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自媒体；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3-0078-03
互联网时代，基于信息技术与网络覆盖的兴盛，以微博、微信、博客为代表的自媒体已经广泛地深入到了社会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以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为主导的媒体格局正在悄然改变，时至今日，自媒体已经发展为不可忽视的对于传统媒体形成挑战的力量。早在2003年美国学者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就将自媒体定义为公众利用当时当地能够得到的简便传播工具打造自己的传播平台。同时，自媒体不仅以其个体化、个性化、主体性迅速被公众认同、接纳，而且因其交互性、传播性而成为社会及公众交互联通的中介，从而在塑造社会个性、多元性的同时，又将社会高度紧密地融筑于一体，使社会既高度分化又高度融合。所以，作为社会与公众信息传输、播散的载体，自媒体从一开始就注定摆脱不了社会性、公共性的秉性，就注定承载着社会与公众交流、沟通的功能，就注定要成为政治社会化的工具、成为政治传播的介质、成为施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媒体。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发挥，教育者的施教过程，受教育者的受教过程，内容的传播等环节都需要一定的介质，自媒体异于传统载体的展示、通讯、娱乐、社交、新闻二次功能、舆论推动和社会监督等独特功能恰好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需要，同时，自媒体又与思想政治教育同具传播特质，所以自媒体可以被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所利用。
一、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的自媒体审视
（一）思想政治教育为自媒体创新发展带来的机遇
1.思想政治教育为自媒体发展提供发展契机。自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新载体，同时兼具信息传播功能、信息分享功能、娱乐功能、交友功能等等。而公众更喜欢将自媒体当做一种交友、分享心情的工具。只有将自媒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新载体，才能够丰富自媒体的传播内容，使其兼具上述功能的同时还具备社会教化、社会学习功能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也为自媒体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2.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凸显自媒体特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覆盖面广、内容丰富、寓教于乐和教与学零距离性与自媒体的“去中心化”、“交互性强”、“信息量大”、“覆盖面广”、“传播迅速”等特点不谋而合。将自媒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可以向受教育者展示直观、形象、图文并茂的信息，能够以轻松、活跃的方式感染受教育者，真正的做到寓教于乐。此外，自媒体作为网络社会的一种新型表现形式，具有较强的虚拟性，这种虚拟性表现在自媒体匿名化，不仅拉近了教育者和受教者的心理距离，有助于教育者抓取到受教育者真实的反馈，还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
3.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自媒体传播提供新平台。计算机的普及，手机3G技术的发展已经深入公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上到国家大事，小到生活信息，公众都可以通过自媒体获取信息，由此自媒体成为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社会主流信息、正面信息报道和生活信息通知等信息的传播新平台。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政治性和教育性为自媒体完善传播模式、拓展传播平台提供了机遇。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自媒体发展提出的挑战
1.思想政治教育主导者面临的挑战。当自媒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时，自媒体的传播主体首先要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自媒体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还主要由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导者作为自媒体的注册用户承当。因此，这个意义上的自媒体主体就面临诸多挑战。
具有特殊化色彩的传播主体如何为公众所接收。自媒体中的受众“无拘无束”，喜欢趣味性强的内容，所以对于自媒体中具有较强政治色彩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者是否认同并且如何认同就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导者首先面临的挑战；思想政治教育主导者是否具有与其身份相符的意识和理念。自媒体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导者在传播中是否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否彰显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否具有道德权威性、是否能根据受众特点制定教育计划都将成为主导者面临的课题，主导者是否足够了解受众。自媒体虚拟平台决定了主导者与受传者零距离的同时又是无法面对面交流，而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基于主导者对受传者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计划的制订、内容的确定、方法的选择都是基于这一点，所以如何加深自媒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导者对受众的了解是亟须解决的基础问题。
2.公众作为自媒体传播主体面临的挑战。传统的思政教育主体经过培训后具有较高政治、道德、科学素质。而自媒体的“去中心化”、“交互性”等特质模糊了主体与客体身份，以往的受众在自媒体传播平台上同时兼具主客体身份并一跃成为自媒体、思政教育的传播主体，这就给其带来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否具备传播社会正能量、社会主流意识的愿望和能力？是否具备一定的政治文化素质、道德素质与科学素质？同时，传统意义上的自媒体传播主体面对上述转变，以往的统治地位被撼动时，是否认同这种转变，以及是否认同自媒体传播客体转变为传播主体及至思政教育主体，都是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能否解决，不仅关乎自媒体主体身份的重新构建，也关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开拓自媒体这一新领域，同时也关乎思政教育视角下新的更高层次的自媒体体系的构建。
3.自媒体面临突破传统传播模式的挑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优势突出，它可以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空内，完成有明确目标的教育活动，容易收到比较明显的教育效果。而自媒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型载体突破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所受到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个平等自由的交流平台极大地激发了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主体意识，他们在尊重权威的同时绝不盲从，甚至本能的对高位的信息灌输持有抵制态度。于是，传统的“你讲我听”、“居高临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身份界限较为明显的传播模式，不仅不易被受教育者接受，甚至还有可能产生逆反心理。所以，自媒体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需求改变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传播模式势在必行。
二、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自媒体功能创新对策
（一）开发自媒体引导和疏导功能
1.自媒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新载体，应发挥其正面引导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想实现这一终极目的就需要正确的引导公众，而自媒体的“去中心化”和“覆盖面广”恰巧能够为其积极发挥引导功能做基础，同时，将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主流意识融入到自媒体传播内容中，提高自媒体传播者的科学素质、道德素质、政治素养都可以开发和强化自媒体的引导功能。
2.自媒体应疏导负面的社会情绪和社会矛盾。自媒体作为公共信息分享的传播平台，有好的声音也有坏的声音，自媒体传播者应该分清哪些是正面的社会情绪，哪些是负面的社会情绪。这就要求自媒体积极发挥疏导功能，面对社会情绪和社会矛盾，自媒体作为信息的载体，应理清矛盾、构建应对机制，营造轻松愉快的社会氛围的同时对社会舆情进行捕捉，并及时的加以疏导，使公众的负面社会情绪和社会矛盾能够得以消除。
（二）丰富自媒体的“非媒体”功能
1.利用自媒体应对公共事件和。自媒体信息传播还应精细化，设立即时信息、焦点关注、社会事实等栏目，面向全社会传递最新动态，引导社会主流思想走向。面对公共事件、自然灾害和，第一时间将信息传达给公众，并且提供自媒体援助服务。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结合自媒体互动性强的特点，认真分析和研究广大受众的心理需求，即时推出“微访谈”、“微话题”、“微展示”等互动活动，与受众面对面，提高处理事件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从容处理突发公共事件和。
2.利用自媒体处理公众日常管理事务，服务社会。将自媒体的即时传播应用到公众的日常生活管理中，推送正能量信息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公众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建立自媒体公共服务平台，将日常生活信息推送给受众。还可以利用自媒体平台推送就业信息，为未就业者拓宽获取就业信息渠道。
（三）完善官方自媒体主导功能
当前官方自媒体存在“技术控”倾向，重视平台建设和技术突破，却忽略了队伍建设和内容丰富。如何更好地发挥官方自媒体的主导功能，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官方自媒体应守住品质格调，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坚持体现国家意志的原则、坚持客观冷静报道原则，同时应体现出一个新兴网络媒体接地气的姿态、结合传统媒体负责态度、客观信息、理性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建设性能力，把“迎合”变成“结合”，把“不坚持”变成“不保守”，把“投机”变成“投入”。
2.官方自媒体应找准定位。官方自媒体初来乍到，首先应构建起自己的系统判断能力，基于所掌握的客观事实和自身的基本属性，来确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不应顺着“网上此刻最大声音”说话，抛弃点击率，挨住骂声，也要确立官方自媒体的主导地位，更有力的打击非理性、误读和情绪化信息，净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3.自媒体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沟通习惯和文化特征。官方自媒体想在此立足，应改掉以往官方传播的一些习惯，同时不可一味追求小清新、小情怀、小等清纯口味，官方自媒体在自媒体的大世界里应放得下架子，要致力于传递更多的善意、责任感与建设性。
（四）发挥意见领袖引导功能
自媒体中具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意见领袖应起到引领作用。而自媒体的内容多元化导致自媒体的意识形态治理面临困境。自媒体中的意识形态治理，应该认清如何对待新技术和如何对待公众两个本质问题。
1.治理自媒体意识形态，是要更好的倾听真实的民意，坚守依法治理的底线。面对自媒体中的谣言，政府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领域的主导者应该规范网络秩序，把握自媒体发展规律，研究自媒体传播特性，提升管理自媒体本领。
2.培养主流意见领袖。主管自媒体意识形态的官员、专家要深入到自媒体中，既然自媒体具有社会性、公共性，那么意见领袖的确定就应该代表民意，就应该公开化。培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要处理好社会主流意识与社会存在的矛盾，既要维护主流意识，又要正视现实，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出现的不同看法。
参考文献：
[1]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73.
【关键词】大众传播；社会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从2010年的微博元年到现在，大众传播的语境发生了重大改变。基于新媒体与各种社交媒体的公共管理新平台得到了很大发展。2011年全国的政务微博开始上线，截止到2013年7月30日，新浪认证的政务微博总数已超7.9万，发博总数超过6000万条，被网友转评总数约3.6亿次。全国各地政务微博的“火热”现实，证明了各级政府在开拓社会公共管理的新思路、新方法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政府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正得到大众的认可与支持。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须用好新媒体，那么，如何在新的大众传播语境下，积极引导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找到一条符合实际、贴近时代的社会治理的科学发展路径，成为当下关注的焦点。
一、新形势下的大众传播语境
大众传播是现代社会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有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进入到网络时代后，互联网逐渐成为大众传播媒介中的重要一员，而类似于微博、微信的社交媒体，第一次将公众从传播中的受体地位变成了主体地位，普通公众从原来的受者变成了现在的传者，“人人都有麦克风”已成为传播界的共识。
1.公众参与大众传播的可能性已完全具备。美国的德弗勒认为大众传播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讯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原有的大众传播中的职业传播者所能做到的传播实践，在当下的时代中已被普通公众所替代。每天，我们在微博、微信平台上看到的大量新闻、信息、资讯、评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社会中的普通公众传播出来的。他们当中的每一名具有一定媒介素养的公众，即便不是就职于某一家专业性媒体单位，也一样可以实现德费勒所描述的大众传播过程。这样的现实，迫使当前的大众媒体不断改变自己原有的传播形态与方法，大众传播业态的变革，给公众成为主动参与大众传播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提供了表达的路径。
2.专业化、精细化的大众传播内容得以实现。现在的网络中，关于专业化的知识信息可以说十分的完备。以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为例，上面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我们人类所常用的知识领域。原有的大众传播媒介，从报道的范同上看，可能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部分报道的专业性也不容置疑。但放在人类的知识长河中来看，他们毕竟是不可能涵盖全部专业的领域。而公众的参与，为这种专业性的大众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随着社交化网络的普及，公众中的人群分类也变得越来越精细化，这使得他们在借助于社交媒介平台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将更精细、更小众化的资讯传播到所需要的人群中，这有助于实现传播过程中的“点到点”的理想传播状态。
3.自主化、平民化传播主体的参与性得到加强。在传播的实践中，大众传媒可以赋予人物、事件和社会活动以某种社会地位。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大众传播、大众兴趣和有组织社会行为》（1949）一文中认为，大众传播可以使社会事件和人物等正当化，树立威信，得到显著地位；也可使之威信扫地，败下阵来。当今的大众传播语境下，这种原本由传统媒体实现的利：会评价体系，已回归到事物的本源。原本在社会中的自由主体，通过新的大众传播平台，主动参与到社会中的各种事务，他们中大部分身份是平民化、自由化（相对于供职于传统媒体的人员），但他们看待社会、分析社会的思想并不缺少专业性，相反有的思想还对现实的社会公共管理及其他领域中的政策制定，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这对未来实现社会化管理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建立社会治理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嵌套”关系
社会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行为。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转向时展要求的社会治理。完成社会治理，既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全社会成员十分关注的中心。利用好大众传播的媒介平台，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是政府在新时期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方法。
1.新媒体时代“圈子”文化对社会治理的影响。新媒体时代，尤其是微博、微信等社交文化媒体兴起的当下，“圈子”文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很大。每一名生活在这个虚拟社交生活中的人，都有自己的社交“圈子”，这种文化的形成，源自于生活习惯、兴趣爱好、专业领域等因素，这些因素的粘着度与依附度都明显大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社交的“圈子”文化，可以让一些志趣相同、价值取向一致的公众一起为社会事务出谋划策。如果能正确引导，并通过适当的平台将有利于社会治理的社交“圈子”凝聚在一起，就可能对社会治理中涉及到公众利益的改革进行合理、合法的讨论，由于是构建在虚拟社交网络中的讨论，因此这种讨论具有公开、公平的大众传播属性，从而可以更为准确地收集公共管理中值得吸纳的良方与改革措施。同时，有影响力的“圈子”中的核心意见表达者，也能为公共社会管理贡献出很多创新的想法与思路，这为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与层级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2.利用“嵌套”关系的特性建立大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嵌套”就其对于人类传播形态的贡献而言，一旦用户接受它，就意味着革命性的种子植入最适合的土壤，在逐渐生长中开始慢慢释放价值，进一步激发互联网媒介的活力。“嵌套”的这种功能现在几乎涉及到新的网络时代的方方面面。在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下，政府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然而，随着转型社会的多元化、市场化和流动性增强，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更不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有效的社会治理，有赖于各类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公民社会的发育。在新的大众传播语境下，各种“嵌套”关系应用在许多新媒体当中。从产品的功能开发、信息的传播方式到对于人类社会网络的重构，无不体现新媒体产品的“嵌套”规则。如果在社会公共管理的平台中植入“嵌套”规则，就能够有效地形成大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并能够进一步激发社会公共管理的大众媒介的活力与管理水平。
3.加强与大众媒介的联动互动机制，拓宽社会治理的信息公开平台。在新的大众传播语境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特点是互动。互动已成为网络传播的最显著特征。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各种形式开展互动，如报网互动、二维码的使用、报纸视频等，当互动成为公众习以为常的习惯时，获取他们表达的通道才能最终形成。
社会化管理中，应充分利用大众媒介的这种互动功能，从横向上拓宽互动的平台通道，在多种形式的终端、界面上，将涉及社会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进行广泛传播，同时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的互动平台，将公众的建议进行收集归纳，再通过大众媒介平台将吸纳的建议执行结果进行再次传播，告之公众，从而实现大众媒介、公众、政府共同参与的一体化联动、互动机制，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协商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拓宽创新社会公共管理的实践平台。
三、大众传播新时代下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与新路径
1.利用大众媒介平台，强化公民主人翁意识，营造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氛围。公众参与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参与离不开公民的积极、主动性。作为政府，有义务、有责任加强公民的民主思想，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一是利用新形势下的大众传播语境，增强政府公信力，赢得公众的信任感。二是充分利用媒介平台，把抽象的政策分解成具体的政策措施，让公众了解政策与自己的相关性，让大众有能力影响社会政策及社会治理，当他们的意见受到重视、建议被采纳、问题被解决或需求得到满足时，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会增加。三是提高公众参与的知识技能水平。
2.拓宽传播渠道，形成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社会治理格局。拓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是政府社会治理工作不可推卸的基本职责。要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政府应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的原则，通过现代传播手段与技术，结合大众传播特点，将应由社会组织承担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移出去，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扩展必要的空间。要发挥大众媒体和网络平台的作用。媒体、互联网、通讯卫星及数字化发展带来的传播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程度和质量提供了廉价、快捷的渠道和技术支持。
【关键词】传统媒体；新媒体；政治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3-289-02
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主体按照一定政治目的，通过相关的政治传播方式推动政治信息流动的行为。政治传播在政治过程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麦克奈尔把理想社会中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归为五种：告知、教育、平台、曝光率和鼓吹。邵培仁认为政治传播的功能是指：“政治传播的职能，即传播的职责与功效，是政治传播的使命、手段和结果的总和。”李元书则把政治传播的功能概况为政治传播的使命、能力和作用的总和。因此，政治传播功能是指政府、社会政治组织及其他政治传播参与者按照一定政治目的，通过相关的政治传播行为方式，产生特定政治影响的行为结果。
一、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
政治传播的核心就是通过各项政治传播的功能，推动政治信息的流动，传播政治价值。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助资本优势、信息技术和成熟的媒体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己的政治观念，把“自由、公正、民主、法治”的政治价值作为世界各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政治价值的传播就是政治制度的传播。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深入，西方国家的部分政治价值及制度设计思维为我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的改革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基础。但是，我国的政治价值传播应该立足于我国传统和具体国情，通过现有媒体资源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媒体是一种权力资源、一种话语力量的增效器，是塑造社会生活意象形态的主要方式，也是获取声望、并对现实生活拥有重要影响力甚至操纵力的关键途径。媒体作为连接流动政治信息的传播和接收途径与介质，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传统媒体依靠政府来获得政治和经济话语权力，政府作为政治传播信息的垄断者和者，直接控制和协调着政治传播议程的设置、政治传播内容的选定和传播基调。而伴随科技的进步，新媒体依靠先进的传输技术，给政治传播搭建了一个新的传播空间，借助网络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这一新兴的媒介进行政治传播，已经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统媒体以政治宣传、政策传播、配合社会管理进行政治传播，而新媒体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提供交互平台，民众可以更为快捷方便的接收和传播时政信息，也可以发起时政议题，参与社会讨论。学术话语、民间话语、官方话语在网络平台一同展开，形成互动。同时，新媒体扩大了公民的“知情权”，在信息与资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时代，民众有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可资利用的渠道、信息和资料。
二、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
传统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判断受众所要获得信息价值的高低，做出取舍，对传播的信息进行操纵和支配，受众从大众媒体那里得知什么问题或许比其他问题更为重要。尽管大众媒体不一定能直接改变受众的态度和观点，但是它们能够告诉受众想什么。换而言之，传统媒体告诉的是我们想什么，而不是告诉我们怎样想。这种议程设置配合政府的宣传政策，单向维度向民众传播执政理念，进行政策宣传，在推广党和政府的政治价值方面承担政治传播功能。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在表现方式上包括时政新闻和社会民生两大组成部分，它们在“议程设置”的政治传播中分别担当不同的角色。时政新闻主要报道党和政府的会议，解读政策文件，推行执政理念和主导价值观。在我国，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主要是按照行政区划由各级党委宣传部控制，因此各级传统媒体都有相应的时政新闻报道。时政新闻大都选择在报纸首版和广播电视的黄金时间推出，这是通过市场行为达到政治传播的目的。相比时政新闻明显的单向维度的政治传播方式，社会民生类节目（版块）在政治传播上的作用往往不被人所知。其实，社会民生类节目（版块）不仅在政策传播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更是积极参与政府的社会管理，积极引导官方政治价值深入民心。近年来，社会法制调解电视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江西卫视的《金牌调解》、东方电视台的《新老娘舅》、湖北电视台的《调解现场》、四川卫视《让爱做主》、四川电视台《非常话题》陆续登上各大地方电视荧屏。这类节目的出现与政府提出“和谐社会”的执政范式不无关系，政府鼓励使用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手段、强调“大调解，维稳定”的社会管理理念在节目中得到传播。通过对四川电视台《非常话题》节目2012年全年48期节目进行统计，发现“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发展观”“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等政治关键词反复出现，其中“和谐社会”出现最多、总共29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次、“科学发展观”19次，“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21次。这一数据超过同期四川电视台新闻资讯频道播出时政新闻中所捉及的政治关键词次数。政治关键词在节目中出现次数的多寡反映了政治传播的排序，也反映了政府通过传统媒体传播政治信息的变化。2013年出现最多的政治关键词是“中国梦”（25次）和“群众路线”，（24次），而“和谐社会”从2012年第一降为2013年的第三，仅为19次。
一、媒体审判的客观存在理论而言,新闻作为媒体传递信息的主要类型,应该是客观中立的,也不容许添加任何的个人意愿.可新闻稿件作为人的精神创作,不可避免的会呈现出明显的个性特征或个体风格.而这种多样性或多元化,恰恰也正是各大媒体能同时并存的一种反映,如若所有的新闻稿都是同一副面孔,恐怕大多数媒体组织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
实际上,过多加载个人意见的法制新闻,确实将公众的思路和判断引向了道德审判,已经影响到了司法公正的实现和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使用,这对于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因而,媒体报道对司法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审判媒体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当一个案件被媒体报道,立即会在一定区域内引起轰动效应,此时,社会大众的舆论压力或多或少都会对案件的最后审结造成一定的影响.作为一种事实,我们无需也无法回避,我们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使案件审结前的新闻报道客观公正.
二、媒体在司法中的价值换个角度来看,"媒体审判"并不像某些学者担心的那样一无是处.它至少可以使社会大众关注中国的法治进程,关心我们的司法公正话题,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推动了中国的法制或法治建设.
对于"媒体审判",我们不能局限于形式意义上的理解,将它等同于对案件结果的提前宣判.我们应当从广义和实质意义上来考察媒体对案件审理产生的实际影响.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媒体审判"是客观存在的,或者说,"媒体审判"实际上是指媒体对案件进展及其结果的间接影响作用,而并非简单强调媒体对案件结果的决定性作用.
当然,媒体在司法中的主要价值在于舆论监督,而不是直接的介入审判过程或企图过度诱导公众的主观判断.司法公正与否的评判是建立在一定客观事实基础和衡量标准之上的主观判断.媒体的作用在于为其提供基础性素材,或进行事后的引导性总结,借以宣扬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进而促进大众形成现代法治理念,加快社会主义法治的进程.
三、媒体的正确定位媒体在司法公正的实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部分媒体、新闻工作者、社会个体对媒体的角色定位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这一偏差,影响了媒体应然价值在司法实践中的有效发挥.
媒体在司法公正中的角色定位宜作如下考量:
首先,媒体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宣传者.媒体作为重要的宣传工具,在普法工作中至关重要.自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至今,不过短短十余年时间.这与几千年的人治历史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尽管这几年我们的法治进程神速,但无法否定的事实是--与真正的"法治"相较,我们目前所处的法律环境,还不够理想,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对于社会大众来说,长期以来的人治思想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予以彻底消除,这需要一个缓慢、渐进的消化吸收"法治"思想的过程.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理念或法律思想的传播和宣扬是首要的.因此,媒体在法治建设中的宣传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法治,不是精英人物的法治,它应是人民群众的法制,它必须依托于社会大众对法治的理解和感悟.要提高大众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挥媒体在法律思想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真正的法制宣传者.
其次,媒体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监督者.权力需要监督,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审判权也是如此,司法不公或司法腐败现象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党和国家对此也高度重视.
媒体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客观中立的职业规范使它成为天然的法治监督者.为充分发挥监督功效,媒体应当在法制新闻的报道中,全面而客观的陈述有关信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参与案件的整个过程,及时披露相关资讯.作为监督者,我们应当注意保持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合理距离,正确处理好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的相互关系.
在社会管理中，媒体和大众的联系非常紧密，对大众的影响也最为广泛。这些年的公共事件中，媒体的作用可圈可点，甚至有些极端事件一经媒体曝光就可以迅速得到解决，于是出现了“媒治”的说法。
事实上，“媒治”的说法并不合理，在现代的社会管理体系中，媒体只是也只能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其中，并没有最终的决策权、裁定权以及执行权。
社会转型期，如何廓清媒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媒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成为当下值得研究的课题。
舆论监督非“铁”律，“媒治”之说不靠谱
“媒治”这一概念提出后，经媒体热烈议论，成为“时代热词”。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中解释：“什么叫媒治呢?就是媒体治。因为传媒只要报道了，就能迅速地反映。从人治到媒治是一种进步，但是从媒治到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换言之，“媒治”就是通过媒体管理社会，或者通过媒体曝光来解决社会问题。
“媒治”一词的出现并非偶然。这些年，在处理社会危机事件中，媒体功不可没。但同时也给人们形成了一种印象：只有媒体才能解决问题。从“厦门Px”事件到云南“躲猫猫”，从“宜黄强拆”到“李刚门”，每一个事件只要一经媒体曝光，就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走法律程序解决不了的问题，却让媒体解决了。这就产生了误区，似乎媒体比“法治”还靠谱，说“媒治”合乎事实。
然而，“媒治”的说法并不合理。人们眼中的“媒治”，其实是媒体主导下的舆论监督，而舆论监督本身还存在种种问题。
在外部，一方面，法律没有赋予新闻媒体命令行政或司法部门落实和执行的权力。所谓“第四权力”，只是一种社会精神力量。媒体通过报道的影响力，吸引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报道客体施加精神压力，最后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权力阶层。另一方面，舆论监督本身也缺乏法律的保护。在现实中，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措施，舆论监督常常遭遇阻碍，质问记者“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事件便是一例。而那些“异地抓记者”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放在中国的大环境下，人们耳熟能详的舆论监督事件只是大量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从根本上来说，舆论监督远远没有像法律一样的普世价值，因此媒体不具备“治”的条件。
在内部，舆论监督没有“治”的能力。我国的舆论监督，常常呈现出这样一种形态：互联网集结民意――主流新闻媒体跟踪报道――权力机关迅速处理。我们看到，更容易引起权力机关注意的还是主流新闻媒体。负责报道事件的媒体记者，和互联网上众说纷纭的网民一样，是普通人，认识外界事物时往往会受到个人经验和知识的局限，虽然后者比前者更多了几分理性，但无法完全克服片面和主观。
此外，媒体报道的效果也受制于媒体人自身的素质。对于同一新闻事件，表现在报道角度上，不同的媒体选取的切入点不同，有的媒体能看到表象后的制度缺陷，有些则把重点放在猎奇上以博取更高的发行量、收视率或点击率；表现在报道的深度上，负责任的媒体会尽量深挖掘，能做到无限接近真相，但也有不少媒体人云亦云，止于“蜻蜒点水”式的报道，甚至还会出现一些虚假报道。
我们所讲的“法治”，这种“法”有固定的条文表述，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也是代表了人民意志、任何人都要执行的“铁”律，决不能随心所欲。但是，所谓的“媒治”，外无人授权、无法律保障，内无一律的方式方法，这种没有“铁”律的“媒治”必然备受质疑。
社会因分工而进步，政府、司法及媒体应各司其职
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下，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职责确有分工，但是否真正“在其位，谋其政”，就另当别论了。正因为、暗箱操作、司法错判的事件屡见不鲜，民众才会把新闻媒体当成救命稻草，惩贪治腐、匡扶正义的“皮球”才被媒体接了过来，“媒治”这顶“帽子”也才被媒体自觉不自觉地戴了起来，而看客们也觉得似乎真有那么回事儿。然而，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媒体实在不应该接过这顶“帽子”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指出：“社会是多元的，是由种种矛盾组成的，要想适应相互矛盾的种种需要，必须有一种限定与平衡。”迪尔凯姆的这种“限定与平衡”便是社会不同组织之间的分工与合作。
现代社会因分工而进步，不同的分工发挥不同的作用。在不同角色各司其职、承担不同责任的基础之上，社会秩序得以建立，社会发展也因此变得高效。就媒体的职责而言，它既不是“治”的决定者，也不是“治”的裁定者、执行者，但它对“治”有监督的责任，比如对“法治”执行的情况进行监督。
社会出现“媒治”的假象，说明人们对于社会分工的概念不明确，传统的治理结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某些地方政府不作为，法院不按“法治”原则断案，于是媒体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破解这种假象，只有一条路，就是分工合作。具体来说，就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行使好各自的权力，媒体做好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新闻报道工作，各司其职，共同促进社会和谐。
其一，行政机关应当以管好社会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为己任，也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办事。目前有两种隆现象，一是“政府不作为”，该管的事情不管；一是“政府乱作为”，不该管的事情强管。原因何在?我国的干部都是由组织任命的，在一些干部眼里，组织就是上级领导，而非老百姓。老百姓的事情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给领导看的形象工程必须得有，一旦民众意愿和政府利益冲突，让位的就是民众了。在这样的观念下，“黑矿”可以公然运转，农民工维护合法权益要“开胸验肺”。“不作为”以及“乱作为”的后果就是民众的不信任，怨愤在民间集结，无处“话悲凉”，于是只好诉诸媒体。媒体也不是所有的事件都能曝光，因为受当地政府领导，没有哪一家广播电视或者报刊能够畅通无阻地对本级政府“说三道四”。异地监督也多有纰漏，不可能全方位关注。眼下，“媒体报道，迅速处理；媒体没报，置之不理”，俨然成为某些部门的办事逻辑。
可见，问题的核心在于政府权力机关，只有“官老爷”放下架子，正确作为，才能管理好一方土地。很多事情是政府“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为之则一方昌隆，不为则民怨沸腾。因此，应多强调政府的作为，而不应寄望于所谓的“媒治”来解决问题。
其二，司法机关必须弘扬“法治”精神，坚持独立办案的原则，通过“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确保社会管理的正常运作。在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中，现代社会唯一正当
的统治形式就是“法治”。法律作为人们行为的准绳，要求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服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法治是最基础的公平和正义。在法治昌明的社会里，法律在各种活动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司法解决问题具有终极性的效力。但由于现行干部管理体制等原因，司法独立办案在实践中还不能得到完全落实，一些地方司法人员办案很难不屈从于权力，“司法腐败”、执法犯法者也大有人在。影响全国的“钓鱼执法”、“跨省追捕王鹏”、“躲猫猫”等事件，一开始的司法行为都无法使人信服，后都经过媒体的跟进监督，案件真相才水落石出。案件最后的尘埃落定说明问题并不在于法律本身不完善，而是执行的过程不透明，有人为干预或操纵的痕迹。
时下，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恢复法治社会的本来面目，已成为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社会课题。司法机关应当接受舆论和上级权力的监督，但前提是坚持司法独立办案，不能将上级的“批示”或者“舆论的大多数”当作办案的依据，这样才能树立起法律的权威。权力和司法勾结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我国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民众的不信任感加剧。不是民众不懂用法，而是不按法律办事的行为伤透了老百姓的心，老百姓不得不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到媒体上。有不少事经媒体曝光也果真解决了，于是又成为了“媒治”的一个理由。以“法治”的退却去换取所谓的“媒治”，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应该有的。
其三，媒体不应戴上“媒治”的帽子，但应为良好的社会管理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行政和司法的“缺位”导致媒体的功能被放大，不仅有违法治的理念，更有“人治”的苗头潜伏其中。为避免这种苗头，让社会管理步入正常轨道，有必要重新对媒体的社会角色做一个理性的界定。媒体担当的社会责任，应该主要体现在媒介的本质功能上，即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媒介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只是作为一个信息工厂，“参与”到了社会管理中，为良好的社会管理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媒体的职责首先在于公正客观地报道事实和真相，要追求新闻的深层价值，包括揭露社会不公以及其他不为人知但影响大众利益的事件。
其次，除了事实性的新闻报道，媒体还要提供公众意见表达的平台，比如《南方周末》的“自由谈”。在传播学奠基之作《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作者拉斯维尔指出大众传播一项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协调社会”。通过“公众平台”，能够宣泄人们心中的不满情绪，让公众诉求可以上达当政者。在西方，这种功能被形象地喻为“社会的排气阀”。媒体通过“排气”，对社会有机体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再次，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主流媒体还应当通过必要的阐释和分析来引导舆论。陈力丹教授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指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可见，舆论的主体是公众，舆论的内容“鱼龙混杂”，主流媒体必须承担起引导舆论的责任。从新闻事件的选择、到对热点新闻事件的深度解读、再到对重大问题发表的社论或评论，主流媒体应当坚定自己的立场，宣扬正确的价值观，弘扬社会正气。
此外，媒体还应当恪守公正客观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监督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活动，纠正不公正的政策偏差，必要的时候也应旗帜鲜明地督促政府实行利民政策。
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就像一座立交桥，只有各种交通工具各行其道，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系统有序、无阻地前行。社会管理各主体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一旦民众遇到冤假错案或者不公正的待遇，才能有更多更合乎情理的解决门路，而不是苦苦诉诸新闻媒体这条路，更不能把社会变成“媒治”社会。
参与社会管理，媒体“管”得还远远不够
前面说到，媒体是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的重要一环参与了社会管理。但是，社会对媒体却有更多的看法，动不动就说“媒介审判”，还说媒体是“暴力的帮凶”，最后连媒体人自己也提出“媒治”之说。笔者认为，在参与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媒体“管”得还远远不够。
一般情况下，媒体正常报道每天发生的新闻事件，传达国家政策信息，人们都会认为是媒体工作的题中之义。但如果“管”得稍微多了点，各界就会打着“社会责任”的幌子来批评媒体。媒体频频曝光地方政府及工作人员的“不作为”或“乱作为”，就有人说不仅没有改变地方政府的办事作风，反而培养了政府对媒体“危机公关”的能力。遇到舆论关注较多的司法案件，一开始的定性无法使人信服，经过主流媒体一番热议，法院原来的定性就会随之改变，人们就会觉得是媒体“从中作梗”；还有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负面事件”，比如去年发生的“杀童案”、深圳富士康的“跳楼案”，这些事件多了，有的人就提出是媒体制造“社会恐慌”。如果不认真做点分析，媒体就有可能在非议中却步，逐渐失去其应有的功能。
关于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传播学界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媒体的报道效果不会像“魔弹论”所描述的那样显而易见。媒体报道新闻是媒体人的天职，重大社会事件媒体更不能缺位，至于报道出来的新闻事件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媒体并不能也无法负全责。媒体只能为自己有能力预见的事情负责，个别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一点“蛛丝马迹”就当成“独家爆料”，不经过实地调研、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就做的报道，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闻。“假新闻”或者谣言就更离谱，由于这些报道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媒体应当为自己的失职埋单。如当年的“纸馅包子”事件、“有毒香蕉”事件等等，都是媒体的过失所致。
关键字：新媒体；大学生；政治鉴别能力
【基金】本论文为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基金项目《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政课如何提高大学生政治鉴别力》，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SQ152034。
G641
一、新媒体的定义和特征
新媒体概念是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率先提出的。对于新媒体，目前国内学术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综和各种学者的观点，本文对新媒体的定义为：新媒体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具体来说，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新媒体在当今社会具有如下特征：
（一）.虚拟性
众所周知，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网络世界的各种信息都是通过数字信号的形式来存储的，例如图片、视频、文本等。这就说明了网络信息仅仅是一些虚拟的符号。在网络当中，我们无论是作为一个传播者还是作为一个受众，信息交流的双方都是通过一个符号来代表自己，交流的双方都不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
（二）.及时性
新媒体的出现，一方面打破了传统媒体在时间上的局限性，极大的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媒体时空的局限性，可以在瞬间使信息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实现信息的零距离传播。
（三）.交互性
信息传播不仅是个人简单地获取与阅读的过程，也是个体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交互性包含两种含义：一方面，指用户在网络上获得信息时，可以有更多的自，即他们可以自己控制何时以何种方式获得何种信息。另一方面，指信息提供者与信息的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指用户的反馈。这意味着受众对网上信息具有选择权和迅速反馈的能力。新媒体具有自由和开放的信息交流方式与广泛的参与性，对于受众交流与参与的限制非常宽松，个体发表意见和观点的空间很大，并且受众的意见能够立即得到反馈。
二、新媒体对大学生政治鉴别能力的冲击
政治鉴别能力，简单讲就是指从政治上分辨是非的能力。说的具体一点就是指对政治现象、政治事件、政治关系、政治形势等进行鉴别、分析、判断，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能力，是一个思想观念、理论知识、政治立场、政治经验、政治观点等的综合运用，主要表现为在政治风浪和大是大非面前能够分清主流和支流、分清真善美和假丑恶，并能在行为上自觉地选择真善美，摒弃假丑恶。
新媒体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大学生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交往方式，拓展了他们的视野、思维空间和学习阵地。新媒体具有信息资源丰富、交流快捷便利、主体自由平等、娱乐时间碎片化、选择与使用个性化等特点，可以使学生更好更快地获取知识和学习方法，开阔学生的视野，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可以更好地从事各类社会工作，发挥自己的潜力，展示自我，拓展、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促进大学生良好道德品质和独立人格的形成。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矛盾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原理，新媒体的利弊是同时产生的。新媒体在为大学生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面对新媒体上各种思想文化的流行和迅速传播，各类信息十分繁杂，各种信息良莠不齐。当代大学生由于还涉世未深，行为多变，各方面尚未定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方面欠缺，在政治思维方式上仍存在一定的缺陷，政治鉴别力较弱，对社会现象不能作出较深刻的理性分析，时常陷入“想当然”的境地。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成熟，处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中，选择信息的能力、是非辨别能力、自我调控能力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三、应对新媒体对大学生政治鉴别能力冲击的策略
提高大学生政治鉴别能力，既是推动大学校园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培养高素质合格人才、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大学生的政治鉴别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是要靠在后天的学习生活中不断培养的。应对新媒体对大学生政治鉴别能力冲击的策略主要有：
（一）.加强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当今社会，伴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网络上存在着各种良莠不齐的信息，一些负面信息并不断的在网上传播，例如马克思主义无用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霸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如果大学生没有形成正确的是非标准，没有一定的政治鉴别能力，很容易被这些错误的甚至腐朽的网络信息所迷惑、俘虏。因此，必须加强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理论的学习可以使大学生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全面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才能使大学生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并拥护中国共a党的领导，才能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敏锐地识别各种错误的观点和思潮，坚定地在各种复杂的局势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引导大学生积极的参加政治实践
【关键词】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在步入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人们每天都被纷繁复杂的信息渠道和丰富多彩的信息所包围，以电视、报刊、广播、网络等媒介为载体的大众传播方式从根本上颠覆了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大众传媒以传递迅速、信息量大、覆盖面广、导向性强等特有的优势，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认知、审美趣味乃至行为方式等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并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社会功能。大众传媒这种强大的传播优势和社会影响力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来，它既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根本上引起人们的行为习惯、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抓住机遇、迎接各方面的挑战，只有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
一、大众传媒概述
大众传媒（mass media）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 1928 年新版的牛津大词典中，是对在广播电台出现后，产生的一系列职业化信息传播机构的一种名词表述。它有两层涵义，即信息传播的物质工具和从事信息传播的组织机构。传播物质工具包括报刊、书籍、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手机、光碟等；传播机构是指从事信息传播的机构有报社、出版社、广播电台、影视制作单位、互联网站、手机短信发送机构等组织。
在广播电台出现之前，人类传播的历史经历了亲身传播时代（原始社会的非语言符号传播）、印刷传播时代。在报纸作为传播媒介产生以来的几百年间，大众传媒自身不断发展壮大。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应用，广播及随之而来的电视，将人类推进到了“大众传媒时代”。从媒介的类别来看，除了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介外，广播、电影、光碟、互联网等电子、网络媒介也相继囊括其中。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大众传媒的发展无孔不入，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无论从传播的内容，还是传播方式、范围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成为影响人类生活的重要因素。我们说，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而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则改变了人类生存的精神环境，它为人们提供大量的文化产品的同时，也让人类获取信息的能力空前膨胀。麦克卢汉曾经说过“媒介即是信息”，对信息的大量需求是“社会人”的根本需求。
在社会政治领域，大众传媒同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部门，直接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另一方面，它又向社会提供自己的文化产品，成为人们的思想政治生活的重要参与者。美国政治学者认为，“无论偏向与否，新闻与电子传播媒介在我们的政治和文化体制中始终具有影响的力量”。大众传媒作为一种社会发展需求和必然趋势，大量出现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其传播内容和社会导向会对人的思想认识产生很大影响，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改造思想的活动，就势必要对大众传媒产生的影响加以重视。
二、大众传媒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必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的思想，而人的思想总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也要相应地不断创新、发展。在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就存在着诸多变化，例如，教师队伍更加专业化、年轻化；受教育者的思维更加理性化、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教育载体的电子化、网络化等。这些变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提供条件的同时，也使其面临更多的挑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是创新类别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更新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程序，创造出更高的教育效率，实现更大的教育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属于以人的活动方式、程序为对象的创新，它直接创造出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一）适应新媒体环境的需要
网络作为受众面最广的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载体，在网络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网络成为了继广播、电视和报刊等传统媒体之后的“第四媒体”，它具有其他媒体所没有的功能和优势，虚拟性、渗透性、及时性和开放性是它最显著的特征。网络可以随时随地实现文本、声音、图像信息的传递和交换，真正实现了教育环境的虚拟化，并且影响着每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思想观念。
“科学技术的概念、方法和手段，向人文社会科学渗透，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伦理观念和理论在科学技术中的运用，引起了当代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面对新的网络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体系，使得网络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新领域。对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网络作为信息化社会的产物，它在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网络的开放性与全球性使得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我国肆意的传播，对人们的思想、信仰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恶性的政治信息四处流窜，误导了人们的政治倾向；网络里的色情暴力内容，严重危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因此，我们必须在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过程中不断宣扬主流意识形态，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
（二）适应教育主体发展的需要
当前，大众传媒飞速发展和普及，使人们在知识信息的获取上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各类信息成倍增长。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信息、各种文化和思想在全世界广泛而自由地传播，在大众传媒创造的舞台上交相辉映，形成了不同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冲击碰撞，并在彼此的作用力下共同发展，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思想发展从未有过的盛况。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媒体作为当前最快捷、最便利的信息传播渠道，实现了全球范围内信息资源的自由传播，它有着传统媒体难以比拟的广阔空间和无限容量等优势。处于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下，人的思想行为受到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人们面对新思想与传统思想的碰撞出现了价值相对主义的倾向。人的自主意识增强、人们更加重视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同时有一部分人在这种主体性的解放中迷失了自我，他们的政治信仰严重缺失。
人的思想认识的形成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外界客观条件与内在主观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和主体内在的思想矛盾运动转化的过程中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而信息的开放模糊了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异种文化涌入我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在这一平台上相互交汇，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意识和行为习俗之间的冲突和碰撞，谁是谁非一时间很难让人清醒的判断。传统社会中的媒体和信息传播具有高度一致性，但在大众传媒视阈下人与人的交流和交往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在相互平等的平台上进行着自由交流，促成了人与社会的更加融合，人的思想和心理要素从不平稳走向平稳，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但同时导致了社会对人的控制力的减弱，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道德观的人互动过程中，容易受到各种价值观、不同思想道德体系的激荡与影响，因而自身的认知、判断和选择常常处于举棋不定、矛盾的状态中，呈现出明显的不一致性，导致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不一”、“知行不符”等双重表现，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方法也必须与时俱进有针对性地进行创新。
（三）适应价值多元化的需要
信息革命和信息化浪潮为大众传媒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它突破了人与人之间直面交流的局限性，实现了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和全球化。信息化在拉大传播者与受众的时空距离的同时，也使得不同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和政治观涌入我国，面对多元的价值取向，人们不免会迷失方向。多元的政治价值和思想道德价值改变着生活在信息时代人们的政治思维和道德思维，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感相比以前有所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
网络已成为当代西方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途径，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在网络上打响了。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在我国社会中的领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必须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革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大力挖掘网络资源，与传统的管理载体、文化载体、活动载体和大众传媒载体一起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多元价值观可以存在但是绝对不允许其成为主流。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上，不论是信息的认识决策、实施评估还是研究提高都必须将社会主义价值观贯穿始终，不能被多元价值观钻了空隙。诸如思想政治教育决策方法、调控方法、评估方法等现代方法系列，都要为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而服务。
三、大众传媒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是时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要求。在信息化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开辟新的教育途径。这就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管理和服务深入大众传媒，在现有的各类传媒体系中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阵地。
（一）发挥大众传媒作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力的方法
随着科学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依赖大众媒体来满足个人获取信息的需求，依托行政组织体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已经越来越难以奏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充分利用大众媒体的优势、突破传统模式、利用大众传媒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首先，它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通过形象、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采取纪录片、电影、访谈节目等形式，引起人们关注，起到发人深省的作用，从而达到教育人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目的。其次，利用大众媒体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最大限度地扩大覆盖面。在大众传媒成为人们获取信息重要渠道的今天，它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宣传空间，对人们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国内外大事、党的方针政策、各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以及其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都可以利用音像制品、电视、网络等传媒在很短的时间内覆盖祖国大地，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二）在传媒体系中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宣传阵地的方法
除了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外，还要建立一批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宣传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工作方针的思想教育专题传媒节目，主动进行正面的灌输和教育，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优势，通过各种手段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用科学、健康的思想文化占领传媒阵地。自 1999 年 4 月 16 日清华大学汽车系学生党员自发建立了一个名为“红色网站”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之后，相继有“马克思主义之家”、“红色中国”、“红色世界”、“思想政治工作之窗”等一大批思想政治教育及理论学习的网站建立，逐渐形成一股网上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另外，“党课风采”、“优秀论文”、“在线答疑”、“革命歌曲”等都成为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可见，建设一批优秀的传媒节目能够增加教育的吸引力，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途径，从而更深入、广泛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同时，要将访问量较高的党报党刊、红色网站和电视广播等相联接，充分发挥大众传媒体系的整体合力，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使大众传媒真正成为改进和加强大众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
（三）树立网络榜样教育的方法
每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都需要一个榜样的形象，以此激励和引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榜样的作用一直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重视，传统教育方法中就有榜样教育方法的运用。建立网络榜样教育方法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通过树立典型引导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认识向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方向发展。在大众传媒时代，榜样的作用突破了以往的局限性，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宣传和推广，可以有更多的教育对象主体受到榜样的感染和号召，自觉的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过建设网站，最新的榜样事迹和宣传信息，上传先进榜样的视频，邀请榜样人物来网站做客和广大教育对象主体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和交流，使得受众产生思想共鸣，积极效仿榜样。还可以搜集名言警句供教育对象主体交流启发，激励鞭策大学生勇敢地迎接困难、克服困难。网络环境的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开展能够产生持久的影响力，促成教育对象主体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总而言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是时展和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现其时代价值，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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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都市类媒体 政治自觉
一直以来，都市类媒体被定位为按照市场规则来运营的媒体，其关注的重点是与读者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服务性、实用性、可读性、娱乐性等特征突出。但随着受众结构调整、社会思考的多元化变革和办报理念的成熟，为了提升层次、扩大影响、应对竞争，都市类媒体必须增强政治自觉。保障公民权利、行使舆论监督、整合社会资源、引导公众舆论，都市类媒体有了更大的作为空间。
一、都市类媒体增强政治自觉的时代背景
1、都市类媒体日趋主流化
2008年，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将都市类媒体等纳入舆论引导范畴，并明确了发展主流媒体的方向。这标志着都市类媒体主流化步入一个新时期。都市类媒体主流化是媒体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过去，为了更多的吸引读者的“眼球”，都市类媒体在内容选择上出现了信息丰富但琐碎、舆论引导作用弱化等负面问题，对于受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越来越不适应。提高自身公信力、实现主流化转型，这已成为都市类媒体所共同面临的课题。要跻身主流媒体行列，都市类媒体必须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增加“主流新闻”，传播主流声音，通过严肃的内容、深刻的报道和宽广的视野等方式，增强公信力。
2、受众结构日益高端化
都市类媒体过分娱乐化的倾向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抵制，格调低下的内容和舍本逐末的经营注定无法赢得长远发展。都市类媒体如果要赢得稳定的受众，扩大市场份额，走在行业前列，必须逐步增强政治自觉性，从原来的普通市民导向转向更具精英化的公民导向，具有较好经济收入和较高文化修养的高品质需求读者群体应该成为其竞争的重点。事实上，都市类媒体的受众结构也正经历历史性的转变。社会中坚力量和高学历背景的读者日益增加，整个读者群体日益走向“主流化”。
3、行业竞争更加白热化
地方时政新闻一度不受都市类媒体关注，都市类媒体往往选择以社会新闻为主，并完全由媒体根据新闻价值按新闻规律自由处置。与专业报纸相比，都市类媒体在报道中缺乏深度；与同类报纸相比又会存在同质化问题。而对于读者来说，通常希望看到更本质的新闻，于是读者需求与媒体报道两者之间出现巨大差距。都市类媒体要跳出同质化竞争的怪圈，满足更多的读者需求，迫切需要具有一定深度、能够发掘事物本质的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新闻报道。那些曾经不受都市类媒体关注的时政新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报道，现在已成为都市类媒体的竞争热点。可以说，增强政治自觉、提升时政解读能力是都市类媒体实现差异化发展的关键选择之一。
二、都市类媒体增强政治自觉的基本取向
1、更新理念：从大众媒体转向主流媒体
加速向主流媒体转型是都市类媒体实现政治自觉的最好方式。这一转向大致可从三方面展开：一是“去低俗化”，脱离都市小报的视角，从体现出独特的思考和人文关怀出发，挖掘蕴涵在社会现象之中的附加价值，从以往单纯依靠感官刺激吸引受众向依靠报道质量凸显影响力转变，进而实现从都市小报到主流大报的转型。二是强化硬新闻报道。都市类媒体的核心新闻产品应该是对重大事件的深度报道，这是展现都市类媒体政治自觉的重要途径。三是适时进行改版。改版可以反映报纸定位的改变和新理念，这是都市类媒体主流化与时俱进的重要方式。通过改版，强化时政新闻报道，或应对突发重大事件，能有效加强都市类媒体与读者互动和舆论监督，塑造品牌和自身的主流化大报形象。
2、重塑角色：从娱乐受众转向引导大众
一味强调娱乐和煽情已经无法满足受众需求，追求庄重严肃的理论框架是都市类媒体对“娱乐至死”倾向的理性反思，也是对自我角色的重新定位。通过重新思考定位社会角色，都市类媒体能够积极有效修复社会共识，并促进社会机制在健康、理性、有序的轨道上行进；都市类媒体重新思考定位社会角色，还要重视社会监督职能的行使。舆论监督是都市类媒体出彩的“法宝”，都市类媒体对公众可能遭受的利益侵犯发出警告，揭示强势利益集团对弱势群体的种种伤害，引起受众的关注，激起舆论的力量，从而对国家、政府和社会机构乃至个人的行为进行调节；当然，都市类媒体在社会角色定位中还不可忽略一点，即：服务群众，有预见性地、及时地就那些关系到百姓长远利益的事件向社会发出警告，及时报道涉及百姓切身利益、关系政府作为事件的进展情况，不断提醒政府和权力机关解决那些关系百姓福祉、一时解决不了的事件依然是都市类媒体最基本的价值追求。
3、抢占高端：从市井消息转向权威新闻
政治自觉要求都市类媒体必须转变报道内容与手段，不能只顾单纯的外部冲击力，更要追求内在吸引力。因此，都市类媒体一方面要强化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报道，主动设置受众关心的议题，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加强社会上下层面的互动，保障读者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事件中，都市类媒体要主动抢占舆论高地，按照党和政府的宣传基调，以敏锐的新闻直觉和把控全局的能力，宣传主流声音，体现媒体的社会责任。
4、深度传播：从表象传递转向深度思维
新闻叙事角度多样化、聚焦多样化，深度思维是都市类媒体政治自觉具体实践的基本方向。这要求都市类媒体必须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审视眼光和求异思维，能够不拘泥于表面现象，敢于打破原有的条条框框的束缚，适量选择一些与众不同的聚焦和独特的角度，从更深层次挖掘出更多的新闻信息意义，更深入地探讨新闻的核心价值。
5、转换视角：从官方维度转向平民视角
平民视角是都市类媒体政治自觉的最大特征，平民视角下的新闻报道特别是时政报道，已成为都市类媒体最重要的亮点和看点。都市类媒体的时政新闻报道从一开始就自觉从平民视角观察社会，在内容上，坚持平民立场，关注同普通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在方式上，坚持平民方式，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亲切朴实的语言和形式传递信息；在取向上，坚持平民利益，反映普通百姓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都市类媒体的平民意识与传统的民本思想相一致、与现代传播学尊重“受众本位”观念也一致，这不仅继承了传统典型人物报道的代表性和导向性，还进一步增强了典型报道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三、都市类媒体增强政治自觉的基本路径
1、坚持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并重
政治自觉，要求都市类媒体从业者除了拥有宽广的知识面和过硬的业务素质外，还要具备深厚的政治素养。都市类媒体从业人员要提高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尤其是增强政治敏锐性，善于从政治上判断形势、分析问题，在政治问题上保持头脑清醒；要善于敏锐洞察和鉴别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现象，正确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能够划清是非界限，不被假象所迷惑，能够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洞察其可能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并据以正确地确定自己的政治态度和行动。
2、坚持“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并重
“上情下达”、“下情上达”，都市类媒体是可以同时实现两者的重要渠道，这要求都市类媒体变“传者本位”为“受众本位”，以强烈的“百姓情结”和“民本取向”，关注普通受众，将镜头和笔端对准百姓生活，以一种普通百姓的价值取向和平视生活的态度来观察和思考问题，以平等的心态去传播和体察政治事实，摒弃居高临下、空洞虚妄的宣传说教，将政治话题转向民生议题，将理性主题感性化，体现人文关怀，广集百姓舆情，倡导互动交流、公开讨论，使媒体与受众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情感共识与共鸣，让群众能够参与和接受新闻。这是对公民知晓权和参与权的尊重与满足，也是提高都市类媒体竞争实力的关键所在。
3、坚持关注“热点”和捕捉“冰点”并重
热点问题一直是都市类媒体竞争的“兵家必争之地”，但在追逐热点的同时，都市类媒体也应该保持一定的冷静姿态，不能过于随波逐流，进而丧失理性。除了“热点”，都市类媒体更要善于捕捉“冰点”。这就要求都市类媒体具有超前的新闻意识，能够分析现实，预测事态走势，及早发现新闻线索，做好进一步报道的准备工作。对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新闻事件，选择独到的报道切入点，形成有影响力、有深度的新闻报道，多层次、立体传播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内容，把“冰点”变成“热点”。
4、坚持常规报道和议题设置并重
随着都市类媒体的竞争，新闻同质化问题日益凸显。在做好常规报道的同时，议题设置是高效配置新闻资源的重要途径，也是都市类媒体拒绝平庸、抢占先机、在竞争中取胜的法宝。从某种意义上说，议题设置的水平是衡量一家都市类媒体整体采编实力的主要指标和政治自觉水平的指标之一，对于是否能形成规模、创新角度和加强舆论引导，意义重大。议题设置要求都市类媒体对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梳理，通过分析、构思、酝酿、调整，做出报道方案并加以实施。
5、坚持宣传引导和舆论监督并重
舆论监督是我党新闻工作的重心之一。都市类媒体通过将典型人物平民化处理，通过平易的格调、平实的作风和平常的心态与受众进行交流沟通，真正挖掘典型人物的朴素美、自然美来达到感染读者、引导舆论的目的。同时，都市类媒体也应该强化舆论监督功能，主动寻求解决社会矛盾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佳合作形式，引导人们逐步进入到有序的政治参与和良好的政治运作的制度形式上，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负责任、公信力强的公众形象。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指企业在正常生产创造利润的过程中，兼顾对产品、员工、产品购买者、股东、环境以及社区的责任。弗里德曼曾提出社会责任的唯一要求就是获取利润，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更加重视与企业相关的一切利益主体的价值，以及对周边环境、对社会带来的贡献。
二、新闻媒体相关理论
（一）媒体监督功能向治理功能转化
在被报道的上市公司中媒体通常没有所有权，所以发挥的媒体监管职能并不一定转化为公司治理功能。对于一些上市公司，如丑闻或不当行为被媒体曝光，也算是媒体履行监督职能，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媒体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治理的功能。只有当媒体被揭露，该公司的丑闻影响了其自身的治理，媒体最终起到了保护投资者免受侵权诉讼的利益，才可以认为媒体有治理功能。因此，媒体如何影响公司治理呢？
首先，信息不对称的改善。公司治理面临的许多困难，都源于信息不对称。经理人在公司内部的人，有信息优势，总是能够掩盖那些不利于公司和自己的信息给公众。如果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差，将提供投机和内幕交易的机会，从而导致股票价格的扭曲，减少资源的资本市场配置的效率。此外，还有上市公司与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媒体，特别是财经媒体利用其专业知识和信息的收集和加工优势，为企业提供及时，充分和准确的信息，降低了门槛，为投资者获取信息，帮助缓解了公司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改善了公司治理难度大的情况。
其次，声誉约束机制。经理人市场比较成熟的或者资本市场越来越成熟的国家中，媒体主要影响或改善公司治理的途径是通过声誉机制。对于上市公司，负面报道将令公司面临声誉损失、生意失败、更高的再融资成本及其他风险损失;对于管理者，面对负面报道会使其就业前景恶化，未来报酬降低的影响，因此，在声誉约束下，上市公司和管理层处于口碑的考虑被迫减少违规行为和道德风险行为。
（二）媒体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双边效应
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靠其自身的自律性很难实施，需要作为公平客观的媒体等第三方的参与，另一方面媒体代表全社会的利益，为履行媒体自身的社会责任，媒体有义务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当然这种参与实现了媒体和企业的双赢。
企业的发展依赖大众传媒的宣传，媒体的生存也依赖企业的经济利益，这是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目前，就报纸媒体来说，印刷成本已经超过发行价格，媒体生存发展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广告，以及与企业的合作收益。
媒体参与企业经营不仅需要考虑媒体本身的社会责任，同时需要考虑合作企业的CSR。如能在合作过程中相互促进CSR，则能实现双方的完美结合，良性发展。否则，在激烈的竞争中，很可能会因为经济利益而忽视CSR。
因此，媒体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途径是媒体改革的主要考虑方向。事实上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企业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因此媒体与企业合作或多或少会影响企业的经营领域，如营销、策划等。但是媒体又必须发挥其基本属性的功能――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于是媒体有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一定的“超脱性”。这体现为媒体的CSR。
三、企业层面的建议
（一）完善企业生产经营规章，融入社会责任理念
无规矩不成方圆，企业的生产运营活动也都由各自的规章制度指导着。因此，社会责任理念的融入就是打击企业违规现象的有力办法。有了社会责任的引导，企业的任何决策都必须考虑其对社会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回馈。这不仅能对企业行为的规范化起到推动作用，而且还能制约高管的违规动机。
（二）企业价值的充分体现
企业的价值在多个方面得以体现，回报股东和消费者，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自然环境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的保障，应给予更好的保护，对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提供就业机会，纳税，等等。充分体现企业价值，是基本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应尽的基本责任。
四、媒体层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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