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在知识经济时代，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追求文化多元性和高品味。注重文化的选择、批判和创新，是大学高层次的教育理想，它有助于克服急功近利的教育观和人才观，使教育和文化相互借鉴、沟通，形成新的教育理论和发展恩路，从而提高教育的文化品格，保证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教育理想是指教育信仰，也即是一种教育价值取向。在大学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出现过多种教育理想.如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科学研究的教育理想、实用主义的教育理想、专家型的教育理想。它们在不同时期和国度里都曾经居主导地位。知识经济时代，使我们重新认识大学。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市场.对大学的理解是传授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地方，相应的教育理想有实用主义的教育理想、专家型的教育理想。而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的最高层次的教育理想则是文化为主体的教育。大学追求文化多元性、文化的高品味，注重文化选择、批判、创新的教育。同时，以文化作为辐射源向其它方面辐射，以提高社会的经济上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平衡，社会文明程度的迅速提高。
1.对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阐释
教育本身是一种文化，现在提出学校以文化为主体作为教育理想似乎是废话。其实不然，学校的教育活动都是一种文化活动，但文化高品味却从来没有作为一种教育理想去追求过。从前学校追求的人文教育，科学教育，专业教育等都是比较狭窄的文化，而不是一般文化的含义。
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其涵义在于对文化的理解上，是在最广泛的文化概念基础上考虑教育问题，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外显形式的客观文化和内隐形式的主观文化，从社会文化整体的层面上研究教育规律、形成价值取向和目标。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必然是把学校教育定位在文化上，这种文化为体、经济为用的教育理想就被称为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
2.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作用
教育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身发展的需要，因此人们认为，社会和人都是教育的主体。教育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延续和发展，但它是通过培养社会所要求的人来实现的。因此，人们认为大学教育是以人为本，也可认为以社会需要为本，同时这两种主体观是统一的。事实上，也会经常有矛盾，冲突的时候，当处理不好二者的统一关系，就会造成教育上的偏离，降低教育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处理教育上的各种主体观的矛盾统一关系呢?那就是应该以文化为主体，就能保证以人为本的教育主体观的实现，也能使教育很好地满足社会需要。因此，当代教育发展，应该提出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将是更有意义的事。
以人为主体，以人为本的教育，这一提法往往忽略了社会需要，因而会造成教育对社会的不适应性，减少社会对教育的支持，不利于教育发展。而把教育看作是以满足社会需要为主体，往往会忽视对人的全面培养、素质的提高，因而降低教育的育人功能。而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将更加充分地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因为文化是和人密切相关的，文化即人化和化人，人的本质是文化，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包括以人为本的教育。同样，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也包括了以社会为主体的教育，因为文化是人和社会的中介，人走向社会依靠文化，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沟通都要靠文化。文化实际是社会深层次要素，是社会的基石。以文化为本的教育必然也能满足社会需要。
由于文化内涵十分深刻，涵盖内容非常广泛.教育中的许多思想、观念被包容在里边，比如高校有四大职能: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化，每一种职能都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职能。这样，高校的四种特定的文化职能就可以概括为文化职能。
对文化的研究，使我们对教育更有深刻的认识。把研究教育的注意力、思考方式转移到对文化的理解上来，因此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教育和文化的关系，研究教育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即教育文化。这样就可以形成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有利于教育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解决。
3.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意义
第一，使得学校教育具有长远的价值取向。文化不像经济那样更直接，而是体现着一种精神，具有长远的、持久的价值取向，正是这种精神力量和久远的价值取向能够鼓舞人们去努力奋斗，有更高的追求，更大的理想，更多的是从战略上去思考，从而能够克服急功近利的狭隘的教育观和人才观。我国教育专家认为，真正会对教育产生长期危害的则是教育目标的过份功利化倾向。实际上，我国教育在质量上是很下功夫的，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是精雕细刻、认真负责，很少有马虎懈怠现象，但为什么培养出来的人才的创造力不强，这是因为把人才培养局限在知识教学方面，是教育目标功利化造成的误区所致。所谓教育目标功利化就是把教育目标仅仅看作是培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工具，而不是把它看成是造就有文化的知识创新的人，进而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学校教育功利化倾向与教育价值取向不长远有直接关系。因此，通过以文化为主体的现象.克服教育教学中的短期行为，树立长远的教育价值取向，必须在人才培养、为社会服务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效益和效果。
第二，具有宽阔的文化胸襟。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处于文化之中，但教育往往缺乏文化的自觉性和多元性、选择和批判性。树立起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就会更多的以文化视角去思考问题。
事实上，回顾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虽然教育和文化关系最密切，教育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身处文化之中而不自觉，教育本身对文化认识的就不够，因为教育存在几千年，而文化概念的提出仅有一百多年历史，且定义150多个，至今还在不断更新。可见教育对文化认识不够，因而不能主动地适应文化规律，而缺乏自觉性。而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有助于这种文化自觉性，也正是有了文化自觉性才能提出这种理想，并能把这种理想作为一种最高的形式.处于学校教育的主导地位。
文化作为一种最为复杂、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一个概念堂而皇之地进人教育殿堂，使得教育活动不再被局限于各个专业领域之中，不再是被分割为许多分支，而是一种整体统领着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文化视野将会变得无比宽阔。教育中有博大的文化胸襟，对人才培养、教育自身发展都将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在教育中能够形成文化力，具有很强的辐射功能和穿透力。文化力量和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相比，在短时间内不会表现出多么强大和优势，但长时间来看，则会显示出其强大力量，表现出辐射能力和穿透力。教育的特长在于利用文化力，而不是经济力盆或政治力量。教育正需要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鼓舞着教育活动去提高人的文化力量。
文化力也即是文化释放的能量，人的文化力包括智力因素、精神力量、文化网络和传统文化。其中精神力量包括理想、信念、道德、价值观、求实创新、奉献精神等。教师和学生都需要提高文化力。而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正是培养他们的文化力的一种支持力量，也能帮助探索出培养和提高人的文化力的方法。
第四，便于运用文化学方法去研究教育规律与教育方法。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科学技术等都能提供研究教育的方法，并能形成相应的教育理想、教育理论和模式，形成相应的教育思维方式。同样，文化学方法比起上述其它那些方法，更具抽象概括性，从而能够统帅、更新原有的许多概念、思想和方法，使得传统教育思维和方法作出重大转移，也将形成新的教育逻辑和思考方式，使得教育问题的研究和文化学研究结合起来，相互借鉴、沟通，形成新的教育理论与发展思路。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将使文化学更快地和教育结合起来。
第五，在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支持下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将会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的文化品味，增强人才的文化素质，不仅能够使学校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也为社会发展注人更多的文化活力，能更好、更快地提高社会文化素质，从而也就提高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家质，提高了综合实力。
4.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实现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育人第一的教育思想。因为人是文化的载体，培育质量高、数量多的人才是以文化为主体的最大体现，是实现这一教育理想的最高层次和境界。
人是万物的尺度，培育出人才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而培养人才也不能停留在技能、智育的训练上，而是全面的，特别是人格塑造。从文化角度看人才培养，就是在教育中突出由知识内化为人格，让知识变成精神生活的因素，吸引人的思想，激发人的兴趣和热情，使思维方式、心理要家得到品质上的改替，从而使精神得到升华，文化品味得以提升，较好地实现用知识文化、社会文化去化人的这一过程，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提升，并能进行外化为一定的文化产品，形成受教育者的文化呼与吸的运动，从而使学生具有文化自觉性，主动地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实现人生价值。
其次，学校应始终强化学术氛围。学校教育不能是平庸的、毫无学术价值的活动，也应最大限度的减少功利主义活动，需要更多地体现出学术价值，突出学术研究。大学的学习过程往往应和研究、学术活动联系在一起，研究往往是最好的学习。学生参与研究活动，通过学术氛围燕陶学生，使学生尊重学术、感悟学术，树立起浓重的学术意识，这是学校教育具有文化高品味的重要表现形式。
其三，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应充分利用学校的文化资源，培养学生的精神品格，包括科学精神、人文精神。
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必须依靠高质量的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教师们专心致志的从事科学研究，用自己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率先垂范去影响、带动学生的科学与人文思想和精神，有好的译程内容和教材，开设出高质量的课，形成良好的教学实践。这样繁重的任务需要教师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这就需要有政策保证和良好的校风。可见，这是艰苦的工作，绝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作得到的，这需要有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精神鼓舞。
其四，学校在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应开展文化整体教育。培养文化高品味的人才，靠某一专业领域的教师是难以完成的，必须从文化整体上和各个学科课程的联系上形成整体，进行跨学科的教育，使学生不仅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也有横向的、跨学科的专业知识，形成知识整体和宽阔的文化视野，从而具有文化选择、适应能力，增强文化自觉性，以后能主动地进行文化创新活动。
创新不仅是高等教育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实践改革的期盼与诉求。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具有自身的特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所面临的新问题具有典型的“中国特征”。因此,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不仅要引进和借鉴外国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吸收人类优秀的教育文明成果,更要立足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关注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以及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然而,当下的高等教育理论似乎难以解答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实践碰到的许多问题,往往只能借助于西方的高等教育理论。因此,如何从本土化的视角反思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中国现有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引领高等教育实践走出困境和突出重围,既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话题,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话题。
一、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内涵为何
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不是一个原创性提法,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彰显着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品质,蕴涵着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深意。同时,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又与高等教育本土化密切关联,但高等教育本土化比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范围广,即前者包含着后者。当然,仅仅如此解说,还不足以辨明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本质内涵。因此,有必要先从“本土化”自身说起。项贤明博士认为:“所谓-本土化.,也就是西方文化在非西方世界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地文化组织部分的过程。凡本地原有的文化,无论是源于历史的民族传统文化,还是源于现实的活的本土文化,都不存在什么本土-化.的问题。西方的-知识.,即便-通过翻译而变为本国的.,也仍然是西方的-知识.。”[1]可见,项贤明博士眼里的“本土化”是一个自内的文化殖民过程,与其说它是非西方文化的复兴,倒不如说西方真正开始了对非西方文化的侵淫。质言之,本土化是单向的,是一种“由外到内”的文化殖民过程。事实上,本土化涉及的问题复杂而多元,高等教育理论的本土化不但包括研究主题的选择,而且包括理论架构、概念以及研究方法与工具的确立。同时,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路径应该是双向的:一是“由外到内”的本土化,即国外的高等教育理论在本土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土高等教育理论构成的过程,其核心和焦点在于如何对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省,对应的是“外来化”或“进口化”。二是“由内到外”的本土化,即“在本土、由本土人、就本土的问题、以本土的方式”[2]自主创新高等教育理论的过程,本质上表征为研究对象之时空的本土化与研究主题的本土化,对应的是“全球化”或“国际化”。后一条线路的本土化原本不应该受到质疑,因为既然是在本土,那么由本土人、以本土方式研究本土问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也有人认为源自本土的东西或研究本土的东西,不存在本土“化”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在一定的语境下是有道理的,但若在全球化或国际化的语境中,立足于本土文化与本土的高等教育实践的研究应该是一种“本土化”的研究,其产生的理论也应该是一种本土化的理论。
二、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何以必要
高等教育属于文化的和社会的范畴,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社会往往不同,因而全球普遍通用、历世普遍有效的高等教育模式以及高等教育理论都不可能存在。假如果真存在这样的高等教育模式或高等教育理论,那么就意味着高等教育必然是静态的和整齐划一的。很显然,这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高等教育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范畴,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或多或少存在差异,因而不可能存在永恒的和万能的高等教育理论。照此逻辑推理,地缘性的高等教育理论由此地向彼地输出或引进,必然需要一个选择、反省、批判和改造的过程,即本土化的过程。如果缺失或忽视了这些环节,其结果恐怕是难以避免的高等教育理论依附化或殖民化。因为“一个社会的学术体系,若是无中生有地从外移植进来,这个学术体系的发展,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就会产生亦步亦趋的移植性格。倘若该社会的学术界深具批判反省与原创动力的话,则此移植性才可能逐渐消失。但是,倘若社会缺乏产生自发性批判和反省的动力,那么,这种移植性格势必会一直延续下去,严重的将腐蚀学术的原创活力,终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学术风格。”[3]作为社会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来高等教育理论的“移植”无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反观国内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近代的高等教育理论是一种“舶来品”,其发展历程表征为一种“抄”、“仿”、“搬”、“学”的过程,最初抄袭日本,后来模仿法国,然后照搬美国,最后学习前苏联。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存在“概念性”和“诠释性”的倾向,要么是古代高等教育思想的诠释,要么是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注解,要么是外国高等教育理论的搬运,高等教育理论界普遍存在言必称美国、西欧的现象,美国化、欧洲化严重。当然,我们也能看到学术先辈们在引进外国高等教育理论时,做过大量的本土化处理工作,但不可否认移植的色彩是昭著的。特别在教育全球化与国际化的今天,许多学者将西方视为高等教育理论的圣地,把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看成是高等教育理论的圣经,潜意识地以为西方的就是先进的、科学的,引进和借鉴成了高等教育理论界的基本理念和惯用手法,甚至连讨论的高等教育热点问题也美国化和西欧化了。尽管我们也经常批判西方的学术霸权和教育霸权,但我们似乎忘记了自己所患的“失语症”,忘却了自己一直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对别人的理论囫囵吞枣、食而不化。怎样才能走出这种两难困境,根本的路径何在?我们的回答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统和高等教育实践,以新的理念与方法去研究和反思本土的高等教育困境,解决本土的高等教育问题与矛盾,完善甚至重构现有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同时将它推向世界,完成高等教育理论由内向外的本土化过程,而不仅仅满足外国高等教育理论的简单引进与借鉴。总而言之,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既不是一个源于“本土化情结”的简单口号,也不是高等教育理论固守本土的文化与传统的教育思想,而是基于高等教育理论要引领高等教育实践走出困境和突出重围的内在要求。
三、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路径何在
从本质上看,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问题既是一个如何引进与借鉴外国高等教育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继承与弘扬本国的教育传统以及立足于本土的高等教育实践进行创新的问题。历史与现实地看,任何一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既离不开与国际高等教育界的互动,也离不开本国高等教育界本土化的探索。因此,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不仅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教育文明成果,也要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和教育创新精神,还要立足于本国的高等教育实践。质言之,有效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路径是一条基于国际视野的“双向本土化”路径,尤其是在引进外国高等教育理论时,我们“要像技术精巧的花匠一样,把外来高等教育的奇花异草巧妙地嫁接到本土文化的树桩上,使其成为本土家园中生长出来的一枝新芽”[4]。
1.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不可封闭保守,相反要有国际视野与战略思维,善于吸收世界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成果。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发展水平是不均衡的,有高等教育理论强势国家,也有高等教育理论弱势国家,但无论是高等教育理论强势国家还是高等教育理论弱势国家,都应该学会如何吸收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理论的合理内核,进而更便捷地实现本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诚然,引进与借鉴外国的高等教育理论,从中获取有益的养分,是一国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但它绝不是唯一的途径,更不是最好的途径。因为作为一种知识体系,高等教育理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必然刻有特定的文化与历史色彩,也印刻着特定的思维模式,任何一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简单移植到其他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因此,当我们引进外国高等教育理论时,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机械翻译和原版移植层面,要保持适当距离和谨慎态度,要有反省与批判意识,敢于怀疑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及其衍生的意识理路。况且,就算是高等教育理论强势国家也并非所有的高等教育理论都是先进的,同样也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理论输入国对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缺乏一种谨慎的和理性的鉴别与选择,一些业已证明欠科学甚至错误的高等教育理论,也可能被理论输入国再次选择,如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我国高等教育理论乃至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都经历过一个被动选择和模仿的过程,这种被动选择和模仿的痕迹至今依然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高等教育的主体性和选择性被限制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近乎完全照搬前苏联的高等教育理论,选择的自主性严重缺失,模仿更是超越了常规意义上的模仿范畴。从2”世纪8”年代起,我国开始转而向美国学习,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改革中的许多做法均以美国为蓝本,但这种近乎模仿的学习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两国拥有不同的文化根基和教育传统,对美国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理论的模仿或移植,只能产生“南橘北枳”的局面。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并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理论的强势国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建设过程。没有对英国和德国的大学组织体系和办学理念的吸取和借鉴,就不可能有今天美国高等教育的繁荣与进步。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究竟如何处理,香港中文大学的杜祖贻教授对此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他认为,采用外来的学说,因为有着语言文化等不同的因素,所以本土的知识分子应全面了解一个理论的背景、本质、功能和限制,彻底探究一个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几项重要资料:(1)理论创建者的社会、文化与教育背景;(2)该理论的主要文献,包括原著及有关该理论的学术研究及评论;(3)该理论的建立与发展的方式、过程及有关的环境因素;(4)理论创建者对他自己所建立的理论的评估(包括是否认为该理论具有普遍的功能与价值);(5)在建立的过程中,该理论有没有经过客观的检验?若有,其结果怎样?其后有没有做过重复试验?(6)该理论建立后,有没有被用来解释有关现象及解决问题?若有,其效果怎样?有没有旁证?(7)该理论应用于原产社会和应用于不同社会所得到的效果有何异同?如果有差别的话,能否查考出产生不同效果的原因?(8)理论创建者对该理论的应用方法有没有做过任何提示?有没有说过应用该理论时必须具备些什么条件才可以得到预期的效果?[5]与此相对照,我国高等教育界过去在对待一些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问题上,确实存在一些仓促的做法,如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引进,就缺乏对该理论背景、本质、功能和限制条件等重要资料的准确把握,以致今天留下了不少原本可以避免的遗憾。
2.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离不开本国的高等教育实践,需要走进高等教育现场,直面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真实问题,从问题与矛盾的消解中获取创新的灵感。倘若某一高等教育理论根本不关注和直面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真实问题,那么无论我们对它多么钟爱,也无论它以何种看似科学和严谨的逻辑、术语、方法和概念体系作为支撑,都属于诠释性的和概念性的高等教育理论,对鲜活的高等教育实践都将是苍白无力的。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具有典型的“中国特征”,因而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理应立足于本国的高等教育实践,直面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特殊问题。否则,高等教育理论将因游离于高等教育实践之外,其价值和作用而大打折扣。从学理上讲,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都有其独有的制度性根基和教育传统,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绝不可直接照搬或简单移植世界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而应从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问题出发,创新高等教育理论。以私立高等教育为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始终把私立高等教育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不承认私立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国家政策体系也很难为私立高等教育提供一个与公立高等教育共同发展的制度空间。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私立高等教育市场化和产业化运作提供了条件,但早期的私立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以捐资办学的形式出现的。今天,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私立高等教育已普遍以投资办学的形式出现,私立大学在性质上已发生裂变,尤其在西方国家以投资为主的私立大学逐步演变成营利性大学,而那些非营利性大学在性质上与公立大学越来越接近,同样可以获得政府的财政资助。我国虽没有对私立大学进行营利性大学与非营利性大学的区分,但投资办学已成为私立高等教育的主要办学形式,这种办学形式的转变再次使私立大学的合法性遭到质疑。从私立高等教育的地位看,国外的私立大学往往拥有国家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是整个高等教育的龙头,占领着学术发展的制高点,统领着整个精英教育。而我国恰恰相反,公立大学垄断着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是整个高等教育的主体,统领着整个精英教育,私立大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仅仅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补充”。私立高等教育制度性根基与传统的不同,决定着主体不同的价值选择,同时也决定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都难以简单模仿西方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模式。
十年课改实践深化了一个重要认识：音乐课程需要一种适宜的哲学观引领和指导。两版课程标准所彰显的哲学观，标志着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辐射到实践领域，音乐教育哲学学科的形成已初露端倪。本文通过分析和对比两版课程标准，探讨引领和影响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的哲学思想，这是本文的出发点和归宿。
一、课程标准的研制促进了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与发展
“教育哲学具有理论性、综合性（或概括性）、批判性等特点”，是“对教育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研究和探讨，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作为教育理论和实际的指导。”在音乐学科，国外音乐教育哲学思潮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至今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并推动了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我国，廖家骅的《音乐教育的哲学思考》是较早出现的此课题研究论文。但和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状况相比，我国的相关研究一直处于薄弱状态，导致了音乐教育更多停留在应用教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层面，缺乏宏观层面哲理性理论的支撑。
以2001年新版课程标准的颁布为标志，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出于本能和自觉开始寻求更深邃教育哲学理论的支持与指导，在课程标准的研制中借鉴和吸收了不同学说的精髓，提出了“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课程理念，实现了音乐课程理论建设上的新突破。自此，国内学界开始逐渐关注音乐教育哲学，产生了围绕“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一系列讨论，以及对国外研究成果的译介、专题研讨和硕博士学位论文的专项研究。
关于对“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讨论和争鸣，代表性观点譬如：管建华针对“以审美为核心”的哲学理论基础，提出了批判与质疑，他认为审美音乐教育的认识论基础是过时的普遍主义，是反历史主义和反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并借鉴国外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和后现代哲学的理论视角，提出了“音乐作为文化”的音乐教育哲学观。⑥杜亚雄认为，音乐属于表演艺术及其非语义性两个基本特点决定了音乐教育不能以审美为核心。在创作、演出和欣赏三个环节中，“表演”最为重要，音乐教育应该“以表演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的演唱、演奏能力为重点。李渝梅和李方元评介了“功能音乐教育”哲学观，这种哲学观认为审美音乐教育限制了音乐所能起到的功能，不能使音乐教育在广泛、多样的功能方面表现出应有的作为，而功能音乐教育作为一种新观念，体现了包容与进步。
针对音乐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国内学者们开始从哲学角度进行思考。王耀华提出了“音乐创造为核心”的哲学观，认为音乐是最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形式之一，应将“创造”贯穿于音乐教育实践的全过程。刘沛认为，目前音乐教育的价值观点呈相互融合的趋势，应该在进一步研究音乐教育的本质、功能、目的等重要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基于音乐学科本体及其文化语境的多维度的音乐教育逻辑体系和价值范式。宋瑾提出，音乐美育中将美作为善的附庸，把音乐作为教化的工具，这种错误观念影响了具体教育实践。音乐教育中要实现“以审美为核心”，必须改变“重善轻美”的历史惯性。廖家骅赞同当前我国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在坚守“审美教育”观点的同时，提倡“洋为中用”的治学态度。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兼容论”、“求善论”等观点。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以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为选题的学位论文，例如：《音乐教育哲学的审美范式与实践范式》、《审美现代性视角下的美国音乐教育研究》、《后哲学文化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对“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认识和思考——基于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当代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乐者“乐”也——音乐教育哲学基础之省思》。此外，谢嘉幸1997年把埃利奥特的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介绍到国内；《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在我国翻译出版；2009年广州大学举办了国内首次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埃利奥特本人被邀现场讲学，使国内对音乐教育哲学的关注和研讨进一步走向深化。以上研究成果，折射出我国十余年来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状况，显示出课程标准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2011年版课标颁布后，国内学者开始从音乐教育哲学的角度展开相关研究，有别于以往对课标进行分析与解读的研究思路，如王州对“以音乐审美为核心”和“面向全体学生”课程基本理念的探究。将课标的研究定位于音乐教育哲学领域，符合21世纪教育哲学的转变：“要从‘以教育知识为核心’转变为‘以教育实践或教育生活为核心’”，“这种教育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要真正地提高人们的教育智慧，而不仅仅是增加人们的教育知识。”经历十余年发展，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已从理论自发转向学术自觉，未来学科的发展应该超越对音乐教育一般性规律的“总结”与“概括”，着眼于实践性与反思性研究。“实践性”赋予学科发展以新的使命：音乐教育哲学不应该处于被动“解释”实践活动的地位，而应该主动“改变”实践，从抽象的“为知识而知识”，转向思考真实教育情境中的问题，为音乐教育行为的优化与提升而探求知识。“反思性”应为学科研究的另一关键性基点：其作用不在于对音乐教育活动的认识和对音乐教育实践行为的指导，而是使教育工作者能够重新审视自身的认识逻辑与行为模式，从而突破程式化，为新的音乐教育与教学的设计提供思想支持。如同“哲学是对事物的寻根究底的反思”，音乐教育哲学就是对音乐教育问题反思性和彻底性的探究，其目的就是提高教育者对教育行为的掌控力和理解力。
无论是音乐课程标准中对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借鉴与吸收，还是从音乐教育哲学角度来研究音乐课程标准，两者之间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辩证统一关系，这是我国音乐教育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走向更深邃哲学理论研究层面的必然。
二、课程标准的修订彰显了音乐教育哲学的引领作用
“音乐教育哲学基础的定位，关乎音乐课程价值、性质、基本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及标准、课程实施等几乎是音乐课程的所有方面，可谓举足轻重。”2011年版课标，从理论阐述到实践操作标准，无不显示出音乐教育哲学理论上的基础意义和实践中的引领作用。
（一）理论上的基础意义
2011年版课标作为国家规范和指导基础音乐教育的正式文件，在理论上海纳百川，广泛汲取了当前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重新界定了一些重要的概念、理念及其内涵，体现出音乐教育哲学在课程发展中的理论基础作用。
2011年版对“音乐审美”的内涵做了理论上的深化：“音乐审美指的是对音乐艺术美感的体验、感悟、沟通、交流以及对不同音乐文化语境和人文内涵的认知”。音乐审美内涵的重新阐释，厘清了2001年版中不明确的概念界定，避免了实践中的误读，提升了理论上的意义。“课改”以来，对音乐审美的片面理解，主要表现为审美主体（学生）对审美对象（音乐作品）的单向体验，在2011年版中得以澄清和明确定位。使“审美为核心”的理念，从理论上揭示了作品本身文化语境和人文内涵的独特作用，在实践中修正了音乐教学中的主、客体之间的裂痕，显示了我国素质教育的新方向和新理念。
2011年版梳理了“审美”和“美育”的关系：音乐审美“这一理念立足于我国数千年优秀的音乐文化传统，与我国教育方针中的‘美育’相对应，彰显音乐课程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美好情操、健全人格和以美育人的功能”。“审美”指向非功利性的精神需求，是音乐教育不可替代的独有价值和功能。“美育”是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指导思想，以塑造完美人格、发展人的全面素质为目的。二者密切联系，共同构筑了音乐教育实践活动中“美”与“善”的教育价值取向。从音乐教育哲学角度来看，如果重“善”轻“美”，实践中会导致以德育化的认识活动进行审美教育，使受教育者得不到真正的音乐审美体验；如果重“美”轻“善”，则也不利于音乐的多种教育功能的发挥。审美和美育的关系涉及到音乐教育实践的方向和教学操作，因此，2011年版在理论上给予了全新的阐释与提升。其“审美”理念扎根于我国传统音乐教育思想，强化了音乐艺术的本质和价值，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手段之一。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2011年版课标强调“审美”和“美育”为“我国”所特有。早在《尚书》中，就有我国古代关于美育和艺术教育的最早记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审美”和“美育”思想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范畴，指导着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审美实践的进行，成为东方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1年版课标的哲学基础中，我国传统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成为了重要部分，使“审美”和“美育”等一系列理念的理论基础更为扎实，也促使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更为本土化。
（二）实践中的引领作用
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以逻辑思辨为主，但必须超越纯理论层面并应用于实践，方能显示其学科价值。在2011年版扩写的“课程设计思路”部分，体现了音乐教育哲学对教学实践的重要引领作用。
第一，加强了音乐课程中美育的可操作性。为了凸显音乐课程的美育功能，2011年版将教学内容整合与拓展成四个教学领域：感受与欣赏、表现、创造、音乐与相关文化。以音乐活动方式划分的四个教学领域有机融合，通过不同的教学内容，用“以情动人”的方式，培养学生知、情、意的能力，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011年版课程标准从音乐教育哲学的角度出发，为新中国建国后历经曲折的美育确立了实践上的立足点。
第二，2011年版课标特别关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强调理论研究能够反映和引导实践活动。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领域，国内的一些学术论文局限于理论思辨层面，缺乏与具体实践的结合。最近，笔者有幸见到一份修订中的音乐教材目录，曲目囊括了不同时代、风格、流派和地域的优秀音乐作品，包括奥尔夫和柯达伊的经典教学曲目，其中一首柯达伊作曲的《滑雪》，不但标注了柯尔文手势，还在教学细节上做了符合我国音乐教育实际的处理。这反映了当前一些音乐教育的实践探索已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未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2011年版课标纠正了上述偏颇：“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和文化认知，是在生动、多样的音乐实践活动中，通过学生的亲身参与生成和实现的。”此表述将审美论、文化论和实践论等哲学观有机融合，并指导具体的教学实践，强调了多样化音乐实践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搭建了理论联系实践的桥梁。
第三，2011年版课标强调了音乐实践能力的培养。2001年开始的音乐课程改革中曾提出“淡化知识技能”的口号，在教学实践中产生了一些片面的理解，甚至部分教育专家也认为审美能力是独立的，和知识技能并无关系。2011年版课标从音乐学科的特殊性出发，把“音乐素养”概括为“双基加四个能力”：“学习并掌握必要的音乐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拓展文化视野，发展音乐听觉与欣赏能力、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形成基本的音乐素养。”并明确了掌握一定音乐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作用及意义：“应正视这一客观的学科规定性，正确处理课程中音乐知识、技能的学习与发展审美体验和文化认知能力的关系。”
三、在一定文化立场上实施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哲学观
2011年版课标的修订与颁布，显示出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渐趋成熟。尤为重要的是，其理论基础并非学术拼盘，而是在坚守自我文化立场的前提下，实施了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哲学观。
（一）反思：文化立场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作为文化传播与传承主阵地的教育领域，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是重中之重。1994年10月3日，在日内瓦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上通过了《为和平、人权和民族的教育综合行动纲领》，其中指出：“教育必须教育公民尊重文化遗产”。一个国家或民族想要发展，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必不可少，但前提是必须保持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所以，当今各个国家更加意识到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要性。反思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如果脱离文化立场和具体国情，以堆砌国外的各种理论观点做为立论依据，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也不能在理论和实践双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和而不同”的传统哲学思想。“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哲学精神，“讲求共存与和谐相处，承认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多样性，但并不互相排斥，即使是不同质的实体和部分也可以在某种逻辑精神的联系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音乐教育哲学的“和而不同”应是在保持自我文化立场的前提下，以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思想为中心，国外理论为多样化补充的哲学观。目前国内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已显现出重建文化立场的趋势，如有学者指出了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民族意识的重要性，还有学者认为中华大地上有着足以令当代音乐教育安身立命的哲学根基。
当今，音乐人类学家倡导“音乐作为文化或文化中的音乐”、“音乐是人类的普遍文化现象”，对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也不乏曲解与误读。作为音乐教育风向标的课程标准，其理论导向作用不容小觑，2011年版在“文化立场”问题上同样旗帜鲜明。课标重新扩写了“课程性质”，“人文性”居于首位：“无论是从文化中的音乐，还是从音乐中的文化视角出发，音乐课程中的艺术作品和音乐活动，皆注入了不同文化身份的创作者、表演者、传播者和参与者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主张，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文化发展脉络以及民族性格、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展现，具有鲜明而深刻的人文性。”课标中音乐的“文化”体现了不同民族精神内涵的特质，给音乐教育活动打上了鲜明的烙印，这本身就是“文化立场”的明确表现。再者，2011年版课标将“多元文化”改为“文化的多样性”，文字的修改折射出了哲学观的变化。本文认为，两者的不同在于多元文化消弭了文化中主位和客位的差异。文化多样性则是强调了民族的主体性——无论是音乐教育实践还是理论研究，均需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民族意识。
课标还赋予“文化立场”以显性可操作的特点：“要善于将本地区民族民间音乐（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音乐项目）运用到音乐课程中来，使学生从小受到民族音乐文化熏陶，树立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意识。”这并非学术壁垒或盲目排外，“文化立场”的建立和吸收世界优秀音乐文化是相辅相成的：“通过系统地学习母语音乐文化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作品，感知音乐中的民族风格和情感，了解不同民族的音乐传统，热爱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学习世界其他民族的音乐，理解音乐文化的多样性。”这显示出我国音乐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成熟与学术自信。
2011年版课标的课程基本理念、课程目标、实施建议等各项内容，无不显示出对文化立场与民族意识的重视。这对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具有启示性意义。既以本国的民族精神为内核，又要善于借鉴和吸纳异文化，才能真正促进学科的发展与繁荣，进而带动音乐教育实践的提升，这也是课标对一些学术争鸣的明确回应。正如廖家骅所说：“修订稿能够在众说纷纭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潮中，坚守国民音乐教育阵地，坚持‘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基本理念，显然是把握了基础音乐教育的正确导向，为今后音乐教改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证……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一种体现，它凝聚着无数先哲学人的智慧和心血，应该得到珍惜、坚守和发扬。”
（二）开放：兼收并蓄
音乐教育哲学既是文化传统的积淀，也是时代思想内涵的精华，这两方面构成了学科的基石。我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乐教”思想和百年来“美育”的实践是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浓缩为我国古代“乐教”思想的核心哲学观，音乐教育在审美和情感之间，在道德价值和情感价值的统一性之间，先秦时代就已经做出了实践。中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起源“学堂乐歌”，在实质上兼容了中国传统的乐教思想和外来音乐文化。王国维和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体现了中西音乐教育哲学观的交融。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上一些重要的音乐教学方法、观念和学说，不断丰富着我国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乐教思想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不可忽视的积淀，延续百年的“美育”思想则融汇了中西文化，这双方面奠定了我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基础，也确立了2011年版课程标准兼收并蓄的哲学观。
首先，2011年版课标开拓性地界定了音乐课程的三个性质：人文性、审美性和实践性，全面涵盖了当前音乐教育哲学的重要学说。以往各版本的音乐教学大纲缺乏对音乐课程本质属性的归纳与总结，2001年版课程标准首次界定了音乐课程的性质，深化了对音乐课程的理解与认识，但表述的相对简单。2011年版中，“人文性”是对音乐课程的全景式概括，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审美性”体现了音乐艺术的本质与主要价值，凸显了音乐课程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不可替代性，是我国“德育为先、育人为本”教育思想的理论依托；“实践性”将音乐的本质探究转向了多种生动的教学活动，将音乐的音响和主体活动合二为一，实现了音乐课程的价值。这“三性”有机融合并概括了美育论、审美论、文化论和实践论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点，将音乐教育理论发展到了新高度。
其次，2011年版的五条“课程基本理念”是音乐教育哲学思想高度凝结的产物。作为国家正式文件，课标不直接阐述音乐教育哲学理论，而是将其概括为应用性的基本理念，作为指导音乐课程实施的理论基础。2011年版课程基本理念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第一、二、四条。其中，“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强调了音乐的情感性特征，承载了我国数千年“乐教”和“以美育人”思想，在注重音乐本体的基础上，将音乐的“审美”与“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并做到了以学生为本，来发展其音乐学习的兴趣与爱好；“强调音乐实践，鼓励音乐创造”，显示了我国对“音乐教育哲学”这个舶来品的本土化诠释，“所有的音乐教学领域都应强调学生的艺术实践，积极引导学生参与演唱、演奏、聆听、综合性艺术表演和即兴编创等各项音乐活动”、“音乐是一门极富创造性的艺术”，理念中的各种表述从我国教学实际出发，诠释了“实践论”，有机渗透了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王耀华的“音乐创造说”和杜亚雄的“音乐表演说”，显示了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包容性与发展性；“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多样性”，是我国音乐教育在强调文化主体的基础上，将视野拓展到全球语境的必然选择。同时，对于我国不同教育发展水平的地区，加强学习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可使音乐课程增加弹性与可选择性，推动了音乐教育的普及和均衡发展。
“独树一帜，难免偏颇；而放宽视野，实事求是，在音乐教育的多种观点中求取平衡，变非此即彼的单极思维为兼容并蓄的多极思维，应该是解决问题的较妥办法。”我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百年经历，已证明了实施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哲学观是必要和可行的。在此，还需申明的一点是：借鉴有标准、应用有主次。无论是本国传统音乐文化思想，还是外来的学说和观点，都包含着对客观情况的适应性问题。尽管不同学说的历史背景、研究视角、观点立场各不相同，但均需放在一定的教育情境中考察，从而提炼其合理的成分，再应用于具体的音乐教育实践。再者，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成果的输入与输出同等重要，作为国际音乐教育改革的一分子，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华民族理应研究出有价值的成果，为国际音乐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如罗钢分析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与西方浪漫主义的关系，指出其泛神论思想等与康德、斯宾诺莎思想的联系及区别，从而说明郭沫若在接受浪漫主义影响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与变形。罗钢认为，研究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就是认识把握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转化问题。“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题，实际上是一种“元命题”。而“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即指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20世纪初经由日本进入我国，百多年来经历民国、新中国的不同历史阶段，在传统文论、马列文论、西方文论三者组成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几代中国学者走出了一条进行文论体系建构的探索之路。本文拟在“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视域下，讨论、考察2002年以来国内陆续出版的几本探索性的文学理论教程，主要如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王一川的《文学理论》等。这些教程，有学者概括为“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理论教材”（方克强“后现代语境下的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文艺理论研究》）。
在进入本文论题之前，对现代文学理论教程的发生、发展，做一番简要的历史回顾与梳理，是殊为必要的。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实际上是中国自先秦两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传统文艺理论教育，在晚清民国之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大背景下，和社会文化诸多领域一样，发生现代转型的结果。中国的文艺理论原本没有教程，依托于经史子集诸多著作，靠士人举子、官宦等，以之指导、评价当时的文艺现象和文艺活动。20世纪初废八股、废科举后，经史著作不为所重，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益遭冷落。至此，在古代的辟雍、泮宫、庠、序、学校和后来的书院、私塾中，承传数千年的自《尚书》《周易》《周礼》《诗经》《春秋》以降的古老文论教育传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与嬗变。要言之，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传承，是通过特殊的、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的传递方式。中国古代有文艺理论教育，但不是独立的专门的文艺理论课程的教育，而是附丽于其他的社会文化活动方式。中国古代有文艺理论著作，但不是作为讲授的教程，不是作为教程编撰的。
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开端、形成，应与西方现代文艺学、中国现代文艺学的起源、发生做一定的辨析区分，以进一步明晰认识。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发生，则与现代学科教育制度在中国的扎根与建立直接相关。1895年甲午海战的失败，进一步逼使当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与朝廷共同发动了，最终归于失败，但变法期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等保留下来。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的确立，施行现代学科教育，当时还兼有国家的教育管理职能。以此为开端，1905年废除科举后，现代所谓“新学堂”的大量中学、大学，便首先在我国各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汉以及江浙等先进地区，如雨后春笋般的先后建立起来了。这些学校，不同于传统的书院私塾，教授现代教育要求的各门学科课程，这直接催生了编撰现代学科教程（包括文学理论教程）的需要。民国前后现代教育制度、新学堂的建立情况，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叶文心在其研究专书中有周详的介绍与探讨。自1914年姚永朴在北京大学编撰《文学研究法》以来，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大批的西方文论教程开始被翻译介绍进来，本土文学理论教程的编撰也逐渐兴盛起来。在民国时期，主要有三类。最早受“中体西用”等保守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内容，适当借鉴西方现代文论体系的体例框架的教程，尝试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此后，一些学者奉西方文学观念如情感论等为圭臬，移植理论体系、范畴原理等；三十年代后，受“革命文学”兴盛影响，出现无产阶级模式的教程，倡扬无产阶级政治功利的文学观，开始以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典型等为核心范畴。民国时期的文论教程，政府没有统一的规划要求，故总体体现了个人著述、民间话语的特点。
新中国建立，50年代到1958年以前，应大一统意识形态的要求，教育部编写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的精神，模仿苏式文论，一些学者尝试编撰新中国的文学理论教程。1958年中苏交恶“，”运动开始，新民歌运动兴起，文学理论也强调要自力更生。当时极“左”思潮日益扩大，随着学生编教材的热潮，的《讲话》被直接作为教程内容。到了1962年左右，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两本文学理论教程，即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文学概论》“。”时期，百业荒废、文苑凋零，文学理论教程也少有进展。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使文化领域展现了丰富活跃的发展形势，文学理论教程的编撰日益多元活跃。
以“审美论”为发展契机，出现了一批反思、探索性的教程。到上世纪90年代，童庆炳以“审美意识形态论”为文艺学第一原理的《文学理论教程》，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前面对“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作了一番简要的勾勒。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日益深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兴起。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日益占领潮头，强烈影响着文学研究者。如前所述，2002年以来陆续出版了一批思想基础、理论面貌与前迥异的文学理论教程。指导思想，是一定理论体系的根本基础。历史地看，有什么样的思想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体系构成、问题域、体例框架等。这方面，近年来有研究者作了专门的“文学理论的提问方式研究”博士论文，很富于启发性。新世纪出版的几本新著，是新中国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建构的突出重围之作。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童著《文学理论教程》，虽然有很多突破与创新之处，但其基本文学观念终究未脱“意识形态”的框架，虽然童先生曾强调他的观念核心是审美，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功能性借用。另外，《文学理论教程》本质论的体系与各分论来源驳杂背景相异的理论内容之间，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矛盾，难以形成理想的通约性与整体性。这些现象都表明了童著《文学理论教程》的过渡性。#p#分页标题#e#
这几本新著，在思想基础方面有共同性，那就是后现论，主要理论来源包括福柯、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理论，乔•卡勒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思想等。几本新著标举历史主义、反本质主义，强调文学理论的历史化、地方化、批评化。英美的文学理论教学，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在新历史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就结束了韦勒克等为代表的本质主义理论传统，开始了多元开放的理论追求，日益走向批评化、流派化的理论介绍。一直持续至今，陆续出版了大批该类型的文学理论著作。试参看2007年美国耶鲁大学PaulH.Fry教授的“文学理论导论（Anintro-ductiontotheoryofliterature）”课程内容：前言；走进和走出循环解释的方法；文本结构的阅读；艺术作品内在自主结构的观念；新批评主义和其他西方形式主义；俄国的形式主义；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文学；解构主义；弗洛伊德和虚构型小说；关于雅克•拉康的理论；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理论；后现代精神；社会性的渗透在读者和文本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政治无意识；新历史主义；经典的女性主义传统；非裔黑人批评主义；后殖民批评主义；酷儿理论与性别操演；文学研究方面制度的建设；理论的终结；新实用主义；深思：现在谁不憎恨理论？此课程内容与拉曼•塞尔登的新文论教程基本相同。而我国文论教程发生这方面的变化，则到了新世纪，几本新著的出现。
[关键词]立体化教学、公共管理、教学改革
公共管理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强调对学生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综合培养。近几年，虽然各高校的公共管理专业教学队伍积极探索了启发式、问题导向式、案例教学、情境模拟等多种教学方法来促进培养目标的实现，但仍存在教学理念更新不及时、教学资源零散、教学内容偏重理论、教学考核方式单一等问题。因此，进一步深化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意义重大。基于目前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积极探索能整合教学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手段和考核方式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一、立体化教学模式构建对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的重要意义
所谓立体化教学，是以专业课程为单元，以能力培养为轴心，以教学资源为平台，动用所有教学要素的立体化、全方位的教学体系。
[1]立体化教学模式强调教学参与者的多边互动和多种学习方式的共存发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在教学资源的多元化、教学方式的现代化、知识结构的立体化等方面具有突出的特点，是树立学生创新意识、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2]首先，公共管理学科特性迫切要求推行立体化教学模式。公共管理学科是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其研究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吸收了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对于其每一研究领域，其研究特性不同，或偏重理论分析，或偏重具体政策实践。因此，对不同章节、不同理论和知识点的学习资料、学习方式、学习方法、学习目标等的要求也不尽相同。立体化教学与公共管理学科的多层次研究领域与研究范式非常契合。其次，公共管理专业培养目标要求推行立体化教学模式。自上世纪80年代在全国高校恢复公共管理专业教育以来，公共管理专业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已构建起从注重基础知识和能力培训的本科教育，到注重学术研究与社会研究的硕博教育，以及注重公职人员理论与能力双重提升的MPA教育的多层次、立体化教育体系。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公共管理专注于培养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以及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公共事务管理人员。无论哪一层次的公共管理专业培养，其对学生的培养目标都是多元的，因此，需要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发展方向，针对性地实施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案。立体化的教学模式与公共管理专业多元化培养目标非常契合。再次，现代化的教学改革要求公共管理推行立体化教学模式。近些年，随着信息化等先进教学技术逐步在教学中的使用，传统的教学理念、教学形式和方式也随之有了较大改进。现代化的教学要求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以教师讲授为主要形式的教学方式，要不断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探索适应学生进行信息化学习的教学方式。立体化教学模式的教学目的就在于:在教学中对教材内容、教学形式、教学空间进行全方位整体设计，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与现代化的教学改革在理念和目标上都非常契合。
[3]基于此，笔者认为，在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中推行立体化教学模式探索与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立体化教学模式在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中的实践路径
借鉴立体化教学模式在其他学科教学中的使用，笔者认为，公共管理类课程立体化教学模式，是寻求教学资源、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考核方式的立体化，克服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有效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形成学生自主式、个性化、协作式的学习新理念。[4]近几年，笔者在承担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的基础上，不断尝试和改进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在教学资料、教学内容上、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立体化教学实践。
(一)教学资源的立体化建设
进入新世纪以来，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获得了充分发展，公共管理教学资源极为丰富。教学资源的立体化建设主要包括对纸质教学资料、多媒体教学资料的集中整合，为学生提供多种形式的学习资料。笔者在教学资料的不断丰富过程中，注重调动学生参与教学资料的准备环节。纸质教学资料主要指各课程当中使用的经典教材及课外推荐读物，这一方面相对来说积累的材料比较丰富。近两年，笔者在进行相关课程教材编写的过程中，让学生参与教材编写中的资料整理环节，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也使学生对本课程知识的掌握进一步丰富化。在多媒体教学资料的准备中，笔者为所教授的每一门公共管理类课程都进行了网络课程建设。学生可以参与课程网站设计、教学资料上传等各个环节。网络课程为教学资料的丰富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在每一门课程的网络空间里，笔者和学生累积了本课程相关的大量视频资料、学术论文资料、研究报告资料及学术性网站资料等，还包括学生学习小组所做的实践调查、科研论文、微视频等资料。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在网站上获取相关的学习资料。
(二)教学内容的立体化建设
在传统的教学中，限于课时要求，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教材内容上。而在立体化教学内容的探索上，笔者注重在教材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就现实的公共管理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主要包括对教材内容的深度挖掘、对理论前沿的跟进探索和对实践热点的关注研究。如近两年的公务员涨工资问题，涉及公共组织管理中的公共部门人员激励理论。在本章节的教学中，笔者主要的教学内容放在如何通过公共部门人员激励理论，来分析和评价现阶段的公务员工资调整方案。再如针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笔者引导学生运用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理论，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方式。从偏重理论到理论与实践内容结合的倾斜，能够快速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拓宽学生学习视野，深化了学生对公共管理学科理论与实践并重导向性的认知，提升了学生的理论分析和判断能力，也进一步使学生明确了在公共管理学科学习中的学习目标与自身发展方向。
(三)教学方法的立体化建设
主要包括探索和完善课堂启发式教学、课题研究小组教学、实践调研考察教学等教学方法。在不同的章节内容上，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提高掌握教学内容的效果。在笔者承担的几门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中，都综合运用了课堂启发式教学、课题研究小组教学和实践调研考察教学等教学方法。针对课堂启发式教学的实践，笔者在所有的章节内容讲授中，注重运用问题导入、案例导入等方法，启发学生对某一理论问题的思考，然后再引入理论知识的讲解。同时，通过情境设计、模拟辩论、角色扮演等方式，来深化学生对某一理论问题的理解和运用。针对课题研究小组教学方法的实践，在每一门课程中，笔者在学期课前会结合课程理论知识，设计相应的研究问题，要求学生自愿结合，组成3~4人的课题小组，通过抽签方式选择本学期课程中需要完成的研究问题，并在期末时提交相应的研究论文。针对课题研究小组教学方法的实践，笔者根据每一门课程的内容和特点，都选取了相应的实践部门，如社区、企业、博物馆等，组织学生实地考察，并撰写实践报告。在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下，既缓解了教师大量备课讲授的压力，也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选择性和主动性，促进了教学过程中的教学相长。
(四)考核方式的立体化建设
在笔者承担的几门公共管理类课程中，对学生学习成绩的最终考核绝不拘泥于单纯的理论知识考查，也不拘泥于单纯的闭卷考试形式，而是探索了涵盖所有教学内容、运用多种考试形式的立体化考试体系，从个性与共性角度提升考试对学生水平的综合反映。一般一门课程的成绩由三部分构成，理论知识的考查约占50％，主要以期末闭卷考试的形式考查、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考查约占30％，主要以课题小组研究论文、实践调查报告的形式来考查、对学生综合能力考查的比例占20％，主要通过课堂案例讨论、情境模拟、辩论以及网络课程中的在线讨论、在线题库等形式来考查。在这一部分，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点和擅长发挥的形式，自主选择考查的形式和内容。
三、立体化教学模式在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立体化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中，教师具有较大的自主空间。但由于对立体化教学的理解不同，对教学改革投入的精力不同，难免会呈现出不同的教学改革效果，也凸显出一些问题，其中，不乏一些共性的问题。
(一)教学资源立体化中的碎片化
大量教学资料的积累和丰富化，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多样选择性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即教学资源的碎片化。目前，大量教材与理论著作、研究论文、公共管理改革案例及视频、电子信息等学习资料，量多而质轻，资料之间缺乏个性化和专题化的归类，甚至有一定的重复和冲突。还有些资料存在使用面窄或使用率不高等问题。碎片化的教学资源，容易导致学生学习浅尝辄止，一些资料的学习如果没有教师的引导，甚至容易造成知识吸收的混乱。因此，下一步应该在教学资源极大丰富化的基础上，对资料进行去粗取精，进行教学资料深度利用的挖掘与设计。
(二)教学内容立体化中的理论与实践比例失重
教学内容的立体化，是建立在对相关理论知识深化基础上的立体化，而不是教学效果生动化基础上的立体化。笔者发现，在教学中，涉及纯理论知识的章节，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强，即使在教师的讲解和引导下，学生也较少愿意在有争议性的点上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论研究。如在公共组织学课程中，笔者对科层官僚制这一理论知识进行讲解时，要求学生梳理科层官僚制的理论发展脉络，学者对科层官僚制的学术争议等问题，发现只有较少比例的学生能够交上令人满意的答卷，一些学生认为这样的理论追溯过于枯燥、而当笔者要求学生运用科层官僚制理论来分析我国公共组织存在的效率不高、腐败等问题时，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很高，也愿意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使得笔者进一步思考，与实践结合紧密的教学内容因其生动性和丰富性，会使教师愿意选择这样的内容去教，学生愿意选择这样的内容去学，一定程度上会减少教师和学生在理论知识教学和学习上的投入。
(三)教学手段立体化中的内容与形式本末倒置
在课堂启发式教学、课题研究小组教学、实践调研考察等立体化教学手段使用中，为了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教学环节的准备与设计。笔者发现，追求立体化教学手段的综合使用，有时会引致教师和学生注重更加有趣的教学互动，更加完美的教学形式，对一些非常易于理解的问题和理论知识进行复杂的教学设计，重形式而轻内容，产生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本末倒置的现象。其实，多种教学手段的使用，只是辅助教学达到更好的效果，并不是教学的目标，这一点，教师必须非常明确。
(四)考核方式立体化中的形式化
立体化的考核体系，是根据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对学生进行分模块的综合考查，但其操作起来，较难做到准确和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水平。占据50％比例的理论知识考查部分，可以通过传统闭卷考试的形式，做到考查知识点覆盖全面、难易适当、过程公正。而占30％比例的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考查和占到20％的学生综合能力考查，因考查内容、考查形式、考查时间灵活多样，不容易给出一个类似于标准答案的标准，教师的自主性较大。此外，因课题小组学习、课堂辩论、情境模拟等方式往往是以小组进行，最后呈现的也是小组的整体成绩，从教师角度，较难判定小组中每个学生的具体贡献度与知识掌握水平。因此，教师在这两部分的评分比例中往往不会给予较大的评分差距，导致考核形式化。
四、提升公共管理类课程立体化教学模式效果的对策建议
为避免教师在探索立体化教学模式中容易产生的教学资源立体化中的碎片化、教学内理论与实践比例失重、教学手段使用的本末倒置以及考核形式化等问题，需要教师及高校教学管理部门共同做出努力。
(一)教师应把握好立体化的教学目标和原则
探索立体化教学的教师应该明确，立体化教学是手段而非目标，是为了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学生培养目标的更好实现。公共管理专业旨在为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人事和行政机构培养宽口径、复合型、应用型的公共管理高层次专门人才。[5]因此，公共管理课程实施立体化教学的目标，是要通过立体化的教学资源、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手段等，在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基础上，真正树立学生在公共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问题解决方面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教师在教学探索与实践中，应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基本原则，系统性、战略性地对立体化教学模式进行规划与设计。
(二)学校应给予教师探索立体化教学更多的支持与保障
任何新的教学改革的探索，都需要教师大量的精力投入和一定的资金支持，当然也伴随一定的风险。教师本身的教学科研任务就比较繁重，如果没有学校相应教学管理部门在教学改革尝试方面的大力支持，这一探索很可能浅尝辄止，不具有持续性。因此，学校相应教学管理部门应给予新的教学模式改革在资金、技术及制度方面的充分保障，并正确看待新的教学模式探索中出现的问题，积极寻求改进的对策。
(三)教师和学校应共同探索立体化教学模式的效果评估标准
传统教学模式已经有了非常成熟和完善的效果评价体系，但其很难反映立体化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没有效果评价的教学改革探索，虽然给了教师较多的自主空间，但也存在改革流于形式的风险。而且，教师自身也很难对自己主导的教学改革进行客观的认识，不能发现改革中存在的真正问题。因此，高校相应教学管理部门应主动引导，组织教师进行立体化教学模式的效果评估设计，发现立体化教学探索中存在的共性与个性问题，使立体化教学改革的提升能够有的放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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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 随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传统的教学方法已不能满足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的需要,为此本文分析了公共管理学科多元立体化教学模式的涵义、意义和教育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公共管理学科多元立体化教学模式的实施路径。
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如何在公共管理学科中加强创新教育,构建知识、能力、素质为一体的创新教育模式,培养具有团队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创新型公共管理人才,已成为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普遍关注的热点。基于此,笔者对公共管理学科多元立体化教学模式进行研究,以期抛砖引玉。
一、多元立体化教学模式的内涵及意义
所谓多元立体化教学模式,是相对于以单向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提出的,它是一种将多种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融入教学全过程,以学习者学习为中心,以教师教学为主导,以能力培养为轴心,以教学资源为平台,动用所有教学要素,立体化、全方位地融学习与研究为一体,旨在打破传统教学对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学生进行多视角、大容量的信息传输的教学模式。
多元立体化教学模式对公共管理学科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1.实施多元立体化教学模式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
我国教育部高教司下发的2007年2号文件《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强调:“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合理设置学科专业。要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实际需求出发,加大专业结构调整力度,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同志也提出:要从教育这个源头抓起,努力建设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生成的教育培养体系。多元立体化教学模式正是适应全球高等教育变革需要而产生的,它的实施有利于走出单一化、分裂式的传统教学法的模式化误区,实现教学模式由单一维度向多维度转变,促进高校教育教学改革。
2.实施多元立体化教学模式是适应公共管理变革的需要。
随着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不断增长和变化的需求,公共管理类学科已演变成以行政管理为重点,经管法文协调发展的多学科性学科。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浪潮的冲击下,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日益多元化,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管理的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运转的效率和社会进步的程度。这无疑给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多元立体化教学模式的实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团队精神,提高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极大地满足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
3.实施多元立体化教学模式是素质教育发展的需要。
教育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素质教育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21世纪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创新能力,而创新教育的实现就需要改进和优化传统的教学模式,探索新的适应当前形势和需要的教学模式,多元立体化教学模式就是其中非常重要而有效的一种。[1]它的实施有利于创新科学的课程考核体系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有利于充分体现“个性化教学”,彰显“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实现学生自主性学习、实践性学习、创新性学习、多元化学习,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
二、公共管理学科多元立体化教学模式的实施理念
1.实施多元立体化的教学模式必须树立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探索实施多元立体化教学模式,教师必须改变教育教学模式,改变以知识为本位、以教授为本位的传统办学观念,改变“老师讲、学生听、黑板写、本子记”的刻板教学模式,牢固树立“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辅助”的教学理念,做到“到位不越位、参谋不代谋、指导不指令”,一切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一切让学生自主选择、自我负责,一切为学生的探究和创新服务,营造自主学习氛围,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学生真正成为知识信息的主动建构者。
2.实施多元立体化的教学模式必须树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全球化市场化教学理念。
随着科技、经济全球化,教育的国际化成为一种趋势,国外的各种成熟的教育项目和教育观念传入国内,很多大学生有了较多的机会走出国门。这促使我国的教育教学的质量标准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具有一致性和可比性。这就要求公共管理教育面向社会,面向世界,不断进行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从而极大地满足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
3.实施多元立体化的教学模式必须树立以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为导向的教学理念。
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克服传统的以讲授知识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种种弊端,设置一套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教育新机制,从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特征的“教学型”教学转变为以培养创新能力为主要特征的“创新型”教学,大大加强学生对公共管理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大力培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高。
三、公共管理学科多元立体化教学模式的实施路径
1.教学资源的多元立体化。
立体化教学资源建设一般分为教学包、教学资源库和专业数据库网站三个层次。
立体化教学以课程为单位,将文字教材与多媒体教学资源进行有效整合而形成的以纸质教材为主核心、以相应的辅助出版物为配套的多功能、多媒体、系列化的优质教学资源和教学实施方案。
教学资源库是管理教学资源的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它将教学资料以知识点为单位,按科学的存储策略组织起来,以光盘或网络服务器的方式,给使用者提供满足现代教育技术条件下教学需要的知识单元素材和媒体素材。
专业数据库网站建设,既是数据库建设的发展方向,又是学校网络资源立体化建设的趋势。这就要求学校建立公共管理学科的文献数据库、科技成果库、专利库和学位论文库等。
2.课程内容的多元立体化。
公共管理学科多元立体化教学的课程内容体系包括理论、实践、科研体系。第一,理论体系建设方面,将理论和实务、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突出教学的实务性、针对性、前沿性,形成一套适应社会和公共管理学科人才培养模式要求的课程内容体系。第二,实践课程体系由校内、校外实践构成,通过开放实践的锻炼,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综合能力。第三,科研体系由学术探讨、研究报告及其他各类学术活动组成,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创新研究和实习、论文阶段开展公共管理学科课题的深入研究。
3.实践教学的多元立体化。
依据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的规律和要求,实践教学平台体系通常包括课程实践平台、专业实习平台和社会实践平台。[2]其中课程实践平台体现为各种专业课程教学的基础性实践学习,目的是帮助学生理解课程理论知识,掌握基本管理技能,教学重点是启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培养应用能力。专业实习平台则贯穿于专业学习过程中各种专业性实践活动,如认识实习、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专业实习一般需要学校和实习单位保持密切联系,借助实习单位场地完成。社会实践平台,则体现为在学校的内部条件和外部资源相结合的各种综合性实践活动,如社会调查、科技文化活动等。
4.教学方法的多元立体化。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尽量减少空洞的理论说教,而代之以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比如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教学法、管理游戏教学法、实践教学法等,必要时让学生走出课堂参加到社会实践中,从而使公共管理教学纵横结合、有声有色,最终形成多元立体化的教学方法。
5.教学手段的多元立体化。
(1)多媒体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过程中,可以合理选择和运用幻灯、投影、录音、录像等现代教学媒体,形成合理的教学过程结构,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
(2)学科网站教学。可以通过建设公共管理学科网站,提供多种信息服务和多渠道沟通的平台,方便教师的学术研讨、教学交流,以及师生交流,等等。
(3)公共管理教学软件。公共管理学科教师可以借助公共管理教学软件,让学生开展模拟实战演习,增强对公共管理学科理论知识的理解,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4)公共管理讲座。可以聘请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中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兼职教师,不定期来学校做专题讲座,让学生及时获得来自社会前沿的新鲜的大量资讯和公共管理中的实践经验。
6.师资队伍的多元立体化。
一方面,要从制度着手,建立具有“教师资格证书”与“职业技能证书”的教师“双资格证书”准入制度,改变传统的“学术型”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倡导教学科研一体化。另一方面,应选派教师去国外进修,到国内各级党政机关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这样既能提高理论水平,又能锻炼操作能力,保证实践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适应公共管理学科迅速发展的需要。
7.教学考评的多元立体化。
完善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是保证良好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质量评价应该在传统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基础上有所创新突破。可以成立专家组,通过分析调研,结合本校实际,对主要的教学内容进行综合评价,对教学计划、具体内容的设计、实施的具体过程进行论证与督导,在此基础上确定评价要素,并设定量化评定指标,使教学质量评价指标形成体系,使该体系对公共管理学科教学质量进行准确合理的综合评价与调控。
参考文献:
关键词:独立学院；理实一体化；计算机教学；差异胜势；实践应用
现如今，我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要求各大学校不仅要重视学生理论知识的培养，而且要致力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独立学院紧跟这一思想要求，在计算机教学中引入并应用了“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目的在于在理论知识学习中加入实践训练，从而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
一、“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概念及其与传统教学模式的差异
所谓“理实一体化”，即为师生为同一个项目工作的顺利实施所组织开展的教学活动，此处的项目二字并无限制性意义，可指以生产一件具体且有价值的产品为目的的任务，也可以是某一学科的具体教学工作。须注意的是，“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强烈要求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试图在实践中学习理论、在理论中学会操作，所以其在运用时也有它所限定的前提条件：一是以明确目标为导向的项目任务，二是规范明晰的项目任务要求，三是鼓动人人皆乐于实践参与，四是在项目任务完成之后皆能收获成果。只有具备了这四点前提条件，“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才能真正意义上运用得当。“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相异，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间的联系表现在两个层面：①成功运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后所取得的成果都要回归传统教学，由老师主导进行知识内容的填补与延展②“理实一体化”的成功应用离不开传统教学模式的支持，前者在学科教学中要用到后者所提供的知识成果、教授方法，且前者又是对后者知识内容的一种实践应用。两者间的区别表现在三个层面：“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运用是一次革新，打破并摒弃了传统教学禁锢，弥补了传统教学纰漏，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真正收获成果、赢得快乐“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将实践融入了课堂，锻炼了学生动手操作的实践能力，与传统偏重理论知识的教学模式全然不同“理实一体化”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相较传统教学模式来说更先进一些。总而言之，这两种教学模式互补又差异，独立学院计算机老师在选择应用时要擦亮眼睛，争取最大限度的发挥成效辅助计算机教学，让独立学院计算机教学水平得以进一步提升。
二、“理实一体化”教学应用于独立学院计算机教学的胜势
众所周知，计算机学科具有实践性、应用性两大鲜明特征，其对老师的教学能力要求较高。当下，独立学院计算机教学存在这样一种问题现象：老师指导帮助时，学生可以较为娴熟的操练计算机，老师一旦离开，学生便无法结合教材理论知识深入研究并操练计算机，与此同时，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不牢靠，不会举一反三，更不能将所学的计算机知识应用到其它领域，使得理论与实践完全脱节，此种问题现象若不及时加以遏制解决，独立学院的计算机教学水平将很难取得阶段性提高。基于此，不少教育研究者发现，将“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应用于独立学院计算机教学，能够有效消解这一问题现象，计算机授课老师也用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可见“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应用于独立学院计算机教学可谓具有足够大的优势。关于“可见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应用于独立学院计算机教学”的优势所在，笔者可归纳为这几点：第一，“理实一体化”很好的把计算机理论知识与上机实践结合了起来，将操作技能与理论素质无缝隙捆绑，让学生在操练计算机的同时也掌握理论知识，实现了举一反三，并拓宽了学生的知识应用领域；第二，此种教学模式促使老师始终保持积极上进，自觉主动的开展计算机教学研究，极大地提高了老师的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强化了独立学院教师师资力量；第三，“理实一体化”把枯燥无趣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有趣，将学生接受知识的层面提到了行为感知高度，化感性为理性，开发学生思维，使得整个计算机教学事半功倍。
三、“理实一体化”教学在独立学院计算机教学中实践应用
(一)打好坚实基础，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独立学院要想真正提高“理实一体化”在计算机教学中的实践应用成效，首要任务便是激发学院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辅之以老师的教学与指引，打好计算机学科坚实基础。计算机教学开始阶段，老师要深入调查班级学生当前的计算机水平，知根知底后带领学生仔细学习和积累计算机基础知识，充分使用现有计算机课本教材，让学院学生接触并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内容，此时老师再运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梳理教学重难点及实践内容，相信独立学院的计算机教学定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如何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呢？这就要求老师妙用多种教学法，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理清课堂教学内容的主流线索，引导学生进行下一步学习。比如，老师在讲授“Word2003基本操作”一节内容时，老师先要分发给学生导学案，同时带领学生回顾与Word2003相关的基本知识，然后向学生布置教学任务，让他们以导学案上已排版好的样稿为模板编辑word文档，努力让编辑文稿趋同样稿，或比样稿更加新奇多彩。这个任务看似平淡无奇，但它却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学生满怀热情去尝试，老师后续的教学工作自然更容易的开展。
(二)理论结合实践，显理实一体化魅力
独立学院计算机学科教学，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计算机操作技能，而且还要求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因此独立学院计算机老师在开展教学时，万万不可偏重理论教学或实践教学，而是要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确保学生在操作实践之余还不忘强化理论知识，以此展现“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独特魅力。譬如，讲解《VB程序设计》一册内容时，其中“面向对象”、“窗体控件”以及“对象属性”之类的生疏抽象概念众多，所以老师定然会先向学生介绍这些抽象概念的具体指向与意义，始料不及的是，学生在刚接触这些抽象概念时便失去了继续深入学习的勇气。针对此种问题，老师有必要调整教材内容讲解顺序，可尝试将该册教材中最后一章的“VB简单应用程序设计”放在学期之初讲解，借助一个简单VB实例一一向学生介绍“面向对象”、“窗体控件”以及“对象属性”之类的生疏抽象概念，以此帮助学生顺利跨入《VB程序设计》的大门。此外，老师要格外推崇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提供给学生自主学习、轻松学习的空间与时间，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找到自己的风格，并侧面展现“理实一体化”的魅力。
(三)重视反馈指导，兼顾自主合作学习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略微看重和要求学生自主学习，鼓励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理论、在理论学习中主导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课堂完全变成学生的课堂，老师还是要发挥自己的价值功用，细致分析学生所反馈的信息并给予指导，激励学生自主学习之时不忘推动合作学习。第一，老师积极参与到学生的学习过程，主动指引他们的思考、推测、联想方向，第一时间将学生从偏离的学习轨道上拉回来，最大限度的让学生少走弯路、错路，同时老师要鼓励和赞许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进步，增强学生学习的信心；第二，学生遇到疑惑困难时，老师绝不能全盘包办，也不可撒手不管，而应该鼓励查阅教材文本自主解决疑难问题，或者与其他学生组成学习小组共同合作找寻问题答案，如果运用这两种方式皆无果的话，老师再参与指导和讲解，分析清楚此疑惑问题的考点、难点和涉及到的知识点，让学生弄清缘由，为日后相似问题的解决奠定基础；第三，独立学院的计算机老师要善于组织进行“群策群力”，让班级学生意识到集体力量的强大，制定出一套适宜本班计算机教学的系统理论，并将这些教学理论落实到实践中。
(四)教会学习方法，建立优质评价体系
最后一条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条应用方略，即独立学院计算机老师要真正理解“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句话的涵义，随后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学习方法的教授，并建利优质评价体系，由此把好独立学院“理实一体化”教学的最后一道关。一方面，教师实施“理实一体化”教学时，要有意识地教给学生学习计算机学科的手段方法，譬如任务学习法、求得帮助法等等，帮助学生建构属于自己的学习体系，并在此过程中增长学习能力；另一方面，独立学院的计算机老师要建立优质评价体系，将计算机理论成绩和上机操作成绩两方面内容作为综合评定标准，整个教学评价坚持以“过程评价为主、结果评价为辅”，注重学习过程的考核，让每一位学生的计算机学习过程都充实丰满，个人优势及闪光点皆充分展现，确保每一位学生都有所得、有所长。
四、结语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应用于独立学院计算机教学，可谓是益处良多，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主观能动性，而且还有效提升了独立学院计算机教学质量与水平。但需注意的是，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理实一体化”也是如此，所以开展并应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应注意以下几点问题：重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制定，建立以能力为要领、职业实践为主线、学科课程为主体的课程体系，做好理论知识学科的整合与实践，同时事先准备上课教案、设计教学流程，彰显学生主体地位、老师主导地位。学校的硬件、软件教学设施要满足“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基本需求，确保能够支撑该教学模式的顺利开展，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教学效果评价体系的多元全面，保证每一位学生都能在学习过程中掌握理论知识、实践技能。综上所述，以上内容即为笔者对于“注重理实一体化的独立学院计算机教学策略”此课题的意见与看法，希望能够为独立学院计算机教学应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王微 董慧慧 陈义 单位: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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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大学宿舍文化
强化实践教学，切实提高教学实效性，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当前乃至今后教学改革的重点。宿舍是大学生学习、生活以及社交的重要场所，也是学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特定空间。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培育积极、健康、和谐的大学宿舍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效性的积极探索。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大学宿舍文化结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1.大学宿舍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独特载体和实践平台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实践操作为主，采取原著阅读、研究讨论、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方式，有组织、有计划地获得知识，增强能力和素质的一系列教学活动。毫无疑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广泛实施需要借助各种有效载体和实践平台。高校宿舍是大学生学习、生活以及社交的重要场所，是大学生思想火花最容易碰撞的地方，其日益成为大学生传播信息、交流思想、探讨问题、表现自我的重要场所，是培养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政治敏锐感的第二课堂，是大学生塑造良好品格、实现自我提升、形成独立人格的成长空间。作为校园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生宿舍文化，是以大学生为主体，以宿舍活动为载体的宿舍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总和，是宿舍成员在共同生活、学习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群体文化。宿舍文化以其参与的互动性、内容的切己性、影响的潜在性以及活动方式的多样性、丰富性越来越为广大学生所接受和认同。宿舍文化的这些特征和功能决定了结合宿舍活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能够使教学活动更生动有趣，变得更加有说服力和吸引力，使其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的一个独特载体，同时又成为学生了解社会、直面现实、锤锻合作精神和交往能力的一个重要平台。
2.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培育积极、健康、和谐大学宿舍文化的重要保障
宿舍文化是校园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它是以学生为主体，以宿舍及其周围场所为主要活动空间的一种群体文化。宿舍文化建设的好坏，会影响到宿舍成员的行为习惯、价值观等等，从而影响到校园文化的建设。积极、健康、和谐的宿舍文化往往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会引导宿舍成员养成文明的生活习惯，容易形成团结协作、互帮互助的和谐人际关系，并增强宿舍成员的集体荣誉感；而低俗消极的宿舍文化则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会恶化整个宿舍风气，影响宿舍成员的健康成长。毋庸讳言，高校宿舍文化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其育人功能的发挥。其一，易受西方负面思潮的侵蚀。在大学生看来，宿舍社区的主要功能集中在学习、生活、娱乐方面，宿舍社区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方面还没有得到学生的普遍认可。同时，社会消极思想和错误思潮往往企图通过高校学生宿舍这一渠道进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渗透。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宿舍活动中容易出现淡化精神支柱的倾向，导致一些宿舍活动的形式和动机目标偏离了社会的“主旋律”。其二，存在重视管理而轻视教育的现象。有些高校过多地强调宿舍管理的控制和管理功能，强调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的管理手段，淡化了其育人、激励功能。其三，宿舍文化活动过于单一。有些高校把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等同于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一味强调其娱乐功能。同时，每一学期的例行“文明宿舍”评比活动并不能得到更多学生的青睐，导致学生参与宿舍活动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3.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有机结合
苏联教育家霍姆林斯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只有能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自我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一种方法，它要求教育者按照受教育者的自身发展阶段予以适当的指导，通过发挥受教育者的自觉性、主动性和能动性、积极性，充分挖掘他们自身的潜能，逐步培养受教育者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调控的能力。而宿舍社区是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最佳天然平台。学生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情感的交流大多发生在宿舍，学生的性格特点、个人喜好以及生活习惯在宿舍里表现得较为真实。同时，学生中存在的各种思想、心理与情感问题以及诱发各种不良现象和突发事件的苗头也常常最先在宿舍里发现和酝酿。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大学宿舍文化结合的途径
1.树立“以生为本”的理念是前提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同年3月26日，时任教育部长周济在教育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加强学生生活管理，推进思想教育工作进宿舍”[1]。2007年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指出：学生宿舍和公寓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要充分发挥现有学生工作体系的作用，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宿舍和公寓为阵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为学生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大学宿舍文化的结合必须坚持“以生为本”，就是要把满足和引导大学生的理论需求和发展需要作为实践教学的前提和出发点，既要坚持教育大学生、引导大学生、鼓舞大学生、鞭策大学生，又要尊重大学生、理解大学生、关心大学生、帮助大学生。教师要因势利导，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让学生成为真正的“主体”才能真正培养他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加强宿舍管理队伍的建设是重要抓手
在当代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中，高校要提高宿舍管理水平，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宿舍管理队伍。在实际工作中要加强三支队伍的建设：一是宿舍管理人员队伍建设。他们主要是负责学生宿舍的日常管理，以及卫生检查和财产安全工作。目前，大多数宿舍管理员素质较低，与服务对象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必须大力加强管理员队伍的建设。首先，要注重管理员队伍的思想建设。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使宿舍管理员树立“学生工作无小事”的意识；其次，要注重宿舍管理员工作方法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明确宿舍管理员的岗位职责，将学生宿舍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其重要职责之一，增强他们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二是辅导员队伍建设。现在各高校都设立的专职辅导员，来管理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在宿舍管理中要充分发挥辅导员的作用，建立并落实辅导员入住宿舍和值班制度，并开展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三是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学生干部、学生党员是大学生宿舍文化活动的骨干和带头人，在宿舍文化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一方面，他们最了解学生宿舍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他们的政治态度、个人爱好、生活习惯甚至习惯用语都很容易诱发其他大学生认同、模仿，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定的导向，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所以要建立学生管理队伍，要加强宿舍的党团组织建设，发挥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
3.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主线为指引，着力开展丰富多彩的宿舍文化活动是根本
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要求，注重实践养成，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关注和引导学生的日常宿舍生活，按照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给学生布置特殊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业，让学生回到自己周围的宿舍实际生活中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相关理论去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一是继续在宿舍中定期开展文明寝室的评选活动，精心打造一批“学习型”、“文化型”为核心的五星级宿舍。不仅进行宿舍整洁情况的评选，还要进行宿舍成员日常行为规范、文明礼貌以及成员间相互关心、爱护和帮助情况的评选，使这一活动深入人心，真正带动宿舍的文化建设。二是要使宿舍内及宿舍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常态化、制度化。以宿舍为讨论单位，征集大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学生们可以在茶余饭后或者在熄灯后的“卧谈会”上以放松的状态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容易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而且其形式灵活，状态轻松，更容易受到90后大学生的欢迎和喜爱。思想政治理论教师也可以有目的地设定如生命教育、健康教育、社会适应性教育等专题，要求大家以宿舍为单位写出专题报告，形式可以多样，体裁不限，然后组织不同宿舍进行专题报告，交流互动；最后针对学生专题报告中反映出的问题，邀请相关专家做专题讲座。这样，问题在学生头脑中经过思考发酵后，学生更容易关注同一问题的新观念和新看法。三是创新实践教学新形式。可以针对大学生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举办各种讲座、演讲、辩论、角色扮演等，可以就学生宿舍的管理进行消防安全教育、人际交往培训、心理咨询、素质拓展训练等，也可以围绕公寓社区组织“趣味运动比赛”、“宿舍文化设计大赛”、书画展览、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等活动，还可以开展类似我看时事、评电影、品故事、我的博客等在当代大学生中间更为潮流的活动，使得其在启发学生求知欲的同时，激发学生进行宿舍文化建设的主动性。
4.建章立制和开放式考核是重要保障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必须有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才有利于促成思想政治教育形成有序、有效的效果。因此，首先要建立与完善宿舍文明公约、奖惩制度，倡导用文明健康的言行举止与人交际，形成积极、健康、和谐的宿舍文化氛围和人际关系。其次，要建立以楼长、层长、寝室长为主要成员的宿舍管理网络，检查和督促学生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用制度、规范约束大学生在宿舍中的行为，保持宿舍的整洁和良好秩序，形成“蓬生麻中必自直”的氛围，从而充分发挥学生在宿舍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第三，建立开放式考核机制。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核评价体系，我们应该建立既能反映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认知水平，又能反映学生政治思想和道德素质及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能力水平的评估体系。一方面，为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宿舍文化活动，可把其参加活动后提交的心得体会或调研报告等书面材料，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的成绩。另一方面，高校应在学生宿舍管理相关制度中，规定学生在宿舍内的表现与个人、班级、院系等评优资格挂钩并直接纳入学生综合测评、品德鉴定、奖学金评定等工作中。
[参考文献]
[1]周济.在教育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N].中国教育报.2004年3月28日第1版.
作为当代文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儒教重建在新世纪得以突显。在理论上，存在儒教复兴说、儒教重建说、儒家文化保护区说、公民宗教说、体制化儒教说五种方案。在实践上，存在儒教组织、儒教网站两种类型。寻找理论共识和努力实践是儒教发展的未来趋势。
关键词：儒教重建；理论方案；组织实践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12-0135-07
作者简介：
董琳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 (北京 100872）
进入新世纪以来，儒教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与此前局限于学术界的“儒教是否为宗教”的学术争论①不同，新世纪以来的儒教议题以“儒教重建”为主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对20世纪初康有为开启的以宗教方式寻求儒家组织化存在方向的接续，以及对近代制度化儒家解体后儒家文化“魂不附体”困境的重新思考②。作为一个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宗教现象，新世纪的儒教重建在理论建构和社会实践两方面都有一定的进展，及时回顾和总结这十年的理论成果和实践进展，是儒家文化建设和儒家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工作。本文从理论方案和组织实践两方面对这十年儒教重建的成果和经验进行描述，并对儒教发展的未来趋势进行初步的展望。
一、 儒教重建的提出历程
2002年，康晓光在网络上发表《“文化民族主义”随想》一文，后来以《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为题正式发表③。在这篇文章中，康晓光明确提出要接续康有为的孔教事业，在新世纪“复兴儒教”，“建立一种渗透到日常社会生活之中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民族宗教”。此后，康晓光陆续发表《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④、《我为什么主张“儒化”⑤等文来进一步阐释。2004年3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办的“儒教与东亚的近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彭永捷提出“儒教重新体制化”的主张⑥。
2005年，“儒教重建”作为一个重大议题正式浮出水面。11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召开“儒家制度化的基础及其可能性”学术研讨会。其中，蒋庆提出“重建儒教”(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中国儒教研究通讯》2005年第1期，2009年中国儒教网发表该文的修订本。)；张祥龙主张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张祥龙：《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意味着什么？》，《科学中国人》2001年第10期。在《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现代哲学》2007年第1期）一文中，张祥龙对自己的主张作出进一步说明。)。干春松、赵汀阳、唐文明等学者参与了讨论。此次会议极大地推动了学界对儒教重建议题的关注。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举办“首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对“儒教说”进行深入探讨(参见陈明主编《激辩儒教》，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陈明提交文章《“即用见体”说儒教(提纲）》(陈明：《“即用见体”说儒教(提纲）》，《中国儒教研究通讯》2006年第2期。)，主张“儒教公民宗教化”。蒋庆、陈明、袁伟时、何光沪等学者在会上展开了激烈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儒教重建”的议题引起了学术界权威的关注和重视。2005年9月，“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召开。方克立教授提出了研究现代新儒学第四阶段即“大陆新儒学”的新课题。作为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方克立在文中十分敏锐地指出，“大陆新儒学作为一个新阶段，也确实有新发展，有一些新的特点。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前辈新儒家力图从封建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的儒学，即心性化、形上化了的儒学，重新政治化和宗教化，强调要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从‘复兴儒学’走向‘复兴儒教’”(方克立：《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沿着方克立指出的方向对大陆新儒学展开的批评研究，参见张世保编《大陆新儒学评论》，线装书局2007年版。)。
二、 儒教重建的理论方案
作为当代文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儒教重建首先以理论方式呈现。由于立场和视角的不同，儒教重建的提倡者在理论方案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中有五种理论方案较有代表性。
1. 康晓光的儒教复兴说
康晓光思考的出发点是文化民族主义，关注的是全球化时代文化、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论述是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战略的思想基础。亨廷顿认为，文化是支配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根本力量，各种文化在全球展开激烈竞争。在康晓光看来，全球化时代文化竞争的残酷现实，为文化民族主义带来了新的机遇。如果文化的核心国家能够有效地利用文化民族主义，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赢得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全球竞争。他认为，当代中国大陆极其需要发起一场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由于中华文化的理想、价值、道德都集中地体现在儒家文化之中，所以复兴文化的根本是复兴儒家文化。但是，“对于民族复兴的理想来说，儒学作为一种学说的复兴远远不够，只有成为一种深入大多数华人日常生活的宗教，儒学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因此，复兴民族文化的根本是复兴儒教”(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论纲》，《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康晓光认为，今天要作的是继承康有为的孔教会事业，完成其未竟的“立孔教为国教”理想。立足新的时代情形，康晓光提出了复兴儒教的方案。他认为，这场复兴运动包括三大任务，即整理国故、社会动员和制度化。首先整理国故，根据时代精神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其次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在国内外推广儒家文化。最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制度化的文化传播体系，建立全球性的现代儒教。康晓光认为，这样一个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儒教，是支持中华民族复兴的最深厚根基。
2. 蒋庆的儒教重建说
对中国文明自性的确证是蒋庆儒教理论的出发点。蒋庆区分了儒家、儒学和儒教。在他看来，儒家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上升为“王官学”的时代，是一个学派；儒教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上升为“王官学”的时代，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自性的自足的文明体；儒学是儒教的具体学理内容，是儒教的教义系统与思想体系。蒋庆认为，“面对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从而才能为中国的崛起奠定深厚的文化根基”
②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中国儒教网(省略/p_info.asp?pid=3141）。)。他认为，儒教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四大功能：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为政治权力确立超越神圣的价值基础与历史文化的价值基础；解决社会的行为规范问题，以圣人教化所体现的道德确立国人的日常生活规则；解决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以昊天上帝天道性理安顿国人的精神生命；解决国人的情志慰藉问题，以冠婚丧祭吊恤等礼制化解人生的焦虑与痛苦。在蒋庆看来，儒教的这四大功能仍未过时，今天重建儒教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儒教来解决中国的政治合法性、社会规范、生命信仰与情志慰藉的问题。
在儒教重建的策略上，蒋庆提出了作为正途的上行路线和作为旁通的下行路线。上行路线是恢复王官学地位、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等。下行路线是在民间建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特权的“中国儒教协会”，作为国教从事儒教重建与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事业。他认为，“如果儒教在‘上行路线’与‘下行路线’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复兴，就恢复了‘儒教中国’的历史文化自性，使中国又再度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文明属性的‘文明国家’，而不是一个一味摹仿西方的亨廷顿所说的‘无所适从且自我撕裂’的‘现代民族国家’②。
3.张祥龙的儒家文化保护区说
张祥龙思考的出发点是纯粹儒家生活的延续。他认为，就文化物种而言，人们不可能有超时间的先进物种及先进序列，因此物种的多样性对于能利用它们的人或民族来讲，就意味着未来能有的更多的选择，从而构成根本的安全保证。对于人类来说，儒教文化是珍贵而濒危的文化物种，因而需要建立保护区使得纯粹的儒家文化活体能够延续。同时，针对蒋庆重建儒教的上行和下行路线，张祥龙认为，这两条路线都没有立足于儒教自身优势和生命土壤，只是在与他人争异化格局中的短长。他提出，在这两条路线之外，还有一条中行路线：儒家文化保护区。在他看来，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意义在于：“专注于儒教的人间生活化和亲子源头性的特质，以让儒教获得活生生的生活形态为第一要务，由此而焕发出儒教自身的潜在生机。”
张祥龙：《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现代哲学》2007年第1期。)
就“儒家文化保护区”的具体建设来说，张祥龙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共分五个阶段。首先获得政府的行政支持与财力投入。其次，由官员、专家和儒者组成的筹备会对保护区进行规划。第三，征募进入保护区生活的志愿者。第四，试验运行阶段，逐步创制立法。第五，正常运行阶段，形成和谐有序、自身调节的机制。此后，保护区自治自为，与大社会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以独特方式回报中国与世界。在张祥龙看来，儒家文化保护区在团体生活、政治管理等方面摸索出的经验，会有助于中华民族未来的改革，同时也透露出人类可以不走向技术毁灭的一线希望。
4.陈明的公民宗教说
陈明思考的出发点是现代社会语境下儒教对其文化功能的有效承担。与康晓光、蒋庆的儒教国教论不同，陈明认为，对于儒教功能和意义的历史描述和现实规划来说，“公民宗教”是一个合适的框架。1960年代，罗伯托•贝拉提出公民宗教说，指出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美国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活动都广泛存在着带有基督教背景的宗教共识，这构成了美国的公民宗教。在陈明看来，仿照贝拉对美国公民宗教的论述，也可以用公民宗教来描绘中国政治中的信仰、象征和仪式。他认为，从公民宗教角度讨论儒教问题有多方面的益处。在方法上，把儒教置于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中，考察儒教诸元素在实践中的实际状况和功用；在学术思想上，可以将儒教本身的形态结构问题(如神祗、经典、教士等）悬搁起来，排除基督教视角等先入之见的干扰；就儒学本身讲，可以通过对潜在的儒教诸元素(情感和价值原则）的激活，反过来促成作为有机整体的儒教其他方面(如信仰、祭祀以及组织活动等）的复兴；就文化发展战略讲，可以避开政教合一、儒教国教论等高调理论，使儒教在今天的发展变得比较平稳顺当(陈明：《对话或独白：儒教的公民宗教说札记》，载陈明主编《原道》第十四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就方案来说，陈明认为，通过儒教在文化认同和政治建构上的优势，首先以公民宗教的形式激活儒教在公共领域里的活性与功能，巩固拓展其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在世道人心对它的认知和体会中实现其作为结构的发育。他希望，最终通过激活这些渗透在生活中的儒教因素，发展出类似于禅宗和新教那样直指人心、不拘形式的“新儒教”(陈明：《所谓大陆新儒学：蒋庆、陈明、康晓光之分析与比较》，儒家联合论坛省略/dispbbs.asp?boardID=2&ID=32323&page=1。)。
5.彭永捷的体制化儒教说
当代中国的国民教化是彭永捷思考的出发点。彭永捷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拥有为其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价值观的主流宗教，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特别是汉民族而言，为我们讲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仁义礼智信这些生活常道的主流宗教，正是儒教。在他看来，“儒教的教义把成贤成圣的自我超越和洒扫应对、居家处日的日常伦理结合得很是圆融，在中国历史上承担着国民教化的责任，是过去国民教化的最主要方式。在当代，儒教与吃斋念佛的佛教、养生登仙的道家也大为不同，更适合承担起国民孵化器的作用。儒教的价值观和海内外华人的价值观具有一致性，最有利于增加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彭永捷：《论儒教的体制化和儒教的改新》，载陈明主编《原道》第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同时，彭永捷对儒教做出了“作为制度化存在的儒教”和“作为体制化存在的儒教”的区分。前者是指作为政治权力结构组成部分的存在方式，后者是指作为民间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存在方式。自汉代以来儒家长居国家正统地位，作为制度化存在的儒教成为儒家文化存在的最主要方式。随着皇权政治的崩溃，现代国家的建立，作为制度化存在的儒教不复存在。彭永捷认为，虽然民国时期康有为推动孔教定为国教的制度化努力没有成功，但在民间社会，作为体制化的孔教还是结出了果实，并且为后来海内外华人儒教建设所实践。在他看来，不再依附于国家政权充当国家意识形态的、彻底扎根民间社会的、教育国民生活常道的“体制化儒教”是当前中国儒家文化最有可能的前途(彭永捷：《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儒教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儒教在当代的重建需要革新，彭永捷就宗教仪式和教义提出建议。就宗教仪式来说，他认为，当代儒教的仪式应当从以皇权政治为中心的国家宗教，彻底向切乎百姓安身立命和人伦日用的民间化的宗教的转变，把儒教和信众联系在一起。就教义来说，他认为，应当强调在现代化条件下人们如何利用儒家资源来修身养性、安身立命，关注现代人在社会、家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注人生的信念支柱、人的精神生命质量提升等内圣问题。
三、 儒教重建的组织实践
作为一种面向现实的宗教建设活动，儒教重建不仅表现为理论建设，更表现为现实实践。这种实践不仅仅是个人的儒教信仰活动，同时也是面向大众积极传播和弘扬儒教信仰的活动。就目前来说，儒教重建表现出儒教组织和儒教网站两种实践类型。
1.儒教组织
儒教组织是指以儒教为信仰，以传承和弘扬儒教为宗旨的宗教组织。就目前来说，周北辰主持的深圳“孔圣堂”即属于儒教性质的组织(另外，炎平主事的曲阜儒者联合会和柳河东主持的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是具有准儒教性质的组织。曲阜儒者联合会，原名圣城礼乐文化促进会，2005年筹建于曲阜，连续多年举办民间祭祀孔子、孟子活动以及儒学会讲和教育活动。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2005年成立，学会创办中国当代儒学网，连续多年举办祭孔典礼、中华圣诞夜等活动。不过，总体而言，曲阜儒者联合会和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的儒教诉求并不如深圳孔圣堂明确和强烈。)。
2008年9月，周北辰在网络上发表《儒教现代改制的构想》，提出儒教建设的具体设计和规划。2009年8月，“孔圣堂”在深圳正式建成，周北辰担任堂主。孔圣堂具有明确的“儒家现代道场”的定位：“道场，就是传道的场所，即传播儒家古圣人之道的场所，传播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场所。佛家有‘寺’，道家有‘观’，耶教有‘教堂’。儒家也有自己的道场，如天坛、孔庙、书院、祠堂等。然而，近代以后，儒家数千年来的王官学地位随着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解体而丧失，其道场也在各种政治运动和战乱中被破坏殆尽。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首先要重建其文化载体和象征符号。儒家道场，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孔圣堂，正是在民族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因时改制的结果，是传播圣学圣道的专门场所，是儒门同道进行交流和团契的场所。”(参见孔圣堂网站(省略/）简介。)
深圳孔圣堂以“传播圣道，讲明正学；移风易俗，复古更化；重建信仰，振兴道德”为使命，开展一系列讲经、宣道、同契、礼仪、传道等儒家聚会活动。2009年10月11日，孔圣堂在深圳东湖公园孔子文化广场举行深圳市第一次祭孔大典。2010年5月22日，孔圣堂举行儒家传统婚礼，婚礼根据儒家《礼经》义理及士婚礼仪节制定，由亲迎礼、入堂礼、告拜礼、封赠礼、成婚礼等部分组成。通过开展一系列的儒教活动，深圳孔圣堂希望建构儒家文化复兴事业的“深圳模式”，并复制推广到全国乃至全世界。
2.儒教网站
当今时代，网络成为信息传播的便利工具。建设儒教网站是传播儒教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儒教网(省略）暨儒教复兴论坛(省略）最具代表性(与中国儒教网类似的网站，有陈明创办的儒学联合论坛(省略）、王心竹创办的儒家中国(省略）等。值得注意的是，就创办历史和网络影响来说，儒学联合论坛也许会更重要，但是就网站的儒教性质而言，中国儒教网表现的更为突出。)。
中国儒教网暨儒教复兴论坛创立于2006年3月20日，创办人为王达三。王达三曾在网络上发表《中国前途与儒教重建》等文，是儒教重建的积极推动者。对于网站的定位，王达三在网站开通之际即已表明：“中国儒教网的立场和宗旨就是：儒家的情怀，儒学的理念，儒教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起努力！……中国儒教网对于儒教的复兴不但予以相当程度上的了解之同情和温情与敬意，而且更引为己任。……中国儒教网希望能办成关注和赞助儒教的海内外各界人士了解中国儒教问题的平台和窗口。”网站以儒教的诸方面为中心进行栏目的设计和安排。主要开设栏目有：重建与复兴、历史与圣贤、经典与教理、生命与体证、道场与礼制、国家与教化、风俗与日用、公益与慈善、判教与卫道、儒门报刊、域外宗教等。
在传播儒教思想和交流儒教信息的同时，中国儒教网暨儒教复兴论坛还针对现实中有关儒教问题儒教立场的公告，并多次组织发起网络签名活动。2006年9月19日，由海内外众多学者联署的《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致全国人大、教育部建议书》在中国儒教网等八家网站对外联合公布，建议书起草人为王达三。2006年12月18日，中国儒教网、孔子2000网、儒学联合论坛发起和组织来自国内高等院校的十位哲学和教育学博士联合署名发表《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倡议书，号召国人慎对基督教“圣诞节”。2009年4月9日，针对电影《孔子》拍摄一事，中国儒教网暨儒教复兴论坛联合多家社团共同《须尊重历史，宜敬畏圣人――致电影剧组人员公开函》。2010年12月22日，针对在山东曲阜孔庙附近建造可容纳3000人、名为圣三一的哥特式基督教堂一事，郭齐勇、张祥龙、张新民等十位学者联合发起《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意见书在中国儒教网等十家网站。中国儒教网暨儒教复兴论坛的活动使得儒教的声音在互联网上得到快速传播，彰显了儒教的网络存在。
三、 儒教重建的未来趋势
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宗教，新世纪以来的儒教重建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于儒教重建来说，一切只是刚刚开始。结合这十年儒教重建的成果和教训，我们尝试对儒教重建的未来趋势进行初步的展望。
1. 理论共识
由于立场和视角的不同，儒教重建的主张者在理论框架上存在着不同，在重建方案上也存在着差异。其中，争议较多的是重建后的儒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康晓光的儒教主张是为了应对全球化时代文化间的现实竞争，这导致他更多关注儒教对国家(或文化的核心国家）所具有的社会动员和政治认同功能，而对儒教本身的特征缺乏系统思考。蒋庆对儒教自身的特性给于关注，但是他主张儒教国教化，要求政府承认儒教，同时要求政府主动给于儒教组织各种特权优惠，这种主张过度寄希望于官方的支持和推动，较少关注儒教自身的现实发展和组织建设。张祥龙主张儒家文化保护区，强调儒教生活方式的保存和复苏，而保护区的建设和维持对于政府仍然存在严重依赖。与此不同，陈明主张儒教公民宗教化，诉诸儒教在当代公共领域中文化认同和政治建构功能的有效承担，这种承担立足于正在形成中的公民社会，但是作为公民宗教的儒教在当下现实中的组织形式和主要载体，他并未给出具体说明。彭永捷主张儒教体制化，强调儒教不再依附于国家政权充当意识形态，而是立足民间，作为一个民间宗教教化大众生活常道，向大众提供一种饱含传统意味的信仰体系。但是作为民间普通的儒教如何面对现实政治，如何面对儒家经典中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仍然有待进一步思考。
作为历史上在诸多层面都曾担当重要功能、发挥重大作用的儒教来说，当下的这些理论充分显示着儒教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而理论之间的分歧呈现出的是儒教的现代性问题，儒教如何适应现代社会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和作用的问题。“适应”是为道屡迁，唯变所适，应时而中。对于当下“道”的理解与“时”的判断决定了各家对于儒教在现代社会中所承载功能的认知分歧。作为正在生长中的宗教，儒教的建设是开放性的，不是一个人的事业，也不只存在一个理论方案。就儒教未来的发展来说，各家理论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并行不悖的多元共进(就儒教自身来说，理论之间的分歧是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不过，当儒教重建议题接受公众讨论时，这种理论分歧也会产生意外的效果。比如，有些论者或者媒体会把其中的一个主张(比如儒教国教化）当作所有支持儒教重建者的主张，而对其他不同的主张(比如儒教民间化、儒教公民宗教化）漠视不理，从而在公共讨论中把开放的儒教重建议题狭隘化、极端化。)。虽然各家对重建后的儒教与政治的关系有不同看法，在政治诉求上存在分歧，但是儒教需要在政治上与政府保持基本良性的互动，是各家都会达成的一个共识(就儒教具有的影响、资源和地位而言，政府对儒教重建的态度似乎是默许发展，乐见其成。政府坚持自由政策，同时，政府遵循现代社会的政教分离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09》第三部分“各大宗教发展趋势报告”中，“儒教”首次被列入年度报告范围。参见金泽、邱永辉主编《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同时，对于立足民间建设儒教，虽然各家在意义认知上存在分歧，但这也是各家都会接受的一个共识。
2. 重在实践
儒教问题虽然需要许多理论研究，但从根本上说，儒教重建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一批真诚信仰儒教的实践家、儒教组织积极开展儒教的建设活动，代表儒教争取合法权益(2010年底，曲阜拟建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干春松发出“曲阜建教堂，儒生除了签名，还能做什么？”的疑问，正是对于目前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可以出面代表儒家现状的感叹。)。有学者曾指出，就目前的儒教建设来说，急需举办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儒教建设工作会议，尽快筹建中国儒教会(或协会、联合会），并以中国儒教会(筹）的名义，一方面积极推进儒教建设工作，统筹指导具体事宜；另一方面向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申请正式合法身份(参见彭永捷在儒教联合论坛的发言“2011年儒教建设建议――儒教重建宜加速开展”。此文收入黄玉顺主编《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7页。)。
儒教合法身份的获得，依赖于儒教自身现实建设的成果。儒教的建设需要周北辰、炎平、柳河东这样的儒教实践者，在现实生活中积极践履儒教，使得民众能够感受儒教徒的真实存在；需要深圳孔圣堂、曲阜儒者联合会、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这样的儒教组织，在儒教教义、礼仪等方面积极建设儒教，使得民众能够体验儒教的宗教生活；需要中国儒教网、儒学联合论坛、儒家中国这样的儒教网站在舆论媒体中积极宣传儒教，发表儒教见解，使得民众能够听到儒教对于现实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在儒教重建的过程中，儒教组织要与相关的儒家文化组织，比如读经社团(读经社团是指认同儒家文化，以推广诵读儒家经典为宗旨的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民间儒家文化活动，读经社团并未直接表现出儒教诉求。其中，孟母堂和一耽学堂分别代表了儒家读经社团的两个方向。前者是注重儿童读经教育的现代私塾，后者是儒家青年文化公益组织。)、儒学组织(儒学组织指认同儒家文化，以研究、传播和弘扬儒家文化为宗旨，但并非直接以建设儒教为宗旨的社会组织。中华孔子学会具有代表性，全国各地的儒学组织大多以孔子学会或儒学学会的名称建立，采用与之相似的模式运作。)、儒教研究机构(儒教研究机构是指在高等院校、社科院等教育科研机构中成立，长期关注和研究儒教的发展，以研究、传承和弘扬儒家文化为宗旨的学术机构。就目前来说，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在推动儒教研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儒教建设来说，孔庙和书院的恢复是重要资源。而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来说，正在重建之中的宗族祠堂、民俗信仰也是儒教建设中可资凭借的资源。)。虽然在宗教诉求上，这些组织或机构与儒教组织存在一些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之间仍然拥有许多共识，在研究、传播和弘扬儒家文化等方面，这些组织之间都能够保持合作的关系。儒家读经社团和儒学组织对于儒家经典和儒家文化的传播和普及为儒教在民间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儒教研究机构通过自身的学术研究，可以向政府部门积极荐言，推动政府文化方针和宗教政策的逐渐改变，为儒教的发展进一步创造环境，开放空间。同时，随着儒教重建活动的积极开展，文化环境的逐渐改善和社会空间的逐步开放，儒学组织和社团也具有转化为儒教组织的可能性。
不过，在儒教重建的实践过程中，应当注意的是把握发展方向，尤其是在如下三个方面格外注意(参见彭永捷在儒教复兴论坛的发言，儒教复兴论坛(省略/dispbbs.asp?BoardID=4&ID=5230&replyID=53344&skin=1）)：儒教同中国的政治制度相适应，不能走到中国政治制度的对立面；大陆儒教事业确保有自，不能沦为境外势力操纵的工具；儒教必须确保始终走良性发展道路，时刻检省其组织和教义，避免在民间无序发展，防止出现儒教异端甚至组织利用宗教违法犯罪的现象。这些都是在宗教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A Review of Reconstruction of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Past Decade：
Theoretical Approache, Organizational Practice and Future Trend
Dong Linli
Abstract:
Reconstruction of Confucianism was raised as an important issu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In theory, there are five approaches: Kang Xiaoguang's Confucianism renaissance, Jiang Qing's Confucianism reconstruction, Zhang Xianglong's Confucianism cultural protection area, Chen Ming's civil religion and Peng Yongjie's Confucianism organizationalization. In practice, there are two types of organizations: Confucianism organization and Confucianism website. To reach theoretical consensuses and practise hard are future trends of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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