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科学; 科学化; 实证研究; 社会技术; 循证实践; 循证医学
中图分类号：C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8-0107-10
一、引 言
理论与实践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分裂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论与实践更多是统一的，理论就是最高的实践。到了后来，理论与实践逐渐分离开来，普适的理论与具体的实践两者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文艺复兴后，各门自然科学纷纷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将理论研究分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以工程的形式将理论付诸实践，使实践成为了“理论的直接应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为统一理论与实践、缩短两者的距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但是，这种弱化实践智慧，将实践转换为理论应用的途径，只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暂时地将理论与实践关联起来。自然科学主要与物打交道，理论与实践均具有更多的客观性与规律性。理论研究者生产知识与技术，实践者应用知识与技术，两者并行不悖，易于统一。在其他非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人文学科领域），理论并没有那么容易转化为实践。如果将整个人类的学科体系主要划分为三大科学门类，即自然科学（主要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等），社会科学（主要包括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军事学等）与人文学科（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并按其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时间顺序形成一个学科序列，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大致的规律，越是接近自然科学一端，理论（或研究）与实践越容易统一、实践越容易转化为理论的应用；越是接近人文学科一端，决定实践的不可控因素越多，理论（或研究）与实践的距离越远。
但是，在自然科学一统天下、科学精神成为主流的时代精神之后，所有学科均被成熟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所吸引，呈现出一定的“物理学崇拜”情结。它们开始向成熟的自然科学靠拢，试图使自己更为“科学化”，以享受成为一门真正“科学”所带来的光明前途与荣誉、地位。这一“科学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讲，本质上就是一个“自然科学化”的过程。它的实现主要划分为三个步骤（见图1）：（1）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化”。各门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中独立得较晚的科学，如生物学、医学等）效仿成熟的自然科学，在基础研究领域进行实证研究，以观察、调查、测量、实验等实证方法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这一轮“科学化”的结果是，很多的“学科”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世所公认的“科学”。（2）应用研究领域的“科学化”。各门学科在第一步的基础上，按照其在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化”的顺序，逐渐实现应用研究领域的“技术化”，形成了所谓的“自然技术”或“社会技术”。（3）实践领域的“科学化”。将主要以常识、经验为指导的实践，转化为主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实践，最终形成了自然科学的“工程”与社会科学的“循证实践”。
二、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进路
（一）实证研究：基础研究的“科学化”
在物理学、化学等取得巨大成功后，它们成为了最早的效仿对象。比较早在基础研究领域开始“科学化”进程的学科是生物学（以至于它很快成为了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生物学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观察法、分类法、比较法等展开研究，基本上无法运用成熟自然科学标志性的实验法、数字量化等方法。直至17世纪左右，生物学才逐渐引入实验方法。比如，哈维进行了血液循环的实验，黑尔蒙特进行了桶插柳树实验。但那时的实验法仍然非常简单，没有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直至19世纪后，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已经非常成熟，生物学才开始真正大批量地引进并使用实验法。利用层析、电泳、同位素示踪、X 射线衍射分析、示波器、激光、电子计算机等工具，在生理学、细菌学、生物化学、胚胎学、细胞学和遗传学等领域相继展开实验研究，并先后将这些分支学科转变为自然科学。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儒家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儒家道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D03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4-0010-13
在拙作《儒家道德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一文中，笔者提出要将儒家道德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融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可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或称为儒学社会主义）。使用“儒家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只是为了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中国思想文化特色和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德主义之间的融合，不排除使用其他更恰当的表述。“儒家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早已有人提出过，但这一概念被用来指传统儒家思想，而不是指融合儒家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近代才出现的概念，而且有其特定的基本含义，那就是主张建立以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人人平等、社会公正的理想社会。是否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判定一种理论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依据。我们注意到，先秦儒家并不主张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它虽然主张“天下为公”，然而这里所说的“公”并不是指公有制。“天下为公”字面上含有天下是公共的这种意思，但主要指的是政治上把天下传给贤者而不是传给嫡子。而且，除了“天下为公”这一表述之外，在先秦儒家经典中并未见有其他有关建立公有制的主张。因此，将“社会主义”这一帽子戴在先秦儒家头上是不能成立的，也是不严肃的。先秦儒家思想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倒不如说是道德主义的。正是这种道德主义可以与科学社会主义融合起来，我们才可以在这种融合的基础上构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基础的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其基础理论的关系
从理论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包括两个基本部分：一是基础理论部分；二是应用理论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是马恩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而其中两个部分的构建逻辑次序应该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然后将这种基础理论应用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用理论。然而，实际的情r是，在改革开放前，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因而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而是直接与中国不同阶段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不同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用理论。
导致这种理论构建实际情形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其中有两个原因是主要的：一是救亡图存的民族生存压力；二是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敌视态度。
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正值中国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全民族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传统思想理论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因而试图从世界各国思想库中寻求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济世良方。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马列主义是解决中国存亡问题的先进思想理论，于是致力于这种思想理论的传播，并将这种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根本问题。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没有时间考虑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构建一种能解决中国存亡以及中国未来健康发展的中国理论的问题，而是直接将马列主义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的巨变时期，北伐战争、对共产党的围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一点冷静思考如何对待传统思想文化、是否要从传统思想文化中继承什么的问题，更不可能想到要把马列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融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将先进的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是教条的，还是结合中国实际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几经挫折，最终产生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但中国革命胜利后，历经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的折腾，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才先后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新时期中国实际结合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治国理政思想等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固然与当时救亡图存的严峻形势直接相关，但也与当时中国处于急剧社会变革时期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敌视态度有直接的关系。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彻底了专制王朝，中国进入了对传统思想理论进行全面清算的时期。在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之所以会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沦入或正在沦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根子就在于当时的社会（清朝）以至秦汉以来的皇权专制主义社会所依据的思想理论，主要是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理论――孔孟之道。在清王朝已经被的情况下，他们将仇恨的怒火均指向了旧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理论，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响亮口号“打倒孔家店”。在这种情况下，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是如何彻底清除孔孟之道的影响，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把被认为是先进的各种理论与陈腐的儒家思想理论融合起来。在所有先进知识分子中，信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更为激进，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思想理论被认为是针对当代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是先进的西方自由主义建立起来的更为先进的理论。他们所追求构建的是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类似于比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是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先进的俄国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他们与传统思想文化决裂的情绪更激烈，态度更坚决。这种情形和态度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延续到改革开放，而在“”中达到了极致，其显著标志是“破四旧、立四新”和批林批孔运动。在这种对传统思想理论持敌视态度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考虑把被认为是最先进的马列主义与落后腐朽的儒家思想理论融合起来。
再次，是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理论基础、论证和辩护的需要。党的十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处于建设的过程中，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给它提供理论支撑。这种支持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给它提供理论基础，也就是要使核心价值观乃至整个当代中国价值观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核心价值观只有置于这种理论的基础之上，它才会成为丰富的、鲜活的、能与社会公众的民族文化心理对接的。二是给它提供理论论证，也就是要使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性、合理性、逻辑性（自洽性）得到有说服力的阐述，使人们能够信服它，进而认同它、践行它。缺乏这种理论上的严格而充分的论证，即使采取再强力的措施对人们进行宣传、教育和灌输，一种价值观最终都不可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三是给它提供理论辩护，也就是对在核心价值观面临各种批评、责难、反对的时候能够有效应对，使之立于不败之地。这要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而有力的理论论证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核心价值观是不可能得到辩护的。但是，辩护通常是它已经有了理论基础和得到了理论论证之后发生的，而且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变化，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会面临种种挑战，因而需要有理论为它提供辩护，并在辩护的过程中修正和完善它。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种辩护中与时俱进的。自从党中央提出建设核心价值观以来，我们在理论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尚未建立能够为它提供理论基础、论证和辩护的系统理论。今天提出构建儒家社会主义理论，其重要意图之一就是要将核心价值观置于系统完整的理论滋养和保护之中。
复次，是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和特别强调弘扬优秀传统，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是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形成的思想文化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文化？显然，它不会是科学社会主义，但它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转化和发展形成的。同时，它既然是对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发展，那它也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但它又与传统文化有承继关系。因此，这种思想文化应该是一种新的思想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思想文化形态是用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当代人类的先进思想文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为了突出其中国思想文化特色，我们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从这种意义上看，今天提出构建儒家社会主义既是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当代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必然要求。
最后，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伴随着我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文化强国建设和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并对中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作了全面部署，从此“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上升为国家战略。当我们提出要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要让什么样的中华文化走出去、什么样的中华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去、什么样的中华文化走出去后能够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这样一些问题。中华文化延绵5千多年，源远流长，其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纷纭复杂，但从历史形态来看，中华文化可以划分为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我们要推出中国传统文化，更要推出中国当代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当代的思想文化，也是中国当代文化的精神内涵，而其中的基础理论更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核和实质，也是当代中国文化中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内容，是当代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一切文化形态特别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基本标志。在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基础理论走出去，通过它走出去增强整个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因为这种理论才集中体现了中国对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主张和谋划，是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种种难题的“中国方案”。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理论未完全形成。今天提出构建儒家社会主义理论，正是为了促进这种基础理论的形成，并使之成为当代世界最先进、被别的国家所重视的从而想要拿回去的思想文化。当这种理论形成的时候，中华文化才可能是其他国家最需要的文化，因而也才能够真正走向世界。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可能性
前文已经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是三种基本因素融合的结果，即科学社会主义、儒家道德主义和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先进思想文化。在这三种基本因素中，科学社会主义和儒家道德主义又是更基本的因素，因为这两种因素规定了这种理论的基本性质：它是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将这种理论形态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
从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科学社会主义历来被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理论的对立物，可以说它是被作为儒家思想理论的批判者和替代物引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它与儒家思想理论似乎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经过近百年的复杂历史进程，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过去的那种对传统的激烈反叛情绪慢慢地冷静了下来。开始逐渐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传统文化并非都是糟粕，其中有许多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它们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寄托和价值追求，也程度不同地反映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性和规律。当我们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对传统文化中优秀内容的继承和弘扬的问题，就会想到传统文化与作为我国当代指导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会思考有没有可能将两者融合起来以形成一种具有民族根基的中国社会主义形态的问题。如果我们认真考虑到所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所理解的传统文化是那种已经融入我们血脉、成为我们基因的那种原生态的（先秦的）儒家思想文化，那么，对科学社会主义与传统文化能否相融合问题的回答就是肯定的了。
在拙作《儒家道德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中，笔者把儒家思想理论视为一种道德学说，称为儒家道德主义，并从道德的角度探讨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这里再从两种理论在性质和内容上的非对立性（相容性）、类似性和互补性三个方面对两者融合的可能性作些进一步的阐述。
两种思想理论能否融合，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两种理论在性质上是否对立。一般来说，两种性质对立的理论谈不上融合，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理论可以从其对立的理论中吸取一些有益的因素或借鉴它。衡量一种思想理论基本性质的主要依据有三个方面：其一，它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少数统治者的立场上；其二，它主张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其三，它追求的社会理想是人人平等的公正社会，还是自由竞争的两极分化社会。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科学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主张通过解放无产阶级达到解放全人类，而自由主义实质上是站在在自由竞争中取胜的少数资产者的利益的立场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平等社会；而自由主义主张建立以财产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自由社会。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自由人联合体；而自由主义主张个人自由发展和凭实力自由竞争，而不考虑竞争必然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近代以来的历史事实表明，自由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彼此之间都从对方吸收了一些有益内容，但它们没有发生融合的事实，甚至也没有融合的意向，而且也许永远也不可能融合，其原因就在于它是两种水火不容的理论。
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加以比较，情形完全不同。它们虽然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理论，但在性质上不是完全对立的。首先，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全人类普遍获得解放和自由的共产主义；儒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改变现存社会制度，但主张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其次，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但不绝对反对市场经济；儒家虽然不主张公有制，但它也不主张私有制，当然也谈不上反对市场经济。最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全人类解放，包含了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深厚感情；儒家虽然主张爱的等级差别，但也包含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情关怀。从这些方面看，科学社会主义与先秦儒家不仅不对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容的，甚至是相似的。
科学社会主义与先秦儒家的相似性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者都主张建立一种人性化、人道化、人情化的理想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将这种社会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儒家道德称之为“大同”社会。它们在这种社会的基础和实现路径方面的主张不同：就社会基础而言，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而儒家没有这样的明确主张；就实现路径而言，科学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无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而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如果我们将它们关于这种理想社会构建的思想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它们十分相似。这种相似主要体现在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儒家道德主义主张“天下为公”，而且，虽然它们对理想社会构想的细节不尽相同，但它们构想的理想社会都是不同时代人们都很向往的美好社会。二是两者关注的焦点都是人完善和发展的理想人格问题，即“成人”的问题。儒家道德主义重视人的道德人格完善的问题，而科学社会主义关注的焦点是人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获得全面而自由发展，因而人的完善、发展是两者的共同轴心。而且，两者都认为人的完善和发展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自我建构或造就的结果；个人的完善和发展离不开共同体，而共同体的和谐又离不开个人的完善和发展，两者互为因果、良性互动[1]。
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之间可互补的内容更为丰富。从两者之间最重要的相似方面看，它们之间互补对于今天中国主流价值观构建尤其具有意义。
一、起步甚晚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又受到急功近利、科技混谈的政策影响，多次在似曾相识的压力下挣扎。其实，不同时期政策要求的相似性，跨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权更迭的差异，反映了历史文化传统的沉重束缚。
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中国第一次有可能在较稳定的环境中全力从事经济建设，当时工业部门的研究力量几乎等于零，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为工业部门解决过大量实际问题，以物理研究所（50年代初曾经称为应用物理研究所）为例，它承担过的任务包括：为黑龙江阿城仪表厂解决铝镍钴永磁合金浇铸余料的再利用问题，为鞍山钢铁公司解决延长耐火材料寿命问题，为建筑部门研究加速水泥凝固的方法，为飞机制造工业研究铝合金相图，为电机业研制单取向和双取向硅钢片等等，这些工作多数都没有总结成学术论文，留下来的完整记录很少。前辈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为冶金提出的连续轧钢中的钢锭冷却速度，专门解决了一个热传导问题。这篇文章30多年以后才发表在庆祝周培源先生80寿辰的文集中，可算是一个特例。总之，当时科学工作者们投身思想改造和经济建设，并没有十分强调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意义。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也没有把基础研究置于特别地位。这是符合当时的国情、国力的。
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说：“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脱离实际，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曾是何等清醒啊！然而，此后46年间，近视的倾向、简单的要求，何曾稍减。从积极的方面回顾，三年（1957～1960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外国人和后人看来，近乎荒唐，却也反映着我们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毕竟中国科学院的规模是在那些年代奠定的，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的发展是从那时开始的。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历了支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我国自然科学，确实到了应当作加大纵深的战备调整的时刻。然而，十年“”（1966～1976年）不仅耽误了时机，还对本来就很薄弱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进行了全面冲击。看一看这后面的“社会舆论”，是颇富教益的。我国理论物理研究在“”期间的经历，正好用以典型地说明传统的理论实践观的作用。理论物理研究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个领域，粒子和场、原子核理论、凝聚态和统计物理、天体和引力。粒子物理研究由于主席1964年同坂田昌一谈话中所表现的重视以及与“一分为二”哲学命题的关系，得以保存队伍，并以70年代初杨振宁、李政道相继访华和1973年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为契机，有所复苏。核物理因为有国际背景和“核参数”任务的要求，基本维持原状，还得以在“工农兵大学生”中要求一定的培养数目。凝聚态和统计物理是四个领域中最接近实际的，却从哈尔滨到广州，全部解散改行。正是因为接近实际，自认为有发言权的批评家也多。中国科学院军代表向越南科委主任介绍物理所情况时说，“从前有一个理论研究室，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解散了！”与此成为鲜明对照，最为“好高骛远”、“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体和引力理论，在此期间有所壮大。那原因却也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国一些优秀的数学家转入这一领域，对“军宣队”这是联系物理实际，他们仍然可以作一点现代微分几何，同时训练了一些年轻人。工厂技术员到车间当工人，实验物理工作者下厂做技术员，理论物理人员去做实验，数学家来搞理论物理。这发生在“弯曲时空”中的“平移”，使许多人联系了“实际”。
二、我国目前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
完成人类基因组1%和水稻全基因组的测序，确是值得称道的成绩；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所用的自动测序机器全系舶来，还不必提及所用原理。研制出每秒万亿次以上浮点运算的大型并行处理系统，当然是重大科研成果；然而，也不要忘记关键芯片仍靠进口。技术引进，可以加速起步；然而，邯郸学步、履人后尘，总难以真正技超群雄，“领导世界新潮流”。只有浓厚、广泛而持续的基础研究才能孕育出异军突起的技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支柱产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不能靠别人的基础研究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基础研究要有国家目标”是堂皇而正确的提法，问题在于由谁来规定这个“国家目标”。一位年轻的管理干部曾对我说，你现在从事理论生命科学研究就是符合“国家目标”的。他不知道，我早在1985年在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问题中干得正欢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关于生物学发展战略的常委扩大会，此后就开始思考和准备向更为非线性、更为复杂的生命系统作战备进军。从1991年以来，我所在的研究组就不断学习生物学基本知识，全力以赴做生物问题，现在其实还没有入门。怎么能做到一旦“国家目标”下达，三年之内就出成果呢？
“管理出效益”是搬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另一种错误概念。生产企业、工程项目、技术攻关，理应加强管理。而不恰当的“管理”，正在妨碍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根本进步。应当撤销一批管理和评估机构，解放生产力。特别要让大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沉”下去做事，而不是“浮”起来当“官”，去妨碍别人安心钻研。
科学管理部门忙于改组机构、评议课题，却很少对科学研究的支撑体系下功夫。仅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为例，它的读者范围远远超出基础研究。1980年订阅原版期刊5377种，买原版书7245种。到1991年，原版期刊数量砍到1277种，购入原版书降到642种，几年间期刊平均订阅价上涨8.6倍，平均书价上涨14.4倍，而该馆图书经费只增加了82%。多少高等学校图书馆停书保刊，还越保越少。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影印书刊全面停止，究竟增加了多少图书拨款以兹补偿？有些领导强调国际互联网上有大量在线期刊资料，却不提大多数有用信息乃有偿服务。全球同行中，很少有人像不少中国教授那样，不敢放手让学生上网，就是因为计算机网络收费不在高处统一解决，而是往下层层加码。学界多次呼吁，陋规至今未改。
三、目前广泛存在于学术界中的浮躁情绪、泡沫科学乃至学术风气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急功近利的政策所引发的。
一些管理科学技术事业的负责人士，总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之内见到成绩；掌管经济预算的部门要听见金元宝落水的“响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要有队伍、有物质条件，还要有时间积累，才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共和国成立50多年了，从生孩子、抓教育做起，足以培育出两三代基础研究人才。提法不断更新，实质上总不敢在基础研究领域旗帜鲜明地放开步伐的科学政策，已经使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还应当指出，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许多方面，还未能摆脱一种半殖民地的心理状态。某些已经作了大教授的人士，开口闭口“我的老板”如何如何；还没有跳出原来所学课题，却学会了美国“老板”作风，经费多了花钱雇人为自己出文章。有些研究情况对内保密、对外开放，国内同行只能偶尔从国外访问者中了解一二。许多课题论证实际上也是引用外国已有的论据和“权威”言论。
我国在SCI收录的论文总数世界排名，已经由1995年的第十五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八位。然而，这里面有多少高影响力的文章呢？2000年，SCI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做了一项统计。它把1981年到1998年发表的论文分为22个领域，每个领域内部比较，用计算机挑选出200篇“高影响论文”。扣除重复后，总计有76998篇文章入围。这些文章中213篇至少有一个作者的工作单位在中国大陆，占0.27%，即不到千分之三。有47篇论文的全部作者的工作单位都在中国大陆，占0.061%，即略高于万分之六。这些数字同论文总数呈尖锐对照。其实，大量发表低质量的论文乃是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却给某些科技界领导带来良好的自我感觉。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发展现状；未来趋势；
作者简介：陈凡：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程海东：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辽宁沈阳110819)
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独具特色。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已有介绍，并展开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没有明显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或者科学技术哲学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一系列的优秀成果。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自然辩证法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并作为哲学二级学科来建设。在研究重点上，80年代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技与社会等领域；90年代以来，学界继续深化研究，出现了更为专门化、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在评介国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前沿问题的基础之上，衍生出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系统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和工程哲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新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各领域的研究继续取得丰富的成果。正是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巨大的包容能力，造就了这一学科的学术风范和中国特色，它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学科方向———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与社会等。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
在自然辩证法的巨大包容能力下，其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是明显的，争论的焦点包括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内容体系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
明确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学科。于光远在《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1］（P2）、《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明确提出自然辩证法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龚育之、孙小礼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统一。［2］陈昌曙也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3］李醒民认为，自然辩证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刘大椿、吴国盛、曾国屏等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然辩证法的特有地位———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又与当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在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正是在这一基本立场的基础上，黄顺基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一书提出，自然辩证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充分反映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就和新要求，它结合的学科从基础自然科学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它研究的对象从人对自然界的观点推广到从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从而包括当代世界的全球性问题；要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全面地、系统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6］
即使如此，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的认识还有分歧。
大多数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哲学性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自然哲学的著作。［7］吴国盛认为，一个理论不构成一门学科，理论只能是学科中的理论，把一个理论当成一门学科那是误解；一个事业也与一门学科不同，一个学术性事业不见得只发展一门学科，它很可能同时支持几门学科，即使专门支持某个学科，它的性质也与直接从事该学科的研究不同。对自然辩证法而言，“有作为理论的自然辩证法，有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但没有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应该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事业来发展。［8］
还有人认为自然辩证法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是哲学学科，而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综合学科。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处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带的学科，具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性质；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和彼此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既不属于哲学，又与哲学和自然科学有联系的、具有哲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质的一门独立学科。［9］
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包括和涉及很广泛的领域，它是开放的，其内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断发展的，将其改成科学技术哲学也是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表明历史渊源和研究特色，也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当然，使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名称会给自然辩证法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增添新的内容和表述方式。
(二)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构成
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和定位认识不同，对其理论体系的构成也就有不同的看法。
吴国盛认为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10］陈其荣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来的自然辩证法领域得以拓展，形成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11］张明国等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中增加了科学技术方法论，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12］。刘大椿全面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哲学在发展历程中其构成因素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自然辩证法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包括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科学·技术·社会研究；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逐渐演化成科学技术哲学；近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革命两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下，科学技术哲学逐渐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3］
可见，在学者之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基本都同意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知识链条的演进和实践的需要，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李伯聪将工程与科学和技术进行区分，将科学、技术的二元论拓展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认为工程活动以建造为核心，工程哲学是独立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一门学科。［14］（P3－7）当前工程哲学要特别集中于研究工程决策和设计问题、工程制度问题、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共同体、工程历史和案例等问题。［15］2007年，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主编的《工程哲学》试图勾画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在工程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开始接触到产业问题，因为很难将有关产业的哲学研究纳入工程哲学范式中，同时，科技哲学需要思考诸如科技产业化和各门产业发展的问题，由于这种理论内在的矛盾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共同作用，产业哲学逐渐形成。曾国屏等认为，产业哲学是部门哲学或亚哲学，其主体框架有五个部分：(1)产业的元理论问题；(2)产业创新与发展；(3)产业现象学；(4)有关产业哲学的应用问题；(5)产业思想史。［16］吕乃基认为，产业哲学是科技哲学当前发展的最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产业哲学本身具有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17］
(三)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未来走向
近些年来，尽管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但对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
郭贵春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如技术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状态，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等。［18］张明国等从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分析了各部分的研究重点，认为技术哲学主要集中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科学哲学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自然哲学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等；科学技术方法论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9］
当前的研究热点预示着学科的未来走势，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期望。
1.自然辩证法应该走向科学技术学
曾国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它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有生长性的学科，而科学技术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科学技术学”。当然，科学技术学及学科群的建设要以自然辩证法原理及其理论为指导，原来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新的时代下要走向科学技术学。［20］李正风等认为，作为“大口袋”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理性状态，而要加快实现学科性质的单一化，可能的途径就是走向科学技术学。［21］张明国也支持这一主张，认为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改为科学技术哲学之后需要进行“第二次调整”，即将科学技术哲学调整为“科学技术学”，这不仅可以弥补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缺陷，而且有助于实现“STS”的中国化、学科化。［22］
2.自然辩证法未来应当走向科学哲学(包括技术哲学)
吴国盛认为，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科学技术学”，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西方的“STS”应该译为“科学技术元研究”，而非“科学技术学”，而科学技术元研究并非一个学科。自然辩证法是一种事业，也非一个学科。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的过渡状态，建立学术规范，走向学科化。如果走向了科学技术哲学，那就意味着在学科化的道路上朝建制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23］
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2013年修订版)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内容与范围都作了新的解读。“自然辩证法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它站在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从整体上研究和考察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存在和演化的规律，以及人通过科学技术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规律；研究作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研究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24］（P1）
从这些不同的期望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在哲学的范围内向所有的学科敞开，不断进行多领域、多角度、广范围的积累和凝练。
二、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追踪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研究成果，对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和流派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除了在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研究以外，对后现代科学哲学加强了译介和研究，并且进行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哲学探索，如另类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等，对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
传统科学哲学指的是西方正统科学哲学，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处于不断的建构、批判、转向之中。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尝试着给出自己的回答。
1.科学划界
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科学哲学理论是否成功的标志。魏屹东认为，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包括关于自然的自然科学、关于人类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类思维的思维科学；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25］王前认为，科学的东西肯定是正确的东西，但非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不正确的东西。许多非科学的东西无所谓对错，而是要区分好坏、是否有用、功效大小，而这些是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直接衡量的。［26］科学的本质包括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科学的划界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确定不变的，而需要依据时间和语境才能确定。
2.科学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模式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出现过许多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基于当代科学社会发展的实际，在科学发展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李建珊等基于科学异化所造成的恶果以及人类的主体价值的丧失等问题，提出了一种以人类的终极价值为目标的科学进步模式，即科学—价值模式，认为科学是否是发展进步的，在于它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即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27］
3.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对于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真值以及科学术语是否有所实指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我国大多数学者是支持科学实在论的，因此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辩护，并为走出科学实在论的困境寻找可能的出路。如郭贵春等在分析科学实在论的论证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实在论摆脱困境的出路。［28］
(二)科学哲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1.另类科学哲学
刘大椿等在《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一书中把对科学持批判性立场的学者和流派归为另类科学哲学。［29］（P25－26）大体上说，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几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被称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共同点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
传统科学哲学所关注的是科学中的认识模式、知识与真理等科学内部的问题，这就需要经验和逻辑推理的方法，但逻辑和经验仅能用来为科学理论本身辩护，而不能展现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主义、建构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则是整体的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历史、心理等其他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将科学放入社会中、描述和分析其社会形成过程的研究方式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动态变迁，而忽视了科学内部的构成和科学自身的合理性问题。所以，科学哲学中无论是辩护还是批判都只是关注到了科学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
2.语境论科学哲学
郭贵春等提出科学实在论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语境论。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之后，语境论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语境的基底上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科学哲学的大厦，是回答了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什么样的基点或核心去决定科学哲学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30］语境论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强调从综合的和动态的视角考察科学及其发展。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主要由语境论的科学观、语境论的实在观和语境论的真理观所构成。语境论的科学观强调把科学放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语境中来理解，科学是依赖于语境的产物。语境论的实在观从科学的语境性与可错性出发，在科学知识的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动态发展中，阐述一种语境论的实在论立场。语境论的真理观把真理理解为科学追求的目标，把科学研究结果看成是主客观的统一。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有三大优势：在认识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科学概念与科学观点的修正问题；在价值论意义上能更合理地理解与反映科学的真实发展历程。
3.科学实践哲学
吴彤等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单纯强调科学的理论层面，忽视了科学的实践和活动层面，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的看法。科学实践哲学通过对人类科学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深刻理解，把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转变为实践优位和活动优位的科学哲学。［31］科学实践哲学试图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构以着重讨论科学实践和活动为特征的科学哲学，建立一种以科学实践为基础，以实验室实践、文化和权力及其地方性知识本性为特征的新科学观。吴彤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本身和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1)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科学的基础，反对对科学仅作理论优位的说明和解释，这有助于改变科学哲学的低迷境况；(2)科学实践哲学认为一切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打破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神话；(3)知识的地方性研究和对中国本土知识的研究，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视野；(4)研究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关系，可以推动科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关系的研究；(5)在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框架内，关于实践的因果性和规范性方面的研究对于原有框架的认识有所推动。［32］
4.科学文化哲学
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某一方面特征的关注所造成的二元化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遭遇到极大的困难，20世纪后期出现的科学文化哲学则希望避免这一问题。对科学文化哲学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将科学看做一种文化样态，对其进行哲学反思，即把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33］另一种理解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反思科学，即借鉴文化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科学，主要侧重于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科学文化。［34］刘大椿等很早就关注到科学文化的哲学维度，探讨过科学在近现代文化中的主导作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35］，认为科学哲学未来的任务和理论增长点在于促进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科学文化哲学强调从传统科学哲学的狭窄视域中走出，将科学当做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审度，而非当做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去膜拜；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采用的方法是综合性的。所以，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科学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大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
尽管当前国内的科学哲学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多数学者对其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对其未来走向进行描绘，甚至一度引发了争论。
1.科学哲学走向自然科学哲学
对于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强调纯粹的科学哲学研究，认为科学哲学的正宗是研究科学哲学的理论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属于科学哲学的边缘或者问题，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根本不是科学哲学的现象的观点，吴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哲学的问题才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因此，他不赞同把科学哲学变成一门与实际科学活动完全无关的“专门学问”，认为一旦如此，科学哲学将会丧失“立足之本”，陷入“危险境地”。“重要的问题不完全在于正名，而在于努力。作为学者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2.科学哲学保持多元性研究
郭贵春等认为，随着科学与哲学的不断发展，科学哲学也会随时对传统的问题给出全新的回答。科学哲学始终是一门处于发展中的学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分层次的和多元化的开放体系。其中，基础理论研究强调的是对作为整个科学的逻辑性、规范性、方法论性和哲学性的系统思考；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所强调的则主要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层次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理性升华。
3.具体科学问题及复杂性哲学研究
对具体科学问题进行哲学的研究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而这是基础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因此对传统问题的阐述不能游离于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之外。当前，随着具体科学的突飞猛进，具体科学的哲学探究也得到了大发展。系统科学哲学就是如此。国内学者很早就在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研究系统科学，颜泽贤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复杂系统演化的概念、判断、标度、条件、机制、过程、原理及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一些学者力图用科学哲学的方法研究复杂性问题。吴彤的《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完整地以科学哲学范式研究复杂性。在复杂性研究领域，一批学者分别在复杂性概念、复杂性的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复杂性的科学哲学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部分学者还把复杂性科学思想、概念和方法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为复杂性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苗东升、范冬萍、肖显静、段伟文、刘劲杨等对复杂性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无论是传统科学哲学、另类科学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还是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探究，我们都不能跟随西方学者的脚步亦步亦趋。不可否认，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思想的学习和借鉴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构建具有中国语境、中国问题的科学哲学，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有学者就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现实性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认为实现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需要在吸收中西两种异质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问题。
三、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技术尽管历史悠久，但技术哲学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学者开始了技术哲学的思考，但国内技术哲学的诞生还是以陈昌曙于1982年发表的《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和差异》一文为标志。探析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对技术哲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至今依然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内学者一方面期望能够建立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框架，一方面也译介国际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所以当前的技术哲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是齐头并进的。针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2001年，张华夏、张志林提出“认识论纲领”，陈昌曙提出“价值论纲领”，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鸣。通过这次争鸣，学界对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我国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昌曙等的《技术哲学基础研究的35个问题》一文，从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性质、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价值、技术发展的规律性六个方面列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35个问题，虽说不能称之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但确实指出了技术哲学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当前，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正趋向成熟。随着建制化的形成和完善，技术哲学逐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合法地位并被认同，学术共同体也日渐壮大；同时，研究的论题域已基本清晰，研究深度正逐渐增加，研究方式正走向多元化，研究成果正趋于丰富。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据初步统计，近30多年来，国内主要期刊发表的与技术哲学相关的学术论文计5000余篇，其中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如有关STS、技术创新、技术价值、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技术四个方面的研究占总数的2/3强，而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如国外技术哲学、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以及综合研究四个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到1/3。由此可见，虽然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是这个学科建立和形成的基点，但应用研究居于主体地位，正如陈昌曙所说，“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47］。
技术哲学强大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上。当然，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抽象的思辨逐步转变为从语境和实践角度考察和反思，只把技术当做一个抽象的整体进行思考，具有脱离技术实践变得空洞的风险，仅从实际存在的技术出发研究技术，难以达到哲学的高度，“我们应该立足于实际存在技术的经验基础来思考技术的普遍性问题”［48］。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出发，技术认识既可以看做是作为认识活动的技术，也可指认识所得到的成果是技术性的［49］，所得到的技术知识“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知识”［50］。技术使用问题也被技术哲学纳入其中，陈凡等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探讨了技术使用的问题，认为“人类通过对技术的使用，不但构造了生存处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所展开的技术使用实践，实际上是技术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情境化”［51］。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方向拓展
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工程逐渐显出其独特性，工程哲学应运而生。李伯聪认为工程哲学是以工程知识和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能否改变自然界(世界)和应该怎样改变自然界(世界)的问题，它要回答‘人应该怎样做’的问题。”［52］王宏波探讨了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的问题。［53］田鹏颖把技术理解为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自然技术，而且包括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人们改造、管理社会和调整、优化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54］，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55］。“社会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的新视域，在此基础上，田鹏颖结合工程哲学的研究主题，提出了“社会工程哲学”范畴，认为“‘社会工程’作为风险社会时代建立在人们改造世界实践活动基础上的重要思维方式，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56］
(三)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
不论是借鉴别人的学术资源还是遵从自己的学术传统，当下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正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从“国外技术哲学述评”向“以基本问题为导向”的转折。技术哲学的未来发展，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了解新兴技术发展与深化传统技术认识相结合的原则。技术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技术哲学工作者既需要结合国情，深化对传统技术的认识，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形成新的问题旨趣。由于存在“知识完整性”缺失问题，无论是对技术的基本内涵、本质、定义进行探讨，还是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后果进行哲学反思，技术哲学界都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对新兴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进展有基本的把握，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对相应的技术知识和技术理解展开探讨，而不仅仅是做技术的批评者，或仅限于伦理学的考察。
第二，坚持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与中国语境相结合的原则。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这就要求我们从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非反思性追随者”转变为“反思性、自主性的思想者”，从“唯学科化”的“技术的哲学”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技术哲学研究，用广义的、交叉的、综合的技术哲学去面对处于变革中的整体性中国的当下实践。
1中医学的发展与科研
科学是以特定的客观实在为其研究对象的分科之学。在自然、社会、生命、思维这四大范畴里，一切针对特定的客观实在而具有确切知识体系的分科之学都是科学。科学研究是指利用科研手段和装备，为了认识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实验、试制等一系列的活动。科学研究使分散的经验事实互相联系起来，构成理论体系的基本公理和原则，是整个科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为创造发明新产品和新技术提供理论依据。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探索、认识未知。进人新世纪之后，中医科技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国家对中医药科技事业的投入不断加大，尤其是近年来，强调中医药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潜力行业，因此对中医药科技的投入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医科学院，标志着国家对中医科学性的极大肯定以及对中医药产业化发展的极大关注。然而，探索适合中医学科发展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和中医药传承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科学研究都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中医学的科研亦如此，无论以哪种形式进行科研工作都必须建立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通过文献的形式保存下来，所以查阅研究文献，掌握前人的研究资料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就中医学而言，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大量的方药知识和丰富的辨证论治经验，无不记录在历代中医文献之中，如果不学习中医文献，不研究中医古籍，不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内涵和研究水平，便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科研课题，制定不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也不可能取得有助于中医学发展的研究成果。中医药文献整理是中医药各项工作的基础，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术的前提；传统文献学研究方法仍然是中医药文献研究的基本方法，版本的讲求、校勘的加人、注文的撰写和文字的处理更是文献整理中的核心问题；计算机手段是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上规模、成系统的必要保障，但应注意在使用该手段时与传统文献研究方法的结合。
2文献研究与继承发展
文献研究的目的是应用，是为临床、科研、教学、生产提供指导，要想充分发挥文献研究的导向作用，就必须将回顾性研究与前瞻性研究相结合，对文献进行深加工，对学科、专业、专题领域提出新的理论方法或发展预测。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是指校勘、训诂、注释、辨伪、题录、索引等，现代科技方法包括视听资料、建立数据库、计算机阅读、卫星通信及激光存取等新技术。现代科技方法以其存贮容量大、分析整理和传播速度快、提取利用简便等特点，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传统文献研究方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可以大大提高文献研究的速度和精度，提高研究成果的水平。中医文献的研究整理，既是对中医学术的继承，又是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既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又可对后人运用给以启示；既是对前代文献的整理，又是对前人文献的提高；既可丰富基础理论，又可指导临床实践；既有历史的意义，又有现实的意义。总之，中医文献整理研究的过程是对中医学术继承发扬的过程，是整个中医工作的重要方面，是研究中医学术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工程。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已成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资源。中医药古代文献作为一种古老的信息资源，其存在形式与传播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信息获取的需求，所以，必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实现中医药古代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彻底改变其存储与传播方式，使大量沉积的文献信息展现出时代风貌，使中医药古代文献中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以此来激活中医药文献资源，使其成为中医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源泉。数学被称为“科学之皇后”，是基础学科基础之基础，中医学对数学的应用是薄弱环节，也是其发展滞后的重要表现之一。基于数理基础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全息论、协同论、突变论，中医学科曾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深人，但是作为研究方向仍是十分重要的。现代数学中的模糊数学、逻辑分析、统计学、聚类分析等都为中医学分析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些好的方法。在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工作上，以文献整理研究为基础，坚持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强基础与临床研究，以提高中医药理论的发展和实践能力，提高临床疗效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其中临床实践是中医药科学研究的源泉，也是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根本途径，要组织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既要积极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也要引进适于中医药研究的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积极促进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3中医学发展之机遇
近年，国家对中医药科技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医药关键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研究领域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促进中医理论自主创新，在提高中医防病治病能力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提高中医普及程度与国际化程度等。胡锦涛主席曾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蓝图，其核心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同时“支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也成为政府高度重视的大事，这些都为中医药学全面创新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医工作者应抓住机遇，加强文献研究工作，从浩如烟海的中医文献中吸取知识，探索、揭示疾病发生发展规律，服务于临床、应用于临床，充分运用中医药科技为人类健康保驾护航。
作者：王传博/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安徽 合肥 230061
一、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包括两个领域。其一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哲学,是对有关物质世界、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客观内容以及对所运用的相应的实验和理论的认识手段所作的哲学分析。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学研究的具体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即越来越深入到自然科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是对整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作的哲学分析,旨在阐明自然科学理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方法,阐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中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的方法、理论原理和证明的论证方式、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等。苏联学者把这一角度的研究称为“科学哲学的侧面”[1](P2)。也就是说,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内在地包含了科学哲学的萌芽。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领域中。“苏联时期一直存在的重要争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2](P2-3)从苏联出版的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第一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教科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教程》(该书由时任《哲学科学》编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然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C.T.麦柳欣主编)的内容上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围绕前一个领域,而对所谓的“科学哲学的侧面”则很少触及。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传统的自然观研究开始退居次席,以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方面。1979年,В. А.卡尔普宁、Б. М. 苏哈诺夫和В. И. 沙罗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着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作者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不断揭示出自然界的发展趋势和过程,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该书逐一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技术科学的有关资料,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更为迫切的方法论问题,即,“科学认识中经验和理论的相互关系,理论知识的综合,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论研究的哲学意义等问题”①。与此同时,苏联的一大批学者,如Б. Μ. 凯德洛夫、Μ. З. 奥麦利雅诺夫斯基、В. С. 高特、М. В. 莫斯捷巴涅科、В. И. 勃拉恩斯基、В. Р. 伊瓦诺夫、А. Д. 乌尔苏尔、В. А. 施托夫等人相继出版了大量的着作,从各个方面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讨论,这反映了苏联哲学界对科学认识方法论研究的重视。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开的全苏第三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上,科学院院长Г. Л. 亚历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对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一个中心枢纽”[3](P407)。由此可见,这一转向已使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苏联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下进行的。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科学哲学研究。从总体来看,西方的研究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4](P99)西方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长期讨论苏联出版物中的这些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人为的、政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当真影响了苏联科学家们的思考,还是仅仅就是个装饰”[2](P3)。只有少数西方学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采取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说:“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一些科学家的工作的确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帮助他们形成认识结论,并赢得了国外同行对他们的认可。”[2](P3)
二、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第一个范式是自然观范式。[5](P56)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以自然观为基础,建立了由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构成的内容体系。
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来源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多个方向的转向,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自然哲学等。在传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着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译介和评述西方科学哲学的文章大量出现,科学哲学成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两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栏目。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都发生了重大转向。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学会曾一度号称中国第一大学会,其研究绝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学术圈子。自然辩证法的特点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种学术事业,又直接面对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在研究问题时常常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学术空间。科学哲学关注的问题其实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内部问题。正因如此,从学科上我们把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哲学,但并未放弃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自然观为基础,恰恰是我们相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优势所在。“由于西方科学哲学仅仅面对自然科学,无视自然科学背后的本质和客观基础,因此,他们并不能真正回答理论的内在完备性和科学理论进步之间的关系。”[6](P111)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一特点,是它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科学哲学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延伸,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决定了中国科学哲学的演进与定位。并且,在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呈并行之势。
三、差异与趋同
科学哲学在苏联和当代中国的兴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国家已有的哲学研究中早已内在地包含有关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包含“科学哲学的侧面”,而科学动力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论、结构化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宇宙学等。“苏联上千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都包含上述各种值得讨论的问题。”[2](P3)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而且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观也必会通过相应知识领域的理论内容而被具体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的总和,更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他们不仅研究科学哲学领域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主题,更为注重科学发展的社会决定要素和动力。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属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属于问题研究的“内部转换”。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一直不是苏联哲学的独立分支,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使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一个附属的领域开始走向相对的独立。
和苏联不同,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不仅作为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来建设,而且已经成了一项有较大规模的社会研究事业。我们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而且这一学科作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大规模进入了课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导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20世纪80年代,自然辨证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及科技与社会研究,90年代以来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成果更加丰厚。刘啸霆将自然辩证法的精神财富和价值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它恢复和坚持了哲学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坚持和宣扬了科学中的哲学精神,包括对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学发展和发展的逻辑、模式、机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其五,它无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许多新兴的学科,在自然辩证法的事业下还为很多新的学科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的空间。[5](P58)1996年,于光远在他的着作《一个哲学学派在中国兴起》中指出,中国正在兴起一个哲学学派——自然辩证法学派。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属于马克思主义;其次,除传统的自然观、科学观研究外,它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问题,如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国家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等。
[关键词]学前教育学；使命；学科性质；学者使命；科学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8)07/08－0017－04
学前教育学的历史使命是什么?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问题，无需作任何探讨。但是，假如学前教育学确实存在着某种使命的话，那么这种存在肯定是有某种原因的，也就是说，学前教育学使命之所以能存在，有现实性，并非由于它们自身，而是由于它们之外的某种存在，而这之外的存在使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学前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学前教育学学者的身份认同与学前教育学历史使命之间的逻辑关系。反思这种逻辑关系，我们不得不一一追问学前教育学是什么，学前教育学对学者个人、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等问题，并对其进行更加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一、学前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学科性质是对学科本质属性及功能分类的界定。因此，有关学科性质的讨论需要建立在对学科功能分析的基础上。教育科学在功能分类上，通常划分为基础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两类。基础理论学科的目的在于描述、解释事物的现象和过程，探索和揭示事物运动本质的、普遍的规律，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应用学科的目的在于通过运用基础理论学科的原理，解决具体领域或特殊情境中的各种问题，并形成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方案、建议、策略等。与基础理论学科相比，它侧重于回答“怎么办”的问题。
那么学前教育学作为整个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还是应用学科呢?笔者认为是前者。因为“学前教育是指从出生到六岁前儿童的教育。学前教育学是专门研究学前教育规律的科学”。也就是说，学前教育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建构任务。但是学前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一开始就是不完备的，而且一直没有完备起来。同时由于师资培训对学前教育学的特殊要求，使得学前教育学成为关注“教什么和怎样教”的学问或艺术，即成了一门师资培训类课程，而未能发展成为关注“学前教育是什么”的学术性学科，即作为教育基本理论的学前教育学。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学前教育学者的立场上。在中国，如果学科与大学联系起来，它实际上具有“知识体系”和“学术组织”两方面的重要含义，而承担学科教学和科研的人则称学者。
二、学前教育学的主流使命
目前的学前教育学研究主要可分为基础理论研究、政策和制度研究、幼儿园的实践研究三个部分。根据这三种研究分类，我们可以分出“理论型”“政治型”和“技术型”三种类型的学前教育学学者。从这三类研究学者出发，我们又可以发展出三种价值观和使命观：基础理论研究往往具有理论突破性、知识创新性和国际前沿性特点；政策和制度研究更加注重学前教育学的实用价值，注重其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参考作用；实践研究注重的则是“教什么和怎样教”的学问或艺术。既然学前教育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学前教育学的学术研究理应是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的，“理论型学者”应该担当起学前教育学的主流使命。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然，政策和制度研究以及幼儿园的实践研究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让其承担起学前教育学的主流使命，其科学性和实际有效性值得怀疑。
(一)对“政治型学者”负载学前教育学主流使命的质疑
在我国，“政治型学者”可能是最早意识到学前教育必要性的人。清末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首次在《大同书》中提出在我国实施学前社会教育的思想。其后，清末洋务派首领，也是洋务教育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的张之洞拟定了我国第一个幼儿教育法规《奏定蒙养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初次确定了三至七岁幼儿教育在学制上的地位。由于学前教育在政治方面的价值最早被发现，思想的惯性就使它成为学前教育学研究的主流。
“政治型学者”感兴趣的是学前教育学的实用价值，他们记录和提供有关教育现象的调查、统计数据，其动机或许并不是从儿童的发展来考虑的，而是给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或依据。至今还有部分研究者信心十足地认为，无论学前教育学可以派上多少用场，离开政治这条主线就一钱不值。公正地说，围绕政府行为展开的学前教育研究，理所当然应该在学前教育学里占有重要的一席，但是它肯定不是学前教育学的主流历史使命。
(二)对“技术型学者”负载学前教育学主流使命的质疑
18世纪末19世纪初，伴随着国民教育运动的展开，师范教育蓬勃发展起来。师范教育是对中小学教师(包括幼儿园教师)的培养教育。在此过程中，学前教育学成了一门必需的课程。可以说，学前教育学创建之初，以幼儿的可塑性作为基本概念，目的是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提供系统说明，并帮助他们掌握传授知识的方法。基于这样的背景，最初的学前教育学关注的重点在课堂教学，它成了幼儿园教师培养方案中的一门课程。可以说，学前教育学之所以成为学科，最大的动力来自实践的迫切需求，即师资培养的需要。正因为学前教育学最初的主要目的就是指导与规范幼儿园教育的实践，于是，学前教育学的实践价值便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而“技术型学者”也自然成了学前教育学核心使命的承担者。
“技术型学者”感兴趣的是学前教育学的使用价值，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关注的是幼儿园“教什么和怎样教”的学问或艺术。这种以指导幼儿园实践为中心的学前教育学学术观自有其合理之处，但忽视了一个重要而基本的事实，那就是理论对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在任何社会中都只是学术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技术型学者”作用有多么重要，也只能帮助部分幼儿园、部分教师，其经验或理论并非普遍规律，在缺乏周密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盲目追求学前教育理论的具体化和操作化是不科学的。
(三)对“理论型学者”负载学前教育学主流使命的期待
学前教育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它应当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科学与技术统计资料指南》中界定的基础研究标准：旨在增加科学、技术知识和发现新的领域的任何创造性的系统活动，而不考虑任何特定的实际目的。“政治型学者”和“技术型学者”由于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先人之见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学前教育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理论型学者”则不同，他们关注的既不是学前教育学的“实用价值”，也不是它的“使用价值”，而
是它的“观念价值”，他们试图从儿童的发展过程和学前教育的发展模式中探讨学前教育的终极意义。“理论型学者”应该而且可以担当起学前教育学的主流使命。
“理论型学者”的使命旨在建构和丰富学前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教育学的基础不在教育学科之内，而在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和哲学等。事实上，自赫尔巴特起，教育学一直就是基于这种信念建构起来的。所以，教育学自身有着仿佛无法超越的自卑情结和自甘二流的学术立场。这种情结和立场也深深影响了作为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学前教育学，使得学前教育学甚至在教育科学内部都有着浓厚的自卑感和自甘三流的学术立场。虽然到19世纪中期以后，学前教育理论已经从笼统的认识中建立起独立的范畴与体系，并从普通教育理论中分化出来，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直到今天，学前教育学仍然没能完全摆脱对其他学科包括普通教育学的依附，动辄把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搬到学前教育学领域，并没有考虑到学前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理论体系的独立性。学前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理论问题的探讨是不能由其他学科移植和越俎代庖的。学前教育学有必要从诸如大教育、心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引入某些研究技术，但那不能构成学前教育学的基础。学前教育学要想和其他学科平等对话，其首要的使命就是建构和丰富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
“理论型学者”的使命旨在发现学前教育的普遍规律。教育规律并不像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那样在任何地方都是始终有效的，它会随着不同的地点和时期而有所不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许多典型的教育条件可以有规律地一再发生。所以，教育规律是存在的。而科学的教育理论就来源于教育规律。但由于教育规律相对自然规律，使用范围狭小，所以教育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不仅具有一定的弹性，还具有可错性的一面。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是自然的。“教育理论是对教育现象或教育事实的抽象概括。理论在本质上超越于具体的事实和经验，尽管它在形式上是一种陈述体系，但它在内容上是以浓缩的形式来阐述教育事实和经验的，不是对教育事实和现象的直接的复制，而是间接的抽象反映。”“它(教育理论)不能直接用于教育实践，而只能翻译、改造和引入到教育实践理论中去，形成教育者判断的基础，用来共同做与情况有关的各种决定。”
“理论型学者”的使命旨在发现学前教育普遍规律的同时，挖掘学前教育特殊事件的文化意义。德国新康德派哲学家H・李凯尔特围绕科学的分类把科学分成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时说：“自然科学把与任何价值联系无关的存在和现象看作自己的对象，它们的兴趣在于发现对于这些存在和现象有效的普遍概念联系和――如果可能的话――规律……它通常仅仅把大多数对象所共有的成分包括到自己的概念之中。没有任何对象在原则上是不受自然科学方法处理的。自然就是与价值无关的和以普遍化方法理解的整个现实……作为文化的科学来说，它们研究与普遍文化价值有关的对象……对于这些科学家来说只有那些在其个别性方面对于作为指导原则的文化价值具有意义的事物才是本质的。因此，这些科学以个别化的方法从现实中挑选出的东西，即‘文化’，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在用普遍化方法把同一现实作为‘自然’加以考察时所作的那样。”如果按照H・李凯尔特的划分，那么学前教育学就是介于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之间的一种科学。因为学前教育学既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普遍的、一般的教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也研究独特的、个别的教育现象。也正是因为学前教育学的这种双重性质，才使得学前教育学在科学化进程中受到了种种责难。学前教育学要变成至少像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那样的社会科学，首先必须完成由独特性向普遍性的转化。其关键就是把学前教育殊事件抽取出来，将其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来研究。这时，事件不再是学前教育学的主题，而成为原理的一个个例证。根据这一信念，“理论型学者”的任务不仅是要去发现学前教育的普遍规律，同时也要把文献资料、生活经验中观察到的特殊教育事件转化为文化现象加以分解，看看这个现象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它们分别发挥什么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定会发现某些比较稳定的结构一再复制出虽然不是绝对相同也是相似的现象来，这就是学前教育殊事件的文化意义及文化规律。
三、学前教育学历史使命的本质
上述有关三种类型学者及其使命的划分，规定了学前教育学所承担的三重历史使命。在任何社会形态里，没有只有一种类型的学前教育学或学前教育学只有唯一使命的情况，但这并不能否定学前教育学存在着根本的使命、共同的使命。也就是说，学前教育学历史使命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它既体现着某一时代的学前教育精神，同时又承载着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
学前教育学历史使命的本质在于不断推动学前教育研究走向科学化。
[关键词]地方文献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概念
[分类号]G255.9
地方文献是关于某一地域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类群体活动的历史记录，是一个地区长期的文化和历史积淀。作为人类社会文献资源体系和国家战略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文献资源，记录和反映的内容非常广泛，纵涉古今、横跨百科，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体现了很强的综合性；但作为个体地方文献而言，按其论述的学科内容，则分别属于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各学科，如果将这些文献按学科门类划分，至少可分为社会科学地方文献、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和综合性地方文献三大类。
几十年来，我国关于地方文献的宏观研究一直停留在“整体地方文献”的层面上，在地方文献的实际工作方面也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按学科进行地方文献的宏观分类研究至今无人涉足，特别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挖掘、利用等工作开展得也十分有限。加强地方文献的学科分类研究，客观、正确地认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特殊价值与社会功能，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推动地方文献工作的纵深发展以及完善地方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概念
1.1 自然科学概述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自然科学的起源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从古代人类开始使用工具起，自然科学便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实践的不断深入而逐步发展成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到现代时期，其主要标志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不仅在宏观、低速领域更加全面和深刻，而且深入到微观、高速和宙观领域，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揭示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及其规律性。认识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直接目的，而促使自然规律实际应用于人类的利益，是自然科学的终极目的。
现代自然科学一般分为基础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个层次，三者各有分工又相互促进。基础科学是研究自然界中物质的结构和物质运动的科学，担负着探索新领域、发现新元素、创造新化合物、发展新原理等重大任务。基础科学是理论层次，包括数学、力学、生物学等。技术科学是将基础科学知识向实践应用的中间环节，是研究技术理论的科学，它的目的是把认识自然的理论转化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部分综合科学都属于技术科学范畴，如按基础科学的应用划分有应用数学、应用生物学等，按工程技术的通用理论划分有材料科学、农业科学等。应用科学研究的足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理论在生产过程中的具体运用，提供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手段，其目的是直接用于改造自然。应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技术原理、结构、工艺等，如生物工程学、土壤改良学等。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纵深发展，现代科学既不断分化又广泛综合，各门学科之间相互渗透、融合，联结成一个统一的发展着的整体。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融合交叉；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互补，表现为横断学科、综合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大量涌现与蓬勃发展，使得自然科学学科领域不断扩张，而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日益密切。
1.2 地方文献概述
地力。文献的产生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有文献认为，“地方文献古而有之，在文献出现之始即有地方文献产生……地方文献应该是人类社会所有文献的滥觞”。几千年来，地方文献在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建设，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57年，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在《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中，第一次对地方文献的基本理论及工作内容作了全面论述。杜定友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定义不但揭示了地方文献空间“区域性”的本质特征，而日，还表述了地方文献载体“多样性”和价值“史料性”的基本特点。按照杜定友先生当时的认识，地方文献包括的范围主要有地方史料、地方人物与著述、地方出版物三个部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文献研究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地方文献概念更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焦点。其中以骆伟、邹华享为代表的学者将文献内容是否具有地方特征作为地方文献划分的唯一标准，即地方文献是指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区域性文献，这就将地方人士著述、地方出版物中主要内容与本地方无涉者排斥在地方文献的范围之外，于是，这种“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限定，就形成后来人们称之为地方文献的“狭义概念”，与之相对应，先前杜定友先生的理论则被称为地方文献的“广义概念”。换言之，狭义的地方文献专指内容与该地区有关的文献；广义的地方文献泛指与地方有关的一切文献，其中包括所有本地区的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
目前，地方文献领域“广义”和“狭义”两大学派虽然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业界大部分学者认为，如果将全部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都作为地方文献，地方文献的范围就太过庞杂了。因为任何文献都是由作者撰写或出版机构出版的，而作者和出版机构都是有地域归属的，势必造成所有文献(不管其内容如何)都是非此地即彼地的地方文献，从而增加了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难度，弱化了地方文献的应有作用，客观上降低了地方文献在地区建设中的地位和功能。因此，“狭义”学派已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并愈来愈被业界所认同和接受。
1999年，黄俊贵先生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对“文献”概念的界定加以延伸，把地方文献定义为“记录有某一地域知识的一切载体”。这一定义，既与国家标准关于“文献”的定义相协调，言简意赅、容易理解、便于记忆，又将地方文献内容的地域性和载体的多样性涵盖无遗，较为准确地揭示了地方文献的基本特征。应该说，黄俊贵先生关于地方文献概念的描述，是目前较好的一个有关地方文献的定义。
1.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概念
根据黄俊贵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定义，结合自然科学的学科界定，笔者给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下这样的定义：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记录有某一地域自然科学知识的一切载体。其中，“记录有某一地域知识”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地域属性，指文献内容上带有地方特征；“自然科学”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学科范围限定，指文献记录的内容属自然科学知识；“一切载体”是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记录和传播介质的概括，泛指文献载体的多样性。换言之，凡以各种载体形态记录
和反映自然科学领域里内容与地域有关的所有文献信息均属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畴。
为了准确把握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涵义，我们有必要对其主要特征作进一步分析。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属地方文献范畴，同样具有地方文献的空间区域性、价值史料性、载体多样性和内容广泛性等基本特征，除此之外，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还具有如下主要特征：①自然科学属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记载的内容仅限于自然科学知识，它与空间区域性共同构成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最本质特征；②客观真实性，自然科学以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更加注重能够真实地反映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所记录的事实、数据一般是实地观察纪实或科学实验结果，是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强的客观真实性；③实用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大都真实地反映了当地的生态条件、土特产品、特有工艺和传统产业，记录了当地人民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漫长历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这些文献以其特有的客观真实性和很强的实践性，对本地区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可起到直接的借鉴及参考作用，甚至有些成功的事例和经验可以拿来即用，立竿见影，实用价值很高。
2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
杜定友先生在谈及地方文献的范围时指出，地方文献由“史料、人物、出版”三个部分组成。时隔30年后，骆伟教授再度论述地方文献的范围时，认为地方文献“应包括下列三个方面：区域事物，区域人物，区域出版物”。两者字面表现上颇为相近，由此，业界有不少人认为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的观点一致，均为“广义”论者。其实，两位先生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一，杜的“史料：关于本地方的一切情况的记载”，骆的“区域事物，主要指在特定区域内所存在、发生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两位所指基本同义，这也是“广义”和“狭义”论者没有争议的部分。其二，杜的“人物：关于本地方知名人士、劳模、烈士以及对于本地方建设有关的各地方重要人士(寓贤)，他们的照片、著作、手迹、传记、纪念文字等都在收藏之列”，骆的“区域人物……对表述他们一生的事迹的传记、传略、评传、年谱等，无疑是研究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文献。因此，有关一个地区的历史与现代的重要人物，包括社会活动等，都属于地方文献……至于地区人物的著述，是否可收入地方文献?我认为应以是否反映该地区的事物作为划分的标准”，显然，两者有明显的区别，一方包括地方人物的全部著述；另一方仅限于反映该地区事物的地方人物著述，这正是“广义”和“狭义”沦者论争的焦点之一。其三，杜的“出版：从本地方出版物可以看到本地方的出版情况、思想内容、制作方向，对本地方刻的古书，更应注意收藏，版片也要整理”，骆的“区域出版物……一切出版物相对地可分为三类：①内容完全涉及这个或那个地区的出版物；②内容部分涉及一个地区的出版物；③内容仅是一般性问题或科学理论的出版物。我认为地方文献只能包括第一类和部分第二类的出版物……把所有地方出版物都作为地方文献，显然是不恰当的”。不难看出，两者的含义截然不同，一方指本地区的所有出版物；另一方则仅指内容涉及该地区的地方出版物，这又是“广义”和“狭义”论者争议的第二个焦点。以上分析可知，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范围有着很大的分歧，如果将杜定友先生看成是“广义”学派的倡导者的话，那么骆伟教授则应是“狭义”学派的杰出代表和先驱。认为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一样，同为“广义”论者，是对骆伟教授关于地方文献学术思想的莫大误解。
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显然要比地方文献的范围小。首先，记录和论述的内容仅限于自然科学知识，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文献在内；其次，上义述及的地方文献的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人物”(或“区域人物”)和“出版”(或“区域出版物”)两部分内容也不必单列出来分析。因为：“地方人物评介”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仅指“内容涉及该地区”的部分，这也正是“地方史料”所论及的内容，因此，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只有自然科学的“地方史料”一项内容。那么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该如何认识呢?拙文拟从下列几个角度多方位进行分析。
2.1 从学科内容看
自然科学含基础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个部分。基础理论科学一般是通用理论，含各种原理、定理、定义、公式、自然规律等，它不具有地域特征，因此，其文献不属于地方文献；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基础理论与通用技术部分也同样不属于地方文献讨论的范畴，只有那些与地区密切相关的特有技术、特有工艺、特有自然现象和事件以及反映地区科技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改造自然的具体实践等的记录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包括：关于本地区的自然资源、自然生态、水文气象、地质地貌等自然环境的原始记录，关于本地区的旱涝灾害、冰雪灾害、地震灾害及其人们抗灾减灾的经验教训以及改造自然的各项活动等自然事件的真实记录，关于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变化、医药卫生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等自然变迁的动态记录等。总之，凡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忠实地记录了本地区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历程，对后人有借鉴、启迪作用的科技文献均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
2.2 从文献类型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有科技图书(含科技类方志、年鉴、手册、百科全书、学术专著等)、科技期刊和报纸、科技报告、科技会议文献、专利文献、技术标准与规范、政府科技出版物、自然科学学位论文、产品样本和说明书、技术档案、自然资源和自然地理图谱、文物科技资料、科研手稿、笔记、信札等内容。其中，各类文献中既有公开出版发行的“白色文献”，也有大量非正式出版的“灰色文献”，如内部书刊、政府出版物、会议资料、技术档案、手稿、笔记、信札等，这部分文献专指性、地域性强，动态性、时效性好，信息含量大、使用价值高，倍受学术界青睐，理应成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收藏重点。
2.3 从载体形态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既包括传统的原始材料载体，如甲骨、皮革、金石、简牍等，纸质材料载体，如印刷品、手抄本、复印件等，也包括现代的磁性材料、影视传媒、网络媒体等载体；既有各种静态性实体文献如：实物型、印刷型、机读型、声像型等，也有通过现代网络传播的动态性虚拟文献如：网上数据库、网络科技信息、多媒体资料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文献机构由于多少年来习惯于纸质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而对新兴的影视传媒及网络媒体文献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影视和网络传媒以其信息含量大、社会影响力广、传播超越时空等优势，已成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2.4 从出版年代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依年代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文献。各时代文献的时代界限并不十分明显，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方文献工作的不断发展演进，其关系处于一种交互变化的状态。今日的古、近代文献是昔日的当代文献，今日的现、当代文献又是未来的古代文献，是未来研究今天的宝贵资料。历史的经验证明，即时性地收集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力度愈大，未来地方文献的体系就愈强，其作用与价值也就愈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史料性”特征，不单单体现在古代文献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能全面反映历史发展变迁的、包括现、当代文献在内的整体文献集合之中。
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重要价值
地方文献历来就有“存史、资政、励志”的重要作用，也有文献将其归纳为“服务政治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振兴地方经济、深化科学研究、弘扬地方文化、提高教育水平、保护文化遗产、增进民族团结、加强国防建设、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十大社会功能。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以其内容丰富、数量庞大、分布广泛、数据客观精确、科技含量高、实用性强等特点，对地区生产、科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3.1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建设的重要基础资料
一个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必然受到该地区特定的自然条件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全面记录了有关本地区自然资源、自然生态、水文气象、地质环境、科研成果以及工农业生产发展变化等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大量基础资料和统计数据，凝结了几千年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才华，是区域性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系统史料来源和决策依据，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例如，在青藏铁路的建设中，科学家利用大量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在综合研究多年气候、生态、地质、地理环境等资料后，制定出冻土挖方段、风沙地段、长江源头区的不同施工方法，合理布设施工便道，并在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设置动物通道与动物信息系统中转站等方案，使得青藏铁路建设沿线的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取得了巨大成功。山东枣庄市齐村区北庆乡过去生长一种能“咬人”的怪树，被视为“不祥之物”，砍伐殆尽，1981年，当地政府从地方文献中得知这是当地自古就有的一种优质漆树，经过精心培育，现已发展到20多万株，成为当地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大量事实证明，领导机关在借鉴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提供的基础资料和经验教训规划本地区总体建设与经济发展时，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造福乡里；广大人民群众利用这些原始资料，可以脱贫致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3.2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地方文献学是研究地方文献产生和发展、征集、整序和开发利用的一门科学”。由于不同学科的地方文献其产生、发展、征集、整序和开发利用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按学科进行的地方文献分类研究，必将成为地方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任何忽视地方文献的学科分类研究，都将严重制约地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学科建设的纵深发展。作为地方文献学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与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献和综合性地方文献共同构成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和分支学科，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研究，不仅能够提高人们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重要性的认识，规范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各项业务工作，而且可以进一步丰富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内容，推动地方文献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化。可以设想，随着地方文献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必将成为未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3.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从地方文献产生以来就一直是其天然的“半壁江山”，与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献同属于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其记录事实、数据客观精确，提供方法、措施科学适用，使用价值更高。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案例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1-0191-03
一、《社会科学基础》课程的性质及问题分析
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全称人文社会科学，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类既相近又相关联的学科，属于科学体系的两大部类之一。作为高校教师教育专业新开设的一门课程，《社会科学基础》课程是一门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方法与手段，专门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功能及其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体系。就人类社会而言，社会科学是一门内容丰富、学科复杂的系统性课程，涉及的是科学的两大部类之一（另一部类就是自然科学），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研究的对象是人和人类社会，因此，这门课程的内容与特点决定了案例教学法在《社会科学基础》课程教学中重要而又特殊的价值与作用。《社会科学基础》是一门非常注重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课程，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源于它的社会实践，反过来又为指导实践、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服务。因此，实践性与时效性是《社会科学基础》的主要特征。如果不能从实践中发掘问题、研究问题，直至解决问题，那么，这门课程的开设也就没有意义。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是要从事教师教育工作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课堂上的理论学习，只是个载体和平台，而不应该是学习的全部。学习的意义之一，在于以这个载体、这个平台来培养他们认识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只是背诵和掌握多少经典理论和书本知识。因此，本课程的教学重点决不能仅仅注重对抽象理论的解释与阐述，而应该是以发现问题为线索，以案例分析为基础，进行理论讲授，组织案例讨论。理论阐述与案例分析相结合，这是《社会科学基础》这门课程教学最基本的特色。在课程开设之初，在教学过程中较多采取“满堂灌”式的课堂理论教学，教学内容不是讲授概论，就是介绍原理、阐述原则性等，教学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与共鸣，更难有效地帮助他们科学地认识人的表现和各种层出不穷的社会现象，也就无法解决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无法达到在教书育人的目标下所需要的品质、能力和技能。经过探究与摸索发现，案例教学法可以帮助我们在进行《社会科学基础》课程的教学中解决这一难题。案例教学法的运用一改原来教学时只注重纯理论的灌输，而忽视与社会实际结合的缺陷，借助案例将理论与社会现实结合，从而使得教学者注重以学习者为中心，培养学生在案例的引导下进行探索，以提高学生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为目的，在《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和社会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学生在学习社会科学知识理论的同时，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得到提高。这既提高了学生自身的人文科学素养，又为以后的教书育人实践奠定良好基础。
二、案例教学法在《社会科学基础》课程教学中的意义
案例教学法在《社会科学基础》课程教学中的运用，对于帮助学生科学而客观地认识与了解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高素质的复合性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能体现《社会科学基础》课程教学的要求。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这个社会强调的一个重要原则，特别是那些既讲授理论又需要实践的课程。然而在教学实际中，却存在一种从理论到理论、以理论解释理论的倾向，学生普遍反映难以接受。这一方面说明社会现象的纷繁复杂，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也说明，包括《社会科学基础》在内的不少大学课程在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上，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要改变这一现象，就要进行教学改革，使学生真正学有所得、学有所用。而采用案例教学法就能使这一现象得到改变，从而改善教学效果。案例教学法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能力培养，解决了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问题。一个好而又适当的案例令学生如临其境，从中看到了鲜活的社会生活，可以帮助学生设身处地对各类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和判断，在理论的指导与帮助下，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与方法。
2.与现代大学生心理期盼一致。现在的在校大学生，都是“90后”，这一代人的特点是见多识广、视野开阔、有着独特的见解与眼光，过去那种说教式、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已完全不适合这一代人了。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使之真正成才，是今天高校要研究与探讨的一个新课题。而案例教学法恰恰能够满足这一时代要求，体现出它的时效性特征。现代教学理论特别强调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社会科学基础》这门课程借助案例演示与案例分析，呈现社会现实，引导学生进行现实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在发现的过程中释疑。背景清晰了、理论掌握了、认识到位了，问题不也就随之迎刃而解了吗？教学目标不也就达成了吗？迎合学生心理期盼，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与学生的学习需求相符合。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重理论教学，轻教学实践。经过调查，学生普遍反映很多理论讲授其实就是纸上谈兵，从理论到理论，与学生的专业期盼距离较大。这已经成为包括《社会科学基础》课程在内的教学中的最大缺失。经过三年或四年的大学学习，学生的专业知识确实丰富了，这是因为理论吸收为知识有一个过程，知识转化为能力还需要有一定的条件，而条件的创造对我们的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案例教学法为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也创立了一条重要的途径。学生在校期间，除了几次有限的教育见习和社会实践的机会外，就只得靠老师结合教材运用案例教学，来给他们了解社会现象、认识社会本质的机会，使其心临其境、感同身受，从而使他们提高能力。
三、案例教学在《社会科学基础》课程中的具体运用
研究表明，要培养符合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基础教育人才，挖掘学生的创造潜能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主动、积极学习的兴趣和能力，在《社会科学基础》课程教学中恰当运用案例教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1.案例选取时要注重时效性与代表性。所谓时效性，就是教师在举例时不但应该选取社会上大家关注最多、议论最多的事例，还应是当今社会人们最关注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一个好的既具时效性，又具焦点性、热点性问题的提出，会立即抓住师生的眼球，课堂气氛当然就会强烈。要根据课程特点开展《社会科学基础》的教学，关键是要有合适且恰到好处的案例，没有这个基础、少了这个前提，案例教学当然也就无法进行了。《社会科学基础》这门课程的开设也不过10来年，既缺乏教学的经验，更无法有规律地搜集更多的案例，案例多是根据任教者自己的个人看法去收集归纳的，这就难免导致案例针对性不强，脱离教学实际，从而无法引起学生的注意，当然就难以满足课程教学的需求。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任课教师大多是其他学科转任而来（以我校为例，几名任课老师原来都是学中文的），不少任教者缺乏在诸如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专业功底，导致对案例的理解不全面，在借助案例实证，结合理论讲解和阐述时，就可能缺乏深度和广度，甚至又回到纯理论的阐述上，导致案例的作用无法体现，案例教学的特点就无法发挥出来。比如，我们在讲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属性差异时，就必须说到社会科学所特有的属性――价值性，这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所说的。我们可以以西方国家奉行的双重人权标准为例，也可以用西方国家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攻击为例。通过这些案例，使学生既从理论上、又从实践上认识社会科学的这一特性。这样的案例使理论实证化、社会化，让师生可触、可摸、可思、可想。这样的教学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当然也就引起师生的共鸣了。有了共鸣的基础，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2.案例选取要注意话题的新颖独特，具有典范性。作为案例教学法中的案例，首先必须要新。这个新，就是案例既要能体现时代特色，即新颖，又要注意案例独特性，即新鲜。即便是选用大家熟知的案例，也不能“炒现饭”，要挖掘它的新意。这样的案例才既有说服力，又有吸引力，才能实现既定目标。这是因为，基于互联网的开放等因素，现在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很多，也很杂。其次，作为“90后”的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也往往是当下流行或正在发生的事情。作为教师，一方面应努力扩大白己的信息面，增加自己的信息量，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对当前学生最关注的焦点问题、热点问题、社会问题要有所关注。另一方面教师在准备案例时应该把当前最新颖的资料展现给同学，设法拉近学生与教师的心里距离，消除心理差异。案例选取还要注意典范性。典型性案例的分析，对学生来说，更具启发性和教育性。比如，谁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近年来一个比较新颖、典型又与学生现实生活联系紧密的热点问题。是当代中国大学生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我们设计了几个选项：人权主义者、美国总统、达赖之流、中共领导人。学生不但要回答是谁，更要回答为什么是他？在这个“为什么”的辨论中，我们可以让学生各抒己见，以这种方式引导学生从政治、社会、民族等角度进行思考、作出选择。从而达到教学目的，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与理论素养、实践能力。
特别要强调的是，作为一门开设不久的课程，在实施案例教学法的过程中，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在案例展示和探讨的过程中，要善于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以致学会解决问题。这样，案例教学法才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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