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行政管理 课程体系 教学改革
一、引言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从注重管理转向注重公共服务和协作，起初的行政管理与服务的对象和范围、管理与服务的内容和方式也理应加以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和民主价值诉求的发展需要。为实现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的目标，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构建体现理论和实践强有力结合的教学体系，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注重对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编制培养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的人才培养方案，科学地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成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当前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
1、政治学类和管理学类的课程所占的比重偏多
这种课程设置实际上反映了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教育主要存在着两种取向，即政治学取向和管理学取向。行政管理学界的这种取向上的争议实际上反映了目前中国行政管理学在学科基本范畴上的模糊不清。反映在课程设置上就表现为，政治学类课程和管理学类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分别占有几乎不相上下的比重（行政管理学类的课程除了公共财政学和行政法学之外都是属于管理学范畴的课程）。
2、课程之间的设置缺乏联系和必需的衔接性
这尤其反映在公共财政学和公共政策分析这两门课的设置上。公共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必须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但是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专业基本上都没有开设这两门基础课。如果没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学生是不可能学懂公共财政学的。当然，目前国内大多数行政管理学专业所用的财政学教材是建构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没有现代经济学的知识也可以被学生理解。
3、公共政策的课程比重过小，并且缺少相应的基础课程
如果将政府行政管理管理活动分为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主要偏重于内部管理方面，外部管理方面的课程相对来说比较少，即公共政策方面的课程极其少。
4、经济学类的课程相对较少
由于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界对于行政管理学的基本范畴之争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取向和管理学取向之上，因此对于经济学类课程的重视就显得不够。当然，有些院校主要是因为缺乏经济学类的师资。所以，目前只有极少数院校的行政管理学专业开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
三、行政管理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分析
1、重视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训
为适应社会需要，行政管理人才理应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因此，在理论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之外，还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人文素养内涵不仅包括有利于提高学生专业技能、技术创新的专业素养，还应包括社会综合能力的扩充训练、精神气质的陶冶和人格品质的塑造。
行政管理专业以培养行政工作的高级管理人才为目标，针对管理者素质的要求，开设人文素养方面的课程，从管理者的观念、品格、知识、方法、能力等方面强化训练。如开展务实、敬业、拼搏、创新精神的训练，伦理道德、毅力、人格修养等方面的培养，加强人际沟通、表达能力、创业策划、情商训练和社交礼仪等素质的培养。现代政府存在与活动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立足于为少数人或行政官员自身利益服务的基础之上。这是对政府及所属行政工作人员的基本伦理道德要求。行政管理学专业对学生的培养和教育，只有在这种专业意识的指引下，才能培养他们的服务意识、公仆意识和公共责任意识。
2、同等重视理论课程与实践环节的安排
行政管理专业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行政管理专业教学计划除设置大量的理论课程外，还应包括更多的实践环节。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应使学生能真正胜任公共服务工作。把科研引入教学之中，通过专题研讨会、课程论文等形式，要求学生独立研究公共服务领域里存在的问题，培养其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对公共服务领域活动深层次的现象进行观察、分析、归纳、整合的能力。通过这些实践环节的有效实施，提高专业人才应用行政管理专业知识与理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同等重视定性与定量课程
对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加强高等数学、公共管理统计学等定量课程的教育与学习，有助于为该专业的学生学习定量课程打下坚实基础，有效提高其公共管理定量技术分析的能力，从而准确地将在实践中统计的资料应用于政府公共服务中，创新公共服务方式，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4、改革单一的政治学取向和单一的管理学取向
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及其管理对象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决定了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计应体现诸多学科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和相互发展的取向。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政府微观管理职能的逐渐削弱，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逐渐强化，社会对行政管理的技术和管理型人才的需求量增大。
为了使学生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注重在多学科综合走向上创新。因此，行政管理学在学术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方式等方面，应更多地与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紧密联接起来，达到互相借鉴与渗透，相互促进与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化、知识经济社会日益发展，多学科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所形成的多元研究方法为行政管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陆锋明.浅谈高职教育中行政管理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j].社科纵横，2009(8)
关键词：公共政策学；课堂教学；案例创新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642.0？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7-0046-02
公共政策学是教育部公共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要求开设的所有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四大平台课程之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在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开设，现有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城市管理等四个专业，且公共政策课程均已在上述四个专业开设。
因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是我校唯一拥有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交叉优势的学院，教学研究覆盖区域经济和公共管理两大学科，因此本文拟在此学科交叉背景下，针对《公共政策学》的课堂教学思路进行探讨，以期为公共政策课程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参考。
19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的政策研究还只是附属于经济科学。以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Woddrow Wilson）提交关于行政研究的论文开始，美国公共行政学科方始建立。因此，公共政策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还属于新兴学科，也是一门正在不断发展中的学科，是指权威的国家机构及公共团体为了实现特定的公共目的，对社会价值进行合理配置的决定与实施过程。追溯来看，公共政策学起源于政治学、管理科学等学科。1947年，美国学者西蒙提出“管理即决策”。1951年美国政治学家勒纳和拉斯维尔共同主编《政策科学：视野与方法的近期发展》一书，该书第一次对政策科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发展方向做了详尽的论述，被人们认作是公共政策学诞生的标志。
中国公共政策学科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引进西方政策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目前已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部分。由于在我国起步和发展均较晚，还属于一门新兴学科。总的来看，公共政策教学的专业化人才缺口较大，高校教师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偏重理论，在关注社会公共政策现实、提出政策解决方案等方面较为欠缺，从而使这门课一定程度上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在课堂教学上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案例教学和社会现实的结合不够紧密。由于选择合适的案例开展教学，有助于学生实现从“课堂学习”到“政策实践”的认识转变与政策体验过程，因此案例教学也是公共政策学发源地美国的MPA等教育的基本方法。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发展期，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发展程度差别较大。在这样一个时期，北京上海等地已经进入发达经济初级阶段，2012年北京经济总量已达17801亿元，2012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3797美元。但就在北京周围，在承德、张家口、保定等首都周边，还存在一个贫困程度较深且集中连片的区域，存在着近200个贫困村、154万贫困人口，被称为“环首都贫困带”。这样的社会现实导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急剧增加，政策问题层出不穷，公共政策分析的案例异常丰富，为公共决策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实践机会。因此，当前存在的大量丰富生动的公共政策案例完全可以用于公共政策学的课堂教学案例加以分析，而这对于拓展并创新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公共政策案例教学的概念界定[1]
案例教学（Case Method）是由美国哈佛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朗代尔（C.C.Langdell）于1870年首创，后经哈佛企管研究所所长郑汉姆（W.B.Doham）推广并得到了迅速传播。案例教学法撇弃了照本宣科的课堂灌输方法，具有开放式、互动性、启发性等特点，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有利于对课堂理论进行实践验证，因此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育方向的一种成功教育方法。20世纪80年代，案例教学引入我国。
所谓教学案例，指的是真实发生过的、和教学知识点密切相关的事件。小劳伦斯·E·列恩认为：“教学案例是一个描述或基于真实事件和情景而创作的故事，它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学习者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后会从中有所收获。”案例教学，则是根据事件发生的具体场景，进行后期模拟还原，从中探讨该事件本身所包含的理论问题和解决思路。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将前期真实生活引入后期学习过程之中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同学们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理论模拟和实践分析。
公共政策案例（public policy case），即将实际生活中的具体公共政策引入课堂教学或学习者思维之中的可操作的应用形态，是对某一公共政策情景（a policy situation）的直观化和具体化的描述。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则是基于丰富鲜活的公共政策现实活动，将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教学，目的是在教师启发引导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掌握公共政策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通过政策具体过程（如制定、执行、评估、终结、分析等）和具体细节的分析来促进公共政策学教学水平的提高和政策解决思路能力的提升。
二、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的优点和缺点
通过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学生可以在分析具体现实公共政策的基础上，对公共政策的功能、类型、系统等基本概念和价值、环境、体制、工具等公共政策理论知识进行“再检验”，并进而深入理解和认识制定、执行、评估、终结等政策过程，也可以通过对问题进行不同视角、不同环境、不同条件的比较评估，自觉或不自觉地训练“分析有条不紊、探究坚持不懈、决策当机立断”的政策分析能力。
但综合来看，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也有其明显的优点和欠缺之处。
（一）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的优点
优点很明显，主要有：
1.有利于通过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式来深入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案例教学倡导在教师引导、学生准备、现场讨论、课堂总结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理论学习能力、问题分析能力、即时思辨能力和总结提升能力。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的教学方法，也有利于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教学环境。因此案例教学法可以明显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深入提升教学质量，从而达到教学要求。
2.有利于结合公共政策学科本身的特点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公共政策学融汇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等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知识，具有较为复杂的系统知识特征。因此，单纯的理论教学会使学生对政策术语和范畴等这些本来源自生活的理论知识反而感觉理解较为困难，也容易感到枯燥。现实、生动的公共政策案例分析，能够加深同学们对诸如自由裁量权等公共政策术语、理性决策系统等学科范畴及其他理论知识的理解，比较能够以切入生活的方式，简易而又生动地抓住知识点，从而提高学习效率，也有利于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公共政策学的兴趣。
3.有利于通过针对性探讨政策分析过程来培养学生公共政策素质和能力。公共政策学本身即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个主要的工业国家，其后由于发展的需要迅速扩展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具有彻头彻尾的政府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实践基础。尽管不断有学者进行理论总结和提升，但通过针对性的过程分析，明晰公共政策产生的政策环境、价值内涵、决策体制、制定议程、执行障碍、评估模式、终结策略等分析程式、步骤和方法，从而既着眼于政策问题本身，又能在理论指导下超越政策问题，可以系统、延续、及时地培养学生分析现实公共政策问题的素质和能力，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二）目前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的缺点
尽管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有着显著优点，但限于我国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历史较短，一般同学政策参与不多，当前正处于经济、环境、社会等转型发展过程等因素，目前我国高校公共政策学的案例教学也同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主要表现在：
1.单一案例分析的灵活性和课程案例分析增加的单调性。无疑案例教学具有生动、现实、互动的教学特点，以启发引导为主，但由于公共政策学涉及到多学科交叉背景知识，从而使单一案例分析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的观测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参考结论，这既需要同学们同时具备宽口径知识和专业视角，也加大了问题分析的难度和深度；同时，经常进行案例分析，因为固定的理论知识总是落后于不断发展的政策实践，也容易使同学们感到总是有一层隔膜的政策体验。并且，分析的案例越多，理论和具体案例之间的差距就越大，最后案例分析就逐渐演变成为对理论知识的另一种叙述方式，从而使人感到别样的单调。
2.现实政策的演变过程映衬出案例教学分析的过去式。分析公共政策为的是解决公共问题。但公共政策学的案例分析，往往是以过去式的公共政策问题为分析对象。即使对于曾经发生的某一公共政策问题的结论是永远不变从而使具体分析可以绝对正确，但这种分析对于正在发生和尚未发生的公共政策现实仅仅具有借鉴参考作用和理论指导意义，学生只能“横看成岭侧成峰”却难以“身在此山中”以便去识得“庐山真面目”。这种现实政策的演变过程映衬出案例教学分析的过去式，就使得案例教学分析大部分时间、大多数场景仅仅停留在了课堂，实际指导意义较为欠缺。
基于以上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分析的优缺点，笔者力图跳出一般案例教学的窠臼，提出了“摸底—点题—仿真—实践”的四步案例教学法，力图凸显政策实践中的理论脉络，注重理论讲解中的实践能力，通过“实时新闻、现场分析、政策把关、实践验证”的教学思路来切实提高学生对于公共政策学理论的把握能力和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有关内容，将会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思路创新研究》一文中进行详细介绍。
参考文献：
[1]陈昌洪，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2，（16）.
关键词: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公共行政;教学
一、公共行政与高校行政管理专业
(一)公共行政的起源与特质
公共行政是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它从政治学当中分离出来、形成自身特有的学术研究体系，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公共行政研究起源于美国，而后经由不断的探索和创新而拓展到世界各地，为现代政府的行政管理改革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对公共行政研究的产生是当时社会发展和政治环境的必然要求。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在实现了社会生产力高速向前推进的同时、也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层出不穷。当时，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政党分赃制”(Spoilssys-tem)一度大行其道，由选举造成的周期性政治震荡导致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官员更替;这种人员频繁更迭进一步使得政府管理工作非常不稳定，公共政策也难以长期坚持和落实。行政管理变革的要求迫在眉睫，1883年美国通过了《彭德尔顿法案》，宣告了美国行政文官制度的建立和“政党分赃制”的终结。为了回应社会现代化对政府管理的新要求，同时也作为对行政文官制度的深度理论阐释，1887年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WoodrowWilson)在《政治科学(季刊)》上发表了名为《行政学研究》的论文，明确地提出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出来的必要性。1900年，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FrankJohnsonGoodnow)发表了《政治与行政》一文，指出了美国环境下实现政治与行政二者协调的特有方式即法外调节。与此同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WinslowTaylor)和亨利•法约尔(HenriFayol)在各自的大型企业管理实践当中也总结了可以用于行政管理的、普适性的管理原则，认为管理是可以通过学校教育来习得的。由此可见，公共行政研究自其诞生之初，就是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而这一特点在后来的公共行政研究发展当中则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1926年伦纳德•怀特(LeonardD．White)所写作的《行政学导论》作为世界上第一本论述公共行政学的大学教材，对各大学的公共行政专业教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帮助。同期卢瑟•古利克(LutherGulick)根据自己在美国公共行政研究所的实践研究提出了“一体化行政原则”，由此公共行政研究的“价值中立”取向和“政治无涉”立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至此，传统的公共行政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奠定了深厚的学科基础。随着各派学者对公共行政研究探索的不断深入，这门学科的内容逐渐变得更加丰富，其研究视角和价值判断立场也不时有变化的倾向，整体呈现出“螺旋式前进”的状态。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公共行政如今已经成为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相互交叉和渗透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由此，高校当中建立的行政管理专业也与之相适应，体现出了综合性、交叉性和应用性强的特点。
(二)我国公共行政学的重建与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发展
我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的建立，源于我国社会科学界对公共行政这一研究领域的重新重视。1982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学者夏书章的文章《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使得原本在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过程中被撤销的公共行政学科目得以恢复，重新回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领域。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人事部共同举办的行政管理研讨会在吉林市召开，反映出政府对公共行政研究开始了正式的重视。而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成立，更是被誉为中国公共行政研究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1］。自学科重建之始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学科重建，即建立学位点和教育体系。有相当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公共行政研究都在这一时期产生，但从整体上来讲仍然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例如:研究队伍规模有限，对于研究的重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研究范围仍然比较狭窄，专业化的程度需要继续加强;研究内容大多以概念讨论和辨析的层面为主，对我国的本土实践问题的关注也较少，以及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和应用尚显不够。对于根植于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上处在吸收借鉴的阶段，并且主要是通过吸取西方对公共行政研究早期与中期的成果来实现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全球化和国际化大环境的广泛影响，我国的公共行政研究也在逐步拓宽领域、越来越多地结合本土实践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38—39。我国各大高校设立的行政管理专业也呈现出了与公共行政研究存在某些相似之处的发展趋势。自学科重建至今为止，我国各大高校相继开设的行政管理专业作为对公共行政这一领域的教学研究的延展，与国外高校的相近专业相比较而言，可以说是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发展较快，无论是在办学规模和办学质量方面都一直有所提升，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已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输送了大批兼备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截至2010年9月，全国开设行政管理专业的院校已有308所［3］。我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学术研究推动着公共行政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而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为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提供了进一步的基础和素材。因此，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当中遇到的难点，也正是公共行政这一研究领域的内容与特质所决定的。
二、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的难点所在
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过程带有浓厚的“移植”色彩，主要表现为研究范畴与学科结构的“移植”，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效仿，以及西方公共行政学的流派、思潮、热点问题等等在我国国内引起的关注与共鸣。在我国，公共行政研究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统一:国际知识的引进和消化属于国际化，立足本土需求的外来知识的加工和新知识的生产属于本土化，本土知识的输出又属于国际化的范畴。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国“对西方理论和治理模式的了解具有高度同质化色彩，而对其内部的丰富性和异质性缺乏足够的把握”［4］。因此，如何正确认识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之间的适配性，避免在西方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面前被动受限，落入“简单西化”的窠臼，则成为值得我们给予高度关注的研究议题。这一议题在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环节当中，则凸显出更为重要的一面。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分为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教学两类，这两类教学在课程体系设置、教材选择和教学过程管理等方面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仍存在某些共性可循，教学环节遇到的难点也具有共同之处。
(一)课程体系设置
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体现了公共行政研究的理论实践双重性。一般来说，本科阶段设置的课程主要分为学科基础课、专业课(分为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两类)、全校选修课、社会实践和学位论文这几大模块。其中，除了全校选修课内容与行政管理专业理论没有直接关系之外，其他几大模块的课程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共行政研究有直接联系。例如，学科基础课涉及政治学、经济学、行政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专业课则有中国政府与政治、西方政治制度、西方行政学说史、行政领导学、市政管理学、公共政策分析、公共关系学等;社会实践要求学生参与一定的政府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等相关职位的实习活动;学位论文更是考量学生对本科四年学习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在研究生阶段，课程的几大模块划分基本不变，但受到学习年限的影响，使得每个模块所包括的课程种类和数量都有所减少，但在课程内容和深度上较之本科阶段却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对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思维创新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我们对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的理解，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同样呈现出综合性、交叉性、理论实践并重性的多学科复合特色。首先，目前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体系始于我国公共行政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复兴，故而起初基本上借鉴的就是国外高校的相关专业设置模式，其课程包容性强、涵盖了公共行政研究涉及到的绝大多数学科，而这一模式一直沿用至今。其次，公共行政研究不仅重视理论的学习，更加注重实践应用，并非纯粹“务虚”的研究学习。因此，不仅仅是社会实践这一门课程在整个专业课程体系当中很必要，而是所有课程都需要学生经过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参与、理解和感悟才能够真正融会贯通。再次，课程体系中涉及到的大部分课程所在学科都产生于西方国家并在西方得到了长足发展，已经积累起了相当的研究基础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虽然在我国的研究时间也已不短，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路径仍然是以参考西方的研究成果为主，中国化的研究理论尚未真正充分建立起来。由上所述，如何对课程体系加以改进，在课程体系中更多凸显中国特色，是值得深思的。
(二)课程教材选择
想要一门课程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与适当的教材使用是分不开的。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课堂教学所使用的教材，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国内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积累，参考了大量学术资料之后进行的原创编写，此类教材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新编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学系列教材”“21世纪公共管理学系列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21世纪公共管理系列教材”等等;二是国内学者挑选比较经典的、评价较高的、使用口碑较好的国外著作，通过合法渠道得到授权，再翻译成中文版本并在国内出版(中译本一般都会适度地去除不适宜中国国情的内容)，此类教材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经典译丛”系列著作等等;三是原版的外文教材，或者是前面所述中译本的原文教材，或者是其他在国内尚未有中译本但质量较好的学者著作。原版外文教材大多由一线教师推荐给学生用作前两类教材的补充，或者对教学内容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将其当作课外参考书目使用。不同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安排差异性很大，所使用的教材也包括了以上三大类，具体到著作的作者和出版社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以上三类教材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实际的教学使用当中也各有利弊:第一类国内学者自行编写的原创教材，从目录章节编排到行文用词都更为贴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学习思维，因此学生使用起来难度最低，适合本科生教学使用;缺陷是往往以纯粹的文字内容为主，显得内容枯燥。第二类国内学者出版的国外教材中译本，根据中国国情适度删除了书中不适合教学的内容，较好地保留了原书中基本的理论体系和趣味叙述，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具体案例都能够体现出显著的西方特色。由于语言叙述差异和文化习惯有别，学生初始阅读可能会存在某些理解难点，需要教师指点和多次反复学习才能适度克服，适合研究生教学以及学有余力的本科生使用;缺陷是教材内容完全来自西方，与我国本土现实差异较大，学习有一定的难度。另外，由于原书语言所限，文字难免不够简练。第三类原版的外文教材，则是直接采取“拿来主义”进行知识灌输，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全盘西化”的，因此适合外文基础较好的学生使用，也可作为研究生教学的推荐参考书目;缺陷是书中可能存在不适合于我国本土教学的内容，容易对学生的理解造成一定的干扰。因此总体来说，如何管理、使用好教材，使其更有利地服务于教学也是难点之一。
(三)教学过程控制
根据对现实状况的考察可以发现: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堂教学大多以理论传授为主，虽然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实践要求，但并不是课堂教学的主体活动，因此对理论知识的传授成为课堂教学过程当中最主要的一个环节。由前所述可知，在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堂教学过程中传授的基础知识有不少来自西方理论。然而，如何在指导学生理解基本理论的同时，阐明来自西方的理论知识在中国特色背景下的适用局限性;如何在掌握和辨别西方理论的基础之上自发提炼出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行政学理论，解释中国国情下的本土实践，这些都是课堂教学过程中经常会面临的问题。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本科教学以基础知识为主，由于考虑到现实需求和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主要目标是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一定的学科基础理论，努力拓宽知识面，尽量按照“宽口径”的人才培养模式来进行教学。因此，教学的课程科目虽然较多，但内容一般不会过深。这就突显出课堂教学中教师引导的重要作用。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等学科基础课，对学生要求的重点放在理论知识理解方面和对课程内容体系的整体把握方面;专业课对于学生的要求较之学科基础课要略高一些，考察学生在掌握了学科基础知识之后对于更加复杂问题的分析能力，而且教学内容也更为集中倾向于公共行政的研究视角。因而，如何引导学生在接受理论知识的同时，对其在解释中国本土实践的局限性方面形成清晰认识，仍是需要克服的难点。在研究生教学过程当中，则更应注意以上问题。研究生阶段的教学科目较少但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在学生已然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和理解能力之后，鼓励学生进行自发思考、提问与探索。这就对教师的课堂掌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做好“中”实践与“西”理论的有机结合，避免学生的思维被西方价值观所占据，杜绝“言必称西方”的情况在课堂出现，也是摆在教师面前的难题，这些都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解决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难点的若干建议
分析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的难点，有利于我们对在教学过程中已经取得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和总结，对教学实践当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得出更加清醒的认识;而明确了问题所在之后，接下来就要积极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做到有的放矢，方能避免资源浪费，也能帮助我们聚焦问题的核心，从而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处理。
(一)课程设置方面
1.完善课程体系，增加实践内容
要对现有的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设置方案进行优化整合，在保留现有的学科基础课、专业课、学位论文等模块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实践在整个课程设置体系当中所占的学分比例，要求学生在课余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实习或者志愿服务等活动，并且要求上交实习证明，撰写实践报告和论文;在具体的课程教学当中，应当鼓励学生通过参与课外实践的形式切身感受公共行政学在中国本土实践当中的实际应用情况，从而加深对学科知识的真正理解，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探索将学生课外实践情况以一定的比例计算进该门课程的总成绩当中;鼓励学生将课外实践中的所思所想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问题提出来，并且根据自己所获得的一手资料撰写学位论文;加强对学生参与课外实践的重要性的宣传。
2.调整课程科目，增加选修课程
要对现有的行政管理专业课程科目进行一定的调整，在保证专业必修课数量、不过分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增加专业选修课的数量，给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性;教师在开设专业选修课的时候，应以研究中国本土公共行政学相关问题为核心，增加对于国内公共行政学相关问题的探讨，引导学生对本土实践问题产生兴趣，鼓励学生阅读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本土公共行政学相关研究的著作并认真思考。
(二)教材选择方面
1.鼓励使用国内学者原创编写的教材
对于国内已经有相当多研究积累成果的学科和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当让教师优先选用国内学者原创编写的教材，作为该门课程的主要参考书目使用;应当鼓励教师根据自身的研究成果、教学经验和本专业教学大纲来自行编写课堂教学讲义，作为学生温习与参考之用，但要注意教师不应强行向学生指定必须购买自己编写并出版的教材。
2.适度使用国内学者翻译的国外教材
对于国内已经有一定研究成果的学科和课程，在优先选择国内学者原创编写教材的同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适度使用一些国内学者所翻译的、较为优质的、已去除不适合内容的原版教材中译本，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参考书目，供感兴趣的或是学有余力的学生在课外阅读;在研究生教学当中，可以适度增加原版教材中译本在参考书目当中的使用比例;教师应当谨慎处理原版教材中译本的使用，向学生阐明该种参考书目的特质和局限性，必要时加强对学生的指导。
3.严格管理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
对于某些学科由于国内研究和发展水平所限，需要使用西方原版教材以便于学生理解和吸收最新知识的，应当进行专门备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5］目的是坚决捍卫高校这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防止高校课堂教学被“精神污染”所侵蚀。因此，对于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必须严格进行管理;教师在需要使用西方原版教材的时候，要指导学生认真分辨教材内容，自觉批判和抵制其中不适宜的部分。
(三)教学过程方面
1.把握好教学流程
教师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讲解教学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在采用具体案例分析时要强调“中”和“西”之间的差异。同时，还要注意掌控课堂讨论的方向，不向学生传递歪曲错误的言论和思想观念，发现学生有理解偏差时要及时纠正。教师本人要坚定不移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端正学术态度，课堂教学也绝对不能“言必称西方”;若发现学生当中出现不良话题，也必须坚决予以制止和劝导。正如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所讲:“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要强化理论武装和正面引导，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5］
2.以教学促进科研
教师要对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在科研过程中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整体地提升经验研究的质量，通过继续拓展研究领域、扎根真实世界，开展中国公共行政的经验研究，并基于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基础进行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建构;要继续重视规范研究，探讨和反思我国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产生的价值规范性问题并做出合理的阐释;提高公共政策研究的科学化程度，积极吸收学科前沿的学术成果来丰富和发展我们对于公共行政学的新的认知，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理论和实践需求［2］42—44。
四、结束语
整体纵观我国的行政管理本土实践经验，其复杂程度绝非仅仅是通过西方的公共行政学理论视角就可以完全涵盖和充分解释的。我国的公共行政学研究应当在国家转型的经验基础之上，形成属于自己的概念、建立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并非只是跟随美国公共行政学的理论解释而为。因此，我国的公共行政学应该努力超越传统公共行政学研究当中的“管理学定位”［2］42。与此相应，我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也应积极跟随本土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步伐，立足中国国情，处理好“中西结合”中的难点，区分开“中西之间”的差异，在熟悉研习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能够充分阐释中国国情的特色理论体系，并且将其应用拓展到高校的教学实践当中，使学生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指引下端正学习态度、服务社会，从而真正实现中国本土公共行政学的教研一体化。
作者:田舒 单位:北京化工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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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体系上，行政法被称为动态的宪法，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自不待言。同时，行政法与民法等私法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井水不犯河水”，相反，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是现代法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私法原则与规范在行政法中进行适用就有了较大的空间［2］。因此，法学专业的行政法课程教学往往以这些课程为基础。尽管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并非和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完全一致，但是没有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公共管理类的学生学习行政法学课程可能会造成囫囵吐枣、似懂非懂的不良后果，开设行政法学课程的目标恐怕也就难以达成。当然，一些本科院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开设了《法学导论》或《法律概论》等课程，普及了最基本的法学知识，这为行政法学课程的教学奠定了一定基础。不过，《法学导论》等课程一般只有两个学分，且其内容十分丰富，在有限的时间内，对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其知识的获取量并不一定非常理想。故而在行政法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对课程中的一些基础知识做适当的补充，例如，讲授“行政法律关系”，那么有必要讲解什么是法律关系；讲授行政法学的学科性质，有必要对什么是公法？什么是私法？其划分标准是什么？等内容做简要阐述；讲授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有必要说明什么是归责原则，以及解释它与民法侵权赔偿的归责原则有什么区别。当然，由于课时的限制，在讲解这些基本法律知识时要做到适可而止，没有必要做过多的理论上的追问。在此，有些人可能认为，由于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定位决定了该专业的学生并不是为了进行法学理论研究，所以，行政法学课程教育应更注重理念的培养。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正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于理论学习，如果仅知晓“果”，而对“因”一概不解，我们很难想象公共管理类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有效地运用理论，尤其是对那些进入公共组织部门的学生而言更是如此。
二、注意基本概念的阐述
任何宏达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的，行政法学自不例外。笔者在讲授行政法学的课程中，常常有学生向我抱怨该课程的概念太多、太繁杂。但是，如果不掌握基本概念的内涵，就无法准确理解相关法律法规。笔者认为，阐述行政法的基本概念，应注意如下两个问题：第一，适当培养学生的法学思维。公共管理类的其他课程也会涉及大量概念，但相比而言，诸如公共管理学、非营利组织管理、行政伦理学等课程比较“年轻”，而公共管理学、电子政务等课程在我国产生的时间不过是十多年或者是近几年的事情，所以，这些学科的研究范式尚不成熟，许多概念的界定不同教材常常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其内容甚至还存在较大偏差。比如“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电子政务”与“电子政府”，这些概念组是否存在差别，是有不同观点的。再比如公共事业管理到底包括哪些具体的方面，亦是众说纷纭。故而，很多时候，对这些概念的讲解，教师除了表达自己的主张，恐怕更多是依据学界权威的观点。然而，行政法学的概念更加讲究其精确性，其原因：一是行政法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世界范围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尽管与民法、刑法相比还稍显稚嫩，但基本概念还是较为成熟的；二是行政法中的许多概念有法律上的依据，比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复议等概念法律做了明确界定，有些概念如行政行为、行政征收、行政赔偿等，法律虽无明确界定，但这些概念的界定必须紧密结合相关法律，在法律文本的框架之下进行阐释。所以，对行政法的一些概念，必须逐字逐句的讲解，如行政主体的概念，主体要素、权力要素、责任要素，缺一不可。第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其他一些课程如公共管理学与行政法学有许多类似的概念。如行政机关（构）、行政处分、行政行为、行政程序等，但是在不同的学科语境下，它们的差异性却非常明显。例如，在公共管理学看来，行政机关与行政机构在用词上并不需要做过多的区分，行政法学对这二者的区分却非常明显。前者可以成为行政主体，后者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成为行政主体。再如行政行为，在行政法学视域内，其主体既可能是行政机关也可能是被授权的组织，而公共管理学只会将其视为行政机关的行为。可是就行政行为的内容而言，行政法上的行政行为仅指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公共管理学上的行政行为则包括行政机关作出的所有行为，且不会注重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的区分。其他类似的概念还有法规与规章、行政许可与行政审批、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在公共管理学教学中并不做太多的区分，讲授行政法学课程时，任课教师却有必要对这些概念进行梳理。
三、注重案例教学与鼓励学生的积极参与
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法学知识的薄弱，决定了在讲授行政法课程时必须要做到通俗易懂。倘若教师满课堂的理论分析，其场面可能是“教师台上唾沫横飞、学生台下昏昏欲睡”。当然，这不是指理论讲解不重要，恰恰相反，上文一直强调理论讲解的重要性，而是指必须以大量的案例来支持理论分析。在“行政国”时代，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政府的影响，行政法学强烈地体现了实践性的一面。因此，“行政法案例就成为支撑行政法学科的基点，作为以这个学科之状况为依据的教学活动就不能离开行政法案例。”［3］行政法学的任何一个知识点都可以举出大量的案例或事例。而且，行政法案件也是当下新闻媒体经常播报的内容，高质量的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等栏目，对一些行政法案件的剖析具有较高的水准。同时每期节目时间也比较适合课程放映，并且发达的网络为我们获取这些资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通过案例教学，既可以使理论知识生动化、形象化，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与吸收，还可以活跃学生的思维，发现法律文本与实践执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反思今后立法或执法应注意的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法治理念与良好的公民德行。当然，作为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行政法学的教学还应该让学生参与其中。囿于硬件设备和学生法学知识的不足，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不太可能组织起类似于模拟法庭的活动，但也可以通过课堂讨论等形式鼓励学生发言。笔者所在的学校近年来鼓励实践性教学，行政法学安排了0．5个学分的实践教学课程。为此，笔者采用了案例讨论的方式来实现实践性教学。具体做法是，由笔者提供行政法方面的事例并给学生留有充足的课前准备时间，2至3位学生一组，课堂上的事例分析时间限定为15分钟，之后再由其他学生提问进行五分钟时间的讨论。每次课结束前我对学生表现、存在问题做简单的点评。坦诚地讲，由于课时的限制，整个实践性教学的过程安排非常紧张，以至于常常需要提醒学生注意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发挥。但是，从总体上看，学生的表现是令人满意的，有的可以说超乎了我的预期，比如有的学生对案例的梳理非常细致，较好地把握了案件的核心要点；还有的同学结合公共管理学的知识，从国家宏观政策出发，立足于行政法的理论，得出颇为新颖的结论。尽管一个学期只有8个课时，无法给予学生太多登台讲演的机会，但与学生的私下沟通得知，他们在分析案例、准备讲演课件的过程中有实质性的收获。
四、突出公共管理的学科背景
众所周知，公共行政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法学的共同研究对象，作为两个学科，二者存在一定的功能划分，即“行政法属于法学的一个领域，其主要课题是提出对行政的规范性要求……而行政学则是要分析行政的组织与功能的实际情况，阐明其相互关系、作用方法、存在条件，其对象涉及行政运行于行政环境”。［4］258－259但非常遗憾的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法学之间长期以来缺乏有效沟通，形成了很强的学术壁垒及相互对峙的“两面理论”，后果是二者的距离越来越大。其主要原因在于部分学者认为法学方法应当单独应用，以其他社会学科丰富行政法不符合研究领域的划分原则，导致方法合成主义［5］106。在法教义学的影响下，行政法以法律解释为主要方法，对现行法律进行描述，对法律概念———体系进行研究，进而提出解决疑难法律案件的建议。按照这一要求，多数教师在讲授行政法学时的主要任务即：对有效法律的描述；串联法律之概念体系，提供建议以解决法律案件的问题。其中核心问题是法律解释的方法与技术。但这样的教学方式永远使我们无法告诉学生什么是最好的行政政策，什么是理想的政治图景［6］。事实上，“每一种行政法理论背后，皆蕴藏着一个国家理论。”政府系统本质是它运作其中的社会的一种宣示，只有将行政法植根于它存在其中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下，这样一种方法才可以确保我们对行政法性质的探究牢牢扎根于各个时代的现实之中。因此，“公法只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论证的延伸。”［7］31而且，近十年来，行政法的发展充分展示了它的宽容性与创新性，固守行政法传统研究“阵地”与研究方法的学者也越来越少。相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鼓吹行政法政策学，探索每一个行政法案例背后的制度因素。如我国台湾学者叶俊荣教授所提倡的“三层次分析法”，既强调传统的请求权基础的分析方法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又重视私权救济的分析过程中的背景因素，将解决个案的智慧回馈到制度层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掌握案例背后所隐含的政策问题以及推动的策略考量［8］42－43。在我国大陆，知名行政法学家章志远教授亦是这一分析方法的鼓吹者与实践者，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且全球治理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为行政法的发展提出了众多挑战，也为行政法的创新提供了大量的现实素材。“行政法学的知识体系日益开放，传统属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知识元素被有序呈现在行政法理论框架之中，多学科知识在行政法学中日益累积。”［9］公共管理（行政）学、政治学是公共管理专业的必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等是公共管理专业的选修课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拥有比法学专业学生更加宽泛的知识背景，这应该成为该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学习行政法的有利条件。而教师的任务则是在课堂上充分挖掘与行政法理论点有密切关系的公共管理理论、政治学理论。比如，在讲解行政法的产生背景、发展趋势时，必须用政治学的国家理论、民主理论来阐释；讲解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西方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比较时，必须结合各国的政治体制安排；在讲解为什么存在行政立法时，在列举行政法理论的一般观点之后，可以再运用政治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作出适当分析；在讲解行政相对人、行政程序等问题时，有必要结合民主理论来分析公民参与的必要性；在讲解行政委托、行政授权、行政合同等问题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民营化”则是不可绕过的内容；在讲解行政给付时，就不能不提及服务型政府理念；讲解行政许可的立法背景、行政许可的作用时，有必要从政府管制与政府寻租等视角切入；在讲解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的设置权的立法安排时，不能不从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说起，等等。在行政法学课程教学中，适当凸显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知识，能够把行政法融入到公共管理的学科框架之中，不至于使学生产生“法学”与“管理学”是两张皮的感觉，进而学生对行政法理论的理解也会更加容易。
五、结语
小组讨论是一种互动式、引导式和主动性强的教学方式，能够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小组讨论教学法能够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问题研究能力，同时体现了多样性教学方法在大学本科教育中的重要性。文章介绍了小组讨论教学法在公共管理类课程中的内涵、设计及效果意义，并结合公共政策分析学科特色，探讨了小组讨论教学法在课堂教学、案例分析、实践应用中的具体操作过程。
关键词
“公共政策分析”；小组讨论；案例教学；教学模式
“公共政策分析”是公共管理学科中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其主要任务在于对政策系统中的政策过程诸环节及其系统内外诸要素进行因果分析或相关分析，从而改进政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①它也是一门新兴学科，强调问题意识和辩证思维，是行政管理专业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必须学习和掌握的基本技能。为适应社会实践应用型人才的培养，②“公共政策分析”教学必须突出学生对公共问题感知的灵敏性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小组讨论是一种互动式、引导式和主动性强的教学方式，能够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学实践表明，教师将小组讨论引入到“公共政策分析”的课程教学中，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和顺利实现教学目标。教师可通过引导学生进行公共议题选择、分组讨论交流、学习成果分享、课堂效果评价以及知识延伸等教学环节的设计，实现学生从学科基础课程向专业基础技能的学习方法迁移，力求增进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技能，形成教与学有机统一的有效课堂教学模式。③同时，学生通过讨论让自身能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有利于提高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因此，在“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中引入小组讨论法具有必要性，值得推广。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分析了小组讨论法在“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1小组讨论法的内涵
目前，依据学生积极性的高低，可以将主动教学方法归纳为以下几种：讲授式、主动学习式、协作式、合作式、团队式学习、基于问题式学习、基于项目式学习和同学互教式。④其中，小组讨论教学法是主动教学方法中较为成功的一种。它注重的是“讨论”，能够串联学生间、师生间的互动，有利于实现教与学的有机统一。由于问题导向的鲜明特征，“公共政策分析”教学不仅要加强公共政策抽象理论的学习，而且也要以具体案例加深学生对真实政策世界的理解。因此，“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所应用的小组讨论法是指由一定数量的学生组成讨论小组，在课程教学要求下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对经典案例进行分析讨论，教师围绕评价要素给出最终得分的一种教学模式。教师在进行课堂知识点讲授之后，指定案例范围，由学生自主组织、自主讨论，在最后的考核中按照相关规定和时间限制内进行案例汇报。教师并不参与具体讨论分析，但可为学生提供相关帮助及参考意见。学生在最后案例汇报中，必须在教学目标的指引下和规定时间之内，形成一个完整的案例汇报，并且按要求在讨论过程中必须依据课堂知识点表述案例应用观点。大学教育要求充分发挥学生学习自主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在教学中，通常采用的是传统小组讨论形式。传统小组讨论是把全班分成若干小组，在某一个特定的主题中，组员委任某一个或几个代表发表自身观点；或全班为一个组，进行全班讨论。多年的教学经验发现，传统小组讨论有其自身的优缺点。其优点在于：一是教师在讲授知识点之后能够利用小组讨论即时反馈教学效果，扫描教学盲区；二是能够调动课堂气氛，在互动的氛围中完成教学任务。其缺点一是在小组讨论中，教师无法全面了解学生具体知识点掌握程度，无法照顾到所有学生。在课堂中主动性强的学生往往在课堂中经常发言，“发言权”容易集中在少数主动性强的学生手中。二是在小组讨论时，由于只是给出了选题，容易在讨论中出现偏离，甚至出现与主题方向相反的情况，背离教学目标。对比传统小组讨论的优缺点，结合公共政策分析注重问题导向的学科特点，本文认为“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中的小组讨论应与案例分析有机结合。两者的结合既可吸收传统小组讨论方式的优点，同时也充分考虑到公共管理学科中社会实验和情景模拟的必要性。
2小组讨论法的设计
小组讨论法基本是按照“理论知识—小组选题—自由讨论—展示与评分”的流程进行，其目的是能够达到促进学生间、师生间的知识交流与夯实理论基础的教学效果。
2.1理论知识的学习“公共政策分析”是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整合性等特征。其教学目标一要系统了解公共政策学的框架和内容体系；二要熟悉公共政策学的基本原理及公共政策分析的一般方法；三要能够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问题。“公共政策分析”知识体系不仅包含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理论知识，还包括公共政策分析方法和现实中的政策问题。教学目标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不仅需要对理论知识进行细致讲解，还需要对现实政策问题进行剖析。
2.2讨论主题——案例选择案例的选择一定要恰当并且能够涵盖当前所学的知识点，例如，“公共政策分析”课程中案例的选择基本上应遵循“寻找公共政策问题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原则。学生不仅要横向把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而且需要纵向把握公共政策的历史渊源及现实影响。因此，为了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利益相关者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结合当前的公共政策热点，小组讨论设计可选取具有明显利益相关者冲突特征的案例。当然，不同的案例同时也决定了小组讨论中所需要的知识点与分析方法的侧重点差异。这要求教师在理论的讲授及案例素材的准备中，应注重将理论知识和备选案例的分析点有机结合。同时要求教师必须对“公共政策分析”课程进行精心的、系统性的设计，并深刻意识到教学不仅要使学科知识系统化，更要紧密贴近现实政策世界，始终将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问题作为课程学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3小组自由讨论小组自由讨论环节首先要选择和确定组员。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意愿组成小组。另外，小组讨论成员不宜过多或过少。人少，则可能导致讨论不充分，并且在最后小组展示中由于人数过少而无法充分表达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人多，则可能导致组员间意见分歧过大，很难在课后讨论中达成统一意见，无法高效完成任务。根据教学实践，每组人数以4~5人为宜。其次，由于案例侧重于利益相关者冲突及其协调分析，这就要求学生在自由讨论的时候，应透彻分析案例中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并应在最后的成果展示中充分表达所代表的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最后，小组讨论的关键在于对案例的熟悉和透彻分析。小组成立之后，首先应经过集体讨论以便对案例有整体把握和完成角色分工，再经过个人相应角色的材料准备，最后对案例进行综合分析以形成最终的小组报告。“总—分—总”三个阶段，都要求学生通过集体讨论和分工合作，才能取得最终的结果和形成小组报告。由于小组自由讨论各个阶段皆是学生的能力体现，教师原则上只提供大致方向及知识点答疑，只起引导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
2.4小组展示与评分小组讨论的最后形式可以为辩论或座谈会形式。这些形式有利于小组成员角色扮演的呈现和利益诉求的表达。由于最终的小组报告展示代表了小组集体学习与个体学习的综合成绩，学习效果评分应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教师对小组的整体表现给予评分；二是对小组内的成员个体表现给予评分；三是小组内成员根据对小组贡献的大小进行排序，教师根据排序赋予相应分值。此外，还需要对课堂讲授过程中学生的理论学习表现给予评分。因此，最终的学习成绩由上述四个部分构成，其中小组讨论部分应占总成绩的80%。小组讨论有利于学生进行全面的能力展示，因而小组成果评价不仅应着重对学生案例分析能力的考查，而且也需重视对组织形式、口头表达、随机应变及课件展示等其他能力的评估。在小组汇报阶段，除了汇报小组成员的最终报告，还可以由非小组成员进行现场答疑，通过互动增强对案例的理解和强化学习效果。
3小组讨论法的具体实践及效果
3.1小组讨论法的具体实践共四个班级参与此次教学实践活动，学生人数101人。按照自由组合原则，分成20组，每组4~6人。小组成员依据抽签顺序决定最后小组陈述顺序。评分制度采取综合评分方法，即总成绩由小组整体表现分、组员个人分、组员互评分、及课堂表现分综合而成，分别占比重为40%、30%、10%和20%。“公共政策分析”课程小组报告的教学目标是对政策系统中的政策过程诸环节及其系统内外诸要素进行相关分析，从而改进政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因此，案例需要结合当前的公共政策热点，同时具有明显利益相关者冲突特征。此次教学实践中共安排了七个案例供学生自由选择：一，云南怒江到底该不该开发；二，油价调整背后的利益博弈；三，房价为何越调越涨；四，暴力拆迁何时休；五，如何牵住“看病难”的牛鼻子；六，汽车限购令伤到了谁；七，柴静雾霾调查动了谁的奶酪。
3.2小组讨论法的教学效果参与此次教学实践共计101人，及格率100%。其中，90分以上（优秀）8人，优秀率达7.92%；80~89（良好）39人，良好率达38.61%；70~79（中等）人数43人，中等率达42.57%。教学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小组讨论法在教学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肯定了小组讨论法在调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学科探索能力上具有积极作用。
4总结
论文摘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可以成为推动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新动力，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有助于切实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式被煽入新教材之际，应进一步推进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努力实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双向互促。
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指引道路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时，作为中国高等院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最新教材《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也已经在新学期进入大学课堂面对新教材，理应努力探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改革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最佳契合方式，以期在新的教学改革实践中实现二者的双向互促。
一、拓展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人文维度，努力培养大学生的现代人文精神
近年已有学者指出：中国“大学人文教育之长期缺失，实为结构性缺失。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说：“我们单方面地强调技术教育或职业教育，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文素质的教育。这种局面目前虽然已有所改变，但仍然亟待更大幅度的改善。除了应尽可能创造条件在中国高校增设人文教育课程之外，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作为一门在中国高校普遍开设的传统课程，完全可以用拓展本课的人文维度来加强人文素质教育，而人文维度的拓展同时也会直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实效。
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无不具备深广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努力帮助学生从人文的维度着眼更为广泛和深入地了解历史、认识历史人物，有助于学生充分地消化和吸收教学大纲要求学生掌握的政治理论，而且逐步形成自己的历史洞察力和政治判断力，并最终确立坚定的政治信念。例如，为了讲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就有必要让学生们不但了解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中国国内的社会状况，而且也对苏联、东欧的剧变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尤其有必要让学生们深刻认识苏共因为丧失广大人民的支持从而最终走向分崩离析的历史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学生做到既比较深刻地理解和掌握特定的政治理论，又加深对人生的感悟，并且逐渐养成充满人文关怀的善良心地。又如，在讲授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的时候，可以比较深入地介绍邓小平作为一个“中国人民的儿子”的人生历程和人文情怀，尤其应当重点介绍邓小平和他的家人在十年浩劫中的真实经历。学生们通过拓展了人文维度的教学方式学习公共政治理论课程，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明显增强，对政治理论的理解也更为全面和深入。他们普遍反映：用这种方式学习，他们学得有兴趣、有效率，通过这样的学习，他们不仅学到了中国当代的政治理论，而且还获得了丰富的中外人文历史知识以及浓厚的人文熏陶。
现代人文精神是长期深受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传统毒害的中国人尤其需要补充的现代文明要素。不论是讲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依据，还是组织学生讨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以及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问题，都应当引导学生反思在中国“”时期和苏联斯大林时期有突出表现的狂热的个人崇拜现象，努力揭示其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人性因素}在讲授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三个代表”理论创新的时候，可以联系人类思想解放和人文精神成长的历史，向学生们介绍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中国的，从法国大革命到明治维新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思想条件和人文价值，以及从伽利略到严复、从到顾准、从鲁迅到王小波、从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到吴敬琏等一系列中外思想者的思想精华和心路历程，努力培养学生对民主和科学的热爱。只有竭尽全力做到将现代人文精神深深植根于一代新人的心中，这时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才算已经比较全面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二、及时吸纳国内外最新信息，增加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现实感和生命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理论体系，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也必须通过教学改革而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富有时代气息，更加注重及时地将国内外各种最新信息与新教材中的相关理论进行有机结合，引导学生运用书中的新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国内外各种新动向。例如：十届全国人大刚刚闭幕，通过在课堂上及时分析举世瞩目的我国宪法的重要修改，让同学们认识到，这次对宪法的修改是新一届领导集体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立法上的集中体现，在宪法中写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重要原则，标志着“以人为本”正式成为国家的价值观}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1)2004年《全球腐败报告》之后，及时向学生们介绍了报告的主要内容，以及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的专家们的有关看法，使学生获得了开阔的国际视野。
这种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现实、随时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教学方式，信息量大而富有冲击力，能够让书本中的政治理论在剖析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获得立体感和生动性，因此深受学生欢迎，而且很快养成了学生对公共政治理论课的学习主动性和良好的学习习惯。2004年3月，当台湾“3·20公投”临近之际，学生们主动提出要求，希望老师为他们介绍有关情况，并对未来趋势作一番分析和预测。笔者当时就汇集了关于的历史资料和最新信息，结合教材中“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这一章的讲授，评析，及时满足了学生们的要求。课堂上，学生们全神贯注，并激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三、优化整合传统与现代教学手段，提升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学实践中，应当加大对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使用幅度和频率，让电脑、vcd、dvd、投影仪、多媒体cia课件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不能偏废包括口头讲解和粉笔板书在内的传统教学方式。仍应十分注意经常磨练自己的思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课堂教学组织能力，注重对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的学习和实践，注意在课堂内外仔细了解不同的学生对教学改革实践的各种反应，以便及时调整和改进教学方法。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论科技水平多么发达，教学设备多么先进，决定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主讲教师本身的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是教师在决定教学的内容和方式，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都仅仅是辅助工具而已}在教学改革中，主讲教师的主导地位绝不能被多媒体等教学辅助手段所削弱，如果教师放弃了自己的主导地位，忽略了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现代化教学手段反而会而造成教学失序和低效。只有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与传统的教学手段妥善地结合起来，实现最优整合，才能全面提升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用电子教案将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传统纸介教案转换成适合计算机处理的数字信息格式，已经成为当今许多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日常工作之一。进一步提高电子教案的制作水平还会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创造更好的教学效果，但是电子教案的作用也不应该被过度夸大。过度使用电子教案，反而会减弱或遮蔽其他教学手段的强大功能。在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特别是在进行必须大量介绍人文历史背景的教学中，除了使用电子教案之外，也必须充分重视各种能够有力地配合教学的vcd、dvd影碟的合理使用，不必因为这些影碟不是由教师自己制作的，就认为它们教学体系中的价值远远低于电子教案和其他多媒体cai课件。实际上，要为内容丰富、课时有限的新教材找到各种各样适当的教学影碟，并且在课堂教学中掌握好插播影碟的时机、设计好精彩的解说词，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由专业机构制造的影碟包括各种的中外历史记录片、当代纪实片、历史题材和当代题材的优秀故事片等等，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含有生动逼真、令人印象深刻的人文视听信息，如果精心加以运用，的确能有效地加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起到电子教案及其他多媒体课件所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
四、加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素质教育功能，努力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由于深受盛行多年的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许多刚刚踏入大学校门的一年级新生起初对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就是抱着一种消极应付的态度，他们早已习惯于将政治课视为功能单一的政治理论灌输课。面对这些学生，在开学之初第一堂课上，可以开宗明义，除了讲明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所具有的意义重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之外，也明确指出本课程所蕴含的有待师生共同去开发的不可忽视的素质教育功能。在教育理念日趋科学的新时代，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的当代中国，任何一门课都不应再重蹈应试教育的歧途，都应当尽可能地发挥素质教育的功能，每个教师都应该以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为己任。
在讲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学过程中，应重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本课的素质教育功能。
1．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在当代青年应当具备的众多素质中，独立思考的能力十分重要。具有当代先进水平的精神文明只能由众多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构成。虽然，简单地灌输政治理论，也可以让学生考出不错的卷面成绩，但是，只有启发式教学才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提倡发现学习法(discovery learning)的教育学家认为，学习一般的原理原则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发展一种探索新情境的态度，培养作出假设、推测关系、发现新事物、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在课堂教学中不要简单地将教材中的现成结论强加给学生，应当尽可能先为学生介绍相关的人文历史背景，努力让学生先掌握丰富的可供思考的素材，然后向学生提出精心设计的问题，引导学生分析素材，思考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使学生的看法存在谬误，也不要简单地加以否定，应当举出更有说服力的事实材料，用共同探讨的态度提出教师的意见，通过耐心启发帮助学生纠正偏见，逐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2．塑造创新个性
认知主义理论家认为，教学不是知识的“传递”，而是学生积极主动的“获得”，教师应该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从而促进学生学习。随着认知理论的发展，人们更加重视学习者在主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建构对知识的理解。建构主义学习理论(struc—tural learning theory)提倡在教师指导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方式。创立生成学习模型(generative learning mode1)的维特罗克(wittrock，mc)指出，学习过程是学习者从外界选择性地知觉新信息，然后进行主动建构并生成意义的过程。由于条件所限，目前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还不可能像实行导师制的研究生专业课程那样，让每一个学生在讨论之前都认真研读老师指定的专著，写出读书笔记，然后再进行深入的讨论。尽管如此，在现有条件下仍然必须遵循教育心理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仍然必须坚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强调的创新精神贯彻落实到培养学生的创新个性之中，仍然有可能通过创造优质高效的课堂教学新方式，在现有条件下培养学生的创新个性。在讲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笔者经常组织形式活泼、内容丰富的课堂讨论，大力鼓励学生积极发言、畅所欲言、交流思想，鼓励学生走上讲台当众发表独到见解，这些教学举措不仅有利于广大学生深切理解当代最有活力的创新理论，而且更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有利于学生的创新个性的健康成长。主讲教师也会因此得到大量的教学反馈，更有针对性地改进后来的教学工作。
3．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从许多大学生上交的作业和课堂发言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生中普遍存在书面和口头的语言表达能力不足的问题。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应当要求自己尽量用生动准确、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语言讲好课，而且有责任努力使广大学生通过学习这门政治思想突出、文化内涵丰富的特殊的文科课程，尽快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在布置作业和组织课堂讨论的时候，除了要求学生联系实际谈自己对有关理论的理解之外，也应当要求学生有意识地锻炼自己书面和口头的语言表达能力。在每个学生上交作业和发言结束之后，笔者都会在课堂上及时点评学生发言的思想内容、语言质量，乃至仪表和风度。由于生动活泼、确有实效，每次讨论和点评学生们都感到有所收获。
4．弘扬团结协作的精神
关键词：行政管理；课程体系；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26-006-02
一、当前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
1、政治学类和管理学类的课程所占的比重偏多
这种课程设置实际上反映了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教育主要存在着两种取向，即政治学取向和管理学取向。
2、课程之间的设置缺乏联系和必需的衔接性
这尤其反映在公共财政学和公共政策分析这两门课的设置上。公共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必须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但是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专业基本上都没有开设这两门基础课。
3、公共政策的课程比重过小，并且缺少相应的基础课程
如果将政府行政管理管理活动分为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主要偏重于内部管理方面，外部管理方面的课程相对来说比较少，即公共政策方面的课程极其少。
4、经济学类的课程相对较少
由于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界对于行政管理学的基本范畴之争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取向和管理学取向之上，因此对于经济学类课程的重视就显得不够。
二、行政管理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分析
1、重视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训
为适应社会需要，行政管理人才理应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因此在理论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之外，还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行政管理专业以培养行政工作的高级管理人才为目标，针对管理者素质的要求，开设人文素养方面的课程，从管理者的观念、品格、知识、方法、能力等方面强化训练。
2、同等重视理论课程与实践环节的安排
行政管理专业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行政管理专业教学计划除设置大量的理论课程外，还应包括更多的实践环节。
3、同等重视定性与定量课程
对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加强高等数学、公共管理统计学等定量课程的教育与学习，有助于为该专业的学生学习定量课程打下坚实基础，有效提高其公共管理定量技术分析的能力，从而准确地将在实践中统计的资料应用于政府公共服务中，创新公共服务方式，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4、改革单一的政治学取向和单一的管理学取向
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及其管理对象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决定了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计应体现诸多学科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和相互发展的取向。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政府微观管理职能的逐渐削弱，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逐渐强化，社会对行政管理的技术和管理型人才的需求量增大。
为了使学生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注重在多学科综合走向创新。因此，行政管理学在学术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方式等方面，应更多地与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紧密联接起来，达到互相借鉴与渗透，相互促进与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化、知识经济社会日益发展，多学科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所形成的多元研究方法为行政管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
三、当前行政道德的现状与趋势
行政道德在确保行政管理职能得到合法有效履行、维持良好的行政内部关系与公共关系、促成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社会体制、社会观念等方方面面的转型变迁，行政道德失范的现象已经显著呈现。
从静态来看，我国行政道德失范既有规范体系本身呈现出的混乱状态，包括指导规范的价值理念有偏差、规范的内在质量不高、不符合社会公平公正的原则；地方政府为了片面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为完成特定的事情与任务制定的“土政策”，具有地方性、临时性、具体性，与国家的法律法规不相符合；行政规范之间相互抵触导致漏洞空隙凸显，等等。
从“动态”来看，政府机构及其行政人员的行为失范表现包括行政垄断、虚假信息与欺骗手法、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先上车后买票”等等。中层干部主要表现为利用权力支持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以权经商、违法经商、违规插手建筑工程招标投标、干预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为房地产开发和经营服务，为私营企业主贷款、为违法经营者提供保护等等，获取金钱与财富的高额回报。高层干部的主要表现，除了以权力为子女、亲属与工作人员经商、批项目、报贷款外，突出的是提拔干部、支持和保护私营企业主的违法行为等等。
当前行政道德失范趋势如何？1978～2001年间我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查处的贪污贿赂类违法犯罪案件的数量、涉案人员、挽回损失等数据，证明在过去21年间的各项数据均呈迅速增长态势：全国各级检察机关1978～1982年间查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总数为98，225件，而1983～1987年间则增至15.5万件，1988～1992年增至214，318件，1993～1997年间增至387，352件1998～2001年间高达155，026件。21年间查处的贪腐案件平均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另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历年工作报告的统计，自1988年至2007年的近20年内，有74宗权力腐败案件涉及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内的国家和省部级官员，近2000名地厅级干部被查处，近50000名县处级干部被卷入腐败案。
四、加强行政道德建设
现实留给我们的是沉痛的反思，纠正和反省现状还得靠我们中国人的自身力量。面对当前行政道德失范，如何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各方面的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以下介绍几个方向。
一是下决心构建现代行政道德体系。
二是针对权力腐败的特征采取对策。
三是开展行政道德文化建设。
我们相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我国行政道德建设一定能迅速迈向正确轨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能成功！
参考文献：
[1] 苏建永，樊传明，吴兆方主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北京市：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2] 刘德章.公务员公共管理核心课程读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6.
[3] 杨海蛟等撰.政治意识论.太原市：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1.
[4] 陆锋明.浅谈高职教育中行政管理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J].社科纵横，2009（8）.
[关键词] 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建设；精品课程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11)06-0057-03
2003年，教育部启动了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各高校为建设部级、省部级精品课程，纷纷开始了校级精品课程的建设工作，促进了课程质量的提高。但其中的一些校级精品课程建设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教师对精品课程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教学研究不够深入，教学与科研脱离，单一的讲授方法与重识记的考试手段等。笔者于2010年负责福州大学精品课程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建设工作。做好该门课程的建设工作，应首先从思想上明确课程建设的必要性，然后在分析当前精品课程建设问题的基础上，结合课程的特点，采取相应措施，才能实现课程建设的目标。
1 公共管理伦理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教育经济管理等公共管理类的专业课程，在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体系中处于“望星空”的地位，其教学质量对于实现专业培养目标、体现公共管理类专业“公共性”特点、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等方面，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建设好该门课程，首先应在指导思想上明确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建设的必要性，回答重点建设的原因，这是做好公共管理伦理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前提。公共管理伦理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1 体现公共管理类专业“公共性”特点的需要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管理部门，与其他管理比较，具有其他管理所没有的公共性的特点和属性。什么是“公共性”，这不仅是事实判断，更是一个价值与伦理的判断。所谓的事实判断，就是根据事实标准，如效率、技术、资金和执行力等作出的判断。所谓的伦理判断，就是根据人的价值取向、道德观、世界观等作出的判断。与事实判断典型的客观性相比，伦理判断具有典型的主观性，缺乏客观的衡量标准。既然公共管理的“公共性”是事实与价值判断相结合的产物，那么把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和学科的课程设计中，除了体现事实判断的要求外，还必须体现公共管理价值属性的要求。
1.2 保证公共管理合理性的需要
公共管理广义上的合法性，不仅在于与法律一致，即狭义上的合法性，而且也在于公共管理的合理性，即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并不仅限于‘与法律一致’，而且还涉及公众对执政党或政府的执政理念、意识形态导向、制度法规与政策,以及施政行为及其后果的认同和接受的程度。政府合法性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种合约，具有自然递减的特性。”[1]这就是说，公共管理要实现管理的目的，不仅要依法管理，而且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和接受。在民主政治不断完善的当今社会，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比前者更加重要。获得社会认同和接受的前提是：公共管理的方式、方法和理念等符合社会的期待，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一致。公共管理伦理是社会期待与社会主流价值观文本化最集中的的体现，缺乏公共管理伦理的课程，或对课程建设不够重视，有可能使公共管理人才即未来的公共管理主体不顾社会的期待，甚至一定程度上把公共管理异化为企业管理，降低公共管理的合理性，最终损害公共管理的合法性。
1.3 避免公共管理合法性递减的需要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的合理性取决于社会对公共管理的期待。而社会期待是一定环境下，社会大众对公共管理的要求，是一定环境下主观判断的产物。环境发生了改变，社会对公共管理的期待随之提高，实际上是对公共管理主体伦理要求的提高。如果公共管理主体的理念、方式等还停留在以前的期待上，必然会出现公共管理合法性递减的状况，从而降低公共管理的合法性。所以，随着公共管理环境的改变与社会进步，客观上要求公共管理的主体紧密结合社会主流价值的需要，体现公共管理伦理的要求。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一定公共管理环境下主观对客观的产物，公共管理伦理价值、准则与规范等紧扣时代的脉搏，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可以避免公共管理合法性递减的状况。
1.4 提高公共管理主体公共管理的道德性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是在客观基础上主观判断的产物，不同的公共管理主体，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不同的公共性。具体到某一政策环境下的公共问题，是否是需要公共管理来解决的公共政策问题，不同的公共性选择意味着公共性的偏离，甚至是背离，违背公共管理的本质要求。为最大限度避免公共管理公共性的背离，体现公共管理的本质要求，客观上需要对公共管理的主体进行公共伦理的培养。在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大学生是未来国家公共管理人才的主要来源之一，加强对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公共伦理的培养和教育，有助于提高公共管理主体公共管理的道德性。
2 公共管理伦理学精品课程建设中的问题
2.1 课程建设主体学科综合性不够
精品课程建设的主体是教师，因此授课教师，尤其是课程负责人是精品课程建设的根本保证，直接决定精品课程建设的质量。鉴于公共管理伦理学是跨公共管理学和哲学（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是关于公共管理的伦理学，而不是一般的伦理学。课程的交叉性无疑要求讲授教师学科背景的交叉性，要具备有关公共管理学和哲学（伦理学）的基本知识背景，这也是建设好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基本前提。但在目前的公共伦理学课程建设的实践中，存在课程建设主体学科背景综合性不够的问题，笔者为了弥补有关伦理学知识基础的不足，曾听过几个老师的公共管理伦理学的课程，都暴露出跨学科不够的问题。缺乏伦理学基础的教师，把该门课程几乎等同于公共管理学；相反，缺乏公共管理学科基础的教师，一定程度上把该门课程当成了伦理学。缺乏学科背景，即使实现了公共管理学与伦理学的结合，必然是浅层次或表面的结合，无法实现知识的交叉与融合，满足不了课程的基本要求，更无法建设精品课程。
2.2 科研与教学脱节
“现在的高校教学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的传授，而是学术水平的反映。”[2]没有一流的学术水平，也就没有一流的教学，也就无法建设好的精品课程。公共管理伦理学和其他公共管理专业课程相比，具有理论性强、抽象的特点，对相应的科研工作有更高的要求。所以，精品课程建设必须建立在科研的基础上。课程建设只有与科研相结合，建立在科研基础上，才有可能成为精品课程。否则，缺乏科研基础，教学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必然有限，会导致照本宣科的局面，无法保证课程内容的先进性与科学性，在这个意义上，相关的科研工作是搞好公共管理伦理学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遗憾的是，目前的公共管理伦理学的教学实践中，存在着科研与教学脱节的现象，承担公共管理伦理学的教师很少从事与该课程相关的研究工作，难以保证课程内容的先进性与科学性。
2.3 课程内容的实践性不够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公共管理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双重特点，客观上要求教学方法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由于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伦理学的分支学科，总体上属于哲学的范畴，内容具有抽象性与生涩性的特点，根据课程内容特点与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课程内容应理论结合实际，体现实践性的要求。但在公共管理伦理学的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过分强调理论性而忽视实践性的现象，其结果，不但使学生难以领会理论，而且也降低课程的实践价值，难以达到课程的教学目的。
2.4 教学与考试方法单一
根据课程内容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特点，课程的教学应体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双重要求。满足实践性的要求，在课程的教学与考试中，应采取多样化的方法。在教学中，不仅有讲授，而且应有案例讨论；在考试中，不仅有知识识记的内容，而且应有理论结合实际的案例分析等。但据调查，绝大多数承担该课程教学的教师，在该课程的教学与考试中，存在教学与考试方法单一的问题，即单一的课堂讲授方法和知识识记的考试方法。
3 公共管理伦理学精品课程建设实践探索
在充分领会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必要性基础上，结合当前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建设中现存问题，以笔者为负责人的教学团队开展了如下探索。
3.1 建设跨学科的教学团队
教学团队是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建设的主体，决定课程建设的成败。根据当前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课题组在承担课程建设任务后，采取措施，大力加强课程团队师资建设，安排公共管理学科背景的教师进修哲学或伦理学课程，哲学（伦理学）背景的教师进修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笔者为了弥补伦理学基础的不足，安排时间到人文学院跟班听课，通过与伦理学教授及研究生的交流，受益匪浅。通过以上措施，课程组老师反映，进修、听课等方式避免了公共管理学与伦理学脱离的现象，实现了公共管理学与伦理学的融合，使公共管理伦理学成为真正的公共管理伦理学，而不是公共管理学或伦理学。当然，由于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一门新开设的课程，指望讲授教师通过进修等方式，以弥补基础知识的欠缺，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既影响课程的建设，又影响到人才的培养质量。所以，在课程建设教师的选拔上，应首先把好入门关，把跨公共管理学与伦理学的学科基础作为选拔的基本条件，从根本上解决授课教师学科背景问题。
3.2 科研与教学相结合
教学内容的先进性、科学性是衡量精品课程的重要标志。要实现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内容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前提在于结合课程建设的科学研究，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课程组在加强师资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科研工作，通过申请相关科研课题，撰写研究论文，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满足科学性的要求。同时，教学内容及时反映和吸收课程领域最新教学与科研成果，体现课程内容先进性。以科学性与先进性为例，笔者在讲授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时，申报了课程建设密切相关的省级科研课题和校级教改课题，在核心期刊发表了7篇与课程内容紧密相关的研究论文，同时，不断查询最新的教学和研究成果，并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研究体会融进教学内容之中，大大加深了相关内容的理解，教学内容的科学性与先进性明显增强。计划在后续的课程内容建设中，继续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继续增强课程内容科学性、先进性，体现并始终保持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内容先进性、科学性，实现校级课程内容建设的目标，为申报省级精品课程奠定基础。
3.3 案例教学兼讨论为主的教学方法
教师的作用在于，在将所拥有的知识转化为学生掌握的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知识的传授是手段，能力培养是目的。公共管理伦理学具有实践性的特点，这就需要适合课程实践性特点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满足实践性的要求，无数事实证明，案例讨论是课堂唯一的选择。比如说，笔者在讲授公共管理为什么需要伦理的内容时，这几年社会广为关注的城管部门管理问题就是最好的例证。不可否认，绝大多数城管部门是依据法律履行职责，那为什么受到社会广泛的非议呢？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总结其原因，在于城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忽视了管理中的伦理，具体体现在无视弱势的基本尊严、粗暴执法与缺乏同情心与人性关怀等。通过这个案例，让学生理解为什么公共管理需要伦理。在结合案例时，务必辅之以讨论方式，否则就会导致教师先讲解案例、再分析案例，最后总结案例机械模式的境况，降低案例讨论分析的效果。
3.4 灵活多样的考试方法
考试是检查教学效果的直接手段，也是指导学生学习的指挥棒，一份只重视知识识记的考试试卷，只会让学生考前死记硬背，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在考试中获得较好的分数。所以，精品课程建设成效还有赖于考试方法的改革，建立起适合精品课程建设需要的考察方法。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的生命力在于通过理论学习，在公共管理实践中运用公共伦理知识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这也是开设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宗旨和目的所在。据此，公共管理伦理学考察的重点应是知识的应用而不是识记。笔者在公共管理伦理学的考试中，除适当的基本知识与理论的考核外，把案例分析能力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把上课讨论发言的情况计入平时成绩，作为课程总成绩的构成部分。以此作为指挥棒，促进学生上课积极发言，勤于思考，从而提高学生将理论应用于公共管理实践的能力。
4 结束语
公共管理伦理学精品课程建设内容十分广泛，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包括教学理念、课程体系的构建、教材的编写与选用、实践教学、网络建设等。上述关于公共管理伦理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只是从课程主体、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教学与考试方法等微观的层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尽管实践证明，这些是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建设的有效方法，但是，不可否认，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精品课程建设所需要的软硬件环境的基础之上。当前，高校还存在许多不利于精品课程建设的环境，如不把教学研究作为学术研究，或把教学研究当做低层次的学术研究，“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使教学学术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在考评方面聚焦于更为显性化的科研成果”[3]，短期行为等于精品课程建设的桎梏。所以，加强各级精品课程的建设，关键在于构建精品课程建设的长效管理机制，营造精品课程建设的软硬件环境，使精品课程的建设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上。
参考文献
[1]黄健荣，向玉琼.论政策移植与政策创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35-42.
一、 新课程改革中民主参与的内涵
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当代各国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所追求的一个基本的目标取向。政策决策主体引入公众参与， 是政府政策决策走向科学和民主的重要标志[2]。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在逐步深入，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其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作为公共政策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基础教育政策也在变迁中逐渐呈现出民主化、科学化的特征”[3]，《纲要》提出新课程改革要坚持“民主参与、科学决策”的原则正是这一特征的重要体现。
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的视角看[4]，新课程改革中的民主参与是指政府在制定和推行课程改革系列政策时，公民个人或组织通过合法的方式、途径和程序直接或间接进入政府的决策过程，了解相关政策信息，并对课程改革发表意见和看法，以此来影响课程改革的行动过程。新课程改革民主参与的主体既包括教育、心理或课程专家及一些院士、艺术家和部分优秀教师，也包括学生、家长和大部分教师及其他社会有关人士、新闻媒体等。民主参与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影响课程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使课程改革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公共利益的偏离。
二、 新课程改革中民主参与的意义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当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新课程改革中的民主参与是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民主化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公众参与新课程改革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既能实现公民自身的利益，又能保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对提高新课程改革政策的科学性、增强新课程改革政策的可接受性有重要意义。
1.有助于弥补“精英决策”的有限理性，提高新课程改革政策的科学性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政府职能和政府角色的转变也在同时进行，即由“大政府”变为“小政府”，由“万能政府”变为“有限政府”[5]。然而，目前我国公共事务决策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仍然具有极强的“政府精英”主导的色彩，公众的参与度是有限的。中国公共领域的决策“正确与否，是与决策者个人才能、技艺联系起来的，……并没有达到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而被大多数人所掌握的程度”[6]。我国基础教育政策与决策的现状也正如此[3]。具体到新课程改革，其政策的决策团队中， 除了教育行政官员还集合了高校专家学者、社会各界名流， 也包括了少数教研员、一线优秀教师。稍加推敲就可发现这个看似组成完备的决策团体仍未跳出上层精英阶层的圈子[1]。以教育行政官员和教育、心理及课程等领域专家为代表的“精英”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我们也应认识到这个精英团队也是由“有限理性的人”组成的，其个人知识、经验和能力及信息的获得都是有限度的，而新课程改革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看都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教育变革工程，因此，把涉及千家万户利益的课程改革交给少数精英，这就可能使新课程改革政策很难摆脱个人直觉和个人知识限制，“而且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个人专断与家长制的作风”[3]，这样，政策的科学性容易处于低水平状态。
新课程改革政策制定和决策团队中除了各界精英外，还应包含基层一线老师、学生、家长和其他社会有关人士等普通民众及新闻媒体等组织。这样能够避免精英决策的有限理性，提高新课改政策的科学性。公众的充分参与可以为新课程改革政策的制定提供信息来源和智力支持，弥补“精英决策”模式信息不全的缺陷。由于普通民众直接面对各种具体的教育问题，他们提供的信息是全面而真实的。另外，新课程改革政策的参与者来自社会不同的阶层和职业，他们具有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智慧，因此能够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和分析课程改革中的问题，能够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仅仅依靠教育行政领导和部分专家很难收集到全面而真实的信息，而由于“精英决策”模式的各种局限，这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也是领导和专家们难以考虑到的。
2.有利于新课程改革政策的有效执行，消除新课程改革面临的阻力
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公众参与度不高，政策执行力弱和执行效率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公众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参与能克服这一问题，促使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美国学者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在其《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一书中写道：“如果公共管理者花较多的时间吸引较多的相关公众参与决策制定，那么，就会因为决策赢得广泛的支持而加速决策执行的进程；相反，如果公共管理者为了节省时间而将相关公众排斥在政策制定之外，那么，就会延缓政策执行的速度，因为，那些被排斥在决策之外的公众会抵制政策，从而拖延了执行的进程”。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决策过程也具有“行政推行有余，而民主参与不足”的特点。“在国家中心和行政机关中心的话语模式中，政府、行政机构以及作为其附属机构的学校之外的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往往被边缘化甚至被忽视，导致这些利益相关者在教育政策活动中处于‘受益人缺席’的状态。”[7]我国新课程改革是在教育部主导下，由部分专家和少数优秀教师参与制定新课程标准，然后通过行政命令来推行，而学生、家长和大部分一线基层教师及其他社会有关人士被阻隔在课程改革决策之外，造成学生、家长及大部分基层一线教师等“核心受益人缺席”的状态，导致其利益诉求无法表达。这种“受益人缺席”状态会导致公众缺乏对新课改政策的正确理解和支持，从而对新课改意义和紧迫性认识不足，甚至在有的地方受到老师、学生和家长的抵制[8]。因此，把专家、学生、家长和一线基层教师及社会有关人士吸纳到新课程改革政策制定与决策过程中来，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学生、家长及一线基层教师等“核心受益者”的利益诉求及时有效地回应，有利于争取他们对新课改理念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减少和消除新课程改革受到的阻力，促进新课程改革政策的有效执行。
三、 推动新课程改革民主参与的策略
虽然新课程改革伊始就倡导民主参与，但直到目前公众参与新课程改革的情况并不容乐观，又鉴于公众的参与对新课程改革的顺利实施有着重要的价值，因此，采取科学合理的策略促进公众对新课程改革的有效参与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1.转变政府官员的决策观念和行为
转变政府官员的决策观念和行为是推动新课程改革中民主参与的前提条件。决策观念决定了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发展方向，以及政府、社会、公民三者在决策中的地位、作用和关系[9]。在传统的“行政主导”的决策模式下，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占主导地位，政府官员容易形成“官本位”思想和作风，忽视公众合法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导致公众不能有效地参与。新课程改革中政府官员必须破除旧有的决策观念，摒弃官本位思想，强化民主决策的观念，充分尊重公众合法的参与权，尤其要重视学生、家长及大部分一线教师在决策中的主体地位。还要克服作风，能够主动为公众参与新课程改革创造条件和机会，主动吸纳公众意见和建议，并及时作出回应。
2.提高公众参与新课程改革的意识和能力
长期以来，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很多公民具有严重的权威服从心理，缺乏对自己的主体地位的充分认识和主动参与意识。政府应加强对公众民主意识、责任意识的培养，让他们认识到课程改革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同时也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进而引导公众积极主动地发表意见、提供建议，激发公众参与新课程改革的热情。然而，仅有参与的意识与愿望而缺乏必要的参与能力也不能实现公众对新课改的有效参与。因此，政府在培养公众参与意识的同时，还应着力提高公众的文化水平和参与新课程改革的能力。首先，要加强公众的科学文化教育；其次应重视公众的理解能力、沟通能力及表达能力的提高；最后，要通过教育和培训让公众了解参与新课程改革的途径，掌握一定的参与方式和方法，真正让公众有意愿也有能力参与。
3.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及时向社会公开新课程改革信息
我国于2007年4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及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显然，新课程改革政策“涉及公民切身利益”并“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因此，对于新课程改革政策的及时、充分了解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另外，信息公开也是公众有效参与新课程改革的一个先决条件，只有新课程改革的相关信息合理、顺畅地流动，才能满足公众参与新课程改革的需要。新课程改革信息的公开要体现在新课程改革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价的任何一个环节中，还要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及实现程序的公开和可操作性，因为信息公开的范围、程度、真实性和可操作性会影响到公众参与的广度、深度及实际效果。为了保证新课程改革信息能被公众及时获知，可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比如，可借鉴其他公共领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向公众披露新课程改革的相关政策、进度及实施现状；可调动报刊、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积极性来制造社会氛围，及时向社会宣传新课程改革的背景、理念、意义、目标及任务，争取公众，尤其是学生、家长及广大一线教师的理解和支持，让他们积极地参与到新课程改革中来。
4.完善新课程改革民主参与的法规制度
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公众的参与权需要法规制度来保护，公众的参与行为需要法规制度来规范。然而，我国相关的法规制度并不完善，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缺乏系统的法律规章，关于公民参与的规定只是零星地散见于一些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中[10]。在新课程改革相关法规制度中，除《纲要》规定课程改革要坚持“民主参与，科学决策”的原则之外，其他政策文件中鲜有民主参与的相关规定，而且《纲要》中也并没有对民主参与的主体、范围、方式、途径和权限作进一步详细的阐述。因此，新课程改革中民主参与的相关法规制度亟待完善。完善公众参与新课程改革的法规制度，首先要明确规定民主参与的主体及其权利和义务。这样可以使公众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明确自己的参与权限和应履行的义务；然后要对民主参与的程序、步骤、方式和方法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使公众合理有序地参与新课程改革，避免盲目和无效。
5.拓宽新课程改革民主参与的渠道
公众参与新课程改革的渠道应该是多样的，除了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及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外，民意调查、专家咨询、听证会及网络参与等都不失为有效的选择[3]。通过民意调查一方面可以宣传新课程改革的政策，另一方面能够掌握民众的利益需求，为新课程改革政策奠定良好的民意基础；通过专家咨询制度可以利用专家的专业知识和智慧，为新课程改革提供理论和哲学基础，保证新课程改革的正确方向。近年来，有研究者提议，新课程改革可以借鉴和引入当前一些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中的听证制度来保证新课改各“利益相关者”有效参与[11]。通过听证会，公众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从而为新课程改革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增加新课程改革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另外，互联网大大便利了新课程改革的民主参与，公众可以通过发电子邮件、写博客、上BBS论坛等方式向政府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或各种建议。
新课程改革中的民主参与是当代社会公共政策民主化在教育领域的重要体现，也是增强新课程改革政策科学性和执行力的内在要求。虽然有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但新课程改革中的民主参与水平还不容乐观，公众参与的范围和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这说明实现公众对新课程改革的有效参与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随着政府部门决策观念和行为的转变，相关法规制度的完善，多种参与途径的构建及公众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提高，民主参与在未来新课程改革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芳.拷问新一轮课程改革.当代教育科学，2007（22）.
[2] 石亚洲.论民族政策制定专家参与制度的完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3] 吴遵民.基础教育决策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 许佳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问题浅析.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1（3）.
[5] 姜杰，马全江.公共经济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6] 贺仲雄，王伟.决策科学—从最优到满意.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7] 刘复兴.论我国教育政策范式的转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8] 陈俊，刘芳.试述农村中小学在新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障碍性因素.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6）.
[9] 李朝智.探索政府公共决策的多元化机制 提高公众的参与能力.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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