综上所述，商、周时期实行“分封制”，不存在行政区划的制度，所谓“十二州”、“九州”、“五服”、“九畿”并不是当时的行政区划，而是战国时期和以后的一些学者的设想。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是郡县制，它萌生于春秋，演进于战国，正式确立于秦代。
第二节 郡县制时期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正式确立郡县制为全国统一的行政区划，到魏晋时期实施州制行政区划制度，郡县制经历了秦、汉四百多年。
一、郡县制的确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吞灭六国、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秦始皇认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汉书·地理志》），因此采纳廷尉李斯的建议，“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汉书·地理志》），彻底废除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制，是年即分天下为36郡，把郡县行政区划制度推行到全国。这是郡县制在中国确定的标志，也是中国和世界行政区划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1.秦郡
《汉书·地理志》云：“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内史为秦国都所辖的地区，当时唯有它不称为郡。始皇二十六年置36郡，其后陆续有增置，最后秦郡究竟有多少？当年所置的36郡，是否包括内史？对此前人有多种说法，直至今天仍有分歧。现按较多学者认可的全祖望在《汉书地理志稽疑》中的考据，摘录秦郡如下：
内史，领京畿诸县，不在36郡内。
陇西、北地、上郡、汉中、蜀郡、巴郡、邯郸、巨鹿、太原、上党、雁门、代郡、云中、河东、东郡、砀郡、三川、颖川、南郡、黔中、南阳、长沙、楚郡、九江、泗水、薛郡、东海、会稽、齐郡、琅邪、广阳、渔阳、上谷、右北平、辽西、辽东。以上为始皇二十六年所置36郡。
南海、桂林和象郡三郡，为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南平百越后置设。
九原，始皇置。始皇三十三年，蒙恬北伐匈奴，收回河西40余县（今河套一带），置九原郡，当不在始皇二十六年所建36郡内。但具体置郡时间至今未见有力证据。
闽中郡，始皇置，不知具体置年。但从地理位置而言，当在始皇三十三年南平百越后所建。
《汉书·地理志》所云36郡中，少楚郡、黔中（这两郡见于《史记》）、东海（见于《水经注》）、广阳（见于《汉书·地理志》本注），而多南海、九原、桂林、象郡。这就给秦郡的历史分歧留下了根子。事实上，始皇统一中国时分设36郡中，没有南海、九原、桂林和象郡，当时南海等郡地还未纳入秦王朝的版图。所以，《汉书·地理志》载始皇二十六年所建36郡中所缺4郡，应按《史记》等书补充楚郡等4郡。
以上共为42郡（包括内史）。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认为秦王朝共有47郡(15)。（图4）
2.秦县
各郡所辖的县，据严耕望考证如下：内史约含40县；北部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8郡，以及西北部九原、上郡、北地和陇西4郡，每郡平均辖十五、六县，共近两百个县；内地各郡及南方诸郡近30郡，每郡各辖25县，共约700县左右。因此，严氏认为“秦县的总数当在900以上至1千有余，约言之当在1千县左右也”。(16)
秦王朝的郡、县划分，不仅注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和不平衡性，而且较充分地考虑了自然条件，使行政区尽可能地与自然地理单元相吻合。如珠江三角洲设南海郡，太原盆地置太原郡，南阳盆地置南阳郡，渭河平原置内史等。秦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黄河流域，该地域经济较发展、人口较稠密，因此设的郡多，共有30郡或30郡以上，数郡相当于现在的一省；淮河——秦岭以南地区，当时多草茅之地，人口稀少，因而仅置11个郡或稍多些，一郡多相当于现在的一省。如会稽郡相当于今浙江省，桂林郡相当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九江郡相当于今江西省等。
二、郡县制的发展
汉初，刘邦鉴于秦王朝孤立而亡的教训，广建王侯。先封“异姓七国”（韩、赵、楚、淮南、燕、长沙、梁），继而在消灭异姓六国（长沙除外）的过程中建立“同姓九国”（楚、荆、代、齐、赵、梁、淮阳、淮南、燕），实行了郡、国并存制。
1.汉郡国
汉初的王国不但统率侯国或数县，而且常常兼数郡之地，严重地威胁和阻碍了中央的统治权。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高祖于秦郡外增置26郡（谭其骧《汉百三郡国建置始考》的考证较精，指出高祖实增为19郡），其中三分之二的郡是在诸侯王国内；且诸侯王国多“兼数郡之地，……吴王濞封有四郡五十余城”，(17)“大者或五、六郡”，(18)因而汉初60郡中，同姓九个诸侯王国和异姓仅剩的长沙国共有40余郡，汉帝自领的郡只有15个。
以后，文帝、景帝、武帝多次削藩，令诸王不得自治其国，所属官吏皆由天子授予。景帝时，一诸侯国便只领一郡，王国和郡自此在行政区划上才处于同一级别。（表2）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至西汉末年有郡国103，其中除三辅（沿京畿地区的三郡）外，有郡80、国20；大郡领县三、五十个，大国领县最多十余个，小国仅领县三、四个。可见，西汉末年郡和国级别虽相同，实际上是郡大国小。
王莽时，郡数增至125。东汉初，光武帝考虑到连年战争、国空民虚的情况，为减少官役，与民休息，对郡、县曾大加并合。《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六年（30年）“并省四百余县”，约相当于当时县数的四分之一；继而累并郡、国13，占当时郡、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强。以后，又遵西汉之制，至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共有郡、国105，并成为较稳定的行政区划，直到东汉末。
2.汉县
郡下统县，战国已然，秦王朝推行全国。汉承秦制，仍在郡下辖县，并有所发展。《汉书·百官表》云：县“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表明西汉的县级行政区划，已有县、国、邑、道之别。
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在元封年间有一百零三郡，下辖“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据钱大昕在《二十二史考异》中根据郡、国所辖的县统计，西汉实有县级行政单位1578个，其中：县1344、侯国188、道30、邑16。王莽时，全国125郡，国下领县、邑2203个。东汉永和五年时，全国105个郡，国下辖“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19)较西汉末几乎少去三分之一。
三、州的萌芽
如第一章所述，把中国划分为州，起源于战国时人们的理想。但是，“十二州”、“九州”、“五服”、“九畿”都停留在学者们所著作的书上或人们的传闻中，并未成为中国的行政区划。在中国行政区划中真正地出现“州”一级，始于西汉武帝。
1.西汉的州
《汉书·武帝纪》说，元封五年（前106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汉武帝用《禹贡》、《职方》中的11个州名（冀、兖、徐、扬、荆、豫、幽、并、梁、雍、青）（见表1）置刺史部，其中把梁改曰益、雍改曰凉，加上新开辟的边地“南置交趾、北置朔方”(20)两个刺史部，共为13刺史部，又名13州。但《汉书·地理志》正文与序所载大异：正文的13州名中无朔方、凉州，却有司隶（京师地域），将交趾称为交州。顾颉刚在《两汉州制考》中，根据较充分的事实指出《汉书·地理志序》较正文可信，置13州部是元封五年（前106年）之事，而在京师置司隶校尉是征和四年（前89年）之事，相距27年，故司隶不在13州之列，如加司隶应统称为14州；“北置朔方”，属13州，是确切的，正文把朔方归并州乃是东汉之制，非武帝所为；称交趾为交州，是王莽和东汉时制，非西汉之称；而且《汉书·地理志》正文还遗漏了凉州。应当指出当时的州刺史仅代表汉王朝监察所辖的郡、国，并无固定驻所，还没有形成一级行政区划。
2.东汉的州
西汉末年王莽专权，企图实现《尧典》中所谓“肇十有二州”的古制，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废除朔方、司隶两部，全国变成12州；据《尧典》中无交趾而有“宅南交”的话，改交趾为交州；据《禹贡》中有雍州、无凉州，改凉州为雍州。(21)
东汉光武曾恢复西汉旧制，复置司隶部，复改雍州为凉州。但不久，在建武十一年（35年）又参用王莽之制置州。以后东汉的州制与西汉有以下不同：(1)降司隶校尉部为全国13州之一；(2)废朔方，归入并州；(3)改交趾为交州。(22)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黄巾起义，朝廷为有效地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于中平五年（189年）改刺史为州牧，命朝中九卿任州牧，执掌一州军、政大权，州逐渐成为郡、县以上的一级结构。于是，全国的行政区划由虚的三级制演变为实的三级制，由郡县制演变为州郡县制。东汉末，曹操又倡复“九州说”，废幽、并两州，合入冀州；省去司隶校尉部和凉州，并为雍州；弃交州，分入荆、益两州。全国仅有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9州。
总之，汉代的行政区划承袭了秦制，基本上实行的是郡县制。与秦王朝不同的是：(1)汉代有郡、国并存的局面。汉初，实行的是郡—县二级制和国—郡—县三级制并行的行政区划制度；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之后，实行的是郡或国统县的二级制，（表2）直到东汉末大致如此。
所以，更确切地说，汉代的行政区划实行的是郡、国并存的制度。(2)汉代的县级区划单位的形式多样化，除县以外，还有邑、道、侯国。(3)汉代的行政区划单位中出现了“州”。武帝首创行政监察区，在郡、国之上增设十三刺史部，即十三州。东汉末年，州由虚的行政监察机构变为一级政区实体，开始出现州—郡—县的三级行政区划制度，表明中国的行政区划演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表3）
第三节 州制时期
东汉中平五年，“州”开始成为一级行政区实体。自此，中国的行政区划进入到州制的新时期，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直至隋代，州一直成为中国最高的行政区划单位。时间延续了四百年左右。
一、三国至西晋的州制
1.三国州制
汉献帝时，曹操“挟天子”、“今天下”，改汉十三州为九州。不久，魏文帝曹丕又改为十二州。当时，曹魏占据黄河流域，置有司隶、豫、兖、青、徐、雍、凉、冀、并、幽、荆（汉荆州北部）、扬（汉扬州北部）12州；(23)领郡101、县731。(24)孙吴占有长江中下游、珠江流域，置有荆、扬、交、广4州，领郡44、县337；(25)蜀汉占有今四川和陕西汉中盆地，仅置益州一州，领郡22、县138。(26)因此，三国时共有州17（其中荆、扬各有二州），郡167，县1206。
事实上，那时魏国的行政区划与吴、蜀两国的并不完全相同：(1)魏在州下分郡或王国，吴、蜀在州下仅有郡；(2)魏在郡或王国下，置县、县王国、县公国与侯国，吴、蜀在郡下仅辖有县和侯国。与汉制的县级单位不同，三国时已无道、邑之称，但在魏国有县王国、县公国等设置。(27)
2.西晋州制
曹魏灭蜀汉后，从益州中分置梁州；西晋初，又从雍州分出秦州，由益州分出宁州，再由幽州分出平州。至280年晋武帝平孙吴、统一全国，将南、北荆合一，南、北扬合一，全国共有州19，统郡、国173，县1232。(28)西晋后期，由荆、扬两州分置江州，从荆、广两州分置湘州，共有21州。(29)
此时，可以说已集州制之大成，为州制最完善的阶段。首先，从州名而言，《禹贡》、《职方》、《尔雅》、《吕氏春秋》等提及的州名，除少《尔雅》中的营州外，都有了实际地域；其次，从设州的历史来看，自汉武帝以来所设置的州，除西汉的朔方外，均已有设置；第三，从当时设置的实际地域来说，也远较过去的合理，如由原益州分出今陕西西南部和四川东部置梁州，分出今云南为宁州，从荆、扬两州分出今福建、江西为江州，自荆、广两州分出今湖南东部、东南部和广东东北部置湘州等。
西晋后，天下大乱，州制陷于混乱。
二、东晋、南北朝的州制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晋室南迁，偏安江左，宋、齐、梁、陈先后承袭，社会局势一直不安宁，正如《宋书·州郡志》所说的：“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等。”北方在十六国统治之下更是兵戈扰攘，各国在统治所及的较小区域中分置了许多州，并且变幻无常，州制又陷于混乱。
据《通典·州郡典》等记载，东晋时南方有十多个州，南朝宋、齐时增至20多个州，到梁朝后期竟增至一百零七州。以疆域相差无几的南朝陈国和三国吴相比较，（表4）陈国的州数是吴国的16倍。北魏统一北方后，太武帝真君元年（440年）有实州15，孝文帝太和中增至38州，太和末年则达80余州。(31)至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北方的州竟达211个。(32)州置如此之滥，郡、县的设置也就可想而知，据《南齐书·州郡志》记载：南朝后期的郡达380余个。真是“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33)
三国初行州制时，一州一般辖有十个上下的郡，每郡统有一、二十个县。到南北朝后期，不少州只辖一、二个郡，不少郡只统一、二个或二、三个县。有的州竟然无县所辖，仅存空目。南朝齐在汉中地区有45个郡是“荒或无民户”；有的两州或两郡合治一地，称为“双头州郡”。实行了四百年左右的州郡县三级制，此时已有相当一部分名存实亡。
在东晋、南朝还实行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制度，即侨州、侨郡、侨县。永嘉之乱以后，中原人民大批南迁。东晋、南朝为笼络人心、安置大族，便就地按流民原来籍贯在南迁之地设置原籍州、郡、县。如图5所示，当时侨州、侨郡、侨县集中在长江流域，特别在建康（今南京）和荆州（今湖北江陵）附近。在南齐时，国都建康附近的青州、冀州、北兖州、南兖州、北徐州、南徐州、豫州、南豫州等都是侨州。这些侨州、郡、县与实州、郡、县形成较为复杂的统领关系，主要的方式有四种。（表5）如东晋的扬州统领实郡11、实县93；统领侨郡6、侨县13；实郡中又统侨县3。如徐州侨置于京口（今江苏丹徒县），为侨州；统领实郡6、实县20；又统侨郡和侨县若干；实郡中也有统领侨县的。(34)
三、隋代州制
南北朝后期，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制度已混乱到了极点，郡一级形同虚设。隋文帝面对这种局面，于开皇三年（583年）果断地“罢天下郡”，实行以州领县的两级行政区划制度。在开皇九年（589年）平定南朝的陈以后，统一了全国，隋文帝又将州县两级行政区划制度推行至全国。这样，东汉末年以来一直沿用的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制改为州、县两级行政区划制，但是实行的依然是州制。隋朝从583年至607年实行州县制24年。炀帝于大业三年（607年）复改州为郡，以郡统县，恢复秦制。同时，炀帝仿效汉武帝，在郡上设置司隶、刺史15员，司监察之职。(35)许多人以为隋实行的是郡县制，这是由于《隋书·地理志》所记的隋朝的行政区划制是大业五年（609年）的行政区划，当时炀帝实施的是郡县制。实际上，炀帝实施郡县制是从607年至618年，仅11年。所以，隋朝主要实行的还是实施了24年的州县制。从中国古代行政区划沿革史看，隋朝是处于从州制时期到道制时期的过渡阶段。
据《隋书·地理志序》记载，北朝的周朝末年，计有州210，郡580，县1124；隋文帝平定南朝的陈朝后，又得南朝30州、100郡、400县。(36)因此，隋初共有州241，郡680，县1524。而据《隋书·地理志》载大业五年的行政区划，隋郡为190，县1255。可见，比隋初刚统一全国的时候减并了很多，南北朝滥置州、郡的情况在隋朝已不复存在。
第四节 道（路）制时期
州制在中国实行了四百年左右，南北朝滥置州、郡，说明了州制的衰落。诚然，隋朝着力整顿，结束了滥置州、郡的现象，但也没有能够挽救州制。唐初，李渊统一中国后，一度改郡为州，恢复州领县制。天宝元年（742年）至乾元元年（758年）又改州为郡，实行了16年郡领县制。因此，唐朝与隋朝一样，州、郡两名曾经迭相改用。不过，唐朝后期的最高行政区划不是州或郡，而是“道”了；宋朝的最高行政区划是“路”。“道”和“路”最初都是监察区的性质，然后转化为行政区。这表明中国的行政区划在唐宋王朝进入了道（路）制时期。该时期从7世纪初至13世纪后期，达六百多年。
一、唐朝道制
1.道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为省并州、郡，主要依山川形势划全国为10道。这10道是：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和岭南。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由10道变15道，山南分置为东、西二道，关内道长安附近增置京畿道，河南道洛阳附近增置都畿道，江南分置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图6）经玄宗改置，诸道的范围渐成定制。
唐道下辖府、州，府、州下领县。贞观十三年（639年），10道统领府、州358，县1551；开元末年（740年），15道统领府、州328，县1573。此时，唐朝的疆域已超过汉武帝全盛时期。(37)
2.府
在唐代的行政区划中，不但有唐太宗新开的“道”，还有唐玄宗新开的“府”。最早设府是在开元元年（713年），玄宗升国都雍州为京兆府，升陪都洛州为河南府。以后，设置和改置的府增多，成为唐朝行政区划中的一个重要的单位。综观唐代诸府大致可分为三类：(1)诸京都（包括陆续新建的陪都）和皇帝驻跸之地改置为府，以示不同于常州，如并州改置为太原府，荆州改置为江陵府。终唐之世，此类府有10个：京兆府（原雍州）、兴德府（原华州）、凤翔府（原歧州）、河南府（原洛州）、兴唐府（原陕州）、河中府（原蒲州）、兴元府（原梁州）、成都府（原益州）、太原府、江陵府。(2)在内地重要地区置都督府。都督制起自曹魏，当初专理军事，不涉民政；晋始兼任刺史；北周时改都督为总管；唐武德七年（627年）改称都督，兼理军民，都督府始成行政区划之一级，如扬州都督府、益州都督府。景云初年（710年），唐有都督府24，分辖国内各州，惟畿内诸州不隶。但不久即以权重而废。(3)边地置都护府。都护之名起自西汉，当时在西域设有都护。唐太宗平定高昌后，始设安西都护府，其后渐次增置，至唐中宗时共有6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安东都护府、安南都护府、北庭都护府。(38)
3.节度使
其名起于魏晋，但仅是一个官衔名称，并无管辖区域。景云二年（711年），唐以凉州都督充任河西节度使，此名称才确定，并列入正式边疆官制。至唐玄宗开元和天宝之间，已增至10个节度使：河西节度使、范阳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安西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北庭节度使、平卢节度使、岭南节度使。它们都分布于边地。安史之乱以后，节度使制被滥用于内地，使这种原为边关的军事制度变成为内地实际的行政区划单位，而且大者连州十数，小者亦兼三、四。(39)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肃宗时（756—761年）节度使已有44；又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所载，在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唐全国有节度使47。所以唐初的行政区划单位——道，在此时（安史之乱后）已徒有虚名了。
纵观唐朝的行政区划制度，应该说这是中国行政区划沿革史中的一个大变革时期。唐太宗创立了“道”，唐玄宗把“府”引进行政区划中来，唐睿宗又把节度使变成正式建制；使唐代的行政区划基本上成为三级制，主要是道—府（州）—县。后期的道—节度使—府（州）—县制，由于道已为虚设，实际上还是三级制。（表6）
二、宋朝路制
唐中叶后，道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节度使所辖之地虽不少称道，但道制行政区划已混乱不堪，这为宋代改革为路制准备了条件。事实上，宋之路也略似唐之道，是仿唐代的道制而置；从字义上说，路和道在许多情况、场合是同义的。因此，把唐代道制行政区划和宋代路制行政区划归为一个时期，是适宜的。
1.路
宋初力平群雄，疆域区划难以顾及，太宗因袭唐朝旧制，略事改革，分全国为13道：河南道、关西道、河北道、河东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陇右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东道、剑南西道、岭南道。但不久，在淳化四年（993年）把全国又合并为两京（东京、西京）10道；去陇右、山南东、山南西三道，并剑南东、西道为一；改岭南为广南道；增设两浙道。但第二年即废，于是正式废去道制，改为路制。(40)
其实在宋太宗初年，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已设21路，第三年后又为19路，端拱二年（989年）改为17路，淳化三年（992年）有16路。可见，在淳化五年以前的15年中，宋太宗一直实行“道”、“路”并存的行政区划制。淳化五年后，全国设路也未有定规，在至道三年（997年）始定天下为15路：京西路、京东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两浙路、福建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西川路、峡西路。(41)天禧四年（1020年）增至18路，宋真宗分四川路和峡西路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4路，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熙宁七年（1074年）增至23路，宋神宗分淮南路为东、西两路，分陕西路为永兴军、秦风两路，分京西路为南、北两路，分河北路为东、西两路，分京东路为东、西两路。(42)（图7）元丰八年（1085年）颁行的《元丰九域志》，即依据23路的行政区划制编写的，京畿所在的开封府则不在23路之列。
崇宁四年（1105年），宋徽宗将国都开封府置为京畿路，合称为24路。宣和四年（1122年），宋徽宗与金联盟，约定灭辽后，金将燕云16州归还宋朝，因而宋拟置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但金灭辽后失约，所以北宋末年号称拥有26路，实际上还是24路。(43)
南宋仅有半壁江山，绍兴十二年（1142年）分路16：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荆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福建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图8）嘉定元年（1208年）宋宁宗改为17路，把利州分为东、西两路。(44)
2.府（州）
宋代路下为府、为州。府虽与州同级，但地位要略高于州。当时，国都、陪都，皇帝诞生、居住和巡游过的地方，以及地位重要的州，都改置为府，情况与唐朝很相似。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八年（1085年）时，全国有府14、州240。
3.军、监
两宋的行政区划中还出现一些新单位——军、监。军始于唐，当时称军镇，属军事系统，多设在边区，只管军队不管民政。五代时，军不仅管兵马，也辖有土地、民政，但各军、监皆不辖县；在宋代，军则演变为地方行政区划单位。监是国家经营的矿冶、铸钱、牧马、制盐等专业性的管理机构，五代初已开始出现，但也在宋代才演变成地方行政区划单位。
宋代的军、监有两类：领县的或不领县的。领县的军监与府、州同级，都隶于路，但实际地位则要低于府和州；不领县的军、监与县同级，同隶于府或州。所以，宋代县级以上、路级以下的区划单位有府、州、军、监四类，县一级的区划单位有县、军、监三类。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全国有军37、监4、县1255。
宋代的行政区划，最高一级为路；实施的三级制，最基本的是路—州—县；州级单位有府、州、军、监，府地位最高，州次之，军、监更低；县级单位有县、军、监。（表7）
三、辽道制
与北宋对峙的辽，是统治中国北部的一个王朝。从公元916年创建，到1125年为金所灭，历经9帝，共统治210年。辽袭唐制，将全国分为5道（亦称为5路），每道（路）有一个政治中心称府，建有京号，并以京号命道，合称五京道（或五京路）：上京道、东京道、中京道、南京道、西京道。（图7）道或路的下级单位、县的上级单位有府、州、军、城四类，县的同级单位有州、军、城。
四、金路制
与南宋对峙的金，也是统治中国北部的一个王朝。公元1115年创建，1125年灭辽，次年灭北宋，至1234年亡，共历9帝，统治120年。金采宋制，曾分境内为17路、20路，分别置于皇统二年（1142年）和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20路为中都路、上京路、咸平路、东京路、北京路、临潢府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大名府路、西京路、南京路、山东东路、山东西路、河东北路、河东南路、京兆府路、凤翔路、鄜延路、庆原路、临洮路。泰和五年（1205年）金章宗并临潢路于北京路，是为19路。
路下辖府、州，（见图9）府、州下领县。泰和五年时，金国境内有府、州179，县683。(45)
纵观道（路）制时期的行政区划有这样几个特点：(1)无论在唐代、宋朝，还是五代十国、辽国和金国，道或路是最高行政区划单位始终没有变；(2)该时期六百多年中，始终实施的是三级行政区划，最基本的单位是道或路—府或州—县；(3)上一个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朝的州制时期）最高的行政区划单位——州，在此时期仍继续沿用，不过变成了行政区划的第二级单位，隶属于道或路；(4)还引进了府、军、监等行政区划单位，尤其是府一直沿用下去，成为一个长期广泛采用的重要行政区划单位。
第五节 省制时期
自元代开始，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行政区划制度，其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单位为行省（简称为省），因此称为行省（省）制时期。该时期从13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历经元、明、清三代。
省名起源甚早，魏晋时期已有尚书省、中书省之称，然皆为中枢要署，不直辖地方。隋文帝于开皇八年（588年）伐陈，曾置淮南行省于寿春，但不久即废。金入主中原之初，曾出现过行省制度，在外地设立行尚书省，但为时短暂。蒙古人兴起之后，仿金实行行省制度。元世祖一方面将尚书省并为中书省，总理朝政；另一方面，在地方设立若干行中书省，作为朝廷中书省在外地的机构。它最初是一种临时设置，并只管军事，后演变为兼管民政，其长官也由中央官吏演变为地方官吏。其间从伐金到灭宋，历经70余年，平宋以后成了元朝的行政区划单位。
一、元省制
蒙古在太宗三年（1231年）即灭金的前三年，始立中书省，以著名的政治家、地理学家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入主中原后于宪宗初年（1251年），在燕京等处置设行尚书省。中统初年（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改置行中书省，其后屡屡增多，但是一直到元贞年间（1295—1296年）行省的设置和辖区还都很不固定，即在忽必烈统一中国（1279年）后的20年中行省制并未固定下来，直到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元成宗时期才开始固定，逐步形成元代省制行政区划。
1.行省
元英宗至治时（1321—1322年），全国划分为12个一级行政区：1个中书省、11个行中书省。中书省为中央机构中书省的直辖地区，又称都省、腹里，包括今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山东以及河南和内蒙的部分地区。十一行中书省为岭北、辽阳、陕西、河南、江浙、江西、湖广、云南、四川、甘肃、征东。其中，征东行省即高丽国，行省负责人由高丽王兼，性质与内地行省不同，所以也有人认为只有10个行中书省。（图10）
元末，又分出许多行省，如中书省分出山东行省，江浙行省分出福建行省；有些行省区域过大，又划置分省，如福建行省内置建宁、汀州、泉州分省。可见，元末行省制也已开始混乱。
2.行省以下的单位
元代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略同于宋，行省下辖路，路领府、州，府、州辖县。但也有不辖县的路、府、州；不隶于路的府、州，而直隶于行省。直隶于行省的府、州称为直隶府、直隶州；隶于路的府、州，称为散府、散州。从图11可以看出，当时与路平级的直隶州、直隶府为数不少。另外，元仿宋的“军”行政区划，置有军和安抚司，为数不多，都在边境少数民族的区域内置设。军有直隶于行省的，也有归路统辖的；安抚司都直隶于路。元代在一个中书省、11个行中书省下，置路185，府33，州559，军4，安抚司15，县1127。(46)
元代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虽略同于宋，但从表8中可见元代的行政区划已与宋朝的有原则上的区别：(1)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是行省（或简称省），已不是路。宋朝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路，在元朝已降为第二级行政区划单位；(2)在宋朝，府、州是辖于路之下的，在元代已有相当数量的府、州成为直隶府、直隶州，与路并列；(3)宋是三级行政区划系统，元则有三级、四级，而且以行省—路—府或州—县四级区划系统为主。
二、明省制
明初，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基本上保留了元代的行省制，只在洪武元年（1368年）废元中书省，辖境分属河南行省和山东行省；同时改江南行中书省为中书省，以示国都所在。但元的行省制在元末已出现混乱，不全面改革整顿已难以维持国家权力，于是在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改革元代行省制度，宣布最大的行政区划是布政使司，由布政使总一省的行政大权，其性质仍同行省，因此习惯上还称为省。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为加强皇权，罢中书省，六部直属皇帝，原中书省所辖的地区也归六部，名为直隶。于是，把当时国都所在的应天府（治所在今南京市），即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二省和上海市的地区改称直隶，也称京师。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年间迁都顺天府（治所在今北京市），旋即将今北京、天津二市和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改称为直隶（即京师），而原直隶改称南直隶，又称南京。自宣德三年（1428年）以后，全国统分为两京、13布政使司。两京是京师（即北直隶）和南京（即南直隶）；13布政使司简称13司，俗称13省，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因习惯上也称一个直隶区为一省，所以又有15省之说。（图12）
布政使司（省）下辖府，府下领州，州下领县。州有两种：直隶布政使司的直隶州；隶于府的散州。从表9可见，明代布政使司（省）以下的行政区划单位有这样几项改革：(1)在宋代为最高行政区划的路，在元朝还是主要的第二级行政区划单位，在明朝则被完全废除了；(2)唐朝创立的府，在明代第一次成为高于州一级的行政区划单位，明代的府相当于元代的路；(3)与元朝一样，实行三、四级行政区划系统，而且以省（布政使司）—府—州—县的四级区划系统为主。据统计，明在15省下有“府百四十，州百九十三，县千一百三十八”；(47)另有“羁縻（即藩属）之府十九，州四十七，县六”。(48)
三、清省制
清初为便于统治明代故土，清世祖仍沿用明制15布政使司，只是改北直隶为直隶，南直隶为江南布政使司，即废除了南京为国都的地位。康熙初，改布政使司为省，因认为全国区划为15省，其制过大，所以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分江南为江苏、安徽两省，分陕西为陕西、甘肃两省，全国共为18省。
在边疆，清王朝施行与内地不同的行政区划，乃由中央设辖区，委派重臣，如在东北地区设奉天（盛京）、吉林、黑龙江和在外蒙古设乌里雅苏台、在新疆设伊犁5个将军辖区，在西藏、西宁设办事大臣辖区，以及由中央理藩院直接管辖的内蒙古盟旗，连同内地18省，全国共为26个政区。清光绪十年（1884年）置新疆省，十三年（1887年）建台湾省，三十三年（1907年）改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将军辖区为省，加上内地18省共为23省。因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签订了卖国求荣的马关条约，台湾省被割让给日本，所以史称22省。（图13）清朝的22省，为中国现代省的政区划分奠定了基础。
清代省以下的各级行政区划单位基本上是沿用明制：省下辖府和直隶州，府下领散州和县。所不同的有以下几点：(1)增加了行政区划单位——厅。这是清代在新开发地区所设置的区划单位，
有直隶厅和散厅之分，直隶厅与府、直隶州平行，直隶于省，绝大多数不领县；散厅隶属于府，与散州、县相平行，成为最基层的行政区划单位。(2)在元、明两代不论是直隶州，还是散州，一般均领县。（表8、9）在清代省辖的直隶州才领县，而府辖的州则不领县。（表10）(3)元、明两代的行政区划系统都是由三级和四级系统混合组成，并以省—府—州—县的四级体系为基本的系统。在清代则是三级行政区划系统，且以省—府—县和省—直隶州—县为主。（图14和表10）(4)在边远辖区和省，除了在部分农业区
设置府、州、县外，在内蒙古、外蒙古、新疆、青海以及东北的奉天、吉林和黑龙江，建立盟、旗行政区划单位。盟相当于内地的府，旗相当于内地的县。在西藏则设立营。(49)
在清代，直隶厅的地位低于府，但高于直隶州，因此清朝省以下的行政区划单位的称呼一般为府、厅、州、县。据《清史稿·地理志》记载：自清德宗光绪年间置22省，有府、厅、州、县1700多。
自春秋初至清末，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经历了萌芽时期、郡县制时期、州制时期、道（路）制时期和省制时期五大阶段，历时二千六、七百年，有许多方面值得总结、注意。
一、行政区划的设置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从表11看出，变动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
二、在行政区划中，各地区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的地区要比不发达的地区地位高。在秦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要比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发达，所以在全国一级行政区划40多个秦郡中占有30多郡，而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仅有全国四分之一的郡。西晋初，全国一级行政区划19个州中，秦岭、淮河之南的地区有7个，占三分之一强，但多数州依然在秦岭、淮河之北，这与当时经济中心仍在黄河中、下游的情况是一致的；西晋末，全国21州，秦岭、淮河之南的地区占有9个，为七分之三，比例比西晋初高，这与西晋时南方的经济发展较快有关。到唐代，南方的经济虽发展较快，但经济中心仍在黄河中、下游，所以唐初全国一级行政区划十个道中，秦岭、淮河之南占有4个，后来的15道中南方占有6道。这种状况在宋生了关键性的变化，北宋全境一级行政区划24路中秦岭、淮河以南占有14路。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单位的数字超过黄河中、下游地区，这在中国行政区划史上是第一次。这种变化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也是同步的，在宋代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经济已赶上了黄河中、下游。明成祖以后全国一级行政区划13省中，秦岭、淮河以南的地区占有9个，而那时虽然政治中心在北京（直隶），经济中心却在南方。清朝内地一级行政区划18省中，秦岭、淮河之南占有13省，即占三分之二，这与当时南方的经济远远超过黄河中、下游的情况是密切相关的。
三、每个时期乃至每个朝代的行政区划单位都有变化，但变化最大的是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单位。秦汉为郡，魏晋南北朝为州，唐为道，宋为路，元明清为省，实际上元为行省，明为布政使司，清为省。
四、历时二千多年，经历五个时期、十多个朝代，中国行政区划制的最基本单位——县，始终没有多大变化。这或许说明，行政区划制的最基本单位是最稳定的，而最高一级单位则是最不稳定的。
五、愈早诞生的行政区划单位，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地位愈低的趋势。如县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行政区划单位，在秦汉降为第二级行政区划单位，汉以后又降为第三级行政区划单位；郡在秦汉是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单位，到魏晋南北朝降为第二级行政区划单位；州在魏晋南北朝是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单位，在唐、宋的道（路）制时期降为第二级行政区划单位，至元、明、清的省制时期降为第三级行政区划单位；路在宋朝是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单位，在元代则降为第二级行政区划单位。
六、行政区划系统也在不断演变之中。从表11可见，春秋为一级制，战国为二级制，秦汉基本上是二级制，魏晋南北朝为三级制，隋代为二级制，唐、宋为三级制，元、明是三级和四级行政区划混合制，主要是四级制，清代是三级制。可见，在中央集权制的前期，行政区划以二级制为主；在中央集权制的中、后期，行政区划则以三级制为主。
区划是郡县制，它萌生于春秋，演进于战国，正式确立于秦代。
三、州的萌芽
如第一章所述，把中国划分为州，起源于战国时人们的理想。但是，“十二州”、“九州”、“五服”、“九畿”都停留在学者们所著作的书上或人们的传闻中，并未成为中国的行政区划。在中国行政区划中真正地出现“州”一级，始于西汉武帝。
1.西汉的州
《汉书·武帝纪》说，元封五年（前106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汉武帝用《禹贡》、《职方》中的11个州名（冀、兖、徐、扬、荆、豫、幽、并、梁、雍、青）（见表1）置刺史部，其中把梁改曰益、雍改曰凉，加上新开辟的边地“南置交趾、北置朔方”(20)两个刺史部，共为13刺史部，又名13州。但《汉书·地理志》正文与序所载大异：正文的13州名中无朔方、凉州，却有司隶（京师地域），将交趾称为交州。顾颉刚在《两汉州制考》中，根据较充分的事实指出《汉书·地理志序》较正文可信，置13州部是元封五年（前106年）之事，而在京师置司隶校尉是征和四年（前89年）之事，相距27年，故司隶不在13州之列，如加司隶应统称为14州；“北置朔方”，属13州，是确切的，正文把朔方归并州乃是东汉之制，非武帝所为；称交趾为交州，是王莽和东汉时制，非西汉之称；而且《汉书·地理志》正文还遗漏了凉州。应当指出当时的州刺史仅代表汉王朝监察所辖的郡、国，并无固定驻所，还没有形成一级行政区划。
2.东汉的州
西汉末年王莽专权，企图实现《尧典》中所谓“肇十有二州”的古制，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废除朔方、司隶两部，全国变成12州；据《尧典》中无交趾而有“宅南交”的话，改交趾为交州；据《禹贡》中有雍州、无凉州，改凉州为雍州。(21)
东汉光武曾恢复西汉旧制，复置司隶部，复改雍州为凉州。但不久，在建武十一年（35年）又参用王莽之制置州。以后东汉的州制与西汉有以下不同：(1)降司隶校尉部为全国13州之一；(2)废朔方，归入并州；(3)改交趾为交州。(22)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黄巾起义，朝廷为有效地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于中平五年（189年）改刺史为州牧，命朝中九卿任州牧，执掌一州军、政大权，州逐渐成为郡、县以上的一级结构。于是，全国的行政区划由虚的三级制演变为实的三级制，由郡县制演变为州郡县制。东汉末，曹操又倡复“九州说”，废幽、并两州，合入冀州；省去司隶校尉部和凉州，并为雍州；弃交州，分入荆、益两州。全国仅有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9州。
10月18日上午9点，党的开幕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隆重开幕，我**省委党校第三期县处级领导干部进修二班2支部全体学员带着笔记本早早地坐在省委党校大礼堂，认认真真地观看了召开的盛况现场。下午14：30我班全体学员在文体楼403教室举行了庄重热烈、发言踊跃的座谈会。座谈会由党支部zhu书记主持。
ZHU同学：各位同学，我想从两个方面谈谈个人体会。首先这个会议在我们关键的时期也就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也是一次规划蓝图的大会、鼓舞人心的大会。在这个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关键时间节点，我们党必须向全体人民明确宣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并为此提出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也就是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其次，大会分几个部分，有很多内容，我和同学们一样听得很认真，生怕漏掉一个字。报告内容宏大，体系、结构完整，既总结了成绩又指明了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对我们来说“事非经过不知难”，这五年也“非常不平凡”。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世情国情党情，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和重大方针政策，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生了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我们8900万共产党员，带领我们十三亿全国人民创造了辉煌，这是我们共产党的光荣，正像说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只有始终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才能永葆党的生命力创造力。这些成就是全方位的，也是开创性的，这些年的改革更是深层的，听了之后我有一种深深的体会，那就是“光荣、有梦想、未来已来”。报告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它既是过去五年我国取得的各项成就的理论支撑，又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为新时期前进提供了可靠的导航。总书记的十四条坚持的基本方略为我们提供了行动的指南。两个“再奋斗十五年”的两个阶段，为我们美好的蓝图提出了时间结点，所以我还要说“未来已来”。作为基层的党员我们在学习报告的时候还要注意三个结合，一是结合对广东工作作出的“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 的重要指示，二是与密切联系具体工作实际相结合比如对我而言更加关注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论述达到了空前的重视等，三是还要联系个人思想实际相结合。
GAO同学：报告内容丰富，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任务，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不忘初心、砥砺奋进、锐意进取，实现了全面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报告清晰地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以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为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发展方向。报告非常精彩，肯定成绩、实事求是，分析形势、理性清醒，展望未来、高瞻远瞩，信念坚定、方向明确，这个报告给出了新思想新理念，达到了鼓舞人心、振奋党心、凝聚军心、赢得人心的效果。
ZHI同学：在报告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作为高校的领导干部我考虑的更多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培养人，如何建好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完善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广大学生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把他们培养成为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L同学：我是军人出身，对关于强力兴军的部分感慨很深。报告中强调了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样的军队才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提出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指南。特别强调了实现强军目标就是要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我听了之后深受鼓舞。对于军队建设、作战指挥建设这些方面我也深有感触，这些也都离不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报告中突出了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打造坚强高效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
对于我个人的具体工作相关的内容，在报告中的第七部分有更详尽的叙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贯穿着科学辩证思维和宽广的全球视野，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5年来，党的依法执政能力不断提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共同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自觉保障宪法法律的实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正在成为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共识，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巩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与向心力进一步增强。这几年来，立法工作捷报频传，一批反映时代声音、回应人民呼唤的法律相继推出，为深层次变革中的中国社会夯实了法治之基。
最后我也深深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我还要深入学习精神，把具体工作要落到实处。
林同学：结合我的工作实际，我谈一谈报告中提出的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论断。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扩大退耕还林还草，严格保护耕地，扩大轮作休耕试点，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等等。这些都和我的具体工作息息相关，给我们林业发展提出了方向，也是我们林业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根据我们广东山林的具体情况，我要不断学习报告精神，做好具体工作，为建设美丽广东做出贡献。
李同学：我主要谈谈和我比较相关的关于粤港澳问题的看法。在作报告时表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相比十八大报告，报告强调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这是强调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效力也要得到落实。今后在港澳要强调把宪法和基本法共同作为宪制基础，而且要通过实践推动特区形成良性的宪制秩序，即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中央全面管治权和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也形成良性互动。
结合我的具体工作呢说说对大湾区的建设路径，**省层面已有清晰的思路。今年7月7日，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刚刚贯通，这意味着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顺利实现主体工程全线贯通，预计今年底通车。港珠澳大桥是连接香港、珠海、澳门的超大型跨海通道，全长55公里，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一桥飞架三地，将进一步打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空间。今年底大桥全线通车后，香港至珠海的陆路通行时间将由3小时变成半小时，三地经济融合将不断加深，我将努力工作为促进广东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TAN同学：我的体会有三点：一、我们的党是有执政能力的政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奋进的大会、也是一个吹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号角的大会，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大会,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大会、催人奋进的大会。聆听了的报告后，深感振奋、深感自豪、深受鼓舞。过去5年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5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最直观的体现是我们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有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有了更多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获得感，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带领全体党员，带领全国人民迈进新时代，完成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任务。报告是高举旗帜、科学发展的报告，是绘制蓝图、引领未来的报告，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报告，是振奋人心、凝聚力量的报告。通过收看了开幕会，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二、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充满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我们党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更长远的眼光，思考和把握了党和国家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拓展，形成了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在新的历史阶段上指引我们正确前进的根本动力和理论航向。我对我国未来的发展充满自信，我对党的领导充满自信，对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充满自信。
三、我对报告中提出的奋斗目标充满期待。我们的伟大目标是，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总之我想说“厉害了我的党，厉害了我的国”
XU同学：报告用了三个半小时讲述，内容非常丰富，本人还来不及消化，感受体会有四点：
一、新的高度。在报告中用“极不平凡”一词，总结回顾了过去五年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民主法治、人民生活、反腐败斗争、军事改革、文明生态建设等多方面、全方位所取得的成就。在时间节点上是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从到二十大，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国家、我们党全面开启了2.0时代。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阶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二、新的成就。这五年我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我们都是亲眼所见。在报告中还讲到了 “天宫”“蛟龙”“天眼”，还有“悟空”“墨子”、大飞机等众多新的成就，让我们倍受鼓舞。
三、新的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报告中，用“八个明确”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阐述，并阐述了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十四条坚持”。这些都明确了我们的行动指南，指明了前进道路，构建了美好蓝图!向新时代一步一步迈进，我们更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想说：“新时代，很期待!”
四、新要求新征程。进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起着统领和决定性作用。报告指出，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和我的实际工作相关的是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三农”工作……报告全方位、多层次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开启了新征程。
LIU同学：作为一名来自国企的党校学员，我的感受以下三点及结合工作的思考：
一、使命感。指出，从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这体现了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二、责任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在改革发展最前沿、在科技创新第一线我们党员干部都应有责任感，作为党员干部我们更应该担负起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三、时代感。体现了整个世界都在谋划中国的未来。中国过去五年对维护世界和平繁荣、促进多边合作和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等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各国互联互通、改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促进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共赢提供了机会。中国的发展不仅将造福中国人民，而且也将惠及世界。提出的“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把中国带到了世界的中心。
林枫(1906-1977)，黑龙江望奎人。1924年人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在北京、天津一带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0年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党支部书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党团成员。1932年任河北省反帝大同盟执委会委员、党团书记，全国反帝大同盟筹委组织部部长。1932年11月起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1935年12月复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36年3月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不久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秘书。1945年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1954年调中央工作，历任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受和“”迫害，1977年逝世。
历史为何在此留白?
完整的一二・九抗日救亡民主运动，应当从1935年5月至1937年7月，经历了酝酿准备(1935年5月至1935年12月初)、爆发和蓬勃发展(1935年12月9日至1936年2月)、巩固和深入发展(1936年3月至1937年7月)三个历史阶段。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共北方地下党组织几遭破坏，处于十分秘密的地下工作状态，党的领导者不可能公开活动。这使得许多一二・九运动的亲历者及其后人，不清楚党组织对一二・九运动的运筹情况，不太清楚党的领导人和党员在一二・九运动的全过程中发挥领导和组织作用的情况。即使像当时北平学联主席郭明秋和几个学联成员对党领导一二・九运动情况的回忆，也因特殊历史情况而带有一定的局限性。郭明秋曾经说过：“我参加一二・生救亡运动，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我知道的情况，也有局限性。成立北平学联会的准备工作，在党内其实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了。……不管是有组织关系的还是没有组织关系的，都分别在做工作”。建国后，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认识程度和认识水平的不同和差异等等，使得一二・九运动与党的关系、党的领导、领导人和党组织的作用等，变得更模糊、甚至于出现误导，以至产生了一二・九运动“纯粹是学生自发的”之说，对“党六届七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由于遵义会议开始了以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而正确地领导了这场运动”提出质疑，认为“这场运动并无上级的明确指示”，“相当程度上似乎带有自发的性质”。当时的都说“不知道”，斯诺夫人说一二・九运动是斯诺和他的学生领导的等。这样一来，林枫与一二・九运动、林枫在这个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功绩也被模糊、淡化和淡忘了。
从学运的勇敢参与者到积极领导者
林枫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一直在平津、河北地区从事学运和党的秘密工作。早在1924年，他作为天津南开中学学生会会长，在学生中组织宣传活动，讲解召开国民会议的重要意义，介绍孙中山《北上宣言》的内容，并与校方展开激烈的争论，鼓舞学生的斗志。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林枫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学生会组织许多同学参加讲演、募捐和示威游行活动，控诉帝国主义反动政府的罪行，还曾带头冲破军警的阻拦，向日本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此后，林枫按着党组织的指示，在天津创办了平民夜校，既作校长、又兼教员，不论严寒酷暑或狂风骤雨，他都准时前往上课。他还常到工人和贫民住处进行访问，了解他们的困苦，鼓励他们起来斗争。
1927年3月，林枫由中共南开中学党支部书记范文澜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天津党组织决定转入地下，党员全部隐藏起来。
1929年夏，林枫考取北京大学工学院，改名郑凌风。1930年在北京大学工学院，经赖若愚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任工学院党支部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下令“不抵抗”，东三省相继沦陷。全国反日情绪高涨。11月，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发动反日斗争，组织南下示威运动。林枫以北京大学工学院代表的公开身份，参与领导这场斗争，是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党团成员之一。1932年，中共河北省委任命林枫为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6月1日，由林枫主持，在北京大学召开了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7月，他赴上海参加全国反帝大同盟代表会筹备工作，任筹委会组织部部长。11月，河北省委决定建立北平市委，林枫任组织部部长。不久改任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1933年3月，林枫领导河北反帝大同盟发表《告劳动群众书》，号召并组织爱国青年支持长城各口抗日的队伍。4月23日，推动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出面，联合北平各大学师生与生前友好，举行公葬仪式。将1927年遇害的灵柩，送往香山万安公墓安葬。不久，宪兵三团进入北平，对革命力量残酷镇压，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林枫沉着地指挥幸存的党员隐蔽下来。
武光对这个时期的斗争经历有如下记述：“我和林枫同志开始认识，是在1930年，当年我们都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北平市做地下革命工作。1930年到1932年，在白区，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是很深的。当时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北平，每遇到革命纪念日，如‘二七’、‘五一’、‘八一’、‘九一八’、十一月七日苏联十月革命节等，我们都要发动尽可能多的党员、团员、有组织的赤色群众和受革命思想影响的一般群众进行游行示威。游行示威队伍的组织有纠察队、通讯连络员、宣传组、总指挥、副总指挥等。每次游行示威，或多或少总要有人被捕，总指挥被捕了，由副总指挥接替，总指挥在游行的群众队伍中是很惹人注目的，是军警特务们搜寻的目标，危险很大，可是每次游行示威几乎总是由老郑(林枫)担任总指挥，他有胆、有识、有智，能巧妙地避过敌人的追捕，冒着生命危险完成总指挥的任务。”
从1924年到3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里，林枫从一个学运的勇敢参加者，锻炼成长为学运的积极组织者。在学运斗争和党的秘密工作的实践中积累了方法和经验，形成了指导学运的正确思想，为后来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积累了实践经验。
组织领导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和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一二・九运动爆发时林枫正在宣化，他以多年的学运经验和党的组织者特有的政治敏感，看到这次爱国学生运动对于推动抗战的重大意义，立即赶回北平。当时的北平学联党团成员孙敬文记述：“学联正式建立党团组织，是‘一二・九’之后，‘一二一六’之前的事。那时，北方局派林枫来平，正式成立市委，撒销了原来的临委，林枫为市委书记。林枫肯定了一二・九运动的主张和作法，使市委领导在路线上政治上认识趋于一致。并决定学联建立党团组织。由姚依林任党团书记、郭明秋、民国大学的黄华和我任党团成员。这是北平学联成立后建立的第一届党团组织。这一届学联的党团组织活动，一直到1936年3月5日(遭破坏)为止。”林枫这时化名罗衡，到职以后，就同北平学联核心成员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孙敬文等直接联系，集中主要精力推动一二・九运动的持续、巩固和深入发展。
“一二一六”大示威后，当局一方面采取高压手段镇压，一方面玩弄取消期末考试、提前放假的手段瓦解学运。抗日救亡运动面临“向何处去”这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爱国学生们急切地议论着、思索着。在这种情况下，林枫召集北平学联领导成员中的共产党员黄敬、黄华、姚依林、郭明秋、孙敬文和宋黎等人开会，认真分析了形势和商定了对策：反动当局步步紧逼，学校又提前放寒假，大部分同学可能都要回家过年，剩下少数进步分子，更容易暴露和被捕。因此，绝不参加“南京聆训”，而要成立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去“唤起民众”、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个号召应由学联发出，当此数九寒天，凡响应这个号召的，一定是我们的积极分子，就是学联得以依靠的骨干，把他们组织起来南下宣传，既宣传抗日“唤起民众”，又能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力量，还使积极分子进一步受到锻炼和提高。并决定主力南下农村扩大宣传，预备队留守北平，巩固原有阵地。另外再派代表到天津、上海、武汉各地活动，组织全国学联。林枫和市委的意见由黄敬以个人的名义在12月下旬的学联会上提出。几天后，学联召开各校代表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北平学联党员同志的细致工作，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意见被压倒多数的代表所接受。平津学联发表通电尖锐指出：“三年前之进京听训，已熟稔政府之因循政策，前言既无济于事，此举更何补时艰?况借训导之名，而行欺骗收买之实”，表明绝不上反对派的当。
12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共青团号召广大青年学生“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31日，中共北方局向平、津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立即经过平津学联组成代表团出发津浦线之昌州一带，北宁线之唐山迁安，平汉线之保定、大名、石家庄与察哈尔之沽源、张北等地，进行广泛的工农群众工作，发动与开展各地工农士兵群众的反日反蒋斗争”。林枫领导北平市委按照北方局的指示，在原商定的对策和学联通过议案的基础上，组成了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把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引向了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宣传团设总指挥部，由中共党员、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董毓华任总指挥，中共党员、东北大学学生宋黎、师范大学学生江明任副总指挥。由彭涛、董毓华、宋黎、江明组成宣传团党团，彭涛任党团书记。宣传团下分四个团，共计500多人，大都是一二・九运动骨干和积极分子。1936年1月2日至4日，四个团先后出发，他们冒着刺骨的严寒，冲破当局的前堵后截，沿途每到一处，都召开大会进行演讲，张贴和散发传单，唱救亡歌曲，演出《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戏剧，对当地农民和中小学师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帮助他们组织抗日救国会等爱国团体。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历时三周，步行700余里，沿途播下了抗日的火种，自身受到了锻炼和教育。在平津学生的影响下，上海、武汉、广州、徐州、济南等城市学生都组织了深入工农的抗战宣传活动。
“一二一六”大示威后，林枫在北平市委提出：“能不能找出―种新的组织形式，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为学联会的一个核心，将学生运动持久地坚持下去?”他认为北平学联拥有两万多学生，不组织一个核心力量，群众运动是不能持久的。对此，郭明秋曾撰文记述：“‘一二一六’晚上，即在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里的一间小屋子里，就是彭涛的家，我们开了一个会，参加者有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李润娥。黄敬到会很晚。他穿了一件灰人字呢的大衣，裤腿溅的都是血，而且他也险些挨了一刀。在这次会上，黄敬提出了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反映了他同市委交换的意见。黄敬同志说，这一次群众运动已达到高潮了。流了血，群众认识了当局不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下一步再有行动就是武装暴动了。但是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必须把我们的工作转向深入，要精心读书，学习革命理论。他还就‘一二一六’出动了两万来人，这样的广泛群众运动，以后光由学联领导，能不能持久的问题问我们：‘你们能不能找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为学联会的一个核心将学生运动持久地坚持下去?’他提出了这样的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几个人想了好久，不能解答。黄敬说：‘交给群众去讨论好了!’……”另据姚依林回忆：“南下扩大宣传团回校前，大家研究如何组织起来，觉得原来的民族武装自卫会不行，圈子太小，也太红了。于是酝酿搞民先队。林枫、黄敬和我三人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我的住处一起讨论建立清华民先队组织。当讨论谁当民先队队长时，林枫指定黄敬当民先队的党团书记；黄敬推荐李昌当民先队长，因李昌在南下扩大宣传中表现不错。李昌同志是清华十一级学生，是‘一二・九’那年夏天进清华的。”
南下扩大宣传活动推进了建立新的学生组织的进程，宣传团员们在实际斗争中也深感团结起来的必要，要求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这样，在林枫和北平市委的领导―F，1936年2月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团员代表大会，决定正式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后改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会上通过了斗争、丁作、组织等纲领和规约，产生了领导机构――总队部。敖白枫任总队长，刘导生任秘书，萧敏颂任组织部长，王仁忱任宣传部长。市委在民先队建立了党团，黄敬任书记。第一批队员300多人，按各校成立了26个分队。2月16日，民先队发表成立宣言，提出了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寇、成立各界抗日救国会等八项主张。民先队成立后，在北平市委的领导下，积极组织队员学习《大众哲学》《中国大革命史》《国家与革命》等革命书籍；出版《民族解放》《我们的队伍》等机关报；组织队员学习军事知识；举办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积极开展广泛统战、抗战后援、文艺演出等活动，队伍迅速壮大。至8月，队员已有1200多人。民先队改选，李昌任总队长，刘导生、
杨雨民、杨克冰、关山复、孙传文、顾德欢为领导成员。到10月间，全国31个城市建立了民先队，法国里昂、巴黎、日本东京也建立了民先队。1937年2月6日，在中共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在北平召开了民先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18个地区24名代表出席，代表着6000多名队员。大会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法》和《告队员书》。选举李昌、李哲人、刘导生等7人为全国总队负责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建立和壮大，是一二・九运动从爆发到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爱国青年学生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从上述史实可知，在一二・九运动的持续、巩固和深入发展阶段林枫同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担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的姚依林对此曾有十分清晰的回忆。他说：“从1935年12月中旬，我在林枫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林枫同志在政治态度上，对‘一二‘九’运动的问题是积极支持的。当时，在市委党内，对一二・九运动的问题，是有些不同意见的。多数同志对一二．九运动积极支持；有少数同志对一二・九运动中的一部分口号和做法，从‘左’的观点出发，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有些同志则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林枫同志作为北平市委书记，对一二・九运动积极支持，对运动的继续深入和向全国范围扩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林枫同志担任北平市委书记工作的期间，一二・九运动遇到过许多重大问题”。“在这些事件中，每一件都包括着革命力量和反动势力针锋相对的斗争，任何一着棋走得不好，都可能导致全局的损失。当时，北平的学生运动，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发动了群众，灵活地运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打击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继续前进。”(姚依林：《平凡而伟大的形象》1986年7月)
协助刘少奇纠正“左”倾错误，排除“右”倾干扰，把握抗日救亡运动的正确方向
一二・九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万分恐慌。1936年2月，南京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明文规定解散救亡团体，军警可以逮捕甚至可以枪杀抗日群众，钳制救亡言论。一时间，平津地区进入白色恐怖和高压状态，抗日救亡民主运动走入了低潮。1936年3月，中共河北省委调林枫任天津市委书记。3月底，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北方局书记到达天津，河北省委派林枫担任刘少奇的秘书。此后，他全力协助刘少奇扭转华北局势，保持一二・九运动的巩固和继续深入发展。
刘少奇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华北的形势、北方局的工作和救亡运动的状况。他看到这里的党组织仍然存在“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这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他提出了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这个正确的方针，当时受到一些人的反对，而北方局的林枫、彭真、徐冰和北平市委的李葆华、黄敬等人，则表示坚决支持。1936年4月5日，刘少奇针对北平的工作实际，给北平党的同志写了一封――《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认为1936年春的“三三一”事件“所表露出来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之严重性，将给北平人民的救国统一战线以极大地损害。”在白色恐怖、学运暂时处于低潮时，这次行动严重地脱离群众，“使许多抗日的同情你们的可能和你们合作的分子离开你们，甚至离开学校，把其他许多中立甚至同情分子(如蒋梦麟)推到了反对的营垒，这就给法西斯分子分裂学生爱国阵线一个最好的机会。”给敌人以加紧进攻爱国运动的口实，使学联的活动更加困难。他要求大家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懂得在白区工作中积蓄力量、保存骨干、团结群众、壮大队伍的重要性。4月10日，他在《火线》上发表《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后又发表《关于白区职工运动提纲》。系统批判了白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阐述了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林枫协助刘少奇积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把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传播到广大进步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之中，逐步改变了抗日救亡的局势。
1936年5月，日寇向华北增兵，华北局势骤变。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的新策略，同林枫和天津市委张秀岩等商议，决定发动一次大示威游行，以打击日寇气焰，促进29军积极抗战，广泛争取各种力量，推进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深入发展。为此，天津市委在西郊陵园开会，林枫在会上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式之后指出：日本无限制的侵略行径，引起群众高昂的抗日情绪。为推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行，推动平津当局向抗日转化，促进29军积极抗战，决定组织天津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口号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甚至地方军警在抗日高潮下也会同情。林枫在会上传达了刘少奇的意见，示威游行要增加“拥护二十九军将土参加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及“拥护天津军警继续抗日”的口号。会后，天津市委马上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各校党组织和各界救国会，并做了深入地动员和周密的准备工作。
5月28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人士组成游行大军，高举着“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大旗，到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门前示威。游行队伍出发时有几千人，沿途工人、市民和农民踊跃参加，迅速增至一万多人。示威群众情绪激昂，“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响彻云霄。学生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那天早上有一千多名学生包围了天津市政府，派代表递送文件抗议日本增兵华北。当天下午，爱国学生又在华日交接地方举行群众大会，呼吁全国人民抵抗侵略。学生游行示威时，天津军警未加阻挠，采取监视态度，这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进一步显示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动员了军，震撼了日本侵略者。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激发了宋哲元和29军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迫使《华北防共协定》未付实行，29军停止撤往河北南部。
林枫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帮助天津市委总结了这次政治行动的成功经验。他还专程前往北平，将这次示威游行中执行统战政策的具体做法，和所收到的良好效果，向北平市委作了报告，传达了刘少奇对学生运动的新指示。北平市委立即将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向北平市学生救国会和各校的党组织作了传达。6月13日，北平学生也举行了抗日救国大示威。喊出了贯彻统战精神的“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等口号。这次示威虽然遭到军警驱逐，但很多军警不再像过去那样毒打学生。还有些29军的士兵，接到学联的通知，穿上便服参加示威游行。北平东城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八千余
人，沿途许多商人、车夫、工人相继参加，一路高呼口号，“情绪的热烈，为一二・九以来所未见”。游行队伍进抵北池子时，遇到一队29军士兵，游行群众高呼“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士兵极为感动，大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不已。
平津这两次以学生为主的大示威反响强烈，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学生和各界民众纷纷响应，使一二・九运动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由低潮又转向新的高潮。两次游行大示威所以获得成功，是坚决贯彻党的统战新政策的结果。刘少奇后来曾将北平“三三一”抬棺游行同这两次游行实行的策略加以比较说：“当时(指“三三一”)群众中提出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我们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一些研究之后，认为他们虽是日本培养起来的机关，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我们就指出了这些口号的错误，而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从这些口号改变后，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进一步的合法的可能性。有一次游行的群众正遇着了宋哲元的汽车，学生即送一张传单给宋哲元，宋看传单上写着‘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即含笑而去。宋哲元并要群众到故宫后门的景山集合，他派了北平市长秦德纯来向群众讲话。在景山集合时，数万群众唱出了同一的救国歌声。”
“西安事变”时，党内外部分人倾向“杀蒋”，林枫及时汇报了情况，协助刘少奇讲解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刘少奇说，要懂得党中央的策略性。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对党外人士的要求和对共产党人的要求一样。共产党人是要无私，无私才能彻底理解马列主义，才能正确应用它，群众“左”了，需要我们正确引导；领导“左”了，损失就大了。所以，群众“左”，你做领导的不要“左”。按照这些意见，林枫和平津党组织的同志说服各方人士，使他们理解了党的方针，拥护党的主张，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西安事变”前后，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复杂的局面。操纵下成立的所谓“新学联”，制造学运分裂，破坏救亡运动。在北平党内以徐芸书为代表，提出了“五条件统一”等“右”倾投降思想的口号。民先队中的蒋弗华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社会上的王芸生在《大公报》连续发表6篇题为《寄北方青年》的文章，鼓吹：“我们目前的路线是‘团结建国’，其方式是以为中心”。针对抗日救亡运动中出现的这股逆流，刘少奇先后撰写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论左派》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与可能，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要注意在斗争中求团结，在团结中保持独立性。并指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必须发展进步力量，注意争取广大中间群众，孤立势力，要加强青年学生与工农的结合。同时对徐芸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但是徐芸书坚持自己的错误，终于被开除出党。
林枫在以往学生运动中，对“左”倾错误就有较深的认识和警醒，在北平时，他就曾提出学生不应无限期罢课，反对这种脱离师生群众的做法，还要姚依林保留学籍，处理好救国与读书的关系。在协助刘少奇纠正“左”倾错误，排除右倾干扰过程中，他从思想上、理论上更加深了认识和理解，对党在白区工作的策略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样就更加坚定了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决心，同时也能够更加自觉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开展工作。
建立全国学界、各界救国会，统一青年组织，巩固和加强一二・九运动的社会基础
在一二・九时期，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逐步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拥护，也影响到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应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中共北方局经请示中央的批准，派出在北方局联络部工作的周小舟为代表，北平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吕振羽为联络员，前往南京谈判。1935年11月底，吕振羽前往南京，开始与代表接触。1936年初周小舟前往南京，开始正式谈判。从那时到同年8月，周小舟曾四进南京(吕振羽长驻南京)。北方局决定从这年3月起由陈酉生(王世英)与吕振羽直接联系。刘少奇到达天津后，林枫经常代表刘少奇听取王世英关于周小舟、吕振羽同南京政府谈判情况的汇报，转送有关谈判的文件、材料，传达刘少奇的指示。这次谈判历时九个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为抗日救亡而同进行的第一次谈判。这个时期在南京的谈判是成功的，它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方针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林枫还代表刘少奇积极联系华北各界爱国人士、革命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了华北抗日救国联合会等爱国组织，联合新闻界爱国人士通过报刊宣传党的主张。这些工作都在巩固一二・九运动深入发展的社会基础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一二・九运动爆发期间，平津学联发组建全国学联活动。林枫和北方局积极组织指导建立全国学界、各界抗日救国会。当时在上海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的胡乔木回忆：“一二・九”以后，北平学生和上海学生来往很多。上海派人到北平，北平派人到上海，“主要是通过林枫，他在一九三二年和我在北平相识。”北平最早派到上海去找胡乔木联系的是韦毓梅等三人；第二批到上海的是董毓华、刘江陵和陆璀等。“刘江陵当时已是党员，他的任务是筹备全国学联。他们有林枫亲自写的介绍信。”第三批是黄敬，“他的任务是组织全国救国联合会，也是林枫介绍来的。”黄敬到上海后，在江苏省委王翰和胡乔木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由黄敬、胡乔木、吴砚农、刘江陵、张慧民五人组成的小组，由黄敬任组长，负责筹建全国学联及全国救国会的工作。1936年5月，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加强了对全国各地学联的统一领导，加强了与各界救国会及世界学联的联系，更有力地推动了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推动了更大范围内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6年八九月间，党中央决定改造共青团，“不用共青团的名称去开展青年工作，而用民族解放先锋队之类的名称”。此前，北平和北方局所属地区从实际出发，已经完成了共青团的改造。1937年4月，西il青年救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博古等到会讲话。大会决定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作为现有全国青年团体的最高领导机构。至此，在一二・九运动的进一步推动下，中国学生运动与工农青年运动汇合起来，中国青年的统一战线基本形成。
“七七”事变前三个月，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中共北方局迁至北平。4月底，刘少奇、彭真等去延安开会，林枫继续坚守在全面抗战的最前线。
关键词 九江；红色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
作者简介 时玉柱(1983－)，男，硕士研究生，华东交通大学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助研；卢丽刚(1965－)，男，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江西南昌 330013)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色旅游与革命传统教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06BKS035)的阶段性成果。
一、九江红色旅游资源的概况
九江位于江西名山庐山北部、长江之滨、鄱阳湖西岸，是部级旅游名城，它不仅有着享誉中外的绿色生态旅游资源，同样也有着丰富而又多样的红色旅游资源。
在长期的革命年代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刘少奇、、、、、叶挺、、聂荣臻、、粟裕、陈赓、许光达、罗瑞卿、、吴玉章、李立三等，在九江留下了他们战斗和生活的足迹。例如，1927年“南昌起义”的提出、酝酿、策划、制定纲领，以及起义部队集结等等都发生在九江。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指挥部驻扎在如今的柴桑小学里，叶挺指挥部驻扎在如今的171医院内。又如，1927年9月9日拂晓，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1000余名官兵，在九江修水县举行了气壮山河的誓师大会，打响了秋收起义的第一枪。根据党中央指示，秋收起义要亮出自己的旗帜。前敌委员会即指派师参谋处长陈树华、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负责具体设计制作出了我军第一面军旗――中鼠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更是与九江结下了不解之缘，1959年初上庐山、1961年再上庐山和1970年三上庐山，使这座名山打上了厚厚的红色文化烙印。
九江在长期的革命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这些资源分布在九江全境，主要包括：位于庐山的庐山会议旧址及庐山别墅建筑群、位于九江市区的日本领事馆旧址和南昌起义策源地，包括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叶挺指挥部旧址――圣约翰中学、“小划子会议”会址――甘棠湖、位于九江县的二十五师参加起义出发地――马岭火车站、位于星子县的“一见心寒”墓、位于修水县的秋收起义第一枪暨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升起的地方，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旧址――冷家祠、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旧址――修水风书院、位于德安县的万家岭战役遗迹、位于武宁县的墓、位于彭泽县的马炮台等。同时，九江城乡各处还遗存着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许多革命历史遗迹。
为了缅怀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建国后，九江各地先后修建了一批革命纪念性建筑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资源供游客瞻仰和凭吊。如九江市区的“八一”起义策源地纪念馆、蔡公时烈士纪念碑、九江革命烈士陵园、九江县革命烈士纪念碑、星子县革命烈士纪念碑、修水县的“秋收起义”纪念馆、武宁县革命烈士纪念馆、湖口县革命烈士陵园等都是九江的重要红色旅游资源。
二、九江红色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取得的成绩
1 积极申请，将现有红色旅游资源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九江红色旅游资源中，不乏部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2007年公布的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部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一处，即庐山会议旧址及庐山别墅建筑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9处，分别是万家岭战役遗迹、日本领事馆旧址、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叶挺指挥部旧址、庐山中四路286号、“一见心寒”墓、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旧址、墓、马炮台、二十五师参加起义出发地――马岭火车站等。
2 积极开发红色旅游资源，修复、兴建红色旅游景点、景区。近年来，修水县委、县政府为把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作出了实施文化兴县的战略决策，积极申请国债资金和九江市地方配套资金对全县60多处革命遗址进行整合，规划了红色旅游路线，重点修建了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秋收起义师部旧址、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旧址。2005年，为纪念九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重大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胜利，提升城市品位，打造城市特色，增强城市魅力，九江市投入1亿元巨资，建设胜利碑、胜利大道及胜利公园；2007年，九江城区开辟了首个红色旅游景点――八一起义策源地纪念馆。
3 积极宣传、营销红色旅游资源。近年来，九江在宣传营销红色旅游资源上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选拔导游、召开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及运营机制研讨会、打造重大节日营销等。2007年9月，九江红色(绿色)旅游精品线路及运营机制研讨会召开，会议要求要充分发掘红色旅游资源，大力加强红色旅游的宣传推广，积极开展红色旅游产品的建设。全市要着力扶持一批重点红色旅游景点和主要经营红色旅游产品的旅行社，尽快形成九江红色旅游产业的初步规模。为纪念秋收起义80周年，修水县和中央电视事节目中心联合拍摄6集电视专题片《秋收起义》，组织了千里骑行上井冈红色之旅、修水徒步上井冈、中国著名作家修水行、纪念秋收起义80周年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并建立了“秋收起义在修水”网站。起到了宣传、营销红色旅游资源的良好效果。
三、九江红色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存在的问题
1 缺乏品牌支撑。从井冈山、延安、韶山、西柏坡等红色旅游的实践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好的品牌往往具有聚合效应、磁场效应、衍生效应、宣传效应和带动效应。九江红色旅游资源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品牌，和其他的如“延安”、“井冈山”红色旅游品牌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市场竞争力不强。
2 多种旅游资源整合力度不够。在多种旅游资源并存发展的状态下，为了消解不同旅游形式之间的竞争，必须实现区域内各种旅游资源的有机整合，形成捆绑优势和整体优势，这样才可以提高红色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九江作为部级旅游名城，市场主打品牌是以庐山代表的绿色旅游资源和和白鹿书院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资源等，要想实现红色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必须实现红色旅游资源与其它形式旅游资源的整合。
3 资金匮乏。资金不足始终是制约红色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瓶颈。长期以来，地方财政困难，缺乏较多资金投入，导致红色旅游资源特殊作用难以发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明显。
4 在保护、管理方面存在问题较多。一是对文物的数量、存在地、文物的保护与开发现状缺乏足够的梳理和清点；二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文物实物少，资
源得不到应有的开发和利用；三是景区遗址遗迹存在损毁现象，缺乏有效保护；四是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列宣传内容单一落后，缺乏富于时代性的展览设备设施。
5 专业人才匮乏。九江市在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中，有关红色旅游资源史料的整理、精神文化的深度挖掘、红色题材作品的编创、红色旅游资源解说等方面的人才匮乏，成为制约九江红色旅游资源实现有效开发的又一个制约因素。
四、九江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对策
针对存在的问题，九江在红色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中可采取以下对策。
1 打造红色旅游品牌，努力提升九江红色旅游整体形象。在旅游活动中，品牌具有识别功能和导购功能，它全面简洁地向游客传递本身所代表的独特形象和产品吸引力。打造红色旅游品牌既关系到资源的科学合理使用，又关系到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速度、规模、效益，必须从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品牌打造是一项综合工程，九江在品牌打造中应从观念、体制、管理、形象、特色、宣传等方面人手，积极打造富于区域特色化的红色旅游品牌，努力提升九江红色旅游整体品牌形象。
2 整合各种旅游资源，形成区域旅游合力。九江集名山、名江、名湖、名城、名洞、名寺于一身，自然资源丰富，人文景观独特，生态环境优美，有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万里长江，有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和鄱阳湖候鸟奇观，有世界地质公园庐山，有久负盛名的白鹿洞书院和第四纪冰川遗迹。在九江地区还有湖口的石钟山、星子的秀峰和温泉。在九江城区内，有甘棠湖、浔阳楼等。只有将红色旅游资源与这些历史文化资源、绿色自然旅游资源有机整合起来，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开拓更大的旅游市场。
3 理顺管理体制，建立科学的红色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机制。红色旅游是一项政治工程、经济工程、文化工程。地方各级领导部门包括宣传、发改、旅游等要联合党史、文化、民政、教育、交通、建设、国土等有关部门，理顺红色旅游资源的管理体制，加大红色旅游资源保护、管理、开发、利用的力度，制定区域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规划，建立科学的红色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机制，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
4 多方筹措资金，确保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资金支撑。首先，在积极争取国家专项投资的基础上，市县乡各级政府也要加大投资力度。其次，要积极寻求公益团体、基金会、企业捐助资金等社会团体的资助，发行红色文物保护等多种筹措资金的途径。此外，还可以积极探索增强自身活力的途径，通过增加旅游购物、旅游娱乐、旅游餐饮等“弹性消费”的比重的方式，提高资源综合赢利能力。
[关键词]中国古代 职官 制度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62（2013）03（a）-0212-01
职官是指在国家机构中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包括职官的名称、职权范围和品级地位等几个方面的内容。职官的设置是随着国家的产生才出现的。原始社会的氏族和部落首领不能算作“官”。因此我国的职官是从第一个朝代夏代开始的。中央政府主要有以下职官。
1.国君
国君是一国之主，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战国以前，夏、商、周的君主称“后”、“王”。“王”是代表天意在人间进行统治，所以又称“天子”、“天王”。春秋战国以后，随着分封制的瓦解，地方侯国的国君先后都称“王”，有的甚至称“皇”称“帝”。秦王赢政统一中国后，为了彰显自己的功绩，提高自己的地位和神话君主的权力，确定了“皇帝”作为新国君的称呼。从此直到辛亥革命清朝统治为止，皇帝作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称呼一直使用了二千多年。
2.宰相
宰相是国君之下，辅助国君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是百官之首。宰相是从国君的家臣发展起来的，宰本是本是君主的总管家的称呼，相是辅助之意。宰相的称呼最早见于《韩非子？显学篇》：“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宰相的官职起源要更早，具体的职称历代名称很多。春秋战国时，楚国设置“令尹”，齐国、秦国设置“相”，宋国设置“大尹”，吴国设置“太宰”都是宰相。
秦统一后，宰相之职称为“丞相”，设太尉和御史大夫是副宰相。西汉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为三公。汉武帝后，宰相的职权转到尚书台（尚书台原为皇帝私府中掌管收发文书的小机关），其长官叫尚书令（宦官担任称中书令）。尚书令是真正的宰相。
东汉丞相改称大司徒，太尉改称大司马，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以三公执掌宰相职务。东汉末年，权臣董卓、曹操等恢复了丞相的官职，而且自我任命担任此职。实权在皇帝之上，不能看成本来意义的宰相。
隋唐时期三省的长官，即尚书令、中书令、侍中，都是宰相。元朝时三省仅剩中书省一省，中书令是宰相
明代初期设左右丞相，后朱元章废除了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以内阁大学士代替丞相，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清代用军机大臣代替事实上的宰相。
3.中央各部门长官
秦汉时的中央九个部门的行政长官是九卿，包括：①太常，掌宗庙礼仪兼选试博士。②郎中令，管宫廷侍卫。②卫尉，管宫门近卫等。④太仆，管皇帝车马。⑤廷尉，掌刑狱。@典客，管少数民族事务。⑦宗正，管皇族事务。③大司农，管租税赋役和国家财政收支。⑨少府，管宫廷总务，为皇帝私府。
隋唐时，设六部代替了九卿的职权。六部包括：①吏部，掌管官吏的考核、任免、升降、调动。②户部，掌管土地、户口、赋税、财政。③礼部，掌管礼仪、祭享、科举、学校。④兵部，掌管全国武官选用和兵籍、军械、军令之政。⑤刑部，掌管法律、刑狱。⑥工部，掌管工程、营造、屯田、水利、交通等。各部首长为尚书、副首长称侍郎。部下设司，各司之长称为郎中，副职称为员外郎。以上官职历代相承，中央行政机构的这六部制多年未变。
六部取代的秦汉九卿的大部分职权，九卿仍保存了下来，但内容有很大变化，除职责变化外，名称改称九寺，长官也改称某某寺卿。九寺到清代只剩下五个：即大理寺负责司法案件的复审，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太常寺掌祭礼，光禄寺掌舆礼，太仆寺掌舆马，鸿胪寺掌外交。
隋唐开始设五监，各自职责是：①国子监主管国家的学校教育，长官称为国子祭酒；②少府监掌皇家钱财、皇室用品供应及各项宫廷服务事宜，长官称为少府监；③将作监掌宫室、宗庙、陵寝及其他土木营建，长官称为将作监；④军器监掌管国家的军器制造、保管、发放，长官称为军器监；⑤都水监掌国家的河渠、津梁、堤堰等事，长官设都水使者（二人）。
五监到清代只剩下国子监，而另四监都先后归并工部。在明清时新设钦天监，长官为监正，掌天文历法。
4.武官和文官性质的监官、谏官、学官，文学秘书官、宫廷事务官等
按照官员设置的职责可分成负责保卫国家的武官和负责管理国家的文官。历代武官如：西周时的太师，秦时的太尉，汉时的大司马，都属于国家最高军事官员。将军是太尉以下武官的最高称号。临时出征的统帅多授予将军称号，如：曹操封曹仁为征南将军、乐进为折冲将军等。
监官是代表君主监察各级官吏的官吏。谏官是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劝并使其改正的官吏。监官和谏官，古代并称台谏，也通称言官。历代监官如：秦朝的御史大夫，西汉时的大司空。明代的左右都御史。清代设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等。历代谏官如：东汉的谏议大夫。唐代的侍中、补阙、拾遗等。宋代的司谏、正言等。
另外在中央政府还有：君主身边从事替皇帝草拟法令文字图书等工作的文学秘书官员，如：翰林学士；为君主及其家室服务的宫廷事务官，如：清朝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国家主管教育的学官，如：国子监祭酒；协助长官处理各种具体事务的官员称为佐吏、属吏或胥吏等。
5.关于职官的品级和任免升降
王、曾两人不仅同庚，都出生于1913年，而且还同在1930年四五月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涤生于当年的2月初，长王恩茂3个月。自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起，他们俩结下了长达40年的战友情谊。长征中，他们同在任弼时、肖克和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工作，曾涤历任红六军团俱乐部主任、军团工作团长、军团直属政治部主任、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等职，系王恩茂的下级。当红六军团刚刚踏上万里征程不久，曾涤即染上了严重的疟疾，以致瘦得皮包骨头，身体虚弱不堪。在阿坝、瞻化，由于没有渡船，指战员们只得分别涉过水深流急的大渡河、雅砻江。为了使身子瘦个子小的曾涤免生意外，身高腿长的王恩茂便冒着生命危险，硬是将曾涤背过了河。过草地时，有一天当曾涤吃完了自带的干粮，甚至连煮皮带都没得吃的时候，王恩茂便慷慨地将自身仅有的一些青稞分给他吃，由此支撑着使他勉强走出了草地。1936年8月25日，部队到达哈达铺，当曾涤忽然看见卖锅盔的小贩时，禁不住兴高采烈地把军帽高高抛起，高声大喊道：“这下可饿不死我们了!”尔后就买来两张大锅盔，与王恩茂等人狼吞虎咽般地分吃了。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王恩茂和曾涤始终没有分开过，并一道参加了被主席誉为“第二次长征”的南下北返。王恩茂由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逐步锻炼成长为人民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政委，而曾涤也由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民运股股长，一步步被提拔为第二军六师政委、一野一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特别是在抗战期间，王恩茂和曾涤都曾在三五九旅政治部工作过，前者任宣传科科长，后者为民运科科长。由于曾涤的工作性质，他得经常外出搞扩军，组织游击武装，动员群众支前等。王恩茂就时不时地给他写信，询问其工作、身体情况，并及时告知上级的指示精神，同时还将其频繁出入于敌后的情况写进自己的日记里。曾涤在敌后难以找到什么好书可读，于是王恩茂就将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和《列宁选集》三本书，看完后马上派人送给他。
新疆和平解放后，王恩茂先是主持南疆地区的党政工作，后于1952年7月接替王震出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并自1955年4月起开始主持新疆的党政军全面工作，而曾涤也相继担任了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并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驻疆部队广大指战员轰轰烈烈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那些日子里，无论是在乌拉泊水库工地上还是其他劳动场合，人们总能看到王恩茂、曾涤等军区领导人忙碌的身影。1956年，曾涤转业到地方，担任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工作。从此，这一对上下级关系的老战友更密切配合、同舟共济，使自治区的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曾涤同志于1965年8月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自此结束了与王恩茂同志的搭挡关系，可友情却更加深厚。不料“”爆发后的次年年初，曾涤即横遭康生等人的无端迫害。由于曾涤顶着巨大的压力，拒不揭发他过去的老首长的所谓“”材料，以及王恩茂的所谓“三反”材料，因而在身患主动脉瘤的危急情况下，仍被强行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终因病情加剧、瘤体破裂而于1971年12月14日不幸病逝，年仅58岁。但即使是在自己身陷困境的时候，曾涤依然时刻关注着王恩茂的安危。有一次，当他得到关于王恩茂的一个老秘书被撤换的消息后，就预感到老战友可能要出事，于是赶忙让妻子常玉文准备好粮票和一些随身的衣物以应付不测。
果然，王恩茂同志也很快被打倒，并被迫于1969年年底离开了新疆，全家迁居北京，住在总参谋部四所的一间平房里。王恩茂被下放到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当了一名车工。当时，由于曾涤被“”在家，失去了自由，王恩茂便老是利用公休时间，与夫人骆岚一道去看望他。他们一起吃饭、谈天，倍感愉快。1971年春的一天，因曾涤在干校劳动导致病情恶化，不得不回到北京治疗。得到消息后，王恩茂和妻子就带着一小布袋子大米前往家中探望。因当时的大米十分紧俏，故而使曾涤夫妇异常感动。曾涤病逝的第二天一大早，王恩茂等几位老领导、老战友就赶赴医院吊唁。“男儿有泪不轻弹”，但王恩茂却哭得老泪纵横，并时断时续地说些宽慰常玉文的话。
2001年，在曾涤同志逝世30周年之际，常玉文想为丈夫出一部纪念文集，就找到正在重病之中的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恩茂同志，恳请其为该书作序。尽管当时王恩茂已经双目失明，但他依然爽快地答应了，并不无悲痛地反复向常玉文念叨着：“老曾啊，你走得太早了啊!”
我母亲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父亲是一名工人，我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母亲谦虚严谨，细致谨慎的工作作风从小就深深地感染着我。一九八六年九月我进入了柳州市第九完小开始读小学，临学前母亲教育我，鲜艳的红领巾是先辈的鲜血染红的，是少先先锋队的标志，只有象战士那样不怕苦，最勇敢的人才配戴上它。我牢记母亲的话，上小学后，学习上，努力刻苦，争当先进；劳动中，不怕脏，不怕累。最后在小学三年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峰队，我抚摩着胸前的红领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更加进步，将来还要向团组织靠拢。在一九九二年九月，由于母亲的工作调动，我转入了张家界一中读初中，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我和我的红领巾决定成为最勇敢最坚韧的小战士，没有父母在身边，我更加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于是我利用别的同学玩的时间跑书店，做习题，补功课……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在初中二年纪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入团宣誓！当母亲得知这个喜讯后表扬我是个党的好孩子，并且督促我一定要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将来向党组织靠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在那里我加强了对党的认识。一九九五年七月我以优异的成绩保送进入张家界一中的高中部继续学习，十六岁的我对生活充满了无比的希望。在这期间（初中到高中）我成绩优异，一直担任班上的文娱委员，及校广播站的播音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文艺积极份子"，并在团组织的各种活动中获奖。但是，在高考这杆独木桥上，我落第了。如果这是生活向我发起的又一次挑战的话，我不会后悔我所作的选择。一九九八年九月我进入了湖南商学院信息工程与信息管理系的首届长线自考班，在大一至大二期间，先后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班长，副班长，系自考部团总支书记。并且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且担任其重要职务。对于我的未来，我从未放弃希望，而是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在多次自学考试中，都有较好的成绩，并受到了系部的表扬。在工作中，细致认真负责，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好评。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更好地接受党的教育，我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慎重地递交了我的入党申请书。
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斗争，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展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的经济文化事业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发展。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全国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纲领，制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必须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建立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现在，中国共产党正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为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我渴望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绝不是为了光宗耀祖，绝不是为了凭借执政党的地位为自己谋私利，我深深地懂得共产党员意味着拼搏，奋斗甚至意味着牺牲，我入党只是为了更直接地接受党的领导，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在当今和未来的世界竞争中，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才的竞争，这种人才竞争是全面的，全方位的，作为中国共产党，要在一个有12亿多人口的大国中执政，要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需要增添更多的德才兼备的新鲜血液，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会后继有人，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作为年轻一代的我们要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一方面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一方面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今天做一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明天成为一名德才兼备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申请人：***'
200*年1月4日
附表：
一．家庭主要成员
称呼姓名年龄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这对很多人来说有点“措手不及”：我们从小受到的关于抗战时间的教育就是“八年抗战”，它已是自然而然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如常识般存在，怎么忽然就变了呢？这其中的背景是怎样的，网友们又会对此有何看法呢？
结束了有分歧的历史纷争
近年来，围绕抗战是“八年”还是“十四年”，中国史学界早已展开过相当规模的讨论。
“十四年抗战”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计算，此时被认为是“局部抗战”；而“八年抗战”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开始计算，从此被认为是“全面抗战”阶段。
而二者究竟哪个应被认定为中国抗战史的开端，其分歧有着历史渊源。在1945年8月15日，曾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中说：“我们的抗战……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而与此同时，在年4月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则有不同提法。虽也在讲述抗战时提到过“八年之久”“八年来”等，但定义的起始点却有所不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
而“十四年抗战”这一说法在20世纪50年代也得到过承认，东北书店曾出版过《十四年抗战史》。而今，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一书中有表述认为：“实质上，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关系到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关系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和南京国民政府作用的评价；关系到九一八事变历史地位的认识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分歧。因而全面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深入地客观地全面研究抗日战争是有意义的。正是基于此，应该确立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早在2015年7月30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就说：“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
201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在开篇提出：“今天，是一个值得世界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7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
站在了更全面的历史高度
由此可见，此次教育部要求修改各级各类教材，在2017年春季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精神一事，背后实际有充分的历史理论依据。自该事件在网上引起热议后，为解答普通网民们的困惑，多家媒体跟进报道。
如《新京报》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称采访了教育部相关工作人员，其表示：“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是贯彻中央相关精神。2016年10月，国务院相关领导就曾批示教育部要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当时要求教育部各部门通力配合，两个月前已要求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落实该概念，目前已全面完成修改，2017年春季全国中小学生地方课程教材将全面落实。”
对于从教材修改开始纠正这一概念，大部分网友表示支持。在《人民日报》的微信文章下，网友“Raymond”留言认为：“‘十四年抗战’的概念，站在了更高的高度。”
激发了更广泛的爱国情怀
此次教材修改所引起的讨论，并不仅仅限于在教育层面，更是广泛激起了网民们的爱国情怀。正如“澎湃新闻”等新媒体就此事发表的文章中称：“抗倭十四载，血战乾坤赤！”
在网民表达爱国情感的同时，相关部门也积极作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就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强调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年轻一代对和平的向往与坚守。
而具体针对由1937年提前到1931年的时间节点，有很大一部分网友认为，这一改动特别体现出了对在“九一八事变”后保家卫国的英雄们，尤其是对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们的肯定。例如网友“寒门”就激动地表示，此一事件，“令多年的呼吁终于成为现实。向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为国捐躯的抗日烈士致以最高敬意！终于迎来了这一天！你们是抗日的先锋，有了你们的精神传承，中国人民的民族意志将一代又一扬光大！壮哉，中国东北抗日联军！”
事实上，对于东北的抗日英雄们，国家从未忘记。
1949年，在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文中，明确指出抗联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
2015年“九三阅兵”时，在阅兵队伍中即有名为“东北抗联”英模部队的方队。当时的介绍词是这样的：“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最早的抗日武装。白山黑水、冰天雪地，他们14年周旋苦战，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一个个英雄的名字永垂史册。”
正如《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中所说：“我们既充分肯定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全民抗战，也充分肯定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斗争、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和其他一些中国军队的奋起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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