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确定五四文学的性质，应当首先考察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概念的内涵，因为这些概念的含混往往导致对文学现象判断的失误。在苏联文学理论体系中，诸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是作为“创作方法”而存在的。“创作方法”源于苏联早期“拉普派”的“辨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后来，“辨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理论随着拉普派的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创作方法”概念却保留下来，而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就与“创作方法”相联系，成为超历史、非美学的“创作原则”。中国接受了苏联文学理论，就出现了《诗经》、杜甫等属于现实主义，而《楚辞》、李白等属于浪漫主义的说法，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等主张。事实上，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现象，不是所谓“创作方法”，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学思潮。文学思潮一方面体现为特定的文学风格、艺术手法，另一方面，还具有某种历史的内涵，借用舍勒描述现代性的概念，是一种“精神气质”，这一点是文学思潮更本质的方面。作为某种风格、手法，可以具有某种超历史性；但作为某种精神气质，又是一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对五四文学思潮的认定，就必须首先考察其历史规定性。而所谓五四文学属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习见，其缺陷也在于仅仅考虑到世界文学思潮（主要是现实主义）对五四文学的影响，以及五四文学接受的具体艺术手法（主要是写实手法），而忽略了文学思潮的历史规定性，没有顾及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情境以及它的精神气质。如果从严谨的学术立场出发来，不是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概念仅仅理解为某种艺术手法和风格，而是理解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学思潮，就必须承认，五四文学还不具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历史规定性，不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和精神气质是启蒙主义，而且这种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具有中国的特点，具有开放的、多元的性质。
启蒙主义是欧洲18世纪的文化思潮，也是一种文学思潮。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启蒙文学家，他们宣传的启蒙理性成为启蒙文学的指导思想。在德国有莱辛以及歌德、席勒等为代表的“狂飙运动。在俄国有从罗蒙诺索夫到普希金（普希金曾经被认为是浪漫主义作家，其实应为启蒙主义作家）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启蒙主义文学。还有意大利的启蒙文学等。启蒙主义接续文艺复兴时期的反封建、反教会的传统，继承了人文主义的理想。它高扬理性的旗帜，宣传人类进步的观念，从而发展和超越了文艺复兴精神。从现代性的角度说，启蒙主义确立的理性和主体性原则，成为现代性的核心。启蒙主义文学是鼓吹现代性的文学，而不是批判现代性的文学，这一点是它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根本上不同之处。启蒙主义文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内容。18世纪欧洲封建主义统治尚没有被****，启蒙主义者正在开展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为将来****封建主义作思想准备。启蒙主义文学也加入了这场战斗，把封建主义作为自己的敌人。这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把资本主义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不同。第二，启蒙主义文学坚持理性，主要是人文理性，宣传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相信人的崇高和伟大。伴随着理性的乐观精神，启蒙主义文学也渗透着一种感伤主义情调，这是启蒙主义者觉醒后的悲凉情绪。启蒙文学的理性精神与浪漫主义反叛理性甚至颓废倾向，现实主义对人文理性失望，自然主义肯定人的生物性不同。第三，启蒙主义文学既是对古典主义文学的反拨，又是前浪漫主义的文学，它还没有发生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分离和对立，因此客观的描写和主观的抒情、说理融为一体。这与以后浪漫主义偏向主观性而现实主义偏向客观性不同。第四，启蒙主义文学具有平民性，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平民知识分子的文学，体现着平民精神，与贵族化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有本质的不同。在以上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中，核心的精神是对于现代性的鼓吹。这不仅是对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界定，也适用于中国启蒙主义文学。
如果用启蒙主义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五四文学思潮，就会发现，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更符合实际。文学的性质首先是由历史特点决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它主要引进欧洲的启蒙理性，批判封建主义，呼唤现代性。它不同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从鲁迅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封建主义。五四启蒙运动高举启蒙理性的大旗即科学和民主。科学精神即工具理性，而民主不过是人文理性的政治内容，它们是都是启蒙理性的组成部分。因此，五四启蒙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任务是相似的。由于中国五四时期与欧洲启蒙时期历史语境的相似，五四文学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启蒙主义的性质。五四启蒙运动自觉地以文学为武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达到改造国民性和建设现代文明的目的。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一翼。五四文学中无论是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一派，还是被称为浪漫主义的一派，都有一个基本的倾向，就是受到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且强烈鼓吹这种理性精神。科学主义是五四的主导思潮之一，对科学的崇拜已经形成了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正如胡适所言：“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科学主义的霸权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达到了顶峰，并极大地影响了五四文学。科学主义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向往是一致的。五四启蒙者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为中国的明天（陈独秀语），讴歌新的生产力，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憧憬，郭沫若把工业化的产物称为“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是严母呀！”（《笔立山头展望》）他歌颂着：“力呦！力呦！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呦！”（《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这个力是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派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更大，如矛盾就以科学主义的立场提倡写实。五四科学主义的重要内容是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传播到中国，演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成为进化的历史观的根据。这种历史观不仅对人性的进步充满信心，而且对科学的昌明寄予希望。对科学精神的歌颂是与启蒙主义文学的主题是一致的。歌德在《浮士德》中，让浮士德在科学的创造中找到了归宿，面对被改造过的世界赞叹到：“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在五四时期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条件具有相似性。当时，中国现代工业文明还十分幼小，它还远没有像欧洲19世纪那样成为人的自然天性的桎梏而引起批评和反叛；争取现代文明而不是批判现代文明成为时代的要求。因此，五四文学与欧洲启蒙文学一样，肯定工具理性，讴歌现代工业文明，也就是说，五四文学具有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同样，五四文学与欧洲启蒙主义文学一样，具有人文主义倾向。五四文学的主题，是批判封建主义，反对宗法礼教，宣扬人道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如鲁迅批判国民性、控诉吃人的旧道德，郭沫若讴歌理性的自我，郁达夫抒发内心的苦闷，王统照强调爱与美、冰心塑造童心，等等。这些主题属于启蒙主义，而不属于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从文学主张上看，五四文学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提倡“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创造社主张“表现自我”等等，都是启蒙主义的思想主张。启蒙主义宣扬的个性主义是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结合在一起的，如鲁迅的“救救孩子”呼吁，对阿q的灵魂与命运的解剖是为了反思国民性和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即使郁达夫的颓废、感伤也与国家的命运联系着（《沉沦》）。这种理性精神区别于浪漫主义的自我反抗和现实主义的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同时，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也伴随着一种感伤主义情调。感伤主义是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一种流派和风格，它成为浪漫主义的前奏。鲁迅散文《朝花夕拾》、《野草》里面既有对童年的天真的怀念、对黑暗的奋勇的抗争，也有深沉的悲怆和孤独的绝望。郁达夫的小说展现了带有颓废情调的感伤风格。还有冰心的《超人》、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沉思》、叶圣陶的《隔膜》、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在探索人生的过程中都诉说着感伤情怀。后起的“乡土小说”也渗透着隐隐的乡愁。甚至如郭沫若的《女神》在昂扬的激情中也有感伤情调。这种感伤情调体现了理性觉醒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孤独和彷徨。五四启蒙运动给五四文学注入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气质，这一点是无法抹掉的。
启蒙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没有像后来的流浪主义与现实主义那样发生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分裂，它不是纯粹的客观写实，也不是纯粹的主观表现，而是把客观的写实与主观的表达融合为一。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也具备这个特征。鲁迅的作品因写实手法而被看作是现实主义，但《狂人日记》等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也在客观写实中糅合了明显的主观性，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虽然是国民性的通病，但主要体现在道家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毒害，把它安在阿q身上，并不符合现实主义的严格写实标准，这是作家对文学形象的主观化创造。俞达夫被看作是浪漫主义者，但他的作品在主观表达的同时也展开了客观的描写。因此，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来界定五四文学往往不能自圆其说，而用启蒙主义来解释五四文学则比较合乎实际。
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性质也表现在它的平民主义主张。启蒙主义是一种平民主义思潮。城市文明的兴起，使第三等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要****贵族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因此，启蒙思想家大都出身平民，如卢梭、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当然也有像伏尔泰等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但最重要的是启蒙主义提倡平等思想，这是一种平民主义。启蒙文学也贯穿着平民主义，它的主体是城市平民知识分子，表达他们的思想主张。而浪漫主义文学就精神气质来说是贵族化的，虽然它也有平民出身的作家，但其思想资源来自中世纪文学，它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叛，都表明了这一点。五四启蒙运动的主体是新产生的城市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提倡民主，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平民主义。五四文学主张平民文学，白话文运动的内涵就是平民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就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周作人也提出了平民文学的主张。茅盾提出“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1五四文学不是写英雄豪杰，而是写农民、小市民和平民知识分子等小人物，关注他们的命运、同情他们的遭遇，体现了鲜明的平民精神。五四文学的平民主义性质证明它属于启蒙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对五四文学的定性。创造社成员并没有自称是浪漫主义，据俞兆平先生考证，所谓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是在30年代被郭沫若、郑伯奇等人追认的，原因是苏联对浪漫主义的肯定。2而此前郭沫若称创造社的文学倾向为“主情主义”。文学研究会确实主张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但这不等于他们的文学实践就真的是现实主义。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鲁迅（被定性为现实主义作家）在五四时期没有自称为现实主义，以后也没有给予追认，而是给自己定性为“启蒙主义”，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
所谓五四浪漫主义文学并非真是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中国形式。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是欧洲19世纪上半叶的产物。其时近代工业已经显著地发展起来，城市文明逐步取代传统社会的农业文明。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是历史的进步，但却使人类付出了代价，城市束缚了人的自由，科学排斥了人的灵性，因此文学开始反抗工业文明和工具理性的统治，它讴歌田园生活，回归自然，甚至缅怀中世纪，以想象和抒情甚至神秘主义和病态的颓废情绪来对抗理性的现实，中世纪的希伯来文化传统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资源。正如浪漫主义思想家马丁·亨克尔对浪漫主义的说明：
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自我批判”。2
尽管各国的浪漫派有不同的特点，在政治立场上有进步与反动之分（因此从苏联传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区别了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但对现代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的反叛应当是它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是它的精神气质，而想象和抒情只是附属于于这个本质属性的具体艺术手法。
如果认同对浪漫主义的这种概括——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那么，对照五四文学，就必须承认，它不属于浪漫主义，因为它没有反叛现代性，而是讴歌现代性。最明显的是，被称为浪漫主义代表的郭沫若却在热情地讴歌进步、讴歌新时代、讴歌科学和工业文明。他赞美道：
黑沉沉的海湾，
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
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囱都开着了黑色
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笔立山头展望》）
其他创造社作家也没有批评科学和工业文明，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五四时期中国工业文明还刚刚起步，十分幼小，而科学精神也刚刚传播进来，它们远没有压迫人的灵性、束缚人的自由，反而是中国从贫穷、愚昧、落后中解放出来的希望之所在。因此，五四文学不但不可能批判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反而讴歌现代性，期盼现代化的来临。
五四文学缺乏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精神和怪诞风格，而体现出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和比较古典的风格。浪漫主义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希伯来文学传统，带有神秘主义、传奇色彩和怪诞风格，甚至表现出颓废的情调。而五四文学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理性主义土壤中，浸淫于启蒙主义的时代精神中，它没有吸收欧洲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精神，也没有体现出神秘主义、传奇色彩和怪诞风格。即使被称为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也是如此。创造社主张表现文学的“全”与“美 ”，同时有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郭沫若的诗歌充满了激情和想象，但又洋溢着理性精神，他讴歌自科学、民主、自由，高扬自我，对未来满怀希望。这与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气质相去甚远。郁达夫虽然有某种颓废情调，但他的伤感仍然带有社会的、理性的内涵，他的性苦闷与作为弱国子民的压抑感联系在一起。在《沉沦》的结尾中，主人公感叹道：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这种情调正是五四时代的基本精神气质，它是理性的、启蒙主义的，而不是非理性的、浪漫主义的。
五四文学直接受到启蒙主义文学的强烈影响，像卢梭、伏尔泰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歌德、席勒、莱辛等启蒙主义作家的作品大量译介，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五四文学吸收了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和反封建主义的战斗精神，用以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和改造国民性。因此，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中的倾向于主观的一派，主要是创造社代表的一派，就更接近欧洲启蒙主义，特别是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狂飙突击运动”时期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可见一斑。郭沫若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内容“大体以歌德为中心”，他把歌德奉为人类仅有的两个“球形的发展”的天才（另一个是孔子）。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郭沫若说：“我译此书，与歌德思想有种种共鸣之点”，包括“他的主情主义”、：他的泛神思想“、”他对于自然的赞美“、“他对于原始生活的景仰”、“他对于小儿的尊崇”等。于此可见创造社为代表的文学流派是属于启蒙主义的。而同时，许多继承了启蒙主义传统的浪漫主义作家（即所谓“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作品也大量译介，如拜论、雪莱、海涅、雨果、密茨凯维支等；而如许来格尔兄弟等所谓“消极浪漫主义”则很少译介。浪漫主义更多地是作为启蒙主义文学资源被接受的。五四启蒙文学接受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反叛性、抒情性，而没有接受它的反现代性。因此，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是推动了启蒙主义文学的发生，而没有形成独立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如果说对五四文学的浪漫主义尚有怀疑的话，那么，对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性质则几乎是没有异议的。五四时期的文学家、理论家确实主张现实主义，也把五四文学定位于现实主义。但是，正像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依据他对自己的看法一样，不能根据五四时期的文学主张和对五四文学的评价来确定五四文学的性质。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的描述，都把五四文学的主流定性为现实主义，并认为五四现实主义的代表就是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但这种认识是经不起推敲的。现实主义的本质不仅仅是写实，而在于其精神气质等历史规定性。欧洲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以写实的手段来揭露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灾难和人性的堕落，从而成为继浪漫主义之后又一次对现代性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以人道主义为武器而展开的。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大师对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和堕落进行了揭露、控诉、抨击，并提出了以爱为核心的社会理想。同时，19世纪的实证主义哲学成为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只有抓住这个精神气质，才把握住了现实主义的本质。
五四文学虽然吸收了欧洲文学的写实手法、批判精神，但它不是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批判封建主义，呼吁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的精神气质是与现代性一致的，它的审美理想是理性的、乐观进取的。这一点是五四文学不属于现实主义而属于启蒙主义的最重要的根据。五四时期，中国仍然处于封建主义统治之下，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远远没有发展起来，封建关系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阻力。五四启蒙运动就是批判封建主义的运动，他的社会理想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而理性即科学和民主就成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五四文学不具有欧洲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即它没有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没有质疑现代性，没有对现代性的沉重的失望和深刻的反省。五四文学是指向现代性的，它坚信并憧憬理性精神（科学与民主），体现了少年中国的青春朝气。这种精神气质是与欧洲启蒙文学相似的。鲁迅批判的对象是农民的愚昧和知识分子的软弱、消极，从而控诉封建主义文化的吃人本质，在强烈的批判精神中仍然饱含着对现性的认同。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作品也展开了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并体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创造新社会的信念。
五四现实主义说的主要依据是五四文学的科学精神，因为科学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基础。据米达安·格兰特的说法：“‘现实主义’源自哲学，描述一种‘目的’，即现实的获得。‘自然主义’源自自然哲学即科学，描述一种‘方法’，有助于获得现实的方法。”1但是，五四文学依据的科学精神主要是进化论。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就被当作生存竞争、社会进步的根据，演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精神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体现出对人类前途的乐观精神，这种社会历史观成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五四文学不是把真实性、客观性放在首位，而是把进步性、战斗性放在首位。它没有达到现实主义的严格的客观性，更没有达到自然主义的精密性。五四文学中标榜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一派，主要是以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一派，在客观描写中渗透着鲜明的主观性。如鲁迅很明显地受到进化论的影响，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成为他的作品的主导思想。因此他“排众数而任个人，掊物质而张灵明”（《摩罗诗力说》），并没有尊奉科学主义，倒是偏重于主观性。有关这一点，前面已经谈过了，此处不再重复。欧洲现实主义依据的是实证哲学；自然主义依据的是生物学，而五四文学既没有受到实证哲学的重大影响，更没有受到生物学的重大影响，而主要是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的影响。甚至现实主义之被引进，也因为按照进化的文学观念，中国在摆脱古典主义以后，应该进入现实主义阶段。陈独秀认为：“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2因此，不能以科学精神为根据把五四文学确定为现实主义，它的进化论只能导致启蒙主义。
五四文学倡导现实主义，也大力译介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但是，为什么没有形成现实主义思潮而形成了启蒙主义思潮呢？为什么理论主张与文学实践不一致呢？一个原因是，欧洲现实主义距离五四时期较近，五四文学受到现实主义余波的强大影响，五四文学自觉地学习和引进现实主义，并自称为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而欧洲启蒙主义距离五四时期较远，因此虽然继承了启蒙主义精神，但启蒙主义并没有获得承认。这样，五四文学就发生了文学主张与文学实践的不一致。此外，外来文学思潮的传播要受到本国文学实践选择、改造、同化，从而使外来文学思潮发生了变形。中国启蒙时代的历史情境规定了欧洲现实主义思潮注定要融入中国启蒙主义的文学实践。五四启蒙运动需要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对欧洲启蒙主义文学大量引进，同时，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也进行了同化、改造，使之成为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五四文学受到欧洲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少，而受到俄国“人生派”的影响较大。郑伯奇在五四后总结道：“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319世纪的俄国正处于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历史关头，反封建的启蒙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相继出现并融合为一体，因此，被称作现实主义的俄国文学就包含着启蒙主义的因素或者就是启蒙主义。除了普希金等启蒙作家之外，像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岗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以及别、车、杜等虽然服膺现实主义，但他们作品的精神气质是启蒙主义的，因为这些作品是反对封建****、鼓吹自由主义的，是争取现代性的，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不是批判现代性的。即使如托尔斯泰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批判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同时，也严厉地批判了腐朽的封建贵族统治，从而与启蒙主义相联系。这样，对俄国文学的接受就侧重于启蒙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五四文学对欧洲现实主义的接受也有被启蒙主义同化的倾向。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本来是揭露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而在中国则演变为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主题，具有了反封建的意义，成为启蒙主义文学的样板。鲁迅对北欧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也是为了吸收被压迫民族的反抗精神，从而成为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写实手法上，而没有深入到其精神气质即历史的规定性层面上。从文学革命开始，对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认识就停留在写实手法上，如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中就有“曰推倒陈腐的铺陈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写实主义主要是针对古典主义的“铺陈”，而其自身特点也主要是真实（“立诚”）。五四启蒙主义者很少从批判现代性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主义，而多从符合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主义。茅盾认为：“近代西洋文学是写实的，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1他之所以由提倡新浪漫主义而改为提倡自然主义，也是出于对中国文学不善于客观描写而需要加强写实训练这样一个认识。2五四文学对现实主义的接受重艺术手法，而对其精神气质则有所屏弃。茅盾曾经批评现实主义“（一）是在太重客观的描写，（二）是在太重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但是徒事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使读者感着沉闷烦扰的痛苦，终至失望。”3他强调自己提倡的“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4同样，五四文学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不加区分，也是仅着眼于写实手法的相同，而忽略了二者精神气质的不同。由于屏弃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人生观的自然主义”），仅仅学习和引进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技术上的长处”），于是，五四文学就自以为属于现实主义，而实际上是启蒙主义的。
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不同于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它是多元、开放的启蒙主义。这主要因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所处的世界文学的环境造成的。在五四时期，欧美文学已经进入了现代主义阶段，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过去的文学思潮。这意味着五四文学虽然具有启蒙主义的历史规定性，但它的思想资源并不仅仅有启蒙主义，还有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因此，五四文学不仅吸收了启蒙主义文学的精神，而且还吸收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思想和写作手法。这种状况使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具有了多元化的特征。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虽然都属于启蒙主义思潮，但由于受到的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不同，吸收的文学思想资源不同，因此就具有了不同的风格。创造社受欧洲浪漫主义影响较大，因此偏于主观表达。文学研究会受到欧洲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大，因此偏于客观写实。此外，现代主义对五四文学也有影响，如鲁迅吸收了表现主义的某些美学思想和艺术手法，写作了带有表现主义风格的《野草》、《故事新编》等。因此当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做总结时，他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5五四文学对欧洲多种文学思潮的开放性，也使五四文学具有了多种文学思潮的因子，它已经不是“纯粹的”启蒙主义了，带有了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风格、特征。可以说，由于吸收了多种文学思潮的因子，五四启蒙文学较之欧洲18世纪启蒙文学要丰富、深刻得多，无论从思想内容上还是从艺术手法上都是如此。正因为这样，五四启蒙文学就具有过渡的性质，拥有了自我超越的品格。它在五四以后发展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五四以后中国迅速走向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文学的任务除了继续批判封建主义外，对被扭曲的现代化和城市文明的反叛、批判也提到日程上来，于是产生了沈从文的留恋淳朴的乡村文明、抨击堕落的城市文明的浪漫主义小说；老舍的描写市民的没落命运的现实主义小说，以及茅盾的《子夜》为代表的批判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还有李金发代表的象征派诗歌，施蛰存、刘呐鸥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无名氏代表的先锋小说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以现代性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就会发现，它也具有开放的启蒙主义的特征。与五四文学一样，以往对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定位起码是不准确的。新时期文学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的传统，以人道主义来批判封建主义的变体，呼吁科学、民主、主张个性解放，它的历史规定性是启蒙主义的。同时，它又吸收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具有了多元形态。只是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兴起，才产生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如新写实小说）和现代主义（各种先锋文学）才出现。这一段历史的重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
最后，我们应当反省一下，为什么在长达大半个世纪中会对五四文学思潮作出不当定性。首先，受到苏联“创作方法”概念影响，对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的理解具有非历史性。其次，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质定位不准，把一个争取现代性的启蒙时期当成了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时期，从而把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错误地当成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还有，就是受到苏联尊崇现实主义的观念的影响，硬把启蒙主义“拔高”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补充）。现在，以现代性理论为准绳，就可以拨开历史的迷雾，还五四文学的本来面目，并进而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出新的描述。
注释：
[1] 俞兆平《写实与浪漫》，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1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1 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茅盾全集〉第18卷（中国文论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2 参阅俞兆平〈〈写实与浪漫〉〉，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0——143页。
1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2 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1 达米安·格兰特《现实主义》，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2 陈独秀《答张永言》，1915年1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4号。
3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1 矛盾《文学与人生》，《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1972年版，第58页。
2 参阅俞兆平〈〈浪漫与写实〉〉，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2页——75页。
3 《茅盾〈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第7卷第9期，1920年8月版。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民族国家、文学思潮、
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回应。现代性造成了传统社会的剧烈变革，文学也必然回应这种变革，或者表示赞成，或者表示反对，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潮。这就意味着每个民族的文学思潮的特性是由它的现代性特性决定的。因此，考察中国文学思潮的特性，必须考察中国现代性的特性。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首先是它的外发性。所谓外发性是指现代性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的现代性不是来自本土文化，而是来自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是启蒙理性，包括工具理性（科学精神）和价值理性（人文精神）。这种理性精神有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渊源，而发生于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者佛家（本土化了的禅宗），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因此都没有成为现代性的土壤。这就注定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必须从外部引进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具有外发性。中国的现代性是从西方引进的，确切地说，部分是西方列强强迫我们接受的，部分是我们自觉地引进的。Www.133229.COM在鸦片战争之后，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中国经历了从抵制和被迫地接受到自觉地接受、学习和引进现代性的运动。这种现代性的外发性，必然与中国文化传统冲突，也必然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意识，从而造成中国现代性的脆弱性和艰难性，它的历程必然是曲折迂回甚至是有反复的。
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特性是它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欧洲的历史表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致的，现代性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动力，而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政治载体。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情况有所不同。中国是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半殖民地社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这意味着批判西方现代文明；而现代性又必须从西方引进，这意味着以现代西方现代文明为楷模、向西方学习。这样，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就发生了冲突，二者不能同步进行，必须取舍其一。由于民族危亡的紧迫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建设现代性的任务。于是，五四以后，以牺牲现代性为代价，甚至以反现代性的方式，走上了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任务的革命道路。这就造成了中国反现代性思潮的强固影响以及现代性的滞后性。
20世纪是中国现代性发生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冲突的历史，也是现代性失落与回归的历史。20世纪的中国历史大致上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洋务运动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是现代性被引进和发生的时期。第二阶段，五四以后至建国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压倒实现现代性任务，启蒙转化为革命的时期；而建国以后至“文革“是初步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但反现代性的思潮（表现为极“左”思潮）仍然主导的时期。第三阶段，新时期以来（包括80年代的新时期和90年代的“后新时期”）则是现代性回归和建设的时期。
在交织着现代性启蒙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主题的20世纪，文学思潮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作为现代性的反应的文学思潮也具有了外发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外发性体现为它不是本土文学的内在发展的产物，不是自发地生成的，而是受外来思潮的影响，从国外引进的。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没有产生现代性，因此，中国文学只是与前现代性发生关联，没有发生现代文学思潮的历史条件。中国古代文学虽然有不同的风格、流派，但一直没有摆脱古典文学的传统，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理性的制约。因此，中国虽然有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但是并没有发生现代意义的文学思潮。只是在现代性进入中国之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才真正地产生了。在五四启蒙运动中，从西方引进了科学、民主，这是现代性的中国称谓，这意味着现代性产生。现代性引发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剧烈变革，面对着这种变革，文学必须有所回应，于是就有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既有现代性发生的历史条件，又有国外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中国的文学思潮接受了欧洲文学思潮的影响，并且直接引进了欧洲现代文学思潮。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界就已经知道欧洲文学有理想与写实之分，以后又知道有写实与浪漫之分。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界以西方文学为榜样，发生了“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的革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生的前奏。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界自觉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对西方文学思潮的了解就更详细、真确了，不仅知道了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主张，而且也大量翻译、介绍了这些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品，使这些文学思潮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同时，中国文学又对欧洲现代文学思潮进行了选择性的接受，从而产生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文学思潮——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又从苏俄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新古典主义；同时也产生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其他非主流文学思潮。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就发生了。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外发性，使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相沟通，并具有了基本内涵的一致性，从此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在传统社会，中国文学是封闭自足的，它没有汇入世界文学潮流之中。只是在引进了现代文学思潮之后，中国文学才向世界文学开放，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家们意识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要性，茅盾说：“民族文艺的新生，常常是靠一种外来的文艺思潮的提倡，由纷乱如丝的局面暂时地趋向于一条路，然后再各自发展。”[1]他们意识到中国文学现代化之路是引进西方文学思潮。胡适主张“全盘西化”，他说：“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2傅斯年主张：“我们希望将来的文学，是‘人化’的文学，须得先使它成欧化的文学。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3这意味着中国文学思潮必然大体上遵循世界文学思潮的发展路线，包括它的内涵和命名都与世界文学思潮基本上保持一致。这就触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要遵循西方文学思潮的路线，并且要冠以西方文学思潮的名称（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而不能有其他的路线和命名呢？根本原因是，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而现代性是人类共同的选择。尽管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文学传统不同，但社会发展一定要走现代性之路，文学也一定要回应现代性，因此，就必然形成相应的文学思潮。从欧洲文学史上看，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的肯定性回应；启蒙主义是对启蒙现代性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否定性回应；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否定性回应；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生存危机的否定性回应。这些文学思潮虽然是首先在西方发生的，但由于有相似的历史进程以及文学思潮的传播，也将在中国发生，尽管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会有某些不同的特性，但在基本内涵上应该有一致性。
我们应该充分注意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特性，这种特性来源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包含着后发性，即它是在西方已经实现了现代性之后才开始引进现代性的。这就造成中国文学思潮的后发性，即它不是与世界文学思潮同步的，而是滞后的。20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而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五四文学时期，西方文学思潮已经是现代主义（当时称新浪漫主义），而中国文学面对的是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全部文学思潮，诸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都作为思想资源而被引入。五四以后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中国文学对这种多元的文学思潮必须有所选择，而不能一股脑儿地接受。选择的根据就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历史需要。20世纪的西方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而中国还是前现代社会，因此，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也必然不同，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之间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体现在各个阶段中，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时期，以及新时期、后新时期，都是如此。
20世纪中国现代性与世界现代性之间的时间差，使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受到了历史上形成的诸多外来思潮的影响。中国文学根据自己的需求对诸多外来文学思潮进行了选择，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潮。因此，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是直线的传播，而是多元选择的结果。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受到诸多的外部文学思潮的同时性影响，包括17世纪新古典主义、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前半叶的浪漫主义、19世纪后半叶的现实主义、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义和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思想资源都可能被中国接受，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但是，中国文学思潮形成和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也是是以中国现代性的发展状况为根据的。在20世纪，中国从诸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外部文学思潮中，选择了特定的思想资源，从而形成了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主潮。
五四时期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代性没有确立，当时的历史任务就是引进和争取现代性。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科学、民主的旗帜，呼吁和争取现代性。五四文学也呼吁和争取现代性，而这正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因此，五四文学思潮的主流就是启蒙主义。它的批判对象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而是封建主义的前现代性。五四文学的基本主张是启蒙主义的，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表明了这一点：“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其中强调了新文学的写实性（描写现实）、社会性（启蒙功能）和平民性（平民主义）。这都是启蒙主义文学的特性。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表现人生，指导人生”，蕴涵着鲜明的启蒙理性。这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主张，而是启蒙主义的主张。 创造社虽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启蒙的使命。创造社的理论家成仿吾提出文学的三种使命：“（一）对于时代的使命，（二）对于国语的使命，（三）文学本身的使命。”2这种社会使命就是启蒙的使命。这种主张也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启蒙主义的。五四时期的西方已经进入现代社会，而且现代性已经确立并且显露出负面性。于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发生，开展了对现代性的历史批判。这样，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与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之间就存在着一个时间差。由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性还没有确立，而是刚刚发生，文学的历史任务只能是争取现代性，而不是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不可能接受现代主义，而对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采取了置而不论的态度，并没有加以引进。五四启蒙思想家的想法是，按照进化的顺序，先引进和发展写实主义，以后再引进和发展现代主义（当时称新浪漫主义）。例如陈独秀说：“ 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1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世界文学已经走出现实主义而进入现代主义，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仍然认为要引进写实主义（实际为启蒙主义）。文学研究会指出：写实主义在世界文坛已经有衰竭之象，但国内还有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已为进一层之预备。”1五四以后开始了革命运动，这是为了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需要文学的支持，相应的文学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五四以后引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它的政治理性原则以及诸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形式规范是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和形式规范的变体。因此，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时期以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包括“文革”文学）的主导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它的极端形式“两结合”。而此时，西方世界现代性已经高度发展，其弊端充分显露，文学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全面批判和反抗，世界文学已经处于现代主义的发展高潮期。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也没有选择现代主义，这是由于，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引进和发展新古典主义，这就意味着强调文学的政治理性主义和形式规范，而不能接受非理性和破除形式规范的现代主义，更何况现代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如果说五四时期是搁置了现代主义的话，那么五四以后的主流文学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抵制、批判现代主义，如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认为：“譬如未来派意象派表派等等……这些新派根本上只是传统社会将衰落时所发生的一种病象，不配视作健全的结晶，因而亦不能作为无产阶级艺术上的遗产。”1对现代主义的抵制和批判一直延续到“文革”。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重新引进和争取现代性，因此文学思潮的主流是恢复五四启蒙主义传统。新时期文学主潮反思和批判反现代性的极左思潮，争取人的价值，这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发挥着文学的启蒙功能，启蒙理性特别是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指导思想。新时期后期开始出现批判现代性的文学倾向，非理性主义抬头，各种先锋派出现，但没有形成现代主义思潮。同时，新时期文学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没有注意，更没有加意引进。90年代以来，进入后新时期，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基础，现代性开始确立。虽然中国现代性刚刚发展，但在争取现代性的同时，也开始了反思和批判现代性，虽然解构现代性还没有成为现实的历史选择。此时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世界文学思潮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后新时期文学开始接受现代主义，但对后现代主义仍然难以消化。后新时期文学思潮多元化，理性主义消退，非理性主义高涨。与此相应，启蒙主义消退，而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崛起，开始对现代性进行批判。这个时期的文学趋势是向现代主义过渡。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之间的非同步性，也造成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接受的“误读”。由于对外来文学思潮的接受受到国内现代性发展状况的制约，因此对外来文学思潮的理解往往被当前的需要所左右，这就造成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显著也是最为影响深远的“误读”是五四文学以及革命文学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
五四文学是启蒙主义文学，它接受的思想影响也应该是欧洲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但欧洲的其他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也成为五四文学的思想资源。在接受这些思想资源的时候，就发生了误读。五四以前，文学界对西方文学思潮了解不多，仅仅知道有“写实”与“理想”之分，并不知道更具体的文学思潮的划分。它们认为“写实”派除了运用写实手法以外，还用文学干预现实，它的内涵不仅包括了现实主义，而且也包括了启蒙主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新古典主义。它们还认为，“理想”派超脱现实，有审美主义倾向，它的内涵实际上包括了浪漫主义以及唯美主义等现代主义（因此现代主义被称为新浪漫主义）。这就意味着五四以前，并没有把握这些文学思潮的实质，不能准确地区分各种文学思潮，从而为五四文学对外来思潮的误读设下了伏笔。五四文学认为自己是以写实干预现实，因此就沿用了写实主义的名称，这个名称范围不仅仅限于现实主义，还涵盖了启蒙主义等，但现实主义较之启蒙主义时间上更接近五四，而且也影响更大一些。后来受苏俄文学理论的影响，写实主义很自然地就改称现实主义，启蒙主义的内涵就完全被排除了。五四文学把现实主义当作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接受，吸收了它的写实手法和批判精神，但却进行了实质性改造，即把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转换为对封建主义（前现代性）的批判。五四时期的茅盾提倡“自然主义”（当时对现实主义的称呼），但他强调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1这里明显地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实的技巧接受，而舍弃了其批判现代性的精神实质。而且，五四接受的外来现实主义思潮，有的就是对启蒙主义的误读。这里主要指的是对俄国启蒙主义的误读。俄国19世纪文学交织着启蒙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思潮，因为当时俄国面临着批判封建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的双重任务。而五四文学把19世纪俄国文学包括普希金、果戈里、契可夫等启蒙主义一股脑地当作现实主义接受了。郑伯奇指出：“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2这就造成了以现实主义之名，行启蒙主义之实的状况。新时期文学延续了对现实主义的误读，它恢复了五四启蒙主义，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就是启蒙主义对现代性的回应。但新时期文学却自以为恢复了五四现实主义，把启蒙主义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当作了现实主义的任务。新时期文学的强烈的启蒙理性使它区别于现实主义，从而成为现实主义旗号下的启蒙主义。
五四以后，接受了苏联传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是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服务的，而不是批判现代性的现实主义。但是，它却被当作现实主义的发展，这里面仍然有误读的成分。由于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实的手法或超历史的“创作方法”，因此就可以不顾其历史性和前现代性的本质，赋予其完全不同的思想倾向，即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写实手法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所谓新的、更高形态的“现实主义”。
对浪漫主义的接受也是一场误读。由于浪漫主义在五四以前就被当作理想主义，因此虽然五四时期创造社作为启蒙主义中的一个流派并没有自称为浪漫主义，但在30年代，在苏联文学理论的影下就进行了浪漫主义的命名。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抽离了浪漫主义的历史性和反现代性内涵之后，在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程中，就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包含着浪漫主义。到了50年代后期，更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即所谓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结合。而实际上，现实主义不等于写实性、，而浪漫主义也不等于理想性，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特殊方面的批判。因此，它们之间不可能互相包容，也不可能互相结合。总之，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创造社和建国以后的“两结合”都不具有浪漫主义的品格，前者是启蒙主义的一个流派，后者是新古典主义。
与欧洲文学思潮演进的有序性相比，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演进具有某种非有序性。欧洲文学思潮与现代性的发展相适应，而欧洲现代性的发展是正常的，它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具有同一性。因此，欧洲文学思潮就按照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顺序发展。而在中国，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现代性发展受挫，文学思潮的发展顺序被打乱。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演进顺序是：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五四以后的新古典主义、新时期的启蒙主义和后新时期的多元发展并向现代主义过渡。这个历史进程有颠倒，如欧洲新古典主义之后是启蒙主义，而中国则是启蒙主义之后是新古典主义。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任务，走上了以反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这就造成了启蒙主义的夭折和向新古典主义的后退。同样原因，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演进也有反复，如五四启蒙主义夭折之后，时经半个多世纪，在新时期又继承了五四传统，开始了启蒙主义。而且，在五四以后发生的非主流文学思潮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在抗战和建国以后中断了，而在后新时期得到恢复、发展，从而表现为一种历史的重复。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非有序性还表现为多种文学思潮同时出现，打乱了文学思潮的先后顺序。欧洲文学思潮虽然也有两种文学思潮同时存在的局面，但那是在思潮更替时期的短暂现象，如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替时期。但中国多种文学思潮的同时存在并不是由于思潮的交替，而是由于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滞后性以及外来文学思潮的同时性多元影响。由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现代性与现代性并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与实现现代性并存，因此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建构、对现代性的呼吁以及对现代性的超越批判都同时发生，加之历史上发生过的多种外来文学思潮的同时性影响，就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同时并存的局面。30年代启蒙主义的余波仍然存在，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已经产生，现代主义开始露头，而革命文学的新古典主义成为主潮。由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是现代性发生的初期，也出现了多种文学思潮杂陈的情况，如鼓吹人道主义、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主义虽然开始退潮，但仍然存在；以张承志向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以新写实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崛起；同时，各种先锋派组成的现代主义开始高涨。这种状况造成文学思潮混杂不清的局面，如果不加以准确的区分，很容易出现认知上的混乱。
中国现代性发展的特殊性，也造成了文学思潮的复合性。由于中国现代文学是朝发生之时，西方已经发生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它们都同时引进，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茅盾如此描述这一现象：“近代文学的各种-ism都在我们文坛上起过或大或小的泡沫，然而又不是此兴彼伏的递代，而是同时交流，成一个大漩涡。”[2]郑伯奇也说：“我们只想指出这短短十年中间，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3]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由于受到多种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在自己的形成过程中必然吸收多元的文学思潮的因素，从而变得不那么纯粹、单纯了，往往呈现出多种思潮的复合性特征。五四启蒙主义吸收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甚至现代主义的某些因素，从而使自己具有了某些非启蒙主义的特性，如鲁迅与文学研究会的创作带有某些现实主义的特点，其写实性、批判性超越了欧洲启蒙主义；郭沫若与创造社的创作带有浪漫主义的某些特点，其主观性和理想主义超越了欧洲启蒙主义；鲁迅的《野草》等作品还具有某些现代主义的特点，超越了欧洲启蒙主义。即使新古典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也受到了现实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建国前的革命现实主义（如《子夜》），具有某种现实主义的特点，其批判性也超越了欧洲新古典主义。新时期文学也有这种情况，如启蒙主义文学已经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有的甚至渗透了一些现代主义的因素，典型如王蒙的小说对“意识流”手法的尝试。还有，新写实主义本身具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性质，但是也吸收了某些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因素，因此其批判性不像现实主义那么鲜明。
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滞后与受阻，使反现代性文学思潮薄弱，始终没有成为主流文学思潮，而启蒙主义（时间较短）与新古典主义（时间较长）交替成为主导思潮。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成规模的现实主义思潮。五四以后，在新古典主义的主潮之外，也有批判资本主义（即使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灾难的现实主义思潮，如老舍的《骆驼祥子》，通过对现代城市中底层生活的描写，对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给人带来的苦难和堕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但中国现实主义思潮很薄弱，远没有可能与新古典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抗衡而成为主流。中国浪漫主义也发生了，但更薄弱，更不可能成为主潮。由于现代城市文明的出现，传统农村文明的衰落，也产生了讴歌农村文明、批判城市文明的浪漫主义。典型如沈从文对农村乡土人情的美化和留恋，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拒绝和批判。这种浪漫主义像一朵绚烂的小花，虽然美丽出众，但寂寞寥落、转瞬既逝。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全面拒绝和反抗，在中国，这种思潮也超前地出现了，如李金发等的现代诗歌、刘纳鸥等的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等的都市体验小说等。但其主流只是在30年代昙花一现，就在抗战催发的强大的新古典主义潮流中消失。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除了呼吁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主潮之外，也存在着诸如反叛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活的浪漫主义（张承志、张炜）：揭露、批判庸俗市民生活的现实主义（新写实）和拒绝现代性、抒写现代人生体验的现代主义流派，但它们仍然没有成为主流。更重要的是，这些反现代文学思潮都不大成熟，特别是现代主义不够成熟，以至于难以确切定位，甚至有人说它们是“伪现代派”。中国反现代性文学思潮的薄弱与不成熟有中国现代性薄弱与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理性主义的强大影响的原因。中国文化缺少科学理性的传统，也没有发生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因此现实主义的基础薄弱，现实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传统的强大影响下，中国文学很难接受现实主义的客观主义与批判精神。即使五四时期提倡写实主义的茅盾，也对现实主义有所保留。他说现实主义“（一）是在太重客观的描写，（二）是在太重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但是徒事批评而不出主观的见解，使读者感着沉闷烦扰的痛苦，终至失望。”1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主义倾向与欧洲希伯来文化的非理性传统截然不同，因此中国现代文学难以接受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的怪诞、神秘、颓废的风格，从而限制了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也缺少欧洲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非理性因素，如沈从文小说的写实、理智、宁静的风格就与主观、非理性、神秘主义和颓废精神的欧洲浪漫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再如30年代以及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产生的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虽然具有某种非理性主义因素，但远没有达到西方现代主义的程度。在后新时期，中国文学产生了一种非理性倾向，代表如王朔的小说，还有贾平凹的《废都》，这种潮流为现代主义扫清了道路。但中国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高潮的出现，仍然要假以时日。
参考文献：
[1]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1922年7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
2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3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
1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
2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1923年5月12日《创造周报》第2 号。
1 陈独秀《答张永言》1915年1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4号。
1 《小说月报改革宣言》，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1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载1925年5月《文学周报》。
1 《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通信》》。
2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8月出版。
[2] 茅盾．中国新文学运动史[a]．茅盾文艺杂论集上［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p474．
论文摘要:新时期文学启蒙人性意识渐进体现三个方面:本能欲望描绘、情感抒写与理性思考、主体自我人格建构。随着人性意识的不断渐进，新时期文学人性意识启蒙内涵在中国文学进程中愈来愈显示其现代性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浓烈的启蒙思潮氛围中，它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型:一是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出现，二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的出现。两次转型都是在启蒙文学思潮的感召下，高举着以人为本人文理性精神旗帜。然而，五四时期“救亡”的时代主题与“立人”的启蒙任务终因过多的救亡与革命因素的干扰，人性开掘难以全面而深刻。时至二十世纪70年代末，民族危亡问题退居其次，人性问题日益从形形的伦理、道德、民族、政治等文化现象背景中显现出来。本文主要试图从人性意识渐进的角度解读新时期文学的启蒙内涵及其价值意义。
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篇言:“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老的命题一直纠缠着人类。关怀人的命运和前途，探索人类心灵情感才是文学真正的价值所在。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们深刻体味到，认识自我、改造非我，在非人的环境中保持人的天性和价值有多么重要，又是多么艰难。因此人们渴望寻找重返“五四”启蒙精神疆场的路径，渴望重新踏上寻找自我，建构合理现代人性的现代化征途。
然而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学开始出现便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伴生现象，“尚未超越政治情感控诉。个人的伤痕被视为国家的伤痕，文学仍呈现着、担当着政治社会化启蒙，缺乏更为深广的历史感和更为深邃的文化感。吴炫在《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第一讲“伤痕文学及热点作品局限评述”中指出:“在新时期文学第一阶段，伤痕文学把西方的人道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性内容去张扬，这一点非常明显。于是用我的‘穿越’理论来看，《伤痕》、《一代人》、《随想录》，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作家个体穿越意识形态的这种内容的贫困。.刘心武的《班主任》引起的轰动，仍与其特定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这个以班主任张俊石为正面一方，以青年学生宋宝琦、谢惠敏为反面一方的故事，颠覆了“”的政治理念。《班主任》改变了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对象”的身份，知识分子变成了启蒙者，而那些使知识分子蒙难蒙羞的“革命小将”重新变成了受教育者。尤其是将谢惠敏这样的“革命青年”塑造成反面人物，更是对“”政治的全面颠覆。这个阶段连爱情也不例外。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2期上的小说《眼睛》，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工厂的简单然而意味深长的爱情故事。主人公魏荣“我”受到锻造车间党支部书记许珍的鼓励，去爱车间里的一个名叫陈昆的技术人员，这是一个绰号为“眼睛”的知识分子。但一开始“我”对“眼睛”实在爱不起来，后来在书记的不断启发和鼓励下，渐渐发现“眼睛”的种种可爱，于是“我”终于情窦初开。小说从头到尾只出现过一个“爱”字，而且是“爱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爱“陈昆”，爱情意识形态化了。可见在这个阶段，作家仍无法穿越“”给人们心灵造成伤害的种种政治层面，作出文化、历史、哲学的思考，从中国文化推向全人类性的思考。
人性启蒙发动的真正标志首先在于从人类的角度写出人的本能生存、欲求。长期以来，在中国“阶级性”取代了人性，取代了一切世俗感情，甚至干脆取消了主人翁的配偶设置。因而，“”后，一批作家终于从传统的道德束缚和政治阶级意识的框架中解脱出来，大胆抒写欲望饥渴和本能冲动的人性，写出了人的最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性的最基本自由。这时期值得一提的小说，恐怕还是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小说中现代文明的传播者—“知青”成了被改造的对象，而那位代表了原始愚昧的看林人却成了强人，尽管如此，仍然阻挡不住现代文明的影响，看林人的老婆最后爱上了“知青”。小说写出了人的本能欲求苏醒之后“崭新世界”对人的强大的诱惑和人的不再压抑这种诱感的情感历程。而雨煤在其作品《啊，人……》中大胆正面描写贫女出身的地主小老婆肖淑兰和少爷罗顺冒一段超阶级悖伦理的爱情，“只要我喜欢，你喜欢，那就由不得旁人了!”以对人性本能欲望的肯定和张扬挑战极“左”政治和封建伦理道德，在人性刚刚从黑暗中挣扎走出时吹响了人性解放和弘扬的尖锐号角，做出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作者正是以坦诚热烈的“”描写突人，对压抑人性本能欲望的极“左”思潮的哲学基础“禁欲主义”进行彻底的否定，从而树立了其在启蒙文学中的意义。
何谓启蒙?“启蒙”原意指照亮。如果说描绘人性本能欲望、生存状态是一种展示，那么倡导理性、贯注理性更是一种照亮，照亮了人们走出蒙昧、困惑的泥沼，摆脱了人主体丧失的心灵阴影。新时期一批作家重新找回了一度失去的个人立场和思考的权利，在情感的抒写中作出人性的理性思考，显示出新时期文学人性启蒙意识的进一步深化。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是整整一代人思想情感的投影，也折射出以他为代表的朦胧诗人的整体性精神向往，更使得压抑已久的自我情感得以释放，恢复了诗歌作为精神探索的特质。朦胧诗精神的实质便是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追寻，《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神女峰》、《回答》等共同标彰着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又以心理感觉、主观情绪的凸显为基底，在加强理性力度的同时灌注着人的声息和怀想。巴金的《随想录》对“丢失自我”灵魂的无情拷问和真诚忏悔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踏地的精神的奴隶。”而作者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奴隶，失去人的情感和尊严，则正是由于他“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自己曾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可见丧失理性便丢失了个人的思想和情感，寻回失却已久的理性无疑是恢复人性真挚情感世界的先声。
显然，这时期还有一批作家在欲望之城里，托着情感的天空，举起理性之笔，作出历史的、文化的人性思考。新时期以张贤亮等一批作家描写文学的涌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张贤亮不是要写符合爱情与道德的故事，而是借这个非爱情的故事来思考与表现人和英雄的问题。当被生存欲望控制的时候，生存欲望的压抑和释放便成为中国人的解放的首要问题，不论是有知识的还是没知识的。而在中国的审美文化和道德文化中，轻视欲望、轻视性的文化就必然与这种人的最基本的生存要求构成冲突。”“我认为好作品和坏作品不是写性不写性，也不在于是否有色情化描写，而是在于你能否穿越所写的东西，不把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集中在性体验上，而集中在对性的独特的思考和咀嚼上，我想这些正是中国作家所缺的。”川在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淋漓尽致地探索着、描摹着灵与肉的搏斗，情与理的跌宕，主人公深刻剖析自我“总是处于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考，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实实在在的肉体结构，不管她是谁”。男人需要爱情，需要女人，因为有了爱情和女人，男人才成为其为男人，然而男人又不能为女人所占有，对男人来说“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男人还得干更重要的事情，仅仅纠缠于男欢女爱的男人是不足挂齿的，而曾经沉溺于，最终又不为此所羁绊的男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而这一点，在张贤亮的文本世界里，我们恰恰看到了在肉体与灵魂的搏斗中，在情感与理性的交战中，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性薄弱的一面。
应该说，重构主体自我人格的理想人性，构筑和谐的现代人性，是新时期文学人性启蒙意识在承继前期启蒙动力纵深挖掘的又一步。当然，这期间经历着一番迂回曲折的前进历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批又一批作家冲破传统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将思考焦点“向内转”，重塑自我，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重构文化思想张力，推动新时期文学启蒙意识现代性地发展。
在这里，单提王安忆。在王安忆的创作文本里，将男女两性这一人类性活动升华为一种对自身和生活卑俗的超越。在她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之恋》文本里，可以看出王安忆已没有太多传统的积淀和束缚，她对性的正面肯定和颂扬，是当时其他作家所难以企及的。同样是关于的文学，和张贤亮相比，王安忆还带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意向性，即试图完全摆脱张贤亮式的外在化文学主题，而牢牢把握主体的精神活动天地—纯粹的体验的感受，建立真切的主体自我。特别是发表于1989年的《岗上的世纪》有了更大的进步和自我突破。与“三恋”不同的是，这部小说不再是生命本体的外延阐释，而是直接切人本质性的探索。李小琴与小队长因为，所以从不为自己的命运忧虑，不为自己身处“绝境”而担忧受怕，他们忘却和丢弃了旧日的仇恨，忘却和丢弃了现存的利害冲突。过去、未来已失去意义，他们只“在的满足中得到生命的再造”，“真正意识和醒悟了人活着的意义，的意义，男女交合的美感。”劳伦斯曾说过:“性意识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只要它们是直率的，不是偷偷摸摸的、狡猾的。正确形式的性刺激对人类生活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没有它，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暗淡无光。”在人类文明史发展中，人的性意识和很少被人类视为文化的一部分，有时甚至连自然属性的地位也不能被确认，而且这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现象。王安忆的系列文本里，能够大胆地抒写了性文化心理，更重要的是关怀生命自身，重构理想人性自我，这无疑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一个重大消解和颠覆。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重新审察，已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前沿课题与紧迫任务。无论是哈贝马斯从理性主义批判传统出发“重建现代性”也好，还是利奥塔从后现代主义解构立场“重写现代性”也好，抑或是吉登斯从“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反思现代性”也好，但都清楚地表明当代社会理论家在全球化情势下对现代性命运的关注，其共同的理论旨趣都是针对现代性在现代化演进中呈现出的危机与困境而进行的“重写”。在此，反思、解构与重建应当被视为“重写现代性”的不同侧面。这种“重写现代性”的深层冲动不只是由现代性自身的理论困境引发，更重要的是来自全球化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现实冲击。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化引发了现代化的路径转向，全球性启示着现代性的当代重写。因此，本文尝试初步探讨全球化语境下现代性发展的命运，以揭示全球化与现代性转向及重写之间的深层关联。
一、现代性的启蒙理想及其悖论
现代性作为欧洲启蒙时代的文化成就与精神产物，是在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的历史文化变革中形成的新时代意识。“自18世纪后期开始，一种新的时代意识在西方文化中产生了。在基督教的西方，‘新时代’指末日审判才会出现的未来，自18世纪开始，‘现代’意味着一个人自己的时代，一种现在。”[1](P27)这种现代性意识表明，“18世纪为启蒙哲学家们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方案含有他们按内在的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的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同时，这项方案亦有意将每一个领域的认知潜能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些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来合理地组织日常的社会生活。”[2](P17)在编年史上，人们往往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看作是现代性开始的标志；然而在社会思想史上，学者通常把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性的真正开端，因为在启蒙思想中，现代性的启蒙理想才正式被确立下来。
现代性启蒙理想主要是由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和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思辨哲学来共同奠基的，它确立了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意识和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并以之为支撑牢固地建构了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性原则。黑格尔指出：“现代世界的原则是主体性原则，即所有呈现在理智总体中的本质因素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存在的权利。”[3](P43)这一现代世界的主体性原则，是经由笛卡尔开启的“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转向后，通过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对现代性启蒙思想加以批判总结而得以确立。福柯在分析“何为启蒙”时指出，康德的批判标志着“现代性”的开始。哈贝马斯在关于现代性的演讲中也指出：“康德关于形式分化的理性概念恰恰意味着现代性理论。现代性是以拒绝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为典型形式的实体理性，并相信程序合理性以及它能给予我们对客观知识、道德实践的智慧和审美判断等三个领域观念的可信性和能力为标志的。”[4](P40)主体性原则是人类走向觉醒和自由解放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升华凝结成的现代性总的启蒙理想，它一方面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而高扬理性主义的理性批判精神，人的理性取代了传统权威成为真理与正义的最高法庭；另一方面反对封建专制而高扬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意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现代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规范。
归结起来说，现代性的启蒙理想是近代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中提升出来的时代精神，它以主体性为总原则，以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为两大支柱，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愿望与政治诉求，为开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性社会奠定了文化启蒙的基础。然而，现代性的启蒙理想毕竟是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时代精神的概括，总有着那个特定时代与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后来的社会思想家在继承这一启蒙遗产的同时，又不断地从不同立场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与重建。
对现代性的批判与重建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向。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法国政治革命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现代性启蒙思想，立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辩证批判，深刻阐述了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异化及其扬弃，并开启了以卢卡奇、葛兰西、萨特、弗洛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路向总体上属于对现代性启蒙理想的批判重建。稍后的尼采开创了一条现代性的反话语路向，对现代性启蒙理想进行了非理性主义批判，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西方理性主义与现代性本身，并由此开启了后现代主义的两条解构现代性的路线：一条路线是从尼采出发经海德格尔到巴塔耶和福柯，另一条是路线是从尼采出发经后期海德格尔到德里达和利奥塔。这一路向总体上属于对现代性启蒙理想的解构重写。马克思与尼采从不同立场开启的这两条路向，形成了现代性问题上的理性主义批判重建派与反理性主义的解构重写派，从而奠定了今日全球化语境下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论争的思想格局。
现代性话语的歧路与分流直接源自现代性启蒙理想在其现代化历史展开中出现的危机与悖论。现代性危机从根本上讲，是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模式下不仅未能兑现其启蒙理想，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禁锢了现代性的解放潜能，致使其走向新的异化与蒙昧。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曾经从中获得自我意识和自己乌托邦期待的那些增强影响力的力量，事实上却使自主性变成了依赖性，使解放性变成了压迫，使合理性变成了非理性。”[5](P28)这种现代性的危机与悖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未能兑现资产阶级许诺的启蒙理想，反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劳动异化”中出现了新的奴役、片面化及资本对人的统治，导致了“物质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6](P4)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合理化形成的社会结构与官僚制日益成为束缚现代人的“铁牢笼”；用卢卡奇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现代社会造成人的普遍“物化”与“异化”；用霍克海默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压抑人性的“管制社会”；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就是现代性的异化导致了“单向度的人”与“单面社会”；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现代社会中出现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统治出现了“合法性危机”。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上帝死了”来宣告西方理性主义与现代性启蒙理想的破产；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现代技术社会导致人的“家园的失却”与“存在的遗忘”；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继“上帝死了”之后“人也死了”，预示西方现代性的终结；用贝尔的话来说就是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经济冲动力取代了新教伦理的冲动力与约束，引发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此外，吉登斯的后传统社会理论、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和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理论都从不同视角表征了现代性发展的困境与危机。
现代性的危机表明，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下出现了现代性启蒙理想的悖论，即现代性并未在现代化中兑现其启蒙理想，反而走向了其对立面，成为新的异化、压制与蒙昧。具体展开来说，作为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之总原则的“主体性”，由于主客二元对立走向了极端化与绝对化，主体性变成了统治性，人的解放走向新的奴役，从“主体性的凯旋”走向“主体性的黄昏”；关于历史进步的现代性价值理想并没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实现，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反而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人道主义异化膨胀为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正在对环境和他人的征服中蜕变为“人道主义的僭妄”；特别是作为现代性支柱的理性主义，正在异化为科学主义的独裁与技术乐观主义的狂妄，“有限理性”的揭示使理性万能的神话日趋破产，工具理性的独断遗忘了交往理性的意义，使以金钱化和官僚化为特征的经济、政治系统对生活世界构成了殖民，以及这一切所引发的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失落……总之，现代性启蒙理想遭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异化，作为现代化价值理想的现代性与其现代化历史结果相背反。这不仅未能释放出现代性又应有的解放潜能，使现代性成为一项“未完成的规划”，更意味着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框架和全球化体系中陷入了危机与困境——这就是现代性启蒙理想在其现代化历史发展中出现的悖论。
导致现代性危机与悖论的原因，根本上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矛盾进程中。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方案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的确起到了如马克思所说的伟大的启蒙与解放作用。然而在资本主义统治牢固确立并扩展形成全球体系的进程中，由于其内在矛盾致使现代性发生扭曲，蜕变成异己力量来反对自身。特别是在20世纪中后期至今，以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扩展至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内在危机也随之蔓延全球。 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困境表明，在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中已无法容纳现代性的解放潜能，必须对之进行反省、批判与超越，从而实现全球化情势下现代性的转向与重写。
二、全球化的冲击与现代性的转向
现代性的危机与悖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才得以全面集中显现。全球化的变革对现代性究竟意味着何种命运？全球化在哪些方面对现代性发起冲击并导致其发生转向？这些问题都引起了当代社会理论家的高度关切。
全球化的来临是与各种以“后”字命名的术语相关联的：如后工业社会、后传统社会、后现代社会、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这种“后”字开启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的新的全球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究竟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还是重建，目前学术界正在论争。笔者认为，全球化的冲击导致现代性的路径发生复杂的走向，既有着传统现代性的某种断裂又有着新现代性的生成，是终结与承续、解构与建构的辩证统一。全球化为现代性的解构、变异、跃迁、重写提供了各种可能的空间，使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东方与西方、全球与本土之间进行新一轮的交锋与融合，达到分化重组。虽然目前我们尚无法清楚描述这种分合的明确态势，但全球化正在改写着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为现代性的多向度发展与创新注入着新质。全球化的变革在如下几个方面对现代性形成冲击力，引发着现代性的路径转向：
1、全球化促进了全球性交往与普遍联系，促使现代性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范式，开始超越民族—国家或某一文明圈的界限，形成全球多元一体的新格局。其实全球化并非始于当代，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向全球拓展时就已经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7] (P254-255)按马、恩的分析思路，“物质的”（经济的）与“精神的”（文化的）的全球化使现代性不再只局限于某一“民族”或“地方”，而是形成一种“世界性”（全球性）的特征。特别是有望突破和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特定模式，创造出一种适应全球时代的多元一体的新现代性。当然，这种新现代性就与多元一体的全球性相交融了，它将在多元文明的全球交锋与融合中才能最终生成。
2、全球化引发了社会形态的变迁和文明模式的碰撞，使现代性从工业化社会单向度、单一的现代性转向多向度、复调的现代性。全球化使传统社会形态解构开始向后传统社会转变，在此变迁过程中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呈现错综交叉的全球并存局面。各种社会形态与文明模式既相互碰撞又彼此交融，使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历时的方式而同时共存。这样，一方面就使现代性的内涵更趋丰富多元，能够摆脱由工业化造就的单向度、单一性的现代化模式，为现代性的创新提供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受限于西方文明的固定模式，扩大了现代性向其他文明对话、交流、融合的机遇与空间。当然，此间肯定充满着托夫勒所说的“第三次浪潮”的冲击、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来临的震荡以及亨廷顿所说的后冷战时代“文明的冲突”，但现代性由此不再是某一种特定的形态。由单向度走向多向度、由单调性走向复调性，将是全球化冲击下现代性转向的必然趋势。
3、全球化也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与风险，使现代性由一种确定性的规划变成不确定性的探险，这也要求实现从简单素朴的现代性向反思自省的现代性转变。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性问题与风险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各个层面。这些全球性问题中最关切人类利益的就是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和平问题已经不只是单纯的战争冲突，而是涉及整个“地球村”居民的生存安全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问题；发展问题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贫富分化，而是牵挂全人类命运的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及其在全球社会中的扩张，使得人与自然、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升级，加剧了全球性问题的严峻性与紧迫性；还由于现代消费社会病态的生存状态与工业主义破坏性的实践模式，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问题的风险性，现代社会成为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指明工业主义的一个日益不可把握的阶段。这个阶段更为现代，并且被疑虑笼罩，因为它处于人为制造的自我毁灭的阴影中，提出了自我限制的主题”。[8](P50)高风险性与人为的不确定性成为现代社会结构的品质：“一个普遍性的阴影现代，即工业化的世界性后果的社会，捣毁了旧的工业社会的生活秩序。”[9](P51)因此，面对全球性问题与高风险社会，必须从简单素朴的现代性转向反思自省的现代性，必须从传统的现代化转向“自反性现代化”。[10] (P6)
4、全球化针对现代性的后果还促进了人类共同体的全球主义意识，使现代性由“独白”走向“对话”，由“工具合理性”的独断走向“交往合理性”的共识。全球主义意识是人类面临全球性问题时所达成的理解与共识，以全球视野通过对话达到协调与和解。阿尔布劳认为全球主义是“把50亿人的现实生活作为关注对象的价值观……每一个人都作为世界公民生活着……都在采取共同行动解决全球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11](P50)罗伯森则把全球主义概括为“把世界作为单一整体的共同意识”。[12](P50)全球主义意识主要包括如下要点：整体地考虑我们自己；多元文化与跨民族意识的增长；社会行动者反思性意识的强化；认同的拓展。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诞生的全球主义意识，激发现代性从狭隘封闭的自我独白转向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也使现代性从“工具合理性”的独断转向通过重视“交往合理性”来重建共识的基础。无论是哈贝马斯精心建构的交往行动理论，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后现代主义者极力倡导的差异哲学，还是吉登斯所主张的对话民主理论，都共同表达了全球化时代现代性所应具有的宽容性、多样性、差异性、主体间性与可对话性等品格。惟有如此，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性才不至于重蹈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与文化霸权主义的狂妄，应以谦逊的理性与倾听的姿态吸纳全球多元文明，从而在顺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实现现代性的重写。
当然，全球化的舞台上必定充满着诸多现代性之间的交锋与融汇，但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路向必将受到新的检视与挑战，必将使启蒙以来现代性的发展和自我完善获得崭新丰富的内涵与前所未有的空间。因此，可以概括地说，全球化一方面使传统现代性得以解构与转向，另一方面使多元一体的新现代性得以重构与生成。这样就使现代性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改变着自身的质态与结构，既保留传统社会的基质又吸收后传统社会的新质，既有着与全球化相互涵容、相互顺适的因子又有着与之相互反驳、相互矫正的成分，从而使现代性与全球化之间因充满张力而出现一种辩证的互动。当代社会理论家正是在二者的矛盾冲突与互动交融中开始着手“重写现代性”。
三、全球化语境下现代性的重写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当代社会理论家对现代性的重写主要有如下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1、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1981年，哈贝马斯为批评后现代主义而发表了题为《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规划》的文章，表明了对现代性启蒙理想和理性主义传统的继承与重建立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实践未能兑现现代性启蒙理想，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使工具合理性得以膨胀而使交往合理性遭到压抑，以金钱化与官僚化为特征的社会系统对日常生活世界构成了侵蚀与殖民，特别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下不仅未能释放现代性的解放潜能，反而出现了“合法化危机”。为此，他立足于主体间性与交往理性，重建理性主义的规范基础和社会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平衡机制以拯救现代性的启蒙理想。他明确宣称“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13](P56)坚决捍卫西方现代性思想传统，认为“我们的社会如果想为21世纪全球性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就要依靠这个思想渊源”。[14] (P87)因此他认为“对继续进展的现代性必须加以引导”，[15](P89)以完成现代性这一未竟之事业。
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的确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某些症候，为全球化语境下西方现代性的转向与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但如果只是诉诸西方理性主义自身的批判重建，不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模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全球化体系的不合理性，现代性的重建就无法摆脱时代的困境而找到现实的出路。
2、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1986年，后现代主义大师利奥塔在题为“重写现代性”的演讲中指出，“重写现代性”这一表述“比通常人们进行这类思考时所使用的如‘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更可取”。[16](P25)他认为，“无论是现代性还是上述的后现代性都不能被认定和定义为界限明确的历史实体，后现代性总是在现代性之‘后’到来。我应当说，正相反：在现代中已有了后现代性，因为现代性就是现代的时间性，它自身就包含着自我超越，改变自己的冲动力。现代性不仅能在时间中自我超越，而且还能在其中分解成某种有很大限度的稳定性，比如追求某种乌托邦的计划，或者解放事业的大叙事中包含的简单的政治计划。现代性是从构成上，不间断地受孕于后现代性的。”[17](P26)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一书的序言中高度概括说：“用极简要的话说，我把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18](P3)这种对启蒙以来现代性所建构的科学知识、思辨理性和人性解放三位一体的“元叙事”的怀疑与解构，是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相适应的后现代意识。这种后现代意识并非如哈贝马斯所批评的“反现代主义”与“反启蒙”，而是基于后工业社会的变化对现代性启蒙理想的批判解构与当代重写。“后现代并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要重写现代所代表的某些特征。”[19](P59)
这种“重写现代性”的冲动，与其说是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对现代性的彻底否定和超越，还不如说是现代性的自我矫正和完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意味着现代性在全球化新时代的某种转向与创新。后现代话语对现代性的“重写”，其旨趣在于以解构为建构、以扫清障碍为重建使命，但其结果是破有余而立不足，也引发了现代性价值理想的失落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主义精神的失落与文化虚无主义的盛行。
3、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且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20](P1)这种现代性制度与模式包括四种维度：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控系统和军事力量。随着现代性的全球化拓展，就相应形成了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和世界军事秩序。现代性的全球化拓展是一个不断产生新风险的过程。吉登斯指出，“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风险性，但它同时也导入了先前年代中所知甚少或者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这些参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21](P4)他指出这些严重的风险主要是生态的恶化、全球经济的崩溃、极权主义的兴起与核大战的爆发。吉登斯断言，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而是处于“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时期。因此，他强调“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征”[22](P153)为此，他提出了“反思的现代性”或“自反的现代化”以超越那种“早期的现代性”或“简单的现代化”。这种现代性的转向是因为全球化制造了人为的不确定性风险，促使社会反思性在不断增强，“产生了多样性的要求”，“全球化影响有可能摧毁行为的本土情境，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们会对这些情境进行反思性重组，而这些反思性重组反过来影响全球化”。[23](P53)
与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和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相比，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从制度维度深入反思了现代性及其全球化的后果，体现了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的理性自觉：只有通过反思现代性才能达到重建和重写现代性。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来思考现代性的命运，都充分意识到全球化的冲击力带来的现代性的重大转向，从而为现代性在全球化浪潮中的重写与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考起点和启示。
参考文献
[ 1 ] [ 5 ] 哈贝马斯. 新的模糊性 [M]. 剑桥: 政治出版社，1992. 转引自汪行福. 走出时代的困境——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 [M]. 上海: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0.
[ 2 ] 哈贝马斯. 论现代性 [A]. 载王岳川、尚水.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3 ] 黑格尔. 黑格尔的法哲学 [M]. 牛津，1952. 转引自汪行福. 走出时代的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 [M]. 上海: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0.
[ 4 ] 哈贝马斯. 道德意识和交往行为 [M]. 剑桥，政治出版社，1990. 转引自汪行福. 走出时代的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 [M]. 上海: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0.
[ 6 ]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2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2.
[ 7 ]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6.
[ 8 ] [ 9 ] 贝克. 风险社会中的政策 [M]. 法兰克福，1991. 转引自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8.
[10] 贝克，吉登斯，拉什. 自反性现代化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1.
[11] [12] 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 全球社会学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3]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地平线: 哈贝马斯访谈录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14] [15] 贝克，哈贝马斯. 全球化与政治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16] [17] 利奥塔. 非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1.
[18] 利奥塔等. 后现代主义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9] 杨雁冰、薛晓源. 重写现代性 [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0] [21] 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M]. 北京: 三联出版社，1998.
论文关键词：启蒙话语；现代性反思；启蒙终结论；新启蒙体系
1990年代以来，在学界大规模“现代性反思”浪潮中，启蒙从新时期之初知识界的“共识”沦为反思的对象。在其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均备受质疑的今天，坚持启蒙立场不仅需要一种勇气，还需要学理层面和现实意义上的论证。文学批评领域启蒙话语的论证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重申启蒙话语的历史合理性、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寻求启蒙的思想资源。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呈现了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存在形态。
一、重申启蒙话语的历史合理性
无论是告别启蒙，还是解构启蒙，都是认为五四和1980年代的启蒙文学思潮存在诸多问题。有批评从后殖民立场来质疑1980年代的“国民性批判”理论，认为其受到了西方权力话语的影响；有批评从底层立场和视角出发，认为1980年代的一些启蒙者持的是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同构的精英主义霸权话语；还有批评者将1990年代以来的某些“私人化”、“欲望化”写作的原由简单归结为启蒙文学对人性的张扬。在新的理论视野和时代语境下，1990年代以来对启蒙话语的反思呈现出诸多前人不曾意识到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偏颇。
为此，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合理性进行重申，就成为坚持启蒙立场的批评者正本清源的第一步。一些批评者重新论述了1980年代启蒙话语产生的现实意义，学者徐友渔驳斥了“后学”对启蒙的否定态度，认为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并不是如一些后现代批评者认为的是对西方话语的臣属，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李新宇的系列文章中也以知识分子话语为主题，有力地批判了所谓的1980年代知识分子“启蒙话语霸权”说，论述了启蒙话语之所以成为1980年代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是有着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同样是“重返80年代”，在一些后现代批评视野中，是“为了告别的反思”，目的在于解构1980年代一些理论话语不言自明的合法性；而在一些启蒙话语的捍卫者这里，却是为了重申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合法性。在这里，“如何反思80年代”，不仅是一种学术问题，还是一种立场和态度问题。
面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解构者的立足点多为其倚重的理论资源，他们的反思主要是在一种新的理论视野中展开的，较少关注具体的时代语境。如“后殖民”批评认为启蒙话语是一种“西方化”甚至“殖民化”产物，而一些“新国学”批评则认为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对传统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带有激进色彩。这些批评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认识是基于新的理论生发的新的批评视角所致，但这些“后见之明”如果不充分顾及1980年代启蒙话语产生的具体时代语境，就难免会在“后见”中渗入一些“偏见”。
与此对应，启蒙话语的捍卫者注重的是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面对那些解构启蒙的话语，这些现实意义固然能够解释启蒙在当时的必要性，但还缺乏足够的理论力量来对抗解构者在理论层面的一些质问和质疑。理论资源的相对薄弱使得他们在咄咄逼人的“反启蒙”理论话语面前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我看来，反思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应该同时兼顾现实意义和理论反思两个方面。1980年的“新启蒙”之所以遭到如此多的责难，主要是人们将它置入“后现代”、“后殖民”和“新国学”语境中的缘故。实际上，它最应该置入的是1970年代中前期的“反现代”思潮和“蒙昧主义”语境中。谈论1980年代是无法离开“”后这个大的时代背景的，任何把1980年代从具体的历史规定中抽离出来然后加以奚落的做法都是不负责任的。同时，肯定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并不是说明后来者的反思一无是处或者毫无必要。面对1990年代以来的时代语境，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一些命题的意义和价值取向是应该做出一些适当的转换和调整。
因为“意义”从来就是相对于某种特定的话语系统而言的，当一种命题本身所附着的话语系统消逝或者转变之后，它的某些意义也就相应地失去了存在依据。不同的语境也在置换不同的时代命题，一些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话题和选择，时过境迁它所针对的问题已经取消，这种话题本身也就无足轻重了。所以对于启蒙的捍卫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一味强调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而是如何面对1990年代以来时代语境，来寻找和发展启蒙话语的时代命题。
二、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坚持启蒙立场
当下已经“无蒙可启”，这是“启蒙终结论”者宣布“终结启蒙”的重要理由之一。尤其是一些倚重后现论资源的批评者，他们极力将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现象纳入后现代主义理论框架来阐释，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由大众传媒支配的，以实用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多元文化构成的”“后新时期”，启蒙话语的权威性已经结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文学的“世俗化”走向所蕴涵的犬儒化色彩不仅毫无批判意识，反而积极地为之寻找理论支持。
后现代批评之所以宣布“启蒙已无必要”，是认为当下中国已经具备了“后现代性”因素，这种因素潜在地解构了启蒙的文化语境。所以捍卫启蒙的一个重要策略即是对当下的文化现实进行阐释，重新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不少批评家对1990年代的文化语境进行了重新阐释，丁帆就将当前的文学形态概括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同步渗透的文学”，更多学者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启蒙的任务不可逾越，只要这一目标还没有实现，历史就必须进行补课。持这种“补课观”的批评者不在少数。
1990年代中期，“新国学”和“后现代”在“重估现代性”的旗帜下对启蒙主义进行清算时，高远东就以长文《未完成的现代性——论启蒙的当代意义并纪念“五四”》做出回应，十余年过去了，这篇文章的意义仍然不减当年。该文回应了“新国学”和“后现代”思潮对于启蒙主义的质疑，指出了它们内在理路上的同构性，特别对后现代批评做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后现代反思启蒙主义有着具体语境，即便是在它产生的西方，也不具有一种普遍意义，这些理论旅行到中国之后，又被加以误读。其实在西方被质疑的一些启蒙命题在中国并非都失去了意义。
后现代文化及其理论的植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启蒙的文化语境，而且增加了启蒙的难度。当下启蒙所处身的文化语境使它面临的任务更为复杂：首先，它必须延续1980年代未完成的对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批判；其次，它还要面临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与挤压，对西方启蒙历史上业已出现的问题给予充分警惕；最终它要面临的问题还是当下中国由于“文化滞差”的畸形现实而出现的新的蒙昧，这才是启蒙的真正难题。它既不能依靠启蒙主义的固有思路来解决，也不能在西方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下来解读，而这些关涉到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经验并处于西方学者视域之外的问题，才是我们必须自己面对和解决的。
三、寻求启蒙的思想资源
寻求批评的价值尺度和思想资源，是启蒙批评的最终落脚点。思想资源的找寻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返回历史，在历史中寻觅适合当下的理论资源；二是针对现实的新问题，进行新的体系构造。这两种理路在当下的启蒙批评中都有着自己的实践形态。在这个消解启蒙的语境中，启蒙批评的意义无须多说，这里我要重点分析的是它们在返回历史和体系构造中存在的问题。
先看返回历史的一路。将启蒙话语的思想资源追溯到“五四”，是目前坚持启蒙立场的批评者的一种思路。新时期之初的文学批评曾策略性借用“五四”思想资源将启蒙话语合法化。新世纪来临，文学批评又一次重返了“五四”。2004年，丁帆曾明确宣称“重回‘五四’起跑线”已经成为他近年来为文的“潜在宗旨”，并重申自己的批评立场和价值尺度：“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环链中都有一个恒定的、超越一切时空的价值标准，这就是以人性与人道主义为底线的人文价值标准。”而“文学批评和研究只有紧扣着五四现代人文精神的母题，才有根本出路”。
重祭“五四”的旗帜，是为了给文学和文学批评重新找到一个价值基点，这就是“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这种启蒙立场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中体现得更为集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它看做是198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又一次重申。
该书的《绪论》阐述了全书编写的指导原则、方法和目的。在开头处，编者就阐明了编写这本教材的初衷是“想实实在在地去思考一些被许多历史阴影遮蔽了的问题”，“做一项正本清源的基础工作”。编者在批评了当前批评界存在的“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等“反现代化立场”后，表明了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为了使历史‘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合乎逻辑地衔接起来，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的标准，这就是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所有这些，都是五四启蒙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
在反现代性和消解启蒙成为时髦的今天，作为一部文学史对现代性尺度的坚持、对五四精神的捍卫、对“人的文学”标准的高扬，这一切都因为难能而可贵，但其中的一些方法和立场还是让人有些疑问。
以五四为准绳，以人性为底线，《新稿》一方面将“当代文学”理解为“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另一方面以启蒙立场对种种反现代、反人性的症候进行审视。这样，历史的“链条”～如编者所期望的那样完整、合乎逻辑。但是当代文学史是否就是一部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对立统一的历史呢?在这样的框架中重新解释文学史，显然是将复杂文学现象置于启蒙立场的准绳上衡量，很可能会遮蔽或误读一些作品的意义，对文学史写作来说，也容易将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从而将复杂的文学史景观本质化。
同时需要商榷的还有“五四”这个精神旗帜，上述批评之所以能够水到渠成、左右逢源，是它将五四启蒙精神作为文化旗帜的缘故，但是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目前的文学批评在什么意义上接续了五四精神?这一切都被一个“现代化”笼而统之地覆盖了。实际上，“五四”本身也蕴涵着不同文化精神，由它开始的启蒙运动没有能够继续下去，除了外在的社会变动之外，与“五四”本身身分复杂和充满矛盾是有关系的，这一点在后来的批评者的反思中都可以看到。“五四”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固然有着深远影响和意义，但如果将它化约为“启蒙”并成为衡量后来所有时代文学的价值标准，一概用永恒不变的启蒙立场对不同文学时段加以梳理或评判，显然有些不太合适，尤其是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象。启蒙固然是文学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但决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文学的全部。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担心这种启蒙批评成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可能有些多余，我想诸位主编如此高调地提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启蒙立场，针对的显然是当前批评界的一种消解启蒙、反对现代化的倾向，以此来重申启蒙立场对于文学批评的必要性。如此看来，这种矫枉过正的姿态不难理解。
回归“五四”，既是一种话语策略，也是一种无奈之举，高调的姿态掩饰不住的仍然是启蒙批评思想资源的匮乏。如何探求新的启蒙思想资源，并重新激活它在当下语境中的潜在能量，建构当下新启蒙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成为一些致力于启蒙思想研究的批评者关注的重心。
新世纪开始不久，一场关于“新启蒙主义”的争论将启蒙这个似乎被冷落已久的话题重新置于学术前沿，这场争论是由张光芒的长文《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引起的。在对中国启蒙思想的特点和缺陷进行分析之后，张光芒试图对中国启蒙资源进行根本上的重构，这就是他提出的以“道德形而上”为核心的“新启蒙主义”思想体系。
“人”的问题是张光芒构筑新启蒙体系的立足点。他认为中国的启蒙本意在于“立人”而不是“救亡”，由此，他将启蒙的问题锁定在“立人”方面。围绕着“人性启蒙”问题，张光芒从历史、理论、现实层面上论述了对“新启蒙主义”的深层需求。历史地看，近现代和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时”；理论上说，1990年代以来，“现代性”反思的诸种学说将启蒙问题驱逐出理论视域的同时也驱逐了启蒙的内在价值与永恒意义，导致了启蒙问题的狭隘化和边缘化；最后，“新启蒙主义”是对现实深层需求的回应。他认为当下文化表象背后的真实面目是——愚昧与偏见，启蒙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当务之急。“道德形而上主义”即是张光芒为当下“人性启蒙”所开出的一剂药方，也是他给中国屡屡挫败的启蒙历史做出的诊断。在批判了中国启蒙历史过于实用化的特点后，他构建了以道德为核心的“形而上启蒙”，并设计出“人性解放——人性上升——人格完成”的启蒙“三部曲”。
显然，“道德形而上主义”是借助文学启蒙来达到人性启蒙的最终目的。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的那样，这种观点虽存在着一定偏激，“但却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砭意义”。在这个启蒙备受嘲讽、反启蒙的力量甚嚣尘上，但是人们却被一种“傲慢与偏见”裹挟着的当下社会，在这个蔑视道德、“人性最底线”一降再降的时代，在这个崇尚实用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语境中，道德的启蒙有着它不容置疑的现实意义。“道德形而上主义”将通向人的自由和超越的“人性启蒙”分为三个层面，将启蒙的最终完成归结到“自我启蒙”和“自我拯救”方面，这种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启蒙设想，是有意识将启蒙与现实中国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的一种努力。在他看来，当前中国启蒙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西方的“启蒙的辩证法”，而是“欲望的辩证法”。在这个泛滥、金钱角逐、精神分裂的时代，我们不仅要面对历史遗留的由封建土义，至专制主义造就的蒙昧，还要面对欲望化时代一种新的“愚昧与偏见”，道德形而上主义是批评者面对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启蒙任务而提出的一种路径。
仅就当下启蒙的实践层面，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的“新启蒙”体系不失为一种“人性启蒙”的可行性道路，但是这种新启蒙体系是通过文学途径来阐释的，它实际上是在启蒙问题意识的背景下生发的文学启蒙问题，这就给它的阐释和实施带来了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我无意于评判中国启蒙历史的功过是非，也无意于探究道德形而上主义究竟能否最终改变启蒙的困境，在此仅仅在文学范畴内探讨张光芒的这种新体系构建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启蒙的视角来研究文学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但是我并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无论哪一种思想和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在现时代的实践意义上看来，都具有‘启蒙’的意义”口。启蒙作为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固然在中国的本土实践中具有自身的文化特征，但同时它还是一个有着特定范畴的概念，如果过分夸大了启蒙的内涵和外延，也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它的意义特征。以挖掘中国本土启蒙思想的心态来关照百年新文学，张光芒“从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历史客体深层中发现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原创思想与内在逻辑，许多为传统性研究轻视甚至遮蔽排拒的历史现象被纳人‘启蒙文学思潮’范畴，给出新的界定、新的阐释”，这样在使得中国启蒙文学的内在脉络得以延续、启蒙文学思潮不断壮大的同时，却出现了另一种吊诡一——“丰富复杂的新文学”在他的笔下只剩下两个字：“启蒙”。对于本土启蒙文学思潮的挖掘产生了这样的阅读效果，这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就以他对20世纪“50一70年代文学”“启蒙”意义的阐述为例。首先，张光芒认为这一阶段的文学之所以起到了重大的启蒙作用，是因为它具备了震撼人心的“道德形而上”力量。这个观点是大可质疑的。作者认为它“启蒙”影响大的原因是：存在时间长、受众大、对人生价值观影响深远。这的确是一种实情，但这并非它产生所谓“启蒙”作用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50～70年代的特殊语境，这样的文学是决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的。那些作品之所以在当时会产生批评者描述的那种“启蒙”效果，既是当时单调贫乏的文化土壤造就的，也是政治意识形态无孔不人教化的结果，如果无视这样的现实，大谈道德对人的净化和影响，可谓一叶障目。
再者，如果我们还承认“启蒙”的内涵是将人“从蒙昧中解脱出来”，那么认为“50一70年代”的主流文学蕴涵着道德“启蒙”色彩并具有“启蒙”大众的人生选择的观点虽不失新颖但不脱荒谬。这一时期的文学尤其是作者陈述的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学，无不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去阐释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如果说“启蒙”是让自己具有自主选择自己道路的能力，那么我决不认为塑造了这样的“英雄”的文学作品起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作用。批评者弃“启蒙”的真正本质于不顾而大谈“启蒙”，无异于舍本逐末。
关键词：古代；蒙学教育；历展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41-03
中国自古以来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中国文化早就意识到启迪儿童心灵和智慧的重要性。蒙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文王所著的《易经》，其意思为若在蒙昧无知的时候，认真学习，修养正道，便可成就圣人之伟业。从字面上看，蒙学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启蒙文学。后来人们才渐渐将其与儿童的启蒙学习相联系，故蒙学之教导儿童学习是后人才赋予的意义。因此，蒙学又有“蒙馆”之意，是儿童学习的地方。在古代，蒙学教育贯穿始终，古人尊崇圣人之道，儒家之思想。儿童年龄尚小，不能明辨是非，对于社会交际礼仪多为苍白的理解。古人开设“蒙馆”进行正确的启蒙教育，教导儿童，使其摆脱幼稚蒙昧。通过教育的手段让儿童明辨是非，学习圣人之道，明白圣人之为圣，以圣人之礼仪言行要求自己。对于蒙学一词，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蒙学的含义并非如此简单。例如：有些学者认为蒙学来自于《易经・序卦》中的“蒙者，蒙也，物之维也。”针对此问题，文章将在下文进行较为简洁的论述。
对于蒙学的含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则认为蒙学是一种教育机构。第二种观点是将蒙学看作是一个特定层次的教育。第三种观点大致将蒙学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一般对于八至十五岁的孩子进行的启蒙教育活动或者是对于这些小孩子进行启蒙教育的私塾就是狭义的蒙学。除此以外的并含有教育所需教材的，私塾规定的礼仪言行以及古代学者关于此类现象的理论著作，便是广义的蒙学。对于蒙学的概念，很多学者都有着自己的看法，但是将其囊括总结起来，其本质是一致的。本文认为：蒙学是指我国古代家庭、社会、学校对儿童进行的早期启蒙教育，又称童蒙教育、蒙养教育或启蒙教育。其目的是通过对儿童进行基础的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的道德养成教育来启迪儿童智慧、培养儿童品德，使之健康成长。教育对象是蒙养阶段的儿童即蒙童，其年龄段大致为七八岁左右或更早。从入学时间和教育程度上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阶段。教育者被称为蒙师，为蒙童所编写的蒙学读物或教材被称为蒙书、小儿书、蒙学书。
一、古代蒙学教育的萌芽期
我国的蒙学教育在殷、周时期已有记载。原始社会末期主要特征尚没有系统的教材、成熟的教法，在官方的教育机构中一般情况下是不包含蒙学教育的，所以它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私学的形式出现，蒙学只能是一种私有的教育教导方式，只有少数上层社会阶层才能享受。夏商两代，蒙学读物无史料可考，唯西周有相关文章记载，相传出自于周宣王时期的《史籀篇》，东汉班固书中有相关记载：“《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此书现已亡佚。据班固所云可知该书为“史官教学童书”，属于识字教学读本一类。我国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学校性质的机构成均和庠。《礼记・文子世子》郑玄引注董仲舒的说法曰：“五帝名大学日成均。”根据记载和考证，可以推论出学校在夏代时就已经建立了。到了商代，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而国学又分为右学和左学。右学在西郊，为大学；“左学，为小学，在国中王宫之东”。乡学则指的是“序”，礼乐教育成为其基本内容。“左学”和“序”属于小学性质的教育。西周时期学校已有较完备的制度，西周贵族子弟的训练过程是先经家庭教育后再进行学校教育。贵族子弟从小在家庭中接受基本的生活技能和习惯的教育，进而教以初步的礼仪规则，确立初级的数的观念、方位观念和时间观念。比较夏商两代，西周的贵族家庭教育已有较大的进步，能够按照儿童年龄发展提出不同要求，有自身明确的教育方向和目标。
根据《周礼》和《礼记》等相关文献的记载，早在西周时期，官府教育机构就分有“国学”和“乡学”国学的主要设置点是在王城和诸侯国都，乡学的设立是按政府机构的大小分别设立的，如州设序，党设痒，而闾里则设为塾或者是校。国学里是按照学生的年龄与程度可分为大学与小学两级。根据家庭政治地位的不同，学生进入小学的年龄有早有晚，越贵者入学越早，反之则晚。天子所设大学有五学之称，即辟雍、成均、上痒、东序、瞽宗。西周王朝衰落之际，上层建筑统治开始受到动摇，到了春秋时期，封建经济不断发展，奴隶主制度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遭受封建地主的反抗，周朝开始没落，贵族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想封建地主转化，贵族官学渐渐衰退取而代之的是私人的自由讲授“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春秋战国期间，各国虽然无学校，但未尝无教育，国家有保傅之官，教育王太子，而“士农工商四民”之子，则就“父兄之教”。由此可以判断，逐渐失去政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和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后裔其启蒙教育主要依靠保傅之官，而小民后裔主要接受家庭的启蒙教育。
二、古代蒙学教育的转折与发展期
1.秦汉魏晋开始是我国古代蒙学教育的发展期，以识字为主要功能
秦始皇灭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混战局面。秦国统一六国后，为巩固自身阶级统治，焚书坑儒，用暴力控制言论和学术研讨，废除了官学，也禁止私学。为使语言文字统一，秦国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新制定了学书内容，又有李斯、赵高、胡毋敬等人合力编写的三本书，这三本书分别为《仓颉》，《爱历》、《博学》，这些书并没有使用很久。到了汉代，出现了书馆，其教师称之为“书师”。书馆规模较大，学子也是数量众多，由此可见汉代对于蒙学的重视程度，因而汉代对秦的字书进行了修正改编。这三本书在汉初又被“阆里书师”合为《仓颉篇》。此后史游撰《急就篇》，周兴嗣编《千字文》，均流传于后世。
2.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学和私学是蒙学的主要教授方式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处于混战时期，社会动荡，但同时又给文化学术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期。在此期间，蒙学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类是集中识字教育即以“书馆”为主要教育形式，一类为初步经书教育即以“乡塾”为主要教育形式。从蒙馆教育用书中，可以将其分类：一是识字读书，二是读文读物。在基础教学中的识字教育大部分都是使用西汉时期的教材，到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大同年间，出现了新的读物，即是周兴嗣编纂的《千字文》。该书和西汉字书《急就篇》成为蒙学的主要读本。读文读本内容大多是简单的经书，现已无法考证其具体内容，儒家经典的《论语》以及《孝经》等书籍，其教育教学方法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综上所述，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化大融合时期，国家注重教学，其中最为侧重的是经学教育，因此使得蒙学的初级读物内容多为经书。此期间，读经教育的出现，使得蒙学语文教育与口语型书面相分离向着文言型书面语言教育的方向发展。
3.唐宋时期的蒙学教育，官学、私学与家学都有所承担
唐宋时期，是史上难见的盛世之时。特别是唐朝，农业方面，手工业以及商业都很发达，政治开明，人们生活稳定社会和谐。在这一时期，精神上的需求相对于其他朝代更为重要。盛世大唐，注重教育事业，完善传统教育机制，积极发展官学，同时扶持私学，共同发展。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唐朝的教育体系较为完善，教育基础也得到了长远的发展，例如：京师州县办了官方的小学，地方民间则有乡学、小学、乡塾等。另外一些士大夫还在家中设学亲自教授或者观看子孙受教。有史可鉴唐朝的政治以及教育事业的扶持力度为宋元时期蒙学教育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宋时期的蒙学教材也有一定的发展。唐代有诸多新编蒙学读物，例如：《初学记》、《俗务要名林》》、《杂字》、《杂抄》、《太公家教》、《蒙求》、《兔园策》、《女论语》等，影响最大的蒙学读物主要有《太公家教》、《蒙求》、《兔园策》内容独具特色，富有张力的语言，对后来的蒙学读物编写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在《蒙求》的基础上编撰出来的《史学提要》和《名物蒙求》等。另外，唐代蒙学读物的重要内容包括古代儒家经史，宋初成书的《百家姓》、宋末所编的《三字经》与前代的《千字文》构成的识字教材。唐代新编《太公家教》，适用于小孩子的道德教育。宋学家们亲自编写蒙学教材，订立道德行为规范，强化封建伦理道德，如吕本中的《童蒙训》，朱熹的《童蒙须知》、《小学》等。还有为适应科举直接或间接要求而编写的《兔园册》、《蒙求》、《书言故事》、《神童诗》、《小学绀珠》等。这一时期的蒙学教育方法依旧以识字教学为重点，其蒙童要跟着教师学习读书认字，通过熟读背诵蒙童读物来强化认字能力。运用“六书法”进行字形教学。写字教学与读书教学没有捆绑在一起，而是进行分开学习。唐代的书法家字迹在写字教学书里用来让蒙童临摹学习。
三、蒙学教育的延续发展与兴盛期
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蒙学的进一步发展和逐渐鼎盛的时期，以教授三纲五常道德规范以及知识为主要功能。
元朝的蒙学教育，纵观元朝历史来看，终不过是个过渡期。从宋代蒙学的教育机制的完善和制度化向明清时期的程朱理学转换，元代的蒙学教育即尊崇经书，同时也有较深的宋性思维掺杂其中。元代的教育内容较为混杂，例如：元代教材多沿用前代的教科书，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纳入教育范围。在蒙学教育中，朱熹也是被纳入其中的，只是要求不深入理解，而是稍稍地作为了解并且知道其内容罢了。元代的蒙学多实行“分斋教学法”，即按照学生所读的书分“班”教学。元代蒙学的主要形式是“社学”，它得到中央政府的法律认可，普遍设立，在明清时期更是风行，成为乡村民子弟接受启蒙教育的主要形式。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机构发展到明代达到鼎盛。明代蒙学在办学体制上官学、私学并举，形式多样、种类齐全。官学，主要是社学，另有义学，也叫义塾。私学，有蒙馆、家塾等。蒙学教学的基本程序是识字、写字、阅读、属对、作诗、作文。分为识字阶段和读经阶段两个部分。识字阶段的蒙童使用《童蒙训》、《小儿语》、《小四书》、《幼仪杂箴》、《日记故事》、“杂字”等教材；读经阶段的蒙学教育主要包括写字、背书、理书、属对和简单的阅读写作训练，选用教材为“四书”、“五经”、《龙文鞭影》、《幼学故事琼林》、《声律发蒙》等。
宋代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治制度有所改变，学术著作以及文化的传承相对比较自由化，蒙学教学在此期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唐朝一样，宋朝政府更为重视教育，而蒙学教育是重中之重。政府多次颁布时令在各地方设立小学，加强蒙学教育。宋代的蒙学根据设立的性质可以分为民间办的私学，和政府办的官学。宋代由政府办的蒙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设在京城宫廷内的贵胄小学。还有一类蒙学是由民间设立的私学。它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有的称为小学。宋代的蒙学教材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编写蒙学教材的经验，并且开始出现分类按专题编写的课本，从内容上看大体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综合性的，以识字和常识教育为主。《三字经》是中国古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本综合性蒙学教材。第二类是道德教育类的蒙学教材，这类教材是专门为培养封建道德观念和封建社会里修身处世的态度而编写的教材。主要包括：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陈淳的《小学诗礼》等。第三类是历史教材与历史故事书。第四类是诗歌教学的教材，如朱熹的《训蒙诗》、陈淳的《小学诗礼》，以及《神童诗》、《千家诗》等。第五类是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教学的教材，以宋代方逢辰的《名物蒙求》为代表。
回顾我国古代蒙学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我国的蒙学教育最早出现在殷、周时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秦汉以后由于经济政治的原因，蒙学的地位逐渐抬高，蒙学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官办教育机构中一般不含蒙学教育，所以它大多以私学的形式出现。我国古代蒙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随着历朝历代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蒙学教育体系逐渐趋于成熟，然而，我国古代蒙学的发展历时数千年，笔者凭个人之力无法在短期内对历代蒙学的情况逐一翔实记录。但同时笔者根据客观事物存在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就蒙学发展情况作为突破口，见微知著，找寻出一些规律性因素。既充分肯定前人探索规律的意义，利用前人的经验，也正视其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为今日学前教育的教材、教法等研究提出更多建设性的构想与方案。
参考文献：
[1]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92.
《月光启蒙》一文词浅意深，言近旨远，其中穿插的民谣童谣易于激起学生的阅读兴趣，但也增加了学生厘清结构层次的难度。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细读课文，把他们带入课文的情境，去揣摩课文特点，厘清课文脉络。首先，教师激发学生：“同学们在初读时已经了解‘启蒙’一词的含义，就是使初学者得到基本的、入门的知识。那么，童年时代的作者从谁那儿得到了文学启蒙呢？既然妈妈是作者的‘启蒙老师’，为什么作者却用‘月光启蒙’作题目呢？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呢？课文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地铺展开，让我们去体会作者所表达的这层意思的呢？”让学生带着这些疑问去读课文，把学生诱入一个多彩的语言空间，探究作者是怎样想的，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让学生站在新的高度去触摸文本，不断提高其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
学生带着诸多疑问去读课文，教师又该如何点拨呢？例如，导读第1自然段：“作者在文章开头为什么先写‘童年的夏夜永远是美妙的’？作者从哪些方面感受到夏夜的美妙？你从哪些词语中读出了作者的这些感受？”讨论这些问题，让学生体会到夏夜“柔和的月色”，母亲伴着月光，深情地为我吟唱“动听的歌谣”。在这样的情境里，学生们感受到母亲质朴地把自己受到的东西感染传承给作者，才使作者“童心豁然开朗”。因此，写景、写歌谣、抒情，都是为了表达母亲的文学启蒙使作者刻骨铭心，终身不忘。寓情于景，以景托情，体现了作者构思的巧妙。
二、 理解词句内涵，体味作者对文化的审美视角
课文用了很多自然段记录了母亲当年在月光下吟唱的民歌童谣，这些民歌童谣浅显易懂，具有“明快、流畅、含蓄、风趣”的特点，学生很爱读，这是课文的重要内容，却不是理解课文的重难点。作者将这些歌谣铺陈开来，让它融到特定的意境中，让人产生联想与想象，从而获得审美感受。在导读时，要注意引导学生理解一些关键词句的内涵，体味作者独特的审美视角。
教师要让学生充分阅读课文，从中受到感染。导读第1自然段，教师可设计两组问题让学生讨论思考：（1）“我”为什么会感到“童年的夏夜”是“最美的时辰”？作者为什么这样写？（2）母亲唱的童谣，给了“我”怎样的感受，产生了哪些联想？你从哪些地方读出来的？第一组问题是让学生从“散去了”“出齐了”“升起来了”“柔和”“洒满”等词语来体会夏夜的“美妙”，月光下的恬静、安详；从“搂着”“唱起”体会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听她吟唱，该是多么幸福而美妙啊！作者这样写，就是为了把我们引进夏夜美妙的情境。第二组问题是要学生通过“轻轻的”“三月的和风”“小溪的流水”“飘满”等词语，来感受母亲“甜甜的嗓音”和“吟唱”的“深情”，让学生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体会母亲那“芳香的音韵”永远留在作者的记忆里。通过“清苦”“丰富”“不长五谷”“却长歌谣”等词句，体会作者生活在中华民族的摇篮里，故乡的人民有着不畏艰苦、积极乐观的品格。通过“天资聪颖”“把故乡的爱”“伴着月光”“豁然开朗”等词，体会母亲质朴地把自己受的文化感染传承给孩子，这也正是“月光启蒙”所包含的意思。
导读第2大段，可让学生读好第6自然段，通过“沉浸”“玉石雕像”让学生想象作者听母亲讲完神话故事，沉浸在“高深莫测”的“神话世界”的情景。这时，他看到了母亲沉醉于美丽动人的神话世界的形象，心中充满对母亲的爱。
三、 挖掘内在联系，感悟课文深刻的蕴含
[论文摘要]“五四”时期，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理论受到争议，笔者通过悉心研究，试图全面深刻地揭示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的实质。而且，只有深层次地了解“五四”特定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沈从文一生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精神。
文学史上常有这样一种文学现象：一定时代的文艺思潮固然对于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但一时的文坛上某些有关的文艺问题论争，又往往与参加过论争的作家的文艺创作长期实践并不是一回事。“五四”时期，沈从文用自己的心路与创作历程证明，他走的是一条与其他作家迥然有异的创作道路。一方面写作于沈从文是源于一种生命永生的渴，由此生发而体现了一种民间审美、民间创作立场；另外一方面，沈从文努力提高与凸现出“五四”传统的个性主义，对这一传统中的精神与超越维度进行张扬，同时，对“五四”某些创作精神又重新进行某种调整。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五四”时期，沈从文创作思想上的复杂性、两重性——进步与保守。
一
沈从文一心向往之的是“五四”时期的“人生文学”，他在《窄乍而霉斋离闲话》中写道：“‘京一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过一时节国内诗歌的兴味，对人以一个伸士或荡子的闲暇心情，窥觑寒冷的地上人事，平庸，愚卤，狡猾，自私，一切现象使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对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的老派头，所以老杜的诗歌，在精神上当时还有诸诗人宗拜取法的诗歌。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愿力宏伟。弃绝辞藻，力朴质，故人生文学这名词却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他还说要“重新把人生文学这个名词叫出来？”颇有努力承续“五四”文学的精神传统的意图。然而，他所厌弃的时代现实却正是“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产物，或者说，由于“五四”启蒙传统中的某些因素发生恶性畸变，从而导致了沈从文所厌弃的负面效应，于是当沈从文意图提出一种矫正时弊的策略时，他并不对“五四”传统进行简单的否定，而是企图以携带了当代教训的眼光去反观“五四”传统，对之进行重新审视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传统进行历史救济意义上的重新发挥，以期挽救这一传统的自我否定式的恶性发展。
沈从文企图对“人生文学”的口号作某种调整性的发挥。“五四”启蒙思潮以其对自然人物与平民意识的高扬而冲击与瓦解了封建士大夫的意识统治格局。这一点，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中有所昭示。周氏强调人是“从”动物进化的”“，这向我们显示，人的动物性生存本能在当时获得了思想界的正视与肯定，人的风俗日常生活得到了价值肯定，这种观念对于文化领域内的职业化，商业化潮流多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这一点上说，沈从文所厌恶的“海派作风”的形成与“五四”提出的这种启蒙观念的普及与扩展多少有联系。
我们看到，浓从文在继承“人的文学”这一观念时，又对其观念重新进行了某种调整，他在相当程度上表露出对于人的动物性的生存层次的鄙视，而更加强调了人性中对于动物生存状态的超越因素。尤其是在涉及文学工作的时候，他似乎认为，写作是一种将人的生命从纯粹自然的动物性存在提升到人的层次的一种方式，沈从文认为，某些作家的写作，其动机就是为获得多数读者，一方面可藉以“弥补作家人格上的自卑情绪，增加他的自高情绪”，使他觉得“活下来，有意义”；另一方面可望获得丰厚的收入而过上稳定的生活，这两方面都可以“使作者个人生命得到稳定”。因此，沈从文有些尖刻地认为：“一个作家有意放弃多数，离开多数，也可以说不仅得违反流行习惯，还近于违反动物原则了①。
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动物本能层次的生活了。沈从文认为，写作是出于一种生命永生的渴求，这一“永生的欲望”是产生于生命的痛苦之中的。沈从文对于生命的痛苦显然有着深刻的体验，“任何人对死亡想要逃避，势不可能。任何人对社会习惯有所否认，对生活想要击破藩篱，与事实对面时，也不免要被事实无情打倒，个人理想虽纯洁崇高，然而附于肉体的动物基本欲望，还不免弃得拖泥带水。生活在人与人相挨相撞的社会中，和多数人哺糟啜醴。已感觉够痛苦了。更何况有时连这种贴近地面平庸生活，也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有些人常常为社会所抛弃，所排斥，生活中竟只能有一点回忆，或竟只能作一点极可怜的白日梦……” ②。作为与生命的痛苦体验的对抗，写作既是一种娱乐，一种表现，又为一种与性本能有关的永生愿望所驱动，成为生命重造的方式。
当然，沈从文通过努力提高与凸现“五四”传统中的个性主义文——对这一传统中的精神性与超越性维度进行张扬，来反抗由于“五四”启蒙传统中的另一部分——平民意识与实用理性膨胀而成的当代现实。因此，他对于“五四”启蒙传统内含的关怀社会民瘼的精神倾向也颇为崇仰，甚至对于这一精神倾向所渲化而成的对政治革命的急切意图与兴趣，他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理解。尽管他时常对革命文学作者与作品有所指摘，但是对于像胡也频，丁玲等这样真诚严肃地从事文学道路的探索的作家，他仍们抱有相当的尊敬。认为他们是“把自己一点力量搁放在为大众苦闷而有所写作的作者”。他有时甚至这样表示自己对革命文学作家的社会关怀意识的赞赏：“诗人扩大了他的情感，使作品变成用具，在普罗作家的有些作品里，却寻找得出那些成功因果的。”所有这些都非常清晰地体现出他对“五四”启蒙传统中一脉流传的民族救亡与社会干预意识的认同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这一意识的急进形态，急进工具论文艺观保持相当的距离与警惕。
二
“五四”启蒙思潮中存在着两条思想脉络：个性主义与社会救亡意识。这两条思路在“五四”以后，由于各自的畸形扩张都导致了一些弊病，而沈从文则企图将这两条后来平行乃至相悖反的思路进行调和、平衡起来，从而产生出一种与当时的“时代”精神迥然异趣的健全而有效的思想路径。沈从文从自己的创作体验出发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文学如何才能依据自己的特点与优势，有效地发挥其社会职能，达到从“五四”启蒙主义者到左翼作家们都一直企图达成的“社会”的目的。而在这个问题，沈从文的选择持续鲁迅改造国民性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即通过对每一个国民个体的人生观的改造来达到社会改造与民族振兴的目的。出于一种对文学的虚诚以及对于读者的责任感。沈从文几乎是本能地对这一“时代”潮流进行了反抗与阻击。
对20年代中期以后的新文学运动评价不同的是他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评价颇高。他认为正是这个文学运动及其产生的新文学作品，在多数国民中培养革命的幻想，坚定了革命的信心，推动了北伐战争的成功③。所以他大声痴呼：“我们实在需要作家！一个具有独立的思想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的一切症结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到了什么的报应。若此后再糊涂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将尽些什么，且后来如何尽力” ④。他把文学看成是“支配政治，改造社会，教育群众”，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无形工具，这虽有过高估计文学的社会力量之嫌，但从理论意图上想把文学从政治化与商品化的泥淖中拉出来，让人们重视文学的本性与独立性，是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的。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是和“人的文学”的倡导为一体的，而新文学对“人”的发现，又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文学相当于文化启蒙的责任，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他们占大多数，从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而这个基本状况是要被新文化改变甚至改造的，所以这蒙味的民众就成为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
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思络和文学叙事模式，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里的人物，大多数应该放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是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似乎颠倒了启蒙与被启蒙之间的关系，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身上“受到”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更核心的问题，还不在于沈从文写了别人没有写过的这么一些人，而在于，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影子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蒙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
不过，作为新文学作家的沈从文，身处启蒙的大潮中，有时也不免受其熏染，以致产生疑惑。他的小船因为需要加了个临时的纤手，是个老头，看到那个老头为一点点钱那么出力，他就想：“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过为什么活下去这件事？”继而联想到“我这一生来无所见到的人，似乎并不想起这件事，城市中读书人也似乎不大想过的。可是，一个人不想到这一点，还能好好生存下去，很常奇的，总之，一切生存就是为了生存，必有所爱方可生存下去。多数人爱金钱，爱吃点好东西，可以从容生活下去，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死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种少数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为的是会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我们皆应当莫自弃，也应当把自己凝聚起来！” ⑤多数人不追问生命的意义而活着，少数人因为自觉而为民族的代表，使生命放光！这是比较典型的五四新文化的思维和眼光。
三
其次，能够体现“五四”精神的继承并从个人创作角度加以调整的真正自觉显现新的审美倾向以及民间立场的新文学作家是从沈从文开始的。而1930年代的《边城》的出现，标志性地显示了民间创作思潮的完成，这一创作流派，随着沈从文的创作进一步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发扬光大，形成了新的民间创作的思潮。
第一，民间的审美理想：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独特感受与审美判断。特有的心理机制与表态方式使沈从文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文体家”，在小说文体探索上他一直保有热情，现代汉语学家大多认为现代汉语的语法艺术中意义上是外国语过来的，沈从文语言却很少有欧化现象。“五四”时的作家还不习惯用定语、补语、状语、口语与文体的结合，但有两个作家是很独特的，一个是老舍，一个是沈从文。老舍一口清脆响亮的北京腔；而沈从文的语言是：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一部分又文白杂糅，故事在真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的成分。内容出杂而不纯，它有点粘糊，有点罗嗦，但读上去非常自然，营造了一种比较优美的现代生活节奏，但更多重要的是所谓“文体”，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背后还有一个世界。这也是沈从文与其他作家不同所在。
第二，民间创作立场。沈从文是京派文学的中坚力量和重要的小说家。在1930年代，他是林微音、朱光潜等京派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主要人物。但他却将以“乡下人”自居。沈从文的经历像湘西那片土地一样富有传奇。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现代化教育，没有高学历并不等于沈从文就没有文化。他有的是另外一种知识和教养，它从湘西的土地与人性中来，当地人形成了独有的个性文化和生活方式，沈从文也形成了自己的生死观。生与死之间就像一张张纸轻轻地翻过去。湘西的文化习俗和日常生活的无数细节，构成了沈从文不可磨灭的内心记忆，而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则一直要把已失去的民族记忆唤起。与自由、舒畅的乡土记忆截然不同的是，来到北京以后，都市生活带给沈从文的是紧张的压抑感，他受了窝囊气，就把反抗的情绪全转发到文学中：知识分子软弱和怯懦，那我偏偏给你看一些野蛮的，有血性的东西。这就构成了他特有的创作立场。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立场看做是民间立场。而且他描写的湘西世界只是他在都市中的一种记忆和想象，而并非真实的世界本来面目，不难发现，沈从文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受到压抑，为了反抗现实生活，想象每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他的民间立场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这或许就是创作中的调整。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在“五四”文坛引出了一批提出社会人生问题并开出解决问题药方的小说，这类小说多以知识青年与社会底层的平民生活为题材，围绕探索：“人生究竟是什么”问题，鼓吹社会发行追求个性解放，提倡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由，关心劳工问题，儿童问题，教育问题，国民性问题等，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思想倾向。沈从文的小说文体却体现在把湘西文化转化为另一种人生态度，以一种悠扬的文化节奏来看现代人的生活。它们传统是软性子的，慢条斯理的，有种“无风舵自转”的感觉。《边城》开头的文学就很舒缓，像是一位令人坐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向你讲述他极为熟悉的这块土地。“由四川过湖南去，靠西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上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孩子，一只黄狗。”⑥层层叠叠、层层剥开，不是那种跳跃，而是平缓、沉静、朴素的。沈从文的叙述与现代生活节奏脱离了关系，与现代生活不合拍，这就使他的文体变得特别空灵，甚至存虚幻的感觉，好像一片晴空，特别蓝，特别亮，又很幽远。沈从文的文体包含了以湘西世界文化为参照系的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他以文学的澄明与现实世界的肮脏分开，以原始性的力量，原始粗旷，美好的风俗冲击“五四”以来的虚伪与无力。
中国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往往反映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沈从文的创作实践过程说明了这一点。沈从文一开始就站在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不赞成文艺从属于政治，甚至主张过“文学与政治绝缘”，在现代中国，文艺是脱不了政治的。沈从文在思想上艺术上大部分作品，虽然不是直接地却是曲折地反映了“五四”以来文学改革者人性解放和人性复归的要求，他的人性论观点和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它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论题。
注：
①《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p29。
②沈从文：《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93。
③沈从文《反主义问题》、《沈从文批评文集》p40，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④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⑤沈从文的《湘行书简，横石九溪》《沈从文全集》第11卷，p184－185。
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钱古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p329 。这是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大多院校多年以来采用该课本。
[参考文献]
[1]李俊国．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批评观[m]．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2)．
【关键词】《孙权劝学》；创新；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一、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掌握关键字词，积累并运用成语，顺畅翻译课文，理解故事内容；2.过程与方法目标：学会抓住具体的描法，揣摩人物生动的形象，在自主质疑和合作探究中分析文章特色；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体悟文章中小故事蕴含的深刻大道理，从中受到教育启示。
教学重难点：重点是想象揣摩人物对话时的口吻、神态以及心理，把握人物性格特征，分析形象；难点是鉴赏详略得当、侧面衬托以及即事说理的艺术特色。
二、教材分析
《孙权劝学》这篇文章短小精悍，内容简单易懂，注重以对话表现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培养学生简易文言文阅读能力的范本。文章主要写了吕蒙在孙权的劝说下“乃始就学”，其才略很快就有了惊人的进长而令鲁肃叹服并与之“结友”的佳话。本文即事说理，把大道理融入小故事中去，宣扬了一种谦虚好学，重视读书的积极向上的思想，具有极强的教育引导意义。
三、学情分析
七年级学生在进入初中阶段后，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独立阅读能力，能够感受到文章表现出来的作者的思想感情，但他们常常认识问题还不够全面，又侧重于感性认识。所以还需进一步加强语言组织能力和理解文本思想内涵的能力。因此，教师要充分利用学生的兴趣点，引导学生正确地朗读和翻译好课文，并通过朗读、质疑探究了解文章的创作特色，分析文中人物的性格特征，体会人物对话时的口吻、神态与心理，并获得思想上的启迪，以培养认知感悟和理解鉴赏的能力。
课时安排：一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设疑导入，激趣感知
师：宋代著名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曾这样评价过一个人，“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曹操也曾有“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叹。那你们知道这位备受众人称赞的人是谁吗？――对，他就是三国时吴国的开国皇帝孙权。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了解他作为帝王霸气的一面，那么他在生活中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孙权劝学》。
（师板书课题）
（二）朗读成诵，文从字顺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提出并板书文中认为难读的字音，大家齐动手解决。
学生板书： 卿（qīng） 岂（qǐ） 邪（yé）
遂（suì） 孰（shú）
（教师有意识地提醒学生预习课文时应养成查找工具书和看课文注释的习惯。）
2.学生试读课文，教师范读，师生齐读。
3.落实翻译
师：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根据课下的注释，小组合作翻译课文；先把自己认为不好翻译的词句小组讨论解决。如果小组内还不能解决，请做好记录，一会儿提交全班讨论解决。
（教师巡回指导，生合作解疑）
（幻灯片明确）
当涂：当道；当权。涂，通“途”――注意通假字。
治经：研究儒家经典。治，研究，专攻――注意一词多义。
邪：通“耶”，反问语气词表示“吗”――注意语气助词。
吴下阿蒙、刮目相待――注意成语的解释。
师生共同总结方法：借助注释第一招，古今词义需比较；一词多义细选择，语境推断最重要。（生齐读，强化记忆，掌握方法）
（三）质疑解惑，理解课文
假设你把同学们当作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你有哪些问题不明白，请教一下他们。
生：（1）司马光先生，您写的是孙权劝学，为什么还要写鲁肃赞学呢？
明确：（抓住文章主题，重在一个“劝”字。孙权劝学的描写详细具体，看似鲁肃赞学多余。其实写鲁肃的赞学，有着多重作用。一方面，文章如只到“蒙乃始就学”，何以见吕蒙的长进，进而体现吕蒙的善学以及孙权的善劝呢？这是侧面衬托的作用。另一方面，鲁肃赞学还使得文章故事更加完整，摇曳生姿，不仅充满趣味性，而且给人启迪。）
（2）您为什么不具体地写吕蒙是怎样勤奋刻苦学习的呢？
明确：（写鲁肃赞学已经体现了故事的完整性，如果还要写吕蒙是何等的勤奋好学，未免重复多余，而且使得故事流于俗套，没有趣味性。只寥寥一笔，不仅承上启下，更显得详略得当，体现了高超的叙事艺术。）
（3）您为什么结尾又写了鲁肃拜见蒙母并与吕蒙结友呢？
明确：（写鲁肃拜见蒙母，不仅体现吕蒙因为读书变化很大，说明孙权劝学的成功，还能表现出鲁肃的敬才和爱才的美好品德。具有教育启迪意义：读书可以改变自己，赢得他人的认可和敬重。）
……
（四）情景再现，分析形象
1.设计独白，情景再现
再次深入文本，仔细琢磨人物见面时的神态、动作，为人物内心独白设计画外音，即兴表演，再现故事情景。
（1）分小组讨论。
（2）师点拨指导。
读出语气和感情：
“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 ”――既关心又严厉
“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语重心长
“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既惊讶又赞叹
“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自得
……
（3）小组代表分角色进行朗读表演。
师：你们表演得真精彩，给自己点掌声吧。可见鲜活的人物形象塑造，是作者描法多样化运用的结果。
2.隔空送话，分析形象
师：之前问了司马光那么多的问题，文中的人物该生气了，我们也来说说他们吧，结合文中他们的对话，我们用一句话来评价一下他们。
生：（1）孙权你真是一个好学，爱才的好君主。
（2）吕蒙你真是个勤学、虚心的好青年。
（3）鲁肃你真是个爱才、敬才的好将领。
……
（师相机板书关键词语）
（五）小结全文，感悟启迪
师：吕蒙由开始的“吴下阿蒙”到后来鲁肃对他的“刮目相待”这一变化的原因就在于――（学生：――学习）。这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希望同学们也能像吕蒙一样，做到“好读书”“读好书”，有一天让别人也都对你“刮目相待”。这是司马光要告诉我们的道理。
五、作业
1.背诵课文
2.课外练笔：联系《伤仲永》一文，对比阅读，你有什么感悟呢？
附：板书设计：
孙权劝学
《资治通鉴》
孙权 劝 吕蒙 赞 鲁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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