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会计准则；企业盈余管理；影响
1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
1.1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盈余管理的限制
（1）新会计准则在会计政策中取消了发出存货计价的后进先出法，规定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使得企业的存货流转得以真实地反映，消除了人为调节因素，很好的限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
（2）部分资产的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减少了企业利用减值准备的计提和冲回在各会计期间之间调节利润的可能性。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必然增加企业的当期费用而减少当期利润，转回则相反，通过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转回可以将企业的全部利润在不同会计期间进行重新分配。新会计准则规定，除存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消耗性生物资产、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融资租赁中出租人未担保余值及未探明矿区权益的减值适用其他相关会计准则以外，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新会计准则的这一规定，限制了企业会计人员在使用谨慎性原则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主观随意性。
（3）新会计准则扩大了合并报表的合并范围，杜绝了企业利用缩小持股比例，分离若干子公司的方法，将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从合并范围中剔除，从而粉饰企业集团整体业绩的做法。新准则还规定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按照账面价值计量，这将有利于防止企业利用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操纵利润。按这些规定编制的合并报表将能真实反映由母公司和子公司所构成的整个企业集团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很好的限制了上市公司利用母子公司的控制关系在合并或重组时利用不正当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
1.2新会计准则客观上增加了盈余管理的空间
（1）借款费用资本化范围扩大由原来仅限于“为购建固定资产的专门借款所发生的借款费用”扩大到“为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存货、投资性房地产等的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的借款费用”。由于企业的借入资金借入后是混合使用的，企业上述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到底占用了多少一般借款，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的专门借款到底有多少被用于短期投资性运作、产生了多少投资收益，企业外部人很难准确了解，因此借款费用是费用化还是资本化，数量上如何分配，企业管理层选择的空间有所增大。
（2）公允价值运用范围的拓展新准则在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方面的确认与计量中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公允价值如能在上述经济业务事项中得到正确运用，将有效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但不能排除公允价值不被滥用。公允价值与企业盈余关系密切，其可验证性相对较差，加之存在信息不对称，审计部门和监管机构的审计、监管手段、方法等又不尽完善，所以企业管理层有意识地借助公允价值计量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极大。
（3）资产减值中会计选择与职业判断增多资产减值准则中的“可收回金额的计量”、“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预计”、“折现率的选择”，“资产组的认定”等都存在不确定因素和主观判断，若企业管理层利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将更难查证。
（4）研发支出的非完全费用化处理。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支出过去一直是全部计入当期损益。新无形资产准则将企业的研发费用分成两个阶段，并允许部分“符合条件”的开发阶段的支出资本化计入无形资产的价值，然后分期摊销。由于允许开发支出资本化大大降低了开发费用对发生当期利润的冲击，对调动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有利。但由于新产品、新设计和新技术的研发难度大，风险高，且其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界限也较难准确划分，因而可能被企业管理层，用于盈余管理。
2新会计准则下，完善企业盈余管理的对策
2.1不能将新的盈余管理行为完全归咎于新会计准则
因为盈余管理的存在有其深层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不存在因果关系。
2.2规范公司治理结构
盈余管理在本质上是企业管理层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之内，对企业会计报告信息进行调控，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要从源头上规范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必须限制企业管理层对盈余管理的滥用，比较有效的措施是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形成对管理层权力的制约、监督。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在企业外部必须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加强证券市场监管和兼并市场管理，大力发展经理市场；在企业内部要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之间的有效制衡机制，建立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基于合约委托关系的权责利关系。另外，由于即使是过度的盈余管理对企业也可能带来一定短期利益，因此要加强对管理层的权力监督和制约，就需要让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解滥用盈余管理对于企业形象和长期利益的危害，从而在企业达成一致共识，共同抵制管理层对盈余管理的滥用，提高对管理层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效力。
2.3重视在职会计人员的岗位培训，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
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的会计准则已经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但是在会计实务界，会计人员素质的提高却远远落后于会计准则改革的步伐。通过对在职会计人员的职业培训，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理论和业务能力，使其知识和技能不断得到更新、补充、拓展和提高。要注重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的培养提高，使其能正确理解在特定环境中某些会计处理方法的变更给企业所带来的影响。特别要使会计人员充分认识盈余管理和会计造假的不同意义和后果，对于操纵会计利润和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企业负责人和会计人员将会严格依法惩处。由会计职业道德缺失而引起的会计造假及其信息失真，已成为一个全球性、世界性的难题。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够健全，在新旧体制转换、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经营方式多元化，各种经济类型相互渗透的情况下，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对防止会计造假行为更显其重要。
3结束语
总之，应对新会计准则的影响予以重视，分析企业利用新会计准则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内容、方式、方法，预估企业利用新会计准则进行盈余管理的广度、深度和频度，研究近期审计和证券监管的对策，制定长远的治理规划，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会计信息的质量，维护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经济持续、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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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盈余管理；产生；动机
一、引言
盈余管理这一行为很早就在企业中产生并得到了应用，但是，关于盈余管理理论的产生却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对投资人、债权人、管理者等都会有不同层度的影响，适度的盈余管理能够促进企业发展，盈余管理过于严重的不仅仅会影响到企业，也将可能会扰乱经济正常运转。因此，盈余管理问题也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下面我们首先认识下何为盈余管理。
二、盈余管理概述
（一）盈余管理含义
盈余管理是指企业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使得企业本期的盈余能够达到所期望的水平，但是，这里的手段和方法是在不背离会计准则和相应的法规前提下所进行的，是有别于会计造假行为的。关于盈余管理与会计造假下文会有详述，这里不过的多分析。通常认为盈余管理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者的区别是企业在进行盈余管理时的方法不同。前者主要是利用现有的会计准则中较为灵活的规定进行的，例如，利用会计估计和会计政策的选择等，灵活的准则使得企业有选择的余地。企业通过此种方式进行的盈余管理为应计盈余管理，在该种盈余管理的方式下，企业的真实现金流量不会改变，这也是该种盈余管理的特点。后者主要是指企业通过一定手段和方法构造一些真实的交易或者有意识的控制交易的发生时间等进行的盈余管理活动。但是，这些交易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这一点也是区别于会计造假的。例如，控制本期的研发费用、出售长期资产、进行促销等活动。
（二）盈余管理与会计造假
会计造假是企业在违背相应的会计准则或者相应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对企业的利润等方面进行“调控”的，它与盈余管理具有本质的区别。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①是否是合法的。这是区分会计造假和盈余管理的关键，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盈余管理是在会计准则、相应的法律法规认可的范围内，采取的灵活选用准则或者法律允许的正常交易等方式进行的。调节手段方式以合法为前提。会计造假则是通过虚构交易、虚构凭证、伪造数据等方式进行的，这些活动不论是会计准则上，还是相应的法律法规都是不允许的，这种方式下的“调节”将会严重误导投资人，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投资人血本无归。②两种方式下调节的手段不同，盈余管理可以依据准则中灵活的规定，尤其是现有准则多为原则性的规定，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相应对自己有利的会计处理，例如，折旧方法的的选择，企业是选择直线法？还是加速折旧法？另外也可通过一些真实的交易达到控制盈余的目的，使得企业的盈余能够达到预期水平。例如，股票回购等。会计造假则不同，会计造假最常见的手段是虚构交易、捏造数据为代表的无中生有的方式。③最终受益者不同，盈余管理通常是在合法的前提下，通过一些方式达到进行合理的避税、拓宽融资渠道等目的，不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最初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其产生的最终的结果是使得企业能够良好的运转，基于此方面，盈余管理的受益人应该为企业的股东，虽然管理层基于薪酬进行盈余管理，也有可能造成企业损失。但是，整体上看盈余管理最终还是能够使股东收益。会计造假恰恰相反，会计造假的进行一些列的虚构，最终结果往往使得企业无法经营，最终使得股东受损，尤其是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众多造假的案例悲剧的收场也能说明此点，通常而言会计造假是由于管理层掩盖自身的经营业绩的需要或者是为了获得高额的薪酬等目的而采取的，受益人主要是企业的管理层，大多数的股东是受害者。④两者导致的后果不同，一般而言盈余管理仅仅是将企业的盈余进行时段上的分配，不影响“真实”的盈余的情况下，树立企业更加良好的形象，所以，整体上而言，合理的盈余管理是有助于企业的发展。会计造假则是对盈余进行虚构，仅仅能得到短期效用，对企业和社会都有严重的危害。
三、盈余管理的产生的理论基础
（一）委托理论
资本主义的产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规模逐渐变大，企业的业务也逐渐扩大，面对的情况也日益复杂，在这种背景下现代企业制度应运而生，投资者与管理者不再是同一人，两者的分离正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股东仅仅作为投资人角色，不参与企业日常的运营管理，企业的运营以“契约”形式委托给了职业经理。这种制度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了经济的大幅度前进。但是，随之产生了委托问题。委托人和被委托人都最求自身的利益，由于两者的利益在一定程度有冲突，从使得管理层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基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选择，从而产生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些对企业和股东都是不利的。基于委托关系企业的管理层需要以公司业绩证明自己的工作，为了达到“合格”，管理层会进行盈余管理，这是委托关系诱发的。同时，如果企业的盈余关系到股东和管理层时，双方也会进行暂时的联合。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委托理论是诱发盈余管理的基础理论之一。
（二）信息不对称理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由于资本市场的日益壮大，企业股东日益分散化，美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最为典型，基本上都呈现分散的特征，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已经使得股东脱离了企业，无法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近些年来加上股权的分散化，更加让很多股东难以接触到企业的内部，如果这些股东想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只有根据企业的财务报告，这使得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产生了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与委托理论一样，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也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因为股东只能根据财务报告进行了解，而不知道管理层具体做了什么，如果管理层有意进行利润的调节，即我们所说的盈余管理，股东是无从得知的。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盈余管理能够出现，信息不对称是其必要的条件。
三、盈余管理产生的具体原因
（一）企业的内部
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讲，盈余管理产生的原因应该有一下几点：①融资的需要。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而言，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或者进行相应的配股等是期融资扩张的主要途径，根据我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或者进行相应的配股，都有需要满足一定的利润指标。例如，首次IPO上市的企业必须有连续三年的盈利。而且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较差的还将面临着退市的风险。公司能够上市，对于公司而言意味着可以套取较多的资金进行发展，为了保住上市融资的地位，为了能够发型新股融资，企业进行相对应的盈余管理成为需要。即使是非上市公司也会面临融资的问题，企业良好的经营业绩也是其融资的关键所在，相信每一个债权人都不愿将钱借于毫无利润可言的公司。②进行避税。一方面，税法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很多，企业只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努力促成即可，例如，税法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允许研发费用150%税前扣除。加上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会导致不同的利润出现，企业可以选择对于自身有利的规定合理避税。③薪酬因素。在当今的企业中，管理层人员的工资大都跟企业的业绩挂钩，当然这也是较为合理的薪酬体系，因为管理层是否努力的工作很难判定，只能选用参照的标准，判断其是否努力工作，股东利益最大化无疑是更好的选择。管理人员为了能够获得高额的报酬通常将企业的盈余调到理想的位置。④基于政策原因产生企业因素，例如，企业规模的大小。
虽然政策因素是外部原因造成的。但是，是否满足政策的规定则是企业自身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里将其归入企业的内部因素中。较为容易理解的是下面这个例子：美国的反垄法，一个企业如果规模过大、利润过高很容易就达到了垄断法上规定的限额，面临着被拆分的风险，例如，微软公司处理。企业如果不想遭到被拆解的命运，可能会进行盈余管理将企业的利润调低。此外，像保险企业等特殊的行业还需要保证财务的安全程度，这些政策上的规定也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原因。⑤其他的因素。例如，企业内部进行新的管理层选举的时候，新上任的管理层通常都会将以往旧账进行清查、核对，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在降低以往盈余前提下进行，这样在自身任期内使自己更能有所“作为”。
（三）企业的外部
从企业的外部来看造成企业盈余管理众多因素中，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会计准则的灵活性造成的，会计准则的灵活性为盈余管理提供了实施的可能性。首先，我们知道现有的会计建立在权责发生制的基础之上，权责发生制下强调的是收入和费用的配比问题。如何进行配比？在那个时间段进行配比？如何分摊？何种方式进行分摊？在现有会计准则中，在这些问题上，企业是有相应选择余地的。其次，财务会计中一些基本原则的运用。①稳健性原则，何为稳健？事件不确定性是大还是小？这需要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这种判断带有很强的主观因素，企业就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项减值的计提，从而操控利润，进行盈余上的管理，可见财务会计的稳健性原则也是盈余管理得以进行的因素。②与稳健性具有一样效果的还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重要性原则等，不论是其中的哪个原则都需要会计人员进行主观判定，尤其是重要性原则，何为重要？这并没有数量上的界定，因为有些事件尽管在金额上较小，但是对企业的发展影响较大。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些原则的存在也是盈余管理得以进行的因素。最后，会计准则的可选择性，正如前文中所提及的关于固定资产折旧问题，如果企业处于避税方面考虑的盈余管理时，可以选择加速折旧法。虽然总体缴纳所得税税额是一样的，但是加速折旧法的选择能够推迟纳税的时间，货币具有时间价值，这是众所周知的，企业可以利用节约的资金在投资。
五、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盈余管理一词并非是贬义词，盈余管理理论的出现有着较强的理论依据，也有着深厚的环境因素，本文的分析局限于盈余管理是什么？盈余管理诱因是什么？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尚未具体分析。随着我国上市公司的增多，企业数量的增加，尤其是在现在取消了注册公司金额上的限制后，相信企业数量更会飞速增长，认清企业盈余管理以及其产生的因素，对于今后盈余管理的应用是非常有帮助的。（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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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盈余管理；道德论；工具论
一、 引言
本文运用2009年～2012年共762个上市公司的样本观测值，以盈余管理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动机。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地，从最终控制人视角定义股权性质后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具有更显著的正相关性。研究结果支持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假说。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有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机的理论主要可归纳为两种：道德论和工具论。道德论认为企业必须在道德准则的要求下从事“道德正确且有益社会的事”，管理层应该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道德使命。盈余管理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管理层如果是在伦理道德驱使下承担社会责任，就会在经营决策时考虑盈余操纵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并减少盈余操纵，为决策者提供透明可靠的财务信息（Kim et al.， 2012）。Laksmana和Yang（2009）研究发现，与那些社会责任差的公司相比，社会责任好的企业有着更高的可预测性盈利，更加持续平稳的收入。在国内，朱松（2011）研究表明，投资者在判断企业的盈余持续性时，会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那些表现越好的企业，会有越高的市场评价，以及越高的盈余质量。吉利等（2014）、黄艺翔和姚铮（2015）的研究结果都证实了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因此，如果管理层出于道德意识履行社会责任，其将会有更少的盈余操纵行为。
工具论认为，企业作为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为创造财富，掩盖或粉饰企业诸如盈余操纵等不当行为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即管理者一边通过盈余操纵对业绩进行调整，一边主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将投资者的注意力从监督公司的盈余管理转移到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Kotchen和Moon（2011）也指出，企业意图通过社会责任来消除其不负责任行为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众多基于工具理论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管理者会利用社会责任来转移公众对其不当行为的关注。Petrovits（2006）研究认为，那些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以达到盈余阈值的企业会更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随后，Prior 等（2008）以2002年～2004年来自26个国家的593家公司为样本，研究认为管理者开展社会责任活动是为了掩饰操纵盈余的行为。针对国内企业，彭韶兵（2013）指出，企业会同时做着符合公众利益的好事和损害社会福利的坏事，他们并非真正有社会责任感，更多是通过做好事来对冲其所干坏事，以抵消或减轻坏事可能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朱敏等（2014）也发现，企业盈余质量与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管理层会基于私利动机，利用社会责任来掩盖其盈余操纵行为。因此，如果企业基于利己主义的工具理论出发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将观察到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H1：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其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H2：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其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基于2009年～2013年自愿社会责任报告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并剔除行业观测值不足15的行业，剔除金融类、ST和PT 样本，以及净资产为负和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共得到762个观测值。此外，文章在上下各1%的水平上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winsorize处理以控制异常值的影响。本文社会责任数据取自润灵环球（RKS），其他数据取自CSMAR数据库。
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本文构建了如下的回归模型来检验前文提出的假设：
DAit=a0+a1CSRit+a2RAMit+a3ROAit+a4GROWTHit+a5LEVit+a6SIZE+a7MGT+a8BIG4+？撞Year+？撞Industry+？着it（1）
RAMit=b0+b1CSRit+b2DAit+b3ROAit+b4GROWTHit+b5LEVit+b6SIZE+b7MGT+b8BIG4+？撞Year+？撞Industry+？啄it（2）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盈余管理，并分别从应计盈余管理（DA）和真实盈余管理（RAM）两方面来加以测量。关于应计盈余管理（DA），现有研究普遍使用修正的Jones模型来计算，本文亦采用该模型回归得到的残差的绝对值来估计DA，若DA的值为正，值越大表明企业进行向上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强，反之亦然。关于真实盈余管理（RAM），本文主要基于Roychowdhury（2006）和李增福等（2011）的研究，分别计算出企业的生产操控程度（PROD）、销售操控程度（CFO）和费用操控程度（DISEXP），然后用PROD减去CFO和EXP，即得到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RAM），该值越大意味着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本文采用润灵环球（RKS）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评级打分结果来衡量。RKS在两个可持续发展报告国际指南（GRI3. 0和Sustain Ability）的基础上，研发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价体系（MCT），以整体性、技术性及内容性三个指标为出发点，采用结构化专家打分法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全面评价。由于RKS数据的独立性、专业性和公开可获得的特点，其已被学者广泛认同并应用于相关研究（吉利等，2014）。
另外，根据已有研究（Prior et al.，2008；Kim et al.，2012），本文加入了总资产报酬率（ROA，当年税前利润除以年末总资产）、公司成长性（GROWTH，本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上年主营业务收入，除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资产负债率（LEV，年末负债总额除以年末资产总额）、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管理层持股比例（MANA，管理层持股数除以总股数）和事务所类型（BIG4，虚拟变量，若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则取值为1，否则为0）作为控制变量。同时，考虑到Kim等（2012）和李增福等（2011）认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种方式存在相互替代性，本文还在模型（1）中将真实盈余管理（RAM）作为影响应计盈余管理（DA）的控制变量，在模型（2）中将应计盈余管理（DA）作为真实盈余管理（RAM）的控制变量。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1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来看，样本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平均值为0.083 9，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464 0。真实盈余管理变量中，销售操控的均值为0.020 1，最小值为-0.170 0，最大值为0.604 0；生产操控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520 9和-0.270 0，均值为-0.001 1；费用操控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508 7和-0.036 0，均值为0；真实盈余管理总指标的均值为0.012 2，最小值为-0.586 0，最大值为0.731 5，说明公司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均值为31.253 0，最大值为78.710 0，最小值为13.764 4，中位数为29.890 0，标准差为11.020 0，表明半数以上的公司社会责任表现低于平均水平，而且不同企业间差异较大。其他变量分布比较均匀，没有出现极端值。
2. 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回归分析。表2列示了相关的检验结果。在与应计盈余管理（DA）、真实盈余管理（RAM）的回归中，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社会责任得分越高的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这与Petrovits（2006）和Prior等（2008）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因此假设2得到验证，这也意味着存在盈余操纵的企业，倾向于积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塑造一种企业遵纪守法、积极负责的良好公民形象，从而转移公众对其盈余管理行为的关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证实二者间存在替代关系。此外，资产报酬率（ROA）与应计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与真实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表明资产回报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应计盈余管理进行盈余操纵活动；企业成长性（GROWTH）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成长性好的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低；企业资产负债率（LEV）与真实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与应计盈余管理正相关但不显著，说明负债率高的公司可能进行真实活动盈余操纵；事务所类型（BIG4）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具有更少的盈余管理行为。
3. 稳健性检验。首先，鉴于润灵环球主要是基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侧重评价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情况，然而，一些企业可能不恰当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报喜不报忧”，从而导致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分可能存在偏误。因此，本文借鉴沈洪涛等（2011）的做法，运用“每股社会贡献值”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后发现，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都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系数显著为正。其次，为了尽可能减轻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变化模型来进行检验，即将所有变量的当期值减去上年值得到变化值代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后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仍显著正相关。限于篇幅，以上实证结果均未予报告。
4. 拓展性检验：企业股权性质的影响。从股权性质来看，就国有企业而言，其被认为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张建君，2013）。并且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特别注重自身的政治前途，他们承担社会责任会更多地考虑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朱敏等，2014）。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的性质是追求经济目标的组织，管理者不仅面临提升经营业绩的压力，而且其往往就是公司大股东，分享企业剩余利润，他们有动机通过一切手段去追逐高额利润。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成本，高管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收益与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因此，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更多地关注经济因素。据此，本文预期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对盈余管理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
在分别检验了国有样本和民营样本的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后发现，在民营样本中，企业社会责任与真实盈余管理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和应计盈余管理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在国有样本中，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并不显著相关。以上结果表明，民营企业更可能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饰其盈余管理行为，民营企业由于政治关联度和政策支持度相对较低，管理层在做决策时更可能受到经济利益因素的影响，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出于政府压力或社会稳定的需要，因此其社会责任表现与盈余管理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篇幅所限，该实证结果亦未予报告。
五、 结论
本文运用润灵环球2009年～2012年的社会主责任报告评级数据，从盈余管理视角来探讨我国上市公司自愿社会责任报告的动机。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其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都很高。进一步划分股权性质后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中。这说明了我国企业主要是基于工具动机承担社会责任。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管理者可能会战略性地运用社会责任工具，掩饰或转移公众对企业盈余操纵行为的关注。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识别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认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差异。同时，这也对相关部门提出了要求，即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规范性和完整性方面的引导和监督，强调和重视负面信息的披露；政府应尽快开展社会责任审计，督促企业真正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企业使命、战略和文化中；专业机构在评价企业履行和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情况时，不应仅仅关注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还应收集隐见于企业年报、媒体报道等渠道的企业不负责任行为，综合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最终共同推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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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中国环境披露制度研究――基于资产负债观”（项目号：14ZS034）。
【关键词】增加价值；资产增值率；盈余管理；操控性应计利润
增加价值反映了企业所创造的能够分配给股东、债权人、管理者、职工、政府等各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符合现代管理理论的思想。而操控性盈余管理行为会对企业的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流动产生影响。文章根据增加价值理论把单位资产创造的扣除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增加价值定义为资产增值率，反映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通过研究不同方向盈余管理行为下盈余管理程度与资产增值率的相关关系，探索企业的利润操纵行为对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作用机制。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增加价值的含义进行了理论界定并提出计算方法（熊楚熊，1996；楼土明，1996；陈守文，1998；徐鹿1999；朱卫东，2008等）。虽然学者定义的角度不同，但有关增加价值计算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增加价值生产法和增加价值分配法。而从数据可得性、信息的可理解性（朱卫东、许云芳，2010）以及体现企业的多元主体等角度考虑，生产法更适合应用于实际以反映企业价值创造的能力。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是普遍存在的，Burgstahler和Dichev（1997）、Hayn（1995）陆建桥（1999）、王亚平（2005）、赵春光（2006）、薄仙慧（2007）等学者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对企业盈余管理进行研究，且在其存在性方面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结论。所以应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计算增加价值时应考虑将企业进行盈余操控所产生的影响排除在外。
盈余管理一方面会对企业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暂时躲过财务危机、减少订约成本、传递内部信息、增强投资者信心等；另一方面也会产生如信息失真、影响企业市场价值等的消极影响（黄晓彬，2009）。本质上，应计盈余管理的操控不影响公司的现金流量和内在经济活动但会导致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转移，影响企业的整体运营模式和盈利情况，进而对企业价值创造产生影响。Riahi-Belkaoui（1996）研究了增加价值与股票回报之间呈非线性的关系。Van Staden（1999）研究了增加价值与股价之间的相关回归关系。但作为利润操控手段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公司增加价值创造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当企业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大于0时，认为企业进行了正向的盈余管理；反之当操控性应计利润小于0时，认为进行了负向的盈余管理。有学者提出企业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会导致企业的报告利润增加，通常出现在自身经营出现问题或者为了获取局部利益的企业；而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企业通常是经营业绩比较好而出于利润平滑的目的进行盈余管理。文章认为能够产生积极影响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出现在经营良好的企业，程度较小正向盈余管理也可能给企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而盈余管理程度较高的情况将对其产生负面影响。利润操控对企业的影响将导致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高或下降，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正向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上市公司，其资产增值率与其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假设2：正向盈余管理程度低的上市公司，其资产增值率与其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假设3：上市公司的资产增值率与其负向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负向盈余管理程度的高低对相关性影响不大。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选取2006年以前在中国境内发行的A股非ST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作为初选样本，并按如下原则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公司。（2）剔除研究期间实施股权融资的公司。（3）剔除数据缺失和存在极值的公司。共得到2007～2011年样本数据4656个，其中进行正向盈余管理的样本2441家，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样本2215家。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所用数据处理软件为STATA11.0。
2.变量指标计算。（1）盈余管理程度。使用基于行业分类的横截面修正Jones模型（考虑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对公式（1）进行分年度分行业的OLS回归，将回归估计参数代入公式（2）得到各公司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通过公式（3）计算各公司每一年度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具体公式如下：
TA/A=β0（1/A）+β1[（ΔREV-ΔREC）/A]+β2（PPE/A）+β3（IA/A）+ζ （1）
DA =TA/A-NDA （3）
其中：TA为净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之差，即总体应计利润；A为期初总资产；ΔREV为销售收入变动额；ΔREC为应收账款变动额；PPE为固定资产原值；IA是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原值；ζ为随机误差项；DA为经期初总资产标准化处理后的操控性应计利润。（2）资产增值率。使用分配法计算增加价值，由于盈余管理会通过改变报告利润影响增加价值向企业自身分配的部分，所以用扣除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增加价值指标反映企业真实的价值创造水平。为资产增值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CT=（CAD+INT+PAY+TAX+RET-DA×A）/EA （4）
其中：CT为真实的资产增值率；CAD为现金股利即当期派息数；INT为利息支出；PAY为职工薪酬增加额；TAX为当期税费支出；RET为当期净利润留存企业的部分；EA为平均总资产。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行为背后所蕴含的企业操控动机和自身生产经营状况不同，所以对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的作用机制也不同。将样本分为正向盈余管理和负向盈余管理两组，对两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呈现于表1。两组样本的盈余管理程度都显著异于0，说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确是普遍存在的。而两组样本的资产增值率也显著异于0，说明中国A股上市公司创造增加价值的平均水平处良好。可以看到负向盈余管理组的价值创造能力要高于正向盈余管理组，同时文章对两组样本的资产增值率进行了双样本的t检验结果发现其均值差异显著异于0，说明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企业大多是出于平滑利润的目的其自身业绩比较好所以增加价值创造能力较高。
（二）分组比较分析
文章将正向和负向两类盈余管理方式在各自的程度上进一步进行细分，找到两组样本各自的上、下四分之一分位点形成如表2所示的四个分组。对每组样本进行盈余管理程度和资产增值率的相关性分析并检验其相关系数的显著性。表2结果显示，进行较高程度正向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其资产增值率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这是因为当企业的操控性应计利润超出一定的范围时，盈余管理的消极影响将凸显且其自身也很可能是处于经营状况恶化的阶段，在这样的一系列影响下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越会对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产生负面影响。正向盈余管理程度较低的上市公司其资产增值率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但不是很显著，可能的原因有如下两方面：首先，程度较温和的盈余管理行为很可能会对企业产生积极的影响使得企业资金从其他利益相关者短暂流入企业经营活动的运作中，帮助企业渡过暂时难关提高价值创造能力；其次，由于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投资者对盈余管理的消极态度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盈余管理积极作用产生的效果不明显。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从整体上看，其资产增值率都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但显著性有差异，较高程度负向盈余管理的企业资产增值率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但较低程度企业两者相关性的显著性不高，这说明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企业普遍是经营较好的企业、资产增值率较高。且负向盈余管理程度越大越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因为利润平滑有利于资源在不同年度间流转，从而有利于企业抵御外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四、研究结论
增加价值立足企业整体而非仅仅股东的角度，增加价值指标可以全面的反映以企业整体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文章通过研究基于增加价值的资产增值率与企业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探索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利润操纵行为对价值创造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进行不同方向盈余管理方式的上市公司其价值创造能力不同，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其资产增值率显著高于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公司。且在不同盈余管理方向下其盈余操纵程度的不同对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盈余管理一直是资本市场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盈余管理行为对企业生产经营、资金运作、股价表现等各方面的影响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的结论。文章站在企业全局的角度，探究盈余管理行为对其价值创造能力的影响，发现在一定范围内的利润操控不会对企业产生消极影响反而会有助于企业的价值创造，而严重的恶意的盈余操纵将会导致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下降。这为全面认识盈余管理行为以及为企业各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楼士明.论增值会计[J].会计研究.1996（11）：25～28
[2]徐云芳，朱卫东.基于增加价值的职工所得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关系研究[J].财会通讯.2010（10）：87～89
[3]李增福，曾庆意，魏下海.债务契约、控制人性质与盈余管理[J].经济评论.2011（6）：88～96
一、独立审计质量
关于审计的定义，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会计学会（AAA）审计基本概念委员会于1973年发表的《基本审计概念说明》（A Statement of Basic Auditing Concepts）对审计的定义。AAA认为审计是一个系统化过程，即通过客观地获取和评价有关经济活动与经济事项认定的证据，以证实这些认定与既定标准的符合程度，并将结果传达给有关使用者。审计最可贵的品质在于其独立性，独立性是指审计师对被审计单位进行报告时所持有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一种状态。审计质量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审计过程是否科学、合理和完整，还取决于审计人员是否尽责和独立。审计人员越具有独立性，其出具的审计意见越客观公允。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指审计师发现并且报告被审计单位违约行为（会计报表错报或漏报）的联合概率（DeAngelo，1981）。审计师发现违约行为取决于其专业胜任能力，报告违约行为则取决于审计师的独立性。关于审计质量的评价方法与体系，由于会计信息使用者（投资者）一般不能直接审查特定的审计程序，所以会计信息使用者直接准确地评判审计质量是非常困难的。DeAngelo（1981）从理论上证明了事务所规模越大或者事务所越有名气，审计质量越高。然而，此结论并没有在现实社会中得到广泛运用。夏立军、杨海斌（2002）在《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反应》一文中就指出我国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与小规模事务所没有显著区别。也就是说，事务所的规模还难以准确衡量其独立审计质量。李越冬、倪婕（2008）从盈余管理的视角对审计质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由此可知，我们可以从检验会计师对盈余管理反应的角度来考察注册会计师的独立审计质量。
二、盈余管理
（一）盈余管理的定义。国际上，美国会计学家斯科特（Scott）在其所著的《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认为，盈余管理是会计政策的选择具有经济后果的一种具体表现。即只要企业的管理人员有选择不同会计政策的自由，他们必定会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或使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这就是所谓的盈余管理。另一位美国会计学家Schiper（1989）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层为了获得某种私人利益，对外部财务报告进行有目的的干预。Healy和Wahlen从会计准则制定者的角度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者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旨在误导以公司经营业绩为基础进行决策的利益关系人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为基础的经济契约的后果。在国内，众多学者在学习借鉴西方关于盈余管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情形，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各自的见解。陆建桥（1999）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在会计准则允许范围内选择适合的会计政策，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做出的会计选择。魏明海（2000）认为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当局为了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在编报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以改变财务报告时，做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秦荣生（2001）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有选择会计政策和变更会计估计的自由时，选择其自身效用最大化或是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一种行为。还有学者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者在不违反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前提下，通过会计方法或构建真实交易活动来调整会计信息以实现个人利益或企业价值至满意程度的过程。
尽管上述国内外学者对盈余管理研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不难看出他们对盈余管理的本质存在以下共识：第一，管理人员是盈余管理的活动主体；第二，盈余管理的对象是会计信息；第三，盈余管理可以是会计报表上的数据操纵或者是管理层做出相关决策并进行的现实努力以改变盈余状况；第四，盈余管理的目的性很强，即管理者通常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值得注意的是，会计盈余管理不同于会计盈余作假。前者是在会计准则规范的范围内，灵活运用会计准则赋予的权力，调整会计数据，以达到管理层期望盈余的方法。前者是合法的，而后者则属于违规操作（宁亚平，2004）。
综合以上各种观点，本文认为盈余管理的定义是管理层通过努力或者通过一定的会计手段，使公司的会计利润能够满足管理层的期望。
（二）盈余管理的计量。盈余管理包括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主要有应计利润分离法、具体项目法和盈余分布法等。
1.应计利润分离法。企业的报告盈余可分为经营性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两部分。此乃该方法的核心思想。经营性现金流量是企业现金流变化的结果，其金额的得出取决于真实的经济业务。因此经营性现金流量不可被操纵，报表中给出的经营性现金流量值自然比较客观。应计利润因权责发生制而产生，它不直接形成当期现金流入或者流出，但会影响当期损益，比如应计入当期的折旧费用、摊销费用等。运用应计利润分离法估计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有些属于时间序列模型， 如DeAnglo（1986）模型、Healy（1985）模型、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和行业模型等。这种方法假定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活动主要通过操作应计项目进行。线下前营业利润（EBXI）包括经营性现金流量（CFO）和应计利润（GA）两部分，GA=EBXI-CFO。然后用回归模型将总应计利润分离为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和操控性应计利润两部分，然后用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的程度。大量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其他盈余管理计量模型，截面的JONES模型和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更能有效地揭示出公司的盈余管理。因而JONES模型也是在学术界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盈余管理计量模型。
2.具体项目法。如果对研究对象所在行业和经营状况比较了解，就可以在事前预计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活动的主要方法，然后针对影响应计利润的具体项目进行研究，从而推测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比如对企业的坏账准备项目或者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由于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精通企业的各种业务以及企业所处的制度背景，这在现实中有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这种方法运用范围比较窄。
3.盈余分布法。盈余分布法的思想是通过研究管理后盈余分布来检验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与应计利润分离法不同，这种方法不需要将盈余分为经营性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两部分。该理论假定正常情况下企业的盈余管理在统计上呈现正态分布，如果研究者发现企业的盈余管理函数明显不是正态分布，说明该企业存在盈余管理活动（Burgstah lerand Dichev，1997）。该模型的优点是研究者不必刻意估计操纵性应计利润，其不足在于研究者不能考察到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具体方法。
三、独立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
随着独立审计在资本市场地位的日益突出，独立审计质量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成为众多会计学者感兴趣的研究领域。由于缺少客观的评价标准，直接讨论或研究审计质量是比较困难的。如今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已经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蒋义宏，1998），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自然与盈余管理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应当对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予以恰当的披露和报告，从而确保企业对外提供的财务报表真实公允。因此审计质量能否揭示盈余管理行为是判断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标准之一（李越冬、倪婕，2008）。夏立军、杨海斌（2002）以上市公司2000年度的财务报告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和监管政策（股票特别处理、暂停政策以及配股的政策）的关系，得出国内注册会计师并没有充分揭示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令人担忧。陈小悦、肖星、过艳晓（2000）证实了上市公司为迎合监管部门的配股权规定存在利润操纵行为。这一结论同样说明了企业盈余管理活动的普遍性。曹金臣（2013）选取2011年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为样本，发现非标准审计意见与资产总额、每股收益、流动比率及资产负债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审计师是否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与净资产收益率处于配股标准范围内无显著关系。他由此推断注册会计师具有一定的职业判断水平，然而注册会计师并不能够充分揭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独立审计质量还无法获得投资者的高度信任。此外，还有学者针对会计估计变更过程中暴露出的失当会计估计现象，检验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审计质量。注册会计师通常在会计估计变更前一年会对公司的会计估计失当已有察觉；在会计估计变更当年，注册会计师非标意见的出具与估计变更涉及的项目个数、线上估计变更金额占全部变更金额的比例以及客户规模显著相关（刘勤、颜志元，2006）。
从整体看，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是普遍存在的；相应地，注册会计师倾向于对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企业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一般情况下低质量的审计中审计意见不能反映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我国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一定的鉴别力，其出具的审计意见报告具有信息含量。但与此同时，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平均水平不高，无法完全取信于投资者。这一方面证明了我国审计师具有较好的专业胜任能力，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缺乏某种程度上的独立性。
四、结论和启示
【关键词】 董事会独立性； 家族上市公司； 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13-0029-05
一、引言
自2001年以来，随着一系列财务造假、财务欺诈案件的频频曝光，内部控制风险问题受到了中外会计学者的广泛关注。投资者和监管部门逐渐意识到，一家具有投资价值的公司，不仅需要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发展潜力，而且应该具备合理有效的董事会治理结构，以便于对管理层决策实施更为有效的监督是内部控制信息的重要方面，提高董事会独立性就是其中的一种途径。由于管理层拥有企业现金流的支配和管理权，出于公司稳定经营和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盈余管理，这便是管理层决策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前人的研究发现，在一个具有高度独立的董事会的公众上市公司中，内部控制制度较为严格，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被抑制了。但对于家族企业，董事会独立性对管理者盈余管理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及程度如何，则很少有人研究。
由于家族企业在组织结构和对企业经营控制上的特殊性，其本身很容易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因此对家族上市公司单独展开研究很有必要。本文以2008―2012年的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由此对上市家族企业董事会独立性水平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在研究中，将用如下两个参数来衡量企业董事会的独立性水平：（1）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人数所占比例；（2）董事会主席与公司CEO是否两职独立，即是否由同一人担任了这两种角色。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对上市家族企业还是非家族企业，董事会独立性与盈余管理水平都存在显著负相关的关系，即董事会独立性越高，越能够起到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的作用。但是在上市家族企业中，这种抑制作用被削弱了。
二、文献回顾
董事会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定内控机制、监管管理者行为、财务报告的审批等方面都发挥着作用，因而可以认为，董事会独立性能够影响到公司对外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研究表明在较差的内部控制环境下，管理层会有更多的机会去进行会计舞弊。因为董事会既是内部治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负责建立其他的内部控制机制，所以一个独立的董事会被认为能够控制会计操作，并且改善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已有的实证结果大部分支持了这一观点：提高董事会独立性有利于降低盈余管理水平、减少出具错误财务报告的可能性（Beasley，1996；Dechow，Sloan和Sweeney，1996；Clein，2002）。Klein（2002）研究发现董事会独立性越高，会计选择盈余管理水平越低。此外，还发现在家族企业中董事会独立性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实际上减弱了，对于CEO与董事会主席处于两职独立的情形时，该结果亦没有发生变化。并且当CEO是家族成员时，这种影响甚至更加削弱了。但是他们的研究中选用的样本太少，而且在盈余管理的变量选取上没有使用经典的Jones模型，所以研究结果还值得进一步考证。
而在国内对于董事会独立型与盈余管理的研究尚未得出统一结论。胡奕明、唐松莲（2008）发现，如果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成员如果具有财务或者会计方面的专业背景、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有较高比例的上市公司，其盈余信息质量相对较好。独立董事参加公司会议的次数越多，表示他们在行使自身职能方面投入的精力越大，更多地代表公司股东解决问题，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相对较低。但是，在独立董事报酬与公司盈余信息质量两个变量之间，没有发现有显著关系存在。王建新（2007）用2001―2004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CEO与董事会主席两职不独立、公司的薪酬不具有外部竞争优势以及没有有效的内审委员会存在的情况下，公司的盈余管理质量较低；但是他选择的变量有限，不能够充分反映公司治理结构。周英等（2012）选取1996―2010年因财务舞弊而受到证监会处理的26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展开研究，他们从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特征两方面考虑了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法人股比例、监事会规模、执行董事比例等都与发生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正向相关，而流通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与其负相关。不足的是，他们的研究选择的样本范围过小，且没有考虑公司治理其他方面对盈余管理造成的影响。王俊秋、张奇峰（2008）研究了家族企业利用其绝对控股地位私权进行控制性“掏空”行为对会计盈余质量产生的影响，发现“掏空”行为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即控股家族对公司“掏空”越严重，公司越有可能进行较大程度的盈余管理，从而导致盈余信息质量降低，财务报告中不真实成分的比重加大。
综上所述，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研究，在公司董事会独立性方面，大多数文章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董事会独立性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上，对于董事会独立性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方面的研究比较缺乏，单独研究家族企业董事会独立性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的文章更少。而本文在研究董事会独立性与盈余管理基本关系的基础上，将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进行分样本，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检验相结合并得出结论，是对董事会独立性与盈余管理关系这一研究问题成果的丰富和补充。
三、研究假设
在本部分，将通过两个方面来分析董事会的独立性：（1）独立董事的比例；（2）CEO与董事会两职分开。通过研究文献，本文发现前人的研究一般认为这两个因素能够降低盈余管理的水平。但假设在家族企业中，这两个公司治理变量在抑制盈余管理方面要弱于非家族企业。笔者作出这一假设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家族企业的董事会中包含了家族中的成员，并且家族企业能够影响董事会成员和管理层的任命。董事会和管理层成员的选择过程中更多地会考虑家族的关系网络，控股家族任命独立董事是为了寻求专业或者战略性的建议，而不是赋予他们监督和控制管理层行为的权利。因此，尽管形式上是独立的，但董事会成员与家族企业之间隐藏着很多联系。另一方面，当一个家族通过股权或者任命家族成员担任董事的形式来控制一个企业时，因为家族成员能够控制独立董事的解聘或者任命，所以独立董事往往会妥协，他们不太可能去违背控股家族的意愿。
综上所述，董事会与家族之间的联系以及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董事可能会导致共谋行为的发生，董事会对于控股股东在盈余管理方面的决策缺乏必要的监管。同样的道理，当CEO和董事会主席的任命大多数情况下受到家族的影响时，形式上的分离不能导致董事会和管理层实际上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无法对家族企业管理层的决策形成实质性的监督，导致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取
本文选取了2008―2012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作为基础总样本，之所以选取这个期间年度的数据，是由于作者试图采取最新年度的数据进行验证，而2007年是我国新会计准则实行的第一年，公允价值计量基础的引入可能导致较为严重的盈余管理，2008年又发生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我国很多上市公司也有诸多影响，因此2008之后的年份可能存在一些极端值，基于这种分析，选取2007年后的数据更能代表较为正常的情况。选择观测样本的时候，按照以下的方式进行处理：（1）金融保险行业；（2）剔除观测期间内退市的公司；（3）剔除被施以ST、PT的公司；（4）剔除研究期间股权性质发生变化的公司，这里的“股权性质发生变化”是指在2008―2012年期间上市公司由家族控股转变为非家族控股，或是从非家族控股转变为家族控股；（5）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企业，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6）考虑到在计算盈余管理水平时需要用到前一期的财务数据，因此，本文所收集的财务数据实际上涉及的会计期间为2007―2012年。
最终，筛选出符合要求的总样本观测值为2 346个，其中家族控股企业数量为830个，非家族企业数量为1 516个。研究所使用的家族企业样本根据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以及万德数据库公布的相关最终控制人的信息，按照本文定义的家族企业判定标准手工筛选得到。
（二）模型设计
五、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同时，表2还显示总样本平均的独立董事比例为0.36，略高于证监会要求的董事会中至少包括1/3的独立董事的规定。而且家族企业的平均独立董事比例要高于非家族企业。88%的上市公司CEO与董事长是两职分开的，在家族企业中CEO两职独立的比例要低于非家族企业（81.8%vs89.2%）。
表3是总体样本各变量间的Spearman相关性矩阵，从表中的结果可以看出独立董事的比例以及CEO没有兼任董事会主席与盈余管理水平显著负相关，说明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越能对盈余管理形成抑制作用，CEO在没有兼任董事会主席的情况下盈余管理水平也较低。同时，还可以发现，企业财务杠杆水平与盈余管理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在杠杆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从而可能隐藏企业真实的经营和业绩水平。公司规模与盈余管理水平显著负相关，而营业收入增长率与盈余管理水平是显著正相关的关系。
（二）多元回归分析
分别对总样本和家族、非家族分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的回归结果在表4中。
1.全样本回归。从表4的多元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FAM的系数为-0.029，表明在家族企业中盈余管理水平低于非家族企业。这一结果与美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结果一致（例如，Wang，2006；Ali，Chen和Radhakrishnan，2007）。但是，尽管家族控股企业似乎比非家族控股的企业能够减少盈余管理行为，但是这并不说明家族企业中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在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中，公司治理机制怎样影响盈余管理水平。在模型1中INDIR和NODUAL的系数都是负的（-0.36和-0.025），而且在0.01的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表明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较高，以及在企业CEO与董事会主席是两职分离的情况下，能够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这一结果证实了假设1和假设2。模型1中的交互变量FAM*INDIR的系数是正的（0.20）在0.05的水平下显著。而且两个系数之和（β2+β4=-0.15）表示在家族企业中独立董事比例对盈余管理总的影响。这一结果证实了假设3，表明在家族企业中，独立董事对管理层盈余管理的监督效果比较低。FAM*NODUAL的系数是负的（-0.0045），而且没有通过t检验，假设4不成立。这一结果说明在家族企业中CEO与董事会主席两职分离的情况下，能够对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抑制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中没有显著差异。
2.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分样本回归。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和更好地解释实证结果，将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两个样本分别进行回归。从分样本的回归结果中看出，INDIR在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中的系数都显著为负，但是非家族企业中INDIR的系数大于家族企业中INDIR的系数（-0.36 vs. -0.17）这一结果也证实了假设3。在家族企业中独立董事的监督效果被弱化了。另外，董事会主席与企业CEO两职独立的变量（NODUAL）的检验结果来看，无论是在家族企业还是非家族企业，董事会主席与CEO两职独立都能对盈余管理形成抑制，而在家族与非家族企业中的这种作用仍然不存在显著差异。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研究董事会独立性与盈余管理基本关系的基础上，将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进行分样本研究，是对董事会独立性与盈余管理关系这一研究问题成果的丰富和补充。研究发现，董事会独立性的提高能够有效的监督企业管理者，董事会独立性水平越高，管理层进行盈余操纵的可能性越小，反映在盈余管理指标上是公司较低的可操纵应计利润，它表明在股东和公司管理者之间的成本较低。通过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和理解当前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存在的问题，以及由于董事会治理结构的不完善而导致的盈余管理行为。上市公司有必要通过对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董事会组织结构的改善，增强董事会独立性水平，使之充分有效地对管理者行为进行监督，减少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提高盈余信息质量，对公司健康稳定发展和保护投资者来说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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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投资决策；企业运营；盈余管理；投资效率
一、盈余管理及分类
（一）盈余管理的基本概念
随着现代化的公司将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之后，企业的盈余管理的形式和方法也不断的花样百出。而盈余管理指的是，上市公司的核心领导及高级管理层人员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同时在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限制下，利用自身所掌握的公司信息和所具备的专业知识技能等优势，通过操作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活动，或是改变公司的会计守则或政策等多种方式，来操纵或是改变以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公司盈余管理信息，从而使得公司信息的使用者对公司的真实经营业绩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影响到公司投资人的投资决策。
（二）盈余管理的方式分类
盈余管理可以分为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两种盈余管理形式的存在，都会对企业盈余信息使用者造成错误的引导，使其对公司的真实经营情况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作为企业的管理层人员有的足够的理由及动机通过实施盈余管理来现实企业价值及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二、盈余管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因素理论分析
（一）企业投资行为理论
根据融资约束理论认为，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企业在进行融资时，产生的交易成本及信息成本等会导致其外部的资金要明显的高于企业内部资金，因此，企业更加倾向于使用内部资金，而此时企业就面临着融资约束的问题。根据现金流动性理论认为，企业的内部现金流将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行为，同时企业的投资行为又会受到盈余水平的影响。而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利用会计信息传递信息，这也是影响企业融资行为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因此，企业的管理者有足够的动机来实施盈余管理行为来改变会计信息的质量，进而影响到企业外部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通过这种形式就将企业的投资行为与盈余管理行为联系到了一起，进而也说明了盈余管理行为能够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指的是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当事前的信息无法对称时，如果外部的投资者能够意识到企业存在了盈余管理，就会采取逆向选择来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就有肯能够会导致企业的投资存在不足。当企业能够获得外部融资的时候，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了道德风险，使得上市公司的外部投资者无法对企业的资金具体投向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这时候就会导致公司管理者可能会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更多的追求上市公司规模的快速增长，从而导致企业投资出现过度的行为。
三、盈余管理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影响的机理
Verdi(2006)在《财务报告质量与投资效率》一文中指出，项目的选择和融资的成本都会对投资决策造成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第一，盈余管理行为会让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变得更加眼中，从而也降低了公司会计信息的有效性，从而使得公司外部的投资者不得不产生逆向选择行为，以此来增加公司的融资约束的程度和力度。同时对于公司外部投资者而言，在进行任何重要项目的投资决策时，都会将公司的会计财务信息作为是否投资和投资程度的重要参考依据，如公司的债务偿还能力、现阶段经营盈利能力以及风险控制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的评估，然后再做出相应的选择。为此，当公司的管理层人员借助于盈余管理等方式来粉饰企业的财务中问题，这样就能够采用较低的使用成本获取到资金。然而，从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观点来看，如果公司的外部投资发现了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就会强化其逆向的选择行为，促使公司使用资金的成本增加，进而造成公司的融资发生不足，这样公司就不得不放弃一些原本有着丰厚利润的项目。第二，盈余管理行为会增加我国上市公司中的成本费用。会计信息是公司用来对外界反应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及管理阶层的工作情况的重要桥梁。但由于会计信息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使得其成为了公司其他股东对管理层人员进行监督与管理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最有利的武器。而管理层人员作为公司企业的最直接的经营者，需要借助于会计信息不断的来扩大公司的运行规模，来实现提高个人经济利润和名誉地位的最终目的。然而，当他们的效用函数与公司的股东们产生了分歧的时候，这时候就会产生所谓的道德风险，那么，此时公司的管理层人员就需要通过实施盈余管理的行为来粉饰公司的盈余利润，同时为了实现的勃勃野心，实现自己的伟大商业管理者的梦想，需要不断的对公司的规模及营销业绩进行扩张，这样他们就不停对某个项目进行投资，这样就会造成了公司投资过度的现象。因此，盈余管理不仅扭曲了公司的会计信息，降低了股东们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与管理能力，从而也降低了企业对项目选择的有效性以及投资效率。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的投资非效率主要是由信息不对称和委托等问题造成的。而近年来，国内外大量的文献证实了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对企业投资非效率的治理作用。企业管理层实施的盈余管理行为歪曲了会计信息的质量，因此就会损害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因此，深入研究盈余管理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同时规范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是非常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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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春艳.从企业投资效率看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12(2):61-70.
关键词：民营企业；盈余管理；动机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6-0165-02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中国民营企业得到了突飞猛进地发展，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据统计，2008年民营企业家数在中国法人企业中占比已达60%以上，民营经济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中国GDP的比重已超过65%，实现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达68%，全年实现纳税占中国税收总额近60%。另外数据还显示，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不仅为中国创造了8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还提供了中国70%的技术创新，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泉。因此，随着民营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加强民营企业管理，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盈余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一、理论基础
关于盈余管理，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曾进行过定义。顾兆峰（2000）强调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选择会计政策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宁亚平（2004）在分析了前人对盈余管理的定义后认为，盈余操纵包括盈余管理和盈余作假两个内容，两者互斥。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层在会计准则和公司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盈余操纵，或通过重组经营活动或交易达到盈余操纵的目的，但这些经营活动和交易的重组增加或至少不损害公司的价值。广义的盈余管理指盈余操纵，狭义的盈余管理指盈余作假（贺德富、邹晶，2008），本文所讨论的内容建立在广义的盈余管理的基础上。
盈余管理最主要的操作法包括两个层次，报表层次和交易层次，报表层次的盈余操纵主要是要与营业相关的应计项目操作、营业外项目、会计政策与估计的选择；交易层次的盈余操纵主要有交易事项的安排等。通常情况下，通过报表层次进行的盈余管理比交易层次的盈余管理更为普遍（Johes，1991），而且在法律保护程度较低的国家，譬如奥地利、南非和韩国等国家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较高，而在美国等国家法律保护程度较高，则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相对较低。
财务报告中以历史成本原则为基础的会计盈余不符合“过去的永远是过去的”这一经济学教义，但在持续经营这一会计假设下，会计盈余可以传递公司未来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并由此影响政府、所有者、债权人等信息需求方的决策，与此同时，作为会计主体的各利益集团间也有利益冲突，所以盈余管理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动机源于拉丁语“morore”，动机对行为有引发、指导和维持作用。盈余管理目的是在一定外部环境下，盈余管理主体为维持民营企业活跃于市场这一具体目标而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它是引发、维护盈余管理主体从事盈余管理活动的力量源泉。
二、民营企业盈余管理动机分析
1.报酬契约动机，也为资金计划动机。在委托理论中，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由于关系的存在，产生了报酬契约，而民营企业会计报告盈余在签订、履行和评价报酬契约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所得报酬与报告盈余挂钩的经理人会对会计政策和程序的选择使企业盈余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变动，具体来讲主要有下列三种情形。（1）当资金计划设有盈余下限且企业非操控盈余（即现金流量加上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低于下限时，管理人员会进一步调减操控性应计利润，以降低会计盈余，进行所谓的“巨额冲销”，降低以后会计期间的折旧费和摊销费用，使得未来年度管理人员获得奖金的机会增加。（2）当奖金计划设有上限且企业的非操控盈余高于盈余上限时，管理人员也会选择减少报告收益的会计方法。因为超过上限部分净收益失去了带来奖金的机会，管理层可采用递延收益的会计方法将本期收益递延至下期。（3）当企业的非操控盈余介于盈余下限和上限之间时，奖金计划才会激励管理人员采用增加报告收益的会计政策和程序。
2.资本市场动机。资本市场是公司获取资金的重要场所，要进入这一市场，公司必须达到一定的条件。（1）对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的民营企业，为了提高股票的发行价格以便募集更多的资金，其管理当局很可能对募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盈余信息进行操纵，从而欺骗投资者。（2）其他资本市场动机，典型的有管理当局下市收购（MBO）与内部人交易，在MBO中，企业管理人员通过外部融资机构的帮助收购所服务企业的股权，从而完成单纯的企业管理人员到所有者的转变。由于盈余信息在管理当局下市收购的估价中非常重要，因此发生下市收购的管理当局有低估盈余动机。
3.资金筹划动机。在中国，民营企业中的一些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资金紧缺的问题，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考虑和自我保护的需要，一般不愿贷款给缺乏资信的中小民营企业，为了得到信贷资金或其他供应商的商业信任，企业难免要对会计报表进行“修饰”，这属于民营企业盈余管理的外部动机。对于那些无法获取金融机构贷款的中小民营企业，则需要通过内部募集的方式来解决，如让职工交纳风险抵押金，让职工参股入股等；而只有良好的经营业绩才能换取职工的信任和资金支持。为此，管理当局常常通过盈余管理，提高账面利润，这是盈余管理的内部动机。
4.控制权市场的动机。由于控制权市场的激烈竞争，任何公司都有被接管、收购兼并的危险，公司的经理人员也有被取代的职业风险。如一家公司管理混乱，经营不利，那么其股票价格则会相对于本行业股价水平下跌，公司的股票市价总值下降，当那些有能力的企业机构预期能从接管公司中获利时，他们会趁机以低价买进足够的股份，从而取得公司控制权，并赶走在任经营者。因此这也是企业经理人重要的盈余管理动机。
5.信息传递观动机。盈余管理是管理者将内部信息传递给其他利益关系人的一种工具，如企业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会认为是负担不起加速折旧的信号；相反，采用加速折旧则是财务状况良好的表现；再如民营企业的上市公司有时会把可操纵的损失应计项目“积攒”起来，一并在某一期间确认，这称为“巨额冲销”，管理部门希望通过巨额冲销向投资者提供这样一个信号：“不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好日子就要到来了”，所以这也是众多民营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动机。
6.税务筹划目的。避税可以说是企业盈余管理中十分明显的目的之一。企业往往会尽量降低报告净收益，尽管税务部门在计算企业应纳税额时，会执行税务会计，减小了企业盈余操纵的空间，但企业仍有可能选择其他的会计政策调整利润，如固定资产折旧法选择加速折旧法，可在固定资产的有效使用年限的前期多提折旧，后期少提，从而使前期收益递延至后期，达到延缓纳税的目的。况且对于延缓的纳税相当于获得一笔无息贷款。与此同时，企业交纳的税款减少意味着节约了现金流量，在“现金为王”的时代，现金支出的节约就提升了企业的营运资本，对增加企业盈利水平和改善财务有较大帮助。由此可知，税费的减少对企业大有裨益，所以企业会出于此目的进行盈余管理。
7.债务契约的动机。负债经营具有财务杠杆效应，往往也伴随着较大的财务风险。因此，对于债权人来说，通常会在契约中加一些限制性条款，如不能过度发放股利，不能进行超额贷款，保持一定的流动比率或利息保障倍数。一旦违反规定，企业贷款会面临被收回的危险，所以，当企业经营业绩不佳时，往往会通过盈余管理来降低违约风险。
短期借款合同虽然没有附加限制性条款，但同样也会导致盈余操纵。因为企业的现金流量波动越大，到期无法偿还债务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如果企业到期无法还债，企业有可能破产。因此，企业会尽量通过盈余管理，即平滑利润的办法来掩盖潜在的现金流量的大幅波动。如此，一些以净利润作为贷款安全性衡量指标的债权人就会乐意提供这种信贷，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能躲避资金短缺导致的破产，这也是企业盈余管理的重要动机。
8.政治成本激励动机。现代企业不可能完全置身于政治之外，民营企业也不例外。盈利能力强的民营企业通常会受到较多的关注和宣传，政府部门可能会对其征收更多的税收或施加其他管制，所以企业面临的政治成本可能也较大。此外，政府行业管制、收费管制、反垄断都会诱使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降低政治成本，避免制裁，寻求政府帮助和保护。
9.其他目的。李志文、宋蘅（2001）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配股后存在普遍利润下滑的现象，无论是政府选择假说 ，还是配股时机假说都未能有效解释原因，且各年度配股后的公司利润显著低于同行业水平，但与证监会配股要求相呼应，说明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配股而操纵利润行为。
此外，陆建桥（2002）从1993―1997年上交所22家亏损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运用了行业相同，规模相类的22家盈利公司作为控制样本，采用多个模型多角度对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为避免上市公司因出现连续三年亏损而受到诸如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等处罚，亏损上市公司在亏损年度及其前后普遍采取了相应的调减或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
小结
通过对以上民营企业管理行为动机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操纵利润、盈余调整的动机不可能消除，而只能通过不断完善相关制度 ，才能尽量避免这些动机转化为现实，才能营造一个积极公开的市场环境，笔者建议今后要借鉴西方管理民营企业和上市公司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制定相应的一系列法规和条令，确保民营企业会计报表的真实性，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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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创新型企业； 股权结构； 公司治理； 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 F276.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19-0071-06
一、引言
上市公司的盈余信息质量一直是投资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市场投资者根据上市公司公布的会计盈余信息来预期公司的投资价值，因此，盈余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决定了市场对公司投资价值预期的准确性，也是证券市场发挥其价值发现功能的基础。创业板自2009年开市以来，成为我国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平台，这有利于增加创新型企业的科技创新投入，帮助更多创新型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创新型企业一般公司规模相对比较小，业务比较单一，科技创新的风险比较大，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不健全[ 1-2 ]，这使得创新型企业的管理层在盈余操纵方面有了可乘之机。过度的盈余操纵会使投资者不能真正了解创新型企业的价值，使证券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失衡，这不仅不利于创新型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使得投资者失去了对创新型企业的信心，没有了继续投资的动力，降低了社会资本对创新型企业的推动作用，从而违背了政府最初建立创业板的目的。因此，如何提高创新型企业的盈余信息披露质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分析影响盈余质量的因素出发，改善关键因素的作用效果，提高盈余披露质量。
影响盈余信息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股权结构的状态决定了不同股东在上市公司的治理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对上市公司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从股权结构的角度出发，分析创新型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状态以及股权结构与创新型上市公司盈余操纵之间的关系，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角度为解决创新型上市公司的盈余披露问题提供借鉴。
二、文献研究
相关学者研究发现：在股权集中度高的情况下，控股股东掌握了超出其股权份额的控制权，使其具有了操控企业盈余信息的动机和机会，往往为了追求自身财富而牺牲中小股东的利益[ 3-5 ]。王化成（2006）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均值为45%，具有股权高度集中的特点，并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以盈余反应系数作为盈余质量的计量模型中，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越低[ 6 ]。余明桂等（2006）认为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达到30%以上即说明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并验证存在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不存在控股股东的公司[ 7 ]。
而在股权比较分散的公司，股东对经营管理层的监督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在理性经济人的前提下，没有股东愿意在没有额外收益的情况下为监督经理层付出成本，这给了经理层很好的机会去操控企业的盈余信息[ 8-9 ]。因此股权过分集中或者分散都不利于公司的治理，只有股东之间能够相互制衡时才能使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以及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成本最低，这说明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盈余质量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国内的学者通过相关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发现在国内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间是倒U型关系，股权过分集中或分散都会加剧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只有在股权制衡达到一个恰当节点时，盈余质量才是最高的。
对于股东属性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方面，学者们主要研究了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间盈余管理程度的差异。高燕（2008）选取2004―200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上市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为非国有身份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幅度更大[ 10 ]。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盈余管理的水平显著低于非国有公司[ 11 ]。孔亮、刘春（2010）则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更高，盈余管理程度却相应比较小[ 12 ]。可见，对于股权属性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相关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三、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股权结构对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是通过对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而实现的。公司治理分为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一般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治理机制包括激励机制、监督与制衡机制、外部接管机制、权竞争机制等。公司治理结构是治理机制作用的前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为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合理的运作框架，有利于协调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保证公司激励、监督、决策等治理机制的运行。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首先，股权的分布情况决定了公司所有权的分布情况，具有不同所有权的投资者对公司的控制程度不一样，在公司所享有的权益也不一样。因而，投资者会根据自身收益与成本相匹配的原则来决定其在企业监督、激励、决策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这样就形成不同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结构。其次，股权属性的不同决定了所有权的主体性质，投资主体的不同决定了其投资行为的差异。不同的投资主体在对企业进行投资时其投资能力、投资成本、决策参与度以及对投资的期待都是不同的，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王晓巍、陈逢博（2014）研究发现在我国创新型企业的股权集中度相对比较高，甚至很多公司的管理层都是大股东自己担任的[ 13 ]。这种股权结构下，公司的股份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大股东手中，大股东通过其在股东大会、董事会或监事会中决策权、监督权的行使，影响企业的决策、监督机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施加重要的影响。因此，大股东所掌握的控制权往往会超过其所拥有的股权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大股东一方面会因为其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相一致而努力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有机会影响管理层的盈余信息披露行为来掩盖其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而当公司的股份分散的时候，没有哪一个股东可以绝对控制企业，股东间的持股比例相差不大，这时公司的治理结构就呈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特点，在权衡自身持有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股东在参与决策或监督的过程中都不愿付出成本，因此管理层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得不到有效监督，其所报告的盈余信息质量也会相应降低。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创新型企业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盈余信息质量呈倒U型关系。
股权制衡度是指公司的前几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所持股份比例的比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主要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监督和制衡程度。因为其他大股东会根据其所持股份的比例来争取在股东大会、董事会或监事会中的权利，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中的决策和监督施加影响。在大股东具有控制权优势的情况下，其他大股东所持股份的比例越大，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和监督能力也就越强，从而减少大股东操控盈余的机会，提高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然而，在创新型企业中，上市公司的股份往往都比较集中，大股东控制的现象比较严重，其他大股东很难对第一大股东形成制衡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创新型企业的股权制衡度与盈余信息质量之间是非线性关系。
控股股东的属性反映了企业主要投资主体的性质，不同的投资主体其投资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对于国有控股企业，它的投资主体是国家，资本实力比较雄厚，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控制力比较强。但是，对国有控股的创新型企业来说，公司的发展不仅要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还影响到各级政府的政绩。政府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在政策及资金方面会给企业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会要求企业配合政府的某些行动来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因此，维护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尤为重要，一旦企业的信息披露失真，失去投资者的信赖，将对企业本身以及当地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与民营创新型企业相比，国有控股的创新型企业盈余质量更高。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区别于其他只研究1―2年上市公司数据的现有文献，本文选取了2009―2014年5年的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希望通过大样本的数据来降低研究结论的偶然性。笔者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了基本数据不全的公司；（2）为了防止特殊事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剔除了当年新上市公司的数据以及ST、PT的公司；（3）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剔除了金融保险类企业。本文计算盈余管理所需的数据以及企业股权结构的数据都来自CCER数据库，并经过手工整理后使用。实证过程中运用stata软件进行分析。
（二）变量选择
1.盈余质量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股权结构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关键在于股权结构决定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治理结构，从而影响公司的决策、监督和激励机制，使得管理层的盈余信息报告行为得到适当的监督，降低盈余信息控的可能性，提高管理层盈余信息报告的质量。而应计盈余管理模型将企业的总应计利润分为可操控部分和非可操控部分，这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盈余质量的含义。因此，选取应计盈余管理的模型来衡量盈余质量。
五、实证分析
（一）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
1.分组比较检验
根据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将创新型企业分为三组：第一组（Group 1）的持股比例小于20%，为股权相对较分散的组；第二组（Group 2）的持股比例是20%以上到50%，为股权制衡组；第三组（Group 3）的持股比例是50%以上，为股权集中组。分组比较其盈余管理程度的结果如下：
从表1中可以看出，第一组与第二组间的均值存在显著差异，股权分散组的盈余管理均值显著高于股权制衡组；第二组与第三组的均值比较勉强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结合最大值的观测可以发现，股权集中组的盈余管理程度高于股权制衡组；而第一第三组间的均值差异则不是很明显。综上可以发现，股权分散和股权集中两组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股权制衡组，初步说明创新型企业股权的集中程度与盈余管理程度间是U型关系，股权分散或集中都会提高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这证实了本文的假设1。
2.多次拟合回归检验
本文对创新型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次回归检验，结果发现盈余管理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二次函数关系是最为显著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因此，创新型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函数表达式为：
DA=0.1040First2-0.0922First+0.0875
对此函数作一阶求导得出DA=0.2080First-0.0922，求得此二次函数的极值点为（0.44，0.067），并画出该二次函数的示意图如图1所示。
从该示意图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为44%的时候，创新型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是最低的，企业的盈余信息披露质量最高，股权分散或集中都会增加创新型企业盈余信息纵的机会，盈余管理的程度也相应越大，这进一步解释了上文的分组检验结果，也印证了前文根据理论分析得出的假设1。
因此，从大数据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创新型企业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间存在着一个最佳点，当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为44%时，公司的股权结构是最合理的，可以保证创新型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二）股权制衡度与盈余管理
1.描述性统计
根据第二到第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本文将创新型企业划分为三组进行比较：第一组的比值为（0，1]，这一组的股权大部分集中在第一大股东手中，第二到第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很难与其抗衡，因此第一组代表股权集中组；第二组的比值为（1，2]，这一组第二到第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是第一大股东的两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第一大股东抗衡，因此第二组代表股权制衡组；第三组的比值为（2，∞），这一组第二到第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远远超过第一大股东，第一大股东不会有控制权优势，因此这一组代表股权分散组。三组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
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绝大多数创新型企业的第二到第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都在2以下，说明大多数创新型企业中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都在30%以上，只有少数公司的股权是比较分散的，这表明我国创新型企业中确实存在着一股独大的现象。比较三组的基本统计量可以发现，第一组和第二组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第一和第二组盈余管理的均值、最大值和中位数都显著高于第三组，说明当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适当且其他几大股东能够对其进行制约时，能够防止第一大股东操纵盈余，降低盈余管理的水平。
2.多次拟合分析
对股权制衡度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本文分别对其进行了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回归，结果发现创新型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与股权制衡度的三次关系是最显著的。限于篇幅，本文只列示三次回归的结果，如表4。
据此求出该三次函数的两个极值点分别为（1.1289，0.0720）和（5.1674，0.0601），画出盈余管理与股权制衡度之间的三次拟合示意图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创新企业第二到第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是第一大股东的1.1289倍以下时，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是上升的，其他九大股东的制衡力基本可以忽略。在1.1289到5.1674之间时，随着其他九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创新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逐步降低。在5.1674之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在15%以下时，完全没有控制权优势，股权是比较分散的，这时创新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也是逐渐增加的。
因此，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其他九大股东持股比例都不能与其抗衡以及股权在几大股东间都比较分散的情况下，创新型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都比较高，只有在其他九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5倍左右时，创新型企业的股权结构才是比较合理的，股东间的制衡与监督机制才能够有效发挥作用，这时创新型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也是最低的。
（三）控股股东属性与盈余管理
将控股股东属性（Type）这一虚拟变量引入上文中盈余管理与股权集中度以及盈余管理与股权制衡度的多次拟合回归模型中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如表5、表6所示。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加入控股股东属性这一虚拟变量之后，并没有改变盈余管理与股权集中度以及盈余管理与股权制衡度的回归结果，两组回归依然是显著的。加入控股股东属性这一虚拟变量之后，两组回归的Type变量的系数都是负数，这说明与民营创新型企业相比，国有控股的创新型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要低，国有控股创新型企业在防止管理层操控盈余方面的效果要好于民营创新型企业，这印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3。
六、研究结论及监管建议
本文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创新型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控股股东属性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探讨，研究结果发现创新型企业中第一大股东的最佳持股比例点为44%，其他九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1―5倍时，创新型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比较低。同时，国有控股的创新型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低于民营控股的创新型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在提高创新型企业的盈余信息质量方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1）创新型企业发展的重点在于对创新研发的持续投入，这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资本的长期支持。因此，对创新型企业来说需要一个具有相对控股地位的股东来保证资本的持续支持，股权的相对集中对创新型企业来说是一种必要的股权结构。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对创新型企业来说，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保持在44%左右时是比较理想的结构，能够保证创新型企业的盈余信息质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低容易为管理层的自利行为提供机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则容易为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提供机会，这两种股权结构都不利于创新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由其他九大股东的股权制衡度与创新型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创新型企业中，只有当其他九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能够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形成抗衡时，创新型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才能够降低。因此，应该进一步完善创新型企业的股权结构，防止第一大股东在决策过程中拥有绝对的表决权，增加其他九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作用，形成更加合理的治理结构。
（3）国有控股的创新型企业其盈余管理的水平显著低于民营控股的创新型企业，但是在创业板市场中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民营控股的，可见在民营资本占多数的创新型企业中，比较容易产生盈余操控的行为，相关监管部门应该加大对创业板市场的监管，对创新型企业的财务报告披露行为要进行严格检查，减少创新型企业的盈余操控行为，保证企业披露的信息真实有效，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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