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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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当前我国大学生学习权益施行现状，总体来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社会层面对教育日益重视，再加上人们对权利本位的关注，大学生对学习权益的关注度也在持续增强，其在学习实践中的自由与个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学习权益内涵、外延的发展有所拓宽，促进了当前我国方兴未艾的科学教育事业。但与此同时，我国在大学生学习权益方面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大学生及教师对学习权益的认知度不够
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错位或缺位现象据笔者对所在学校师生调查发现，对学习权益有比较清晰认识的比例中，教师占比为46.9%，而学生则仅有31.7%的比例，总体来说相对较低。
(二)高校教育评价机制比较单一
目前各高校一般按照《学生课程考核办法》，对学生学习成果进行评价，具体评价方式主要是笔试，对一些社会学方面的课程也进行了一些案例考核和口语考试，但真正与实践联系较紧的技能操作考核方面的评价方式，目前运用得还比较少，从而造成了高校教育与社会实践有所脱节。
(三)现行教育方式很难让学习自由进行选择
从而影响了学生学习自主性的发挥一般来说，学习自由包括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主要是指对学生学习不作过多干预，给予其充分的发展自由;而积极自由则是指对学生进行积极引导，帮助学生拓展学习空间［1］。但目前的现实却是，我国大学生课程教学几乎全部由教师来控制，学生参与的机会较少，其只是被动地接受，这样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积极性。
(四)基于高校资金匮乏和管理受限
大学生学习权益缺乏有效的物质保障据笔者调查发现，目前各高校校舍、图书馆、实验仪器建设良莠不齐，一些不太知名的高校图书馆规模很小，连最基础的实验仪器有时也没有配备到位，从而导致大学生没有条件去进行自主地学习，限制了学生创新、创造能力的拓展和发挥。
(五)我国目前没有形成具体明确的学习权益保障和救济体制
学生很难进行有力地权利诉求和主张经笔者归集发现，我国还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对学生的学习权益进行明确规定，有的仅是根据“受教育权”来进行相应地引申和发展，大学生相关的学习权益保障和救济更是无从谈起。需要说明的是，在当前我国教育体制的大环境下，学生对学习权益关注还不多，因此在这些方面的司法和行政救济应用还很少见，但随着社会进步和权利意识的发展，未来这方面的实践案例必然会日趋增多，并且会逐渐成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议题。
二、大学生学习权益受损的影响因素分析
针对我国大学生学习权益受损的具体表现，经笔者归集，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既有师生个体方面的，也有教育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的，需要结合当前我国大学生教育的宏观环境和微观行为，进行分析和应对。
(一)从师生个体层面来看
基于学习权益意识的相对薄弱，从而导致学习权益的自觉性和自主性较差。学习权益从认知、认同到提出要求、权力救济，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学生对教师的顺从和服从，教师对学生的命令和权威，目前仍在深深影响着每一个大学生的思想行为方式和教师的教育思维模式。据笔者在大学生中调查发现，他们对学习权益缺乏良好的认知，大多数学生均认同“老师所传授知识的正确性、老师教育学生的权威性”，而他们对学习权益受损很难识别，自然也无从进行权益主张和救济。与此同时，笔者对教师群体也进行了相应访谈，由于我国现代教育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真正拥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教师还相对较少，在教学中能够充分考量到学生的学习权益并进行有益的教学实践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有比较多的高校教师仍然习惯于传统的灌输式教育，较少运用启发式和创造式教育，长期以往，大学生个体为了迎合教育体制的要求，迎合教学考核的需要，自然也对学习权益有所漠视或忽视了。
(二)从学校教学管理层面来看
由于教学管理体制僵化和各种软硬件的相对不足，造成了大学生学习权益缺乏良好的体制跟进和物质支撑。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也一度甚嚣尘上，教育产业化作为其中一个典型代表，由于其与教育公益性价值取向不相匹配，后来就逐渐退出了官方的发展规划。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在教学体制改革方面，迟迟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应试教育的弊端日益显现，而素质教育一时也很难真正树立起来，由此造成了包括学习权益在内的一些现代教育新理念，迟迟没有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中得到充分体现，尽管高校相对要好一些，但由于我国教育经费的相对不足，真正的“大家”“大师”相对匮乏，再加上高校一直也没有真正树立起“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高校的教育成果与社会认可度、社会评价体系没有进行有效接轨，由此就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学生学习权益的构建和发展［2］。
(三)从法律法规层面来看
权利入宪和依法治国的具体跟进措施没有及时地体现到具体法律法规中，客观上造成了大学生学习权益受损后，在寻求相应的权益保障和救济时却无法可依。前文述及，我国法律法规没有为学生的学习权益进行科学设计，其根本原因在于“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并没有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不可否认，在目前高校的发展规划中，也提出了很多“以学生为本”的教学口号，但在具体落实上难尽如意。笔者一直认为，与我国教育相关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若能在具体条文中给予学习权益以必要的关注，并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措施和法律手段来推进，不仅有利于“依法治教”政策落到实处，也会进一步推进包括大学生学习权益方面在内的我国社会主义民利进程。
三、社会学视域下大学生学习权益的保障对策和提升措施
(一)加强培育大学生与高校教师个体良好的学习权益意识
对于大学生来说，首先要明晓自身的学习权益，并将其与个人素质提升、学习竞争力发展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争取应有的学习权益，全力培育自身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特别是对事物的系统分析和科学研究能力，从而确保在大学毕业前打造出过硬的专业知识、业务技能和社会发展能力，为大学阶段及毕业以后的成功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于高校教师来说，要尊重学生的学习权益，在日常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向大学生灌输自主学习、快乐学习理念，在进行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等相关课程学习时，要将学习权益教育有机融入其中，引导大学生树立起科学、健康、有益的学习观念，实现大学生个性发挥与教育教学规范的辩证统一，使大学生在现行高校教育大框架内，能够尽最大努力地提升良好的学习效果。
(二)吸引大学生主动参与，形成科学、多元的学习评价体系
根据斯克里文有关评价学说的理论，目前大学生的学习评价主要包括总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3］。但笔者调查发现，我国高校目前对大学生的评价以总结性评价为主，尽管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为了跳出应试教育的怪圈，笔者认为，我国高校当前应将学生的主动参与纳入到学习评价体系的核心地位，努力在构建科学、多元的学习评价体系中有所着力。
(1)注重形成性评价。高校教师要将注意力放在大学生掌握学习能力和技能水平提升方面，改变过去“一考定终身”的做法，通过高校教师在学习过程中的指导和帮助，在大学生学习结束后形成总结性的评语，提出大学生的优点和不足，使大学生对自己掌握某一门课程的情况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从而有利于大学生明晰今后持续改进的方向并保持信心。
(2)鼓励大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在高校大学生学习评价系统中，其对象是大学生，而要想使评价结果让大学生真心接受，吸引大学生参加其中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鼓励大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就是一个良好的尝试。在大学生自我评价中，教师的指导和其它学生的反馈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对客观、公正的自我评价结果，理应纳入教师的最终学习评价报告中。
(三)加快推进教学改革，不断提升大学生学习权益的载体建设
大学生毕业后，最终是要走向社会的，因此建立起与市场接轨、符合社会要求的教育体制与教学机制，是我国当前提升大学生学习权益的重要内容。
(1)“唤醒”学生自主学习意识，使课堂教学以“学生”为本，以“学”为中心。建议在大学生课程设计中，增加有关的社会教育内容，促进大学生尽早向“社会人意识”方向转变。
(2)以实践性为着力点，不断完善实践教学制度，尽快扭转我国大学生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的局面。明确要求社会实践教学内容在高校教育体系中的合适比例，特别是一些职业技术类院校，更是要将社会实践作为教学考核的核心［4］。
(3)在教学考核体系设计中，还应结合课程要求，帮助大学生设定一个合适的门槛，不宜太高，也不宜过低，让大学生通过切实有效的努力，以及积极的学习力，顺利完成量身定做的学习目标，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学习效果。
(四)将学习权益纳入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完善权益保障和救济途径
从现代法治社会构建上来看，学习权益作为人权的基本内容，理应体现在相应法律法规中，并通过明确而具体的权益内容规制，以及相应的权益保障和救济，从而发挥出学习权益良好的法律效能。
(1)对我国现行教育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在增加或修订大学生学习权益相关条款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大学生学习权益的具体内容，从大学生、教师、学校、行政主管部门、社会组织等层面进行规范设计。
从经典时代开始，社会学就开始对制度有所关注。马克斯.韦伯将制度理解为是一种“权利和机会下存在的一种独特结构”。［5］（p354）马克思认为制度是“是个人之间迄今交往的产物”。［6］（p78）Hall和Taylor首次将在传统社会学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以文化实践而非单纯的理性选择为取向的制度分析视角称为“社会学制度主义”。［4］一般认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理论特点有三：（1）将制度与组织进行整合，关注组织和制度存在的场域。［7］（2）将制度与文化整合，修正传统的“制度理性”假设。［8］（3）考察个体行动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既关注制度对个体的影响，也重视个体的偏好和理性选择对制度的建构意义。［4］可见，社会学制度主义试图将正式制度、组织与文化进行整合，并将其置于同一场域中加以考察。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制度①的共享性（广义上的制度）是城市社区的基本属性。社区成员不仅应遵守一般社会道德与法律规范，还应遵循社区中制定的规章制度，明确某些特定的文化符号，了解相应的实践意识和话语方式。大体上，社区制度的共享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社区成员对社区组织、权威和正式制度的仪式性遵从。这表现为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活动、服从社区管理和对社区本身的归属与认同。其二是在社会行动中对社区平台的偏好。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与行动者的偏好和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4］
社区成员常常习惯将社区作为其目的行动手段。［9］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看来，讨论社区中种种制度性因素如何发挥作用，不断加强增强社区制度的“共享性”，努力构建作为“制度共同体”的社区应该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总体来看，社会学制度主义蕴含着对社区建设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个是正式制度建设。大体上，城市社区的正式制度大体上又包括三类，一是政府和上级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这些是建立社区组织、管理社区事务、服务社区成员的指导性制度基础。二是社区中主导性组织，包括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等制定的相关制度规范，这些制度针对性与领域性更强，是社区运作的主要制度框架。三是各类组织、协会和民间团体内部的正式制度。第二是社区组织建设。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与组织是不可分割的，强调正式制度建设的同时，不可忽视作为制度平台的组织。目前社区内的组织机构既纷繁复杂，又发育不佳。以居委会、业委会为代表的自治性组织对自身的职能、权限和与政府的关系界定并不清晰，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组织代表不了社区成员。［10］以物业为代表的市场化组织主要实现经济功能，在日常生活中，它们常常成为引起社区冲突的重要原因。以各类协会为代表的社区民间组织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居委会等组织的附庸，很难独立发挥重大作用。如何实现这些组织的统和非常重要。第三是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广义的制度概念的组成部分，文化因素在社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社区文化建设能够指向社区文化价值认同、增强成员凝聚力、实现非正式的制度资源整合时，社区文化资源能够最大可能地发挥对社区成员及社区本身的支持力量，这是社区建设中的重要能动因素。因此，将构建和完善社区制度共同体为重要旨趣，在正式制度、社区组织、文化建设等方面着力，可以看作社会学制度主义对于社区建设问题的答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以“制度共同体”为取向的社区建设中，存在哪些制约性的张力和整合契机。
二、“社区制度共同体”建设中的张力
“张力”一词来源于物理学，在社会学研究中主要用以表达那些阻碍结构稳定的因素和力量。［1］当我们试图将构建和完善“制度共同体”作为社区建设的取向时，我们会遇到种种撕裂这种“共同体”的因素，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社区建设中的“张力”。第一，社区成员角色的日益复杂性可能弱化社区“制度共同体”的根基。一定程度上，中国社区建设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应对社会成员的角色转型，实现公民从“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变。［11］然而，角色的转变远不像最初设想的那么简单，马卫红、桂勇（2008）指出，传统单位制的瓦解并不意味着一个类似结构的出现，［12］社区成员同时也是其他组织机构的角色扮演者，多重角色身份意味着多重制度场域的交互作用，这将不可避免对社区建设产生影响。对很多社区成员来说，由于拥有大量的外部资源，社区中的支持可有可无，社区对他们而言只是住宅所在的区域，既没有必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也没有必要对社区中所谓的“规章制度”做出回应，因此，他们很可能将自己作为社区“制度共同体”的“局外人”。在此情况下，当社区中固有的制度文化试图对个体的行为做出规范时，这种规范一旦与其自身利益发生冲突，很容易形成强烈的反弹力量。
如果社区不能对那些反弹力量做出必要的回应，社区中的制度根基可能就会受到挑战和动摇了。第二，社区中多元组织力量的博弈可能导致社区制度场域的碎片化。社区中的各类组织既是部分社区制度的制定者，也是社区制度的执行者，更是“制度共同体”的维系者。然而，社区中组织纷繁复杂，既包括以居委会为代表的半行政半自治组织，又包括以物业为代表的市场化组织；既包括以各类爱好者协会为代表的文化性组织，又包括以业委会为代表的监督维权组织，还有大量的因各种利益关系形成的临时性自发组织。各类组织、组织与社区居民的复杂互动常常导致大量的非理性后果。各类组织彼此争夺对社区“制度共同体”的定义权和解释权，市场化规则（物业组织）、行政化规则（居委会）、自治化规则（业委会）等都是“制度共同体”性质的备选项，这些选项如果不能有效整合则很有可能导致这个“共同体”的碎片化。第三，社区场域与其他社会制度场域的互动可能对社区“制度共同体”造成冲击。现代城市中的社区绝非封闭的，它始终与外部社会保持的密切的互动。这种互动有两种形式：一是市场、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向社区传递资源、共享文化和制度规制；二是社区对外部世界的自我表达和信息反馈。在这些互动中，制度文化的互动占据着重要成分。相比较而言，社区可能更容易被外部的文化与制度规则所改变，特别是市场环境下的价值冲击和来自社区外的强制性规划都可能改变原有的“制度共同体”状态。第，社区的流动性增加了“制度共同体”的不确定性。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但从制度建设视角来看，人口流入之于社区建设也是一种挑战。
挑战来自两个方面：其一，融入与认同。实现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入是解决其社会融入的基本路径，［13］但流动人口来自于社区之外，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认同和独特的制度理解，对于新的社区场域中制度、文化与惯习，他们很难完全认同与接受，特别是对于那些临时居住的流动人口来说，很难让他们产生社会归属感。其二，接纳与支持。从社区自身的角度看，外来流动人口是否能够获得与本地居民“同等资格权”也很难说。如果社区不能从文化价值层面给予流动人口以接纳，在制度层面给予必要的资源支持，很难说服流动人口接受自己已有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由此，流动人口可能改变了社区建设的基本格局，也是对社区制度共同体的一种建构，但建构的方向和结果是不确定的。可以说，以上个方面是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社区建设必须面临的现实性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社区成员、社区组织、社区外部环境和社区流动等多个方面，它们或独立，或交互对社区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广义的制度层面上产生了张力作用。当然，一个健康的“社区制度共同体”相对稳定，但不是不可调试。面对诸多变动性因素，作为社区行动者的社区组织和社区成员应该充分把握制度文化整合的内在动机机制，进行合理的制度建构，实现“制度共同体”的理性变迁。
三、“社区制度共同体”建设中的整合契机
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角度看，社区建设中的一系列张力因素可能撕裂作为整体的“社区制度共同体”，但并不意味着“制度共同体”不可实现。如火如荼的社区建设运动彰显了构建和完善社区制度共同体的整合契机，这些契机指向于个方面：外部支持、内在动力、制度现代化自觉、文化-情感认同环境。
第一，支持社区建设的外部环境形塑了“社区制度共同体”的基本条件。不可否认，中国社区建设的最初动机是解决后单位制时代的基层管理与社会认同等问题。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将社区作为它的“基层管理平台”，并希望在这个平台上使它的制度规范得到贯彻、治理组织得到发展、主流文化得到弘扬。基于此，在正式制度方面，国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业主大会规程》、《物业管理条例》、《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制度规章；在非正式制度方面，国家积极推动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和谐社区建设”等；在组织支持方面，近十几年来，国家积极促进居委会建设，不断强化居民委员会的自治功能，给予其更多资源，试图构建新的基础权力与认同中心。这些工作均能对形成整合化的社区制度场域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第二，城市社区中存在强烈的“制度整合”动机。如果说国家是从自身发展需要考虑建设“社区制度共同体”，那么社区居民对“制度共同体”的呼唤则基于自身权益维护和基本利益诉求。每一个社区成员都希望在社区生活中受到公正的制度对待，享受公平的社区服务，拥有平等的社区事务参与权利，能够在自身权益受到危害时得到社区的有力支持。这些诉求只有在一个公正、平等、整合的制度文化环境中才有可能实现。这种“制度整合动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社会保障、文化资源和其他社区服务资源供给时，只有建立合理公正的正式制度，保证资源的合理有效分配，才能使社区成员建立对社区组织的信任，这种信任是得以维系社区管理的基础。其次，在社区成员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只有当社区能够通过制度手段和组织环境提供问题解决渠道，能够在以社区居民权益为根本诉求的价值氛围中妥善处理，公民的基本权利才能够得到维护。最后，在社区内部出现或冲突时，不仅需要有立足于事实本身的制度处理基础，还需要在社区的文化价值共识中寻找“交往合理性”，而这，必然需要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场域”中才能够实现。因此，只有当社区是一个“制度共同体”时，社区成员的权益才能够得到保障，社区的团结与和谐才能够得到保障，这类动机可以说是我们努力实现制度共同体的内在动力。
第三，社区的制度现代化自觉推动了“制度共同体”的形成。所谓“制度现代化”是指正式制度适应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发生的现代化转型。［14］城市社区是中国社会转型和持续现代化发展中的产物，也必然要对现代化发展做出回应，这种回应，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正式制度建设中。总体而言，我国的城市社区都建立了以《社区居民自治章程》为总纲，包括一系列科层制式的组织制度、管理制度、服务供给制度、社区参与制度等的社区正式制度网络。这些正式制度的构建有外部力量的推动，但更是社区建设中的一种制度自觉。这些正式制度体系构成了社区制度共同体的总体框架和轮廓。
第，特定的文化—情感认同环境构成了社区整合的重要纽带。城市社区存在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社区本身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看来，作为文化规范和情感价值都是制度的一部分，构成了社区整合的重要元素。刘迟（2012）描述了社区权威生成中文化价值元素的作用，并将其概括为情感、认知、习惯和方言个方面。［15］（p143-153）这方面的因素代表了两类文化之于社区的整合：一种是基于传统与历史文化传承的文化整合。这主要体现在了社区所在区域的语言、生活习惯和某些固有的文化刻板印象等。这些因素为社区中的居民提供了某些共享的文化资源。一种是基于社区内部的“亚文化”整合。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城市社区数量的不断扩张，不少社区中包含着多元的文化背景，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形成与社区自身的文化身份相匹配的整合机制。一般来讲，这种整合是长期情感与认知积累的结果，同时，某些社区运动也可以激发出社区内的亚文化认同，形塑社区的主体意识与文化认同感。［9］无论如何，由文化—情感认同因素构成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已经成为了社区制度建设中的重要整合力量。上述个方面分别考察了来自于外部支持、内在动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方面的制度整合契机。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张力”还是“整合”，都是一种趋向，两者的交互作用会对社区建设产生切实的影响。我们要进行社区建设，要构建“社区制度共同体”，应该充分发挥那些整合的力量，善于调整那些社区发展中的张力。
四、结论与反思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ExpressionandbiologicalactivityofmouseWnt3ageneinNIH3T3cells
【Abstract】AIM:ToexpressrecombinantmouseWnt3asignalproteinwithbiologicalactivity.METHODS:Therecombinanteukaryoticexpressionplasmid,pSecTag2/HygroBWnt3a,wastransfectedintoNIH3T3cellsbyliposome,thentheexpressedproteinwasdetectedbyWesternBlot.ThesaturationdensityandthecapabilityofsuppressingapoptosisinWnt3a/NIH3T3cellswereevaluated.RESULTS:TheWnt3asignalproteinwasstablyexpressedinWnt3a/NIH3T3cells.ThesaturationdensityandthecapabilityofsuppressingapoptosisinWnt3a/NIH3T3cellsweremarkedlyincreased.CONCLOUSION:WesuccessfullyconstructtherecombinantWnt3asignalproteinwithbiologicalactivity.
【Keywords】Wnt3a;eukaryoticexpression;contactinhibition;apoptosis
【摘要】目的：表达具备生物活性的重组小鼠Wnt3a信号蛋白.方法：应用脂质体转染试剂将重组真核表达载体pSecTag2/HygroBWnt3a转染并筛选稳定表达的NIH3T3细胞，WesternBlot鉴定重组Wnt3a蛋白的表达，并对Wnt3a/NIH3T3细胞的融合密度及抗凋亡能力给予检测.结果：Wnt3a信号蛋白在Wnt3a/NIH3T3细胞中获得稳定表达，Wnt3a信号蛋白能够明显提高NIH3T3细胞的融合密度及抗凋亡能力.结论：在NIH3T3细胞中表达的重组Wnt3a信号蛋白具备生物活性.
【关键词】Wnt3a；真核表达；接触抑制；细胞凋亡
0引言
小鼠Wnt3a基因是Wnt基因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其编码表达Wnt3a信号蛋白.Wnt3a信号蛋白可以激活经典的Wnt/βcatenin信号通路.Wnt3a信号蛋白对神经干细胞表现出明显的促神经元分化的作用.我们应用基因重组的方法，从小鼠胚脑中克隆Wnt3acDNA，构建真核表达载体，通过阳离子脂质体试剂将目的基因导入NIH3T3细胞中，建立稳定表达Wnt3a信号蛋白的NIH3T3细胞株，并对其生物学活性进行初步分析.
1材料和方法
1.1材料真核表达载体pSecTag2/HygroBWnt3a由本研究室构建.NIH3T3细胞株由安徽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吴强教授惠赠.多聚赖氨酸购自博士德公司；胎牛血清及DMEM购自Gibco公司.潮霉素及LipofectamineTM2000转染试剂盒、购自Invitrogen公司.质粒小量提取试剂盒WizardPlusSVMiniprepsDNAPurificationsystem,ReverseTranscriptionSystemRTPCR试剂盒购自Promega公司；鼠抗mycmAb、鼠抗βcateninmAb购自SantaCruz公司，FITC标记的兔抗鼠二抗、TRITC标记的兔抗鼠二抗购自北京中山公司；台盼蓝购自sigma公司.其他试剂均为进口分装或国产分析纯.
1.2方法
1.2.1NIH3T3细胞的培养将冻存的NIH3T3细胞复苏后用含100g/L的胎牛血清的DMEM培养液，在37℃50mL/LCO2培养箱中培养，3d换液1次,传代3至4次使细胞达到良好的生长状态.
1.2.2NIH3T3细胞的转染按LipofectamineTM2000试剂说明书操作进行.转染前24h用胰蛋白酶消化贴壁的NIH3T3细胞，再以无血清及无双抗的DMEM培养基重悬，并按1×105的细胞密度接种于6孔培养板，培养24h后，当细胞生长至85%～90%融合度时，取纯化的重组质粒pSecTag2/HygroBWnt3a2μg，溶于250μL无血清的DMEM培养基中，得到A液.取3μLLipofectamineTM2000加于97μL无血清的DMEM培养基中，得到B液.将A,B液混匀，室温放置30min后加入0.8mL含100g/L胎牛血清的DMEM培养基，轻轻混匀，均匀滴加于经无血清培养基洗涤的贴壁细胞表面，于37℃50mL/LCO2培养箱中培养24h.弃去转染液，加2mL完全培养液继续培养.转染后48h，待细胞生长至接近融合时收集上清，并按1∶3的密度传代.继续培养至细胞密度达50%～70%.弃去培养液，更换浓度为600mg/L的潮霉素培养液进行筛选.转染时，设置转染空载体pSecTag2/HygroB的组和正常细胞阴性对照组.约14d后，可见有阳性克隆形成，继续扩增培养.稳定表达Wnt3a蛋白的细胞株命名为Wnt3a/NIH3T3（W/3T3），转染空载体的细胞株命名为empty/NIH3T3（E/3T3），正常细胞阴性对照组命名为control/NIH3T3（C/3T3）.
1.2.3重组Wnt3a蛋白鉴定转染48h后，分别收集C/3T3,E/3T3和W/3T3细胞各约1×106及其培养上清液.以SDS煮沸法裂解细胞并收集上清，并将其与细胞培养上清液真空冷冻干燥，浓缩至1/2体积，以鼠抗mycmAb为一抗，HRP标记的山羊抗兔IgG为二抗，使用WesternBlot方法行重组Wnt3a蛋白的鉴定.
1.2.4βcatenin的表达鉴定分别在转染后6,12,24h收集W/3T3,E/3T3及C/3T3细胞各约1×106，以SDS煮沸法裂解细胞并收集上清，以鼠抗βcateninmAb为一抗，HRP标记的山羊抗兔IgG为二抗，使用WesternBlot方法进行鉴定.
1.2.5Wnt3a/NIH3T3细胞增殖特性的鉴定以密度约1×105接种W/3T3,E/3T3及C/3T3细胞于24孔培养板，隔日观察，台盼蓝染色并使用血细胞计数板计数活细胞.
1.2.6Wnt3a/NIH3T3细胞抗凋亡实验以密度约1×105接种W/3T3,E/3T3及C/3T3细胞于24孔培养板，24h后台盼蓝染色并使用血细胞计数板计数活细胞数，同时更换含10g/L胎牛血清的DMEM培养液，定时观察并台盼蓝染色并使用血细胞计数板计数活细胞，计算存活细胞与原始细胞数的比值.
统计学处理：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2结果
2.1重组Wnt3a蛋白在的NIH3T3细胞中获得表达WesternBlot鉴定发现转染Wnt3a基因的NIH3T3细胞裂解液中有一Mr约为45×103的特异性条带，在转染Wnt3a基因的NIH3T3细胞培养上清液、E/3T3及C/3T3细胞裂解液和细胞培养上清液中，均未发现相应条带(图1).
1:W/3T3组细胞裂解液；2：W/3T3组细胞培养上清液；3：E/3T3组细胞裂解液；4：C/3T3组细胞裂解液.
图1WestemBlot鉴定Wnt3a信号蛋白的表达（略）
2.2Wnt3a/NIH3T3细胞中βcatenin的表达上调对Wnt信号通路中的重要信息分子βcatenin的表达情况进行WesternBlot鉴定，在Mr约90×103处出现特异性条带(图2)，但无时间依赖性.
1~3:培养6,12,24h.
图2各实验组βcatenin表达（略）
2.3Wnt3a/NIH3T3细胞融合密度明显增高经台盼蓝染色计数活细胞，以密度约1×105接种的E/3T3及C/3T3细胞3d后生长至融合密度，此时细胞融合密度约4.6×105，但W/3T3细胞继续生长至第6d，细胞融合密度约13×105，与另外两组相比，W/3T3细胞融合密度明显增高（P<0.01）(图3，4).
A：W/3T3；B：E/3T3；C：C/3T3.
图3各实验组细胞融合密度观察(倒置×100)（略）
2.4W/3T3细胞抗凋亡能力明显增高经台盼蓝染色计数活细胞，更换含10g/L胎牛血清的培养液48h后，E/3T3及C/3T3细胞大量凋亡，细胞数明显减少，但W/3T3细胞数无明显减少，抗凋亡能力明显提高（P<0.01）(图5，6).
图4实验组细胞数变化（略）
A：W/3T3；B：E/3T3；C：C/3T3.
图5各实验组细胞抗凋亡能力观察(倒置×100)（略）
图6实验组存活细胞比例（略）
3讨论
Wnt信号蛋白为含有23～24个保守型半胱氨酸残基,在人类的基因组中已经发现Wnt基因19种［1-2］.Wnt3a是Wnt基因家族的重要成员，其基因早在1992年就已经被发现，而且多种的真核细胞被用于它的表达，但由于其低溶解度及疏水性等特点，一直未能纯化出具备生物活性的Wnt3a信号蛋白.1998年，Shibamoto等［3］使用L细胞（鼠胸腺激酶缺陷细胞株；LMTK）作为表达细胞时，在培养上清中发现了大量具备生物活性的Wnt3a蛋白，约400μg/L.Willert等［4］所纯化的Wnt3a信号蛋白通过激活Wnt信号通路促使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分裂和自我复制，认为Wnt可能在一系列组织的自我更新中起信号作用.
βcatenin是经典的Wnt/βcatenin信号通路中重要的信息分子［5］，其在Wnt信号通路关闭的情况下，βcatenin被磷酸化而迅速降解.Wnt信号通路被激活后，βcatenin在胞内大量聚集，并进入细胞核，启动下游靶基因的转录，产生生物学效应.βcatenin表达的明显上调代表Wnt信号通路被激活.实验中WesternBlot鉴定发现βcatenin表达明显上调，但没有发现与时间有依赖关系.实验中表达的重组Wnt3a信号蛋白带有myc标签，Burrus等［6］认为如果Wnt3a信号蛋白带有标签将影响其活性，甚至失活.但同样有文献［7,8］中应用的Wnt3a信号蛋白带有myc,HA等标签，而且文献中对其活性同样做了详细的描述.本实验够构建的重组Wnt3a信号蛋白具备生物学活性，但未能与野生型（wildtype）Wnt3a信号蛋白活性做详细的比较，其生物学活性的变化有待进一步分析.
Wnt3a蛋白可以促进神经干细胞向神经元分化.在使用含有Wnt3a信号蛋白的条件培养液培养E11.5d的胎鼠前脑神经干细胞发现，神经干细胞大量分化成为MAP2阳性的神经元.去除Wnt3a信号蛋白后，神经干细胞恢复增殖能力，而且当条件培养液中的FGF2去除后，分化的神经元形态更为成熟［8-9］.来源于小鼠大脑皮质的神经干细胞转基因后超表达Wnt信号蛋白，即使在培养液中加入FGF2，依然大量向神经元分化，但阻断Wnt信号通路后神经元的分化被抑制［10］.
Wnt信号通路的生物学作用十分复杂，不同的Wnt基因，不同的细胞，甚至不同的细胞状态都有可能产生不同的作用［11］.在本实验中我们采用pSecTag2/HygroBWnt3a真核表达载体，NIH3T3细胞作为表达细胞，成功表达重组Wnt3a信号蛋白，初步探讨了Wnt3a信号蛋白的生物学活性，为进一步建立用于以治疗为目的的分子移植的方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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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大学生成才
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期间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八荣八耻。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大学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校大学生的荣辱观如果按照科学的程度来分，可分为三个层次：社会主义荣辱观层次高的是少数；中间层次的是多数；层次低的也是少数。总的来讲，在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大学生的主流是好的。他们不仅思想观念新，创新意识强，而且正在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和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的生力军。从大学生的数量和他们未来的重要作用看，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论文摘要：音乐教学模式的发展是音乐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传统的音乐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构建新的音乐教学模式有很大的启发。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社会化。教育的功能就是把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转化为学生微观的个体心理结构，而转化必然要通过学生的内化才能有效达成。因此，教育必须要以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为前提，从而促进个体的发展。
传统的音乐教学模式过于重视知识的传授，忽视作为个体的学生情感、主体性、创造性的培养。教学模式的单一，使学生的主体性没有得到有效地发挥，更不用谈潜在于学生身上的个性、意志、情感的培养。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音乐教学必须不断更新观念，从培养学生主体性、促进自我发展的角度构建新的教学模式，以适应新时期的教学要求。
一、构建主义对音乐教学模式的思考
音乐教学模式和整个音乐教学改革的发展正着眼于培养学生的主体精神、创新精神和实践精神，着眼于培养学生的自我发展能力。传统的教学模式要解决的是如何控制教学过程以实现知识的传授，因此不能有效达成上面所述的目标，而现代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则为此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世界的理解和赋予意义是由每个人自己决定的。由于个人的经验不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便也各不相同，所以应该更关注如何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墓础来构建知识。从这个角度出发，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强调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在已有经验墓础上的主动建构，强调发挥学习者的主体意识，从而促进人的整体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种思想正体现了音乐教学模式发展和音乐教改的价值取向。
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课堂曾经以其丰富的内容、活跃的气氛、多变的形式而傲视诸科、独树一帜。随着教学改革的推进和深入，各科教学都已上升了一个层次，而音乐学科相对显得滞后，在很多音乐课堂上仍然演绎着我教你唱、我说你听、我动你跟的陈旧方法，导致了学生音乐知识贫乏，创造能力差，学习方法被动，缺乏自主意识的现象。
长期以来，教师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教者”的形象，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就是教知识，“教书”、“教师”、“授课”这些词语一方面显示了长久以来的课堂状态，一方面则又使这种思想得以根深蒂固地延续。其实，这种“行为主义”的做法就是把学生当作了灌输的对象、外部刺激的接受器、前人知识和经验的存储器。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教学，教师不自觉地成了课堂的主体，学生便自然形成了“从教师那儿学音乐”的思想意识。实际上，这种课堂教学是没有充分尊重学习主体、忽略学习者的音乐潜质和成长的能力、甚至可以说是扼杀他们“创造力”的课堂。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建构主义理论则给陈旧的音乐课堂带来了新的活力。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特别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由被灌输的对象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和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教师的角色则由“传授知识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帮助者”、“促进者”。
二、音乐教学模式的构建
首先，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要主动参与知识建构的过程，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对事物的理解。个人有独立的理解，同时又通过合作获得的全面理解。音乐学科具有独特的灵活性和模糊性，有足够大的空间让学习者发挥主观想象。同样的学习内容往往会因个人经验、经历、价值观的不同而产生独到的见解。在教学中，音乐教师要尊重该学科原有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在教学模式设计中要设法让学生主动参与其中，学生主体参与教学使学生在教学中自始至终充当着主人的角色，他们把教学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而不光是教师的事情。从教的主体而言，为了使学生主动性参与教学，教师通过一系列的设计安排尽可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学的主体而言，学生主动参与教学会满足学生的各种求知需求。“主体一发展”为特征的音乐教学模式的构建，应立足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并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最终目标。作为人的本质所在的主体性，实践性、创造性和个性特征是其基本内涵。人的主体性存在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并只有在生命活动中才得以生成和提高。学生主体性在学习上主要表现为态度积极和行为积极，能自觉地参与、交往与合作;在行为方式上主要表现为理智与情感、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和谐统一。“主体一发展”音乐教学模式侧重在教学活动中，突出培养学生的主体性意识，在丰富的音乐教学活动中收获自己的学习心得，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发展意识，能自觉地提出自我发展目标。
其次，建构主义情境教学模式使学习在与现实相类似的情境中发生，以解决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为目标，学习的内容要选择真实性任务。学习者在情境中模拟实际情况并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获得实际中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并不是将提前准备好的内容教给学生，而是在课堂上展示出与现实中专家解决问题相类似的过程，提供解决问题的原型，并指导学生的探索。
情境性的学习呈现了知识的生存力和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建构主义认为，知识若是有助于解决具体问题或是能够提供有关经验世界的一致性解释，就是适应的，就是有“生存力”的。音乐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生活中处处可见音乐的运用，它涉及情感、人生，又包罗一切学科。社会生活中与音乐相关的问题也非常多，如对某一历史人物、事件或者某一种文化传统如何评价，如何透视、分析和评价某一社会现象等等，这一系列紧密联系社会、实用性极强的问题本身具有复杂性和挑战性，势必会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欲望。查阅资料、调查访问、填密思考，不断从书本、社会中汲取文学、文化、历史和科学等各方面知识，再通过讨论、辩论、演说等多种交流形式达到共融和逐步解决问题，这就必然会大大提高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增强他们的音乐运用能力，培养他们的创造力。构建音乐情境教学模式，将音乐的学习放到各个有趣而有意义的活动中，在问题的解决中掌握音乐知识，一定比课堂上简单的讲授更容易培养学生的能力和创造能力。这种情境化的教学可以不只依赖独立的测验来评价学生的表现，对间题的解决本身就反映了学生的学习效果，或者仅仅对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进行功能性评估。以每一个学生的相对进步来作出评价，既有积极促进进步的意义，同时也能减轻学生的考试压力，把学生从书本中解放出来。
再次，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情境下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的。这个“必要的学习资料”不是支持“教”的，而是为了支持“学”的。鉴于这样的出发点，在音乐教学中构建信息技术教学模式，不仅有利于丰富音乐教学环境本身，同时对培养学生的信息搜集、处理能力，扩大自身周围的学习资料范围，促进主动学习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音乐学科在广义程度的理解上，其知识的来源为一种工具和手段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学科的学习中，既优化了学科教学的教学过程，提高了教学质量，同时又加深了学生对信息技术的理解和应用的层次，使信息技术与音乐教学在整合的过程中相得益彰。墓于信息技术的音乐教学模式目前主要有教师运用投影、图片、录音磁带和计算机多媒体制作的课件等手段，学生墓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自主性学习和研究性学习。
最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增强个人合作的能力，主要关心这样一些社会关系的范型，如协商、合作、冲突、修辞、礼仪、角色、社会场景等。他们还认为，学习首先是进入某一实践共同体的文化进程，这包括对社会交互作用的参与以及按文化方式组织的能影响学习和发展的活动。在建构主义教学中广为采用的合作学习、交互式教学模式同样也为音乐教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关键词：高校；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中D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138-03
2016年12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1]大学生作为当代社会的青春力量，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其价值取向将决定整个未来社会的价值取向。因此，教育引导他们认同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工程，它需要多方主体长期共同努力。高校文化建设作为高校实现文化传承创新职能的重要途径，既是大学生广泛参与其中的有效形式，更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载体。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2]。本文试图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融入高校文化建设之中，通过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改善校园文化环境，加强文化宣传，丰富文化实践等途径达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独特效果。
一、弘扬传统文化，增进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认同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3]因此，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必须立足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4]。
立足文化传承，要通过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工程，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使广大学生深入体会“苟利国家、不求富贵”“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爱国思想；“专心致志、以事其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敬业精神；“轻诺必寡信”“言而有信”的诚信观念，以及“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的友善理念等等，增强青年学子的文化自信与价值观自信，从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强大的文化认同。
二、改善文化环境，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心感悟
“环境文化是文化内核的物化显示和涵育载体，蕴含文化品格的良好校园环境，具有重要的隐性育人功能。”[5]每所高校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物质文化基础。独具特色的建筑景观、造型别致的艺术雕塑、历史积累的语录事迹、庄严肃穆的校徽校旗、赏心悦目的绿化景观等，它们对于大学生成长成才都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要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环境的育人功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浸润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比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字段对道路、楼宇、雕刻等校园景观进行命名，努力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着力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文化长廊、文化墙等建筑景观，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增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总之，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融入到校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之中，学生置身其中感受美丽与文明，领略自由与和谐，内心深处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心感悟，从而自觉约束言行、提升修养、健全人格。
三、强化文化宣传，激发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
积极有效的文化宣传会为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因此，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要在宣传和普及上下功夫。经过长时间发展，无论是以校报校刊、校园广播、宣传橱窗为代表的校园传统媒介，还是微博、微信、贴吧、QQ群等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平台，均已在广大青年学子中具备了广泛的影响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媒体平台的舆论导向功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广泛宣传。需要注意的是，在宣传途径的选择上，要主动占领新媒体平台，灵活应用微博、微信、贴吧、QQ群等学生日常接触较多、互动及时方便的网络平台和工具，搭建网络交流平台，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仅会激感的共鸣，还能更好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在宣传内容的选择上，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与大学生密切关注的社会热点和息息惦念的成长成才问题相结合，才能激活他们内心的积极情感，加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
四、丰富文化实践，提升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动自觉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常识；知识社会学；社会学智商测验
论文摘要：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但当今社会学概论教科书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却往往存在偏误。本文从学科、专业／常识的角度、教师(研究者)与学习者的角度和专家与大众的角度对社会学与常识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评述，指出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不仅仅是对立的关系。只有综合三种不同角度的观点，才可以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这对关系的涵义。
社会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之一。其中，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和社会学家从事专门职业时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它也是社会学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对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社会学家们在林林总总的教科书中多少都进行过论述。不过，国内专家在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注意不够，要么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要么是只论述其中一点，而不顾及其它，造成误会甚至偏见。由于教科书面对的对象主要是大学生，他们是未来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教科书的偏误不可小视。本文在以往学界对社会学与常识关系问题的探讨的基础上，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进行梳理和综述，以就正于方家，并希望在以后的社会学教科书中能够较为全面的介绍这样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
一、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透视
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透视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是指从专业／学科分类体系中怎么确立社会学自身的立足之地这一点来考虑问题的。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从19世纪社会科学建立和发展起来以后，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逐步建立起来。在已经拥有制度化支撑的社会科学诸学科面前，社会学要有自身的地位，必须拥有与其他先制度化的社会科学诸学科更为独特的地方。
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从孔德(AugusteComte)最先提出“社会学”概念到涂尔干(EmileDurkheim)最先获得法国大学的社会学教职，早期经典社会学家虽然没有明确就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进行说明，但实际上他们有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设，就是科学自然优于常识。比如孔德，他把人类观念进步的阶梯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和科学的阶段。孔德认为，社会学在时间上是最晚出的，在逻辑层次上是最高的，所有其他学科都为它做了准备，而它可以把先前一切学科作为源泉。在他的科学分类里，所牵涉到的问题不包括常识，因为在科学理性的关照之下，没有任何属于常识的藏身之地。
涂尔干则在孔德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涂尔干指出，“孔德这种用历史发展的观念来解释社会的方法，与人们用常识来解释社会的方法没有多大区别。从表面上看，历史提供了社会进化的一个简单程序……因此，对于解释社会进化似乎只能用人的意念了。假如这样来解释社会，不仅是陷入意识形态决定论，而且是将与社会学毫无关系的概念当作社会学对象了。”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方法要求人们不要用常识代替科学，凡是未经科学检验的概念，不能随便使用，更不能用来代替事物本身。”在涂尔干看来，由于社会现象的异常复杂性，所以当时的人们就用常识来解释它们。可是，社会学家不能这样，他指出，“社会学者在决定研究对象时，或者在讲授他的研究结果时，都不能乱用科学以外或没经过科学研究检验的概念。社会学者还应该清除常识导致的谬误和前人传下来的习惯中成为科学研究桎梏的部分。即使不能完全清除，也应该明白这类常识和习惯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才不致于让这类东西在学说上占据重要地位。”
涂尔干关于社会学的方法论的主张，在其《自杀论》一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涂尔干挑选了一个常识看来无非是极端个人化的行为，如自杀现象进行研究。通过对自杀率的研究，他否定了常识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当然也包括当时心理学界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通过这样具体的研究成果，涂尔干清楚的表达了他在社会学与常识关系问题上的立场。
总之，在这些经典社会学家的眼里，树立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显然是要把它不仅与常识而且要与其他已存的社会科学的学科相区别，这在他们说来显然不仅是树立学科本身合法性所必须的(我们只要看到孔德、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在创始社会学时在将她和其它学科区隔上所做的努力，便可略之一、二)，而且也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从学科、专业／常识的角度看，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经典社会学家那里，在社会学家作为专门职业的层面，也需要考虑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社会学作为社会学家从事专门职业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很多社会学家为了求证社会学研究自身对于常识的合法性，往往对此加以说明论证。据美国社会学家的看法，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有三个基本的区别：(1)目标。常识性知识关注的是使用性的活动，是怎样以一种有意义的、可以预料的方式从事这些活动。相反，科学知识的基本目标是为其本身的目的而追求知识。当科学家出于个人的原因而尽力“证明”某种理论时，指引着他的就是常识，不是科学。(2)支持其理论的证据。常识性知识建筑在现行事物的基础上。科学则需要远为广泛的证据，他们是按照明确的规则收集起来的。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科学家们甚至将努力证明其理论之不成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家们才能向任何一个接受所运用的证据的规则的人提供系统的令人深信不疑的证据，证明其理论之成立。(3)系统性。科学理论就其本性而言是清晰的，并且是做过系统阐述的，而常识性理论则是想当然的，并且可能难以用文字来表达。
常识性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这种区别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上。
二、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透视
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主要是指社会学家作为教师怎样在教学中阐明这对关系。在现代大学教学体系中，社会学概论课程是很多大学生的必修／选修课，对学习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专业的学生来说，则是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这门社会学的入门课里，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同学们首先就要碰到的重要问题之一。理解好这个问题，可以为同学们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学习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在社会学最为发达的美国，几乎每一本社会学的入门书都会涉及到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是美国社会学家WilliamE．Snizek为美国大学选修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新生所提出的一份社会学智商测验(SociologicalI．Q．Test)。
这份测验由30个陈述组成，依一般常识来看，进行判断是没有问题的，难度似乎不大。但根据社会学的科学调查或社会实践表现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些陈述的对错与常识的观点几乎都是对立的。这份测验其具体内容，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其结论不一定还适合已经变迁了的社会情境。但同时，这种测验的思路体现了撰写教材的专家们在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上希望透露给这些专业修习者的理想和信念，即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测验，使学生们能够理解，常识的种种观点和看法并不一定经得起社会学研究的推敲和考验。
在大陆，目前很多社会学概论教材里面，也仿照美国社会学教科书的思路，提出了社会学知识可能迥异于常识的观点(甚至在这些教材中，所引用的例证也是与美国教科书所引用的例证相同)。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社会学家刘少杰就在访谈中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进行过评论，其主旨也是与美国社会学概论教材的提法没有什么两样。国内近几年来出版的一些社会学概论教材，如张敦福主编的《现代社会学教程》、风笑天主编的《社会学导论》，朱力主编的《社会学原理》，王思斌主编的《社会学概论》等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国内教科书中关于社会学与常识的评论，仍是立足于社会学与常识的对立或者至少是有优越性的地方。也许，在他们的视野里，社会学当然与常识不同，甚至与常识的观点正好相反，否则就没有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了!
三、从专大众的角度透视
如果说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和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这还是从知识本身的角度来考察这对关系的话，从专家与大众(门外汉，layman)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则远远超出了知识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更深刻地讨论了社会学与常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从使用的角度来看，社会学知识至少不比常识拥有更多道德优势。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考察，就不是局限于社会学与常识到底有多大的差异，而考察他们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应用的范围、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具体的作用机制等等。
20世纪70—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专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此外，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也对社会学知识本身以及社会常识做了建构论的解释。比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把常识定义为行动者关于社会生活的陈述性信念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他认为主流社会科学——惯以纠正常识为己任，这就是偏见。在吉登斯看来，正统共识的支持者“设想社会科学的实践内容具有一种技术形态。社会科学纠正行动者关于社会行动或制度的虚假信念。如发生在自然科学中的情况一样，随着我们对社会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但是，这样一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的确包含了对常人行动者所持的关于社会世界虚假信念的批判。但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论得以构成的背景、其实践的意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大为不同。社会科学关注持有观念和创造观念的行动者，他们会对他们的行动以及如此行动的条件做理论概括。社会科学涉及一种双重解释，因为在那里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理论要发生效力的那个世界，是由进行概括和理论思考的个人的各种行动构成的。社会科学不必向身处其中的行动者解释社会世界的意义。正相反，社会科学的技术观念必然是寄生于常人观念之上的。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概念是被制造来分析社会世界的，却又反过来被纳入这个世界。因此，社会科学的实践影响并非主要是技术的影响，而是通过社会科学的概念被吸纳到社会世界中并成为它的构成内容来发挥作用。当社会科学概念为常人行动者所接纳并融人社会活动中，它们自然成为社会例行实践中人人谙熟的要素了。这从社区、社区建设、社会指标、社会发展、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等等社会学的专业词汇逐步推广到变成大众的日常用语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出来。所以说，社会科学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为常人行动者的理论和实践所熟悉，它不会局限为一种专业的话语。
吉登斯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平也认为，与自然不同，在社会一人文环境中，每一个被专家视为“外行”的社会成员作为具有掌握知识和技能的行动主体都在时时处处参与着社会的建构过程；并且，这既是行动的过程，也是阐释的过程，而他们对在自己的行动参与下建构起来的社会生活的阐释，若照专家看来也许无非是“常识”而已。不过，情况也有正好调转过来的时候，所谓的关于社会一人文的专业知识，倘依常人的(或外行)看来，也不过是用某种学术语言讲述的常识。而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由于常人也是知识者和阐释者，任何一种关于社会一人文的专业理论都是在被常人从自己的眼光和角度不断进行再阐释着。正是这种“双向阐释”构成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基本品质。
因此，从反思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等角度来看，常识与社会学的关系就不像前人所认识的那样是简单对立的。这些方面的认识，也使我们更加关注社会事实的主观方面，注意到常人的理解与生活，因此，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社会生活的更深刻的认识。
四、结语
总的来说，从以上的三个角度考察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学知识与社会常识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全面的考察社会学知识与常识性知识二者之间种种变化的关系。从这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结果来看，我们基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社会学与常识之异
社会学包括的不仅仅是社会学的知识，还包括社会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思考方式。常识也包括常识性的知识、直接经验的获取知识的方法、直觉从众的思考方式。社会学与常识的区别关系也可以参照前述的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之间的区别来看待。由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凭个人经验和普通常识来处理日常事务与解释社会现象，这种方式也可以发展出知识来，就像传统社会以经验累积与传承来建构知识一样。“社会学”不必也未必能“导正”所谓“偏颇”的想法(因为“正”与“偏”是相对地)，但至少能提供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而这个解释通常是经由实证资料的搜集来支持或是经由理论逻辑的推演结果。由于现代知识的建构方式，通常强调“系统”而不是零散，重视“累积”而不是秘方。因此，具有“系统”与“累积”的知识成为现代学术的特色。“社会学”的特色就在强调“系统与累积”，主要能提供我们一般性(即大数法则)的知识。当然这并不能说是“正统”知识，只不过是能透过现代“科学”技术或程序的“实证资料”来加以支持的说法而已。透过社会学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有助于我们了解“一般”现象(而不是和一个人的想法)，这或许可以帮助一般人跳脱出以自己经验为主的“认知”与视为当然的“常识”。同时，熟悉(常识)使我们“视而不见”，“去熟悉化”则是社会学式思考(think—ingsociologicaly)的第一步，打开我们的社会触觉，让我们“见人所不能见”，看清楚这个世界，也更了解自己。
其次，几乎是命定的必须以“常识”为探讨对象的社会学让人们往往以为社会学并无举足轻重或者对实际人类社会贡献——甚至有些人直觉地就去质疑(或者否定)社会学的科学地位。但其实，社会学的知识具有强烈批判品格(尽管社会学之中的某些说法被视为是保守、静态且倾向于维系“现状”(htestatusquo)的)，社会学的这种批判品格也是常识所不具备的。
另外，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在其研究和理论中，也使许多他们那个时代的相当普遍的常识性假设成为理所当然(take—forgranted)的东西。社会学最近几十年的进步，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对常识性假设进行再考察，对它们做出批判性评价，在必要的地方以经过科学的证据严格验证的观点来取代。
因此，现在也有一些关于“社会学庸俗化”的批判文章，它把“社会学庸俗化”问题提出来，希望使社会学学科的特性更加凸显。在这些论者看来，对社会学家而言，常识只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题目，而不是社会学理论的源泉。这种提醒显然是必要的，由于社会学家们都生活于常识的世界里，他们对自己所利用的常识必须时刻保持清醒，这样一来，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中才不至于把常识当成了社会学知识(当然，反过来说，有些社会学家不是从学科、专业的角度出发做出的社会评论，我们也不能把它看成是社会学的知识或者社会学的理论成果)。
2．社会学与常识的联系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学对社会的介入越来越广泛、深入，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也由原来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社会学与常识相对”的态度要变得不那么肯定了。在社会上，一方面，社会学家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书籍等等媒介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似乎什么样的情况下社会学家都可以发言且常有惊人之语，另一方面，有些舆论把社会学家的工作称为“花大量的钱财去发现尽人皆知的事实”，把社会学家在大众传媒中传播的很多“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学的视角”所作的分析称为“庸俗社会学”。社会学家对社会现实的全面介入与社会舆论对社会学的讥讽之间的张力使得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又重新成为社会学家反思的对象。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危机”，更是促进了人们对社会学与常识(实际上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社会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出反思。
如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香港的社会学家张德胜在其著作《社会原理》中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评论。张德胜的基本观点是“道不远人”，社会学的规律来自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因此，它自然不会与人们的常识认识太过疏远。
关键词:水文化;研究态势;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传工作会议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应大力开展水文化研究。①历经近30年的发展，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建设、水文化教育、水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运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知识，对检索到的水文化论文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学科分类与发展轨迹
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设有13个学科门类，110个学科大类。水文化归属哪一个学科?经检索发现，文学、工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文献比较集中，教育学、理学、法学、历史学居中分布，管理学、艺术学、哲学分布的较少，农学、医学、军事学没有相关文献，文化及水电工程是关注最多学科。在上述学科门类中，排本学科门类首位的是:文学是中国文学33篇，工学是水利水电工程239篇，经济学是工业经济119篇，教育学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学是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25篇，法学是民族学13篇，历史学是考古10篇，管理学是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10篇，艺术学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8篇，哲学是中国哲学6篇。除上述研究领域文献较多外，还鲜见于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林学、中药学、医学技术、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等学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内容广泛，不仅有文史哲人文学科内容，而且还有理工类自然学科，同时还有经管法等社会学科的内容，属于新兴的文理交叉学科。我国水文化研究历经开展宣传研究(1989—2003年)、服务水利实践(2004—2006年)、政府倡导推动(2007—2010年)和规划专项建设(2011—2014年)阶段，基本上与年度发表文章数量趋势相吻合(见表1)。特别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来，《基于人水和谐理念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研究》和《中国水文化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点)课题相继立项，国内学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遗产、水文化资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传播等方面。从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论文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数的年度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别为0篇，这说明水文化研究处于萌芽阶段。2002—2006年，论文数量呈平稳缓慢增长态势，平均每年约20篇，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进入2007年后，论文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到2008年、2010年达高峰期，随后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趋向稳定和成熟。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年均为86篇。2011—2016年篇数占所有论文的53．4%，说明此阶段是我国水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1989—2003年，没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选题作为学位论文。2004—2016年，学位论文共39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硕士学位论文37篇)，学位论文数占所有论文的4．06%，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相对比较薄弱。在学位论文中，最早的博士学位论文是2004年艾菊红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硕士学位论文是2005年刘虹弦的《水脉相连气韵横生———水文化在现代城市形象中浸润和延续》。在水文化文献中，主要来自《治淮》《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水利发展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中国水利》《江苏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涉水行业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主办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业高等院校期刊如《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昌工程学院学报》等成为主要学术交流阵地。尤其是《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自1985年创刊就设有“水文化研究”专栏，成为全国期刊界历史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特色栏目。此外，《北京水务》《中国三峡建设》《山西水利》和《城乡建设》这四种期刊数量也位居前列，说明水文化研究与水利建设也紧密相连。
二、水文化研究的热点、焦点与团队分布
文献分析表明，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还没有刊发与水文化相关的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历史类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发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论文中，被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论文较少，《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或收录论文屈指可数。这说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层次和期刊学术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对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进行分析，可以很好地体现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焦点。水文化研究出现频率极高且排在前列的关键词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遗产”“人水和谐”和“水文化建设”。这说明，以上述词语为关键词的文献相对比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之一。同时，频率在4次以上的关键词主要有“建设”“水利风景区”“保护”“内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观/开发/保护利用”“教育/水资源/水利院校/城市发展/发展”“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传承/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播/和谐/水利工程/水环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见，水文化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更加广泛，如水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承创新、水教育传播、人水和谐等成为水文化研究新态势。通过分析研究机构，可以了解我国水文化研究团队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发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来自高等院校，分别是河海大学、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其中，河海大学38篇，发表文献最多，占总数的3．94%;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发文章分别占总数的2．07%、1．87%，这与河海大学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经成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高地。
三、水文化研究的成绩、不足与未来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