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文县地域面积1075平方公里，是个农业县，70%的人口分布在农村，靠天吃饭的状况一时还难以改变，每年突如其来的重大气象灾害事件——干旱、风雹、强雷击、下击暴流、暴雨、洪涝以及诱发的次生灾害带来的重大损失，让人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不可预知性是不变的真理。例如，1994年4月20日，风雹入侵造成严重的损失，作物受灾面积1.13h㎡，雷击死亡3人、伤6人，经济损失5574万元。又如，1996年7月1日，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暴雨天气而形成的严重洪涝灾害，使县城东郊2座桥被淹，县城交通中断，近40名职高教师家属被洪水围困在2幢宿舍楼内；小箐乡全新村沦为泽国，水淹区域延绵5km，直抵息烽县边界，水最深处达6m，80余人被洪水围困；诱发二起滑波，造成死5人，重伤1人，经济损失6000余万元。这些气象灾害，打乱了群众的生产生活节奏，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带来较大的社会政治影响，也给政府灾害危机管理能力带来挑战，甚至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考验。这也就是向我们敲响警钟，那就是必须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气象灾害预警系统和处理应对机制。因此，在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稳定的同事，要居安思危，加强对突发性气象灾害危机管理的意识，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政府危机处理管理机制，提高预测、预防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将气象危害降到最低点。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建立“经济示范村”、“扶贫开发”；才能有效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高效农业、城郊农业，使县“农业稳县”战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新突破的目标。
二、危机与危机管理的概念和特征
政府危机管理是政府针对各类突发危机事件的管理，其目的是通过提高政府对危机发生的预见和危机发生后的救治能力，及时有效地处理突发性重大气象灾害到来的影响，恢复灾后生产生活秩序，稳定群众情绪。为此，必须首先要清楚什么是危机。危机与微机管理的概念危机的多样性界定了微机管理的丰富内容。一般说来，危机管理中的“危机”，包括了紧急事态、风险等表述危险状态或者紧急事态的情形。危机相对于人类生活中正常的社会关系、秩序而言，它可以在一个地域发生并造成有限影响，也可以在一国或全球范围内发生，造成全球性影响。简言之，危机就是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导致社会偏离正常轨道的非均衡状态。危机影响群众正常生活、导致社会偏离正常轨道，对社会公共安全、稳定造成较大影响，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建立健全危机管理体系，并通过研究危机、危机预警和救治危机恢复社会的均衡状态。危机的特殊性质非预期性，即有关事态即状态的发生时不能或者难以预测的，是一种打乱既有体系或部门分体系运作，对于体系内变量的一种急遽而突然变化的状况。危机性，即该事态含有高度危险，可能构成对社会体制的人生命、身体、财产等要素和技能产生严重的影响，因而，排除这种危险性成为优于其他任何价值取向的行政目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即事态的未来发展推移具有不可叛定性，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多样性和变换性，因而要求危机管理的应对策略具有随机应变和具体应对性。紧迫性，即由于可供选择判断的时间有限，一旦放置，就有导致不均衡化、恶化，甚至引起社会不稳定因素，自然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因而要求迅速实行救援策略、恢复策略等加以应对，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作出政策选择。
三、分析危机发生的原因和政府危机管理的过程
⒈危机发生原因
分析危机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种：由自然产生的，如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由人为引起的，如美国9•11时间。由人为导致的自然危机。这种危机可能占有的比例最大，如由于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变暖而导致冰川范围减小，海平面抬升，引起气候变化，形成各种气象灾害；人为大量砍伐森林破坏生态平衡，导致风雹、洪涝、干旱频繁发生，诱发地质地震灾害等等。自然危机具有周期性、规律性和不可抗拒性，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人们对自然危机的认识、研究相对较早深入，对自然危机的管理机制也日渐增强。政府职能科技部门基本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自然危机，提前采取决策服务措施，而且能够在自然危机发生后采取积极、有效的救治行动，比如地震、洪水、台风等天灾能够通过应急系统提前预警和积极救治，把自然危机在城的损失降到最低。关键是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事务中，对这种自然灾害带来的非均衡状态的重视程度，对灾害应急管理系统的建设和保持该系统正常运转的投入程度，即具有足够的防灾减灾责任意识，监测预测系统、人工影响控制、就职应急预案系统建设的投入资金，等等。
⒉政府微机管理的过程
微机管理过程论将危机管理分解为如下两个层次：
⑴预防减灾和事前准备
①预防建在的措施和对策。为了避免、减少重大天气气象灾害发生危机时减少其负面影响，而采取的事前措施和对策。如：洪水灾害，其发生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可以通过事前预测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减少损害。因此，观测体系的建立、发生危害现象的研究、生产自救和政府救灾，是有效预防灾害的措施和对策。②事前准备的措施和对策。为了提高危机等发生时的应对能力，通过危机是的应对体制和活动来减轻损害而进行准备的措施和对策。因为通过预防措施和对策并不能将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化为零，因而事前准备非常必要。认真准备气象灾害发生时的应对机制，为提高灾害对能力而采取措施和对策。对于预测到的再燃灾害，在组织人事甚至命令系统等方面，政府必须事前准备与日常工作化不同的非日常工作化的制度。
⑵快速应对和恢复平常
①快速应对。气象灾害来临之前和刚发生之后，为应对紧急情况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有的时候，即使采取了预防减灾的措施和对策，即使做好了事前准备，由于气象灾害事态多样化，也难以穷尽具体细致的问题。一旦发生，与人民生命财产有关的重要价值受威胁，要求快速采取相应措施。②恢复平常。是灾后为恢复平常时期的状态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由于灾害影响的程度和范围不同，所造成的损害也各不相同，因此。恢复平常的任务有轻重之分，对恢复平常阶段的任务和责任设定应该注重合理性。若气象灾害严重的活，要恢复灾前的状况就需要较长时间，甚至可能出现无法完全复原的损害，切不可笼统而抽象地谈责任机制。从恢复平常到复兴的时间轴应该尽可能地缩短。否则政府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将受到质疑。
四、气象灾害政府危机应急管理的重点
气象灾害作为突发事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县气象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和灾害特点、技术能力和财力物力来看，应重视从以下方面加快气象应急体系建设：
⒈提高重大灾害性天气和短期气候预测准确率，着力构建小型雷达、网络通讯为主体的短视灾害性天气预报监测平台。
⒉增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加快对强对流天气跟踪监测和快速反应能力，建立定点、定时、定量的灾害天气临近预报业务系统。
⒊完善我县监测体系的建设，加大政府投入，提高人工影响天气等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即开展人工增雨、消雨、消云、消雹等作业，进一步提高我县人工影响天气水平。“气象部门已经把‘安全气象’作为气象发展战略之一，其核心内容是位军事、生态、能源、粮食、水之源、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全方位的气象预警服务。”“建立气象应急体系，防御重大气象灾害，这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从国家层面上看，目前已建成了由地面观测、地面遥感到高空遥感的立体气象观测体系，分布于全国所有县以上城市的4600多个气象站，极大地提高了地面气象要素监测的时空密度。124个高空探测站点对地面至30公里高空大气的歌中气象要素进行探测，74部先进的多普勒雷达能够同时对20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降水量分布和区域降水量进行较准确的估测，在防汛抗洪及城市积涝防御中发挥重大作用。
五、结论
⒈培养气象灾害危机意识。气象灾害危机意识是灾害预警的起点。人们“好了伤疤忘了痛”往往缺乏危机意识，所以要不断地通过宣传教育，并通过模拟气象灾害危机情势，不断完善危机发生的气象灾害预警与监测系统，能够使政府和公共培养良好的气象减灾意识，时刻做好防灾减灾的心理和物质准备。
⒉进行预见治理。政府气象灾害预防的目的除了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气象灾害进行预警之外，还要预料一个气象灾害解决后的未来可能情势。为此，一方面构建明确的政府部门间气象灾害处理的管辖范围。有助于政府进行及时、有效的预警治理；另一方面加强战略规划、长期预算气象防灾减灾基金，以及时进行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提高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赖程度。
⒊构建我县气象防灾减灾预测预警体系。政府危机管理的最理想状态时将危机消灭在潜伏时期或萌芽时期。这有赖于政府有干部们对气象灾害危机发生与程度、趋势和结果的预警预报能力。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气象灾害影响、危害程度更大，势必要加强就见气象减灾危机管理体系，以降低危机发生的风险和预警成本。
⒋建立一个相对统一、系统的气象灾害突发事件应急机制。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减灾成本，实现气候资源、气象灾害信息共享。这里所谓的成本既包括预备的物质成本，也包括制度成本。同时可以保证决策的有效性和各部门之间的合作，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灾害紧急状态急机制。⒌重大气象灾害的周期性规律，对我县各级政府带来挑战。要勇于面对这种挑战，积极采取措施，动员全社会参与，寻求危机根源，理性选择就职目标，进一步评估可能产生的后果，使整个社会保持了正常和稳定的发展局面，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六、结束语
1.1总体情况从表1可看出，除PR外，在从潜伏期到爆发期再到后遗症期的危机演化过程中，各个项目从绝对值上来说均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模式。在各个阶段，信息处理意图均高于信息搜寻意图。在表2中将样本分为教师和学生两个子群体时，仍旧呈现出这个模式。
1.2教师和学生群体信息处理意图和信息搜寻意图的差异检验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学校师生在甲流疫情危机情境中的信息处理和信息搜寻意图。因此，高校情境中最自然的两个群体，即教师和学生，他们之间在这两方面意图上是否存在水平的差异就成为首先要加以考察的问题。如表3和表4所示，教师与学生这两个子群体在各个阶段的信息处理与信息搜寻意图从统计上说并无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教师群体在潜伏期的两项意图均弱于学生，但到爆发期则有较大上升，在平均水平上超过学生群体。而从爆发期到后遗症期，教师群体的两项意图水平又再次回落。相对而言，学生群体在整个危机中意图水平则较为稳定。
2对Grunig理论的检验
2.1Grunig理论在甲流危机情境下的待检验假设H1:认为甲流是一种危机的人，更关注关于甲流的信息，也更积极地搜集关于甲流的信息;H2:越是认为甲流的防范存在条件障碍的人，越不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也越不会积极搜集关于甲流的信息;H3:越是认为自己有可能卷入甲流危机的人，越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也越会积极地搜集关于甲流的信息;作为对Grunig理论在甲流疫情危机情境中的特殊应用，则提出另一条待检验的假设，即H4:积极搜集信息的人更愿意执行官方建议的甲流防控措施。
2.2对假设H1、H2及H3的检验为检验假设H1、H2及H3，本文建立以下回归模型。其中，IP即(被动的)信息处理意图，IS即(主动的)信息搜寻意图，PR即问题认知，CR即约束条件认知，LI即牵涉度认知。在对全部样本做回归的基础上再对教师和学生两个子群体进行了回归分析，以期找到属于这两个子群体的不同特点。回归分析的结果中，各项系数的正负符号是否显著可以说明在各时期，各人群中H1、H2、H3假设是否成立。以下分别为危机三个阶段的回归结果。常数项的估计不涉及理论检验的结果，故略去。根据实证结果，在显著的系数中，所有系数的正负符号均符合理论预期。越是认识到危机的存在，越是觉得危机能造成影响，就越会导致信息处理或信息搜寻行为，而越是认为存在条件约束的，其信息处理或信息搜寻行为就越少。具体地，从实证结果中发现:(1)H1部分通过检验。在危机的三个阶段中，PR这一因素基本上只影响到公众的信息处理意图，而不影响信息搜寻意图。这说明，认识到危机的存在虽然不足以驱动人们去主动搜寻信息，但足以使人们关注信息，即使这种关注是被动的。针对这一特点，应在加强人们对危机的存在感的同时，加大防疫知识的信息传播力度。而在危机的爆发期，由于危机在事实上已经存在，因此，无论是否认识到危机存在与否，公众的信息获取行为意图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在爆发期，无论从现实意义上看还是从统计意义上看，PR仅对总体的信息处理意图有微弱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宣传措施的重点显然应从潜伏期重点提高人们警觉性转移到其他方面去。(2)H2基本通过检验。在爆发期，CR项的系数在绝对值上大于潜伏期，从中可看出防疫条件对人们行为意图的影响。如果人们觉得无法抵御，就会放弃“抵抗”。在潜伏期应加强宣传，增强师生的对危机存在的认识，而在爆发期则不需要继续采取这一宣传措施，相反，应加强防疫条件，并向学校师生展示学校有足够的条件应对疫情，增强师生面对疫情的信心，从而积极采取行动。(3)H3的假设通过了统计检验，越是认为自己有可能卷入甲流危机的人，会越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也越会积极地搜集关于甲流的信息。但从三阶段的演变情况看，从潜伏期到爆发期，牵涉度认知对于信息搜寻意图的影响下降了，并且此下降在教师与学生子群体中都可以观察到。
2.3对假设H4的检验运用相关分析的方法来检验假设H4，即:积极搜集信息的人更愿意执行官方建议的甲流防控措施。从相关分析的结果来看，在危机的三个阶段中，受访者执行官方建议的甲流防控措施的意愿与信息搜寻意图之间都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在潜伏期和爆发期的相关系数都大于0．5。后遗症期的相关系数虽然下降较多，但仍超出通常所认为的弱相关(小于0．3)范围。同时，在危机的三个阶段，反映被动关注信息的信息处理意图与执行防控措施的意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虽然存在，但除了爆发期系数大于0．3，其他两个阶段都是弱相关。因此，假设H4是成立的。此外，从上表还可发现，爆发期的信息搜寻意图与执行防控措施的意愿之间的相关程度较潜伏期更强，而进入后遗症期后，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却有大幅度下降，这说明是否身处危机之中对于学校师生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有很大的影响。
3基于Hallahan(2000)的扩展分析
Hallahan对Grunig公众情境理论进行了扩展，将危机中的公众划分为不活跃的、有意识的、觉醒的和活跃的四种类型。划分标准如下:根据这一框架，观察不同类型公众采取行动的积极程度存在着差异。与此相对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公众也应采取不同的沟通交流策略。
3.1调查对象的类型划分及其意图差异把对甲流疫情了解程度小于等于3分的界定为对问题的了解程度低，高于3分的界定为了解程度高。同时，牵涉度认知小于等于3分的界定为牵涉程度低，牵涉度认知高于3分的界定为牵涉程度高。据此将所有样本进行分类。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公众情境理论中用以衡量行为水平的信息处理和信息搜寻意图均存在显著差异。从表10和表11可看出，不同类型的人群在三个阶段的信息处理意图和信息搜寻意图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进一步综合采用Scheffe和LSD事后比较法进行分析显示:(1)在潜伏期，活跃的人群信息处理意图最强，有意识的人群次之，觉醒的人群再次之，不活跃的人群信息处理意图最弱。但其中，“活跃的”与“有意识的”以及“觉醒的”这三种类型人群之间的信息处理意图没有显著差异，而“不活跃”的人群其信息处理意图较其他人群显著为低。在这一阶段，信息搜寻意图由高到低则依次是“活跃的”、“觉醒的”、“有意识的”以及“不活跃的”。在这一主动意图方面，“活跃的”人群显著强于其他人群。其余的三种人群的意图则彼此间没有显著差异，可视为同一集群。(2)在爆发期，在信息处理意图方面，由高到低依次是“有意识的”、“活跃的”、“觉醒的”和“不活跃的”。其中，“有意识的”的信息处理意图虽高于“活跃的”，但两者间的差异几乎不存在(p=0．998)。在信息搜寻意图方面，则由高到低依次是“活跃的”、“有意识的”、“觉醒的”和“不活跃的”。(3)在后遗症期，在信息处理意图方面，“活跃的”与“不活跃的”依旧处于由高到低的两端，处于中间的“有意识的”与“觉醒的”两类人群的意图则较接近，彼此之间无显著差异。在信息搜寻意图方面，“活跃的”人群显著高于其他人群，而其他三种类型人群之间无显著差异。在各个阶段，不活跃的人群的信息获得意图几乎总是显著地低于其他人群，而活跃的人群的信息获得意图也几乎总是显著地高于其他人群。“有意识的”和“觉醒的”这两类人群则基本始终介于两者之间。这一点是符合理论预期的。此外，在信息处理意图方面，“觉醒的”始终低于“有意识的”，这反映了“有意识的”人群更多地是被动地关注信息。
3.2针对性策略的实施基于Hallahan框架的分类，在了解人群特征的基础上，有助于危机管理者有针对性地实施危机沟通策略。不同类型群体应采取不同的策略，而同时，对于教师和学生这两个群体也应采取不同的策略。因此，再考虑教师和学生中各类型人群所占比例，以期通过这些比例的变化，来找出各个阶段宣传策略的重点。分析发现:(1)“活跃的”类型所占比例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符合危机发展规律。值得注意的是，教师群体中“活跃的”这一类型所占比例在潜伏期相对于学生群体来说要低很多，但是到爆发期才迅速提高。(2)“有意识的”类型所占比例较低。从潜伏期到爆发期，部分“有意识的”人群由于牵涉度的提高而转变为“活跃的”类型。而进入后遗症期之后，随着部分“活跃的”人群的牵涉度下降，“有意识的”类型所占比例又有所提高。(3)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子群体，“觉醒的”类型所占比例在三个阶段都逐渐减少。对于“觉醒的”这一类型人群而言，由于其牵涉程度高而对问题的了解程度低，因此既可以通过提高对问题的了解程度而转变为“活跃的”类型，也可以通过牵涉程度的降低而转变为“不活跃的”类型。从潜伏期到爆发期，主要遵循第一条路径，而从爆发期到后遗症期，则主要遵循第二条路径。(4)根据预想，“不活跃”类型所占比例从潜伏期到爆发期应下降，而从爆发期到后遗症期则可能回升。教师群体符合这一预想，但学生群体不符合。进一步探索发现，以牵涉度小于等于3统计，潜伏期有38人，爆发期有43人，后遗症期有59人。从爆发期到后遗症期的增加是正常的，因为随着危机的结束，牵涉度下降。但从潜伏期到爆发期的增加是异常的。教师子群体中，牵涉度小于等于3的人在潜伏期是15人，到爆发期下降为10人，符合预期。问题主要出在学生子群体上，从潜伏期的23人增加到了33人。学生子群体在危机爆发时反而变得不活跃。
4研究结论与局限
1.1公共危机的信息不对称
在2003年的“非典”事件早期阶段，政府缺乏有效通报制度，媒体又普遍保持沉默，公众则极力打探事实。在正面的、有效的信息缺失的情况下，各种不实、夸大、扭曲的信息顺利占领了信息传播领域，一时之间关于“非典一夜致命”“南方某城疫情大爆发”等信息充斥于街头巷尾。群众对疫情缺乏客观正面的了解，产生恐慌情绪。在危机状态下，政府与公众沟通不顺畅，可能导致信息缺失或者传递受阻，也可能导致虚假信息泛滥。无论是何种情形，都势必会加重处于危机当中的公众的恐慌心理，引起过激反应，使危机恶化，引发更深度的动荡和危害。
1.2公共领域是消除危机中信息不对称的重要阵地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政府和民众分属于两个领域，公共领域则是介于以社会公众为代表的私人领域和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空间和时间。公共领域可以说是政府和社会民众交流信息、沟通和协作的平台。在这个领域，公民可以讨论、了解、分析公共事务，形成舆论意见，与国家以公共权力形式进行对话，共同追求社会的最大福祉和公共利益最优化。公共领域是消除危机过程中政府与民众由于信息传递缺位、沟通不顺畅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的重要阵地。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国家权力领域承担着危机管理者的责任，必须有效地预防、回应、化解和消除各种危机。私人领域作为危机的承受者，也是危机管理的积极参与者。但是由于双方的信息掌握不同步，管理危机的角度和立场并不一致，在危机管理过程中，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和合作常会产生阻隔。公共领域的作用，正是为两个领域的代表———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沟通和对话提供了空间和时间。有别于国家权力领域的危机主要管理者和私人领域的危机管理参与者的角色，公共领域在危机管理的过程中，首先承担着协调沟通消除误解的重任，在危机管理过程中，为国家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提供了沟通的空间，平衡两个领域的冲突，消除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误解。其次，公共领域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为危机预防、危机对抗、后危机管理等方面普及重要有效的信息起着重要的辅助管理作用。再次，与国家权力领域的直接干预不同，公共领域在危机管理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是间接而缓慢的。
1.3具备公共领域性的图书馆讲座在消除危机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作用
首先，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是具有平等性和广泛性的所有人，公共图书馆讲座面向社会大众，每一次讲座参与者群体的形成都是随机和偶然的，他们出于对同一个公共话题的关注而聚集在一起。参与个体存在着年龄、职业、教育层次、地域背景的差别，持有不同的观念。这些广泛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个体，因为对同一个话题的关注和兴趣而聚集起来，平等地参与到讲座中来。其次，公共领域是能够保障参与者充分沟通的媒介，图书馆讲座也是一个能够为参与者提供充分沟通的良好媒介。每一个参与者共同关注的话题，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讨论，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够就话题进行讨论，交流心得和看法。再次，公共领域的功能是监督国家行政执行职能，并影响国家的公共决策，将参与者的讨论整合成有效的建议，促进公共权力的管理合理化。公共图书馆讲座是这样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社会公众可以了解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意图和目标，体现了社会成员对公共行政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参与者对话题的讨论和共识，也可以通过图书馆讲座这一途径反馈给权力领域，促进国家权力执行的合理化。最后，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可以对具有普遍利益的问题进行自由开放的讨论，形成公众舆论导向。讲座的参与者可以就普遍关注的话题进行自由开放的讨论，并形成舆论。随着公共图书讲座规模不断扩大，影响日益深入，这种形成于公共平台的舆论导向的传递和反馈途径日益顺畅。综上所述，公共图书馆讲座是公共领域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公共领域参与危机管理的方式表现在：为政府和民众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协调提供了一个适合的平台。公共图书馆讲座在危机管理中起着协调作用，并为社会危机管理中的两个重要参与者———政府权力机构和社会公众提供了对话的空间。一是公共图书馆讲座面向公众，公益讲座关注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协调平和各个阶层的矛盾；图书馆讲座具有城市再教育职能，肩负传播先进文化、弘扬正确道德观的责任，从根本上提高公众的辨识能力，帮助公众对泛滥的信息进行筛选判别。二是公共图书馆的文化类讲座，强调不同地域、人群、种族之间的文化信息交流，如广州图书馆的多元文化系列讲座，就给了公众一个机会了解不同的文化、风俗人情。使来自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和信仰，能够和谐共处，互相尊重，避免由于了解不全面而带来的地域和信仰冲突。三是公共图书馆讲座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变。除传统的公共性文化宣传讲座能够传播危机的预防、抵御知识，发动公众力量共同预防和抵御危机外，辩论型、对话型、公共文化沙龙等新颖的讲座形式更能让公众个体参与到危机的预防、对抗、管理总结中来，每一个参与的个人都有机会发出声音和反馈看法。公共图书馆讲座则成为公共舆论导向行程的平台，并着力于把这个平台上来自公众最真实的声音传递和反馈出去，使政府机关能够第一时间了解民众的想法和需求。
2图书馆讲座的社会危机管理实践
2.1公共图书馆讲座在社会危机管理各个阶段中的作用
政府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主角，承担着危机预警、危机处理、危机善后等重要工作。图书馆讲座起到的是一种辅助作用，为危机预警提供一个宣传平台，及时、准确、客观地向公众公布危机信息，消除公众的误解和恐慌心理。危机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预警期（事前）、爆发期（事中）、平稳期（事后）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公共图书馆讲座的责任各有不同。在危机潜伏的事前阶段，公共图书馆讲座的主旨是未雨绸缪，宣传可能发生的危机，呼吁各方面通力合作，建立健全危机预警与管理体制，宣传危机的危害性，让公众对危机有深刻的认识，提高危机防范意识，传播宣传各类危机预防知识和应急预案，提高读者危机自救水平。如2013年5月10日晚，广东佛山市图书馆的南风讲坛与佛山市地震局承办了一场名为“地震科普知识”公益讲座，邀请专家为公众讲解地震原理、地震的预报和预警、地震避险等知识。2011年6月12日，上海嘉定区图书馆的“嘉图百姓”讲座，请消防安全专家举办了一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讲座。以上两种讲座，都属于危机预警型讲座。在危机爆发的事中阶段，公共图书馆讲座的任务是密切关注危机管理进展，及时向读者传播准确的危机信息，解读危机本质，消除或缓解读者的担忧情绪。如在禽流感的高发阶段，重庆图书馆“重图讲座”邀请专家支招如何预防H7N9禽流感，讲座嘉宾结合实例，为听众解释了什么是禽流感病毒，宣传了正确的禽流感预防和治疗知识。在危机的爆发阶段，特别是“非典”等公共卫生事件爆发阶段，人群密集的传统讲座形式，可能并不利于隔绝病毒的传播，控制疫情。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上海图书馆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把讲座放在网络上进行，在网络平台上推出的“相约健康”讲座，每天吸引了2000多读者听讲。在危机结束后，协助安抚公众情绪，总结危机管理经验，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反馈公众的对危机管理的意见和看法，是公共图书馆讲座的任务。2008年8月23日，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合肥市少儿图书馆举行了“少年儿童突发事件应急知识讲座———地震专题”讲座，除讲授地震知识外，还教孩子们识别地震的征兆，掌握避震的方法。2013年5月12日，重庆图书馆邀请在雅安抗震救灾归来的消防官兵，为广大市民举办了专题讲座。这两场讲座，都是危机结束后的公共图书馆讲座，目的在于总结危机中的经验和教训，为公众传授危机应对策略。
2.2公共图书馆讲座针对不同类型危机事件的应对策略
危机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四种类型，针对不同危机类型的图书馆讲座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针对无法避免的突发自然灾害事件，公共图书馆讲座的内容应是注重普及自然灾害知识，提高公众对此类危机事件的认识，普及危机应对方法，提高读者的危机自救能力，尽量降低在自然灾害危机中的伤亡和损失。这一类型的讲座都是事前未雨绸缪型和事后的总结型，总结是为了更好地预防下一次。像火灾等事故灾难，则是可以通过防范来避免。针对安全事故的讲座，除了普及逃生和救助方法，要重点强调事故的防范方法，普及安全知识，提高公众的警惕性，尽量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种类型的讲座，多在事前进行预警，事后进行总结，杜绝事故再次发生。针对“非典”“禽流感”等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图书馆公益讲座的重点是如实反映事件进展或情况，消除公众的疑虑和恐慌，避免公众恐慌加大卫生事件的严重性，同时，邀请权威专家，宣传流行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方法，普及卫生信息，协助将卫生事件保持在可控范围内。由于新型流行疾病引起的公共卫生事件都是突如其来的，无法在事前开展针对性的预防讲座，只能在事件发生后进行良性干预，在事后进行总结。另外，在“非典”“禽流感”高发期，人群密集的活动可能会引起流行疾病的传播和蔓延，公共图书馆讲座可以采用比较灵活的形式，如上文所述的网络讲座形式，就是一次效果良好的尝试。对于牵涉面广、危害性大、错杂复杂的社会安全事件，公共图书馆讲座能够发挥的作用是，在事前进行有效的预防，或在事后进行总结分析。如广州图书馆的多元文化讲座，旨在尊重文化风俗的差异性，促进文化交往和交流，给公众一个机会了解不同的民族文化、国家风俗，增强认同感，从而促进民族、国家甚至世界的和谐。2009年8月1日，上海图书馆“世界与上海系列”讲座之《国际反恐合作与“东突”问题”》则是对国际关系热点、对“东突”问题进行正确的解读和分析，并引导公众进行探讨。另一方面，公共图书馆讲座关注公益，从公众利益出发，做好就业、劳动及福利保障等主题讲座，让公众了解社会福利，并反馈公众对现有社会福利的看法和意见，为国家和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收集意见和材料。以上各种类型的讲座，都可以从根源上缓解或消除冲突，避免社会安全事件的发生。
3结语
公共图书馆讲座作为公共领域参与社会危机管理的重要途径，能够减少危机状态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它的作用是：
（1）在危机过程中协调促进公众个体和政府权力机关的沟通，促进两者间的信息有效传递。
（2）发挥城市教室的职能，普及正确权威的知识，端正公众对危机的认识，使群众因了解而卸下恐慌心理。
随着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分化，社会机构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处于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企业难免与社会公众产生各种矛盾、冲突，进而演化为公共关系危机，在传媒发达的今天，企业公共关系危机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广泛扩散。面对公关危机，一些企业成功地化危为机，一些企业在危机中遭遇损失，甚至遭受灭顶之灾。不同的企业在对待公关危机时采取的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法所产生的截然不同的结果，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企业要持续生存并获得发展，必须进行科学的公共关系危机管理。
从另一角度，危机具有双重属性，危机具有损害性的同时，还有正向性，危机之中往往孕育着转机。表面上，公共关系危机具有突如其来的偶然性，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出现，甚至突然爆发。事实上，组织出现公共关系危机，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还是两者都有的原因，都是企业公共关系疏于警觉的结果。即使是非常偶然的人为因素和意外的自然灾害，也有其暗含的内在规律，而这种规律不论周期多长，都具有反复出现的多现性。把握规律和公共关系危机处理要点，做好公共关系危机管理，能够将危机中的压力转化为动力，驱使企业因势利导谋求技术、市场、管理和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提高风险免疫力，主动地、有意识地化危机为契机，恢复组织信誉，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优秀的组织越是在危机的时刻，越能显示出它的综合实力和整体素质，必要将危机公关意识及危机管理提升到企业战略高度予以重视。
二、企业公共关系危机管理
法国管理学家费尧认为：“管理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是相互联系的运动过程。”危机管理也是如此，公共关系危机管理是处理危机事件过程中的公共关系管理，是企业为了解决自身陷入的危机，挽回不良事件给公众造成的影响和带来的损失，在出现公关危机状态时，采取的一系列具有预防、扭转、挽救作用的策略和措施，它的过程是消除企业危机因素的系列活动。从阶段上，公共关系危机管理分为事前防范、事中控制和事后恢复。
（一）企业公共关系危机的预警
企业公共关系危机的预防是事前防范，通过公关危机意识和公关危机的预警机制实现公共关系危机预防，帮助将危机扼杀于摇篮。
1、树立危机意识和公关意识。这里所说的“危机意识”是特指如何创造一个能让企业克服困难、不扰的良好舆论环境的危机公关思维意识。没有危机意识，单纯的硬性危机防预体系是无力的，超前、无形、全面的危机意识才是企业公共关系危机防范中最坚固的防线，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声誉和形象意识。把信誉和形象视作企业的无形资产、无形财富，把树立和维护良好的组织形象作为企业危机公关目标，这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源泉。（2）传播意识。主动利用一切传播机会和传播媒介影响公众、引导公众和争取公众，引导新闻媒体对企业正面宣传，形成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3）诚信意识。市场经济不是智力游戏，比谁比谁更聪明，它需要的是信任与合作，任何的欺诈行为都会对诚信社会造成伤害。诚信是企业拥有良好公关危机意识的重要体现。面对危机，企业要开诚布公地说明事情原委，采取诚意的态度接受批评，淡化矛盾、转化危机。
2、建立公关危机预警系统。公共关系危机预防着眼于未雨绸缪、策划应变，必要建立危机预警系统，及时捕捉企业危机征兆。首先，组建公关小组。只有做好组织上的准备，才能有备无患的应对公关危机。危机管理小组强调企业内各个关键环节都有人参与，在危机爆发初找出问题所在，避免拖拉、推诿，以便掌握主动。最重要的是，在危机管理小组中指定企业公共关系危机的新闻发言人，在危机来临时刻，企业内部很容易陷入混乱的信息交杂状态，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危机传播，因而形成统一的对外传播声音是形势要求的必然结果。新闻发言人专门负责与外界沟通，尤其是新闻媒体，及时、准确、口径一致地按照企业的对外宣传的需要把公关信息出去，形成有效的对沟通渠道。其次，建立科学的预报系统。在日常加强危机自查情况下，对危机持一种正确积极的态度，对出现的前兆危机要进行客观及时地评估，对各种潜在的危机形态进行分类，对各种危机情况进行全面、清晰的预测，制定预防危机的方针、对策，为预警危机制定策略和步骤，监督方针和步骤的正确实施，避免危机转化直至造成毁灭性后果。再次，健全和调查制度。在日常工作中促进沟通和社会公众加强交流，建立相互信赖关系，避免公共关系危机对外宣传的无序、混乱，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公众猜疑，便于企业驾御危机公关信息的传播，经住各种突发事件考验。最后，制定危机管理方案或危机处理预案。为处理每一项潜在的危机制定具体的战略和战术，确定可能受到危机影响的公众，对全面工作做指导和咨询，对企业存在的危险情况制定涉及全公司的危机防范措施。
（二）企业公共关系危机的处理
公共关系危机预防，只能使危机爆发次数或程度减到最低值，而无法杜绝危机。对于企业，危机的恶化很大原因是由于传播媒介的推波助澜，因此，危机发生之后，企业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并通过积极的沟通，引导舆论，稳定人心，重构企业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
1、处理原则。处理危机时的原则，有管理专业人士提出了“5S”，即速度第一（SPEED）、系统运行（SYSTEM）、承担责任（SHOULDER）、真诚沟通（SINCERITY）和权威证实（STANDARD）5个原则，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中5个原则同样适用，根据公共关系危机特点，其处理原则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1）临危不乱。潜伏性和意外性是公共关系危机的重要特点，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企业应临危不乱。乱则无法看清危机实质，更无法有效地进行整体公关，只有抓住危机实质，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才能迅速做出判断，并制定出相应的危机公关方案。（2）快速反应。危机发生后，企业必须采取果断的应急措施，澄清事实、化解误解或敌意，控制事态，并及时与新闻界联系，企业的快速反应能最大可能地消除公众对危机的各种猜测和疑虑，防止连锁反应。（3）与新闻媒体合作。企业危机之所以出现失控的局面，主要是对危机出现了“信息真空”，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媒体对信息传播具有加速、放大和扭曲效应，危机事件中不免有些毫无根据的猜测，混淆是非，扰乱人心。企业应及时与新闻媒体联系，确保危机消息来源的统一，将事件真相、处理进展传达给公众，杜绝谣言、流言，稳定公众情绪，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4）控制影响。公共关系危机要在尽量早的阶段消除影响，创造妥善处理危机的良好氛围，减少曝光，平息冲突，及早消除不利影响。2、处理程序。发生突发事件或重大事故时，企业公共关系便处于危机状态之中，企业要面对强大的公众舆论压力和危机四伏的社会关系，沉着冷静，循序渐进的处理是中心工作。（1）发现危机。危机是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结果，发现它才能在企业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扼制并扭转。发现危机是指在日常的公关工作中，通过事物的现象和长期工作经验，对公共关系危机及时察觉和判断，它包括隐性状态下的发现和显性状态下的发现。隐性状态下公共关系危机情形下，公关工作还处在表面正常的状态，但是隐患已经在某些因素和环节中存在。例如，企业内部门关系、上下级关系不和；或者是企业内部管理混乱，效益低；或者是出现了企业和公众之间不协调；或者是企业与政府、同行产生了摩擦等，当一些细小的环节或因素上出现问题时，企业应该敏感而及时的发现。这种发现问题的能力需要学习和长期经验的积累，它不仅是理论学习的结果，也是社会经验，工作经验的体现；显性状态下公关危机相对于隐性状态比较容易被发现，它是既成事实的危机，而且多是影响较大的突发性危机，以重大的损失为标志，容易为企业所重视，但是对于重大显性危机的危害程度的认识和判断却需要丰富的公关经验，对危机的判断关系到危机处理决策、手段及处理措施的实施。（2）识别危机。对危机的识别很关键，如果对危机的形势识别不准确，就无法制定出相应有效的措施。公共关系危机的识别，通常从三个方面着手：查明事件的性质与危害程度；查明事件的起因和后果及影响；查明事件牵涉的公众对象和在社会中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力。查明事实和影响，考察这种危险情况是否真正影响企业的最终目的，所鉴别出的潜在危机其真实性如何，企业现有的行为能否阻止或遏制危机的产生，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是否经得住公众考验，企业是否具备危机管理所需资源，公众对企业行动是否能接受，不采取行动的结果将会怎样等。（3）处理危机。面对危机企业应尽可能掌握主动权，避免被动，处理中，“沟通”是贯穿所有重要环节的核心，充分、恰当的沟通才能使危机得到控制。常见公共关系危机有两种情形：报道失实和谣言传播，它们是公共关系危机处理的核心。第一，报道失实的处理。报道失实是指新闻媒介报道的情况与事实本身不符致使企业形象受损，处理要点为：迅速搜集新闻媒介失实报道的信息内容，核准其失实程度；立即据实向发表失实报道的新闻单位提出更正要求；尽全力找到失实报道的记者、编辑及制作者，诚恳地提出更正要求；如失实报道的新闻单位和个人拒不认错，可通过上级主管部门出面处理，借其他新闻单位发表文章或广告，把真实情况公诸于众；如失实报道情节特别严重，造成不良后果，可诉诸法律，依法维护组织声誉。第二，谣言传播的处理。谣言传播指不正确事实的非正式渠道传播，它是对事实的蓄意渲染、夸大、歪曲，或是无中生有，损害组织形象和信誉，处理要点为：对谣言追根溯源，揪出谣言制造者；邀请本领域、本行业的权威人士、有关领导、新闻记者及其他有关公众来，以澄清事实，妥善辟谣；必要时组织新闻会，就有关问题向新闻界做出说明，公开事实真相，倘若属于不正当竞争而发生的恶性中伤事件，则应诉诸法律解决。
（三）公共关系危机总结
危机总结是整个企业公共关系的最后环节，当公共关系危机处理后，需要总结公共关系处理方法，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找到处理危机的规律，总结经验和教训，对企业新的公关危机预防提供参考。企业危机总结内容包括：
第一，对工作全面评价。包括对企业危机预警系统的组织和工作内容、危机应变计划、危机决策和处理等各方面的评价。
第二，对危机发生的原因、预防与处理等措施的总结。研究危机产生的原因；研究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公众受到的不良影响是不是降到最低；在危机公关的实施过程中，给社会造成的损害是不是最少；在危机事件发生后所进行的处理过程中，企业是不是以最小的代价，保住了企业在经济方面最大的利益；在危机公关的处理完成后，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受到的损害是不是最小，或者是否已经以最大的努力在公众中建立起企业的新形象，以最大可能恢复了企业美誉度和公众对其的信任。
第三，对危机管理中的问题综合归类，防止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为企业今后公共关系危机管理提供经验和方法上的借鉴。
三、结束语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任何企业的成长、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企业要尽一切努力避免自身陷入危机，一旦遭遇危机，就要接受它，重视危机的存在，客观认识到危机的危害性，做好公共关系危机管理。危机管理是对企业危机事件公关能力的重大考验，有效的危机管理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助推器，通过公共关系危机管理使对企业的降到最低限度，危机管理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发掘危机中蕴涵的“商机”，帮助企业在危机事件中发现机遇，化危机事件为企业转机的机会。
参考文献：
1、唐燕凌,姜国刚.公共关系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郑砚农.公共关系与危机管理[J].数字财富,2004(10).
3、肖赛兰.论企业发展与危机管理[J].湖北社会科学,2004(9).
摘 要：企业处在复杂多边的市场经济活动中，总会面临这样那样的危机。如何应对危机，变危机为转机，让企业在危机中求生存和发展，是企业管理者应思考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危机管理 预防 准备 确认 控制 解决 总结 企业经营活动的发生总是伴随着企业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以及内部员工与股东间利益的调整行为。由于各种组织与组织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组织与个体之间的利益取向不同，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它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当这些冲突发展到一定程度并对企业声誉、经营活动和内部管理造成强大压力和负面影响时，就演变成了企业危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面临着多种危机，并且无论哪种危机发生，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致命的打击。对于企业来说，危机管理迫在眉睫，它不再仅仅局限于处理突发性事件，而注重挖掘企业管理的深层次原因日渐成为企业管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那么，如何进行科学的危机管理呢?法国管理学家费尧曾说过，“管理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是相互联系的运动过程。”危机管理也是这样，它的过程是消除企业危机因素的系列活动，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即危机的预防、为危机管理做准备、危机的确认、危机的控制、危机的解决、危机的总结。 1、危机的预防 危机管理的重点就在于预防危机，而不在于处理危机。出色的危机预防管理不仅能够预测可能发生的危机情境，积极采取预控措施，而且能为可能发生的危机做好准备，拟好计划，从而自如应付危机。 要预防危机，第一，要将所有可能的突发危机事件一一列举出来，考虑其可能发生的后果，并且估计预防所需的花费。这样做可能很费事，但却很必要。因为企业内的任何一个人、一个环节的失误或疏忽都可能将整个企业拖入危机。 第二，谨慎和保密对于防范某些组织危机至关重要，比如由于在敏感的谈判中泄密而引起的危机。1993年马丁—玛丽埃塔公司与通用电气宇航公司（general electric aerospace）通过多轮磋商终于达成了30亿美元的收购案，这一秘密消息在高度紧张的日子中被封锁了27天，结果却在预定宣布前两小时泄露给了媒体，给公司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要想保守秘密，就必须尽量使接触到它的人减到最少，在谈判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加入一些不确定因素（专家们称之为“噪音”），这会使窃密者真假难辨。即使做了这些，也应当有所防备，因为任何秘密都可能会泄露。 第三，引入危机管理框架结构。以前，人们总是在危机发生时建立一个危机管理小组来协调和控制危机及其产生的影响，但这种小组是临时组建的，不具备行使一些特定任务所必备的各种技能，同时用来挑选小组成员也要花费很多时间。因此，我们可以尝试建立危机管理组织结构框架，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信息系统，第二部分是决策系统，第三部分是运作系统。 信息系统主要负责对外工作，由信息整合部、信息对外交流部和咨询管理部组成。信息整合部对外派出信息侦察兵来收集信息，并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整理和评估鉴定；信息对外交流部负责应付公众媒体、利益团体和危机之外的人，咨询管理部主要负责分析危机的影响和危机管理造成大众及相关利益集团对企业组织的看法，并提出改善的建议，把一些重要信息及时向企业高层报告。 决策系统由危机管理者统帅，负责处理危机的全面工作，他必须有足够的权威进行决策，一般由首席危机管理者，如公司的经营决策层担任，也可由中级或基层管理者担任，但是这时必须由高级决策层授予其较大的权限。 运作系统由部门联络部和实战部组成，其中部门联络部负责联络公司内部受危机影响的部门与不受影响的部门，是正常经营地区与受危机影响
1.媒体要做“安全阀”不做“助燃剂”
传播具有深层次的解释功能，通过“解释”，向人们阐释危机发生的背景、起因、影响以及发展趋势，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清形势、统一态度，使组织在此基础上确定对策，制定措施，实施有效管理。
在危机传播的过程中，受众最关心的是有关危机信息的内容、者和传递的方式。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大众媒体在信息传递、知识介绍、信心鼓励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大众传媒的危机信息传播需要注意下面四个方面问题：信息失真、报道失衡、重复传播、急功近利，造成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和受众趋向不稳定的局面。同时，也需注意受众面对危机信息传播的媒介素养水平不高，缺乏理性判断各种传播渠道的客观性和可信性的能力，不知道如何接触公共信息源，如何判断大众传媒报道的真伪，对得到的危机信息缺乏科学判断和理性分析，导致轻信来自人际传播渠道的流言。
由此可见，在传播危机事件时，新闻是柄“双刃剑”，媒体既可能是“安全阀”也可能是“助燃剂”。媒体作为舆论的工具，具有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功能，及时、真实、准确地传播危机事件信息，让公众尽快了解事实真相，大众传播就是“安全阀”。如果瞒报谎报危机事件信息，大众传播就可能是“助燃剂”。
因此，对公共危机，媒体首先要做好全面报道，尽可能及时地将真相告知公众，廓清谣言，稳定人心。其次做好舆论引导。当危机来临时，由于社会有较大变动和震荡，导致刺激意见的出现并汇集为舆论，而舆论又反过来影响着公众的意见和情绪。此时，如果进行正确引导，舆论就有助于危机的解决，而如果引导不善，舆论就有可能形成阻力。
2.媒体要树立大局意识，善于信息的取舍
一旦危机事件发生，媒体就要积极面对，把社会公众对危机的舆论引导到有利于危机解决的正确方向上来。如何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正确引导舆论，需要媒体树立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全面配合危机处理者，二者达到完美的结合，共同促进危机的解决。
公共危机是对媒体的一场大考验，既是新闻敏感性的考验，也是政治敏感性的考验，更是综合业务能力的考验。2008地震灾害涉及到方方面面，但始终有一个聚焦点——抗震救灾，包括受灾状况、救人和重建工作。紧盯聚焦点是媒体的本能，但怎么盯、盯什么，却反映了媒体自身的素质。每一场公共危机，对媒体来说，都是一场战斗。这场战斗不仅仅说要“在场”，在场只是起码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打好责任牌，是最大程度地为化解危机出力。在报道中不渲染灾情，以稳定人心，维护稳定，减少些对民众产生恐慌心理的信息传播。这是责任媒体在报道中大局意识的体现。
危机传播，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传播，它是在极大时间压力下对不确定状态作出的无章可循的传播。媒体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树立大局意识，努力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
在此次地震灾害面前，各媒体积极介入，纷纷派出记者奔赴抗灾第一线，为读者带来了各地第一手材料，但这其中仍然存在着各种复杂因素，只要稍一处置不当，就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危机。这主要体现在媒体对信息的取舍上。
面对这么多信息，公开什么不公开什么，就对媒体造成了考验。如果不加判断，有什么就披露什么，哪怕信息是真实的，也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在这样的公共危机面前，传媒责任不仅是派记者奔赴抗灾第一线，更关键的是需要有大局意识和高度的政治家办报的理念，帮忙而不添乱。
3.公共危机管理必须注重媒体作用
新闻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现。因此，政府在危机管理中，要充分重视新闻媒体的作用，制定有效的媒体政策，及时向公众公开信息，提高决策透明度，引导公众共同克服危机。
危机管理中，双向式对称模式是最可取的模式，其目的在于与公众交流，并从公众的反馈信息中寻找最佳的、切中要害的有效传播手段。其中包括：政府主动与新闻媒体沟通，提供真实信息供其，并考虑公众需求，作针对性报道。危机发生后，应快速建立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顺畅的信息沟通路径，使媒体既承担起政府真实信息者的角色，又成为收集舆情、反映公众呼声的最佳渠道，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的双向沟通。相反，如果只是单向地传播信息，不注重信息反馈，忽视公众在危机中的心理需求，将使沟通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媒体危机传播的策略探讨
1.媒体要保证危机信息的及时公开和全面
向社会提供真实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应对突发事件，及时和客观地披露信息，更是关系到信息渠道是否畅通、应对措施是否得力，大众心理是否安定、社会是否稳定的大局。如果媒体在涉及到有关公共安全、公众利益的重大突发性事件中保持沉默，让小道消息满天飞，那就是媒体的失职，丧失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因此，传媒必须尊重受众知情权，形成畅通的信息传播渠道和沟通渠道，建立完善的信息供求体制，满足受众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信息需求。
媒体应对公共危机的措施之一是严格遵循第一时间原则。危机事件中的新闻传播应该在第一时间引导舆论，即所谓抢占制高点，先入为主、先声夺人、先发制人。谁第一时间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
在保证了信息及时公开的基础上，媒体报道应是全方位的。媒体不能满足于向公众提供危机事件零散的信息，还应该随着事态的进展，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发展趋势，做出自己的评价。这种引导，除了渗透在对事实的报道中，更多地以采访专家、学者的形式，以别人之口来传达媒体的态度。有时，则以社论等各种言章的形式，直接表明态度。有时，还会采取让公众参与讨论的方式，给公众提供一个政策参与视角。只有在满足不同公众对不同信息需求，社会秩序才能正常运转。
2.媒体要保证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
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在研究传播来源对受众态度的影响时指出，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与传播的效果成正比。在保证信息公开和全面的同时，新闻媒体还要履行“把关人”的职责，保证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
把关理论之一巴斯的“双重行动模式”指出：新闻媒介的把关过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新闻采集阶段，记者是主要把关人；第二部分是新闻加工阶段，编辑是主要把关人。也就是说，在危机传播中，记者和编辑都要在新闻流经各自把守的阶段严格把关，保证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在此要求下，媒体应该与危机信息的主体——政府保持密切畅通的联系，因为政府是最具权威性的信息来源。由政府权威部门的信息，老百姓是深信无疑的。这样，媒体在劝服公众改变某些错误的想法和偏见，平息公众过激行为以及排除危机解决中的其他障碍时就会更加得心应手。公共危机事件，涉及国计民生或国际关系，其复杂性与深层次问题，记者或媒体一时可能看不清楚，甚至根本无法知道它的内幕与政治背景，在短时间内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媒体要充分考虑危机的政治属性、波及的范围和各种后果，以审慎理性的态度进行处理，因此媒体必须获取和保证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才能帮助政府处理危机，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危机的解决，甚至导致事件的升级。
3.媒体要充分利用“议程设置”引导公众舆论
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在其《报纸与外交政策》一书中说“媒介在使人们怎样想这点上很难奏效，但在使人们想什么这点上却十分有效。”
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在对1968年总统大选的实证研究中得出结论：“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的新闻报道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在危机传播中，为了引导公众舆论向有利于危机解决和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媒体可以加大相关信息的流量，让这些信息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以引起公众的注意，进而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成为公众中的主导价值观。
利用“议程设置”引导公众舆论，是媒体面对危机的积极姿态。在汶川大地震报道初期，“议程设置”的主题应确立为告知危机的真实情况，引导公众如何避险；中期，“议程设置”的主题应确立为如何救灾抗险，发动社会参与；后期，“议程设置”的主题应确立为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家园等。
三、公共危机中媒体功能和责任强化的现实途径
1.媒体要不断完善自身功能
(1)树立“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意识
在危机报道中要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媒体报道的根本出发点和价值诉求。另外，危机信息的特性也要求新闻媒体树立这样的意识。危机事件作为一种社会事件，具有“三公性”：一是公众性；二是公共性；三是公开性。因此，媒体有责任及时、全面、客观、公正地向全社会危机时期的各种重要信息，同时成为观点和思想流动的平台。
危机中，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意识的重要体现之一在于准确把握受众需求。
危机发生后，有三个方面可供选择报道，即事件本身、事件中的受害者、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如何报道这些内容，第一，站在受众立场思考问题。要时刻想着“此刻受众最想知道什么”，“哪些信息是受众最想了解的”，“哪些事实对受众来说是新鲜的”等受众的关注点；第二，要尽快了解和掌握环境资料和事件发生、演进的过程和细节，这样才能对整个事件或现场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和判断，以免使报道流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浅薄；第三，开启所有的感官来体察和认知，并以最富于现场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用事实表达的完整性和深入性来感染和说服受众。
同时，树立“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意识，需要强化新闻媒体的责任意识，危机管理中的新闻媒体要拒绝商业化运作。危机关乎国计民生，牵连甚广，在对其干预时，任何的马虎懈怠都有可能酿成无法弥补的错误，商业化目标很容易使新闻媒体偏离自己的职业责任。
（2）遵循传播规律，改进危机传播策略
第一、对真实性传播策略的艺术性运用
在危机报道中，由于危机事件涉及范围宽，影响巨大，事关大局，媒介不仅要真实报道新闻，更要在处理新闻事实的艺术上下工夫。
媒体除了考虑事件的真实性和关注度外，还必须考虑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要考虑宣传报道可能会带来的负面的和消极的社会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危机报道要讲求传播策略，在坚持新闻真实的要求下要以正面引导为主。
此外，在报道的时机、报道的组合上也要讲求技巧，根据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心理学家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推理，如果有几个坏消息，媒体应该把它们放在一起报道，因为两个坏消息加起来所带来的痛苦要小于分别经历这两次坏消息所带来的痛苦之和；如果有一个大的坏消息和一个小的好消息，媒体应该给以分别报道，因为这样的话，好消息所带来的快乐不至于被坏消息所带来痛苦所淹没，人们还可以感受到好消息所带来的安慰和鼓励；如果有一个大的好消息和一个小的坏消息，媒体应该给以同时报道，因为坏消息所带来的痛苦会被好消息所带来的安慰和快乐冲淡，坏消息的负面效应就小得多。事实上，在不违背新闻真实原则的前提下，对重大公共危机中的各种新闻，选择时机恰当并对之进行有意识的组合传播，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稳定情绪、安抚人心的传播技巧。
第二、探索舆论引导新方法
可以说，受众接受新闻信息的过程，既是一个进行信息确认、材料收集的过程，同时也是新闻报道影响他们已有观念的一个过程，而这正是新闻媒体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的直接方式。
媒体在进行舆论引导过程中要注意舆论的“零境导向”问题。所谓舆论的“零境导向”，是指在事物发展的初始阶段，媒体找准切入点、矛盾交汇点，进行客观准确的舆论引导，此时受众易受影响，引导最容易成功，以最小的媒介成本和社会成本达到最佳的舆论引导效果。在公共危机发生之初，媒体如能及时介入，警醒各方，畅通信息，往往能对其危害性的扩散和发展进行有效的遏制。相反，一旦问题成堆，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盘根错节时，舆论引导的力量就极为有限。纵然动用数倍于初期的力量和资源，媒体的力量场——对受众的态度及其行为层面的影响，也必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同时注意舆论的“首因效应”。美国的传播学者在对相互冲突信息的不同呈现顺序的研究中发现，当受众面对两种冲突的信息时，两种信息的不同呈现顺序会影响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即当先呈现信息A，紧接着呈现信息B，且在信息呈现后延长一段时间再测试态度的改变，受众就会倾向于接受信息A，这就是所谓“首因效应”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危机事件刚爆发的时候，往往是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最大的时候，如果这时主流大众媒体上没有声音，那么各式流言通过各种非正式传播渠道就会大行其道，而当流言先于主流媒体的声音进入公众的认知领域之后，要再纠正就事倍功半了。
第三、把握好报道的度和信息的平衡
危机报道应该有度，这里的“度”既包括新闻的广度、深度，同时也有适度的含义。传播学研究规律告诉我们，媒体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意识当中，媒体越强调，公众就越重视，媒体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或缩小某事的重要性。在公共危机中，媒体传播量过小或过大，都不利于危机的解决。
因此，媒体要对新闻进行斟酌、审读，既要考虑到读者需要，更要关心当前的政治大局、社会稳定。
另外媒体应从大局出发，保证及时报道危机的同时，还需要提供危机事件以外多方面信息，适当转移受众注意力，把握信息整体平衡。
第四、整合信息协同作战
信息整合就是大众媒体、互动媒体、电子媒体等多种媒体，在所有与社会公众接触的地方，传播“一个声音，一个形象”，注重信息的一致性，同时，在恰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以恰当的形式对公众传播恰当的信息，达到信息的最有效传播。
整合信息，强调传播的协同效应，即如何使各种传播活动显得更有生气并获得协同效应。它不只是几种传播工具和传播手段的组合，而是整个传播过程的整合。首先，对公众的信息传递加以整合，深入了解传播对象，区分不同社会公众，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和内容，进行差异化传播。如面向老年人可以以广播传播为主，面向中年人可以以电视、报刊为主，面向年轻人可以以网络为主。其次，讲究传播的时机，由于危机的突发性与时间的紧迫性，把握传播时机极为重要，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节奏传播，决定了传播的有效性和及时性。（3）建立危机报道机制
要把“第一时间报道危机”落到实处，媒体必须建立完善的危机报道机制，当危机事件发生后，媒体可以立即调集人手、设置方案，采取行动报道危机。
就媒体自身而言，各部门之间应当建立协作机制，以协调采编部门和其它部门的关系，调集力量、提供便利；协调编辑与记者的关系，记者采访了解事件的过程和趋势，编辑了解背景和宏观局势，使报道井然有序。如中央电视台通过设立信息员报题制度、24小时新闻监检制度等强化各部门之间、与全国省市台之间的资源共享。同时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防总等部委建立了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一旦突发事件发生，这些部门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央视的有关联络人，央视的前期采访部门也会在第一时间以字幕或电话连线方式将其播出。随后联系其它相关人员，以做到对突发性事件的及时监控和快速反应。此外，一套完善的危机报道机制还应该注意平时对参与报道危机的新闻工作者进行培训，包括政治素质、身体素质以及业务素质等，以便在危机发生时刻能够迅速开展报道工作。
（4）倾注人文关怀
在危机传播过程中，媒体必须强调“以人为本”，即关注“人”这一主体，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被报道者的遭遇和命运，维护和尊重每一个人。
危机报道中，媒体更应该，体现人文关怀：重视对危机事件本体的报道，让受众了解事实真相，哀悼遇难者，抚慰幸存者及受难者家属；把握分寸，尊重受难者隐私。受难者及其亲属也有维护个人隐私及消除或减轻痛苦的权利，他们最不愿提及、最不堪回首的就是自己或亲人遭遇不幸的过程和悲惨的细节，因此灾难报道要尽量避免给受难者及其亲属带来“第二次伤害”；弘扬危机中的人间真情。
2.强化媒体和政府的互动合作
危机报道，媒体必须保证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而政府是最具权威性的信息来源。媒体应与危机信息的主体——政府保持密切畅通的联系。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从媒体处获取信息，了解社会各方状况。在媒体和政府的互动合作中下，需要强化以下工作：
(1)加强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
新闻媒体不是化解危机的直接实施者，但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新闻媒体的监督，一些危机事件就有可能被压制和忽略，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可以说，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危机决策。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提高了政府的危机处理效能。
（2）加强政府对媒体的引导
在危机中加强政府对媒体的引导是必要的。
第一，危机一旦发生，为控制危机事态、稳定社会秩序、避免社会恐慌，危机管理主体首先必须快速应急，通过媒体以最快的速度最新的信息，争取舆论主动权，有效地控制新闻传播的导向性，防止媒体为抢独家头条新闻，发表刺激危机局势的新闻消息，误导社会公众，或加剧公众的社会恐惧心理；第二，统一信息规则和信息发表渠道。政府必须明确信息的规则，采取各种直接有效的危机管制措施进行信息筛选，同时有目的、有针对性地选择信息源和信息传播渠道，通过新闻发言人，不断向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说明危机发展的状况，唤起社会对危机管理行为的支持。同时，在向公众和媒体沟通信息时，一定要及时向政府内部各部门以及有关方面通报信息，保持危机信息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第三，有效、合理地控制媒体活动的范围。媒体无限制地对危机进行采访，往往会影响政府的危机管理效率，甚至引起政府对危机处理的失误，使受害者再次受到创伤。政府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或法规来确定媒体能够进入的活动范围，这样既可以为媒体公正介入危机事件创造制度保障，又不影响媒体参与危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四，为媒体创造公正介入危机事件的秩序。媒体公信力的树立有赖于政府开明的媒体政策，需要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为媒体创造良好的介入危机事件的秩序有利于媒体在危机事件中发挥积极作用。
内容提要：本文从公共危机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转轨时期的社会经济特点，指出转轨时期社会经济所具有的过渡色彩和诸多不稳定、不平衡因素，加剧了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公共风险，增加了公共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双重转轨的特殊时期，存在诱发公共危机的潜在的制度及非制度因素。高度重视公共危机管理、建立公共危机的预警机制和干预公共危机尤为必要。论文强调，公共危机管理是政府应提供的公共品，政府应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转轨时期政府应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最后论文提出，转轨时期政府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建议：1、完善公共危机立法；2、建立公共风险的监测、预警机制，提高公共风险的分析和预警能力；3、完善公共危机的管理机制；4、积极推动各项改革，化解和消除转轨经济中公共危机的各种诱因。一、公共危机的表现和特点公共危机是来自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内部的不确定性及由此导致的各种危机。公共危机有多种表现和类别：按危机的具体性质划分，公共危机可分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在现代社会，各种公共危机互为因果、相互叠加、传染和扩展，单一性公共危机常常演变成复合性危机。（一）公共危机的表现经济危机包括财政危机、金融危机、资源危机和全面的经济危机。如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0年底的土耳其财政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等。当一国政府因无力筹措足够的资金维持政府运转，无力偿付到期的内外债务而陷入危机，造成财政事实上的破产时，即爆发财政危机。当金融风险累计到一定程度，超出金融体系或经济体系的承载力时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出现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混乱和动荡，由于金融在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金融危机时间持久且处置不当，不仅会在金融系统内部扩展成为全面的金融危机，还会向金融领域以外传递，向经济、社会、政治领域扩展，并进一步扩展为经济危机甚至社会政治危机。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强制清理旧债，商业信用剧减，银行资金呆滞，存款者大量提取现钞，部分金融机构倒闭，有价证券行市低落，发行锐减，货币饥荒严重，借贷资金缺乏，市场利率猛烈提高，金融市场动荡不宁，本币币值下降，资金迅速外逃。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导致资源供求矛盾锐化，资源价格飞涨，对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严重影响，直至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即爆发资源危机。如伊拉克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当全面的经济危机爆发时，一国整体经济运行陷于危机。全面的经济危机具体表现为国内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本币币值不稳，对外贸易失衡，债务危机严重，整体经济状况恶化。社会危机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原因引发的危机。具体有：自然灾害引发的危机，如地震、气候反常引起的大涝、大旱引发的危机；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的生态危机；社会公共领域发生的危机，如城市市政设施供求矛盾引起的缺水、缺电事件引发的城市公共危机；不知名的传染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如非典危机；恐怖主义活动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如美国“9.11事件”等。政治危机包括由于战争、以及其他政治原因引发的政府信誉危机、外交危机、国家安全危机以及社会骚乱、国际恐怖主义等等。这类危机会直接危及到社会的安定和国家政权的稳定，影响巨大。（二）公共危机的特点1、公共危机具有普遍存在性。在现代社会中，公共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因而公共危机具有普遍存在性和不可避免性。如，金融风险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各国的开放经济中，几乎所有实行开放政策的国家与地区都曾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据统计，从1980年到1996年，共有133各国家发生过银行部门的严重危机或问题（imf，worldeconomicoutlook，may，1998）。2、公共危机具有较强的突发性。由于各种公共风险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或然性，往往不易发觉或被隐匿而被推迟和掩盖。比如信用循环性、金融机构的创造信用功能、利益诱导机制和非经济因素，使得金融风险的显露和释放更为复杂，往往不能察觉或发现过晚。由于公共风险的这种隐蔽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公共危机的爆发具有突发性强的特点。公共危机是突发的偶然事件，其发生时间难以预测，过程难以控制，结果难以估量。3、公共危机具有高频发性。公共危机的出现频率在不断提高。近20年来，各种国际间、地区间的危机从来没有间断过，1974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1990年波斯湾危机、1991年美元危机、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0年底的土耳其财政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震惊世界的美国“9.11事件”，还有各种地区间的冲突和恐怖活动，伊拉克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以及2003年爆发的非典危机等。不能忽视的是，由于污染的日益严重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洪涝等自然灾害发生越来越频繁，大型和特大型城市由于缺水、缺电等产生的公共危机时有发生。4、公共危机具有较强的扩散性。由于社会经济领域潜伏的各种风险很少为某种孤立的系统内风险，大部分会扩散
辐射到社会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如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导致系统性的和全局性的金融动荡，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全球化加剧了这种扩散性，如个别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会迅速波及到全球范围。在目前全球化、全国化的趋势下，社会系统的精密程度也在提高，社会利益主体之间交往和冲突也在增加，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系统越复杂，它的可靠性也越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诱发危机的渠道可能更多，危机的蔓延可能更严重（从亮，2003）。5、公共危机的波及面广。现代社会的公共危机越来越突破地域限制。如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先从泰国发端，很快波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又逐步向北波及至韩国、日本，进而危及俄罗斯、中东、欧洲和美国，足见危机的波及面之广。6、公共危机的影响力大。在现代社会，公共危机所产生的影响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大大扩大了。公共危机的爆发会导致社会脱离正常轨道而陷入危机的非均衡状态，极易威胁社会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稳定。无论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还是政治危机，如果在危机爆发初期没有及时予以控制，就有可能意味着更大危机的爆发。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转轨时期的公共危机日益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全球化不仅加速了公共危机的传播，而且会增加控制危机的难度。如2003年爆发的非典危机从局部地区发现病例迅速演变成全球性的危机。“9.11事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是全球性的。它不仅对美国的经济社会产生影响，而且由于美国经济衰退，对世界各国经济带来连锁反应。二、转轨时期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转轨时期是新旧体制并存，各种矛盾激化、分解的时期。在转轨时期，由于新的经济体制本身尚未成型，旧体制的惯性运作仍在某些领域发挥作用，整个社会经济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发育成熟，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法律制度不健全，处在转轨时期的大部分国家潜伏的体制性矛盾和冲突较多。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各环节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离是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基础，并为公共危机的产生埋下隐患。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具有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落后，经济社会发展中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市场体系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特殊国情。我国转轨时期经济社会呈现的特点表明制度变革中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一）宏观经济结构不完善，对外开放度增加，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转轨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推动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动。放权让利、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各项改革举措，对国家宏观经济结构全面平衡产生巨大冲击，影响国家财政和国际收支状况。宏观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使整个国家面临金融或经济风险，甚至引发金融或经济危机。上世纪80年代广泛发生于转轨国家的通货膨胀（部分国家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及90年生的通货紧缩，与转轨国家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紧密相关。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也在于其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对外开放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由于金融市场不够发达，资金缺乏，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积极引进外资，不可否认，外资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家不断推动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市场开放度逐年增加。市场开放程度提高，意味着发达国家强势市场力量渗入的程度加深，与世界市场的关联度日益紧密。唇亡齿寒，一旦国际市场出现风吹草动，国内的市场极易受到冲击。换言之，在经济和金融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对外资和国外市场的依赖度越强，诱发经济和金融动荡的可能性越高。80年代以来，频繁发生的债务和金融危机，均是在那些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这固然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较弱有关，但其广泛的市场开放度也是诱发危机的重要原因。（二）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均衡，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即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现代的工业与传统的农业并存。这种二元结构造成经济和社会结构内部的严重不均衡，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均衡。1、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多年来，我国一直强调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分配政策也向城市倾斜，造成城乡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城市较好的公共服务水平和农村几乎为零的公共服务形成鲜明的对比，城乡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天壤之别。2、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而且平均数掩盖了实际差异，全国尚有22.8%的县未上温饱线，86%的县未达小康线，5%的贫困县与5%的富裕县人均gdp差异为16.4倍（于祖尧，2002）。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均有大幅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2001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为0.379和0.477.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性日益显现。
我国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282上升到2000年的0.458，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0.40.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1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90倍。即便是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也明显加快，2002年1季度对城镇居民的收入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白景明等，2003）。转轨时期是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和急剧变动的过程，必然出现利益分配的冲突和矛盾。分配方式的变革与收入分配的无序，导致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和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会对人们的思想、信念和价值体系造成严重的冲击，导致社会冲突和秩序失范，威胁社会稳定和安全。（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人与自然的发展不和谐，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一方面，由于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政府与市场的责任边界不清，存在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现象。政府包揽了一些与政府社会职能无关，本应由市场承担的事业，不合理地增加了财政负担，而一些真正与政府社会职能有关，具有社会公益性的事业难以获得足够支持。另一方面，由于转轨时期强调经济高速增长，对社会事业的发展与建设重视不够，加之这一时期出现诸如通货膨胀、失业、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需要政府予以关注和引导解决，客观上分散了政府的财力，使得政府无力顾及或较少顾及很多公共领域，如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义务教育、社会保障、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关注不够，投入较少，从而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我国是发展中大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人口生存压力大，已探明的资源储量贫乏，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污染严重。据估计，每年因破坏性“高速增长”而支付的资源环境成本超过21万亿人民币，为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倍以上（易正，2001）。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发展加大了原有不均衡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张力，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和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在大中城市具有普遍性的缺水问题、频繁发生的洪涝灾害等已表明在目前的发展格局中人与自然相处的不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四）市场体系发育不健全，微观经济主体境况不佳，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由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正处于发育成长阶段，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市场结构和市场功能发育不完善，各种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缺乏良好的组织，市场信息不够灵敏和准确，不能及时、正确地反应产品、劳务和资源的真实成本等。由于这种不完善性，许多市场本来应该具有的资源配置功能就发挥不出来或不能有效地发挥。而法律制度的供给短缺，强化了市场的这种不完善，加剧了市场秩序的混乱状态。市场体系的不健全和市场秩序的混乱可能会掩盖社会经济中潜伏的风险和隐患，一旦风险和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将会一触即发，引发社会公共危机。相当多的国有企业仍处困境，生产经营效率低下，资金积累和投资严重不足，许多设备急需更新，基础设施的建设严重滞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更新慢。尽管许多企业已经实行股份制改造，但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滞后，产品和服务无法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仍有一大批企业经营陷于困顿，下岗失业增多，表明参与市场的企业、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活力不够，预期不佳，在经济上和心理上对公共危机的承受能力差，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任何危机的爆发都将使微观经济主体遭受重创。（五）法律和制度建设滞后，传统道德文化体系失稳，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转轨时期法律建设滞后，制度基础薄弱表现在多个方面：1、法律制度不健全。表现为很多旧有法律规定的过时和社会经济诸多层面法律的缺位。如对紧急状态下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权力没有法律规定等。2、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行政管理制度不健全，行政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诸侯经济、行政性垄断产生的制度等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因素依然存在，政府获取信息和信息的渠道不够畅通等。3、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管理制度和体系尚未建立。金融外汇体系等存在脆弱性，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国有银行经营机制转换不到位，现代市场体系初步建立，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秩序需要进一步规范。这种法制建设滞后，制度基础薄弱的状况不利于完善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尤其是没有完备的在紧急状态下的法律规范，不利于应对公共危机。由于转轨时期社会秩序紊乱，价值观念多元，建立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和伦理道德观念上的信仰面临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危机。加之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教育发展滞后，社会道德、公共伦理出现失范，腐败的社会风气使道德基础发生动摇，网络时代新的生活方式和交际手段严重冲击着旧有的道德规范体系。严重的规范缺失和规范偏离现象、社会结构变迁的加剧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人们在不断出现的新的行动内容和选择标准方面缺乏必要的规范、引导和约束，造成了人们在具体行动中对道
[关键词]金融危机投机经济平衡监管
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目前这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距离上次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仅仅十年。纵观世界经济，为什么全球或局部性的金融危机反复出现？为什么它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人类应该如何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减轻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将就以上问题展开论述，探讨金融危机的根源，进而寻找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一家之言，欢迎批评指正！
一、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
在自然科学领域，自然界的生物链和生态平衡的概念已经被人们广泛的认识和接受。一旦自然界的生物链和生态平衡被打破，带来的是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本文认为：在经济领域，也存在着一种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一旦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被打破，必然带来经济灾难或金融危机。经济运行的规律与自然界运行的规律在很多层面是相通的。
我们先来看一个自然界最简单的生物链模型：在草原上，生活着狮子和羚羊，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开始点，处于生物平衡的状态。假设狮子的数量开始上升，那么在一定时间内，羚羊开始减少，草原开始茂盛，结果就是狮子被饿死，羚羊获得更多发展空间，草原开始减少；随着羚羊数量增加，草原开始减少，狮子也获得更多食物开始增加；当草原开始减少，羚羊会随之减少，其后是狮子因食物不足而减少；羚羊减少后，草原又开始增加……狮子、羚羊和草原之间正是在反反复复的增加和减少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自然界，很难找到绝对的平衡。假设狮子过度发展，最终吃光了羚羊，或羚羊过度发展，吃光了草原，结果就是一起毁灭，这就是自然界的危机。
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如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当某个环节过度发展，最终会对其他环节产生影响，而严重的失衡状态就是我们谈到的危机。经济本身的波动是一种正常现象，各个环节不同步发展也是客观现象，但是当某个环节的发展超出正常波动的范围，则最终会打破经济原有的平衡状态，表现出来就是经济或金融的危机状态。以金融、房地产、其他实体经济为例，当金融和地产的过度发展最终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透支了实体经济的血液之后，最终金融和地产也会因为缺乏真正的血液而崩溃，这就是目前经济的危机状态。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
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金融泡沫的破裂后表现出来的某些行业严重过剩某些行业严重不足的经济不平衡的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相伴而生的，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最直接和外在的一种表现形式，经济危机则是金融危机的一种后果和本质所在。所以本文在论述时没有加以详细的区分。
下面简单探讨一下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本文认为，金融危机发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金融活动中的过度投机行为，而政府在监管信用交易（投机交易）方面的缺位加速了危机的爆发。
1.金融危机的直接根源：过度投机。投机活动无处不在，但是最容易发生在哪里呢？“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通过这段话不难看出，哪个行业利润高，哪个行业就容易产生投机行为，利润越高，投机产生的风险就越大。
经济中的某个行业如果处于利润过高的状态，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必然会有很多资本包括投机资本流如该行业，其结果就是造成该行业的过剩和其他行业的短缺，这种局面如果维持时间过长的话，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会逐步加剧直到出现该行业因为严重过剩企业大量破产的局面，最终造成银行大量坏账，进而波及其他行业，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
高额的利润诱发过度投机行为。我们从一些数据来看一下金融业和地产业的高利润状况。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美国房价2004年平均涨幅为11％，2005年平均涨幅为13％，美国2000年到2006年全国房价平均价格上涨了90%，其增长速度均超过同期利率回报水平；在国内金融界，2007年11位金融高管年薪过千万；2007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10名中，涉足地产的达到6位，前4名均涉足地产。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金融业和地产业的利润程度，如此高额的利润岂能不诱发资本的逐利行为？其行业投机程度由此可窥见一二。
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此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其起源都是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这恰好反映出一个问题：金融业和地产业在危机爆发前存在着利润过高和规模过度膨胀的情况。可以说，过度投机使这些高利润甚至是暴利行业过度膨胀，最终助长了经济危机的发生。
在自然界，如果某个物种过度发展，便有可能影响到其他物种的发展，进而可能引发生态危机。在经济领域同样如此，过度投机使某些行业的发展超出了正常的规模，同时其他行业得不到充分的发展空间，最终使经济失衡导致危机的发生。
2.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信用交易失控。为什么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容易成为经济危机的重灾区，或者说，为什么在金融业和地产业更容易产生投机呢？投机需要大量的资本来支撑，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杠杆交易成了投机者最好的工具。正是因为在金融和地产领域广泛存在着杠杆交易，才使得这两个行业成为投机活动的重灾区。
我们知道，在实体经济中，交易1美元，就需要实实在在掏出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即使存在，也很难掀起大风大浪，但是，在很多的金融活动的杠杆交易中，投资10美元的东西实际出资只需要不到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暴利是很容易出现的，杠杆越高，投机活动就越密集，最终，疯狂投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平衡状态，当资本获利撤出或市场出现严重过剩后，问题或危机也就随之而来。
举例来说明：目前，世界上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相关资料表明：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著名美国投资银行及其交易对手出现的流动性危机，都是源于高财务杠杆率支配下的过度投机行为。美国投资银行平均表内杠杆率为30倍，表外杠杆率为20倍，总体高达50倍。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杠杆率则高达62.5比1。
虽然银行可以通过保险等手段转嫁风险给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但是过高的风险总是要有人来承担，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也存在因为承担不了风险而破产的可能性。所以说，这个金融链条看似完美，但是一旦有哪个环节因为不堪重负倒下的话，受损害的是整个经济的运行。
为什么房地产行业也容易发生危机呢，按揭贷款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三成首付、两成首付甚至零首付都是变相的杠杆交易。当杠杆交易失去控制，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不良债务和虚假的投机需求，给实体经济带来根本性的破坏。所以政府对杠杆交易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当任何一种经济承担了它本身不能承受的风险，这种经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
三、金融危机的防范及应对措施
1.抑制人为垄断，维护经济的平衡。经济中的垄断行为是高利润的源泉。作为政府来讲，防范经济运行中出现垄断行为是防止经济出现不平衡的重要手段。政府应该在经济中引入更多的竞争来防止经济出现垄断行为。同时还应该立法防止经济中可能出现的串通合谋囤积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引发的人为垄断行为。一旦经济中某环节出现垄断行为，要么效率低下遭人诟病，要么就是借助垄断地位疯狂攫取，而且由于其处于垄断地位，在危机来临时缺乏必要的缓冲，极容易诱发连锁反应，对经济产生强烈的破坏。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该行业有更多的竞争者，至少可以给经济提供足够的缓冲，避免或延缓危机的发生。
垄断企业借助其垄断地位，很容易使其处于一种无法破产的地位，这样便造成一种局面：经济景气时股东赚取高额的盈利，危机时则要动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来拯救。这就是经济中经常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也就是说，当你把某种经济风险全部交给市场中的一个经济体承担时，如果这个经济体本身无法承担这样的风险，那么就存在着道德风险，这种危险最终还是要由政府和纳税人来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就有必要主动承担并监管这种风险，否则的话风险机制就形同虚设。
自由竞争也会导致生产过剩，但是自由竞争产生的生产过剩还不足以形成经济危机，因为任何经济都有波动性，这种波动的幅度在健康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当垄断行为大大加剧了经济过剩，使其有可能超过经济本身的承受能力，造成经济危机。
2.控制信用交易、监管信用交易。(1)严格控制按揭贷款的发放。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此次金融危机，均含有房地产业过度发展的因素，这其中，按揭贷款的发放是诱发房地产行业过度发展的重要因素。银行为了追求利润，先是放贷给放贷给生产者，当消费不畅时，又放贷给消费者。银行按揭贷款的发放对于刺生产激消费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人为放大了房地产的生产和消费。这种做法最终为经济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促使某一能够获得资本的行业过度发展，另一方面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自买自卖，假交易套取银行资金的窗口，通过过这个窗口，投机者几乎轻而易举把风险转嫁给银行自身，这和借钱给赌徒几乎没有区别。(2)认真监管期货交易及其资金来源。期货交易是投机交易的重灾区，中国已经有很多企业甚至是大型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巨额亏损的例子。中航油、中信泰富、东航和国航等企业在期货交易领域均出现过巨额亏损，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所以,抑制企业的投机冲动监管企业投机行为也是维护经济稳定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加强企业财务制度的建设，防范企业投机冲动，尤其是借贷资金或挪用资金进行投机的冲动，切实保护企业运行的安全。
3.建立危机应对机制。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通常的拯救危机的措施主要有减税、政府出资救市等，这些做法很容易遭到用全体纳税人贴补少数投资者的非议，而且是以牺牲政府其他方面支出或者扩大财政赤字为代价，提高了纳税人负担，降低了政府的信用，影响了其行动能力，严重的甚至会拖垮政府，冰岛政府破产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本文认为政府应该改变这种做法，建立一套应对危机的长效机制。具体设想如下：
政府对高利润行业或垄断行业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税收的主要部分用于建立危机应对基金，交由国家专门机构采用稳健保守的方式管理该基金，以便在危机来临是能够提供最大程度的缓冲，为化解危机争取时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首先，分级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的目的是调节各行业之间的利润，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投机对正常经济产生的破坏作用；其次，当危机真正来临时，政府可以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去应对危机；再者，专门机构还可以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探索一套稳定经济的管理模式。
四、结论
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中的过度投机行为和信用交易的失控。政府不应该将经济危机风险交给市场去承担，而应主动监管金融风险，并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建立危机应对基金，抑制过度投机行为，维护经济稳定，探索危机应对的长效机制。
基于2008年美国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经济都在被之影响，进入经济发展的低谷时期，后金融危机指的是每个金融危机之后的这段全球经济恢复期。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极力的挽救国家的经济损失，在全球人民不懈的努力之下，经济下滑的局面已经停止了，虽然经济下滑的局面停止了，但是想要使全球经济再次恢复到经济增长的局面，确实非常困难的，想要实现经济增长的局面，就必须再次投入大量的财力。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随之而来的给我国带来的影响有很多，在那一年，全国的生产总值严重下降，并且以持续的有减无增的局面更加恶劣的发展着，就连平时发展比较稳定的出口产品，总额度也在快速的负增长。这样情况的出现，加剧了全国各个行业的挑战，使得我国的各大企业都在面临着被市场淘汰的风险。
二、我国各企业经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管理情况
目前我国企业对经济管理的现状是比较粗犷的，基于自己“家大业大”不会去刻意的在意细节处理，这些情况都严重导致了资源的浪费、资金的浪费、公司的能源消耗比较高等问题，长此以往，企业的浪费数额是不可预计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之下，我国所要面临的经济管理上的首要问题就是，将我国经济市场由社会主义市场转变为企业市场，这样才能将竞争的主体变为企业。另外还要建立健全的企业经济管理条例以及市场经济管理条例，以此来让我国的经济更加快速的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的重要性
我国的经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遭受到了很严重的冲击，很多企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很多都经营不下去，以致于倒闭，导致很多人失业等严重的问题。在这种局势下，只有不断地加强完善企业的经济管理创新改革，才能使更多的企业不被恶劣的大环境所淘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加强经济管理创新改革的意义有两点。其一，在后金融时代到来的今天，全球的企业都在遭受着致命的打击，全球经济一再衰败，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从另一个层面看，企业的竞争更加强烈。这个时候，想要在后金融危机风暴下得以生存，企业就必须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创新出新的经济管理策略，对企业的经济管理做深化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提升企业的营销情况，企业的营业额提升了，就能很大程度的减轻被后金融危机时代淘汰的危险；其二，相对于国外的企业员工来说，我国企业的员工自身就存在着很多相当多严重的问题，比如，人员没有很好的稳定性、对所在单位不是很认可、专业水平不高、对企业的管理模式不了解等。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到来时，员工的这种问题突出的更加明显，这对于企业的发展，会有很大程度上的影响。在这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如何让企业能认清自己的问题，如何创新新的经济管理模式，如何更好的改变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都是如今企业所要面临的重点难题。
四、加强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措施
（一）创新经济管理理念。在后金融危机的今天，企业要有一个严谨的新的经济管理理念，只有有了新的管理理念，才会对接下来的经济管理加以创新，而在这种大环境之中，有了创新的经济管理理念，对企业在今后的生存与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只有领导者改变陈旧的管理理念，运用新的管理理念，开创新的经济管理形式，提升员工对企业的认可度，这样才能为企业带来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从而使企业的经济能够更好的发展。企业在创新经济管理理念的同时还要注意，要增强新的管理理念中的危机意识，要从整体企业出发，制定能够掌控全局的管理模式，从而能够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二）创新经营管理策略。创新经营管理策略是创新经济管理模式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内容，它是企业创新经济管理的核心。简单来说企业的经营策略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将品牌进行创新，要想长久的发展下去，企业一定有自己的原创品牌，努力提升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在产品的制作过程中也要将质量做到最好，有自己的突出优势，进而在市场上打出自己品牌的知名度，这样才能在市场中得到认可；其二是要与同行业企业进行结盟，两个做相同产品的企业，带着各自独有的先进技术，创造出更加优质的产品，强强联合，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异常残酷激烈的市场中，获得更大市场发展空间。两个企业在结盟后，获益平分，风险共同承担，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还能够更好地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收益。（三）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增强企业技术人员的综合技术水平，是在根本上解决企业所要面临的所有问题，只有工作人员技术过硬，才能生产出更优质的产品，从而使得企业能够可持续的发展下去。由此看来，企业注重人力资源的管理与优化，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我国现在大部分企业在后金融危机的情况之下，对员工采取降薪、裁员等一系列对员工不利的制度，这种做法只会加大员工不满的情绪，从而使公司越来越糟糕，只有加强并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才能以最少的人力资源成本达到最好的人力资源管理效果。
五、结语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后金融时代的到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企业竞争之间优胜劣汰，企业只有不断地加强完善自身的经济管理制度，采取有效的创新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企业中经济管理的问题，为的是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总得以生存，不至于被后金融危机淘汰。基于此，企业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经济管理的理念、为新时期的到来制定新的经营方式、用人标准细化处理以及在产品上加以创新，从而有效的改善企业的现状，处理好产品在市场上的每一个环节，认真做好产品的质量和宣传，以此来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益，促使企业能够长久的可持续的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王国英.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改革[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7(02).
[2]王珏.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研究[J].科技经济导刊,2016(31).
[3]邸刚.浅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J].人力资源管理,2016(10).
[4]袁柯楠.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创新改革的研究[J].中国商论,2016(14).
[5]李家克.浅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J].特区经济,2016(05).
[6]罗琳.浅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改革[J].品牌(下半月),2015(07).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