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装的原则
1．TPO原则
T、P、O分别是英语中Time、Place、Object三个单词的首字母缩写。"T"指时间，泛指早晚、季节、时代等；"P"代表地方、场所、位置、职位；"0"代表目的、目标、对象。TPO原则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衣着标准。着装遵循了这个原则，就是合乎礼仪的。
2．整体性原则
正确的着装，能起到修饰形体、容貌等作用，形成和谐的整体美。服饰的整体美构成，包括人的形体、内在气质和服饰的款式、色彩、质地、工艺及着装环境等。服饰美就是从这多种因素的和谐统一中显现出来。
3．个性化原则
着装的个性化原则，主要指依个人的性格、年龄、身材、爱好、职业等要素着装，力求反映一个人的个性特征。选择服装因人而异，着重点在于展示所长，遮掩所短，显现独特的个性魅力和最佳风貌。现代人的服饰呈现出越来越强的表现个性的趋势。
4．整洁原则
在任何情况下，服饰都应该是整洁的。衣服不能沾有污渍，不能有绽线的地方，更不能有破洞，扣子等配件应齐全。衣领和袖口处尤其要注意整洁。
着装要协调
1．着装要满足担当不同社会角色的需要。人们的社会生活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在不同的场合担当不同的社会角色，因此要根据情况选择不同的着装，以满足担当不同社会角色的需要。
2．着装要和肤色、形体、年龄相协调。比如，较胖的人不要穿横格的衣服，肩胛窄小的人可以选择有衬肩的上衣，颈短的人可选择无领或低领款式的上衣，而中老年妇女不能像少女一样穿超短裙。
3．着装还要注意色彩的搭配。色彩搭配的方法有两种，即亲色调和法和对比色调和法。亲色调和法是将色调近似但深浅浓淡不同的颜色组合在一起。对比调和法是将对比色进行搭配，使之对立，既突出各自的特征，又能相映生辉。
西装的穿着规范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西装已成为当今国际上最标准的通用礼服，它能在各种礼仪场合穿着。其具体的礼仪规范为：
1．西装的套件。西装有单件上装和套装之分。非正式场合，可穿单件上装配以各种西裤或牛仔裤等；半正式场合，应着套装，可视场合气氛在服装的色彩、图案上选择大胆些；正式场合，则必须穿颜色素雅的套装，以深色、单色为宜。
2．衬衫。与西装配套的衬衫须挺括、整洁、无皱折，尤其是领口。衬衣袖子应以抬手时比西装衣袖长出2厘米左右为宜，领子应略高于西服领，下摆要塞进西裤。如不系领带，可不扣领口。
3．领带。领带必须打在硬领衬衫上，要与衬衫、西服和谐，其长度以到皮带扣处为宜。若内穿毛衣或毛背心等，领带必须置于毛衣或背心内，且西服下端不能露出领带头。领带夹是用来固定领带的，其位置不能太靠上，以衬衫的第4粒纽扣处为宜。
4．西装的纽扣。西装有单排扣和双排扣之分。双排扣西装，一般要求将扣全部扣好；单排扣西装，若是三粒扣子的只系中间一粒，两粒扣子的只系上面的一粒，或者全部不扣。
5．西装的帕饰。西装的胸袋又称手帕兜，用来插装饰性手帕，也可空着。手帕须根据不同的场合折叠成各种形状，插于西装胸袋。
“奥运礼仪”需要向西方看齐吗？有教育、培训、指导说，中国人见到老外不要随便打听人家的私人情况，比如婚否、工作、信仰一类的。“出国观光”与“在京迎客”，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奥运本来就是展示中国的文化文明，那种礼仪细节的碰撞，并不会影响人家对中国的看法，相反，我们如果一味迎合，反而让人看不到中国文化的特点。
最典型是奥运礼仪小姐的头饰，弄了个五环挂在脑后，体现中国民俗文化的头饰多得很啊，选哪一种都比那做成头饰的五环好看、有特色。五彩的五环，人家老外见多啦，在这上面都一味迎合，难不成是故意把中国文化的特色藏起来不给人家看？
礼仪文化本来就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国际通用标准”，所谓“和国际接轨”是不存在的；全世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礼仪，西方礼仪也是国际礼仪的一种。文明举止当然要时刻学习提高，但不必念念不忘学习使用西方的礼仪；我们需要知道一些西方的礼仪，但不要将其当成自己的行为规则。中国人见面，要想表示亲近，就是要问问你老婆怎么样，你“吃了没”，其实这无伤大雅。人类的交往聚会，应当遵循的原则是“客随主便”，即客人一方尊重主人一方的礼仪，这样才能领略不同民族的礼仪文化，这也是各民族平等享有尊严的表现。
文化有差异，文明无高下。正是文化的差异性造就了文化多样性，中外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你是胡椒我是芥末，没有什么不好。有网友这样“戏说”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差异：中国人关心别人在干什么，却往往不知自己在干什么；美国人不管周围人在干什么，却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中国人在街上争吵，开会时很文明；美国人在国会争吵，上街时很文明。美国人送礼是表示友好，一见面即呈上，受礼者当面打开，以示对送礼的欣赏；中国人送礼总似有行贿之嫌，一般悄悄拿出或丢下，受礼者等送礼者走后才打开检视……在奥运礼仪上如果只向西方看齐，不正是“中国人关心别人在干什么，却不知自己干什么”吗？
差异才产生吸引力。不同地域产生的语言差异也是一种文化差异，比如港台将自行车称为“铁马”，日本称豆腐为“冷奴”，这些差别是文化性的，很有意思，不必“整齐划一”。有些文化差异是长期形成的，比如中国的传统是突出“一把手”，《步辇图》中的李世民就很高大，可见“三突出”的历史很悠久。而美国却是常常拿“一把手”来调侃。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不同的地理环境养育了各族儿女，塑造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和习惯，形成了风格迥异、色彩斑斓的文化风俗，通过奥运尽可能多地展示一些不同文化，这才是好事情。西南联大纪念碑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到位：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
“人文奥运”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看主办国是否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本国的文化与形象。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是民俗就不必伪饰，更没必要“临时改变”。礼仪方面如果临时改成人家的方式，反而可能成为东施效颦。 这世界的经济可以全球化，价值追求可以全球化，但千万不能将民族风俗习惯给“全球化”了。
礼仪礼仪，相同的是“礼”，不同的是“仪”。礼仪文化没有国际标准，我们不可拿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来衡量另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对是错。风俗礼仪、处世习惯，因民族而异，但良德善意，无论在哪里都会被认可。待人接物之际，微笑是相同的，热情是相同的，发自内心的尊重是相同的。有了这些让人“心里一暖”而不是“心里一紧”的相同，那么，不同国度的人就能相通、互敬。
奥运聚会，是了解沟通，是展示呈现，是欣赏体会，是合奏融合；奥运不仅仅是比赛得金牌，更重要的是“跨文化交流”。
【选自2008年8月6日《光明网・光明观察》本刊有
为了调节用餐气氛，有人经常会说一些笑话，比如啤酒是马尿、屎壳郎搬家等，让就餐者听了倒胃口的恶心内容。尤其一些爱开玩笑的人，这时还喜欢说或者读一些恶心的段子。不仅影响用餐者的食欲，而且是一个人不文明的表现。就餐时因为是亲密朋友，往往会无所顾忌地谈论别人的隐私或缺点，其实这是最不礼貌的行为，因为对方会觉得“你会不会在其他聚会时也谈论自己的特别之处”。因此，做客吃饭的时候，多说一些轻松的话题，或者说一些过去的趣事，不仅增加就餐气氛，还能因此加深彼此的交情。
1:不失小节
A姑娘大大咧咧出了名。有一天到男友家做客，男方母亲根据儿子“供述”，为未来的儿媳妇准备了丰盛的饭菜。“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张姑娘口无遮拦地评价，还不断用筷子翻动着碟子中的菜，“这块大的给您吃！这块给你吃！”张姑娘把挑拣出来的大块肉，先给未来的婆婆，再给男朋友。饭后，婆婆给儿子发了话，这样的儿媳妇不娶也罢。
2:不剔牙齿
D先生前不久刚结婚，为答谢好友李先生一家，夫妻二人特地在家设宴。新娘的手艺真不错，清蒸鱼、炖排骨、烧鸡翅……李先生一家吃得津津有味，只不过偶尔有肉刺钻进牙缝。李先生拿着桌上的牙签，当众剔除滞留在牙缝中的肉，还“文雅”地将剔出来的肉刺吐在烟灰缸内。看着烟灰缸里吐出来的肉刺，王先生和新娘子一点胃口也没有了。
礼仪之争起源于传教士内部，起初并不在传教士与中国皇朝之间进行，这是了解礼仪之争的基础。传教士是肩负神圣使命的文化使者，不是“殖民势力”。罗马教廷是宗教性机构，不是殖民国家，没有世俗商业利益。因此礼仪之争论不到“划分殖民势力范围”。和仪规是信仰者个人和教会内部的事，不是一国君主范围内的事。康熙皇帝越俎代庖，擅断宗教是非，干涉传教自由，恰恰损害了形象。教皇的通谕，只涉及奉教之人，不涉及一般士子和中国行政。礼仪之争开天辟地第一次把中国宗教礼俗与天主教加以比较。如果说它触动了中国的纲常名教，那毋宁说是一件好事。不能以为禁止教徒敬孔祀祖祭天就是反对中国文化。礼仪之争之后的百年禁教，不应归咎于传教士；禁教毁堂、驱逐教士，是清皇朝排外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基督教与旧礼教深刻矛盾的必然结果。一个进入风烛残年的老大帝国害怕窗外透过的风和光。以为外国传教士不应对中国礼俗评头品足，“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是一种专制作风。礼仪之争有利于天主教在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中，既融合旧文化，又排除有害迷信，保持信仰纯正，避免“穿西装的玉皇大帝”出现，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礼仪之争以中国封建皇建的表面胜利而告终。从此中国不与外国往来一百年。天主教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其发展也受到很大挫折。但在中国朝廷的胜利中包含着极大的不幸和悲哀，使闭塞落后的中国更形孤立，积弱积贫日甚一日。中国更加远离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与发达的文明国家更缺乏共同语言，处在较低的对话层次上。
汉语世界部分学者深受政治意识型态浸润习染，以政治话语论断学术问题，以其居高临下的优势，旁若无人（也确实无人）的气势和气魄，提出不少武断结论，不经证明，缺乏事实根据。本文试图就此争鸣一番。
一、殖民势力争夺论
有些人以为礼仪之争纯粹起因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与耶稣会各怀宿怨、互相嫉恨，争权夺利，贪得无压的恶劣本性，而他们的背后又分别是西班牙、法国与葡萄牙争夺远东传教权的斗争，因而是一场争夺殖民势力范围的斗争。顾裕禄武断地说：“西班牙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特别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竭力打破以葡萄牙为背景的耶稣会传教士，独占中国传教地盘的局面，建立由他们各霸一方的传教地盘。”他并声称：“这种争夺表明，他们不是单纯地写了传教，而是背后各有其本国企图谋求的利益。”不知作者是如何看到这些传教士“背后的各国图谋”的目的。“图谋”什么？顾长声也以为：“传教士内部的所谓礼仪之争，实质上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各自国家殖民势力在中国的争夺。”
天主教各国修会彼此有矛盾，这是事实。但这并不是礼仪之争的真正原因。这些修会在他们的欧洲母邦，本来就有不同历史背景和宗教成因，因而存在着信仰分歧，在教理上各有偏重。他们对中国礼仪与名称的不同态度，主要出自个人或各个教派对基督教的不同认识，乘著个人的良心和理性能力作出判断。由于具有不同宗教倾向，各国修会都力图坚持自己的主持，因而在争论中不够冷静，甚至互相嫉恨，也是在所难免的。但争论的双方的确都深信灵魂的永恒幸福是至关重要的。决不能由此说礼仪之争的起因就是派别利益之争，更不能断言这是不同殖民国家争夺势力范围。传教士并不是殖民主义者，这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结论。至少，把传教士当作殖民势力的代表，是一个颇有争议，有待证明的前提。一旦这个前提缺乏支撑，则全部的议论便无效。
耶稣会士初入东土时，就对中国礼议产生分歧。就是说，在耶稣会内部，一开始就对中国礼仪有不同看法。那时候，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还没有进入中国。1610年龙华民接替利玛窦管理中国教务，使联合熊太拔反对“天”和“上帝”的称呼。罗马一些著名神学家都赞同利玛窦所用的名称。耶稣会视察员与耶稣会总长也不同意龙华民的主张。1627年澳门会议曾作出有利于利玛窦的决议。1628年嘉定会议，对敬孔祭祖问题，决定沿用利玛窦的方案；对于译名，采用龙华民一派的意见。1633年再度集会，又允许采用“天”与“上帝”的名称。
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名会会士于1632年前后进入中国，加入礼仪之争。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会士们掺合中国传统思想为一妥协行为。”他们认为，汉语的天是指“苍天”，“上帝”又是偶像的称呼，不宜用以指称基督教的造物主。当然，这两个修会也可能“嫉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成功”。但主要是不满意利玛窦的妥协路线，及其容纳传统旧俗（如祭祀）的做法。1664年杨光先发起教权，各省传教士被拘押到广州，其中耶稣会19人、多明我会3人、方济各会1人。他们会开会讨论过传教问题，谋求妥协与统一。最后通过决议共42条，其中一条是遵守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命令。与会的教士——签字同意。这说明虽有分歧，传教士仍然希望统一。只有多明我会的一名传教士闵明我不同意，回到欧洲，攻击耶稣会。耶稣会在欧洲本来名声不好，这一来更招致谴责。然而在中国去不同：“所有的方济各会、奥斯定会大都附和着耶稣会，即使站在反对地位的多明我会中也有替利玛窦当时的境地辩护的。”而在耶稣会中的法国人，既有赞成利玛窦的，也有反对利玛窦的。如果说传教士代表自己背后的国家的图谋，那么，同一国家同一修会的人为什么会有不同意见？
在康熙下令传教士只有领取佛教印票才能居留中国的命令后，领取印票的，即有耶稣会士，也有方济各会的主教，江西的奥斯西会主教。拒绝领取印票的，有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大部分多明我会士和少数方济各会士。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务府满文行文档案，1708年时，共有48名传教士领取印票，其中耶稣会39人（意大利6人，葡萄牙12人，法国18人，其余国家3人）；方济各会9人（意大利4人，西班牙5人）；此外还有5名葡萄牙人未发印票，也不准传教。被驱逐的，法国人3人，西班牙8人，意大利2人。由此可见很难用传教士所属国别的利益，来解释他们在礼仪问题上的立场。
耶稣曾介绍孔子哲学到西欧，在宗教方面招致一片反对声。可见那些反对孔子宗教思想的人，却接受了孔子的哲学文化。赖赫淮恩说耶稣会把四书五经翻译出来，叫人学习，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恰好与基督教相反。尤其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不但介绍了中国哲学，也介绍了中国的实际政情，中国反而成了欧洲人心目中的“理想国”。法国启蒙思想家虽然反对耶稣会士，却欣赏中国的学问，这表明他们并没有以“本国利益”作为评价中国文化的标尺。他们反对耶稣会士，却一点儿也不仇视中国。
在礼仪之争中，既有不同修会之间的矛盾，也有同一修会内不同国籍的会士之间的矛盾，还有一国籍而棣属不同修会的传教士的矛盾。这些矛盾，有的不是由礼仪之争引起的，而是原来就存在著，更不是酿成礼仪之争的根本原因。把礼仪之争中不同意见的分歧说成是“无不从属于西方殖民地国家（原文如此，应为殖民主国家一引者），争夺远东利益，和罗马教廷与殖民主义世俗国家争夺东方教权两大主要矛盾”，“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彼此勾心斗角”。是不合事实的，武断的。
有些人过分演染传教士之间的矛盾，漠视他们在艰难中相濡以沫的手足之情。1688年从广州逃到欧洲的那位闵明我，即navarrette（那瓦菜托）本来是反对耶稣会的，后来做了圣多明名的总主教，却非常信仰耶稣会士，邀请他们去他的教区工作。
穆启蒙正确地揭示了争论的实质：“双方对对立的事实是传教的两种方式”。“也就是教会内两种自由争辩的神学观念在对立：拥护者是强调圣宠不消减本性的原则，反对派则是偏重圣奥斯定的理论，强调圣宠的效能”。
二、禁教罪魁祸首论
有的学者认为礼仪之争是不智之举，是小题大做。王治心认为这是教会的“内讧”。罗竹风说，康熙和雍正禁止传教士活动，是天主教“咎由自取”（按：此乃方豪语）。他们认为，由于传教士的鲁莽急躁，更由于他们上诉教廷，请求教皇仲裁，激怒了康熙皇帝，结果才有百年禁教。他们指责礼仪问题上的争论中断了天主教在中国的顺利发展。
中国之采取闭关政策和限教政策不自康熙始。康熙以后诸帝禁教也并非由于礼仪之争。早在礼仪之争以前，中国就有对传教士和教徒的迫害。沈催和杨光先两次发起教难时，耶稣会士恰恰奉行利玛窦传教方针。也许以沈催、杨光先为首的中国官僚士绅才真正看到基督教与中国儒学根本不同，而耶稣会士却不了解这一点。礼仪之争后的几百年，也有连续不断的迫害。雍正帝连奉教的皇帝宗视苏努一家也不放过，更不许国人信奉天主教。赖德烈正确指出：“设若没有礼仪之争，大多数数难仍将发生。造成传教的灾难日子的原因，大多数几乎同礼仪没有关系。”他并且指出，礼仪之争以后，基督教传教士都不能在中国工作和居住，不管他们对上帝这一术语和祭祖敬孔仪式的态度如何，因为他们被疑为外国间谍。即使是拥护利玛窦传教方式的耶稣会士也不能在中国畅行其教。
马克思博士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指出：“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国境，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州鞑靼人征服人全国以后才形成一种政治制度。”中国自古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严夷夏之防”的论调，传统农业宗法社会的特点是自给自足，闭关锁国。清王朝明定国是，公开锁国令，这是他们的既定方针与国策。一切为了维护一个的利益，只要求臣民保卫这个皇中央，“皇”的利益高于一切。
诚然，康熙禁教的直接近因是礼仪之争，但礼仪之争纯属学理之争，文化之争。用行政高压手段封杀学术，信仰自由是毫无道理的。在康熙眼里，“西洋人等小人”不配谈“中国之大理”。在不能以理服人的情况下，“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果断有馀，而手段却也贫乏。
有人认为，传教士内部“妒忌、攻击、仗势等等不良因素实在是违反基督教对中国来的精神”是“自己毁坏了传教工作。”说传教事业之成败完全取决于传教士的态度与品格，这是对中国国情缺乏真正了解。根本原因在于基督教这种异质宗教文化信仰，连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观念以及博爱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祀祖敬孔的教义，本身就构成对中国封建神权、族权、政权的障碍。传教士也许要容纳迷信仪式才会被视为“宽厚”、“仁义”。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也被视为异端邪说，因为佛教徒出家就要改姓氏，不得敬拜父母国君。凡此即是“无父无君”、“大逆不道”。基督教用至高无上的上帝权威打压皇帝权威，这自然不能见容于皇权。中国封建统治者及其后的专利主义政权，必然要仇视基督教的根本信仰，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果说他们也宽容过基督教，那并不是他们的真意，而是慑于世界各法制国家既成的律例与国际社会的舆论，且要努力营造自己的救世主形象。康熙说他之所以宽容天主教乃是“朕因轸念远人，俯垂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会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致意。”他根本不懂得什么信仰自由，传教自由和权利的问题。如果机会适当，他们会不惜一切手段翦灭基督教。雍正帝说：“尔等欲我中国人为教徒……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不尽为尔教皇之百姓乎？”在雍正及其他不谙世界事务的人看来，一旦成为天主教徒，就等于是教皇国的公民而不是中国公民，所谓“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这样，禁止传播天主教就有了足够的理由。
三、中国传统文化论
还有一些人认为：主张中国风俗不合天主教教义，就是不尊重中国风俗文化，就是反对把基督教同中国习俗结合起来。江文汉说；另一派“蔑视其他民族的民俗习惯”，“不能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习俗。”金鲁贤批判礼仪之争中一派传教士“主张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他说：“根据罗马禁令，做一个教友必须放弃自己的文化，可是反对孔儒学说，否定祖国文化，怎样去念书识字：子子孙孙作文盲，不敬自己的祖宗长辈，势必为社会，亲友所不齿。”禁止教徒尊孔祀祖祭天，就是否定孔儒学说，就是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压制读书识字，就是敌视中华。这个推论在逻辑上不成立。
如前所说，中国的陈规陋习同基督教义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冲突在所难免。把敬孔、祭天、祀祖当作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视为不可触犯的“天条”，实际上是维护落后。这显然是一种“国粹论”而不是“国情论？”如果这样，则留辫子、缠小脚、守孝三年、讨小老婆、抽鸦片烟、养童养媳、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便都是应当尊重的“传统文化”了。
某些神学家把基督教的福音在世界各地传扬的历史，说成用各民族的哲学思想和风俗习惯来改造基督教的历史，这一看法忘记了基督教传播之处，有些民族还是没有哲学思维的民族；这一看法也忘记了基督教是世界性宗教，如果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基督教，那岂不是有无数个基督教吗？基督教传到北欧的时候，那里还是没开化的野蛮民族。16世纪的中南美洲印第安人及菲律宾人也是如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古老悠久的文明大国来说，基督教既要同它的某些文化相适应，但也无可否认，基督教也禁止教徒信奉多神，崇拜祖先灵魂等迷信异端。
有些学者以为，西方传教士“妄自干涉中国传统礼仪”，“无视中国礼俗和社会特点”，“妄图干预处于科学制度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这种说法不确切。无论是教皇的禁令还是嘉乐，八项都只涉及中国天主教徒，而不涉及中国一般读书人和普通民众。假如天主教真的对科学制度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所触动的话，那么，谢天谢地，早在三百年前，中国科学制度就受到质疑，岂不甚好！江文汉先生说，教皇颁发通论的结果是使中国读书人不能入教，因为敬孔是进仕得功名的必要条件，不敬孔就不能列身科学，读书人信教被认为“非我族类”。可见，问题出在中国科举制度上。既作教徒，就要放弃功名利录，就不能作官僚政客式的僧侣。
某些断言传教士不尊重中国传统习俗的人说对了一部分。基督教本来就不是农业宗法制度下的宗教，它是希伯来游牧部落的宗教与商业化希腊文化的结晶，对中国农业文明以忠孝为本的伦理无疑是具极大颠覆性的。忠君事亲，敬孔祭天，这种观念不知扼杀了多少有个性的思想！龙华民，黎玉范的指控，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的决定，多罗的禁令，这都是向衰败的中国惰性文化发出的檄文。他们早在前二百年就首先向中国旧文化，，旧礼教（吃人的礼教），旧风俗，旧习惯发出责难。而在欧洲，哲学家和思想家们恰恰是从耶稣会士的介绍中，看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势不两立，而不是如同耶稣会士那样将二者混为一谈。在看到二者差异的人中，有些人转向仰慕中国文化，（如伏尔泰），有些人却攻击中国哲学（如伯朗士）。但这些“立在大门之前论人屋内之事”（康熙语）的人确有真知灼见。中西文化对比研究如果立足于“求异”，即指出二者的差异，进而改造、重塑既有文化，或许对民族更有益。
恩格斯说：“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的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恩格斯认为，在旧的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总解体时期，基督教和以前的一切宗教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他并且指出，基督教是在教派的相互斗争中，在同多神世界的斗争中，通过自然淘汰成为世界宗教，取得胜利。早期基督教与异教世界神祗斗争的情形，同康熙时代中国礼仪之争颇有相近之处。与中国礼仪之争同时，印度的特殊礼节（malabar）也遭到禁止，印度的种性制度也受到天主教批评。基督教的一神也曾同日本神道教的八百万神灵（比人还多）进行过斗争。这说明，基督教作为跨越种族、国家、阶级、性别、家庭、肤色的世界性宗教，势必同民族宗教和崇拜发生冲突。民间宗教永远无法走向世界成为万国万民的信仰，基督教的固有信仰决定了它对这种有害迷信要进行斗争。这同它在罗马帝国时期艰难地向四处传播时的情形是一样的。
汉斯·孔在谈到基督教在中国民间宗教中的两难境地时说：“要么基督教责难民间宗教，那它就只能始终是外来宗教；要么它容纳民间宗教，那它就会失去其本身的特征。”礼仪之争就是这两种倾向的一次激烈的冲突。从维护基督教信仰的特质出发，向孔子行礼，每年三次向政府官员和学者举行的跪拜、烧香、贡献祭品，以及向祖宗祈福，民间的破除凶灾的魔法，都是应当加以反对的迷信。如果对它过份妥协，就会成为机会主义和调和主义。如果忽视天主教义的纯洁性，强调调和，就会使基督教变质。罗博瑟姆（rowbotham）指出：耶稣会的反对者表示“在这一点上妥协将会导致信仰死亡”，“如果耶稣会士的主张被全盘接受，中国天主教迟早会失去它自身的特点。”赖德烈指出：“应当肯定，教皇的通谕有助于教会免于失去其特殊的使命和活力。教会如果同中国一些现存习俗和平共处，随之而来的肯定是教会的蜕变。不管少数有教养的人如何，对广大群众来说，他们奉行的礼仪大部分是万物有灵论。马上把一个民族全体从泛神论，引导到纯洁的基督教信仰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有意地与那些明显的低层次的和不完美的事物妥协则是危险的。”这是站在基督教信仰的立场上所可能说出的，最恰当最贴切的意见，也是一种真诚的看法，令人觉得言之有理。
我们愿意指出一个事实：目前大陆农村丧葬礼仪复杂，迷信色彩浓厚，一般农民感到“死不起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纷纷转向信仰基督教，对简化的丧葬礼仪转为欣赏。用基督教的信仰仪式冲击旧式迷信，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四、国家内政论
有些人认为礼仪之争是传教士对中国国家和内政的干涉。顾长声颂扬康熙“坚持了一个独立国家应有的尊严，反对了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又说“康熙雍正禁止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使中国从这一道防线基本上堵住了殖民势力的渗透达一百多年。”连闭关锁国都加以称颂，禁止传教自由竟然和维护扯在一起，令人费解。
什么是国家？什么是内政？国家通常同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外交权）以及领土完整等联系在一起。卢梭认为在民不在君。宗教是信仰者一种个人选择，属于人们的良心。中国是个具有多种宗教构成的国家。人们信仰哪一种宗教，采取何种宗教仪轨，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并不违反利益。世界三大宗教先后传入中国，凡入教者都接受有关宗教的戒律规条，服从一定约束。佛教传入中国、日本，并不涉及该国问题。西方传教士是由民间宗教团体派出的，并不代表任何国家和政府，不是国王的使团。不是由政府规定和强制推行的。因而仪式，礼规并不是一个国家政府的内政。把宗教同政治，教会与国家混同，杜撰“宗教”的概念，没有什么益处。罗马教廷的指令，只对教徒有约束力，并不针对中国政治制度。所谓维护国家，是无稽之谈。从另一方面讲，由皇帝对宗教事务进行裁断，并不意味着的完整。一个国家的，不会因为所辖范围内的多元化而被削弱。国家保护一国公民的正当利益，而非相反。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天主教徒都承认罗马教廷的权威，丝毫不意味着他们不是本国的公民。这些国家的也并不因此而受到损害。一个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天主教徒，只要奉公守法，不会因为他在宗教仪式上与别人有区别而被认为犯法。做教徒与做公民并不矛盾。满清入关，强迫汉人剃发蓄辫，许我汉人不肯剃而被杀头。道教出家人（如傅山）反而照常蓄发。那时他们尚且尊重宗教徒的礼仪。更重要的是，礼仪之争是一批宗教学者围绕自己的信仰与中国习俗的关系，在教会内部进行的讨论，并没有要求中国政府这样做那样做，也没有要求非天主教徒这样做那样做。新晨
有人认为传教士就中国礼仪与译名问题，上诉罗马教廷是干涉中国内政，康熙帝为了维护中国才下令禁教。其实，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承认罗马教廷的权威。舍此，便不能称为天主教。中国的传教士在争执不休，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请示教廷，而不求助于中国皇帝，属正常之学。历任教皇都是在听取神学家讨论之后才慎重行事的。起初教皇想采取调和政策，所以才有1645年与1665年两个相反的通谕，而克来门特九世认为这两次通谕均有效，由传教士视情况自行决定。只有后来耶稣会士擅自将礼仪问题提交康熙皇帝，“各省传教神交争执益力，纷纷上书罗马教皇，求察明断决，以息群喙。历任教皇以神交所言不同迟疑不决者久之，至1704年教皇格肋孟第十一（克莱门特十一世）又详细考核，知以上诸礼，难免异端臭味，不合圣教之至圣，遂不复迟疑即出论禁绝。”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来看，教皇此举使“异论顿息，人心翕然，迄今二百年各省传教神父勿论何国何会，悉尊教皇喻旨……共遵一途，共守一道，毫无争执歧异之端，而圣教的至一至圣，亦愈彰明较著焉。”这是令人欣慰的。康熙帝在教皇特使的公告上信手涂鸦，胡写乱画，进而驱逐外交公使，蛮横指斥教皇使臣“愚不识字”（指不识汉字），污辱人格，出言不逊，实在有伤大雅。他干涉宗教内部争论才是一种越权。萧若瑟说：“定断某事为异端，某事非异端，某事有罪不可行，某事无罪可行，系神权的事，应归教皇主持。国君掌管国政，只能治人外行，不能及人良心，故此次康熙所为，未免越教皇神权。”痛快斯言！今天，不仅天主教徒如此看，一般明理懂法的人也如此看。政治与宗教、国家与教会应当分离。天主教徒在宗教事务上服从罗马教会，乃天经地义。王治心也说：“教廷当局，宁可牺牲在中国的以往工作，不愿和中国的风俗习惯有丝毫妥协，这种守正不阿，不肯枉尺直寻的精神实在是无可厚非的。”
［关键词］送礼 礼仪 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G1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1－0098-01
前言
众所周知，礼仪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在交往中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而送礼，作为交际礼仪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人际交往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中西方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所以导致各国对礼仪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而在送礼过程中的习俗和禁忌也有区别。因此，本文从“送礼”这一社会现象入手，具体比较中西方有关送礼的习俗，禁忌和对礼仪的不同理解，探究其深层文化根源，从而进一步了解中西方文化，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一、礼仪概述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在中国传统的“仁、仪、礼、智、信”五德之中，“礼”是中国儒家思想最为推崇的一项美德。而送礼也就成了这一美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人际沟通作用。所以中国自古就有“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礼多人不怪”的说法。而从西方社会的历史来看，作为历史上的几大文明古国文化的继承者，同样表现出人类对礼仪的不断追求及其演进的历史。
礼仪，作为人际交流的基本原则和工具，在日常交际中它“协调着人际之间的关系，规范着人们日常的行为，影响着各色人等的社会文化心理，从而使人类社会规律化、有序化地运转。”纵观全球，各国皆有送礼的习俗，但“礼多人不怪”这一传统观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将面临更多挑战，所以以下将就中西方送礼中所体现的礼仪差异进行对比研究。
二、对比分析
（一）送礼的场合
在中国，送礼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是必不可少的。逢年过节，日常亲朋，邻里间走动，托人办事或答谢等，礼物都会被派上用场，而送礼的场合也是名目繁多。从小孩满月、百日、周岁；长辈或老年人，甚至年轻人和小孩的生日到日常的婚、丧、嫁、娶诸类重大活动和乔迁新居，店铺开张庆贺等活动，亲朋好友为表示心意自然要送礼。
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的日常送礼就没那么频繁，但在亲朋好友生日、订婚、结婚周年纪念日、乔迁、告别，大学毕业以及圣诞节等重要日子，或应邀到他人家中拜访时通常也会带些礼物。
（二）礼物的选择
中国人在选择礼物时很重视礼物的价值，认为礼物越贵重就越尊重对方，其表达的感情也就越真挚，所以赠送礼品时一般都会考虑到具体的对象和场合。而在生日、乔迁和日常的婚、丧、嫁、娶中，以金钱作为送礼的物品较为普遍，而这样的送礼方式在西方国家很少见。而且中国人在送礼的时候不注重对礼物的包装。
西方国家的人在选择送礼的礼品时没有太多讲究，而且大部分时候，他们一般不送也不接受太贵重的礼物，因为这可能给双方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误解。“礼轻情意重”，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赠送礼物人的心意和祝福，而不是礼物的价格。一束鲜花、一瓶酒、一盒巧克力、一些用于装饰房间的小物品、旅游纪念品以及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或卡片等都是他们选择的礼物。但相对于中国人而言，西方人更加注重礼物的包装，无论什么样的礼物都要进行精心的包装。
三、中西礼仪差异的文化根源
礼仪在其历史演绎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带有其本土文化的特征。日常交际中不同的习俗和禁忌本质上都有其深层的文化根源，所以在理解和尊重这些礼仪差异前应对其文化根源有一定的了解。
根据霍夫斯泰德提出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价值维度来分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分属于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
在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群体观念较强，对群体有依赖性，认为每个人都是复杂的群体网络中的一分子，而不是独立于群体之外的个体。因此，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重视处理人际关系，力图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与中国文化相反，西方所推崇的是个人主义，他们更加尊重人权与自由，崇尚人人平等。他们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人，然后才存在于一定的集体中，因此他们普遍对集体的依赖性小，而更加看重自己的个人利益和自我实现。这也就导致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忽视了群体关系的建立，所以送礼这种交际方式的使用相对于中国也少得多。
四、结论
总之，无论东西方文化，“送礼”都是日常交际中的重要社会习俗，而且是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送礼的相关习俗和禁忌的区别，本质上是中西方礼仪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不同。随着在现代生活中，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往日益频繁，怎样理解和把握这些深层文化的本质和特征对于交际的双方加强沟通与认识有着重要的作用，从而有效地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引起的误解和冲突。
【参考文献】
[1]舒安娜.交际礼仪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26.
1、化妆的礼仪
化妆的基本原则
（1）化妆要视时间场合而定。在工作时间、工作场合只能允许工作妆（淡妆）。浓妆只有晚上才可以用。外出旅游或参加运动时，不要化浓妆，否则在自然光下会显得很不自然。
（2）不要非议他人的化妆。由于文化、肤色等差异，以及个人审美观的不同，每个人化的妆不可能是一样的。切不可对他人的化妆品头论足。
（3）不要在他人面前化妆。化完妆是美的，但化妆的过程则实在不雅观。
（4）不要借用他人的化妆品。这不仅不卫生，也不礼貌。
（5）吊唁、丧礼场合不可化浓妆，也不宜抹口红，保持素颜，也可化淡妆。
2、发型要与服饰相协调
与礼服相配：女士在比较庄重的场合，穿礼服时，可将头发挽在颈后，显得端庄、高雅；最好剪短发，以免头发飘来飘去。
与连衣裙相配：如果穿v字领连衣裙，就可将头发盘起，如果穿外露较多的连衣裙，可选择披肩发或束发；与西装相配：因西装给人以端庄整洁的感觉，发型也要梳得端庄、大方，不要过于蓬松。
3、不得在公共场合修剪指甲
社交活动中，人与人之间需要握手。手是仪容的重要部位。一双清洁没有污垢的手，是交往时的最低要求。要经常修剪指甲，指甲的长度不应超过手指指尖。修指甲时，指甲沟附近的“暴皮”要同时剪去，不能以牙齿啃指甲。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任何公共场合修剪指甲，都是不文明、不雅观的举止。
4、体毛必须修整
鼻毛不能过长。过长的鼻毛非常有碍观瞻。可以用小剪刀剪短，不要用手拔，特别是当着其他人的面。腋毛在视觉中不美观也不雅观。白领男士和女士应有意识地不穿暴露腋毛的服饰。女士在社交活动中穿着使腋窝外现的服装，必须先剃去腋毛，以免有损整体形象。在社交和公务场合，男士不得穿短裤，不得挽起长裤的裤管。女士在穿裙装和薄型丝袜时，如露出腿毛，应先将其剃掉。
5、保持牙齿清洁
酒店把握住礼仪文化的意义，并且按照其发展的方向在实践中运用到酒店经营各个方面，充分表现在酒店工作的实际当中。
1.提升员工的核心凝聚力，规范酒店内部管理水平礼仪已经形成一种观念中的既定符号，它将人们交际言行进行了充分的提炼与总结，可缓解人们不安的情绪，使交往最适宜的情绪与言行派上用场，引起对方的关注，以此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ii。能使企业的整体效益有所提高，还能杜绝各种不应有的浪费，使员工对酒店这一集体更有归属感。所以，酒店礼仪文化是提高内部人际氛围的有效方法。
2.巩固消费者的忠诚度，塑造酒店的良好公众形象马斯洛将人类的需求进行了这样的划分：生理、安全、自我实现、归属和爱、受尊重这五类。顾客在酒店不只能得到一些表面应对，顾客需要得到的基本生理上的满足，像吃、住等那是理所应当的，除了这些还要得到礼遇。顾客进入酒店不光是要求物质方面的满足，还有精神上的需求，有时顾客更注重得到尊重和礼遇。酒店应该从顾客的心理特点出发，既要让顾客得到酒店硬件上的享受，又要得到酒店的整体尊重的心理享受。
3.形成酒店的品牌影响力，提升酒店市场竞争能力在当前竞争日益激烈的酒店行业里，只有把握住酒店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水平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据统计，顾客在面对一样的酒店硬件设施时，首当其冲的就会选择酒店的服务水平，酒店的服务理念会直接影响选择的结果。礼仪、礼貌就是优质服务的重点。酒店行业要运用礼仪文化提升竞争力，礼仪文化能够树立酒店优质形象，打造酒店的品牌。这就要从礼仪的基本内容入手，注重酒店员工的行为举止、仪表谈吐、待人接物的礼貌规范等。还有，国内的一些酒店实行工装统一，标牌统一，甚至色彩也要求一致，这就从整体上构建了整齐划一的品牌印象，促使员工自觉遵守礼仪规定。要向优秀的同行学习，形成自己的品牌文化，比如香格里拉殷勤好客五项核心内容：真诚质朴、温良恭谦、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尊重备至。如家的服务理念：快乐的微笑、亲切的问候、热情的服务、真心的亲爱。海景花园大酒店的“以情服务，用心做事”。因此，礼仪文化创造的价在酒店行业竞争中发挥重大作用iii。
二、传统礼仪文化对我国酒店现代服务理念构建的途径
1.提升“礼”的思想认识，构建酒店礼仪文化体系酒店礼仪文化机制建立的基础是强化礼仪观念，以规范、协作、融洽的礼仪规律作为从酒店制定整体政策、发展方针，武装酒店员工的个人思想。其一，需要改变酒店管理层在礼仪文化上的观念。作为酒店的管理者首当其冲要认识接受酒店礼仪观念，还要把礼仪文化运用到酒店的管理政策与运行标准中去，规范酒店的经营行为。只有酒店管理者的礼仪观念根深蒂固，通达明白，才能具备传授一般员工礼仪文化的资格，高效传达酒店的礼仪文化精神。管理者礼仪观念强、素质高，才能有效的建立执行酒店礼仪文化。所以，酒店管理者需要立足工作实际不断创新管理理念，倡导有效的礼仪文化竞争的新思维，从考评思想觉悟，文化水准以及对酒店的展望等角度入手，挑选和任命酒店管理者，管理阶层需要首先武装正确的礼仪文化理念，不断培养酒店员工的思想认识。第二，要让酒店员工从整体上形成酒店礼仪文化的共鸣。酒店的礼仪文化构建需要酒店员工深入了解酒店礼仪观念，并切实运用到个人自身的工作实际中去。通常情况，提高酒店员工的礼仪文化理念，可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培养礼仪文化理念要有选择性，侧重强调青年、遵守规章制度意识弱化的员工的培训工作；其次，要科学合理的传授礼仪理念，要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待礼仪观念的生成，不断在实际工作中解决员工的问题，加强员工礼仪服务的理念；再则，礼仪观念需要润物无声、渐渐形成，通过酒店的内部刊物酒店文化网站等途径形成员工深入的学习的氛围，构建员工有序、协作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氛围，提高员工自觉的礼仪文化观念。
2.完善酒店礼仪制度内容，保障礼仪文化的实施长期不断的酒店营业和管理经验衍生出礼仪制度，这是一种遵循酒店礼仪规定的文化现象，目的是增加酒店社会经济效益，在酒店的礼仪传统中，它对其文化的根基与发展以及不断的创新，都起到了最为关键性的作用。其内容有管理与组织构建规范章程等，旨在使酒店管理更为正规，员工的言行更为规范，是带有强制色彩的。酒店行业的制度章程，在文化构建上主要可通过下边几点着手：首先，开展酒店礼仪文化的宣传工作。依据酒店的实际情况，由酒店人力资源部门所属的培训部门制定酒店礼仪制度，请礼仪培训讲师向员工传授礼仪规范，担任具体执行礼仪制度的责任人。酒店的质监部门要把酒店的礼仪制度纳入到监督范围之内，保证切实执行。酒店的礼仪文化管理高层由酒店高层领导兼任，主要是监督和全员执行酒店礼仪制度，担当酒店礼仪文化运行中的重要事件处理工作。酒店必须构建上述机构组织，才会真正切实的把酒店礼仪制度落实到位。其次，制定完善的酒店礼仪制度。酒店礼仪文化需要从酒店所出台的各项礼仪规定和制度去体现。当前酒店行业的规章制度基本上大同小异，但细分到各个酒店中去就不尽相同。所以，酒店之间要互相学习，总结好的经验方法，突出酒店自身特点，出台适合酒店自身运行的礼仪规定，让酒店员工的行为有所依凭，有所约束，让酒店员工在实际的执行时呈现最佳状态。第三，要关注酒店礼仪制度落实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据统计，礼仪文化建设中最亟待完善的就是礼仪培训的过程和师资问题。酒店员工对礼仪文化接受的程度有赖于培训师的水平高低，正确合理的礼仪培训影响员工向顾客展现优质的礼仪服务。当前的酒店现状是，将礼仪制度和关联的服务行为规定施行捆绑制定，礼仪和服务是相辅相成的，可混合不是混淆，不能忽视礼仪制度的发展，要把礼仪制度具体化，让礼仪行为有所依凭。
对比中西方发展的历史，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鉴别中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产生中西方文化礼仪的重要基础。西方人认为：每个人有着自己的独特身份和个性，而千万个个性和身份独特的人才能构成丰富多彩的世界，在西方看来，只有尊重每个人的利益，发挥每个个体的优势，才能够有社会的发展，特别经常用“天助自助者”来阐述个人主义，这成为西方专有的文化符号，也成为西方文化礼仪的重要出发点。特别是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对个人更是突出和强调，在不断传承和发展中尊重个人隐私成为西方文化礼仪中一个公允的价值观念和基础，而这一点也经过不断地发展成为世界上礼仪的共识。应该看到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不等同于自私和利己，而是在尊重个人的利益与价值的同时，实现集体和社会的发展。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认同上的不同出现了西方人特有的对家庭、友谊的不同理解，出现了对个人尊重的西方文化礼仪。在中国的文化和传承中集体主义一直是广为推崇和赞扬的美好事物，无论是孔子的仁爱思想还是墨子的兼爱思想都对集体主义有着共同的肯定与鼓励，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有集体作为基础才能够有个人的利益，“大河没水小河干”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中国传统思想里更加强调集体的奋斗，个人的成功属于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鼓励那些为了集体而做出个人利益牺牲的人。在这样的认知条件下中国文化礼仪更加重视集体主义，往往会出现对集体主义的膜拜，中国文化礼仪在表现形式上就变得更加含蓄和谦虚，带有强烈的“东方智慧”的风味。
2家庭观念不同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西方家庭结构较为简单，基本为“父母———孩子”的二元结构，多数老人在经济独立或者有自理能力时采用分开居住的方式，老人更愿意从精神和荣誉上给年轻人以指引，而很少从金钱、体力上给年轻人以帮助。而青年人认为自己代表着希望，如果跟老年人长期住在一起将会在荣誉、自尊、能力方面受到损害，因此也不会轻易组成老少几代、亲戚朋友的大家庭，这是西方社会的文化特色，同时也产生了西方文化礼仪的特点，对于西方家庭，成员被视为平等的主体，每个人有平等的发言权，因此，可以看见西方的孩子直呼祖父母的名字，而这一点在中国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才是家庭幸福和家族兴旺的标志，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中国家庭的结构属于“老人———子女———孩子”三元结构，家庭成员在一起居住和生活，在家庭中年轻人对老人的尊敬和服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家庭尊重老人的经历、付出和指挥，老人在家里有特殊的荣誉和特权，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中国家庭有彼此支持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这使得中国家庭更加重视自身的修为，避免因自身的不足和缺失，给整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带来损贬，这就使中国家庭成为成员共同认可的单位，因此，中国家庭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荣誉感。反映在中国文化礼仪上，中国更加注重“尊老爱幼”，遵循在礼仪上突出秩序，在秩序上强化尊重。
3对民族主义认同差距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饭前：
餐桌上都不应该戴帽子;在白天拜访别人的时候女士专用的帽子例外。在正式的宴会中，男士们须站在自己的座位后面，等女士们都坐下了以后，才能坐下。
在开始吃饭前，主人要做饭前的谢饭祷告，这在美国的家庭里是很普遍的，客人应该加入这个谢饭的祷告，至少要在祷告的时候保持安静以示尊敬。如果被邀请的客人有不同的信仰，主人的谢饭祷告不应该包括深奥的宗教仪式。
一般要等到每一个人都拿到了食物以后，大家一起开始吃。在别人还没有拿到食物以前，不应该擅自开始先吃;除非那些还没有拿到食物的人士请你不要等候，你才可以先吃。餐巾是放在膝盖上的。在正式的宴会中，客人要等主人把他(她)的餐巾放到膝盖上之后，才把自己的餐巾放上。
在正式的宴会上，食物应该同时送到餐桌上的每一位，但还是要等主人拿起餐具之后客人才能拿起餐具进餐。如果你不能吃某些食品，在你作客的时候，(如果主人不是你的亲戚，)不应要求主人为你另外再增添你要吃的食品。
进餐时的礼仪：
在家庭式的用餐中常常是把一盘菜传到各位的面前，有时由主人把菜拿到客人面前，稍微讲究一点的会有佣人把菜呈到客人面前。如果是传的话，你要按其他盘子传的同一个方向把菜传给下一位。当你拿到传过来的菜盘子，你可以从中取菜。在取的时候，不要取超过餐桌上人数比例的量，这样的话餐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一份。如果你不想吃传过来的菜，那就把它递给下一位，但是千万不要解释你为什么不吃或者作什么评论。如果是有人把菜盘子端给你，他会问你是否需要，你可以简单地回答是的，请给一些或者谢谢，我不需要。
当为进餐人士服务的时候，上菜都是从进餐者的左边放到他(她)的前面;而撤盘子的时候，都是从进餐者的右边拿走。但是对于饮料，可以从左右的任何一方呈上和撤离。在喝汤的时候，用汤匙由靠近你的一处开始，向远离你的方向打汤。不要把整个汤匙放入嘴里来喝汤，而是在汤匙的边上喝汤。如果汤碗里只剩一点儿汤了，你可以用不拿汤匙的手把汤碗靠近你的一边略略提起，这将使你比较容易把余下的汤流入你的汤匙。
如果光用叉子把食物叉起来有困难的话，可以用一小片面包或者餐刀帮忙;但是千万不要直接用手。按美国人的习惯，你不一定要吃餐桌上所有的菜，而且到最后你盘子里的菜没有吃完，也不是不礼貌的。不要询问别人为什么不吃某个菜，或者询问别人为什么不把菜吃完。
不要对餐桌上的菜进行批评，也不应该对菜的分量多少进行品头论足。吃东西的时候要闭上嘴。不要在吃东西的时候发出声音，嘴里有食物的时候也不要讲话;在吃的时候也不该有不应有的噪声发出来。当你需要离开餐桌的时候，只要说对不起或者对不起，我得离开一下就可以了。不要详细解释为什么要离开的原因，更不要说我要上厕所了之类的话语。
不要大声说话，好像非要全桌的人都必须听你似的;要让其他人也有说话的机会。千万不要在餐桌上擤鼻子或者吐痰。如果你必须做这些，你得先离开餐桌，在隐秘的地方进行。在餐桌上不该打饱嗝儿、咳嗽、打哈欠和打喷嚏之类。万一你做了，赶快向大家表示歉意，说对不起。
坐在餐椅上，不可以没精打采、装聋作哑的样子，也不可把椅子向后倾斜，翘椅子坐。不可以玩弄食物或者餐具;更不能拿着餐具手舞足蹈地讲话，不能拿餐具指人。你可以把你手肘以下的部分放在餐桌上，但是不可把手肘放在餐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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