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媒体；校园媒体；高校文化建设；传统与创新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关于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讲话体现了时展的新要求。文化是大学之魂，特色校园文化是大学竞争力核心所在，是大学赖以生存、发展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根本。高校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培育和发展高校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优质的高校校园文化则依赖于高校校园媒体文化的建设。在深化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塑造青年学生意识形态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培养骨干人才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典型的知识青年群体文化，高校媒体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阵地。
新媒体，是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认为，“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具体来说，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手机报、手机或移动电视、网络等，甚至sns社区、博客也都可以算作新媒体表现的形式。随着信息科学和数字化技术在传播领域的高速发展，校园媒体正在逐步走上多重技术手段并举的新媒体时代，由第四媒体――网络和第五媒体――手机引领新媒介为校园文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物质技术环境，它们在为高校师生学习、工作、生活、娱乐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们原有的意识习惯，塑造和培养着新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到了校园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提高学生媒介素养、加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合、加强校园媒体之间的协作互动已然成为校园媒体进一步取得发展的必由之路，未来的高校文化建设中，整合化、系统性、高效有序的高校校园媒体运作模式将成为高校文化建设的主要标志。研究新兴网络媒体，发挥其作用，努力塑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高校作为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应该勇于履行和承担起新的功能和使命，积极适应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不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一、校园媒体对高校文化建设的影响
校园媒体是大学校园管理者、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所共同认可的新闻舆论工具，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纽带和桥梁，这一特殊地位表明，校园媒体在大学校园区域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高校校园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基础之上，综合时代特点和现代管理思想，由领导者所倡导、全体教职工与广大学员共同实践形成的高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一定时期高校建设和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校园媒体是校园文化建设系统的重要元素之一，负担着传播校园文化、推进高校先进文化建设的重大使命，为真正实现高等院校作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示范区和辐射源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校园媒体对高校文化建设具有舆论引导和实时监督功能
马克思曾将媒体誉为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强大杠杆，可见媒体对于人们思维的影响力之大。校园媒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工具，在现今良莠不齐的社会大思潮中，一部分有悖于先进文化的社会观念会反映到大学校园里来，影响到部分尚未形成稳定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大学生，为此，校园媒体应发挥其强大的思想政治导向作用，引导大学生提高对复杂事物的识别、分析和判断能力，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素质。同时，针对高校内部师生共同关心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校园媒体能够适时适当进行发挥舆论监督功能，以正确的舆论导向规范师生的价值观和思维体系，净化大学校园文化环境，推进大学校园的和谐发展。
2、校园媒体对高校文化建设具有宣传教育和价值引导功能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要通过新闻媒体的正确舆论引导，深入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投身素质教育。”高等学校处于高速变动的社会大环境中，成长期的青年学生思想较为活跃，大市场环境下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负面思想无可避免地冲击着校园文化人，在这种情况下，校园媒体应正确把握校园文化的发展主线和核心理念，宣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为大学生在校园里的健康成长创造优良的校园氛围，营造一个洁净、积极的舆论环境，促进高校文化建设事业在正确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3、校园媒体对高校文化建设具有骨干培育和人才储备功能
校园文化作为各种思想文化交织碰撞的地方，各种思想观念、科技新潮、文化热点、生活信念、行为方式等融合互渗到校园，对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校园文化的核心在于精神文化，而精神文化的着力点则在于价值观的塑造，高校青年学生正是校园文化价值体系的载体，通过校园媒体对于校园文化环境的塑造，可以使青年学生在更加丰富的文化活动中汲取优秀文化成果，同时，校园媒体以其固有的思想政治宣传功能和传播编辑模式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培育储备人才，使参与校媒编辑的学生能够经常在正确的思想舆论中受到熏陶，在新闻采访实践中加以升华印证，最终实现个人实践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升，成为新一批校园文化建设的接棒者。
二、新媒体时代的校媒发展现状――传统与新型并存
高校校园媒体由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组成，传统校园媒体时代由校报、校园广播、校园电视形成三足鼎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后，校园媒体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学生自主创办的一些平面刊物或者宣传广播、校园电视这些形式上，新媒体时代的校媒文化所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得多，以国际互联网为标志的第四媒体――网络以其信息快捷、使用方便等特点被广大师生接受和认可。同时，随着校园手机用户的大量增加，手机网络以新兴校园媒体的姿态悄然形成，并迅速发展壮大，继网络之后引发了又一场校园媒体的革命，校园媒体“五足鼎立”的局面正在形成。
1、校园学生报刊。这种传统的校园媒体在其发展过程中给高校文化建设烙下了时代的印记。它作为学校党政机关报，是学校党政部门的喉舌、重要的宣传阵地和学校教育的发声工具。但是，由于校报信息量与关注视角较传统报纸狭窄，且出版周期较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校园新闻的时效性和广泛性，使校报在信息爆炸的新媒体时代出现了疲软的迹象。
2、校园广播。是受众群体最为庞大的一种媒体，也是校园媒体中最早出现的一种形式，传播速度快，新闻周期短的优势使其成为传统校媒的主要途径。近年来，高校的校园广播适应时代的要求，逐渐普及了无线调频数字信号广播系统，但由于管理部门分工不明确、责任与义务模糊、缺少专业技术支持等多方面的原因，校园广播多处于离散状态。而随着第四代和第五代新兴媒体的广泛普及，校园广播面临着改革的巨大压力
3、校园电视。随着校园电视事业在校园媒体中出现，校媒的视觉冲击力和现场感大为增强，成为广受欢迎的校园媒体形式。但由于电视节目制作的复杂性，校园电视的自办节目往往周期不能确定，节目的形式也乏善可陈，多以谈话类和教育片为主，节目制作经费短缺又致使高校校园电视的节目质量普遍偏低，电视媒体无法在在校媒文化中充分展现其魅力。
4、校园网络。随着高校校园网络的建立和运行而出现的一种新的校园媒体形式。校园网络改变了原有的校园媒体模式，具备随时更新、流动播出、信息丰富、图文并茂、迅速快捷等特点，在广大师生中深受欢迎。但建立完善的网络站点需要专业的人才和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且校园网络的实用性、娱乐性与传播范围与传统网络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各校在网络媒体的发展上有参差不齐，校园网络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规范的体系架构。
5、校园手机。网络是第五代新兴媒体，受众可以随时随地阅览自己关注的消息与资讯，在新型校媒中显得最为快捷便利，因其出现较晚，至今还没有一套完整科学的运营体系，信息内容不能受到高校相关管理部门的审核，因此无法保证信息的健康与安全，倘若不能合理利用则潜藏着较大的危险。
笔者所在学校（江南大学）对“高校校园媒体使用比例和学生满意度调查结果如下：在该校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问卷856份，回收率95.1%，其中有效问卷797份。调查采用随机抽样，覆盖面涵盖各个学院年级。以下为数据处理结果：
图一 高校校园媒体使用比例图
图二 大学生对校园媒体质量满意度调查
从图一可以看出，高校校园媒体中，校园报刊所占比例最大，是学校师生了解校园新闻的首要途径。校园广播和校园网络其次，师生对校园手机网络和校园电视的使用范围相对较低。从图二可以看出，在对现有校园媒体质量满意度调查中，只有9%的大学生对现有校园媒体的质量表示比较不满意，而很满意的人数占到38%，这充分说明现有高校校园媒体的发展模式极具借鉴意义。
高校校园媒体在全社会层面辐射面虽然不大，但足以影响一所高校师生的思想意识，因此我们应当对高校传媒的改革与发展给予高度重视。传统的校园媒体在新时期面临着信息化的挑战，急需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新型的校园媒体尚且稚嫩，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需要进一步给以技术指导和完善组织管理。校园媒体目前属于非专业性质的媒体类别，在设备、技术方面均落后于正规媒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将会是校园媒体超越自我、追求进步的不竭动力。
三、发挥新兴媒体优势，建设高校校园文化
1、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引导校园媒体，坚持新型校园传媒观念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大学生的观念更加开放，高校校园媒体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社会大众媒体的强烈冲击，这就要求高校校园媒体必须团结一致，精确把握时代脉搏，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破除传统观念的束缚，接受信息化时代新型校园传媒观念的灌溉，共同践行“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放在首位，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引导学生积极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只有牢牢把握这一点，并且矢志不渝朝这以目标前行，才能使各校园媒体凝聚到一起，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活动中发挥特有的作用。
2、以高度的思想重视打造校园媒体，推进校媒领导方式革新
传媒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其运作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要在高校中引起对校园媒体的高度聚焦，首先高校领导充分认识到校园媒体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渠道作用以及在学校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舆论导向作用，只有领导重视，在人、财、物上给予支持，适时加以指导，通过政策推动，才能真正实现校园媒体的价值。其次高校宣传部门要善于运用校园媒体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善于运用校园媒体推动学校中心工作的开展。校园媒体还应积极与社会接轨，在高校宣传部门的领导下积极尝试市场化的运营方式，在保证校园文化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吸引商业元素进入校园。市场化能够拓宽校园媒体的资金来源，更好地提高校园媒体的硬件建设，促进校园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其顺利实现高校文化建设价值。
3、以科学的规章制度规范校园媒体，改革校园媒体运作方式
目前各高校校园媒体的规章制度不尽相同，但都不免在内部规章制度建设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有：一是宏观的、统领性的规章制度缺失。比如，统领全校校媒组织章程等。二是内容不够健全。现有的制度不能覆盖校园媒体运行中的各个方面，有些方面无章可循。三是制度不配套。对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制定出具体的实施细则或办法，使得这些规定无法真正落实。四是主体混乱，政出多门。校报、校园广播等校媒往往自行其是，就同一事项作出不同的规定，重复或交叉制定规章制度。因而由校方宣传部门的在宏观层面统筹全局，在统领性纲程的指导下制定个校媒组织规章制度，把握实用性、可行性原则，从制度层面改进校园媒体运作的散乱状态。
4、以新型的科技手段创新校园媒体，提升校媒队伍战斗能力
新媒体时代是人掌控科技的时代，掌握现代科技的娴熟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校园媒体的发展前景，此时精心打造一支政治觉悟高、业务精良的采编人员队伍，成为了当前校园媒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型校园媒体应该把加强校媒队伍建设作为工作的核心，加大对校园编辑、撰稿人员、摄影技术人员的培养力度，以社会正规媒体人才培养模式为借鉴，提升专业素养。
在保证人才储备的同时，校园媒体的管理人员应该努力引进先进的设备仪器，提高校刊、校园网络等作品的质量。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校园媒体的发展对设备稳定性提出了新的挑战。各个媒体的融合加大了信息量，原先的模式和设备已经不能满足其发展要求，所以，及时更新设备也是校媒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5、以宏观视野整合校园媒体，实现校园媒体的资源融合
每一个媒体都有对自己的定位，即对自身传播的性质、任务、传播对象的规定，校园媒体也不例外。我们通过高校媒体资源联动和整合，实现资源共享，彼此互动，发挥协同效应，使媒体资源用途多样化，采集的信息通过不同的形式转换成适合不同媒体的需要，资源共享，相得益彰，以达到多个媒体之间相互支援、相互造势从而增值的目的。整合后各个媒体既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又交叉互补，弥补了各自的不足和局限性，从而扩大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形成立体报道的舆论合力。
五、结语
新媒体时代校园媒体发展壮大的趋势愈发明显，在寻求自身最佳发展道路之后，必定会对校园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有着强烈时代特征的校园媒体的运作和管理不仅为高校自身的建设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参与校园媒体运作的学生、以及接受媒体作品的大学生受众提供着丰富的综合素质教育资源和广阔的实践锻炼空间，为高校文化建设提供了主要阵地。校园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内核和灵魂，它包含一所学校师生认同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要求、办学理念等。在新媒体视阈下，我们要与时俱进，丰富校园精神文化建设的内涵，使之更具现实性和时代感。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文化创造活力。高校应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发挥校园媒体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高校文化事业提供广阔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高校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青年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最终到达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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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参见薛波：《新媒体视角下高校校园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载《人民论坛》2012年第9期。
[2]参见李银：《加强高校文化建设提升人才培养素质》，载《江苏高校》2004年第6期，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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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前引，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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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见前引，第51页。
[8]江南大学：隶属江苏省无锡市，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工程”和“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高校。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综合性大学，多次举办大型校园传媒论坛，其主办的江南大学校刊在社会上已经打造成了知名刊物，无论是校园传媒的规模还是发展的速度，该学院在同类院校中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选取该校作为个案研究对象。
[9]参见王爱萍：《论校园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载《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62页。
作者简介
[论文摘要]现代性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在众多艺术门类中，20世纪末诞生的新媒体艺术通过对各种传统艺术所进行的关学观念的改造，确立了自己现代性的关学方法和原则，形成了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审美维度。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审美维度主要体现在其突显的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这两个方面，而在这两个维度中又分别包含有机联系的若干个重要维度。在精神性维度中，新媒体艺术又包含了人的主体性的立体维度、解放维度、体验维度；在制度性维度中包含公共领域的自律化维度和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维度。新媒体艺术审美现代性的内在维度分析，对于我们理解新媒体艺术在当代的复杂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新媒体艺术；现代性审美维度；精神维度；制度维度
新媒体艺术诞生于2O世纪末，它是以科技发展和全新传媒技术为基础，将人类艺术灵感和理性思维融合为一体的、以计算机、数码技术、录像和胶片技术、网络技术相结合而创作完成的一种新型艺术形式。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新媒体艺术吸纳了此前许多艺术方式之长，集图、文、影像、声音和互动于一体，它体现了艺术家们在技术和机械化的工业文明层面上，试图将尖端科技与先锋艺术观念相结合去探索新的艺术空间，并用新方式去重新感知世界的可能。
新媒体艺术在发展了半个多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品格。尽管它吸纳了音乐艺术、绘画艺术、观念艺术、装置艺术以及行为艺术等多种艺术的构成要素与表现形式，然而由于它对高科技的依赖和对新型媒介的依托，使得它与传统艺术之间有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新媒体艺术通过对各种传统艺术所进行的美学观念的改造，确立了自己现代性的美学方法和原则。这就为我们能够从现代性角度对新媒体艺术审美维度的一些问题进行阐释提供了必要的素材和依据。
由于新媒体艺术还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状态之下，因而它的审美维度是一个我们无法一下子就能作出简单穷尽解释的问题。所以本文旨在探讨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所包含的相互关联的两个基本审美维度，即：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
一、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精神维度
提到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人们可能立刻会想到很多思想家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和阐述，比如阿多诺的“启蒙理性”、胡塞尔的“纯粹的理性”、哈贝马斯的“时代意识”、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等等。然而，我们认为，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
首先应该是一种理性的文化精神，其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理性或精神获得了一种自觉性或反思性。从文化精神的内涵上看，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精神维度包含着人的主体性的立体维度、解放维度以及体验维度等多个方面。因此，我们必须多维地透视其现代性的精神维度。
(一)人的主体性的立体维度
与传统艺术相同，新媒体艺术总是把情感作为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方面进行阐释，但新媒体艺术又与传统艺术有所区别，一方面，媒介方式的多元化和由此带来的艺术实验的多样性与个人化，使得一种互动的、对话的关系正在形成，而一些新的问题也成为艺术家关注的中心，当代艺术的“公共性”和艺术如何在“公共空间”中自由交流的问题，成为20世纪末当代艺术转型的关键。另一方面，新媒体艺术突破了人们的有限而单向的思维框架，导向了媒介与语言、艺术与生活、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超越。在新媒体艺术中，实在世界(材料现成品世界)成了艺术家主观建构起的艺术创造天地，这时的艺术作品，不仅是艺术家对实在世界的表现，也是艺术家的理性与情感以感性的方式呈现的一种自我的外拓，由此确立了一种人的主体性的立体维度。
以匈牙利艺术家FerencCako的沙画作品《创世纪》为例，新媒体艺术家采用了新的媒体形式——以光束为载体，通过实物投影仪和光转换投影仪设备的表现力将RGB状态下光的艺术展现在观众面前，配上音乐后，形成独特的艺术作品形式，最终将自己所钟爱的、前沿的自我表达形态通过连接、融人、互动、转化以及出现这五个环节，带给人们对美的思考。在此，宗教是艺术家表达自己对生命与爱的思考的一个载体。对于作品表现的每个场景，艺术家并没有强化特定的语义，但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他只是将个人对科学观、宗教观、生活观等的理解全部融汇于感性的形象中。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也是在用自己的热情赞颂生命，歌颂生命的活力，歌颂生命的繁衍，歌颂生命的伟大与变幻莫测。
(二)人的主体性的解放维度
现代性的美学就是解放人的主体性，释放人的自为潜力和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新媒体艺术家们走出了一条集体奋斗的路线。艺术的使命本就应表现现代生活的节奏，表现现代生活的“英雄们”怎样将他们的生活转变成为艺术作品。这样一种寓言如本雅明所言，它在思想的国度里有如废墟在物质的国度里。它显得遥远，但是它足以揭示艺术并不是知识精英周旋在象牙塔里的专利，它建构起了一种新的美学体系，催生了现代性美学的合法性。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本雅明提出传统艺术膜拜价值，现代艺术侧重展示价值，而现代艺术的展示价值意味着艺术实践从早期的仪式中解放了出来，通过机械复制而为大众所有。
也就是说，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展示价值开始压倒膜拜价值，艺术作品不再笼罩在神秘光辉里高不可攀，而越来越接近日常生活，满足大众展示和观看自身形象的需要。新媒体艺术便是最好的例子。由于存在艺术家与欣赏者的互动，因而新媒体艺术作品使所有人在自己创造的审美想象的世界中得到精神的寄托，这就是一种自身的超越和解放。由于这种自觉的超越和解放，就能使人的精神本质得到复归，被束缚的精神力量得到释放，使主体意识得以唤醒，而这正是争取人的现实解放的必要前提。新媒体艺术使传统艺术的“光晕”逐渐消失，使得技术手段运用后机械复制的艺术更符合现代人的要求，仅此而言，新媒体艺术现代性的前景就构建了公共性的审美意识形态原则，突破了单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完成了人的主体性的解放，这是乐观的而不是悲观的。
我们还可以发现，新媒体艺术自产生之日起就既受益于技术的进步，又始终对技术抱有清醒的批判和警觉态度，从而树立了反对技术化、功利化和异化的美学理想，提升美学的批判功能。
例如，新媒体艺术家伏斯特尔在他的作品《蚂蚁农场》中用水泥将电视屏幕封上，就是为了表明人们意欲逃离电视这个禁锢人的“电子监狱”的愿望。新媒体艺术在这一基础上确定了自己的职责：始终站在社会和技术的前沿，更要强调人与世界同在的根源状态：能及时从技术的表象中抽身而出。因而，新媒体艺术并非如少数人眼里的“洪水猛兽”，只是为了满足人们追求消费社会的各种“欲望”，只会一味地带给人们，让人们将原来对“精神理性”的关注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恰恰相反，新媒体艺术带给人们的不仅不是一味的，而是一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沉重感。
(三)人的主体性的体验维度
美学现代性概念的提出就意味着艺术是大众的艺术，而不复是天之骄子们的专利。本雅明把艺术看作生产和消费的辩证过程，他不遗余力地推崇电影的革命意义，着眼点之一也正是要打破艺术的象牙塔，将大众引入艺术欣赏的殿堂。
新媒体艺术所显现出的艺术的商业性质和消费性质，本身就是美学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它的声讨对象。新媒体艺术的出现就像是一场大的地震，成了现代艺术上的革命，它使得传统艺术中的本体论转向了非本体论。它让“挪用”的策略在使艺术彻底物质化的同时又将物质异化，在将生活与艺术等同的时候又将它们分离。
新媒体艺术并没有延续现代艺术的进化论逻辑，因为，艺术家对社会的见解是无穷尽的，个人经验之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和科技、传播的虚拟化是绝对真实而随处可见，同时不能被虚构的。“但在这个时期，杜尚被人认可的其实并不是他思想中最出色的部分：超越艺术局限，走人自由境界。那时他被人欣赏的只不过是在被限定了的艺术格局中的现代艺术作品。他的形象充其量是一个善于创新的现代艺术家而已……然而，他这个成熟而完整的思想却被西方人花了近四十年时间才理解。”因而，新媒体艺术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其反抗性，甚至也不仅仅在于其观念性，更重要的是它在技术与艺术、生活与艺术的装配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可延展的真实的个体经验。
大量可复制和批餐生产的日常用品，经过个人不同技术手段的选择与各种方式的重新组合，使被工业化和标准化剥离的个人经验重新在场，在一定意义上，新媒体艺术成为一种具有不可比拟的真实性和批判性的艺术。经验的呈现乃是一种波西米亚式的精神。日常形态的物品通过各种组合产生的问离效果正是经验在场的表征。“集合艺术家关注的不是被集合的物体本身，而是物体之间的组合关系，各种物体在新的空问里所造成的统一、整体的形象。”“由于每个人在不同时空下的经验是截然区别的，所以每个人对相同场景的利用当然是不同的。首先会有不同的选择，其次会有不同的利用，似乎从视觉上看来，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将材料拾来，重新拼接、虚拟化出另一个世界；但事实上却由于经验的参与，而使看来被虚拟化的世界成为比“电视即世界”的现实更为真实的呈现。新媒体艺术的挪用并不仅仅是一种美学上的陌生化手段，挪用本身即是目的，这种目的也不是简单地为了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日常生活的纪念碑，而是旨在通过对物本身的转换而唤起被它包围的现代人的鲜活本性。正如在阿西娜·塔恰的新媒体艺术作品中，“观众必须在她所做的梯级作品上走来走去，用身体感受节奏，认识它们与空间新概念之问的相似性”样，观众们只有通过身体的运动和参与，才能对它的作品进行充分体验。
二、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制度维度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无疑感受到新媒体艺术审美现代性的力量和无所不包的特征，但是，这还远远不是它的全部维度，如果关于新媒体艺术审美现代性的分析不同时引入其制度性维度，这种分析想必也是不完整的。不容置疑，审美现代性作为“脱域”之后的理性化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不仅要作为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渗透到个体的和群体的行为和活动之中，而且必然作为自觉的制度安排而构成社会运行的内在的机理和图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吉登斯曾经断言：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
新媒体艺术恰好体现了理论家所指的内在统一的意义，进一步展示了其制度性维度一面。因此，我们尚不能穷尽这一维度十分丰富的内涵，只能择其要者作简要分析。
(一)公共领域的自律化维度
新媒体艺术的审美现代性作为社会内在的机制和活动图式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经济运行和行政管理中，而且体现在社会公共管理之中。社会的公共管理又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公共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这两个领域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制约，前者表现为个体化的私人领域的自觉和自律，后者是国家权力的独立化。应当说，在前现代社会中不存在公共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特殊分化与相互制约，只有沉默的、自在自发的私人家庭生活与集权的非理性的专制国家权力。
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自觉自律的公共生活领域和民主化、契约化的公共权力领域的同步生成。
相对独立的公共生活领域的出现是以理性化进程中的个体化为前提的，它是理性化的公共文化精神的寓所。具有自觉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个体的生成，需要一种以平等的交互主体性为基础的理性的公共活动空间，来表达主体性的内涵和价值需求，或者抵御公共权力的自律化所造成的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是普遍理性化的社会的本质性特征之一。例如艺术家在新媒体艺术作品《l0单西斯》中审视了城市环境，分析了在特定的城市景况下存在的影响，提供了一些试验合作界面来处理这些影响范畴。然而，它的目的不是为建筑及城市设计发展尖端的工具，而在于促使人们对城市规划和建造进行再思考。
阳光文化集团首席执行官吴征说：“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消解力量——消解传统媒体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的边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新媒体艺术就是这样影响着大众的视点，并且悄然改变着人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二)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维度
新媒体艺术的审美现代性在社会整体的运行和管理层面上的体现就是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化的政治文明的确立。新媒体艺术作品《人质：巴乔录像带》这个关于西方人质危机的试验记录片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危机指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生在黎巴嫩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对西方人的绑架和监禁事件。这部作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黎巴嫩、美国、法国以及英国的政治公共生活，从而也导致了一些高层政治丑闻的败露。正如葛兰西所分析的那样，在现代性的背景下，由于市民社会的出现，国家权力的性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具体说来，现代性背景下的理性化的公共权力的重要特征是法治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确立。
再比如，2007年9月18日，优酷网在首页头条了由名为“雅克西”真实纪录的公益影像《龙虎山处理垃圾全过程》，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段影像画面表现的是：青山绿水，竹筏悠悠，环卫工人撑篙而过，甚是优美与悠然。然而不一会儿，情景突变，环卫工人将从上游水中辛苦打捞上来的各类垃圾又悉数倾人下游河中，让人匪夷所思。网上这段影像不到两天，点击率就已经高达156，266次了，回帖也有623条。有的从批评环卫工人的角度评论；有的则从批评游客角度发表评论；还有的指出：现在环境监督，靠政府更要靠市民。龙虎山旅游集团对优酷网友的曝光第一时问作出反应，召开党委会议，开除当事环卫工人，要求相关部门负责人写检查，调查垃圾处理事宜，并及时在优酷网上公布了《龙虎山回复“垃圾门”事件》的视频，这完全能够说明新媒体的力量已经不可忽视了。
【关键词】自媒体时代；媒体文化；媒体生态；微博
从2009年的微博控宣告自媒体时代到来至今，我国的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回看2011年，媒体文化①研究依然如火如荼，保持着惯有的“理论热情”。媒体文化研究的话题一贯以来就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大有囊括一切的势头。这一点应该予以理解，毕竟在互联网发展起来以后，媒体这张大网几乎已经覆盖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世间万物似乎都与媒体沾边。伊尼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发现，一种新的媒体可能会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他依据媒体的形态、性质为人类文明史下注脚的方式也启发了无数后来者。显然，媒体文化现已成为参与、塑造我们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复杂文化形态。在我国，自上世纪末以来，媒体文化就成为理论界的显学。回到2011年，媒体文化研究有哪些关注点？参看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章以及同年出版的著作就能略知大概。自媒体文化研究、微博研究是本年度媒体文化研究的“大部头”，除此之外，还有些研究者沿袭过去媒体文化的研究思路，对具体媒体现象进行阐释、批评。下面，本文将对此进行梳理。
首先，部分研究者承继媒体文化研究中的批判传统，采取文化研究的策略，揭示媒体文化中呈现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消费特性，对具体媒体现象进行文本分析、意识形态批判。这类文章从媒体文化研究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就一直存在，颇有“旧话重提”的意味。具体来看，有些研究者回到西方媒体文化理论中，阐发具有原创性理论家的思想，像法兰克福学派、麦克卢汉、道格拉斯・凯尔纳、约翰・菲斯克、莱文森等在媒体文化研究中的视野、方法是被关注的对象。译著《去西方化媒介研究》通过研究一系列来自亚洲、非洲、南北美洲、欧洲、中东地区和澳洲的案例，在回顾传统媒体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媒体、权力和社会的关系，挑战了盛行的全球化理论；有些研究者关注媒体与青少年亚文化、女性文化的关系，其中，由青年政治学院、北师大文学院、文艺研究杂志社联合举办了以“媒介与青年亚文化”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了青年亚文化的学术源流，涉及酷儿理论、消费理论、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批评的文化批评等议题，其中，手机、微博、网络游戏等新媒体对青年亚文化的新影响是热议的话题；还有些研究者侧重于文本分析，分析电视剧、电影、广告或者具体的媒体事件，在媒体、受众、社会之间进行互动研究。《读书》杂志开设了专门的媒介批评专栏，即用文本分析的方式，进行媒体文化研究。其中蒋原伦的《今夜星光灿烂》通过分析年轻人上电视，阐述了伴随电视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他们习惯在电视中扮演自己，他们是名副其实“身披电视屏幕”的媒体人。邱林川、陈韬文主编的《新媒体事件研究》分析的就是造成社会影响的重大媒体事件。另外，热播韩剧、网络游戏、电视娱乐节目、网络视频等都是媒体文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对象，对其研究往往涉及受众心理分析、政治意识形态、消费意识形态、性别对抗、权利关系等传统文化研究的话题。
其次，本年度最具中国特色的媒体文化研究，是探讨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族群文化如何利用媒体有效传播。如徐康的《红岩文化与媒体传播》、徐会乐的《中原武术文化媒体传播的现状与对策研究》、顾苏的《中德媒体2010上海世博会报道中的中国形象――从媒体政治、跨文化视角分析自我与他者形象》等，这些文章提倡利用新媒体的优势，把传统文化打造成适时的文化产品，推动其传播与发展。问题是，当传统文化在新媒体中重现时，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商业集团、传媒机构的介入，它们已改头换面，被“去传统化”了。如何保护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族群文化的原生态性，是这类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本年度媒体文化研究的热点当数自媒体文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媒体的生态环境，致使媒体文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基于过去传播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基础上形成的媒体文化研究已经无法对自媒体文化的新特性给出合理解释。基于此，自媒体文化成为中西方媒体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早在2002年美国专栏作家Dan Gillmor就已提出自媒体概念，把以博客为代表的个人媒体看做是“新闻媒体3.0”的象征与代表(其中1.0是指传统媒体或旧媒体，2.0指新媒体)，2003年，美国报业协会媒体中心出版了谢因・波曼（shayne Bowman）与克里斯・威里斯（Chris Willis）合著的自媒体的研究报告，拉开了中西方学界关注自媒体研究的大幕。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里斯的报告研究了美国公民利用电子邮件、博客、论坛等，在美国公共事件中（如“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参与制作并报道新闻的重大影响，这种“自己动手做新闻”的热情就是自媒体时代的特征。在过去那种批判性的媒体文化研究中，媒体文化被看做是以种种形式诱使个人认同那种占优势的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表征等。当然它也为个人能够获得反抗社会的力量提供了种种资源。［1］传统媒体文化的掌控权，交织在政客、商业集团、传媒机构的相互牵制之中，它与大众的关系是自上而下的。而今，自媒体拓展了自下而上的新传播模式，大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他们同时参与信息的创造与传播。这样大众部分获得了媒体文化控制权，推动了传播民主化的趋向，促成了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改变了媒体生态环境。
从2005年开始，我国的媒体文化研究开始关注自媒体的影响，当年仅两篇文章谈及这一话题。2009年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很薄弱，零星有研究者分析自媒体时代可能出现的媒体文化特征、动向及其对传统媒体的挑战，那时的研究颇有前瞻性的意味。毕竟“人人都能动手做新闻”，不是件容易的事，它需要科技发展作为坚强的后盾。在我国，当博客开始流行，尤其是智能手机全面上市，网民才成为随时“寓居”网上的、名副其实的网人。另外，各大门户网站，如搜狐、新浪、腾讯等都全面打造自媒体式的平台，电子邮件、论坛、腾讯QQ、MSN、博客、微博等都发挥着自媒体的功能。尤其是2009年微博控的流行，正式宣告了自媒体时代的全面来临。总体来说，从2009年起我国对自媒体的研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11年自媒体研究的论文明显多于前几年，这的确是自媒体时代来临的症候。
而在本年度自媒体文化研究中，微博是最热的话题，中国知网中题目出现微博的文章有上千篇，微博的热度由此可见一斑。2010年蒋原伦、张柠主编的《媒介批评》（第四辑）的核心话题就是微博，涉及的话题有微博与公共领域、微博言说方式、媒体生态等。2011年微博的话题依旧火热，除了直接以微博为题的文章之外，探讨自媒体文化、新媒体文化的多数文章都涉及微博，我想是因为微博的确宣告了自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在研究微博的文章中，有些把微博作为新的教育途径，倡导通过微博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有些阐释微博的出现对其他媒体（报纸、广播、电视）造成的影响以及其他媒体该采取何种策略来应对，如《中国报业》、《新闻知识》、《新闻记者》、《新闻爱好者》等很多杂志都刊登过类似文章。这类文章特别提到在新闻界，报刊、电视不再是唯一能进行“权威”的中心了，微博中大量涌现的公民新闻已经斩获了部分创造与传播新闻的话语权，甚至传统媒体有时需从微博中采集新闻。如“辫子新闻”就指传统媒体、公民新闻、社会性媒体相融合的趋势。看来，未来传统媒体发展的前景必然是与新媒体的融合；还有些文章着重探讨微博对突发事件的介入及微博问政等情况，像宜黄拆迁、上海火灾、动车事故等公共事件的微博报道、两会的微博问政等。杨琰的《以两会微博为例谈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刘卉的《从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看微博传播的特点》、吉卫华的《微博客的媒介生态研究》即认为微博以其传播的自主性、互动性、扩散性、及时性推动了我国民主化的进程。
无疑，微博对公共领域的构建、媒体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微博研究的焦点，有研究者认为微博开启了信息传播的新纪元，有效改善了人际关系模式，加速了公共领域的构建；也有研究者认为应对微博“热”进行“冷”思考，因为微博中的信息庞杂、碎片化导致信息真假难辨。另外，由于网络使用地区不平衡、社会阶层、年龄、学历结构形成的数字鸿沟，会造成边远地区、农村和其他不接触互联网的弱势群体在公共领域构建中“失语”。总体来看，微博有效改善了人际关系，有了微博，大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他们同时还是信息的创造者与传播者，大众的主体性获得了彰显，他们的社会热情与政治热情就会被调动起来。当大众的信息在碰撞与交流中形成公共舆论时，就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由传统媒体文化诱使个人所认同的那种占优势的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这样公共舆论在民主选举、灾难救助、突发事件中就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当然，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微博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让大众通过这一平台发出的有社会意义的声音不被信息的洪流所淹没，这是理论研究尚需解决的问题。另外，媒体、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环境、经济发展都会制约媒体文化的发展，所以关于微博的进一步研究，还需更多关注如何保持自由、健康的媒体生态环境。
除微博之外，还有些研究者探讨了我国自媒体文化发展的进程、特征及其影响。如周晓虹的《自媒体时代：从传播到互播的转变》、王长潇的《播客平台的商业模式、监管自律与播客自媒体公民意志的再传播》、尹章池等的《刍议“自媒体”的兴起与少数民族文化网络传播策略的创新》等，这类研究侧重通过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比较，来谈自媒体文化的特征及其意义。如夏德元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用“媒介共鸣效应”和“溢散效应”来形容，认为传统媒体因其沉淀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是新媒体的唯一参照系，具有历史价值，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必然是共生共存的。邓若伊认为自媒体中的公共领域已不同于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互联网中难以再现俱乐部、咖啡馆中的美好、真诚的交流情景。另外，保罗・莱文森的《新新媒介》对美国新新媒介（本文称自媒体）有全面介绍，书中谈到的兴盛于21世纪的自媒体有博客网、优视网、维基网、掘客网、聚友网、脸谱网、推特网、第二人生、播客网，莱文森分析了这些不同媒体的各自特征，并认为这些媒体在过去其他媒体优势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他称赞新新媒介的民主化特征，称每一位消费者都是生产者，个人能选择适合自己才能和兴趣的新新媒介，新新媒介没有自上而下的控制，新新媒介使人人都能成为出版人、制作人、促销人。当然，他也看到了新新媒介潜在的危险，如知识产权受侵犯、信息垃圾、留言、攻击、煽动、盯梢、恐怖、欺凌等在新新媒介中时有发生。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他呼吁网民理性参与、回应新新媒介。尽管莱文森是针对美国自媒体来谈问题的，但同在“地球村”，我们也定能从中受益。
总之，2011年我国的媒体文化研究中，传统媒体文化研究与自媒体文化研究并行不悖。自媒体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尚需以传统媒体文化研究为参照。此外，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媒体生态环境也有相应改变，如何构建积极健康的媒体生态环境，是今后媒体文化研究的关键点。
注 释：
①本文依照学界的流行观念把媒体分为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三类，传统媒体指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媒体，新媒体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上出现的第一代媒体，自媒体特指与新媒体相对的20世纪末出现的人人都能创造和信息的个人媒体。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M］.商务印书馆，2004.
[关键词]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11－0226－05
郑晓燕（1976―），女，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学和应用语言学。（江西上饶 334001）
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已不断兴起和展开，笔者试就这一研究的几个不同视角提出一些浅见，予以策应与配合。
一、“概念涵义论”视角：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要阐释“媒介―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的层递性内涵
大凡研究总是先要涉及其概念与涵义，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不妨反躬自问，逐词深入、层递与涵盖。
其一，“媒介”。此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张行成传》一书，书中有云：“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在这里，媒介是一种中间物质，是一种介质，在这种介质的作用下，双关的人和事物才能发生关系。辞海中对媒介的解释为：使双方（人或事物）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其实，媒介一词可以分开理解，媒介一词由“媒”和“介”两个字组成。其中，“媒”字，早在先秦时期是指媒人，后引申为事物发生的诱因。《诗•卫风•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文中子•魏相》：“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而“介”字，则一直是指居于两者之间的中介体或工具。也指在两者或两者以上的人或事物间，从中介入参与其中的活动或组织，表达一种动作状态。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有着很深的渊源。在传播学研究中，媒介一词使用频率较高。在英语词汇中，媒介“media”是单词“medium”的复数形式，media一词大约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涵义为：使事物之间发生关系的介质或工具。
媒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媒介可以指日常生活中一切能使相关事物联系起来的介质。例如蚊虫可以传播疾病，那么蚊虫就是传播疾病的媒介，玫瑰花可以表达人的爱慕之情，那么玫瑰花就可以看做是传播爱情的媒介。狭义的媒介，是特指与媒体有关的介质，这些媒介能够给大众传递大量的信息，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在传播学中，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万物，万物皆媒介，而所有媒介都可以与人体发生某种联系，如石斧是手的延伸，车轮是脚的延伸，书籍是眼的延伸，广播是耳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媒介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在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我们研究的是狭义的媒介。而吴东权在1988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传播媒介发源史》一书中认为，将“media”翻译成“媒介”不太稳妥，不如译成“媒体”。因为“体”字本身含有身体、本体、形质、形状的意思。多少是有实体的感觉，并且作为一种“媒”之“体”，也应该含有一种实体的意义，即它是有形状存在而构成传播功能的实体。因此，“媒体是一个电视台、报社、广播电台、或通讯卫星地面接收台……能够发挥传播功能者”。但是，吴东权最终还是向“约定俗成”屈服了，仍采用了“媒介”一词。浙江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邵培仁则认为，媒介，就是指“介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用以负载、传递、延伸特定符号和信息的物质实体”，它包括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及其生产、传播机构。随着电视的到来，然后是有线电视和卫星广播、卫星电视的出现，以及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广电集团的相继出现，跨媒介联合的逐步普及与推广，人们理解媒介已不只是一个大型实体，而且还是一类或多媒体联合的实体。[1]（P35）从以上的这些概念可以看出，现在单个媒介更多的是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进行运作。
其二，“媒介素养”。其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媒介素养内涵丰富，外延广泛。但时至今日，在国内外，却没有一个可以获得广泛认可的媒介素养的定义。通过分析学者们的论述和概念强调的立脚点来看，对媒介素养概念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模式。
一种模式侧重于强调技能。其定义立足于技能，认为媒介素养是公民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各种信息的能力，侧重于对媒介信息的认知过程。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给媒介素养做出了如下定义：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ability to choose）、理解能力（ability to understand）、质疑能力（ability to question）、评估能力（ability to evaluate）、创造和生产能力（ability to create and produce）以及思辨的反映能力（ability to respond thoughtfully）。以上定义，是技能模式定义的代表。
另一种是知识模式，侧重于知识。这类定义认为，媒介素养更多的是关于媒介如何对社会产生功能的知识体系，更多地侧重于媒介知识的累积（accumulation for knowledge）。媒介的国家领导人会议达成共识：媒介素养应包括以下几个知识要点：媒介信息是被建构的；媒介信息是在经济、社会、政治、历史和审美的背景下被生产的；在信息接受中对意义的解释过程是由读文本和文化之间的互动构成的；媒介有独特的语言，代表不同媒介形式的特征、类型以及传播信息的符号系统；媒介在现在人们理解社会真实中扮演重要角色。
综合以上两种对媒介素养的定义，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哪一种媒介素养的定义，其所强调的目标是相似的：都强调受众对媒介的参与和行动能力，这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指能正确地理解媒介提供的信息，不为其误导，有自己的判断力；另一方面指在理解媒介提供信息的同时，还可以正确地运用媒介，将媒介为我所用，达到理解媒介和运用媒介的统一。实际上，近年来，学者们更多地将“媒介素养”定位在媒介理解力和参与技能上。两方面缺一不可，缺少一方面，研究就显得不完整。
其三，“媒介素养教育”。即指导人们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人们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2]媒介素养教育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各种方法和教育的手段，使得人们获得一种媒介素养，有了这种素养，人们就可以正确地理解媒介提供的信息，同时正确地运用各自不同的媒介为自己服务。媒介素养教育是发源于欧美国家并得到欧美各国普遍重视的一场教育运动，它是融合传播学、新闻学、教育学、美学等多种学科理论的新的研究领域。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媒介素养教育是在大众传媒的发展上，针对大众传播媒介对人的影响而提出的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在我国大陆，媒介素养教育工作开展不足，与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而，对媒介素养教育进行研究，提高我国大陆民众的媒介素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国对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始自1997年，但在2004年才得到重视。至今，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已经获得了有规模的发展，在扩展领域、活动案例、课程教材、会议论坛、期刊网站、专业组织、学术研讨等方面都获得了可观的成果，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在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的过程中，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内地这个变化的传播环境中，媒介素养教育首先是一种社会运动，其主旨是反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个人的操控，反对文化压迫，通过媒介表达多元的声音。……并正在影响主流媒介甚至有关媒介的决策。”[3]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数为从事媒介素养教育的工作者和研究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者，他们认为，媒介素养教育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由大量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开展，具有草根性。还有的人认为：“媒介素养教育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充分结合和依靠我们的国情，最大限度地发挥体制优势，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才能真正生根发芽，才能真正发挥其在弘扬先进文化、传承社会文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中的作用，‘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的道路也才能越走越宽。”[4]（P57）坚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数为高校教师或媒介教育的专职研究人员，他们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应该靠主管部门强力普及，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媒介素养教育的不同观念，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研究者对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解和认识。媒介素养作为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重要构成，以及现代社会公民教育的重要实践，更需要的是富有成效的行动。从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信息化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提高国民的媒体素养，加快中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任务艰巨。因而，推进媒介素养教育在我国大陆的发展，需要政府、社会和民众的参与，只有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进程。
二、“背景视野论”视角：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要植入全球媒介融合的大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及网络传播的迅速发展，媒介融合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新闻传播业界发展的新趋势。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传统媒介与新媒体之间的融合发展迅速，并且初具规模。新媒体的兴起与运用，给传统媒体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在信息社会中，传统媒体只有与新媒体进行融合，在传播内容与传播手段上取长补短，才能够繁荣发展。媒介融合的多元化趋势对于媒介产业的发展也有着很重大的意义。“媒介之间跨媒体、跨地区融合，以及媒介产业和其他产业的跨行业的多元化融合可以使媒介组织结构与工作流程发生巨大的变化，将会大大增强媒介影响力，使媒介经济得到有效增长，媒介集团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5]
媒介融合不但影响着新闻与传播业，其影响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媒介融合影响着每一个从事新闻传播事业的新闻工作者，同时也给社会普通大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媒介融合正从更深层意义上建构媒介化社会的社会意义和个体意识，并最终成为推动媒介化社会形成的核心动力。”[6]面对海量的新闻信息，复杂的传播技术，普通大众会显得无所适从。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媒介素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媒介素养教育是教会人们在面对来自媒介的信息与观念时，如何正确的理解媒介，并且利用媒介为自己的生活更好的服务。
传统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更多地注重于电视等单一媒介对青少年及老人的影响。而现实情况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单一媒介已经呈现多元化、复杂化。媒介融合的现实和趋势，给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带了许多新的问题。因此，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的种种问题与不足，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的新路径，无疑有着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知行价值论”视角：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应有独到的知识理论意义和行为实践价值
（一）知识理论方面
媒介素养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媒介素养进行系统的研究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的，我国大陆的媒介素养研究稍落后于台湾和香港。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卜卫的论文《论媒体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7]，标志着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媒介素养教育的开端。自2004年以来，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对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进行了翻译、引进和介绍。著作方面目前较有影响力的，有关媒介素养的书籍主要有：单晓红的《媒介素养引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范红的《媒介素养读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陆晔的《中国传播学评论：媒介素养专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袁军的《媒介素养教育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彭少健编著的《2010中国媒介素养报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版）等。这些著作系统地介绍了媒介素养概念的提出及研究情况，在所研究的领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学术论文方面，笔者以媒介素养为关键词，对2000年至2010年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了检索，共有博士论文2篇，硕士论文69篇。博士论文分别是四川大学林晓华的《媒介素养与少数民族发展》和中国传媒大学江宇的《家庭社会化视角下媒介素养影响因素研究》。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大陆对于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一方面，针对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的专业书籍对媒介素养及相关知识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在普及媒介素养基础知识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专业学术论文则从不同的层面、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研究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情况。但从研究内容上来看，研究状况不尽如人意。当前国内的研究状况是“传统媒介素养研究太冷”[8] ，对媒介素养的研究大多数侧重引入和描述，从本土化视角进行系统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不多；对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学校教育这个层面上，从家庭及其社会背景下研究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很少；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定性研究的论文较多，定量研究的论文较少。如今，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媒介融合使得媒介的功能日益多元化，媒介在传播信息的同时，更重要的带来了商业化娱乐化的影响。媒介融合拓展了信息的传播途径和方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但是信息泛滥带来的消极影响，仍是不可忽视的。目前，中国内地的媒介素养教育整体水平不高，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实践活动缺乏。因此，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对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进行相关理论研究，能够丰富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为我国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二）行为实践方面
在信息时代，媒介已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知识来源之一，有学者指出现代中国人一天所接触到的各种信息量，相当于20多年前的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所接触的信息总量。而我们谈媒介素养，尤其是在数字鸿沟日渐拉大的今日，强调媒介使用能力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所谓媒介使用能力，也就是对媒介的认知能力，指的是从无数信息中获取、分析各种形式的有效信息的能力。 媒介的迅速发展，对接触媒介的人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媒介所影响的受众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读者、听众和观众，他们作为受传者在接受传播的同时，还会主动地传播信息，发表言论，进而影响着更多的网民和传播者。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和受众，他们的意识观念、所接触到的媒介形态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日益完善，各个行业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传媒业也不例外。传媒业的市场化无疑带来了巨大变化，节目越来越丰富，质量也越来越高。传媒业的营销方式决定了它“注意力经济”的特点，因而争夺收视率、发行量成了媒体的生存之本，受众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收视率发行量的争夺过程中，多数媒体走向了娱乐化的道路，迎合受众成了制作节目的首要宗旨。娱乐化固然有其受众面宽、人们喜闻乐见、创收效益好的优点，但负面效果也不容忽视，低俗化是最为人们诟病的罪状。
在现代社会中，媒介迅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病态受众群体的出现；信息过载使部分受众无所适从；数字鸿沟出现并日益扩大。病态的群体包括：大批网络成瘾者的出现，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追星族。另外，网络暴力的现象也让研究界十分关注，近几年来，网络暴力现象时有发生。传媒业的发达还造成了海量信息，大量垃圾信息充斥其间，信息过载使人们疲于应付，真正有用的信息反而被埋没。传媒业还带来了传播新技术的发展，人们在信息获得和利用上的不平等，会转化为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差距，尤其是以电子技术为代表的传播技术，造成了“数字鸿沟”，使人们的差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正是在这一系列的现实语境中，媒介素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
以上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复杂的，但是通过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通过媒介素养教育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当今信息量的膨胀和信息质量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超载的局面对人们认识、使用和评价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挑战。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面临着不同种类、数量巨大的信息选择，为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安全性，必须借助有效的手段去获取、利用和鉴别信息，这种能力来自媒介素养教育和自我培养。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媒介素养作为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重要构成部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现代社会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需要的是富有成效的行动。
四、“方法路径论”视角：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要立足于新现象新事物提炼新方法新路径
研究方法是指在研究中发现新现象、新事物，或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工具和手段。任何一项研究都离不开方法的支撑。没有研究方法的科学研究是不存在的。没有研究方法，其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不是真正的研究。主要方法如下：
一曰“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是一种最基本的研究方法。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要查阅、搜集有关新闻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书籍和与研究有关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根据论题核心概念的内涵，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归纳整理。文献为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曰“历史分析法”。媒介素养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过程，而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研究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中，要对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历史及媒介素养教育中一些优秀的方法和事例进行梳理和分析，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
三曰“综合研究法”。在社会体系下，任何学科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与其他学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各学科之间的研究方法也相互渗透。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也不例外，它与新闻学、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有着关联。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要运用到多层次、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
四曰“案例分析法”。案例分析是针对特定的研究对象进行以探究其特点为目的的一种研究方法。在写作的过程中，在研究对象范围内，要选取各种不同媒介对受众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来研究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方法及其发展趋势。这种研究方法是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来实现研究目的的。
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要运用上述方法，对目前我国公民的媒介接触情况进行分析，根据我国媒介素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尤其是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把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置于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有效地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变化可能对研究对象带来的影响，针对不同的群体和受众，提出相对应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形式、方法、路径及发展方略。
至于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具体路径，可从整体性推进媒介素养教育事业的发展上考虑，围绕几个相关主体做一些重点性展开。譬如：政府性路径，重在加大政府的保障力度，这是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前提。学校性路径，重在发挥学校的主体功能，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主导。家庭性路径，重在树立家庭的主动意识，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关键。媒介性路径，重在加强和规范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根本。社会性路径：重在营造社会整体的教育氛围，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如此既具体又整体地进行研究，对媒介素养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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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媒介》作者保罗・莱文森是美国著名的媒介理论家、科幻小说家、社会批评家和音乐人，他在媒介理论方面独树一帜，理论观点新颖独特，在音乐方面也很有建树，可以说是个全才。在媒介理论方面，他有《软利器》《数字麦克卢汉》等著作，为媒介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他也是媒介环境学派的新锐人物，被称为是“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这一点在《新新媒介》这本书中有所体现，书中作者试图运用麦克卢汉的研究视角来审视当前的媒介环境，使麦克卢汉的观点在新媒体时代得到发展。
何谓“新新媒介”？这是本书所提出的新概念，新新媒介不同于新媒介的特征是：新媒介用户不得不等待别人生产的内容，而新新媒介用户拥有选择生产和消费只为他们提供的新新媒介内容的权利，他们是消费者/生产者的共同体。《新新媒介》是一本理论性不强但实用性很强的书籍，其以美国当前活跃着的新新媒介――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为切入点，对新新媒介的基本属性进行了阐述，对如何操作这些新新媒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同时，本书也试图探寻新新媒介与新媒介、旧媒介、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关系。本书在理论方面有所创新，尤其是对于当今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以往的媒介理论和传播学理论已经很难满足当前的媒介环境。因此，当前的媒介环境尤其迫切需要与其相适应的媒介理论。在这方面，《新新媒介》本身就是产生于当前媒介环境，其理论具有前瞻性和预测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填充了当前媒介理论的空白，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这本书在媒介理论创新方面的贡献不可忽视。
首先，本书最大的理论创新点就是提出了“新新媒介”这个概念。互联网成熟以后，有人把新一代媒介称为社交媒介、银屏艺术或Web2.0，莱文森对这些概念都一一否定。因为人类历史上产生的所有媒介都具有社会性，所以社交媒介并不妥当；银屏又不能充分涵盖新新媒介的传播渠道，例如类似于播客和纯音频的新新媒介，其并没有通过屏幕来进行传播，所以称为银屏艺术也不准确；而数字不能表达具体内容，难以做到严谨而准确。因此，作者开创性地提出了“新新媒介”这一概念，这个概念与时俱进，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表达了网络新媒体的发展环境，也满足了当前的学术需求，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
其次，本书还预测性地提出了新新媒介的发展未来。目前新新媒介的软件和硬件都在飞速发展，新新媒介的未来离不开硬件技术的进步，现在硬件技术发展迅猛，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和接受任何信息。而关于新新媒介未来的发展方向，莱文森在本书中提出，未来的媒介不是“后”新新媒介，也不是“新”新新媒介，而是新新媒介的“超级版”，即“仿生版”。但是关于“超级版”的新新媒介是什么形式的媒介，书中莱文森没有具体展开来阐述，但不管莱文森笔下的新新媒介的“超级版”或“仿生版”到底是什么样的媒介，这种思想起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和思维方式。
再次，作者在书中也对新新媒介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加以论证。互联网产生以来，尤其是新媒体技术得到广泛运用以来，美国的大选和一些政治事件都离不开新新媒介的身影。书中作者从维护《第一修正案》、“占领华尔街”运动和阿拉伯之春等一些列政治事件入手，分析了新新媒介在政治事件中的推动作用。政治上，新新媒介在传播方式和传播范围方面的特质使得政治由原来的精英政治向公民政治转变，虽然这个转变现在说来还为时过早，但是很明显，现如今新新媒介使得政治精英制定政治决策时开始考虑每个公民的政治权益。换句话说便是，新新媒介使民主政治得到很好的发展。其实，我们应该深知这样一个事实，当今的社会，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与新新媒介关系密切。这一点不可否认，也是我们新媒体理论研究关注的领域和研究方向。
最后，《新新媒介》重视媒介技术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书中处处都体现出麦克卢汉的媒介观点，可见作者受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影响之深。麦克卢汉的媒介观点新颖独特，独树一帜，被当时的传播学者所不齿，并说其是“奇谈怪论”。但是现在看来，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确实正被逐渐印证，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理论至今仍发挥着其独特的光芒。如今新媒体时代，技术对媒介发展的重要性也与麦克卢汉对媒介技术的重视不谋而合。而在本书中，作者莱文森也着重从技术方面对新新媒介进行阐述，认为硬件和软件技术是新新媒介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莱文森同时指出，技术不是万能的，关键看发明这些新技术的人如何控制和掌握。另外在媒介发展问题上，作者认为，每一种媒介技术的产生都是对已有旧媒介技术的补充和完善，它们相辅相成，在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媒介环境中共存。我对这个观点一直以来都深信不疑。
虽然《新新媒介》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为我们的媒介理论研究带来很多启发，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本书在很多方面还存在问题，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内容上存在重复，逻辑性不强。作者是按每种具体的新新媒介来安排章节的，比如，Facebook为一章，Twitter为一章，这种纵向的章节安排导致内容上缺乏联系，逻辑性不强，甚至出现重复。每一种新新媒介都有其特性，但也有着共性，每一章在阐述个性时不会重复，但在阐述共性问题时，每个章节之间难免不会出现内容重复的现象。
第二，论证不透彻，结论不清晰。有些方面，作者只是提出问题，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例如，书中提到类似于Myspace等一些新新媒介的衰落，但并没有明确分析其衰亡的深层次原因。
第三，书中关于新媒介和新新媒介的分野问题的阐释也是模棱两可。比如，书中把Wikipedia和Blogging列入新新媒介行列。我国学者通常认为新媒体脱胎于被莱文森否定了的“Web2.0”时代，其互动性强，信息传播者和接收者的界限被打破，变得模糊，在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有“麦克风”，都能随时随地“发声”。而博客、百科是互联网发展前期Web1.0时代的产物，其互动性、灵活性并不强，这与书中所谓的新新媒介特征并不太相称，但是《新新媒介》这本书却仍旧把博客、百科纳入新新媒介行列。由此看来，新新媒介比我们平时所说的新媒体还要“旧”。其实在书中，作者已经完全打破了原有的媒介界定标准，他对旧媒介、新媒介和新新媒介的界定标准进行了重新定义。我们不能说这种重新定义是好还是坏，只能说这是一个新的的界定媒介发展阶段的方法。
第四，本书只关注PC端的新新媒介现象和问题，缺少对手机移动端的探讨。手机移动互联网是当前发展最快的领域，也是新媒体研究不得不关注的一个问题，而莱文森在《新新媒介》这本书中倾向于对电脑端新新媒介的探讨，缺少对移动新媒体问题的探讨。所以，这一点是滞后于当前媒介技术发展步伐的。
第五，翻译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导致内容稍显冗杂，长篇累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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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播媒介；文学文体；序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1-0016-03
周利荣是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点指导的首届研究生，毕业后因品学兼优留在新闻与传播学院编辑出版系任教，从事教学工作。2009年她又随我在新闻与传播学院文艺文化传播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已顺利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晋升副教授成为硕士研究生导师。现在她积数年之功完成的专著《传媒发展与文学文体演变》即将由陕西师大出版社正式出版，邀我作序，作为导师，看到学生的科研成果即将付梓，我十分高兴，很愿意写几句心里话。
周利荣的专著所选择研究的是一个前人少有涉猎、具有开创性价值且有相当难度的问题。我国是一个文章大国，也是很早就开始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文章学理论进行研究的国度。在前人取得的大多数成果中，文章及文学的文体研究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大类。陆机在《文赋》中对文章体裁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区分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10种文体。再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任P的《文章缘起》、刘勰的《文心雕龙》、萧统的《文选》等，把文体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其中《文心雕龙》全书50篇，而专论文体的就有20篇。而《文选》按照作用和功能将文学作品分为38类，深刻影响了其后的《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粹》以至《元文类》等重要文集。元人陈绎曾的《文说・明体法》研究文体分类，成就有限。唯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将文章分为54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又扩展为127体，对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文体考证及文体特点论述甚为精详。至清代中叶如姚鼐及晚清曾国藩，亦对文体分类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近代以降，研究文学文体的学者及著作亦为数不少。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先后就有章太炎的《文学总略》、施畸的《中国文体论》、薛凤昌的《文体论》、蒋伯潜的《文体论纂要》等著作问世。新时期以来，文学文体的研究再次趋热，先后出版了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日本学者佐藤一郎的《中国文章论》、吴承学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于雪棠的《先秦两汉文体研究》、李士彪的《魏晋南北朝文体学》、李长徽的《〈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郭英德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等。但已有研究成果，大多偏重于文体理论本身的研究，主要探讨文体分类的原则、依据，各类文体的特点、创作规律与方法，也有部分学者在考察文体演变过程中论及不同文体形成的原因，但至今尚未见到专门就传播媒介与文学文体关系做系统研究的。就选题讲，周利荣的专著力图就这一问题从古至今，中外打通，理论与实际、宏观与个案结合，做全面、系统的研究，具有突出的创新意义，既填补了文学文体论研究的空白，又拓展和深化了传播媒介理论的研究。2004年，周海波教授曾在《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一书（2007―2008年又连续出版《传媒时代的文学》《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中，深入分析了现代散文文体的形成与《申报・自由谈》这一现代传媒间天然的血缘关系，认为现代散文从属于报纸期刊，不可避免地拥有报纸期刊的属性，必然接受报纸期刊的改造，适应传播媒介的要求：“当散文小品、杂感、报告文学、游记、散文等体裁越来越依附于传播媒介，其自身的变异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他甚至说，“现代报纸期刊是中国现代散文的滥觞；散文各种文体的产生与发展演化与成熟全部有赖于报纸的提倡。” “五四”运动时期，著名的四大报纸副刊及有关期刊的形成确实对新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导致中国古典文学从供达官贵人和文人骚客欣赏的格局走向大众，在语言上提倡白话文，在文体选择上导向小说世界。由此，中国传统文学文体的格局得一大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具有很高成就和地位的重要文体杂文，实际上就是由《新青年》开设的《随感录》栏目及1920年代中期创办的《语丝》《莽原》等文学媒体先后推动而产生、发展和成熟的。2000年起，我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有十数人学位论文先后研究现代文学名刊，其中杜波硕士论《新青年》杂志研究、博士论“五四”文学期刊现代性研究，肖爱云硕士论《礼拜六》研究、博士论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现代性研究，罗建周硕士论《文艺阵地》研究、博士论生活书店与抗战文学研究，周玉敏硕士论《现代》杂志研究，曹小娟做《小说月报》研究，马金玲做《文学》月刊研究，赵林做《语丝》杂志的研究，于鸿雁做《万象》半月刊研究，姬绪进做《论语》半月刊研究，就曾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文学期刊在推动新文学诸文体形成中的作用、机理作过分析。周海波教授的大著虽非专论现代媒介与现代文学文体间的关系，但其中有关见解十分精辟、论述非常深刻，可与利荣的著作互补互鉴互证。
在我看来，该书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在媒介理论探索中著者所提出的新见解：一是较充分地论述了传媒结构问题，质疑了泛媒介概念。二是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肯定了传媒的生产力性质。在著者看来，从传播学意义上观察图书、期刊、报纸、电话、广播、电视、电影、手机、网络、电子书等媒介，都有其特定的结构，即都是由软载体和硬载体两部分组成的。软载体是人类所要表达的意义寄生体，如语言文字、图画、图像、声音等符号；硬载体则是人类所要表达的意义的物质载体，如甲骨、钟鼎、简册、纸、电子设备、电脑屏幕等。离开软载体，意义无以凝结；没有硬载体，人们脑海中凝结的意义模式永远无法物化出来。因此，只有软载体和硬载体的完美结合才能构成媒介。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称文字为媒介、印刷术为媒介，利荣就此观点在书中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其令人难以理解之处，在讨论中进一步阐述了她关于传媒结构的见解。讲清传媒的二重结构，为全书的立论和展开分析奠定了坚实基础。至于传媒就是生产力的观点，虽中国社会科学院杜书瀛先生、清华大学刘建明先生也曾在自已的论著中讲到，但利荣在书中不仅肯定了这一观点，而且对之有所深化，强调指出媒介生产力的水平主要体现在硬载体上，尤其是深入论述了媒介生产力对文体功能的影响、对文体互鉴的作用。
利荣该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认真搜集、充分占有了相关资料。完成对如此复杂的问题的研究，不掌握尽量丰富、翔实的理论、史实的资料，仅凭一般文艺学、文体学和传播学的理论知识，是无法开展研究的。例如，在论及与媒介特征相适应的现代文学文体――报告文学的形成时，书中得出结论：报告文学诞生于近代新闻语境，成长于报刊传媒，大多出自职业记者之手，中外报告文学概莫能外。论证这一结论，著者以中外报告文学的名作为例，说明中外早期报告文学的成熟作品，均出现于机械化印刷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现代报刊的成熟期和稳定期。外国的如1842年英国记者查尔斯・狄更斯的《美国纪行》、1876年法国记者普・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83年美国记者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1903年美国记者杰克・ 伦敦的《深渊中的人们》、1919年美国记者约翰・里德《震撼世纪的十日》；中国的如1898年梁启超发表于《清议报》上的《戊戌记》《南海康先生传》和《新大陆游记》，1911年5月广州《南越报》上连载的黄小配的“近事小说”《五日风声》，“五四”时期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饿乡纪程》，的《旅欧通讯》等。在进行举证论述的同时，著者还旁征博引了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中的有关重要论点，如日本作家川口浩《报告文学论》中提出的报告文学“始终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印刷发达之后，一切文书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态而传播”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文体。塞尔维亚报告文学家T・巴克在《基希及其报告文学》中所说的“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就是报纸。它的存在是为了要给读者以新闻”。在我国，长期研究报告文学的学者佘树森就认为“在现代，报告文学之产生原是以新闻报刊带来之发达为前提的，故其最初操觚者几乎无一不是报刊记者。所以报告文学曾被称作‘记者文学’”。学者王晖在《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中亦指出：从文体发生的内在规定性角度看，报告文学文体发生有三个决定性因素：“第一，印刷工业的发达所导致的报刊业的出现与兴盛，以及随之而来的报刊体创作主体的新闻意识。此为以报刊为主流媒体的报告文学得以广泛传播的前提与基础。第二，转型或激变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的震荡以及由此带来的受众对深度报告的文体期待。第三，一批以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为自身思维方式的价值取向的重要参照系、对现实社会采取反思、批判，并有改革现状意识的知识分子写作主体的出现。”坚持在广阔的理论视野下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注意把翔实、可靠的事实材料和权威、经典的理论观点有机结合起来展开对问题的论证，使其观点结论让人信服和认同，这是贯穿全书各章节的一个突出特点。
据我所知，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利荣始终把开阔学术视野、学习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搜集、发掘充分的资料作为研究的基础工作，广泛地查阅了大量图书报刊，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个案材料。这样，她才能在对资料的分析、梳理中，提出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且在理论的烛照之下，深入论证、阐明自己的观点。
注重对问题分析论述的辩证性，是利荣学术研究和写作的另一特点。为增强论文观点和论述的科学性、说服力，著者对问题的分析、论述总是注意全面、辩证，不搞绝对化，力戒片面。如在分析媒介对于文学的决定作用、文学对于媒介的反作用以及媒介对文学的影响与政治、经济对文学的影响等问题时，就十分注意把握分寸，将问题讲清讲透。就个人的思维能力讲，利荣是我的学生中理论思维能力较突出的一个。她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所思考和探索的均是具有一定理论层次的问题。驾驭此类问题，没有宏阔的理论视野、扎实的理论基础以及较好的思维能力是不可能的。
从当前情况看，本课题的研究尚有极大的开拓空间。譬如，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经历了口头传播向书面传播的转变，传播的媒介经历了由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牍、绵帛到纸张的变革，由此，也影响到古代文学文体从广义的文学文体、诗歌、散文再到小说、戏曲等叙事类文学文体的演进。如果能够专就传播媒介发展与中国古代文学诸文体演进变迁加以研究，全面、深入地揭示出其中的联系，成一专著，其意义、价值可能会更大。再如，现代文学的传播方式正在经历由书面到网络传播的转变，传播的媒介正在经历由传统的书报刊等纸媒到电子媒介的革命，在此过程中，文学的文体更是发生和正在发生着丰富多样、奇妙无比的变化，甚至还有人发出了文学终将消亡的预言。如果能够专就近代以来传播媒介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学各文体的变迁专门加以研究，探寻出其规律、特点，成一专著，相信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可能会更大、更有影响。
还需要指出，本书的第五、六章论述的内容颇有新意和价值，但是如何使其与全书其他各章在逻辑上自然天成、浑然一体，似乎尚需再加斟酌。另外，全书专论文学文体，此前各章均未涉及影视等艺术作品，而五、六两章却将文学与影视等艺术作品放在一起讨论，似有失严谨。当然，瑕不掩瑜，以上不足远不能影响本书作为一部具有新见和相当深度的专著的价值。
[摘要]：2007—2008年中国新闻学研究在宏观维度上呈现三大特点：一是“新闻—传播”双核结构的学科内部整合研究、交叉研究成果丰硕；二是围绕典型重大新闻事件所进行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边缘研究成为热点；三是批判性研究与感悟式发现继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主潮。微观维度上，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民生新闻、政府新闻和舆论监督等方面的研究有较大的深入。因为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08年度新闻学界发表了一批总结反思式的学术文章，体现出一种历史纵深感和现实厚重感。
abstract: from perspectives of macro level,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in china 2007-2008 can be generally summariz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major features: (a)intra-disciplinary integrated researches and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es in the bi-core-structured field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have made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b)inter-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researches and marginal researches concentrated on some typical news events have become the hot spot; (c)critical study and reflective discovery continue to be the major forms of journalism research. from perspectives of micro level, researches about media coverage of public events and news concerning people’s livelihood, governmental affairs and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s, etc., have made progress greatly. thanks to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journalism circle has published a number of conclusive and reflective academic articles, represen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al depth and realistic substantiality.
key words: journalism；research development；annual report；literature review；china
（接上）
三、批判性研究与感悟式发现继续成为2007—2008年新闻学研究的主潮，并且产生了较有理论深度的成果
李良荣等（李良荣、李彩霞：《2007年中国新闻学研究回顾》，1/2008/3）撰文对2007年中国新闻学的研究做了回顾，指出2007年新闻学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有一定的进展，领域在不断开拓，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对现实的关注也更为迅速。但是，跟风式研究、简单图解式研究等现象依然需要警惕，低水平重复现象大量存在。并建议在研究方法上应力避停留于“有感而发”的层次。应该说，2008年的新闻学研究在这方面尚未见有明显的改观。
纵观2007—2008年的新闻学研究论文，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的范例并不多。
在上文提及的拉萨事件的西方媒体报道研究方面，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了集中的定量研究，但是研究成果多未发表。在发表的文献中，仅见杨晓丽（《透视西方新闻观的新样本——西方媒体对拉萨“3.14”事件的报道》，传媒观察/2008/6）一文，该文根据千龙网记者4月21日所做的数据对比，对西方主流媒体采用新闻和图片时的偏向进行了粗略的分析批判，是量化研究与批判研究结合的例子。
在网络新闻研究方面，“华闻在线”（《2008年3月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12/2008/5)做了初步探索。据“华闻在线”的统计，受政府对此事件的严正态度所影响，国内关于拉萨“3.14”事件的新闻绝大多数为官方报道和少数中央级媒体刊发的评论性质文章。所持视角大致为以下三方面：谴责达赖集团幕后主使（46%），批评境外媒体及（29%），描述解放前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25%）。网络上对于拉萨“3.14”事件的讨论很激烈，与传统媒体相应和，但有的也脱离了传统媒体的影响。大多数网民对事件表示出愤慨（72%），愤慨情绪主要针对境外媒体和（70%）。在网络上，网民们一致痛斥境外媒体（54%）和（26%），一些人（11%）认为拉萨事件是为了在奥运年抹黑中国所精心策划的阴谋。但也有极少数网民（8%）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境外媒体对此事的报道无可厚非，而国内新闻报道的开放度不够，让他们无法辨别真相。另有网民（6%）认为社会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对于澄清事实有重要帮助，因为揭穿境外媒体歪曲报道首先是在网络上，相比而言官方媒体的反应则显得过于缓慢。
2007—2008年新闻学领域的批判性研究和感悟式发现除了围绕太湖蓝藻事件、河南淹井事件、凤凰塌桥事件、雪灾、地震、奥运等重大热点问题展开外，对2007年发生的“华南虎照事件”、2008年初发生的“艳照门事件”和2008年发生的“瓮安”以及“三鹿奶粉事件”等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在舆论监督，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与新闻改革等领域成果比较多。
由于2007年相继发生重庆“钉子户”事件和杨丽娟事件，新闻媒介的越位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有关媒介批评的研究也较集中。对于重庆“钉子户”事件，有研究者（赵中颉：《“杨家坪拆迁事件”的传媒反思》，2/2007/5）认为，传媒机构通过议程设置对现实环境中发生的客观事实，进行选择、加工、重构而成的“拟态环境”，同客观事实已经全然不同。这种不同的重要原因在于新闻报道的“事实”中已经自觉不自觉、或明或隐地渗入了记者、编辑或传媒机构的主观意念和思想倾向。在对重庆“钉子户”事件和杨丽娟事件中传媒越位进行批评的过程中，研究者对于传媒消费主义以及商业化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在媒介批评的诸多研究中，“社会责任”成为热门话语。同媒介的社会责任密切相关的则是媒介公信力。研究者指出，中国公众认为电视新闻最可信，传统媒介的新闻比网络新闻更可信。而要真正维护媒体公信力，须对目前的媒介体制进行变革，让媒体对自己的公信力真正负起责任（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解析中国媒介新闻可信度》，1/2007/4；刘有才：《新闻媒体公信力的流失与对策》，传媒观察/2007/8）。
在日渐成形的“媒介化社会”氛围中，一个事件往往会因为新闻媒介（包括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介入而迅速成为新闻事件、公众事件乃至文化事件、社会事件、政治事件；其影响也不限于一时一地、某个个别领域，而是长远的、全方位的。2007年发生的华南虎照事件就是这样的事件，围绕这样一个新闻事件，来自各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多侧面的研究，其启示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黄旦等（黄旦、郭丽华:《媒体先锋：风险社会视野中的中国食品安全报道——以2006年“多宝鱼”事件为例》，1/2008/4）以2006年“多宝鱼”事件为例，对风险社会视野中的中国食品安全报道进行了回溯式研究，认为人们将食品安全事件本身带来的公众恐慌和行业损失归罪于媒体是不公平的；同时，媒体在进行食品安全事件报道时也应转变观念，从自以为是的监督者成为客观公正的“雷达”。
罗以澄等（罗以澄、陈刚：《论新闻媒体对争议性事件的报道框架——以“华南虎照片”事件为研究对象》，9/2008/4）以“华南虎照片”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几家媒体的报道进行量化分析，运用框架理论，探讨媒体是如何设置新闻框架、再现这场争议，进而影响或引导公众对争议性事件认知的。认为争议性新闻事件的报道是考察新闻媒体公信力的一个最佳场域。争议性新闻事件由于其自身的争议性，势必引发多元化的社会舆论。因此，新闻媒体采用什么样的信息组合方式或曰框架来磨合信息，进而以何种新闻图景呈现事实便显得尤为重要。
周笑（《从华南虎事件考察中国新闻传播的价值》，1/2008/3）则认为，华南虎事件作为2007年度中国新闻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所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多元延伸的新闻事实，更展现出中国新闻传播过程中社会价值的结构性变化。这一价值重构正在对中国社会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围绕华南虎照事件的感悟式发现最集中的话题是“舆论监督”（孟航宇：《“全民打虎”与公权参与——从华南虎事件看网络媒体监督效力及发展前景》，新闻窗/2008/4；林晓：《知识在传播中的表达——探析“华南虎照片事件”中科学知识的舆论监督作用》，声屏世界/2008/2；张国民：《“华南虎”事件中的公民知情权和媒体公信力》，传媒观察/2008/3）。张明海等认为，2007年冬到2008年春，两起“老虎事件”在民众中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质疑之声，这在中国新闻史上和舆论监督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对两起“老虎事件”进行审视，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对民众自身而言，这是一次深刻的媒介意识启蒙教育，网络媒体为广大民众参与舆论监督提供了平台，铸就了民众敢于质疑的精神，且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另一方面，民众的舆论力量非常巨大，既考验了政府的执政能力，也度量了政府的公信力。（两起“老虎事件”指湖南平江以及陕西安康“野生华南虎”事件，前者从曝光到真相大白，仅用了5天时间，而后者却让民众等待了许久。见张明海、肖健、夏雄：《敢于质疑：民众监督的理性回归——“全民打虎”事件折射的社会舆情》，长沙大学学报/2008/4）。
舆论监督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2008年新闻舆论监督在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上都是值得关注的一年。网络等新媒体在华南虎照事件中的表现可以说算得差强人意，而在年初发生的“艳照门事件”中，却又大失水准（李新文：《从“艳照门”事件看新闻把关人角色缺失》，14/2008/4；杨晓文：《社会新闻呼唤新闻专业主义——以“艳照门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杨丽娟事件”为例》，4/2008/6）；在山西煤矿矿难事故中，一些媒体工作人员为了得到封口费而实际上做了黑矿主的帮凶，在三鹿毒奶粉和结石婴儿事件中，部分媒体的表现让人失望，部分媒体的表现又为新闻界多少挽回了点面子（赵金、简光洲、阚敬侠、王志安：《媒体的“三鹿”之失》，13/2008/8上；唐远清：《由“奶粉事件”论无良网络公关的危害》，2/2008/11；路胜贞：《三鹿事件：网络在十字路口艰难抉择》，传媒/2008/10；朱佳贤：《对“三鹿奶粉事件”中舆论监督及媒介角色的思考》，14/2008/11；王卫明、曾绯：《记者为什么敢公布问题奶粉“三鹿”的名称？》，12/2008/11；简光洲：《我为什么要率先公布问题奶粉“三鹿”的名字——从“三聚氰胺”事件看市场化大潮中媒体的责任与操守》，2/2008/10；吕凌靖：《“三鹿事件”看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策略》，对外传播/2008/11）。这样的反复一方面说明中国社会的情况是复杂的，中国媒体还在成长之中，另一方面也说明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研究仍然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2008年新闻舆论监督的理论研究可谓成果丰硕。童兵关于“推进舆论监督的意义及举措”的研究文章（《从人民民主的高度推进舆论监督的意义及举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2），通过梳理西方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权力制约的历史论证，强调现代政治的铁律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提出要从人民民主的高度推进舆论监督，重视和开展舆论监督是实现权力分持和权力制约的有力手段，认为目前存在一些有害于舆论监督的不健康走势。文章指出，在体制改革与机制改革的关键阶段，由改革而导致的各种利益的重新配置也空前严峻地提到每个阶层、每个部门、每个人的面前，坚持舆论监督和抵制、抗拒舆论监督的交锋也空前尖锐和复杂。中央关于舆论监督的坚定决心和明确态度，同部分地区、个别部门对舆论监督的步步设防之间的冲突，成为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一个奇怪的现象。这种走势，应该引起我们的密切关注，应该提高认识，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加以彻底扭转。
有学者（田晓：《浅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与被监督》，法制与社会/2008/1）指出，这些年新闻舆论监督“缺位”现象严重，一些以新闻监督之名所写的所谓批评报道却又往往失真，这两方面的原因共同导致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每况愈下。作者认为，新闻监督本身也应纳入规范的法制轨道，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也应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文章援引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一项关于“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和满意度”的抽样调查结果指出：81%的受众认为媒体的“批评性报道太少，舆论监督力度不够”；74.8%的受众认为媒体“对本地政府监督不够”。从实际情况和效果看，当前我国的传媒舆论监督确实存在很大的“缺位”。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司法机构社会组织的单位和个人无视传媒在实施舆论监督方面的职能和权利对正常和正当的舆论监督任意进行干扰。他们或是拒绝接受采访，或是拒绝提供相关信息和资料，或是干脆下“禁令”，禁止采访报道等等致使在需要舆论监督的时候，常常出现媒体“缺位”和“失语”的现象，使群众看不到媒体的作为，听不到媒体的声音。其次是“畏难”报道导致话语权失去平衡。近些年来，新闻监督类采访报道是遭受暴力抗拒和打击报复比率最高的。一些被批评的单位和个人对新闻舆论监督报道采取暴力手段阻拦和抗拒。实际上，不论是新闻媒体单位，还是新闻工作者个人，常常出于“畏难”而主动放弃一些必要的舆论监督采访报道，导致传媒舆论监督极少，新闻媒体本该属于大众的公平、公正话语权失去平衡，把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演化为一种“畸形”的话语霸权。而从制度层面看，则主要是因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缺失“被监督”。要真正扭转这种局面，就要建立传媒舆论监督与“被监督”体系，确保新闻媒体依法进行的新闻采访报道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客观、公正的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所报道的“新闻事实”进行监督。
其他有深度或较有新意的研究还有，丁柏铨关于“新闻舆论监督与扩大人民民主”之间关系的研究（《新闻舆论监督与扩大人民民主》，2/2008/9）、李缨和庹继光的“权力让度下的新闻舆论监督风险分析”（《权力让度下的新闻舆论监督风险分析》，14/2008/5）、孙晓钟关于“舆论监督该不该点名”的研究（《“某新闻”不得不防——关于舆论监督该不该点名的新探索》，16/2008/3）、赵文辉关于“新闻舆论监督与警察形象建设”的研究（《论新闻舆论监督在警察形象建设中的作用》，政法学刊/2008/8）等。
四、反思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新闻学发展历程，一批学术成果体现出一种鉴往知今的历史纵深感和批判反思的现实厚重感
2007年的新闻史研究较往年引人注目，不少学人对过去的新闻史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与批判，构成本年度的研究重心。同时，个案史、专题史、新闻界人物和具体的史实考订工作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这一年，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大学》编辑部组织了新闻史专家笔谈，将他们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的思考刊发于《新闻大学》上，在新闻史学界掀起了一阵热潮，同时也构成了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热点，表达了学者们对新闻史研究的自省和期待。
首先是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缺失。有学者（方汉奇：《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1/2007/3）指出，造成本体意识难以把握的主要原因是新闻史本身与政治思想斗争史关系密切，结果是新闻史成了政治思想史，具体表现为：只讲宣传内容，忽略报刊是在怎样的宣传方针指导下运用宣传技术和策略的，而后者恰恰是新闻史应涉及的主要内容。学者们认为，强调本体意识就是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各样的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具体到报刊史而言，就是要分清“历史的报刊”与“报刊的历史”。“历史的报刊”，就是通过研究报刊去研究某一方面的历史；“报刊的历史”，则是研究报刊本身的发展规律，新闻史的任务就是研究报刊的历史。新闻史研究的中心应是媒介自身。
在新闻史研究中实现范式突破，框架调整，视角转换是学者们的共识。有学者（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1/2007/1）根据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研究范式理论，提出中国新闻史研究“两范式”观点。另有学者（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1/2007/3）进一步将其细化，认为戈公振和他的《中国报学史》代表了流行于20世纪20—40年代的一种范式，可称之为体制与媒介经营范式。这种范式以“报史是报纸自身发达的历史”为新闻史观，以报纸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经营为关注重点。1956年大纲草稿和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代表又一种范式，盛行于20世纪50—70年代，称为政治与媒介功能模式，20世纪50年代受到苏共报刊史的影响而形成，影响至今，50年代以后大陆的新闻通史著作都可归于此范式之列。还有学者（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1/2007/1）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当借鉴“新史学”路径，探求一种“新新闻史”的写法，以社会史的范式及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将新闻与社会、理论与历史融合，采用叙事学的方法，增强新闻史中的叙事成分，突出新闻史中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也有学者（张昆：《新闻传播史体系的三维空间》，1/2007/2）建议将新闻传播史解构为三个子系统，即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并建立三者彼此交融统一的三维历史空间。
2008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学者们不约而同地站在新的起点上回顾新闻学30年的发展历程，检讨新闻传思想理论的碰撞交锋，反思新闻出版改革的得失成败，产出了一批学术成果，其中一些名家的观点，对我国新闻学未来的发展颇有启发作用，很值得回味。
童兵以“改革实践与理论创新的互动”（《改革实践与理论创新的互动——纪念中国新闻改革与新闻学研究30周年》，1/2008/2）、“思想解放对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呼唤”（《思想解放对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呼唤——兼议高校30年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成就》，13/2008/9）和“正确的抉择，重大的胜利”（《正确的抉择重大的胜利——纪念中国新闻改革30年》，2/2008/6）为题，从多个角度纪念改革开放30年，热情讴歌改革开放为新闻学的大发展大繁荣所创造的历史机遇，对30年来新闻学的发展做了总体评价，指出新闻传播业经过改革开放30年发展，在以下五个方面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第一，新闻传播业实力增强，有力地保证了整个中国文化生产力的壮大。第二，努力创新体制，正在营造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第三，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大国崛起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第四，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研究结出硕果，新闻学基础理论趋向繁荣。第五，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学术团队的梯队建设初有成效。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第一，中国的新闻改革受三个改革和三个文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文化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发展不平衡和改革力度不相同的影响。第二，新闻改革遇到体制和机制改革的攻坚瓶颈；目前对新闻传媒没有实行分类定性和分类指导的方针，对传媒业的性质、功能、社会角色和历史使命不加区分，又增加了攻克这些瓶颈的难度。第三，推进新闻改革缺少强大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主要是新闻传媒求新求变、做大做强的压力与动力。但中国目前相当一部分传媒缺少这种压力和动力。第四，目前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的互动互补，融合共进，缺少动力又无规划；改革开放之初那种业内与业外、传媒与学校、国内与国外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热情和劲头少了许多。第五，新闻传媒从业人员的新闻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缺失，新闻学术研究科学规范的缺失，严重阻碍着传媒公信力和新闻科学权威性的重塑、维护和张扬。
李良荣和戴苏苏撰文（《新闻改革30年：三次学术讨论引发三次思想解放》，1/2008/4）指出，在新闻改革30年过程中，中国新闻界有过三次学术讨论，带来了观念的革新与实践的积极探索，对新闻媒体功能的多元化、双重属性的确认以及新闻业社会责任的加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化。
作者认为，三次大讨论，引发了学界业界对新闻媒体功能、性质和社会责任的深刻思考，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带来了观念的转变与思想的解放。中国新闻改革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在曲曲折折中探索着前进的方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三次大讨论的深刻思考与激烈碰撞。
陈力丹撰文（《改革开放三十年，新闻学发展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改革开放30年来新闻学基本概念的回归》，8/2008/11）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新闻学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只有在这种变迁基本完成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一些观念才会与现实情况逐渐吻合；然而，随着新的环境变化，可能好容易被接受了的观念或认识，接着又面临更新的观念的挑战。我国新闻学在改革开放30年中，便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过程。作者结合今天的实际变化说，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考察人民日报发表的讲话，使用了很多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强调我们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要按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总书记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要求新闻传播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做到五个“创新”，把握三性（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研究现状和受众心理、舆论分析、设置议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等等，这些新闻传播学界现在经常使用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话语。新闻学话语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外表形式，而与实际事物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它反映了30年来我国社会，特别是新闻传播业结构和形态的巨大变化。可能我们以前有过争论，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你对了，在那个问题上我对了，可能我们都有过跟不上实践发展的认识问题。然而，学科发展到今天，是我们共同努力和推动的结果。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需要团结一心，奔向新闻学科发展的未来。
雷跃捷、李滨撰文（《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进展与不足》，8/2008/8）分析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进展与不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稳步建设和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建设和发展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呈现出同步发展的态势；经过我国新闻学研究者们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渐趋完整和成熟。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憾。一是“新闻无学论”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二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某些理论不能阐释现实，更不用说指导现实。三是对新闻学研究方法重视不够。面对新闻学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以及加速变换的世界格局、社会格局和新闻传播格局，我国新闻学界必须以大力创新的精神，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新闻学。
丁柏铨和彭???模ā陡母锟??0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综述》，南京社会科学/2008/8）对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进行了综述，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研究，顺着如下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和发展者列宁的新闻思想加以研究；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的新闻思想加以研究。研究进路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新的起点上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第二阶段，研究中体现出较前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第三阶段，在多个方向上推进研究的深化。
蔡雯撰文（《创新、拓展与重构——新闻编辑业务改革三十年》，10/2008/10）对新闻编辑业务改革30年历程进行了回顾研究，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的社会变迁与媒体发展，推动新闻改革不断走向深入。新闻编辑作为新闻传播的一项核心业务，在这场变革中一直处于前沿。从总体上看，30年的编辑业务改革迈出了微观业务创新、宏观业务拓展、业务融合与组织重构三大步，为中国新闻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保卫和祁涛撰文（《30年报业改革与发展——以新闻工作改革和制度、市场与技术的变革为视角》，中国报业/2008/12）认为，纵观30年来我国报业改革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我国报业改革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坚持与时俱进；坚守政治原则；实行稳步推进；优化市场环境。30年报业改革发展的历程和它所呈现出的特点，为今后进一步推动报业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总结起来，这些经验和启示主要有：坚持正确导向；不断革新理念；推进制度创新。
申启武撰文（《改革开放30年广播新闻节目形态的演变与发展》，3/2008/2），在阐释广播节目形态本质内涵的基础上，梳理改革开放30年来广播新闻节目形态的演变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并通过深入的考察分析概括出广播新闻节目形态演变与发展的“碎片化、互动化、多元化”等基本特征，进而得出结论：坚持“受众本位”和广播的媒介特性与传播规律是广播新闻节目革新与发展的未来方向。
2008年，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都是不平凡的一年，发生在这一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和正在对人类的历史发生难以估量的影响。透过这次全球危机，人们对正如火如荼的全球化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经济全球化和与之相伴随的种种全球化，包括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全球化也许给人类带来了福音，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烦恼和困扰。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全球化浪潮中，新闻媒介和传播技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全球化的工具。面临这样的危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应该深刻反思，身为媒介中人或新闻传播的研究者，也应该对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一切有高度的警觉。
根据笔者的观察，有关金融危机的报道初期过于乐观；现正处于胶着状态，寄希望于奇迹发生的侥幸心理占据重要地位。有关金融危机的报道，事关重大，一些新闻学者已经发表了有见地的观点（肖重斌：《历史视角下的美国金融危机与新闻报道》，13/2008/12；李翔《“我们无法隔岸观火”——谈央视经济频道直面金融海啸的全方位报道》，7/2008/12），还有一些学者正在做比较深入的思考，其研究成果有望在近期发表，我们寄希望于这些成果能带给我们启示，促我们警醒，赋予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参考文献]
[1]新闻大学.[journalistic university.]（文中1/2008/2指《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下同）.[journalistic university.“1/2008/2”，means the first journal listed is referred as journalistic university，published in 2008，no.2.]
[2]新闻记者.[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3]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mod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4]东南传播.[southeast communication.]
[5]中国广播电视学刊.[china radio & tv academic journal.]
[6]中国记者.[chinese journalist.]
[7]新闻实践.[practical journalism.]
[8]新闻与写作.[news and writing.]
[9]当代传播.[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10]国际新闻界.[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11]新闻界.[press circles.]
[12]今传媒.[today’s mass media.]
[13]青年记者.[youth journalist.]
[14]新闻知识.[news.]
关键词：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综合梳理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26-0013-01
话语研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补充与深化，也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视点内的创新，有助于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低下的症结。近年来，部分学者以新媒体技术带来的社会语境变革为背景，使用多学科交叉思维，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范式转换机制。
一、新媒体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1）新媒体传播研究。国外在新媒体传播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者从技术角度分析新媒体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如尼葛洛庞蒂在其《数字化生存》中对互联网时代媒体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的转变有着独特的见解，莱・舍基认为“自媒体”时代用一种新的关系模式改变了原先的组织形态，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一种“湿关系链”。二是探讨社会、经济领域所受到的各类影响，研究者试图利用传播学知识、文化研究等来得出新研究范式和结论。目前传播学界有社会科学研究、批判研究与诠释式研究三种主流研究范式。三是新媒体语境下新的传播实践活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罗杰・费德勒的《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体》等。近几年，国内对新媒体传播的研究则更多地聚焦于互联网环境下的新媒体发展、传统媒体转型、社会性传播、传播制度等主题。
（2）新媒体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近年来，国内不少的专家学者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线工作者开始思考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育人工作，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媒体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学者们普遍认为，新媒体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空间、新载体、新形式和新手段。同时，新媒体是把“双刃剑”，传播的多元性、开放性、虚拟性等特征容易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和心理健康，削弱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二是新媒体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创新。学者们大致从建设网络思想政治队伍、打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构建网络舆情应对机制、强化网络道德素养与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
二、新媒体话语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
（1）话语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近年来，学者们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内涵、话语创新路径以及与学科发展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主要包括：一是话语内涵研究。学界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意义、手段、特征等层面定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但目前未统一界定。如邱仁富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功能角度予以界定，强调其话语环境、话语规律与话语目的；郭毅然则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话语表达方式角度予以界定，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控制式、劝导式和对话式三种形式，并逐渐从控制式和劝导式转向对话式。二是话语体系与创新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传统话语体系缺乏层次性、生动性、批判性，如李宪伦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新的话语体系，邵献平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需要实现“生活关怀、理论魅力、平等沟通、情感共鸣和实效”五个方面的转向。
（2）新媒体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新媒体的“超时空、交互性、对话式”等传播特征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内容、话语关系及话语理念提供新情境。目前，关于新媒体话语的研究还较少，且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话语传播范式研究，殷俊等学者阐述了新媒体话语的生成方式、特征及在新媒体事件中的叙事方式等。二是话语功能研究，主要集中在话语权方面的研究。如蒋建国、魏建国等学者分别从舆论话语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等话语权研究。三是话语角色研究，李凌燕集中论述了新媒体的话语角色与话语传播价值。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重视并涉及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思想教育话语研究。但目前关于新媒体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相关论文仅10篇左右，且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与话语体系等方面进行策略性研究。如李炳昌认为，新媒体环境赋予大学生新的话语权和自主学习权，以构建个性化的知识体系；尹夏燕阐述了新媒体视域下高校德育工作中话语权的突出问题，提出建立并完善多渠道的话语表达机制。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新的增长点，目前虽然取得一些成果，但研究视野还较窄，研究范围还有很大局限性，重理论轻实践，研究成果趋向同质化，内容、观点与视角缺乏创新。同时，以新媒体为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目前还处于准空白阶段。新媒体技术发展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域境、空间域境、能力域境与生态域境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新媒体语境下如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范式转换，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学界与高校基层工作者探讨与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曾令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提出及其特征探析[J].教育与职业，2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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