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者们多将韦勒克视为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其实，他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的文论有深刻影响。
【关键词】 韦勒克/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
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是20世纪文学界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史家和比较文学家之一。新时期以来，韦勒克对中国文论和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学者们已经非常熟悉他某些论点，诸如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划分、“比较文学的危机”等。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们对韦勒克文论的研究仍然不够全面、系统和深入。许多问题，比如他的理论渊源问题就长期未得到应有的研究和有效的阐述。长期以来，学者们多将韦勒克视为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其实，他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也是韦勒克亲自承认对他最有影响的理论流派之一。F•德•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者，他的学说在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中起到了爆炸性的影响。在文学研究领域，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俄国形式主义首先把结构主义语言学观念与方法运用到文学理论中，是1915年成立的“莫斯科语言学学会”和1917年成立的“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的统称。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雅各布森(Jakobson)和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俄国形式主义强调语言文本的诗学特征，研究语言结构的规律和文学语言的创造性。比利时学者布洛克曼就明确指出，“形式主义与日内瓦发展起来的语言学派特别是F•德•索绪尔的主张，以及与音位学的最初发展是有联系的。”（注：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33页，商务印书馆，1987。）雅各布森1926年到捷克后形成了布拉格学派。该学派继续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文学，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又一个发展阶段。在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上几个著名理论家的深刻影响。
一、索绪尔对韦勒克文论的影响
索绪尔是韦勒克文学理论的重要理论源头，而这一点还很少有人详细讨论过。其实，在我们看来，索绪尔不仅为韦勒克提供过几个具体论点，而且是韦勒克文论的总体特征和方法论之缘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索绪尔认为应该确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语言学不是一种实用的、特殊的研究，它应“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注：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26页，商务印书馆，1985。）。在语言学研究的对象问题上，索绪尔把我们司空见惯的语言行为现象区分为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两个部分。语言是社会的一面，而言语是私人的一面。语言是一定社会中生活的人们的公共约定，而言语则是个体的行为。语言具有一种高度的统一性，而言语行为总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索绪尔认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语言，应该研究一切言语活动的表现的准则和基础。于是，索绪尔把语言学研究区分为两个部分，即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他指出，“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注：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41页，商务印书馆，1985。）索绪尔对语言活动作出“语言”和“言语”两方面因素的区分，并进而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即所有“言语”背后的一个已定的规则系统。这一观念对韦勒克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与索绪尔极端相似，韦勒克也将文学作品本身与对文学的每一次阅读区分开来。并进而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作品的心理体验而是文学作品的“决定性结构”。在《文学原理》第12章“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中，韦勒克引证了索绪尔和布拉格学派对语言与言语所作的区分后就立即指出：“这种区别正相当于诗本身与对诗的单独体验之间的区别。”（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60页，三联书店，1984。）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的具体存在必须经过我们每一次具体的阅读，但作品本身却并不是这一次具体经验的内容，应该是与索绪尔所指的“语言”性质相同的一种“结构”。“一件文学作品与一个语言系统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作为个人永远也不能全面地理解它，正如作为个人我们永远不能完满地使用自己的语言一样。”在韦勒克那里，文学作品只有在每一次具体阅读中经过接受者心理的“具体化”才能得以显现，但作品的本身却又是先于人的主观经验的客观存在，并不等于每一次具体化的结果，而是一种“符号结构或符号体系”。韦勒克说：“艺术品可以成为‘一个经验的客体’(an object of experience)；我们以为，只有通过个人经验才能接近它，但它又不等同于个体经验。”（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62页，三联书店，1984。）
其次是索绪尔语言研究对“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的划分。索绪尔在语言活动中区分出“语言”和“言语”两个不同的因素使得他的语言学研究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而言之，一切语言研究的“外部要素”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索绪尔也用“外部语言学”来称呼这种研究。“外部语言学”主要包括这样一些研究形式。一是将语言学与文化史或种族史结合起来，研究它们的关系。二是从政治学角度研究语言。主要研究殖民、统一和语言政策对语言变化的影响。三是研究语言和各种制度如学校、教会、宫廷和地域之间的关系。索绪尔认为，正如植物会因外部因素土壤、气候等的影响而改变它的内部机构一样，语言机制也的确与外部因素密切相关。但是，外部语言学并不能真正认识到语言的内部结构。
索绪尔“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的观念对韦勒克影响极深。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就区分出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的外部研究”两大类型。这无疑是索绪尔观点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在韦勒克那里，文学的“外部研究”是一种“因果式的”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这主要包括研究文学的以下几种范式：文学与传记，文学和心理学，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思想，文学和其他艺术。与索绪尔一样，韦勒克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持否定性态度。他认为，起因和结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在依次否定了文学研究与传记、心理、社会、思想和其他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韦勒克指出，“研究起因显然决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这样，韦勒克排除了文学的外部研究方法，并把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确定为文学的“内部因素”。索绪尔把“语言”而不是“言语”当作语言学研究的对象，韦勒克也同样把上述“符号结构和符号体系”当作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
二、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文论的影响
至于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的影响也十分巨大。韦勒克自己就曾说过他是“布拉格学派的一个成员”（注：韦勒克著、丁泓、余徵译：《批评的诸种概念》，263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有学者认为：“当代文学理论有一个起点（或两个起点），那便是俄国形式主义及新批评。”（注：罗里•赖安、苏珊•范•齐尔编：《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1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当代文论极大地受惠于这两个理论。总起来看，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学的自主性。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足体。一方面，文学作为客体是独立于创造者和欣赏者之外的，另一方面，它也是独立于政治、道德和宗教等各种意识形态及上层建筑，甚至还独立于社会生活的。什克洛夫斯基的名言是：“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注：什克洛夫斯基：《文艺散论•沉思和分析》，引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前言》，方珊等译，11页，三联书店，1989。）在传统观点看来，文学研究应弄清作品的渊源，应该去研究作品与作家、作品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这就使文学研究变成了哲学、史学和社会学的大杂烩。文学从而与其他学科毫无区别。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看来，这是文学研究中的工具论方法。传统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摹仿说和表现说。模仿说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表现说则认为文学是作家心理的自然流露。俄国形式主义者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他们的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批判这种文学研究中的工具主义。在他们看来，要建立一套文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工具主义首当其冲地应受到批判。只有把文学看作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地才有可能使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系统的理论科学。什克洛夫斯基曾在一部书信体小说里说过：“对待艺术有两种态度。其一是把艺术作品看作世界的窗口。这些艺术家想通过词语和形象来表达词语和形象之外的东西。这种类型的艺术家堪称翻译家。其二是把艺术看作独立存在的事物的世界。……如果一定要把艺术比喻为窗口，那么，它只是一个草草地勾勒出来的窗口。”（注：什克洛夫斯基：《动物园：或不是情书》，转引自霍克斯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14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在反对文学研究的工具主义方法上，俄国形式主义首先激烈地批判艺术的形象思维说。形象思维说把艺术看成一种思维形式和认识方式，认为文学艺术的用途在于利用文学艺术形象帮助人们认识社会和世界。科学与艺术的差异在于，科学采用三段论的理论思维形式，而艺术则用形象思维方式。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这就把文学等同于哲学、科学等认识论知识体系，进而彻底忽视了文学艺术本身的独特性质。
俄国形式主义都与什克洛夫斯基一样，坚持把文学艺术看作“独立存在的事物的世界”。因此，文学研究完全没有必要从别的学科那里论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研究文学应该研究文学作品，研究作品的艺术技巧和手法，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在这里，我们看到索绪尔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也与索绪尔一样强调对内部规律的研究，认为只有这种研究才是文学研究的实质所在。什克洛夫斯基就明确指出：“我的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如果用工厂方面的情况来作喻，那么，我感兴趣的不是世界绵纱市场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纱的支数及其纺织方法。”（注：什克洛斯基：《散文理论》，转引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14页。）
韦勒克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与之如出一辙。他高度重视“文学性”概念。韦勒克认为，文学的核心特征是“虚构性”。他说：“文学艺术的中心显然是在抒情、史诗和戏剧等传统的文学类型上。它们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3页，三联书店，1984。）显然，在韦勒克看来，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一种语言的“符号结构”，而小说、诗歌和戏剧中的这种语言符号结构都不是真实的。这样，文学就从社会生活和哲学思想那里独立出来了。韦勒克坚决反对文学的“外部研究”，反对传记式的、心理学的、社会学和哲学等研究方法，而主张以文学本体，即语言结构为中心的“内部研究”，这充分表现了俄国形式主义对他的影响。
第二，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俄国形式主义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文学，认为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有非常重要的差异。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日常生活语言的首要目的是交际，说话的目的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语言本身却比它的目的和内容更为重要。文学的语言表达本身就是目的，它与日常语言和散文语言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它的“陌生化”程度很度。“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一切熟视无睹，无意识的态度使生活丧失了新鲜感。诗的语言为我们感受事物提供了难度，使我们对日常生活能进行全新的体验。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写道：“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之存在，就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觉到事物，使石头作为石头被感受。艺术的目的就是把对事物的感觉作为视象，而不是作为认识提供出来；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又译‘陌生化’）手法，和予其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因为艺术中的接受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所以它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创造之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注：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6页。）文学语言的特征就在于它是日常语言的陌生化运用。日常语言是文学语言的直接来源，文学语言是在日常语言基础上的一种升华。日常语言陌生化的结果就是文学语言。雅各布森也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文学语言的特征。在他看来，文学语言的特征是“符号的自指性”，即诗的本质不在指称外界事物而在于它反过来指向它自身。
文学语言的特殊性这一点对韦勒克文论也很有影响。韦勒克在论述文学的本质时详细讨论过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之间的差异。在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差异问题上，他认为，“文学语言深深地植根于语言的历史结构中，强调对符号本身的注意，并且具有表现情意和实用的一面，而科学语言总是尽可能地消除这两方面的因素。”在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上，他提出，“诗的语言将日常用语的语源加以捏合，加以紧缩，有时甚至加以歪曲，从而逼使我们感知和注意它们。”（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1～12页，三联书店，1984。）可见，在述两个方面，韦勒克都非常强调文学语言的相对独立性，即文学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传达意义的工具，而且具有自身价值。它使用种种修辞手法来引发读者对其“能指”的注意。也就是说，文学语言不仅指向事物、指向它所要传达的内容，而且要指向自身，具有所谓“符号的自指性”。毫无疑问，这明显是受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影响。
【关键词】中世纪/西欧/封建主义/政治结构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封建主义制度在世界许多地区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在西欧，封建主义政治结构确立于中世纪中期，成为此后基督教世界的一个主要标志，且其残余痕迹一直持续到近代时期。西欧封建主义成熟和持久的特性是中外学者们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论题，但在同时，“封建主义”又是历史学中少有的几个极其模糊、极有争议的概念之一。著名史家J.W.汤普逊曾对封建主义作过如下宽泛的定义：“封建主义同时具有多种含义，它既是一种政府形式，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又是一种经济状态，还是一种政治社会哲学。”[1](p.688)本文不想对宽泛的西欧封建主义做全面的考察，而将集中探究一下作为“政府形式”的封建主义，分析封建主义之下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国度的政治组织形态及相关问题，从而认识在近代国际体系出现之前欧洲的政治秩序。
一封建主义政治机制的起源
西欧封建主义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论题。许多学者将封建主义的萌芽追溯到古罗马帝国晚期的社会结构和日耳曼蛮族原有的军事组织。[2](p.218);[3](pp.163-183)其中，法兰克人的扈从制度（或称亲兵制度）对封建主义形成的影响尤为巨大。一个领域内的统治者为确保其政权的稳固，往往“通过依靠他的可以信赖的军人组成的扈从在他自己和那些完全是作为统治客体的下层民众之间架起桥梁”，为此他“从他控制下的土地管区中赐给他们土地作为采邑”；而他的直接封臣又“时常把他们自己的采邑分成小块授予他们的扈从成员”。这种土地的分封，乃是蛮族统治者试图把个人关系的框架纳入正在运行的统治结构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作为个人联盟的国家”。[4](pp.24-2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封建社会最初是一种“军事性的社会”。[5](p.249)而随着公元6-8世纪法兰克人统治的扩展，这种政治运作机制也逐渐扩及了整个西欧。
但在公元9世纪中叶以前，西欧所存在的还只能算作是一种“准封建”(quasi-feudalism)状态，只有在查理曼帝国崩溃以后，西欧的封建主义才步入其成熟时期。[6](p.353)所谓“准封建”状态与成熟的封建主义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封建领地是否世袭化。在查理大帝去世前的法兰克王国中，统治者给予其封臣领地只是作为该封臣个人对其效忠的一种报酬，封臣对领地的拥有有一定的年限，至多也只是终身，当封臣去世后其领地将由统治者收回。[7](p.160)通过这种方式，法兰克国王们避免了政治统治的分裂。此外，在8-9世纪法兰克王国兴盛时期，商务贸易和货币仍然通行，统治者还能用货币来酬常其臣属，[8](p.82)故封地并非是获取效忠的惟一手段。事实上，查理曼很注意国家权威的完整性，他对分封领地非常谨慎，除了恰巧驻在边境上或蛮族所居地区的伯爵以外，查理曼“从不授给任何伯爵一个以上的郡”，他的理由是：“凭那份进款或那份地产……我就可以使某个臣属效忠，而他也会像随便哪个主教或伯爵一样好，或者还要好些。”[9](p.50)这种政策的实际效果是使贵族的领地保持在较小的规模并与基督教会的教区体系犬牙交错，从而排除了贵族领地独行其是的危险性。
然而，查理曼死后，卡洛林帝国便陷于内战不已，并遭受来自马扎尔人、维金人和阿拉伯人外来入侵的混乱局面，查理大帝约束大贵族割据倾向的努力付诸东流了。查理曼子孙之间的骨肉相残致使帝国权威急剧衰落。查理曼的几个孙子为击败竞争对手，争相拉拢一些有权有势的大贵族，而在战乱频繁、贸易中断的情形下，货币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土地成为君主收买臣属的主要手段。于是，他们抛弃查理曼那套限制贵族领地规模的策略，开始允许同一个人拥有不止一个郡的领地。当一些贵族因领地膨胀而实力大增时，国王们自然而然地又向他们作新的让步，给予他们对其领地的世袭权利。西法兰克王国的秃头查理开此风气之先，877年他颁布诏令，承认由儿子继承父亲领地的做法。在北意大利，由于查理曼长孙罗退尔的软弱，贵族领主的独立更加彻底。当奥托一世及其后人征服该地时，罗退尔被迫承认北意大利诸侯世袭制的既成事实。在东法兰克王国境内，领地世袭化要稍晚一些，但在康拉德二世(1024-1039)时期，以1037年著名的《米兰敕令》为标志，神圣罗马帝国内的贵族领地也世袭化了。《米兰敕令》确立的原则是：任何领主（无论主教、修道院院长、侯爵、伯爵或其他任何领主）都不得被剥夺其领地，除非是按我们祖先的法令由其同级领主集体裁决他犯了罪；附庸在认为受领主或同级领主不公正对待而可能失去领地时，可以向帝国最高法庭上诉；领主的领地应由儿子或孙子继承，如无子嗣则可由同胞兄弟或同父异母的兄弟继承。[10](pp.383-384)
领地世袭化的意义是领主把所属领地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王权或政府权力连带地产—起分散给了权贵，再无王权能予回收。大世袭领主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可以独行其是，全权管理领地内的各类事务，排斥王权对领地内部事务的干预。他们可以进一步分封听命于己的附庸，并设置法庭来解决附庸之间的纠纷。[11](pp.45-50)亨利·哈兰姆总结了封建主义鼎盛时期法兰西的封建主拥有的特权：(1)铸造货币；(2)发动私人战争；(3)除向领主提供财政支援外，免除一切公共捐税；(4)摆脱司法控制；(5)在自己的领地内行使司法权威。“这些特权是如此地广泛，与一切原则如此地相对，会令我们从严格的意义上把法兰西看作是一个诸多国家的联合体。”[7](p.205)
这种中央政府权威被排挤出地方政治领域的事态，与欧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与9-11世纪西欧普遍的领地世袭化进程同时进行的一个事态是，伴随着内战和私战的绵延及外族的不断入侵，自由民得不到王权的有效保护，他们被迫依附于当地的强大领主以求在混乱时日得以生存。自由民依附领主的方式是将自己的土地奉献给某个领主，再在封建条件下取回这份土地；更流行的方法是自由民被迫承认自己是某个领主的臣属，从而承认从来就不存在的所谓地产的“授予”；作为领主的附庸，自由民获得了领主的庇护，但同时必须向领主履行提供劳役等义务，他们的人身自由被大大剥夺，沦为了农奴。这个进程在遭维金人入侵最严重的西法兰克王国地区发展最早，逐渐也扩散到意大利和德意志。由于有了大批农奴的依附，封建领主就掌握了更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封建主义从最初的军事性机制扩展为组织经济生产的纽带。[12](p.38)由封建主义组织的经济是一种封闭型的自然经济，西欧各地普遍修筑起来的城堡（注：城堡的兴起在西法兰克地区发生较早，在德意志则较晚，大约到11世纪后期才出现，见J.W.汤普逊：《封建时代的德意志》(JamesWestfallThompson:FeudalGerman)，芝加哥，1928年版，第304页。）则是这种经济形态的象征。随着封建主义的成熟，西欧的城堡结构也逐步改进，在西法兰克地区，10世纪时的木结构堡垒建筑让位于11世纪以后的石块建筑。城堡强调了这样的事态，“即领主的权威是基于拥有土地基础上的地方性现实”；它是力量的象征，虽然有时是用作镇压的武器，但也被当作保护周围村庄的手段。“领主和附庸、仆役和农民在城堡内高大的厅堂中一同按序进餐，这反映出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由双向性义务约束的、存在于国家之内的社团。”[13](pp.42-43)
二封建权利对公共权威的排斥
城堡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基层核心，但在最高王权与最底层的农奴之间，不止是有一层领主，而是有好几个层次，每个领主都可将自己的领地划成数块封给自己的属下，从而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形的阶梯网络。一个大领主相对于国王或皇帝来说是附庸(vassal)，国王和皇帝是他的领主(lord)，但相对于这个大领主自己分封的中小贵族来说他就是领主，由他分封的人则是他的附庸；依次类推，直至最低一等的普通骑士。各级领主与附庸相互按契约承担责任和义务。在欧洲大陆，通常情况下附庸只对他的直接领主负责，形成了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则。但英格兰的情形有所不同，1086年，征服者威廉召集全体大小封建主宣誓尽忠王室，各级领主便与英王发生了直接的主臣关系。[14]这是英国封建主义的特点。事实上，欧洲各地区领主与附庸间具体的责任和义务及运作方式各有所差，并无统一的规则；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制度与英格兰的封建制度大相径庭，法国与西班牙的情形相去甚远，德意志与意大利的做法也不尽然。这正是西欧封建主义之“非系统性”的一个方面，恰如著名史家威尔斯强调的那样：“处在其鼎盛时期的封建主义什么都是，就是没有系统性。它是粗略组织起来的混乱状态。”[15](p.638)
不过西欧的封建制度毕竟还有一些普遍性的规范。总的来说，封建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他们必须相互承担一系列的责任和义务。领主除给予附庸封地作为其武器、衣食等费用的资源外，还有保护附庸不受任何伤害的责任，而附庸则必须宣誓效忠于领主并向领主履行诸种义务，大致包括应领主之召随领主征战、协助领主处理行政和司法等事务、遇领主有特殊事情（如领主被俘需赎金赎身、领主之儿女婚嫁等）时捐献款项等。[10](pp.367-368)附庸必须遵守封建契约中规定的各种应尽义务，否则就是犯“大罪”(Felony)，有可能失去采邑；而如果他能履行义务，其采邑即可父子相传，领主不得无故籍没。同样，如果领主不能尽到保护附庸的责任，或对附庸不公平，附庸就可宣布解除对领主效忠的誓言。12世纪后期开始有一些法学家阐述封建主从关系，这些受罗马法影响的采邑法法学家们非常注重“领主对领地的权利”(dominiumdirectum)和“附庸的权利”(dominiumutile)之间的区别，[2](p.220)他们对两者的权利给予了同等的重视，认为“封建依附关系是一种对双方都有约束而不只是约束附庸的契约”。[16](pp.98-99)阿拉贡王国贵族向国王效忠的传统誓言是最好的佐证：“与您一样优秀的我们，向并不比我们更优秀的您起誓，承认您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领主，只要您遵从我们的地位和法律；如果您不如此，上述誓言即无效。”[17](p.54)
世袭化的封建领主们珍视他们的权利，坚持这些权利对他们来说就是一项维护荣誉的神圣事业；与这项事业相比，对上级领主的忠诚——在最高层次上即是对王权（也即国家权力）的服从——似乎只能处于次要的地位。1022年布卢瓦公爵厄德致其领主法国国王罗伯特的一封信清楚地表明了封建主的心态。布卢瓦公爵在得知国王将通过一次法庭审判来剥夺他的采邑时，拒绝出席受审而代以致信国王以示抗议。他在信中称：“……任何人都会认为我配得上继承［财产］。至于我从你那里领得的采邑，很明显它不是你以国王身份而拥有的，而是我感谢你的恩宠通过从我的祖先那里继承而得到的……真的，我为什么不能去捍卫我的自尊？我要求上帝证明我自己的灵魂，我宁可死得光荣而不愿生活没有自尊。”[4](pp.36-37)
基于这种信念，中世纪领主与领主之间、领主与附庸之间发生争执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一些争执能通过同级领主的集体裁决或上级领主法庭的仲裁得到解决，但还有一些争执靠裁决无法解决，便只能诉诸武力，由此引发的贵族之间的私战十分普遍。13世纪中叶法国国王再三颁布禁止王室直属领地内附庸间相互私斗的诏令可证明这类私斗的普遍性。另一个证明贵族私战普遍性的佐证是基督教会约束私战的努力：9世纪末法兰西地区几次宗教会议（989、990、994年）规定了一种称作“上帝的和平(PeaceofGod)”的惯例，号召封建主和封建武士在一定的期限内不劫掠教会财产和老弱病残人等。此惯例在11世纪中叶时在欧洲其他地方得到推广，名目变成了“上帝的休战(TruceofGod)”，封建武士被要求去支持教会，每周从星期三日落至星期一日出期间停止一切争战。[10](pp.412-417)但从相反方面去理解的话，“上帝的休战”意味着封建武士还能在一周的其他三天中用武力来解决相互间的争端。
封建主们与国王及皇帝之间的争执，也应包括在私斗范畴内，因为在封建主们看来，君主并非最高权力拥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附庸，即上帝的附庸。封建权利的维护者、《保卫权利反对暴君》一书的作者宣称：“上帝授予国王到其王国，与附庸被其领主授予采邑的方式几乎完全相同。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国王是上帝的附庸，他们如果犯了大罪，也必然要被剥夺他们从领主那里得到的权益……既然上帝占据着最高领主的位置而国王是附庸，谁敢否认我们必须服从上帝这个领主而非身为附庸的国王呢？”[16](p.99)那么由谁来行使这种对君主的剥夺？自然是那些自认为代行上帝旨意的封建主，他们往往以上帝之名义集体反抗君主。如在13世纪初反抗国王约翰的英国贵族武装的首领便自称是“上帝和神圣教会之军的统帅”，[18](p.67)这场争斗以1215年的《自由大》告终，英国贵族成功地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也保护了自己的许多权利。
在德意志地区，封建诸侯对抗其领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意向更加坚决。德意志的封建割据势力源于日耳曼部落军事首领制，查理曼曾对古老的诸日耳曼公爵权势进行大力抑制，但始终未能将其彻底根除。在查理曼死后，东法兰克王国境内诸侯割据局面逐渐又恢复起来。从奥托一世起，神圣罗马帝国不乏有雄才大略、武功赫赫的皇帝，但在德意志内部，他们始终只能是几个大诸侯中的第一人而已，故日耳曼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王冠相继在萨克森家族(919-1024)、法兰克尼亚家族(1024-1125)、萨克森家族(1125-1138)、斯瓦本的霍亨斯陶芬家族(1138-1254)间轮换传递。日耳曼人几大公国的首领可以承认国王和皇帝的职位，也时时向皇帝宣誓效忠，但他们决不愿承认他们从国王处获得他们的公国，或者说从国王处得到他们的领地，他们声称他们的领地是“太阳采邑”(Sonnenlehen)，即取自太阳的领地，以此来强调他们的完全自由。[19](pp.293-294)一旦时机来临，德意志诸侯总是毫不犹豫地反抗皇帝权威，坚持自己独立的权利。
封建主义政治机制便是这样建立在各级领主与附庸个人之间很不稳固的行为规范基础之上。这套规范，本质上是属于私法范畴内的东西，它们不能与现代国家的那种公共法律混为一谈，现代意义上的公法在中世纪的欧洲几乎完全不存在。故有学者称“在封建国家里，私法取代了公法的地位”。对此威尔斯作了这样的补充：“更确切地说是公法沦丧并消失了，而私法则来填补了这个真空；公共责任变成了私下的义务。”[15](p.640)
三封建主义体系的无序状态
当阶梯型的领主—附庸网络完善之时，封建武士逐级向上负责的忠诚意识能保证处在金字塔顶端的领主（如查理曼或维金人的诸首领）自如地将整个统治区域团结在一个整体中，“把军人与来自不同种族和语言集团的农奴联系在一起”。[4](p.28)因此，封建主义并非生来就是无政府状态的。但随着领地的世袭化，领主—附庸关系越来越多向化，原先那套阶梯型的网络逐渐破损了。自查理曼帝国崩溃后起，一个封建主逐渐可以从好几个领主那里获得封地，从而同时成为几个领主的附庸。1133年格洛斯特伯爵的一番陈述是这种多向化领主—附庸关系的很好见证：“我是我的女主人、有福的玛丽的男爵之一，我继承了作为她的旗手的权利，我拥有来自埃夫勒的10个骑士的封地。我对法国国王恩惠欠下了一个骑士的服役义务。对于诺曼底勋爵的恩惠，我欠下了两个骑士在边境地区40天的服役义务。此外，我从贝叶主教那里得到了有8个骑士的罗哲·苏哈特封地、有7个骑士的马尔菲利亚特封地，我该承担对法兰西国王一个半骑士的服役义务以及在诺曼底边境地区3个骑士服役40天的义务。而在公爵召集军队时，我由于通过主教拥有封地而欠他所有的骑士义务。”[4](pp.31-32)格洛斯特伯爵所臣属的几个领主也不是平等的，他们相互之间也构成了领主—附庸关系，如诺曼底公爵本人就是法兰西国王的附庸。
这种错综复杂的臣属关系使封建主往往很难确定自己的最终臣属，当他的领主相互发生争战时更是如此，要求附庸绝对忠于自己领主的原则便时时成为一句空话。期间出现的耶路撒冷王国是西欧社会的延伸，也是其缩影，12世纪后期该王国制定的有关封建关系的条文本身就含有矛盾之处。该规定：“附庸应担负责任，不侵犯、也不强制别人侵犯领主的人身……不得在意见上进行反对自己的领主，也不得举起武器反抗领主，除非和其他自己的领主一道进行。”[20](p.107)换言之，附庸不能反对自己的领主，但却能与自己的某个或某些领主一道反对自己的另外一个或一些领主。在这样一种无序的、无明确原则的状态中，封建主们只能按实际的处境和政治需要来艰难地决定自己的具体立场。约翰·图尔(JohnToul)，一个同时臣属于四个领主（阿齐斯勋爵、库奇勋爵、香槟伯爵和冈伯雷伯爵）的附庸这样来表达自己的处境和立场：“如果冈伯雷伯爵因他自己个人愤慨与香槟伯爵（或女伯爵）交战的话，我将亲赴冈伯雷伯爵处援助而派我手下的骑士驰援香槟伯爵夫妇——如果他们召唤我的话。但如果冈伯雷伯爵是为了他的朋友而不是为了他自己个人的愤慨向香槟伯爵夫妇开战的话，我将亲自前往香槟伯爵夫妇处服务，而派我的一个骑士赴冈伯雷伯爵处履行我因从他那里接受采邑所欠的差役。但我自己将不侵入冈伯雷伯爵的领地与他作战。”[10](pp.364-365)如果冈伯雷伯爵与香槟伯爵这两个领主间真发生战争，可以想像，约翰·图尔竟要在战场上与他自己的一个附庸兵刃相见。这是多么一幅具有讽刺意味的画面！但这却是欧洲封建主义的现实。
由于领主—附庸间阶梯型网络的破毁，封建国家的界限也是杂乱无章，一个君主所统治的东西，不是对某个确定的地域的统治，而是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利”之延伸。在所谓的封建“权利”中，由联姻所致的王朝继承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的欧洲，王朝继承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通过王朝世袭体系安排的个人继承是国家生存的自然伙伴，王室成员之间的联姻可以导致国家像财产一样合并或甚至瓜分。因此，“外交家们将大量的时间花在嫁妆事宜上，嫁妆事宜乃是有关遗产继承或潜在遗产继承的一种国际交易”。[21](p.94)这种情形，在法国加佩王朝(987-1328)时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路易六世(1081-1137)安排其子路易七世(1137-1180)与阿基坦(Aquitaine)家族的女继承人爱丽娜结婚，有望使普图瓦(Poitou)、桑顿日(Saintonge)和圭亚那(Guienne)等大片领地并入王室直属领，使法国王室领的规模扩大整整一倍。但1152年爱丽娜与路易七世的离婚却一下子使这个成果消失殆尽，而随后爱丽娜与安茹伯爵亨利（英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再婚更使法王的这个附庸的领地扩大到可怕的规模。[22](p.107)
基于时时变化的联姻继承体系和不确定的私人契约关系，封建国家（如果姑且把这些君主的领地称作“国家”的话）的疆域显得极其模糊。例如，亨利二世(1154-1189)统治着英格兰，同时又是诺曼底公爵、安茹伯爵、图棱伯爵和曼恩伯爵，他的权限“从北冰洋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英格兰只是他的行省之一。但是，他作为诺曼底等领地的领主，又应是法国国王的附庸，因此他得去巴黎拜见法王以示忠诚。[23](pp.184,187)而此时的法国国王名义上是亨利二世的领主，对亨利二世的英格兰王国并无统治权，就连对诺曼底等地，他实际上也无法行使有效管辖。法国国王腓力普二世在决意控制诺曼底之前，先得在1202年以领主身份剥夺英王约翰在法国的采邑，随后再派兵攻占诺曼底公国。[24](p.7)而当1213年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废黜约翰并邀腓力普二世出任英国国王时，法国国王甚至可能把英格兰归入他的个人统治。[25](p.32)确定法国国王的统治区域是一件为难之事，虽然法兰西王国理应含括大致相当于原西法兰克王国的疆域，但当时人却往往只把巴黎周围的那一小块王室直属领地视为法国。迟至13世纪末，当法国国王的权力已大大扩展之时，法国南部一些地方如土伦等地的官员还习惯于说“派信使到法兰西去”，他的意思是派人去巴黎。[26](p.388)同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名义上是德意志、北意大利众多诸侯的领主，但他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却极为软弱。可他作为西西里国王，却能在这个基督教国度的地区行使着极其严酷的统治，剥夺了贵族、教士和城市的诸多权利。此外，他又在1229年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使自己的权力伸展到地中海东岸地区。[27](p.466)
这些缺乏稳定疆域范围的西欧封建国家的君主不仅对内无法实行统一的管理，对外也不能以者的身份进行平等的交往。一个典型的事例是，1329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访问法国，在亚眠受到法国国王腓力普五世的热情接待，但爱德华三世对是否应向法国国王表示臣服（按惯例是采用交握双手置于领主两手之间的仪式）迟疑不决，他的谋士建议他等回英国查阅有关古代契约后再决定对待法国国王的礼仪。在查阅了旧有契约后，爱德华三世致书腓力普五世称：“吾等已查悉［英王对待法王的］礼仪若何，故谨致此函告知，吾等在亚眠尊奉法国国王之礼仪应是臣属朝见领主之礼。[10](p.366)此事件表明，英法两国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两国君主的祖先之间订立的契约规范，而不是由国家间的平等法规来决定。九年之后，爱德华三世为对抗腓力普五世，积极地追求同神圣罗马帝国结盟，他与德意志皇帝结盟的方式是向皇帝巴伐利亚的路易斯效忠，自愿作皇帝的附庸，皇帝则封爱德华三世为皇帝在德意志西部的，随后爱德华便召集西德意志诸侯，要求他们出兵为他进攻法国国王。[28](p.22)可见，中世纪西欧国家之间的联盟也是建立在个人契约的基础上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性质完全等同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在层次上有所差别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尔顿·海斯声称在中世纪欧洲没有“国际关系”。[29](p.3)
四结语
西欧封建主义起源于日耳曼部落的军事组织，随法兰克王国的兴盛扩展到了西欧大部分地区，并在查理曼帝国崩溃后通过封建领地的世袭化成熟起来。西欧封建主义结构依靠领主与附庸个人之间不稳定的契约规范来组织欧洲社会；由于封建主领地的世袭化，最初的阶梯型臣属网络逐渐被损毁，各级封建主所坚持的私人权利往往凌驾于公共权力之上，这使中世纪的西欧呈现出一种混乱不堪的无序状态；在这种凌乱的政治结构中，封建“国家”缺乏确定的地域界线，也不具备近代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中央集权机制和基础。
【参考文献】
[1]JamesWestfallThompson.TheMiddleAges300-1500[M].NewYork,1972.
[2]"Feudalism"[A].EncyclopaediaBritanica[M].Vol.9.EncyclopaediaBritanica,Inc.,1964.
[3]梁作斡．罗马·法兰克社会封建化的道路[A]．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编．学术论文集[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
[4]［美］贾恩法兰科·波齐．近代国家的发展——社会学导论[M]．沈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JohnP.Mckayandothers.AHistoryofWesternSociety[M].Vol.I.Boston,1991.
[6]高亚伟．封建制度[A]．方毫．历史学[M]．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
[7]HenryHallam.TheStateofEuropeduringtheMiddleAges[M].Vol.I.London,1901.
[8]JosephStrayer.Feudalism[M].NewYork,1965.
[9]［法兰克］艾因哈德等人．查理大帝传[M]．戚国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0]OliverJ.Thatcherandothersed..ASourceBookforMedievalHistory[M].NewYork,Chicago,Boston,1905.
[11]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7．
[12]HendrikSpruyt.TheSovereignStateandItsCompetiors[M].Princeton,1994.
[13]JoanEvans.LifeinMediavalFrance[M].Oxford,1925.
[14]蒋孟引．英国封建化过程的特征[A]．蒋孟引文集[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76-97.
[15]H.G.Wells.OutlineofHistory[M].NewYork,1931.
[16]C.NorthcoteParkinson.TheEvolutionofPoliticalThought[M].NewYork,1966.
[17]P.J.Helm.HistoryofEurope,1450-1660[M].London,1973.
[18]F.H.Hinsley.Sovereignt[M].Cambridge.1986.
[19]JamesWestfallThompson.FeudalGerman[M].Chicago,1928.
[20]世界中世纪史资料选集[C]．济南：山东大学，1961．
[21]J.R.Hale.RenaissanceEurope,1480-1520[M].London,1971.
[22]LucienRomier.AHistoryofFrance[M].London,1955.
[23]［英］温斯顿·丘吉尔．English/"class=kk>英语国家史略[M]．上卷．薛力敏，林林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24]G.P.Cuttino.EnglishMedievalDiplomacy[M].Bloomington,1985.
[25]Ch.Petit-Dutaillis.TheFeudalMonarchyinFranceandEngland[M].London,1936.
[26]JosephStrayer.TheReignofPhiliptheFair[M].Princeton,1980.
[27]CarlStephenson.MedievalHistory[M].NewYork&London,1943.
[28]DavidJ.Hill.AHistoryofDiplomacyinth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ofEurope[M].Vol.Ⅰ.Longman,1924.
[摘要]：电视剧是当代
abstract: tv drama is a typical form of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the reading of its meaning constitutes a route toward understanding social change. the research aims at explor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v drama textual analysis, and studies how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structuralism generate methods in tv drama analysis. through recoun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work” to “text” in literary criticism, the article elaborates the basic features of tv textual analysis and discusses three major analytical tools: semiotic analysis, narrative theory and genre analysis.
key words: the linguistic turn；structuralism；text；tv drama
20世纪中叶以来，以“语言学转向”为中心和动力的理论转型已经迅速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并逐渐在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中获得一席之地，通过体制化的建设和传承方式，深刻改变了传统的学术实践和学术标准。简言之，最初发生在 哲学 领域的“语言学转向”，旨在颠覆笛卡尔开辟的以“我思”主体性为确定基础的心灵范式的统治，转而围绕“语言”重建人（类）理解“现实”的观念基础，意义的密钥隐藏在“语言”之中，试图通过分析“语言”的结构而获得对“语言”所再现的世界和“语言”所塑造的人（类）心灵之本性的认识。“语言学转向”标志着人文社会科学卷入了一场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范式转换改变了研究者看待“现实”的方式。“语言学转向”为文艺批评开辟了新的视角，即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把文艺作品视为符号系统，某种特定的表意逻辑影响和制约作品的意义秩序，找到作品的结构即获得了作品的意义。电视剧研究从这场科学革命过程中获益匪浅，逐渐形成了通过分析电视剧的表意结构探究电视剧意义的文本分析范式。简单地讲，电视剧文本分析就是根本致力于探究电视剧文本内部结构关系及其产生意义的普遍规则，进而将电视剧文本分析建构为一种意义阐释的科学。
一、“非人化”的批评：文本分析简史
以人类文明史的总体眼光来看，批评是人文主义精神在文学 艺术 领域的普遍表现。西方的批评传统萌生于中世纪晚期，是在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夹缝中生长起来的。西方传统批评的人文主义精神关怀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三种理论形态。第一类， 历史 环境与作者传记型，主张作品中人物以及事件所处的时代，以及作者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是理解文艺作品意义的关键，例如，法国艺术史家丹纳（taine, h.）关于种族、环境、时代构成文艺作品产生三原则的论断（丹纳，1986），即属于这种批评类型较早的体系化理论表述。第二类，道德教化型，强调作者的人格力量和艺术天赋，认为文艺作品的核心功能在于裁定并弘扬崇高的道德、启迪民众优雅的欣赏趣味，这类批评通常将特定的哲学观念延伸到文艺领域，所以往往表现为一种“正典”实践，例如英国评论家利维斯（leavis, f. r.）即根据道德态度绘制了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利维斯，2002）第三类传统批评同上述两类的显著差异在于，它将批评的重心调整为文艺作品与社会的关系，这类批评引入了社会结构因而转化为一种社会学阐释，马克思主义为此类文艺批评提供了最雄厚的思想资源，相关批评通常强调社会存在独立于文艺作品，并且制约着作者和受众的接受，文艺作品是社会存在和个体意识辩证关系的对象化形式，批评活动应当提炼出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唤起变革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实践。
具体到当代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文艺批评的主导范式为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主张文艺作品反映现实生活，文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强调文艺从属于和服务于 政治 ，以阶级性和倾向性为评价标准，典型形态是以表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主轴的革命现实主义。进入80年代特别是“文化热”过程中，随着人道主义论争以及生命哲学、精神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思想的译介，[1]文艺批评迅速释放出多元化和强劲的理论能量，例如，李泽厚在其“人类学本体论哲学”或者“主体性实践哲学”基础上发展出的“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李泽厚，1994）；强调主体性和人的价值的“主体论”文艺思想（刘再复，1988）；强调主体性的新美学原则：“自我表现”论（孙绍振，1981；徐静亚，1983）；彻底同政治决裂，提倡文艺“非社会性”，主张文艺作品的本性在于审美（王蒙，1987；夏中义，1988）；等等。除此之外，几乎每一种哲学译介都卷起一股文艺批评思潮。西方文艺批评所沿袭的诸多人文主义价值范畴伴随这个被誉为“新启蒙”的过程，迅速地蚕食着传统反映论曾经主导的空间。
无论秉持何种批评视角，人文主义的精神关怀始终将人（类）价值和发展（历史）固定在视野中央，以创作或生产文艺作品的主体、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以及文艺作品同社会结构的关系为坐标而建构起作品的意义领域，于其中建立对文艺对象的阐释。文艺作品是跃动翻飞在历史河面的浪花，不仅折射出人（类）理性和灵性的光辉，而且，它作为特定的人（类）生产实践所创造的人（类）体验的对象化形式，中介性地展现出人（类）本质力量“现实”转化的发展过程。
“语言学转向”以来，特别是结构主义思潮兴起之后，批评的历史地貌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迁。结构主义批评范式最主要的思想资源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发展而成。如我们在绪论中所概述的，结构语言学强调“语言”构成一个系统，它通过系统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符号与其所指代的客体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来表达意义。结构主义为文艺批评开辟了新的视角：把文艺作品视为符号系统，某种特定的表意逻辑影响和制约作品的意义秩序（通俗的说法是“结构”，但由于该术语涉及面广再加上使用混乱，反而干扰了准确表达和理解，所以这里将其具体化表述为“表意逻辑”）。结构主义批评范式即以此原则建构其方法。“文本”成为理论家们用以概括符号系统的术语，文本也因而成为变化的批评版图的新地标。
结构主义批评之革命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用“文本”驱逐了“作品”。在传统的批评视野里，文艺作品是沟通创作者与受众的媒介，它体现为复杂社会关系的凝结，构成人（类）经验或体验的对象化形式，主体性始终处于批评视野的中心。结构主义试图颠覆传统批评的前科学性质，使批评成为揭示普遍客观 规律 的科学。将文艺作品设定为文本是贯彻这种意图的重要行动，文艺作品通过文本范畴被视为文艺“事实”，批评的任务在于揭示文本的结构和表意逻辑，探究构成特定文本之文艺特性的抽象特征，例如“文学性”之于文学文本。因此，文艺作品不再被作为历史性、经验性实践的对象，不再依据主体性、人文主义原则建立相关的意义阐释，相反，文艺作品被作为科学研究的认识对象，文艺批评的根本任务在于通过文本研究，揭示其中制约意义生成的“表意逻辑”。与传统批评彰显浓烈的人文主义关怀的理解行动所求索的“意义”不同，经历结构主义革命以来的批评探求的“意义”已经“信息化”了，文本的意义不再向人文主义精神关怀敞开，越来越表现出一种统计学或数学特性，“意义”的分量随“信息”的发掘而被评估。此间始终呼应着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基本观念，语言意义的条件就隐藏在语言自身，结构分析的任务恰恰在于将所隐藏的“条件”揭示出来。
由于阐释实践的对象范畴由文艺作品变成文本，批评的属性也随之从一种理解的艺术变成一种揭示表意逻辑的科学分析。结构主义革命和文本崛起，合力将批评从以人文主义为价值内核的普遍性文化一极，荡向受内部表意逻辑决定的自律性形式一极，文艺作品遂由人（类）感受和经验的对象化媒介转变文本。与此同时，表意逻辑或者结构法则对文本意义的绝对统治，彻底放逐了曾经经纬交织在文艺作品中体现社会存在的个性、创造力、历史想像以及社会心理等文化因素，代之以剥离了社会历史性的、激起桑塔格愤怒的“非人化”的自足秩序。哲学研究告诉我们，人（类）不可消逝的个体存在使所有企图取消主体性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主体”死亡的宣称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取消了“主体”，被结构主义的革命颠覆了普遍性的、踞中心地位的“主体”，沦落为在“结构”中获得的一个位置。总而言之，结构主义批评范式的科学主义姿态确立文本的本体论地位，文本被作为认识对象，意义也相应地从自我意识、主体性、社会、历史等诸多关系的张力中分离，最大限度地收缩到文本形式之中，变成通过批评——即意义科学——得以揭示的普遍结构。
二、结构主义对电视剧文本研究的理论注入
根据索绪尔语言学，特定符号所代表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因循习俗而固定下来，随着社会因素所导致的意义共同体的变迁，表意习俗也会产生变化，因此，对于语言的分析有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索绪尔，1999）。历时分析考察意义随社会文化变迁而产生的转换，而共时分析关注语言系统内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因此形成的普遍性语法结构，强调语言建构了人对社会实践的理解和识别方式。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 c.）为沟通语言学和文化研究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列维－斯特劳斯发现传统上被作为社会现象的亲属关系的本质不在于基于血缘的联系，而仅仅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的表意系统（列维－施特劳斯，2006：54-55）。于是，语言学这门列维－施特劳斯认为“唯一能够以科学自称的社会科学”同以社会、文化为主题的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相遇，语言学和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之间实现了一次能量转换，结构人类学就是人类学从获得启示的理论结晶。列维－斯特劳斯坚信比较和结构分析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揭示集体性质的文化和体现它的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文化诉诸“集体意识”规定个人行为，“集体意识”可以被还原为特定时间空间条件下、特定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所体现的普遍法则，这种普遍法则构成个体心灵的无意识活动。在列维－施特劳斯看来，结构主义可以破解个体心灵和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秘密，可以将其还原为某种能够科学认识的普遍法则。
另一个思想家罗兰•巴特则把结构主义运用于大众文化批评。巴特的符号学方法视野没有集中共时性分析，而是将大众文化视为社会的和历史的符号系统，一旦被植入社会关系语境，大众文化的符号系统也可成为理解社会变迁的形式。巴特将这类形式称为“神话”（myth）。神话作为大众文化的形式并非某种实质性的客体，而应当被理解为“一种传播的体系，它是一种讯息”，或者更确切地表述为“一种意指作用的方式、一种形式”（巴特，1999：167）。各种现象或客体通过神话方式被言说，也就分有了神话的形式，理解了神话便占有了“意义”。因此，认识神话便意味着揭示大众文化的结构或者普遍法则。然而，巴特没有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将神话引向无意识活动层次，而是在分析神话的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中概念（所指）对形式（能指）的促发作用基础上，为神话开辟了社会性和历史性维度。巴特指出，“将神话的概念与其意义结合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变形关系”（巴特，1999：181）。神话的真正意图在于从现实过渡到意识形态，把历史性的现实变形为普遍、永恒的“ 自然 意向”。资本主义条件下大众文化的神话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建构。巴特所建立的大众文化批评力图将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结合起来，以揭示文本内部的结构和文本借以生成的具体社会语境如何共同促成了对文本主导意义的制造和接受。
再结合前文关于文本分析变迁的简要评述，我们逐渐接近到结构主义大众文化批评范式的理论旨趣。批评致力于探究文本的内部决定因素，寻求体现文本内部结构关系以及产生意义的普遍规则，文本中各部分之间的特定关系先验地规定和规范了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模式，也就是说，人们是根据由文本既定的范畴来感知和定义外部现象的。用“表意逻辑”来概括电视剧文本分析的题旨，即基于电视剧文本内部结构而建立的规则体系，它直接指向特定电视剧文本“所述说为何”以及“如何述说”这两个涉及其文本意义的本质性问题。电视剧文本分析主要围绕这两个核心提问展开。
依照结构主义批评立场，电视剧文本分析必须从传统批评依赖的人文主义、历史主义和心 理学 的纠葛中彻底摆脱出来，切断一切建立在主观性基础上不确定的“前科学”因素，而应当致力于在客观的“文本”及其形式基础上，建立一门旨在揭示文本意义的科学。电视剧之被作为“文本”，便表明它拥有某种自足的、整体性的和类似语言现象的结构。探究意义的科学要求电视剧的价值标准只能来自对电视剧文本的描述和评价，拒绝任何涉及创作情感以及观看感受之类主观因素，尽管承认电视剧作为文艺作品是形式和内容的结合体，但真正影响电视剧的意义——或者更具体地说，它“所述说为何”和“如何述说”——的因素是形式，即电视剧如何构成一个整体文本，以及文本内部各部分之间关系如何，才是意义的原生土壤。依据传统批评立场，电视剧在审美实践中更多地被当作再现、表现或者反映的形式，始终有某种自我意识或者主体性或隐或显地保持在场，观看电视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这种自我意识或者主体性在同观看者交往互动的过程，电视剧也因此而被接受为综合了创作者、生产者、接受者等诸多社会关系以及历史关系的文艺客体。而结构主义批评范式则赋予文本以“本体论”地位，电视剧的审美实践被等价于意义的科学，电视剧也相应地被视为对虚构事件（故事）的客观性叙述方式，它根除了充任叙述者的任何形式的自我意识或者主体性，虚构事件（故事）透过文本言说自己，事件的影像序列在时间之中。
结构主义催生的“意义科学”的根本关注，就是要在众多不同的电视剧文本之下探掘某些普遍的结构，特定电视剧文本的意义原生于这种普遍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剧文本的意义即结构，它在本质上反对主体能动性。又由于结构主义批评强调文本形式，故也常常被冠以形式主义批评。伊格尔顿（eagleton, t.）指出，结构主义批评的唯一结果是个人主体“离开中心”，不再被视为意义的源头和终点（伊格尔顿，2006：101）。那么，结构主义如何将个体观看过程中随机的心理反应纳入这种意义科学呢？除了文本的“本体论”地位保证其独立、整体存在这个前设因素外，艾略特（eliot, t. s.）和瑞恰兹（richards, i. a.）的思想提供了解决此问题的方案。在艾略特眼里，文学创作者并非有待表达的“个性”的拥有者，作品自然也不是其“个性”的客体，相反，作者不过充当了一种特殊的媒介，通过这种媒介，许多印象和经验，用奇特的和意想不到的方式结合起来，文学作品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文学作品一旦完成，便成为整个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了（艾略特，1994）。瑞恰兹依据心理学将“意义”规定为，受到一种新的刺激引起的感觉而产生的影响所决定的人的反应特性（瑞恰兹，1988：287-303）。意义随着反应的特性而发展为从简单到复杂的等级，瑞恰兹把它们归于“思维”范畴，而“所有的思维，从低级的思维直至最高级的思维，不管它的发展程度如何，都是对事物进行分类的过程”（同上）。这个思维的等级便构成特定表意形式的意义“语境”。瑞恰兹的“语境”不仅包括传统上历时性的上下文关系，而且还特别引入了共时性的一组“同时再现的事件”，意义包括语境中没有出现的部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群相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会对相同的文艺作品得出迥异的感受，原因在于语境而不关涉主体。
根据美国“新批评”理论家布鲁克斯（brooks, c.）的归纳（布鲁克斯，1988），结构主义或者形式主义的文本批评往往遵循两个基本假设：其一，只有在作品中实现了的意图才能算作作者的意图；其二，以“理想读者”为基准研究文本的结构。艾略特和瑞恰兹的理念局部转化在此二假设当中。一方面，这种态度延续了艾略特对作品的强调，但柔化了艾略特对个性的排斥，在严格限于作品本身范围内承认作者的个性，也就是在作品中实现了的作者意图；另一方面，将瑞恰兹关于语境和意义的论证作为“理想读者”的理论基座，尽管布鲁克斯本人也不承认有“理想读者”存在，[2]但他据此坚持确认了通过具体和特殊能够达到普遍和一般，此即“理想读者”隐喻的精髓所在。在上述观念的夹击之下，对主体性的剥夺进一步扩展到文艺作品的“外部”，从创作到接受的社会领域。更确切地说，个体观看电视剧而被唤起的感受，同任何印象主义的体验毫无关联，相反，人们的意义体验被转译为特定表意秩序的产物。
三、电视剧文本分析的三种基本方法
（一）符号学分析（semiotic analysis）
具体到电视剧文本分析，最具针对性的方法首先当推符号学分析。符号学分析最基本的思维范畴是揭示文本中隐藏的二元对立结构，它出现在文本中，规范着我们对现象的认知。因此，在文本中寻找对立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的具体表达物和替代物，成为符号学分析的基本环节。从符号学分析的视角来看，大众文化文本充满了各种二元对立的范畴，比如自然／文化，男性／女性，高尚／卑鄙，美丽／丑陋，爱国主义／崇洋，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独立／依赖等等，而这些或具体或抽象的价值范畴是由人物、场景、行为、服装、道具等各种虚构工具在不同的组合方式和相互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另一方面，文本外的和变迁的社会历史也对文本内部对立范畴的特定表达方式施加了压力，因为文本要达到传播的目的，其言说方式就要得到使用和解读它意义的社会共同体的认可。
我们以城市与乡村这对普遍存在于电视剧文本中的二元对立略作说明。早期
（二）叙事理论（narrative theory）
叙事就是故事，而故事讲述的是在人、动物、物体、想象中的生命形式等身上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故事中包括一系列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因此，单个的场景不是叙事，但是当其被放置在一个时间链条之中，它就成了叙事的一环，将多个场景或事件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有前因后果的整体（伯格，2000：5）。叙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我们通过各种不同的叙事段落认识纷繁芜杂的现实世界和自我在其中的位置。理查森（richardson, l.）认为，叙事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有现实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它“既是一种推理模式，也是一种表达模式，人们可以通过叙事‘理解’世界，也可以通过叙事‘讲述’世界”（richardson ，1990：116-135）。
电视剧文本尤其依靠既定的、被一个意义共同体中的个体所熟知的叙事模式组织人们的认知框架。电视剧的叙事不仅将人物、事件之类现实元素戏剧化构成遵循或者包含内在秩序的特定故事，而且它的叙事也可能通过观看而转化成为现实中事件之间关系上的潜在多样性的主观边界。由叙事所框定的选择就成为人们认可的、“应该”发生的事件。而被各类流行叙事模式所排除的可能性，比如“英雄”并没有得到美女、白雪公主没有复活、下岗工人也无法找回工作和尊严，就成为意识形态机制遮蔽和掩盖的那部分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叙事工具特定的使用方式，比如说利用叙事来合理化既有的社会秩序，通过叙事使人们“理解”和“认可”，而不是“怀疑”和“恐惧”被模拟的社会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意识形态运作的一个部分。而这时的叙事也就成了罗兰•巴特所说的“神话”。与叙事一样，“神话”不是特定的内容，而是将内容组织起来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功能在于给“ 历史 性的现实”一个“ 自然 化的意象”，使“偶然性”显得“不朽”（巴特，1999：202）。也就是说，神话式的叙事规定了什么是“可能的”、“正常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不正常的”现实，从而为人们感知和解释社会变迁的方式设置了意识形态的边界。由此我们具体地把握到电视剧文本语言性的方面，它的叙事构成一种特定的“现实”言说形式，和其他叙述言说一样，电视剧也发挥着语言性的社会设置功能，诉诸“词”与“物”的辩证测绘和标定“现实”的界限。
（三）类型分析（genre analysis）
如果说叙事理论旨在从电视剧文本中寻找普遍的结构因素，那么类型分析则建立在对商业化文本为了符合 工业 流水线生产模式而 发展 出来的各种手段的 总结 、分析之上。所谓类型，是指在媒介生产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被认可的模式，某种媒介的内容能够根据类型来分类。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中，类型被定义为“具有联想关系的公认套路，某种特定媒介（电影、电视、写作）的全部作品都被分门别类地纳入其中”（费斯克，2004：117）。类型的形成与商业体制理性化其生产过程和规范受众的消费行为的努力密不可分。受众通过寻找熟悉的、不断出现的因素，以获得满足预期的，而文本生产者也可以根据既定的模式来安排新产品的生产。因此，类型是在行业、文本和主体之间流通的关于导向、预期和成规的系统（neale，1980）。从 政治 经济 学的角度来说，类型之所以兴盛于商业化的文化工业中，是因为它满足了商业体制规范生产、控制市场、降低风险的需要。而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来看，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而又高度模式化的商业文本在维持一个社会既有的“常识”观念、主流的信仰和价值观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类型利用熟悉的、确定无误的代码减少了受众的认知困难，从而强加给人们一种先期阅读（altman，1987）。正如费斯克（fiske, j.）所说的，“类型片清楚地告诉观众它可以预见的愉悦范围，从而规范、激起对相似文本的记忆和期望”（fiske，1987）。这就是说，一个新的媒介文本如果是类型片，那么它很可能和已有的结构是一致的。这个文本传递给观众的是公认的、可识别的和受控制的愉悦。因此，类型加入了将特定现实“自然化”的意识形态运作，限制了社会及其变迁可以被感知和理解的方式。
中国 的电视媒体正处于产业化的初期阶段，电视剧的类型化实践和相关研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和传统。就现状而言，中国的电视剧基本上处于前类型阶段，依赖简单模仿、灵感、偶然性、个体能力等非类型化的运作模式还大量存在。当然在上述挪用和运作过程中也会产生某些固定下来的电视剧生产模式，成为中国电视剧类型化运作的基础。除了借鉴西方市场化传媒的运作经验，中国本土的媒体政策、文化传统与消费模式都影响了中国电视剧类型化生产的发展模式和状况。
类型的概念对电视剧的学术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类型作为分类体系的形成是电视剧适应市场需求和减少不确定性努力的结果，完善的类型能够为电视剧生产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模式和调动资源的方式，因此它本身即体现出市场的资源配置效能。同时，受众通常根据他们对类型的认知和消费习惯，从大量涌现在荧屏的电视剧产品中做出选择，消费者对电视剧的预期很大程度上来自关于类型的有意识或潜在的知识，而电视剧是否符合这种预期亦构成观看者和愉悦的重要来源。因此，类型不是划分电视剧文本的静态模式，而是连接生产者、文本与消费行为的关于导向、预期和成规的动态系统。对于媒介研究和批评者来说，电视剧的类型化运作使得其文本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模式化和固定化，逐渐形成特定内容表达所服从的既定规则，类型化的电视剧产品很少挑战社会的主流观念，成为维持社会“常识”观念、信仰和价值观的重要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剧类型的学术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剖析在市场化条件下，电视剧作为商业化的文本生产，它在工业化的生产操作以及与广告相配合的“时段占领”和“受众群辨认”过程中，如何形成了极为模式化的制作规则；另一方面，从类型生成史的角度分析电视剧文本，能为我们提供其他分析方法所欠缺的有关社会经济关系如何渗入通俗文本生产过程的洞见，还可以为考察社会心态、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的稳定性和变迁提供有益的视角。一旦触及这些问题，电视剧文本类型分析便过渡到电视剧文本（文化）社会学领域，相应的研究也转化为电视剧文本类型社会学。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可以归纳出电视剧文本分析的基本原理，即认为电视剧是一种影像表意活动，影像本身又作为物质现实的表象，电视剧可以恰当地把握为基于“现实”的一种特殊的符号活动，电视剧文本即符号化的客体，电视剧和“现实”之间体现为类似索绪尔语言学所划分的“语言（language）／言语（parole）”的关系。具体说来，“现实”属于外在于个体的、社会性的、由稳定的规则构成的系统或者深层结构（语言），而“电视剧”则构成以“现实”这个语言系统或者深层结构为先决条件的具体言说方式（言语），电视剧言语必须遵循“现实”语言的规则，揭示这种规则的过程也就是认识电视剧文本意义的过程。
[注释]
[1]文艺界的人道主义论争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结束后以及“文化热”过程中达到高潮，甚至成为一场卷入整个文化界的论争，主题集中在关于人性的认识以及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2]伊格尔顿在《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专门批判了结构主义的“理想读者”假设。
[ 参考 文献 ]
[1][法]丹纳（1928/1986）. 艺术 哲学 （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taine, h. a. (1928/1986).philosophy of art. beijing: people’s literary press.]
[2][英]利维斯（1960/2002）.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leavis, f. r.（1960/2002）. the great tradition: george eliot, henry james, joseph conrad.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一、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国内外的学者都把阿尔都塞归结为结构主义者，甚至他本人也有这种倾向，这主要是因为在阿尔都塞从事“保卫马克思”运动时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盛行，另一重要原因是他直接借用了结构主义者拉康的“症候阅读法”来研究《资本论》。
因此要研究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从他独特的研究方法入手。
（一）结构主义的方法论。
结构主义是人文历史学科的结构方法论，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的基本语言学结构主义原则，后来通过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雅克布森，被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继承和发展，不仅影响了人类学的研究，而且深刻的影响了哲学和社会理论的研究。结构主义的方法也逐步贯穿于历史学、心理学、文学等人文学科。阿尔都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马克思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
结构主义强调整体性、非个体性和非历史性，这对于以反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保卫马克思”为己任的阿尔都塞来说，无疑找到了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也正因如此，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进行重新解释和论证的就带有结构主义的色彩。
（二）“症候阅读法”的思想。
阿尔都塞受到结构主义认识方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的结构主义方法的模仿。在当时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把结构主义运用于人的无意识活动，认为无意识活动和语言学结构类似，认为一个作者的无意识结构往往在他写作时通过文字运行中标点符号的间断、论证的空缺、思想的沉默以及叙述的遗漏等表现出来。人们在解读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假设一个想象的理论模式，并以此来解释、说明一切问题。如能获得成功，那就表明找到了这种内在结构；否则，就必须重新更换或修改想象的模式，直到获得成功。
阿尔都塞认为对于马克思思想的不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同对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密切相关，而阅读方式的不同又与文本本身的结构特点相关。阿尔都塞认为，任何以文字构成的著作都是一个双重构体：第一层是表层结构，即表面间的文字结构、语言间的逻辑关系等等；第二层是深层结构，即思维理论结构。为了能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解读，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思想提出了“症候阅读方法”，认为应该通过文字的阅读和分析，去挖掘出“字行之间”、文字背后的理论框架或内在的结构。文章的第二层即理论思维结构是著作无意识地投射于理论中的，通过一般的阅读方法无法获得，必须运用对症解读法才能“挖掘”出这种暗藏在深层的理论结构。
二、认识论上的决裂
阿尔都塞根据自己确立的具有结构主义色彩的症候阅读法，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首要发现便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认识论上的决裂”。正是由于这一决裂，使马克思彻底割裂了与旧哲学的联系，使其思想过程也就被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意识形态阶段和科学阶段。他认为这一认识论的断裂发生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阿尔都塞认为在1845年以前，马克思在理论上主张人性论，提出了“新式”的人本主义思想，但在本质上仍旧停留在人道主义尤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总问题的框架内，属于一种非科学的意识形态。从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到1857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主义进入了“认识论的断裂期”。“这一断裂和转变并不是一下子就以完美无缺的行使，产生出它在历史理论中和哲学理论中开创的新问题”。在此以后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与以前的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决裂”，马克思的思想才进入了成熟的时期。
阿尔都塞指出，经历了“认识论决裂”之后的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与早期的人道主义立场，即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科学，这包括三个方面：
（一）反人道主义。
阿尔都塞断言，是否坚持反人道主义立场，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成为科学的关键问题。
他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对一切人本主义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把人本主义本身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予以彻底抛弃。马克思又在与人本主义不同的科学的概念之上“制定出建立在崭新概念基础上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这些概念是：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其最后决定作用以及其他特殊的决定性因素等等”。他不再从人出发来解释社会历史，不再从人性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二）反经验主义。
阿尔都塞把实践分为理论实践和非理论实践，在他看来，知识和理论不是主体对客观现实的反应，而是一种纯粹理论的实践的产物。马克思进行理论创造的原材料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创造的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最后产生的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纯粹的理论实践活动，而与经验主义所主张的具体的生产活动、政治斗争无关。
（三）反历史主义。
在阿尔都塞看来，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清算了自己过去的思想，反对黑格尔那种强调同质的、连续的历史观念，不是历史主义。他提出，马克思强调结构的各个层次相对对立、相互制约的历史，马克思从社会整体出发来分析和揭示社会历史现象，其核心是“结构”，“首先思考整体的特殊结构，才能理解结构的各个环节和构成关系的共同存在的形式，理解历史的结构本身”。马克思否认了历史发展的过程和方向性，反对把历史归结为人的本质展开的统一过程，而主张在复杂的整体结构中分析历史结构。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同时反对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和人道主义，这是他实现“认识论断裂”并且建立科学理论的前提。这一认识论决裂和理论总问题的转换具有革命的意义，真正体现了马克思在人类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的实质，即从早期的非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立场转到后期的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科学立场。
三、多元决定的辨证方法
阿尔都塞在研究中发现，马克思和黑格尔都强调矛盾对于推动事物运动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们所理解的矛盾却有着本质的差别，这也决定了他们的辩证法之间的区别是本质性的，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虽然看到事物整体和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但他强调矛盾的单一性、简单性和可还原性，试图以简单的还原主义来解释整体的复杂性，强调事物发展自始至终是单纯矛盾一元决定的，否认了发展的复杂性和结构性。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虽然十分的复杂，但就其根本特征来说就是“一元决定论”。黑格尔坚持目的的因果观，只肯定整体对部分的决定作用，把社会发展的历史归结为绝对精神。阿尔都塞认为这主要是由其黑格尔的唯心史观所决定的，解放黑格尔辩证法必须首先剥去唯心主义的外壳，其次必须剥除与他的辩证法同本质的成分，也就是要改造其内核。
马克思的认识论决裂实现了总问题的转换，把黑格尔的头足倒置的体系颠倒过来了，把观念的辩证法归结到物质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一元决定论”相反，马克思所理解的矛盾是复杂结构整体的矛盾，况且这种复杂矛盾是非还原的，真正体现发展的矛盾。阿尔都塞认为只有建立在这种有结构的复杂矛盾运动基础之上的辩证法才可能是科学的辩证法。与他所提出的的复杂的矛盾观相适应，马克思理解的发展是多元决定的模式。在因果观上，马克思坚持结构的因果观，既肯定了整体性结构对局部性结构的决定作用，又坚持局部性结构对整体性结构的相对独立性。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正是以这种“结构的因果性理论”为基础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种各种结构的不同作用。结构因果观在某种意义上也概括了阿尔都塞的辩证法理论和他重新解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们都把中心作用分派给意识形态，分派给其独特角色在于使社会形态的活动神秘化的结构，分派给能够解释清楚社会整体的复杂情况的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与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彻底决裂，而且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彻底决裂，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多元决定论，把历史的本质归结为关系和结构。
阿尔都塞明确指出，多元决定的矛盾观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他直接体现在社会历史运动中。所以，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科学理论称之为“结构的辩证法”，认为其实质就是以多元辩证法为指导的理论实践，并以此为指导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各种相互依存的成分组成的有机结构的整体，结构的每一方面的力量都是均等的，其作用相互交织。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各种矛盾，不同的矛盾又可以汇成一股促使社会革命爆发的统一体，各自在社会变革中实现着自己的目的。由此可见，多元决定的矛盾观贯穿于马克思全部的社会历史思想之中。
四、结语
通过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们可以不难看出，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是阿尔都塞的一以贯之的理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关于“症候阅读法”的论述，关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划分，关于总问题的转换以及多元决定的矛盾观的分析，对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他的思想中的不足之处：
关键字：结构主义；认识论决裂；多元辩证法
Abstract:Althusser tried to reinterpret Marxism with Structuralism and “Symptom Reading”， and he put forward that Marxism had its epistemological rupture， which was used to pide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Marxism into “stage of ideology” and “stage of science”， thus， the multivariant dialectics based on “causal theory” was realized. However， while “defending Marxism”， his reinterpretation became hypercorrection， and fell into subjectivism and idealism. Finally， he misrepresented the understanding of Marxism.
Key words: Structuralism; Epistemological rupture；multivariant dialectics
阿尔都塞作为西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思潮，他把“保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严格科学性”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从60年代起开始借用结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解释和论证，试图建立一种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阿尔都塞提出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和国际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国内外的学者都把阿尔都塞归结为结构主义者，甚至他本人也有这种倾向，这主要是因为在阿尔都塞从事“保卫马克思”运动时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盛行，另一重要原因是他直接借用了结构主义者拉康的“症候阅读法”来研究《资本论》。因此要研究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从他独特的研究方法入手。
（一）结构主义的方法论。
结构主义是人文历史学科的结构方法论，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的基本语言学结构主义原则，后来通过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雅克布森，被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继承和发展，不仅影响了人类学的研究，而且深刻的影响了哲学和社会理论的研究[1]。结构主义的方法也逐步贯穿于历史学、心理学、文学等人文学科。阿尔都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马克思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
结构主义强调整体性、非个体性和非历史性，这对于以反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保卫马克思”为己任的阿尔都塞来说，无疑找到了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也正因如此，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进行重新解释和论证的就带有结构主义的色彩。
(二)“症候阅读法”的思想。
阿尔都塞受到结构主义认识方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的结构主义方法的模仿[2]。在当时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把结构主义运用于人的无意识活动，认为无意识活动和语言学结构类似，认为一个作者的无意识结构往往在他写作时通过文字运行中标点符号的间断、论证的空缺、思想的沉默以及叙述的遗漏等表现出来。人们在解读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假设一个想象的理论模式，并以此来解释、说明一切问题。如能获得成功，那就表明找到了这种内在结构；否则，就必须重新更换或修改想象的模式，直到获得成功。
阿尔都塞认为对于马克思思想的不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同对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密切相关，而阅读方式的不同又与文本本身的结构特点相关。阿尔都塞认为，任何以文字构成的著作都是一个双重构体：第一层是表层结构，即表面间的文字结构、语言间的逻辑关系等等；第二层是深层结构，即思维理论结构。为了能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解读，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思想提出了“症候阅读方法”， 认为应该通过文字的阅读和分析，去挖掘出“字行之间”、文字背后的理论框架或内在的结构。文章的第二层即理论思维结构是著作无意识地投射于理论中的，通过一般的阅读方法无法获得，必须运用对症解读法才能“挖掘”出这种暗藏在深层的理论结构。
二、认识论上的决裂
阿尔都塞根据自己确立的具有结构主义色彩的症候阅读法，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首要发现便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认识论上的决裂”。正是由于这一决裂，使马克思彻底割裂了与旧哲学的联系，使其思想过程也就被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意识形态阶段和科学阶段[3]。他认为这一认识论的断裂发生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阿尔都塞认为在1845年以前，马克思在理论上主张人性论，提出了“新式”的人本主义思想，但在本质上仍旧停留在人道主义尤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总问题的框架内，属于一种非科学的意识形态。从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到1857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主义进入了“认识论的断裂期”。“这一断裂和转变并不是一下子就以完美无缺的行使，产生出它在历史理论中和哲学理论中开创的新问题”[4]。在此以后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与以前的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决裂”，马克思的思想才进入了成熟的时期。
阿尔都塞指出，经历了“认识论决裂”之后的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与早期的人道主义立场，即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科学，这包括三个方面：
(一)反人道主义。
阿尔都塞断言，是否坚持反人道主义立场，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成为科学的关键问题。
他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对一切人本主义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把人本主义本身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予以彻底抛弃。马克思又在与人本主义不同的科学的概念之上“制定出建立在崭新概念基础上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这些概念是：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其最后决定作用以及其他特殊的决定性因素等等”[5]。他不再从人出发来解释社会历史，不再从人性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二）反经验主义。
阿尔都塞把实践分为理论实践和非理论实践，在他看来，知识和理论不是主体对客观现实的反应，而是一种纯粹理论的实践的产物。马克思进行理论创造的原材料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创造的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最后产生的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纯粹的理论实践活动，而与经验主义所主张的具体的生产活动、政治斗争无关。
（三）反历史主义。
在阿尔都塞看来，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清算了自己过去的思想，反对黑格尔那种强调同质的、连续的历史观念，不是历史主义。他提出，马克思强调结构的各个层次相对对立、相互制约的历史，马克思从社会整体出发来分析和揭示社会历史现象，其核心是“结构”，“首先思考整体的特殊结构，才能理解结构的各个环节和构成关系的共同存在的形式，理解历史的结构本身”[6]。马克思否认了历史发展的过程和方向性，反对把历史归结为人的本质展开的统一过程，而主张在复杂的整体结构中分析历史结构。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同时反对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和人道主义，这是他实现“认识论断裂”并且建立科学理论的前提。这一认识论决裂和理论总问题的转换具有革命的意义，真正体现了马克思在人类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的实质，即从早期的非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立场转到后期的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科学立场。
三、多元决定的辨证方法
阿尔都塞在研究中发现，马克思和黑格尔都强调矛盾对于推动事物运动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们所理解的矛盾却有着本质的差别，这也决定了他们的辩证法之间的区别是本质性的，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虽然看到事物整体和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但他强调矛盾的单一性、简单性和可还原性，试图以简单的还原主义来解释整体的复杂性，强调事物发展自始至终是单纯矛盾一元决定的，否认了发展的复杂性和结构性。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虽然十分的复杂，但就其根本特征来说就是“一元决定论”。黑格尔坚持目的的因果观，只肯定整体对部分的决定作用，把社会发展的历史归结为绝对精神。阿尔都塞认为这主要是由其黑格尔的唯心史观所决定的，解放黑格尔辩证法必须首先剥去唯心主义的外壳，其次必须剥除与他的辩证法同本质的成分，也就是要改造其内核。
马克思的认识论决裂实现了总问题的转换，把黑格尔的头足倒置的体系颠倒过来了，把观念的辩证法归结到物质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一元决定论”相反，马克思所理解的矛盾是复杂结构整体的矛盾，况且这种复杂矛盾是非还原的，真正体现发展的矛盾。阿尔都塞认为只有建立在这种有结构的复杂矛盾运动基础之上的辩证法才可能是科学的辩证法。与他所提出的的复杂的矛盾观相适应，马克思理解的发展是多元决定的模式。在因果观上，马克思坚持结构的因果观，既肯定了整体性结构对局部性结构的决定作用，又坚持局部性结构对整体性结构的相对独立性。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正是以这种“结构的因果性理论”为基础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种各种结构的不同作用[7]。结构因果观在某种意义上也概括了阿尔都塞的辩证法理论和他重新解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们都把中心作用分派给意识形态，分派给其独特角色在于使社会形态的活动神秘化的结构，分派给能够解释清楚社会整体的复杂情况的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与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彻底决裂，而且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彻底决裂，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多元决定论，把历史的本质归结为关系和结构。
阿尔都塞明确指出，多元决定的矛盾观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他直接体现在社会历史运动中。所以，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科学理论称之为“结构的辩证法”，认为其实质就是以多元辩证法为指导的理论实践，并以此为指导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各种相互依存的成分组成的有机结构的整体，结构的每一方面的力量都是均等的，其作用相互交织。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各种矛盾，不同的矛盾又可以汇成一股促使社会革命爆发的统一体，各自在社会变革中实现着自己的目的。由此可见，多元决定的矛盾观贯穿于马克思全部的社会历史思想之中。
四、结语
通过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们可以不难看出，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是阿尔都塞的一以贯之的理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关于“症候阅读法”的论述，关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划分，关于总问题的转换以及多元决定的矛盾观的分析，对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他的思想中的不足之处：
首先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主张从主观想象的理论模式出发，虚构出一个“结构”，不是在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结构，而是基于他自己的想法而捏造出来的一个“结构”，实际上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方法；其次，他关于“认识论断裂”的理论，并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定义为意识形态，将其与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僵硬地对立起来，这在实际上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统一，否认了实践在理论发展中的作用，混淆了理论实践和物质实践的差别，否认了青年马克思和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的内在联系，从而违背了唯物主义的立场，陷入了唯心主义。再次，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阐释马克思主义，但他基本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径上讨论问题，他的论述虽然明显带有结构主义的色彩，为了论战的需要，甚至发表了一些“矫枉过正”的观点，这种多元决定理论，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理解。由于阿尔都塞否定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肯定了社会发展中诸多因素的均等地位和交替作用，这种观点在强调科学性的同时，实际上走向了对唯物史观的否定的极端，从而走向历史唯心主义。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有其合理的成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构，但是这是以歪曲为代价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超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批判他的结构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他的合理因素，更加全面的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更加全面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
参考文献
[1]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2008-8：301
[2]姬长军.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者性质质疑[J]宜春学院学报，2006-2：3
[3][7]马良，史伟刚.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述评[J].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9(2)(4)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 理论价值 现实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3.014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变迁规律。在其理论体系中，社会基本结构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功能结构在社会基本结构运行时起补充作用，社会关系结构体现了社会结构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客观变化，三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统一于社会结构理论之中。当前，我国正处于攻坚克难的改革阶段，应从战略高度出发，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中汲取养料，在实践中发挥其指导作用，彰显其当代价值。
社会基本结构、功能结构、关系结构的三维阐释
基本结构。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解释了社会基本结构，并提出各相关要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从历史层面看，自人类诞生开始，族群之间就形成了简单的社会关系，构成了社会基本结构的雏形。从层级性上看，马克思在研究社会结构整体性的同时也关注了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了双层次理论来详细阐述社会基本结构的地位和作用。双层次体系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社会基本结构具备整体性和层级性的基本特征。
功能结构。社会功能结构涵盖了经济、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相关要素，同时兼具了社会治理体系的治理目标，可以说，社会功能结构的治理是社会基本结构治理实现的载体。首先，经济结构的调整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相适应。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观点，明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分析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进而调整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才能保证二者处于相适应的状态，社会才能进步，否则社会矛盾的出现将会影响经济结构调整，不利于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①其次，经济结构涵盖生产力、就业和分配制度等方面，要通过调整各种经济结构内部比重，才能优化经济整体结构。
关系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社会关系结构的本质属性是阶级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没有把阶级划分的标准定位在收入与分配领域，而是在生产过程中确立。阶级差别的出现主要归因于经济基础，归因于物质生产方式和交换关系上。社会关系处理中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并通过政治渠道反映和获取自身的阶级利益。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对社会建设的理论指导价值
社会关系是人作为社会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相对持久的社会关系被马克思定义为社会结构，它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关系性、动态性、批判性的特征，②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首先，社会结构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社会结构理论将社会关系的总和视作基本内容，社会关系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性条件，对其他社会结构产生决定性影响。其次，社会结构是层次性和系统性的统一。马克思曾指出，社会结构是一个系统性的有机整体，组成这一系统的相关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突破了简单机械相加模式，通过一定的方式和结构共同组成社会结构。再次，社会结构是动态与稳定的统一。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始终将社会结构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这种动态变化不仅表现在社会结构整体性上面，还表现在各个组成要素之中，同时社会结构内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是动态与稳定的统一。最后，社会结构理论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其价值和生命力通过批判性得以体现。批判性是社会结构理论的显著特征，体现在对社会结构的全面分析之中。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对社会建设的现实指导价值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成果显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总体来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是我们新时期发展的主要目标。从社会建设角度而言，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物质保障。
坚持以政治建设为根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政治建设为根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提供政治保障。在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发挥民主建设的优势，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坚持民主与法治的结合，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
坚持以社会建设为纽带。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攻坚阶段，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变革为社会发展带来了活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要想取得长足进步，就要更加注重社会建设。③具体而言，应重点发展教育事业，为人们提供均等的就业机会，协调好收入与分配的关系，提升卫生、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水平，形成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
坚持以文化建设为灵魂。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渐推进，网络信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与普及，社会主义文化呈现出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但与此同时，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愈加明显，对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新时期，文化建设应与时俱进，秉承开放性的原则，广泛吸收各国先进文化，同时发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势。文化建设是民族发展的灵魂，应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主体作用，引导民众自觉进行文化创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建设和谐文化，推进文化创新，为文化建设增添新活力。
坚持以生态建设为纲领。党的十以来，我党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从战略高度上提出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原则，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对美丽中国建设和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之一，如不能有效处理二者的关系，长此以往，势必会导致社会的崩溃以及文明的衰退。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党的行动纲领，要努力打造生态文明新时代，将其与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结合，形成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文明境界，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内涵。”
综上，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和现实指导，其中蕴含的思想观点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我们对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借鉴，不仅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还要汲取多学科的合理成分，才能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实现创新与发展，才能在当代中国找到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生长点。
（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党的纯洁性思想来源及当前党建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2014B002）
注释
杜玉华：《论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涵义及其特征》，《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2期。
杜玉华：《超越“二元困境”――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分析及其方法论特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关键词]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横组合和范式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252-01
简介：作为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家之一，语言学索绪尔的理论奠定了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他的研究不仅与本世纪语言学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关系，同时也对文学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语言和言语
索绪尔清楚的解释了言语和语言之间的区别。言语意味着在日常生活条件下，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是个人社会行为。而语言是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存在于人们的头脑的印象。在语言和言语之间，索绪尔强调任何具体的语言都有其意义。由于语言系统本身以外的结构性质，这直接促进了文学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模式的研究。列维-斯特劳斯发现，一方面，神话没有逻辑或一致性；在另一方面，神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认为，神话在本质上，他们是基于一个国家的一般人类的基本语言活动。结合神话和语言，在列维-斯特劳斯心中，神话已经被深入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别，神话唯一的具体描述被称为“言语”，而整个“基础结构系统被命名为”，“语言”。神话的每一个“言语”来自神话的基本结构体系，这个体系则属于语言系统。在具体的神话模型分析中，列维-斯特劳斯注意在不同的品种不同或相同的神话的相似关系。因此，对于神话的分析，他认为神话不仅应当被历时描述并且分析，但也同时应该对其进行共时性研究。这样，一个完整的神话结构体系初步形成。
二、能指和所指
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如同语言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连接概念和声音，而不是对象和名称。除此之外，索绪尔认为能指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连接是任意的。语言符号产生的时候，人们命名一定的声音形象，而某些概念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固定的。当然，能指和所指的标志之间的关系是一般是固定的，人们不能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随意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索绪尔的上述理论告诉我们，符号的意义，在本质上，是由系统它所属决定。语言的语言系统作为概念或声音之前，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有概念，所以才造成系统声音图像之间唯一的区别。这一理论使法国理论家Roland巴特提出了“文学的代码”。Roland巴特认为，文学是一种对“代码”或符号进行处理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包含多种自身标志并导致文学的二重性的行为。一方面，它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义，这是能指功能；在另一方面，它使本身代表了特定的指定对象，这是是所指功能。这就是说，文学要根据语言的变化随之发生改变。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文学符号和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他认为文学符号实际上涉及两个层面：表面语言系统，这表明它的意义是在语言应用的帮助下完成的；深层语言系统，即生成新的能指。这两个层次互相进入对方创造了一个艺术世界。他对文学的迹象分析带来了文学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并为路结构主义叙事学铺平了道路。
三、横组合关系和范式的关系
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地席卷了整个西方 哲学 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它以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具有着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的实质；因此，它冲击了以认识论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框架，为传统的形式、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可接受性带来巨大的震撼。无论人们如何去评价或褒贬后现代主义的真正意义，其广泛的效应都是不容忽视的。不言而喻，这种效应也不可避免地在科学哲学领域中泛起它的漪澜。当“后现代性”渗入科学实在论的 研究 中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便孕育而生，并作为整个后现代思潮的组成部分 自然 而然地打上了这一 时代 的烙印。
一、后现代性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现存性
一般地讲，人们用“后现代主义”一词去描述文化领域中的后现代运动及其现象，以区别于现代主义运动、本文和实践；而用“后现代性”一词去描述伴随后现代运动而呈现的一切可标榜的后现代特征。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后现代 理论 ，或者一致的一组立场。后现论的繁杂性和立场的多元性，是后现代主义运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个基本状况。所以，“后现代”概念本身只是表明了一种文化、 社会 、 政治 和哲学等等发展的 历史 趋向性，而不是任何一个确定不变的理论。在这里，历史的趋向性与理论的特殊性决不是等价的。无论如何，当后现代主义在对历史作出嘲弄式的批判或否弃的形式下，试图去重新定位当代文化的走向和基点时，它们也自然地构成了一种 影响 科学自身发展的特定人文环境或人文途径。从这一相关性上讲，后现代主义运动至少体现了以下几点后现代性特征：
第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要向所有相互对立的理论、范式和学派都共同遵循的某种元科学纲领挑战。它批判了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本身是一个具有特权的理由形式或真理媒介的观念；反对唯有科学知识可以被安全地建构的科学主张；驳斥了现代主义坚持科学理论具有保证科学研究概念基础作用的思想，否弃了现代主义以为科学是或者应该是价值中性的立场；强调了科学的实践的和道德的意义；展开了与一致性地建构科学真理的信仰的争端。一句话，“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它批判了认为科学认识是普遍的，因而它能够通过非语境的方式予以证实的主张。”[ 1]从而擎着“反对科学主义”的旗帜，在批判现代主义中，重新构置科学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以及科学、本文和叙述之间的联结。
第二，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文化经验”。60、70年代以来，高 科技 的 应用 、传输媒介的爆炸、政治形式的变换、资本主义 经济 的动荡、新的时空经验的感受以及社会主体性的突出等等，这一切促使了后现代主义在科学上导向了一种新的文化经验，并以此来对抗那些元理论的理性经验。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的本质就在于，它把社会看作是由无限多的生成意义的文化载体所构成的，一切都是相对地自主的和自足的，都服从于它们各自的独特轨迹，都有其自身的真理的有效性条件。换句话讲，在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的框架内，一般的理论标准被消除了，普遍的基本概念的 分析 和说明被解构了，一切都诉诸于特殊的文化经验的直接意义，其典型的口号就是“真理的标准是依赖于语境的。”［1，p6］
第三，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后现代主义抱着怀疑和疾世如仇的态度去看待世界和本文，其目的并不在于获取最大限度的清晰理解，而在于批判和摧毁；在于有意识地去“错解”或“错读”，而不是理性地建构和逻辑地抽取；并不诉诸于任何权威，而是玩那些当我们烦恼时可以改变其规则的游戏，“其信条就是：别对任何事情太认真，这不值得烦恼。”[2]因而， 它试图破除所有已确立的科学学科之间的边界，去讲说超学科的论述，并让表达、真理、理性、体系、基础、确定性、因果性和意义等概念，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嘲讽中消失。而其根本性的战略目的，则蕴存于摧毁、解构、取代、破坏、区别、断裂、消除、分解、不确定、非中心化、非神秘化、非整体化及非正统化等等这一系列批判性的概念之中。[3]后现代主义运动的一切形式和内容、动机和目的、手段和途径，都需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去实施和实现。正是这一战略，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自身。
不言而喻，从后现代特征中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把“反科学主义”作为其反传统的一面旗帜，把“新的文化经验”作为反基础主义的一只号角，把“解构战略”作为反本质主义的一场冲锋。在这里面所蕴含着的反理性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趋向，不能不作为普遍的后现代性本质影响“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
然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时代的映射或影响，它并不等同于后现代文化或 艺术 中的任何特殊的人文主义流派。同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也绝非任何单纯的、抽象的允诺，而是具体地和内在地渗透于科学的理论、历史和社会的研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理解应当是多形态的、多层次的和多视角的。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的理解过于狭窄，将会抹杀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多样的趋向性及其真实的意义，也将失去把握它的“后现代性”跳动的脉搏。在这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存在性，并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某种确定的“组织形态”或贴有标签的“理论模式”；而在于在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中，它是否产生或具有某种渗透着“后现代性”研究视角和 方法 的转换、趋向的调整或认识论基点的重新定位。从本质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倾向或方法论趋向，它的存在性就恰恰在于这些倾向或趋向之中，所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一种科学哲学的“研究战略”，而不是任何固定不变的教条或模式；提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概念，正是为了更准确地去把握当代科学实在论进步的某些时代的特征，而不是其它。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就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神话”，而是可感知的“现实”了。
但是，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所不同的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仍然高举着科学理性的旗帜，把坚持、弘扬和发展科学理性作为其奋斗的宗旨。它的后现代性仅仅在于，弱化规范理性对科学活动的强约束，延展科学理性运动的疆域，开拓实现科学理性的新方法，在科学主义的精神中引入人文主义的精神，把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化的科学看作是一致的，从而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推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所以，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中的表现是曲折的、非直观的和深层的。但这正好表明了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研究中的时代性、必然性和深刻性。我们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后者，也不能用后者来简单地代替前者。事实上，人们否认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存在，是否认了反科学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存在，决不能否认后现代性特征在科学哲学中的展开；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者们讳言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却绝消除不了在他们理论中所渗入的后现代性的研究趋向。总之，对于科学实在论的这种时代性的走向，应当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不能仅仅囿于形式上的言词。
二、后现代主义趋势与科学实在论转向
在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中，尽管派别林立，观点繁杂，但却存在着两种最基本的、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倾向或趋势。一是以莱奥塔德（lyotard）为代表的局域论的趋势， 强调世界已被破碎成了局域的、自主论述的世界，试图发展被称之为后现代条件的“莱奥塔德描述”。二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趋势，强调后结构主义的因素贯注于后现代的意义难题。从而导致了一种将意义看作是可逃避的和不可靠的观念立场。这两种趋势均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转向产生了潜在的和间接的影响。
首先，消解和摧毁元论述的神圣性及其尊贵地位是局域论趋势的根本宗旨。莱奥塔德对后现代主义趋势的途径做了这样的描述：“对于语言游戏的非同质本质的认可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确定一个游戏规则的任何一致性和在其中可行走的步骤必须是局域的……，因而，这一趋势倾向于有限的无论证的多样性，并且这种论证涉及了其在时空中的限制。”[4]这也就是说， 后现代世界被看作是破碎成诸多孤立世界的世界，它是在不能由任何基本的元论述所统一起来的局域论述的多元性中，各种要素的随机组合。
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局域论趋势要表明：
1、科学本身并不是同质的论述， 而是多样研究领域和行为的“空洞标签”；事实上，存在着多样的玩其自身游戏和产生其自身局域规则的科学。
2、后现代哲学已中止了对其自身传统特权的欣赏。因为， 哲学既不能超越世界的多样性而仅仅提供单一的形而上学洞察，也不应提供对于世界的单一认识论的线索。传统的哲学家们实际上只是生产着标准、规范、规则和陈词滥调等等的集合，而人类理智和文化的物质性和丰富性都被亵渎了。
3、主体总是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信仰和语词的集合中去把握对象，因此中性的观察者不存在的。与此相关，理性既非约束于语形，也非仅仅由逻辑来规定，而是依赖于语境并历史地被决定的。
4、 人们不可能在一个本文中抽出或证实某一永恒不变的教条或启示，后现代主义追求的是评价的多维空间，而意义恰是在多维空间中传播的。因而，当使用“批评”一词时，并不意味着“说明”而是意味着“刺激”。本文解构的实质就是要从单一的解释走向多维的评价，由教条性的说明走向启迪性的刺激，由守旧走向破除，由一统走向多元。
总之，局域论的趋势反对用元论述去统一局域论述；强调案例分析而不顾基本的理论背景和系统的建构；不注重对一般特征的沉思，而突出对结构和组织形态（科学、文化、社会建制等）之间的相互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元的论述以特殊方式存在着与科学的联结，而科学以多重层面与社会相互作用，以致于不存在孤立的科学哲学的领域，人们对于科学哲学之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及心理的分析，不应再受到狭隘科学哲学的歧视。
其次，解构和放弃逻辑及任何本文的规则是后结构主义趋势的核心目的。局域论趋势是要把意义难题由普遍引向局部，是要在一个确定的社会、文化或科学的局域内，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去使用局域的语词并求解局域的语言游戏，以达到对意义难题的解决。而后结构主义的趋势则认为，限制意义及其有效性的范围，并不能使对意义的把握更容易或更可能；应当把意义看作是可逃避的、不可及的或不可把握的。
“后结构主义”的意义概念发展了索绪尔（saussure）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即意义从来不在符号中表现，它总是分布于符号总体之中，并且是由未陈述的战略整体性所生成的。结构主义者否认了意义的表征概念，认为意义并非由它们的指称所决定，而是在意义的关联网中被捕捉的。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该符号中未出现的不同结构所构成的，正是这结构划定了符号间的界限。一个符号意义的显现，依赖于在一个否定的方式中该符号不是什么的背景。在这一点上，德里达比结构主义更进一步，主张这些不同的结构从来不能被决定，因此，意义也从来不可能是完备的。“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永远不出现的其它的踪迹所决定的。”[2，p32]关键的是，后结构主义趋势并不想把握意义所渗透的各种结构，而是试图表明生成意义的结构如何才能被消解。德里达把这种解构行为与西方文化（科学是典型案例）的困扰作了比较，并以此廓清 问题 ，对它们进行分类、整理，把它们包含在一个整体系统内，并形成不同层次的体系，以使意义展示出来。总之，使意义明显地通过结构的消解展示出来，而不是隐含于结构的神秘现象之中，正是后结构主义的途径。
之所以这样认识问题，是因为后结构主义趋势认为“本文是我们能够接触的唯一实在。”我们没有进入世界自身的途径，本文构成了我们的世界的界限。谈论世界就等于谈论本文，因而，理解本文的不可能性恰是不能理解世界的另一种表述。由于本文（世界）决不可能是一致的或符合的，在本文内在的意向性与各种表达形式之间就存在着特有的分离张力，任一本文都背叛其自身而期望使这种分裂潜势获得自由。所以，后结构主义的焦点就聚集到了关于本文的分裂效果上。正是这种分裂效果表明，由于不存在先验的表征，意义永远不能被完全地被把握；这正像模写和延续是无止境的，因而不存在我们能够移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一样。
后现代主义的这两种趋势从不同的侧面对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的影响。譬如，把科学哲学看作是一种后现代的“本文活动”，一种对不同性问题的解决；消解以现代逻辑主义为中心的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和本质主义，反对为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则和目的“立法”；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科学的语境、修辞以及讲话的方式上等等，就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的趋势是同性的。历史地讲，在后现代主义的趋势的影响下，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科学哲学整体发展中的“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密切相关。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统治”的衰退而开始的科学实在论的复兴运动，恰是与科学实在论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在趋向上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这两个转向相关，已经历了两个自然而又必然的阶段。
其一，“解释学转向”促进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孕育和生长。事实上，伴随着20世纪“语言转向”的洪流，逻辑经验主义并没有超脱传统基础主义的巢穴。当它期望将科学理性的重建奠立在“不可置疑的感觉材料”基础上时，只不过是从语言分析的形式上将基础主义极端化了。“解释学转向”作为对“语言学转向”的反叛，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主义的分析，反对根据科学主义的教条去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绝对划界的“实践活动”。在这一运动中产生的范式转换、新的理解和阅读本文的方式，标志了后现代主义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出现。[5] “解释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更广阔的时间序列和社会空间上影响了科学实在论的进步。特别是促进了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语言分析与解释实践、科学技术与人类知识的社会化等等之间的结构统一性和意义的一致性。科学实在论导向了整体论和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取向，并推进了科学实在论与社会语言学、认知心 理学 和科学社会学相互融合的研究趋势。这表明了科学实在论作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形式，不断地扩张和渗入了人类知识的广阔领域。[6]
其二，“修辞学转向”推动了后 现代 科学 实在论的显著 发展 。“修辞学转向”的实质是要把科学修辞作为一种确定的 研究 方法 ，充分地揭示科学论述的修辞学特征，从而更进一步地跳出形式语言的逻辑预设，而从科学论述的境遇、选择、 分析 、操作、发明和演讲中，给出战略性的心理定向和更广阔的语言创造的可能空间。这一“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兴起，促使了科学实在论更进一步地排除在理性与非理性、语言的形式结构与心理的意向结构、逻辑的证明力与论述的说服力、静态的规范标准与动态的交流评价之间的僵化界限，进一步削弱单纯本体论的独断性，强调心理重建与语言重建的统一。这深刻地表明，科学实在论在已经相当进步了的基底上，正在不断地充实和实现自身的后现代性。
不言而喻，在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生成和发展中，其后现代性趋向表明：在 理论 上，不断地由单一转向多元，由绝对转向相对，由对应论转向整体论；在实践上，由逻辑转向 社会 ，由概念转向叙述，由语形转向语用；在方法上，由形式分析转向了对语义分析、解释分析、修辞分析、社会分析、案例分析及心理意向分析等等的具体引入。总之，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趋向具有着对象的、层面的、视角的和意义的不同，表现了各种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观念区别，反映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运动所具有的多样性与过程性的统一。
三、解构战略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特征
从本质上讲，后现代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方法论的分析，而是反对将任何一种方法看作是凌架于其它方法之上的具有特权的圣物。后现代主义也不一般地反对整体论的分析运动，而是反对在任一统一的科学纲领下的总体理论的探究。后现代主义之所以是一种解构战略，就在于它是一系列以摧毁和消解为中心的方法和手段的集合；也正是在这些方法和手段的展开中，解构战略才能获得其具体的实现途径。集中地讲，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1、“差异”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前提。 “差异”是一个具有强讽刺性的概念，它是要将元理论的分析还原到最小的或最局域的单元。从而，在非中心化的世界中去寻找“差异”的中心性，在解构了的世界中去寻找解构的实在性，在分裂了的本文中去寻找肢解的实质性。由于只有接触本文才能接触世界与实在，所以，本文的意义不在于它自身内在的本质，而在于外在的功能；不在于它的形式表征，而在于它的信息转换。因而，意义的“认识所予”不是本文，而是“差异”。在分离的变动中所揭示的这种差异，正是在这意义的形成过程中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东西。在这里，分裂本文，抛弃所予，把握动态变换中的差异，恰是解构战略得以不断展开并产生效用的前提。
2、“讽刺”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基础。 由于后现代主义正是通过讽刺的手法达到其解构现代性的方式，被人们称之为“一种讽刺的整体社会论”。“讽刺”手法的原则就在于：①实在是可讨论的；②语言是初始的；③只有在语言的范围内，实在才是可象征的、可达到的；④只有在语言中能够言说任一或每一事物；⑤任何人都不能逃避他自己的语言，包括关于事物的所有其它一般陈述；⑥上述各项均是 历史 的事件，而非意识形态的立场或逻辑的论证；⑦因此，后现代主义的诞生既是现代性特征的终结，也是现代性语言的终结。[1，pp23—24]。
正是在这些原则的展开中，显示了“讽刺”是构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础，使得实在和语言之间的一致及其不可言说的游离，成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对象、边界、条件和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莱奥塔德后来试图用“词组 哲学 ”取代以前的语言游戏的概念，认为游戏者不是唯一的，他是相对于词组而存在的，而词组则先在于任何意向。词组是理论的基元，在一个特定的“词组制度”中，将词组秩序化正是“词组哲学”的任务。而罗蒂则迈向了 自然 主义的语词实在论，并建构后现代的“拟文学哲学”，以取代传统哲学的地位。可见，讽刺手法所引出的正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词本体论这一后现代解构战略的基础。
3、“放弃独白、构造对话”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根本途径。 “独白”作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元理论的表现形式，使论述丧失了“实践—道德”的本性，也造成了社会意义的模糊性。只有“构造对话”，才能实现本文的真正语境意义，使论述成为一种平等的社会论述，才能让“社会科学变成公民论述的典范”。这种后现代主义的修辞学或语用学的转向，潜在地蕴含了公民在民主公众生活中的社会参与。同时，作为论述的社会隐喻也可表明，社会结构可以作为语言结构来加以理解，而且这些结构可以通过讲话的修辞行为来发明。讲话行为表示并嵌入了不同的意义世界之中，并且这些意义在社会中是层次地有序的。论述语言的符号化系统不仅仅是讲话行为，而且是社会关联结构的实现和调节。更进一步讲，社会关系本身就是符号系统，而社会则是一个进行对话交流行为的系统。另外，由于论述不可避免地具有它的局域性和语境性，“构造对话”的本质之一便是追求论述的修辞学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并以此去彻底地消解元理论的“不道德的霸权地位”。在“语词—世界”的关联中，论述的方式表征了实现特定世界观的方法论途径；所以，突破一种论述方式，就是导向一种新的方法论。一句话，“社会契约就是语言；讲话就是战斗；一个人总是处于特定交流范围中的结点上；一致是压迫的；创造总是论争的诞生。”[7] 总之，从元语言走向自然话语，从元理论走向修辞发明，从元逻辑走向社会结构，从元规则走向普遍的价值趋势，就是通过“构建对话”而实现解构战略的具体途径。
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具体实现途径，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上，作为后现代性的视角，渗透或折射进了当代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之中。这种渗透或折射是以不破坏科学实在论的总体目标、趋向和本质条件，以拓展科学实在论研究的空间、手段和深度为要求，以强化科学实在论自身所特具的学科性、表述性和语词性为特点的。它们不是以囫囵的东西对应地搁置于科学实在论的框架之内，而是作为一种活的人类理智的要素被有机地消化、吸收和溶入了科学实在论独特的有机体之中。在这样一种 时代 的背景下，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的两个最根本的特征，就表现为“整体论的扩张”和“意义理论的深入”。具体地讲：
1、整体论的扩张是对传统实在论过份强调“普遍论”的现代性的反叛或修正，是要把个体的整体性和自主性与整体的个体性和相关性结合起来，去说明科学运动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方式。所以，整体性的扩张就在于开放性的选择。这主要表现在：①强化科学解释学的实践性，把人类的行为、科学和文化或整个历史时期作为“大”本文来阅读，从而在一切科学理论的“小”本文的社会意义上超越“语言转向”的狭隘性，使负载理论的语言与作为背景的社会更自然地融为一体，实现科学认识论的社会化或社会化的科学认识论，使科学认识论的语言具有整体的丰富性、深邃性和时代性的特征。②引入修辞学的方法，把科学论述看作是符号化的劝导，而不是单纯的形式表征；看作是境遇论述，而不是纯粹的逻辑规则的推演；看作是与特定共同体相关的讲演论述，而不是简单个体经验的实现；看作是有理由的论述，而不是预设先验标准的理性的概念化；看作是创造性的发明论述，而不是证明或说明模式的唯一结构。③通过自然主义的途径去说明科学理论的规范的形式系统与经验的描述系统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从而对理论语言进行泛物理主义的阐释；或者通过科学的进化去说明科学的“内在”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阐释理论、仪器、方法、价值、规范、道德、心理和社会建制等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从而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本质上的社会活动。
2、意义理论的深入是对传统实在论机械理解“语词—世界”关系的现代性的否弃和超越，是要把意义的真理性和真理的意义性统一起来，去阐释科学运动的表征方式和解释方式。这主要体现在：①用“意义大于指称”的观念去消解传统的对应论的指称论，认为意义决定了指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意义是约束指称使用的一种功能，同时也是指称定位的立体坐标，从而坚持了“意义”的意义超越了直指的旧观念，实现了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②自觉地借鉴和引入语义和语用分析的方法去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断言，从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结合上去确定科学理论术语的语义空间和逻辑空间，去描述概念的语义 网络 ，说明它的语义的一致性和语用意义的整体性。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来说，语义和语用分析已由被迫的论战需求转化为容纳和满足各种实在论的立场、观点和可能趋向的方法论的保证形式。③在测量意义上去确立实在论的经验建构论，以消解传统实在论的本体论的还原论，认为测量结果的表征术语不是作为实在的“模写”，而是作为实在的“映射”被建构的，因为它的意义内含了特定测量主体的价值趋向性和意向选择性。但另一方面，又同时承认表征术语的意义的映射性必然地具有它所映射的特定实在的“模本”。从而，把实体的总体性和它们的关联看作是实在，或者把实在看作是具有潜在性、发展性和本质功能的实体总体，从而把所有实在解释成不仅仅包含存在什么或发生什么的世界，而且解释成必然是或可能是什么的世界。
四、结语
尽管后现代主义如日中天的辉煌时期已经消逝，但后现代主义浪潮并未完全退去，它对人类理智运动所产生的那些时代的 影响 ，将会继续发生它潜在正负方向的效应。在这个过程中，后现代主义与反后现代主义批评之间论争的焦点，就在于当今科学的意义和科学的社会作用 问题 ，即科学是不是唯一的、有特权的知识形式？何种认识模式是科学？应该如何理解科学是社会进步的途径？科学怎样能够成为既是主张客观知识的论述，又是构成社会同一和规范建制秩序的社会力？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辨和求解中，后现代主义对难题的认定是敏锐的，但却设定了偏激的边界条件并给出了错误的解。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后现代主义导致了这样几种倾向：第一，极端的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以朝向元叙述的怀疑为基底，在多维的和不稳定的空间中，将叙述与科学认识割裂开来，使任何事件都自主地运行着，完全是一局没有规则的游戏。而真理就恰恰是在这种多样形式中非唯一地产生的，从而科学理性成为没有规则的“规则”的游戏及其自然化的体现。第二，具有某种古代诡辩论的特征，溢发着对哲学理性的嘲讽和亵渎。在后现代主义的认识框架中，一方面否认基础论证或证实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把非理性的“说服”作为根本的论证以充作理论的基础；在否认哲学除了启发性之外别无任何原则意义的同时，却要把解构的方式作为普遍的规则塞入人类理智的一切领域；既在叙述和说明、修辞和逻辑之间掘出一条不可逾越的沟壑，又试图通过“社会隐喻”去构设可选择的秩序化的理论。第三，反实在论的立场。后现代主义从否定中性存在的视角出发，把一切表征、一致和指称等都看作是依赖于概念框架而生成的，因而本体论的范畴嵌在指称说明中，并且这些说明是历史地和文化地变动着的。而且，这些变动本身也并不是朝向最成功的实在复制品的收敛运动，而是根据文化发展的趋向而社会地发散的。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衰落并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除了其理论的歧误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科学所具有的两个时代特征：其一，无论当代文化的发展多么地斑烂多彩，科学均将处于文化运动的主潮流之中；其二，科学建制的系统化、完备化和开放化，已使它不断地增长了与社会建制之间的联结，并由此产生了更强有力的社会力。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正是从这两个基点出发，通过整体论的扩张和意义理论的深入，不断地走向了“开放”、“弱化”和“建构”这三个最基本的趋向性上。这既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具有的“后现代性”的时代特征，又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途径。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各种弊病及其有意义的前景，均体现在这些趋向的统一之中。然而，从总体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在吸收“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去消解传统实在论的价值标准时，并没有陷入一般的现代主义的极端的相对主义；在与反实在论的论争中，在借鉴语义和语用分析及意义批判的手段时，也没有导向狭隘的解构主义；在接受解释学、修辞学的方法及与人文主义的相互融合中，在广阔的科学、社会和文化关联中探索科学的进步时，也从未放弃对于科学理性的追求。尽管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需要我们加以分析和批评的缺陷，尤其是内在化的和片面自然主义的趋向。不过，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显示的那些虽然任重而道远，但却富有时代意义的趋向是不言而喻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喻示我们，在当今 中国 文坛上泛文化主义盛行之时，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高举“五四”以来的“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是一项多么必要、必然而又必需的事业。
参考 文献
[1]steven seidman and david g.wagner,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the ory,basil blackwell,cambridge,massachusetts,1992,p6.
[2]zuzana parusnikova,is a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possibl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march,1992,p25.
[3]ihab hassan, the postmoderm turn: essays in postmoderntheory and culture,columbus,1987,p92.
[4] j ·e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knowledge,ma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p66.
[5]nancey murphy,scientific realism and postmodern philosophy,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4,1990,p292.
1．引言
在语际翻译中，译者对意义的准确把握和正确表达非常关键。不同译者对同一原文众多意义的不同取舍就决定了不同译文天生存在着差异。那么，在翻译中意义该如何取舍?是否存在一些依据?意义有哪些基本单位?意义本身是否有确定性?这些问题促使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从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中寻找答案。
2．意义理论的嬗变过程
语言哲学主要研究语言符号具有意义的依据、意义的基本单位、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等。综观古今大多数意义理论，对于语言符号依据什么具有意义这个问题，东西方看法不一。西方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有差异论、指称论、观念论、行为论、意向论、功用论等(涂纪亮2003:323)。在我国，自古以来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和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等古典意义观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就意义的基本单位而言，语言哲学中有语词论、语句论、语言游戏论、交往行为论和整个科学体系论。就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而言，语言哲学有两种绝然不同的理论:意义确定论和意义不确定论。可以看出，提出这些不同理论的语言哲学家有不同的认知导向，其主要差异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考察意义是否包含实在性、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和语用等五个维度①，以什么作为意义的基本单位，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梁彪(2005:126)认为，意义理论产生的目的是“想把意义这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具体化，变得易于掌握”，可是，迄今为止“还不存在一种意义理论能够完美地解决意义这一难题”。
语言哲学各种意义理论都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1)什么是语言表达式的意义?2)语言表达式怎样获得其意义?在20世纪前半叶，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等人坚持指称论，抛开心理意向探讨意义问题。刘高岑(2002:26)批评他们为了“追求纯客观的意义，只看到了意义的实在性维度，“斩断了意义的心理意向和社会规则维度”。由于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和意义自身的内在规定，人们开始把意向性作为一个必要维度引入到了意义的研究。戴维森和普特南的实在论意义理论以及达米特的反实在论意义理论，都“把心理意向作为意义生成的一个源泉和意义机制的一个因素”(刘高岑2002:26)。格赖斯从人的心理意图上探讨了意义的本质，将其分为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提出了主观意向决定论的会话含义理论。为了克服传统意义理论的困境，奎因初步引入了意义的心理意向和社会规则维度(刘高岑2002:27)。塞尔在格赖斯的基础上完善了心理意向的概念，又以社会规则对其进行补充，形成了以心理意向为基点、相对系统的意向意义理论，但意义的实在性维度仍未能体现出来(刘高岑2002:29)。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把“人”这一主体概念引入了意义生成之中，人们开始从交流和交往中去寻找意义(吕俊等2006:66)。
文本间性理论把“主体对话”的概念引入了文本之间，文本的意义从自足走向了开放的历史维度。哈贝马斯(1989:33)的交往行为理论显示，语义系统不可能自足，要彻底解决意义问题必须引入语用维度。总之，综观语言哲学意义理论考察维度的嬗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语词在丰富的语言系统中映射出很多意义，它们是由实在性、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语用等五个维度共同支撑和生成的，并在具体语境中得到表征和统一，我们不能只从一、两个维度去简单把握，否则会造成其他意义的丢失。谈到意义的基本单位，在西方语言哲学中出现了从词到语句、从语句到语言游戏/言语行为乃至于到整个科学体系/文化这样一种逐步扩大的趋势。洛克、米勒等人大多把词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弗雷格则把语句或命题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维特根斯坦在前期赞同弗雷格的观点，后期则进一步把语言游戏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后来，奎因更进一步把整个科学体系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涂纪亮2003:325)。塞尔、奥斯汀等人认为，人们在交际和交往中离不开言语这种行为，言语行为是意义的最小单位。不管怎样划分，毫无疑问，“其基本构成单位都是语词，其有意义性的条件都是相应的语境”。因为意义是“语境各要素之间及其与语境本身相互融通映射的结果”(刘高岑2002:30)。
说到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其发展趋势是从强调意义的确定性转向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弗雷格和罗素等人认为自然语言含义不清，需要建构形式语言以保证意义的确定性，因此主张语言表达式应具有确定的意义。奎因、伽达默尔和德里达等人则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语言表达式不可能具有确定的意义。奎因认为，我们用以传达意义和指称的工具是相对于随意选定或按惯例确定的语言参照系而言的，他从译不准原则出发论证意义和指称的不确定性。伽达默尔提出了“视域融合”的概念并把“时间”/历史的概念揉入意义的生成之中。他认为，由视域融合所形成的对文本的理解是人的先见和文本与历史原有的内容不断更新的“共有”观念(吕俊等2006:67)，他以同一文本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意义来说明意义的不确定性。而德里达提出了“延异”和“播撒”的理念，把意义看作一种可以抹去的痕迹，以论证意义的不确定性(涂纪亮2003:325)。目前这种“意义不确定性”主张还颇有影响(俞建梁、孙晓霞2010:46)。由此可见，人们对意义的认知由浅入深、从单一发展到多元，多种意义理论之间一脉相承，后续理论是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综观中外翻译史可以得知，翻译理论的发展和翻译范式的变迁是与人们对意义的认知逐渐深入息息相关的。这种对意义的感性认识的发展，导致了后来的翻译理论家试图用语言哲学新理论去重新诠释意义以及在翻译当中意义的转换(林克难2006:92)，从而引起了翻译研究范式的不断变迁。换言之，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的嬗变对翻译研究范式的变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翻译研究范式的变迁
3．1从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传统的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注重文本字词意义、音律和意境的表达，强调翻译的艺术再创造。我国古代上溯汉魏、中至隋唐、下迄宋元的佛经翻译强调忠实传达原文的意义，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和玄奘的“五不翻”等原则体现了“案本而传”、“尽从实录”的意义观;我国近代翻译以科技翻译和西学翻译为主，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境”都清楚表明，我国现代译论基本上还是秉承了案本、求信的传统。总之，我国传统的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以老子和孔子的古典意义观为基础，其意义观虽然“经历了从单纯的‘案本’到高度概括的‘化境’”(周小玲2007:113)，但还未真正突破意义的实在性维度。而西方语文学范式翻译研究范式的意义观以源于柏拉图时代的修辞学和语言哲学为理论指导，斐洛的“译者受上帝感召”和德莱顿的“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等译论显示《圣经》等宗教经典的翻译强调原文神圣不可侵犯，译文必须绝对忠实于原文，任何对原文词句的更改都是对上帝的亵渎。这种局面自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起来以后就逐渐改变了。结构主义思想始于索绪尔对语言的研究，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客体方面的研究影响巨大，翻译研究也很快从语文学范式转换成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其特点是重视对文本的结构分析。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翻译学家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来进行翻译研究，如奈达根据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对语义成分的分析和8个典型核心句的归纳(谭载喜1991:275-277)为语言共性和可译性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语言的具体形式区分了动态对等和形式对等，提出了相关的翻译理论;纽马克把语义成分分析的成果运用于语言转换的翻译之中，该研究的特点是以语言分析为基本方法，以寻找意义的对等为目的，对语际之间语符转换规律进行研究(廖七一2001a:175-191)。结构主义翻译理论家们认为言辞的意义在文本的语言结构里，而语言结构由一系列具有等级的结构单位构成，如Catford(1965:5-7)把翻译单位按语言结构从大到小分为sentence，clause，group，word与morpheme。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把意义视为先于理解的存在(吕俊2003:73)，对文本的解读采用逻辑数理模式，企图在对等中通过对语言不同层级结构的描写来抽象出隐含在原文和译文之间的语言内部转换规律，与传统的语文学范式翻译研究相比，这是一大进步，但是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语用等四个维度还是被忽视了。#p#分页标题#e#
3．2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到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随着解构主义思潮兴起，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开始抨击语言逻格斯中心主义，他们认为意义既不确定又不易于把握，文本的结构并非稳定而封闭的系统，因此颠覆了传统的原文—译文二元对立关系。他们抛弃了原文意义的实在性维度，引入了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语用等另外四个维度，对译文意义进行多视角的解读以期得到有关译文意义的广角图像。同时，他们把意义的基本单位从语句逐步扩大到语篇甚至到语言游戏/言语行为乃至于到整个科学体系/文化。解构主义的翻译研究模式应运而生。解构主义研究范式把许多原来被结构主义排斥在外的要素引入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弥补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的缺陷，使翻译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例如，以霍姆斯和图里为代表的翻译研究学派认为意义是在对话中生成的，而不是语言规律设定的，语言同文化和社会等都是由相关的元素组成的多元系统。他们在研究中引入了社会规则和历史维度;以诺德和弗美尔为代表的目的论派强调翻译应以译文预期的功能为目的，根据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翻译活动发生环境等各种语境因素把握文本的意义来选择最佳译法，即强化了意义的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语用等维度但弱化了意义的实在性维度;以斯坦纳和施莱尔玛赫为代表的诠释学派批判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意义确定论观点，提出了意义是在对话中生成的主张(吕俊等2006:68-70)。然而，以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控派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而改写都是特定社会中的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以某种方式对原文的操纵(Bassnett＆Lefevere1992:vii)。他们以译文为视角，引入了意义的意向性、社会规则和历史等维度，把翻译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文进行文化层面的改写。这种做法颠覆了传统翻译研究理念，把翻译单位从词句扩展到了文化的层次，但是他们违背了“忠实”和“对等”的基本准则，忽视了原文意义的实在性维度。因此，解构主义的翻译范式虽然拓展了传统翻译研究范式的疆界，但是它使意义任意生成，导致翻译活动舍本求末②，“走上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吕俊等2006:125)。
3．3从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到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范式由于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过度强调文本外因素的研究而忽视文本内因素的研究造成了对翻译本质定位的背离，导致当今翻译研究出现失控的局面。有些学者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弗兰克呼吁建立一种译学研究的整合理论(傅勇林等1999:32)。通过对解构主义翻译范式的批判和反思，吕俊等(2006)借鉴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希望建立起建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他们从哲学基础、理性观、真理观、语言观和认识观等5个方面论证了其合理性，提出了新型翻译标准的三大原则: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和解释的普遍接受性，最后用翻译伦理的理念来确保在翻译和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平等对话和求同互补。然而，这种建构的翻译范式操作性不强，在翻译实践中实施起来似乎还有一定的难度。赵彦春认为意义的相对确定性是语言可证性和可译性的前提(2005:106)，在强调意义相对确定性的基础上，针对翻译研究领域的“多元性、混乱性和弥散性”的局面，提出了归结主义翻译学方法论的设想，试图通过对词、词组、小句、句子、句群和语篇等单位的语码成篇过程操作，使译文取得最佳信度和效度的静态、动态和模糊“对等”趋同(2005:159-200)。由于语篇本质上内嵌的人际功能、情境性和意向性等成篇要素的导入(2005:212-293)使得这种翻译研究模式具有实在性、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和语用等五个维度。然而，他(2005:142)指出:关联理论的翻译观具体怎样与语义、语形和语旨结合起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更何况这种方法只适宜于少量翻译语篇的分析，对于考察大规模语料的翻译特征会显得力不从心，我们认为对于大量文本的翻译研究最好借助语料库来进行。
基于语料库的研究范式采用“数据驱动”、从具体数据推导出的结论可以重复验证，克服了传统翻译研究范式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廖七一2001b:17-18)。最重要的是通过标注、对齐和赋码等手段便于对大规模语料从实在性、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和语用等五个维度探索意义的生成和转换。这种翻译研究范式使翻译研究最初从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发展到后来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角度来解读译文的内外特点和翻译文本的总特征甚至阐释翻译过程的认知特点(陈伟2007:72-73)。例如，Baker(1996)、Olohan(2003，2004)等利用翻译英语语料库来研究译翻译共性、类比构词现象、名词化现象、词语多样性、叙事结构特点、语义韵和男女译者的风格差异等。Laviosa(1998:474)声称这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转型确立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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