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缺乏健全的财务管理模式
（1）企业缺乏健全的经济制度。
科学合理的财务制度和监管机制是企业发展的必备因素。在我国，部分企业不会利用固定资金，具有随意性，在不经特定审批部门的准许下私自动用资金，这种做法是违背公开性、透明性的原则的，而且会打乱资金原有的规划方向，导致企业在真正需要资金的时候得不到供应，发生资金链断裂的情况，直接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负面的影响。此外，监督机构的设立也是极其有必要的，因为其可以随时随地监测到企业资金的流动方向、支出数目，财务管理中不乏有独吞资金、谋取私利的情况，而合理的监督机构可以保证资金运用的公开和透明，使得财务管理工作在阳光下开展与进行。
（2）财务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管理意识淡薄。
前面已经提及，我国的很多中小企业都是个体经营，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投入，增加对工作人员的可信赖性，企业的亲近成为财务人员的首选。而在这些人员当中，所谓的会计人员通常都是无证上岗，缺乏足够的会计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几乎为零，社会责任感也不强，而且，把会计工作单纯地理解为算账，其做法存在众多不合理之处，使得企业内部的管理工作没有秩序可言。低下的个人素质和淡薄的财务意识使得企业的经济效益急剧下降。
(二)企业缺乏市场化理念技术创新
在当今社会，作为企业的负责人、管理者，当务之急就是要分析和研究企业核心竞争力对企业发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需要考虑怎样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经济学家熊波特最早提出了技术创新理论，成为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理论基础。此后，技术创新理论研究不断投入到实际的应用当中，技术创新实践的指导作用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发挥。要想加强企业的经济管理就必须对企业进行市场化理念的技术创新。
二、市场经济下企业经济管理模式规范化策略
(一)树立战略意识，防范经营战略
思想是行动的基础和先导，要想做好战略管理，先进的战略管理意识首先要树立在企业管理人员的头脑当中，并不断地对其加强培训和教育，以便于巩固战略经营理念，增强战略意识，让每一个人更加充分的认识到为甚么要实施战略管理以及实施战略管理的重要意义所在。此在，建立明确的奖惩制度也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做可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二)完善企业经济管理制度
完善的制度是一个企业健康发展的最好保障。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明确的分配工作、划分职责,更好对企业经济和财务工作进行管理,避免在工作时相互推卸责任、消极怠工的现象出现,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率,更好发展。
(三)加强工作人员自身素质的提高
人才是技术创新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决定着企业经济成效的高低甚至说决定着企业的未来。所以应该把对人才的培养重视起来，以下几方面是主要措施：第一，加强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联系，保证人才的来源稳定，以各种渠道吸引人才，给予其优厚的待遇；第二，建立多个专门的人才培训和教育机构，聘请专业的人员对企业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和教育，使企业内部的学习氛围变得浓厚，同时为培训提供足够的费用，给予雄厚的资金支持；第三，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奖惩制度，以便于把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到最大程度。
(四)建立健全财务的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的财务监督机制是当务之急。企业内部的各个机构、各个人员应该把财务工作重视起来，发挥和实现资金的最大功效。作为公司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固定资产需要受到高度重视，企业有必要设置能力较高的人员进行管理，这样一来，就可以和会计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此外，企业的内控制度需要得到明确，对各项工作要有明确、细致的分工，加强信息安全性的保障，促进企业的良好与健康发展。
（五）加强技术创新的市场化观念。
在摸清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心理的基础上研究与开发出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就能够使得企业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依靠技术创新实现可观的收入，在激烈的竞争中更加稳定的立足市场。所以，企业必须加强技术创新，做到技术的市场化，做到为了市场、为了消费者而进行技术创新。企业要想走科技创新的道路，必须把这种市场观念作为必备观念和知道理论。
三、结语
关键词：市场经济伦理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中国经济改革在经济增长层面的成绩为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依据，但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的加剧也同样给质疑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人提供了理由。
从康德式的绝对道德意义上看，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存在着固有的矛盾。普遍的看法是：市场的核心是追求效率和个人财富的最大化，而和谐社会强调社会财富在分配应该更趋于公平。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政策导向力图缩小因为人的自然禀赋差异或其他原因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实际上引发了对市场经济的若干诘问。除了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提出质疑外，对市场经济最有力的批判武器来自于伦理层面。认为市场经济的逐利本质必然导致人们私欲膨胀，道德沦丧，进而引发社会不公。简言之，功利主义的市场经济与人类追求社会和谐与公平的精神是相悖的。市场经济可以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而不能解决社会发展问题。
接下来更深层次的问题便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究竟是实用主义或者工具化了的权宜之计？还是对市场经济这个人类社会“自发扩展的自由秩序”（哈耶克语）的充分认可与尊重？这个问题实际上最终归结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一种是从市场经济的“具象”出发来简单地定义市场经济，即市场经济是迄今被证明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经济运行方式。要发展经济，就必须采取市场经济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公平是经济增长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另一种是从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以及孕育市场经济的历史背景、思想文化基础等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读市场经济的内在精神实质。从而挖掘并承认市场经济的伦理价值。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摆脱在理论上长期陷入实用主义的尴尬。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与“现代”问题，其实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并不仅仅是指经济的发达程度。而作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所谓“现代”概念，与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可见把市场经济仅仅定位在“效率”的功利价值上是有失偏颇的。
就中国的传统与现实而论，单纯从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概念出发来讨论改革的是是非非难以说明问题；或者仅仅是在公共政策的取舍方面是更多地倾向于福利主义还是自由竞争（换一种表述：即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也难以为论证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西方长期存在的“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争论就其实践意义来说大多体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层面。“社群主义”更强调基于共同社会目标的共同价值，认为社会价值与个人的自由权利相比更具有优先权；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国家干预和注重社会福利与公平。根源于洛克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则把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出发来论述一切制度、规则和政策均应以确保个人自由权利的实现为最高宗旨。主张自由竞争，最大限度地减少以税收、补贴、福利等形式出现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行为。近年来，西方“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争论同样引发了中国学界的讨论。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出现这种争论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但必须注意到，西方所有关于“个人主义”与“福利主义”的分歧并不是基于对市场经济的肯定或者是怀疑。而是把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勿需讨论的先决条件。哈耶克，齐诺克等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自不必言，就是以关注贫困问题和弱势群体而著名的阿玛蒂亚·森以及建构社会正义学说的约翰·罗尔斯事实上都被视为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阿玛蒂亚·森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从来不吝赞美之词。由此看来，“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主义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因为在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的问题上，两者并不存在根本的政治哲学分歧。相反，他们把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以及经过长期市场实践所形成的一切规则（包括成文的法律与人们自觉自愿遵循的潜规则）看做是与人类普遍价值准则相符合的社会秩序。
虽然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已经经历了三十年，但对于市场经济的认知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意识形态的争论姑且不论。从学理层面而言我认为仍不免失之浅显。最初的、至今仍然有一部份人所坚持的看法源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市场经济工具论，即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单纯的经济运行的机制和手段，也即是说市场经济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相对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剥削和罪恶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一种突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减少不必要的争论，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仅仅把市场经济看做价值中立的工具显然已经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例如，既然是工具，在不同的环境下使用的效果为什么会大相径庭？市场机制会出现失灵和扭曲？市场经济改革导致一定的贫富差距是可以预期的，但整个社会出现普遍的腐败和权利不平等现象却非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来看，避免和遏制公共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嵌入”而产生腐败以及重视国民在政治、经济权利方面的平等都是解决得比较好的，道理很简单，一旦权力对经济活动“嵌入”（而非规制）就破坏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国民的权利事实上不平等，市场就缺乏平等的竞争主体。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学原理。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另一个最为流行的理论是生产力水平决定论，（另一种表达是“初级阶段论”）认为中国之所以实行市场经济改革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当今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市场经济是通向更高层次社会经济形态不得不经历的阶段。至于生产力水平究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不再实行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会自然消亡）这也许是不得不留待后人回答的宏大理论命题。从现实的、实践的的意义上说，也还没有必要过早地陷入这样的争论。但必须看到，生产力决定论对市场经济的承认是有限度的。折射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依然刻有传统意识的印记，反映出某种“不得不”的矛盾的心态。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上述两种对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理由总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改革实践促使人们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思考，概括起来说，对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研究大致是从两个维度展开的，一是从“善”“恶”，“道德”或“不道德”的伦理层面来探讨市场经济。试图在道德的“利他”与功利的“利己”主义之间找到一条共通的桥梁。二是从市场经济所关联的政治、法律以及相关社会因素来探讨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其所要求的制度环境。这已经大大突破了市场经济工具论的束缚，把中国对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深入到了政治哲学和价值伦理的高度。而且从方法论的角度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唯理主义倾向。惟有此，方能在理论上说明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是逻辑自洽的同一体系。
二、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
市场经济产生和演变的过程清楚地说明：市场经济的出现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更不是人所固有的逐利动机的必然产物。马克斯·韦伯在考察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渊源时认为宗教革命之后的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说过：“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但“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①
马克斯·韦伯认为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中心问题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组织方式为特征的”。韦伯的分析无疑是深刻的，至少可以使我们避免仅仅从表面现象来粗浅地看待市场经济。因为人的理性是与生俱来的，不能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市场经济划等号。问题的关键是人的理性能否得到实现和怎样实现。资本主义（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产生之前）之前，普通平民百姓的理性是受到压抑的。在欧洲，教会、贵族和僧侣可以不劳而获，极尽奢华。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一方面是小部分人“理性”无限度的恶性膨胀，另一方面是广大民众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当市场经济使每个人都有可能自由地依据自己的理性去追求自身的利益时，却要去承担“唯利是图”的罪名，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无意否认市场经济的逐利性，暂且不论逐利的过程和结果还要受到一系列规则、制度和道德的约束和调整，从道德序列上讲，给不给人自由与给了人自由所产生的结果并不是一回事。孰轻孰重自然不难辨清。这里有必要顺便提一下，亚当·斯密认为给人自由的结果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功利主义大师边沁认为只要整个社会福利增长了，也就达到了善的目的。由于他们只注意到社会财富的总量而忽视了社会财富的分配而受到质疑。
从市场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市场经济产生于欧洲思想大解放和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时期，在此之前的欧洲大陆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剥夺了人最基本的权利，处于下层的广大民众没有基本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甚至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了理性至上和人本主义思想，把自由作为人类最高的，也是最终的价值追求。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和深化，启蒙运动从激情转向了冷峻。从张扬人性的口号式呐喊转向对社会、政治、法律和制度等问题的缜密思索。
任何人都有权力根据自己的判断去选择自我发展的道路，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牺牲他人幸福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但问题在于：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够达至这一目标的实现呢？在这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思想大解放的黄金时期，启蒙思想家们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产生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理论和思想。
可以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革命所奠定的思想文化基础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社会发展走向，市场经济是不可能产生的。市场经济正是秉承了文艺复兴和倡导的人本、理性和自由的基本价值观念。经济活动是保证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缺乏经济自由，其他的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经济自由是自由价值序列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也就是说，从价值哲学的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体现人类最终价值追求的“善”的经济制度。这是它最为重要的价值意义，其次才是它的功利作用。由于经济学主要注重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作用，久而久之，人们反而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其他重要价值之所在。
然而，人所应该拥有的自由和权利并不是通过空洞的口号就可以轻易地获得的，经济自由需要相应的民主制度作为保证。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使人们看到了获得自由和权利的途径，但并不能保证这样的自由和权利最终得以实现。因为人们只有生活在民众拥有广泛民利的制度下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权利。政治上的专制完全可以侵害到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来说，经济自由固然是自由的组成部分，但经济自由仅仅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他甚至列举了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和西班牙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而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专制的例子来说明市场经济与政治状态并没有逻辑上的关联性。弗里德曼事实上并没有深究上述国家的全部事实，二战之前日本和德国为了准备发动战争的资源，对经济的统制，尤其是对其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经济部门的扶持和干预是非常厉害的。其所谓的市场经济值得怀疑。正由于如此，我们有理由进行规范性地判断：世界上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民主下的市场经济，这是好的市场经济，另外还可能存在另一种坏的伪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与政治状态又具有实质上的联系。这就提醒我们，研究社会转型时期的市场经济，重要的也许不是市场经济本身，而是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
摘要:文章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交换理论的研究、关于产品实现理论的研究和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理论的研究,指出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市场营销交换竞争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1999年,马克思被英国BBC评为“千年伟人”。作为一代伟人,马克思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体。马克思经济学有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更加明确地是指马克思本人在其有生之年确立的经济学基本范畴、方法和结构的总和。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不仅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为我们留下珍贵遗产,而且还形成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这对市场营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马克思关于交换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对交换做了较多的阐述。马克思指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这表明马克思对分工有足够的认识,因为分工的不同产生了交换。在存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是可能产品向现实产品转化的基本途径。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个人关系而生产的。”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对交换的重视,因为交换是经济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物与物或通过货币为媒介的物与物的交换,都是劳动交换。而交换是市场营销的核心内容。马克思还指出:“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商品生产商和经销商,都是为他人需要而生产和经销商品的,都要通过交换实现价值增值和经营目的,以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实现。
二、马克思关于产品实现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产品必须满足市场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这表明,只有消费才能使产品最后完成,才能使潜在产品或可能产品变成现实产品,这个过程是一个由商品变货币的过程。马克思的论述指出了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必须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调研,根据消费者需求来设计产品,组织产品生产,这样才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也为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指明了方向,使人类社会做到可持续发展。马克思还指出:“要生产商品,它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所阐述的使用价值,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是否有用,商品质量好坏,而是产品的整体概念———消费者购买产品所追求的利益(核心产品)、产品的物质形态(形式产品)、消费者得到的销售服务与保障(附加产品)、消费者在购买该产品时期望得到的与产品密切相关的一整套属性和条件(期望产品)以及消费者购买产品包括所有附加产品在内的可发展成为未来最终产品的潜在状态的产品(潜在产品)。也就是说,生产者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还要生产满足市场需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实际就是市场营销观念的问题。即生产者要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安排产品的生产,合理配置企业的资源。只有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才有可能使生产的产品具有一定的价值,进而实现其价值。
三、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理论
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马克思的论述表明,竞争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要有适当的竞争。马克思还指出:“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强调了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迟早会被淘汰。在市场经济中,没有竞争也就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调控经济运行过程只有在竞争前提下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基本制度原则。竞争本质上体现的是竞争者相互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这表明,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相对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而言的。今天你生产的产品能比竞争者的产品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明天可能竞争者生产出了更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这样,你生产的产品就被排挤掉了;再有,企业本身的资源也在发生变化,今天的资源生产的产品,明天可能就被新材料、新技术生产的产品所淘汰。值得指出的是,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会引起消费者消费倾向的变化,从而引起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由此,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要使产品符合日益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就必须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的需要,不断进行市场创新,产品创新。综上所述,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论述,对准确理解市场营销理论,唤起企业、政府对市场营销理论的研究与重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市场营销”这个术语,但他对市场营销理论的认识,对其重要性的阐述,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是创立市场营销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
2.杨春峰.《资本论》选编[M].人民出版社,1997
3.丁桂兰.中国企业营销管理创新研究[M].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
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形成
实现科学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重要战略指针。一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原则、方式和要求，一个是经济运行的体制和机制，实质是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前者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后者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动力，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科学发展要求实现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主要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并涉及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要靠生产力的提升带动社会全面发展，推动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而生产关系的完善，则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强大动力。
科学发展观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他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完整地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五个统筹”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的重要任务和重要途径。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把握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这表明，科学发展观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科学发展提供保障
同志指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这表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平台和体制保障。
社会生产力发展既是市场经济发育的基础，又以后者的发育程度为动力。一方面，社会分工和供求关系通过市场相联接；另一方面，市场竞争形成优胜劣汰机制，价格信号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形成巨大合力，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而市场经济一旦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便会走上新的轨道，使两种优势在更高层次上耦合，迸发出更大的活力。我国近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这种体制的优越性，证明了只有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科学发展观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市场经济也存在缺陷和“失灵”，因而政府引导和市场手段的有机统一和综合运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升华，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科学发展观规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宗旨，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强调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科学发展观坚持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不断完善宏观调控。“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就是要协调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发展已取得巨大成绩。首先，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体系基本确立。1980年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合寨大队果作村、罗城县冲湾村诞生了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雏形。1982年12月，国家将村民委员会写进了新宪法的第一百一十一条，村民委员会第一次在中国以宪法的形式被规定下来。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镇政府的通知》中，对建立村委会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开始起草于1984年，并在1987年的六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三次会议上通过，最终于1988年6月1日开始生效，在全国范围内试行。从1989年9月开始，村民自治的法律规范进一步具体化：先后有25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办法》，有6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1989—1998年村民自治始终处于试行阶段。直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村民自治试行进入尾声，从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立法修订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这一年是1998年4月。同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了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同日公布了由国家主席签署的第9号国家主席令，并于公布之日起生效。2010年10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其次，纵观全国各省，村民自治组织普遍建立，村级各项规章制度也更健全，并且创造出许多可在全国推广的典型经验。在民主管理方式方面，如山东省莱西市的“莱西经验”，也就是莱西村级组织建设“三配套”经验，即以党组织建设为核心，搞好村级组织配套建设；以村民自治为基础，搞好民主政治配套建设；以集体经济为依托，搞好社会化服务配套建设。民主监督制度方面，如河北省藁城市实行于1989年的“八公开一参与一监督”制度。
（二）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村民自治目前已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不可否认现实中还存在突出的问题，广东乌坎事件就是一个集中的反映。剖析乌坎事件，可以发现当前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发展中带有共性的基本矛盾。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民主素质等各方面的素质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其整体素质仍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既有的民主素质距离实现村民自治还存在差距。村民民主意识淡薄，在缺乏民主监督和有效协商的前提下，村务管理存在专断、专制等违反民主精神的做法。村民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并不仅仅是意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问题，它反映出村民在村民自治制度实践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及其主体性的发挥。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它体现的是农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水平。民主意识与管理社会的能力互为表里，民主精神与社会治理方式内在统一。研究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民主意识与民主精神淡薄的根源，应深入到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等问题之中，研究它的物质根源。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培养村民民主意识过程中的作用
农村经济与村民自治具有正相关的关系，村民选举的民主程度、村务决策的民主程度以及民主管理和监督的程度都取决于农村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而村民自治的发展水平又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高水平的村民自治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持续推进的作用。总之，农村经济的发展程度与村民自治运转的健康状况休戚相关。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塑造村民主体精神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经济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公民主体精神的培养和形成。在市场经济中，每个消费者、生产者或销售者都是相互独立的，每一个人都是市场的主体，平等自愿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政府对企业的经营策略一般不直接干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都由企业按照自己的营业目标，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和市场的供求情况来决定。生产和消费的独立决策有助于培养具有自主性的人格主体，而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人正是民主发展所需要的，正是村民自治得以开展的前提。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人才将在村务治理中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以及相互之间法权关系，能积极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捍卫自己的权利，从而对专断和专制形成制约。反观乌坎事件，在乌坎村土地转让或买卖的事情上，拥有土地使用权的乌坎村村民理应有知情权、谈判权和议价权。但是因为市场经济的个体精神和平等原则还没能被大部分村民所熟知，村民对自己的权利不明晰、不坚定，直到村里大量土地被转卖后才“幡然醒悟”，去找村干部理论，以极端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村民形成法权意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固有地域的界限，它的开放性使人从狭隘的地域中走出来，使人成为具有开阔视野的人。因为市场经济的开放性表明市场并不是封闭的，全国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并同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种世界环境之下，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的视野都会变得越来越开阔。在村民自治中，村民对自身、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就有了更加全面的本质的认识，这些都有利于村民政治素质的提高，从而有利于村民知政、议政和参政。反观乌坎村，村民之所以一开始没能制止村干部私下转卖村里土地的行为，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明确集体与个人权利与义务的界限。乌坎村的村民一致认为，村干部作为村民代表有权利决定村里的大小事务。而且，没能正确认识自己与村干部在土地产权归属中所充当的角色。一旦产权模糊，就很容易出现侵权行为，买卖双方的经济活动就不能正常开展。在乌坎事件中，村干部未经村民的许可就私下转卖村里的土地，最终引起了公愤，引发了冲突。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再次对该法进行了修订完善，使其更加符合当时农村改革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励村民培养民主能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使参与者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竞争，能使人告别惰性心理，成为具有奋发进取精神的人，因为一旦懒惰且逡逾不前就会被同一领域的竞争对手乘虚而入，踢出交易市场。具有积极进取和奋发向前精神的人，是任何性质的民主政治得以产生、发展和巩固的重要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人民群众去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管理知识，从而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能够造就村民的管理能力，为他们参与国家和村级事务管理创造条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我国，农民孱弱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不堪一击”。解决农村社会治理难题归根到底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充分发挥农民、农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作用，使其成为法权的主体。只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稳步前进，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三、合作化经营与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关系
（一）传统家庭式经营的弊端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家庭式经营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传统家庭经营囿于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生产经营，还未根本突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农民商品经济观念淡薄，协作式生产尚未充分发育，市场信息不畅，农民很难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生产处于盲目状态，传统的家庭式经营与市场经济已格格不入。传统家庭式经营存在的弊端，在2009年开始的农产品的接力涨价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等网络流行词也在当时“风靡一时”。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表面上看是供给与需求的失衡，实则却是产销严重脱节带来的必然结果。广大农民总是处于农产品供需链条的最底端，由于他们仍实行传统的家庭式经营模式，很难及时获得准确的需求信息和科学的分析指导，只是凭借经验和不完整的信息碎片，决定生产的品种和数量，这种粗放的决策系统很容易导致“行情好时一哄而上，行情差时一哄而下”的局面，由此农产品频现“过山车”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此看来，要改变目前农村经济的不景气状况，提升农村经济的竞争力，首要解决的就是发展规模经济，提高农民的定价、议价地位，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针对此情况，最行之有效的改革办法就是转变农村经济的经营方式，变传统的家庭式经营为合作经济，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二）综合农协在解决村民自治困境中的作用
纵观全国，已经有诸多地区成立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并逐渐显现出它在增强农民经济实力方面的优势。在市场经济的全球大背景之下，合作经济是经济领域中的主流模式。只有合作经济才更具竞争力。特别是在农村，农民由于文化水平等方面的限制，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很差，只有走合作化经济道路，才能及时了解市场行情，依据市场来决定农产品的生产情况。“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联结土地与市场的纽带；是联结政府与农民的桥梁；是链结和组织松散农户的链条。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化程度越高，农民利益越能得到保护，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越强，产业结构调整越能合理化，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越快。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能缩小城乡差别，推进城乡一体化，能培育壮大工业，促进农业工业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农民组织形式创新，能促进农村和管理体制改革，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村民自治问题究其根本就是经济发展落后的问题，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好经济基础问题，调动一切力量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从而为村民自治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就是我国在这一问题解决方式上的勇敢探索。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山西蒲韩乡村效仿东亚地区，并结合地方特点探索出来的蒲韩乡村的综合农协。
综合农协20世纪诞生于日本，进而迅速推广到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亚其他地区，是集购销、信用、加工商业、农技推广、文化教育、福利事业等为一体的多类型综合服务的基层农民组织。综合农协的基本成员由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组成，它的地域覆盖到乡镇，最重要的是它具有改善农村经济萧条现状的运行基础———互助合作。虽然东亚地区与我国大陆地区在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较之于欧美大农户组织专业农协私法社团的经验更适合中国。实践出真知，综合农协在山西永济市蒲韩乡村社区实践中取得了成功。蒲韩乡村社区已经成为拥有大宗农产品运销、有机农业种植和技术推广、农资购买和消费品购销、手工艺品生产与销售、信用合作，以及老年服务、健康服务、垃圾处理、社区教育、农耕文化等多种功能齐备的综合性的“三农”协会。这个协会做到了农民共富、利益共享、城乡合作、社区稳定有序，而这正是我国破解“三农”难题所期望的主要目标。
综合农协之所以能极大地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是由于在综合农协中，农民都处在一个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关系网络中。这样一种农协治理结构兼顾了公平与效率，以相当低的决策成本实现了以自愿为基础的集体决策。另外，由于农协处于乡镇社区，与村委会不在一个层次，与几十个村的村委打交道，东方不亮西方还亮，在竞争性的农协社区组织工作中，找到了一种能够化解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并得到乡、县两级政府支持的机制。如果将综合农协模式推广到广东乌坎，那么乌坎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可以避免。现阶段我国村民自治出现困境，主要就是因为农民民主精神的缺乏。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更好地培养农民的主体意识，而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农协可谓“当仁不让”。
当然，除了通过综合农协大力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外，还要提高农民的思想认识，改革农村的管理模式。一方面，加大对村民进行教育培训的力度。作为国家，应增加资金等投入，大力推进“送书下乡”“宽带下乡”等工程，逐渐使村民认识到争取、捍卫自己合法权益的重要性，从而为村民自治筑起一道坚固的监督之墙。另一方面，理顺宗族势力、“大姓”家族与村委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政府，应适时采取法律、行政等手段摆脱宗族势力与“大姓”家族的操纵，并完善相关法律，明确“两委”关系与职责权限。对此，黄海说：“两者的部分内容交错重叠是造成两委职权冲突的根本原因，因此，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才是解决两委紧张关系的治本之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旨在用程序保障村民自治，即实行细致而又公正的民主程序。
四、总结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掀起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政府再造、政府管理创新成为一段时期内各国政界、学界乃至社会各界所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显着的成效,政府管理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和任务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为政府管理创新提供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背景,然而我国的政府管理创新并非一帆风顺,在管理创新的重点、方向、步骤和目标的选择上,表现出敏感性和复杂性。因此,有必要对政府管理创新的原则进行分析。
一、政府管理创新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政府管理创新是指由于行政环境、行政任务的变化引起的行政职能、行政方式、行政作风、政府政策法规、行政体制等各方面的一系列新变化〔1]。从总体和一般的角度来考察,政治、经济体系的运行逻辑是,经济上的每一点相对重大的变化都可能改变政治运行状态乃至改变政治运行规则,而政治上的这种良性回应也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的不断调整和改革,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在经历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历史阶段之后,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确立到完善在探索中朝着成熟的目标不断迈进。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决定了政府管理必须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管制运行状态中解脱出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对接,建立服务市场主体的亲市场的现代政府,而市场经济本身也给政府管理创新提供了压力和启发。其实,综观当前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府改革,莫不是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回应,同时也无不广泛借鉴了市场经济的诸多原则和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我国的政府管理创新同样是以市场经济的深人为逻辑起点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建立市场制度,而政府管理创新是建立市场制度的关键。从管理创新的总体趋势来看,削弱管理职能,加强服务职能是一个大方向和总体目标。政府管理创新在于:首先,保证市场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是,市场机制不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能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很好地坚持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和走共同富裕之路。因此,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在市场经济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方向,这也是社会主义政府管理创新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从理论上讲,政府和市场作为两种基本的制度安排,各有利弊。市场与政府之间的选择并非是一个在完善与不完善之间的选择,而是在不完善的程度和类型之间、在缺陷的程度和类型之间的选择。在许多情况中,它们可能仅仅是一个在不合意和无法容忍之间的选择【2]。从实践上看,尽管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所选择的政府与市场的结合点是不同的,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绝大多数成功的发展范例,不论是近期的还是历史上的,都是政府与市场形成合作关系从而纠正市场失灵而不是取代市场[3]。基于对政府与市场二者缺陷的理性认识, 理智的选择不是追求完善的市场机制或者完善的市场干预,只能是在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政府之间,构建一种有效的协调机制,寻求政府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 以实现政府与市场二元机制的最优结合。
其次,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更好促进社会公平分配和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沛场机制自发调节收人分配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由于市场的作用和人们对利润的疯狂追逐,必然引起收六分配严重不公平。只有通过政府的调控作用才能维扩劳动者正当的劳动收人,规范不正当经营或过高的}!润收人,从而促进收人分配公平化。同时,市场经济旷发展,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不可避免地引起经济波动,出现周期性的衰退或高涨,甚至产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实现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国家职能一项繁重的任务,在稳定经济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建立有效的制度,引导资源配置,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可以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和稳定金融秩序,减少资本市场过度投机,减少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克服经济发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
最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利于我国政府职能的实现。由于市场失灵和市场有效之间,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并非截然对立,并且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私之间的界限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就增加了界定政府职能的难度。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我国政府必须把市场经济国家经过几百年建立和不断发展完善、政府分阶段完成的各种职能集中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就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的特殊性和艰巨性。这种特殊性和艰巨性要求政府一并执行和实现多重职能:(1)创造有效率的良好市场环境;(2)为市场提供必要的规则和制度框架,维护市场竞争性和规则性;(3)驾驭市场化进程,纠正市场失灵和弥补市场缺陷,着力培育市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4)提高政府的有效性,加强宏观调控,适度干预经济;(5)解决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大量问题,尤其是清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弊端;(6)解决转轨国家普遍面临的转轨性衰退问题,并促进宏观经济的增长与稳定;(7)完成十分艰巨的经济结构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任务等仁。
二、政府管理创新要以提高政府效能,促进社会进步和协调发展为限度
政府管理工作的核心是效率问题。行政效率是在保证政府管理活动目标方向的正确以及有益成果的前提下,行政活动的产出与投人之间的比率。各国政府改革的事实一再证明,政府管理和其他任何管理一样,都始终是以提高效率为基本诉求的。效率是现代政府管理的生命线,也是现代管理的主要目标,效率是创新的内在要求。效能是在效率既有含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引进效益成本收益和投人产出等分析工具而逐渐明晰的概念,它强调效率,同时也重视结果,注重绩效,以能否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作为衡量行政效能的标志。长期以来,我国会级政府始终存在着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弊端,这不右造成公共管理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严重削弱了名级政府的公信力。一般来说,政府和市场相比,由于本身所固有的公共性以及在产权等方面的模糊性,它仄生不具备提高效能的强烈的内在需求,因而效能问匙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普遍性难题。当前西方各国的鲜府改革无不以改善效率提高效能为其目标,正是基于效率问题上的考虑,它们才广泛引进在这一问题处理得相对较好的市场经济的诸多经验和方法。毫无知问,进人经济全球化时代以后,灵敏高效的政府管理既是回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也是判断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这就要求我国政府一方面要构筑一个分工合作、互相协调、合理布局、相互}!衡的政府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在运作时讲究 成本收益分析,使每一个政府部门和人员的职、责、权、利高度统一,从而达到投人产出的高效。否则,一个低效的政府不仅会影响其自身的投人产出之比,而且还必然会带来其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低效,妨碍全球化关于高效利用国际社会资源,创造更多社会财富这一目标的实现。同时,行政系统的最大效率不是局部效率的最大化,而是取决于其决定各个局部组成整体效率的最大化。因此,政府管理创新必须围绕着整体效能进行。行政管理系统是一个社会有机整体,其整体与局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局部不能脱离整体而单独存在,更不能完全离开整体联系而发挥作用,一旦整体方向失误或整合力丧失,局部就会陷人困境、混乱与内耗,必然会影响整体效率;另一方面,局部又是具有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它是整体的基础。整体的效率取决于局部的效率,如果局部处于消极、迟滞、懈怠状态,整体就会失去生机;如果局部出现与整体相分离与对立状态,整体就会发生灾难。因此,要提高行政系统的整体效率,必须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矛盾关系,这正是行政管理创新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判断政府管理创新重要性的标准,评价行政管理创新意义的尺度,不是行政系统本身的优劣,也不是行政系统整体效率的高低,更不是对某些人或社会集团带来利益的大小,而是应把着眼点放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方面。不仅要看行政管理创新是否提高了行政系统的整体效率,而且更重要的要看行政管理创新是否推动了社会全面进步,是否提高了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行政管理创新的最大价值应该是对社会大系统的积极影响。
三、政府管理创新要以保持社会稳定为限度
政府管理创新需要有一个也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如果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意味着改革进程的中断,意味着改革成果的丧失。因此,如何保持管理创新中的社会稳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稳定不仅意味着社会各领域中各种关系的相互平衡和相互协调,还关系着人们心理的安全性。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持续稳定的发展,中国社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实践证明,没有社会稳定,就不可能出现现代化建设的大好局面。改革和发展顺利进行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保持社会的稳定,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知识经济;财务管理目标;综合经济利益;有效增加值
一、科学发展观对财务管理目标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当代人和后代人）；“全面”就是要着眼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协调”就是各方面发展要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均衡发展；“可持续”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既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又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经济—生态—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企业应该成为一个多重投入、多重身份、多重产出、多重补偿、多重目标的复合系统。科学发展观传统企业管理理论提出了挑战，也进一步对财务管理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
（1）对财务目标核心利益的要求。科学发展观条件下，投资者、债权人仍然主要以货币资本、物力资本投入企业；劳动者和管理者以人力资本等知识资本投入企业；顾客、媒体、政府、供应商等以社会资本投入企业；生态环境、自然等非人类物种以生态资本投入企业。所以，企业更表现为多元主体的利益综合体。所以知识经济要求企业从传统的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的财务管理目标转向以多元主体利益共同发展的财务管理目标。
（2）对财务目标维度的要求。科学发展观条件下，企业间、企业与社会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频繁，信息共享、知识共享、虚拟企业等竞争与合作高度渗透的经营方式逐渐成为重要经营方式。同时，企业的生产经营始终处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之中，企业财务管理不仅要着眼内部，而且要面向社会。（3）对财务目标功能的要求。科学发展条件下，各利益主体的地位趋于平等，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如何在各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分配将成为财务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一定成果条件下，促进均衡分配，保证利益主体对生产成果的效用最大化，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将成为财务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
二、科学发展观条件下的财务管理核心目标
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管理目标在价值角度的再现，应与企业目标相一致。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综合利益最大化应成为财务管理的核心目标，这是各利益主体地位平等化、企业发展持久化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现代企业是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项合约，这些相关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经营者、员工、国家、社会公众以及资源和环境，他们既是合作者，又是利益的矛盾对立者。投资者和债权人预付货币资本或实物资本，经营者和员工预付人力资本，国家预付国有资本和政策资本，社会公众、资源和环境预付生态资本等。这些资本预付者的共同目标是获利，获得应得的资本报酬。投资者投资于企业是希望获得资本增值；债权人借钱给企业是希望获得利息和租金；国家支持企业是希望国有资本增值和征取税收，发展国家经济；经营者和员工服务于企业是为了获得人力资本收益和劳动报酬；社会公众关注并支持企业是希望企业能为他们提供物品和劳务，带来一个繁荣、良好的社会环境等；环境和后代人期望企业能够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从经济学角度看，投资者、债权人、国家，经营者、员工是并列的经济主体，其经济利益是同质的，所不同的仅仅是建立的契约形式不同。
所以，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利益要求的源头看，企业所追求的不是单一利益，而是综合利益，这种综合利益是各种形式的经济利益之间通过冲突与协调、对立与统一的矛盾运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更广泛的角度看，综合经济利益是多层次、多形式的经济利益的“耦合”。首先，综合利益是客体利益、主体利益、时间利益、过程利益的“耦合”；其次，从各种利益的内部结构看，主体经济利益是投资者利益、债权者利益、经营者利益、员工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的“耦合”；客体利益是从利益的内容上来看的，利益的内容是经济利益、生态利益、社会利益的“耦合”；时间经济利益是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的“耦合”；过程经济利益是资金筹集利益、资金使用利益、收益分配利益的“耦合”。这种多层次系统性综合结构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优化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于节约资源，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三、财务管理具体目标
综合经济利益的表现形式在不同阶段可以有所不同，其具体表现形式取决于不同时期的客观经济环境。但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要实现综合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有两点是必须的：（1）企业新增价值的最大化是综合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源泉；（2）新增价值的分配均衡化是综合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所以，综合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财务管理的根本目标，新增价值最大化和增值分配均衡化是财务管理的直接目标。具体地说，财务管理目标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1、增加值
增加值是表现企业新增价值的经济范畴，从价值构成上看，即V+M，它是投资人、债权人、国家，经营者、员工等主体的利益源泉和基本保障。企业只有不断提高增加值，才能不断创造更多的有效社会财富，才能有足够的新增价值供利益相关者进行分配。该目标要求财务管理要深入分析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关系；努力降低中间消耗；积极发挥科学技术和知识在经济中的“第一生产力”作用，提高生产率；科学有效地进行知识资产和货币资产、物力资产的管理；积极稳妥地扩大生产，不断改善产品结构，扩大市场销售。超级秘书网
2、利润总额
在增加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扣除人工成本，即V，则形成企业利润总额。利润总额表现了企业为投资者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投资者赖以分配的基础。
3、经济附加值（EVA）
利润总额虽然已经扣除了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本费用，但仅仅扣除了制造成本，没有扣除资本成本，或者说只扣除了资本成本中的债务资本成本，即只扣除了一部分资本成本。所以，在利润的基础上进一步扣除资本成本后的余额更能体现企业的新增价值。即经济附加值（EVA）
经济附加值=息前息后利润-资本成本
4、生态附件值
其实企业除了利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外，还在利用社会资本和生态资本从事生产经营，有时，这些资本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因此，企业除了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行补偿以外，还必须对社会资本和生态资本进行补偿。在EVA的基础上进一步扣除企业应承担的生态成本和社会成本后，形成新的财务指标——生态附加值。
生态附加值=EVA-生态成本-社会成本
总之，科学发展观条件下，企业不能仅仅追求自身发展的经济利益，而且要追求整个价值链的共同利益，还要关注社会责任和生态利益。只有这样，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得以落实，企业才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持续的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温素彬．公司治理模式选择与理财目标创新[J]．经济问题，2002（10）：28-31
在当今社会环境中，企业的发展和进步与企业对市场环境的觉察力和敏锐性是有着必然联系的，企业管理工作的优化也需要新机制的引入。弹性管理与企业经济管理的结合就是对企业管理工作的一种创新和发展，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企业的发展，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从目前我国企业对弹性管理的运用来说，需要在各个环节上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升级，以便于更好的体现出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发展的空间。
(一)强化弹性管理理念的引入仅仅引入弹性管理方式不能够完全的促进企业管理工作的优化和升级，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要想获得更好的经济管理模式，取得经济管理工作的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好的发展，就必须结合目前我国企业的发展状况，在引进弹性管理模式的同时进行弹性管理理念的引入，以弹性管理理念为基础来体现出弹性管理工作的结合，这样能够更为充分的体现出弹性管理在我国企业经济管理中的运用，体现出市场经济环境下弹性管理的作用发挥。
(二)强化经济弹性管理的协调性弹性的管理模式对于任何一项管理工作来说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其为管理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这就要求企业的经济管理在多元化的条件下形成协调的管理模式。比如说弹性管理会出现弹性人事管理、弹性政策管理、弹性语言等等，经济的弹性管理可以把这些管理工作结合起来，体现出经济管理工作的不同方面的协调性，这样才能有效的帮助企业转危为安，更好的处理好经济管理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三)替身企业经济管理决策的有效性市场经济对于企业来说可谓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对市场经济所提供的资源运用的合理，则能够促进市场经济与企业的结合，体现出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作用，如果对市场经济所提供的资源利用不是十分得当，则会导致资源的缺失，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从目前我国企业的发展情况来看，企业要实现有效的经济弹性管理，就必须在更大层面来推动管理的弹性化，进行迅速的且有效的决策。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有效共享，使得整个市场环境显得更加的公平，正是基于这种公平性使得企业的在进行管理决策的时候更加要体现出有效性，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为有效的经济管理决策，使得资金流向其最为需要的地方。
(四)建立多元化的经济管理机制从目前我国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还是我国企业的产权结构来说，都是呈现出了一种单一化的特点，这种特点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从目前我国企业的发展情况来说，企业需要在监理多元化的经济管理机制的基础上来进行弹性经济管理，这样有助于企业更好的提升经济弹性管理运用的效率。首先，要体现出产权的多元化，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单一的产权结构不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企业要想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源，提升自身的资金融资能力就必须转变单一的产权结构，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其次，在企业的竞争方式上也要有所转变，结合目前企业的发展情况和企业的战略优势来建立多元化的竞争方式，尽可能的促进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市场竞争环境下，没有任何一个企业会因为自己的强大而独立的发展，要尽可能的建立好企业之间友好的竞争方式，形成良性的竞争模式，这样在企业进行弹性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就能够有所借鉴，提升企业经济管理的有效性，保证企业经济弹性管理工作得到良好的体现。
二、企业经济弹性管理的意义
从目前我国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来说，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并没有切实的突出和体现出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尤其随着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企业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和压力，其通过面临着来着国际环境中企业的竞争和压力，这种竞争压力和竞争模式使得企业必须从根本上进行自我的发展和创新，强化企业管理。此时，企业进行经济的弹性管理就是对企业管理的一种创新，其对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得以全面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弹性管理有利于企业提升竞争能力从目前市场经济环境来说，市场为各个企业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这种竞争环境也是相对自由的，竞争手段更是多样的，企业要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结合目前我国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自我的调整和改革，以便于更好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发展和升级。那么，从企业发展的本质来说，经济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经济实力的提升是企业竞争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通过经济弹性管理有效的促进了我国企业经济管理与灵活市场环境之间的沟通，在很大程度上是提升企业竞争实力和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
(二)弹性经济管理促进了企业成本的节约结合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与企业的发展和进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发展和进步却有着特殊性。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在有效节约成本的基础上获得最大利润。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显得过于固定化和过于的规范化，没有针对不同的企业行为进行不同程度的管理，这种管理工作过于的循规蹈矩，使得生产和管理工作都没有从根本上获得创新，甚至是不利于整个企业竞争力的提升。那么，在有效的空间内创造的无限的价值才是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所要追寻的。在企业经济管理中落实弹性管理有效的保证了管理的弹性化，使得经济管理工作能够结合不同的环境来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和规范，规避了过于单一的管理模式和过于固定的管理制度给企业造成的成本的浪费。
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信用是市场经济的枢纽,因此,探讨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信用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信用
这里讲的信用”,是以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广义信用。在市场经济中,信用集中、具体地体现在以资金为纽带的市场参与者的相互信任上。信用实现的程度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规范,社会扩大再生产就可以在正常、高效的基础上进行,反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扭曲,会波折重重。
信用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信用问题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各个角落。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参与者的信用关系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前提的有机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某些环节断裂,必然对整个网络产生连锁性的破坏,且这种破坏呈现放射性恶性扩张的特征。特别是信用网络中的某些重要环节如金融、大企业间的相互信用等出现问题,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就更为严重、影响波及面就更为广泛和深远,其实际破坏性要比表面上体现出来的大得多。
其次,信用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对社会道德水平发生影响,在一个信用水平不高的社会里,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水平都会扭曲,这就会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动摇;同时,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市场经济的保障水准,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靠法律作保障,而法律的威严只有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其行为负责任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自80年代初开始,我国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资金渐成风气,进入90年代后,债务拖欠的规模越来越大,牵进去的企业越来越多。至今,债务拖欠关涉到几乎所有企业,整个经济领域信用严重贬值。不良的信用导致不正常的经济和金融运作:银行作为结算中介,对企业相互间的信用监督逐渐失效;因企业间相互不信任而设置的结算障碍如现金交易、款到发货等使商品流通速度减慢;商业银行在社会信用水平过低的现实下只能苛求过高的信贷安全保障,如要求贷款的高抵押率、项目的低风险性等,使得社会资金供给总量萎缩,制约社会再生产规模的扩大等。现在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良信用正从根子上腐蚀着我们的国民经济。
二、中国市场经济中形成不良信用的三大原因
(一)重复建设导致大量企业出现支付危机
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的盲目导向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国的许多世界第一”就是明证:如彩电生产线的数量世界第一;汽车整车生产厂的数量世界第一;电冰箱厂家数量世界第一;摩托车厂的数量世界第一;高星级酒店的数量世界第一等。市场旺盛的短暂需求盲目引导了大量的重复建设,重复建设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业因其商品价值不能实现而面临淘汰。这些面临淘汰的企业,无例外地发生支付危机,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信用不良的发源地。
(二)企业集团不良信用成为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企业集团的组建,自8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戏之一。不可否认,企业集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织形式,在生产的集约化、产业的互补性、资金的集中使用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推动者就是按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等方式组织起来的企业集团。即使是现在,企业集团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依然发挥着骨干作用。西方国家企业集团的组建,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其是一种生产要素的自然组合。
我国企业集团的组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拉郎配”的产物,如早期自行车行业中“永久”集团、“凤凰”集团的组建,就是把生产同一类产品而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经营机制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的企业人为地拢在一堆,事实上成为一个松散的企业集团,这并非生产要素自然组合的结果,除了商标统一外,根本失去了企业集团资源优化组合的意义。遗憾的是,类似行为在我国风起云涌,呈不断蔓延之势。90年代以来,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加入了集团化改造的行列,企业集团”队伍更是空前膨胀。由于我国经济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较多,如对工商注册资本金的真实性无法实施有效监控;对企业集团并表核算的资产负债无权威机构去加以认定并负责;加上社会中介机构过多过滥而导致的不规范操作使企业资产的价值难以得到真实评定等,导致大量的企业集团空壳运行。貌似强大而实际虚化的集团”往往成为巨额融资的载体,集团在运行时其债务往往被架空,而一旦停止运行其债务就会落空。虚化的企业集团已成了吞食资金的黑洞,其不良信用是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三)泡沫经济逐渐破灭为不良信用火上浇油
我国企业的高负债经营恐怕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在我国生产型企业的营运资金中,负债要占到70%以上,流通型的企业则这一比例为80%以上。尤为突出的是负债基本上是银行贷款(近年来拖欠应付款已成为企业负债的重要部份,但归根结底,这一部份拖欠款又会主要转化为被拖欠企业的银行负债)。这样的资金结构,使我国市场经济对银行信贷的变动过度敏感。用银行贷款进行投资与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在投资主体对投资冲动的自我约束力度上是绝对不同的,拿来”的钱用起来总是“大手笔”!由于我们的市场靠信贷支撑,信贷一倾斜,市场就繁荣,反过来又需要更大的信贷投入去支撑这种繁荣,一旦这种繁荣畸型化,则大量的信贷资金就无法正常循环,社会信用就受到严重破坏。
近年来国际经济领域的例证和我国的实践,已充分证明靠高额信贷刺激和支撑的泡沫经济必然会逐渐破灭,进而导致大量的信用链断裂,最终对国民经济产生根本的破坏。1996年以来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近来已严重危及到号称世界经济强国的韩国、日本,并有演变成经济危机的迹象。有人将此次金融危机归罪于国际金融炒家的袭击,我认为这仅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事实上,卷入此次危机的国家均是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信贷扩张的高泡沫经济国家,泡沫经济表面上十分繁荣,在金融领域风平浪静的时候可以维持较长时期的兴旺发展,但过度依赖信贷的脆弱性,决定了其经受不起冲击,出问题、甚至发生危机只是迟早的事!
欧美国家对这个问题认识得较早,解决得较好,这些国家的企业,其营运资金中绝大部份是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只占其总资金运用额的15%左右,无论是单个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整体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都是比较高的。这些国家市场经济的运作基本建立在平实的基础上,尽管发展速度可能没有搞泡沫经济的国家快,但安全性、稳定性、可持续发展性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三、重整信用、再理市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要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待理之事千头万绪,但首先要牢牢抓住信用”这个纲。在目前信用水平严重滑坡的现实下,重整信用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一)由国家出面,大规模重整国有企业的信用。
国有企业现在最头痛的问题莫过于资金不足、负债过重,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并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偿付能力不足而互相拖欠货款并引起链状反应;负债过重使企业难于进行扩大再生产而导致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大量职工下岗;无力进行新投资促进产品上档次导致竞争力下降、逐渐被市场淘汰等等。国有企业形成今天这样的困难局面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过多地对此进行探究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正视现实并寻求解决办法。国家有关部门近来准备采取三项重大措施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困难问题:一是通过税收上照顾以增强企业积累能力;二是对原来拨改贷”的资金逐渐转化为国家对企业的投资以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三是对企业的债务委托专门机构托管以助企业解脱债务包袱。我认为前两条确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且立竿见影,后一条其利弊有待实践检验。这些措施的实施,为重理企业信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国家应委托或组织专门的机构,将企业从上述优惠条款中得到的资金优先用于解开信用上的死结。从一时一事或单个企业看此举可能收效不明显,但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效果会逐渐从根本上体现出来。
(二)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应抓住牛鼻子——统借统还。
企业集团之间、企业集团与其它企业之间、企业集团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拖欠一般来说数额较大,实际债权债务关系有相当多的部份不明确。这里仅举一例:一个企业集团包括集团总部在内的多家成员单位,若都由集团作担保,或这些成员企业之间相互担保,在多家金融机构贷款,这个集团就很容易获得巨额资金。集团内部通过资金调度以后,往往会出现借钱的不用钱,用钱的不借钱,或以张三名义欠的债,而实际债务人却是李四。一旦发生信用危机,一是资金额过大难于清偿,二是债权债务关系错综复杂,难于找出头绪。近年来许多企业集团空心化动作,大量的资金金蝉脱壳,债务甩给一个空壳集团,给社会留下巨大的信用不良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大型企业集团一般来说资信情况较好,有一个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借鉴:这些国家的大型企业集团在融资上一般都由集团统筹,纵使有的下属公司直接对外融资,其集团也实实在在地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保证资格在实有资产担保能力范围内,企业融资保证能力的真伪由社会中介机构评判并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很少有大规模诈取或套取资金的情况发生。我国有必要迅速、及时地建立企业集团融资的有效监控机制,这个机制的牛鼻子就是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手段可硬一点。对企业集团融资实行集中管理一刀切,这样,一则便于融资对象对企业集团的实力进行把握,二则也便于企业集团加强内部管理,强化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现代企业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实质上是以资金为纽带的),有效制约住盲目的投资扩张欲望。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企业的经营活力受到一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受到一定制约,但减小了泡沫经济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更有实际意义,通过整顿集团信用而促使社会信用状况好转,对理顺市场关系、规范市场行为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加强宏观调控,尽量减少重复建设。
中国最大的腐败是什么?我认为是盲目的重复建设。一个大的投资决策失误,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投资就可能付诸东流,而最终往往连基本责任人都找不到,这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教训!投资失误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破坏社会信用,因此、加强宏观调控,减小投资失误是重整信用、再理市场的重中之重。
经常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国家调控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其实,无论哪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宏观调控手段和机制都是有力和成熟的。我国现阶段不是宏观调控过头了,而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太小!可以肯定,在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市场经济的盲目调节行为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国家只有不断加强宏观调控力量,特别是通过必要的行政手段和金融调控手段,将市场盲目调节的危害尽可能降低,才能从源头上制约不良信用的扩张。
(四)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守信氛围。
建立有效的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守信氛围,是解决不良信用问题的治本工程。
现达国家普遍重视信用形象,而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在那些国家里,一个企业、一个公民,若信用形象不良,会遭到社会的唾弃,并很难再有发展机会。这就使得信用问题几乎受到每一个人的珍视。企业是由人管理的,企业的信用问题,根本上还是人的信用问题。长期以来,因科技水平所限,我国经济领域信息闭塞,一些信誉扫地的企业法人和个人,往往骗了东家骗西家,一路得逞。随着电子计算机在经济领域应用的大规模推广,信息的传递、调阅已经相当简易,但我国经济领域的信用问题,却依然相当严重,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信息网络大多自成体系,这就为信息资源的共享设置了障碍。以银行为例,我国每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均自成一体,各地方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又自成体系,这样,在本系统范围内对往来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形象还勉强可以把握,但跨系统的信息就无从得知了,一些信用不良的法人和个人照样可以在各个金融系统之间游刃有余地行骗。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迫切需要在全社会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信用氛围。此事应该由国家成立专门的权威机构来管理,也可主要依托金融系统来进行,原因有三:
1、成熟的技术手段。金融系统经过十多年的电子化建设,计算机的普及程度已相当高,只需要由人民银行出面筹建统一的电子管理网络,就可以实现金融系统间的信息资源共享。
2、良好的管理基础。金融机构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管理最为严密、最为细致的部门之一,人员的整体素质较高,资料的完备性较好,凡往来法人及个人的业务资料,均有很长的保存期。这就为建立信用形象档案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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