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绿色政治；生态政府；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67-02
一、绿色政治思潮及其兴起
（一）绿色政治的含义与主张
绿色政治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最先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一种新兴的政治思潮，它从生态主义的有机整体论的世界观出发，批判人类中心主义，重新审视自然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经济发展方式、政治架构和生活方式，主张以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经济为中心，实行生态民主、绿色管理和绿色生活方式，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生态文明。
（二）绿色政治的兴起与发展
绿色政治思潮的兴起、是特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从根本来说，是人类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反思在政治理论和政治行为上的体现。生态社会主义者正确地揭示了生态环境危机根本原因在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由于规模不大，对环境资源破坏的后果不明显。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资本主义发展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了环境恶化和资源浪费问题的日益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危害了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引发了全球生态抗议运动。
20世纪后半叶，环境保护运动迅速发展，掀起了以环境保护和治理为主题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同时世界各国也普遍出现了众多的民间生态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世界自然之友等，这些民间组织和群众运动通过各种形式，影响政府政策。随着生态运动的深入，生态运动成为集环保、和平、民主、公平正义等政治诉求为一体的多元化政治运动。生态危机问题日益渗透于社会政治体系中，成为政治体系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问题。其次，新中间阶级成为绿色政治兴起的阶级基础。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更加关注生态环境，政治权利，有着更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寻求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问题的讨论与制定，绿色政治的主张代表了他们的愿望。
二、我国发展绿色政治道路的必然性
我国发展绿色政治道路是我国解决环境危机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必然，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
（一）解决环境危机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必然
绿色政治不同于传统政治，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提出了崭新的生态价值观，生态优先是绿色政治的终极目标。生态危机是绿色政治兴起的动因。近年来，我国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综合国力增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给中国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2008年耶鲁大学环境法规与政策研究中心在达沃斯的经济论坛上公布了首份正式《环保表现指标体系（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EPI），对149个国家和地区的环保表现进行了排名，中国在环境表现指标中评价总得分为65分，排名105位。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面临着灾难性的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水土流失现象严重，滑坡、泥石流频繁发生。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以上种种环境问题说明了我国日益严重中的环境危机。绿色政治要求我们关注生态环境，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
绿色政治的目标要符合政治生态要求的“可以持续的社会”。绿色政治以经济问题为中心，主张绿色经济，强烈批判工业资本主义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物质收入的模式。目前，我国经济虽不断快速发展，但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合理性日益暴漏，依靠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片面追求国家财政的增长，GDP的增加，而我国的居民收入却实际增长缓慢，国家财政的增长远远大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了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就业难等民生问题，经济拉动困难，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过分依靠第二产业，第一、三产业发展缓慢，靠传统的低端产业拉动经济的增长，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过分依靠外需，内需严重不足。更严重的是我国经济增长还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造成了我国目前严重的资源浪费和资源短缺问题。绿色政治要求我们发展绿色经济问题，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有主要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促使地方政府奉行“GDP至上”的政绩观，过分追求经济规模和速度，不注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造成严重的能源浪费和环境破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绿色经济是我国目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转变不合理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
三、实行绿色政治的途径
绿色政治是人类对生态危机反思结果在政治理论和政治行为上的体现。绿色政治对传统政治构成了挑战，也为人类重新认识人与自然、政治、社会的关系提供了范式，我们要积极推进绿色政治。
（一）发展绿色文化，建设生态文明
绿色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最大的特色是用生态主义的绿色文化观念重新审视政治现象，为政治主导以生态文化价值理念。生态文化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协同发展，共同演进的一种新型文化。实施绿色政治首先要发展绿色生态文化，从教育传播和机制改变上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阵地。
1.加强绿色文化的传播
传播理念最重要的是主体是政府，政府要倡导绿色消费理念，引导人们树立绿色理性消费观；政府积极引导企业坚持绿色生产观，生产绿色产品。
2.加强法律法规与监管机制
实施绿色政治还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法规作为支撑，如生态补偿政策、生态建设资金的投入与监管机制、公共自然资产与资源的享用与保护政策。同时政府要完善消费和生产的法律、法规，完善荐举机制。
3.实行“绿色”教育
学校教育是传播文化的重要阵地，发展绿色政治道路必须让民众了解和认可，同时民众是最好的文化播种机。实施绿色文化教育，开展绿色政治、文化课堂，让“绿色”教育深入万家，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绿色文化氛围。
4.发挥民间“绿色”组织
充分发挥民间社会组织，我国民间有众多的支持和倡导生态文明和环保的群众与民间组织团体，充分发挥他们的宣传与引导作用，特别是绿色民间组织在生态环境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5.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党和国家在近年来十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的客观社会化成果，党的“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当作我国新时期的重要战略目标，为此党和国家需要把生态文化的理念制度化，引导整个社会向生态文明转型。
（二）发展生态经济，实行可持续发展
绿色政治把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生态经济当作最重要的政治现象。经济与政治是相互依存的，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如果想在经济领域达到“绿色、生态”的效果，这就需要政府更新之前的经济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
1.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生态型政府，实施绿色治理，就是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经济重要形式途径是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资源节约、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为重点，通过调整结构、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等措施，促进资源利用由“资源一产品一废物”线性模式向“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循环模式转变。
2.实现科技创新
管理模式的创新关键是我们要坚持科技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进工业、交通运输、建筑、商用和民用节能。推进农业节水灌溉，加大高耗水行业节水技术改造。同时要加大生态技术创新力度，构建可持续的技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依靠科学技术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将科学技术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其次，立足各省、各区域的实际，分层次、有区别的推进各地生态技术进步，实现区域互补，资源共享。
3.调整产业结构与布局
按照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合理调整区域产业布局，各类开发区和重化工业集中地区要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规划、建设和改造；调整经济结构，推进循环经济。
（1）在工业经济结构调整中，要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降低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强度，优化产业结构，继续淘汰和关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设备和企业，用清洁生产技术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传统产业，大力发展节能、降耗、减污的高新技术产业。
（2）在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中，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建立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基地，大幅度降低农药、化肥使用量。
4.始终不移的坚持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做出的高瞻远瞩的决策。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坚持统筹兼顾的方法。
（三）建设生态政府，实行生态治理
发展生态政治的主体是是生态政府建设。政府通过渐进性生态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最终将实现生态治理。建生态型政府的路径在于：
1.将生态行政、绿色治理的学术观点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
2.构建基于利益相关的多元协调管理模式
3.将生态行政与政府功能转变理念相融合，推进政府的体制创新
4.完善环境立法机制构建解决环境问题，完善生态法律政策体系，加强环境立法的研究，加大对生态破坏的法律惩罚力度等。
5.充分利用“公共参与”形成的助力，充分利用和发挥第三部门、民间组织的公共性、非营利性和中介性的优势，提升政府绿色治理的能力。
6.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治理经验，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从而使我们在绿色治理的过程中少走弯路。
7.建立“绿色治理”专家决策参与机制，为构建生态型政府提供技术支撑。
8.发挥政府官员的中坚力量。在纵向权力分工上，要妥善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完善相应的政策制度。例如，改变目前单一的GDP政绩考核机制。在横向的权力关系上，既要调动地方政府绿色治理的积极性，又要防止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推诿扯皮，造成绿色治理的盲区。达到各地方政府的协调沟通、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协调区域资源。实现各地方政府的集体行动，实现一种理性的合作、绿色的治理。
关键词：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282-02
一、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资源的短缺、环境的日益恶化、生态平衡的破坏等问题已经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威胁。面对这些问题，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自然环境的破坏，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不当的消费模式造成的，由于人类对资源过度不当的消费，造成了资源的匮乏甚至枯竭，破坏了生态平衡；与此同时，过度消费产生的废弃物严重污染了环境，加速了生态系统的退化。因此，消费模式是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关注的重要内容。
绿色消费为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能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是现代消费的必然趋势。国际上公认的绿色消费有三层含义：一是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废弃物的处置；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可持续消费。因此，绿色消费是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消费模式，我国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大力倡导和实施绿色消费。
大学生这一特殊的群体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观念、行为会在全社会起到示范作用，辐射影响到各个层次的社会群体，最终会影响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趋势。因此，大学生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践行绿色消费观。由于高校对绿色消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大学生对绿色消费的认知不够全面和深刻，绿色消费远没有成为大学生的主流消费模式。但是，大学生思想活跃，可塑性强，只要高校加强大学生的绿色消费教育，让大学生认可接受绿色消费观，相信大学生一定可以把绿色消费落实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进而辐射到全社会，这将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产生重要深远的影响。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绿色消费教育的关系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绿色消费教育的根基
一个人的消费观归根结底是受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影响的。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在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的思想观念，危害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使大学生在很多价值判断上产生了迷茫，导致他们在消费领域出现了各种问题，诸如铺张浪费、盲目攀比、奢侈享乐等现象日益盛行。大学生这些错误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不仅危害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而且危害了社会风气，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其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三观教育，帮助学生科学认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正确地认识金钱、物质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真正认识攀比消费、炫耀消费、过度消费的负面影响，最终能认同绿色消费所倡导的理念，做到节约消费，适度消费，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尽可能少地消耗资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二）绿色消费教育加强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1.绿色消费教育增强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做贡献，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只有人人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社会才能健康向前发展，才能为人们享受各种权利提供保障。作为社会成员的一部分，大学生应该具有更强烈社会责任感，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勇于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通过绿色消费教育可以让大学生认识到由于过度消费，我国的水源、空气、土壤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大量的动植物濒危乃至灭绝，土地荒漠化严重，森林和湿地迅速减少，可以利用的资源日益短缺甚至枯竭等问题层出不穷，使大学生产生生态忧患意识，激发出大学生内在的生态责任感，形成对资源、生态环境的担当精神，从一定程度上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2.绿色消费教育提升了大学生的社会公德。社会公德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准则，是社会为维护公共生活而提出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大学生是社会整体文化素质水平较高的青年群体，是传播社会公德意识和践行社会公德规范的重要力量。社会公德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层面上，社会公德主要体现为热爱自然、保护环境。
由于人类过度地消费自然，人与自然间的矛盾与日俱增，人类已经饱尝了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而造成的恶果，人类如果再不改善与自然的关系，必将遭受更大的灾难。绿色消费就是为了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消费。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绿色消费教育，就是在培养大学生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公德心，从一定层面上提升了大学生的社会公德。
3.绿色消费教育培养了大学生的文明行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提出要“坚持知行统一……引导大学生从身边的事情做起，从具体的事情做起，着力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
通过绿色消费教育，可以让学生能够熟悉掌握各种环保标志、节能标志、绿色食品标志，以及各类环保节能产品认证标志等等，帮助学生全面地了解各种绿色产品，学会在消费中选择绿色产品；能够知道生活中哪些具体行为是属于节约环保的绿色消费等等，有了这些具体的认知，学生就能在实际行动中知道如何去做，逐步养成健康文明的消费行为，摒弃在消费领域比阔气、讲排场、盲目追逐名牌、奢侈品等不文明的行为，在一定领域培养了大学生的文明行为。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
绿色消费教育是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众多学科领域，需要学校、社会、家庭、共同教育才能完成的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每一个环节都不容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结合自身学科特色，在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加强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大学生的必修课，因此，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可以对所有大学生进行绿色消费教育。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首先，要加强学生的生态伦理道德教育，让学生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情感，为其能从内心认可绿色消费打下基础；其次，通过三观教育，让学生领悟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不在于奢侈享受，深刻认清我国的国情，正确理解消费与节约的关系，并充分认识绿色消费的重要意义；最后，要对学生进行绿色消费观的专题教育，让学生对绿色消费的内涵、绿色消费的具体行为等主要内容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能够在生活中践行绿色消费观。
（二）积极开展大学生绿色消费实践活动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应该开展多种形式的绿色消费实践活动，通过各种活动让大学生把绿色消费观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
1.组织专门的人员编写绿色消费行为手册，指导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具体怎么做。比如，节约水电、如何辨别绿色产品、购买可循环使用的物品、了解破坏环境或大量浪费资源的商品等等。
2.发挥大学生的示范带头作用，组织大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通过社会调查，社会宣传，发放传单，文艺表演等各种形式向社会宣传绿色消费。
3.创设校内二手市场网，让大学生把自己不需要的书籍、衣物、用品等放在网上进行交换，让学生的各类闲置物品能重复使用，多次利用，帮助其践行节约资源、循环利用的绿色消费观。
4.条件允许的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地区考察，再组织学生到生态环境优美的地方亲近大自然，通过对比，让学生深刻体会到人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重要性，能够对绿色消费产生内在需求。
5.组织大学生参观绿色企业，了解绿色产品的生产过程，对绿色产品有更全面地认识，能从内心接受认可绿色商品，能够积极主动购买绿色商品。
参考文献：
[1]徐艳.当代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问题探析[D].长春：吉林大学，2012.
[2]龙辰曦.在校大学生绿色消费观教育研究[D].重庆：西南交通大学，2010.
[3]黄丹.大学生绿色教育若干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06.
历经30年的发展，90年代西方的绿色环境运动在内容上和理念上都发生了不少新变化，产生出一些新趋势，也引伸出一些新问题。
一、 90年代西方环境运动的新趋势
与70、80年代相比，西方环境运动在90年代产生了四大发展趋势：实践层面，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政治层面，从“红-绿结合”发展到泛绿；思想上，从深绿发展到浅绿；文化价值上，出现了后物质主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
第一， 在实践上，从绿色运动的层面进入以绿色政党活动为主的层面
为了认识 90年代绿色环境运动的这一特点，可以简单地回顾绿色运动的前史。
60年代是绿色意识的精英启蒙阶段，主要事件是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森发表了她的名著《寂静的春天》。她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工业污染对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包括人类自身的损害，陈述了工业技术革命的生态破坏后果，第一次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肯尼迪读后倡议次年为联合国自然保护年。卡森的这部书拉开了“生态学时代”的序幕。
70年代是公众绿色意识的动员和形成阶段，主要事件是罗马俱乐部的活动和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回应。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正处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发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天才预言。罗马俱乐部关于“只有一个地球”口号成为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重要背景材 料，后成为人类共识。在70年代初，发达工业国家各国政府纷纷建立环境管理机构。
80年代是群众性广泛的绿色抗议运动阶段，主要事件是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工业污染事件引发的环境抗议运动和矛头指向冷战双方的、与反战反核和平运动相结合的大规模群众性绿色抗议运动。80年代也是发达国家绿党活动最活跃的阶段；80年代还是全球绿色意识形态的群众性普及阶段。学界、媒体全面介入绿色话题，绿色生态环境问题从60、70年代鲜为人知到80年代成为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常识，绿色意识形态也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的绿色一翼。
90年代以后，绿色环境事业走向全面政治化阶段。与前20多年相比，90年代的绿色运动呈现两大特点：国际政治行为，政党政治。1992年全球环境峰会――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已进入维护共同家园的全球时代。环境与发展问题已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特别重要的是，90年代中期欧洲中左政府执政出现的“红-绿联盟”政治现象，即社会人与绿党共同组阁现象，使绿色运动的主题转向了以往绿色运动最为拒绝的政党政治。
绿色运动向绿色政治的转向，形成了90年代环境运动总特点，即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在欧洲各国绿党通过与社会人的联合执政成为体制内的执政党之后，绿色运动表现为普及性、组织性上升，民间性、社会性降低。近年来，尽管媒体时有关于“绿色和平组织”在海上拦截日本捕鲸船、多瑙河全程污染、生态死亡等抗议活动的报道，但是90年代鲜有70、8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即使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美军和北约使用贫铀炸弹的情况下，整个西方也没有出现群众性的环境抗议运动。
第二，在政治上，从“红-绿结合”到泛绿化
整个80年代乃至90 年代中期之前，绿色环境运动的“红-绿”结合倾向一直居主流地位。尽管主流绿党主观上强调自身的中性色彩，但是，作为一种本质上反体制、反主流的社会运动，其矛头主要对准工业社会的既成秩序、反对资本主义官僚体制。因此，绿色环境运动天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从红到绿”、“红绿交融”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而90 年代中期红绿联盟执政的实现，是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上的发展顶峰。从社会的角度看，红绿联盟是社会长期战略的胜利；但是从绿色运动和绿党本身的发展线索看，红绿联盟既扩展了自身内部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一脉，也标志着绿党活动向泛绿化方向的延伸。也就是说，主流绿党不仅在政治上谋求与社会组织中左政府，实现红绿联盟，而且它的存在和上升也“绿化”了西方各大主要政治意识形态，迫使整个政治景观出现泛绿化，客观上推进了政党政治的“绿化”进程。事实上，欧美国家90年代的竞选政治中，无论左中右阵营，现已无党派不打“绿色牌”。在各党派的竞选宣言和纲领中，绿色条款都赫然在目。泛绿化是90年代欧美政治“中性化” 的主要原因。所谓“两头靠中间”，左右向中看齐，实际上是向“绿”看齐。至于各大政治意识形态本身的绿化，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传统的保守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都接受主流绿党的激进生态观，而市场自由主义、福利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都主张改良主义的生态观。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根本态度不同，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绿色意识形态的影响。
第三 ，在思想上，从“深绿”到“浅绿”
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哲学理念，绿色环境运动的主流指导思想是“深绿”色的，生态主义者也将之归结为“深生态学”。研究者所说的生态基要主义(生态原旨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简称生态主义)，都属于“深绿”范畴。原旨的生态主义者也即主流绿党，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自然界的掠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集中批判技术中心主义。其极端的形式即所谓“动物权利”、“生物权利”理论。9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主义者反对一般地拒绝人类中心主义，在对技术中心主义的批判中反对走极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口号下重返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在反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这种从认识上和哲学理念上对工业文明、科学技术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既拒绝狂妄的、以技术中心主义为特征的早期粗糙的人类中心主义，也远离极端的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标志着绿色意识形态的淡化即浅绿化。绿色时尚从深绿到浅绿的转化，意味着人类绿色意识的一个历史性的飞跃。非技术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现已成为绿色思想的主流和共识。
第四，在文化价值取向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产生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在文化观念上，绿色环境运动及其思想
都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在绿色思想各派别中，除了那些受传统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的流派仍重视理性主义、进步主义的价值之外，新兴的主流绿党、绿色无政府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基本上都属于后现代主义范畴。尤其是90年代以来，西方新一代青年中出现了一种后现代的文化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 作为新兴的、流行的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是当代西方以雅皮士(YUP，城市青年专业人员、公司白领)为代表的新中间阶级的价值倾向。其主要内容是强调“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公民自由”。其中，对“生活质量”以及与人的内在和外在的生活质量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重视，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显著特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绿色运动、绿色思想的渊源决定了它对“生活质量”的重点关注。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折，体现了价值观念的代际转换。在发达国家的特定时期，都存在着从二战后的高度富裕中得益的年轻一代与经历过一战、大萧条和二战痛苦的老一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分化。饱受战争痛苦和经济萧条的老一代人的群体价值取向是物质主义的，他们最关心与衣食住行相关的物质需要和安全保障。战后“婴儿潮”一代人(1946-1965年出生)在经济发展的繁荣期长大，关注的重点不在食物、住所等直接物质需要，其价值追求与上一代以人身保障和安全为目标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有差别。当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为选民时，开始出现一定的后物质主义倾向。但是，这一代人仍重视物质财富和政治上的成功，在价值观念的总体上仍是物质主义的。由于西方社会持续的繁荣，后来数代人表现出越来越突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作为“婴儿潮”一代人后代的“X一代”(1965-1981年出生)不再在乎财富和成功，行为更为自主，也更加远离物质主义价值目标，能够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诸如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其后，战后生育高峰期的回生代人，即现在被称为“G一代”(全球化一代)或“E一代”(电子网络一代)(大约生于1977-1994年)又向我们走来。他们比“婴儿潮 ”那一想主义者更务实，比“X一代”更有信心，更有个体自觉，并更具有全球环境关怀。他们崇尚“生活质量”和个人自由，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天然的基础。真正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一代人，是绿色环境运动和绿色环境意识的深厚社会土壤和政治上的支持者。
二、90年代绿色意识形态的新发展
关于绿色意识形态的新发展，主要是指90年代绿色理念在三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看作为一种全球主义意识的绿色理念的发展；二是在欧美风行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实践中，看绿色理念的新意、特色和影响；三是从绿色意识形态与当代新自由义主流思潮的冲突中，看其政治哲学基础的新变化。从总体上看，90年代绿色意识形态地位上升，尽管在欧洲和美国反差较大，情况不同。
1，绿色意识形态与全球化
90年代的全球化从正负两方面促进了绿色意识形态的发展。
首先，由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绿色意识形态的地位空前上升。随着90年代全球化的迅猛推进，民族国家能力下降，国家边界软化，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框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发展需要。欧盟和欧元区的建立，是欧洲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新的发展现实的应对措施与战略努力。科索沃战争中联合国的消极作为则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现实的客观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凸现出全球治理的客观要求。
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负面全球问题包括：核武器扩散及核安全问题、全球环境危机、全球生态毁灭、国际交易、国际恐怖主义、国际金融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并在90年代迅速加剧。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问题的主体。其中每一项的恶性发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安全。而全球环境危机则成为全球治理的中心问题之一。水(蓝色)危机、粮食(绿色)危机、人口危机、荒漠化、物种危机、生态死亡、臭氧层危机、大气污染、极地污染、核污染、生化污染、基因炸弹(人种危机)、全球变暖，等等。解决这些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是单一民族国家力所不及的。危机当前，具有全人类共同命运感的绿色环境意识比任何时候都更显示出其重要性。在地球生态毁灭的威胁下，在人类为自己人种存在而奋斗的关头，绿色意识形态天然蕴含的全球主义意识的优越性自不待言。
其次，从正面看，由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引发了全球主义的进一步普及，绿色意识形态成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同样不可否认，当代全球主义理念深深打着新自由主义的烙印。但是，当代全球主义毕竟具有区别于新自由主义逻辑的进步方面，有积极的正面效应。90年代的全球主义毕竟具有以往世界历史上的全球化所没有带来的新质。绿色意识形态在90年代的发展显然属于全球主义具有新质的内容之一。
当代全球化由于其广度和深度，具有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也使人类今天生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世界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而是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利益息息相关。这一全球利益和安全的高度相关性，表现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日益增长，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绿色意识形态关注高于单一国家安全的全人类安全。90年代人类的生态关怀、绿色环境意识、绿色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时代的烙印，具有“后现代”的新质内容。全球主义的普及是当代人类在文化理念上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而全球绿色生态环境意识作为具有新质的社会共识，集中体现了90年代全球主义理念的发展特点，表现出对以往传统全球主义的更新与超越。人类的全球观已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备现实基础。
2、绿色意识形态与“第三条道路”
绿色意识形态体现了社会“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的主要内容和特征。“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是因为传统的政治选择以及它们所赖以存在的价值观已不足以适应今天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第三条道路”根据西方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深受绿色意识形态理念浸染的青年一代的价值观的变化，提出了“新政治”。
所谓“新政治”，并非“第三条道路”的发明，是欧美7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新政治”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典型产物。以绿党为代表的新政治党的基本特征和深刻基础，就在于其成员拥护后物质主义的价值理念。二战后西方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繁荣期，人们生活安定，普遍富裕。由于教育普及和消费发展这两大因素的影响，新中间层和高学历层大量增加，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产生剧烈变化。特别是由于西方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的冲击，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检讨自身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质疑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由于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的这一代人的出现和存在，大大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和意识形态，表现为左右界限模糊，政党忠诚下降；阶级利益淡漠，阶级识别相应弱化。在阶级认同降低的同时，围绕诸如种族特性、移民、性别、民权、环境和核能利用等吸引公众注意力的重大
政治问题，正在形成新的政治认同。 90 年代以来，“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依据现实的变化，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以左右划分的政党政治、阶级认同和价值观念的新的政治治理方式。“新政治”以所谓不同于自由主义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种模式”实行“社群主义”的“新治理”，核心内容是强调“辅原则”，即公民是第一责任人，国家是辅助者，强调个人的自救，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建立政治力量与“市民社会”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新政治”的基础理念是“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这一理念背离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原则，转而置根于绿色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个人即政治”。绿色意识形态的个人责任原则、自主原则、自治原则、基层民主原则等理念深刻影响了“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构成了“新政治”的理论背景。
3，绿色意识形态与新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绿色意识的政治哲学背景是无政府主义。这一基本政治特征决定了绿色意识形态与全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根本对抗姿态。
自里根、撒切尔主政以来，西方经济历经20年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以解除管制、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启动了自由市场的活力，结束了凯恩斯主义失灵后西方经济“十年滞胀”的困境，并推动了信息产业革命和新经济的发展。冷战的结束和近年来势头强劲的全球化浪潮，更是进一步扫清市场壁垒，在全球空前扩张了自由市场的疆界。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经济的发展，也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边缘化，外在于全球化进程，陷入贫困的深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试图凭借新自由主义霸权，建立21世纪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绿色运动标榜政治中立性，但是它本质上是反制度主义的运动，不认同任何政治体制，矛头指向一切形式的权力结构。绿色意识形态就其本质而言是以无政府主义为政治底色的。主流绿党和生态女权主义等典型的属于后现代范畴的组织，从不讳言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主流倾向。无政府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消解和对公正和谐均衡发展的世界新秩序的美好期盼，恰恰是绿色意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客观要求。因此，绿色运动反对官僚体制下资本的压迫，也反对新自由主义构筑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无政府主义思潮再度复兴，正在成为一种时尚。(参见约瑟夫·卡恩：《全球化使无政府主义死灰复燃》，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0年8月17日。)尽管无政府主义派别林立，但是90年代无政府主义的死灰复燃明显带有后现代特征，与绿色意识形态多年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加强国际资本主义制度，要求维护城镇权力，由地方进行决策；他们反对公司跨越国界大举扩大投资规模，认为这使大公司得以践踏劳工法和环境法；他们抨击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这些机构取代了各国政府。极端的生态无政府主义者将激进的环保主义同极端的反技术倾向融为一体。约翰·泽尔赞认为，一切科学技术都是束缚人们的手段。他认为计算机和因特网肢解了社会，创造了新的劳动分工，要求更高的效率，并占用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为了解决技术驱动的社会中不断增长的压力，成百万孤立无援的人求助于。他要求控制资本，也控制技术，不但反对发展工业，也反对发展农业，要求社会回归石器时代。美国老牌的绿色理论家、社会理论学家默里·布克金在60年代就将环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合二为一，提出了关于国家和资本主义如何同自然相抵触的理论。但是他目前批评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过分夸大生态内容，认为不能忽视作为无政府主义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发展成为反人类的虚无主义者。(以上参见同上文。)总之，全球化时代的无政府主义不同于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巴枯宁主义，它与后现代的、以绿色生态运动为中心的新社会运动密切结合，其批判对象也转变为今天的跨国资本主义。很显然，当前西方无政府主义的重新兴起是与对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社会氛围相联系的。
三、趋势与问题
绿色环境运动性质上属于后现代的社会运动。其生命力在于其社会基础――新中间阶层的后现代价值取向，在于新一代青年对现代工业社会官僚体制的不满、拒绝和抵制。随着新的信息产业革命和全球化的演进，西方社会还会持续地发生社会分化，其社会结构仍在嬗变的过程中，这将使绿色环境运动的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作为20世纪后30年新产生的社会运动，作为90年代以来势头已压倒传统工人运动的群众运动，绿色生态环境运动将成为21世纪西方社会动员面最广泛的运动，因此具有广阔的前景。尽管西方主流新闻媒体经常斥责这类无政府主义的抗议运动愚不可及、杂乱无章、有勇无谋、群龙无首、目标模糊，但这恰恰是绿色运动的一个特点。绿色运动的群众性、广泛性、动员面和潜能始终是一种反制度主义的对抗力量。绿色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即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则显示出有可能把体制外的反对派、一种停留在“造反”层面的群众运动，转化为有组织的反制主义、一种作为替代性制度选择的、未来社会的基础成分。社会主义有可能将前景广阔却目标不清的绿色运动引向未来，纳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方案之中。
问题在于，绿色运动自身的潜在矛盾也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和激化。在外部，全球化促使绿色环境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秩序化现实之间的冲突加剧。绿色价值批判理念与制度化的社会经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它无法认同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积累的逻辑，而全球化必然使自由市场逻辑横行全球，加剧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在内部，其价值理想与其政党政治化的现实倾向产生日益尖锐的矛盾。绿色生态环境运动是向上延伸，继续走90年代政党政治的路子，从反制度主义逐步向制度化现实妥协；还是向下发展，回归70、80年代大规模群众运动、街头抗议的传统，担当现行制度不可忽略的民间抗衡力量？这将是绿色环境运动不得不面对的两难选择。向上发展，融入现行政治体制，有违其无政府主义本质和后现代特点；向下发展，脱离制度化政治的框架，会使其社会批判缺乏挑战资本主义的组织力量，并停留在文化抗议层面，不可能涉及与真正的生存保障问题有关的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劳动市场政策，更无法形成对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es on the ecological politics theory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including the definitions of conception， content and frame，theoretical value and effective ways. On the basic summariz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deepening researches.
关键词： 国内外；生态政治理论；研究述评
Key words: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ory of ecological politics; research review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8-0183-02
0引言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什么是生态政治、生态政治包含哪些内容、生态政治具有怎样的价值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政治，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1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涵研究
生态政治作为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国内外对其有不少定义。由于侧重点不同以及生态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国外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其一，罗依・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把生态政治解读为生态（绿色）思潮、生态（绿色）运动和绿党三个层面。其二，美国学者卡普拉（Capra）和斯普雷纳克（Spretnak）把生态政治一方面理解为一种生态运动，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绿色政治学。其三，丹尼尔・A・科尔曼将生态政治解释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
国内对生态政治内涵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包括：其一，《中国大百科全书》（1992）将生态政治扩展为政治生态，认为生态政治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其二，刘京希（1998）把生态政治理论解释为是研究政治体系及其机制的“内生态”以及政治体系在动作过程中与社会及自然环境间生态关系的理论。在内涵上他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把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层次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其三，吴海晶（2003）从综合角度指出生态政治既是观念、运动,又是力量和理想。作为观念,它反映了人类对其生存状况的关注和思考；作为运动,它表明了人们对无度生产、无度消费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的抗议和反对；作为力量,它显示了政府、公众、环保组织、国际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信心和勇气；作为理想,它寄托了人类对生态文明的希冀和期望。
2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容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绿党政治理论、环境安全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绿党政治理论是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中主题最为鲜明、结构最为系统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包括:一是生态学理念。绿党以生态学中生物同外部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生态优先原则。二是社会责任理念。绿党政治理论认为，社会责任感等同于社会正义。一个社会或社群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来谋求自身的环境安全，要坚持环境正义，实现社会正义。三是基层民主理念。绿党的民主目标是国家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民主化，使人们有权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他们生活条件的方式和选择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四是非暴力理念。绿党的政治目标是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粗暴关系变成一种平衡和尊重的关系。五是女权主义理念。“把男性和女性都解放出来”是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理念。它强调男女平等，反对压迫和剥削妇女。六是和平政治理念。绿党强调全球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坚持“胸怀全球,行于当地”。
环境安全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从安全的视角来认识和思考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1977年美国环境专家莱斯・R・布朗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从理论上首次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安全概念和国际政治范畴，提出应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范围。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将环境保护与“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以及“人类对安全稳定的自然环境的需求”联系起来。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绿色运动”中，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在于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它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其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其二，生态危机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并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三，主张立足当代现实,“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用“异化消费”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其四，要求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张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经济模式；其五，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其六，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从国内对生态政治理论内容的研究来看，由于我国学术界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较晚，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统一的理论体系。陈清硕（1995）认为生态政治学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探求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使社会生态与社会政治能够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肖显静（2000）认为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选择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以摆脱环境危机，其次是对市场体制的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第三是建立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张连国（2006）在系统介绍国内外生态政治学研究的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生态政治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观，它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
3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价值研究
绿党政治是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内容,突出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人类利益的新的政治运动。环境安全是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结合形成的一种新概念，它不同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所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构成了人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逐步增多。尽管目前对与环境安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它唤醒了人们的环境安全意识，并已为全世界各国所广泛接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及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进行了不同于其他生态政治理论的独特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蔡先凤（2003）认为生态政治的兴起堪称20世纪中后期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它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王治军（2008）指出生态政治理论在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将生态问题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将政治问题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环境。
4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建设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研究基本沿着“深绿”与“浅绿”两个方向展开。“深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只有用生态思维、生态智慧重新建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民主，以致于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的理解和建设才能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浅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自然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上，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包心鉴（2001）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政治与政策出路在于加强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意识与责任：一是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二是实行一种后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三是充分重视政治家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赛明明、孙发峰（2006）认为应该从政治和社会的深层角度、特别是从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出发,从制度和机制层面,从公众广泛的参与权力和途径等视角来思考和进行我国的生态政治建设。
5生态政治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学者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对我们在新形势下有效应对与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但从根本上说，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许多学者偏重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学理意味浓厚，缺乏具体的实证分析，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单一学科，缺乏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生态政治理论从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等视角进行探讨的成果较少；三是专门从马克思主义原著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的成果还比较薄弱。
因此，在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过程中，既要注重从宏观的整体层次上进行探讨，又要善于对微观层次加以分析和探讨，并注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与此同时，要在深入阅读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想，并结合我国生态政治的现状和借鉴国外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进行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的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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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清硕.方兴未艾的生态政治学[J].社会科学，1995（4）.
[8]肖显静.生态政治何以可能[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6）.
[9]张连国.生态政治学研究述论[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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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治军.生态政治理论的产生及影响[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1).
【关键词】绿色政府 政府治理 绿色崛起 绿色发展
从国内来看，我国的国情和黑色发展模式造成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问题已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市场无法解决外部性等污染问题以及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为此，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必须承担起治理污染，实现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履行绿色政府的职能。实施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必须使人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的提高，人类社会和人类代际之间更加公平，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发展更加协调。从国际来看，环境保护在全球的兴起，使环境文化构成了国际政治关系中新的因素；生态政治运动已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人权等各领域，成为各国政府治理变革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些年，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推出绿色政府计划，我国的绿色政府建设正是适应这种全球化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
一、绿色政府的内涵
在上述国内国际背景下，我国的绿色政府建设刻不容缓。尽管有些城市，如福州、深圳等地，近几年纷纷提出建立绿色政府的计划。但绿色政府在我国的开展只是停留在点上，未形成面，系统建设绿色政府的工作尚未开展。一方面由于绿色政府还是个模糊的概念，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我国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还未根本扭转。所以本文在系统构建绿色政府模型之前先来探讨绿色政府的内涵，这是绿色政府建设的出发点。先来看看两个极其相关的概念，即绿色发展与绿色行政。所谓“绿色发展”，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实用技术体系，促进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的资源环境体系。绿色发展是支撑中国崛起的发展模式，与中共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被视为第三展战略的核心。绿色行政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为控制新的污染源产生、控制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为保证城市环境质量、工业污染物排放全面达标，为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一系列环境管理标准的总称。它规定了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基本要求，明确了环境管理体系的诸要素，适合于任何类型和规模的组织。绿色行政的核心是通过制定科学的、符合生态规律的发展方针、发展战略、发展对策和发展规划，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环境保护有利的管理措施与技术措施，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行政是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的目标，对政府等所有组织改善行为具有统一标准的功能。环境管理标准是行政管理部门实现绿色行政的载体和依托，绿色行政是符合环境管理标准和符合现代行政法治要求的全新的依法行政理念。所以综合考虑绿色发展与绿色行政的内涵和绿色政府提出的背景，绿色政府是通过履行绿色行政职能，即通过规范的运作程序、文件化的控制机制、有效的环境战略使政府机构在运行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并给相关方施加良好的影响，从而根本上促进绿色发展和崛起的政府运作模式、政府形态和战略意识。绿色政府是对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的在环境与资源管理领域的体现，是科学发展观在政府机构落实的体现。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人口资源环境工作，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二是要牢固树立节约资源的观念，三是要牢固树立保护环境的观念，四是要牢固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观念，这为我国绿色政府的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基本框架。
二、绿色政府建设的宏观模型
从绿色政府的内涵来看，绿色政府建设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技术的系统工程，需要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中心，以绿色崛起为目标的治理模式（见图1）。
1、以绿色崛起为目标
绿色发展是一种发展模式、发展战略或发展过程，但绿色崛起是一种姿态，是绿色发展的方向和结果定位。绿色政府治理需要以绿色崛起为目标导向，这样为政府、为全社会提供一种美好愿景激励。有了绿色崛起作为方向和目标，绿色发展的道路会更明确，绿色政府治理更能凝聚人心。
2、以科学发展为中心
科学发展的基本目标和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建设，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科学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进一步要依靠人，因此要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因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科学发展的最终归宿。
3、以绿色政府为主体和发动机
绿色政府不仅是政府治理的主体，而且政府作为全社会最大的资源、信息拥有者和影响最广的决策制定者，是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建设绿色社会与文化、发展绿色技术的发动机，担负起推动科学发展，最终实现绿色崛起的重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技术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推动甚至是参与。所以绿色政府的宏观治理应该把建设绿色政府作为切入点，以绿色政府为主体，以此推动各方面的绿色建设。
4、以发展绿色经济作为硬道理
绿色经济的发展是国家崛起的最主要实力保障，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基础，其他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绿化”要落实到绿色经济的发展上来，加快建设绿色GDP核算体系，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发展节能型或非能源密集型的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以发展绿色经济，这才是硬道理。
5、以绿色技术作为支撑
在资源稀缺的约束下，一方面要有效利用各类节能技术、环保技术、IT技术、生物技术、新式交通运输技术；另一方面，要充分开发新的资源，尤其是可再生资源。同时，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与资金支持及知识产权保护和激励制度。
6、以绿色社会与文化作为社会基础
绿色政府建设、绿色发展都需要深厚的社会和文化基础，需要广大公众的支持和参与，需要把控制人口数量和提供人的素质作为绿色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还需要做到：环境和资源信息公开透明，加强包括公众和媒体在内的社会监督力量；培育绿色环保团体等非盈利性机构参与治理和监督能力；在全社会提倡绿色消费、适度消费，培养节俭的消费观；通过公益广告、社区、学校教育等多种渠道进行公众环保意识、危机意识和国情教育；确保公民环境参与与知情权，鼓励公民参与环保。
三、绿色政府建设的微观模型
微观层面的绿色政府建设，既涉及到绿色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相关法律政策的完善、政府绿色文化和绿色审计体系的建设；也涉及到绿色政府的职能运作，包括政府环境管理体系的建设、内部运营及管理、对企业和公众行使的绿色职能。绿色基础设施是政府绿色职能运作的平台，是绿色政府的辅助流程，政府的绿色职能运作是绿色政府的主要流程，如同波特的价值链一样，共同推动绿色政府的建设（见图2）。
1、绿色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
（1）环保法律与政策。环境保护的法律与政策、资源利用的长远规划是政府绿色职能运作的基本依据。但是当前的环保法律政策与资源利用规划多数停留在定性描述的原则性或指导性意见，不够全面系统、深入细致，尤其是不够量化、弹性大，使得本来执法和监管力度不够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政策更是难以操作和落实。因此需要大力健全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立法、执法、监管三位一体的体制。
（2）政府绿色文化建设。政府文化是政府管理经济社会事物中价值观、行为观、工作效率与作风的综合体现，政府行为受政府行政文化的支配和制约。政府绿色文化建设旨在通过塑造适应政府自身发展需要、为大部分政府官员认同的“绿色”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官员的价值取向，规范政府官员行为，使政府改进工作方式，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实现行政管理现代化、科学化、民主化及公开化。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必将要求政府文化建设绿色化，从理念上指导政府行为绿色化。对政府绿色文化有较大影响作用的因素有：政府服务意识、环保意识、法制意识及民主意识。
（3）政府绿色审计体系建设。第一，环境管理体系审计。环境管理体系审计就是对设施、过程或现场的评估，以确定它们是否与环境管理体系的要求相符合。审计标准包括：ISO14001与政府部门根据ISO14001的要求编制的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及其他相关环境管理体系文件（是政府部门的内部环境管理法规），以及适用于政府部门的环境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考核政府对环境法律、法规的遵守）。环境管理体系审计包括内审和外审。内审由政府部门内部的审计小组执行，外审由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的审计师执行。外审分为三个阶段（见图3）。准备阶段主要完成文件预审、审计计划的编制、审计小组的组建、检查表的编写等工作；现场审计是审计员寻找客观证据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编写不符合报告；在现场审核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完成审计报告，并且对不符合项目进行跟踪。第二，绿色职责、政策与职能的审计。政府环境职责审计是审查政府部门环境职责的履行情况，目的主要是了解自身环境职责的识别情况，及时发现潜在的没有被识别的环境职责；对自身的环境职责的履行情况进行了解，消除自身环境职责的薄弱环节。绿色政府政策审计是由专业人员审查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所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审查。也就是要考虑政府政策给环境造成的后果，包括：政府政策是否消耗自然资源、是否产生废弃物或者污染、是否导致气候的改变，等等。绿色政府环境绩效审计就是确保环境政策、项目和活动在实施过程中做到经济有效、富有成果。主要包括：保证运用与环境相关的指标，合理反映被审计单位的绩效情况；保证环境项目得到了经济有效的实施并符合政府的有关政策；保证政府所开展的各项活动在其承担的环境义务中都是经济有效的。政府环境绩效分为政府活动的环境绩效和政府政策间接的环境绩效两方面。购买审计是对所有与购买商品和服务相关的组织、政策和行为的环境影响进行审查，以确定政府在采购过程中是否遵循了绿色采购的原则。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针对政府部门购买产品的生产商的环境管理状况进行的审计，二是针对购买的产品的环境特性进行的审计。
2、政府的绿色职能的内化
（1）环境管理体系的内容与实施过程。政府环境管理体系的内容见图4。政府环境管理体系的实施过程遵循PDCA（即Plan，Do，Check，Action四个单词首字母合写）循环，即由计划、实施、检查、处理等步骤构成的不断循环提升的过程。对政府环境管理体系的审计通常采用外审的方式，由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的审计师执行，一般分三个阶段，见图3左部分。准备阶段主要完成文件预审、审计计划的编制、审计小组的组建、检查表的编写等工作；现场审计是审计员寻找客观证据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编写不符合报告；在现场审核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完成审计报告，并且对不符合项目进行跟踪。
（2）政府内部运营及管理。首先，切实调整发展战略，摈弃先污染后治理的黑色发展；从组织结构上确保环境与资源管理部门的权利和职责。其次，转变政府职能：淡化经济增长指标，做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推进环保问责制度法制化，做有错必纠的责任政府。再次，从政府自身“绿化”做起，改善内部运营及管理。包括：绿色采购、绿色投资与招商；政策体系与规划的绿色化；日常工作消费的绿色化；强化政府的环境业绩指标等（见图4）。
3、政府绿色职能的社会化
绿色职能的社会化指政府通过加强对企业和公众这两大社会主体的绿色行为的引导和监管，从而实现政府绿色职能的外部化，奠定绿色职能的社会基础。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公众是社会运行的基础，两者都是资源的最大消耗者，也是最主要的环境污染源，因此政府行使对企业和公众的绿色职能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变得尤为关键。
（1）对企业行使的绿色职能。一方面要加强对企业的环保立法、执法和监管，另一方面要为企业的绿色行为做好信息支持、项目扶持和物质激励等多种鼓励措施（见图5）。
（2）对公众行使的绿色职能。政府要尊重公民环境信息知情权，做公开透明的信用政府和责任型政府，包括：鼓励公众和媒体广泛参与环保和披露各类环保信息；提倡绿色消费和适度消费；通过社区、学校和公共媒体的教育和宣传增加公民的环保意识与监督力度（见图6）。
四、总结
综合全文，绿色政府是通过履行绿色行政职能，最终促进绿色发展和崛起的政府运作模式、政府形态和战略意识，是对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的在环境与资源管理领域的体现，是科学发展观在政府机构落实的体现。因此绿色政府建设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技术的系统工程，绿色政府建设需要全面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以绿色崛起为目标，以科学发展为中心，以绿色政府为主体和发动机，以发展绿色经济作为硬道理，以绿色技术作为支撑，以绿色社会与文化作为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 胡鞍钢：中国走向21世纪[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
[2] 刘铮、雷志松：绿色行政的定位、价值及其实施路径[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3] 刘家明：绿色崛起模式下的绿色政府宏观治理框架[J].嘉应学院学报，2008（5）．
关键词：法治思维 经济发展 发展方式
法治是现代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邵阳地处湖南的中部偏西南部，自然生态资源丰富，水土植被资源保护良好，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转型和新一届市委提出的实施“两中心一枢纽”发展战略中，如何做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要保护好现有的生B资源不被破坏，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非常重要。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运用法治思维引领和实现邵阳绿色发展的理念应成为必然选择。
一、邵阳生态资源丰富且良好，需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实现绿色发展
（一）邵阳自然生态环境相当宜人
邵阳尤其是邵阳西部地区是长江流域的生态屏障，也是湖南陆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重点区域，孕育了类型丰富的自然流域资源以及内涵深厚的人文旅游资源。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城步县森林覆盖率为72.3%，林木蓄积量为854.6万立方米；绥宁县森林覆盖率为73.93%，林木蓄积量为1592.2万立方米；洞口县森林覆盖率为57.76%，林木蓄积量为810.9万立方米；新宁县森林覆盖率为65.4%，林木蓄积量为700万立方米；武冈市森林覆盖率为43.15%，林木蓄积量为294.5万立方米，四县一市森林覆盖率为62.5%，比全市平均水平高5.3个百分点，比全省平均水平高5.5个百分点。同时，境内水系发达，境内有巫水、资水、蓼水、夫夷江等河流，蕴含着丰富的水能资源，水能理论蕴藏量950万千瓦。可开发量85.9万千瓦。
（二）邵阳自然资源旅游品位较高
邵阳有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5A级景区1处，3处部级风景名胜区，1处国家公园，4处国家森林公园，11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开发价值旅游资源240处，涵盖了8主类、24亚类和71种基本类型。邵阳旅游是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生态风光和民俗风情独特的有机结合体。各大景区各具特色，互补性强，组合很好，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国际国内客源目的地。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亮点：一是~山地质独特。形成于1亿年前的中生代的红色砾岩、砂岩组成的狭长盆地，具有地质科考价值。上百座奇峰怪岩巍然耸立，众多狭窄幽深巷谷是其突出特点，地质专家赞誉这里是“丹霞之魂”，旅游专家认为在全国丹霞地貌中旅游价值最高。二是自然风光优美。南山是南方高山苔地草原，比呼仑贝尔更胜一筹。绥宁黄桑、武冈云山、城步两江峡谷生态优美，且与苗、侗等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具有部级资源档次。三是历史文化厚重。新宁的舜帝、楚勇、宗祠、民族风情等文化元素，武冈的千年古城和云山道教文化胜地，绥宁、城步的巫傩文化，均具有很好的旅游开发价值。
（三）邵阳地方政府和群众绿色生态保护意识逐渐增强
过去很多地方由于没有树立生态观念，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特别是受传统工业文明的影响，人们把环境、生态、资源等作为大自然的恩赐，毫无节制的进行开发，事实证明这样“竭泽而渔”的道路并不适合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在新的生态理念支撑下，邵阳地方政府和群众的生态价值观得到了培育，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进一步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注重于实现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人们对于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模式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于走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发展之路更具有信心，积极谋求人类的丰富实践活动与有限的自然资源、脆弱的环境生态之间的承载能力相协调，实现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物圈的稳定和繁荣。在2016年9月30日闭幕的邵阳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市委庄严地提出要以新理念新战略引领邵阳新发展，特别强调要坚持生态立市，依法治市，建设法治邵阳，以法治思维和方式推动邵阳的新发展，提高邵阳发展的软实力和竞争力。
二、通过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的大战略来引领邵阳绿色发展
曾经以来，我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地方政府重视运用政策文件来推动地方发展，有关生态保护政策灵活性很强，但常常朝令夕改，缺乏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国家治理制度的法治化能使绿色发展的相关规章制度更具有稳定性，使地方政府始终遵循法治程序，培养依法履职的法治思维，也使社会公众易于学法用法，更利于有效监督地方政府的行为。引领和实现邵阳绿色发展，在国家顶层制度设计方面，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要保障绿色发展立法程序的法治化
绿色发展不仅涉及生态保护，还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密不可分，具有全局性和整体性，相关绿色发展的制度设计必须协调各部门、各方面的利益，统筹兼顾，综合考量，才能使相关生态保护制度真正起到作用。目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很多，但有些法律法规制度在实践中落实困难，制度间彼此不协调不配合现象突出。原因在于，这些立法安排缺乏整体布局和全局理念，更多的是考虑某一单个环境要素或者某一部门的诉求利益，忽视了生态环境资源的整体特性。因此，绿色发展立法程序的法治化至关重要，特别在当前地方立法权有所扩张的情况下，有关绿色发展立法的出台要坚决摈弃部门立法，应在人大组织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广泛征求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引入立法程序争辩，把相关绿色发展的立法程序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
（二）国家要健全绿色发展的法治体系，为绿色发展提供法律支撑
绿色发展本身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从源头严防、过程保护到生态补救的一系列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自然也是绿色发展制度体系的应有之义。因此，绿色发展的法治体系不仅包括严格的源头保护法制体系、过程严管法制体系、后果严惩法制体系，更要建立健全有利于绿色发展的市场引导法制体系。尤其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新常态下，构建完善的、政府引导的绿色市场法制体系非常必要。应当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等，在明晰产权、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平衡协调各方利益，转变传统自然资源利用模式，依托技术创新促进传统资源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全面建立健全环境保险、绿色信贷等环境经济法制体系，完善排污权、林业碳汇等价格交易机制。
（三）司法层面要强化绿色发展法治体系的司法保障
司法是法治体系中保障绿色发展的最后屏障。“有权利必有救济”“有损害必有赔偿”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生态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对环境侵害进行有效的救济和补偿。通过建立合理的环境损害赔偿机制，由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承担赔偿责任，确保污染受害者获得合理赔偿。要破除“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困局。需要从立法上明确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范围、责任主体、索赔主体、索赔途径、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和管理规范、损害赔偿资金核定等基本问题。
目前，总的来看，司法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绿色发展的司法保障应当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坚持正确的生态价值导向，严惩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引导人们在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进行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完善环境司法专门化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健全环境资源审判和监督制度；进一步推进环境公益诉讼，最大限度地通过环境民主化推进我国环境司法的改革与发展。
三、大力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法治化实现邵阳绿色发展
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属性，各级政府在绿色发展进程中理应发挥主导作用。面对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政府只有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严格履行生态环境管理职能，作为邵阳而言，全面提升地方政府生态治理的法治化，才能有效实现和推动绿色发展。
（一）依法整合地方政府各部门的绿色发展职能
目前政府行政系统中涉及生态环境保护职能的部门众多，如发改委、国土、水利、农业、林业、海事、环保等等。政府各职能部门首先应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明确自己所承担的环境保护职能，科学定位其在绿色发展中的功能地位，并依法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行职能履行的协调对接，以确保绿色发展整体职能的完成和实现。同时，绿色发展的整体性也需要各部门、各区域的协调配合，而这种协调配合只有在法治思维指导下，才能使各部门、各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有效推进。否则，在人治思维影响下的多部门合作就会因“经济人利益”而导致多部门各自为政，进而损害绿色发展的整w利益。
（二）大力打造依法治理的服务型地方政府
在绿色发展进程中，政府不能一味使用传统控制的命令模式开展环境治理，应根据时展要求建设重法治的服务型政府。近年来多次发生的“保护环境避邻事件”使政府陷入“一建就闹、一闹就停”的困境。解决这种困境，一方面，政府要简政放权，简化项目前置审批事项，加强对环保项目的事前评估、结果公示，事中控制和事后监管。同时转变环境治理观念和执法方式，从传统管控企业排污到引导鼓励企业转型升级，从单一惩罚污染到引领企业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另一方面，政府在自身遵从法律的同时，也要努力提高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让公民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自觉维护公共部门正当执法的严肃性和权性。
（三）坚持发展主体多元化协同推进绿色发展
尽管政府在绿色发展中起着引领和主导作用，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是绿色发展的唯一主体。绿色发展具有全局性、整体性，必须发挥全社会的力量，通过多种方法和手段实现绿色发展。作为国家权力机器，政府应着力把握绿色发展的运行方向和发展目标，重点实施整体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要强调市场主体的重要作用，摒弃人治和权力思维，让法治思维贯穿于绿色发展的全过程，运用法治方式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同时，在事关绿色发展的权力运行中，要把公众参与、专家研讨、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绿色发展的决策制度科学合理，并采取“政府管理、市场调节、社会调整”等综合调整机制，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联动机制，真正促进绿色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R].
[2]中共邵阳市委、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绿色邵阳建设的实施意见》 [R].
[3]邵阳市人民政府.2015年-2016年邵阳市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报告[R].2016.
欧洲绿党的主要政策主张与调整变化趋势
欧洲绿色运动变绿党是针对欧洲全工业化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以 及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加剧的背景下产生和不断发展的。绿党从最初的理论研究及有组 织的抗议活动为起点，经历了街头政治组建政党，再到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三个阶段，逐 渐成为本国乃至欧洲舞台上的一支新兴政治力量。
绿党的理论主张建立在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理念基础上，并逐渐向外延伸。主要思想 包括：一是生态政治学原则。绿党强调“生态学是整个绿色政治学的可靠的、科学上正 确的理论基础”。并要以生态原则处理经济与社会关系。二是主张社会公正思想。绿党 强调经济平等和社会保障，反对经济垄断，实行经济分散化，追求社会正义，实现充分 就业。三是坚持基层民主原则。绿党要求更多地实现分权化的直接民主、基层民主，要 扩大民主参与，决策透明化，实现政治权力的分权化，普遍强调集体领导。四是主张非 暴力原则。绿党强调要以生态和谐的原则处理一切事务，宣传和平主义思想，主张世界 和平，反对一切战争、军备竞赛、集团对抗和军事同盟。同时强调应关注不发达国家人 民疾苦，增加对第三世界援助，反对南北贫富差别的不断扩大。
八九十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欧洲绿党为适应内外形势变化，求得更大的发展， 对自身体制和内外政策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与调整。其政策与立场演变的主要特点是：
一、政治立场普遍从原来的相对激进趋于温和，认可现行制度。绿色运动和绿党渊源 于西方的左翼运动，靠激烈批判资本主义起家，其先前的纲领主张大都比较激进甚至带 有革命倾向。它们曾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找不到“一个文明的字眼”，因此要全盘 变革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甚至提出要以“非暴力”形式 消灭资本，实现财富重新分配，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现在，多数绿 党已不大提及制度性目标，基本改变了对现存制度的否定态度，只是对严重损害生态环 境的新自由主义进行猛烈批评，并希冀资产阶级具有“社会责任感”。
二、政策主张从带有较多的理想或空想成分到相对务实，在做法上较顾及当前现实。 欧洲绿色运动及绿党在崛起过程中为争取更多的民众支持，曾提出了许多宏伟的奋斗目 标与鼓舞人心的口号，表示要“依托绿色政治物质力量来改造现存的一切政治、经济和 社会制度”，要在“代表市民利益方面起到喉舌作用”。主张以“生态经济”代替“市 场经济”，取缔大量耗能的行业，关闭欧洲一切核电站。对外主张解散一切军事集团， 建立一个非武装的欧洲。而现在欧洲绿党在政策定位上已不再过分追求“标新立异”， 力图融入到欧洲社会的主流思想中，因此认可市场经济，提出在该体制下实现经济可持 续发展战略，主张在顾及经济利益的情况下追求社会与生态效益，不是立即而是逐步减 少能源消耗，在一定期限内关闭核电站。对外部分地改变了“非暴力”思想，倡导预防 冲突和建立处理机制，有些党如德国绿党乃至同意在联合国授权下有条件向海外派兵， 表现出一种务实和同主流政党合作的态度。
三、从宣称要与传统政党彻底割裂到与它们基本同流。绿党曾强调在思想上与传统政 党彻底划清界限，在组织体系与行动上与“红党”或“黑党”一刀两断，并猛烈批评传 统政党的“官僚集中制”等种种弊端，以体现自己的与众不同。但八九十年代以来，绿 党在寻求欧洲主流社会的认同、扩大自身的政治与社会影响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对传 统政党的看法，在当前形势下，它们甚至不得不逐步修复与传统政党特别是大党的关系 ，不再自恃清高，以新兴和现代政党自居，多数党无论是在体制调整还是纲领政策的革 新中，大都参照主流政党特别是社会党的做法，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独往独来，我行我素 。
四、从做坚定的反对派到力图实现参政。欧洲绿党在较长时间内影响逐步上升，主要 是得益于它一直对政府和资本集团不顾环保、破坏生态、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与利润的做 法持激烈批评立场。但在力量扩大到一定程度后，绿党谋求进入权力中心的意识增强， 并不断进行角色转型，把实现进入议会特别是参政作为重要目标，因而对现存制度的批 判锋芒减弱，对政府的质疑态度发生很大变化，希望通过上台后在政府决策与施政过程 中来施加自身影响，走建设性的环保道路，并实现自己的长远奋斗目标。正基于此，欧 洲绿党逐步改变了只作反对派的传统立场，而更加注重在现行体制内活动，扩大影响。
转贴于
五、其国际政策从原来较单纯地强调和平、反战、发展援助演进到主张建立多极世界 ，改变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推行有序的全球化，致力于实现世界的和谐与稳定，并谋 求绿党国际影响的扩大。在六七十年代欧洲绿色运动和绿党诞生时，其在国际政策上最 突出的旗帜是和平与反战，追求理想式的世界和谐以至大同。在南北关系上，更多地强 调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与帮助。随着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 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欧洲绿党在相应调整原来的和平与发展政策的同时，国际 视野日益开阔，关注的领域不断扩大，特别是其关注点逐渐同主流政党靠近。如欧洲绿 党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关于“单极世界”的主张，强调应建立一个力量均衡的多极的世界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9·11”事件后，认为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可持 续发展的经济政策遭受破坏和缺乏对人权的尊重，在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不公正与环境 的恶化，强调要在多边的国际框架内解决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要防止“文明冲突”的进 一步发展。在国际经济政策上，绿党反对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认为应认真反思基于 “单一世界”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体系及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对其进行 深刻改革，使之更新为21世纪更具社会公正的、更加民主透明的、更具代表性的可持续 发展的金融与贸易框架，以便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强调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只有利于 少数富国，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竞争中濒临边缘化，认为欧盟应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保 护穷国利益的强大力量，但欧盟的发展政策应以民主、人权、法治及良好治理为前提。 在移民政策上，较为宽容，认为欧盟应以团结和尊重人权为基础，不应歧视少数民族或 弱势群体，认为在当今全球化形势下，“零移民”政策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欧洲绿党对西欧社会政治产生重要影响
绿党对西欧社会政治产生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欧洲绿党的兴起与发展对于欧洲乃至世界环境的改善发挥了先锋作用。它高举生 态环保旗帜，通过发起一系列社会运动和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对于唤起公民的环 保意识，迫使政府和企业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自然环境，遏制生态恶化状况，并不断改 善欧洲的环境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讲功不可没。
二、它对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发挥了重要影响。欧洲绿党倡导的可持续 发展战略，有效利用资源、节约能源，反对“浪费性”的需求方式，注重社会效益，实 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人文和谐统一的政策主张，都在相当程度上为欧洲国家 近20年来的各届政府所吸纳，这对于以过分追求利润、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 式带来强烈冲击，并且在欧洲发展模式的调整和重塑中打下了绿党的浓重烙印。欧洲绿 党对资本主义传统发展模式的批判、对社会弊端的揭露，也对资本主义自身的调整与改 革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它对欧洲传统的政党政治及其体制变革也带来一定影响。欧洲政党自成立以来不 仅以抨击传统政党弊端出名，而且以自身的建党原则和治党风格对传统政党产生一定影 响，它适应西方信息社会和个人自主性的需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的集体领导以至双主 席制、广泛的基层民主与自治、透明、民主的决策机制等等，都对传统政党的生存和运 作方式产生直接影响，促使它们更趋民主、分权、透明，使政党决策和运作更加贴近公 众。
关键词：西欧社会；社会党国际；生态观；基本价值；环境政治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2-0106-03
西欧社会（含工党、社会党，下同）是西欧地区的主要执政党和参政的重要政治力量。西欧社会经历了在欧洲政坛的几次沉浮，在价值观、纲领政策、党建实践方面进行了诸多调整和变革，尤其是经历了生态问题和环境政治理论和实践上的嬗变，逐步形成了“一个在全球化世界上对生态和社会负责的社会新范式”。
一、西欧社会生态观嬗变过程
第一阶段：排斥、徘徊时期。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作为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重要力量和实行宏观经济政策克服世界经济危机的执行者，赢得了战后20多年的政治信誉和执政地位。由于经济重建和政治稳定的优先需要，执政或参政的西欧社会并没有将生态问题作为独立的紧迫的议题，纲领中有关生态保护的内容被淹没在“自由的民主制”、“混合经济”、“发达的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和“社会平等”等流行的政治话语中。对生态问题最直接的关切是反对核战争和核试验——如1959年德国社会《哥德斯堡纲领》、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关于核试验的决议（1961）》《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1972）》，出发点是对苏联发展核能可能对国际局势和世界和平造成威胁的担忧。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自觉地将6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社会运动作为对其的政治挑战，比如瑞典社民党主席帕尔梅1972年在社会党国际三巨头的通信中称在形形鼓动起来的小团体抗议中，“可感觉到一种‘反政治’倾向”。①在早期社民党内部分歧中，德国前任总理施密特反对党员参与新社会运动的游行示威活动，而社民党元老巴尔曾将“绿色政治”的兴起者绿党视为“对民主政治的威胁”。②
第二阶段：反省、激进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时代来临，在随后近20年时间里，西欧社会处于守势且陷入了自我怀疑状态。这种危险的怀疑缘起于欧洲、亚洲和美国的一系列由于工业造成的环境灾难，“它触发了关于负责任的经济增长的社会和生态极限的一场日益涉及根本问题的政治讨论”，新自由主义和生态主义掌握了当时主要的批判舆论方向，危机中社民党遭遇了内部分裂、选民丧失和政治实力萎缩，引发了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上的反思和调整。总的来说，西欧社民党在这一时期淡化或放弃了与传统“左”的观念和政策的联系，强调非意识形态化，突破了阶级政治的界限，以开放甚至激进的姿态接受了新社会运动的洗礼，表现为党纲和选举政策的快速“绿化”——如德国社民党1981年“生态现代化”概念的提出，1986年纽伦堡党代会上反核能基本政策的制定，1989年《柏林纲领》对生态环境问题基本理论的系统描述；英国工党1986年首次发表它对环境问题的主要观点，1989年发表综合性环境政策文件《地球的机会》；70年代末荷兰工党的党纲也开始吸收新社会运动中关于妇女自由、环保和第三世界发展的内容。社会党国际的调整革新更是引人注目，1985年在执行局维也纳会议上第一次通过《关于环境问题的声明》，1986年十七大的《利马宣言》中指出要制订有关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的长期战略；1989十发表《斯德哥尔摩宣言》主张有关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国际问题，应当由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在平等的基础上本着合作精神来加以处理；从80年代开始，社会党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都对环境问题作了专门论述。
第三阶段：理性、实践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剧变并未使社会因老对手出局而获得“政治红利”，相反却出乎意料地遭到了势力的挞伐。出于与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划清界限，挽回80年代以来的颓势的需要，这一时期西欧社会迎来了整体意识形态的转型，以复兴“社会民主主义”和英国工党新“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为标志。在生态观的表述上，西欧社民党一改前一阶段的激进态度，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方式，以迎合民众的后物质主义倾向和对绿色政治力量整合的需要。如德国社民党1998大选纲领中环境政策相较于1989年显现出保守的姿态，重点阐释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生态化，将政治上的论述空间出让给绿党以保持中间化趋势。瑞典、挪威、丹麦等国社民党90年代也纷纷在纲领中明确了其绿色转向。社会党国际适时于1992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主张，并于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初步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主张。在政治实践上，“红绿联盟”使社民党在欧洲政坛的重新崛起如虎添翼——1994年意大利“橄榄树”左翼政党联盟与意大利社民党、共产党结盟；德国的红绿联盟则从1985年黑森州开始至1994年燎原至6个州联合执政，1998年击败基民盟重夺阔别16年的执政权杖；法国社民党于1990年直接推动和支持国内生态政党组建，并于1997年与共产党、绿党结成联合政府上台执政。90年代中叶开始，欧洲政坛遍布粉红的“玫瑰色”。③
第四阶段：倡导全球治理阶段。本世纪以来，尽管新“第三条道路”随着社会人在法、德等西方大国失去政权而风光不再，但是中性化、实用主义的新政治特色却在西欧得以延续。虽然西欧多国“红绿联盟”在右翼政党的攻势之下分道扬镳，但将生态中心主义融入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并付诸经济、政治和社会实践，则维系了社民党前期观点、政策和行动的常态化和务实性，西欧亦成为了世界上环境治理和环保产业最先进的地区，欧盟国家也成为了《京都议定书》等国际生态合作机制的主要推动者。社会党国际承继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基本思想，在本世纪以来的三次代表大会上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党国际的全球化理念，主张实行全球治理，倡导解决“严重危及人类生存、严重危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问题，针对气候变化、核能安全、世界粮食安全和生态技术转移等争议，提供和强化了有关国际冲突解决机制、自由公正贸易机制、可持续发展机制和各国政府、人民、政党、议会广泛参与的决策和管理机制。
二、西欧社会生态观嬗变的动因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扩大再生产、追逐资本增殖的本性，与资源有限性、生态系统的可承受性之间，内在地存在着产生生态矛盾的必然性。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业化的产物，二战后，社民党开始采用经济的民主监督取代其战前纲领中规定的消灭私有制，大搞福利国家等主张，从而成为资本主义体制内的主要博弈者，默认并维系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基础。同时，支持经济和技术上的无限增长，也是社民党最初的阶级基础所在——以“代表那些最有希望从生产力不断发展中获得好处的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因此在二战后复苏和繁荣的50、60年代，知识与技术、商品生产和对自然支配的不受限制，人类无限的可臻完善性依然是鼓舞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中心设想。然而，20世纪7、80年代的生态灾难（哈里斯堡、切尔诺贝利、赛韦索）引发了民众对生态破坏和科技风险的忧虑，绿色运动衍生的新阶层和新政党的冲击，使社民党开始重新思考和论证，什么样的对待自然的态度、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经济增长形式，是可以与其基本价值相容的，由此增长概念开始从“量的增长”向“质的增长”转变，至90年代中期，西欧社民党已普遍掌握了对生态和社会负责的经济方案。
对于社民党来说，无论从经济和生态的现实矛盾出发，还是出于争取多数的战略的考虑，都只能对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实行有持久力的整合，虽然这种整合被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环境主义”——“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趋势，只是扩展了经济合理性的范围”，④但它无疑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益反思。
2.社会对“基本价值”的探索不断深化。对于政党而言，基本价值作为其意识形态的载体，具有支持和整合的功能，这种功能在社会变革中要求意识形态具有弹性、包容性、适应性，从而提高政党政策的灵活度，为政党活动提供更多的回旋余地。社民党在改良主义的道路上一路走来，对意识形态的逐渐弱化使之成为典型的实用主义型政党，因此往往对新主张、新政策有较大的包容力。社会生态观的嬗变直观诠释了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的动态演进：从着眼于人、人性和人的价值以及当代的人际关系，转变为正确对待人和自然、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应用范围从单一民族国家变为全球世界，应用框架也在全球范围内扩展。
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率先把从伦理社会主义中引发的一些“具体道德观念”写入党纲，“自由、公正、互助”被确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70年代社民党的传统进步模式在应对“增长的极限”时的迟钝反映，使之丧失了意识形态创新的机遇，严峻的形势迫使其向绿党和生态政治取经，开始“绿化”。1989社会党国际对基本价值进行了符合时代要求的重新诠释，将对自然的态度和责任放置于民主和秩序、和平与发展的全球主题来理解。2003年二十二大根据全球化等新形势新变化，阐发了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新的三原则——可持续发展、人权和民主，并在坚持自由、公正、团结基本价值基础上，把“平等”与“和平”列入基本价值范畴，“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成为国内治理和发展的理念，更被扩展到持久和平、公正、安全、福利、民主和发展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治理的层面上。二十三大和二十四大更加积极运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观、建立新的国际主义新文化和坚持基本价值、发展新型民主来深化其全球治理的主张。
3.社会对党内外政治形势变化的回应。社会在生态观上的纲领和政策调整，也是其党建需求和党的选举、执政战略策略运用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起，传统进步模式的失败抽空了社民党“黄金时代”的基础，支持新社会运动和绿党的人数激增，导致了社民党内替代派和传统派（或曰生态主义派和工业导向派）的分裂，双方的冲突一度不可调和。同样的挑战还来自党外，分歧和分裂似乎还蕴含着一个选民陷阱，如果不接受生态主义的观点，社民党的选民将拱手让给绿党；而放弃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传统主义观点，则会被基督教民主联盟或自由等右翼势力坐收渔利，这种情势加速了该时期社民党“身份特征危机”恶化。从党的内部情况和外部反应可以看出，分裂损害了党的信誉，强化了根本革新党的纲领和政策的动机，1989年德国社民党著名的《柏林纲领》表明其完成了形势所期待的政治转变和价值整合。然而这一场左翼阵营内部的竞争，因为社民党的滞后反应而未能扭转颓势，绿党呼声的持续走高迫使社民党不得不考虑在建立联合政府时将其看为优先选择的联盟伙伴，因此便有了90年代以来“红绿联盟”的初步尝试，这一战略调整为西欧社民党又迎来了十年的春天。
4.社会对欧洲政党政治中间化趋势的适应。除了社民党发展对基本价值拓展的要求，西欧政治局势起伏中的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趋势从客观上影响了社民党纲领和政策的基本取向。在非意识形态化和向全民党转化的过程中，社民党遭遇了生态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绿色政治流派及绿党走“不左不右”的“绿色前进方向”的冲击，在经历意识形态的博弈之后，社民党与绿党在争取“新中间阶层选民”的政治切磋中更多地寻找到彼此的共同点和互补性，如对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对自然负责与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改良，以及个人责任原则、自主原则、自治原则、基层民主原则等基本价值理念。这使得社民党期冀在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找一条“第三条道路”成为了可能，其生态观的转变更直接体现了西欧政坛意识形态向中靠拢的高度共识——摒弃“公有制”、“工人阶级政党”等左派话语表述，吸取如绿党和新社会运动所提出的全民、全球共同关切的生态安全、两性平等、和平与发展等议题，倾向“阶级合作”和“共识政治”，积极投身全球治理以守卫自己在政治争议中的道德高度。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德国社会的“新中间派政策”、法国社会党的“新阶级联盟”战略、意大利左民党完成了向社会党的全面转化，成为“橄榄树”中左势力的核心、瑞典社民党、荷兰工党都先后以中间派姿态重新解释了“民主社会主义原则”等均是例证。
三、社会生态观的嬗变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际社会治理机制形成的启示
1.“可持续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本质要求。传统的忽视社会公正和环境和谐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的发展观已经被工业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实践所证伪，“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共识。民主社会主义虽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改良道路，但其所孜孜追求的公正、团结互助、民主、和平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基本价值，既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取精用弘，也是对社会主义价值的实用性阐释，这也决定了其既能在意识形态之争中左右逢源，又能在左翼阵营中笼络政治力量。虽然民主社会主义仅停留在从道德伦理原则对工业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和体制内的有限调整，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要实现制度的替代和社会的变革、消灭私有制有着根本区别，但其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具有一致性。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原则是公平原则，它包括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区域公平，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价值取向是强调人的平等和人的价值体现，消灭剥削和贫困，实现社会的公正公平以及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者均指向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2.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西欧社会生态观的嬗变，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从激进到务实，从价值倡导到政策实践，从民族国家到全球治理，从将生态危机作为解决经济发展和政治危机的单一视野到将其整合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稳定的全方位布局的过程，嬗变的结果使西欧各国在全球环境治理和生态产业领域赢得了遥遥领先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初步确立较为系统的环境保护理念，到党的十六大把环境保护、资源能源节约、发展可再生能源等一系列事项作为统一概念，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再到党的十把“生态文明”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将其提高到“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的地位，体现了中共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成熟，以及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资源利用规律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作为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一直保持着深刻反思和借鉴。毋庸置疑，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始终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稳定、国民素质提高和公民社会塑造表里相依。中共十实现“生态文明”由“副”到“主”、由“并列”到“融入”，不单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对其他四大文明建设的保障作用，同时更从国土空间开发、生态产品生产、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方面为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了新路径。
3.“美丽地球”的实现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21世纪以来社会党国际的“全球治理”思想是全球化的产物和社民党“第三条道路”在国际社会中的延伸，强调和平、合作、和谐，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实施平衡战略，直接目的是增强自身的力量，以求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复兴，但同时也为人类同舟共济构筑“美丽地球”提供了宽阔的思路和建议。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社会党国际既关注核裁军问题，也关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局势；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社会党国际既强调发达国家要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减少绿色贸易壁垒，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体系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时要求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加速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在环境问题上，社会党国际既要求发达国家履行国际气候和环保决议，积极减排，也要求发展中国家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破坏和浪费。
“全球治理”主张虽被认为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并遭遇了理论和实践的种种困境，但其进步性不言而喻，启迪着对人类共同体命运的自省和自觉。正如前社会党国际主席古特雷斯所指出的：“我们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失去梦想。我们不放弃乌托邦，因为理想和现实的对立既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困境，也是它具有魅力和推动力的集中体现。”
注 释：
①[德]维·勃兰特，[奥]布·克赖斯基，[瑞典]欧·帕尔梅. 社会
民主与未来[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10-12、83.
②傅剑锋.他们为何反对发展核能[N].南方周末，
2007-03-08（1）.
③社会党国际以粉红色玫瑰为标记，国外舆论多以“玫瑰色”
来形容左翼政党和政府.
④Gorz·Andre.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M]. London：
Verso， 1989：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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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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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金融；生态环境；绿色金融学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5－0021－03
一、绿色金融的意义及在环境保护中的独特作用
绿色金融是利用金融手段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绿色金融虽是一个新概念，但这种做法在国外早已经存在，并设有专门的金融机构。如英国的投资银行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CCC），专门设立投资基金进行气候投资。还有，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欧洲气候交易所、 著名的从事碳交易的荷兰银行牵头制定的赤道原则等。 在国内， 民生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推出碳交易，进行能效项目的合作。我国过去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对环境保护重视不够， 导致一些地方污染非常严重，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
要实现绿色经济的目标， 就必须改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改为精细化、集约化的发展模式，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环境保护应该是经济发展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环境保护，应采取前端治理的模式，而不能采取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实际上，只有从前端进行治理，才能真正控制环境污染。从末端治理，既浪费资金又难以彻底。从信贷资金和证券保险的角度治理，是釜底抽薪，从一开始就进行治理，切断环境污染的源头，会事半功倍。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是硬道理，但关注环境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这足见绿色金融的极端重要性。
金融在节能减排中之所以能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金融连接宏观和微观， 可以利用金融风险管理手段和技术来治理环境污染，起到个人、政府等难以起到的作用；金融机构受自身的审贷能力的约束，受制于股东和存款人，可以起到自我约束的作用。
绿色金融之所以受到各国政府、民间机构、非政府组织的重视，因为它无论在减少企业环境污染，还是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方面都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和发展潜力。（1）绿色金融可提高环保的有效性。环境污染的产品，由于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会导致市场失灵，为了防止市场失灵就需要政府介入。而政府介入往往是以事后处罚为主， 又会因为作风、办事效率低下、 信息不完全等原因， 导致政府的失灵。绿色金融将环境风险组合到金融风险里，充分利用金融风险管理技术，借助市场机制、政府管制、社会监督等，变事后处罚为事先预防，能有效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环境污染多是由微观企业产生，但是环境污染治理必须从宏观角度着眼， 金融手段既具有宏观协调的功能， 又具有从微观机制入手加以防范和治理的功能， 兼具宏观协调和微观防治的功效。（2）绿色金融可有效推动企业从单纯的“经济人”同时成为“环境经济人”。在环保问题上，消费者对企业的制约往往是无力的， 并且还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因为消费者往往会追求物美价廉的产品， 而不得不放松对生产企业在环保方面的约束。 但是通过金融机构对企业进行制约会有力得多， 这会迫使投资者或者企业在环保方面做出努力， 以规避由环境风险带来的损失。（3）绿色金融是对污染企业进行综合治理的有效手段。 环境污染问题程度各异， 形式多样，企业会想尽办法规避行政管制，逃避处罚。由于环保监管工作量巨大，单靠政府是不行的，社会监督又缺乏有效的惩治手段， 且具有局限性。 相比社会监督而言， 金融机构可运用多种金融手段通过限制融资来有效限制企业的污染。 如果金融机构能够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与政府、社会联起手来，对污染进行综合治理， 就更容易实现环保的目的。（4）金融机构介入到污染的防治领域， 有可能形成较强的正向激励和处罚机制。因为，要求贷款必须经过环保审查， 一旦贷款以后发现这个企业发生了环境污染的行为，银行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是银行因为审贷不严所造成的责任，说明银行的审贷能力不足，等于银行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存款人会远离银行，而且银行的股东也会用手投票改组管理层。保险、证券也是这样，都有内在的约束力，所以，绿色金融是有很大作用的，当然它要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
二、促使“经济人”向“环境经济人”转变，建立内生型绿色经济
我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及怎样进行环境保护，应该说缺乏深入的研究。环境保护是社会公共产品，容易出现“公地悲剧”和外部性，需要政府发挥关键的作用。而实践经验证明，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发挥市场的作用，共同促使“经济人”向“环境经济人”转变，建立内生型绿色经济。
“经济人”概念最初产生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斯密把人称为“经济人”，是只注意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 而忽视改善自己和别人灵魂的人。“经济人” 的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经济人” 有趋利避害的心理和追求各种效用、规避各种风险的能力，是经济学中的理性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 自由竞争市场开始出现破损现象，资本主义社会利己观念出现了分化：一方面极端利己主义使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经济危机”和“泡沫现象”，危及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人们由最初单纯追求物质文明转为追求个人价值实现等精神生活的需要。
“环境人”是指人有生物性和环境性，人是生态人。人是复合存在的，商品、金钱是有价值的，而获取这些东西的人的生物性和环境性也是有价值的。“环境人”理论认为，对于人与环境的融合这一目标而言，主观能动力不单是一种手段，不单是一种达到福利和幸福的有价值的工具，它本身具有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建立在维护环境自然整体的价值和促进环境自然进化的基础上。 个人在促进环境完整的同时来实现自己的福利目标。
“环境经济人”是“环境人”与“经济人”的统一。“环境经济人”与传统的“经济人”相比，在行为方式上有显著的区别。 环境经济人是在尊重自然和社会的基础上，高效利用资源技术，消费行为要计算资源的供给和环境负荷能力。企业作为“环境经济人”，要求实行生产者延伸制度， 在计算固定资产净值时要考虑未来的责任， 要将环境由过去的外生变量内生化。 要实现的经济应是将环境固定纳入传统发展模式中的环境内生型绿色经济。 这也是经济学方面新的革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保护环境需要利用市场的作用，应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支撑体系。这里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价格要合理。环境是公共产品，政府应该主导，对环保产品制定的价格，应能保证环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像自来水费、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费等， 在美国和欧洲一般比我国高5～10倍，我国又是水资源紧缺的国家，费用应适当提高。二是在科技方面要保证。国家应该积极组织研发、推广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设备，弥补环保企业研发能力的不足；企业应从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的角度多做一些工作。
三、加强绿色金融理论建设
自去年国内银行提出绿色信贷以来， 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甚至绿色贸易、环保税等，一时引起社会和媒体的关注。但笔者认为，这些大都是一个概念性的话题，对于其内涵，缺乏深入研究。为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有必要系统地研究，建立绿色金融学科体系。 笔者初步考虑应包括如下内容：
（一）绿色金融的定义、作用和意义
借鉴环境经济学对于环境经济的定义， 绿色金融简单地说， 就是金融机构在开展借贷等金融活动中，把环境达标作为前提，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改善环境的一种金融理论。进一步，可从经济人和环境人、外部性、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角度，对绿色金融与环境的关系进行阐述。
对于绿色金融的作用和意义， 可以从促进环境与人类和谐共处的和谐发展、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金融机构自身的资金安全、 提高金融机构的社会美誉度和公信力等角度进行阐述。 中国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破坏环境的经济发展是不能持续的，必然遭到自然的报复。另外，人的幸福指数包括对于环境的感受。 对于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 可以从联合国倡导的企业社会责任等展开。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必须有企业来治理， 金融机构作为资金的供应者和总闸门， 有责任对于环保不达标的企业断绝资金供应。金融机构断绝污染项目和企业的资金供给，实际上也是对自身资金安全负责。 一个负责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可以提高社会的美誉度和公信力，反过来有利于自身的业务发展。绿色金融内涵丰富，实施绿色金融，对于金融机构的安全性、盈利性都有很大的影响，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模式从高污染、高能耗、低产出的粗放发展模式转变为低污染、低消耗和高产出的集约化发展模式， 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二）绿色金融学的主要内容
绿色金融包括绿色信贷、 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三大块。
1. 绿色信贷可以从两方面展开： 一是切断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和企业的资金供给； 二是大力支持环保产业的发展。银行开展信贷业务，要对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实行一票否决制，建立环保信息数据库，以便于信贷决策对于信息的要求。 要出台绿色信贷具体的指导意见，使绿色信贷具有可操作性。要加强金融部门与国家环保部门的沟通和配合。 要打破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的保护伞， 实行绿色GDP的官员政绩的考核制度等。
2. 绿色证券， 主要是构建一个以绿色市场准入制度、绿色增发和配股制度、环保绩效披露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绿色证券市场。 借鉴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标和比利时的Ethibel环境绩效指数的编制做法，以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依托， 选择环境绩效表现好的若干只股票，编制中国证券市场的环境绩效指数，并实时向投资者公布。 制定完善上市公司的规章制度，比如《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指标和办法》、《上市公司环保准入实施意见》、《上市公司绿色增发和配股实施意见》、《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披露制度》、《中国证券市场环境绩效指数的意见》等制度办法。
3. 绿色保险，主要是指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即对被保险人因污染事故所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等提供保险保障。环保责任保险，实际上可以改变“企业违法污染获利、环境损害大家买单”的状况。因为在没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情况下， 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污染事故发生以后，受害方得不到赔偿，污染企业得不到惩罚，最终国家为污染企业买单。据测算，每年我国环境污染的损失高达1200亿元，实际赔偿绝大部分由受害者和政府及社会承担。 绿色保险也会激起保险公司对企业环保的监督责任， 有利于事前监督。目前，没有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实施绿色保险的最大问题。 要通过法律规定， 把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作为强制险来推行。要借鉴国外的成熟做法，在相关的法律中规定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和针对财产所有者的严格责任制度。 可以采取货币赔偿和刑事制裁的方式对污染者进行严厉的制裁， 严重者要关闭企业， 对责任人进行刑事处罚。
（三）其他一些问题
1. 要深入研究环境法律法规。 如循环经济法、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环境公益法律诉讼、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和排污权交易等制度、 公司环境责任、气候变化应对机制、贸易和环境法律问题等。 这些法律和制度都是开展绿色金融的前提。
2. 对投资项目进行环境分析。 投资项目的环境分析， 对于绿色金融有重要意义。 要研究大气污染环境损失、噪声污染损失、水电工程尾水供应环境效益、 水土流失损失估算、环境影响货币计量、市场评价与非市场评价和替代市场方法的运用等，这是实施绿色金融事先要调查的事情。
3. 要研究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机制在实施绿色经济中作用很大，这与农村金融也有关系。如退耕还林等对农民和林农有直接影响。要把握“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把绿色金融与生态补偿机制结合起来考虑，利用绿色金融实现生态补偿机制，促进绿色经济的实现。
4. 要将绿色金融文化考虑在绿色金融的建设之中。 文化作为无形的约束， 发挥着正式制度约束不能替代的作用， 要形成像爱护自己家园一样的绿色家园文化。
参考文献：
［1］周海林. 可持续发展原理［M］. 北京：商务出版社，2004.
［2］董玉华. 绿色信贷和社会责任［J］. 农村金融研究，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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