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一）调研背景 刑事司法鉴定是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近几年来一些轰动全国的冤假错案相继出现，仔细分析案情后不难发现，司法鉴定是导致这些冤案、错案频繁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利益的多元化使矛盾和纠纷大量增加，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导致司法实践中高科技和各种专门性问题大量出现，诉讼中需要鉴定的事项越来越多。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2006年底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2006年前十个月的鉴定业务量高达31. 9934万件，比2005年同期增长了20. 2% 。{1}这就更加凸显了司法鉴定本身的重要性。毫不夸张地说，现行的司法鉴定体制与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所反映出的许多弊端，例如刑讯逼供、庭审流于形式等，都有深层次的关联。司法鉴定制度的无序状态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进一步深化的瓶颈。 上述现象表明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为此，笔者主持申报了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并获准立项。在展开本项目研究过程中，笔者认为必须了解中国刑事司法鉴定的现实状况，只有这样才能使本项目的研究成果不脱离中国实际，具有现实针对性。基于此，本项目课题组在2008年暑期中利用两个月的时间，深入北京、上海、青岛和呼和浩特四个城市进行了本次调研活动。 （二）调研概况 本次调研采取法院阅卷和面向侦查人员、检察官、法官、律师、司法鉴定人员发放调查问卷两种方式，获取了我国目前司法鉴定制度的第一手实证资料。 在法院阅卷方面，在上述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共调阅案卷305份。其中，上海地区共调阅案卷99份，分别是2005年29份。2006年30份，2007年40份，调阅案卷均为一审案件。青岛地区共调阅案卷刑事案卷106份，分别是2005年38份，2006年29份，2007年39份。在106份案卷中，涉及一审刑事案件85份，二审刑事案件21份。在内蒙古地区共调阅案卷100份，其中2005年30份，2006年30份，2007年40份。在100份案卷中，涉及一审案件80份，二审案件20份。 在发放调查问卷方面，共向北京市、青岛市和呼和浩特市的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律师事务所和社会性鉴定机构发放调查问卷311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共计295份，回收率为94. 86%。其中，在三地法院共发放调查问卷81份，有效回收76份，回收率为93.83%；在检察院共发放调查问卷90份，有效回收87份，回收率为96.67%；在公安机关共发放调查问卷54份，有效回收50份，回收率为92.6%；在律师事务所共发放调查问卷65份，有效回收61份，回收率为93. 85%；在社会性鉴定机构共发放调查问卷21份，有效回收21份，回收率为100% 课题组在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时对填写调查问卷的各司法主体自身情况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和统计。 ───┬─────────┬────────────── │ │文化程度{2} │在法院工作年限{3} │ │ ├──┬──┬───┼────┬────┬────┤ │ │专科│本科│研究生│5年以下 │5-10年 │10年以上│ ├───┼──┼──┼───┼────┼────┼────┤ │法官 │3 │58 │5 │19 │20 │26 │ ├───┼──┼──┼───┼────┼────┼────┤ │检察官│6 │61 │19 │26 │21 │34 │ ├───┼──┼──┼───┼────┼────┼────┤ │侦查员│7 │33 │10 │7 │15 │28 │ ├───┼──┼──┼───┼────┼────┼────┤ │律师 │3 │36 │22 │31 │21 │9 │ ├───┼──┼──┼───┼────┼────┼────┤ │鉴定人│5 │10 │6 │2 │10 │9 │ ───┴──┴──┴───┴────┴────┴──── （三）本调研报告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1．本实证研究报告所分析引用的数据皆来源于本次调研活动获取的原始资料数据。 2. 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决定》（下简称《决定》），对司法鉴定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因此本次调研所收集的全部为2005年2月之后至2007年12月之前的鉴定资料，即本次调研定位为对《决定》颁布之后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实施状况的实证调研。 3．本次调研城市的选取是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以期全面反映我国不同地区刑事司法鉴定的实施状况。在审级上统一选取了各调研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和市级公安机关，以保障实证数据横向比较的客观性。 4．本次调研主要针对刑事司法鉴定制度，调研收集的皆为刑事司法鉴定方面的数据资料。各地填写问卷调查的法官都是刑庭法官、检察官多为公诉部门的检察官，律师大多从事过刑事案件的辩护。 5．本次调研所采用的两种主要形式—法院阅卷和发放调查问卷—其设计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法院阅卷是通过查阅和统计卷宗来获取实践中司法鉴定制度客观实施情况的数据统计。发放调查问卷的目的是期望获得相关司法人员对现有司法鉴定制度的主观评价和对刑事司法鉴定未来改革模式的主流态度。 一、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实施情况实证分析 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实证分析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考察。宏观层面的考察侧重于各司法主体对现行鉴定制度的总体评价，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主要包括鉴定程序、鉴定结论及其效力和鉴定人管理体制三个部分的内容。 （一）司法鉴定制度总体实施情况 1．各司法主体对现行刑事司法鉴定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 以各司法主体为轴线进行统计，在回答该问题的76名法官中，有51名法官表示熟知与刑事司法鉴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有25名法官表示不熟悉；在87名检察官中，有56名检察官表示熟知，有31名检察官表示不熟悉；在填写问卷的61名律师中，有40名律师表示熟知相关的立法规定，有21名律师表示不熟悉；在36名侦查人员中，有27名侦查员表示熟知相关规定，有9名侦查员表示不熟悉；21名鉴定人员全部表示熟知现行司法鉴定方面的所有法律法规。从百分比计算，熟知现行法律法规的各司法主体分别占其受调查总数的比例依次为：鉴定人100%、侦查人员75%、法官67. 1％、律师65.57%、检察官64.37%。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在北京市，有98名司法人员表示熟知司法鉴定相关立法，占北京地区调研总人数的73.13%；在青岛市，有45名司法人员表示熟知相关法律法规，占青岛地区调研总人数的71.43%；在呼和浩特市，有52名司法人员表示熟知立法，占内蒙古地区调研总人数的61.90%。 上述两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在各司法主体之间，除鉴定人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使其对现行司法鉴定立法的熟知程度达到百分之百之外，其他司法主体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熟悉程度都大致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平均比例都在60％至75％之间。其中，侦查人员熟知的比例略高，达到75%，相对最低的是检察官群体，只有64.37%。而对于日常工作中办理（）案件涉及刑事司法鉴定案件的数量，法官群体中选择很多和较多案件涉及刑事司法鉴定的比例为82. 89%，检察官为82.76%，律师为38. 89%，侦查员为88% 。{4}由此可以看出，除律师群体外，其他群体办理案件涉及司法鉴定的比例都要远远高于其熟知司法鉴定法律法规的比例。这就表明，在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实践中，首先表现出的即司法主体对司法鉴定现行法律法规的重视不够，有部分法官、检察官、律师和侦查人员没有依据法律法规进行诉讼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我国司法鉴定实践中有法不依的混乱局面。 第二，在各调研地区之间，熟知比例最高的北京市与比例相对最低的呼和浩特市之间相差11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各地区之间的比例排序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正比例关系。这也可以部分说明，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涉及高科技等需要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案件可能就越多，各司法主体办理案件中涉及的鉴定事项越多，其相应对鉴定立法的熟知程度可能就越高。 2．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的实施情况 总体而言，在所有填写的调查问卷中，有50. 17％的司法主体认为现行鉴定制度落实得较好，46.71％的司法主体认为落实得一般，3. 11％的司法主体认为落实得较差。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分析，在填写问卷的75名法官中，认为现行鉴定立法落实得较好的有50人，占法官总数的66.67%；认为现行鉴定制度落实得一般的有22人，占法官总数的29. 34%；认为现行鉴定制度落实较差的有3人，约占法官总数的4%。在填写问卷的85名检察官中，认为现行鉴定法律法规落实较好的有36人，占检察官总数的 42. 35%；认为现行鉴定制度落实一般的有47人，占检察官总数的55.29%；认为落实较差的有2人，占总数的2.35%。在60名律师中，认为鉴定制度落实较好的有26人，占律师总数的43.33%；认为落实一般的有31人，占总数的51.67%；认为落实较差的有3人，占律师总数的5%。在填写问卷的21名鉴定人员中，有3人认为现行鉴定法律法规落实较好，占鉴定人总数的14.29%；认为落实一般的有18人，占总数的85.71%；没有鉴定人认为现行鉴定立法落实较差。在48名侦查人员中，有30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落实较好，占总数的62.5%；认为落实一般的有17人，占总数的35.42%；有1人认为落实较差，占侦查人员总数的2.1%。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分析，在北京市填写调研问卷的140人中，认为现行鉴定立法在实践中落实较好的有67人，占总数的47. 86%；认为落实一般的有73人，占总数的52.14%;没有人认为落实得较差。在青岛市填写问卷的68人中，认为落实较好的有32人，占总数的47.06%；认为落实一般的有35人，占总数的51.47%；认为落实较差的有1人，占总数的1.47%。在呼和浩特市填写问卷的81人中，认为落实较好的有46人，占总数的56.79%；认为落实一般的有27人，占总数的33.33%；认为落实较差的有8人，占总数的9.88%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对于现行鉴定立法在实践中的实施状况，只有略超过半数的受调研主体表示满意，还有接近半数的受调研主体表示不满意。这说明，司法鉴定制度在实践中的落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在未来的鉴定制度改革中，如何将新的改革措施真正落实到司法实践中去是鉴定改革之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在五类司法主体的比较中，鉴定人对现行鉴定立法的落实情况满意度最低，法官和侦查人员对落实情况的满意度相对较高，检察官和律师居中。由于鉴定人群体工作的特殊性质，使其对鉴定制度的落实情况最为了解，其对现行鉴定制度落实的满意度最低，说明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较多问题。检察官和律师作为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对鉴定制度的落实情况评价不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问题。 第三，在各地区之间的比较中，北京市和青岛市的数据统计趋于一致，都是认为落实情况一般的司法主体略多于认为落实情况较好的主体数量，认为落实较差的比例极低。呼和浩特市的统计数据与前二者有较大差异，其认为鉴定立法落实较好和较差的比例都是三个城市中最高的。如果将呼和浩特市的各司法主体的选择进一步放大，不难看出，呼和浩特市接受调研的五类主体中，侦查人员对鉴定立法落实的满意度高达93.75%，法官群体也达到了72.22%;不满意的比例中，法官群体高达16. 67%，检察官群体高达15.38%，均远远高于各地平均水平。{5}这说明在呼和浩特市，各司法主体，特别是法官群体中间，对于现行鉴定制度的落实情况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二）鉴定程序 在刑事司法鉴定制度中，鉴定程序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由于鉴定程序的封闭性和非司法性，导致其成为近年来理论界对司法鉴定制度质疑最集中的领域，可谓是众矢之的。而鉴定程序的不合法、不完善也被视为是近年来冤假错 案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1．鉴定程序的启动 根据法院阅卷情况的总体统计，在各地中级人民法院调阅的305份案卷中，有299起案件中涉及的鉴定程序是由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依职权自行启动的，其比例占阅卷总数的98.03%。有6起案件是在审判阶段启动，其中，有3起案件是由法官在庭审阶段依职权主动启动，有3起案件是由当事人当庭申请重新鉴定被法官允许后启动的。 从各调研地区的统计情况来看，在上海地区调阅的案卷中，鉴定程序的启动都是由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主动启动的。在2007年的1起一审案件中，被害人在庭审阶段申请进行伤情鉴定，但该申请未被法庭采纳。 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调阅的案卷中，2005年有18起案件的鉴定程序是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主动启动的，有2起案件是在审判阶段由法官启动了鉴定程序，有1起案件控辩双方对鉴定结论产生争议，在双方当庭质证后，被告人一方向法庭申请重新鉴定但未获批准。2006年有28起案件是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启动鉴定程序，有1起案件是由当事人在庭审阶段提出申请，后撤回。2007年有37起案件是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启动鉴定程序，有1起案件是在庭审阶段由法官启动鉴定程序，有1起案件是在庭审阶段由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的鉴定程序。 在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调阅的案卷中，绝大部分案件的鉴定程序都是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依职权主动启动的。惟一的例外是2007年的一起二审案件，在该案件中，控辩双方对于侦查阶段做出的伤残等级的鉴定结论存在争议，当事人当庭申请重新鉴定，法官准许了当事人的申请并委托重新鉴定。 这组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的案件都是在侦查阶段由侦查人员依据职权启动的。法官在庭审过程中依职权启动的鉴定和当事人申请启动的鉴定在实践中数量极少。这就说明，一方面，目前实践中司法鉴定程序出现的问题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侦查阶段，这也为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划定了范围，指明了方向。 第二，根据统计数据可知，在调研的法院案件中，没有查阅到检察机关启动司法鉴定的案件信息。同时，在当事人申请的鉴定中，还有相当的一部分申请被法院驳回。这就说明，作为刑事诉讼控辩双方的当事人，在实践中对鉴定制度的参与度比较低，这也与上文中检察官和律师群体对现行鉴定制度的满意率较低的统计结论相印证。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参与程度较低会在无形中促进侦查机关在委托鉴定方面的垄断性，从而在实践中形成恶性循环。 2．鉴定人出庭问题 鉴定人的出庭问题近年来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鉴定人不出庭，针对鉴定结论的质证程序就无法进行，对鉴定结论的证据审查也就名存实亡。在上海市、青岛市和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随机调阅的所有法院案卷中，没有1起案件有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的记录。 从各司法主体对鉴定人出庭问题的主观态度来看，对于是否希望鉴定人出庭的问题，有76. 16％的调研群体希望鉴定人出庭，23. 84％的主体选择无所谓或者不希望鉴定人出庭。从各司法主体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填写问卷的70名法官中，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有63人，占法官总数的90%；不希望鉴定人出庭或认为鉴定人出庭无意义的有7人，占法官总数的10%。在检察官群体中，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有62人，占检察官总数的75.6%；持反对意见的有20人，占总数的24.4%。在律师群体中，希望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有57人，占律师总数的93.44%；不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有4人，比例为6.56%。在填写问卷的20名鉴定人中，只有7人愿意出庭作证，占鉴定人总数的35%；持反对意见的有13人，比例为65%。在侦查人员中，有25人希望鉴定人出庭作证，占总数的53.08%；不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有23人，占侦查员总数的47.92%。 以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北京市希望鉴定人出庭的共有102人，占调研总数的75. 56%；不支持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有33人，占总数的24.44%。在青岛市，对鉴定人出庭持积极态度的有49人，占总数的76. 56%；持消极态度的有15人，比例为23.44%。在呼和浩特市，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有63人，比例为76. 83%；不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有19人，占总数的23. 17%。 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 ，三个城市调研案卷中鉴定人的出庭率都为零，可以说明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的鉴定人几乎不出庭作证。但各司法主体从总体上说是支持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75%。根据调研问卷对希望鉴定人出庭的理由统计，超过70％的法官和律师首选“鉴定人出庭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超过半数的检察官首选“有助于保证审判的公正”，这充分说明各司法群体皆意识到鉴定人出庭的必要性，同时也反映出鉴定人不出庭对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第二，关于鉴定人出庭问题，三个调研城市之间的统计数据几乎一致，说明该问题在目前司法实践中是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存在地域之间的差别。存在差别的是司法主体对待鉴定人出庭问题的主观态度。从上图中可以一目了然地观察出，绝大多数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都是希望鉴定人出庭作证。在侦查人员中，希望鉴定人出庭和不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比例基本持平。对于鉴定人群体而言，支持出庭与不支持出庭的比例则完全倒置，高达65％的鉴定人明确表示自己不希望出庭作证。可见，在鉴定人群体中，主观上即排斥出庭的鉴定人在实践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在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中，也只有弄清鉴定人不愿意出庭的真正原因，对症下药，才能切实地解决鉴定人出庭难的问题。 鉴定人不出庭的原因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调研组在设计调查问卷时根据受调查人的职业立场，有针对性地设计了个别不同的选项。因此，对于该问题，将主要从司法主体和鉴定人不出庭的理由两个角度进行统计和分析。 以鉴定人不出庭的具体理由为主轴，法官群体、检察官群体和侦查人员群体都以“鉴定人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因而不愿意出庭”为鉴定人不出庭的首选原因。在法官群体中，有36名法官选择了该选项，比例为43. 33%；选择该选项的检察官有46人，占检察官总数的38.66%；有16名侦查员也持有相同的观点，比例为31.37%；律师群体中选择该选项的相对较少，只有16人，占律师总数的20.51%；鉴定人群体中有5人选择了这一选项，比例为25%与之相对应，律师群体的首选原因是“鉴定人出庭没有经济补贴，因此鉴定人本人不愿出庭”。有36名律师持此观点，占律师总数的46. 15%。此外，还有29名法官、38名检察官、6名鉴定人和9名侦查员持同样的观点，其分占其群体总数的比例依次为：32.22%、 31.93%、 30％和7.65%。第三个原因是“立法上无鉴定人出庭的强制性规定，法庭也没有要求鉴定人出庭”。该选项有11名法官、21名检察官、11名侦查人员选择，比例依次为12.22%、17.65％和21. 57%。 在检察官群体中，选择的原因依次为：“鉴定人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不愿意出庭”；“鉴定人出庭没有经济补贴，自己不愿意出庭”；“法官不愿意鉴定人出庭”和“说不清，或有其他原因”。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法官群体选择的鉴定人不出庭的原因依次为：“鉴定人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不愿意出庭”；“鉴定人出庭没有经济补贴，自己不愿意出庭”；“说不清，或有其他原因”和“立法没有鉴定人出庭的强制规定，法庭也没有要求鉴定人出庭”。其具体比例如下：鉴定人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而不愿意出庭的，占39%；鉴定人因为没有经济补贴而不愿出庭的，占31.93%；法官不愿意鉴定人出庭的，占17.65；说不清或有其它原因的，占11.76%。 在律师群体中，选择的理由依次是“鉴定人出庭没有经济补贴，自己不愿意出庭”；“检察官反对鉴定人出庭”；“说不清，或有其他原因”和“法官不愿鉴定人出庭”。其具体比例如下：鉴定人因为没有经济补贴而不愿出庭的，占46. 15%；检察官反对鉴定人出庭的，占21%；法官不愿意鉴定人出庭的，占20. 51%；说不清或有其他原因不出庭的，占12.82%。 在侦查人员看来，鉴定人不出庭的理由依次是：“鉴定人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不愿意出庭”；“说不清，或有其他原因”；“立法没有鉴定人出庭的强制规定，法庭也没有要求鉴定人出庭”和“鉴定人出庭没有经济补贴，自己不愿意出庭”。其具体比例如下：鉴定人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而不愿出庭的，占31%；说不清或有其他原因而没有出庭的，占29.41%；因为没有法律上的鉴定人出庭的强制规定而不出庭的，占21.57%；鉴定人因为没有经济补贴而不愿意出庭的，占7.65%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鉴定人群体本身，对于不出庭的 原因，受调查的鉴定人选择的理由依次是“鉴定人出庭没有经济补贴”、“立法没有鉴定人出庭的强制规定”、“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和“与本职工作相冲突，没有时间出庭”。具体比例如下：立法没有鉴定人出庭强制规定而不出庭的，占30%；鉴定人因为没有经济补贴而不愿出庭的，占30%；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而不出庭的，占25%；与本职工作相冲突而不出庭的，占15% 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对于鉴定人而言，其不出庭的主要原因“无经济补贴”、“无人身保障”和“无强制规定”，三者所占比例大致持平，这可以说明，在现行司法鉴定体制下，鉴定人不出庭有其必然的制度原因。其原因即在于既没有鼓励鉴定人出庭的积极措施（无经济补贴、无人身安全保障），也没有强制鉴定人出庭的消极措施（立法上的强制性规定，以及不出庭的消极后果）。在这样的前提下，就鉴定人个人而言，出庭作证有害而无利，要求鉴定人依据其职业责任出庭无疑是一种将鉴定人“神化”的理想产物，必然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第二，从其他司法主体对鉴定人不出庭的主观认知上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例如律师群体中有20.51％的人认为检察官主观上反对鉴定人出庭，12. 8％的律师认为法官实际上也不赞同鉴定人出庭，持同样观点的还有21名检察官，他们认为法官在庭审时不愿意鉴定人出庭，因为会影响审判的效率。可见，要有效地解决鉴定人出庭难的问题，仅仅从保障鉴定人出庭利益的角度进行改革还远远不够，该问题与我国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与我国控辩对抗模式的深化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3．鉴定人的中立性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的《决定》，对原有的内设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予以了剥离，除允许侦查机关保留鉴定机构为日常侦查活动服务外，法院和检察院都不得再自行设置鉴定机构。该项改革措施设置的初衷即杜绝“自审自鉴”、“自检自鉴”和“自侦自鉴”的现象，从体制上保障鉴定人的中立性。《决定》距今已颁布实施逾3年的时间，目前司法实践中鉴定人的中立性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课题组也做了针对性的调研工作。 总体而言，有72. 32％的受调研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下鉴定人基本可以保持中立。以五类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接受调研的74名法官中，有55人认为目前鉴定人能够保持中立，占法官总数的74. 32%；有19名法官认为鉴定人不能保持中立或因案而异，占法官总数的25.68%。在检察官群体中，86名检察官中有70人认为目前鉴定人能够保持中立，占检察官总数的81.4%；持反对意见的有16人，占检察官总数的18.6%。在填写问卷的61名律师中，只有29人认为鉴定人能够保持中立，所占比例为47.54%；认为现在鉴定人没有保持中立的有32人，占律师总数的52.46%。在50名侦查员中，有42人认为司法实践中鉴定人能够保持中立，占侦查员总数的84%；认为鉴定人不能保持中立的有8人，比例为16%。对于鉴定人群体的调查，三地的鉴定人都表示其在现有鉴定过程中完全能够保持中立性。 在的案件中，对于鉴定人没有保持中立的原因，呼和浩特市有8名律师认为是鉴定人的选任没有征求被告方的意见；有22名律师认为在鉴定过程中，鉴定人受到来自侦查机关的不利因素的影响；有2名律师认为鉴定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而没有回避。青岛市有7名律师认为鉴定人不中立的主要原因是鉴定人的选任没有征求被告方的意见；4名律师选择“其他”。北京市有15名律师选择“鉴定人的选任没有征求被告方的意见”；有15名律师选择“鉴定过程中，鉴定人受到来自侦查机关的不利因素的影响”；有1名律师选择“鉴定人同案件有利害关系”；有1名律师选择“其他”。由此可以看出，各地律师对于鉴定人不中立的原因主要包括“鉴定人的选任没有征求被告方的意见”和“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受到了来自侦查机关的不利因素的影响”。 以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北京市填写调查问卷的134人中，有105人认为鉴定人能够保持中立性，占总人数的78.35%；认为鉴定人没有保持中立性的有29人，占21.64%。在青岛市，认为鉴定人保持了中立性的有44人，占受调查总数的69.84%；持相反意见的有19人，占总数的30.16%。在呼和浩特市，认为鉴定人能够保持中立的有47人，占总人数的63.51%；认为鉴定人不能保持中立性的有27人，占总人数的36.49%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总体而言，大部分的受调研人对目前鉴定人的中立性持肯定的态度。可见，大部分的鉴定人在实践中能够保持中立。 第二，地域经济因素对该问题的影响不大，虽然三个城市之间的中立和不中立比例是依次下降和上升变化，但差异的幅度均在10％之内。这说明在保障鉴定人的中立性问题上，经济以及相应的城市建设水平不是考虑的主要因素。 第三，从司法主体的角度进行分析，律师群体与其他三类群体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侦查人员、检察官和法官群体普遍认为目前司法实践中鉴定人能够保持中立性，律师则认为大部分情况下鉴定人都没有保持中立。二者之间形成的这一分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鉴定程序的不公开、不透明，律师无法参与到鉴定程序中去是律师群体与其他群体就该问题产生重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从律师给出的鉴定人不中立的原因来看，其最主要的两个原因“鉴定人的选任没有征求被告方的意见”和“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受到了侦查机关不利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对封闭的鉴定程序和侦查机关自侦自鉴的做法提出了质疑。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高定罪率和鉴定结论法庭质证程序的虚置化无疑又在相当程度上加重了律师对鉴定人中立性的怀疑。 4．鉴定机构的选取 从法院阅卷的情况来看，以青岛市为例，在2005年的案件中，有2份司法精神病鉴定由市精神卫生中心出具，有5份物价鉴定和1份涉案资产鉴定由市物价评估中心出具，其余鉴定结论皆是由省、市、区各级公安机关内部的鉴定中心出具的。在2006年的案件中，有7份物价鉴定书由市物价评估中心出具，1份汽车痕迹鉴定书由金光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出具，其余鉴定结论皆由省、市、区各级公安局鉴定中心出具。在2007年的案件中，有16份物价鉴定书由市物价评估中心出具，1份物价鉴定书由省物价局出具，1份涉案资产鉴定书由市海关出具，1份伤情鉴定书由德衡司法鉴定所出具，2份汽车痕迹鉴定书由金光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出具，其余鉴定结论都是由各级公安机关内部鉴定机构出具。 从委托鉴定机构的总数来看，2005年由侦查机关内部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共44份，由其他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6份；2006年侦查机关内部鉴定机构出具鉴定结论73份，其他鉴定机构出具8份；2007年侦查机关内部鉴定机构出具鉴定结论102份，其他机构出具21份。 从发展趋势来看，2005年侦查机关内部鉴定机构出具鉴定结论数量占鉴定结论总数的88%，2006年为90. 12% ，2007年为82. 93%，三年总比例为86.22% 从调查问卷的统计信息来看，在法官群体中，69.44％的法官倾向于委托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实施鉴定，19.44％的法官倾向于选择自己较为熟悉或者以前委托过的社会性鉴定机构实施鉴定，11. 11％的法官表示他们是随机选择鉴定机构委托鉴定。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的刑事鉴定结论是由侦查机关内部的鉴定机构做出的，社会性质的鉴定机构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的作用很小。这与上文统计中鉴定程序多为侦查阶段启动的结论是相互印证的。由于公安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是为其日常的侦查活动服务的，其必然存在封闭性的特点，而我国审前程序中的行政化特征决定了侦查机关内部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结论的过程完全实行的是行政程序而非司法程序。因此检察官、律师，甚至法官都很难对鉴定的过程、鉴材的提取等与鉴定程序相关的问题提出质疑。 第二，从参与刑事司法鉴定的社会性鉴定机构来看，鉴定的种类涉及汽车痕迹、DNA检测、伤情鉴定、物价评估等各个方面。这就说明，目前存在的社会性鉴定机构能够胜任刑事司法鉴定所需的鉴定委托。其为司法鉴定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大力发挥社会性鉴定机构在诉讼中的作用，起到了资源保障的作用。从发展趋势来看，2007年社会性鉴定机构参与刑事诉讼的比例与前两年相比也有上升的趋势，参与刑事诉讼的社会性鉴定机构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第三，法官在选择委托鉴定机构时，绝大部分是以鉴定机构的级别为标准，通过随机挑选的比例只有10％左右。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鉴定资源分配不合理的成因。 关于目前合议庭在鉴定机构选择、鉴定人选任等问题上所享有的权力，内蒙古地区被调查的19名法官 中有11名法官认为还应当加强合议庭的权力，有5名法官认为保持现状即可，有2名法官认为应当在现有基础上削弱合议庭的权力。1名法官未选择设计的选项，认为合议庭从未行使过这一权力。青岛地区填写问卷的10名法官中有4名法官认为还应当加强合议庭的权力，有3名法官认为保持现状即可，有2名法官认为应当在现有基础上削弱合议庭的权力。北京地区参与调研的47名法官中有21名法官认为应当进一步加强合议庭的权力，有21名法官认为保持现状即可，有5名法官认为应当在现有基础上削弱合议庭的权力。 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对于法官群体而言，超过半数的法官认为合议庭在鉴定程序的主导权方面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有三分之一的法官认为合议庭保持现有权力水平即可。有大约十分之一的法官认为现有的鉴定程序中合议庭的主导权过于强大，还应当进一步地控制和缩减。结合上文中对法院阅卷情况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实践中，大部分的鉴定程序都是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主动启动的，在庭审阶段，由法官依职权主动提起或由当事人申请，由法官批准的鉴定程序数量极少。而在法官的主观考察中，又有大部分法官认为现有权力需要增强，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已经赋予法官的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法官极少使用；另一方面，法官又希望继续增强这种权力。缘何会出现这种矛盾，课题组认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鉴定程序的封闭化和法官对鉴定结论审查的虚置化造成的。 第二，从各调研城市而言，呼和浩特市的法官对其现有的鉴定程序的控制权最为不满，近70％的法官认为现有的合议庭权力太弱，需要加强。与之相对，在北京市的法官中，认为现有权力需要加强和可以维持现状的比例是一样的，也可以说明其对现有合议庭对鉴定程序的控制权相对较为满意。总体而言，随着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就合议庭在鉴定问题上所享有的权力问题，主张加强和主张保持现状的法官在不同地区中所占的比例差距逐步缩小。 5.辩护人对鉴定程序和鉴定结论的知悉情况 知情权是参与诉讼程序的前提。对于司法鉴定制度而言，保障与之利益息息相关的被告人一方能够完整、准确、便捷地获得案件相关的鉴定结论是改革鉴定管理体制中的重要一环。根据目前的制度设计，我国刑事诉讼实行的是“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主义”。对于实践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能否在开庭前查阅到案件的鉴定结论是其鉴定知悉权是否得到保障的惟一标准。 从对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三个群体的调查来看，在填写问卷的76名法官中，有61名法官表示一般允许律师翻阅案件相关的鉴定结论，占法官总数的80.26%；有3名法官表示一般不允许律师查阅鉴定结论，占法官总数的3.94%；有12名法官表示因案而异，占总数的15.79%。 在检察官群体中，一般允许查阅、一般不允许查阅和因案而异的比例依次为72.73%、2.27％和25%。 在62名填写调查问卷的律师中，有33名律师表示其可以在开庭之前查阅到案件涉及的鉴定结论，占律师总数的53.23%；有29名律师表示其在开庭前无法查阅到鉴定结论或只能获知鉴定结论内容而看不到鉴定结论的文本，其比例为46.77%。 关于庭审之前得到鉴定结论的文本对辩护是否重要的问题，呼和浩特市有26名律师认为很重要，对辩护工作有较大帮助，有1名律师认为不太重要，意义不大；青岛市有10名律师表示很重要，1名律师表示关系不大，不重要；北京市23名律师都选择很重要，没有人选择不太重要，关系不大。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根据律师群体的调研结果基本可以说明：目前司法实践中对辩护人一方鉴定结论知悉权的保障并不到位，仅仅有超过半数的律师表示其能够查阅到相关的鉴定结论，有接近半数的律师在其刑事案件时无法在开庭前查阅到鉴定结论。这一统计数据与法官和检察官群体的统计数据对比存在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我国实行“主要复印件移送主义”的改革之后，案件涉及的鉴定结论是否属于主要证据是由检察官判断和决定的。如果检察官没有将鉴定结论作为主要证据附于起诉书后提交法院，则律师一般来说就无法在开庭前获得鉴定结论的文本。此外，在实践中还可能存在更为极端的情况，即出于对职业利益的追求，一些对辩方有力的鉴定结论，主诉检察官可能根本不会将其在法庭上展示，律师也就根本无法获知还存在这样的鉴定结论。即检察官一方完全掌握了对鉴定证据的 控制权，辩护人一方则处于被动消极的局势之中。控辩双方的对抗力量严重失衡。 第二，律师群体对鉴定结论的知悉权十分重视，高达96．72％的律师认为庭审之前得到鉴定结论的文本对辩护活动非常重要，对辩护工作有较大的帮助。可见，律师群体在辩护工作中对鉴定结论非常重视。这就与目前实践中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质疑极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只有保障了被告人一方的鉴定知悉权，才能确保一系列相关的鉴定制度得到良好的运行。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对被告人先悉权的保障不力并非司法鉴定制度所独有，而是我国刑事诉讼整体运行中的一个顽疾。这一顽疾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仅仅依靠司法鉴定制度单方面的改革难显其效。 （三）鉴定结论及其效力 鉴定结论作为刑事诉讼规定的七种法定证据形式之一，在现代刑事案件中大量出现。鉴定结论的规范性、鉴定结论的效力、鉴定结论对法官最终判决的影响都是司法鉴定制度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1．调卷中涉及的鉴定种类与鉴定结论的数量 三个调研城市案卷中涉及的刑事鉴定种类大致相同，以在青岛市中院调阅的106份刑事案卷为例，共涉及鉴定种类13种，鉴定结论254份。其中，2005年涉及鉴定种类12种，鉴定结论50份；2006年涉及鉴定种类11种，鉴定结论81份；2007年涉及鉴定种类10种，鉴定结论123份。具体统计数据见下表： 单位：份 ────────┬───┬───┬───┬── │刑事鉴定种类 │2005年│2006年│2007年│共计│ ├────────┼───┼───┼───┼──┤ │法医尸检 │17 │28 │44 │89 │ ├────────┼───┼───┼───┼──┤ │DNA鉴定 │7 │22 │28 │57 │ ├────────┼───┼───┼───┼──┤ │涉案资产鉴定 │1 │0 │0 │1 │ ├────────┼───┼───┼───┼──┤ │司法精神病鉴定 │2 │0 │4 │6 │ ├────────┼───┼───┼───┼──┤ │伤情鉴定 │8 │11 │21 │40 │ ├────────┼───┼───┼───┼──┤ │汽车痕迹检验鉴定│1 │1 │3 │5 │ ├────────┼───┼───┼───┼──┤ │枪支鉴定 │2 │1 │1 │4 │ ├────────┼───┼───┼───┼──┤ │物价鉴定 │5 │9 │8 │22 │ ├────────┼───┼───┼───┼──┤ │乙醇含量鉴定 │1 │2 │5 │8 │ ├────────┼───┼───┼───┼──┤ │血型鉴定 │1 │3 │0 │4 │ ├────────┼───┼───┼───┼──┤ │药物鉴定 │0 │1 │0 │1 │ ├────────┼───┼───┼───┼──┤ │指纹鉴定 │1 │2 │6 │9 │ ├────────┼───┼───┼───┼──┤ │科学技术鉴定 │4 │1 │3 │8 │ ├────── ──┼───┼───┼───┼──┤ │共计 │50 │81 │123 │254 │ ────────┴───┴───┴───┴── 在13种刑事司法鉴定中，适用频率最高的是法医类尸检，占所有鉴定结论数量的35.04%；其次是DNA鉴定，为22.44%；其后依次为伤情鉴定15.75％和物价鉴定8.66%。 关于个案所附鉴定结论的数量，各年份每起案件所附鉴定结论份数统计见下表：（单位：起） （单位：起） ──────┬──┬──┬──┬──┬───── │鉴定结论份数│1份 │2份 │3份 │4份 │5份及以上 │ ├──────┼──┼──┼──┼──┼─────┤ │2005年 │5 │7 │3 │4 │1 │ ├──────┼──┼──┼──┼──┼─────┤ │2006年 │5 │5 │10 │5 │3 │ ├──────┼──┼──┼──┼──┼─────┤ │2007年 │9 │9 │11 │6 │7 │ ├──────┼──┼──┼──┼──┼─────┤ │共计 │19 │21 │24 │15 │11 │ ──────┴──┴──┴──┴──┴───── 以案件与鉴定结论总数计算，平均每起案件附鉴定结论2.4份。按各年份计算，2005年为平均每起案件1.32份，2006年为2.79份，2007年为3. 15份。具体数据统计见下趋势图： 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应用的司法鉴定种类较多。在各种鉴定中，尸检、伤情检验、DNA检验是应用频率最高的三种鉴定。这三种鉴定都是与自然人身体检查有直接关系，这与本课题在调卷罪名统计中得出的统计结论“案件涉及罪名大部分与人身侵害相关”相印证。 第二，无论是刑事司法鉴定的数量还是每起案件所附鉴定结论的数量，在2005至2007年间大致都呈现出动态的上升趋势。这也可以充分地说明刑事鉴定结论在刑事案件中所产生的影响日益扩大。 2.鉴定结论的规范性 关于鉴定结论的规范性，调阅的各地法院案卷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加以判断。首先是鉴定结论的具体内容是否清楚规范，其次是鉴定结论是否涉及对法律问题的判断，最后是鉴定人是否在鉴定结论上署名。 对于鉴定结论的具体内容，上海市调阅的案卷中附卷的鉴定结论基本符合内容清楚、规范的标准，但大部分的鉴定结论都没有对鉴定的过程、使用的仪器等鉴定事项给予说明。青岛市附卷的鉴定结论与上海地区鉴定结论的规范性水平基本相同，值得一提的是其DNA鉴定的鉴定报告内容大致涵盖了鉴定原理、使用仪器、试剂数量、鉴定程序、引用数据等专业内容，属于各鉴定种类中最为规范的鉴定结论范式。呼和浩特市调阅的鉴定结论基本能够保持内容清楚，鉴定结论制作比较简单，大部分没有鉴定过程等内容的记载。 对于鉴定结论是否涉及法律问题的判断问题，上海市所调阅的全部99份案卷中均不存在鉴定结论判断法律问题的情况；在青岛市调阅的案卷中，共有3份鉴定报告最终得出的结论涉及法律问题的判断，其中2006年1份、2007年2份；呼和浩特市调阅的案卷中没有出现鉴定结论涉及法律问题的情况。 对于鉴定人署名问题，在上海市调阅的案卷中有1份鉴定结论未署名，其它鉴定结论皆有鉴定人本人的署名；青岛市的案卷中，由某物价鉴定中心做出的3年共计22份物件鉴定书都没有鉴定人的署名。除此之外，其他种类的鉴定结论都有鉴定人署名；呼和浩特市调阅的100份案卷中，有15份鉴定结论没有鉴定人署名。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总体而言，目前实践中鉴定
一、工作现状
（一）、目前县法医司法鉴定所设在县人民医院内，共有人员7名，其中医生6名（具有司法鉴定执业资格人员3名）、内勤1名；拥有办公场所2间，基本制度上墙。
（二）、由于所有司法鉴定人员都是兼职，再加上医院医生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三班制”，在鉴定时间上有时不能满足当事人的要求。而导致被鉴定人员外流。
（三）、司法鉴定所刚成立，虽然进行了一定宣传，但由于历史原因和部门保护主义，在开展工作中有时仍处于尴尬境地。
二、对策
（一）、改善办公环境，进一步提高人员素质
县共有人口20万。目前3名医生是在司法厅通过培训了的，也是具有鉴定资格的医生。他们虽然拥有鉴定资格，也是从事医生职业很多年的业务骨干。但是，他们毕竟只是经过了一次时间仅3个月的短暂司法鉴定培训，只是粗略的学习了司法鉴定的常识对于司法鉴定的职业道德，目前司法鉴定的现状，与公安法医门诊的业务范围的区别，行业归属的管理，怎样处理好双重管理的关系等有待于进一步的系统学习和在业务工作不断的探索。目前虽然有2间办公室但实际上只能算一间半（其中一间是和其他医生公用的），却办公环境还待于进一步改善。
（二）提高队伍素质，逐步走向专业化
目前虽然有3名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医生，但均为兼职，必须在完成本质工作的前提下才能从事司法鉴定工作。医院医生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三班制”，有时被鉴定人来了，由于医生“三班倒”不是在手术台上就是“关机”在家休息，而有的被鉴定人对“诉讼时效”不是很懂，又到医院来过1－2次后还是找不到鉴定医生就搭车到外地进行司法鉴定（我县已出现3起）由于在鉴定时间上有时不能满足当事人的要求，医生也是兼职（劳动报酬不对等），从而导致被鉴定人员外流。因此在司法鉴定所刚成立时，对于目前现状，司法行政机关应与医院接洽在条件允许的条件适当增加业务能力强，职业水准高的医生进入司法鉴定行业，并适当提高他们的劳动报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条件成熟的条件下，可以使这些具有鉴定资格的医生从兼职逐步走向专职，既可以随时满足被鉴定人的要求也可以减少兼职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弊端，使他们能一心一意的投入到司法鉴定的行业中去，以更优质的服务满足被鉴定人的合法要求。
近年来，随着社会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司法鉴定行业也不断的发展壮大。行业的发展对 (三)司法鉴定机构外部执业环境不容乐观。一是司法鉴定的管理与使用之间存在脱节问题，司法鉴定的委托、取证、质证和采信制度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各诉讼参与机关之间协调配合不够，尤其是审判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之间缺乏必要的信息反馈和工作协调机制。审判机关掌握司法鉴定机构的具体执业情况，如接受委托的数量、鉴定结论的采信率、出庭质证情况等，也比较了解司法鉴定机构在执业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但它不是司法鉴定的行政管理机关，不能对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甚至行政处罚。而司法行政部门作为主管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具体执业活动了解不够，产生监督的空白点。另外，司法鉴定人出庭质证在经济补偿和人身安全方面还缺乏制度保障。二是"三大类"以外的司法鉴定管理没有跟上。根据国务院1998年给司法部的"三定方案"，以及各地司法行政部门的"三定方案"，司法行政部门履行"指导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的职能。当时，司法鉴定机构的执业范围远远超出了"三大类"，比较多得涉及司法会计、资产评估、工程造价、产品质量、知识产权等范畴。《决定》出台后，有关规定不够明确，"一部两院"的协商机制一时难见成效，对这些机构和人员的管理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迫切需要研究解决。三是缺乏税务、劳动保障、技术监督等部门的支持。目前，有关司法鉴定机构的税率确定、组织代码证领取、司法鉴定人员的落户、社会保障等问题，仍然不够明确，还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支持，不利于司法鉴定事业的发展。
三、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主观原因是认识上不统一。由于利益和立场的不同，以及《决定》部分内容表述模糊，相关司法解释滞后，导致各相关部门对《决定》做出了不同的解读，出现了认识上的混乱。比如说，侦查机关保留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属不属于《决定》所说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的对象，仅仅是指社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还是包括了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对不涉及诉讼的事项，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能不能进行鉴定，能不能收取费用?如果进行鉴定符不符合立法部门的原意?各部门的理解各不相同，学术领域的争论没有停止。在不同认识基础上出台的工作规范和工作措施，往往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二)由于发展阶段的限制导致了部分问题的存在。应当看到，从2005年至今，司法鉴定有法可依、规范发展只有短短的4年时间，要使司法鉴定工作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要求司法鉴定管理工作做到规范、有序，无疑不现实。我市司法鉴定机构虽然存在分布不均等问题，但本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优化结构、有序发展"的方针，我市的司法鉴定管理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服务诉讼的作用进一步实现。但要求我市司法鉴定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相适应，要求有在全省甚至全国都叫得响的权威司法鉴定机构，这应当是作为我们的一个发展目标。而在此过程中，既需要行政管理部门的努力，也需要法院、检察院、公安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配合;既需要司法鉴定机构的积极争取，也需要相关职能部门创造良好的执业、生存环境。
(三)司法鉴定管理工作还跟不上形势需要。从管理制度上看，在《决定》出台后，司法部相继制定了《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等，省司法厅也完善了相关的管理制度，初步解决了比较迫切的几个问题。但是，从工作实践看，准入门槛过低，司法鉴定人的资格考试制度没有全面推开;执业监管不严，有关监管和处罚规定比较笼统，操作性有待加强;初任培训、继续教育、资质管理等制度还需要建立健全。从管理力量上看，司法行政部门与公检法系统相比，管理人员严重不足，具备相关执业知识和经历的管理人员比较缺乏，对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进行业务管理存在比较大的困难。
四、对加强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提高对建立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认识。
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决定》的核心内容。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实现鉴定权与审判权、侦查权的分离，有利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更好地履行自身职责，有利于促进当事人对鉴定活动的信任，有利于纠纷的最终、妥善解决。政法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充分认识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的意义，自觉地贯彻好《决定》的规定和精神。为了落实改革要求，在中央有关部门没有明确要求下，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对鉴定人、鉴定机构的管理，应规范社会鉴定机构尤其是"三大类"以内机构。总体上，要形成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社会鉴定机构、侦查机关管理内部鉴定机构、人民法院负责鉴定的委托、采信等工作的格局。至于在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结合我市实际加强政法各部门间的协调和沟通。
(二)逐步实施自上而下的司法鉴定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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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市公司 内部控制 报告 改进
我国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等五部委于2008年6月28日正式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下简称新规范),标志着我国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制度在我国资本市场的正式开始。新规范要求2009年7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首先施行。执行该规范的上市公司,应当对本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并可聘请具有相应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
新规范的颁布与正式实施,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不仅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经营管理,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有利于为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债权人、监管机构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公司的更为全面而可靠的信息,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同时还可以保证国家法规得以贯彻实施。总之,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和国家、企业、公众的利益。
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重要性
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制度进行自我评价,并对外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有助于优化公司内部控制并保证财务报告的质量,其重要性至少包括:
1.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是公司吸引投资者的重要因素。
根据美国史丹佛大学及密歇根大学教授所做的实证研究,愿意主动提供信息的公司,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成为公司的股东。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渐成熟,投资者已开始重视公司治理和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鉴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比较严重,以致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度财务报表缺乏信心,因而他们只能根据年度自我评价报告等附加信息去了解公司的内部控制的设计、执行及整改的情况,通过年度自我评价报告来测评财务报告质量,作出投资决策。所以,主动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的公司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2.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是公司改进内控系统的重要推动力量。
建立和维护内部控制,定期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设计、执行的情况进行自我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用年度自我评价报告对外披露,不仅是每个公司的义务和责任,而且也是增强外部信息使用者对财务报告质量的信心的有效方法。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就像公司内控系统的一面镜子,反映出来的是公司内控系统的全貌。管理者出于减轻自身责任以及公司长远利益的考虑,不得不真正关注内部控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不断对控制活动的各环节进行检查、反馈与整改,以健全与完善公司的内部控制,以使经鉴证的年度自我评价报告里没有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系统薄弱环节以及内控缺陷的描述,使公众对公司资产安全放心。
3.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有助于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是一个由公司内部审计人员、经理和相关员工共同实施的对公司内控系统的各个环节进行评价的结果。在评价过程中,内部审计人员和被评价单位的经理与相关员工一起进行讨论,通过与会人员开诚布公、积极地发言,主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彼此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还可以形成民主而有效的企业文化,使企业朝民主化管理方向发展,营造出浓厚的民主氛围,从而形成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还可以提高全体人员的内部控制意识和法治意识,使他们自觉遵纪守法地工作。
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现状
1. 研究目标
新规范已经颁布一年多了,现在上市公司执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并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的情况如何?都存在哪些问题?为研究这些情况,随机选取9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研究样本公司披露的年度自我评价报告的情况,以期对我国上市公司200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情况窥豹一斑。
2. 样本选取
本文分析的样本是90家上市公司(其中沪市44家,深市46家)。样本信息主要来源于巨潮资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所在的官方网站披露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相关信息。为了使研究更加全面,还考查了上市公司在上述3个网站公开披露的其他资料,采用归纳、比较、统计等各种分析方法对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和加工。本文按上证所和深证所的行业分类随机选取各行业上市公司额的5%作为该行业的样本,四舍五入后不足1家的,为样本的全面代表性,取1家作为该行业的样本。虽然样本数量不多,但涵盖了全部行业,故此次分析大致可反映上市公司200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现状。
3.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现状
虽然新规范是2009年7月1日才正式施行,但在已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的64家样本公司中,55.6%的沪市上市公司和6.5%的深市上市公司已开始按照新规范的要求编制年度自我评价报告,其中深市的天威视讯披露的篇幅较长,详细披露了公司的基本情况、内部控制基本目标、基本原则、五方面要素、实施情况、整改情况、改进和完善措施、自我评价结论等等,还披露了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报告决议和证券公司对报告的保荐意见。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8年度自我评价报告现状如下:
(1) 缺乏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动力。作为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统一法规基石的新规范虽然早在08年已经颁布并且该规范强制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但该规范却是在去年7月才施行的,而此前上证所制定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没有强制要求对外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在调查对象中有高达59.1%的沪市上市公司(非上证所在09年年初文件要求必须披露内控报告的三类上市公司)没有对外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
(2) 出具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责任主体的认识不足。从调查统计的结果来看,对于出具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责任主体这个问题我国上市公司的认识非常欠缺,存在“董事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xx公司”甚至没署明责任主体等等多种形式。此外, 98.9%的上市公司所披露的年度自我评价报告没有负责人签字。上市公司对出具年度自我评价报告的责任主体认识不清,年度自我评价报告一旦出事,搞不清楚谁该由负责,会降低公众对公司年度自我评价报告的可信赖程度,影响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
(3)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格式极其混乱。由于现存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相关法规并没有对报告规定统一格式,这就使得上市公司出具的自我评价报告的格式比较随意,可谓五花八门,如报告名称一项有“xx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xx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200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xx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xx公司2008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等等形式;报告内容一项,由于对年度自我评价报告须披露的内容缺乏详细的规定,而且对披露形式缺乏统一要求,使上市公司在报告里披露的内容和格式上存在较大的可选择性,每家上市公司都按照自己对相关法规的理解和对公司有利方面去编制报告。
(4) 公司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不够重视。只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年度自我评价报告的核实评价不够重视,形同虚设。调查对象中,沪市上市公司仅有13.6%是以监事会决议或者包含在年度报告里的形式对年度自我评价报告进行评价,4.5%的上市公司监事会是以单独报告形式进行评价,沪市仅1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年度自我评价报告进了评价,而且是以包含在年度报告里的形式;而37%深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没有对公司内控报告进行评价。2、公司在其内制报告披露方面执行乏力。以沪市上市公司为例,虽然97.7%上市公司在内部控制设计方面都设置有董事会专业委员会负责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却有高达59.1%的上市公司没有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
(5) 对内控报告进行审核鉴证的意识不强而且形式多样。由于现存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相关法规只是鼓励上市公司聘请审计机构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进行核实评价,因此,对内控报告进行审核鉴证并披露是属于自愿性的。研究发现,在样本公司中,仅有23.3%上市公司聘请了审计机构对公司的内控报告进行了审核评价并对外披露。其中,45.5%是以鉴证报告的形式,22.7%是采用会计师事务所评价意见,31.8%是属于由证券公司出具内控报告核查意见,由此可见我国上市公司对内控报告进行审核鉴证并披露的意识不强而且还没有统一的审核评价报告格式。
三、改进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措施
1. 加强引导,使公司管理当局认识到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重要性
政府一方面应该加大对内控自我评价报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加强对上市公司负责内控自我评价的人员的教育培训,使他们在组织进行内控自我评价和出具报告方面更为专业,同时也可以使管理当局充分认识到年度自我评价报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应该借鉴欧美国家在内控自我评价方面的经验,引进内部控制自我评价专业考试,参照CPA考试模式,有计划分步骤地发展我国本土的内控自我评价专业考试,对负责公司内控自我评价的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并要形成制度,对持证人员加强后续教育。此外,注册会计师协会还应该增加CPA考试科目《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中内控报告方面的学习考核内容以及CPA在后续教育中内控报告审核鉴证方面培训内容,以提高我国CPA在内控报告审核鉴证方面的专业胜任能力。
为什么全部样本公司都设置了审计委员等专门的内控监管机构,还有高达59.1%的样本公司没有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而且还有不少上市公司出现会计差错呢?关键在于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及出具报告机制的建设不够重视,审计委员会等公司内控监管机构缺乏独立性,对公司内控制度的监管乏力。因此,上市公司应该加强对审计委员会等内控监管机构的建设,通过人员的严格遴选和制定公司章程两个方面保证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充分发挥其对公司日常运作活动的监督作用。
2. 明确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各相关方的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
明确各方的法律责任,实行问责机制,制定对各种违法违规编制和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法规,有区别地对失职或违规的不同情况分别追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这对于保证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质量及完善其制度建设至关重要。由于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主要由董事会负责,参照美国《SOX法案》中要求在美上市的公司CEO和CFO必须对公司披露的信息真实性负法律责任的规定,应该规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出具由董事长、总经理、财务经理签字或盖章,并有保证报告内容真实文字记载,可以促使董事长和经理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披露更加谨慎,使其负起保证报告质量的责任;目前无论是证监会的《指导意见》还是《上市公司治理准则》,都没有关于监事会和独立董事法律责任的具体规定,不明确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法律责任,难使他们尽心地履行对年度自我评价报告进行核实评价的职责,故应在法律法规中进一步明确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法律责任。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年度自我评价报告的核实评价应该以独立报告的形式而且要参加核实评价的全体监事和独立董事签字或盖章后才可以对外进行披露。对失职的监督,要坚决追究其法律责任,可以促使监事会和独立董事认真履行其监督的职责,对年度自我评价报告不再是公式化地发表意见或不作核实评价。
3. 制定详细规定,规范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出具和鉴证
五部委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方面监管政出多门,管理混乱,存在监管盲区,这是年度自我评价报告之所不被上市公司重视的原因之一。借鉴美国由科索委员会制定内控标准并取得一定成效的经验,建议授权由2006年已经成立的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的具体内容和格式做出详细规定,以规范上市公司的披露行为,加强制度的可操作性。首先要明确公司出具内控报告的责任主体。根据新规范,公司出具内控报告的责任主体应明确规定为董事会。其次,应该细化规定内控自我评价报告中应该披露的具体内容。没有明确规定,就会造成某些公司在出具年度自我评价报告时避重就轻,只是简单地描述一下,非常理论化,总体自我评价都是良好的,这也是造成我国上市公司违规和经营失败事件屡有发生的原因之一。最后,应该规范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鉴证。聘请独立第三方对上市公司内控报告进行审核评价是保证上市公司内控报告制度有效执行的重要条件之一,而且出具鉴证报告可以提高公众对年度自我评价报告的信心,应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对年度自我评估报告进行鉴证报告。此外,由于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独立第三方不仅可以对上市公司年度自我评价报告起着中介监督的作用,可以用自己的专业水平去保证经鉴证的年度自我评价报告的质量,还与新规范要求相符合,所以应该规定上市公司的年度自我评价报告的鉴定报告统一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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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管理是指公司管理当局为了实现其自身或公司价值最大化，通过调节会计政策或公司业务等手段对公司财务报告进行操纵，以使公司对外披露的财务报告不能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实际经营成果。schipper（1999）认为，盈余管理为那些消弱决策有用性或是与制定标准目的不一致的行为；wahlen指出盈余管理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构造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时，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的经济业绩为基础的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的后果。
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基于会计盈余数据的契约动机，主要体现在管理者的薪酬契约和债务契约上。healy（1985）发现管理者通过调控可操纵应计项调节公司盈余；defond也发现问题为避免违反债务契约、在权争夺中取信于股东和防止管理者被解聘而进行盈余管理。
（2）资本市场动机，burgstaher（1997）发现为避免盈余减少和亏损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林舒、魏明海（2000）发现盈余管理是造成ipo效应的重要原因，即发现ipo前两年和前一年公司业绩处于最高水平，ipo当年业绩显著下降或轻微下降。蒋义宏、魏刚同时发现上市公司roe集中于10%为了达到增发和配股资格线，存在操纵roe现象。
（3）迎合或规避政府监管的动机，在股票首次公开发行、配股增发和股票融资收购之前，管理当局都可能存在较高的盈余管理行为。
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管理者运用职业判断调整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进行盈余管理，如公司通过变更会计方法进行盈余管理，包括存货计价方法，固定资产折旧政策，投资计价方法，以及在计提减值准备，坏账准备等准备金进行调整。另一方面，通过交易进行盈余管理。比如：通过资产出售、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和关联购销等手段进行盈余管理。
中国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动机、行政管理式的融资资格审核制度、特殊的股权结构、不完善的监管手段等重要因素使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美国证券市场的安然、世界通讯财务丑闻以及我国的“银广夏”、“郑百文”事件，都是管理层对会计盈余操纵的突出代表。
审计质量
审计质量通常是指审计工作的规范程度和审计作用的总体质量，客观存在是审计工作质量和审计结果质量的两个方面。审计报告的质量是审计质量最直观的评判标准。审计报告的质量是一个最终的概念，它综合地反映了审计工作质量，它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其中对审计质量起决定作用因素，许多学者对此是见仁见智。dye（1993）假设审计质量取决于审计成本和诉讼风险之间的平衡，而注册会计师的财富水平、审计准则的要求通过影响审计成本的诉讼风险来影响审计质量。deanglo的声誉理论和dye的“深口袋”理论都认为事务所规模越大，则审计质量越高，而前者认为促进大事务所保证审计质量的驱动因素是声誉，后者则认为是诉讼风险。2004年khorana从市场对“四大”审计质量评价角度，研究发现诉讼风险而非声誉是“四大”保持审计质量的更为重要的因素。
通常情况下，总体执业质量较高的事务所，公众预期其单项审计业务的质量也较高。watts和zimmerman、deangelo等认为，规模大的事务所执行的审计，其质量高于规模小的事务所所执行的审计，则指出具有较高声誉的事务所执行的审计，其质量高于其他事先所执行的审计。可见，基于美国市场的审计研究，会计事务所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审计质量。刘峰、周福源基于会计稳健性角度的检验，指出在我国这个审计市场上，“国际四大”并不意味着高审计质量。
李雪、时毅指出，能否鉴别盈余管理、能否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审计报告构成了审计质量评价体系的三个要素。能否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及审计报告是主要的评价标准，能否鉴别盈余管理是次要的评价标准。三个要素代表了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对审计质量的综合影响。蔡春、鲜文铎从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经验证据上得出，就总体而言，会计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负相关，其中也指出其原因，是由于目前我国会计事务所总体上独立性不高，易受行业内经济依赖度的负面影响和行业专长发展程度较低。
高审计质量能否鉴别盈余管理
随着独立审计在证券市场的地位日益突出，审计质量和盈余管理之间关系越来越引起我国学者的兴趣。盈余管理就是管理当局利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进行利润操纵的行为。它会平滑扭曲企业的盈利状况，使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公允，从而加大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盈余管理行为增加舞弊行为的可能性。所以说盈余管理影响审计报告的类型，进而影响到审计质量的高低。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五十三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管理层对重大会计政策，特别是涉及主观计量或复杂交易的选择和运用，是否可能表明管理层通过操纵利润对财务信息做出虚假报告。”六十三条规定“如果发现管理层作出的会计估计可能有失公允，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是否表明存在舞弊导致的重大错误。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管理层在作出会计估计时可能出现同时高估或低估，使收益在两个或多个会计期间内得以平滑，或达到某特定收益水平。”
盈余管理行为增加了舞弊行为的可能性，准则要求识别和评估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如何对盈余管理进行鉴别和计量呢？
（1）应计利润分离法：应计利润分离法是用回归模型将应计利润分离为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和操控性应计利润两部分，并用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的程度。虽然应计利润分离法在盈余管理计量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由于这种方法依赖于一些主观的假设，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也是目前争议最多的方法。对使用这种方法的各种盈余管理计量模型进行评估的文献也较多。应计利润分离法的可靠性不仅取决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手段，股票市场的效率和监管环境，还取决于上市公司的会计核算制度和方法。
（2）具体项目法：具体项目法是专门针对影响应计利润的具体项目进行研究，从而获得应计利润是否被操纵的信息。如，对坏账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等具体会计报表项目的研究。该方法的优点是研究者可以根据对公认会计原则的理解获得对影响应计利润的关键因素的直觉；再者是它可以应用于那些业务活动会导致大量容易被操控的应计利润的行业。该方法的缺点是由于具体的应计利润项目研究往往局限于小样本或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影响了研究结果的推广。
（3）分布检测法：分布检测法是通过检查报告盈余在特定水平周围的不连续分布来鉴别哪些公司有盈余管理行为。这些特定的盈余水平一般是：盈余为零；上年盈余；本年度财务分析师预测的盈余；特定监管政策要求的盈余下限等。分布检测法的优点是仅仅通过检测盈余的分布就可以鉴别哪些公司有盈余管理行为，但应用这种方法来识别盈余管理并不能获得关于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或程度的信息，它只能用于特定的盈余管理动机。
在我国，由于企业股权融资的实际成本非常低，使企业对股权融资有着十分强烈的需求。对上市公司来讲，能否在证券市场上生存下来并继续进行股权融资，主要由监管部门的监管政策（股票特别处理政策、暂停交易政策以及配股政策）决定。有研究表明，中国股票市场中的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针对配股政策的盈余管理行为，具体表现为具有边际roe的公司异常地多于其他roe区间的公司。chen，chen，和su（2001）以沪、深证券市场1995～1997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检验注册会计师对监管政策诱致的盈余管理的反应角度考察审计质量，他们发现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与具有边际roe（roe落在［10%－11%］或［0%－1%］中）的公司在统计上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注册会计师提示出了针对监管政策的盈余管理。总之，能否鉴别盈余管理影响到能否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而引起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因素很多，盈余管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些学者认为，审计质量没有鉴别出盈余管理。如李东平等（2001）研究1999年和2000年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46家上市公司应收账款与存货的变动和审计意见的关系，得出了注册会计师没有针对盈余管理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注册会计师对盈余管理的风险考虑不足的结论。夏立军等（2001）考察了2000年沪、深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是否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保牌”和“保配”区间，即是否存在所谓“监管诱导性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关系，他们的结论是财务状况较差的公司容易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但是具有边际roe的公司被出具非标准保留意见的可能性并不比其他公司大，指出也认为，在总体上注册会计师没有提示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审计质量令人担忧。
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李玲、陈任武认为审计质量的高低可具体反映在已审财务报告中注册会计师容许的盈余管理程度上，较高的审计质量容忍较少的盈余管理。徐浩萍在指出中国的注册会计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鉴别会计盈余管理的程度，认为盈余管理程度较大的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较大。调控非经营性应计利润为手段进行盈余管理更容易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独立审计对正向的盈余管理鉴别质量较高，而对负向盈余管理的鉴别质量较低。李维安等认为非标准意见与规避亏损盈余管理动机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注册会计师能够识别盈余管理并出具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陈关亭、兰凌研究表明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相比，“四大”中国合作所能够更加有效地限制操纵性应计利润（操纵性应计利润是盈余管理的核心内容）的披露。双重审计和前十大审计事务所代表更高的审计质量。蔡春、黄益建、赵莎的研究表明，非双重审计公司的可操纵应计利润显著高于双重审计公司的可操纵应计利润；“非前十大”审计公司的可操纵应计利润显著高于“前十大”审计公司。
【关键词】内部控制鉴证；审计；上市公司；披露
一、引言
在2002年的安然事件影响下，我国开始意识到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重要。上市公司若提供虚假财务报告不仅挫伤了广大投资者的积极性，更使投资者对财务报告失去信任，阻碍上市公司筹资，并会影响整个中国的金融市场。由于美国、日本等国家已经开始重视企业内部控制问题，并且逐渐法规化，受他们影响，国内在萨班斯法案出台后，也开始研究和进行内部控制的审计。于是从2002年开始，特别是2006年以后到现在，有关部门了诸多文件，都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及鉴证问题做了详细要求。虽然中国的内部控制鉴证尚未形成气候，还有许多待完善的地方，但规范文件的不断出台与完善，对上市公司起到了督促监管的作用。所以近些年来，很多上市公司开始主动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内部控制鉴证审计，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并公开披露，且自愿内部控制鉴证的上市公司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截止到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有约50%的公司愿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但在这种趋势下，仍然有多数上市公司不愿进行内部控制鉴证审计并披露鉴证报告，其中原因值得探析。
二、我国上市公司不愿内部控制鉴证原因分析
很多上市公司发现，进行内部控制鉴证以后确实给企业带来了诸多好处，所以逐步到一开始的不了解到主动自愿进行内部控制鉴证并披露鉴证报告。但也有很多上市公司并不愿意公开内部控制情况，除非有关监管机构硬性要求才会简单披露或模糊披露。为什么要在越来越多的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趋势下反其道而行，可能有以下原因：
1、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情况不佳
所谓“家丑不可外扬”，上市公司自愿进行内部控制鉴证并披露报告是因为想通过数据的公开，令社会大众和投资者了解公司情况，建立对公司的信心，产生投资的兴趣，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但如果公司内部控制情况不佳，比如说存货周转速度不高，公司固有风险过大等，这样的情况一旦披露，不但不能起到自我推销、宣传公司的作用，反而会对公司的声誉产生损害而流失消费群体和潜在投资者，也不利于公司向金融机构借贷，这样一来，反而会造成公司筹资融资上的困难，而资金周转一旦出现障碍，会造成企业负担更加沉重。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宁愿选择不做鉴证以及不披露内部控制信息。
2、公司盈利能力差
在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它直接关系着能否吸引投资者或股民购买股权，而交易量的多少往往决定着公司股价是否上升，公司能否从股票交易中获利。所以，如果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强，它自然要表现自己，自我宣传，但如果公司本身盈利能力就差，在此情况下，进行内部控制鉴证并披露报告内容，反而会影响公司股价，损害公司利益。
3、冲突过大
上市公司如果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所有者不仅能通过财务报表了解公司的财务情况更能通过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披露了解公司的业务情况、财务信息是否得到有效合理的处理和反映。这样一来，公司管理者就有责任确保公司内部控制设计运行有效，保证公司正常有效的运转，从而进行内部控制鉴证并披露报告有利于管理者被证明自己的工作成果并检验对公司的忠诚度。所以上市公司进行内部控制鉴证可有效的缓解了管理者和所有者之间的矛盾，使两者利益最大化。但如果管理者管理能力不佳，并不能保证公司能有序高效运转，所有者对于管理者的业绩评价不高时，冲突会比较明显。在此情况下，管理者会更加抵制审计机构对公司内部控制情况的鉴证并且披露相关数据。
4、我国内部控制鉴证环境尚未成熟
由于我国内部控制鉴证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文件法规并未硬性要求上市公司的鉴证审计行为，监管体系也尚未完善，还存在很多漏洞，如审计标准不一、注册会计师责任范围不明确、鉴证报告使用范围不明确等。在这样的环境下，部分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必然无法信任内部控制鉴证审计的结果，也不认为这样的审计能为公司带来益处，自然不会开销公司经费去聘请会计师事务所来进行鉴证审计。
三、以科龙集团为例探析上市公司不愿内部控制鉴证的原因
科龙集团曾经以良好的企业管理，优异的经营业绩，对股东权益的高度重视及财务上的高透明度著称，曾连续三年获得《亚洲货币》杂志评选的“中国最佳管理公司”和“中国最佳投资者关系公司”称号，1999年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20家最优秀的中小型企业之一。然而，2000年开始，科龙集团不断出现巨额亏损，科龙的巅峰时代就此结束。
2000年7月，顾雏军和其格林柯尔正式入主科龙，问题也开始出现了。科龙陷入了一味壮大的魔力中不能自拔，在2002年上半年家电行业都不景气的情况下，科龙集团披露的年报中不仅不亏损，而且交竟然有一亿多元的高盈利，令人吃惊和怀疑。接下来的时间里，顾雏军闪电收购了江西、吉林、杭州、珠海、扬州、等地一大批国内已经停产的冰箱生产线。并且并购了4家国内上市公司——科龙电器、美菱冰箱、扬州亚星客车、ST襄阳轴承，令企业经营项目横跨家电和汽车两大行业，企业规模达到空前状态。
科龙集团是怎么做到在巨额亏损的情况下扭亏为盈，而且还能获得高利润，这一点不免让人怀疑。于是，2004年11月，深圳证券交易所连同香港联合交易所一起进入广东科龙集团总部对其财务数据、资金融通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核查。核实了从1997年开始到2001年期间科龙电器和容声集团的多起未及时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2005年，科龙集团的合作审计机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宣布，不再替科龙集团审计。2005年5月，证监会就科龙集团问题立案调查，同年7月19日，科龙集团总公司科龙电器公告，公司因保证合同纠纷事宜，被其参股公司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嘉兴中级人民法院已下达了裁定书和查封令：冻结科龙电器银行存款171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等值财产，查封科龙电器所持有华意压缩的发起人国家股5928万股，占其总股本的22.73%。2006年底，海信集团有限公司成功收购科龙电器，收购后的企业叫做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1月30日，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执行10年，并处罚款680万元。
从内部信息的透明化到隐瞒公司内部重要信息，科龙公司的转变绝不是偶发现象，而是具有其一定的必然性。正因为之前良好的业绩，在企业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想要维持保护原先的企业形象，而正是由于公司出现了巨额亏损，科龙集团反而更加不敢公开企业的财务困难，因为这样一来，会流失大批的投资者和消费者，也难以向金融机构申请借贷，会让企业的财务亏损越来越难以填补。
科龙集团一直不愿内部控制鉴证审计，在顾雏军掌印期间，虽有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独立审计，但主要是针对财务状况，从未进行过内部控制鉴证，而在财务信息的审计中，科龙集团就大幅度作假，违规披露或不披露重要信息，而德勤出具的审计报告，除了对个别事项出具保留意见外，却未能揭穿科龙的财务虚假状况。
从科龙集团的案例可以看出，不愿内部控制鉴证的上市公司往往都是内部控制存在问题的公司，在企业没有能力尽快改革内部控制制度，改善企业整体状况的时候，上市公司只有选择隐瞒不披露，或披露但作假以避免更多的麻烦。但纸包不住火，隐瞒不报只能应付一时，但迟早会被发现，科龙集团就是最好的例子。
四、结论
内部控制是影响会计信息可靠性的重要因素，加强内部控制可以为营运的效率和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对法律法规的遵循性等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仅仅披露财务报表而不顾报表数据真实性的做法是不能给投资者提供更加具有说服力的信息的，虽然目前部分上市公司因为自身管理不佳或对内部控制鉴证的作用尚不明确导致不愿配合监管部分要求进行内部控制鉴证审计，但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开始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来满足各方使用者需要，促进公司资金的引入与融通，内部控制鉴证行为及鉴证报告的披露必然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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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课题：中国商业会计学会课题“上市公司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动机研究”（ky201201）。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与评估模型研究”（2011sk579zd）。
作者简介：
针对市场需求，现如今许多的中职院校都已开设了《二手车鉴定评估》课程，但由于本课程的特殊性，传统的教学方法已不能适应本课程的教学需要。鉴于此，为了遵循中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理念，通过对二手车市场的调研分析，结合市场需求，探索了中职《二手车鉴定评估》课程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
二手车鉴定评估；中职；教学方法
近些年，随着我国汽车工业利好政策的实施，汽车流通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加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人对拥有汽车的多元需求越来越大。有数据表明，2010年全国汽车产销量已经突破1800万辆，与新车交易为伴，二手车交易也日趋活跃，2010年二手车交易量约为400万辆，不到新车交易量的1/4，由此可以预知二手车行业拥有巨大潜力。随着二手车交易量的快速增长，二手车市场及二手车相关行业对于二手车鉴定评估人员的需求与日俱增。针对行业的用人需求，许多中职院校开设了《二手车鉴定评估》课程，为了收获更理想的教学效果，提高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培养适合二手车行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就应探索一下本门课程的教学方法，以满足市场用人需求。
1二手车市场调研分析
笔者为了更加深入地探索中职《二手车鉴定评估》课程教学方法，暂对哈尔滨二手车市场及具有二手车业务的4S店进行了实地调研和走访，以获取有利于本课程教学方法的重要信息。
1.1二手车市场现状分析通过实地调研走访，了解到哈尔滨目前有两家大规模的二手车交易市场，还有许多独立的二手车经销商，以及具有二手车业务的4S店。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内，停放着各式各样，品种繁多的二手车供顾客选购，来挑选二手车的顾客络绎不绝。其中的一家二手车交易市场占地面积较大，同时可停放10000台左右的二手车，并实现了与现代二手车交易相融合的一站式服务。服务项目包括车检、二手车置换、二手车评估及鉴定、二手车过户、二手车业务办理等，并且场地配套设施完善，吸引了许多顾客前来选购。在二手车独立经销商处，笔者留意到所有的车辆都已经过整备，外观洁净，质量可靠，并且都具有专业的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出具的评估报告，并且按照《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规定，二手车经销商还应为售出的二手车提供一段时间的售后服务保障。现在很多的4S店也增加了二手车业务，如二手车置换，认证二手车。据本地车务管理部门的统计，2010年哈尔滨市二手车售出了约35000台，较2009年增长了约25%。以上对二手车市场的调研，能够分析出二手车经营模式也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去发展，二手车鉴定评估工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也将是保证二手车市场前进的动力。
1.2二手车市场从业人员需求分析在调研走访的过程中，笔者发现随着二手车交易量的日渐增长，具有专业二手车鉴定评估资质的从业人员出现了短缺现象。因行业的特殊性，故二手车的买卖双方都需要对二手车进行鉴定评估。买方怕上当受骗，所以在买车前或是买车的过程中，都需要二手车鉴定评估人员为其提供咨询、选购的服务，并为其办理过户手续等。卖方同样需要二手车鉴定评估人员为自己服务，如在收购二手车转卖之前，需要二手车鉴定评估人员对车辆的性能，车况、手续合法性予以鉴定，对收购价格进行评估。甚至拍卖公司、司法鉴定机构、资产评估公司等也不能缺少二手车鉴定评估人员，因以上公司及司法机构要以二手车鉴定评估人员出具的鉴定评估报告来对相关业务的开展和司法裁决作为依据。
2开设《二手车鉴定评估》课程目的
中职教育的核心理念是要培养以就业为导向，实用性强的技能型人才。《二手车鉴定评估》课程的开设，就是要结合市场需求，为二手车行业提供人力资源，并实现学生就业。本课程涉及到鉴定及评估两方面的内容，二手车的鉴定是要学生懂得如何鉴别车辆的合法性、车况、使用性能等现时技术状况；评估的是二手车在现时市场中所具有的价格。这就要求学生能够熟练掌握从哪些方面对二手车进行鉴定，以及选用何种方法来计算二手车的现时价格。同时还要学生了解到国家相关部门及二手车行业协会所的各种有关二手车鉴定评估、交易业务方面的政策法规。并具备书写二手车鉴定评估报告的能力，以适应未来工作岗位要求。
3中职《二手车鉴定评估》课程教学方法
通过对二手车市场的调研分析，为了中职院校开设的《二手车鉴定评估》课程能够让学生学有所用，现就结合市场需求来探索一下本课程的教学方法：
3.1二手车交易市场实地参观学习由专业课教师组织，并带领学生去二手车交易市场实地参观学习。主要了解买卖双方在二手车交易市场中的交易过程，以及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二手车鉴定评估人员是如何对车辆进行鉴定及车价的评估，以及交易市场中哪些是热销车型，新旧车的价格差别，并感受市场环境和氛围等等。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二手车鉴定评估》课程学习方向的把握并找准职业定位。
3.2演示教学对于二手车鉴定评估主要包括对车辆静态和动态检查、价格的估算、出具鉴定评估报告等。演示教学就是为了让学生更直观的感受到二手车鉴定评估的过程。可以利用校内实训基地，找一台旧机动车作为演示操作的对象。比如教师可一边操作一边讲解需要检查的项目、步骤和要求，价格评估的依据和方法、评估报告的书写及相关的注意事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转化成动手能力。
3.3模拟演练模拟演练是通过对理论和演示教学过程中的学习，按组分角色对二手车进行手续检查、技术鉴定、收购、销售和出具评估报告等项目的操作。模拟演练过后，由专业指导教师来做点评，找出其不足之处，并加以纠正。模拟演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更进一步了解和细化相关的操作项目。
3.4加强职业素养训练作为二手车鉴定评估人员，应是站在买卖双方的中立方，具有独立的操作和鉴定评估能力，绝对不能偏向买卖的任何一方，这就要求二手车鉴定评估人员应当公正无私，讲求职业素养。在对二手车鉴定评估的过程中，如果鉴定评估人员不能保证结果的真实、客观、准确、公平合理的话，那么就得不到交易双方的认可。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向学生介绍有关二手车鉴定评估工作中的职业素养，也可选择一些负面事例，让其认清职业素养的重要性及负面危害性。
4结论
一、问题之提出
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样就使得原本活跃于各地少年司法实践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正式被立法机关采纳，也正式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融入到少年司法制度之中。从原本散落于各处的法律法规到如今法律层面上的正式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的少年司法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适用经验，这对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虽然新刑诉法对社会调查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仅仅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社会调查的主体和社会调查的内容，但对于社会调查报告所应具有的法律属性却没有明确规定。如果不能明确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就会使各地司法机关产生不同的理解，进而制定出不同的实施细则。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破坏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削弱此项制度所应该具有的实用性。例如，有的司法机关将其视为证据，可以在审理阶段进行质证；而有的司法机关只将其视为量刑参考意见，由法官自由裁量。不同的属性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因此如何在现有法律规制的条件下界定社会调查报告属性，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需要首先突破的难题。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不同界定及评析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源于实践，其在施行初期并无普遍性法律的规制，所以各地司法机关对其法律属性的认定并不相同。例如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将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允许诉讼参与人提出质疑，然后由社会调查员进行解答。而江苏省的部分法院将社会调查员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对待，赋予其类似鉴定人的诉讼地位。随着社会调查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其在少年司法中所扮演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理论界对其研究也越发深入，总结各地的司法实践经验，学界大体上将社会调查报告界定为三种不同属性：即品格证据说、鉴定意见说、量刑参考说。
（一）品格证据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较为普遍，其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也就是指未成年人的人格调查或是品格调查，而调查的主要内容便是未成年人的“人格”或是其“品格”，所以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为品格证据。之所以认为社会调查就是品格调查，主要是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来进行考量的。因为品格是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表征，“通过考察行为人的人格特点并加以科学分析，才能使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更加准确、可靠”。那么为何要考虑人身危险性这一要素呢？这主要是和社会调查的目的有关。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的理论基点在于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心理状态往往不够稳定，而且自制能力差，加之受外界的不良影响，所以其大多是出于偶然原因走上犯罪道路，比如因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等，他们所实施的犯罪并不一定都是有预谋和有计划的，因此大多数未成年人罪犯并非“罪大恶极”者。少年司法方针主要是考虑如何教育并改造未成年罪犯，这里就要放弃刑罚传统上的报应和威慑功能，转而找到案件处理方式和教育改造的最佳“结合点”。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找出犯罪原因，了解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将对其未来的教育改造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人格调查制度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其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通过审判前调查所获得的犯罪人的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症。”因此，社会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便具有品格证据的性质。
笔者认为，产生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其报告的法律属性并不能简单地纳入“品格证据”的范畴。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也不能单纯地等同于人格调查或品格调查制度。一是因为“品格证据”属于“舶来”的法律词语，其并没有反映在我国的相关法律规范中。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范来看，其法定证据种类中并不包含“品格证据”。如果将其纳入现有的证据种类中，就会破坏证据适用的法定性。二是从《刑事诉讼法》第268条的规定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为“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虽然“等”字属于列举未完，但从上述三个要素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方向不仅包括犯罪主体情况的调查，也包括犯罪原因的调查。所以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品格”即人身危险性只是社会调查的一个调查选项，将其统称为“人格调查”不免会以偏概全。虽然社会调查以行为人为核心而展开，目的在于全方位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但是其最终目的是并不只是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分析和预测，它还包括行为人社会危险性方面的分析，而这其中显然又会考虑众多的社会因素。再者，因为个人生活经历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人格或品格的内涵具有复杂性，决定人格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因素和生理因素等都会对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人格调查实际上就是追踪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轨迹，其并不能脱离社会属性。三是要对“品格证据”作出正确的理解。虽然对其概念的表面含义不难理解，但作为英美证据法中的一个重要规则，它的适用却十分复杂。“英美法上使用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目的有二：一是证明案件的某些争议事实或附随事实，二是攻击未成年被告人的可信性。”另外，它还会对被告人的定罪过程产生影响。因为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提出会给未成年人本身和案件的审理带来风险，所以它的提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它的调查内容并不是查明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而是犯罪原因的归纳，所以并不对定罪产生任何影响，主要作用是在刑罚个别化原则下对量刑和未来帮教上的考量。再者刑诉法268条对社会调查的启动并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性条件。综上所述，英美法下的“品格证据”与我国少年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不可相提并论。
（二）鉴定意见说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是近来不少学者的主张。“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形成的过程来看，社会调查报告的类型视为鉴定意见都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定。国外立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日本少年法》第9条规定：进行前款规定的调查，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或者相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特别要有效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关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专门知识的鉴定结论。美国也是采用类似的做法，由鉴别中心或鉴别所负责社会调查工作。”在部分地区的司法实践中，也将社会调查员的地位等同于鉴定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
笔者不赞同上述说法，社会调查报告不能等同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虽然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地区社会调查工作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承担，其运用自身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素养，对调查中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通过分析和判断形成一份高质量的社会调查报告，从某些方面看和传统的司法鉴定者的工作相同。但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下规定的鉴定意见并不具有包含社会调查报告的可能性。第一，因为根据《司法鉴定管理决定》的要求，我国对于鉴定机构的资格和条件有着原则性的要求。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业务的开展必须要经过相关机构的登记和公告，鉴定人的资格和要求也有法律规定。而且从现有规定看，我国鉴定工作根据鉴定对象可分为“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和“声像资料类鉴定”。将社会调查强行纳入鉴定意见，与现有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不能直接套用外国的规定在我国使用。第二，鉴定意见为“鉴定人对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分析后所作出的判断”。可以看出，案件事实也包含了定罪事实，即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鉴定等同于事实调查，也就是对与定罪事实有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但是社会调查不涉及对被告人定罪情况的考虑，并不调查与犯罪构成有关的行为和结果事实。第三，从法律责任的角度考虑，如果鉴定人故意作出虚假鉴定或不实鉴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在第268条也没有规定虚假调查报告的法律后果，因此不能贸然认为其属于鉴定意见，也不能将国外的制度不加辨别地适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将社会调查报告等同于鉴定意见，其在形式上是想将社会调查报告纳入法定的证据种类，但实质上是将由专业性工作人员作出的调查报告等同于“专家意见书”，这样也是不妥的，同证据能力法定化和证据形式法定化原则相悖。虽然其中会包含专家事实意见，但对案件事实却不是亲身感受的，也并不是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三）量刑参考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不涉及案件事实本身的调查，因为“调查报告的内容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联，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该种观点立论的主要依据便是证据的基本特征。根据通说，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社会调查报告之所以不是证据，就是在于其并不具有关联性。因为证据的关联性是同案件事实存在的某种联系，因为证据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产生的，它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和客观的联系，对证明案情十分重要。而这里的案件事实正如上所述，主要是关于行为和结果的事实，是定罪事实。而社会调查所反映的内容却同案件事实没有必然和客观的联系，例如社会调查中关于犯罪原因的探查，其同案件事实的发生虽然有某种联系，但却不是必然联系，只是偶然或间接联系。而且社会调查中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对未成年人的评价，这些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案件事实并没有客观的联系。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同量刑参考的观点避免了前两种观点的“违法”嫌疑，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上来说，确实没有突破证据的法定种类的限制。但这并不表明将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是没有问题的。笔者认为，从社会调查报告本应具有的“应然法律效果”和“应然社会效果”来看，还是有很大问题存在的。如果将其视为一般的量刑参考意见，则难以发挥社会调查报告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终使社会调查的适用效果“大幅缩水”。因为量刑参考意见只是在量刑阶段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材料提交法官，其所反映的内容只能依据法官的自由心证予以采纳。但是依据刑事诉讼的证明原则，一项诉讼材料在取得证据能力之后才可以对它的证明力运用自由心证进行综合评判。而证据能力的获得要经过法定的调查程序。那么量刑参考能否获得证据能力？另外，控辩双方如果对其真实性产生异议，能否适用质证程序？这都是深入研究后留存的疑问。因此笔者认为，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意见仍然不妥，因为不能对其内容的真实性经过法定程序的检验。如果只是提交法官单纯的量刑建议，势必会使社会调查的内容形式化和单一化，使其无法真实反映未成年人的各项情况，以至于法官无法把握刑罚的裁量和后期的帮教矫治，削弱社会调查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重新认识
上述几种观点都不能准确地界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这就需要以另一种视角来解析其法律属性。可以说上述对社会调查报告属性的认识都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模式下进行的。能否以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社会调查报告的属性？笔者认为这是可行的。在这里首先要重新认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之重新认识――定罪与量刑的分离
之所以要重新认识社会调查制度，是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角度出发的。一般来说我国刑事诉讼是定罪和量刑程序相混合，量刑事实的认定并不需要经过独立的诉讼程序。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量刑前社会调查的发展和成熟已经使少年刑事诉讼体现出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一是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作用便在于使量刑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进而推进量刑程序相对独立化。从社会调查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并不反映案件事实，而是围绕未成年人的个人家庭情况、社会环境和犯罪原因等因素来展开，这些因素都是量刑过程中法官所应考虑的酌定情节。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过程中或大或小的影响，加之对其未来人生发展的考量，法官必须在量刑时慎之又慎。继续延续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的模式，法官可能无法掌握大量的酌定情节等材料，所以有必要将量刑从定罪程序中分离。二是因为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诉讼模式有法可依。根据《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院在审理活动中应当保证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侦查机关或者辩护人委托有关方面制作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接受质证。从上述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对影响量刑的社会调查报告可以经过质证程序，说明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便是在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模式下生成的。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之重新认识
上述已经阐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是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生成的。社会调查报告适用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所以其法律属性便是量刑证据材料，即用来证明量刑事实的载体。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不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事实的调查，与案件本身没有必然联系。因而，显而易见，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不是证据的属性”。许多学者也认为社会调查并不反映案件事实，所以其缺少证据所应该具有的关联性。但笔者认为，上述结论都是在定罪量刑一体化的角度下得出的，即在不区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诚然，证据的关联性必须要求证据同案件事实存在某种联系。但是，在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下，在量刑过程中也存在相应的影响量刑的客观事实，即量刑事实。“案件事实”完全可以进行扩大解释，可以分为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就影响了一个案件的定罪量刑。这里所作出的扩大解释是有法可依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4条的规定，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即包括了“被告人有无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又包括“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这也就是说，影响量刑的事实完全属于案件事实，而社会调查所记载的事实同定罪无关，但却影响量刑事实的认定。
既然社会调查报告同量刑息息相关，那么接下来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就是量刑证据？笔者将其认定为量刑阶段的证据材料，而不是量刑证据。此处关于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一方面会涉及到二者属性的认定，另一方面也同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有关。
对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关键是要明晰证据的定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这里的“材料”不是指证据材料，而是指同案件事实有关联性的材料，并且经过各种证据规则查证属实。那些同案件事实无关联，或者未经证据规则查证的材料，则是证据材料，它只是案件证据的“来源”，并不是证据本身。证据材料只有经过各种证明规则查证属实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才能具有证明能力。因此，证据资料和证据之间应该有证明规则的链接。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可以接受质证，表明报告所记载的事项需要经过法定的证明规则来查证属实，进而也表明了其只是证据材料，并不是证据本身。因为证据材料只有经过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之后才能取得证明能力，接下来才能对有关事实进行认定，才能纳入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并成为裁决的依据，而那些未查证属实的事项则被排除在证据之外。所以说，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只有经过法庭的质证程序后，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法官才会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对调查内容进行采纳，那些被采纳的内容才会对量刑事实的认定产生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定罪程序在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下必须要对定罪事实坚持严格证明原则，对证据种类和取证方法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即证据资料必须为法定证据种类，获取这些证据资料的手段符合法律规定。而量刑程序是一个独立的阶段，是在认定行为人有罪的前提下而启动的，所以其证据材料的认定不必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以自由证明即可，证据种类和取证方式不受法定证据方法的限制，但其若要认定为量刑证据也要遵循一定的证明规则。
另一方面，从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内容来看，其也只是证据材料。因为社会调查报告需要反映未成年人人身情况的多方面内容，包括成长经历、监护教育、犯罪原因等许多情况，而这些内容又多具有社会属性，其是通过调查员多方走访而来的，其中必然掺杂着主观的成分，加之调查报告一般都附有调查员的事实分析和法律建议，这其中也都包含众多主观因素。而证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则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客观性要求排除个人的主观判断，而且其来源必须保证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则要求其同案件事实必须要有某种联系；合法性则要求证据必须要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就现阶段来说，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其并没有规定详细的调查程序，且其调查内容并不都具有客观性，其中必然掺杂着被调查对象或调查员的主观判断。因此，现在就贸然承认其为“证据”则操之过急，其只是由众多材料堆砌而成的证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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