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的性质，是决定政党及其政党制度为什么存在和发展、如何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问题。从回顾历史、翻阅文献、浏览诸家著述中，可以看到，关于我国民主党派的性质问题，始终是国内理论界与政策制定者研究、探讨的热点、难点问题。2013年初，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提出“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新命题。此言一出，如一石激起千重浪，激起了对“民主党派性质”这一敏感话题的再度关注和热议。下面，结合提出的新命题，笔者再次就“民主党派的性质”谈点个人认识。
一、“名”与“实”之殊途
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看，民主党派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政治组织，对其政党属性的认定是人们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实际是否相符的体现。
政党的性质是由社会基础、政治纲领和政治实践综合决定的。其中，社会基础是政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客观物质条件，决定着政党的基本性质。但是社会基础不是决定政党性质的唯一条件，正如列宁所说：“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1]。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不是说只有工人和工人家庭出身的人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当年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到农村去了，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农村，党如何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呢？毛泽东当时没有讲农民能不能入党，而是说凡承认中共的纲领并愿意为这个纲领奋斗的人都能入党。不拘泥于党员的社会出身、阶级成分，而是以是否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是否承认共产党的纲领、是否愿意并且在自己的人生中为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作为评判的标准，这就保持了共产党的先进性。
今日，中国共产党以“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科学解答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如何保持自己先进性的问题。这也被称为共产党执政意识的觉醒，也就是跳出了传统党建理论的认识误区。
正因为社会基础可以变化，政治纲领可以修订，实际作为也可以突破。因此，判定某一政治组织的政党属性，需要具体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界定。
回顾历史进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党将民主党派准确界定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界定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再到反右及“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界定为“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界定为“政治联盟”，我党对民主党派性质的主观认识与界定和民主党派自身性质所表现出的客观实际，经历了“名”与“实”之间一致与脱节的曲折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党认定民主党派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这一认定名副其实。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对民主党派的性质和社会基础作了明确阐述：“各民主党派均对一定的社会阶级或阶层，主要对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代表性；但都是阶级联盟的性质，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过去它们有过不同程度的参加民族民主运动及同我党合作的历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它们都参加了民主联合政府，都宣告以共同纲领为自己的纲领，并接受中共领导。这就说明了它们基本上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2]这一认识与认定，以社会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政治纲领（共同纲领）和政治实践（参加民族民主运动及同我党合作的历史、参加了民主联合政府、接受中共领导）三条标准综合判定，与民主党派当时的实际表现相吻合，因而是准确的。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党认定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1956年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关于民主党派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这些民主党派不仅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而且已经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现在在我党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应当肯定他们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3]1956年9月，中共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4]虽然中共八大报告对民主党派性质的认定，用了一个“将”字，即指明民主党派尚未成为“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但是，中共八大报告又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4]。因而，民主党派成为“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就不应再是“现在进行时”和“将来完成时”，而是“现在完成时”。这一认定以社会基础（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政治纲领（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和政治实践（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三条标准综合判定，与民主党派当时的实际表现相吻合，因此，也是名副其实的。
1957年反右之后直至“文革”，我党认定民主党派为“资产阶级性的政党”。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民主党派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8月29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指出：“各民主党派在总的方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还没有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962年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指出：“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中央同意这样讲：一般不再叫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派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中央指出：对民主党派的性质……不要匆忙作结论，哪一天搞清楚哪一天说”[2]393。但是，到了十年“文革”期间，对民主党派性质的认定依然维持在“资产阶级性的政党”的原判上。这一认定仅以社会基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为判定标准，且与民主党派当时社会基础（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实际状况背道而驰，因而这一认定名不副实。
改革开放以后，我党将民主党派一直认定为“政治联盟”、“政治力量”。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5]其后，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乃至《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虽然认定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共通力合作的“参政党”，但这是对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政治地位的认定，而对其组织属性始终认定为“政治联盟”、“政治力量”。应该说，改革开放初期，在拨乱反正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认定对多党合作和民主党派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进作用，具有历史功绩。然而，实事求是地说，这一认定仅以社会基础为标准来判定，且又将其定位于“政治联盟”、“政治力量”这一抽象的“属概念”上，因而在理论或学理层面上难免表现出不彻底的模糊性。
二、实至名归之必然
在民主党派政党属性的认定上，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认真？甚或说是“锱铢必较”？因为这关系到多党合作制度和民主党派的存续，亦即关系到其存在、发展、建设的合法性问题。理论上的不彻底，就会造成理论本身的说服力、信服力欠缺，就会导致政策的制定和导向摇摆，导致实践中的发展力度和建设力度大打折扣。也就是说，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民主党派为什么存在和发展、怎样存在和发展？多年来我们总感觉底气不足，即便是在国际政治话语环境中，亦无法理直气壮。而这其实都源于“是什么”并未名副其实。名不正，则言就不顺，实则就是多党合作和民主党派存在、发展、建设的合法性缺失。因此，这次代表中共中央将民主党派主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其突出贡献就是认识上更加准确，更具有理论上的彻底性。
首先，这一认定放弃了民主党派是“政治力量”或“政治联盟”的旧有认定，使得“民主党派是政党”这一认识更加清晰。
什么是“政治力量”和“政治联盟”？从政治学的学理层面，乃至人们的政治常识来看，凡参与政治活动并对政治活动产生影响的各种政治派别和政治集团，均可称之为“政治力量”，它包括阶级、政党、政治集团和其他各种政治组织、政治联盟等。而凡具有不同利益和要求的人们为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而在政治上的联合，或者说不同的政治力量为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而结成的联合体，均可称之为“政治联盟”。由此而论，将民主党派界定为“政治力量”、“政治联盟”，就容易使人误认为民主党派并非一定是政党，还可以是其他政治集团、政治力量或其联合体。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中，人民政协、工商联等都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同时，将民主党派界定为“政治力量”、“政治联盟”，也容易将多党合作误认为“政治联盟”，而非“政党合作”，更遑论“政党制度”。还可推论，现今，中共是与“政治联盟”合作，因此，中共可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任一“政治联盟”、“政治力量”合作，而不一定非要与“民主党派”合作，虽然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贡献”，但这并非是合作的唯一的先决条件。
当然，一个政治组织如若是政党，没有必要一定要称之为“党”。在政党发展史上，政党自称为同盟、联盟、阵线、运动、组织、社、会等的皆有。但关键问题不在于自称是“什么”，而在于你认定它是“什么”，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特别是执政党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绝对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具有决定其他政治组织生存与否的掌控权，其认定更具导向性。
因此，在民主党派性质的认定上，首先必须明确民主党派是政党。什么是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告诉我们：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这也就是说，政党虽说是一种政治力量或政治联盟，但不是任何一种政治力量或政治联盟都可以称之为政党。
只有为了“夺取、影响和巩固政权而开展活动”的政治力量或政治联盟，才可称其为政党。正因为有了政党的出现、存在和发展，才导致了政党制度的出现、存在和发展。我国的民主党派虽然从成立之日起直至今日，并不是某一个阶级的代表，有着“阶级联盟”或“政治联盟”的特征，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但“各个民主党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是政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6]，这却是无疑的。只有民主党派是政党，是为了“夺取、影响和巩固政权而开展活动”的政治力量或政治联盟或阶级联盟，中共才有可能与它合作，才有合作的必要，多党合作关系及其制度才有可能建立，它才有可能成为我国政党制度中的参政党，否则，一切归于零。因此，这次代表中共中央对民主党派组织属性的认定，不再坚持“政治力量”、“政治联盟”的旧有认定，因而在认识上更准确，更具有彻底性。
其次，这一认定指明民主党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这一认定更准确、更科学，使得民主党派是何种性质的政党的认识更加清晰。
从社会基础上看，民主党派由“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组成，这三者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随着历史进程的演进，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有可能增加为四者、五者或更多，也有可能减少为两者、一者，其性质又会有新的表现。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民主党派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确实无法保证其能够在这样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始至终地存在，更无法保证其能够自始至终地坚持并拥护社会主义。在现阶段，从政治纲领看，各民主党派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从政治实践上看，各民主党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而履行政党职能。因此，对民主党派性质的这一认定，与1956年我党认定各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相比更准确、更科学，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眼光，更符合事物发展和人类认识的客观规律。
一、进一步增强做好第三批选派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充分认识开展“百日调研”活动的重要性。
政策就不对，调查研究是党理论联系实际、贯彻群众路线、实现科学决策的一大法宝。同志指出“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同志也强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更没有决策权。如果忽视了调查研究这个基础，决策就会脱离实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工作质量和工作效果就更无法保证。特别是当前，第三批选派干部刚刚从城市、从机关到农村任职，对农村的情况和农村工作还很不熟悉；新形势下的选派工作又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果不扎扎实实地开展调查研究，就不可能全面掌握农村的基本情况，不可能了解村情、民意，不可能找准工作的重点和着力点，也不可能确定今后三年正确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因此，只有搞好调查研究，学会运用调查研究来指导、推动工作，才干做到情况清、思路明、方向准，才干保证第三批选派工作开好局、起好步，为圆满完成三年的任期奠定坚实的基础，最终达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效果，从而保证选派工作目标任务的顺利实现。今天，这里安排安排“百日调研”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协助选派干部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分出轻重缓急，理清工作思路，做到纲举目张，从而有条不紊地安排好各项工作，有效地推动全县选派工作的健康发展。因此，大家一定要依照活动方案的要求，广泛地进村入组到户，采取召开党员座谈会、群众访谈会、个别走访等调研方法认真开展调研活动，尽快了解选派村（镇）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现状，解选派镇、村的特点、亮点和难点在哪里，解优势、劣势和群众的要求是什么，等等，进而找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切入点或突破口，找准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载体，切实解决“干什么，怎么干”问题，为做好今后三年的工作特别是开局之年的起步工作打下基础。
大家要坚持把调查研究贯穿始终，开展调研活动是工作方法而不是工作目的未来三个多月乃至三年的时间里。凡事决策前，都要通过不同的形式，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认真研究可行性，把工作的目标、群众的要求与现实可能性有机结合起来，使我各项工作都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希望各乡镇党委、选派单位、有关部门和广大选派干部，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做好“百日调研”活动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身心的投入到第三批选派工作中去，同心协力把调研活动组织好、开展好、落实好，为开局之年的第三批选派工作抓出实效、抓出新的特色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主题，以“百日调研”活动为抓手。扎实推进第三批选派工作。
全县第三批选派工作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主题，从现在开始到明年2月底。继续依照“加强组织、发展经济、富裕农民、维护稳定、锻炼干部，促进农村全面进步”目标要求，扎实开展。各乡镇、选派单位和全体选派干部要紧紧抓住“百日调研”活动这个主线，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严格依照县选派办的统一部署，认真履行职责，认真谋划，精心实施，确保各项活动内容落到实处。
致力于强化组织保证，第一。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农村党员干部的头脑，一要加强思想教育。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省委第八次党代会，对今后五年我国、省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全面安排，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一步提出要求。同志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会议精神，深刻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和基本要求，结合本村（镇）实际，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宣讲活动，把中央和省委的精神贯彻落实到农村基层。二要加强村党组织建设，着力培养思想政治素质强和发展能力强的双强”型干部，特别是要选好配强村党组织书记。村党组织是村级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要始终把加强组织作为选派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要突出“守业能力强、奉献精神强和公道正派理念强”要求，抓好选派村党组织继任书记人选的物色、培养和选拔工作，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培养。物色继任书记人选，既要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把发展能手、回乡知青、复员退伍军人、乡镇企业骨干和外出务工能人中的党员作为重点，又要广泛走群众路线，看多数党员、多数群众是否满意，不能搞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要依照有利于开展组织活动、有利于发挥党员作用、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则，继续推进和规范村党组织设置调整工作。根据产业布局和党员在产业链上的分布情况，适时建立农民专业协会、农产品龙头企业、农业示范基地、主导产业，并设置相应的党支部。建立健全村党总支（党委）和专业党支部工作制度，理顺它之间的关系，形成顺畅的运行机制，不时提高村级党组织的发明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三要着眼于坚持党员先进性，全面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发展党员工作是村级党组织的基本任务，也是经常性的工作。要依照党员规范以及“双带”带头守业和带领群众共同守业能力强）要求，坚持不懈地抓好发展党员工作，扩大发展党员工作中的民主，全面深化和规范发展党员全程联名推荐制度。结合村级党组织设置调整，加强对党员的分类管理，特别是要抓好流动党员的管理，健全管理台帐。全面深化“双培双带”先锋工程、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和为民服务全程工作，外出务工党员中开展“双向带动”活动，为党员体现先进性搭建有效平台。会同科协等部门大力开展以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党员“双技”培训工作，为党员坚持先进性奠定基础。
致力于发展选派村经济，第二。努力促进生产发展、生活宽裕。
根本目的于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是要发展生产。这也是选派工作的中心任务。选派干部要教育和带领农民，通过勤劳的双手，努力发明自己美好的家园。一要认真制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激发农民群众建设新农村的热情。选派干部要通过多种途径，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及省委八次党代会精神，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明确目标任务，充分尊重农民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从而激发他建设新农村的热情、干事守业的激情。要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入讨论，精心制定符合村情民意的新农村建设规划，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全体村民的统一行动。二要积极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基础。要在认真落实中央和省里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同时，积极引导农民推广良种良法，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平安、生态的农产品；做好先进适用农机具的示范和推广工作，逐步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组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把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有机联结起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和农业的产业化水平；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身手，不时增加农民收入。三要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努力促进村集体增收。一些村之所以临时后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村集体无钱办事。因此，集体有没有收入，不只是经济问题，从某种角度看，也是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村级组织为民服务能力的强弱，关系到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强弱。选派干部要通过开发资源、盘活资产、兴办实体、搞好社会化服务等多种途径，发展集体经济，重点在为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增加村集体收入。要抓好发展集体经济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认真考察项目，论证可行性，确保资金投向合理、产权明晰、平安可靠、效益明显。
致力于选派村和谐社会建设，第三。着力推动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
村容整洁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证。这些也都是选派工作的重要内容。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着力发明美好的精神家园。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大力弘扬以维护国家利益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发农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激进美德。深入开展农村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积极推动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建设和睦家庭、和谐村组，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大力普及科学知识，结合农村党员技能化建设，开展科技入户活动，使每家每户都能掌握一技之长。要在提高农民的守业身手的同时，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破除陋习。要把排查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来抓，努力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发明平安祥和的社会环境。二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村容村貌。选派干部要想方设法争取单位和社会支持，改善选派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村容村貌。加快普及户用沼气，推进改水、改厕、改灶、改圈，搞好污水、垃圾治理，改善人居环境。教育农民增强规划意识，做到规划先行，引导农民依照规划搞建设。特别要多方筹集资金，抓好村党员活动室建设。三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切实保证群众的民利。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溢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坚持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真正做到大家的事大家议、大家定、大家办、大家管。全面推行和深化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疏通党群沟通的渠道。要抓好村务公开，加强民主管理，不时提高村民自治的水平。
三、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批选派工作“百日调研”活动的领导和指导做好第三批选派工作“百日调研”活动，依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在于领导的认识高度、重视水平和抓落实的力度。
认真落实领导责任，第一。努力形成工作合力。选派工作联席会议要继续加大对活动的领导和指导力度，及时进行检查督促，要及时发现并解决活动开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继续发扬高度负责的精神，发挥职能优势，继续制定支持选派村发展的政策措施；联席会议成员要坚持联系点制度，经常深入乡村加强选派工作的指导；乡镇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直接责任人”职责，既要经常过问，又要实地督促；乡镇党政班子成员要真正沉下去、钻进去、坐下来，认真对本乡镇的选派工作进行调研和总结，与选派干部一道，一个村一个村、一个人一个人地分析优势和存在问题，特别是要找出制约选派村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依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六句话”要求，逐村确定目标、理清思路、制定发展措施，逐人确定指导方案，协助选派干部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确保每个选派干部目标明确、思路清楚、发展措施落实、难点得到解决；各选派单位要站在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高度，大力支持选派干部的工作，力所能及地解决选派干部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为他安心工作发明条件。大家知道，当前农村还比较落后，选派村的条件相对又比较差，有的甚至还相当艰苦。选派干部有三年时间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生活，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实际困难。派出单位不能撒手不论，必需依照《安徽省选派到村任职干部派出单位职责》要求，始终关心选派干部，关注选派工作，兑现相关政策，积极履行职责。派出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要对本单位选派工作负总责，并明确一名领导班子成员和一名联系人具体负责选派工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要定期到选派村指导协助工作，开展调研活动，及时了解选派干部的思想状况，主动协助他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想方设法为他提供支持、发明条件，通过协助他为所在村的发展想一些办法、办一些实事，增强他做好选派工作的信心，树立他当地干部群众中的威信，使他安心在基层工作。
加强对选派干部的管理，切实抓好分类指导。加强对选派干部的管理，要始终做到管理先行、严”字当头。一是认真执行省市县的一系列管理制度。特别要坚持省里制定的十项制度：即选派工作领导小组例会、选派干部工作例会、半年工作检查、选派干部年度培训、选派干部年度考核、专项资金使用论证审批、选派干部请销假、选派干部工作日志、选派干部工作双月报、选派单位履行职责情况半年报等制度。特别是建立的选派干部“今日去向”和在村工作情况公示制度要继续实行。这些是选派工作的基本制度，落实好了整个工作就会有条不紊。二是重点落实好“六抓”即抓选派干部吃住在村、抓选派干部主持工作、抓出勤率、抓请销假制度、抓双月报、抓安全。县选派办不只每个月都要通过固定电话抽查、随机暗访等办法，解选派干部吃住在村情况，而且要经常深入到乡村，一线了解情况，一线指导工作，一线解决问题。三是管理重心要下移。县选派办除了做好面上的管理工作外，要重点督促和指导乡镇党委切实负起管理职责。乡镇组织委员继续负责第三批选派干部的日常考勤和请销假工作，并按月将考勤情况及时上报选派办。乡镇组织委员要切实负起责任，依照有关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对选派干部的日常管理,第二。督促选派干部执行好“今日去向”和缺勤情况月公示制度。四是要强化安全意识。平安问题无小事。百日调研”活动中，一定要十分重视选派干部的平安问题。特别是选派干部刚到位，地理环境、社会环境都不熟悉，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外出办事，都要尽量防止走夜路、赶远途。县选派办、乡镇党委和选派干部，要严格执行省选派办制发的六要六不要”规定，尤其要求选派干部不准骑摩托车，确保不出安全事故。这一条不只要贯穿于整个活动的始终，也要贯穿于整个选派工作的始终。
[关键词]高校无党派人士 特点 无为引导 政治引导
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而高校无党派人士又是无党派人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等学校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派和无党派人士较多，他们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等各项工作中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新时期下，高校无党派人士的思想状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对高校无党派人士进行正确的政治引导。有利于高校乃至整个无党派人士队伍建设的加强，也有利于我国整个政治制度改革的推动和发展。
一、做好高校无党派人士政治引导的重要意义
政治引导是对社会成员进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方面，对特定群体而言，是指引导其接受政治体系理论、观念，在维护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参与政治生活，进行社会经济活动。执政党达到以上目的的活动即政治引导。对高校无党派人士进行政治引导，即引导高校无党派人士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使其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充分发挥其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民主建设中具有的优势。做好高校无党派人士政治引导工作，有利于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有利于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各项工作的落实与推进。
1、做好高校无党派人士政治引导工作。是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促进高校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手段。《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多党合作既包括中国共产党与各派的合作，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与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在多党合作的制度中。高校无党派人士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充分调动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参政议政。为维护多党合作的局面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同时，高校无党派人士可以就广大师生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学校发生的大事要事。进行协商讨论，提出自己的见解，献计献策，这对于完善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高校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将起到积极作用，有助于促进高校的民主政治建设。
2、做好高校无党派人士政治引导工作，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时期下，高校无党派人士队伍不断扩大，智力上的优势决定了他们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是新世纪党的教育事业中不可忽视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也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高校无党派人士长期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做好高校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引导工作，就是抓住了高校统战工作的主要方面，有利于巩固、发展、壮大统一战线队伍。
3、做好高校无党派人士政治引导工作，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增进高校校园的和谐稳定。高校无党派人士多是在高校的教学、科研、学术以及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影响的人。他们具有比较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为深厚的学术造诣，且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较高，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能够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构建和谐高校最本质的要求就是以人为本，而高校无党派人士大部分都接受过高等教育，识大体，讲原则，顾大局，懂得尊重和保护学校的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做好高校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引导工作，增强高校无党派人士的主人翁意识。使其在建设高校和谐校园的工作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新时期高校无党派人士的思想状况特点分析
老一辈高校无党派知识分子具有文化程度高，爱国敬业等比较鲜明的特点，新时期下。我国经济社会环境等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为高校无党派人士参与国家民主政治生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和更加有利的条件。而与老一辈高校无党派人士相比，新时期下，这个群体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1、文化程度高，人员日益年轻化。新时期下。高校无党派人士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以硕士，博士居多，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士具有海外学习经历，而且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无党派人士的年龄也日益年轻化，很多无党派人士在三十岁左右就完成了博士学业，可谓是年轻有为。他们知识面广，有思想，且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一定的造诣，对学校的大事要事以及社会上的热点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2、价值观呈现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高校无党派人士首先是一个政治立场较为鲜明的群体。他们都希望国家稳定持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从这个角度来看，高校无党派人士的价值观呈现一体化的特点。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高校无党派人士与外界的联系也日益频繁和密切，他们的价值观受西方发达国家价值观的影响，在对我国政治制度等方面的认知与老一辈高校无党派人士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另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在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上的差异日益显现，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滋长和蔓延。高校无党派人士也受到这一影响。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趋势。因此，新时期下，高校无党派人士的价值观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具有一体化和多元化并存的特点。
3、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参与热情高涨。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我党为派及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提供了更多更广的途径和方式。在这种全民参政的大环境下，高校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参与意识也明显增强，参与热情不断高涨，相对于老一辈高校无党派人士对政治持“保守参与”的态度而言，新时期下的高校无党派人士很乐于参政议政，为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的稳定建言献策。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改革的问题上，由于高校无党派人士身处高校的环境中，在教学，科研或者管理活动中，能够更清楚，更及时的发现目前教育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对如何进行改革，他们也能从实际出发，提出更加科学，合理，具有可行性的意见。
三、做好高校无党派人士政治引导工作的途径
通过以上对高校无党派人士这个统战群体出现的新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要做好高校无党派人士政治引导工作。就必须对高校无党派人士的思想动态及各种诉求有较深入的了解。推动建立健全与高校无党派人士政治引导工作相关的措施和载体，不断提高高校无党派人士政治引导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做好高校无党派人士政治引导工作，核心是要求高校无党派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目的是使高校无党
派人士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中，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中。以及整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根本要求是要维护好高校无党派人士的合法权益。巩固他们在政治参与中的合法地位。
1、要做好高校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引导工作，思想引导是关键。加强思想引导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通过文章前面对高校无党派人士的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高校无党派大多都是高学历，高素质的知识分子，他们知识渊博，思想开放，普遍追求国家的稳定发展，他们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有较高的自控能力。看问题具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且能够较为深刻客观的剖析问题，因此，对高校无党派人士的思想引导可以着重进行“无为引导”。
无为，是老子在《道德经》里面提出来的思想，他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为即自然。有人认为无为就是什么也不为，什么也不做，这是一种错误的消极思想。从《道德经》的全篇哲学理念的反应，无为其实是指遵循自然客观规律，顺应客观态势，不主观臆断的作为，不勉强用人为的力量去干扰它，而是要科学的作为，合理的作为。无为引导，其本质是以人为本，以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为内在基础，激发人的内在潜能，从而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目的。具体到对高校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引导上，无为引导即在其政治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不过分干预他们的行为，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和自由，使其能够充分的进行自我挖掘。不断地提高自身各个方面的素质。从而为高等教育的改革以及整个社会的进步贡献出高校无党派人士群体应有的作用。
首先应该加强高校无党派人士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素质。高校无党派人士作为知识分子。读书看报是一种生活习惯，多会自觉地关注国家大事。对于国家的新政策新规定等也多会自觉学习，并有所掌握，因此，高校统战部门对于国家新出台的政策，国家政府及地方政府最新的文件。报告等无需专门组织学校的无党派人士进行系统的学习，而可以采取多批次、小批量的办法，把学校的无党派人士聚集起来，就时下的热点问题进行探讨，各抒己见，由于高校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的是普通的教师，有的是高校领导，有的是行政管理人员。他们的工作环境及接触的事物等不同，因此他们看问题都会首先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看的比较深比较透彻，而且高校教师所研究的领域都各不相同，他们会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这样对同一个问题就能得到多方位的诠释和认识，既能达到学习理论知识的目的，又能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其次要做好高校无党派人士群体性与个体性的有机结合。高校无党派人士具有很多相同性，即具有“群体性”，如他们都是高校的工作人员，都具有较高的素质，知识丰富等。因此，我们对其进行政治引导，首先要较为准确地把握这个群体的思想脉络。深入了解他们内部以及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各种利益群体的正常发展和社会的政治稳定。前面提到，高校无党派人士受大环境的影响，价值观表现出一体化和多元化的特点，因此高校无党派人士又具有个体性，要通过思想教育等形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及时向那些价值观出现扭曲的无党派人士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帮助他们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2、做好高校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引导工作，制度引导是保障。加强对高校无党派人士的制度引导，首先要保障他们参政渠道的畅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提出：“充分发挥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权中的参政作用。”无党派人士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参政议政是他们的一大重要权利，而当前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的途径比较狭隘，方式方法也较少，因此，拓宽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的方式，畅通参政渠道是十分有必要的。高校无党派群体作为无党派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高校无党派人士思想素质高，专业知识牢，可以充分发挥他们自身所具有的优势。让他们身体力行的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如高校的法学教授，他们在法学领域研究多年，法学知识系统而丰富。而我国眼下许多法院的一部分法官多是军人转业或者是通过其他渠道成为法官的，他们并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法律，在专业知识上比较薄弱，因此，可以邀请高校无党派人士中的法学教授担任司法机关的特约人员，辅助法官解决一些专业问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政府部门也可以聘任一部分高校无党派人士担任参事。让他们为地方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的支持，而且高校无党派人士处于基层，更能听取民众的心声，了解民众的疾苦，能够为政府事务提供科学合理的建议，能够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说话，促进政府真正做到说实话，办实事。
另外，要充分保证高校无党派人士参与到国家高等教育的改革中去。国家高等教育目前面临着许多问题。如教学质量得不到提升，大学生基数不断增大，大学生就业难等，高等教育急需改革，而高校无党派人士作为每天与学生打交道，一直处于教育体系中的人，既是目前教育制度的实施者，又是被实施对象，他们对现存教育制度的问题认识的比较清楚，分析的比较透彻，能够找到问题的要害。对如何进行改革多多少少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够为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真正有惠于民的教育制度起到推动作用，因此，高校无党派人士无疑是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把他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关键词】民国初年;政党报刊;政党政治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建设民主政治的口号下，结党结社成风，这些政党除了一些有名无实、昙花一现者外，都竟相利用报刊为自己宣传，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政党报刊大量出版的热潮。[1]政党报刊的蜂起与堕落成为民国初年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与西方商业报刊占主导地位不同，政党报刊一直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主流，因为近代中国始终面临着救亡图存的危机，近代报刊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报刊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和先进分子宣传救亡图存、救国救民的利器，从康、梁到后来的孙中山，都重视报刊在政治运动和革命宣传中的作用。民国成立以前的政党报刊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压迫、争取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民初政党报刊具有依赖政党资助、重新分化组合、相互争斗激烈、陷于党争等特点，其性质和作用都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也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之一。
民初的政党报刊并不是组织严密、由政党直接掌控的舆论机构，大多是由资产阶级政党或政治团体资助的有相当独立性的民营报刊，与现代意义上的列宁主义的党报并不完全相同。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政党，都曾表达过要统一本党报刊宣传的某种企图。但是，由于思想庞杂、组织松散，根本无法做到。比如同盟会报刊之间也有激烈的争论，民国成立后，同盟会内部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出现了妥协派和激进派的争斗，《民立报》和《民权报》分别成为两派的喉舌。在同盟会内部占上风的妥协派认为共和制度已经确立，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成功，希望通过与袁世凯势力妥协来取得廉价的胜利。《民立报》当时的妥协倾向比较严重，主张对袁世凯采取“勿逼袁恶”的妥协政策。《民权报》尖锐指出袁世凯假共和真帝制的骗局，批判以《民立报》为代表的妥协倾向。足见革命政党的同盟会，在思想上组织上缺乏必要的思想统一和组织纪律的约束，显得十分松弛涣散，缺乏战斗力。[2]直到宋教仁遇刺事件发生后，同盟会内部对袁世凯的幻想彻底破灭，其报刊内部之间的争论才告终结。
随着政治斗争的发展，民初的政党报刊重新分化组合，从政治倾向上看，形成了同盟会—国民党报刊为一方、共和党—进步党报刊为另一方的相互对垒的两大阵营，党派报刊的相互争斗异常激烈。政党报刊产生于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创办的《中外纪闻》，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团体强学会的机关报。辛亥革命以前，政党报刊的界限分明，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和由改良派发展而来的保皇派报刊。武昌起义后，章太炎等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解散同盟会重新组党。包括革命派、保皇派、清末立宪派、旧官僚集团等在内的原有的各派势力重新分化组合，组织所谓议会政党，彼此的区别愈来愈小。民国初年五花八门的政党、政团，经过分化组合，到第一届国会选举之前，基本形成了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四个较大的政党，它们各自拥有一批言论机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同盟会—国民党系统报刊和共和党—进步党系统报刊。同盟会—国民党系统报刊遍布全国各主要省市，在革命党人势力较大的南方各省以及北京其报刊宣传活动尤为活跃。在上海出版的主要有《民立报》、《天铎报》、《大陆报》(英文)和新创办的《太平洋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等。在北京出版的有《国风日报》、《亚东新报》、《甲寅日刊》、《中华新报》等。这些报纸内部虽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对帝制，相信共和，主张中国走民主的道路。共和党—进步党系统的报刊遍布各地，比如在上海出版的有《时报》、《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民声日报》和《东大陆报》，在北京的有《少年中国》、《晨报》，天津《庸言》杂志等。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与其党派的立场一致，支持袁世凯，一味攻击国民党。两派报刊的壁垒大体上在1912年7、8月间已相当分明，随着政治斗争的发展两派报刊相互间的斗争日益激烈，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政党报刊的作用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辛亥革命以前的政党报刊是宣传主义、反对封建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舆论工具，不管是改良派报刊还是革命派报刊都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但辛亥革命后政党报刊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大多沦为各个党派或政客党同伐异、相互攻讦、争权夺利的工具，主要表现在政党报刊很少宣传“主义”，而是陷入无谓的党争。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报刊之间的斗争大多是“主义”之争，是各政党不同政见、主张的理性辩论，比如当时两派报刊的大论战，以《民报》为主要阵地的革命派报刊与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保皇派报刊之间围绕要不要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要不要改变土地所有制和要不要进行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大论战，两派政党报刊之间就原则问题展开论争，宣传各自党派的主张，以理服人，最终以保皇派报刊的失败而告终。民国成立后，政党报刊之间的斗争也非常激烈，但已经少有“主义”之争了，而是降为没有原则区别的问题之争，到第一届国会召开前夕，国民党和共和党两派报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所争论的问题是：(1)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2)实行总统负责制还是责任内阁制;(3)国务院对国会负责还是对总统负责;(4)对外借款问题。所有这些政治问题的争论，不过是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已，目的是在议会和政府中获得更多的席位，取得更大的权力而已。不少政党报刊甚至“纯以谩骂为事，不知报纸原则之何在”[3]。争论之余，双方还大打出手，比如1912年7月6日北京共和党方面的《国民公报》在时评中称南京临时政府为“南京假政府”，同盟会方面的《国光新闻》、《国风日报》、《民主报》等7家报纸的工作人员20余人，当即前往问罪，痛殴了该报总经理徐佛苏、主笔蓝公武，并将承印该报的印字馆捣毁。
民初政党报刊的兴盛首先是辛亥革命胜利后新闻自由、政党政治等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南京临时政府在新闻出版方面，遵循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实行言论自由政策，又废除了《大清报律》，加上各地军政当局的支持，民国初年新闻事业获得了一次短暂的飞速发展的机会。武昌起义半年后统计，全国报纸由10年前的100多种，陡增近500种，总销数4200万份，其中1912年2月向北京民政部进行登记的报纸，就多达90余种。新创办的报纸多数集中在京、津、沪、广州、武汉等地。在这些报刊中，政党和政治集团性质的报刊占主流。许多政党、政客、资本家办报刊是为了宣传自己，企图在新政权中捞好处，借机发财。受到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自由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报刊是天然的“舆论之母”和“舆论代表”，新闻记者是“不冠之皇帝”、“不开庭之最高法官”，所以当仁不让地肩负起监督政府和指导国民的“天职”。报纸不但可以批评政府官员，甚至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斥骂总统。报人和报纸的社会地位可谓空前提高。一时间，自由主义的做派风靡中国的新闻界。[4]居正《辛亥札记》也谈道：“上海舆论绝对自由，(章太炎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言论，影响于南京政府者尤不小。”[5]
政党报刊是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复杂而又激烈的斗争的产物，畸形的政党政治是造成政党报刊畸形繁荣的主要原因。1911年10月清政府开放党禁，各色各样的政治团体由此产生，政党建设提上了日程。辛亥革命成功后，南京临时政府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选择了西方议会民主政制，实行政党政治，短时间里骤然出现了300多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政团。各类政党、政团名目繁多，而真正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和号召力的则不过统一党、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共和建设讨论会、中国社会党等十数党而已。同盟会是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辛亥革命后由秘密转为公开，发展成为最大的政党，1912年8月，它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改组成国民党。统一党成立于1912年3月，是中华民国联合会和预备立宪公会联合组成的，主持人为章太炎、程德全、张謇、赵凤昌等，统一党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政党。共和党成立于1912年5月，政治上拥护袁世凯;民主党成立于1912年8月，是以原立宪党人为主的政党;这几个政党的主要成员是立宪党人、旧官僚等，在政治上都拥护袁世凯，也得到袁世凯的扶助和支持，为了与同盟会—国民党相抗衡，它们于1913年5月合并为进步党，原隶属于这三个党的报纸转为进步党的言论机关。
民初的政党比较特殊，表面上看是借鉴西方议会政党，但和西方政党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带有传统结党结社的浓厚特色，并不完全是西方意义上的议会政党。当时人们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和理解明显缺乏，政党被当做争权夺利的工具，许多政党连党纲都没有，所谓政党不是因政治主张相同而结合，而是利益的纠结。许多人为了个人私利，组织或加入政党，以便能在国会或政府机构中争得一定的职位和权利。章太炎曾对中西政党作了比较：“天下之至猥贱，莫如政客。挽近中夏民德污下，甚于皙人，故政之猥贱尤甚。欧美政党，贪婪竞进，虽犹中国，顾尚有正鹄政府，有害民之政，往往能挟持不使遂行，自及秉政，他党又得议其后，兴革多能安利百姓，国家赖焉。汉土则独否。盖欧美政党，自导国利民，至中国政党，自浮夸奔竞。所志不同，源流亦异，而漫以相比，非妄则夸也。”他将中国的党人分为七类，认为“综观七类，操术各异，而竞名死利，则同为民蠹害，又一丘之貉也”[6]。同盟会转为公开和改组成国民党之后，涌入了大批官僚、政客和立宪党人，原有的老同盟会会员，大部分也认为革命已经成功，日益热衷于为自己在民国政权机构中争得一席之地，国民党的政纲虽然保留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但比起辛亥革命前同盟会的纲领，已倒退了一大步，同盟会蜕化成为脱离群众、“只图党势之扩张，不求主义之贯彻”的议会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更是追名逐利的官僚政客的渊薮。
在“咸与共和”的政治背景下，各派政治势力辛亥革命后重新分化组合，形成了以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为一方，以反对临时政府的袁世凯集团、立宪派等为另一方的两大对立的阵营，各个政党及其所属报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其中，形成了民国初年政治斗争的基本格局。政党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以个人或某团体的势力为最终目的，政党创办报刊作为争权夺利、相互攻讦的工具。著名记者黄远生对此曾有独到的评述：“而在我则纯以两造之势力赌一国之基础以为胜负，一切政治问题法律问题云者，皆特藉以为名目而利用政党及议会以为傀儡。今以大借款为例，甲党之报今赞成而前反对，乙党之报则今反对而前赞成，甚至同在一时，赞成唐绍仪之借款者而不赞成熊希龄之借款，赞成熊希龄之借款者而不赞成唐绍仪之借款。又试以对于政府态度而论，于其未入国民党之先，则甲党赞成而乙党思推倒之，同此一人而前后有尧桀之别……推其原因所由来，不外所争在两派势力之消长，绝无与国事之张弛而已。”[7]大多沦为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无疑是理解这一时期政党报刊的性质与作用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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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陈独秀；取消主义；土地革命；托派；共产国际
中图分类号：K26；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7－0115－05
“取消主义”一词最早来源于俄国，是指1907年“六三”后俄国社会内产生的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倾向。其主要主张如下：（1）“六三”后俄国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前导致革命高潮的条件已不再发生作用，俄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阶段；（2）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否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领导权；（3）否定俄国秘密的社会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取而代之以公开的合法的政党；（4）公开放弃党的纲领，专做合法的民主改良运动。1912年1月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正式声明：取消派已不再属于党。1914年俄国革命运动重新走向高潮后，取消主义逐渐淡出俄国历史舞台。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关于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陈独秀的主张被斥之为取消主义。作为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第一至五届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怎么会在大革命失败后堕落成取消主义者并不断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判？要厘清该问题，首先应对该问题的由来作一考察。
一、陈独秀“取消主义”问题的由来
众所周知，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基本来自于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的主导者联共（布）中央。陈独秀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持的主张则基本上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因此，要考察中共中央与陈独秀的分歧，便不得不考察联共（布）党内的争论与斗争。
（一）联共（布）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争
1923年列宁病重期间及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联共（布）党内出现了分别以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为首的派别斗争。1925—1927年托洛茨基纠合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等组成“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简称“左派反对派”，即托派。托派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围绕着英俄委员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关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1.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有执行好共产国际制定的政策。托洛茨基则认为错误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政策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即：党内合作方式导致无产阶级不能独立领导革命，武汉时期又没有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
2. 革命失败后的局势与应采取的策略。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最初认为当时是全国的直接的革命形势，应用武装暴动的政权。在“左”倾盲动主义失败后，又认为是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期，应准备积蓄力量，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但又从“第三时期”理论出发，认为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到那时就要重新走向武装暴动。托洛茨基则认为，革命已经走入低潮，应以“国民会议”为总的动员口号，推动群众的现实斗争，一直到走向暴动、夺取政权。
3. 中国社会的性质、未来革命和政权的性质。“左”倾盲动主义失败后，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来要建立工农民主的政权。托洛茨基则依据十月革命模式，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将来的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应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在这个革命的初期顺带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争论“在党内党外，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公开进行。有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甚至面对面争吵”①。由于这些争论的背后还隐藏着更深的争夺联共（布）领导权的斗争，因此，争论的结果便是失败的一方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又被驱逐出国。既然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内容不下托洛茨基，那么像当年列宁领导的社会开除取消派一样，盗用革命领袖的做法给托洛茨基贴上“取消主义”的标签在名义及效果上都是个不错的做法。
（二）中共党内反对托派的斗争
在苏联托派与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展开争论的过程中，一部分在苏的中国留学生怀着对中国大革命反复遭遇挫折的愤懑，逐渐采取同情托洛茨基的态度而倾向托派。这部分留学生回国后与中共党内同样对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不满的党员相结合，暗中积极宣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并从事组织托派的活动。联共（布）党内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了中共党内。
关键词：修宪；两党制；选举制度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026-02
近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屡屡提及修改宪法的设想，并在国内进行推动宣传，但是来自自民党的安倍晋三并没有得到执政联盟公明党的支持，关于修宪的议题究竟能走多远还需要拭目以待。至于安倍晋三致力推动的修宪，在日本的政治现实中来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这里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日本的政党制度。
日本1955年形成所谓的“五五体制”，即以自民党为首的一党独大制。自民党控制着日本政坛，但是在1993年自民党因实力下降，难以独力控制众议院，遂组建执政联盟，直到2009年被夺取执政党的地位。
一、政党制度变化的原因
（一）自民党自身原因
1.自民党执政能力低下
1993年后日本自民党一直无法保持众议院绝对多数的席次，故不得不组建执政联盟。面对严重的经济政治问题，2001年以改革为主题的小泉纯一郎获得民众的支持，成为日本新首相。因为日本金融尤其是银行的大量坏账，导致日本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到2006年3月，日本主要银行的不良贷款从2001年3月的5.3%下降到1.8%”[1]，小泉通过一系列改革确实降低了银行坏账的比例，使得日本经济逐渐恢复了元气，并开始增长。小泉的改革增强了日本经济的活力，但带来了日本社会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不良后果。
自民党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使日本的经济社会问题得到有效改善的情况下，日本民众失去了耐心，2009年众议院选举，自民党失去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彻底失去了政权，成为第一大党。
2.自民党派阀林立
自民党在1955年后，成为国会最大的党，别的政党无法挑战自民党的地位，形成了稳定的一党优位制。而社会党在无法取得政权的情况下，满足于做第一大在野党的地位，社会党在相当程度上对自民党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自身却无法提出系统的完整的执政方略，“在‘1955年体制’仅度过五六年的时间，就放弃了对政权的争取。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总选举中，该党经常是只确立不过半数的候选者，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其放弃了对政权的争取”[2]。使得这种稳定的政党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实质上使得在野党进一步泡沫化，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样，自民党政策的变化只能在其内部的派阀竞争中得到实现，当某一派阀的政策不能有效满足民众的需要或者民众反对时，别的派阀将取而代之，这种派阀之间的政策转换，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日本政党轮替的另一种形式，所以这种派阀在自民党内存在是某种程度上对政党不正常关系的补充。填补了在野党失效后的权力制衡和斗争，自民党的派阀存在也使自民党的政策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成为缓解民众不满的缓冲区。
派阀林立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分裂，1993年自民党失去政权就是小泽和羽田分裂的后果，当某一派别在自民党内做大并相当程度上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后，该派会携众多议员和民意自重，会逼宫，争夺首相的位置。日本自民党首相在前期往往不是被选民赶下台的，而是被党内派阀赶下台的。
派阀林立的后果之二是，政策难具稳定性和不利于深度改革。派阀林立使得日本的首相在位时间都比较短，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一下积弊甚深的政策是有很大难度的。而且深度改革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日本自民党的政策往往是讨好选民的，暂时有利于拉拢选民集中选票的手段，而一些长远看对日本有利却不利于眼前的政策往往不会被采纳，这样很多严重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被一再拖延一再忽视，甚至是有意忽视。
（二）的崛起
成立于1996年，是由为首的自由党和鸠山由纪夫为首的合并而成的。小泽素有选举之神的美誉，被称作日本的希特勒。小泽作为日本政坛的实力派，本身即是此自民党分裂后自立门户的，深知自民党的种种积弊
。在小泽和羽田的分裂后，自民党就开始陷入了分裂的泥潭，不断的分裂后，自民党自身实力进一步衰落。只是在小泉执政时又短暂的增强。而的成立也是小泉的强势人气下导致的，在野党为了对抗小泉领导的自民党开始进一步整合非自民党势力，最终形成了最大的在野党，成为自民党最大的对手。
在之前，日本政党并没有有效地制衡自民党，就是1993年的短暂下野，也是因为小泽等自民党实力派的分裂导致的，而非其他在野党的有力挑战。自民党之所以能够维持38年的1955年体制，相当程度上是没有有力的挑战者促成的，原本最有实力的社会党一直没有扮演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而一些其他的政党一直没有能够壮大自己，有效整合非自民党势力，而且长时间的连续执政，让其他小的在野党进一步泡沫化和无力感。最后严重衰落，失去制衡自民党的实力。
而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时，议员往往由总裁提名，而总裁的提名是源于派阀的推荐，这样议员强烈地依附于政党和派阀，在别的政党衰落时，想建立一个新的政党能够挑战自民党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具相当的实力是不可能去做这样无意义的事。事实上，小泽和羽田敢于分裂，除自身有很强的实力外，日本失去的十年，让自民党的弱点暴露无遗，金权政治使得民众对自民党非常不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小泽看准自民党的弱点和民众的意愿，小泽羽田才组建了新的政党，并最终成为最大在野党。
（三）选举制度的变化
日本的选举制度是两种选举制度的混合物，小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的混合。“在1947-1993年的第23届—40届的选举中，日本众议院选举一直采用中选举区制的单记转让式投票制。中选举区制贯穿了整个五五体制时期。在中选举区制度下，同一选举区可以推选复数的候选人。1947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修正案》，全国划分为117个选区，共选举产生466名众议院议员，每个选区产生3-5名议员，实行无记名单记投票制，按取得有效票数多少次序决定当选者”[3]。这种中选区制，使得日本政党的选举事实上集中于自民党内部派阀的竞争。由于其他在野党实际执政的可能性很小，那么选票就流向自民党，区别就是流向哪个派阀推荐的议员而已。所以，每个派阀往往推荐自己的候选人，这种情况下，每个议员几乎都要投靠在某个派阀门下，否则连议员参选的资格也很难得到。议员高度依赖于派阀，进一步促进了派阀的巩固和发展，之后造成日本自民党严重的派阀林立。 1996年众议院选举，开始采用新选举制度小选区制和中选区的比例代表制，“众议院法定人数为500人，其中300人由小选区以相对多数制选出，200人以比例代表制选出，2000年比例代表制名额削减为180人，议员总人数为480人，全国划分为300个小选区，11个比例代表选区，每个小选区应选议员为1人，比例代表选区应选议员为6～29人不等。”[4]这是日本新的选举制度，对于日本政党的壮大和消亡有着极大的影响。众所周知，小选区制有利于大的政党，尤其是有利于最大的政党，事实上容易造成小党的消亡。
在面对合作还是消亡的选择下，日本其他党派开始分化组合，如果日本采用纯粹的小选区制，那么日本政党将向两党制方向发展。其他政党为了生存，必须和其他小党派联合组成非自民党势力反对执政党，这样会加速政党的整合和壮大，日本将会形成自民党和非自民党的两大政党或政党联盟。
二、政党制变化的影响
（一）两党制逐渐形成
1993年自民党下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下野，并且很快重夺政权。但是日本从1993年开始真正走上了政党大调整时期，在小泉的高人气改革的逼迫下，在野党开始了有力的分化组合，形成了现在的执政党，这段时期是日本在野党由弱到强的反复调整期。
现在，取得政权，严重打击了自民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成为日本崛起的最强大力量。自民党必须要和过去切割并深入改革自身的积弊，自民党的严重衰弱将是自民党改革的根本动力，如果自民党想重新夺回政权，必须要全力整合党内派阀和破除僵化。
日本的民主制度进入一个深度调整期并逐渐走上稳定的政党民主体系，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日本将最终走上两党制之路。日本的其他小党派将会出现分化组合，往往选择自民党和中的一方为依托。自民党的完败让自民党走上改革之路否则将一蹶不振，而让进一步走上中庸的执政之路，否则民众
依然会抛弃它。
两党制的发展将使两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立场，协调内部分歧。并且彼此的政策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二）日本选举制度进一步改变
当年，自民党推行选举制度改革时，是因为改革有利于最大党，在和众多党派协商下，保留了小选区制和中选区比例代表制。目前，在为国会第一大党的情况下，继续推进选举制度改革应该是的题中之意，因为这种改革有利于。之前自民党等一直在推行逐渐减少中选区比例代表制，提供小选区的比例，今后很可能延续这一改革方向，进一步提高小选区比例。小选区比例的提高，将在制度方面促进两党制的形成，如果不出意外，各个党派很可能会分别融入自民党和，形成自民党和对峙的政治格局，处于第三方的政党，如果不能改变自身立场，将逐渐失去选民并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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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管理；派；作用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1-0022-02
一、转型期中国社会管理的现状和问题
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随后被纳入2011年度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之中。可见，在拥有13多亿人口的中国，社会管理问题已经引起中共中央高层的重视。
什么是社会管理？简而言之，社会管理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为目标，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运用多种资源与手段，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和过程。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1]。中国正处于深刻转型期，原先计划经济方式的单一的社会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社会情况，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给党和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给目前中国社会管理工作指明了工作方向。党委领导是根本，政府服务是前提，社会协同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央政府主导的中国社会建设，使中国社会发展有了持续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和组织基础，使中国社会管理有了极大的操作空间和丰富的操作手段、途径。同时，我们不可忽视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性。中国的主人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赋予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权利，人民群众自身享有宪法规定的管理社会事务和自我管理的权利。
目前，中国社会管理的现状和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一）社会结构分化、利益多元化、需求多样化，导致社会管理内容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二）社会组织多样化的发展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据统计，目前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45万个，备案的社会组织25万个，实际存在300万个左右。这些社会组织已经覆盖我国社会各个方面，初步形成体系，仅6万多个行业协会就联系企业会员2000多万，4万多个学术团体联系专家学者500多万人，专业协会联系1000多万家[2]。中国各种商会、协会、学会、基金会、志愿组织、维权组织、慈善组织等社会组织还要进一步发展，政府要逐步放开管制，并推动、协助、保护这些社会组织的发展，而不要视为对立的、异己的力量。
（三）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给意识形态领域带来较大挑战，使得社会认同和社会整合困难重重。
（四）人口流动和人户分离给社会管理造成极大不便。诸如户籍管理、社会治安、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等问题重重。
（五）老龄化问题逐步显现。针对老人的社会赡养任务和公共服务问题越来越突出。
（六）对外开放后，国际化趋势给中国带来新的公共安全风险。例如“东突”势力、“”势力、恐怖主义等给中国统一和公共安全带来不少风险。
（七）目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严重等社会现象极易激发民愤，频发引起。事实上这是老百姓对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强烈要求，是可以通过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等手段得以消弭的。
（八）信息化时代的网络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平台。它既可以传播民意民情，又可以传播恐慌、愤怒、不满等种种不良情绪，给社会管理带来新的困扰。
概而言之，目前中国社会管理范围之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这就要求包括党和政府、公众在内的社会管理主体，要不断更新社会管理理念，积极主动参与创新社会管理。社会稳定是民心所向，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派作为社会公众的一部分，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派参与社会管理的优势与不足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形成了8个派：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目前派成员有80多万人，相对于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它们的党员基础和群众基础显然很薄弱。尽管如此，派还是可以积极地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创新社会管理。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多党合作是派发挥自身优势的框架和平台。派完全可以置身于统一战线，不断地服务于社会建设。派发挥作用的优势，就在于它们所联系的多是一些社会精英群体，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可以行使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权利。这是任何其他社会组织、团体和公众无法比拟的优势，也是派参与社会管理的立足点。
当然，派在转型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事实上，身处于社会经济深刻转型期的派主要面临如下困境。
（一）社会结构分化重组对派的影响。历史上派各自所联系的那部分人的代表性是比较强的，然而随着社会结构分化重组，加入派的新成员在生活背景、价值观、政党意识等方面都有较大变化。这给派带来新的挑战：派新党员如何教育培养问题，如何在尊重新成员价值观的基础上了解并认同本党派的政治主张；各派成员之间、派成员与中国共产党党员之间的界别日益模糊。
（二）关于派政治性质与其具体政治主张问题。政治性质包含政党的性质、理论、纲领和宗旨等内容。政程是其政治性质的有效载体，是政党对内对外具有自身特色和吸引力的载体。近几十年来，派在其章程建设中借鉴了许多中国共产党的经验，章程建设保持了相对稳定性，基本上做到了与时俱进。但是遍读派章程，可以看到其政治主张的趋同性越来越明显。
（三）派组织建设的不足导致其参政能力的不足。派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纽带联系不太紧密，长期以来派的政党形象往往为其代表人物所“代言”，给人以“建制不全”之感，给派组织建设带来一些挑战、存在一定问题。当前，派中央组织建设逐渐规范化和制度化了，但是其地方组织尤其是基层组织很薄弱，有些地方派成员甚至领导干部政治素质、政治热情不高，对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缺乏足够认识。这就导致派成员在有限的政治空间里不能很有效地发挥自己的职能，表现在其参政议政的能力和针对性不足、民主监督的力度也不足。
三、派参与社会管理的路径
社会管理的核心在管理人。派参与社会管理，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其参政的优势和自身的不足，统筹中国社会管理的现状，以实际行动去不断地满足社会建设中人的需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
（一）派参加政权，积极促进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是社会管理的立足点。没有民生的改善，没能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相反由于贫富差距拉大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以及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大民生问题得不到切实解决而产生的压力和失落感，很容易造成民心不稳，甚至社会不稳。
派参加国家政权，其成员在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介入公共事务管理，在具体工作中接受政治和工作能力的锻炼，同时，作为官员可以而且应该积极关注民生，扶贫济困，在一些重大民生问题上加强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联系实际，开辟改善民生之路。老百姓富裕了，其生活和自身发展有保障了，自然心情舒畅，民心可定。改善民生是官员本分工作，派成员有其利益传达和利益代表作用，再作为官员那就更应该换位思考，替老百姓多服务，否则何以立身？
（二）派参与民主协商，联系社会，促进建立民意畅通机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安定的内在要求。社会管理的公平，是要让老百姓可以公平地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公平地表达意见，公平地获得就业机会等。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存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它们之间利益诉求也会有所不同。派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派成员在各级人大中均占有适当比例。这样，派可以通过其自身的代表性，广泛联系社会，促进建立人民群众和派、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机制，传达民意民情。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的条件下，很多社会不公正现象通过网络迅速传播，派具有渠道畅通的优势，可以通过民主协商和议政平台，积极进行社会整合，从而彰显社会正义，更好地促进政治认同。
（三）派进行民主监督，促进反腐倡廉建设。腐败严重是目前影响我国社会安定的重大隐患。如何预防腐败、减少腐败直至消弭腐败是目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老百姓是极为痛恨官员腐败现象的，派参与社会管理，应该高度重视老百姓此种心态。在多党合作的框架之下，派应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业务能力，切实履行监督职能，利用其在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中“正式结构的、并行的权力网络的组织性角色”，积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民主监督，积极帮助中国共产党加强体制内监督，促进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促进其更加自觉地抵制和克服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保证派监督职能的履行；改革干部管理制度，增加派担任实职的机会；用党内纪律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对待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建议[3]。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事关民心向背，派参与其中，正契合了社会管理的迫切需要。
（四）派进行调查研究，把握社会建设规律。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历来的优良传统。派在几十年参政议政之中，尤其是老一辈派知名人士，倾注极大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积极进行调查研究，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建设积极建言献策，肝脑涂地。这种丹心、这种热情、这种调查研究方法，是今日派成员应该很好继承和发扬的。社会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重大课题之一，需要经过全体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才能做好这一课题，才能探索出社会建设规律，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派作为社会建设主体之一，既有调查研究的传统，又有调查研究的条件和动力，更有进行调查研究的智力基础和行业基础。因此，各派在社会管理中应积极进行调查研究，发挥其所联系的那部分社会精英的优势，逐步探索其所代表的各行业建设规律和社会建设规律，从而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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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发挥；无党派人士；作用
无党派人士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党的统一战线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无党派人士工作，发挥无党派人士的重要作用，对于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无党派人士在社会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中央文件指出：“无党派人士，是指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随着革命和建设形势的发展，对无党派人士的称谓是不同的，先后有社会贤达、无党派民主人士、无党派爱国人士、无党派人士、无党派知名人士等。进入新的世纪，中央规范了对无党无派人士的称谓，规定对无党无派人士称为无党派人士，对无党派人士中的代表人物称无党派代表人士。在国外，无党派人士一般称为独立人士，他们主要通过选举方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由于各国历史背景、具体国情、制度设计等不同，独立人士发挥作用的空间也不尽相同。
无党派人士数量多、层次高、社交面广、影响力大，他们的政治态度如何，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群众的政治选择。在近代的中国社会中，很多无党派人士运用他们的社会影响和感召力，带领着一大批民主人士投身民主运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无党派人士又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无党派人士的自身特点，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他们中的郭沫若、马寅初、梁漱冥、程思远、袁隆平等人成为不同历史时期无党派人士的代表。
在国外，独立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同样不可忽视。美国近三届参议院选举中，虽然100个席位绝大多数被共和党和瓜分，但独立人士一直占据2至3个席位。日本是多党制国家，政党占据了日本政治的核心，独立人士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在2007年众议院选举中，在480名议员中，独立人士占5人；在2010年参议院选举中，独立人士占242个席位中的5席。在2007年土耳其议会选举中，550个席位中独立人士占27席。可见，独立人士在许多国家政治生活中都起到一定作用，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无党派人士的重要作用，是由他们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决定的。他们一般具有学识丰富，地位超脱，与社会各阶层联系密切等特点。无党派人士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群体，具有人才济济、智力密集的优势，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高学历、高职称，学有所长，是各个工作岗位上的骨干分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依靠力量。
二、我国为无党派人士发挥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无党派人士工作，我国的政治制度也有利于无党派人士发挥作用。
（一）我们党历来重视无党派人士工作
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无党派人士工作的方针政策。同志早在1941年11月6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就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1949年筹备新政协时，中国共产党经与各方协商，专门设立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民主人士宋庆龄、张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郭沫若、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的34位部、委主要负责人，有15位是非中共人士。此外，还有众多的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了地方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无党派人士政策不断发展完善，并明确了相关方针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鼓励和支持派、无党派人士发挥作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多次下发文件，强调要继续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对加强无党派人士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二）我国的政治制度为广大无党派人士发挥作用创造了广阔空间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无党派人士的地位与作用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无党派人士可以同其他群众一样选举人大代表和当选人大代表来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职权。我国还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广泛听取和采纳各派、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做出重大决策前或遇有重要事项时，都要邀请各派、无党派人士，沟通协商，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可见，无党派人士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充分行使当家作力的。
无党派人士在我们国家可以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所在。广大无党派人士，应该珍惜这样的政治现实，进一步发挥作用。我们所开展的无党派人士工作，就是要调动无党派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他们发挥作用创造更多条件。
三、要充分发挥无党派人士的群体作用
从深层原因看，安倍的执政理念背离了国民意愿。
7月29日,日本举行第21届参议院选举,自民党遭到异乎寻常的惨败｡
参院遭遇滑铁卢
7月30日凌晨,选举结果揭晓｡选举前,自民党在参议院242议席中拥有110席,与联合执政的公明党议席相加共拥有133席,以过半数议席控制着参议院｡此次选举后,自民党仅剩83席,公明党剩20席,两党相加仅有103席｡执政联盟已失去了控制参议院所需过半数议席｡而在野的所占议席则由选前的81席一跃上升为109席,与无党派议员的“・新绿风会”一道拥有112席,与其他在野党议席相加已大大超过参议院过半数议席｡
回首去年9月,安倍凭着显赫的家世､年轻与俊朗的个人条件､强硬的政见以及自民党主流派的力挺而成为“第一个战后出生的首相”｡上台伊始,其气势何等冲天,内阁支持率接近70%｡然而,仅时隔10个月,其内阁支持率在此次选举前已跌至26%左右,其引领自民党迎战的首次国政选举更是一败涂地｡
从直接原因看,自民党因丑闻不断而尽失民心｡
其一,5000多万份养老金漏记问题曝光后,日本民众一片恐慌,并对此极度不满,他们纷纷把票投给了自民党的对手――，以致舆论把此次参院选举称作“养老金选举”。这无疑是日本行政改革中的巨大败笔。
其二，安倍及其阁僚在强征慰安妇、美国原子弹轰炸、妇女生育、残障者人格等问题上频频失言，甚至还发生了战后首次阁僚自杀事件。另外，首次女防卫大臣的任命也被日本舆论喝了倒彩。这暴露出本届内阁在历史良知、伦理道德、专业能力方面水平低下。
其三，阁僚及其他政要“政治与金钱”丑闻频频曝光，意味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的日本政治改革面临腐败回潮的危机。
从深层原因看，安倍的执政理念背离了国民意愿。
小泉下台时，留给安倍一笔外交“负遗产”和贫富分化加剧的“格差（差距）社会”。安倍上台伊始着手改善与中韩两国的关系，为其赢得了一些支持率。但在日本选民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上，安倍却未能拿出令人振奋的政策。安倍上台后，执意把“建设美丽的国家”作为核心理念，把“摆脱二战后体制”作为途径，把修改宪法和教育基本法、提升防卫部门和自卫队地位作为执政重点。可以说，安倍孤独地吹奏的是一首战后遭到唾弃的带有武士道色彩的复古曲调。与此相反，率领的则一边集中揭露自民党的各类丑闻，一边把“养老金改革”、“支援生育”、“振兴农业”作为选举纲领。
《朝日新闻》7月30日至31日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在自民党大败的原因中,“养老金问题”占44%,“阁僚问题”占38%,“收入差距问题”占12%｡在增加议席的原因中,“自民党有问题”占81%,“政策可以期待”占9%,“小泽优秀”占4%｡富士电视新闻网和《产经新闻》8月3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已跌至22%,不支持率则升至64.8%｡
以往选举中都未能取得理想战绩，此次由原自民党田中派骨干、对自民党政治手法了如指掌的党首出山，把福田派后生安倍晋三一举击败。这种“角（田中角荣）福（福田赳夫）大战”延长战的色彩，更渲染了此次选举的激烈气氛。
近年来，选民中“无党派层”的“浮动票”大幅增加。这部分人往往不去投票而使投票率在40%～50%的低水平徘徊。此次选举的投票率达到58.64%,创了近年来的新高｡增加的浮动票显然多数都流向了｡
冷战结束后，日本各界曾把美国式两大保守政党轮流执政模式作为政治改革的榜样。此次选举结果，则使人们看到自民党和的力量比以往更加均衡。
虽败犹“荣”的政治力学
日本首相由众议院选举产生。由于执政联盟在众议院占据多数席位，故参议院落败不会直接导致自民党下野。但此次失败如此惨重，以致不少人认为安倍像以往宇野、桥本等首相那样引咎辞职、自民党内另选高明是顺理成章之事。
然而，选举结果已趋明朗的7月29日夜里,安倍虽然承认他是自民党败选“第一责任人”,但又表示无意辞去首相职务｡翌日选举结果揭晓后,安倍居然保住了首相位置｡这一现象何以发生,除了其本人执意不肯下台以外,尚有以下因素发挥了作用｡
一是自民党内主流势力保驾｡2000年以来,继承福田派的森派(现町村派)上升为自民党主流派,森喜朗､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连续三任首相均出自该派｡上世纪70年代以来执自民党牛耳近30年的“田中―桥本派”已跌落为非主流派,各派难以凝聚成一股“倒安倍”力量｡
二是自民党内难寻替代人选｡去年9月竞选首相时,最有力的候选人是“麻垣康三”(麻生太郎､谷垣祯一､福田康夫､安倍晋三)四人｡此番如果安倍引咎辞职,离首相位置最近的依然是“麻垣康”三人｡然而,年事已高的福田康夫没有复出的动向,麻生太郎近来因侮辱“痴呆症”患者而引起公愤,谷垣祯一仍在蛰居而观。其他政要，无论是老“YKK”（山崎拓、加藤一、小泉纯一郎），还是新“YKK”（山崎拓、加藤一、古贺城），均或已失去威信，或已失去意愿，其他政要也难成气候。
三是自民党领导层为其辩解。森派主要干部和自民党干事长中川秀直等人，在选举前就已为安倍留任制造了种种理由。如，由小泉、安倍推动的改革进程不能中断，养老金问题并非安倍内阁所造成，自民党内找不出更好的人选，等等。自民党党纪委员长川尧表示：“现在除了暂定（安倍）继续留任首相外别无他法”，其他各派首领也都表示接受安倍留任。
安倍虽然留任，但其执政前景不容乐观。随着干事长中川秀直引咎辞职，自民党高层也面临新的调整。自民党内各派都在对安倍的今后政策与人事安排拭目以待，如果感到不满则将加强对安倍的掣肘。在7月31日的自民党总务会上,原自治相野田毅､原防卫厅长官石破茂､原通产相深谷隆司等资深议员纷纷要求安倍引咎辞职｡原自民党干事长加藤一､原财务相谷垣祯一则要求认真分析此次败因｡
去年组阁时,安倍“论功行赏”､“任人唯亲”,曾引起党内各派实力人物们的不满｡而今安倍涉险留任后,马上面临改组内阁的强大压力｡7月31日,安倍拜会了三位在世的原首相｡森喜朗和中曾根康弘都建议尽早进行内阁改组,组阁时应做到照顾各派､平衡老中青､兼顾各种人才､不搞任人唯亲｡8月1日,安倍接受了“问题阁僚”之一赤城德彦农水相的辞呈，赤城成为安倍执政以来更换的第四个阁僚。安倍透露，他打算最早于8月底对内阁进行改组，同时更新自民党领导层。
参议院“朝小野大”的影响
自1955年建党以来，自民党首次在参议院失去第一大党地位。获得了参议院议长职位，还有望得到国会各主要委员会委员长职位。前者握有召开全体会议、主导议程等权限，后者则对具体议题、议程拥有绝对发言权。
在“朝小野大”下的参议院，在野党可以通过“首相问责决议”，行使“国政调查权”传唤证人并要求政府提交资料，追究政治资金丑闻和养老金记录问题，否决执政党提出的各种法案或通过在野党提出的法案。更有甚者，在野党还可以拒绝首相出席国会并拒绝召开全体会议，使国会陷入停顿。当然，这种作法政治风险极大，在野党会三思而行。从理论上讲，由于执政联盟在众议院占有2／3以上议席，可以把在参议院遭到否决的议案再拿回众议院加以通过。但是，这种做法一是会期难以掌握，二是政治上风险极大。可见，此次参院选举后，获得了在今后三年内有效牵制自民党的主动权。的下一个目标将是逼安倍下台或迫使其提前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其他在野党在这一问题上将与保持一致。
选举结果已表明，选民更关心的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问题。执政盟友公明党出于其自身的生存发展要求，也将与安倍路线进一步拉开距离。在新的政局条件下，安倍上台以来推动的、以修改宪法为核心的“摆脱二战后体制”进程势必受阻。
在野党控制参议院，也将对日本经济政策与经济形势产生影响。自民党拟启动提高消费税率等税制改革，则已提出搁置该项改革。自民党拟进一步削减财政开支，则提出在建立儿童补贴制度等方面增加财政支出。在养老金体制改革和农业改革方面，两党的政策主张也大相径庭。
在如此逆境下，安倍首相和自民党领导层已向在野党放出“休战”气球，声称今后拟在国会运营上与在野党加强对话。先前执政联盟依照“多数的逻辑”来强行通过一个又一个法案的霸道姿态已荡然无存。
对安倍内阁和执政联盟而言，能否在秋季临时国会上延长于11月1日到期的《反恐对策特别措施法》将是对“朝小野大”参议院的第一个考验。町村派会长町村信孝8月5日在电视节目上发表讲话认为，该延长法案很可能会因在野党阻击而搁浅。
弱势政权的外交走向
与以往一样，此次参议院选举的焦点并不在外交政策，而在内政问题。然而，“外交问题”倒是不失时机地找上门来。就在日本参院选举后第二天，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了在“强征慰安妇”问题上要求日本正式承认和正式道歉的决议案。美国众议院把通过决议的时间设在日本参院选举之后，既意味着给安倍一点面子，同时也意味着其没有因日本强大的“院外施压”而放弃通过决议。安倍7月31日表示“对议案获得通过感到遗憾”。经过近60年的沉默，美国开始在日本历史罪行问题上说些公道话，历史问题已同安全合作和经贸关系一道，成为日美关系的又一重要领域。如何应对这一日美关系新局面，将是安倍面临的重要课题。
上台以来，安倍采取了修正小泉对华强硬路线、改善对华关系的政策。该政策得到了日本国内政界、经济界、舆论界的支持，也改善了日本的国际环境。但与此同时，安倍也在着力推动建立日美澳印“四国价值观联盟”，一再游说欧盟不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其防范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今后，安倍将继续坚持对中国既合作又防范的两手政策，但将在合作与竞争两方面都会采取比过去更加明确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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