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责任会计；无过错责任；操作风险管理；平衡记分卡；两面神思维
“我们的尊严，祖国的尊严，都要求我们进行英勇顽强的奋斗。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将感到羞愧，并将为全世界所不齿。……全国同胞都注视着我们，如果我们有幸为他们效劳，将他们从企图加于他们的暴政中解救出来，我们将受到他们的祝福和赞颂”。这是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的一次对部队的演说，也是对本文提出的社会责任风险的最好注释。
从管理角度看，一次战争可以作为一个过程，一个项目，其成败就涉及操作风险管理。但若把它放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视角下去对待，则可以称之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现代西方管理的盲点是只注重管理他人，不注重管理自己。当前国内连续出现的许多重大事故，大都是相关人员在利益面前只顾自己，没有从心本管理上对自己的社会责任风险进行考虑。
本文首先介绍来自会计理论中的社会责任会计。虽然人们所强调的是短期的投入，长远的收益，但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关系；然后我们介绍风险社会及现代企业风险管理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责任风险的概念；在将社会责任风险与操作风险管理、平衡记分卡进行比较后，给出本文的结论。
一、会计理论中社会责任会计
社会责任会计产生的理论背景：传统会计信息将企业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来处理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种资料，所反映的只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内部成本”和“内部收益”，无法反映企业各种活动所带来的社会效应，以及企业在环境保护等方面对社会的贡献。社会责任会计正是为了克服传统会计信息在此方面的缺点而对传统会计信息进行拓展，使其既能反映会计主体之间的交易，又能反映会计主体和社会之间的交易。
社会责任标准：SA8000是社会责任管理体系（SocialAccountability8000）的简写，是国际上规范企业道德行为和社会责任的一种标准。该体系以保护劳动环境、条件和劳工权利等为主要内容，要求企业在童工、强制劳动、健康与安全、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利、歧视、惩戒性措施、工作时间、报酬和管理体系等9个方面要满足一致条件。
在社会效益方面，如质量效益等方面。由于质量提高，一方面直接影响企业利润，另一方面也产生了间接效益。间接效益计量可以用以下方法：假定标准质量水平的使用价值的质量系数为1，而超过标准质量的质量系数＞1；反之低于标准质量的质量系数＜1。则：质量因素影响的效益＝企业产品实现效益€祝ㄖ柿肯凳?）。在社会成本方面，如社会人工成本和社会管理成本等。企业需要人才，社会却为培养这部分人才支付了大量费用。这部分费用应作为企业社会成本，按职工工作年限分期摊销。社会管理成本是指国家或地方为管理所有企业所发生的费用，这部分费用是企业的社会成本，它可按发生的费用在各企业中分摊。
应该指出，企业社会责任也是竞争力。企业社会责任把企业的成本放入整个社会成本体系之中，从全社会的角度研究企业活动的“外部效应”，使得会计开始肩负起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使命，但是却偏重于主动性的支出与收益的反映，对社会损失或成本没能给予重视，没有进行两面神全面绩效管理。
二、社会责任风险分析与管理
现代企业风险管理所面临的是全面风险管理，如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技术风险、政治风险、法律风险、自然风险等直接的或间接的风险类别，形成了风险星系。相应的管理方案为策略、程序、基础设施和环境之间的融合。
在现代企业风险管理中强调都是外部对本企业所导致的可能损失，损失方向都是由外指向内的。其风险管理目标，无论是损失发生前的风险管理目标，还是损失发生后的风险管理目标，“谁的损失”的范围问题，都是以企业为中心，而不是企业和社会的双中心。我们说这是一种内指性的风险管理。
利用会计理论中的社会责任会计进行社会效益的构成及计量时，要认识到会引入新的风险，对此可以对这些效益进行分类，对存在风险的社会效益一定要加强监测和预报机制。大致细分如表1。
社会责任风险是指企业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可能损失，以及使风险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后给自己和社会带来损失的控制。社会责任风险管理因素包括生态环境、人力资源、产品、技术、贸易等。社会责任风险管理的框架如图1所示。
提出任何风险管理方法的第一步是理解风险的性质。下面对图1中一些风险因素进行说明。
对环境资源动力学，我们以无过错责任案例来说明。被告雇佣一个承办商在他的工地上建造一座蓄水池。当蓄水池灌满后，池水经过一个废井的坑道渗进原告的煤矿，造成损害。无过错责任采用如下原则：土地所有人非依自然的方法使用土地过程中，在土地上堆放物品，如该物逃逸造成损害，无论他是否有过错，均应负赔偿责任。无过错责任在英、美、法称为严格责任或客观责任，在德国称为危险责任。
人力资源及就业效益。这部分的计算可通过对企业每年多安置的劳动力所需的工资福利来计算。面临的责任风险为能给这些人带来多少的工伤和职业病的风险，以后辞退的可能性多大。
产品质量的提高。正如大家所熟悉的“风险社会”名词的来源一样，科技越发展，我们面临的风险越大。次品的危险是否更严重了，这也需要估计。产品使用范围扩大，如封闭系统下的《电子资金划拨法》到开放的互联网。
在与其他商业公司等贸易伙伴集成时，自己不诚实、不守信或主观原因不履约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仅有自己的损失，也有对方的损失。这好比金融界中支付的期权，只能放弃自己支付的合约金。
需要指出，虽然在现代企业风险管理也有社会风险一项，但它仅是由于个人行为反常或不可预测的团体的过失、疏忽、侥幸、恶意等不当行为所致的损害风险，如盗窃、抢劫、罢工、暴动等，与社会责任风险完全不同。
三、与操作风险管理、平衡记分卡的比较
操作风险不仅仅存在于金融业，许多实例是来自于核工业、石油、天然气以及建筑等其他行业。但关于操作风险的界定，一直存在许多困惑。在金融界，广义的操作风险为除市场和信用风险以外的所有风险。但由于我们的视角不同，对于相同的观测原因，观测结果（损失）却和社会责任风险有所不同。以客户服务风险和项目风险为例，两者区别如表2。
平衡记分卡，同样强调了财务、客户、过程、学习和成长4个基本组成部分，也就是多个利益相关群体的关系，并将其与风险排序法、检查表法一起作为测度操作风险的一种方法。对比之下，社会责任风险分析更强调了一种相关群体之间的责任。比如领导对员工的责任，要求对员工的学习和成长负责；员工对顾客的责任，对顾客的换位思考，达到顾客满意度。
四、结论
风险意识是风险管理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经常被忽略。本文也可以说是关于提高风险意识的一个方法论，是从管理角度对民族忧患意识的一个阐述。社会责任风险要求每个人在危机面前能进行自治的管理。正如意大利埃尼公司弗朗哥·贝尔纳贝阐述对危机领导所指出：“我明白了为什么哈德良(Hadrian)是罗马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他没有受过复杂的训练，没有领导经验，但他对人性却有着极好的理解，而且他让每个人都做得最好。”
本文研究了如何利用会计理论中社会责任会计来作为防御灾害的手段，进而提出了社会责任风险这一概念。社会责任会计是对企业主体的经营活动所带来的社会贡献和社会损失（或成本）进行反映和控制的会计，但却偏重于主动性的支出与收益的反映，对社会损失或成本没能给予重视。而在现代企业风险管理中强调的都是外部对本企业所导致的可能损失，损失方向都是由外指向内的。提出社会责任风险强调了企业行为给社会带来的风险以及使风险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后给自己和社会带来损失的控制。
主要参考文献
[1]吴甘霖.心本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刘秀琴.构建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设想[J].上海会计,2003,(5).
[3]马克洛尔·列夫博罗多夫斯基.金融风险管理手册[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内容提要: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新发展，给国际法带来了诸多挑战性问题。找到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有助于解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有助于改善国际市场的竞争环境，有助于企业为人类创造更高的生存标准和更好的生活环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为谋求生存和发展而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使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应势而行，企业社会责任守则也广泛推行。但守则中存在的某些主观性问题，不仅使其效力大打折扣，也使企业担负社会责任的行为成为一种“时尚秀”，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认证更令人生疑。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化国际认证国际法律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是企业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产物。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企业社会责任”一词的出现到20世纪60年代关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明晰辩论，从70年代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定义和范围的界定到80年代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1]从9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守则化到目前正在推进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化，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演变，更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态度：由企业推动的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人类的生存标准、生活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等也决不可懈怠。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新发展，呼唤相应有效和实事求是的国际法律文件，以敦促企业遵行相应的国际标准，尊重和维护相关主体的利益和权益，促进国际经济的良性发展，推动国际社会的和谐进步。但由于“企业公民”的身份以及各国家在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法律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不仅需要协调好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更需要关注并解决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给国际法带来的种种挑战。
一、企业经济活动的信任危机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成败得失
（一）企业经济活动面临的信任危机
企业是社会微观经济活动的“细胞”，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细胞”。关于企业的性质和本质，尽管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同主张，[2]但都不能否认，追求经济利益是企业尝试建立并谋求发展的最根本动机。为此，企业需要从事相应的经济活动，并通过这些经济活动达到其运营目标，实现其经济功能。[3]然而，伴随其经济活动的还有些“副产品”，劳工问题、环境问题、消费者权益问题等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企业追求达成其经济功能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使其不仅面临着自身经济活动的信任危机，[5]更面临着自身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危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应势而行，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展、蔓延。
（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成败得失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在当时情况下，其矛头主要指向跨国企业经营和扩张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它强调在市场体制下，跨国企业除了为股东追求利益外，也应该考虑其他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并且要求，跨国企业在贸易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该担负与此相关的劳工、环境、消费者等社会问题的社会责任。
尽管存在着上述难题，但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作用下，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在国际范围内大有普及之势。这不仅表现在企业社会责任守则的制定和广泛推行方面，更表现在国际贸易中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问题上。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固然重要，但企业社会责任守则的制定、执行或认证，似乎已成为企业有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企业社会责任守则的效力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认证
（一）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及其效力
企业社会责任守则是企业向公众展示其担负相应社会责任的内容要求和具体承诺，目前尽管林林总总，但其功能和作用一般都包括两方面：其一，应对企业经济活动面临的信任危机；其二，明晰企业经济活动的道德底线。
（二）国际市场竞争中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与国际贸易或者说国际产品订单挂上了钩，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正变得炙手可热。但在认证中，必须弄清楚以下问题：
第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有限性。当前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普遍意义上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推动下由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普及而来的。但无论如何演变，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着重于“与企业利益相关”的问题，应该强调与企业运营和转贴于发展相关性的社会问题。任意扩大企业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的范围，会给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而任意缩小企业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可能会使之流于形式，并对相关利益者的权利和利益造成本不该有的损害。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国际性。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被推行适用的社会责任守则各种各样，这些守则，都称其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但是，由于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所执行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不一致，对于同时接受不同企业订单的某一特定企业来说，该以哪个守则为准？又该如何协调这些守则之间的关系？几乎所有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都要求企业遵行相关国际条约所列的原则，但基于企业非国际（公）法主体的理论和事实，企业如何直接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在上述问题还不能解决以前，这些守则或“标准”的“国际性”，显然让人质疑。因此说，当前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应该仅仅是民间意义上的“国际标准”，或者更确切地说，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仅仅是商业伙伴之间的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问题。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化与国际法面临的挑战性问题
当今更加相互依赖的全球社会，不仅赋予了我们一种新的伦理观念，而且也赋予了我们制定新的法律和政策的物质基础，[10]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国际标准化过程充满希望。然而，我们在“享受乐观”的同时，更要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化给国际法带来的严峻挑战。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是否具有国际法的法律性质？
国际法是适用于国际社会的法律，是名符其实的法。[11]它所建立的不是一种以统治权为基础的法律秩序，而是一种以国际社会的者“平等协作”为条件的法律体系，因此，国际法常常被认为基本上是一种弱法（weaklaw）。这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际法最本质的属性和特征。[12]
现有企业社会责任守则的内容，均建立在国内法和国际法相关规定和原则的基础上，而且从形式上看，均是较为确定的规范或者规则。尽管其中存在诸多的主观性，但为了应对商业竞争压力，为了迎合地方政府的要求，对于接受相应守则的企业来说，该守则就应该具有某种程度的法律性质的拘束力。
（二）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下，企业能否成为国际（公）法的主体？
法律主体关系到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就当前看来，国际法的主体一般指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国家是国际法的基本主体或者正常主体，能够直接享有国际法赋予的权利，也能够直接承担国际法所要求的义务。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国际法的派生主体，其在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是由国家让渡的。在现有的国际法理论中，企业还不被认为是国际（公）法的主体（但它是国际经济法的主体，更是国内法的主体），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除了包含相关的国内法律、法规外，主要地涉及国际人权法律文件、国际环境标准等，但基于企业非国际法主体的理论和事实，为有效解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企业能否直接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义务？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效力相关的可诉性问题。毋庸置疑，企业为了管理和运营需要，必然会设定一系列的在其管理之下的规章制度，并且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尊重并实施这些规章制度的强制性方法。但如果企业由此违反了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相关规定或者要求，并因此侵害了劳工权益、环境利益或者消费者权益，该国际标准能否作为对企业侵权行为提讼的法律依据？在诉讼中又如何协调国际法、国内法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之间的效力关系？诸如此类问题，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的。
（一）环境成本。笔者根据成本的性质，把成本概念用于环境领域，并与企业的环境管理活动相结合界定出环境成本的概念。环境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而发生或承担的各种费用支出，以及因此而承担的各种损失。环境成本可以分为直接环境成本和间接环境成本。（1）直接环境成本，这些支出能归属到某一个特定的环境责任项目，有着明显的直接成本的性质，例如环境污染预防成本、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成本及环境损失等。（2）间接环境责任成本，是指由于企业自身最优环境责任履行水平低于政府强制性环境责任水平而造成的环境收益的损失。每一个企业都会存在一个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确定的最优的环境责任履行水平，以达到环境收益最大化。但是，当存在法律强制性环境责任时，这种强制性环境责任水平很可能会超过企业自身最优环境责任水平，这也会增加成本支出，降低环境收益，我们认为这种损失也是一种间接环境成本。
（二）环境风险。风险无处不在，但不同学者对风险的认知和界定存在差异。本文基于企业环境责任的角度，把环境风险解释为环境收益小于环境成本所造成损失的大小，即如果企业环境收益小于环境成本，那么就会产生环境风险并在经营过程中不断积累，二者之间的差异就是环境风险的大小。环境风险对企业价值造成损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只有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才会爆发，从而导致企业价值大幅度下降，甚至破产。因而，深化对企业环境风险的认识，在对其合理度量的基础上，有效控制环境风险，是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强制性环境责任、自主性环境责任与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的存在与最优环境责任履行水平及强制性环境责任履行水平是紧密相连的，因此，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个企业的最优环境责任水平。
（一）最优环境责任水平。对于企业来说，笔者认为可以把环境责任看成是一种商品，企业消费这种商品能带来环境收益Y，同时也必须付出一定的价格即直接环境成本C，并且其收益和成本都是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水平x（0＜x≤1）的函数。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披露环境保护信息有利于提升形象、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降低资本成本，因而，笔者认为Y应该是x的单调递增函数，假定Y（x）=ax，a为大于零的常数；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直接环境成本会随着环境责任水平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并且增加的幅度会越来越大，因而我们假定C（x）=1/2mx2。企业合理承担环境责任会提高企业的价值，因此我们假定Y＞C，也就是ax＞1/2mx2，可以推导出x＜2a/m。另外，由于Y（1）＞C（1），因此2a＞m，此时显然Y（1）＞C（1）是Y＞C的充分条件。在不存在强制性环境责任的情况下，企业根据环境收益π（x）=Y（x）-C（x）的最大化来选择最优环境责任水平，最优点为dπ/dx=a-mx=0，x0=a/m，如图1所示，在这一点上企业实现了环境收益MN，由于2a＞m，因此x0＞1/2。也就是说当不存在强制环境责任要求的时候，所有的企业都会选择高于1/2的环境责任水平，并且实现了最大的环境效益。
（二）强制性环境责任和社会风险。以上分析我们没有考虑政府强制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法律法规的实施，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环境保护法规不断完善，这些法规等强制性因素会对企业环保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企业的环境收益。假设政府部门强制要求所有企业的环境责任履行水平都要达到x1（x1＞x0），此时对于那些环境责任水平低于x1的企业而言，由于这种环境责任水平低于社会最低要求，因此环境收益也会随之下降，此时环境收益曲线Y变为图中向下的虚线MA，这时企业环境收益要远远小于环境成本，根据前面的定义，此时会产生间接环境成本。如果不存在强制环境责任，企业可以获得环境收益MN，但此刻却会产生负的环境收益AE，因此强制性环境责任造成的间接环境成本为MN-（-AE）=MN+AE。企业保持较高的强制环境责任水平会造成环境风险产生并不断积累，根据我们的定义，环境风险=环境收益-环境成本=环境收益-直接环境成本-间接环境成本=-AE-（MN+AE）=-（MN+2AE）。因而可以看出，强制性环境责任水平越高，公司的环境风险也越大。但是，强制性环境责任并不一定会造成环境风险产生。如图2所示，xm为收益与成本曲线的交点，此时收益等于成本，如果强制性环境责任水平x2＜xm，此时，尽管随着成本的增加收益减少，但是收益依然大于成本，此时环境收益为BD；同样这时会产生间接环境成本MN-BD，环境收益为BD-（MN-BD）=2BD-MN。当MN＞2BD时，会存在环境风险，而当MN＜2BD时，不会产生环境风险。假定x2这点正好使MN=2BD，那么当x＞x2时，企业就会发生环境风险，并且随着强制水平的提高，环境风险不断积累，当环境风险达到企业无法控制时将会破产。
（三）自主性环境责任与环境收益。假定有两家企业1、2，企业1的环境收益Y1=a1x，环境成本C1（x）=1/2m1x2；企业2的环境收益Y2=a2x，环境成本C2(x)=1/2m2x2。假定企业2偏好于较高的环境责任水平，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以获得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使得Y2＞Y1，C2＜C1，因此a2＞a1，m2＜m1。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环境收益最大化原则选择了最优环境责任水平x1=a1/m1，x2=a2/m2，显然x2＞x1，如图3所示，此时企业2的环境收益要大于企业1，企业自主性环境责任水平越高，其获得的环境收益越大。
三、结论及建议
履行环保责任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保障，然而履行环保责任也是存在风险的，如何有效地评价和控制环境风险就成为企业实行风险管理的前提。笔者认为企业都存在一个由环境收益最大化所决定的最优环境责任水平。但是现实中由于政府部门强制性环境责任的存在，往往会导致企业最优环境责任水平低于强制性水平，从而导致环境成本的增加，使得环境收益小于环境成本，引起环境风险并不断积累。但是超越强制性的自主性环境责任会给企业带来更高的环境收益，有利于避免环境风险的发生。为了降低企业环境风险，实施有效的环境风险管理，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政府监管部门：适度的监管。政府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完善法律、规章制度、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奖惩制度等，来对企业环保责任加以引导和监管。尽管强制性环境保护责任法律、规章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企业环境责任缺失问题，但是如果强制性水平要求过高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根据我们的分析，过高的环境责任水平要求可能会导致环境风险发生。因而实施适度的监管标准将有利于降低环境风险，引导企业持续发展。
（二）企业：培育环境责任意识。对于法律规定的强制性环境责任，为了避免环境风险的发生，企业应积极主动地承担环境责任。而对于自主性环境责任，企业应培育环境责任意识，提高承担环境责任的自觉性。将环境责任意识融入企业文化、纳入企业战略管理，积极承担环境责任，提升企业社会形象，改善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资源和支持，从而降低和规避其环境风险。环境收益越高，环境成本越低，企业就越愿意履行，如何有效地增加企业环境收益及降低环境成本是企业管理部门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此外，企业还应积极披露环境责任信息，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获得更多利益相关者的理解和支持。
关键词：责任会计；作业；作业管理
传统责任会计制度在改善企业经营管理，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方面曾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企业所处生产经营环境的改变，该项制度已不能满足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为此，企业应积极引入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对责任会计制度进行改进，使该项制度更好地为企业管理服务。本文在分析传统责任会计制度特点及其不足的基础上，就作业管理对责任会计制度的改进谈一点看法。
一、传统责任会计制度的特点
这里所说的传统责任会计制度，是指与相对稳定的生产经营环境相适应的责任会计制度。这种相对稳定的生产经营环境有以下特点：一是企业产品市场份额稳定，市场竞争不激烈，产品生命周期较长。二是企业生产一般追求规模经济，生产改进分阶段进行，并且允许生产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三是企业一般采用以成本为基础的订价方法，对顾客偏好的关注甚少。四是企业的管理部门和生产部门按职能权限划分，具有层次性、等级性。
与上述生产经营环境相适应，传统责任会计制度有以下特征：一是按企业内部各组织机构的职能、权限、目标和任务划分责任中心。我国的一般做法是分级归口管理，即横向按设计、计划、供应、生产、销售等职能部门划分责任中心，纵向按分厂、车间、班组和个人划分责任中心，从而形成纵横交错的责任控制系统。二是主要采用价值指标作为各责任中心的业绩考核指标，如成本降低额和成本降低率等。这些指标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并且经过努力可以达到。三是通过对各责任中心可控指标的实际值和预算值的比较考核业绩，计算并区分出有利差异和不利差异，作为奖惩的依据。四是把责任分解到各个责任中心，每个责任中心再分解落实到个人，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
二、企业生产经营环境的改变和传统责任会计存在的缺陷
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所处的生产经营环境在发生变化。在当今全球竞争的环境之下，企业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技术更新速度加快，新产品层出不穷，这些都对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企业必须正视社会需求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提高灵活反应能力，改变原有的生产组织形式，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经营管理方法，生产出更加多样化和更具个性的高质量产品。二是企业需要采取满足顾客需要的营销策略。企业要不断创新，不能再以成本为基础计价，而需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目标订价模式，这对企业的成本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三是企业的组织结构也在不断发生改变，由传统的按职能设置部门，向强调顾客、销售渠道和产品的组织形式转变。
面对新的生产经营环境，传统责任会计那种以组织机构划分责任中心，以较单一且相对稳定的标准来考核企业经营业绩的做法，显然已不能满足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首先，以组织机构划分责任中心，不符合企业未来发展趋势。其次，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企业必须不断改进和创新才能生存。这样，在一定时期内，如果以稳定的标准考核企业业绩，显然不能促使企业各部门向更高水平发展。再次，顾客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如对产品质量、产品交货期、产品售后服务的要求等，以单一指标考核各责任中心的业绩显然不够。
面对种种挑战，企业的经营管理必须满足环境所需，以增强企业竞争能力。为此，企业管理思想应进行重大变革，以形成新的企业观，使管理深入到作业水平。新的企业观是把企业看作最终满足顾客需要而进行的“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这样一个企业就形成一个由此及彼、由内及外的作业链，亦即价值链。作业的推移，同时表现为价值在企业内部的逐步积累与转移，最终形成转移给企业外部顾客的总价值。从顾客那里收回转移给他们的价值，形成企业的收入。收入补偿完各有关作业所消耗的资源价值之和后的余额，形成企业的利润。在这种观念下，企业把管理深入到作业水平，便于索本求源，尽可能消除不增加价值的作业，同时努力提高增加价值作业的运作效率，减少资源消耗，在满足顾客所需的基础上，增加企业的利润，这样就形成了作业管理。企业将其责任会计制度建立于企业管理基础之上，就形成了新型的责任会计制度。
三、作业管理对传统责任会计的改进
当企业实行作业管理之后，其责任会计制度便相应实现了多方面的改进。主要表现为以下4个方面：
其一，以作业中心为基础设置责任中心，跨跃厂组织机构界限，克服了以组织机构划分责任中心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同时也符合企业未来发展趋势。在现代生产经营环境中，不断改进和创新是企业生存的关键，而改进和创新的基本单位是由相互联系的作业组成的。组成过程的作业是联系投入与产出的桥梁，资源通过作业形成产出的价值。因此，以相互联系同质的作业组成的作业中心为基础设置责任中心，便于责任的划分和业绩的考核。
其二，以动态的业绩考核指标代替传统相对稳定的业绩考核指标。业绩考核指标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而且以过程为导向，与过程的效率和产出相关。另外，为了激励企业不断增加顾客的价值，该指标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现实情况下尚达不到的目标。其三，以多样化的指标补充传统较为单一的价值指标。虽然成本仍是一个重要考核因素，但在现代经营环境下，时间、质量、效率等同样对顾客有价值，所以不仅像成本一类的价值指标，而且更多的非价值指标，如交货期、生产周期、产品售后服务质量等同样成为考核业绩必不可少的因素。
其四，以更复杂的奖励制度激励职工提高效率。虽然引入作业管理后，奖励方式和传统责任会计制度相差不大，但在新的生产经营环境下，奖励制度比过去更为复杂。由于强调过程改进，而过程的改进是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以群体为基础的奖励制度比以个体为基础的奖励制度更为合适。
四、作业管理在责任会计制度中的应用
作业管理在责任会计制度中的应用，可以通过责任会计控制要素来分析。制定责任会计控制要素的核心是划分责任中心，建立业绩考核指标，进行业绩评价和奖励。对于控制要素的前两项，笔者认为，作业管理在其中的应用主要是分析作业，寻找成本动因，划分责任中心（作业中心），进而建立考核指标。在后两项的应用主要是出具评价报告。
其一，分析作业。分析作业是作业管理的核心。它是指对一企业所进行的作业辨认、描述和评价的过程。该过程需分析企业进行了多少作业，有多少人参与了该项作业，作业耗费了多少时间和资源，并评价作业对企业的价值，分辨出“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
分析作业首先要确认作业。因为只有确认了作业，才能据此寻找成本动因，划分作业中心进行业绩考核。笔者认为，确认作业应遵循“由粗到细，由大到小”的原则，即先粗线地描述出企业大体的作业情况，然后再分层次、分步骤地细分。这里要把握作业细分度，不可过粗，也不可过细。过粗不能提供管理所需信息，过细则工作量太大，导致管理成本过高，影响企业整体效率。
现以一制造企业为例，说明作业的确认。首先，把该企业的工作分为5大类过程（若干作业的集合体），即厂部维持过程、新顾客或新业务的获取过程、产品设计过程、生产过程和顾客维持过程。其次，把各过程分别细分为若干个子过程。厂部维持过程可细分为人事管理、会计记录、财务计划以及法律咨询等子过程。新顾客或新业务的获取过程可细分为研究开发、广告促销、方案论证、订单处理和人员培训等子过程。产品设计过程可细分为设计研究、产品计划、产品设计、开发、生产调试等子过程。生产过程可细分为预测、采购、生产、安装、维护等子过程。顾客维持过程可细分为包装、销售、顾客培训、技术指导及维修服务等子过程。再次，在各子过程基础上，再细分为若干更低层次的子过程。如生产过程中的采购子过程可再细分为购买材料、存储材料和质量检验等更细的子过程。最后，把更低层次的子过程细分为若干作业。如上述存储材料这一低层次的子过程可细分为收料、运料到仓库、存料、发料等作业。
其二，寻找和分析作业成本动因。管理作业必须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了作业成本的发生，以便有针对性地减少不增值作业，合理安排作业，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同样，寻找到作业成本动因，有助于企业合理确定作业考核指标，更好地明确责任归属。寻找和分析作业成本动因时应注意，对于一项作业成本而言，其发生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应在其中找到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作为该项作业成本的原因。例如，设备调试费的发生原因可能与产品的批量大小、设备的新旧程度、调试的次数有关系，但调试费用的大小则主要由调试次数的多少来决定，所以应选调试次数作为调试费这一作业成本的成本动因。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暴力的行为。其形式包括殴打、罚跪、捆绑、拘禁等体罚形式，也包括威胁、恐吓、辱骂等精神虐待。家庭是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细胞组织，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宁，然而家庭暴力在我国却较为普遍存在着。近年来，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数量明显增多。据全国妇联统计，2004年共接到群众来信、来访、来电总数31万多件，有关婚姻家庭权益的占到总数的52.4％。其中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又占到婚姻家庭类总数的22.5％。全国妇联权益部门的统计，我国30%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暴力行为，施暴者多为男性。目前我国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中，因丈夫的暴行而涉讼，导致夫妻离异的占绝大多数，由此表明妇女（妻子）是家庭暴力的最大受害群体。日益严重的家庭暴力危害了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侵犯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稳定和发展，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给予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更适当的协助，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必须建立完善的反家庭暴力法。笔者在此就其现状、成因及对策等，谈点肤浅的认识，以达抛砖引玉之效果。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关键词：家庭暴力危害原因对策妇女权益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暴力的行为。其形式包括殴打、罚跪、捆绑、拘禁等体罚形式，也包括威胁、恐吓、辱骂等精神虐待。目前，对于家庭暴力的内涵还没有全国性的法律做出权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
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一、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
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当家庭关系还没有破裂时往往具有私密性。“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观念又为这种私密性加上了一道防线。因此要对家庭暴力精确统计几乎是不可能的。下面以几个区域性的调查和妇联系统收集的资料进行说明。这些区域性调查中首先留下了“家丑不可外扬”的影子，在暴露家庭不和睦方面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报喜多报忧少。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家庭暴力肯定比统计在纸上的多。有关调查统计：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举办了遵循概率抽样原则，采取整体抽样方法的大型婚姻质量调查。样本范围界定在北京市内8个区，发放2400份问卷，回收合格问卷2118份，有效率达88.25％。资料显示：夫打过妻的占21.3％；妻打过夫的占15.2％；吵架现象占81.8％。值得说明的是男女动武的质量有着量级不同的很大差异。妻给夫一耳光（或一拳）和夫给妻一耳光（或一拳）有质的区别。对这项调查的双变量分析表明，男人自己承认被妻子打过的概率大于女人承认自己被夫打过的概率。这说明女性中有些人隐瞒了被丈夫打的事实。近几年来，上海市家庭暴力也呈上升趋势。1991年上海市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因婚姻家庭矛盾激化，当事人扬言或有一定行为的伤害、凶杀和自杀的达800多件。市妇女权益保护委员会统计，1990年全市接待、受理家庭暴力事件3899件，其中发生在夫妻之间的2398件，占61.5％。从对向市妇联求救的348个受害妇女遭遇来看，她们中轻者被打得鼻青眼肿，身上多处肌肉挫伤；重者肾脏出血，耳膜穿孔，鼻梁骨折，肋骨断裂；还有个别的则是头皮拉掉，眼睛抠瞎或留下终身残疾。有一个被打妇女自己曾作过一个粗略统计，一年中被丈夫打过98次，其中有一星期内被丈夫用皮鞭抽打过3次的纪录。中国妇女报“家庭暴力问题公众调查”显示有11.2％的女性曾经挨过丈夫的打，这与14.6％的男性承认打过妻子大体一致。不过有44.9％男性认为妻子挨打总有其自身原因。从中可以看出家庭暴力行为是受隐型观念支配的。全国妇联处1995年共收到要求保护妇女权益的信件128900件，接待此类来访1600人次。在这些数字中，涉及家庭暴力方面的占三成左右。比起1994年增加了30多倍，尤其以山东、湖南、吉林、四川等地为甚。湖南各级妇联近年接待的中，状告丈夫虐待的占30％，有的地区高达50％。长沙市1993年1月至1995年10月，有登记的家庭暴力事件有1936件次，95％以上是丈夫殴打、虐待妻子。娄底地区两年来有20多名妇女惨死于家庭暴力，30多名被打成重伤，有的还落下终身残疾。双峰县去年调查的1421户家庭中，有82户发生了家庭暴力，其中8名妇女被杀或被迫自杀，7名重伤，13名轻伤。湖南每年约有2万个家庭解体，其中有1／4是因家庭暴力所致。中国妇女报何力记者在吉林省部分地区妇联采访时了解到，自1993年以来，在各级妇联接待的来信来访中，婚姻家庭类占70％～80％，而其中属于家庭暴力的案件达40％左右，农村个别地方达70％之多。这些采访记录，每一个家庭暴力案件都渗透着女性的血泪和，每一位来到妇联诉苦的女性都脸上尚泪心里流血。吉林黎树县北老壕乡的一名农妇，如今已当上了奶奶，却仍摆脱不了丈夫的打骂，结婚30年，挨打30载。马鞍山市妇联统计，1995年接待来访91件，家庭暴力41件，占总件数的45.1％。其中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家庭暴力24件，占总数的58.5％；离婚诉讼期间的家庭暴力2件，占总数的4.8％；离婚后妇女受前夫暴力的8件，占总数的19.5％；家庭成员间的暴力行为7件，占总数的17.1％。可见家庭暴力主要发生在夫妻之间，受害者主要是妇女。
上述点滴统计资料反映了丈夫对妻子家庭暴力的片段概貌。下面一些典型案件也许能增加人们感性认识或视觉效果，它会使你不能不相信中国社会夫对妻家庭暴力的严重性。就在中国第一个国际家庭日（1994.5.5）到来前夕，重庆市李亿琴被丈夫张文勇割掉左耳和鼻子的事件震惊山城，轰动全国；北京顺义县贾艳荣被丈夫黄云明砍断双腿跟踺、挖掉双眼，给即将召开的’95世妇会一个不大不小的示威（1995.5.12）；世妇会余波未逝，长沙市37岁的姚亿召被丈夫谭自忠从六楼阳台抛出当即摔死的“高楼抛妻”事件（1996.1.4）震惊中外，舆论哗然；重庆市姚蓉被丈夫杜世平长期虐待的事件披露（1996.1.24）给世妇会唱了一个反调。我们还不能忘记：北京女经理连华被丈夫毁容（1994.3.18）；沈阳恶人张伟将妻子严重烧伤致残（1994.3.18）；广东一税管员、先进工作者朱乔被丈夫廖某火烧致死（1994.4.13）；北京姑娘仇芳被恋爱不成的刘洪启毁容（1994.5.2）；江西宜丰县违反计划生育的卢润民虐妻熊秋兰致死（1994.5.2）；湖北仙桃农民郑水才只因片言只语不对劲狠心烧妻杨仙娥致死（1995.1.5）；河南泌阳县侯发随囚禁妻子吕贵云，限制其人身自由长达半年之久（1995.3.30）;河南泌阳县农民曹炳建婚内不成对妻下毒手致使周桂菊次日身亡（1995.5.12）近年来，我国家庭暴力问题更为突出，因为家庭暴力导致离婚和人身伤害的案件不断增多。据全国妇联统计，2004年共接到群众来信、来访、来电总数31万多件，有关婚姻家庭权益的占到总数的52.4％。其中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又占到婚姻家庭类总数的22.5％。绝大部分是丈夫对妻子施暴。并且家庭暴力的手段也越来越残忍，烟头烫，柴油烧，泼硫酸等等，以及由此引发的情杀、重伤害等恶性案件逐渐增多。妇女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仅仅因为生理上的弱者吗？不！妇女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有其深层原因。
二、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1.经济收入的不平衡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经济原因。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传统的择偶观是男强女弱。女方希望找一个各方面都比自己强的男性，而自己甘愿默默奉献于家庭，一些男性由于有了妻子及其家庭成员的支持，因某些机遇而迅速致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所谓的“优越感”得到了体现，于是要求家庭成员绝对服从其意志，否则就恶语伤人，大打出手。此外还有政策的原因，妻子下岗，收入减少，重新就业困难，不得不暂时依赖丈夫，从而受到丈夫的冷落和歧视。一旦发生家庭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通常会成为发泄的对象，并且大都表现出逆来顺受。而这种软弱的反应使得施暴者无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2.立法不完备和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是家庭暴力滋生的法律原因。我国目前尚无明文惩处家庭暴力法律规定，虽然《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禁止用暴力虐待、残害妇女，但由于有些家庭暴力事件与虐待罪事实之间有本质的差别，存在着规定不明确、立法分散、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的缺陷，裁决起来缺少法律依据。
3.司法的漠然态度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根源。中国有两句古话：一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二是“家丑不可外扬”。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对于一般家庭暴力持比较模糊、暧昧的态度；同时受害者认为家庭暴力属于‘家丑’，不足为外人道。致使家庭暴力程度不断升级，因为家庭暴力并非一般的治安问题，还涉及到感情因素。司法人员认为“清官难官家务事”，他们怕自己正儿八斤的去处理了，可当事人之间马上又和好了，反过来还怪自己多管闲事，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4.男权文化和夫权思想是家庭暴力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我国长期以来的文化基础是男性中心本位文化，男女在家庭及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极不平等，我国古代封建礼教所宣扬的"三从"思想更是其极端表现。“男尊女卑”，夫权统治贯穿数千年中国历史：“三从四德”，将女性置于男性统治之下。对子女则实行惩戒之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推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封建礼教。掌握家庭经济权力的家长，对家属当然地享有至高支配权，从而使干涉与侵害妇女、子女的人身权利的行为合理合法化。直至今天，崇尚男性对女性暴力、父母对子女惩戒的历史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家庭。
5.社会整体环境的影响。一方面，社会对酗酒、吸毒、重婚、"婚外情"等很容易引发家庭暴力的丑恶现象尚没有形成有效的解决手段。另一方面，家庭暴力长期来被视为家庭私事，在通常情况下，很少会有相关部门主动管理。尽管家庭暴力性质比社会上一般暴力恶劣，但它成了相关部门不予介入，惩治过轻的真空地带。实际上是对施暴者姑息纵容，失去了法律应有的震慑和预防作用。
6.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心理负担越来越沉重，长期积聚需要得到彻底的发泄，一旦这种情绪被错误地带到家中，就很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导火索。根据暴力发生的“压抑-诱发”模式，种种因素造成了个体需要的压抑，从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当遇到一定的外界刺激以后，很容易外化为攻击性的行为。中国在近二十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竞争压力。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体制的变革，思想观念的冲击，造成了社会秩序的震动，也带来家庭生活观念的转变。社会压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城市人员下岗和农村中劳动力的剩余。由于原有的国有企业的普遍亏损，农村人口的大量增加，部分城市和农村人员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生活的压力积聚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定因素的刺激下，就容易外化为家庭暴力的行为。
三、家庭暴力的危害结果：
家庭暴力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
家庭暴力伴随着对妇女的精神摧残。由于家庭暴力受害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因此她们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只不过因为身体上的损伤是外在的、较为明显而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精神上的损伤是内在的、较为隐蔽而容易被忽视。精神的创伤往往比身体上的创伤更难以愈合，遭受暴力的妇女长期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心里充满了恐惧与悲哀，有的悲痛欲绝，导致心情抑郁或精神分裂。在找不到正当的解脱途径的情况下，她们只好采取回娘家、出走，甚至自杀等消极反抗方式。当虐待超过了她们肉体、精神的承受能力时，有些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有资料表明：我国五成以上的女性犯人是因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家庭暴力不但直接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导致婚姻破裂、家庭解体，以及伤害儿童的身心健康。更为危险的是，因家庭暴力而引起的自杀、杀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创造者。而那些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人，在其生命、生存及人身权利、人格、名誉等这些做人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暴力所侵害、所剥夺的情况下，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生产、发展中去呢？家庭暴力不仅严重侵害了这部分人的人身权利，而且影响了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直接间接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严重地危害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有统计表明，60％以上的人在对配偶实施暴力的同时，也经常对子女实施暴力。而专家指出，即使没有受到殴打，见到家庭暴力和受到身体虐待的孩子所受的伤害同样严重。很难想象，在一个充满暴力、充斥吵骂、怨恨和悲愤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员会是幸福、快乐的。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子女，深受家庭暴力的影响，其生理、心灵上必然会受到较大的伤害，也会给下一代人的心理投下灰暗、悲伤的阴影，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子女，大多数患有恐惧、焦虑、孤独、自卑、不相信任何人，他们性情忧郁，变得懦弱或残暴，学习成绩下降，有自杀倾向等心理障碍。在他们长大之后，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家庭暴力的实施者，其中有的人甚至会成为敌视社会、报复社会的人，结果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一点，已为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案例所证实。家庭暴力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的范围。不论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都有极大的危害，预防和制止家庭中的暴力行为势在必行。
可见，家庭暴力已经成为破坏现代婚姻家庭幸福，和谐社会的重要威胁。禁止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成为了当前各国都关注的社会问题。
四、制定完善的反家庭暴力法：
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认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由于家庭暴力是个社会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适用的法律规范也十分广泛，
因此，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既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同时更需要形成一个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据，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主体，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刑法、（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我们国家参加的有关国际人权约法在内的法律体系。既然家庭暴力法是这一法律体系的主体，就应当具备相应的“纲领性”和“综合性”；纲领性就是这部法律应明确防治家庭暴力的指导思想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其他法律规定相关内容提供法律依据；综合性就是要在内容上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组织法的内容；既有民事责任的规定，又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既有关于政府组织的规定，又有非政府组织的规定；既有引述、重申性规定，又有协调性、独创性、保障性的规定；既有倡导性、宣言性的规定，又有义务性、强制性的规定。
2.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反家庭暴力法应当：1、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针，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精神；2、以宪法为根据，整合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需要，将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系统化、具体化，使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要注意与其他法律的衔接；3、确立预防和制裁相结合的原则，制裁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施暴者应坚持教育、矫治、制裁相结合；对受害者应坚持保护、补偿、帮助相结合。
3.明确政府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
各级政府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极其重要的职责，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各部门有责任结合自身的具体职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以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1、采取组织措施，明确义务（责任）主体。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在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中，采取组织措施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徒法不能自行，为了将有关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设立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是必要的。同时明确相应的监督机构，加强对家庭暴力案件处理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等。2、司法行政部门应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密切配合，做好家庭矛盾的调解工作，有效控制家庭暴力；解决受害家庭成员的法律援助问题；对要将施暴者告上法庭的受害人，当他（她）们遇有经济上困难的时候，应有一些政府指定的法律机构，为其诉讼，并减免费用，使受害者得到切实的帮助。与此同时，司法行政部门还应与文化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积极宣传家庭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和社会危害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男女平等在家庭生活中实现。3、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要求在有关的课程中增加社会性别意识方面的内容，培养青少年树立健康、平等的性别观念。4、计划、财政、民政等有关部门应将防止家庭暴力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特别是要拨付必要资金予以支持；并把救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加强受害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特别是女性家庭成员（尤其是农村女性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5、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应要求各医疗单位建立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运行机制，积极与司法机关配合，及时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出具自己掌握的符合处理案件要求的证据材料，并提供系统的医疗卫生服务和相关指导。6、统计部门应将家庭暴力的有关情况纳入统计范围，建立家庭暴力统计数据系统，为了解、分析家庭暴力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研究对策提供数据支持。7、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和帮助居（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组织、社会团体做好维护妇女家庭权益方面的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专门的家庭保护中心，实施多方面、多层次的家庭保护计划，防止和处理各类家庭暴力案件。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有关组织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专门研究，要对在反对家庭暴力的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
当然，在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是要加大公安机关的干预力度。公安机关作为治安保卫机关，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家庭暴力作为一种侵犯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基本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与幸福，而且危害着社会的稳定，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因此，作为负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等重要社会管理职能的公安机关，应当全面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在预防、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维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为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具体规定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职责和措施，特别是要明确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具体方法、步骤、程序措施，为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刑事案件侦查权提供法律依据；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必须有效地保护被害人，最大限度地减少重伤、死亡、自杀等现象的发生。对于已然发生的家庭暴力案件，在处理时，应做到及时制止、及时救治、消除隐患，减少损害。既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稳定施暴者的情绪，避免矛盾升级，造成更大的损害，又要做好受害人的安抚工作，给予被害人以关怀、同情、鼓励，使之有勇气同家庭暴力作斗争，最终摆脱家庭暴力。
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而与每个家庭联系最密切是派出所，派出所作为最基层的公安派出机构，遍布在各个社区。社区民警对辖区内的居民情况比较了解，深入基层也比较方便；当家庭暴力发生后，受害者亦便于报案。因此，反家庭暴力法亦应明确要求社区民警作好以下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第一，利用下片走访之机，加强同管界居民的联系，广泛宣传法律知识，使居民能够认识到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树立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应积极报警或寻求其他途径救助的新观念；第二，经常与社区的居委会取得联系，摸清管界内各家各户的情况，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把家庭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三，对于家庭暴力比较突出的家庭，进行重点户的走访，找到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对施暴者讲清法律后果，使之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及时化解矛盾；第四，配合其他社会支持系统，为受害人提供多方帮助。
4.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
由于司法干预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司法权实施的，其干预措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强制性，是各种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体系中最有效和最后的手段，因此强化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这一方面有立法不够完善的原因，但司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当在完善司法干预措施、改革司法体制方面有所创新。1、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规定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案件可以签发禁止令或保护令；2、对于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允许受害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此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参加诉讼；3、增设保安处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或虽实施了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适用保安处分；4、设立专门机构以增强司法干预的力度。在这方面我国已有成功的经验，如山西省大同市率先设立了专门审理侵害妇女儿童权利的维权法庭；在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也成立了“保护妇女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办案组”，由一名主诉检察官（女）和两名业务能力强、工作耐心细致的检察官组成，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家庭暴力案件、女被害人案件和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案件的审查工作。该组坚持“专案专办、优先审查”的处理原则，将切实担负起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实践证明，如果在司法系统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如家事法院或专门审理家庭案件的审判庭等）就可以大大提高现有反家庭暴力措施的有效性。
5.明确社区组织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责任
社区作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在维护本社区居（村）民的合法权益、帮助有需要的人们解决婚姻家庭问题、对婚姻家庭权益受侵犯的人们进行救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北京市的社区建设，使之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赋予社区组织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能；要求社区设立相应的庇护机构，给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临时的避难场所；设立咨询服务机构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心理、医学、法律等方面的咨询辅导，同时开展对施暴人的心理辅导和社会性别意识培训；设立相应的投诉、导诉机构。
反家庭暴力法之所以将社会救助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单位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对个人的事务包管一切，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救助系统，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区功能，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已势在必行。
6.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
目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规定不完善外，证据不足也是很大的障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当事人证据意识不强，没有充分注意收集证据，但更重要的是现行的证据规则在证据的采信、认定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家庭暴力案件的特点，因此，在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有关家庭暴力的民事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的采信、证明标准、反证责任、司法鉴定的程序等方面作出一些新的规定，适当减轻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这些规定既符合家庭暴力案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又充分体现了反家庭暴力法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特点，也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7.明确规定救济措施，强化法律责任
由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所以反家庭暴力法的重点内容之一应是完善相应的救济措施；特别是有关救济途径（程序）方面的规定；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施暴者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以附属刑法的形式增加制裁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犯罪的新规定）、负有法定职责却不履行其职责的执法、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和社会救助机构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应负的法律责任；明确家庭暴力案件鉴定机构的职责及其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明确对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以暴抗暴案件的从轻、减轻处理原则；从而使反家庭暴力法具备较强的“可诉性”，真正成为执法、司法的依据。
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虽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但离开了完善的法律却又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所有的妇女应该勇敢的对家庭暴力说“不”。我们的社会应该是和谐美满的人间。
参考文献：
1.刘伯红。女性权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2.巫昌祯，杨大文。防治家庭暴力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3.参见中国人大新闻网2005年12月8日刊载，《为了家庭和睦社会安宁》。
4.参见人民网，法界动态专栏2005年11月24日刊载，《我国重视家庭暴力防治，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医疗责任保险又称为医疗职业保险、医疗业务责任保险。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几乎高达100％，而且费用相当昂贵，保险费通常是医生收入的10％—30％左右。目前美国的医疗责任险的理赔率在80％以上，最高赔偿额超过百万美元，而医疗纠纷发生率仅为7％，其原因是医生都有医疗责任保险，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或差错，保险公司就会及时介入，承担纠纷处理与经济赔偿的责任。医疗责任险属于行业强制性的、每个医生必备的常规性保险，它不仅是一项保障，更是一种约束。国外的保险公司对此险种的开办抱有积极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能保障国家医疗系统的顺利运转，维护医院、医生、患者三方的合法权益，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笔优厚的无形资产。
一、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开办的情况
医疗责任保险，在我国由于受到经济水平、法律制度、保险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尚处于起步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个别地区开办了地方性的医疗事故责任保险。真正大规模地开展此项业务，始于2000年1月，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医疗责任保险”；之后平安、太平洋、天安等保险公司也相继开办了此项保险。但该保险推出已两年多，投保并不踊跃，存在不少障碍，部分医疗机构人员的观点代表医疗界普遍的想法。
1.医院地位高，败诉几率小
在执行旧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10多年间，医疗机构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首先，在事故鉴定方面，过去是由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单独组织鉴定，这就造成了“老子给儿子”做鉴定的局面，鉴定人员中甚至就有事故医院的专家，鉴定结果的公正性便会大打折扣；其次，患者对医疗事故缺乏鉴别力，而且取证难。医学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使医患双方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出现了技术性错误，只要不是致命的，患者一般也意识不到。就算怀疑院方有问题，也会因为拿不到相关物证而无法。让一个外行在短时间内掌握医学专业知识，还要大量搜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在病历书写龙飞凤舞，而所有病情记录、化验结果、单证材料又都保存在医院的情况下，患者如欲在法庭上胜诉，简直比登天还难。难怪曾有大夫感慨道：“以前我们很少输官司，如果输了，也是因为医院内部有人向患者通风报信。”第三，司法方面也帮了医疗机构不少忙。以往的民事诉讼都是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医疗诉讼也不例外。医院接触并提供证据就比患者容易得多，当然就更方便说服法官，也就难怪医院无所畏惧。此外，缺乏既懂法律又懂医学的律师帮助患者出谋划策，也是患者胜诉难的另一原因。医院成不了被告，即使成了被告也输不了官司，哪还有风险可言，投保医疗责任保险也就没有必要了。
2002年4月1日公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2002年4月14日由国务院颁布，并于同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的含义、医疗机构的责任、医疗事故的鉴定、争议的解决方法等都做了重新界定。例如：医疗事故由三级增加到四级；明确和扩大了患者的知情权，病人可以复印病历；参加医疗事故鉴定的专家，由医患双方在处于中立地位的医学会主持下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进行独立、客观的工作，使这一程序更加透明、合理；如果患者认为医政部门有“偏袒”嫌疑，还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上述新法规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有助于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医患纠纷与事故，使患者的权益得到更多的法律保障，这也意味着今后医疗诉讼案可能会激增，而且诉讼中患者打赢官司的可能性会相应增加。
2.赔偿金额少，风险可自担
在一起复杂的医疗纠纷中，患者最关心的就是最终的赔偿金额问题，这也是整个医疗事故处理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确定医疗事故赔偿标准是根据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各省市制定的《实施细则》。一般一级事故的赔偿额只有3000元左右，最高也在2万元上下。对于受害者，这一金额在当时可能还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对于医院，觉得这一标准也还可以承受。一年甚至不到10万元的赔偿，却要多交几倍的保费给保险公司，实在划不来，因此也就没有风险及保险的压力。例如在2002年新法规公布之前，北京市有179家二级以上医院，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只有12家；河北省有医院4500多家，投保率只有10％左右。有些医院特别是甲级医院认为自己的事故率很低，即使发生也是小金额的赔付，院方完全可以自担。但凡事都有“万一”，过去无事故并不能说明未来、永久无事故，即使是三甲医院，其从业人员也可能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况且目前已有法院判赔290万元的医疗事故（湖北龙凤胎儿脑瘫案）出现。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对人的健康、生命价值认识的改变，几千元、几万元的赔款已经完全不能满足解决医疗纠纷的需要，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新《条例》中对医疗事故赔偿详细罗列了11项内容，并首次增加了精神抚慰金的赔偿，受到了患者及其家属的普遍欢迎，但在医学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我国的医疗机构多数还是非盈利性单位，以后，一起事故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的赔偿可能会屡见不鲜，让肇事医生掏腰包根本不可能，医院的经济负担也会陡增，而且判赔金额的不确定性也给医务人员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医院、医生恐怕以后再也不会因为赔款少、风险小而无动于衷，毕竟约束医方的法规已经开始逐步完善，患方寻求权益保护的意识已经普遍觉醒，途径也越发通畅。
3.风险保障少，保险交费高
根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2000年1月实施的《医疗责任保险条款》，在一个保险年度内，医疗事故每人最高赔偿10万元，医疗差错每人最多承担5000元的赔款。保险费根据医院病床数和不同风险岗位的医务人员数交纳。据北京一家拥有一千张左右病床的三甲医院负责人介绍，按规定他们医院一年要交纳将近40万元保险费给保险公司，这是很大的一笔支出，而2001年该医院才赔了4.8万元，这就产生了保险是否值当的问题。从保险赔偿角度看，医疗机构认为10万元的额度也很低，真要出了大事故，保险公司还是不能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当然，无论是保险范围还是收费标准，保险公司都是参考了1987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新产品初期投入的成本以及其他相关因素而制定的。
随着新法律法规的出台，百姓维权意识的提高，加之目前医疗事故与纠纷的日趋增多，医疗损害索赔数额的加大，医疗机构对于自身风险的认识有所提高，化解风险的要求就显得尤为迫切。为了及时配合2002年9月1日实施的新《条例》，在总结了前两年的保险经营情况并结合了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建议和意见之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原有的保险条款和费率进行了适当的修改，新产品将更加贴近市场需求。大概而论，医疗责任保险的主要内容包括：
被保险人：依法设立、有固定场所并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均可参加此保险。医院投保后，其正式在职医务人员将自动获得保障。
保险责任：被保险的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执业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而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此外还承担一定限额的法律诉讼费用。
责任免除：主要包括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被保险人的违规、违纪行为造成的损失；以及明显不属于职业责任保险应当保障的范畴的损失。
索赔程序：当发生医疗事故时，患者或其家属向医疗机构索赔，然后由医疗机构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向保险公司索赔。
赔偿处理：有三种方式：（1）赔偿金额可由患者、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三方协商确定；（2）由仲裁机构或卫生行政部门裁定、调解确定；（3）由法院判决确定。
除此之外，医院和医生关心的损害赔偿金额也根据新《条例》的规定有了较大提高，从而使保费水平趋于合理。
二、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积极意义
1.转嫁执业风险，减轻财务负担
俗话说“人无完人”，即使是医术再高明的大夫，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在从业当中不出一丝差错，尤其是在外科、妇产科等具有高风险性科室工作的医护人员。根据美国保险行业的统计，医院的妇产科是比较容易引起法律诉讼的科室之一。1982年到1998年期间，美国各大医院为此支付的保险费用增长了167％；2001年上升了12.5％。妇产科医生作为被告的诉讼案，赔偿额往往惊人。1999年的赔偿额平均为349万美元。由于所接触的病情的特殊性、复杂性，医生一旦发生疏忽，就会造成患者身体上的伤残、疾病、死亡和精神伤害。根据我国《民法通则》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国务院2002年9月1日实施的新《条例》第51条明确了11种赔偿项目及标准；第52条规定：“医疗事故赔偿费用，实行一次性结算，由承担医疗事故责任的医疗机构支付。”新《条例》大幅提高了医疗事故赔偿金额，而且首次增加了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由此可见，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可以减轻医院的财务负担，医疗机构只要交一定的保险费，就可以得到十几倍、几十倍的风险保障，从而保障了医院经营的稳定性和营业秩序的正常进行。
2.解除后顾之忧，提高业务水平
医生的医术之所以能不断提高，主要是依靠大量的临床实践，只有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例，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手下有准。特别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大夫，更需要这方面的锻炼。一名优秀的医生，不仅在于7年、8年基础医学理论的认真学习与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在活生生的患者面前，如何处理而使他们转危为安，尤其是遇到一些疑难问题、突发事件或急诊状态。在新《条例》出台之前，医务人员还没有过多的心理顾虑，只要患者前来求医，本着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都尽其所能地进行救治，只要有一分的希望就会付出十分的努力。然而自从宣布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以及加大事故赔偿力度后，医务界的不少人士表现出了担忧甚至恐惧的心理。因为有些医疗事故的发生并不是医生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于患者情况特殊所致，不进行救治就会死亡，但进行救治就可能出现意外。以后患者或其家属可以轻易提讼，张口要求高额赔偿，哪一个医生还愿意再冒风险接收高危病人，尝试新式疗法，医学何以得到进步？这种情况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引进国际通行的医疗责任保险，让医生放开手脚去救治病人，这才是一条必由之路。在这个实践性很强的行业，如果医务人员整天担心出事故、患者或家属会闹事、法院会重判，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会自然而然选择保守做法，“大病小治、重病轻治”，最终受害的还是无辜的患者。因此给医生吃“定心丸”，不仅可以排除其杂念，激励他们增强医疗安全意识，勇于知难而上、改革创新，提高业务质量，促进医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而且可以增强患者的信心，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早日康复，毕竟医患双方的目的是一致的。
3.减少医患纠纷，增强公众形象
医疗纠纷已经成为消费者投诉的10大热点之一，因为轻者它妨碍了百姓的正常生活，重者则剥夺了公民的宝贵生命。医疗纠纷的大量涌现，不得不让人们感到焦虑，特别是纠纷案逐渐升级，甚至出现命案。典型的例子就是2001年7月10日湖南中医学院附一医院的血液病专家王万林，被他亲手医治的患者，在治疗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残忍地杀害了。尽管医患矛盾在医院里一直存在，但演变为杀人事件，是医生们无法想象和接受的，它为迫切解决医患纠纷和保护医生生命安全敲响了警钟。
据国外的保险同行介绍，他们的医生和患者也会有摩擦，但情节很轻，更达不到使用暴力的程度，因为患者来医院的目的是寻求救治而不是寻衅滋事。目前国外保险业已经很完善，医院买医疗机构责任保险，医生买医务人员职业责任保险，患者买医疗、住院意外事故保险。一旦出现问题，彼此都有默契，如果达不成共识，就找各自的保险公司，按程度分担责任。大吵大闹、拳脚相加于事无补，反而会更加耗时耗财。
当前国内医疗机构的负担很重，既要保障自身的生存发展，又要努力提供优质服务，还要承担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此外牵扯大量精力的医患纠纷也让各家院长头疼不已，不仅严重影响了医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妨碍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甚至危及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加之新闻媒体的大肆渲染，具有导向性的报道，也将医院推向了风口浪尖。保险公司的介入，也就是社会其他力量的介入，可以在矛盾日益激化的医患之间起到一个“缓冲器”的作用。保险公司可以和医院组成一个事故鉴定小组，一旦发生矛盾，保险公司的有关人员及时参与其中，从第三方的立场做好医患双方的协调工作，帮助找到一个既让保户（医院）满意，又保障了患者利益的最佳方案。尽量避免诉诸法律，一是可以维护医院、医生的声誉，因为作为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极其忌讳与职业诉讼联系在一起；二是漫长的诉讼程序对于任何一方都会造成身心疲惫，而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只有让医院领导、主治大夫从繁杂的纠纷处理中抽身出来，他们才可以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医院管理、钻研技术、提高质量上去。由此为医院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显而易见的。医院纠纷少了，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高了，医生的工作态度也由消极转为积极，患者情绪也由抵触变为合作，这种良性循环，才是医、患、保共同追求的目标。
关键词：政府责任；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公众评议政府
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责任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有着直接的关系，政府责任是指政府及其官员因其享有国家行政权而相应承担的遵循宪法原则、维护国家法律制度、保卫国家安全、发展公共事业、维护公民生命和财产不受侵犯等方面的责任。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行政干预的力度加大，行政责任也就加强了。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自由主义国家也成为经济发展的机关，成为社会均衡的保证人，承担起对整个社会实施规制的全面责任。在现代国家，一方面维护和强化了关于秩序和安全的责任；另一方面，国家又干预经济社会关系，行政必须监视经济的运作，保证经济的发展，防止经济的危机，行政保证个人的福利，在所有方面充分保障个人的发展。政府权力不断扩张要求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探讨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是民主和法治的需要。
一、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性质
（一）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民主政治性
在民主的社会里，政府组织是由大众所创立的，为了大众而设立，以及需要对大众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法治政治，因此，民主政治更是责任政治。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责任，体现了民主制度的发展。政府从不负责任，到负完全的责任，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
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种委托-之间的关系来概括。委托-理论是伴随着现代股份制公司的出现和发展而逐步成熟起来的，其核心是通过明确委托人与人特定的责、权、利关系，建立相应机制，处理公司结构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以及各层组织之间的关系。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委托-关系可以广泛地发生于一切组织、一切合作性的活动中。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委托，公民委托的前提是政府必须为公民的利益而行使公共管理权力，同时，不允许政府滥用公共权力，并且行使权力者必须因使用了公共权力来承担相关的责任。
但是，在现代社会，从权力的运作方式来看，政府权力在不断扩张。社会发展也要求政府扩张权力，而权力的扩张如果缺少了边界，那么权力总会越过边界而发生滥用权力的现象。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在发展的过程中，总会碰到政府权力扩张的现象，政府自身也有不断扩张权力的动力，如果缺少对于权力的控制的方式，政府权力仍将继续增长。
公共部门权力的增长具有两面性，由于国家权力的存在，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家权力的存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正如诺思所说：“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1］政府权力运用适当可以让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乃至出现超越常规速度的发展，但是，一旦政府权力使用不当，将会严重危害到民主政治前途。在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上，最好的解决之途就是：“授予政府多少权力，必须课以相等的责任。”
（二）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义务性
对于公共管理主体来说，承担政府管理责任的过程，是一个为公民服务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政府的义务性。从理论上说，公共管理的责任和义务是一致的，乃至是同一个概念，只是在一般的伦理学中，为了向近代以来的政治学和法学原则妥协，把责任和义务分开。其实，“责任和义务是同一个东西，在人的某种社会关系中，是以外在规定的形式存在的，而在另一种社会关系中，就成了人的内在规定，在本质上，责任和义务是统一的，都是人与他人、与社会的一种特殊关系，只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些特定的阶段，责任义务才出现了分离的状态。”［3］
近代社会，虽然在政治理念上提出了平等的要求，而在事实上人们之间的社会等级差别并没有真正取消，所以，关于责任和义务的概念区分也依然存在。由于近代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造成了对社会等级的痛恨，进而这种情感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所产生的作用总表现为极力去模糊那些具有等级社会特征的概念的质，更多地赋予其形式化的内涵。所以，公共管理责任和义务越来越不趋于同一。
政府公共管理的责任，也就是政府公共管理的义务。这种义务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行为向国家权力主体承担尽责效力、谋取利益、提供公共服务和遵法执行的义务。我国的公共管理责任体现为政府要向产生它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最终体现为向的所有者--公民尽义务；二是与政府层级节制的行政权力的下授权相一致，下级官员对于上级官员负责，承担忠于职守、努力工作、提高效率和遵纪守法的义务，这种义务具有行政法规的性质。
（三）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制度性
政府公共管理责任是政府整体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又自成体系。
首先，公共管理责任在国家整体政治制度中，政府机关和行政官员的行为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在现实中与政治法律过程中的其它国家机关及其官员发生相互制约的关系。当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违法乱纪时，就会被追究责任，这种内在机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治制度发生作用的结果。
其次，公共管理主体的责任都是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制度化、固定化和合法化，并以此作为追究政府行为责任的依据。这样既便于政府尽自己的义务来负责，又可以以此来规定政府的行为，使政府的行为做到行之有据。
再次，公共管理责任是一个制度化了的控权体系。在民主政治的社会里，公共管理责任，主要依靠外在的控权体系来约束政府权力，为了确保公共的意志和法律得以执行，就需要依据控权的程序来防止和反对政府权力用来追求自身的利益，防止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建立和健全政府责任的控权体系，以政府的制度化责任来规范政府的行为。
二、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的重要性
（一）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民主政治的体现从政府合法性角度上看，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当然应对人民负责。政府公共管理责任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政府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必须承担道义上的、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责任；政府必须接受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控制以保证责任的实现。政府必须对民意负责，进而应对民选的代议机构负责。因此的拥有者要想有效地掌握控制权力，则对于一个机构的任何授权，必须同时课以相应的责任。权力如果分散并有边界，那就容易控制。但政府机构拥有较大的权力，并且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权力呈不断扩张的趋势，假如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而越过了某种边界，致使民主控制失去了作用，那就可能鼓励独裁政治的出现。
从西方国家政府无责到政府负有限责任，直至负全责，这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体现。责任型政府职能的确立是西方国家控权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上运用的结果，而权力制衡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西方国家责任型政府理论，就是强调政府应承担的责任，然后控制政府的责任，追究政府的不负责任行为。这是对政府有效的监督方式之一，因为，处置权的实现，才能让政府行使权力时能够慎重，否则会被追究责任，政府官员由此而承担失职责任。建立责任追究制，使政府不敢轻易滥用权力。
（二）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依法治国的体现
明确责任，是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的首要环节和基础。因此，在制定责任制的时候，必须按照各单位的实际，紧紧围绕着“谁该承担责任、在哪些问题上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提出明确具体的实施细则。
首先要明确责任的主体。中央明确规定，“一把手”要生产经营和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一肩挑”。“一把手”能否把“两付担子”一起挑起来，做到“两手抓”、“两手都不放松”，对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时，除了要明确领导班子的责任外，应把重点放在领导干部个人的责任上。应根据职权和任务的不同，规定不同的责任。要对“一把手”的责任提出明确的要求。
此外，要着重抓好管理人、财、物的部门领导的责任制建立。近年来的情况表明，腐败现象的多发点也是权力监督制约的“空白点”。这些部门假如治理薄弱，很容易导致问题的发生。明确规定这些部门的领导和职工的廉政责任，加强对这些部门的监督制约，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要明确责任的具体内容。不仅要明确党风廉政责任的重点人员和重点部门，更要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准做什么，违反了要怎么样”。应根据各单位的工作实际，按照每个领导、部门的职责、权利和任务特点，以及在廉政方面容易出现的问题，制定出针对性较强的责任条款，必须具体实在。凡是可能出现问题的方面，都要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并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的方式，按干部管理权限，由上级党政领导与下属分级签订，层层抓落实。
二、考核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情况，要功过分明
责任制度，只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基础，而严格、科学地进行考核，则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要环节。责任制的考核工作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双重作用。一是能准确地评价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二是能使干部职工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有威慑感和信任感。党风廉政建设的考核工作，一定要认真细致、要严格准确、要善始善终，切忌走过场、搞形式，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考核的目的。
考核工作要改变思路。传统的考核方法往往“以肯定成绩为主”。肯定成绩往往有许多是客套话，这样做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更主要的是淡化了对存在问题的重视，使被考核单位轻易产生“自我感觉良好”，不利于对问题的重视和整改。因此，考核、检查工作应该改变思路，以发现问题为主。[更多精彩文章来自“：/”]
考核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一个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搞得好不好，干部是否廉洁，这个单位的群众最有发言权。腐败最怕群众，群众的监督最有力，应加大群众的监督力度。三、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制，要赏罚分明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制是一项具有强制性、威慑性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措施。对考核结果能否做到赏罚分明，敢不敢对分管的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能否真正得到加强的问题。假如有规不执行，违规不究，或者是重违轻罚，势必造成制度荒废，法纪松驰。现在有许多问题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行法纪不严。因此，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得到很好落实，就必须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
责任追究条款要尽可能的具体明确。责任追究的依据是责任条款，没有明确的责任追究条款，责任追究就难以执行。因此，责任条款除了要明确规定党风廉政建设“要怎么办、不准怎么办”外，还应该规定“违反了哪条规定、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要受到什么样的处分或处理”。只有这样，对于考核结果才能有依据地、准确地进行奖惩。有了这样的规定，不仅对考核结果能把握奖惩的“度”，更重要的是对容易出现的问题起到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把防腐拒变的关口前移，这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是为了确保中小企业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实现良性发展而形成的相关制度安排与组织建设。CSR行为准则的制定、CSR推进和监管、CSR信息披露和绩效评价等方面也会有所不同.
(一)四种典型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
1．地方政府主导型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地方政府在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中小企业的行为,同时发挥政府行政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金融和财政优惠政策给予中小企业以一定的政策支持,通过政策倡导,推动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2．行业协会主导型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行业协会不仅是联系行业内企业、企业与市场的中介,还是联系行业和政府的桥梁。行业协会既是中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准则的主要制定者,同时也是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推动者和监督者。此外,行业协会还通过组织中小企业CSR培训及经验交流,增强中小企业CSR意识和履责能力。
3．供应链核心企业主导型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供应链核心企业负责制定供应链所需遵循的企业社会责任内部和外部守则,对供应链成员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进行监督、协调和评价。从整体管理层面看,关键是建立一种整体的社会责任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致的CSR守则和规范,然后严格地去执行。在该模式下,政府、社会可以通过加强对核心企业的引导、监督和评价,进而推动整个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
4．自我管理型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相关政府部门对中小企业的约束力较弱,缺乏相应的监管;另外,自我管理型的中小企业绩效机制不够健全,信息披露不够完善等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合格的经营者,应该诚信经营、合法经营、依法纳税、珍惜资源、保护环境、充分利用相应的资源等等,唯有经营者做到了这些,才能够真正履行相关的社会责任。
(二)管理模式比较
1．在不同模式下CSR参与主体扮演角色及所发挥作用不同
(1)CSR行为准则由谁制定的,该准则会体现谁的意图或需要。
(2)在不同模式下,推动并监督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及措施手段会有所不同。
(3)在不同模式下,中小企业CSR信息披露和绩效考评机制也不同。例如在行业协会主导型管理模式下,各个企业之间必须遵守行业标准来对各自的企业经营情况进行披露。2．四种模式各有其管理困境(1)GDP主导的政绩观、地方保护主义及政府职能转型等与政府主导型的中小企业CSR管理模式存在矛盾。
(2)在产业集群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而非政府的推动、监督作用,是完善我国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和实现机制的重要任务。
(3)CSR利益和贡献的非对称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供应链中中小企业CSR积极性和履责能力。
(4)目前我国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受制于自身的资源条件和经营绩效,仍把生存问题放在首位,因此只是选择那些不得不履行的基本社会责任。
二、结论和建议
1．各地应根据当地行业协会成熟度、供应链发展水平、政策法规完善性及中小企业自身发展情况等选择适合的中小企业CSR管理模式。
2．各地政府首先应该从公众利益和社会和谐的角度出发,一方面,积极推进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制化工作,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和法规来强化企业承担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另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应当牵头组织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可行性研究。
3．随着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其在引导、监督、协调、服务、自律等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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