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工作者写的科学论文,是指作者根据所制定的科研项目和确定的科研课题,通过实验、观察等手段,获得大量的科学数据,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科学结论,从而写出的科研报告。同学们写的科学小论文,比科学工作者写的科学论文要短一些、浅一些。
科学小论文实际上是同学们在课内外学科学活动中进行科学观察、实验或考察后一种成果的书面总结。它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对某一事物进行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后得出结论;可以是动手实验后分析得出的结论;也可以是对某地进行考察后的总结;还可以靠逻辑推理得出结论……
现在我就来说一下我的小论文:
前几天,叔叔阿姨们就送来了好几盆花和几株树。门口、客厅里、房间里和阳台上都摆上了盆景。我对爸爸说:“我们家都有成植物园了,摆那么多的植物干吗?”爸爸笑着说:“植物能制造气氛,净化空气,人和动物谁都离不开它们,离开了它们都有不能生存。”人或动物离开植物后不能生存?为什么人或动物离开植物后不能生存?我将信将疑。决定做几个小实验来证明这个问题。
星期天,我从车库里抓来两只老鼠。这两只可怜的小老鼠即将成为我的实验品。它们不停地挣扎着,圆溜溜的一次性薄膜桌布小眼睛瞪着我。我把第一只小巧玲珑老鼠放在一个大鱼缸里,用把玻璃瓶封得严严实实的,生怕瓶里的空气与外界的空气相通。我仔细地观察着,只见小老鼠沿缸着壁,绕着缸底快速地向前窜。咦,小老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难道爸爸说的不是真的?可是,没过几分钟,只见小老鼠绕圈的速度越来越慢,直到停滞不前,奄奄一息的样子。顿时,我把一次性薄膜桌布轻轻拿开,捉出第一保小老鼠,放进第二只小老鼠,又搬入了四盆枝繁叶茂的植物。然后轻轻盖上一次性薄膜桌布。我不停地拍打鱼缸,只见小老鼠惊慌地乱窜。过了好久也没要咽气的样子。这个实验证明了植物可以输送动物所需要的氧气。
为了进一步证明人类和动物对植物的依赖性。我来到我们家附近一个饲料加工厂。那儿的空气里到处弥漫着一股哝哝的灰尘味,熏得我直咳嗽。我感到十分难受。然后,我又跑向我们家屋后的一片竹林里,那是一个空气新鲜的地方,我感觉极为清爽。这个实验证明植物可以净化空气。使人呼吸顺畅。
科技论文；生物科学素养；文献检索
高中生物学教学使用的教材以及生物科技书籍与生物科技新进展存在较大的时差，将生物科技论文中的新观点、新作法，以及相关的新知识、新成果和新应用传播给学生，可促进学生对不断发展的生物科学及其研究的理解和应用，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提高生物学学习能力和生物科学素养。
一、科技论文的概述
所谓科技论文是指论证、描述运用科学技术，开展科学研究，获得一定科研成果的学术性文章。中国国家标准GB7713-87明确指出：“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做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科技论文能体现最新的科技成果及科技发展，科技成果已广泛运用于生产、生活。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有效地运用科技论文，能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促进学生对生物学的认识，提高生物科学素养。
二、科技论文的选择
应选择近期发表的较高水平的科技论文，注意选择研究角度新颖、涉及生物学热点话题的研究文章。如学习有关育种知识时，介绍有关华中农业大学科研人员克隆出控制水稻光敏感核不育的基因pms3，该科研成果可加速水稻“两系”不育系培育，促进作物杂种优势利用。引导学生由此相关信息为主题，检索有关科技论文，让学生获取科学性、权威性的基因工程育种的最新科学进展。
还应注意选择有关促进社会、生产、生活等方面研究的科技论文。例如，在学习“生态环境的保护”时，根据不断加剧的“雾霾”天气，引导学生学习《北京一次持续性雾霾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及影响因子分析》，帮助学生了解北京地区持续性雾霾天气过程中的气象因素和气溶胶演变特征。学生结合“雾霾”天气亲身体验，加深了对“雾霾”天气的了解，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有利于学生掌握生物科学知识，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许多实验验证性的科技论文包含有实验材料、实验方法、实验结果、讨论和结论，不仅具有科学的、最新的实验技术和方法，还有翔实的实验数据，让学生易于理解实验过程、实验数据和结论之间的关系，体现科技论文的应用价值与社会意义。
三、科技论文的教学应用
首先在课堂上为每位学生提供一份论文，要求学生围绕“文章的研究的目、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结论或结果、研究的问题对社会或研究领域有什么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阅读，培养学生快速地获取有关信息的 能力。
然后指导学生罗列论文中相关的生物学概念和难理解的专业名词，并尝试理清生物学概念与难理解的专业名词之间的关系，通过新情境的构建，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分析、应用等迁移能力，为理解实验和科学进展打下良好基础。
科技论文表述的实验原理和步骤等具有前瞻性，专业性比较强，学生难以理解。课堂教学时教师应简要地解释实验过程，引导学生理解新的实验方法和实验设计，尝试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简化复杂的实验条件和方法，设计相关类似的实验，提高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
四、科技论文的教育价值
1.促进学生学会文献检索
指导学生从公共媒体如报纸、公共科学杂志，比如《新科学家》《科学新闻》或者中国知网等相关网站，采用“文献检索方法”“数据库检索方法”“出版物检索方法”，使用关键词搜索，在论文期刊上网站上或搜寻合适的论文，比如早期原创性研究论文，进行对比阅读，培养学生学会求知、学会学习，掌握认识世界的工具、学会最迅速、最有效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和运用信息的能力。
2.促进学生对生物学核心概念的掌握
高中生物核心概念是建立在一般概念、原理和规律之上的对生物学核心问题认识和理解，从不同的角度阐释生命的本质，有利于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生物学主干知识。在有关“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等核心概念学习中，以关键词“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影响光合作用、呼吸作用速率等”检索到《不同营养条件对金鱼藻净化作用及其生理生态的影响》《静止和充气培养条件下光强对龙须菜光合生理效应的影响》等科技论文，通过学习，拓宽视野，加深对光合作用速率、光合效率、净光合作用速率等生物学核心概念理解和掌握。
3.提高学生图文转换和图表处理能力
生物科学经常以生物绘图或图表方式呈现科学研究方法或成果，在教学中尝试将论文的数据用简化的图表进行特殊处理，剔除冗余信息，并将图表与文字相结合，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习惯，提高图文转换和图表处理能力，加深对新的科学实验的理解。
4.提高学生解决问题能力
[关键词]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作者简介]谢乾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学院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2006级博士生，云南农业大学教师，北京100083
[中图分类号]T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7―0127―04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 of 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
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淫，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高潮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
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淫，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高潮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转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比较分析中图分类号:C931
一般认为,国外和我国管理科学的产生与发展,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外的三个阶段分别是科学管理、行为科学和管理丛林,而我国管理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经历的是初创、重建发展和繁荣三个不同阶段。二者的起止时间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却有很大差异。时间上,国内研究要比国外晚20-50年;内容上,国内基本上是在学习引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后,信息技术和知识资本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丰富了管理学科的研究内容,并带来管理方式新的变革,给我国管理科学研究带来了机遇与挑战[1]。随着理论研究自身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旧的领域在逐渐淘汰,而许多新的领域已诞生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样,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出现时间、热点形成的原因也在不断变化。
1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代码可以看出国外对管理科学的理解与我国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理解比较一致。它主要是指通过吸收、改造、转换其它学科如运筹学、数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为管理科学其它两个领域提供合适的基本技术、基本方法和基本手段[3]。
1.1 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本文首先通过因子分析[4]和其他有关资料,选定了有代表性的59种国外期刊;然后通过关键词检索的方法统计了1990年-2000年这些期刊被SCI和SSCI收录的全部论文[5]。
从总量来看,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运筹与管理;其次是信息技术与管理、管理系统工程、评估技术、复杂性研究和一般管理理论;而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预测技术、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工业工程等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少得多(见图1)。出现上述研究格局是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70年代,国外管理科学的研究重点在于运用运筹学、系统工程等数量分析方法来提高决策的精确度和管理的效率,这些领域一贯以来都得到人们的重视和资助。而工业工程、预测技术、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则更多的被从工程角度和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如果得不到新的学科的支持和工具的改造,其研究力量则会逐渐变弱。
从纵向的历史变化规律来看,所有领域的论文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1990年到1992年,论文数量增长最快,随后就进入一个平均量比较平稳的增长时期。论文数量增长最快的领域有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和运筹与管理。而从发展的趋势来看,运筹与管理、信息技术和管理仍将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继续保持上升的态势。
图1 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论文总量图
1.2 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在考察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时,本文综合了四个方面的材料:一是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认定的18种期刊;二是在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针对重要管理学术期刊进行的调查结果;三是2000年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四是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提供的中文核心期刊。根据这些材料,确定了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领域的44种专业性学术期刊。
本文通过关键词检索,对所有这44种期刊在1994年到2000年间被中国期刊网收录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6]。
从总量来看,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信息技术与管理和管理系统工程,其次是预测技术、评估技术、运筹与管理。管理科学与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和复杂性研究则在20篇以下,尚未成为主流(见图2)。出现这种格局的原因是由于信息技术的深远影响和国家的信息化战略已得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界的重视,并且在企业信息化、决策支持系统和政府信息化等方面已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系统论的产生在国外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虽然在国内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研究领域,但在与管理问题相结合方面,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且持续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产生;预测技术、评估技术、运筹与管理等传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在解决新的企业管理和社会经济问题时,得到了检验和新的发展。
从纵向的历史变化规律来看,每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信息技术与管理、管理系统工程、预测技术和评估技术增幅最大。最近三年,管理系统工程、预测技术和组织理论保持持续上升的态势,可以预见它们仍将是未来几年的主要研究领域。此外,大部分领域的论文数量增长都不是很平稳,落差比较大,可能是由于受到诸如政府政策、资助环境的影响太大,这对于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剔除掉这些影响,我们还发现,1996年和1999年分别是研究论文数量增长的波峰期。由此在没有更长时间序列资料作为实证的情况下,推测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周期大体上是3年。这也提醒我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资助机构,在制定资助计划时应该最少覆盖3年以上。
2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问题的比较分析
“研究热点”反映着某一个时段内,学术界对于一些特定问题或领域的关注程度。对于理论研究来说,这一关注程度指标同样可以用这一领域内的情况或相关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来反映。热点问题是随着理论研究的进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变迁的。
根据热点问题形成的来源不同,可以把热点问题分为来源于实践的热点和理论发展自身形成的热点;根据热点持续的时间长短,热点问题可以分为持续的研究热点、前一段的研究热点和当前的研究热点;根据热点问题的地域差异,可以把热点问题分为国外的热点问题、国内的热点问题和共同的热点问题。
图2 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论文总量图
2.1 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热点问题
研究热点问题和研究的主流领域有惊人的同一性。通过对国外1990-2000年的研究论文分析,得出其主要研究热点问题如表1。
表1：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领域 国外研究热点问题
一般管理理论 知识管理、团队管理及信息管理的方法论、管理系统的哲学属性
运筹与管理 随机多目标问题及算法、生产系统的调度优化、网络冲突分析和资源罪优分析、交互式组和优化、金融/保险市场的定价模型
决策与对策理论 多目标决策、不确定性方法、神经网络、多参与主体信息不对称决策问题、风险和微机决策分析
组织理论 组织变革与创新、网络组织的组织结构、组织行为、知识经济及经济全球化对传统组织的影响
管理系统工程 系统分析方法、模拟技术
评估技术 评估指标体系的构造、评估技术在项目投资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应用
工业工程 并行工程、供应链、人因工程
信息技术与管理 面向应用的决策支持系统、电子商务、数据挖掘、信息系统开发的全面质量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方法和可扩展数据库模型
复杂性研究 混沌理论、量子理论和复杂策略的模仿
2.2 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热点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管理科学理论逐步渗透到我国的社会实践中来,并在我国的管理实践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引起我国理论界与决策界的高度重视。
通过对我国1994-2000年的重要研究论文和最近3年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与发展管理》、《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软科学》的全部论文进行分析,研究热点见表2。
表2：国内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领域 国内研究热点问题
一般管理理论 人本管理理论、人性假设及管理研究方法论、管理模式的研究、知识管理的初步理论、基于知识的管理激励
运筹与管理 动态规划、线性规划、生产系统库存优化理论、多重运输调度算法、各种限制条件下的排队系统
决策与对策理论 实际管理问题的决策模型、群体决策(委员会决策)问题研究、决策准则、多目标决策、模糊决策、公共选择的方式及决策规则的选择、可拓学在决策中的应用、事元、物元分析与决策过程、博弈分析
组织理论 组织结构、组织变革、基于流程和信息技术的组织再造、虚拟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
管理系统工程 管理系统分析方法、系统最优控制、网络计划技术、灰色系统与灰色理论、系统效能分析、系统模拟与仿真方法
评估技术 评估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方法、灰色关联评价模型、模糊评判、数据包络分析、人工神经网络的应用、风险评估、具体对象的效益与竞争力等指标的评估
预测技术 神经网络预测方法、预测模型、灰色预测、模糊预测、数据包络模型、因子分析、灰色预测、遗传算法
数量经济分析方法 经济计量模型、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的统计方法、投入产出模型、生产要素对经济效益的贡献分析、一般均衡分析
工业工程 敏捷制造、ERP、并行工程、生产调度模型、先进制造技术及其评价、质量成本模式研究、制造系统的可靠性研究、供应链管理、先进制造系统的抓钩排序问题
信息技术与管理 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模式与安全研究、组织决策支持系统、数据挖掘技术
复杂性研究 灰色系统、集对分析、复杂系统的分析方法、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研究、混沌理论、非线性复杂经济系统
2.3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比较
通过分别对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的主要研究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的异同点(见表3)。
可以看出,管理系统工程、信息技术与管理和运筹与管理是国内外共同的主要研究内容。持续的研究热点将集中在这些领域。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是国外当前的主要研究内容,可以预见,受国外的影响,国内未来3-5年内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将大量出现。
表3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主要研究内容的比较
国外的主要研究内容(前5位) 我国的主要研究内容(前5位)
决策与对策理论 信息技术与管理
组织理论 管理系统工程
运筹与管理 预测技术
信息技术与管理 评估技术
管理系统工程 运筹与管理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差异比较大,即使是共同的热点问题,研究侧重点也不同。如线性规划,国外的重点是随机多目标优化问题[9],而国内的重点是传统线性规划问题的求解算法和应用;此外,在热点问题的形成来源来看,国外基本上来源于管理实践和其他学科的启示上,而国内则更多的是应用国外理论结合我国国情来解决管理问题(见表4)。
表4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比较
类型 问题 特征说明
国内外共同的热点问题 线性规划、优化理论、决策模型组织结构、组织学习、系统分析方法、决策支持系统、并行工程、电子商务[10]、数据挖掘 经典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方向,在与实际管理问题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外研究的共同重视。
国外热点问题,国内尚未成为热点问题 复杂性研究[11]、供应链与价值链、知识管理、虚拟组织、绩效评估技术、复杂决策问题的博弈分析、风险管理 在前沿的研究问题上,国内要落后于国外。
国外非研究热点,国内为研究热点问题 管理信息系统、敏捷制造、神经网络预测方法、预测模型、评估指标体系 国外前些时候的研究热点,在国内有很强的应用背景,所以成为研究热点。
此外,在其他方面的差异还包括:
(1)知识管理、复杂性研究[12]等国外研究热点,已经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国则引入的时间不长,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13]。
(2)对于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和行为理论、数量经济分析方法等国内外研究成果日益减少的领域,如果不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加以改造,将难以继续引起学术理论界的重视。
(3)国内关于一般管理理论、组织理论等一般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现在,我们已基本了解了国外相关理论的研究状况,所以对这些理论的介绍在国内不会成为热点,但其应用研究在国内还有前景。
(4)在信息技术与管理、决策与对策理论等领域,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的差距最小。
3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问题比较的启示
(1) 研究的主流领域越来越多地受到信息技术、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影响。或者说,这些新技术、新的时代特征给管理研究主流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突破。
(2) 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有些研究领域要逐渐被淘汰,像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同时也会出现新的研究领域,如复杂性研究和电子商务等。这就要求国内研究主体要跟踪最新研究动向,培养发现研究热点的敏感性。
(3) 研究的热点问题大多来自管理实践的需要,即问题导向,注重技术和可操作性。这要求国内研究主体更多地关注管理实践,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
(4) 国内的研究热点普遍地落后于国外,但也有自己领先的领域,如工业工程。
(5) 国内的资助机构应加强对研究热点问题的资助,因为研究热点与管理实践联系得最紧密,而且也容易在管理实践中产生效益。特别是那些国内外共同的研究热点,其所在领域将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起到示范作用。
(6) 国内研究热点的形成,基本上有两个前提:一是国外已经是研究热点,国内研究主体加以介绍和引入,结合国内实际,形成研究热点,如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等;二是国内出于国家政策的需要,由政府大力推动而形成研究热点,如复杂性研究。
(7) 从内容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管理科学基本上处在借鉴应用的阶段,根据中国的管理实践提炼出自成一体的管理理论和技术的研究还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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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研究生培养;科研能力;科研过程;规范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B
1科研能力培养是研究生教育的主要任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表明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了创造性的成果,硕士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表明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由此可见,研究生的科研能力的培养是研究生教育阶段的主要内容,是与本科教育阶段的根本区别所在。
科学研究一般包括选定课题、调研文献、提出假设或观点、选择研究方法、制定计划、分析实验资料、总结和撰写研究成果、发表成果等环节。因此,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除了加强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教育外,还需特别注重对其发现科学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成果总结能力的培养。
21世纪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和军事对抗实际上是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而具有原创性的高水平科学技术和创新素质的高水平人才又是竞争的焦点,我们必须重视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问题。
2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特点分析
在我国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发现存在一些问题,虽然近几年来有所改变,但总体仍具有如下特点:
(1)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要求较低,导致对计算机学科中的基本理论和技术掌握得不牢靠。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了新概念、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在社会对应用型人才旺盛需求的驱动下,许多高校的计算机专业在课程安排上进一步重视对新技术、新应用的教学,而忽视了对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的教育,如很多高校计算机相关专业离散数学、形式语言与自动机等方面的课程都没有安排,而安排了多种程序设计语言方面的课程,使学生缺乏从事创新研究的理论基础。
(2) 课堂教学重视知识的传输,轻视对科研精神、创新意识的培养。虽然许多核心课程也有实验要求,但这些实验大多以加深对课堂讲授内容的理解为目的,对“选定课题、调研文献、提出假设或观点、选择研究方法、制定计划、设计与实现假设观点、分析实验资料、总结和撰写研究成果、发表成果”等整个科学研究过程的各环节的基本素养并没有太多的针对性的训练,研究生毕业设计出现闭门造车的现象。课堂教学对学生科研精神、创新意识的培养不够。
(3) 缺少学术批评精神。东方文化的含蓄、重情感、爱面子和回避冲突,使得学生总是“敏于事而讷于言”,在科技活动中不善于开展学术批评,盲目相信书本上、学术大师和老师所讲授的内容,从而失去了许多“明辨是非”的机会,也降低了取得重大科技突破的可能;在学术交流中不积极发言和提问,既挫伤了报告人的积极性又失去了通过交流共同提高的机会,影响了学术交流与讨论的积极性;另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浪费了培养发现问题能力的机会,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会变成“讷于事且讷于言”,创新能力以及工作效率低下。
(4) 高校和研究生招生的扩招,研究过程监控的难度增大。由于大规模的扩招,带来了研究生管理工作的粗放化,老师对研究生的研究过程缺少监控,导致了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的抬头。如通过嫖窃他人成果骗取学位、通过雇佣“”撰写学位论文等。诸如此类的机会主义,一方面考验着科技工作者的道德底线,另一方面也动摇了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体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学位的学生,一旦走上工作岗位、特别是领导岗位,将会给国家科技事业、社会进步带来相当恶劣的影响。
由此可见,我国研究生培养教育过程中,对科研研究的基础教学、对科研能力的培养方面存在一些先天不足,这就需要我们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机制与方法。
3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探索
在研究分析国外知名高校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实际情况,通过多年摸索,我们形成了较为行之有效的研究生培养的一些做法:
(1) 建设专业课程体系。基于研究方向要求,总结历届研究生论文写作所需要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知识,参照国外知名高校的课程体系,确定该研究方向的课程体系,提出了对离散数学、系统科学、复杂系统、抽象代数等课程要求,通过课题组内研究生交叉选修方式、做实例以及组内讨论交流,使课题组所有研究生均能够对所需的核心课程知识有所了解,掌握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基础知识。
(2) 注重新生入学培训环节。培训内容包括课题组的研究人员行为准则、实验室的科研方向介绍、科技文献查阅与强化训练等,使学生在一个月内对课题组的价值取向、管理方式有所了解和认同,通过培训和练习掌握文献查阅方法。
(3) 创造和利用各个科研环节和科研活动,如读书报告、小组讨论、大组交流等,从科学贡献、假设和观点的优点与不足、成果适应范围等方面启发、调动学生参与讨论的主动性、积极性,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开阔学生视野,通过这些活动,培养锻炼了研究生发现科学问题和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以及表达能力。
(4) 探索建立研究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规范和管理机制,并建立和实行组长、学长负责制,对学生研究过程进行监控。制定了涵盖内容层面、价值层面以及技术操作层面的规范,包括学术规范、工程规范、文档规范等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补充完善;注重加强对组长、学长与组员沟通能力的培养,提高研究生与人沟通技巧与技术交流效率。通过在研究过程中对学术规范的严格要求以及课题组执行能力,进一步强化了严谨认真、求真务实的科研作风。
(5) 在项目研究与开发过程中,要求学生以研究的方式对待所承担的任务,以研究态度对待研究课题,努力做出先进的方法、技术,做出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成果;以研究态度对待工程任务,研究通用方法,找出工程适应范围等。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历史发展
【中图分类号】G40-057【文献标识码】A【论文编号】1009―8097（2009）04―0014―04
范式（Paradigm）与研究范式（Research Paradigm）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关于这一点，叶澜教授曾作过专门的论述。认为，“范式的基本含义，即为学科的科学群体所认同，学科的内容和研究要素、过程、方法等形成的基本规范和结构式的框架……而研究范式则将关注点集中在研究活动上，不包括学科原理、基本概念等与具体学科内容相关的方面，仅仅与研究活动相关的范式方面。”[1]范式概念的创立者――库恩本人在其后来的《对范式的再思考》也补充道：“范式的一种意义是综合的，包括一个学科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另一种意义则是把其别重要的承诺抽出来，成为前者的一个子集。”[2]。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研究范式可以看作是从学科范式所抽取出来的关于方法的子集。尽管这两个概念有着很大的内在联系――学科范式内在地规定着这个范式内基本的研究逻辑。但在本文的讨论中，仅限于上述界定的研究范式的范畴。
一 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探索的历史足迹
在库恩提出范式理论后不久，美国教育技术学专家罗伯特•海涅克（Robert. Heinich）就以博士论文的形式探讨本学科的范式问题。然而，从方法的角度探讨研究范式的问题却只是近30年的事情。
1 布里格斯的研究范式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早期，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莱斯利•布里格斯(Leslie J Briggs)教授发表了有关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一系列文章。其中，1982年布里格斯[3]曾提出一个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的矩阵。他认为，实验研究只是教育技术研究者所能从事的很少的一部分研究，建议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研究中，考虑应用多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范式。这个呼吁多元的研究范式矩阵对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育技术研究生课程的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催生了一门新的课程：“设计和评价研究”（Design of Development & Evaluation Research）。该课程给学生提供了运用多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范式从事研究的实际经验。
2 瑞斯克关于研究范式的系统探索
在西方教育技术学领域，较早致力于研究范式问题系统研究的应该是马西•瑞斯克（Marcy p. Driscoll）。瑞斯克从1984年开始的十余年时间里发表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的论文达十篇之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还是她1984年在《教学开发杂志》(Journal of 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发表的《教学系统中可供选择的研究范式》(Alternative Paradigms for Research in Instructional Systems)。该文后经修订被收录到安格林(Gary J. Anglin)主编的第二版《教育技术：过去、现在与未来》(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之中，并更名为《教学系统中的研究范式》(Paradigms for Research in Instructional Systems)。
瑞斯克[4]根据当时教育技术领域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把教育技术研究分为八种研究范式：实验、准实验、元分析、个案研究/人种学、系统评价、成本－效应分析、模型开发、技术开发。瑞斯克认为研究范式不仅仅在于能够用来回答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能根据我们的需要进行整合。针对当时实验研究一统天下、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选择常常受限于研究范式的局面，瑞斯克提出了警告：“如果我们用狭隘的视野考虑教育技术，我们可能错过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为了避免这种“近视”的倾向，瑞斯克呼吁领域的研究者敞开胸怀接纳更多的研究范式，并认为这才是教育技术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应当说瑞斯克对当时教育技术研究领域实验方法一统天下弊端的警觉，并呼吁多元研究范式的主张是睿智的。十一年后该文被收录到教育技术领域名著《教育技术：过去、现在与未来》与这种睿智的眼光不无关系。加里•隋戴维杰（Gary. Sadavage）[5]曾对瑞斯克的观点高度评价。
在瑞斯克[6][7][8][9][10][11][12][13]关于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的后继研究中，瑞斯克得出的一般性的结论是教育技术领域应该提倡质性和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发展领域，运用这些研究方法，能使研究者回答那些单纯用实验方法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在这一时期，教育技术学领域对质性方法表现出了高度的兴趣。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会刊“教育技术研究与开发”（ETR&D）还专门设立了质性研究奖以鼓励质性研究。
鉴于瑞斯克在研究范式方面的影响力，不少研究者在与其交流的过程中多次向其提到一个问题：“教育技术领域未来的研究范式有哪些？”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瑞斯克与沃尔特•迪克（Walter•Dick）一起，发表了题为《教育技术中的新研究范式：一项调查》（New Research Paradigms in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 Inquiry）的论文。[14]该文根据ETR&D1992－1996年的文献，对当时教育技术研究范式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的结果发现，只有很少的研究范式被用到。更令人意想不到的研究发现是，半数以上的研究根本不属于人们习以为常的经验研究。作者建议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者应该更加关注那些开发研究方法，以再次推动领域知识的提升。所以瑞斯克认为，未来教育技术没有必要有什么新的研究范式，现存研究范式在领域知识生产方面已能取得显著的进步。作者还提出一些思路，以克服那些阻碍应用可选择研究方法的屏障。
3 海涅克等人的探索
罗伯特•海涅克（Robert. Heinich）在1984年发表了著名的《教育技术研究之正道》（The Proper Study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一文。在论文中海涅克特别对教育技术研究方法取向问题进行了讨论。海涅克[15]认为教育技术研究不应该是基础性的科学实验研究，而应该是应用性的开发研究，并应加强有关教学设计过程和方法的研究。“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我们教学技术这一领域中，对科学与技术、研究与开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的思考是必要和有益的……教育技术的研究不应该以实验室中的科学研究为取向，而应该以管理与工程意义上的开发研究为取向。”在教育技术研究方法方面，海涅克反对当时盛行的实验室研究，强调自然主义的研究。“在太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研究中我们一直仿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很多研究人员所采用的实验室研究方法并不适合教学管理的现实。”“我们把太多的时间花费在了告诉实践人员他们应该做什么上面，而对影响他们决策的那些条件是什么这一问题关注不够。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会把我们带入一个更具有自然主义意蕴的探究领域……通过使用自然主义的探究方法，我确信我们将会发现教学管理中被长期忽视的一些重要因素。”海涅克敏锐地觉察到了当时盛行的实验研究的弊端，主张运用自然主义的探究方式，应该说是教育技术领域较早提倡质性研究的人。
马歇尔•琼斯等（Marshall G. Jones）从1995年开始依托“美国教育技术研究在线”（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Online, InTRO）对当代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的教育技术领袖人物进行了系列访谈。在大量工作的基础上，琼斯等人在AECT1998年会上发表了《关于教育技术研究我们知道什么：与研究领袖的对话》（What we know about research in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Interviews with research leaders）一文。与琼斯等人交流的专家普遍承认，他们最初所采用的研究多是控制环境下的独立变量研究。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教育技术领袖人物的出身大多是准实验研究作为主流研究范式时代所训练出来的心理学家或教育心理学家。这种研究范式支配了教育技术领域很多年，目前大多数的教育技术领袖人物都正逐渐认识到，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研究中有很多可供选择的工具。专家们还认为，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争论是无意义的，应综合应用两种方法。另外，还有一些专家建议超越质性与量化研究，因为事实上，教育技术研究需要研究范式存在着更多的发散性，其中包括与后现代主义、语言学和历史研究相关的方法。与琼斯等人访谈的专家中，至少有两人认为，我们的研究不仅需要对从业者做出响应，同时也要对社会做出响应。
4 国内学者关于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的讨论
在中国，教育学科中关于“研究范式”的讨论也有相当的数量。然而在教育技术学科中对研究范式的专门讨论却不多见。其中黄荣怀、徐晓东等人的研究具有代表性。黄荣怀[16]在多次全国教育技术学学术会议上，对我国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方法问题进行讨论，其中也涉及到研究范式的问题。在黄教授看来，“研究范式与科学共同体没有本质的区别。共同体至少有一个特征就是大家能用一个语言对话，而在科学领域能对话的就是研究方法……库恩的范式理论为解决我国教育技术方法混乱问题很有帮助。”黄教授认为，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范式其演变经历了“经验总结――对比实验――系统整合”三个主要阶段。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层模型：通用的研究技术、相关的研究方法、教育技术特有研究方法。
徐晓东[17][18]通过对美、日、中三国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的比较，揭示了一个国家教育技术学研究范畴受研究者共同体理念和目标的制约，同时又受到具有不同研究专业背景研究者实践的影响。作者还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实证研究、质的研究的意义与局限，在此基础上，主张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采用“质”、“量”结合的方式，并探讨了今后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可能途径。
叶成林与徐福荫[19]曾就远程教育研究范式进行过讨论。叶、徐认为研究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为远程教育的本体性研究、远程教育研究者与远程教育的关系研究、远程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研究三个层次，并且将学科的研究范式区分为理论研究范式和实践研究范式两种基本类型。
赵鸣等人[20]曾从教育技术发展的线索出发，探讨其中蕴涵的两种研究文化：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本文作者[21]认为上述两种研究文化事实上就是已经形成的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并从历史与哲学的角度，对两大研究范式对立性与相对合理性进行了辨析。
二 前人关于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探索的历史贡献
前人关于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讨论的焦点是各种主义之间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争论。由此引发出了定性与定量、质化与量化、实证与人文等的旷日持久的对立与争论。就目前而言，在理论上达成的最为明显的共识就是：呼吁教育技术学研究走出传统单一的以实验方法为主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强调自然情景下的质的研究；同时也反对单纯的质或量的研究，强调两种研究范式的综合运用；承认研究的社会性、历史性和文化制约性，强调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考虑多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范式。
可以说，这些关于研究范式的讨论所达成的共识，开启了教育技术学多元取向的研究进路。对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影响，一方面丰富了研究方法的种类，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研究取向。这些不同的研究取向所暗含的各种理论倾向和价值观，大大丰富了研究者先前“单向度”的贫乏思维模式。另一方面，这种倡导多元研究范式的观念还大大扩展了研究对象的视域――它使先前单一实验方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可能或现实地摆在了研究者面前。由于对质性研究的强调，教育技术学领域那些现实的教学实际问题成为日益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对于“事理”的研究，研究者不再仅仅关注“是什么”，而对“如何做”表现出了更高的兴趣。
三 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探索的困惑与时反思代
前人关于研究范式的探索对于清理教育技术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曾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任何一个研究范式的讨论都有盲点，探索这一课题的每一个研究者在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自身也面临着一些困惑。对于整个教育技术学领域而言，这些困惑也同样纠缠着每一个从业者。
第一，研究范式探索所取得的共识，如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要结合，不能偏废等，这些共识大多仍只是停留在宏观观念上，而要将这些观念推行到研究实践中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机械性和反复性说明，这种形式上的“综合运用论”并不能完全填补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的空白，深化研究迫在眉睫。
第二，从相关的研究文献来看，研究者在引进科学史中的“范式”概念，探索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问题的过程中，大多数研究者对这两个概念都是不加解释地借用。然而，这样的做法却直接导致所讨论问题基本概念的混乱，并进一步造成研究者之间对话的困难。即研究者虽然共同讨论教育技术学的范式和研究范式问题，但他们关于到底什么是“范式”和“研究范式”却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理解，甚至有些人的理解是不恰当的。也许他们关于什么是范式，在形而上学层次上有着一些类似于库恩的共同的理解（诸如共同信念、科学共同体等），但由于他们在如何确定一个范式的标准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从而导致他们的研究结论大相径庭。
对于有些研究者，基本概念的混乱则发生在他们自身。瑞斯克将研究范式和范式以及研究方法不加区别地混用。一方面，瑞斯克借用库恩宽泛的学科范式概念，并用范式转换理论解释学科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却又从方法角度论述范式问题。在借用库恩范式概念的同时，瑞斯克事实上也就默认了库恩的一个基本命题：不可通约性。然而，在研究的结论上，却呼吁范式的整合。更重要的是，瑞斯克后来又将研究范式等同于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实验范式、元分析范式等等。这种“降格”的研究范式只能从具体操作的层面上论述各个“研究范式”运用的条件和功能，而无法涉及到各个研究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方面基本预设的更为深层的探讨。
也许这种概念的混乱在根源上是由于库恩对于“范式”概念的混乱（英国学者玛格丽特对库恩的范式观曾做系统的考察，她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归纳出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而另一方面“范式”概念在科学领域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得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者们仍很乐意采用这个概念。从单纯每一项研究的价值来看，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程度上揭示了教育技术学的范式与研究范式问题。然而，由于这种基本概念理解上的偏差，使得这些研究之间缺乏了对话的基础。上述的相关研究文献中，研究者大多都是“另起炉灶”，相互之间引用互证（或者是批判）的例子并不多见。由于少有沟通和对话，教育技术学领域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没有能形成一种合力，很难保持一种研究上的连贯性和持久性。
第三，由于基本概念的混乱，造成在讨论中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由于将范式和研究范式混用，而造成过多关注学科的范式，如理论基础、代表人物、经典成就等；另一种是专门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讨论研究范式问题，而在内容上完全脱离学科的范式问题。前一种倾向容易对如何研究的问题浅尝辄止，而无法深化研究。第二种倾向虽然专门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谈论研究范式的问题，但是由于脱离了学科范式的讨论，研究者所讨论的研究范式事实上都局限于他们所属的范式之下，即这些研究中有一个潜在的前提：都是在作者默认的学科范式下讨论的。一个学科的范式和研究范式在本质上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一般说来，学科范式内在地规定着这个范式内基本的研究逻辑。教育技术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至今，是由多条线索发展而来的。每一条线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分别代表一种范式，所以今天的教育技术学是多种范式共存的态势。然而，某个研究者往往归属于一个范式，他的眼睛往往只关注他所认可的范式下的问题，而对于其他范式要么是根本看不到，要么是由于不认可而不予讨论。这样一来，教条式地坐井观天――库恩所说的范式的消极作用便发生了。
第四，在研究范式讨论的分析框架上，相当多的研究者都采用“主义”对垒的分析框架。这一点，瑞斯克、布里格斯等人的研究概莫如此。应该说，这种分析框架并不是教育技术学研究者所独创的，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在讨论本学科的研究范式问题时，也大多采用这种分析框架。这种主义对垒的分析框架总体来说有两种研究的思路：一种是对学科的文献进行内容分析，以百分比的方式罗列各种主义的研究范式的分配形态，并由此对学科内的研究范式形态做出判断；第二种思路是通过对各种主义的研究范式的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内在规定的辨析，讨论某种主义在研究逻辑上的合理性与优越性。
应该说，第一种思路在整体上把握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的大致形态是有价值的，然而这样的思路最多只能说明哪些是该学科的主流研究范式，而对于哪个是支配性的研究范式则显得无能为力（主流研究范式和支配性研究范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属于输入和输出的关系，即主流研究范式是指那些数量上占优势，或大部分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范式。而支配性研究范式是该研究范式对学科研究的发展起到支配性作用，在数量上不一定大，关键在影响力）。另外，这样的思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研究者必须是绝对地遵循他所采用的研究范式的各种内在规定，否则在统计上就会遇到困难。这样的前提也许在以前可以成立，然而在强调多元融合的今天，这种前提是否成立需要打个问号。
第二种思路对各种主义的研究范式深层理论基础的讨论，对于把握和运用各种研究范式也是有价值的。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脱离学科范式的纯粹研究范式的讨论，要么是囵于作者本人所认可范式下的坐井观天，要么是脱离教育技术学学科特点的就方法而方法，甚至是脱离具体对象的纯粹形上思辨。
第五，由于教育技术学的交叉性质，学科内的研究者学科背景十分复杂。关于研究范式的讨论，在研究的态度上，多数研究者多是各执一词，都试图以自己希望的研究范式占领教育技术学研究这个阵地，而对其他研究范式表现出态度上的和行动上的拒斥。研究范式讨论中各种主义之争，尤其是刚刚过去的“质”“量”大战，研究者们更是将这种态度表现到了极致。一个学科的范式有盲点，一种研究范式也同样存在盲点。以一种研究范式取代其他研究范式而独占天下的研究态度是不明智的――当我们宣称只有我们自己的“范式”是科学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远离了范式的范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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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医学的发展与科研
科学是以特定的客观实在为其研究对象的分科之学。在自然、社会、生命、思维这四大范畴里，一切针对特定的客观实在而具有确切知识体系的分科之学都是科学。科学研究是指利用科研手段和装备，为了认识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实验、试制等一系列的活动。科学研究使分散的经验事实互相联系起来，构成理论体系的基本公理和原则，是整个科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为创造发明新产品和新技术提供理论依据。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探索、认识未知。进人新世纪之后，中医科技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国家对中医药科技事业的投入不断加大，尤其是近年来，强调中医药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潜力行业，因此对中医药科技的投入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医科学院，标志着国家对中医科学性的极大肯定以及对中医药产业化发展的极大关注。然而，探索适合中医学科发展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和中医药传承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科学研究都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中医学的科研亦如此，无论以哪种形式进行科研工作都必须建立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通过文献的形式保存下来，所以查阅研究文献，掌握前人的研究资料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就中医学而言，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大量的方药知识和丰富的辨证论治经验，无不记录在历代中医文献之中，如果不学习中医文献，不研究中医古籍，不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内涵和研究水平，便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科研课题，制定不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也不可能取得有助于中医学发展的研究成果。中医药文献整理是中医药各项工作的基础，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术的前提；传统文献学研究方法仍然是中医药文献研究的基本方法，版本的讲求、校勘的加人、注文的撰写和文字的处理更是文献整理中的核心问题；计算机手段是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上规模、成系统的必要保障，但应注意在使用该手段时与传统文献研究方法的结合。
2文献研究与继承发展
文献研究的目的是应用，是为临床、科研、教学、生产提供指导，要想充分发挥文献研究的导向作用，就必须将回顾性研究与前瞻性研究相结合，对文献进行深加工，对学科、专业、专题领域提出新的理论方法或发展预测。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是指校勘、训诂、注释、辨伪、题录、索引等，现代科技方法包括视听资料、建立数据库、计算机阅读、卫星通信及激光存取等新技术。现代科技方法以其存贮容量大、分析整理和传播速度快、提取利用简便等特点，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传统文献研究方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可以大大提高文献研究的速度和精度，提高研究成果的水平。中医文献的研究整理，既是对中医学术的继承，又是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既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又可对后人运用给以启示；既是对前代文献的整理，又是对前人文献的提高；既可丰富基础理论，又可指导临床实践；既有历史的意义，又有现实的意义。总之，中医文献整理研究的过程是对中医学术继承发扬的过程，是整个中医工作的重要方面，是研究中医学术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工程。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已成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资源。中医药古代文献作为一种古老的信息资源，其存在形式与传播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信息获取的需求，所以，必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实现中医药古代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彻底改变其存储与传播方式，使大量沉积的文献信息展现出时代风貌，使中医药古代文献中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以此来激活中医药文献资源，使其成为中医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源泉。数学被称为“科学之皇后”，是基础学科基础之基础，中医学对数学的应用是薄弱环节，也是其发展滞后的重要表现之一。基于数理基础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全息论、协同论、突变论，中医学科曾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深人，但是作为研究方向仍是十分重要的。现代数学中的模糊数学、逻辑分析、统计学、聚类分析等都为中医学分析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些好的方法。在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工作上，以文献整理研究为基础，坚持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强基础与临床研究，以提高中医药理论的发展和实践能力，提高临床疗效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其中临床实践是中医药科学研究的源泉，也是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根本途径，要组织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既要积极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也要引进适于中医药研究的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积极促进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3中医学发展之机遇
近年，国家对中医药科技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医药关键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研究领域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促进中医理论自主创新，在提高中医防病治病能力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提高中医普及程度与国际化程度等。胡锦涛主席曾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蓝图，其核心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同时“支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也成为政府高度重视的大事，这些都为中医药学全面创新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医工作者应抓住机遇，加强文献研究工作，从浩如烟海的中医文献中吸取知识，探索、揭示疾病发生发展规律，服务于临床、应用于临床，充分运用中医药科技为人类健康保驾护航。
作者：王传博/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安徽 合肥 230061
关键词：词频分析，共词分析，聚类分析
研究生学位论文反映本专业研究方向。研究生学位论文是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的研究生所撰写的毕业论文，是其科研成果的结晶，反映了作者独立进行科研活动的能力。在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的过程中，寻找研究热点、把握研究趋势是必需环节，有些研究者通过广泛阅读文献，有些研究者通过文献计量学和内容分析的手段，常见比如发文统计、知识图谱分析等。从文献生产、供给的角度，这有助于研究者在短时间内低成本地激发新的想法，迅速获得相关文献并寻找研究空白，获得较大的知识收益，有利于知识的产生、传播和累积。
论文的关键词是文章内容的提炼及核心思想，在某一学科中，如果某些关键词在众多的论文中反复出现，就说明这些关键词是该学科的研究热点。因此本文以教育技术学专业为例，将研究生学位论文和论文关键词作为研究对象，对教育技术学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进行探析，并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以期探讨进步。
1.研究过程
1.1主要的分析工具
论文分析需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离不开相应软件的辅助。本研究中主要使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Bicomb）抽取论文中的关键字段，形成高频词一论文矩阵，Python进行聚类分析，Excel作为Python的输入，以及进行简单的统计。
1.2数据采集和处理
中国知网上收录的论文数量较多，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数据来源。通过本校数字图书馆访问中国知网，选择“博硕士”类型，并以“教育技术学”为“学科专业名称”进行检索，共获得研究样本7937篇研究生学位论文，然后按照NoteFirst格式采集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题录信息。使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将论文的发表年份和关键词提取出来，输出成EXCEL格式。
共词聚类分析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步骤：首先选定参与共词分析的高频关键词并构建共词矩阵，然后将共词矩阵转化为相似矩阵，然后进行聚类分析，最后对结果进行解释。关键词的选择，目前有TOPN，正太分布法，齐普夫第二定律等几种常见的方法。
经过统计分析，本文样本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故本文选择累积百分比20%的关键词作为高频关键词，生成如表1所示的共词矩阵。
为了消除频次悬殊造成的影响，用Ochiia系数将共词矩阵转化成相似矩阵，即将矩阵中的每个数字都除以与之对应的两个关键词总频次开方的乘积，该矩阵主对角线上的数据均为1，代表高频关键词自身的相关程度，如表2所示。
2.研究结果
2.1关键词的词频分析
词频分析法通过对关键词中高频词汇的分析，能够确定某一学科的研究热点及其变化。本研究共收集到7937篇研究样本，对所有关键词进行统计排序后，得到排名靠前的20个关键词，表3提供了前10个关键词。
观察上表数据，可以发现，教学设计出现频次远超其他关键词，在教育技术学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信息技术和网络课程占据第二和第三名次，说明教育技术学对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应用比较深入和频繁。
为了进一步探究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历史，故对各年度所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可以得出各年度频次排名前10的关键词表，具体见表4。
表4显示了高频词的变迁过程。观察上表可以发现，首先历年排名靠前的关键词都有教学设计和网络教育，稳定性比较好，正体现出教育技术学交叉学科的特点，同时也可以看出，2000年后的“技术”，主要指网络技术。其次教育技术已经处于信息化教育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关键词主要有远程教育、信息技术、网络学习、教育游戏、移动学习等。从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可以看出，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教育活动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现象已成为研究热点，这一时期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不再仅限于媒体本身，而是从信息化学习方式人手，考察技术、人和教育三者间的关系。
2.2关键词的共词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根据研究对象的特征对其进行分类的多元分析技术的总称，基本思想是基于研究对象的样本或变量指标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性或亲疏关系。
层次聚类按照距离度量的不同分橐韵录咐啵single-linkage、complete-linkage、average-linkage、ward-linkage。现有同类型的论文中，均采取层次聚类法对共词矩阵进行聚类分析，但是并没有针对上述不同情况给出对比分析，本文使用Python第三方库scipy中的层次聚类函数以及dendrogram方法，对多种度量的聚类方法进行了对比实验，发现ward-linkage方式的聚类效果最好，具体聚类树如下图所示。
观察该层次聚类树状图可以发现，研究生学位论文高频关键词大致聚为5类，具体分类如下：
第1类：学习方法研究，关键词包括知识管理、大学生、网络学习、虚拟学习社区、策略、非正式学习、知识构建等。该类研究主要以如何提高学习的效果为目的，寻找和对比多种学习方法，为后续的教育教学方法提供参考。
第2类：教师与教育技术研究，该类研究主要由教育技术、教师专业发展、教育技术能力、现代教育技术、师范生、教师培训、中小学教师等关键词构成。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围绕教师与教育技术的关系，着力提高教师运用新型教育技术的能力和水平，从而更好地从事教学活动。
第3类：网络教育教学研究，主要由网络课程、移动学习、网络、网络学习、自主学习、远程教育、网络环境网络教学、现代远程教育等关键词构成。网络教育以互联网为载体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涌现出在线教育和MOOC等新型教学方式。
第4类：信息技术条件下的教育模式研究，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教学模式、信息素养、教育信息化、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行动研究、翻转课堂等关键词。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重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结合，碎片化学习、翻转课堂等都成为该学科内的研究趋势。
第5类：设计与开发应用研究，主要由设计、应用、对策、开发、现状和应用研究等关键词构成。教学设计与应用是教育技术学的核心目标和价值体现，不论采用何种技术手段，最终的落脚点都是教育教学方案的设计及应用实践。
3.研究结论
3.1发展趋势
第一，研究热点保持稳定。从关键词词频分析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全量数据的统计，还是历年关键词数据的统计，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都是信息技术、教学设计、远程教育等。这些核心关键词，包括教学效果，教育信息化等其他高频关键词在内，都显示出中国教育技术牢牢把握学科定位与目标，重视教与学的应用与研究，而且应用信息技术进行教与学是中国教育技术领域近20年研究的热点。
第二，教育技术学在走向融合。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上的融合，即教育理论层面、技术层面、理论和技术结合的层面。在前文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到由何克抗教授正式倡导的混合式学习概念，更是最好的证明。一是教育理论层面，主要体现在教育理论基础的变化上。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焦点，已经由建构主义转向混合式学习。在词频分析中的历年高频关键词中，可以看到建构主义的排名在2004年以后，就比较靠后了。二是技术层面，教育技术已经从基础的视听技术，发展到了网络信息技术为主，多种基础技术为辅的阶段。但就像网络没有取代报纸一样，粉笔和黑板也依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教学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它们以整体融合的形式，出现在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中。三是理论和技术相结合层面，不同的教育与学习理论，需要各种不同的技术作为支撑，而各种技术的最终目的，是要为优化教学效果而服务。共词聚类分析中发现的信息技术下的教学及学习模式研究，说明教育技术工作者已经开始关注适应性学习和协作学习环境的创设。
3.2启发
第一个启发是要自信。有人说，教育技术学专业学生的教育理论水平不如教育学相关专业的学生；论信息技术能力不如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学生。多数人都看到了这个现象，但如果因为这个原因，变得不自信和迷茫，那就有些妄自菲薄了。因为教育技术学是交叉学科，本专业的学生跟其他专业的学生比的就是教育理论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综合实力”，这才是教育技术学特色和优势的所在。本专业的学生在平时的学习和研究中，可以遵照南国农老前辈的指导，坚持现代教育理论与现代信息技g的融合，并牢记二者“相乘”的关系，双翼齐飞，同时努力探索教育技术的中国道路。
第二个启发是要并重。包括电教并重和教学并重，主要是为了解决目前教育技术学出现的误区和问题。电教并重是指要认清教育技术姓“教”不姓“电”，信息技术只是教育技术的一种支撑，教育技术所研究的是在教育理论的指导下，如何有效利用各种信息技术为教学活动提供支持，以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教学并重是指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而且其立足点在学而不在教，因为教育教学活动的根本目的是学生的学习与发展。
第三个启发是要融合。不仅是教育技术学内部的融合，还有借鉴其他学科的精华，如计算机、心理学和传播学，才能更好地体现出交叉学科的特点和优势。举例来说，目前计算机领域，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虽然教育技术领域已经在进行虚拟现实和数据挖掘技术的相关研究，但深层次的融合，结合教育教学活动进行落地的尝试，还需要尽快开展和总结。
4.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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