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民商法学领域，对保险法学的研究恐怕是最为薄弱的。保险法学研究的滞后、保险立法的不完善以及保险司法解释的空白，给审判实践带来诸多困惑。突出表现是一些案情基本一致的案件，处理结果却相去甚远。而且，随着我国保险业的迅猛发展，保险案件审理中法律适用难的问题日益突出。本文立足于调查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对当前保险案件审理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法律适用难题作了认真思考，提出初步意见。
一、关于“明确说明”一词内涵的界定
《保险法》第18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该法为保险人违背“明确说明”义务的行为设定了如此严重的法律后果，却未就“明确说明”的内涵作出界定，这一明显的立法疏漏使得实践中对“明确说明”一词产生了多种理解。且不论保险案件当事人和办案法官，仅中国人民银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就先后出现过三种意见：（1）中国人民银行的答复：“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保险单背面完整、准确地印上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或备案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即被认为是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告知义务。投保人在保险单上签字，是投保人对保险单即保险条款的有关内容表示认可并接受约定义务的行为。”（2）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批复：“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11条：“保险法第18条中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应当在保险单上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对有关免责条款做出能够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解释。”
比较上述三种意见，关于保险公司“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中国人民银行所作的要求最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所作的要求最高，司法解释草案所作的要求与《保险法）接近。笔者认为，司法解释草案设定的标准仍不明确，难以操作；中国人民银行所作的规定则明显违反（保险法》——按照该规定，保险人就保险条款所负的说明义务是在保险单出具以后才履行的；从“明确说明”的含义考察，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意见最为合理，但应当结合保险条款的性质予以准确把握。保险公司没有必要就所有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作出解释。有无必要，判断的标准在于能否达到“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的效果。如果条款含义清楚，普通人都能明了其含义和后果，则没有必要做过多说明，保险人尽了提示阅读义务即应当认定其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对于免责条款中的专门术语，普通人不易理解的，则保险人不仅应履行提示阅读义务，还应解释其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
二、关于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
1.保险人代填写或代签名行为是否可以免除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笔者认为，由于投保人仅对保险人提出的询问事项负有如实告知义务，作为保险人询问内容及投保人作相应告知义务载体的投保单，是否投保人填写或填写内容是否为投保人所确认，应当是对投保人是否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的判断标准。具体而言：（1）投保单内容虽由人代打勾或由人填写，但投保人最后签字确认的，应当视为投保人已经确认了投保单中就询问事项所做的告知是属实的。（2）保险人保人签字的，由于不能证明投保人是否确认填写内容，除非投保人认可，否则不能作为认定投保人末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依据。（3）投保人签字在前，人就告知事项的填写在后的，由于未经投保人确认填写内容，仍然不能作为认定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依据。
2.体检程序的介入是否可以减轻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对此，我国《保险法》未作规定。许多学者持肯定观点，并在审判实践中被广泛采纳。他们认为：“在人寿保险或健康保险中，如果保险人未指定医生检查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有故意或过失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反之，如果保险人指定医生检查被保险人身体状况，虽可因此增加危险估计正确性，但同时也削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这是因为保险人所知及应知事项，因其人（检查医生）的介入而扩大。因此凡体检医生检查可以发现的病症，即为保险人所知；即使体检医生因学识经验不足，对于检查的结果未能作出适当的研究判定，或因故意或过失而作出错误的判断，也屑保险人应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之不负告知义务。”笔者主张，不能因为体检程序的采用而减轻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依据在于：（1）在询问告知主义的立法例下，投保人就保险人的询问作出如实回答是其法定义务，若无法定免除或减轻事由，自不能随意减轻这一义务。（2）体检只是保险人用于过滤欺诈投保的一种辅助手段，如果仅仅因为保险人采用了医生体检手段而免除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无异于鼓励投保人隐瞒实情，打击保险人采用体检程序的热情，势必导致保险人取消体检程序。
三、关于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而未经被保险人签字同意的保险合同之效力认定及实体处理
《保险法》第56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由于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与受益人发生争执时，被保险人已经死亡，因而在无书面同意意见的情形下，无法得知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愿。审判实践中盛行这样一种思维：保险公司接受这种投保单具有明显的过错，如果认定合同无效，对投保人明显不公，所以主张将其认定为有效合同。笔者认为：
1.应当准确理解《保险法》第56条的规定。该条强调的是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而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可能为同一人，因而，即便未有被保险人书面同意的专门文件，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情形时，保险合同仍然有效。
2.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形下，应当严格按照《保险法》第56条的规定执行，认定保险合同无效。该条是基于保险的特性，从防范道德风险，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所作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不应当突破。当然，在认定保险合同无效之后，应当根据双方的过错大小合理分担责任。由于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对此类保险合同须由被保险人签字确认均应明知，对于保险合同的无效，双方均有过错，但保险人作为专业性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的无效应当承担主要的缔约过错责任。在损失认定上，由于被保险人未签名确认保险合同且已死亡，则被保险人是否同意已不可知，而在被保险人不同意的情形下，并不存在信赖利益损失问题。因此，实体处理上应当判令保险人返还投保人所交纳的保险费，但保险人不应承担其他赔偿义务。
四、医疗保险是否应当适用损失补偿原则
保险界大多认为，医疗保险具有典型的损失补偿性，应当适用与财产保险合同相同的处理原则。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98年）第63号文《关于医疗费用给付问题的答复》，认为当事人至少可以通过约定的方式达到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的目的。理由在于：上述《答复》指出：“如果在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中无关于‘被保险人由于遭受第三者伤害，依法应负赔偿责任时，保险人不负给付医疗费责任’之约定，保险人应负给付医疗费的责任。”从中可以反推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保险条款中有上述约定，则保险人不负给付医疗费的责任。
在现有立法框架内，笔者主张应当区别不同情形予以讨论：
1.因第三者侵权而引发保险事故的，医疗保险不应当适用损失补偿原则。（1）从保险立法考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保险法》第68条规定：“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得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该条表明：在因第三者侵权而引发保险事故的情形下，医疗保险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保险人不能因支付保险金而享有代位求偿权。（2）从合同法原理及《合同法》规定分析，也能相互照应，自圆其说。按照保险代位求偿的原理，被保险人将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转移给保险公司，本质上构成债权转让。根据《合同法》第73条、第81条的规定，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债权是不能代位行使和转让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2条则进一步予以细化，明确将“人寿保险”和“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列入“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债权”。因而，基于《合同法》的规定，医疗费用保险中被保险人无权将其对第三人拥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转让给保险公司。而且，由于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保险合同就转让权利作了约定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之规定，将其认定为无效。
2.在不涉及第三者责任的医疗保险中，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要视不同情形而定。这类医疗保险条款往往约定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实际支出的合理医疗费用的一定比例给付医疗保险。如果被保险人参加了当地医保，则保险公司往往以医保统筹帐户给付部分不屑于被保险人实际支出为由拒赔，从而引发纠纷。笔者认为，这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保险费率的厘定是否已将第三人的在先给付作为影响因素考虑进去，如果已经考虑进去，则保险公司有权拒赔，否则被保险人将获得不当利益；反之，如果并未将第三人的在先给付作为影响因素考虑进去，则保险公司应当进行赔偿，否则保险公司将因此而获不当利益。根据现行的实务操作，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已经参加医保，保险公司收取的保险费均是相同的，从中应当可以得出保监会或保险公司至今尚未将被保险人是否参加医保这一情形作为费率厘定的依据。既然如此，保险公司当然无权拒赔。
五、人民法院能否依据受害人的申请，直接判决保险公司向其支付被保险人（侵权人）参加的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
依照《保险法》第22条，除人身保险合同外，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为被保险人，其他人不享有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支付保险金的权利。《保险法》第60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该条就保险公司直接向第三者支付保险金的行为，使用的是“可以”一词，似乎这是保险人的权利而非义务。而实践中经常发生被保险人肇事后既不向受害人履行赔偿义务，又不向保险公司及时申请保险金的案例，致使受害人的损失得不到及时赔偿。保险理赔实践中越来越多地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受害人能否依据被保险人（侵权人）参加的第三者责任险，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支付保险金？
笔者认为，第三者责任险设定的直接目的恰恰在于保护受害人利益，由于被保险人申请的保险金并不归其实际所有，最终要支付给受害人。因此，在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及时向保险人申请支付保险金，应当是被保险人的义务而非权利。在被保险人不履行申请保险金义务的情况下，立法应当赋予受害人这样一种权利，即他可以依据被保险人（侵权人）参加的第三者责任险，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但鉴于损失赔偿额等问题需经有权机关核定，才有效力，而且赔偿额的大小直接涉及侵权人和受害人这一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即保险人的利益，实践中具体操作时，通过人民法院行使这一权利才较为妥当。这一思路已经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确认。该院在（2000）执他字第15号《关于人民法院能否提取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所投的第三者责任险应得的保险赔偿款问题的复函》中认为，人民法院受理此类申请执行案件，如投保人不履行义务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债权人（或受益人）的申请向保险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由保险公司依照有关规定理赔，并给付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对保险公司理赔数额有异议的，可通过诉讼予以解决；如保险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理赔的，人民法院可依法予以强制执行。
有必要指出的是：（1）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和投保人所享有的抗辩权应当仍然存在，可以据此对抗受害人的申请权。（2）由于受害人往往是在被保险人，经过诉讼和执行程序仍不能实现自身权利的情形下向保险公司申请支付保险金的，因此，可能会造成超过2年索赔时效的情形。对此，笔者认为，应对《保险法》第27条第1款的规定作准确理解。该款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二年不行使而消灭。”从中可知，该款限定的主体是“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而不包括责任保险的受害人，因此，保险人不能以该条规定的索赔时效对抗受害人。
[参考文献]
关键词：保险利益；射幸性；立法意义
保险合同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完全履行，因为它不仅是当事人满足自己需要的重要手段，也是全体投保人精诚合作、分担危险之必要途径。依照各国保险法的规定，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必须是受到实际损害的人，因为补偿是保险的基本职能。那么，保险上的损害是以什么形式表现的呢?又如何来量化呢?这涉及到保险制度的核心内容——保险利益原则。
所谓保险利益（Insurableinterest）,又称可保利益，立法上首见于英国《1774年人寿保险法案》。该《法案》第一条要求被保险人对被投保的生命具有可投保利益，也即保险利益。[1]但英美成文法上对保险利益的含义并无界定。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均没有保险利益这一用语，但在理论上却对保险利益制度有系统研究。就我国研究现状来说，理论上将保险利益描述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一种利害关系，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受损，或因保险事故的不发生而受益的损益关系；同时将保险标的根据其性质不同分为财产及人的寿命和身体，并相应地把保险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明确指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以此涵盖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保险利益，但并未就两者做出进一步详尽规定。
一、保险利益制度的起源
保险制度发端于贸易发达、风险巨大的海上运输。在13世纪末意大利的海上保险中，保险人假装称已从被保险人处受领一定金额之贷款或以信用方式赊购被保险人之货物，约定若船舶未安全抵达时，将该款项返还给被保险人或支付价金。实际上是使被保险人在货物损失时可从保险人处获得一定金额之价款。这种约定中，未来船舶是否发生危险事故无法安全抵达或危险事故何时发生不确定，保险人是否给付保险金取决于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因此具有射幸性。射幸性使得这种所谓的保险和有着相似的机理。两者都决定于偶然事件的发生。显然，是为社会公益所排斥的。它变一定（原有之赌本）为无定（输或赢），[2]是一种参加者创造风险的活动，鼓励利己主义、贪婪和不劳而获，使偶然性成为人们行为的主宰者，破坏生活道德秩序。[3]因此产生这样的问题：被保险人是否必须是船舶未安全抵达会受损之人？被保险人获得的价款是否应不超过其货物损失？据此，有学者提出，因保险行为而请求保险金额的，被保险人应证明保险利益之存在，强调约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受损害者才能获得价款且价款不得超出损害金额，以区别于。从此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保险，即填补损害制度。[4]保险利益理论也由此开始发展。
二、保险法上对保险利益的概念定位
财产上的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于特定财产所具有的实际和法律上的利益，人身上的保险利益对于投保人本人为其主观价值，对于第三人则为投保人和该第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利益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实际上只是将法律上权利稍稍扩大至法律承认的权利和利益，对保险利益并没有给予充分说明，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保险利益给予分析。
理论上，学者众说纷纭，可概括为以下两种学说：
第一种是价值说，或称经济利益说。此学说认为，保险的本质乃在于补偿经济损失。换言之，即在于填补所灭失或所减损物上之价值。因而认为有利益才有损害，有损害才需要补偿，故认为保险合同之对象为保险利益，即保险利益就是保险标的物上的价值，或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济利益，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以致保险标的物不安全而受损，或者因为保险标的物不发生损害而受益。[5]依价值说，构成保险利益需具备三个要件：(1)须为经济利益。保险是以补偿被保险人所受损失为目的，保险利益须属于经济上的利益或以与经济上利益有密切关系且可以货币量化为限。(2)须为确定的利益，即指其利益已确定或可确定。(3)须为合法利益，即其利益合乎法律的规定。价值说对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能进行科学的解释，国内学者多持此学说。[6]价值说比较重视保险标的物的价值因素，突出了保险合同的经济补偿功能。第二种是关系说。在人身保险中，由于人的生命、身体、健康为人格权的内容，无法以金钱价值对其加以衡量，故价值说无法解释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于是关系说乃应运而生。该说认为，保险利益乃是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此种利害关系，包含有经济上之利害关系及精神上之利害关系两种。德国及我国台湾学者一般持此学说。[7]关系说与价值说相比，其独到之处是不拘泥于经济价值上的解释，而是从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为人身保险获得了一席之地。
笔者认为无论赞同哪种学说，有几点我们是必须认可的，也是各国对保险利益内容界定一致的地方。第一,保险利益必须是合法的利益。不合法的利益不能作为保险利益为保险合同或保险法所保障。如对盗窃、抢劫之财物的占有利益,走私、贩毒的经济利益,劫匪对劫持的飞机或者人质的期待利益等,均不能构成保险利益。第二,保险利益应为经济上的利益。所谓“经济上的利益”,是指可以体现为货币形式的利益或称为“金钱利益”,保险是以补偿损失为目的,以支付货币为补偿方式的制度,若损失不是经济上的利益,就不能用金钱来计算,则损失无法补偿。第三,保险利益是可以确定的利益。惟有保险利益这种经济利益是确定的利益,在实践上才具有可操作性,在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保险人才可以据此进行补偿。所谓“可以确定的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现有利益或者因现有利益而产生的将来预期利益可以确定。对于人身保险而言,可以确定的利益也可以称为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利益。回过头来看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利益的界定，概念定位上并不是很清楚，逻辑不够严谨，不利于实务操作。这些缺陷对于保险法的实践以及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这可能也是我国保险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因此，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明确相关概念的任务任重道远。
三、保险利益原则的立法意义
保险制度因其“分散危险和补偿损失”的职能而具有积极意义,并得以存续和发展,任何人均不应通过保险而获得无损失的利益或者超过损失的利益。确立保险利益原则的价值亦在于能有效地防止将保险作为的工具。保险利益的存在，能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道德危险与保险相伴而生，似乎从保险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让人们头痛不已。如以与自己毫无利害关系的他人财产、身体、生命或健康为保险标的，则实为。就财产保险而言，如以无保险利益之他人财产投保，因为他人财产即使发生危险，投保人并无损失发生，如能获得赔偿，则与何异。其更甚者，投保人为图早日实现其不当利益，必不会等待被保危险之自然发生，而将设法造成被保财产的损失，其所诱发的道德危险，实不言而喻。例如，保险标的物价值100万，所有者的保险利益即为100万，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最高不得超过100万，发生事故保险人的赔偿额最多100万，身心正常者，不会为以100万的投入换取100万的赔偿而铤而走险，这纯粹是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就人寿保险而言，若无保险利益规定，后果更无法设想。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没有保险利益限制，任何人都可以以他人的生命或身体作为保险标的而订立合同，则投保人可能采取各种手段伤害被保险人，以谋取保险金的给付。17世纪英国保险法因没有保险利益的规定，就出现过杀害被保险人的情况，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安定，立法机关遂在《1774年人寿保险法》中首次确立人身保险必须具有保险利益的原则，明确规定：人寿保险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必须有保险利益，否则合同无效。旨在消除以他人生命、健康为赌注，博取非法利益的寿险保险单，该法因而被誉为“禁止法案”。可见保险和在目的、效果、及社会评价(包括道德和法律等角度)方面均存有差异,但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保险中有保险利益的存在。保险利益原则不许可随便以他人的财产或人身作为保险标的投保,便有效地防止了不受损失而获利,从而保证了保险的损失补偿职能,遏制了。
保险利益原则之创设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发生道德危险，道德危险是保险术语,是指投保方为获保险赔偿而故意促使保险事故发生或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放任损失扩大。坚持保险利益原则,无损失则不赔偿,损失多少赔偿多少,有效地防止了为获得不当利益而发生道德危险。在保险实务中,保险赔偿的最高额以保险金额为限,保险金额是以保险利益为基础的。这体现了保险的“补偿”性，从而更好地实现保险“分散危险，补偿损失”的职能道通过保险利益原则来设置屏障防止发生道德危险，并限制保险赔偿的额度，从而保障保险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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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
冯登艳博士研究表明,农业保险是一种介于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物品之间的一种准公共物品。它具有消费的不完全性和收益的不完全排他性等准公共物品的基本属性。李选芒、杨卫军、郭晨阳指出,从经济学上讲,农业保险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即农业保险具有正的外部性,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凌云莉从农业的基础地位说明,农业保险作为一种保险商品既不是完全的私人物品,也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它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和公共性的准公共物品。田爱君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指出,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中具有正外部性特征的产品。
二、目前我国市场上农业保险的现状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数的85%的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国的农业保险还处在初级阶段。
我国自1982年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以来,农业保险就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在我国保险业蓬勃发展之时,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平衡性却日渐凸显出来,农业保险的萎缩与中国农业大国的现状极不协调。1992～2004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8.17亿元下降到3.96亿元,到2004年,人均保费还不足0.5元。于洋、王尔大指出,1985～2004年农业保险赔付率一直居高不下,综合赔付率高达120%,这远远高于保险业界公认的盈利临界点70%。在这种情况下,为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中央从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了六个“一号文件”,强调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重要性。
三、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因素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为农业生产总值的0.04%,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8.82%。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农民的保险意识因素
1.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与高成本往往使得农业保险的保费率较高,而较高的保费使得收入较低的农民买不起保险。据统计,我国农业保险保费率最低为2%,最高时可达15%～20%,这令我国收入普遍较低的农民望而却步。
2.农业保险商品作为一种“非渴求”的商品,由于农业风险的不确定性,广大农民对此存在侥幸心理。
3.我国农民的参保意识较弱。目前,我国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据王敏俊的调查研究显示,一般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保险的作用和特点。而我国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这说明,目前我国农民的参保意识还较弱。
(二)农业保险的赔付率因素
1.中国农业是在小规模、分散经营的条件下进行的,市场信息容易失灵。农业的生产周期长、季节性强,生产和需求弹性小,难以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作出决策反应。
2.由于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的状态,保险公司处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就会减少农业保险的业务,甚至会停办农业保险业务。
(三)农业保险人才因素
1.2000年,全国从事农业保险的专门人才只有9000余人,县以上每个行政区平均只有3人。这说明我国农业保险人才及其匮乏。
2.农业保险在操作上有较高的技术要求,保险费率的厘定、损失的评估等都需要专门的农业保险人员,农业防灾防损以及保险期间的监管也要求有专门的农业保险人员操作才能有效减少风险损失,降低保险赔付率。
3.保险人、保险经纪人也需要懂得农业保险的专门知识四、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对策
(一)加强对农业保险的立法
由于农业风险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而,农业保险规范、有序、健康的发展更依赖于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农业保险的相关法律是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保证和依据。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各国都很重视对农业保险的立法,并制定实施细则,以确保农业保险体系顺利、健康的运行,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但是我国目前为止,尚无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予以扶持。李选芒、杨卫军、郭晨阳根据我国的国情,并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指出我国应该尽快对农业保险进行立法,并以法律的形式对农业保险具体的目的、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费率厘定、赔付标准、实施方式等方面进行详细而明确地规范。完善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规范可有效规范政府的职能和作用,规范我国的农业保险市场,逐步建立农业保险补偿机制。
(二)加强农民的投保意识
曾玉珍、穆月英通过对天津市农户的农业保险市场的调查分析指出,天津市农民不投保农业保险的最主要原因是缺乏对农业保险的了解。各级政府和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媒体、广播、印发宣传册、开展讲座等形式宣传农业保险,使农民真正意识到农业保险的重要性,打消农民的侥幸心理,从而加强农民的投保意识。
(三)增加政府的财政补贴
由于农业保险自身具有高保险费率和高赔付率的特征,从而农民不愿投保,保险公司也不愿经营。如果政府能在保费及经营费用上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和支持,如对投保农民提供保费补贴、对保险公司提供给用补贴、给与农业保险税收优惠等。我国政府应借鉴国外农业保险体制成功的经验,尽快建立起适合我国的财政支持型农业保险体系。
(四)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所谓巨灾,是指台风、暴雨、洪水、地震和海啸等强大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在当今国际社会,巨灾损失已成为国际保险与再保险公司破产清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由于巨灾保险的缺失,历来经济损失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救济,这毕竟是杯水车薪。
由于巨大自然灾害的发生时间、损失程度等无法准确预测,因而巨灾风险管理一直是世界共同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裁吴焰指出,农业保险的风险如不能有效分散,将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可持续性构成严重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意义深远。巨灾专项基金是用以应付特大灾害发生而积累的专项基金,用于发生巨灾时的大额保险赔付。
(五)加强农业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人才很匮乏,保险专业人才的不足作为我国农业保险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应尽快加快专业人才的培养,如在高校开设农业保险专业,加强农业保险的课程教育、对在职人员进行在职培训等。有了足够的人才保障,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农业保险人才队伍,才能保障农业保险市场的健康、有效运行。
(六)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
由于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致使农业风险损失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宜分散,很容易形成农业巨灾损失。在我国农业风险频发的情况下,农业再保险就显得尤为重要。农业保险主管部门应该建立同中国再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以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分担损失,支持农业保险业务稳健发展。
【摘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农业保险作为分散农业风险的一种重要手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央也连续出台了六个“一号文件”,强调农业保险的重要性。本文从农业保险的属性、我国农业保险目前的现状、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因素和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对策四个方面对农业保险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农业保险中国准公共物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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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险机构将证券投资作为最重要的保险投资方式，保险资金大量进入证券市场。从总体趋势看，1980-1995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保险性机构持有证券的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一直在不断上升。1997年，美国、欧洲、日本的保险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市值占股票市场总市值的比重分别为25%、40%、50%.
2.越来越多的保险机构通过股票市场筹集资本。不仅保险资金是股票市场的主要资金来源，资本市场反过来也成为保险公司提供发展资本的重要途径。
3.保险负债证券化和资产证券化。证券化是保险与证券融合的最新技术。负债证券化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基于风险组合的总损失并在交易所中进行交易的保险期权；二是基于风险组合的总损失并包括本金和息票在内的债券。负债证券化是投资银行和保险经纪人进行产品创新的前沿领域，目前已涌现出诸如意外准备金期票、备用信用限额、灾变债券、自然灾害期权等新品种。
4.证券型保险新品种不断涌现。随着保险市场竞争加剧，传统保险产品已难以满足客户需求，保险公司纷纷推出基于证券和房地产等领域投资组合的新型产品。
此外，保险与资本市场的融合不仅表现在业务的交叉上，也表现在组织机构的一体化上，保险机构与证券机构、证券投资基金、资产管理机构等通过收购兼并，形成集团化、复合式的组织构架。
二、加快我国保险与资本市场的融合已刻不容缓
加入WTO后，我国的金融分业监管、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既面临外来竞争，也面临自身业务结构单一、规模不经济的多重制约。保险与资本市场融合既是金融体系演进的大趋势，也是突破保险与资本市场发展困境的双赢策略。对我国保险而言，加入WTO后的核心问题是偿付能力和竞争力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
从偿付能力角度看，我国保险业的偿付能力不足已经存在引发潜在危机的可能性。根据《中国保险年鉴1998》有关数据，初步的保守估计，我国保险业的偿付能力不足差额达到74.5亿元人民币，低于最低偿付能力标准达到32.69%，已经达到《保险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危机警戒线。解决偿付能力问题，除了通过发展保险业务来改善绩效外，当务之急是多渠道开拓保险公司注资渠道（包括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加快保险公司上市步伐，进一步放开对保险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政策限制。
从保险业的竞争态势看，承保的综合成本率将不断上升，承保利润会逐步下降，目前欧洲与美国的保险公司承保综合成本率已经超过100%，承保亏损已经成为保险公司的普遍现象。我国保险业随着市场开放和竞争性增强，承保利润会进一步加速下降，如果没有其他创造利润的渠道，势必出现保险业的发展危机。
首先，资本市场规模偏小，对市场扩容的承受能力差，难以适应大型企业筹措巨额资本的需要。从潜在扩容压力主要来源看，主要包括：（1）目前上市公司非流通股的可流通化和国有股减持的扩容压力；（2）国有银行体系和重新注资带来新一轮银行上市融资压力；（3）中资保险机构利用资本市场弥补资本缺口带来新一轮扩容压力。就保险业而言，未来的重新注资要求就足够压垮目前的国内资本市场。我国保险业未来5年的资本缺口将超过1300亿元。保险资本缺乏不仅包括偿付能力不足造成的资本缺口，也包括中外资公司市场竞争力差距角度衡量的资本。目前整个中资保险业的实收资本总计不到20亿美元，而西方国家一家中等规模的保险公司的资金就达到数10亿美元，从目前进入我国保险市场的外资保险公司的资本状况看，其所有者权益均在30亿美元以上。显然，目前的证券市场承受能力是很难承受未来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巨大资本缺口。
其次，投资品种单一，流动性差，难以吸引大规模的投资性资金进入资本市场。要解决资本市场对筹资的承受能力，必须吸引规模庞大、期限很长的投资性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保险资金就是资本市场未来资金来源的关键性渠道，这类资金包括商业保险资金、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但保险资金规模巨大，资本市场必须有丰富的投资工具和强大流动性支持来吸引此类资金。市场投资品种缺乏，市场规模偏小，对大资金而言，就存在很大的流动性风险。而流动性风险恰恰是保险类资金主要关注的风险。
再次，监管能力不足，投资风险很大。在目前不规范的资本市场环境中，投机盛行，市场操纵和欺诈十分普遍，是很难吸引真正的投资性资金进入的。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即使放松保险投资限制，理性的保险机构对进入资本市场也是十分谨慎的，投资失败可能会形成很大的系统性风险。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保险与资本市场的融合不是简单的资金互动关系，而是一个金融体系结构性整合和发展的深化过程，既包括资本市场为适应保险机构入市在交易机制、产品结构、交易质介、风险监控等方面的改革创新，又包括保险机构自身的管理构架、监控制度、经营战略、产品结构等方面的调整和创新。只有通过深化保险和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改革，促使两者良性互动，才能突破我国保险与资本市场的低水平相互制约状况。
三、保险与资本市场融合的条件、方式
1.保险与资本市场融合需要培育创造基本的环境和条件
从资本市场化看，资本市场的改革与深化应该侧重于：（1）加快债券市场体系发展；（2）加快发展投资基金市场；（3）发展远期交易、期货交易方式，建立完善的风险转移和分散机制；（4）规范和发展各类信托机构、资产管理机构和专业化投资公司，进一步发展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从保险公司看，要应对资本市场的挑战，就必须在内部建立健全规范稳健的资金管理体系，保险公司不仅通过卖保单积累资金，也可以通过接受委托理财、发行债券和票据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通过多渠道的资产组合管理创造投资收益。
从政府监管看，保险资金与资本市场对接需要各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实行联动监管，政策一致，并建立健全各类相关的法律、法规，保证市场运转的合规性和政府监管的有效性。在目前分业监管构架下，应该加强保险与证券联合监管，完善信息披露规则和公司治理准则，打击市场欺诈和价格操纵等非法活动。
2.保险与资本市场融合的方式选择
当前我国保险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投资资金源源不断与投资渠道极其狭窄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与此对应的是，由于新增资金缺乏，当前证券市场承接能力低下，已陷入萧条局面，面对未来扩容压力急需开拓新的资金来源。为此，保险与资本市场融合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保险资金与资本市场的对接问题。保险资金与资本市场对接的方式较多，从国外的经验看，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从资金运作的主体看，国外对保险资金的管理有3种模式：（1）保险公司设立全资的子公司或控股公司，实行专业化运作；（2）保险公司在内部设立专门的资产管理部，按事业部制进行运作，这在一些中小型保险公司较为多见；（3）保险公司以信托或委托的方式将资金交由专门的投资机构或资产管理机构来管理。但随着保险公司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竞争程度的提高，选择多样化的管理方式和主体已成为一种趋势。
从投资的具体渠道看，可供选择的对接方式大致有以下8种：（1）发行保险定向证券投资基金；（2）放开投资连结产品直接入股市的限制；（3）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新股发行申购，参与国有股、法人股减持；（4）扩大可投资的企业债范围；（5）面向保险公司发行定向的长期特种国债、金融债；（6）发展保单贷款和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7）试办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参与一些有效益的大型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开发建设，参与一些处于高成长期的高科技创业投资基金；（8）开放对保险公司外币投资的限制，允许适当比例外币购买B股、H股、中国政府发行的海外债券、大型企业发行的海外债券等。
应明幼、郑晓彬[1]两位学者对保险资金与资本市场对接方式的绩效作了定量化的比较研究，其研究结论是：（1）作为战略投资者和通过拆借市场入市最佳；（2）设立保险基金次之；（3）保险资金直接在二级市场投资股票、债券或直接买卖基金较为不利。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恢复商业保险业务以来，我国商业保险业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恢复商业保险业务至上世纪90年代初，保险产品主要以简易人身保险为主，产品结构比较单一。而产品的销售只能通过单位推销人身保险，保费低保额小。从市场需求角度考虑，改革开放初期居民收入少且社会保障较充分，对保险产品的需求少而缺乏弹性。这一时期的团体保险多表现为团体，仅指团体投保，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团体保险。
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前期，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飞速发展，保险业也呈现井喷之势。从保险的需求方分析，此阶段居民虽已有一定积蓄，但鉴于社保和国企改革尚未启动，对社保和养老方面的保险需求仍然不足。再加上专职人的引入使个保基本转为人销售为主，团险业务受到明显挤压。而保险公司为了迎合“双高”时的市场而推出的各类储蓄型产品和团体年金产品，因随后的连续降息而蒙受巨大的利差损。在此阶段，虽然团体保险的保费收入有了一定增长，但从其在行业的地位来看，处于下降阶段。
第三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对团体保险的需求激增，原因如下：一从企业角度，原来由国营企业承担的养老和医疗等福利制度取消，福利制度成为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之一，团体保险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工具；二从国家角度，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造成了“未富先老”的局面，巨大的社会保障压力使政府大力推进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其中企业年金正是重要支柱之一；三从消费者角度，由于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医疗、养老体系都不健全。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消费者自我保障的欲望强烈，大大激发了对此方面的保险需求。国内的保险主体也不断增加，各种新型团体保险产品不断涌现，寿险业进入产品转型期。企事业单位对团体保险的认识日益加深，中国的团体保险业务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2我国团体保险业务发展的外部政策环境
（1）国家政策鼓励发展商业保险。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统筹发展城乡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该文件的出台体现了政府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力度，鼓励商业保险发展的决心，同时给团体保险业务的发展带来了利好信息。
（2）团体养老保险税收政策不到位。根据《通则》及财政部2003年下发的《关于企业为职工购买保险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3）61号）规定，补充医疗保险可以享受4%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若严格按定义归类，以重大疾病为保险责任的险种是不属于享受补充医疗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另外团体补充养老保险与信托型的企业年金从大的范围来讲，同属于补充养老保险。但《通则》下发后各省并没有出台给予补充养老保险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从现有税收政策看，团体养老保险无论是企业交费还是个人交费均缺乏税收优惠政策，推动困难。政策上的制约压缩了团体保险业务发展的空间。
（3）管理式医疗保险不计保费收入。《保险行业新会计准则实施指南》中明确：“如果仅具有保险的法律形式，但并无保险风险，或保险风险没有发生转移的合同不属于保险合同。”由此可见，管理式医疗不定义为保险合同，不计算保费收入。意味着对于要做大寿险保费收入的公司来说，单纯的管理式医疗产品需要做相应的修改，增加一定的保障因素，或者放弃该类业务的推动。
3团险业务销售方式的分析
团体保险的销售渠道主要有以下三类，直销、中介和交叉销售。除了这三种渠道外，还存在其他的销售模式.例如通过互联网络、国际共保组织进行销售以及职团等。下表是对三种主要销售渠道的对比分析
4销售渠道组合策略
目前团体保险销售最先进的模式是公司综合运用各种渠道，采取多层次的分销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保险人采用各种不同的渠道销售产品。同时，可以通过不同渠道的组合，达到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目的。因此，选择团体保险分销渠道组合的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组合中的渠道，必须是那些能够为公司带来某个目标市场的许多交易的渠道。
选择分销渠道组合的模式，需要根据市场的情况、产品生命周期的情况来进行，主要的策略有：
第一，密度策略。这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特定的目标市场上所采用的分销渠道的多少。保险公司可以同时采用尽可能多的分销渠道来销售团体保险产品，这种方式虽然能够迅速占领市场份额.但由于团体保险客户的有限性，渠道间的竞争导致成本增加。保险公司还可以挑选最为合适的渠道来销售针对特定的团险产品，这种方式能够充分挖掘细分市场潜力，提供更专业的客户服务，但保险公司容易进入过度操纵的管理误区。另外还可以采用独家分销策略，这里的独家分销策略不是指保险公司只选择一种分销渠道，而是指某些特定的团体保险产品只能采取一种分销渠道。这种策略能够保证各种渠道之间避免竞争性，但容易受到渠道制约。
第二.团体保险产品生命周期分销渠道策略。团体保险分销渠道的组合策略必须与所销售的产品的生命周期相匹配。对于投入期的产品，如果保险公司的产品不易模仿，可以选择可控性较强的渠道组合，以避免大规模的资金风险。如果产品易模仿，就要选择广泛的分销渠道，以迅速占领市场。对于处于成长期的产品，保险公司应该选择广泛的分销渠道，以维持和扩大市场份额。对于处于成熟期的产品，在达到销售目标的时候.保险公司可以考虑放弃某些分销渠道，以减少成本。对于处于衰退期的产品，保险公司可以取消部分分销渠道，只保留效益好的少数渠道。
第三.市场细分策略。在激烈竞争的保险市场中，任何保险公司都不可能占领全部市场，这就需要根据自身优势对市场进行细分并且确定目标市场。市场细分就是依据保险购买者对保险商品需求的偏好以及购买行为的差异性，把整个市场划分为若干个需求与愿望各个相同的消费群。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保险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营销优劣选择合适的目标市场。
总体而言，团体保险分销渠道的选择，需要考虑一些原则，主要有经济性原则，即渠道的选择能够为保险公司带来利润最大化；有效性原则，即分销渠道能够为保险公司带来优质业务并且能够增加现有客户忠诚度，吸引潜在客户；控制性原则，即保险公司能够控制分销渠道，以使其能够符合公司的发展策略；适应性原则，即选择的分销渠道必须能够适应变化的营销环境；匹配性原则，即分销渠道的选择能够和团体保险产品的复杂性相匹配。
参考文献
1．从总体上看，中国保险业风险管理水平较低，风险管理理念不强。
第一，风险管理作为一种管理职能还基本上没有被融于保险企业管理中，保险经营基本上还是财务型控制被动经营。第二，保险业发展总体决策和保险公司决策在相当程度上缺乏风险管理理念，保险的粗放型经营、以保费收入作为经营业绩的硬招标的决策思路对目前的保险发展仍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三，保险风险管理技术水平低，风险评估、保险信用等级评定缺乏有效的评定标准，风险控制和风险融资的方式相当有限。许多保险公司根本就没有防灾防损部门，在有防灾防损部门的企业中，其人力与财力的配备不足。第四，在保险风险控制过程中，事后控制为主要控制方法，对风险的事前控制重视不够。第五，在保险监管方面，主要还处于事后监管阶段，监管工作缺乏主动性和前瞻性，监管重点仍在费率等问题上，对关系到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资本比率、再保险安排、资产配置等内容监管力度不够。
2．较为注重显性风险管理，对隐性风险管理重视不够。
第一，在业务发展导向上，注重规模和速度，强调业务增长量，忽视保险发展的质。由于我国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设立主要是根据保费收入增加额为依据的，保险法规和保俭监管部门对保险费地位的过份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商业保险公司把保费的追逐作为主要经营目标。保险公司在实际展业中，重保费，轻理赔；在保险市场竞争中，以保险价格进行恶性竞争，盲目承保、劣质承保并存；在保险险种开发上，以占取市场份额作为主要手段，对保险产品风险的管理控制重视不足。
第二，在保险发展导向上，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保险决策和保险经营中的短期行为，对保险业发展及保险公司发展战略长远性研究不够；在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度方面，保险业未能充分重视恶性竞争、保险中介制度混乱、保险欺骗对社会公众产生不度影响；在制度法律建设方面，对保险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法律基础建设重视不够，一方面表现在保险法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缺陷与不足，另一方面保险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开放条件下保险业的发展，一个有效的保险法律体系还未基本形成；在保险文化建设方面，保险公司文化建设滞后，保险文化传播缺乏创新，保险公司的形象度和美誉度构建急需加强。
3．较为注重内生风险管理，忽视外生风险管理。
第一，部分保险公司不重视对公众信任风险的管理。第二，对保险开放、民族保险安全的风险重视不够。在加入WTO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对中国保险市场进一步开放中的各种风险进行管理研究不足，忽视中国保险业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的根本制约。第三，部分保险公司较为重视公司内部风险管理，而对保险同业的规范竞争、有序竞业的风险管理重视不够，保险同业组织的作用还相当有限。第四，对保险中介组织的风险管理力度不够。部分保险公司无视保险中介的有关法律规定，不顾中介机构经营资格、业务水平、职业道德状况等条件进行中介展业，表明保险公司对中介组织风险管理与保险公司自身的规范经营都应加强。第五，缺乏对保险欺骗进行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保险欺骗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日趋加大，在中国保险理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的国度里对保险欺骗的风险管理需在制度完善和技术创新上加大力度。
4．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风险管理决策缺乏依据。
保险经营是在大量可保风险前提下运用大数法则对可保风险进行分散，各类风险数据、损失数据是保险经营的数理基础，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说，风险数据、损失数据是保险经营的保险资源。保险经营依据这些保险资源从事保险展业，通过展业扩充丰富这类资源提高保险经营水平和展业范围。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要求保险公司(包括社会)建立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对这类保险资源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我国相当部分保险公司有效的风险信息系统都未能建立，这将可能导致保险经营决策缺乏合理依据，使保险经营缺乏合理的数理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这将可能导致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增加。
5．风险管理理论滞后，风险管理人才不足。
在我国，风险管理理论发展滞后，风险管理人才不足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保险风险管理既包括风险投资、保险购买和管理、安全、赔偿金管理、索赔管理，又包括公共关系、市场服务、培训员工、提供法律咨询等内容；既包括对保险公司的硬件失误风险和软件失误风险的管理，又包括组织性失误风险和人的失误风险的管理；既包括保险公司内部风险管理，又包括保险业风险管理；既包括保险经营显性风险的管理，又包括保险经营隐性风险的管理。只有建立起全面的风险管理观，才能推动和实现保险业有效的风险管理。
二、目前风险管理状况对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影响
1．保险业风险管理及保险经营风险管理弱化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基础；
近年来40％的保费增长率是在粗放型经营模式下，在风险管理未能有效实施的情况下实现的，在这种经营模式下，重视保费增长速度与资产负债管理重视不够并存，保险公司总资产增加与净资产减少同在，保险市场规模扩大与保险业务的利润水平逐步降低并举，增加保费的快速增长与较多风险的累积相随，这不仅有悖于保险业风险承担、风险分散的宗旨，而且大大影响保险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保险经营风险管理功能弱化将不利于深化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保险信任和保险信心是各国保险业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近现代保险发展的共同基础是社会公众对保险业的信心和信任，这是决定保险需求的根本因素，因为信心和信任是保险理念培育的良性土壤。因此，保险公司必须建立真正地为社会公众分散风险、为社会公众提供各种风险管理服务的经营理念，真正地实现保险经营与保险风险管理的融合，以增强和巩固社会公众对保险业的信心。特别是在目前风险分散途径多样化的情形下，增强社会公众对保险业的信任和信心对现代保险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3．保险经营风险管理的弱化将使中国保险业在国际保险市场中缺乏竞争力，导致中国保险业在对外开放和加入WTO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局面。
从中国民族保险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民族保险业是在中国本身缺乏商业保险理念和商业保险技术机制、在国外保险公司对中国保险市场进行掠夺和控制的不利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种特定的历史路径制约了中国现代保险业的发展。因此，在中国民族保险实力不足、现代民族保险发展缺乏一定制度环境和制度基础的条件下，民族保险业更应注重自身的稳健发展，大力加强保险发展的制度建设，培植保险理念。惟有如此，才有可能实现民族保险发展从量的增加到质的升华，增强民族保险业自身在国际保险市场的竞争力，逐步有序地实现保险的国际化。
三、对策
1．实现保险经营方式的根本转变，制定稳健的保险产业发展政策，为中国保险业风险管理构建良好的宏观环境。
保险业发展要实现根本性突破首先必须实现从粗放型经营方式到集约型经营方式的根本转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走出重速度、轻质量的恶性循环，把保险发展引上稳健、健康的轨道，进而逐步增强民族保险业的综合实力。也只有在经营方式根本转变的前提下，才可能制定出稳健的保险产业发展政策。
稳健的保险产业发展政策是中国民族保险业发展的基本战略前提。首先保险产业政策必须建立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人文背景上，只有在这种根基上培植公众的保险意识，构造保险制度环境，完善保险法律制度，开发保险资源潜力，满足公众的保险需求，才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保险业发展道路。其次，保险产业政策必须体现可持续发展性，坚持可持续发展性，才能有效地开发中国潜在的保险资源，才能实现重速度、轻质量的粗放型经营方式到集约型经营方式的根本转变；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真正实现保险业本身的宗旨；只有坚持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逐步树立和增强公众对保险的信任感。再次，中国的保险产业发展政策，必须把战略管理、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融于一体，政府应以较高的战略眼光来发展保险业，保险业在社会政治经济中的特殊地位要求政府对保险业实行低税政策，改变目前中国保险业税负较重的局面，对一些投资型产品的开发可考虑税收优惠或递延税收政策，对外资保险公司的税收政策应考虑到有利于民族保险业的发展和中外保险企业的公平竞争；保险业应坚持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相结合，实现保险真正地为社会经济、社会公众服务宗旨；保险产业政策还必须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考虑建立区域性的保险产业政策与统一的保险产业政策相结合的保险产业政策体系。
2．培植健全的保险意识，完善保险法律制度基础，为中国保险业风险管理提供制度支持。
保险风险管理不仅仅是一种风险识别、衡量、控制、融资的技术方法，还在于风险管理制度是一种保险制度安排，提供对风险管理的制度支持是十分必要的。培植健全的保险意识是构建中国保险制度基础的一个永恒主题，保险意识的培植一方面需要保险公司规范的经营作风、良好的社会形象的凝聚力和辐射力来实现，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对保险意识的传播也有利于保险意识的培植和增强。
法律是风险管理的制度基础，保险法律制度完善程度决定风险管理水平高低及其绩效大小。目前应着手解决保险发展与保险立法滞后的矛盾，弥补《保险法》中的缺陷和不足，同时抓紧时间构建完整有效的中国保险法体系(包括《保险业法》、《保险合同法》、《外资保险公司市场进入与监管条例》等)。
3．实施全方位风险管理制度，强化社会风险管理理念，是中国保险业风险管理的重点。
保险经营方式的转变、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中国的特殊体制背景下，保险经营方式转变、保险法律制度构建应与保险业全主位风险管理实施同步进行。中国保险业全方位风险管理包括对物的风险、行为风险与心理风险管理、制度风险与人的风险的管理、显性风险与隐性风险的管理、内生风险与外生风险的管理、风险信息管理系统与风险预警系统的管理等。
在强调风险核保管理的同时，须强调逆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的控制；在注重保险产业发展风险管理时，应特别注重决策风险的管理，克服目前保险发展的短视心理和短期行为；在制度风险的控制上应坚持内控制度、同业制度与监管制度三管齐下，在人的风险控制上，既要控制管理内部人风险，又要控制中介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再保险人和保险投资机构投资者的风险；在内生风险与外生风险管理上，要积极探索怎样对保险开放中出现的风险进行有效控制和有效管理，对中资保险公司与外资保险公司的税收风险加以重视。总之，在整个保险产业发展、保险制度构建过程中都必须把风险管理制度和风险管理理念融于这一过程中。
关键词：境外保险；出境人员；风险评估；预警机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走出去”战略的加快实施，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与人员迅速增多，地域分布日趋广泛。我国外派劳务人员逐年增多，目前在外人数已超过50万人。与此同时，由于部分国家政局动荡、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和国际恐怖活动日益加剧等原因，我国劳务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伤害的案件时有发生，2007年4月24日发生的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遭袭击和抢劫事件尤为突出，在这次事件中9名中国工人被杀，还有7名中国工人被绑架。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对外经济合作安全工作，商务部会同中国保监会酝酿试点海外务工意外保险，开发相应责任范围的海外务工人员保险，落实包括海外务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在内的具体合作领域，这些对研究境外保险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境外保险需求越来越高
1.国际合作日益广泛。近几年我国国有大型企业在加大自身国内发展的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业务，努力拓展市场空间，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和企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作为平等互利的伙伴，我国已成为推动非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仅以非洲为例，据测算，目前我国对非贸易对于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0%左右。我国产品质优价廉，打破了高价垄断，让非洲人民得到了实惠；我国技术适合非洲需求，降低了经营成本。2006年，中非贸易额已达555亿美元，我国成为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截至2006年底，我国累计对非洲投资117亿美元，重点投向农业开发、加工制造、交通、通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领域。我国公民和企业积极参与境外经济活动，海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日益扩大，每年向境外输出劳务人员65万人次，主要分布在第三世界国家；从事远洋渔业的人员达4万余人，外派船员约15万人，分布在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外派医疗队人数约1200人；在海外设立的中资企业有1000余家，海外中资机构1900多个。
2.出境人员大量增加。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与各国间合作交流活动日趋频繁，再加上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出国审批手续不断简化，各类出国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初的1979年，我国出境总人数仅为28万人次。2006年，出境人员人数已达3200万人次，至2020年，我国公民出境人数将达1亿人次。
3.民间贸易往来不断增多。我国从1979年开始劳务输出，先后与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履行过劳务合同，20多年累计派出劳务人员上百万人次。据了解，我国每年外派劳务总人数大约为20-30万人左右，而每年全球跨国流动劳务人员达3000多万人，我国每年在海外劳务的人数仅占国际跨国劳务总人数的1%左右。
4.我国对外旅游开放力度加大。随着国民收入的逐步提高，发展势头强劲的出境旅游不仅丰富了我国公民的休闲生活，而且成为我国出境游主要目的地国家的滚滚财源。2006年，我国居民出境旅游人数已达到3410万人次。
5.国际局势动荡不安。2006年，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处理各类领事保护案件3万余起，涉及人员数以几十万计，较2005年(2.9万起)稳步增加。
国家综合实力和国民收入的提高，对保险业的需求明显增加。保险业面临全球范围内的风险，如何针对各行各业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纷纷开拓海外市场，针对一些地区不安定因素造成不间断的袭击和抢劫事件，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范等方面的保障制度，提高企业和公民风险防范意识，加强我国在外企业和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保护，是落实保险业做大做强的具体体现，也是发挥保险业经济补偿功能，为国民经济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保障的重要保证。
二、我国境外保险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发初期国家对境外保险高度重视，1983年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对外经济贸易部曾以[83]银发字第14号《关于争取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在国内保险的通知》明确了境外保险的要求和投保标准，必要时可邀请保险公司作为保险顾问参与境外商务谈判。保险体制改革后，[2005]48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与人员安全保护工作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和商务部相关文件，明确要求各派出企业必须为外派人员购买境外人身意外伤害、职业暴露等保险，提高境外人员和机构的抗风险能力。但从实际操作方面并没有完全落实，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缺乏相配套的制度保障。目前，除《通知》和商务部相关文件外，我国尚没有针对国际合作、境外就业和外派劳务、商务、旅游、探亲等有关财产、人员的损失、伤亡的管理规定，只是建立了一般性应急处理机制，更谈不上专业的处理流程，使目前的突发事件只能依靠政府支持、企业参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成本，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表现为单一依靠国家应对策略，缺乏灵活运用商业机制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一方面容易诱发国内国外双重赔付标准，引发各种矛盾；另一方面事件发生后，国内企业和个人对事发国家的索赔之路十分艰难，有的干脆自认损失，转移索赔目标，最终只能依照合作协议、劳务合同的约定处理。
2.专属性保障产品空白。适用于专门的境外保障产品始终没有引起国内保险企业的重视，专属产品的开发停止在原始的探索阶段。除了水险业务外，多数公司只是被动应对申根国家要求、境外救援要求自主开发的短期旅游产品和意外险产品。这些产品针对性不强、专业性差，而且保障方案指向不一，费率五花八门。虽然少数几家保险公司不同程度地为海外务工人员提供一定程度的意外伤害保障和财产保障，但基本都是沿用适用于境内普通意外伤害事故和财产险类的保险产品，对特别风险考虑严重不足，造成缺项。特别是将武装袭击、武装行动、暴乱等不易定性或存在歧义的风险作为除外责任外，没有真正考虑客户切身利益和特别风险的客观存在，保障面狭窄。
3.风险评估滞后。相关合作项目和企业没有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除了要做好对外经济合作项目的商业评估外，还要对项目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状况进行风险评估，根据不同的安全风险，相应制订分类管理的安保措施，并把安全防护费用计入成本。对形成的风险评估报告往往与实际存在很大偏差，错误地和盲目乐观地估计当地的实际状况，甚至对冲突对方的警告未能引起高度重视。保险业由于多数业务在国内承保，片面相信客户提供的风险评估信息，缺乏实地评估的手段和基础，往往造成承保前的风险评估流于形式。
4.理赔机制不健全。由于我国保险业的国际化程度总体不高，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少，这就使得那些开拓海外市场的企业在进行保险规划时的选择比较有限。从目前各家机构的服务半径看，尚不具备海外理赔的能力，也不具备海外现场查勘的手段，其真实性很难把握。针对旅游险、意外险，保险业也缺乏主动宣传利用国际救援组织实施的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导向性意识不强，往往自身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5.替代产品不统一，保障过低，加大了经营成本。目前国内保险业产品品种进入战国时代，既同质化严重又差异较大，费率厘订参差不齐，主要体现在保障内容、保险金额、保险费率和附加条款上。国情的差异和汇率的不同，也直接影响到保障标准，单纯依照国内条款保障内容已满足不了申根国家的需求，单纯以国内费率承担境外责任加大了国内保险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大了经营风险。
6.办理渠道不畅通。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要求，出国劳务人员都要办理意外伤害保险，但从目前的实务操作来看，因为没有统一的保险提供渠道，多由劳务输出人员自己或由组织者安排办理，但由于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经验，加上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的影响，因此对保险产品的选择不一，有钱多保，没钱少保甚至不保，随意性较强。
7.客户风险逆选择倾向严重。统一的渠道和保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同业之间的压价承保，不同程度促使少数客户逆选择投保，削弱了保险业承载风险的能力。
三、发展境外保险的积极对策
海外事件频繁发生，已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商务部、中国保监会已着手制定和规范海外保障机制内容。
1.政府高度重视。国家职能部门和保险监管机构要尽快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商务、旅游、公安、保险等相关部门应协同作战，对境外业务实施归口管理，统一组织，统筹安排。可采取先易后难、先人后物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确保派出、审核、保障服务环节落实到位。要逐步推行符合国际惯例的合同条款，把安全保障条款纳入安全问题突出的国家和地区项目协议或合同，把安全投入成本纳入承包项目预算。对于援外项目，由相关承办企业对受援国安全环境进行风险评估和安全成本核算，并将有关费用纳入援外项目预算。
2.实施强制保险。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急切需要利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来消除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保险业作为经营风险的行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社会管理的功能，减轻突发事件和重大事故给人民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在一些特殊的领域，如果仅靠自愿投保，不通过国家法律法规来强制实施，则不足以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难以使受害方得到及时应有的赔偿，同时还会增加政府和法人的负担。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外，我国《建筑法》、《煤炭法》、《旅行社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和条例均已包含强制保险内容。因此，海外保险业务实施强制保险势在必行。
3.开发专属产品。开发针对境外市场的专属系列产品，不仅能够不断满足国际间合作和民间往来的需求，同时也是国内保险企业进入国际保险市场的前奏，可以充分检验国内保险企业的拓展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要动员保险机构尽快开发适应境外市场特点的财产一切险、雇主责任险、境外意外险等必需产品，根据境外风险程度和区域特点增加特别保险责任，将国内条款中常规除外责任中不容易界定的武装行为、绑架、冲突、动乱、骚乱等以特别保险责任予以承保，实施高于国内的特殊费率且是统一费率，以满足国际交往特定的要求，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保险企业因承担国家责任、社会责任的企业利益，充分调动保险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积极性。专属产品的开发要立足创新的思路，除单独设立特别保险责任外，要根据国际间的通行惯例提高保障标准，增加保额，以促进企业尽快恢复生产和妥善处理善后工作。对专属产品要增加特别保险责任权益转让要求，打破财产险和意外险分类，帮助受损企业和个人依法行使追偿权利。
4.明确专属渠道。国际间通用的销售方式即所谓的全球控制性主保险人计划(Slobalcontrolledmasterprogram)，指在跨国公司经营业务的每一个国家，一个全球性的保险公司通过自己在海外的分公司或有合作关系的公司为被保险人提供统一的保险保障服务。但目前国内尚无一家保险机构有能力承担。国家主管部门应该无条件承担起管理职责，对专属产品的销售实施规范，指定那些具有境外保险经验和能力的保险机构，通过与境外知名保险企业和再保险企业的友好合作，实行境外业务的专屑销售和专属服务，使所有客户无论在全球的哪个角落发生损失，通过有效协调，提供一致的保障，同时，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交易成本。
关键词：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账结构，费税之争，资本市场
基本养老保险亦称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为劳动者解除养老后顾之忧的一种社会保险。在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中，基本养老保险可称为第一层次，也是最高层次。但新制度还未定型，整个社会保障政策仍处于选择阶段(郑功成，2002)。鉴于此，学术界关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尤其是对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养老保险基金问题更是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目前，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核心问题——基金究竟如何营运，只有在对以往的研究作一综述，甄优汰劣，才能有所把握。
一、关于基金运行模式：统账结构
关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指城镇，下同)运行模式的选择问题，理论界分歧还非常大，远未达成一致认识，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主张实行养老金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模式。何樟勇、袁志刚在深入分析两种有代表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内在机理的基础上，认为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引入并不会改变行为人的最优行为，而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引入却会改变行为人的最优行为。因此，当前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时机并不成熟，现收现付制仍是当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种养老保险筹资模式。朱青认为应付人口老龄化趋势，关键是要选择一种有利于提高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从目前情况看，我国还没有必要进行这种转轨。
第二种观点是主张实行养老金完全积累制的个人账户模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0)通过一个宏观增长模型比较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两种养老保险制度在长期的差别，认为从经济增长与福利角度看，基金制优于现收现付制。卢元认为实现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构养老基金筹集模式，变部分积累制为完全基金制。降低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实现个人账户“实账化”。
第三种观点是主张实行“部分积累”制，在我国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王开发认为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式决定于其制度的内在规定性、历史继承性和现实性三个方面。考虑到社会保障制度的这些特性，我们应该选择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相结合的筹资模式。赵曼则指出，部分积累模式在保留部分社会统筹前提下，因引入个人账户而使其具有较强的激励相容性。需要说明的是，“部分积累”是一个在解释上存在明显歧义的概念。其中一种解释和设计思路是，建议将养老金收入和支出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现收现付，提供最低养老保障，实行互济；另一部分则存入个人账户，形成实在的基金积累。这一观点的竭力推崇者当属世界银行，中国目前的制度就是在世界银行的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并且也受到国内大部分学者的认可，与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多支柱模式”也基本一致。
在赞同统账结合模式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对该模式进行了评价。一是分解说。郑功成认为要在现有基础上，将统账结合中社会统筹部分与个人帐户部分分解并发展成为普惠式国民养老金与差别性职业养老金。刘贵平和戴卫东则认为将基本养老保险中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分离开来，将个人帐户放到退休保障制度的第二个支柱——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中去，“个人账户”逐渐变成实帐户，即有实物货币相对应。
二是并重说。李珍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并重的“统账”养老制度。社会统筹有它的缺点，个人账户制度也有其缺点。在中国，较好的办法是折中道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各占一半，社会统筹部分的收入实行工薪收入累进税，使终生低收入者能从中得到较多的获益。作为最基本的养老金筹资方式，现收现付制与个人帐户制的特征与对经济的影响不同，但并不能简单地由此分出两者谁优谁劣，不是由现收现付制完全转为个人帐户制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张松等认为，未来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上佳选择是建立多支柱、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前提下，现收现付制与个人帐户制相互协调，共同存在较之相互替代更有助于缓解不可避免的养老金支付困难。
三是转换说。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目前仍然采用现收现付制的DB计划。1995年中国政府已决定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模式，其中第二层次为FDC计划。但目前的情况表明，上述改革思路面临重重困难。从很多方面来看，NDC模式可以被看作是现收现付DB模式和FDC模式的混合物。类似于现收现付DB模式，NDC模式的资金源于工薪税，用于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付。但不同之处在于，NDC模式建立个人账户，并将其缴费计入账户，但是没有真实的资产，这点更类似于FDC模式。相对于现收现付模式而言，NDC强化了缴费和待遇之间的联系。NDC计划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更为合理的选择(约翰·威廉姆森、孙策，2004)。
二、关于筹资模式：费税之争
筹集足够的社会保障基金是实现国民社会保障权利的物质基础，拓宽社会保障筹资渠道可以缓解政府财政风险，同时大量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可以调节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
第一种观点主张开征社会保险税。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有70%的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在一些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税收已成为收入最多的税种。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形式不规范，统筹范围小，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导致社会保障负担不公平，也不利于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一些人提出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思路，主张建立社会保险税的专家(财政部门)认为，将现行各项社会保险以社会统筹收费的方式改为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会保险税，这样可脱离目前在“统账结合”框架中“空账”与“实账”左右为难、举步维艰的停滞阶段，提高强制性和收缴率，实现费率统一和最终制度统一，改变目前的基金分散状况，实现高度社会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开征社会保障税可行性研究”协作课题组的实证研究认为：用征收社会保障税模式取代现行社会保障统筹办法是最佳选择，有利于社会保障事业社会化和法制化管理；有利于资金统一调度，也有利于公平负担。他们对某大型老工业城市进行了抽样调查和论证，通过实证分析，方案是可行的。
第二种观点反对“费改税”。汪泽英认为社会保障费改税与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运行模式相矛盾：一是税收的公用性与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的私有性冲突；二是税收的不直接偿还性与社会保障的专用性冲突。李绍光也认为，开征社会保障税解决收费难和融资问题，将使政府陷入财政负担不断加重的境地。
第三种观点对目前社会保险费改税存在质疑。其观点有三：一是还应当有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积累。二是税与费在强制性上的孰优孰劣，不完全取决于“税”或“费”的名称，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的规范、执法的力度和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状态。三是在目前政府财力有限、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下，税率能否实现自然走向统一仍成为问题。而费改税后，国家财政成为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直接责任人，不再存在社会保险管理部门作为收费机构中间层，国家财政的责任被放大，政府可能背上沉重的包袱。
三、关于基金营运模式：公营、私营与资本市场的选择
1.关于基金公营、私营
由于养老保险是积累性保障项目，基金的管理与保值增值便构成了整个养老保险制度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因此，对养老保险基金需要采取既审慎又积极、既封闭又开放的管理政策。郑功成等认为，国家可以建立专门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组织，可以设置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分担管理责任。李珍通过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制度进行国际比较，从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出发，提出了这样的构想：由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府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管理社会统筹部分的基金，由基金管理公司来经营管理个人帐户上的基金。
殷俊等认为，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应采取分权制衡式的政府监管体系，以适应我国的国情。统筹账户资产经营权交给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养老保险基金信托委员会；个人账户资产经营管理权交给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由其遴选指定投资管理机构(基金管理公司)负责基金的投资；统筹账户的负债管理权交给财政部门，由其按社保部门的指令按时足额划出给付资金入职工在商业银行的个人退休金账户，以建立一个“多权分离、各行其职、各负其责”的分权式管理制度。另外职工退休后其在个人账户上积累节余的资金，可由其自行选择并决定由基金管理公司继续经营或向保险公司购买养老保险年金。
2.关于基金入市
第一种观点是入市时机尚未成熟。但养老金基金最终要进入资本市场投资。在理论上，国内主要研究机构、实际部门以及相关学者对此已基本形成了公开性共识。但是即使支持这一改革取向的人们也有一种担心：以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不规范的现状，很可能会使人市后的养老金基金承担很大的投资风险。如李绍光就并不主张养老金基金可以立即进入资本市场，其短期的融资不足问题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征收一般性税收的办法来解决。
第二种观点是赞同基金人市。目前虽然因种种原因养老保险投资采取购买国债这种方式，但也有必要探索与资本市场结合的方式与途径。养老金要与资本市场“理性结合”。1993年，吴敬琏提出，应当允许社会保障基金进行投资，以获取收益来支付社会保障开支，而且，购买股票是基金投资的重要形式。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情况看，按照商业化方式运作社保基金，并引导其投资于证券市场，是一个必然趋势和理性选择。平安证券综合研究所课题组的研究认为，社保基金入市一方面可以使其更好地实现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对改善市场结构、稳定股票市场和促进金融创新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关于个人账户“空账”
1.“空账”成因与问题
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构成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制度因素与管理因素。除了历史债务外，养老金替代率难以降低到规定水平，个人账户储存额记账利率与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不确定，养老保险基金征缴困难，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国家与地方财政困难及企业经济状况不佳等困难，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转制成本一方面使现有的“统账结合”养老保险制度代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空帐显性化”。另一方面迫使政府不得不加大养老保险的确保性支出，财政风险进一步加大。王诚认为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突出问题是资金来源不足。为了保证充足的资金来源，以职工工资总额计算的总缴费率必须等于失业率、离退休率、综合患病率等项之和。以国有资产切块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的归还欠账思路有诸多欠妥之处。通过“发行特种国债、提高缴费率或征税率、征收国家土地地租”的统筹解决办法有望建立起一个稳定、规范和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
偿付社会保障债务的手段有很多，可以用国民财富的增量来偿债，也可以用存量来偿债，也可以是增量偿债法和存量偿债法并用。李珍认为，最后一种方法可能是上策：其一，将一部分住房商品化，将其收入作为“老人”的退休金。其二，考虑出售房产以外的其他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其三，对“中人”发放一部分“认可债券”。其四，也可以考虑到借用一部分个人账户上的基金偿债，这里的债务人是政府。
2.做实个人账户与建议
郎立研坚持认为中国应继续完善试点，积极探索做实个人账户的有效方式，着力解决个人账户的隐性负债问题。名义账户制作为一种过渡安排，并不能解决养老保险制度的根本问题。郑功成认为，对旧制度下的养老金赤字(或历史欠账)需要明算账、细分账，一方面应当通过对中老年职工养老金历史欠账进行精算，尽快查清需要补偿多少钱才能真正完成制度的转型；另一方面，根据国家、企业和个人分担的原则，采取分账负责的办法来解决上述历史欠账。李绍光认为，解决“空账”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这一问题本身不再扩大。因此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必须首先切断“空账”的传导机制，将其隔离起来单独处理。总之，多数学者都认同养老基金账户要从空账转为实账，以便移交市场管理。
3.空账运行，保持“名义账户”
该观点的典型代表人物是郑秉文，他认为采取“名义账户”制对于目前我国的具体国情是非常适应的：它既可以避免天文数字的转型成本，又可以避免资本市场不发达而导致投资损失。而且建立名义账户是人市的理性化前提。
五、综合评价
在理论界、学术界的共同研究下，政府经过综合考虑，目前，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模式有了明确的决策：基金运行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筹资模式仍是征收社会保险费；基金与资本市场结合初步用来购买国债，基金的公营、私营问题仍在探讨之中；个人账户“空账”的做实正在试点。
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研究本身来说，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经验借鉴上过多地看好智利的私营化，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这方面对新加坡、香港的经验也关注得较少。第二，对基金征缴缺乏实证研究。基金征缴研究多局限于理论探讨，应从实证角度研究征费与征税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究竟有多大差别。第三，基金管理主体研究空缺。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与社保经办机构之间各自承担什么责任、它们的关系如何都很少研究。投资主体的研究也过多地放在资本市场上。第四，没有基金平衡项目方面的研究。最后，对个人账户“空账”缺乏充分的精算研究。空账数目有多大，要多少年才能化解，通过什么方式怎么分担这笔债务。
以上都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研究亟待加强的方面，期待着更多这样的成果奉献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吴敬琏著：《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郑功成等著：《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何樟勇.袁志刚：《基于经济动态效率考察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研究》，《世界经济》2004年第5期。
[4]朱青著：《养老金制度的经济分析与运作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卢元：《论老龄化过程中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人口学刊》2000年第4期。
[6]王开发：《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式选择》，《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7]赵曼著：《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与运行分析》，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年版。
[8]刘贵平著：《养老保险的人口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1999年版。
[9]戴卫东：《虚与实：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中国社会保障》2004年第6期。
[10]李珍著：《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张松、王怡：《论我国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人口学刊》2004年第3期。
[12]约翰·威廉姆森、孙策：《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从FDC层次向NDC层次转换》，《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3期。
[13]“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开征社会保障税可行性研究”协作课题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
[14]汪泽英：《社会保障基金不可纳入财政预算》，《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1期。
[15]李绍光：《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5期。
[16]李珍、辜胜阻：《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制度的国际比较》，《财政研究》1998年第2期。
[17]殷俊等：《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研究：国外模式及中国的政府监管选择》，《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
[18]平安证券综合研究所课题组：《社会保险资金人市问题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00年第11期。
[19]王诚：《当前社会保障突出问题的理论探讨》，《社会保障制度》(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第2期。
[20]郎立研：《名义账户制探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8期。
一、我国保险险种创新的障碍
（一）财产保险险种创新难点及问题
目前，我国财产保险总的趋势还是把目标盯在传统的三大险种上，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和货物运输保险仍占产险的绝大部分比例，而在国外产险业中占半壁江山的责任保险等在我国仅占很小一部分，而且传统险种的发展也存在不少问题，具体体现在：
1、机动车辆保险虽持续增长，但赔付率却居高不下。机动车辆保险在我国一直是龙头险种，它撑起了财产保险的一片天，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险种能与之抗衡，其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但以湖南省湘西等地为例，由于其地势险要，出现了其赔付费超过其保费总收入、保险公司净亏的现象，其他地区情况稍好些，但赔付率一直降不下来。
2、企业财产保险业务原地徘徊。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企业盈亏状况的不确定，企业对保险的支付能力仍受到一定的影响。
3、货物运输保险经营有所滑坡。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市场发育不断完善，该险种的发展应从规模和效益上得到根本改善。但受我国宏观经济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复苏缓慢的影响，其业务稍呈下滑趋势。
4、责任保险发展滞后。目前责任保险在我国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九十年代中期，各地保险机构才开始试办各种责任保险业务，且速度缓慢，一些直辖市和沿海城市对责任保险的重视程度好些，也取得了较好的收益，但大部分地区对之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有些地方多次发生矿井坍塌、公共娱乐场所失火等，也未吸取其教训，对转嫁其风险探讨不够。
（二）人身保险险种创新难点及问题
1、传统寿险虽然总量呈增长态势，但适销对路的险种屈指可数。目前主要集中在养老保险和生死两全保险等险种上，那种“生不见，死才给”的险种对人们已缺乏相当的吸引力了。
2、健康保险的广泛需求和险种的吸引力矛盾仍困扰着健康保险市场。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群众盼望商业保险能担负起公众对健康保险需求的角色，一旦出现亮点，这个潜力将是惊人的。但现实情况是，目前所开发出来的一些险种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遗憾。如：对于基本住院医疗费用保险而言，年费率达30%-50%，若选定一个较高的保障水平，如保险金额10万元，每年需净付出保费3000-5000元，对于年轻人及健康体而言，购买愿望不会太大；若选定一个较小的保额，如5000元—1万元，保费可以在接受的范围内，但无法解决客户真正希望解决的问题，即医疗费用的高额性和不确定性。又如，对于重大疾病保险，年费率亦达25%-70%，且必须选定一个较高的保费水平，何况也无法解决一般性的疾病治疗问题，等等。
3、非传统寿险目前市场上虽然火爆，但前景的估测令人难以乐观。自1999年10月，平安保险公司推出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开始，到目前为止，国内市场上已有九家保险公司推出了分属于分红保险，万能寿险和投资连结保险的三大类十六个投资类的新险种。据2001年6月份公布的消息，目前北京保险市场上，投资类和分红类保费收入已占总收入的50%.但是对于新型的寿险产品而言，除保障性的给付外，还要分给客户一定的红利和收益，如果保险公司单纯靠增加保费收入来提高市场份额，而不注重自己的资产投资，如果还象《保险法》那样对保险基金的投资方式加以种种严格的限制，那么等到保险事故发生时，或承诺到期时，保险公司将无力给付客户。
二、各险种创新难度原因分析
（一）保险费率厘订难以准确把握，为险种创新设置了一定障碍
由于我国保险业起步晚，要掌握某一险种纯费率的参考统计数据还比较困难，即便是有些数据，但其可靠性也有待证实。就财产保险险种而言，主要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数据计算费率，而我国保险业务统计档案建立的时间普遍不长，因此难以准确定价；另外，就目前来说，我国对短期险费率统得过死，搞“一刀切”，造成短期险费率过高，短期效益型险种业务拓展十分困难。对寿险产品而言，我国出台的生命表的时间不长，并有待完善，这给寿险产品费率的厘订带来了一定影响；而且，传统寿险产品体系的特点之一是固定预定利率，不管市场利率如何变，保险公司的费率都不可能随意更改，所以遇到近几年的银行利率频频下调时，我国寿险行业的利差普遍损失严重。
（二）保险险种克隆多，针对性不强，组合性能差目前，保险市场上，各公司的主力险种大多类似，财产保险主要集中在传统的三大险种上，而责任、信用、保证保险等仅占产险业务总量的10%以下，这个险种结构与加入WTO以后即将进入我国保险市场的外资保险企业相比严重失调。寿险方面，往往是一家保险公司推出的险种销售状况较好，其他保险公司则纷纷仿而效之，换一个名称，在保险责任方面略作修改，即仓促上阵。因此造成保险产品虽多，但似曾相识，真正能供不同阶层者选择的险种并不多，而且大多主力险种是综合型的，不能自由组合
（三）保险产品缺乏险种创新的市场环境
应该承认，我国民族保险业在险种开发上亦作出了很大努力，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例，1998年仅区域性保险条款就有约1500多个，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但是有效的供给却很有限，在监管部门备案的诸多条款中实际上只有十几个险种发展了起来，形成规模效益的险种更是寥寥无几。另外，我国保险险种的创新缺少政策性扶持，体制完善不够。险种创新需要技术、人才、管理和环境等，但目前我国保险知识产权尚未得到有效保护，缺乏创新的法制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竞争的公平性，助长了价格战。保险新产品被克隆的现象层出不穷，而且以更优惠的责任保障和价格损害了原开发公司的利益，长此以往，中国保险险种的创新能力又怎能得到培育？
（四）绩效标准不合理，产品开发的后续工作跟不上
目前，中国的保险业大多还停留在粗放型经营阶段，其绩效评价主要以年保费收入为指标来衡量各公司的业绩情况，以完成多少保费来决定员工的收入分配，这就导致业务人员片面追求保费收入而忽视公司的长远利益，出现“重盈利，轻服务”、“收费见一见，平时不照面”、“不如实告知，蓄意欺骗客户”、“续保不及时，理赔不到位”等现象时有发生。
再说，新险种的推行有一个过程，例如包装、宣传、策划、销售方式和渠道，相关人员的新险种专业培训等，即使做到了这些步骤，有时也难免脱节。一般来说，业务人员愿意把精力放在自己比较熟知的险种上，而对有潜力的新险种，如投资分红和万能寿险等，由于其自身的证券知识和投资知识掌握不够，说不清，道不明，客户也只能“雾里看花，望洋兴叹”了。
三、推进保险险种创新的对策与建议
（一）险种创新需要制度和人力资源的保证
为鼓励险种创新，必须进行制度上的鼓励和保护。如对开发出优秀险种的部门和个人实行奖励措施，制订险种创新的规章制度。在公司行业之间，从法律上保护保险险种创新的知识产权和设计利益，对抄袭保险品种和条款的行为，应制订严格的处罚措施。
此外，“入世”对保险来说，既是机会又是压力，在知识经济时代，急需专业精通、操作熟练的智能型的保险专业人才，因此，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占据人才竞争的优势，这是保险业创新的源动力，也是我国保险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贯彻效益优先原则，选准险种开发项目
对新险种开发项目的选定，需考虑三个因素：一是要有较充足的保源，只有保源充足才有开发和推行价值；二是要具备推行的有利条件，新设计的险种要考虑保险公司的技术条件，人员素质，地域优势等；三是要兼顾两个效益，即自身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效益的有机结合，是保证新险种顺利推行的基本条件。
（三）厘订费率科学合理，风险责任界定恰当
由于市场和客户选择的现实存在，费率的厘订必然在选择一个适合的客户效用函数反映出的真实风险发生率的基础与增长一定比例的附加保费（经营成本和部分来源）来确定，所以，要让费率走向市场化，既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过低则保险人亏本，过高则难以推行。
另外，风险责任范围过宽，会大大影响保险人的效益，过窄则对市场缺乏吸引力。
（四）搞好市场调查预测，有前瞻性地开发新险种我们要密切关注社会需求的热点，根据市场需求和未来走势积极开发市场潜力大的险种。
对财产保险市场来说，第一，要大力开发各类责任保险产品，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会面临各种风险，因此，此类险种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二，要积极探讨、研究开发高科技保险险种，以适应高科技发展需要；第三，对原有险种进行过滤、筛选和改造，优化业务结构。
对人身保险市场来说，首先，加大非传统型险种的创新力度，加快培养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改变对引进产品过度依赖和模仿的状况，对引进的产品应和实际相结合，消化、创新，使其真正为我所用，实现跨越性发展。要对分红险种进行深入研究，拓宽保险基金投资渠道，加大投资和保障型险种创新。其次，要加强健康和医疗险种研究。作为健康医疗保险产品的供给者，如果要满足客户的需求，所关心的问题有三：一是产品的定价及选择，二是要提高承保率，三是要提品自由组合的险种。而要提高承保率，产品险种的自由组合是其必然出路。
（五）改革绩效评价标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无论是产险还是寿险，都不能单纯以保费作为绩效评价标准，而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必须鼓励集约型经营模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
（六）做好与险种创新相配套的有关工作
1、媒体推广工作。通过报纸、电台、银行、柜台、邮局网点、各大商场等高覆盖宣传保险新险种，争取短期内获得市场认同。
2、客户认知工作。在产生相当的市场影响后，通过公司已承保的客户资料，积极向新老客户推荐创新产品，通过业务员发放调查问卷表等方式了解客户需求，也让公司了解市场的接纳程度，提高业务员的活动量和业务机会。
3、售后服务工作。不但要求保险人查勘理赔及时到位，不乱赔、不惜赔，深入客户慰问和了解情况，而且要求保险人提供保险延伸服务，客户需要什么服务，就提供什么服务，如为客户提供家庭投资、理财的长远规划，提供信贷消费的有关服务，设立急救医院、康复中心，提供定期免费体检、康复护理、交通事故救援服务，向客户提供就业信息，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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