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霸权均势 亚太地区 国际体系 中国外交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4－0124－05
长期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地区诸多国家都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增长怀有疑虑，这或多或少是传统的“霸权均势”思维的反映。在理论上，霸权和均势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然而，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霸权与均势不仅能长期并存，而且能相互支持。当前亚太地区就呈现霸权与均势并存的局面，并且有可能形成美国主导的“霸权均势”体系。倘若这种“霸权均势”体系得以形成，中国作为地区内的首要新兴大国，难免遭遇这种均势体系的制衡。因此，一旦均势思维主导亚太各国对华政策，甚至在地区内形成美国主导的“霸权均势”体系，将极不利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不过，中国近年来的外交努力有助于亚太地区摆脱均势思维的影响，从而避免这种“霸权均势”体系在地区内的形成。这种外交努力可解释为超越“霸权均势”，体现在三个方面：塑造现状维持者的自我形象、打造亚太地区制度文化、推进中国与亚太地区各国的复合相互依赖。
一、单极霸权与多极均势的共生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霸权和均势往往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两者似乎很难长期并存。汉斯・摩根索对均势的定义包括“大体均等的实力分配”。而霸权意味着单一拥有超强实力的国家支配着国际体系。霸权往往多见于单极体系，均势的出现则意味着多极体系的诞生。一般来说，单极霸权的崛起最终会导致多极均势的瓦解，而多极均势的持续则标志着单极霸权的终结。单极霸权与多极均势如何得以共生?这里有必要提到“霸权均势”的概念。
根据霸权国在均势体系中的地位变化，有学者将均势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置身的均势”，如冷战时代的美国，自身成为被均势化的对象，为两极对抗格局所束缚。第二类是“游离的均势”，如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制造均势的目的在于维护自身领导地位。第二类均势在其他国家看来就是一种霸权，即“霸权均势”。“霸权均势”的核心在于，霸权国本身的实力居于优势地位，在其他国家之间推行均势战略。
人们通常把霸权和均势看作两种对立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策略。实际上，在外交实践中，霸权国可能通过其他国家间形成的均势来巩固自身霸权，霸权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间的均势也可能通过霸权国的居问制衡得以维持。美国的霸权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美国在全球的实力优势地位，二是欧亚大陆的均势得以维持。基辛格认为：“不管有没有冷战，单个大国主宰欧亚大陆的两个主要地区之一，仍然是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美国也有学者就此指出：“在全球性框架内，地区性均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我们所要求的。”冷战后的美国也被称作均势体系的主导者(dominant power)，这种均势体系呈宽底尖维立体结构，美国作为霸权国高居尖锥形的顶点，其他国家都居于尖锥形的底面。一旦底面的均势被破坏，高居顶点的霸权势必受到威胁。
国际关系学界对均势的生成机理有三种主要看法，分别是“自动生成论”、“半自动生成论”和“人工生成论”。事实上，这三种看法各有长处和不足，国内外学者对此已多有著述。正如没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能准确描述、解释和预测所有国际关系现实一样，均势的三种生成理论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准确描述、解释和预测所有与均势有关的国际关系现实，均势体系的生成或瓦解往往存在多方面原因。不过，英尼斯・克劳德指出：“绝大多数沉迷于均势‘自动生成’的学者事实上都同意，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均势主要是外交的产物。”均势的维持往往有赖于某一国家持续有意地奉行制衡战略，这个国家通常被称为“平衡者”。霸权国即使不是多极均势体系中唯一的平衡者，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平衡者，比如19世纪的英国和冷战后的美国。
英国担当欧洲多极均势的平衡者，既有自身利益的主观需要，也有外部环境的客观便利。在19世纪的欧洲，英国这样的海洋强国与大陆强国在能力和利益上存在重大差异。英国的经济和海军实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这奠定了英国霸权的实力基础。然而，英国没有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因而无力对欧洲大陆国家施加有效的政治、军事控制。当然，英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也不需要对欧洲大陆国家施加这种控制。可见，与大陆强国不同的是，英国的霸权并不对欧洲大陆国家构成重大威胁。欧洲的多极均势得以长期维持，英国作为霸权国长期担当平衡者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邱吉尔在1936年的一次演说中指出：“四百年来，英国的外交政策一向是反对大陆上最强大、最具侵略性、最霸道的国家……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领导哪个国家。这样，我们保住了欧洲的自由，保护了欧洲充满活力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的成长。”
庞大的陆军力量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及海军力量难以实现的方式来威胁其他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尽管与19世纪的英国不同，当今的美国拥有庞大的陆军力量，而且军事力量远程投放能力远超当年的英国，但对亚太地区各国而言，地理上的距离仍然决定了美国的这种力量并非那种集结在一国边境或威胁要集结在一国边境甚至能集结在一国边境的庞大陆军力量。例如，20世纪60至70年代的中国虽同时与美、苏交恶，但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首要威胁是部署在中苏陆地边境的百万苏联军队，而非美国在全球首屈一指的经济实力和海军力量。与19世纪的英国极为相似的是，美国也侧重于巩固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经贸和海权优势，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没有领土及其他纠纷，亚太地区有些国家甚至将美国视作防范邻国的最大保障。作为霸权国，美国在亚太地区同样兼具担当平衡者的主观需要和客观便利。
二、亚太地区的单极霸权与多极均势
当前亚太地区并存三类国际体系。其一是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具体表现形式为美日、美韩、美澳新三个同盟和美菲、美泰两个次同盟。其二为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东盟等国家或国家集团构成的地区均势体系，这种均势体系虽然对美国的霸权构成一定程度的制衡，但也在地区内各国间相互形成制衡。其三是以“10+3”机制为代表的地区多边体系，这一体系和前两者不同，目前尚未完全成型，但它代表了亚太地区未来的希望。由此可见，亚太地区目前呈现出单极霸
权和多极均势并存的格局。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各国相互缺乏信任，担忧自身安全受到别国威胁。为改善自身安全状况，各国竞相谋求实力上的优势地位。但这种竞争是互动且无止境的，一国的实力增长会使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其他国家因而也会以赶超对方实力为目标来发展自身实力，结果加剧了最初的安全担忧。因此，绝对的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各国都将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措施，意味着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伴随安全困境而来的是均势思维。肯尼思・沃尔兹指出：“由于相互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因而行为者总是循环猜疑，并且经常彼此敌视。尽管就其本性而言，它们并不愿意相互猜疑和敌对……且不论每个国家是否具有侵略性，从整体上讲，它们的行为本身却导致了军备竞赛和联盟体制。”
亚太地区的国际体系仍旧呈现典型的无政府状态。亚太地区虽然有“10+3”合作、博鳌亚洲论坛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但是并无北约、欧盟和欧安会那样能覆盖地区内大多数国家(至少是主要国家)的成熟的多边机制，安全领域尤其如此。在当代世界，亚太地区无疑是安全困境最广泛、最突出的区域。亚太地区既缺乏强有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又存在大量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纠纷，导致安全困境普遍存在于区内各国之间。各国对彼此的力量是多疑的，均势思维难免影响各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虽然是亚太地区实力首屈一指的霸权国家，但与地区内大多数国家并不存在安全困境，其原因前文已有论述。因此，倘若均势思维在亚太地区大行其道而且进一步物化，形成的均势体系很可能是美国支配的“霸权均势”体系，其制衡对象当然是地区内的其他强国，美国最可能担当的角色是平衡者。
如前文所述，当前亚太地区并存三类国际体系。三者并非井水不犯河水、彼此独立运行，而是犬牙交错、互动频繁。同盟不仅服务于霸权体系，在均势体系中也很普遍。“各国捍卫自身独立的同盟反对一个潜在征服者的斗争，是均势造成的最引人注目的格局。”同盟得以建立并维持的前提条件是结盟各国感觉自身面临共同的威胁。“从根本上说，均势体系中的同盟是外向型集团(extemally-oriented groupings)，它组织成员采取一致行动，目的是对付外部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均势体系内，尽管同盟往往不公开指明具体的制衡对象，甚至对外宣称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但制衡的对象总是比较清晰。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可以同时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均势战略。这些同盟无一例外地源于冷战时期，当初的公开目标是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如今，冷战结束十几年后，这些同盟依然存在，有些甚至得到强化。虽然美国及其盟国并未公开指明同盟针对的具体对象就是中国，并且反复强调同盟的宗旨在于保障地区局势稳定，但从权力均势的角度出发，作为均势体系平衡者的霸权国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结盟，首当其冲的制衡对象自然是地区内实力增长最快、最可能改变力量对比的新兴大国。在当前亚太地区，谁是这样的新兴大国，各国可谓心照不宣。
中国之所以在亚太地区可能成为均势体系制衡的首要对象，直接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发展速度远超地区内其他各国的庞大国家。鉴于中国实力的迅速发展和美国目前的实力优势地位，中美之间其实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安全困境，这种困境也曾出现于以往的霸权国与新兴国之间。随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呈缩小趋势。然而，倘若均势思维主导美国对华政策，作为均势体系的平衡者，美国很难免除对新兴者的担忧。而中国与亚太其他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可能为平衡者制衡新兴者提供客观便利。
在亚太地区诸多安全困境中，中国处于其中的超过一半。换句话说，若不论其他因素，中国是亚太各国中未来安全境况几乎最成问题的一个国家。中日、中印、中韩及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都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或领土纠纷。此外，是亚太地区的一大热点，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此。中俄之间也远不能保证永不会出现孕育紧张甚而冲突的安全困境。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始终对中国抱有防范心态，甚至将中国视为潜在的主要威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难免引起其他国家的不安。
克劳德认为，均势体系的首要问题是“谁太强大了”，而非“谁侵略了”。权力均势强调的是对国家能力的不信任，而非对国家行为或意图的不信任，力量对比在均势体系中是备受关注的首要问题。从权力均势的视角出发，且不论中国是否具有威胁他国的意图，单是中国的实力发展就势必导致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增强中国威胁他国的能力。在中国与地区内各国或国家集团存在诸多安全困境的背景下，其他国家对中国实力的不信任正是均势体系下国家之间相互态度的一种具体表现。
三、超越“霸权均势”的中国外交
美国主导的“霸权均势”体系在亚太地区即使并不确切存在，也至少很有可能出现。倘若这种均势体系得以形成，而中国又是其首要制衡对象，将极其不利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国要为自身发展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必须化解均势思维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避免遭遇以往均势体系中新兴国家面临的制衡。本文将中国近年来的这种外交努力解释为超越“霸权均势”。安全困境是孕育均势思维的土壤，这种困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各国间相互缺乏信任、彼此猜疑。可见，安全困境首先是一个观念问题。虽然国际关系学界长期存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争，但要解决安全困境和均势思维带来的难题，观念因素的作用极为重要。这种观念因素分为两个层次。在单位层次，中国外交正在塑造现状维持者的自身形象。在体系层次，中国外交正在努力打造足以为其他国家带来心理保障的地区制度文化。当然，物质因素并非无足轻重。中国也在加强与亚太各国的复合相互依赖，为超越“霸权均势”提供了物质支持。
(一)现状维持者的自我形象塑造
20世纪80年代，斯蒂芬・瓦特提出了“威胁均势理论”(balance of threat theory)。他认为，各国寻找盟国不仅是为了平衡“权力”，而且是为了平衡“威胁”。根据这种理论，威胁是受制衡的对象。从权力均势的视角出发，中国的实力增速远超其他国家，势必破坏均势。而从威胁均势的视角出发，只要这种实力增长不构成威胁的增大，并不一定需要加以制衡。因此，中国虽不能为维持现状而放慢自身实力增长速度，但可以在实力增长的同时避免其他国家的受威胁感同步增长。
尽管权力均势理论更重视实力而非行为或意图，但一般来说，同样是实力迅速增长的新兴大国，在均势体系中持现状修正者姿态远比持现状维持者姿态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威胁感要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与美国就分别是两类新兴国的典型代表。从权力均势的视角出发，不论德、美两国的行为和意图如何，两国的崛起本身就
是改变了现状，最后的历史事实也印证了这种改变。但两国的主观姿态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在当时国际体系中受到的不同待遇，由此可见威胁均势理论的合理性。
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曾撰文指出：“中国仍对亚太地区的稳定构成潜在威胁。……中国并非一个‘维持现状’的强国，而是一个希望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改变亚洲均势的强国。仅此一点就使其成为‘战略竞争者’，而非克林顿政府所称的‘战略伙伴’。”可见，通过现状维持者的自我形象塑造，让其他国家尤其是霸权国认识到中国的主观姿态和客观利益都在于维持现状，会大大有助于中国免遭均势制衡。1997年以后，中国公开宣称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开始表现出现状维持者的姿态。此后，中国在、朝鲜核问题、安理会改革等诸多问题上都更为强调自身的现状维持者身份，这有助于减轻其他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的受威胁感。
(二)地区制度文化的心理保障
自我形象的塑造会对其他国家的观念产生重大影响，但仅靠形象的塑造并不足以超越“霸权均势”。追根溯源，只要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就必然导致安全困境，只要安全困境存在，就必然为均势思维提供活动空间。国际制度可以弥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消除地区安全困境，关键在于地区国际制度的确立。地区制度文化的形成是确立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
文化是亚历山大・温特建构主义理论中的一个主要变量。温特对文化的定义是“社会共有知识”(socially shared knowledge)，而“知识”(knowledge)由“信念”(belief)和“意愿”(desire)组成。可见，文化在这里主要是一个观念层次的概念。亚太地区的多边国际制度尚未成型，目前还停留在观念层次，充分物化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本文认为亚太地区的多边制度目前只是一种“制度文化”，其表现形式是各国对构建地区国际制度的共同信念和意愿。倘若这种制度文化能成为一种亚太地区国际体系的主导文化，即使成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地区国际制度尚未形成，仍能“提供一种塑造期望的框架。允许人们相信不会发生战争。拉长未来的影像、缓解安全困境”。在地区国际体系内，中国外交正努力以合作型的制度文化取代竞争型的均势文化。作为地区内实力增长最迅速的新兴大国，中国大力倡导地区制度文化，可以给其他国家带来心理保障，淡化安全困境造成的消极影响。
中国与东盟国家于2002年11月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只是一个政治承诺，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它至少表达了各国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并且为将来解决争端提供了框架，各国可以此为基础进行合作，从长远来看，《宣言》的积极性不容置疑。此外，中国于2003年10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同样是政治象征性大于实质约束力，但至少有助于在东南亚地区塑造一种友好合作的氛围。类似的还有上海合作组织，与以往均势体系中的同盟不同，它的重心不是组织内部各国联合制衡外部居于优势的国家。而是努力在内部各国间构建多边国际制度，从而增进内部各国间的相互信任。《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上海合作组织都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地区国际制度，但它们都有助于打造合作型的地区制度文化，“创造了一种气氛，对稳定与和平的期望在这种气氛中逐步形成”。
(三)复合相互依赖的物质支持
与国家形象和地区制度文化不同，复合相互依赖是一个物质层次的概念，其核心在于各国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不容否认，经济相互依赖对政治关系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是仅仅经济相互依赖对均势思维的制约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均势思维主导各国外交政策，制衡乃至战争的经济代价往往会被忽视。相比之下，虽然仅凭复合相互依赖也不足以让各国摆脱均势思维的影响，但各国间复合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势必大幅增加均势体系内制衡行为的物质成本。相对经济相互依赖而言，复合相互依赖能为各国摆脱均势思维影响提供更加可靠的物质支持，从物质层次制约均势思维的影响。
关键词：党校；教师素质；提高；意义；途径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094-02
党校是我党干部培训的重要基地，而党校的培训工作主要是由来教师完成。党校教师的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干部培训质量的高低。提高党校教师素质，造就一支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良好学风，具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善于回答新问题的、高素质的党校教师队伍，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一环。
一、新形势下提高党校教师素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提高党校教师素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快干部队伍建设，完成中央赋予的历史重任的需要
党校作为我党培养忠诚于马克思主义领导干部的阵地和熔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历来受到党的重视。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就很重视革命骨干的培养、教育。在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进程中，我们一度放松了思想政治教育，一些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淡化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忘了党的宗旨，世界观、人生观发生扭曲，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当前，从国际环境看，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没有根本好转，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中国的遏制，并支持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进行骚扰。从国内看，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虽然整体稳定，但形势错综复杂。新形势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要求我们必须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同时也给党校提出了一个根本任务：加强对当前国内外重大问题的研究，培养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懂经济、会管理、具有全局观念和战略思维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而完成这一历史重任的关键就是提高党校教师队伍素质。
（二）提高党校教师素质是顺应时代要求，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当前时代，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中显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识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渗透到各个领域。以科学知识和人才教育为支柱的知识信息产业、拥有高素质的人才是最基本的要求。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坚定的政治信仰，丰富的理论知识是时代对党校教师素质的最基本要求。面对新的形势，党校教师必须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时展的需要。
（三）提高党校教师素质是加强党校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干部教育的需要
名师出高徒。在当前形势下，干部的培养，党校的发展均离不开一支理论强、业务精，政治素养好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从目前党校教师队伍的现状看，特别是地方党校，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总体上都与国民教育有差距。由于受地方经济和各相关因素的影响，党校教师队伍建设普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不少党校教师从大学毕业直接到党校工作，从校门到校门，缺乏社会实践经验，所学专业与担负的教学不适应，理论联系实际差。二是高层次学历少，许多教师理论缺乏相应的深度，对社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研究不够，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分析，不能适应党校教育工作的需要。三是获取信息和讲课的手段落后，大部分教师对理论动态的关注、研究不够，特别是对当前一些前沿理论知之甚少，对当地党委政府的决策和发展了解不多，不善于捕捉社会热点信息，讲课基本是对教材的简单重复，知识陈旧老化。四是不少教师知识面较窄，适应能力差，讲课单调，缺乏吸引力。因此，提高党校教师素质、逐步建立规模适度，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二、党校教师应该具备的素质
结合党校的教学特点，党校教师应具备：
（一）政治理论素质
党校是学习、研究、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基本任务就是要提高领导干部和理论人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要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党校教师作为教育者，首先就应提高自身政治理论素质，才能帮助学员掌握马克思主义，也才能考核学员的马克思理论水平。因此，提高党校教师政治理论素质，不仅是工作的需要，也是党校自身建设的需要。
（二）文化修养素质
马克思主义理论容纳了许多学科知识，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实践性，要完整、准确、全面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才能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方法，才能在实践中运用。党校教师只有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素质，教学中，才不会满足一知半解，理论与实际脱节，照本宜科，不去或者不会用理论武器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甚至搞形式主义，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党校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家质，以高标准要求自己，是完成党校任务的基本要求所在。
（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不是天生成的，也不是灵光一现就会形成的，必须要经过严格的锻炼才能形成。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学员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要理论联系实际，二者的结合，才能显示实践的生机和理论的活力，否则，理论是“空”的，实践是“盲目”的，党校教师必须认真学习，获取直接和间接的经验，勤学和实践，才能有较高的修养造诣。
三、新形势下提高教师素质的途径
如何提高党校教师素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本人认为，党校教师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来提高自己的素质。
（一）重视党校教师的自身学习
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更新和补充知识，调整知识结构，培养良好的综合素质。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对党校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如何站稳党校这个讲坛，更好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校教师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列，以高昂振奋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不断加强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完善个性心理素质，提高党性修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掌握扎实的理论功底。当前特别要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学习十的精神，深入走群众路线实践活动。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精神为核心，指导我们的工作，联系国内外形势变化，抓住当前重大现实问题，了解把握当代世界经济、科教、法制、军事及当代世界思潮和中国国防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实质，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分析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动态，弄清当前诸多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趋势。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全面提高自身素质。省级以下党校，特别是市县级党校教师特别要注意积极争取参加各种学习培训，到上级党校和一些综合大学学习。接受新的知识信息，完善知识结构，同时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中青年教师还应积极参加研究生考试学习，提高理论层次。
（二）加强实践锻炼，深入实际进行研究，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党校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必须加强实践锻炼，深入农村、深入生活到基层调查研究，到经济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参观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参加不同形式的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开阔视野，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当地党委、政府决策服务。
（三）强化科研工作，积极参加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中问题的研究，以科研促进教师素质的提高
科研是党校教师提高自身业务素质的重要方法和途径。要写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不仅要查阅大量的相关专题的学术文献，还要整理思路，并结合社会实际情况，形成文字成果。科研的过程也是形成新思路、新观点，提高认识问题分析能力的过程。党校教师要积极联系社会发展和当地实际，强化科研工作。特别要结合当前重大社会热点问题，带着教学中的问题，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调查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问题，不断提高教学科研能力，通过科研，深化理性认识，促进教学理论水平的提高，通过科研出成果，出人才，在科研中争取出名师，创名校。通过科研来从深层次上提高党校教师素质。
（四）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党校教师必须树立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增强时代使命感与紧迫感。紧贴时代的要求，迎接挑战，从学校管理方面订立教师阶段性培养、提高目标，改革教学方法，增加外部压力，促进党校教师素质提高。认真落实中央《党校工作条例》，发挥党校优势，研究当前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培养领导干部的政治家素质，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服务。
（五）强化党校教师创造思维的培养，树立创新意识，从根本上提高党校教师的综合素质
树立创新意识，培养创造思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希望所在，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的前提。在新的世纪，面临新的形势，党校教师必须面对世界，面对未来，强化逻辑思维能力，创新意识的训练与培养，针对问题，从不同角度，用发散思维方式和批判的思维方法大胆探索，不断进取和创新，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创造思维能力，树立创新意识，以适应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的需要。
党校教师素质的提高要求教师本人认清自身的不足，自觉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党校领导和各个教学辅助部门也要为提高教师素质，创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给教师一个舒心的环境，以利于教师提高自身的素质。随着教师素质的提高，党校完成自身的任务就有了可靠保障，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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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和内容设置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在谈到本届大会在主题和内容设置上的考虑时，周明伟说，第三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是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特别是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半年多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对外交往的理论和实践取得重要突破的背景下召开的，也是在国际舆论发生一些新变化，产生一些新趋势的背景下召开的。在这个大背景下，将这次理论研讨会的主题确定为“全球传播：新趋势·新媒体·新实践”。
具体的议题有一部分是延续了第一、二届研讨会的话题，但也有一些新的话题。议题包括中国梦的国际传播，国家传播战略的理论和实践，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际舆情和国际受众研究，国家形象和城市形象等，内容相当丰富。
周明伟强调，大会议题总体来说还是围绕着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围绕十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外宣传、对外交往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重要举措，围绕国际舆论环境的一些新情况、新趋势展开讨论。归纳来说，主要是围绕四个方面的议题进行讨论。
第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的传播。周明伟认为，国际社会在延续二三十年关注中国，特别是关注中国经济辉煌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关心中国经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关注一系列经济数字发生重大变化所体现出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过去二三十年来所形成的发展理念、理论、道路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成就，以及中国人的价值观。因此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执政党的执政理念、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追求，既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也是我们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二是中国的话语影响力和话语权问题。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在中国同世界联系的紧密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很多新的理念，一些中国特色的概念表达同国际社会的既定表达产生了冲突或找不到恰当的表达方式。”目前中国话语的影响力，解释中国道路、理念的能力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相适应，还有很大差距。
他提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不断适应并影响原有的规则及话语体系，也要形成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并且让自己的话语体系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我们的话语权建设有多大影响力，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到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
第三是新技术应用和新媒体传播。周明伟说，这是过去两届研讨会中重要的关注点，也是大家讨论比较充分、热烈的一个话题。但是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又产生了很多新的情况，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应用，传播的形式和内容都进一步向着多元、多样、多变的方向发展。由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传播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也是这次会议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的国际传播如何适应，如何运用新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我们每一个传播工作者要关注的内容。”
第四是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周明伟曾多次对媒体谈到，在媒体之外，现在传播中国形象的载体越来越多地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和中国人所承担起来。他强调，如何提升我们中国制造产品的形象，提升中国人的形象，通过系统工程来丰富中国产品和中国人在传载中国形象过程中的作用和能力，这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传播理论研究和传播实践不断创新
谈到作为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的承办方——中国外文局，近年来在传播理论研究和传播实践创新方面的探索时，周明伟说，在过去超过十年的国际理论传播研究过程中，外文局始终围绕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重大课题和国际社会的重大关注来研究国际舆论趋势，研究应对策略，研究各种新的对外传播尝试。不断的创新和探索是这些年传播理论研究取得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因为这种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使外文局有机会集聚到国内一批优秀的传播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形成了相对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优势。
周明伟特别提到该研讨会的承办方之一——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他说，今年正好是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这次会议也是其十年研究成果的重要巡礼。“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依托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整体实践成果，在搭建平台，形成氛围，聚集资源方面取得了成绩。”
在对外传播实践的过程中，外文局另外一个持续下大工夫做的是本土化战略。周明伟介绍说，本土化战略首先依托于外文局六十多年来多语种、多媒体的对外传播实践，包括10多个出版社、将近30多个网站和20多本杂志。外文局书刊本土化的历程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但在过去10年发展迅速，无论是语种、地区范围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和进步。实践证明，书刊本土化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与所在国的文化交流，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我们将争取更多的资源，更深入地推进外语书刊的本土化，并且依托它们延伸我们各种文化产品在当地的影响力，发挥好外语书刊用别人的语言讲中国故事的作用。”周明伟说。
期待研讨会形成理论优势
周明伟认为，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是一项新事业，这项事业是同中国改革开放相关联的，是从中国同国际社会打交道，同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交融、交锋过程中不断积累形成的。
他进一步介绍，此次会议收到论文260多篇，总体来说，无论是相对于前两届理论研讨会的研究水平和成果而言，或者是整体反映中国目前理论和实践的水平而言，都有很大的进步，研究领域的广度和研究具体问题的深度也有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他也客观地提出，现在的研究还有一定的局限。“得到专家一致公认的、整体优秀和全面优秀的论文，无论是数量和质量上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也将成为我们办好这个研讨会的重要动力。”
谈到与会者对大会这个平台的期待时，周明伟强调说，这些年研讨会集聚了一批优秀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要用好这个平台，在交流探索的过程中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和理念，推动我们的实践，使得理论研究能够在大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国际交流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对外传播的实践中有更多的心得、感悟和经验，以此来推动我们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推动我们国际传播水平的提高，推动我们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全成本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说： “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文献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
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色色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转贴于 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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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执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并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政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党才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党执政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更是渗透到党和国家的方方面面，成为我党执政的思想来源，是党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总结了55年来的执政经验，首要一条就是“党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与时俱进，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实践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彰显了党的执政能力，党的执政能力也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彰显党的执政能力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国家逐渐走向强盛，从一定程度上来讲，都取决于我们在国家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期党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的理论更好地指导并解决了实际问题，这充分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
第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我党形成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体现了我党在执政的关键时期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粉碎“四人帮”以后，刚走出“十年浩劫”的全国人民看到了曙光，但这时华国锋同志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就意味着中国将继续走“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在这一复杂形势下，邓小平同志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旗帜鲜明地坚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在他的支持和推动下，思想理论界逐步提出研究历史、判断路线是非和理论是非究竟应以什么为标准的问题，最终诞生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着名文章，从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给予根本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在当时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得到真正的贯彻，使我党恢复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促进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这直接的体现出了我党的执政能力。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指引了前进的方向，体现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首先在理论界经历了长期的讨论，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上。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关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用“发展”的眼光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这些理论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重大成果，解决了我们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以全面推进，体现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仅是我党在国际、国内形势严峻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而且直接回答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建党的问题，体现了党科学判断形势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从国际上来讲，原苏联和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和平演变，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丧失执政地位，我党也面临着在社会主义执政时期如何建党、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从国内来讲，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阶段，各项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战”的关键时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的形势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前提下，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完全解决的在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如何建党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问题的理论发展和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对如何建党的问题作了回答，而且在复杂的形势下我党能抓住问题的关键，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体现了我们党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总揽国内全局的执政能力，从而保持了国家的稳定、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总之，上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创新都是在我党、我国处于关键时期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和推动的，其重大意义不仅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而且体现了我党在关键时刻能认清形势，做出判断，彰显了党的执政能力。
二、党的执政能力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并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而这些能力都内在地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能力。
首先，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内在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自从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以来，我们党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并努力探索其运行规律，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是以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的，因此，要确保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首先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来分析经济形势和制定经济政策；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来回答和解决经济建设实践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
第二、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内在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我们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我们的民主政治还不是很健全很完善，因此，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和实行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而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依法执政的水平。
第三、党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内在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所以，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
第四、党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内在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我们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尤其是“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观点，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健全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探索社会建设和管理的规律，积累经验，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最后，从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来看，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党正确分析国际形势、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前提。当前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同时，世界多极化也在曲折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确运用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认识国际局势，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妥善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
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新时期，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根本上讲，就是要不断深入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要作好以下两方面的研究。
(一)结合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当前，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结合当代化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的深入研究，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这是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任务。
第一、要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成就，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我们党80多年的光辉历史表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由此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强大的生命力。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冲破教条主义，打破传统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的历史特点。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二、要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特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当代，和平和发展仍是现时代的主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现时期最大的时代特征。因此必须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实践，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探索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结合的伟大理论，以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同志指出：“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从理论和实践双重角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是全面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
第一、从理论角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150多年的实践和中国80共产党多年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当我们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会保证我们的工作不会迷失方向，不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这也就要求我们要从理论的角度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从实践角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前进，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从实践出发探索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检验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国际劳工标准 社会条款 社会倾销
1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概述
“国际劳工标准”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一般是指由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所体现的旨在保护全世界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国际规范。国际劳工标准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源于国际贸易竞争。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可追溯到19世纪，美国率先于1890年开始禁止进口囚犯生产的产品，并于1930年将禁止进口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强制性劳工生产的产品。
二十世纪末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极力主张将劳工标准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发达国家惴惴不安，因此发达国家将自身发展困境统统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2)WTO多边贸易体制中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劳工标准所特有的复杂性、随意性、隐蔽性等特点迎合了发达国家设置新的贸易壁垒的需求。通过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不仅扼制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转嫁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危机。
2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两种不同态度的理论基础
2.1支持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理论依据
在主要发达国家，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家贸易应予挂钩有“人道主义论”、“贫困进化论”、“移民压力论”、“社会倾销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社会倾销论”。
“社会倾销论”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使用童丁以及囚犯来生产出口产品，导致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还有些发展中国家禁止劳工建立工会组织，导致工人工资被随意压低，工时被随时延长，这事实扭曲了产品的正常成本，致使生产成本降低。该情形使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大为减弱。这种因低劳动力成本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使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可以认为是对出口产品的变相补贴，违反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宗旨。这种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劳动工资低下及其他社会条件恶劣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就是社会倾销或日劳动力倾销、福利倾销。这种社会倾销现象会导致执行高劳工标准的国家将面临一系列负面影响。所以该理论认为应将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挂钩，对低劳工标准的国家予以贸易制裁，而不能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同时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以贸易制裁促进劳工标准的提高是防范不正当竞争、恢复和维护公平竞争局面所必需的。
2.2反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理论依据
对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应与国际贸易挂钩的主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持否定态度。其否定的理论大致包括特“比较优势论”、“特定文化论”、“投资区位调整论”、“与贸易无关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比较优势论”。
“比较优势论”认为，不同国家的劳工标准存在差异符合公平竞争原则。发达国家的“社会倾销论”完全抹煞了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即比较优势理论，否认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有“优势”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目前的发展格局只能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优势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优势的比较格局，国际贸易自由化也只能在此基础上的逐步自由化。如果按照发达国家要求制定统一的劳工标准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逻辑思路，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可以要求限制发达国家资本、技术优势的发挥。这样有违开展国际贸易的宗旨。发展中国家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国际差异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劳动力成本如同各国的自然享赋一样是一个外在变量，它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好处，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是两个领域的范畴，要真正提高世界的整体福利水平是通过贸易自由化发展全球经济，而不是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限制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发展。
3当前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3.1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实践
虽然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没有将劳工标准纳人WTO多边规则中，但为了进一步促进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挂钩，发达国家正以双边贸易协定为突破口，积极推行国际劳工标准。例如。2001年正式生效的《美国一约旦的自由贸易协定》，首次将劳工与环保标准纳人其协议内容。此后，2003年，美国与新加坡、智利、越南、柬埔寨等国的双边贸易协议中也都纳人了劳工标准。
3. 2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发展趋势
作者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是必然趋势，其理由主要在于:
(1)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目前仍存在着生产商为获得较高利润而压榨劳动者的情况。低成本策略不仅损害了人权，更破坏了国际贸易中的公平竞争秩序。各国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可能很难对某些不当的降低标准行为做出公正的处理，但各国对自己的进出口贸易都相当敏感，因此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有利于促进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最终更好地维护各国劳工的基本权利，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四个重大界限 思想政治教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内小环境和国际为大气候的变化，为了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全面部署“05方案”，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新的课程体系，由此可见党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度重视。2008年7月8日，国务委员刘延东在、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任务和肩负的五大职责，再一次强调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担的重要使命。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石，是提高大学生是对大学生政治鉴别力政治敏感性的重要渠道，是帮助学生明辨是非，抵制错误思潮，进行思想引导、觉悟提升的主阵地。在新的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牢牢树立“划清四个重大界限”为灵魂的指导思想，加强大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增强社会主义的政治观，以应对国际社会西化、分化、丑化、淡化、腐化青年一代的险恶用心。
一、科学分析新的形势，准确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发展的新要求，确立“四个重大界限”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核心的原则
在这个满是变化的时代，面对着复杂多变的新形势和新变化，必须清醒地认识和理解当前大学生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良莠并存的信息世界，深入了解当前高等教育事业所面临的新环境和新挑战，把握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和新特点。针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方面所存在的困惑，作为概论课的教学，除了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重点，还必须确立“四个重大界限”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灵魂的新理念。
（一）面对“四个如何认识”的新挑战，必须彻底划清“四个重大界限”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课题。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四个如何认识”，即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如何正确认识我国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正确认识国际环境和国际斗争带来的影响。最近，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共识”首倡者雷默写了惊世之作《不可思议的年代》。雷默强调：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不能依靠传统的国际模式和思维来解决国际问题，而需要新的观念和新的机制。
关键词:形势政策;目标认知;内容组织;教法设计;效果评价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8-0083-02
形势政策教育作为高校德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很强的导向性、政策性和时效性。形势政策教育的这种特性,客观上构建了形势政策教育的特殊魅力,即内容生动鲜活,形式丰富多样,自始至终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与此同时,也给组织形势政策教育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即无固定的内容,无统编的教材。综观近年来的高校形势政策教育,我们不难发现,要开展形势政策教学,必须从目标认知、内容组织、教法设计、效果评价等四个环节入手,把握高校形势政策教学的关键。
一、目标认知
高校形势政策教学的目标是:通过学生不断的认知国际国内形势,认同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与政策,认清形势发展的趋势与大局,最终树立科学的形势政策观。
高校形势政策教学的根本任务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内外重大时事,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党的基本路线、重大方针和政策,认清国际和国内形势发展的大局和大趋势,激发学生的爱国爱校情感,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珍惜和维护稳定的大局,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实际上,这就明确了形势政策教育的三个非常具体的目标指向:
1.认知时事,即通过形势政策教育使在校大学生认知国内外重大时事,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积累必要的知识和阅历;
2.认同政策,即通过形势政策教育使大学生们认同党和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重大方针与政策,从而激发学生投身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
3.认清趋势,即通过形势政策教育使大学生认清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大局和大趋势,对未来形势的走向有一定的前瞻性。
这是因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关注的不只是学生在校期间的思想政治表现,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让学生掌握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方式、方法,形成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立场、观点,为今后独立自主地把握好形势与政策发展的趋势和大局,积累一定的经验和智慧。只有这样,我们的大学生们才不会轻易被社会上一些不良思潮所左右,我们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也才不会被学生戏称为“上课走走形式,考试完成任务”的“形式任务课”。
二、内容组织
高校形势政策教学应合理设计组织的内容有:
1.内容设计上要把握好马克思理论教育与形势政策教育理的关系。马克思理论教育与形势政策教育是不可分割的理论与实践教育的统一,二者的关系实质上可以比作是“源”与“流”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教育是使大学生形成科学的政治意识的理论准备,也是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在政治生活中,立场是最重要的,理论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掌握观察、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为此,必须培养大学生的理论兴趣。但理论教育还不能代替形势政策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帮助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把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高校形势政策教育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联系当前的国内外大事,以及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等,这个“实际”具有现实性、鲜明的政治性和直接的针对性,可以使青年学生从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过程中明确立场,从而逐渐培养正确的政治意识、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
2.国际局势、国内形势、学校的改革与发展以及党和政府出台的重大方针政策是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
国际局势始终是大学生最深切关注的问题。他们不仅有丰富的信息渠道和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历来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是世界发展的大局和大趋势。但是,在和平中始终有不断的局部战争,在发展中仍然有第三世界的贫穷与落后,经济全球化总有恶势力想使它西方化,政治多极化总也有人想使它单极化、美国化。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大背景下,尤其是在国际共产主义处于低潮,中国高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已成为西方敌对势力众矢之的之时,青年大学生们不得不、也不能不保持对世界发展局势的应有关注。
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也是大学生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人所瞩目,国民经济多年来保持着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势头,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增强,这些常引起当代大学生为之振奋,为之欢呼,并不断激励他们发奋学习,报效祖国。但是,他们在感受经济持续发展、生活日新月异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社会上贫富差距在扩大、腐败现象在蔓延,一些丑恶现象在死灰复燃,祖国的统一大业暂时受阻,这些无疑也成为青年大学生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和忧虑。他们非常关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热切盼望我国能保持长期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祖国能早日和平统一,中华民族能早日巍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大学生们对与自己朝夕相伴的学校有着特别的关爱之情。他们尊重自己当初无怨无悔的选择,希望在校期间得到更多的处事之学和为人之道,同时更希望自己毕业之后,能够赢得社会应有的尊重和社会对自己母校的广泛认可;他们关注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关注在校的学习、生活环境与质量,关心学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赢得的地位; 他们会为学校的改革呐喊,为学校的发展欢呼,即便有时他们也牢骚满腹,但心中始终保存着那股难于割舍的爱校情怀。
实践证明,在形势政策教育中,国际局势、国内形势、学校自身的改革与发展以及党和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不仅是大学生们关注的热点,也是形势政策教育经久不衰的亮点。
三、教法设计
我们应合理设计形势政策教育的教学方法:
1.采取“热点切入”的教法。对于国际形势,大学生往往更关注国际局势变化中“热点”,而且捕捉“热点”的敏感程度十分强烈。因此,以讲解国际形势变化中的“热点”为切入点,对引导学生深入认识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会收到更为积极的教育效果。
2.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手段。形势政策教育的授课一般以课堂讲授为主,有时可以采用幻灯片、录音、录像等方式。通常情况下,采取言语与情态(如手势、动作、表情、体态等)相结合的“人人”双向交流,比只有言语沟通的“人机”单向交流效果要好。但具体采取哪种方式更好,要应因时、因地、因人、因内容而定。此外,在授课中还可以辅之以课堂提问、讨论等,以突出重点,解决疑点,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分析问题,交换各自不同意见和观点,同时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便于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3.进行丰富多采的实践活动。我们在组织课堂教学的同时,还应该引导学生积极养成每天读报、收听广播或收看电视新闻的好习惯,在平时或假期要积极开展参观考察、专题调研等实践活动。只有课堂上的理性分析在实践中被证明,实践中的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大学生们正确的形势政策观才能最终形成。
四、效果评价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形势政策教育在高校已成为大学生思想理论课中三门(专科)或五门(本科)必修课之一,但在实际操作中,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存在着有学分缺学时现象,致使形势政策教育应有的效果大打折扣。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形势政策教育涉及面广,无固定教材,无固定教学内容,师资不足,或学校领导不够重视等。
要改变这些情况,观念上要转变:一是从完成教学任务转变为讲求实际效果。二是从书本出发转变为从时展,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及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只有实现了观念的转变,才能出现教学的创新。另外,形势政策变化快,教育教学的任务重、要求高,这就要求我们的老师要不断分析情况、理清思路、认准形势,提高讲解水平,进一步增强形势政策教育教学效果。
形势政策教育的效果如何,一方面,必须通过对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方面的考核才能检验;另一方面,通过形势政策教育的考核,反过来又促进学生们提升关注形势政策教育的自觉性,提高形势政策教育的效果。这种考核不仅要通过卷面考试考核学生对当前形势与政策的认知程度,还要通过行为考评考核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表现,考核他们对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党和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的认同程度。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形势政策教育如果不对学生进行考核,学生就不肯学; 如果只对学生进行卷面考核,学生就会到考试时突击死记硬背;只有将认知考试与认同考评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引导学生身体力行地爱校、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形成科学而正确的形势政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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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的形势需要
认清当前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所面临的形势、认清当前国际传播发展的趋势、认清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是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的形势需要。
1.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是扭转国际传播格局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我国大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统筹规划、重点扶持，国际传播体系初步形成，国际传播能力显著提高，在传播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形象、扩大中国影响力方面发挥出独特的重要作用。然而，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总体还不强，有效影响国际舆论的能力还不够，难以掌握国际话语权，还不能提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国际社会舆论支持和信任认同，相比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国际传播格局“西强我弱”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因此，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亟待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建设大格局亟待形成。
2.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是顺应国际传播发展的应有之义
首先，综合化是当代国际传播呈现出的重要特征，其主要表现为经营规模、综合传播、媒体整合、优势互补。其次，多媒介融合是国际传媒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基本规律。例如，美国新闻集团就是从澳大利亚起家，经过三十多年业务扩张，从最初的报刊业务发展到今天涵盖几乎所有传媒及相关文化产业的跨媒介的国际传媒巨头。多媒介融合，整合不同媒介传播优势，是建设国际一流媒体的必经之路。最后，国际传播与相关文化产业相互支撑，与国际经贸往来、政治外交、交流合作等活动紧密结合，越来越成为国际传播的发展趋势。例如，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曾明确提出综合运用文化、经济、公共外交等多种形式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渗透和推广，特别强调以企业为中心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这些当前国际传播的特征、规律和趋势，需要在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中加以准确把握、尽力实现。
3.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体现
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文化产业快速增长，加上我国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为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提供了坚实基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加强，对外交流日益广泛，对外合作更加密切，对外经贸不断拓展，对外援助持之以恒，“企业走出去”和“文化走出去”战略持续推进，为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提供了广阔空间；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变数，而我国综合国力和地位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对我国借重和合作意愿不断增强，国际社会了解我国的意愿更加强烈，对我国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为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提供了有利时机；我国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广泛普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迅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大数据时代到来，为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提供了后发优势。这些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的良好基础和条件，都得益于并依赖于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4.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是应对各种制约因素的必然要求
从外部来看，我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必然长期面临国际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围剿”，国际敌对势力利用发达的传播体系，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价值观念输出、舆论歪曲丑化，千方百计地干扰和遏制中国的发展强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西方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担忧增多，对我国的崛起存在心理不适应和战略焦虑感。从自身来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还存在国际传播内容建设水平不高，内容产品、知名品牌不多，各媒体独立发展、缺少配合、力量分散，一些项目建设内容同质、功能重复，缺乏对国外目标受众长期有效的跟踪研究和专业分析，国际传播资源整合能力不足，很少迅速整合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协同发力等问题。这些制约因素都需要在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过程中不断加以克服和解决。
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的具体要求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需要全方位、多角度加以构建，形成传播内容广泛、媒介多样融合、受众理解接受、能力深厚突出的格局，从而使国际传播能力上个大台阶。
1.内容建设是核心
“内容为王”，只有内容丰富精彩，具有吸引力、感染力，传播能力才能体现影响力和竞争力。
首先，国际传播的内容要以新闻报道为主。新闻事件时刻都在发生，用源源不断高质量的新闻报道，来赢得国际受众的喜爱，是国际传播的主要内容。而做好国际传播中的新闻报道，及时和独到非常重要。及时，就是快，对于国际重大突发事件，做到持续领先于外媒，国际受众就会注意并逐渐习惯阅读我们的媒体报道，对于涉华重大问题，做到主动设置议题，掌握舆论制高点，就能避免被外媒抢先、造成被动；独到，一是报道独家，在“走转改”中反映普通中国人原生态、接地气的报道，就是国际传播中很好的独家素材，二是观点独到，不要跟着国际舆论人云亦云，当人家的传声筒。
其次，国际传播的内容要以价值文化为本。新闻报道并不是国际传播的全部内容，国际传播的内容还包括意识形态、理论成果、文艺作品、故事传说等能够用语言文字表达的文化价值形态，也包括名胜古迹、文物、服饰、美食、习俗等能够被感受的文化价值形态，其背后都是中国的价值和文化。
最后，国际传播的内容应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表达。中国立场就是一切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坚持中国立场必须具有文化自信。将“龙”翻译成“Dragon”、“相声”翻译成“Cross-talk”不仅是一种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而且还造成了英语社会的误解。坚持中国立场决不能自说自话。国际传播讲的是把话说出去，更是要让人能够理解，所以把内容转换为受众能够接受的思维、语言和习惯来表达尤为必要。例如，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报道，标题、内容需要准确运用西方社会能够接受的话语表达，表达不好，极可能让西方社会感觉中国在全球到处扩张，从而对中国崛起感到恐惧。
2.媒介建设是关键
传播是一种价值不断寻找媒介和载体的过程。当今世界，西方的话语霸权，并非价值的霸权，并非西方的价值比中国的价值先进，而是一种媒介和载体的霸权，它们通过发达的传播体系，将其价值传播到世界各地。国际传播的关键在于综合运用各种媒介和载体，将中国的价值和文化在国际播种、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首先，国际传播的媒介要强调广泛多样。凡是一切可以搭载文化和价值的载体都是国际传播的媒介。广播、影视、报刊、图书、互联网、手机等大众媒介自不必说，对外交往的官方组织和人员，对外交流、合作的社会团体和人士，走出去的企业、留学生、科教人员、旅游者、海外产业工人、华人华侨、从事涉外工作的劳动者及中国出口的产品及服务等等，从不同层次、以不同样式承载着文化和价值，都是国际传播的媒介。
其次，国际传播的媒介建设应以媒体建设为主。媒体是有效率运用媒介和载体的组织。壮大媒体是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关键一环。建设国际一流媒体，只有实行资源整合，才能迅速形成规模优势、传播优势。整合各个媒体采编网络、信息内容、营销体系、传播技术和人才队伍等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形成规模优势；整合广播、电视、报刊、图书和音像出版物、互联网、手机等业态，实现融合发展，形成传播的组合拳。组建部级广播电视网络公司和“三网融合”就是好的开始。
再次，国际传播要重视人的作用。人创造文化，更承载文化。国际传播中，人的媒介作用不可忽视，更值得重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全部性格。一个外国人，接触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他头脑里的中国就是什么样子。这需要大力培养和提高领导干部的国际交往能力，大力扶持民间的传播力量，积极支持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发挥自己的优势和作用，努力提高中国公民特别是海外务工人员、出国旅游者的国家形象意识，广泛开展公共外交，让普通中国人讲“自己的故事”、“身边的故事”和“中国的故事”。
最后，国际传播应拓宽传播渠道。国际传播要与外交、对外经贸、对外援助、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密切结合，加强与国际组织、国外新闻媒体和学术机构的交流合作，善于借助外力、借船出海、买船出海，发挥友好地区、友好城市的作用，努力搭建办好各种国际性文化产品交易平台，精心组织对外文化品牌活动，积极拓展国际传播渠道。
3.受众接受是目标
受众不理解、不接受，一切都是枉然。在国际传播中，需要认真研究受众所在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因素，研究受众国与我国的外交、经济、地缘关系，研究受众接受心理和接受习惯。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有效的传播。
首先，国际传播应该实行分众化。分众化首要的就是按照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例如，对于周边国家，要充分考虑与其历史、文化、地缘之间的联系，对双方可能遇到的热点、敏感问题进行预判并做好预案，当热点、敏感问题发生时，能够及时有针对性地发声；对于重要大国，特别是西方国家，需要重点突破意识形态屏障、西方文化屏障、西方人心理屏障，理直气壮地阐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坚持求同存异，寻找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相通相同之处来做文章，积极展示中国友好、爱好和平、愿意沟通合作的形象；对于非洲，要准确辨析中非友好关系的基础和“中国资源掠夺论”论调的影响，突出中非传统友谊，努力传播中国做了些什么、中国能做些什么、中国对非政策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等，注意提高对非企业和人员的教育，展示中国的良好形象。
其次，国际传播应该实行本土化。本土化是提高国际传播效果的有效举措，也是国际一流媒体的通行做法。通过实行本土化，能准确了解当地受众需求，充分适应当地历史、文化环境，提供符合当地受众口味的新闻信息等文化产品和服务，从而增强对当地受众的吸引力，赢得当地受众的喜爱。
最后，国际传播还要充分考虑“请进来”的因素。国际传播应以受众为标准，将在国内的外国人纳入视野。鉴于每年都有大量的境外旅游人员、外籍雇工、各种交流人员来华，要充分利用他们工作、生活、旅行、居住的机会，给他们提供了解中国文化的便利，使他们增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好感，也使其能够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口口相传给自己的同胞。
4.能力建设是基础
能力建设可以理解为蓄能发力，蓄能就是注重规划、打好基础，需要日积月累、稳步推进，发力则是突出重点、收到成效，需要迅速整合，有力出击。
一方面，国际传播要做好蓄能工作。
首先，要做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规划，注重从内容建设、媒介建设、受众接受等方面统筹考虑，全面布局。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体规划，需要按照已经制定的总体规划抓好落实。
其次，要加强人才、技术和相关产业支撑。大力培养和造就一批高水平的、优秀的国际人才传播队伍。对于本土化人才，要增强其归属感和认同感，对于本国人员，要注重培养成立场坚定、业务精通、文化深厚、熟悉国际规则的外向型复合人才，要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为人才成长提供良好空间。大力推广新技术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应用。传媒要想具有竞争力，必须跟上技术进步的脚步。代表新技术的新媒体就具有天然落地、覆盖广泛、迅速扩散的特点。而大数据在新闻传媒的应用这一崭新命题也需要高度关注。大力发展与传媒业相关的文化产业。根据“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的研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相关产业和上游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密切相关。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国际传播能力息息相关，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必然带动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
最后，要做好国内传播工作。经验表明，一个无法获得国内人民信赖的传播者，难以在国际舆论竞争中大有作为。只有对内传播做好了，才可能将国内传播的竞争优势转化为国际传播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国际传播要做好发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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