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互鉴互融；民族药；研究思路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discussion on modern research
strategy for ethnomedicines
LI Zhiyong1*， CHAI Xingyun2， YUAN Tao3， DING Guangzhi4， TONG Haiying2
（1. China Minority Traditional Medical Center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3. Xinjiang Technical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rumqi 830011， China；
4.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thnomedicines in China， and propos that the important research on ethnomedicine is to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and the special features in the processes of collecting，processing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ethnomedicine， which will be benefit to find the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method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se principles include making clear of the effective substances and mechanisms， and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 three methods in the new drug discovery technology system for ethnomedicine are to solve the difference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depending on finding the similarities of them， to find the conjunction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through the keyherbs， and to find medicinal sources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according to pharmaphylogeny
[Key words]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 ethnomedicine； research strategy
少数民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和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少数民族聚居的地理环境、自然因素、历史条件不同，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多样，加之受哲学、宗教等影响，少数民族防病治病所采用的医技、疗法及就地取材的药物就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医药雏形，衍生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药[12]。
民族医药是对我国少数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的总称，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3]。根据学术形态分类，其可划分为3类：①理论与临床体系比较完整，拥有大量医史文献，形成相对完善的学科体系，如藏、蒙、维、傣族医药学；②理论体系尚不完善，但具有医史文献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如壮、苗、彝、土家、族医药等；③有医疗技术和药物使用经验，但无文字文献，仅以言传口授在本民族世代传承，或沿用中（汉）医药的理论且形成本民族特色，如水、布依、白族医药等[4]。根据宗教文化背景，民族医药也可分为：①以佛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藏、蒙、傣族医学等；②以伊斯兰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回、维吾尔、哈萨克族医学等；③以儒、释、道三教为哲学基础，加上巫术与自然崇拜，如壮、瑶、土家、满、朝鲜族医学等[5]。亦有按地域划分为西北、西南、南方、东南、东北与北方民族医药；或直接根据民族类别进行分类[3]。其中，藏、蒙、维吾尔、傣医药并称为我国四大民族医药。
纵观历史，我国传统医药发展经历了萌芽、经验积累、理论形成与发展4个阶段，民族医药也不例外。少数民族因生产力、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在历经萌芽、积累阶段后，具有地域、宗教、文化、习俗特征的少数民族医药，其实践过程走向了不同的历史轨迹[1]。一部分进入了“实践理论实践”的高级循环，将其特有的生命观、思维方法和实践体会汇集为理论体系，走上了自主发展的坦途；而一部分则停滞于“经验实践经验”的一般循环，仅停留于对偶然经验的传承。我国各民族之间大分散、小聚居，相互交往频繁且历史悠久，传统医药（学）在形成（传承）与发展中的交流促使少数民族医药与中（汉）医药之间、不同民族医药之间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呈现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的“交互格局”[6]。因此，任何一种民族医药，不论其身处何种循环模式，与其他传统医药之间均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借鉴与融合。
1 民族医药的发展现状与挑战
我国民族医药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导下，拉开了发掘、整理民族医药的序幕。特别是从“十五”至“十二五”期间，国家加大了对民族医药投入，以文献抢救挖掘、特色诊疗技术规范、疑难病种临床疗效评价、民族医药学教材编写、民族医药名词术语规范等工作为主[7]，民族医药科技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全国民族医药工作的几点意见》（1984年，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2007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07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11部委）、《全国民族医药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2010―2012年）》（2010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2016年，国务院）、《民族医药“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支持民族医药发展。我国各民族地区也出台多种政策支持本地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
据统计，我国各民族使用的药材总数为7 734种，其中植物类7 020种[8]。包括《中国药典》、《部颁标准》、《地升国标》、《新药转正标准》、《散页标准》等在内的现有民族药国家标准2 806个，、新疆、内蒙古、青海、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省区的地方民族药标准1 511个，涉及藏药、蒙药、维药、壮药、彝药、傣药、苗药；161家民族药生产企业生产4 317个民族药品种，253家民族医医院[9]使用4 000余个民族药院内制剂品种[10]。
同时，通过设立科技规划项目等形式，对民族医药事业的科技投入也逐年增加。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民族医学领域从1990至2014年资助各类项目155项，总经费5 549万元；民族药学领域从2008至2014年共资助项目230项，总经费9 370万元；2009年累积资助民族医药领域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内的总经费约14亿。受资助项目多集中在藏、蒙、维、朝、傣、壮、回、苗、土家等民族医药的药物作用机制、药效物质基础、治则治法、药用资源4个方面[1112]。国家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还联合设立行业专项课题支持民族医药科技发展，以“十二五”槔，设立“民族医特色疗法疗效评价及平台技术研究”、“苗药、傣药、黎药等民族药发展共性关键技术研究”、“蒙药产业化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维药现代化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课题。上述科技项目的投入，对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3]。
受历史、地域、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我国大多数民族医药仍面临着“名医消逝、名方失传、名药流失” [14]的存续危机以及“理论科学阐释不足”、“医籍文献整理翻译滞后”、“药材基源不清、品种混乱”[15]、“成药标准缺失、科技含量低”和“产业发展不均衡”[16]等发展危机。比如，维吾尔医学的“异常黑胆质”病机制论[17]、傣医“雅解”用药理论[18]、藏医“佐太”炮制技术[19]等，虽然已有很多研究，但仍不能完全科学阐明其内涵与特色。语言文化差异也是影响民族医药继承与传播的瓶颈之一，比如维吾尔医学理论体系无论从对疾病的认识到用药原则，从功能主治表述到疾病诊断标准，与中（汉）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理论差别较大；在传播与推广中如何将其“翻译”成中（汉）医功能表述和现代医学病症表述就成为维吾尔医学需要慎重解决的问题[20]。民族医药研究中存在的其他困难与挑战，其他学者均有论述[7，2122]，本文不再赘述。
民族医药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和优势资源，因其有效性、便利性和经济性而为本地民族所普遍接受和使用[2324]，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健康事业发展等方面更有重要作用[25]。据WHO统计，全球有约80%的人依赖传统医药或补充替代疗法，有50%的人曾经使用过传统药物[26]，其重要性一直为全世界关注；同时，传统药物也是新药发现的主要来源，以传统医药知识或药源生境等为指引的药物筛选模式要明显优于随机发现模式[27]。因此，当前民族医药研究应当抓住其形成过程的理论经验特质与药物采、制、用等特色，借鉴和吸收中医药现代化的经验得失，采用一切有利于民族医药发展的现代技术[28]，形成有利于彰显民族医药特色的研究策略与方法。
2 民族药研究的策略与方法
借鉴中药研发创新的“物质基础基本清楚”、“作用机制基本清楚”与安全可控普适基本原则[29]，在对民族医药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长期思考与实践中，逐步形成并认识到民族药研究应遵循的3个基本策略，即：药效物质基本清楚、作用机制基本清楚和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特征基本清楚[30]。前两者旨在体现作为天然药物来源的民族药成药性的基本要求，后者则强调将承载于民族药上的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用现代科学方法予以展现，其可以是实证即证明其有效性、科学性，亦可是一种新发现，对现代医学或其他传统医学形式及创新药物研发的启示或补充。针对民族医药存在的医药理论发展不平衡、文献资料匮乏、医疗实践不系统或不健全、药材品种混乱等现实问题，基于对传统医药的互鉴互融认识，在现今的民族药研究中，或可采用3个思路方法，即：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2.1 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
WHO将传统医学定义为基于本土文化、信仰、理论或经验知识，用于预防、诊断、治疗或改善身心疾病，维持健康的医药知识、技能和医疗实践活动[31]。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具有多元的文化和传统医药知识。除了中（汉）医药之外，我国已有35个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得到整理、挖掘与认可[32]。民族医药源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实践和对生命、健康、疾病认识，以及朴素的“自然与人和谐”哲学观[33]，基于不同的文化、地域、社会特征，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理论认识和医学术语表达方式。以维吾尔医学、藏医学、蒙医学和中（汉）医学的医学理论体系比较为例（表1），虽然4种传统医学理论对认识人体组成的要素、体液和脏器功能分类等方面不尽相同，且对人体健康与体质、病因的理解也存有差异，但对维持机体健康的关键是体内各组成要素、体液处于平衡状态的认识却趋于相同[32]。这提示在民族医药现代研究中，通过对不同医学体系的比较与互鉴，积极挖掘其“同”，架构不同医学体系的“桥梁”，探寻理解和解析其“异”的途径和方法。“求同解异”不仅可以体现在传统医学体系中，也可以应用于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neuroendocrine immune network，NEI）在F代医学中被认为是维持机体稳态的自我调控系统，其通过激素、细胞因子、神经递质等信使分子在细胞间复杂通讯来发挥自我调节作用，许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与NEI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NEI整体调控作用与中医的整体观念具有相似性，中医的阴阳平衡观念与NEI网络的双向调节有关[34]，因此，NEI可以是连接中医、西医和理解中医证候的桥梁。李梢[35]采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发现NEI可能是中医寒、热证的分子基础，激素和免疫因子在寒证、热证生物网络中占主导地位，这2个网络由神经递质相连接；与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信号通路上；与寒证、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神经活性的配体受体相互作用通路上（图1）。哈木拉提・吾甫尔[36]分别观察维吾尔医辨证分型和中医辨证分型患者血清SOD，GSHPx，MDA等自由基变化，发现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证与中医肾虚痰瘀证具有相似的物质基础，两者可能是机体功能病理生理变化的不同医学理论阐述。另一项针对112例哮喘病例的研究显示，非激素依赖性哮喘和感染性哮喘、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型哮喘和中医痰瘀证哮喘具有相似的脑电图特征[37]。本课题组遵循求同解异之思路，比较和梳理中医药、土家族医药防治血管性痴呆的理、法、方药体系，寻找到了由土家医“毒气”学说切入的血管性痴呆特色治疗策略，即“V毒内生，脑筋不用”病机[38]与“理阴化毒”治则（表2，3）。“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互鉴”或可成为探寻民族医药理论与现代疾病认识的契合，在民族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民族药科学研究的主要依据[39]。
2.2 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
中药、民族药都源于自然界天然存在的植物、动物、矿物或其加工品，它们的发现依赖于人类先天本能和后天生产生活中获得[41]。每一种药物都体现了一种医学标准，这些不同传统医学中的标准有可能无法直接比较[24]，但药物是沟通不同医学体系标准的桥梁。据统计，藏汉共用的药物有300多种，蒙汉共用的400多种，共用的150多种，诃子在7个民族地区使用，天门冬有18个民族使用等[11]。中医药与民族医药、各少数民族医药之间“药材品种互有交叉”的历史和现实格局，为民族医药的现代研究预留了充裕的发展空间。
2.2.1 药性理论――互融的传统理论基础 中药、民族药融合了不同的地域环境、文化习俗因素，形成了不同的用药理论与经验，或因医药理论的成型而迈向成熟[41]，或仅是承载治疗疾病原始功效的天然药物。对民族药功效及其理论经验的描述不仅受限于跨民族之间的语言表述差异，也存在与现代医学术语兼容性差的现象，有些传统医药术语甚至是一系列想象的隐喻。而这些诸多差异中，药性或是其共有基础。药性是对传统药物属性的高度概括。据统计，我国藏、蒙、维吾尔、傣、土家、畲、基诺、回、朝、瑶、苗、黎等民族医药理论体系中，皆含有对药性即药物属性的认识。在不同传统医药的理论中，即使基源相同的药物也可能有不同的药性表征内容，但“寒热”和“味”药性在中药、民族药中具有通识性，只是在要素组成数量、内容及与功效的表征联系（性效关系）上略有差异[42]。药性理论是“药”“理”结合、沟通医理与用药实践的桥梁，不仅有助于对民族医药理论本源的追溯，了解民族药组方规律与原则[43]，其“寒热”和“味”药性也可作为理解不同民族在识药、制药、用药上相似与互融的参考依据。
2.2.2 组效关系――互融的现代认识基础 药物的功效由其所含主要活性成分的整体作用所致。动植物具有环境胁迫适应性能力，导致任何一种植物来源的药物都含有上千种化学成分，且部分结构类型常固定并存，化学成分的多样性和各成分相互关联使草药成为具有涌现性特征的复杂系统[44]；而药物的化学成分信息与其传统功效之间具有关联性，可用于推断药物的疗效并了解其药效潜力[45]。例如对维吾尔药阿里红Fomes officinalis （Vill. Ex Fr.） Ames中三萜酸类成分的分离与活性评价发现，阿里红的“祛风除湿”功效与三萜酸类成分抗炎活性及丙二酸半酯结构之间具有潜在关联性[46]；Bao Yanfang等[47]比较了青藏高原40种寒性和热性藏药材的抗氧化活性发现，寒性藏药比热性藏药表现出更高的抗氧化活性，且其抗氧化活性与药材中的总酚类成分含量呈线性关系，而黄酮类成分只与热性藏药的抗氧化活性有关。这些发现为研究民族医药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不同语言、术语表述的民族药功效及临床应用可因相近的化学成分结构和组合信息而以相似的药理作用描述出来，这就使不同的传统医学体系具备了交流、融合的物质基础。
2.2.3 以药为线――互融的方法学基础 “以药为线”也是我国中医药与民族医药、乃至跨境传统医药实现资源整合、和合共赢的有效途径。历史上，《新修本草》（唐・苏敬）、《本草拾遗》（唐・陈藏器）、《海药本草》（唐・李）、《本草经集注》（南北朝梁代・陶弘景）、《滇南本草》（明・兰茂）等著作反映了中医药借鉴、吸纳其他传统医药知识和药材品种并将其中医药化和本土化的伟大实践，至《本草纲目》（明・李时珍）收录被中医药使用的外来药物已达200余种[4850]；民族医药亦吸纳并使用了很多中药品种。据此，“以药为线”或能较好地应用于民族药小复方的优化升级研究，即以跨医学体系、基源清楚的共用药物为线索，在医理经验相近的成熟医学体系中挖掘有效药物组合，对民族药小复方进行建构优化，在遵循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前提下，将理清配伍关系、合理增减组成、核准配伍剂量，明确临床适应症作为民族药方剂建构优化目标。大致包括：①遵循医药理论经验原则；②原方主药地位不变原则；③基于主药关系的药物增减原则；④主治范围不脱离原方传统功效原则；⑤组方药物之间不冲突（安全性）原则；⑥经济优效原则，即优效前提下的最小组合数和最小用药量。民族医药在实践中积累和形成的大量方剂蕴藏在医药典籍或口承经验中，有些具有一定的配伍规则，但也存在大量经验组方和随机组方。相较于中医药，民族医药方剂还具有配伍药材品源不清、配伍关系不明、配伍剂量不准和类方体系不健全等现实问题；而民族医药典籍及口承经验在传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民族药处方组成、剂量、适应症等的真实性，民族药方剂组方优化面临很多现实的挑战和束缚。因此，“以药为线”即以跨医学体系共有药物为切入点，充分吸纳我国传统医药领域的有益经验，把握中医药、民族医药医理和用药的融合点，或是当前解决民族医药研究现实困难、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协同发展的可行方法。
2.3 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我国民族药资源丰富，具有资源物种地域化明显、物种数量及蕴藏量各有特色、药材主要来自野生采集、资源利用差异性显著等特点[51]。民族药主要分布在我国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高山峡谷、西部荒漠、北部草原及云（滇）、黔、桂、海南及东北边缘的山地，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囊括了我国所有的植物区系成分，药物资源丰富；在中医药或民族医药中，同种药物的功效及临床应用可能不同，或基源相同但药用部位不同，也由此导致了一药多源、一药多名、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等名实混乱现象。如藏药“蒂达”由藏语音译而来，还有“松蒂”、“桑蒂”、“俄蒂”、“蒂达加布”、“森木吉蒂”、“赛蒂”等名称，基原涉及印度獐牙菜Swertia chirayita （Roxb.ex Flemi） Karsten、川西獐牙菜S. mussotii Franch、爪瓣虎耳草Saxifraga unguiculata Engl.等7个属的60余个品种[52]。
植物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不仅形态上相似，其植物次生代谢产物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药用植物的生物活性成分多属于植物次生代谢产物，近缘物种的生物活性和功效具有相似性，而具有相似功效的药用植物也具有相近的亲缘关系，这一规律被称为药用植物亲缘学[53]。如，赖新梅等[54]研究发现《中华本草》部分亲缘关系植物药在功效分布上具有亲缘倾向；李F辉等[55]也发现亲缘植物类蒙药的药性、药理活性之间具有相关性。孟珍贵等[56]以《中国民族药志》收载药物为数据来源，通过计算11种民族医药的距离得出藏药、维药、蒙药构成一支，且与其他医学体系关系较远；白族医药和纳西医药聚成一类，彝药、傣药、拉祜族药聚为一类；而苗药、瑶药、壮药又聚为一类；经计算所得的民族药亲缘关系与这些民族使用语言的亲缘关系接近。
显然，利用植物药品种的亲缘关系，不仅能快速预测研究草药的主要化学成分及在药理活性，还有助于寻找可能的替代药。肖培根院士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藏药“Tangchom Gaabo”（原植物为马尿泡Przewalskia tangutica的根）研究时，考虑其亲缘相近的种类均含有莨菪类生物碱而开展针对性化学分析，为莨菪类生物碱增加了1个新资源[57]。同样，“藏茵陈”为多药源藏药品种，马俊蓉等[58]通过比较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抱茎獐牙菜、红直獐牙菜等品种的亲缘关系，发现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亲缘关系较近，可作为藏茵陈药用品种。管志斌等[59]分析傣药“傣百解”原植物等9种云南产牛奶菜属植物物种间亲缘关系，ISSR结果支持傣百解Marsdenia auricularis sp.为牛奶菜属植物，且和通光散M. tenacissima有亲缘关系，两者有相似化学成分组成。
3 强调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新药创制技术体系
“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彰显了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民间医药在内的我国传统医药体系的整体与个性之美，把古老的“互鉴互融”智慧传延至现今的民族医药科学研究中，将最大程度尊重和继承我国传统医药的原创思维。民族医药理论和用药经验在其历史实践中保留了大量合理内核，如何挖掘与发现，平衡继承与创新关系[31]，是民族医药现代研究的艰巨挑战。基于对我国传统医药“互鉴互融”认识，在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前提下，将“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用于民族药创制与新药发现；在基于民族药的新药创制技术链上，将其划分为“民族药（复方）发现与评价”、“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组方/组分优化”3个关键环节，以民族医药理论经验为指导，挖掘特色民族药（复方）并进行系统性评价，网络药理学、计算化学、In Silico等干法实验技术为民族药多靶点、多途径药理效应提供可量化数据，已成为民族药新药发现与药效评价的新思路与新方法[60]；“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环节重点在阐明民族药药效物质基础，并用其化学成分表征民族药质量与有效部位[6162]；“组方/组分优化”环节以成药性为目标，在明确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实施民族药组方/组分优化改造，完成民族药（复方）的临床前研究。在上述各环节中，是否阐述清楚民族药的药效物质基础、作用机制及其所蕴含的理论或经验特征可作为民族药新药研究的关键标准。
我国少数民族在生存与繁衍的漫长历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传统医药文化，其形成轨迹既保持了自身特色又不断地相互借鉴与融合。在当前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生命科学共荣发展的环境下，如何开展民族药的现代研究，应该采取哪些策略与方法是新时期民族医药实践的重要议题。本文在总结我国民族医药科研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互鉴互融”理念，形成了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一些策略、方法思考，并初步提出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创制技术体系构想，希冀其能对民族医药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当然，本文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方法学探讨仍需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和完善。我国民族医药“千头万绪”又“异彩纷呈”，本文也仅是“引玉之砖”，仍需更多的方法探索与实践。
[致谢]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封亮副研究员、新疆医科大学米仁沙・牙库甫副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何春年副研究员、青海大学仁青东主副教授、成都中医药大学孟宪丽教授等在文章写作中给予的指导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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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教研室，湖南长沙410208
【摘要】笔者在整理研究湘西民族医药论文、专著并进行实地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特色，在民族医药的传承保护上指出以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方法保护民族医药文化是目前的当务之急，突出民族医药的优势特色是保持民族医药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认为将民族药物资源合理开发、实行产业化发展是弘扬民族医药的有力措施，建立合理的民族医培养管理机制是民族医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关键词 湘西；民族医药文化；传承保护；策略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1-0001-03
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等为主，占全省总人口的10?13%，其聚居区主要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等。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医药文化，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口耳相传，延续至今。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医药文化近三十年来研究者较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民族医药和中医药都属于古代留存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目前湘西民族医药面临着传承的危机与困境，因此加强对这些民族医药文化的研究，制定战略性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尤为重要。
1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特色
1?1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历史悠久，以口承文化为主湘西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医药文化史，从历史资料来看，他们都是没有文字的民族，但是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因此民族医药文化主要靠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等流传下来。苗族医药经历了九黎蚩尤、三苗和荆蛮三个时期的发展，以古歌或神话的形式得以保存［1］。湘西苗族有祭祀神农的习俗，而神农曾“尝百草”，是药物的创始神。湘西苗族称自己的祖先为剖尤或绞黎够尤，其实即传说中的九黎族部落首领蚩尤［2］，蚩尤与黄帝部落大战失败后，九黎部落从黄河流域迁徙到长江中游，形成了三苗国。苗族历史上“蚩尤传神药”的故事一代代传了下来。湘黔边区的苗族人民至今还有一首流行的歌谣讲“药王”采药和治病的故事。湘西土家族也有悠久的医药文化，土家人民秦汉时期就定居此地，深受巴楚文化和荆蛮文化影响，有关医药的民间故事也很多，如药王菩萨为民治病，乘白虎升天成佛；药王发现茶叶的解毒功效；英雄卵雨射下十个太阳，其中一个太阳落下成为温泉，土家人可以洗浴祛病等。 湘西侗族则有古歌《玛麻妹与贯贡》，讲的是孝子贯贡遇到仙医玛麻妹治病救母的故事。玛麻妹是侗族的女性神医，这个传说有母系氏族社会的影子［3］。湘西各少数民族的先民在与自然、疾病斗争的几千年中，积累了大量防病治病经验，发现了医药知识，虽带有原始色彩，但是作为早期医药文化弥足珍贵。
1?2湘西民族医药文化具有朴素的自然科学性质湘西各民族的医药文化早在三千年前的部落时代就已经出现，后来由于地域关系，山区险阻，与世隔绝，各民族医药文化独自发展，保留了早期的朴素自然科学特点。土家族医药学具有“天人合一”的认识观，发展出土家特色的“三元学说”。土家医认为天、地、人共同构成自然界，并用天地人或天地水三元关系解释人体生理、病理变化规律。如人体上元为天统领心神，中元为地统领脾胃，下元为水统领肾。气、血、精三大物质促成生命活动的正常。 苗医也有“三界”学说，用自然界中树、土、水三者关系说明人体功能和相互关系。头颈部为树界，胸腹部为土界，下腹部为水界。分别主心智、营养和生殖［4］。湘西侗族民间流行的医书《医家垒》，记载侗族医学有“天、地、气、水、人”五位一体理论，天与气生人，水与土养人，气多气少人都会生病，五位一体理论将病因、病理、药物性味等理论联系为一个整体。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都带有秦汉早期医药文化的特点，即用自然界的天地水土等自然物质、自然界的层次来类比解释人体，这与中医学基础理论一样，是中国上古医药文化遗存的特点。
1?3湘西各民族医药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在长期的发展中，湘西各民族医药都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如土家族以三元学说为指导，认识人体结构和生理功能，气血精的失调、异常是疾病的基本原因，诊病方法上土家医发展出了“看、问、听、脉、摸”五诊法，治疗学上有“七法”、“八则”，特别是外治法上“五术一体”，“刀、针、水、火、药”综合治疗［5］。湘西侗族医生有看、摸、划、算诊断方法，包括观面色、看异常部位形色、辨指纹、摸脉、摸皮肤、摸筋骨、阴阳推算、画字驱邪等，治病方法有推捏法、熨烫法、针刺法、拔罐法、熏蒸法、烘烤法等［6］。湘西苗医创立了三十六症、七十二疾学说，最早研究苗族医药的欧志安先生提出了苗族医学的“英养学说”、“斩茄学说”、“萎雄学说”、“生恩学说”四大系统，苗医的外治法有放血疗法、生姜疗法、气角疗法、化水疗法等二十多种［7］。
1?4湘西民族医药简便廉验，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尽管有现代医药，但是湘西的民族医药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医疗作用。民族医生多亲自上山采药，或用井底泥、茶枯、京墨、灶心土、烟矢、黄泥等生活常见物治病，治疗费用便宜，方法简单，但是治疗效果却很显著。根据笔者课题组湘西学生工作者对家乡21个民族县乡地区的问卷调查，老百姓对民族医药有广泛的了解和应用，腹泻、感冒、跌打损伤等病痛都会服用一定的草药和采用刮痧、熨烫等民族医疗法。侗族医药在骨折损伤方面有独特疗效，苗族医药在解毒、克毒方面独树一格，土家医药封刀接骨疗法，服侍护理技术卓有成效。至今民族医药在湘西百姓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1?5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具有“神药两解”“巫医一家”等巫术色彩由于地处古代的荆楚和巴蛮之地，湘西民族深受楚巫文化影响，各民族医药都带有宗教色彩，巫术特色浓厚。苗族、土家族、侗族、白族医药都有“神药两解”、巫医不分的特点。土家族有“梯玛”文化，梯玛即巫师，集占卜、算命、祭祀、治病于一身。土家族的“梯玛神歌”中有大量的医药文化内容。如生病要驱邪、驱瘟，消除瘟疫要去除风、寒、湿、火四种邪气，梯玛祭鬼可以消灾祛疾等［8］。 侗族“巫傩医学”有送鬼法、招魂法、驱邪法、祈福法等，以精神疗法结合药物疗法，加上按摩推拿，起到“神药两解”的作用。
1?6湘西民族医药文化有一定保守性目前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危机，老一辈民族医固守传统习惯，医药技术传男不传女，彼此学习交流少。新一代年轻人宁愿学习西医、中医理论，不愿意继承民族医术。这与民族医药文化的保守性有一定关系。在课题组访谈调查的民族医中，愿意将自己的医术心得进行交流的几乎没有。近年得益于湘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专家的努力，《湖南世居少数民族医药宝典》《土家医方剂学》《苗家实用药方》《苗家养生秘录》《湘西土家族医药调查与临床研究》等民族医药专著出版，为保存、研究湘西民族医药做出了卓越贡献。
2湘西民族医药的传承保护策略设想
2?1以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方法保护民族医药文化是目前的当务之急随着老一辈民族医年事已高，后继无人，保存好民族医药文化是目前的当务之急。由于湘西民族医药以口承传播为主，文字文献少，不像藏医、蒙医、壮医那样有传世的典籍文献，各民族医药理论体系也正在整理、重建之中，因此湘西民族医药短时间内难以建立完整、完善的理论体系，更谈不上规范化、标准化，做好保存工作才是确实可行的第一步。湘西民族医药相对于西方医学体系，甚至是中医医学体系来说，其文化性远远大于自然科学性。对于少数民族文化、非主流文化用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方法来保护、研究、整理、解读是目前国际和国内常用的方法。文化人类学运用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文化进行描述、分析和研究，从而探讨人类文化的本质和意义［9］。人类学的优势在于客观对待被研究的文化，重视田野调查、实地观察，了解研究对象的深层观念系统和行为方式。湘西民族医药的特色源于独特的民族文化，这是汉族文化和汉族医药难以解释的，如果从所谓实用、科学的角度去理解民族医药，民族医药将很快失去立足之地。只有从民族医药文化的发展历史和内涵意义入手梳理，才能完整保存。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湘西民族医药，才能摒除实用的功利观念，还原文化根脉，才能理解神秘的巫医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对湘西民族医药进行研究的专家还非常少，研究方向多集中于方药搜集、民族医访谈资料整理等，从文化角度完整保存、解读民族医药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
2?2突出民族医药的优势特色是保持民族医药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近年一些学者提出湘西民族医药保护也应该注意积极建立民族医院，重视民族医行医资格认证，将民族医培养纳入高等教育体系等措施。但是湘西各民族医药理论体系目前虽有学者研究整理，但是总体来说还只是初具雏形，体系的严整性构建远远不够。民族医的资格认定也不同于目前国内的医师资格认证，如何规范诊疗技术，如何进行疗效考核尚待研究。在主流医学的冲击下，民族医学要得以发展，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民族医药简便廉验，既有内治法，也有很多独特、有效的外治法，土家族、苗族、侗族医药在跌打损伤、骨折骨伤、虫蛇咬伤、中毒克毒，甚至是养生延寿方面都有优势和强项。因此，充分发挥民族医药的优势，扎根群众基层，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切身病痛才能让民族医药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在建立民族医院有难度的情况下，可以依附地方中医院建立民族特色诊疗科室，对确有绝技的民族医生可由地方扶持建立民族医特色诊所，并由卫生部门建立相应资格审查与考核制度。有了固定的行医场所，民族医才能专心弘扬民族医药，建立稳定的师徒相传培养模式。
2?3将民族药物资源合理开发，实行产业化发展是弘扬民族医药的有力措施民族医药文化的保护不仅要重视文化保存、民族医培养，药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产业化也势在必行。有学者提出建立武陵药物资源生态区的建议［10］，认为武陵山区为“华中药库”，药用动植物有2000-4000种之多。湘西植被丰富，药用植物繁盛，延龄草、灵芝、七叶一枝花、杜仲、八角莲等珍贵药物可大力开展规模化生态种植，带动地方经济效益。民族医药不仅要种植产业化，药物推广也需产业化，因此民族医药应加强与医药研究部门的合作，开展民族药物有效成分或验方方剂的科学研究，并积极转化科研成果。湘西民族地区也是长寿老人聚居的地方，如麻阳苗族自治县就是著名的长寿县，可以利用民族医药资源打造养生产业、长寿旅游产业，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融药物种植、养生药膳、长寿文化、休闲娱乐为一体的药植园。这样才能扩大民族医药的影响力。
2?4建立合理的民族医培养、管理机制是民族医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目前湘西民族医以家族传承或师徒传承为主，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现有民族医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对民族医药理论缺乏自觉的整理提高意识。只有建立合理的民族医培养、管理机制才能保证民族医药的可持续发展。民族医药与中医药都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相似的发展历史，都以朴素的自然哲学为理论基础，方药使用上也有某些类似之处。因此省卫生厅和省中医药管理局可以选送部分民族医到中医院校短期进修，加强理论修养，增强科学意识，适当与现代医学研究接轨，更好地传承民族医药文化。中医院校也可以开设民族医药的选修课，提高湘西民族地区学生对民族医药保护的责任感、使命感，培养现代化、高素质的民族医药接班人。民族医的培养和管理规范化必须在民族医整体素质提高、民族医药体系基本建立、突出民族专科优势的基础上施行，同时需要民族医疗科室、民族医疗诊所制度的完善，目前可能尚需时日，但这一步工作已经迫在眉睫，需要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发展，湘西民族医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断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建立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所，通道侗族自治县民族医药研究所等众多科研单位，成立了湖南省中医药学会民族医药专业委员会，怀化、通道、麻阳、芷江等地都成立了民族民间医药学会，涌现了一批民族医药研究专家。但是目前民族医药的发展还没有走出低谷，急需加大在文化、资源、制度等方面的保护和建设。湘西民族医药不仅是湖湘医学文化的重要分支，也是植根民间的医药宝库，值得有识之士积极努力，将其妥善保护、传承，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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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药；药性；理论；现代化；研究
中医是我国特有的医疗技术，其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在当前社会，中医技术沿用至今，具有较强的治疗效果，中医具有治本的功效，在医药西医治疗的基础上，有时会结合中医药物，有效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为了促进中药的现代化发展，需要结合中药的药性理论，加强药性研究，应结合现代化的药性理论，这可以保证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结合现代化的研究技术以及设备，能更清楚的了解中药的有效成分，了解药物的药性，从而保证我国中药产品能尽快进入国际市场。
1、中药药性理论现代化研究的范围及意义
为了促进中药的现代化发展，必须对中药的药性进行细致的研究，了解中药的功能以及有效成分，在对中药进行研究时，主要是对其药性进行分析，这可以了解到药物发挥出的疗效，与作用。中药药性理论是指药性形成的机制以及运行的规律。中药药性理论现代化研究的范围包括药物的性质、应用的规律，药性是指药物的寒热温凉的性质，也是指其四气、五味、归经、毒性等，本文主要是对中药药性的四气与五味进行研究，药性理论是中医通过长期的实践得出的，在用药治疗的过程中，分析了药物本身具有的性质以及达到的治疗效果。中药的药性是中医治疗的主要依据，在对中药的药性理论进行现代化的研究时，需要结合中医临床用药的治疗经验，还要结合现代化的技术，这可以保证中药的现代化发展。
2、中药药性理论现代化研究的依据
中药药性理论与中医理论都是我国中医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中医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中医也总结出了较多的经验，对中药的药性以及用药效果进行了总结，中医治疗需要有坚实的理论为基础，是建立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之上。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不同的病人对药物的反应有着差异性，在用药时，中医需要观察疗效，这有利于了解到中药的性质，可以总结出中医的药性理论，这对今后的治疗与用药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中药药性包括四气、五味等，在临床应用中，能了解到药物是否具有清热泻火的功效，可以实现对症下药。五味、升降浮沉、归经等理论的形成，也均来自于临床实践的总结。因此，中药药性理论的形成是以其临床实践为基础的。
中药药性理论的不断补充与完善，也有赖于中药的临床实践。因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过程，才使之逐步臻于完善。如“四气”理论，在《本经》中只有寒、热、温、凉四气，后又加上平性而称为五气，而后又在五气的基础上添加了“微”与“大”，使之进一步有了微温、大热、微寒、大寒等程度上的差异。五味也是如此，《本经》只有五味，后人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又总结出了淡味、涩味等。可见，药性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也是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由片面到全面而逐步认识与深入发展的。
3、中药药性理论现代化研究的实质及应用性
3.1临床研究的应用性
中药药性理论的研究有较高的临床应用指导性，在临床实践中，广大医务工作者在辨证选药时，大多根据药性理论来指导临床用药。说明药性理论研究，也要以指导临床用药为目的。如药性寒凉的药可清热泻火，凉血解毒；药性温热的药可温里散寒，助阳回阳。辛味药能发散；甘味药能补益；咸味药能软坚等。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代医家用药多以个人经验为主，定性强于定量，定性与定量均以个人经验为据，量效关系较为模糊，且笼统而随意性大。因此，我们可借鉴中药化学的研究，来认识中药的有效成分，并为其精确定性提供依据。
3.2炮制学研究的指导性
为了提供临床疗效，减少不良反应等，也需在中药药性理论的指导下，按要求进行炮制，否则将会直接影响药物的疗效。如同为治疗脾气虚弱，中气下陷之补中益气汤，有的医生开方使用后有效，有的则疗效欠佳，有的甚至无效。究其原因，与未按药性理论要求对方中某些药物进行规范化炮制有直接关系。按照方中药物组成的药性，黄芪当用蜜炙，白术当用麸炒。因为生黄芪功在走表，透达肌肤，走而不守，具有固表止汗，托毒排脓，利水消肿之功，为外科疮疡溃后托疮排脓生机之要药。而炙黄芪则重在走里，具有补益脾肺，益气生血之功，为常用的补虚益气之品。白术生用，功效重在燥湿利水，益气健脾，内含较多的挥发油，苍术醇、苍术酮，燥性较大，若经麸炒后，由于麸多孔，质松而有较好的吸附作用，可以吸附部分挥发油，其燥性相对较低，所以临床多用炒白术。
3.3中药现代化研究的方向性
在中药现代化研究过程中，当首先以药性理论的研究为基础与方向。如“四气”的实质就是需要认真考虑的药性理论研究方向，因为四气的研究也是中药药性理论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许多学者从中药有效成分和中药药理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资料，在某些方面也体现了“四气”的实质。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温热类药物所含生物活性成分能提高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促进呼吸、循环、代谢系统的活动及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并能为其提供营养物质或供给能量，从而显示出这类温热药物所具有的温热作用。如据药理研究证实，温热类药物的附子所含乌头原碱具有强心镇痛作用，中医所说的“亡阳虚脱证”，其表现形式主要为呼吸、循环衰竭，热量供应不足，故用具有强心镇痛作用的附子来回阳救逆。又如干姜含挥发油及姜辣素等成分，能兴奋呼吸中枢及血管运动中枢，升高血压，促进消化液分泌，旺盛消化吸收功能，所以干姜能回阳救逆，温中散寒，温肺化饮，鉴于上述药性理论的指导，证实了附子、干姜这类温热类药物的药理作用。
4、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中医技术越来越高，对中药的应用越来越灵活，为了促进中医药事业更好的发展，并保证我国中药产品可以进入国际市场，相关研究人员需要对重要的药性理论进行现代化的研究，需要利用现代化的技术，还要结合以往的临床应用经验。在了解药物的药性后，可以做到对症下药，可以为用药提供理论指导，保证治疗的效果。做好对中药药性理论的现代化的研究，可以有效提高我国的中医治疗水平，帮助患者更快的解除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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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彝医药；杨本雷；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14-0013-01
杨本雷主任医师为笔者师带徒指导老师，从事彝医药和中医药临床、科研和管理工作40年， 2014年被评为云南省首批“云岭名医”。杨本雷主任医师主持开展彝医药文献整理、理论研究、药材种植和新药、新制剂开发等多项研究工作，逐步完善彝医药体系，形成了有特色的彝医药学术思想。
1对彝医基础理论的认识总结
彝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藏医、蒙医一样，彝医有自己的理论，其理论论述散在于《宇宙人文论》和《西南彝志》等彝族古籍中。杨本雷主任医师根据彝族古籍中关于彝医药的相关描述，结合现代彝医药研究成果和临床实践经验积累，整理归纳了彝医基础理论的一些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清浊二气是万物的根本根据《宇宙人文论》和《西南彝志》等古籍的论述，天地形成于清浊二气，人体生命形成也基于自然界的清浊二气，这证明了彝医早已认识到人的生命与自然界息息相关，人与自然的相应和统一。另一方面，人的生命活动依赖清浊二气的运动。清浊二气各行其道、环行不息，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人的生、长、壮、老、死等变化是清浊二气变化的结果。
12哎哺是事物形成的基础与中医阴阳学说相似，彝医用哎哺来概括自然的一切事物，并将其分成两类，哎哺互根互用，哎为天、为父、为阳；哺为地、为母、为阴，可见哎哺是对立统一的。同样，人的形成也是源于哎哺。人体生命物质基础是哎与哺，生命的繁衍发展在于哎（男）与哺（女）的交合。
13五行是决定人体内部运动规律的物质元素彝医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宇宙万物和人体组织的五种元素，并用这五种元素的生克关系来阐述事物之间和人体内部的相互联系和变化规律。彝医用五行学说来解释人体脏腑器官的生理病理变化，但其五行学说与汉医不尽相同，如汉医认为肾主骨，肾为水则骨属水，彝医则认为骨属金。彝医认为甲乙为木，丙丁为火，戍己为土，壬癸为水，这不仅是脏腑生成的规律，同时也反映了彝医认为肾主水，脾主土，心主火，肝肺主木的思想，脏腑所主决定了脏腑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
14气血与气路是生命活动的载体与通路人体的生命活动有赖于气血运行，气血循环营养全身。血的运动是通过人体的六条气血通路进行的。气血在这六条通路中不断循环，维持生命的正常活动。
15对病因与发病的认识疾病的发生一方面是由邪气所致，另一方面是由脏腑五行生克关系失调所致。前者为外因，后者为内因。外因有外邪（风、寒、暑、湿、热）、瘴疬之气、饮食、外伤及虫兽毒伤等，内因有五毒和人体病理产物等。彝医将一切致病因素统称为“毒邪”，因此病因学说又称为“毒邪学说”。在致病途径方面，彝医认为疾病从口鼻诸窍而入，在发病学上，强调先天正气在发病方面的关键作用。
16诊法与治法彝医最重要的诊断方法是问诊。彝医古籍记载多是一症一方，无确切病名，先描述症状，然后阐述治疗用药的组成和用法。这就说明了问诊是彝医诊断疾病的最重要的方法。在治法上，以祛外邪和调节脏腑平衡为总的治疗原则。在外邪的治疗中以祛风为第一要义，因为彝医认为风邪致病最广最急。在脏腑功能失调方面强调补其不足，泻其有余。
为便于记忆，杨本雷主任医师将彝医基础理论概括称为“一元、二气、六路、五行、毒邪” 理论体系[1]，一元即元气论，二气即清浊二气理论，六路指清浊二气循行的六条通路，五行即五行学说，毒邪即毒邪病因学说。
2对彝药理论的认识总结
杨本雷主任医师从彝药的起源和发展、彝药的命名和分类、彝药的性能、彝药的应用、彝药的采集加工和贮藏、彝药资源等方面对彝药理论进行了整理总结，明确了彝药和彝药学的含义，建立了彝药学框架和系统的药学理论，将彝药的性能归纳为二气、六味、归路、升降通涩、毒性、功能主治六方面，将常用彝药分为发表、清火、杀寒等15类。杨本雷主任医师对彝药理论总结整理的成果已收入《中国彝族药学》[2]中，不再详述。
3彝医药开发的指导思想
31继承创新相结合杨本雷主任医师认为，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继承的目的是发展和创新；彝医药开发要继承彝医药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但更要强调创新；创新包括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技术创新和药物创新等；要注意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结合，方法创新和技术创新时要加大引入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技术手段在彝医药研究开发中的应用。
32重视民族民间用药经验和治疗方法的挖掘整理杨本雷主任医师认为，彝医药知识包含纸质文献和口碑文献两方面。在充分开发利用彝医药书面文献成果的同时，要下更大的力气去挖掘整理以口碑文献形式存在于民间的用药经验和治疗方法，这些是彝医药研究不竭的源泉之一。民间单方验方和治疗方法、用药经验中包含许多闪光点，从这些闪光点出发进行研究，往往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3]。
33疗效是硬道理杨本雷主任医师认为，任何一门传统医学，不管历史多悠久，理论多完备，要想在现代社会中立足发展，必须有确切的疗效。要针对现代医药疗效不好或无效，而彝医药治疗有效的病种，探索经得起重复检验的治疗方案或药物，作为证明彝医药存在价值的重要基石。因此，疗效是彝医药发展的硬道理，彝医药开发必须坚持疗效为本。
4对彝医药与其它传统医药关系的认识总结
41彝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源头之一彝医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五千年，与其它传统医药一样，源起于劳动人民与疾病的斗争，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彝医药与中医药等传统医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中医药汲取了一部分彝医用药经验，如三七、茯苓、草乌等；另一方面，彝医清浊二气理论的形成和部分彝药的应用也受到了中医等传统医药的启发和影响，部分彝药是多民族医共用品种，有些品种其它民族医先使用，但与彝医的用法和功效上不尽相同，如灯盏细辛、牛蒡等。因此，从历史、文化和药物使用等综合看，彝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源头之一，而不是分支。
42彝医药与其它传统医药的主要区别彝医药与其它传统医药之间理论有一定相似性，部分用药品种相同，按摩、拔罐、割治等一些诊疗技术近似，但各民族医药又各具特色、各有千秋。杨本雷主任医师认为，彝医药与其他民族医药的区别主要有四方面：一是理论不同，彝医在彝医理论指导下开展工作；二是诊法和疗法不尽相同。诊断方面彝医以问诊、望诊为主，治疗方面彝医有许多独特的方法，如彝医水膏药疗法和仪式治病、火疗法等；三是用药品种大部分不同，彝医用药地域特征明显，大多数是在西南彝族地区生长的动植物。品种相同的多数药药用部位或功效用法不一致，如牛蒡，中医用种子清热解毒，彝医用根行气通便，四是主要传承应用区域不同。彝医主要传承应用于滇、川、黔、桂四省的彝族聚居区。
5讨论
彝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理论，有用彝文撰写的《齐苏书》等古籍文献，有云南白药等著名的彝药，彝医药诊疗技术至今仍在传承应用，是我国体系较完整的民族医药之一。但是，由于人才少、经费缺乏和交流不足等的原因，彝医药事业发展不尽人意。杨本雷主任医师40年致力于完善彝医药体系，在彝医药文献整理、理论研究、临床研究、药材种植和新药开发等方面贡献良多。
参考文献
[1]杨本雷，饶文举，滕洪，等.中国彝族医学基础理论[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14.
[2]杨本雷，余惠祥，钟继红，等.中国彝族药学[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1-37.
关键词：藏医药；理论体系；用药特点
中图分类号：R2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1-0170-02
藏医药具有2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四大传统医药学之一，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人们同疾病不断斗争的经验上。吸收外来的医学精华，逐步形成的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治疗手段及浓厚的民族色彩的藏族医学体系，具有独特的用药特点。
1 藏医药理论体系
早在远古时代，生活在高原的居民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了一些植物的性能及其治疗作用，在狩猎过程中，又逐渐发现一些动物药的药理作用。相传在公元前3世纪，长居高原雅隆地方的藏族先民、先驱者“孜拉嘎玛跃德”回答“聂赤赞布”疑问时已得出“有毒就有药的结论”，据《玉妥每云登贡布传》记载，最早流行的一种医学叫《本医》当时还没有系统的理论，主要靠放血疗法来治病。
公元4世纪，天竺的著名医学家比奇嘎齐和比拉孜人藏传播《脉经》、《药物经》、《治疗经》等5部医典，对《本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公元641年，唐王朝的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入了4种医方、诊疗法5种，医疗器械6种，医学论著4种，其中的中医大典《医法大论》，在7世纪中，由摩诃弟瓦和尚及的译师达磨郭卡译成藏文并予以勘定，此书中系统地介绍了中医的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中医的阴阳五行、营卫气血、五脏六腑等学说，对藏医药有较大的影响，是汉医学交流的丰硕成果。该书虽已散失，但其主要内容记录于的《四部医典》之中。另外。此时非常盛行三大医科《文殊心之补注》记载：天竺汉地上部藏，三大医科大菩提。“三大医科”系指印度、汉地及上部藏医的医疗方法，印度大医师拨热达泽和汉地大医师韩文海(音译)，大食医师卡列诺三人合著的医书《无畏之武器》，其藏文音译为《门杰村恰)。松赞于布命令全蕃医生传习，言允学好这部书的医生可给予“曲吉门巴”即神医的称号。并且为使当时的医疗不断发展，后继有人，精选一批藏家子弟，让他们学习医学，特颁谕书，尊称医生为“济世术医”，使藏民族敬仰医生的习俗，时至今日仍然未减。
公元7世纪，邀请四方名医及远方九太医等，普及了各方的医疗理论和实践，使藏医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此时不断地出现了许多医药等专著。其中《月王药诊》是现存藏医学最早的著作。在该书中简明扼要地论述了生理、病理，分门别类地论述了各种病症的诊断、治疗，同时对隆、赤巴、培根三因的功能及相互制约作了辨证论述，并对人体的生理功能、胚胎形成、人体骨骼构造等方面作了详细记载。还根据粗分的百种疾病提出了562种药物类型。大大丰富了藏医药理论体系和临床经验，推动了藏医药学的发展。
雪域著名医药学家玉妥宁玛云丹贡布，一直随父行医.他在认真学习和吸收邻近地区民族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又拜汉地医师韩文海、印度医师先底嘎瓦等各方的九位太医为师，从他们那里掌握了很多医术，他还千里跋涉到的不少地方，研究和总结民间医术并远去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内地五台山等地一面行医，一面收集民间医疗经验、前人成果、中医理论、外来医药知识等。经过几年的临床实践和理论研究，用了几年的时间，总结了藏医药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吸收了中医药学、天竺和大食医药学的内容，于753年撰成《四部医典》。它是众医典中最好、最完整、最优秀的一部医典。其后玉妥萨玛云丹贡布对《四部医典》加一注释，斟酌时地差别，随宜补遗，用实践医诀加以充实。使《四部医典》成为更加完善、丰富的医药学巨著。1千多年来，一直成为人民防病治病的指导原则和依据，成为雪域医师必读之书。
提玛丹增平措，去云南行医，并赴印度调查药材的生长情况，与过去的《本草》比较研究，广泛收集药物标本，编著了《晶珠本草》，书中将药材分为13大类，药材种类1176种，细分2294个，对药物的形态、性味及功能均描述的十分详细，因此、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等地的医生都视其为医理依据和唯一的经典本草著作。
可见藏医药的形成与发展一直是在吸收外来的医学精华，特别是汉地、印度、波斯等方面的医学成就的基础上。采众家之长，与本地的医药学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2 藏医药的用药特点
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周边有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波斯等国家和地区，其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形成了博采众家之长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原为一个政教统一的民族，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和尼泊尔等医药学传入，随着文成公主嫁入，汉地的中医中药学也随之传入，如在松赞干布时期，非常盛行“三大医科”，即印度、汉地及上部藏医的医疗方法。再加上藏医师、译师先后到印度、汉地、尼泊尔、波斯等地走访名医，切磋医理，翻译各地的医药学论著。因此，藏医药集各种医药学理论精华于一身，形成独特的藏医药理论体系，具有独特的用药特点。同汉药比较，藏药有如下特点。
2.1 炮制方面 藏药的炮制同中药的炮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最具特色的地方是将大量的纯金属元素和矿物质经间接煅后入药，而在中药则很少人药。如名贵藏药70味珍珠丸和仁青常觉中，就将纯金、银、铜、铁、锌、汞和银矿石、褐铁矿、磁石等成份炮制入药。炮制的方法大都是先用黑矾等药材将金属元素水煮去毒，然后再根据炮制的品种不同分别选择加入月石粉、硫磺粉、诃子粉等药材，在铁罐中密封煅烧成灰状人药。汞的炮制方法为坐台，更是各种名贵藏药中不可缺少的成份，同时坐台的制做也是检验藏医水平的一个标志，―个医生能坐台，就说明他的医术较高。坐台的时间至少要45天，先选择吉日挂上《四部医典》的编写者王妥宁玛云丹贡布的画像，做完各种法事后才开始坐台，并且要每天烧香诵经做法事，直到坐成后为止。坐台时间要时时喝青棵酒，不然的话人体就要中毒，头发、牙齿就要脱落。
2.2 藏药的剂型 藏药的传统剂型大多为丸剂、散剂，很少使用汤剂、膏剂来治病。丸剂大多为水丸，方法是将药材粉碎后加水直接成丸，粒重大多为1g，不同于中药有很多蜜丸、浓缩丸，并且水丸的丸重大多为20粒/g。
2.3 藏药的剂量 一般中药常用内服剂量约为5―10g，每天服2―3次，部分常用量较大的为15―30g。同中药相比，藏药的日用量则较少，大多藏药的日服量为1一2g，1天1次，有些名贵藏药则3―5天才服用1次，1次1g，藏药的服用量少的原因可能与高原的药材由于日照强、昼夜温差大导致的植物生长威力大有关。《续》载：“雪山药有日月之力”。
2.4 配药的特点 同中医不同，藏药在治疗疾病时，一般
是治疗一种病症要采用几种药同时治疗，大都是选择一种药为主药，再选择几种药为辅助药的方法，主药多为名贵药，辅药多为一般药，且主药、辅助药不是同时服用，而是在早中晚分开服用，如治疗关节炎时，早上服用18味高山党参丸，中午服用25味珊瑚丸，晚上则服用25味儿茶丸。一般制定在何时服用何种药要根据病情和用药的特点，辨证论治。选择不同的用药时间，如早晨一般服用治疗有关脾、胃、肠的消化系统的疾病、肾脏疾病的药，这类病症一般为寒性，早晨温度低、病情重、用热性药晨服时治疗效果较好。胰、肺、肝病大多为热性病，中午时温度高，病情重，中午服用寒性药，治疗时效果较好。神经系统疾病、血液病、心脏病、大肠病，藏医认为这些病症一般晚上服用效果好，藏医对每天温差的重视，可能与雪域高原的昼夜温差大有关。
2.5 藏药的用法用量 中药中的丸、散。除特殊的规定外。一般都是用温开水吞服，服药时间是根据病情和药性而定。藏药丸剂类服用时，是先把药丸捏碎或啐碎(有条件碾磨成细粉)后，用温开水把药粉送服，名贵药材一般要于当天晚上泡上，于第2天太阳还没有出来时空服。含有麻醉成份的药物注意饭后服，寒性汤剂类药物注意趁热服。用量也是指成人一日常用剂量，必要时得根据病情需要酌情增减。
2.6 疗程 传统的藏医治疗疾病，没有记载过象中、西医那样的疗程。对一些疑难病的治疗时间较长，如高血压、痛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甲乙型肝炎、半身不遂、癫痫、糖尿病等可以连续3―6个月，甚至1年，才能起到根治作用。
2.7 禁忌 中药的禁忌为生冷、黏腻、腥臭等不易消化及有特殊刺激性的食物。名贵藏药的禁忌则为肥肉、大蒜、葱、蛋类、酸性食品、。特别是蛋类，中药则不禁忌，则很少禁忌。一般藏药则无禁忌。
2.8 藏药的成份(1)很多的藏药处方中含有丁香、豆蔻、竹黄、红花、肉豆蔻、草果其中的几种成份，名贵藏药等一些多味药的处方中则全部含有这6种成份，藏医称之为六佳，配合使用对五脏及神经系统等有很好的治疗作用。佳中各成份的用量不固定，需要根据处方的主治功能而调整不同用量。(2)藏药中含有大量经特制入药的矿物质和纯金属元素，特别是一些具有补气血、延缓衰老、强壮身体的滋补药中含量更多、更全。(3)藏药中含有芳香成份的药也较多，很多处方中含有丁香、豆蔻、茴香、小豆蔻、檀香、木香等芳香成份的药材。
2.9 藏药治疗专长 藏药治疗坏血症、脑血栓、偏瘫、神经系统疾病、肝方面的疾病、关节炎效果好，如70味珍珠丸、70味珊瑚丸对高血压、脑血栓、偏瘫、神经衰弱等病症，临床证明效果非常好。这些药中，常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元素，治疗作用是否与其中含有大量的金属元素有关，有待于科学的考证。藏药中有很多治疗肝胆方面疾病很好的药物，药材资源非常广泛，如龙胆花、渣驯膏、蒂达、绿绒蒿、巴夏嘎、波棱瓜子等成份都对肝胆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治疗关节炎关面的药材也很多，并且毒性小，不同于中药配方，含有很多的毒性药材，常对人体的肝脏、肾脏造成伤害。
2.10 卡擦 卡擦是藏药的用药特点，即在原处方的基础上，针对病情增加一些名贵药材以达到治疗上的最佳效果，是老藏医根据各自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与传统秘诀验方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方子。它不仅增强疗效，而且对萎缩性胃炎及肝病患者具有独特的疗效，并且对体内的其它疾病有预防作用。
2.11 用药时诵经治病 藏医在治病过程中，也经常诵某些经文，藏医认为，这样可以增强治疗疾病的效果。
藏医药临床科研水平得到提高研究报告显示,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在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肝胆疾病、风湿疾病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对慢性胃炎的研究,按严格的科学要求做了对比观察,结果表明,其疗效显著,大大降低了由于慢性萎缩性胃炎长期不愈而发展为胃癌的发病率。这项研究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这也是西藏卫生战线上首次获得的最高部级奖励。不少藏草药及藏成药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由青海金诃藏药集团和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共同完成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民族医药攻关课题——“七十味珍珠丸药效及作用机理研究”成果通过了专家鉴定。传统经典藏药二十五味松石丸是藏医临床治疗各种肝胆疾病,特别是乙型肝炎的必备药品[2]。二十五味珍珠丸也是一种传统的藏药,对多年的中风、偏瘫、脑血栓等心脑血管疾病效果极佳,不但被藏民誉为溶解血栓的“疏通机”,而且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此外,还有很多传统藏成药的药理和应用也得到进一步研究。如仁青常觉、仁青芒觉、二十五味珊瑚丸、坐珠达西、九味牛黄丸、智托洁白丸、藏汴宝补肾丸、七味散、冰片九味散、檀香八味散、诃子十味散、熊胆七味散、石榴八味散等。当前,还有大量药方散落在寺院和民间,既无标准也不规范。很多藏药研究开发机构先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远赴牧区、民间、寺院,搜集挖掘、整理藏药秘方、验方、组方,积极抢救保护传统藏药的民间宝藏,但仍有许多未发现的药方,值得进一步发掘。
存在的问题
临床研究基础薄弱,名词、术语缺乏规范从现有的文献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藏医药的名词、术语、诊断等缺乏规范,导致沟通、交流的困难和研究结果的公信度较低。研究层次和水平偏低藏医药的疗效显著,凝结着藏族人民的智慧,对藏族人民的健康和繁衍昌盛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藏药浴疗法、尿诊法、高原藏药等在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病、皮肤病等方面作用显著,深受群众欢迎。但由于藏医药形成的文化背景、区域环境等的复杂性,藏医药临床研究基础薄弱,藏医药临床研究论文很大一部分属于个案报道或未进行随机对照研究[3-4]；部分设随机对照的文献没有记载具体的随机方法和组间基线的情况,即使个别有记载也过于简单,甚至将随机、半随机和随意混淆。多数没有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甚至部分没有诊断标准和疗效评定标准。疗程不规范、缺乏统一性、样本含量小、可控因素差、缺乏正确的统计学方法等问题的存在,常干扰藏医药临床研究的可靠结论,影响进行系统评价和提供最佳证据,阻碍了藏医药临床医学治疗性研究水平的提高。临床特色技术缺乏规范藏医特色医疗技术作为藏医临床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藏族人民群众乃至一些特殊人群的欢迎,确实解决了一些难治性疾病,为患者减轻了痛苦、延长了生命、提高了生存质量,解决了现代医学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的问题,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如火灸、油脂擦涂、放血、金针、药浴、敷缚、藏医熨敷、药蒸等疗法,这些藏医特色核心技术为藏医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其中不少技术由于缺乏规范的操作规程,其推广应用存在困难,极大地限制了藏医药走出藏区,服务海内外。现行的临床指导原则有悖藏医药理论特性目前,藏药尚无基于藏医药理论制定的藏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只能参考现行《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来制定藏药成方临床试验方案,而这种做法在藏药研究实践中造成了诸多矛盾。①藏医在长期的医药实践过程中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医药理论体系,在药物认识和用药习惯上与中医药存在很大的差异；②藏药的药性理论及功效主治与中药有许多不同之处,特别是一些药物的独特效用与中医药认识完全不同；③按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设计的研究方案和套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评价藏药临床疗效严重违背了藏医理论体系,也无法完全用所得的试验数据验证藏药临床的治疗作用。没有藏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藏药的发展只能削足适履,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藏医药研究方法思考
患者李某,54岁,因全身浮肿、腹部胀痛到V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双肾结石,右侧肾积水,肥厚性心肌病。入院期间,医院给予患者阿司匹林等药物治疗。治疗半个月后,患者病情突然加重,神经内科会诊后,给予东菱克栓酶等药物治疗,次日凌晨患者突发心脏骤停,抢救无效死亡。
鉴定意见认为:V医院在大剂量使用阿司匹林的同时使用东陵克栓酶,违反该药的临床用药原则。V医院认为东菱克栓酶的药物说明书中虽明确写明不能与阿司匹林同时使用,但在临床实践中确系两种药物同时使用并取得疗效的情况,向法庭提供如下医疗文献:《巴曲酶(即东菱克酸酶)、阿司匹林和脉络宁联合治疗急性脑梗塞40例》,专家网络会议简报等。
法院判决
患者死于脑出血、脑疝可能性大,不排除V医院的医疗过失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本例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V医院承担次要责任。
被告医院所提供的科研文献不能经国家药物管理部门批准的药物说明书,及依据该说明书得出的鉴定结论。V医院赔偿患者家属各项费用共计24万余元。
案例点评
徐璐璐:学术论文的证明效力有限
本案例的争议点主要集中在医疗机构超范围用药后,医方提供的医疗文件(国际上权威杂志的研究论文)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能否证明医疗机构的超范围用药是安全的。
V医院提供的研究论文是医疗文件的一种,在医疗纠纷中具有一定的证明效力,但这种证明效力是非常有限的,只能起到辅助证明的作用。医疗文件不能单独作为判断医疗行为正确与否的依据。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不能单凭书本或任何一个医学文件就能判断,这也是为什么医疗纠纷要依据鉴定得出结论的原因。而且单凭医学文书,并不能医疗鉴定结论。
我们常说医疗要有个体性和针对性,同样的疾病,但患者情况不同就可能导致治疗存在较大差异。鉴定是针对某一个病例进行分析,而医疗文献一般是针对某一类问题进行分析,即使是针对个别病例的分析,二者之间也会因患者的身体差异而存在差别,所以不能简单地以一个病例分析作为另一病例分析的依据。所以,学术论文的证明效力有限。
结合本案例,也许这种超范围用药已经在临床上实行多年,但因个体差异及学术论文的证明效力有限,并不能医疗事故鉴定结论,V医院仍要担责。
张宝伟:学术论文不能对抗药品说明书
药品说明书里已经规定了药物的安全范围和合理的给药剂量,医疗机构超范围用药导致医疗纠纷,不可以用临床的学者研究和发表在权威杂志的论文来对抗药品的使用说明书。目前为止,这种前沿性的研究和临床实践是不能对抗药物说明书的效力的。
超范围、超剂量用药违反常规用药原则,属于医疗过错,即使在用药前,患者知晓了超范围、超剂量用药的风险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医疗机构免责的可能性并不大。我认为超范围、超剂量用药和知情同意书并不直接相关。
中医药学从我国古代有文字出现的时候就有记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医学理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创造了神奇的医疗效果。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医疗体系,但现在大多数已经消失,被现代西方医学所取代,中医药学作为少有的独立医疗体系能与现代医学并存,并且发挥着西医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与其以人体生理平衡为基础,不断继承前人成果,并充分吸收各个时代先进科学技术和知识,逐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密切相关。中医药学的发展历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生态文明建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中国生态文明的进步[2]。
把人体健康与生态平衡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实践中寻找联系,使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医药学的一大特色。早在春秋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还把疾病的发生归诸鬼神祟蛊,中国的医学家就已经认识到人体的病患与饮食起居、喜怒哀乐有关,后来又有医生用自然界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失和来解释病因,这曾是当时世界医学史上最先进的病因观。在这种病因观的影响下,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能对人体产生作用,从中寻找良药祛除病源也就成了当时医药学家的主要工作。
生物群落和其生存的周围环境所构成的系统称为生态系统,正常的生态系统中,系统各部分在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上相互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称为生态平衡。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与食物链中的其它生物一样,充当着消费者的角色,一旦人类的环节出现问题,整个生态系统就会遭到破坏,甚至出现人类的灭绝。中医药学的实践就是把人体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如果人体内部各种生理活动正常进行,健康状况良好,就处于平衡状态,当外界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起作用导致正常生理活动被破坏,开始的平衡被打破,疾病就随之而来,各种治疗药物和方法都是为了弥补这种平衡。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发现了藏象、经络等生命活动现象,六淫、七情等致病因素,以及病态过程中互相抗衡的“正”、“邪”两种力量的存在,穴位是调整功能的枢纽;内因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致病精神因素,即内在因素;外因:风、寒、暑、湿、燥、火六大类,包括细菌病毒是致病的外来因素。气血是全身的动力,还有内外因等等,这些都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是整体的功能因素。《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两部经典医书正是在前人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向理性认识过渡的产物。在中医思路与方法的指导下,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法收集到的有意义的症、脉、舌象等信息确定患者的“证”,再通过对“证”的辨证施治,确立不同的个性化治疗方法,这与当今许多西医学家提出的个性化治疗非常一致。作为中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阴阳”、“五行”等概念,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四诊八纲、辨证论治、治法治则等一整套独特的治疗概念、理论体系都无一不体现出中医学注重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中医用药的方剂中讲究君臣佐使,每一个方子都有不同的配伍原则,其内在也是体现出生态平衡的意义,每一种药物都有其治疗作用和副作用,针对疾病的主要药物为君药,为了辅助君药达到更好的效果的药物称为臣药,配合君臣药治疗兼证,或抑制君臣药的毒性,或起反佐作用的药物称为佐药,指引导诸药直达病变部位,或调和诸药的药物称为使药。君臣佐使四类药物的相互影响,给人使用后就能帮助人体尽快恢复生理平衡,疾病自然消失。
关键词：蒙医要学 医学交流 医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在众多民族医药当中，蒙医学是一块灿烂的瑰宝，是祖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蒙医学同其他传统医学一样，都是在人们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由于历史的原因，蒙医药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医学、古印度阿输吠陀医学、藏医学、阿拉伯医学的影响。与其他传统医药之间的交流，对蒙医学近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蒙医药学的发展史也是蒙医药学与各民族医药之间的交流史。
民族医学之间交流的方式、交流的内容与每一传统医学的母体文化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医药交流的影响因素主要有：① 有使用价值。②合乎本民族的文化模式。③符合民族的心理特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性，它是民族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医学理论是作为文化的一分子被吸收进来的。文化模式给医学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空间，同时医学本身直接参与了文化模式的建构。蒙医学是根据蒙古地区自然环境、生活习俗和疾病特点，在原有的理论雏形和经验的基础上的吸收外来医药的精华而形成的。蒙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既是对其他医学进行民族化的产物，也是历史传承的必然结果。
一、传统蒙医学经验积累时期的医学交流
13世纪之前是传统蒙医学积累经验的时期。蒙古族的先民不仅积累了与地理环境、生活条件相适应的卫生保健习俗和经验，而且在饮食、药物及外治等方面也发明了很多颇具特色的治疗方法，有些方法在中医学或藏医学著作中有零散的记载。
这是北方少数民族医学经验在中医经典中的生动反映，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蒙医学与中医学之间的交流。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烧地炕急救法，与《史记》中记载的汉使苏武自刎时匈奴人所用急救的方法十分相近，很有可能这种与北方寒冷气候相适应的急救法在此时已经传人了中原地区。唐代社会繁荣。中外医学交流日趋活跃。中医学著作
二、传统蒙医学形成时期的医学交流
13世纪初至l6世纪中叶，随着蒙古族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全面发展，蒙医传统疗术、饮食疗法及临证用药等诸方面在原有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骨伤科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独立的临证学科嗍。由于统治者提倡各种文化兼容并蓄，蒙古族与各兄弟民族，特别是同汉、藏族之间的往来更加密切，与印度、阿拉倍和欧洲等国家的通商及文化交流频繁，极大地促进了医学交流。中医学与蒙医学的交流空前活跃。据《长春真人西游记) 记载，成吉思汗仰慕道家养生，特召见中原全真道教领袖长春真人丘处机。两人当面谈论道家之养生之法。据《元史》记载，1226年在蒙古军中发生传染性疾病，精通中原文化的耶律楚材应用中药大黄治疗，这是蒙古族使用中药的较早记载。[71在蒙汉民族往来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不少北方民族医家致力于学习和研究汉医，有些汉医著作被传播到蒙古地区，对传统蒙医学产生了一定影响。、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蒙汉医学合璧之杰作。其中相当篇幅论述了蒙古族传统医药及其北方游牧民族医药知识。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成书于1330年，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营养学专著。书中收录了大量蒙古族传统饮食，并作了理论阐释。
元朝时随着广惠司、回回药物院等医疗保健机构的设立和发展，必然会有回回医药著作及医疗技术、药物大量从西域的传入，促进了阿拉伯医学与中医学、蒙医学的交流。《回回药方》就是一部中医学、蒙医学与阿拉伯医学学术交流的产物。蒙古族的正骨技术也是比较进步的。一般认为，《回回药方》中之正骨、骨外伤手术等，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的正骨、脱臼之治疗原则等，元代李仲南《永类钤方》中的骨伤科处理措施等，都或多或少吸收和总结了蒙古族正骨经验和技术。《晶珠本草》、《兰塔布》、《蓝琉璃》等等医药著作先后传人蒙古地区，促进了蒙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同时中医学对蒙医学也有较大影响。中医学的某些内容直接或通过藏医学传人蒙古地区，从而影响和丰富了蒙医理论，如阴阳五行学说，脉诊等成为蒙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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