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不发达、农村不繁荣、农民不富裕的问题，习惯上统称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要把解决“三农”问题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有计划有步骤地妥善加以解决。
一、“三农”工作面临的问题
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农村内外部各种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一直长期困扰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民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多数农民仍然只能通过种粮，散养家禽获得收入，而这些收入都不高，如种植水稻，除去种子、农药、化肥和人工等开支，每亩纯收入仅为160元左右。区2000-2004年的5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632.5元，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3，平均增长率不到8%，仅为城镇居民收入增幅的一半。二是农民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由于缺乏风险分散机制，长期以来农民一直是农产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主要由农民来承担。在劳动力转移中，农民作为最弱势的群体，常常是最低工资的接受者，创造着城市经济财富却不能分享其利益。普遍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不能享受公共卫生、医疗和教育。即使进入城市，实际上成为城市建设者和财富创造者，但却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城市公共福利，更没有平等参与社会事务的政治权力。三是农民的文化素质得不到较快提高。由于缺乏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足够投入，师资力量薄弱，拖欠农村教师工资问题严重。许多农村的培训机构由于受到高学历风的影响而处在关停并转的局面。农民教育培训滞后、培训面不广、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强。针对农民的科技服务滞后，服务难以深入。同时，随着对农民工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农民外出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难以转移到非农产业。
第二，农业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耕地少、分散，受气候的制约较大，交通不便、通讯困难、能源短缺等客观问题一直存在。农田基础设施大多数年久失修，抗自然灾害能力很低。导致农业经济非常落后，农村人口贫困面大。二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区虽然有农业产业化项目30多个，但多数项目带动力较弱，竞争力不强，规模不大，辐射面不广，特别是缺少农民参与的产业链条，农民能从中获益的不多。三是农产品结构与市场结构不相适应。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沟通城市、面向国内外大市场的流通体系，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缺乏有效的联结手段，难以避免结构调整的盲目性。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水平不高、不适应市场对农产品需求多样化、优质化和精细化的需求，致使农业发展长期缺乏有效的市场拉动力。
第三，农村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基础薄弱。由于庞大的乡村管理构架与薄弱的乡村经济不相适应，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投入和教育“两基”投入等原因导致乡村负债问题十分突出，由于这些债务大多是公益性支出，支出项目本身没有经济效益，难以通过项目收益和资产变现清偿。这样不仅使正常的经济周转困难，还使乡村的信用体系受到严重破坏。二是城镇化进程滞后。要看到，“三农”问题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城乡经济结构是密切相关的。城镇化率低，且村镇极其分散，工业企业小而且少，缺乏产业群规模的大型企业的支撑，缺乏规模效益，与区域经济工业化的要求极不适应，农民的非农产业出路极其狭窄。三是乡村面貌落后。由于基层组织和乡级政府职能上的错位，乡村规划落后，或基本上没有规划，无法有力执行规划的问题十分普遍，导致乡村建设混乱，村容、村貌不堪人目。
二、“三农”问题的对策
十六届五中全会为我国农业农村工作指出了明确方向，为破解“三农”难题提供了新途径。今后，我们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始终不渝地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调整区域发展思路，推动城乡统筹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不能仅局限于农业，必须放到区域经济的总体思路之中，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努力形成带动农业增长、农民增收的整体合力。区地处市区，土地面积740平方公里，只有耕地8183公顷。2004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3174.9元，来自种植业、养殖业的仅占13.6％和39.2％。单纯靠农业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因此，必须跳出“三农”圈子谋划“三农”，大力实施工业化战略，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龙头企业建设带动农业产业化，找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子。
二是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必然途径。因此，必须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从区情况看，农产品加工能力弱、产业链条短、工业化水平低仍是影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围绕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着眼全局，牢固树立“工业立区、以工哺农”的发展意识，推进农业和工业的换位，走农产品深加工之路，以工业化的思维抓农业产业化经营，追求效益最大化，实现工业与农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三是要继续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必须坚持“市场定位、资源取向”，善于从培育本地特色中寻找方向，构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就区实际来说，区土地资源少，饲草资源丰富，发展畜牧产业有传统、有基础、有资源、有市场。鉴于此，要大力推进主副换位，在农业内部实现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换位，大力发展畜牧业，加快优质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加强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大力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业。
四是要加大投入，加快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与扶持，落实好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努力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要加强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减少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农村交通、通讯、供电状况和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强农村信息网络的建设，让农民更多更快地了解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市场的行情，以趋利避害，多受益，少受损。加大农村科普教育的普及力度，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五是要抓好农民培训工作，提高农民素质。加快农业发展，当务之急是建设一支新型农民队伍。依托产业发展对农民进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面向市场为农民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使适龄农民成为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和较强就业能力的新型农民或产业工人。同时，积极引导和教育农民遵纪守法、提高修养、崇尚科学、移风易俗，造就一代既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又有一定专业技能、文明守法的新型农民。
六是要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首先，抓好区域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发展区域经济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结合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其次，调整劳动力结构，搞好“两个转移”。减少农民、转移农民是富裕农民的前提。要积极推进劳动力布局换位，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鼓励、支持农民从事民营经济，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建立健全劳务输出网络，努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尽可能多地就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加快小城镇建设，在小城镇建设中积极发展和培植专业市场、中介组织等多种类型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就业。
1.1农民缺乏气象科学知识
就目前而言，三农气象宣传教育缺位，气象主管单位因管理、人力、财力关系没有将气象科学知识及时添加到农民培训内容中，也缺乏相关深入农村的气象宣传教育工作，导致农民欠缺气象科学知识，懂得气象科学知识的人严重欠缺。此外，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人通常会选择外出打工或经商，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人也选择迁居到大城市中，因此，无法在气象服务信息中提出更多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指导意见，严重降低了气象信息在农村中发挥的作用。
1.2农业气象服务针对性弱
农业气象服务针对性弱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绝大部分气象单位只单纯提供粮食生产服务，但没更深入地提供经济作物、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林业、畜牧业和农副产品行业等项目的服务；各级气象部门对当地农业生产情况不了解，导致在为地方政府和农民提供气象服务时，未能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措施，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农民关注的焦点是天气预报，尤其是农业年景预报、农事关键期，以及各种气象灾害事件的天气预报；农业气象未能提供一个能够推广良好技术及某一地区的农业种植布局的专业指导。
1.3气象服务信息获取渠道不通畅
现代农民主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短信、网络等方式获得气象服务信息，但我国目前的农村经济水平还较低，无法完全普及网络、有线电视，造成农民获取气象服务信息的渠道不通畅，且气象信息的及时性也无法保障。这样导致了农民未能获取及时性的气象信息，一旦遇到突发性、危害性大的气象灾害，气象信息不能及时传输到每个农户，给农户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2三农气象服务存在问题的改善对策
2.1强化气象工作为农民服务的意识
由于气象与农业、农村、农民联系紧密，虽无法为三农直接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气象在生产中却是十分重要的生产要素。为提高三农气象服务工作质量，就要强化气象工作者“以人为本、为民服务”意识，开发适用于农村使用的气象产品。因此，气象部门要观测农业气象、重大病虫害气象、生态气象、大气成分等情况，为现代农业气象服务研究提供有效的监测数据。此外，还要积极更多符合“三农”气象服务需求种、养业各个环节的气象保障预报服务、新品种引种的气候论证、特色农业发展的农业气候区划、农业气象灾害预警等产品。
2.2拓宽气象信息渠道
气象信息传输不顺畅，会对农业、农村、农民带来不可估计的损失。为拓宽气象信息渠道，当地广播电视部门应积极建立重要灾害天气信息绿色通道，保证气象信息可在第一时间传达到农村，及时指导农业生产及防御和减轻农村气象灾害的影响。同时，强化各种气象灾害预报预警方式的宣传和教育，通过广播、电视、简报、电话和手机短信等让农民快速获取气象信息，且让农民可以清楚掌握最基本的气象信息传输技能，更好地利用气象服务，帮助其在遇到气象灾害事件时可立即做出相关应急措施。
2.3强化灾害性天气的预报和预警
由于气象服务工作质量会对现代农业经济造成直接影响，因此，要充分利用气象服务中的基础性、预测性和警示性功效，大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相关气象单位部门要积极建设综合气象观测系统，确保在小范围内为农业经济提供准确性高的气象预警和监测服务，利用天气雷达、自动气象雨量站、闪电定位仪等多样化的现代气象探测方法对灾害性天气进行准确的预报，促进农业经济不断发展，有效规避灾害性天气带来的风险，保障农户经济效益。
2.4加强气象服务的针对性
相关气象部门应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关气象服务，与农户进行积极的沟通交流，了解农民的心理状态，充分了解农民在生产中遇到的难题，细心、耐心解答农民对气象服务的不解和疑惑。通过气象资料收集和普及，更有针对性和高效率地为农民提供更多优质的气象服务。对于某些让农民因气象情况造成的经济损失担心与焦虑，气象部门应当指导农民获得灾害天气的预警和预防技巧，及时做好相应防护措施，避免经济损失。
3结束语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改革问题建议
一、当前农村信用社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1.发展战略不明确
全国农村信用社改革按国家宏观政策组建联社、合作银行或商业银行。对于基层的信用社来讲，他们缺乏对自身及所处的经济环境的清醒的认识。牌子变了，内部体制如何及时转变，以后的发展方向如何，对于这些问题都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思考。
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具有金融空间结构效率方面的比较优势：(1)体制完善、经营灵活；(2)扎根于地方，网点多、人脉熟；(3)信贷资产质量优；(4)农村金融格局的调整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通过以上对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优势的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的市场定位不在于和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争业务、抢客户，而在于要充分发挥其地方性银行的地域优势、网点优势和决策优势，在细分市场的基础上为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2.市场定位不准确
综观我国当前的金融市场，各家商业银行在目标客户的选择和业务拓展方向上存在趋同化现象：一是没有基于市场竞争的行业分工，业务范围与经营领域基本一致；二是金融产品的设计上不存在互补，相互的替代性和模仿性很强；三是在客户选择上大都将目光投向国家垄断性行业、大型企业集团、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高新技术企业、政府相关部门等，而对于与农相关的产业及中小客户群体兴趣不大。这是一种定位误区，虽然在某一层面上形成了充分竞争，但既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造成了金融资源的重复投入和浪费，同时也导致了对弱势农业，农村经济中非国有企业、个体农户的金融约束。
由于发展方向不明，自身的定位也就模棱两可，市场定位不准，一是会偏离实现国家宏观金融政策下的信用社发展目标，二是会偏离自身发展的正常轨道。
3.经营管理体制落后
由于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在信贷管理、财务管理、干部人事管理、固定资产购建、现金管理、统计管理、薪酬管理等各个方面缺乏有力的管理制度，缺乏保障制度落实的机制，缺乏监督制度执行的措施，特别是缺乏对高管人员的有效监督，使农村信用社产生内部道德风险，成为形成大量不良资产、亏损挂帐、历史包袱的重要原因。
二、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对策建议
1.进一步完善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积极开展联合与并购
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股份制的治理结构已经形成，但与之相对应的决策链、管理链、业务操作链还需进一步理顺。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和激烈的同业竞争，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要本着审慎经营和稳健发展的观念逐步完善内控制度、风险管理制度、监察审计制度，并建立与银行发展策略和价值理念相一致的薪酬机制、考核机制、晋升机制、岗位流动制度等一系列激励约束机制。
2.正确确定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
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一般都组建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所面临的农村经济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农村经济已不是单一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均衡发展，伴随着乡镇企业“改制”，私营经济和股份经济成分大幅增加，大多数农民己经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向城镇集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农村经济的主体。
面对农村经济和地方产业结构的变化，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要及时转变传统的支农观念，调整信用社时期的市场定位，由原来的支持“三农”扩展到立足于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和个体民营经济，服务优质客户。
3.制定符合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发展要求的发展战略
建立健全规范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管理的科学化，是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向现代金融企业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是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与目标相适应的智力结构应包括：有效的董事会、监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和制约；独立的风险控制、审计、薪酬委员会；独立、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管理层。其中，独立、相互制衡是控制风险的关键。虽然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都建立了“三会”制度，但离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特别是在职权的划分、职能的发挥、职责的承担上仍需进一步规范。
4.优化农村金融机构的基本企业队伍建设
市场环境在改变，竞争对手在进步，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的服务对象更是在不断成长与发展。面对客户的改变，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的员工也必须发生相应的转变，全面提高自身素质，才不会在工作中面对客户的需求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是要转换思想观念，改变原信用社框架下一成不变和循规蹈矩的工作方式；二是要不断加强学习，确立不学习就要被淘汰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三是要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和业务技能，在工作中寻求创新和突破；四是切实加强人才引进，对人才的引进力度将直接关系到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前景。除提高员工的素质外，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还应大力引进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努力提升现有管理团队的管理水平，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也引进全新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
5.进一步与市场经济接轨，发展农村客户群体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客户群体的成长，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原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范围越来越难以满足客户的需求，结算弱势更成为制约其业务发展的瓶颈。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的经营领域受区域的局限，无法跨区域设置经营网点，结算渠道也不象全国性商业银行那样畅通无碍，而客户的需求是不受区域限制的，如果在某个环节上无法达到客户的要求，客户资源就有可能会流失。
因而，通过产品创新，凭借网络联结将经营的触角向区域外延伸，就成为在现有政策限制下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挽留客户资源的次优选择。
三、结束语
在中国，农信社改革是采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模式还是选择合作制的形式，是由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农信社自身的特征所决定。两种模式并没有优劣之分，关键是要选择最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改革模式。只有确定了改革的方向，决定了改革的正确路径，整个农信社的改革才能有成功的前提。
中国农信社改革任重而道远，在改革的进程中，会遇到种种问题，在理论的指导下，只有不断结合实际情况，不断解决新问题，才能将中国的农信社改革不断向前推进，使其成为中国农村金融的一个支撑，扶持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1]温铁军.新农村建设理论探索[M].北京出版社，2006，05.
[2]程思危.改革与发展：推进中国的农村金融[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摘要】在当前大企业融资渠道日渐增多以及金融同业竞争导致利润空间不断压缩的情况下,大力开拓中小企业及私营市场,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对网点资源相对占优的农业银行来说既是可行的,又是重要的。因此,农业银行要立足三农,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建设,从而发挥农业银行在县域经济中的作用。
【关键词】农业银行县域经济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取得了持续、快速发展,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提升,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部署的实施,必将带动县域经济更加蓬勃地发展,同时衍生出巨大的商业金融需求,为银行业特别是县域金融机构的业务拓展和发展壮大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下面,以寿光为例,笔者就农业银行应该如何在支持县域经济中发挥作用谈几点看法。
一、立足三农,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
寿光是一个农业大县,是闻名中外的“中国蔬菜之乡”。在蔬菜及相关产业的带动下,寿光市农业及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此带来了各种旺盛而迫切的金融需求。这些需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来自农产品生产环节的金融需求,如购买种子、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农业新产品、新品种、新技术的研发、推广与应用中的资金及其它金融需求;二是来自农业企业的金融需求,如蔬菜加工、包装、贮藏企业生产经营中的资金及其它金融需求;三是来自流通环节的金融需求,如农产品运输、销售及农贸市场建设中的资金以及其它金融需求。针对上述金融需求,农业银行在近年来精简网点、减员增效的实际情况下,须量力而行,积极发挥作用:一要重点支持工厂化、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基地,而对散小客户则主要提供小额质押贷款等风险小、易管理的金融业务产品服务;二要重点支持一头联基地、一头联市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对整个农业产业具有极强的带动和辐射能力,支持这些企业的发展,就抓住了支持“三农”的主要矛盾,就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安装上了强有力的“引擎”;三要重点支持联结城乡、沟通海内外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寿光有着全国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另在11个乡镇建设了“卫星”式的市场,形成了功能强大的蔬菜集散网络,号称“买全国、卖全国”,农行以其在国有商业银行中城乡一体化的网络比较优势,在解决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功能升级改造以及日常运营中的金融需求方面发挥着巨大而独到的作用。农行要发挥好上述作用,还要在信贷政策调整上、经营机制改革上下功夫,如针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生产经营季节性明显的特点,给予特别授信,配置短期信贷规模,增强支持龙头企业的灵活性;适应农业银行撤并网点、减员增效的形势,不断优化人员和网点配置,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效率,做到网点人员减,服务质量和水平不降;针对农户的生产经营特点,进一步完善信贷业务品种,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简化贷款操作流程,特别是对低风险的小额质押贷款业务,实行营业网点柜台化办理,随报随审,即批即贷,最大限度的方便农户。
二、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
寿光市中小企业及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迅速,到2005年末,已有私营企业21228家,其中个体私营业户18290家,民营企业2938家。营业收入496亿元,实现税收14.46亿元,占全市税收总额的73%,已经成长为当地最具活力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群体。因此,在当前大企业融资渠道日渐增多以及金融同业竞争导致利润空间不断压缩的情况下,大力开拓中小企业及私营市场,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对我们网点资源相对占优的农业银行来说既是可行的,又是重要的。一要积极建立中小企业项目库,重点选择具有区域行业竞争优势、产品市场销路好、具备成长性的优质小企业客户,以及与集团客户相关联的配套型、加工型和高新技术型小企业入库;二要加快构建小企业信贷业务快速处理机制,完善小企业评级体系,简化业务办理环节和手续资料,在管理规范、小企业客户资源富集的区域行设立小企业贷审中心,集中受理小企业业务;三要增强创新意识,根据小企业特点和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积极创新服务,为小企业量身打造特色产品,重点抓好全额抵押自助可循环贷款、简式快速贷款、个人综合授信可循环贷款等产品的推广,实行灵活的贷款担保方式,适度扩大小企业贷款抵押品范围,满足小企业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四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个人生产经营贷款的授权授信、担保方式、产品,加快推广个人生产经营最高额贷款新产品,扩大支行的审批权限和经办机构,支持县域个体生产经营业快速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发展，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三农”问题，基础是农业，主要表现为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关键是农村，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尤其是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事业落后;核心是农民，主要表现为农民收入水平偏低，且增长缓慢。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发展不充分造成的，因此必须靠加快发展来解决。
一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是增加农民收入和建设新农村的产业支撑。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的农业发展道路;要拓宽农业产业体系，丰富和优化农业内部产业构成;要改善农业物质装备条件，提高农业基础设施水平;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步伐，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形式，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二要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农村第二、第三等非农产业。发展非农产业，应以能够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具有广阔市场需求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为重点，比如农副产品加工业、建材工业和建筑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信息业等。三要重点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是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因此，要从多方面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增加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投入。
提高农民收入，维护农民利益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实现、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民是我国最广大的利益群体，目前也是弱势群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是党代表最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充分反映了亿万农民的强烈愿望，也体现了党服务人民、造福农民的宗旨。
农民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三农”问题，要依靠农民，尊重并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农民的知识结构、技术能力、经营管理水平、思想观念和道德水准，直接决定着其作用的发挥程度。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有效开展农民技能培训，培育新型农民，同时促进农民通过发展专业合作社等形式组织起来。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富裕农民，使农民充分享受建设和发展的成果。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的最直接受益者，富裕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首要的是提高农民收入，一是在政策上继续加大政府财政补贴力度;二是在组织上创新农业生产组织与经营形式，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规模效益;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步伐，实现农民充分就业。
优化结构，实现农业与农村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按照这一基本要求解决“三农”问题，可具体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要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全面发展。农村发展的这些内容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统一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和系统，是多元一体化的综合建设和全面发展。这体现了农村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发展，体现了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环境建设和党的建设协调统一的发展要求。二是协调发展，主要是促进农业与农村内部关系的协调，实现结构优化。农业与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包括结构合理化和结构高级化。三是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实现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可持续农业，要充分开发、合理利用一切农业资源，合理地协调农业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高资源转化率，使农业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化配置，达到农业资源永续利用。四要实现农村社会安定，农民安居乐业。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问题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
统筹兼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关键词：农村，村干部，社会政治资本，群体特征
什么人、并如何成为村干部，这是农村社会政治分析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拟集中分析“什么人能成为村干部”这一问题，考察他们之所以成为村干部的背后因素。笔者以为，对此问题的考察和分析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选择村干部的标准变化；二是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与背景状况。
本文不拟讨论选任标准的变化，而讨论村干部的素质与背景状况。关于村干部选任标准的变化，笔者曾依据1999年对江西40个村50余年来干部更替的调查资料，作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在解放初期，重家庭出身和政治上积极性（政治成分时代，以贫下中农为主）；在19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突出政治表现、工作积极性和个人表现（劳模时代）；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注重发展经济与致富的能力（经济能人时代）；1990年代中期以后，则着重“能否镇得住地盘”（强势力时代）。相应地，50余年来，村干部经历了从“毛式干部”到“邓式干部”、再到“强人式干部”的变迁（肖唐镖等，2001：18-20）。所谓“邓式干部”，即指“先富群体从政”或“富人村官”现象，如在浙江省2002年第六届村委会选举后，全省新当选的133222位村委会成员中，属“先富群体”的约占30%；义乌市的比例高达60%，在新当选的421名村主任中更占到65%；永康、东阳、瑞安、乐清等地，其人数占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也都在60%（周炳泉，2003：71）。所谓“强人式干部”，在江西农村主要以强宗大族背景为主要特色，但在有些地区农村，治村的“强人”甚至蜕变为“恶人”（樊平，2000），如阎云翔调查的黑龙江农村案例（阳敏，2004）和于建嵘反映的湖南农村案例，就以黑恶势力背景为典型。尽管已有的研究指出了村干部的如此变迁，但尚不见对村干部队伍特征的系统分析。
这里，笔者借用“社会政治资本”概念，以指称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与背景状况，或其社会政治资源。村干部的素质与背景状况包括多方面内容，比如：（1）经济与财富状况，他们是否系经济精英？（2）政治身份，如是否系中共党员、参军，曾经拥有的家庭政治成分等；（3）文化与技术、职业状况，如文化程度、职业经历与专业技术，是否为文化、技术精英？（4）道德、人格与权威状况，如社区内外对其道德、威信的评价和认可；（5）家庭背景，如父辈或其亲属的权力与文化背景；（6）组织资源，参与各种社会组织的情况，宗族与村庄背景；（7）性别、身体素质和个人武力；（8）脾气与性格，等。在这些因素中，有些是“先赋性因素”，如性别、家庭、宗族和村庄背景；有些是“自致性因素”，如经济与财富状况、党员身份、参军、文化与技术、职业、道德权威和组织资源等。下面，我们将根据田野调查数据，主要从文化程度、职业与社会流动、经济与财富状况、道德权威状况、社会组织资源、家庭背景等六个方面，逐一分析村干部的社会政治资本。
本文据以分析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我们完成的三项大型农村调查。一为2001年对四省八个县的调查（简称“2001年调查”），即在山西、河北、江西和福建四省各选择两个县，按等距方式每县抽出8个乡镇，再按等距方式每乡抽出5个村，八县共320个村进行田野调查，最后完成并取得有效总样本村数316个。二为2002年对全国的抽样调查（简称“2002年调查”）。该次调查的村样本，系以除和港澳台地区外的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为总体样本，按18岁以上人口为基数，进行多级分层比例抽样出256个村委会，实际完成并取得241个村的调查数据。三为2002年下半年至2003年上半年在江西C、T两县和山西X市（县级市）农村的调查（简称“2002-2003年调查”）。此次调查也按分层等距方式，在各县分别抽选20个样本村。其中，江西C、T两县是我们对1999年研究的40个村的跟踪调查，在山西X市的样本村中完成了16个村的调查，最后共完成对56个村的调查。在这几项调查中，作为村主要干部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都是重点的了解对象，本文分析的重点也将是他们。
一、文化程度
下表1是2001年对四省八个县316个村抽样调查的数据。从此表可见，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文化程度在四省之间并无明显的差异，他们主要集中在中学文化程度（初中和高中）这一区间，次为小学文化程度，而在小学以下、中专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两极”区间的人员甚少。这表明，村干部虽然已经告别了“大老粗”或文盲时期，但高文化素质的时期也并未到来。
二、职业与社会流动
在法理上，村干部的产生机制均是选举，村委会干部的产生机制是村民直选，村党支部委员的产生机制是党内选举。但实际上，村党支部委员的产生机制更为复杂，表2收集了两次对村支书调查的数据。在2002-2003年对江西和山西三县调查中，江西两县村支书产生的主流方式是传统的“乡镇党委直接任命”，由党员选举的比例并不高；山西X市村支书的产生则已从传统的任命方式改由党员选举产生，其中甚至有近七成的村实行了“两票制选举”。2002年对全国241个村的抽样调查表明，党员选举是村支书产生的主流方式，实行“两票制选举”的比例高达三成。
那么，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性别状况与职业经历如何？表3中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情况的显示，在村主要干部职位上只有个别女性干部，男性则拥有绝对的优势；而在他们的职业经历上，相当部分人曾“在外村工作过”或“有非农经历”，并有部分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参军”，河北省两县80个村的支书和主任中甚至近三成“曾参军”。从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情况看，江西与其他三省的差异主要在“在外村工作过”和“非农经历”两个方面，拥有此两类经历的人员比例明显低于他省。
表4是对全国241个村无任村支书在就任前、卸任后工作状况的调查数据。在列举的20多项职业中，村支书在就任本职务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村干部和农民上，此外，还有少数人来自企业工作岗位和乡镇干部。这也就是说，村支书中的成员主要还是从村里其他的干部位置转任过来，或直接从农民提升起来。而且，从农民直接提升起来的村支书，越在前期人员越多，前三任和前四任中这种“平民书记”曾达四成多。在村支书卸任后，多数人（五成多）直接返归为普通农民，一成多的人“降”为其他的村干部职位，还有部分则完全退休、或被提拔到乡里工作（如为乡干部、乡镇企业人员）。此外，还有少部分人一直工作到“病故”，在前三、四任中这种人员占到一成左右，这或许说明：在早期村支书往往“多年一贯制”。
三、经济与财富状况
根据1998年对江西84个村的调查，笔者曾分析村干部与农村“经济能人”之间的关系，表明村级“能人从政”现象确有一定规模。[1]那么，数年后情况是否有变化呢？本节根据近年调查的数据分析之。
在我们的调查设计中，将“村办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个体专业大户”和“与村外企业现有业务往来”作为村内经济精英的衡量指标，从村干部与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如当过或正当），测量村干部（村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的调查既涉及到村一般干部的状况，也涉及到村主要干部（支书和主任）的状况。
先看村干部的经济经历状况。表5集中了两次对现任村干部的调查数据，由于问卷未统计到村干部的总人数，因而，无法得出拥有各种经济活动经历的村干部占村干部总数的比例，但就表内数据之间的比较而言，现任村干部在所列举的“曾当过”与“现为”这两大类（各含三种）经济活动经历中，“曾当过”的人数相对较高。换言之，先为经济精英再当村治精英的人数，多于村治精英依然兼任经济精英的人数。另一方面，在“村办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和“个体专业大户”三种经济活动经历中，当过或现为“个体专业大户”的人数相对多些
而就村支书和村主任来说，如表6显示，拥有同类经济活动经历的比例要高于一般村干部。在村支书和村主任中，经济精英所占的比重要高些，尤其是当过或现当“个体专业大户或商业投资”的人数比例明显要高。
村支书和村主任的经济活动状况，在表7中有更直接的反映。笔者将担任过“村办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三种经历”之一的人合计起来，发现：这两类主要干部中曾是“经济精英”的比例在三成以上，现任村支书和村主任比其前任均提高了一成多，达到四成左右；而且，在316个村中，有近六成村的支书或主任曾是“经济精英”，比其前任增加了16个百分点。村支书和村主任在企业管理者、个体户和商业投资者中的兼职状况，如表7所示，现担任其中一种的人比例依然较高，在现任村支书和村主任中的比例达到三成以上，有近五成村的支书或主任兼任目前依然兼任“经济精英”。这些情况表明，村主要干部中“经济精英”的比重明显较高，而且，不管是“富人从政”还是“干部谋富（从事经济活动）”的现象，都在扩增之中。
在调查中，我们还了解到村支书与村主任的家庭经济状况与主要收入来源。从表8中反映的三县调查数据看，与本村村民普遍的经济状况相比较，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家庭经济条件普遍良好，多数好于普通村民，没有一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差于村内平均水准。
表9显示，在村支书和村主任自报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中，“农林渔业”依然是多数人的收入来源之一，其次为“自办企业”和“外出劳务”的收入。
四、道德权威状况
与权力体现暴力和强制力不同，权威所内含更多的是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服从，它体现着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传统中国乡村，乡绅往往将“村治精英”与“道德权威”合为一体，不仅依凭权力、而且借助权威来治理着乡村地区。在当今农村，村干部的道德权威状况又如何呢？
在调查中，我们试图从“村里什么样的人最受尊敬”和“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度”这两个指标，测量村民对村干部权威的认同状况。从表10的调查数据可见，在村民所选择的最受尊敬的人中，“有知识或有技术的人”最多，其次为“有威信的老人”，再依次为“村干部”和“企业主和有钱的人”，在这里，村干部被列在第三位。村干部则将自我评估为第二位，与村民的评价有一定的距离。表11的数据反映，村民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并不高，表示“相当可信”或“完全可信”的村民在二至三成之间，多数村民的态度在“有点可信”和“有点不可信”之间。这表明，村干部与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村干部在乡村已乏道德权威，其管理活动依靠的不是权威而是权力。
五、社会组织资源
组织意味着权力。按政治社会学理论，组织能为政治人物提供有力的“集体政治资源”（丹尼斯。郎，2001：162）。在中国农村，村干部们的上任是否也与其所拥有的组织资源有关呢？在我们的调查中，对村干部组织或参与正式组织（如中国共产党、科技协会、供销合作组织、经济组织、宗教组织、红白理事会），以及非正式组织（如宗族组织、村庄组织）的情况，做了初步的了解。
从本文表3中所列村主任的“中共党员”身份看，多数人拥有此身份。但遗憾的是，在调查设计中未能考虑到村主任任职与加入中共组织的时序差，因而，无法区分出这样的情况：他们究竟是因党员身份而任村主任职，还是因出任村主任职而被发展入党？这种缺憾也表现在对村干部与其他非正式组织的关系的考察上，以致无法进一步分析村干部任职与这些组织资源之间的关系。表12所示，在四省316个村中，除了“红白理事会”和“科技协会”在山西和河北、“宗教组织”在福建较为常见外，其他的正式组织并不普及。在这些业已存在的组织中，由村干部所主办或组织的多为“红白理事会”、“经济组织”和“科技协会”，而“宗教组织”、“民间信用组织”和“供销合作组织”则多为非村干部所主办或组织。
不过，对村庄、姓氏和宗族背景这类先赋性组织资源的调查，却让笔者能做进一步的分析。
先看村干部的村庄背景。在表2所列村支书和村主任“是否是本村人”中，除了个别人外，绝大多数村支书和村主任均系本村人。表13显示，在三县回答村庄背景的157个村干部（主要为村内三大头，即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中，来自大村庄的村干部在江西C、T两县达到六成，在山西X市虽只有三成多，但比来自小村庄的仍高出20个百分点。
次看村干部的姓氏背景。表13的数据表明，来自大姓的村干部，在江西C、T两县占到近七成，在山西X市也达55.3%.
再看村干部的宗族背景。表13含三县157个村干部的宗族与房股背景，表14则有对全国241个村和三县54个村的支书和主任的宗族与房股背景资料。表内标示的宗族与房股大小之分，依据的是其人口在全村或本族内之比。从三县情况看，在表13反映的157个“村三大头”中，江西C、T两县来自大族者占近六成，但来自大房者却略少于来自小房者；山西X市来自大族、大房者略低于来自小族、小房者。不过，从表14所列三县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情况看，来自最大和次大宗族与房股的人员均占了多数或大多数。
从全国抽样调查的数据看，在前任村支书中，来自最大和次大族与房股的比例分别为43.5%和46.6%，而来自一般宗族和小族、一般房股和小房者分别为53.0%、49.7%，前者均低于后者；在现任村支书中，来自最大和次大族与房股的比例分别为44.2%和42.6%，而来自一般宗族和小族、一般房股和小房者分别为50.5%、54.2%，前者依然均低于后者；在前任村主任中，来自最大和次大族与房股的比例分别为50.7%和50.0%，而来自一般宗族和小族、一般房股和小房者分别为47.2%、47.5%，前者均略高于后者；在现任村主任中，来自最大和次大族与房股的比例分别为45.6%和40.6%，而来自一般宗族和小族、一般房股和小房者分别为50.0%、55.6%，前者均低于后者。
以上情况说明，在江西和山西三县，大村庄、大姓和大族大房背景对出任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有明显影响，换言之，来自大村庄、大姓和大族大房的人更有可能出任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大族大房背景并未成为出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影响因素。
六、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作为影响村干部出任的可能性资源，同样值得关注。在我们的调查中，对家庭背景的考察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为：1980年代以前曾影响出任村干部主要因素的“家庭成分”；父亲的职业状况；父亲的文化程度。为了使分析更有说服力，笔者试将村干部与村民的情况进行比较。
表15所列了三县村干部和村民的家庭成分状况。其中，尽管大多数村干部原来的家庭成分为“贫下中农”，但与当地农民家庭成分的比率分布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家庭成分并未成为影响出任村干部的因素。
就父亲的职业状况而言，在我们调查的三县村干部与村民中，两者之间的父辈职业并无明显的差异，如父亲为农民的比例，村干部和农民分别为71.4%和77.1%.略有差异的在于父辈文化程度方面。如表16所示，村干部中父辈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下”的比例，低于村民同比10.4个百分点，换言之，村干部父辈中的文盲、半文盲要少于村民父辈中的文盲、半文盲。
七、结论
在当今农村，什么人最有可能成为村干部？本文以三次大型农村调查所获资料为基础，借助“社会政治资本”框架，通过对当今村干部群体特征的分析初步回答了这一问题。
根据对2002年全国抽样调查的同类资料，陈志柔（2004）在分析村干部的社会资本时曾发现：在个人和村庄因素完全一致的条件下，更有可能成为村干部的因素主要为男性、较高的教育程度和中共党员。本文对村干部性别与文化的分析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笔者的分析还表明：村干部已经告别“大老粗”或文盲时期，多数人拥有中学文化程度，但高文化程度时期仍未到来。在村主要干部职位上，中共党员和男性村民拥有绝对的优势。而组织和参与宗教、协会等民间组织的背景，尚未成为促成村干部出任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不管是村干部还是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村干部在乡村已乏道德权威，其权力与权威出现了分离。为此，他们的治村行为往往要依靠其它因素，如江西农村的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需要有大村庄、大姓和大族大房的背景，山西X市的村主要干部也有大族大房的背景。而就全国农村而言，村干部中尽管来自大族大房背景的支持不明显，但依靠经济实力支持的因素却较普遍。
在村干部的成长路径和流动上，相当部分人曾“在外村工作过”或“有非农经历”，并有部分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参军”。多数村支书是从村里其他的干部位置转任过来，或直接从农民提升起来，后类“平民书记”在早期曾达四成多，多数村支书在卸任后直接返归为普通农民。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曾有相当部分人是“经济精英”，有的依然兼任经济精英，“富人村官”和“村官干部谋富（从事经济活动）”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家庭经济条件普遍好于普通村民。与经济因素影响到出任村干部不同，家庭成分和父辈职业对出任村干部已无明显影响，但父辈的文化程度却有一定的相关性。
通过对不同区域情况的比较，还发现：不同区域的村干部群体尽管有较多的共同特征，但也有着各自的差异。后者除了村庄、宗族与房股背景的不同外，还有职业背景的差异，如江西省的村支书和村主任中拥有“在外村工作过”和“非农经历”人员的比例，及其兼任“经济精英”的比例，均明显低于其他省。这种区域差异，对村干部的治村行为与绩效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尚待进一步的经验研究来说明。
主要参考文献：
1.陈志柔，2004，‘GettingAheadinRuralChina：EliteMobilityandEarningsInequalityinChineseVillages’，Paperfordeliveryatan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theTransformationCitizenPoliticsandCivicAttitudesinThreeChineseSocieties.Taipei，Vov.19-20.
2.丹尼斯。郎，2001，《权力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樊平，2000，《“恶人治村”的实质是赢利经纪》，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学术研讨会》，2000.10.14—16.
4.肖唐镖，2003，《转型中的乡村建设》，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5.肖唐镖等著，2001，《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关键词:三农;制约;经济社会
一、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
近几年来，农民增收的势头出现有所减缓的趋势，农民增收的问题成为农村、农业工作中的头等大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的前20多年里，是农村得到实惠最多的一段时期，是农民最幸福的一段时期。农民纯收入增长很快，农民生活改善最为明显。20世纪80年代初，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负责任制，提高了农产品价格，直接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1979—1984年这段时期，全国农民平均纯收入在扣除物价因素后增长达14.1%，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在1984年以后，农产品市场出现了卖粮难的现象，但是，这时农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多种经营，农民的收入仍然得到较快的增长。1985—1988年这段时期，全国农民收入年平均增长5%，农村经济仍然得到了持续的增长。1989—1991年，全国农村经济出现了负增长。1992年后，主要靠再一次提高农产品价格，同时增加农业的投入力度，农民收入再一次得到了增长。1992—1996年，全国农民收入实际平均增长达5.3%，其中19%年为9%，为90年代的最高增长年。但是自1997年以来，农民的收入普遍趋缓。1997年全国农民纯收入增长率虽然为4.6%，但比上一年纯收入增长率下降4.4个百分点。199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又比上一年回落0.3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分析制约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的因素，既有经济发展方面的原因，也有政府宏观政策调控方面的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农业产量总量徘徊不前，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产品的价格有下降的趋势。第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没有到位。第三，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困难，影响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第四，农村和农业面临不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
二、三农”问题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与安全，而且关系到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安全与稳定。我国八亿多人口在农村，农村人口多，幅员辽阔。农村的现代化，意味着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农村的繁荣与稳定，意味着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三农”问题不解决，意味着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将影响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影响到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发展将日益严重。我国农业发展将面临严重的可持续发展危机。耕地资源将减少，水资源将不足，草原面临退化，水土流失，农田污染等问题。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农业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质生产部门，人类文明也是从农业文明开始的。人类要生存，首先要吃饭，所以说农业是根本。农业的发展影响和制约着国民经济其它各部门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其它各部门发展的基础。农业为工业其它各部门提供劳动力。农业又为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提供原料，农业的高度发达，将为工业提供丰富廉价的原料，促进工业的快速发展。
三、科学发展观与农村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与农村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简而言之，即是科学发展观是农村和谐社会构建的前提与保证的关系，而农村和谐社会构建是科学发展观在农村社会落实的途径与目标，这种落实体现在“以农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因此，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要遵循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发展中促和谐，在和谐中寻求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同时也统领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构建农村和谐社会。
四、以农民为本是农村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的“本”，不是事物的本源或本体，而是发展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的力量之源，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是紧紧围绕“以农民为本”这一核心而展开的。这就表明“以人为本”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具体指向不是其他的人，而是广大的农民。以农民为本的价值取向，正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这个核心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过程中的具体体现。这就要求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一定要贯彻“以农民为本”这一核心，才能真正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
农村社会如何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指明了前进方向。表现在: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要把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实现农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参考文献：
[1]刘伟哲:《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中国21世纪议程》[Ml，气象出版2001版，第65页.
一、坚持干中求学，以学促干，大兴学习风气。一是在镇机关干部中开展“人人为师，月月考试”活动。人人为师，以讲促学；月月考试，以考促学。今年以来，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体辅导相结合、组织学习和座谈讨论相结合、谈体会和见行动相结合的方式，重点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学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精神和《谁动了我的奶酪》、《把信送给亚西亚》等篇目，增强了机关干部的政治的坚定性、敏锐性和工作主动性、创造性。二是开展“村点题，镇宣讲”活动。镇党委组建党员教育巡回宣讲团，根据各村的“点题”，以科技知识教育和政策法规教育为重点，把支部教育学不深、讲不透的内容，把党员迫切需要而支部一时难以满足的内容，把暴露出来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作为补充，本着缺什么、讲什么的原则，开展有针对性的宣讲。这样，使镇干部讲课感到“不虚”，使农村党员干部感到“合口”，调动了镇、村干部参与学习的自觉性。三是实行“”报告制度。该镇制定了“”报告制度，要求各支部要将“”召开的时间、议题提前报告镇党委，由党委派人听会、指导、监督，防止流于形式，提高了“”的活动质量，强化了党支部的经常性教育。通过大兴学习的风气，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学用相长，促进了镇村干部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工作作风的转变：主要是“三多三少”：自我加压、主观能动、干事创业的多了，一拨一动、不拨不动、等等靠靠的少了；依法办事、公开透明的多了，冷、横、硬的少了；依靠科技带头闯市场的多了，囿于传统缺致富门路的少了。
二、坚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营造创新氛围。该镇党委围绕培养和保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品格和精神状态，积极营造有利于党员干部群众发挥创新才能的氛围。一是把创新作为识别使用干部的重要条件，坚持不换思想就换人、不善创新不使用的原则，注重选拔使用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干部。二是镇党政班子带头创新。开展了“对镇情再认识，充实完善工作思路”活动，集思广益，提出了今后五年“围绕财源建设这条主线，实施‘富民稳镇、工业强镇、园区富镇、党建兴镇’四大战略，突出‘园区、招商、技改、民营、党建’五大重点，确保财政增长、农民增收两个目标”的思路，使思想更加解放，思路更加明确，收到了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舞干劲的效果。邀请陈疃籍或在陈疃工作过的市直部门、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和本镇部分民营经济大户组成经济发展顾问团，靠顾问团的牵线搭桥，延伸招商引资的触角，把顾问团作为招商引资的“信息源”和“项目库”，拓展了经济发展空间。三是镇党委开门纳谏，在党员干部中开展“我向组织进一言”活动，鼓励机关干部和农村党员干部围绕全镇工作大局开动脑筋，多琢磨事，多琢磨法。今年以来，全镇党员干部向镇党委、政府提出意见建议358条，采用110条；向各村党支部提出意见、建议432条，采用160条。四是在工作中开展“创新竞赛”活动，鼓励镇、村干部树立“事事创新”意识，想“金点子”，出“好主意”，努力克服“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没的用”的问题，靠新办法、新举措解决“三农”问题，推进“三农”工作。
三、坚持以发展论英雄、凭实绩比高低，树立实干导向。一是对工作力量进行重新调整搭配，让想干事的有机会。根据人员的专业特长，采取“双向选择、量才使用”的原则，三分之一的人员搞招商引资、三分之一的人员从事中心工作、三分之一的人员负责为农服务，三线并行，协调配合，形成了注重实干的工作机制。二是开展形势多样的活动，让能干事的有舞台。主要是在党委政府班子成员中开展“五个一”活动。即：每人每年招引一个200万元以上的项目、每人帮扶一家个体私营业户、每人帮扶一个贫困户、每月帮助联系村或者部门解决一个难题、每月到党建联系点召开一次民意恳谈会。目前，在“五个一”活动中，已招引协议资金1800万元，到位资金1100万元；与15家个体私营业户、30个贫困户建立帮扶关系，帮助解决生产、生活困难42项；帮助村、部门解决难题26个；召开民意恳谈会18个、540人次，征求群众意见建议380条。开展“五个一”活动，把解决作风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成为锻造实干型党员干部队伍的载体和示范。三是严格兑现考核奖惩，让干成事的有地位。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各项目标任务，建立完善工作岗位责任制，把年度工作任务、目标、责任分解细化，落实到线，具体到人，严格考核，严格兑现奖惩，让埋头苦干的干部政治上光荣、经济上实惠，引导全镇党员干部把精力和心思用到一心一意干工作、聚精会神抓落实上来。
四、坚持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履行服务宗旨。该镇围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进一步拓展服务意识、服务方式、服务范围，把服务变成具体实在的行动，积极创建人民满意的政府、争做群众拥护的干部。一是抓活动。推行了便民服务大集、“365服务中心”。便民服务大集，融政策咨询、技术指导、疑难解答于一体，与群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的接待群众，心贴心的沟通思想。成立365服务中心，开通“365服务热线”，实行24小时值班，随时受理、解答群众反映的问题，把服务做到群众的心坎上。二是抓站所。明确站所的服务职责，将站所的服务内容、服务时限公开向社会承诺，并实行站所服务政绩实录制，对站所各单位及工作人员的为农服务情况记录存档，定期考核，奖优罚劣。每半年组织人大代表和农民、私营业主代表对站所进行评议，评议结果张榜公布并向上级有关部门通报，对后三名的站所长进行诫勉或撤换。三是抓效率。实行首问负责制，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由第一接待人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在规定时限内解决，坚决杜绝小事托大、大事拖炸的现象。
论文关键词：捕捉分蜂群三种方法
随着“授粉农业”的推广，初学养蜂者日益增加。但不少养蜂者一旦发现自己的蜂群分蜂便举手无措，望而生畏。其实，分蜂的蜂群一般情况下并不蜇人，捕捉分蜂群也并不难。现向初学养蜂者介绍三种捕捉分蜂群简便可行的方法。
蜂群出现分蜂有预兆：其一，蜂王乱叫。箱内蜂王往往在分群前发出“咯咯”的叫声，惹人注意：其二，工蜂箱口结团，不积极采食。此时，养蜂者要及时检查蜂箱，采取相应措施，将分蜂消除在萌芽状态。
一、“蜂王精”气味诱惑法：将要淘汰的蜂王放入50毫升或100毫升内装酒精（纯度75%）的瓶中密闭保存。这就是所谓的“蜂王精”。一旦追到分蜂群，则在落定的蜂群下面或旁侧紧靠目标处将回收箱敞开放好。将“蜂王精”瓶盖打开，把瓶颈口用白纱布或塑料纱捆严放入回收箱，并在箱内挂上一张蜜脾和一张子脾。分蜂群嗅到“蜂王精”的气味，便在这种气味的诱惑下徐徐飞到或爬入回收箱。蜂群稳定后盖上覆布和箱盖，将蜂箱搬回。
实践证明，用“蜂王精”气味诱惑法，需把蜜蜂（分蜂群）落定的树木枝条向回收箱内摇晃或抖一下，或把蜜蜂落定的其他物体用小扫帚向回收箱内扫一下，这样，较单纯用“蜂王精”气味诱惑法要快得多。
二、捕捉蜂王法：分出去的蜂群一旦落到某一目标上，蜂王活动最为活跃。而且工蜂都要给它让路。蜂王所到之处（除去护卫蜂之外）工蜂总是与蜂王隔开一条缝。在蜂王的环卫圈旁有个“坑”，形成“凹坑”，像个黑洞。因此，找到蜂王就不难了。看准蜂王，要敏捷农业论文，轻快地把蜂王的翅膀捏住，放入已备好的王笼中（王笼会立即被工蜂围严）。再将王笼连同王笼上的护卫蜂一同挂到回收箱内子脾的框架上。然后将手慢慢伸向分蜂群落定的树枝或其它物体向回收箱内猛地一抖，或是把一部分分蜂扫入回收箱。余下的分蜂便会慢慢飞回或爬入回收箱再不反复。最后盖上覆布和箱盖将蜂箱搬回论文格式范文。
以上两种方法是如何捕捉已经分出去的蜂群。
其三，泼水逼回法：有时，刚分走一部分蜂，头上方黑压压一片；或分蜂刚刚开始，箱内嗡嗡作响，震耳欲聋，箱口内工蜂无秩序地向外涌。面对突如其来的这两种情况都不要慌。只要用脸盆或其他容器向头上方分蜂群泼水，同时向分蜂的蜂箱口适量泼水即可。这样分蜂群将误以为要下雨，分蜂很快停止。已分走的分蜂群也会随之返回箱内。当分蜂转为平静以后，再把老王新王分群即可。
实践证明，泼水逼回法省时、省力，但“先遣队”已跟随蜂王飞出距原蜂群较远的地方，利用泼水逼回法则只能逼回近距离分出的一部分分蜂。使分蜂受到遏制而暂时停止。但对已跟随蜂王飞出距原蜂群较远部分的“先遣队”因断了后路是飞回还是仍然寻找一个新的地方落脚仍有待观察。对于落在其它地方的分蜂仍然要用“蜂王精”气味诱惑法或捕捉蜂王法收回。
需补充说明的是，经过多年观察，分蜂一般要分走老王。新王则留在箱内。如老王已分出，箱内有一个新王还有王台或仍有两个暂时未见面的新王，则先出台的新王会再分出。这已成为分蜂的规律。初学养蜂者应按这个规律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前做好应付分蜂热的准备。同时，不要把自然分蜂混同为分蜂热。
对于箱口结团是否为分蜂先兆，要看蜂群平时在箱口的表现。不能单凭一时表现就片面认为是分蜂的前兆。如雨天和风天箱口蜂都较少。炎热的天气，尤其夏秋酷热的中午前后，蜜蜂箱口集聚，这绝不是分蜂。晴朗的天气或微风下蜜蜂箱口结团而不积极采食，甚至懒得动，这就是快要分蜂了。初学养蜂者此时要考虑打开蜂箱检查，再采取措施。另外，分蜂多在外面蜜源充足时。
山东省东平县畜牧局家属院：梁久梅
邮政编码：271500
2010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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