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大中国人民的焦虑和探索中，启蒙并非以完全本色的面貌且多少有些匆忙的出场，在缺乏长久的铺垫和积蓄力量的境遇中，在中国的大地上留下一段并不长远的坎坷曲折的印迹。在中国特定历史和文化语境下，启蒙的遭遇启示我们需要深刻的思想力度与坚定的“生命回归”的守望，以澄清启蒙的源头及其指向。当真正廓清了启蒙的内涵与指向，诸如有关启蒙阐释过程中概念的偷换、固有思维模式的禁锢等等问题都会得到清晰的揭示，对于启蒙自然会得到更透彻和准确的审视与把握。 如果说启蒙存在一个终极的精神指向，那就是生命的自由。而鲁迅是真正领悟了启蒙实质精神的一位思想者，他从实现“自我启蒙”看见自身开始，义无反顾地走向生命的回归。鲁迅以他的文学印证了文学与启蒙精神的深度契合。但是鲁迅的文学也以它的丰富和特别，超出了仅仅“启蒙主义”这样粗略的概括和界定。在他文字的下面深深镌刻的是他不无悲痛的守望与愤然前行的背影。 在我们民族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漫漫启蒙之路后，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在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运行模式中，对启蒙的正本清源，及其与文学关系的深入把握，仍然十分有必要和有价值。具有深刻生命有限性体验的鲁迅和具有高度自省精神的鲁迅的文字，无疑是更可信的。 一 根据康德的阐释，启蒙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P1)，即唤醒自我对自身蒙昧的自觉，从而走向“成熟状态”。换句话说，启蒙是源于自身并指向自身的。相对照之下，启蒙在中国的被解释被传达都与此有很大的差别。在惯性的思维逻辑下，启蒙一般被理解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教化式的知识传输和指导启发，这仍是落于封建统治思维模式的窠臼。 启蒙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作为不断重新审视世界、审视自己的生命自觉状态，是始终保持对固有思维模式的反思，从而维护生命本源性的自由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启蒙是一种回归:重新获得祛文化化的生命状态和思维视野，跳出一切桎梏的牢笼，还生命以澄明，反思自身被建构的历史。所以说启蒙不是一部分人针对另一部分人，不是从上到下，不是主流意识对民间意识，不是精英意识对大众意识;也不是针对某个历史阶段，或是某个特殊的群体……正如康德所说:“启蒙运动除了自由之外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1］(P3) 启蒙不是要传输某种知识、某种主义，传播某种理论，而是回到生命的本初，自己把自己照亮。所谓知识分子先觉者的启蒙主体、人民大众作为启蒙对象等等这样的认识，本身就是对启蒙精神的庸俗化理解和把握，意识深层仍是对人类整体做出区别对待的固守。众多的限定性术语，如审美启蒙、革命启蒙、阶级启蒙、政治启蒙、民族启蒙、个人启蒙等等，如此繁多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启蒙本身变得模糊，逐渐偏离了启蒙的根本性内涵，拆解了对启蒙的整体性把握、在特定领域的取舍，不可避免地造成某种误解或是遮蔽，始终不能脱离庸俗化的实用主义的思维逻辑，很有可能导致新的蒙昧，反而走向了启蒙的对立面。启蒙需要个体生命，突破内化为无意识的思维结构和范畴界定，以避免启蒙在种种有形或无形的障碍面前搁浅。真正的启蒙只有一个，而且是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 二 在中国的思想史及文学史上，启蒙已经成为鲁迅及其文学的重要标签。然而对鲁迅及其文学与“启蒙主义”之间做一个直接的概括和界定，无疑会忽略或遮蔽其中许多丰富曲折的意蕴，这其中仍有许多情感、思想与矛盾需要去做细致的挖掘和思索。 虽有“无可措手”的寂寞与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2］(P417)，从这里我们看到了鲁迅的重大思想转折，对于“启蒙他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透视，他从这一刻起开始了“启蒙自我”、照亮自我的历程。鲁迅深入到了启蒙精神的内核，坚守了与康德相通的启蒙视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作为中国启蒙树起的旗帜，它们的历史有限性和现实局限性，对生命及文化都有异常清醒透视的鲁迅，于此都保持了警惕性的深深质疑与反思。对于知识分子也没有因为同情而减弱对他们的批判，同时对自身坚持了惨烈的自剖与反省。 “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3］(P31)不难看出，在否定了外在性“招牌”的国民性改造，在鲁迅的思维里是内向性的追问与指向。鲁迅所谓的改造国民性，在根本上就是要恢复人的本源性的生命状态，是在“自我启蒙”完成之后的生命回归之旅。“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就是诚与爱。”［4］(P7)这即是鲁迅为启蒙呐喊、提倡改造国民性的源发点。也正是从这样的起点出发，鲁迅发出这样的祈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5］(P125)。从个体生命到整体的人类群体，鲁迅始终给予现世最本真的观照。 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在出现于《呐喊•自序》之前，鲁迅已经沉默了十年。在“看见了自己之后”，沉潜于自己内心的悲观和虚无之中。面对启蒙理想的窘境，“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2］(P419)。“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变成了《呐喊》的来由。”［2］(P415)纵然鲁迅内心有怎样凄惶的生命感触，有怎样曲折的矛盾与挣扎，有怎样苦痛的怀疑与反思，启蒙的梦是他始终不能忘却的，是他生命中不可磨灭的期望与憧憬，所以鲁迅始终坚持“立人”的主张，“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2］(P419)。鲁迅以他的文字及自身的行为和遭遇，自始至终捍卫了启蒙的精神实质和个体生命自由的尊严。#p#分页标题#e# 从“启蒙他者”失败后的热情中走出来，到看到自己后的“自我启蒙”，鲁迅对启蒙始终有他“自己的确信”。在对科学与民主的热烈呼喊中，鲁迅保持了静观，并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深思。然而令人可叹的是“人们巧妙地将鲁迅对现代民主之存在本身所提出的尖锐问题，弱化为他为民主政治之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具体的不利状况的思想警觉。这样，人们就成功地为鲁迅保留了一种先知般的深刻性外观，但构成鲁迅之深刻的问题本身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回避掉了”［6］(P68～78)。 作为民主最根本的理论建构基础———个体生命的自我实存，在民主的环境中常常不知不觉地被抽离、被遮蔽，甚至被遗忘，从而民主往往失之于技术性、工具性的社会运作方式。所以在充分肯定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历史进步与成就的同时，应当始终保持对它们清醒的关注与审视。社会的完善与建设不可能一劳永逸，民主与科学也不会是所有社会问题的“终结者”。“出于人的有限性本质，民主政体作为人的一种历史性选择的结果，其历史性本质决定了它并非某种至善，相反，它的合理性必定是有限度的。”［6］(P68～78)民主与科学自身仍需要不断完善甚至被超越。鲁迅所作出的质疑与反思，其起点即是在存在论意义上的个体生命，是旨在实现心灵的“生命回归”至本源状态所生发出的辩证思考。不难看出，鲁迅的思考早已超出了反封建的有限视野，他的超前与清醒也使得他少有与之同行的人。 似乎自然会成为启蒙承担者的知识分子，鲁迅同样给予批判，并揭示其悲剧的命运。孔乙己一样的旧知识分子仍未获得新生，需要拯救，“自我启蒙”根本就没有完成，如何可能走向“启蒙自我”，去求索生命的自由，他们早已忘却了生命“来时的路”。而新知识分子如涓生、吕纬甫、魏连殳等，对于他们的理想、激情、信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选择抛弃，选择退守，在孤独与痛苦中承受灵魂的煎熬、凄凉的沉寂或死灭;他们身心的遭遇让我们看到生命个体启蒙的艰辛及惨痛的过程，以及蒙昧惯常的历史力量的强大与顽固，几个人的烛火终还是被黑暗吞噬。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不敢正视现实、无奈的逃避、容易陷入内心伤痛的沼泽难以自拔等等，都警示我们知识并不直接带来觉醒、抗争与坚持，知识分子同样是有限的，所谓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依然被质疑与悬置。所谓由知识分子构成的精英阶层在何种意义上存在，他们是否拥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理，他们是否可以拥有更大的话语权，都是需要重新审视的。 在鲁迅所有的小说中，我们发现根本就没有启蒙成功的范例和方案，而只有启蒙与蒙昧之间的曲折复杂的爱憎和冲突的人生感悟。作为鲁迅呐喊第一声的《狂人日记》的主人公狂人，当他意识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7］(P432)，就已宣告了觉醒者自身的悲剧与尴尬的境遇。《祝福》中祥林嫂的出场满含深意。作为见过世面的“我”对祥林嫂的描述与“我”自身形成了多重的反讽映照。“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她分明已经纯乎一个乞丐了。”“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8］(P6)祥林嫂关于灵魂有无的拷问，见证了“我”的虚弱无力、彷徨失措;“我”却见证了祥林嫂的“改变”与造成她“改变”的几番积极努力背后的挣扎、苦痛、自责、悔恨、无奈，以致最终麻木的彻骨的凄凉。“我”通过祥林嫂看到了启蒙的沉重，也看到了自己的逃避和无能为力，而祥林嫂从“我”这里彻底走进了希望的覆灭。 自我既是启蒙的终点，也是启蒙的起点，自我就是启蒙自始至终的主线。启蒙也可以说是从发现自我的“自我启蒙”到完成“启蒙自我”的过程。而“他者启蒙”，本质上是教化式的主体对受体的对立思维的结果，是对启蒙基本要义的悖反，是无法真正实现启蒙的。“启蒙他者”是具有精英意识的人的文化想象，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存在，但是真正的“生命回归”仍需要靠每个人自己去实现。 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写道:“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情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确为自己玩玩，有时候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3］(P79)“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他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3］(P80)这就是鲁迅，勇于坦露自己内心异常苦痛的矛盾，承认自己对世界的不确知，而这样对自身的无情解剖，是让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作为“历史的中间物”［9］(P285～286)，无法完全割断因袭。“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9］(P286)所以告诫自己，也告诫那些“偏爱他未熟的果实”的人，“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微末的欢喜”［9］(P282)。因为有着这样深重的“自知之明”和“毫无把握”，他这里没有答案，“自我启蒙”的觉醒没有实现，启蒙是难以想象的。关于未来的路“连我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来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9］(P284)。前行中鲁迅始终保持对自己思想的审视态度，也时刻提醒他人应有所质疑的对待。 #p#分页标题#e# 三 启蒙，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是自我怀疑与自我发现，从而走向“自我启蒙”。这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自我中心的“魔咒”。“自我中心是生命的必要条件，但是也是地球上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与生俱来的一种内在限制和缺陷，因此每一种生物实际上都处于终身的困境中。”［10］(P12～13)的确，个体生命的自我肯定、自我相信的与生俱来性，使得自我怀疑异常困难，无异于宣告自我存在合理性的破产，从而导致生存失去根基。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认识，第一个层次，从生命本体的意义来理解，生命的存在是需要肯定和认可的，需要珍惜和热爱的;第二个层次，生命在历史的进程中，经过漫长文化的洗礼，形成具有相对稳定的思想意识、情感结构、人格特征的历史性存在，这个层次是需要怀疑的，需要不断审视和检验的。 而人们通常的理解是把这两个层次混为一体，以致模糊不明;或是看不到第一个层次的生命的本初状态，直接把第二个层次理所当然地认为是自身的根本性存在，从而陷入“历史的牢笼”，成为特定意识模式的囚徒，以致陷入终身困境中。这可以说是最根本的原因，造成启蒙异常的艰辛与坎坷。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中，鲁迅就是一位少有的穿透了历史的迷雾与“自我中心”困境的深刻自省的思想者。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一生所呕心沥血的就是旨在打破“自我神话”的迷梦，展现了自身完成“启蒙自我”的苦痛历程与悲壮的“生命回归”。 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倡导的家国意识，使得民族国家这些巨大的文化构成元素根深蒂固，占据着人们观念的主导地位。个人的一切都与家与国深深地、不容质疑地连在一起，以致在思想和精神的领域，个体生命本位总是处于被遮蔽或被压抑的缺失状态。一个人若只是生活在自我独立的精神世界中，便会遭到普遍的排斥与隔离。这种生命个体对自身精神的追求和守护与人类的群体性生存的历史文化凝聚和认同之间的冲突，是人类面对的一个时刻潜在的深远矛盾。在《彷徨》和《野草》的字里行间，同样透露出这个矛盾也是鲁迅所深深体验并难以释怀的生命情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先生“爱人比爱国更重要”的声音已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但需要申明的是启蒙并不是否定集体性的解放的。这其中的思辨关系，“五四”一代的先辈们已给出了极富启示性的思考。鲁迅有言:“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11］(P56)胡适有言:“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12］(P663)每个个体都是集体中的一员，都受集体的制约，但每个人都有自我独立思考与质疑的权力。当启蒙的个体生命本位遭到否定和遗弃，那启蒙也就失去了路径和根本的指向。在并不遥远的我国中，整个国家的民众对“革命”和个人崇拜的盲目迷信与狂热，其中的教训不能不令我们深思和反省。 由此可见，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形式，有其自身存在的本源性的悖论和矛盾，加之各个人类群体不同的历史文化的原因，启蒙自有艰难曲折的深刻根源，在特定的时代和历史情境中与特定的民族背景下，启蒙也许会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祛蔽的过程中常常会形成新的遮蔽，以致造成或长时期或短时期的新的蒙昧。所以客观地讲，对于启蒙的现在与未来，我们在始终坚持永不放弃的基础上，不能急于看到一个启蒙的结果，也不能急于给出或悲观或乐观的判断和结论。“自我中心”的“魔咒”和历史文化的凝聚与认同的积淀力量的难以抗拒，牢牢地规约着每一个人，以致人被困为无意识的囚徒。暂不论由此衍生出的种种迷雾与阻碍，时间与生命自身的制约使得启蒙几乎无法避免的艰难与漫长，然而像鲁迅一样穿透并超越这些无形障碍的思想者本身，就是实现“生命回归”的启蒙指向的最好诠释。 四 启蒙作为一种生命精神的指向，是重要的思想资源。启蒙元素的融入对文学来说，是极大的推动和丰富。在启蒙精神和视野的拓展与提升下，文学展现出新的面貌。剥离种种主义、种种理论，以生命为根本指向，文学真正成为审视与表达生命情感和思考的园地，也真正出离于形形的意识形态或显在或潜在的影响和束缚，在原有的审美情趣及结构之外，不断开拓出新的审美天地。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启蒙对生命个体的审美心理与情感都产生影响与革新，从而产生新的审美期待，形成新的审美情趣与视野，进而促进文学的发展与创新。 关于启蒙与文学，鲁迅的文字对于加深我们的认识和理解具有重要的研究和探索的价值。鲁迅的文学，尤其是小说，所表现与传达的复杂幽深的人生体验与生命况味，是难以用仅仅“启蒙主义”这样理论性的术语来概括和容纳的。作品人物的遭遇，心理的变化起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情感的波澜，日常生活中人情的冷暖薄厚，季节的生息交替，人生五味的细微描写与呈现，个体与群体、与社会、与国家之间繁复纠缠的情与理……鲁迅给我们展现了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的生存———由微观生活而直透宏观存在的本相。另外，鲁迅言明的在创作中运用的“曲笔”以及未曾都说出来的话，这些隐去的思索话语与体验，同样在向我们昭示着生命的生存更为难言的创痛、孤独与绝望。鲁迅小说创作的多重审视视角、多重注视的目光，是他一层层反思质疑的体现，是深厚思维力量透视与洞穿的体现。这样的艺术手法更适合于、也更深刻地展现出他思想的脉络和经纬。 鲁迅的文字简练、朴实、真挚，同时饱含感情，而这背后正是广博深刻的沉思与体验，在语言上凝练的结果。这样富含情感与思想的句子在鲁迅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明天》里“单四嫂子终于朦朦胧胧的走入睡乡，全屋子都很静”［13］(P456);在呐喊之前“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14］(459～460);回乡的路上眺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15］(P476);离乡时“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15］(P485);对于生命“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的太滥，毁得太滥了”［16］(P553);《祝福》的夜里“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8］(P10);童年的回忆里“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17］(P564)。#p#分页标题#e# 对于逝去的岁月“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18］(P121)。痛心“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18］(P128)。感伤于“依然是这样的破屋，这样的板床，这样的半枯的槐树和紫藤，但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18］(P129)。当收回追忆的思绪，“我要向着新的生活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18］(P130)这些文字隐去了纷繁复杂的思索和冲突，只是体验与思考深深融合在文字里留下的质感和重量，让我们所感触到的是一颗伟大的心灵无限的悲思与哀愁。 如若没能深刻体验启蒙精神的内核，无法内化于生命，以致真正的启蒙对某些创作者来说始终是外在性的。因此在自身未完成“自我启蒙”的情况下，创作者对启蒙的狭义理解和处理束缚于固有的思维框架内，从而在作品的呈现上不但会削弱了形象的深度和表现力，而且不能艺术化传达启蒙的真正内涵。艺术上的不足的根本原因不是启蒙与文学的关系出了问题，而是创作上的欠缺，对思想和艺术造成两方面的损伤。 文学的审美意识追求的是生命的真与善，是生命的丰富与心灵的自由，而启蒙所要实现的正是生命回归到本真，同样是指向生命的自由。“除了自由之外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的启蒙，与文学的天然契合，使得文学不会沦为庸俗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启蒙对人生命自由的不断拓展和澄明，为文学打开了更加广阔和自由的精神时空与生命情怀;文学会更好地展现透彻的启蒙理想与方向。启蒙有了文学的审美的承载，使得旨在“生命回归”的精神自由追求不至于显得虚无缥缈。也正是文学的审美化的传达，使得真正的启蒙不至于滑入新的蒙昧。虽然文学并不必然负载着启蒙的使命，文学也不是实现启蒙的绝对力量，但是启蒙与文学的契合是高度统一的。在艺术上把握这种统一，就需要广阔深厚的思维视野与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创造。
徐老师虽严厉，但极敬业，他自己选辑教材，刻成蜡版，油印分发给学生。内容有古文，有白话，新旧兼收，这在当时是很开通的做法。所选文章篇篇文思精警，辞采斐然，说实话梁实秋从心里喜欢国文，虽然有点怕徐老师。
徐老师之“凶”，还表现于批改作文上。普通的批语“清通”、“尚可”他是不用的，提起笔来，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洋洋千余言的文章，经他勾抹后，所余无几。梁实秋在《我的国文老师》中记载，初次遭此斧削，很觉灰心气短。这时徐老师一改凶相，很耐心地对他解释：“你拿去细细地体味，你的原文是软爬爬的，冗长，懈啦光唧的，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读读看，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虎虎有生气了。”梁实秋静下心来，细一揣摩，果然，在这删削之间见出老师的功力。小小梁实秋由埋怨而钦服，及至成名后仍念念不忘：“如果我以后写文章还能不多说废话，还能有一点硬朗挺拔之气，还知道一点‘割爱’的道理，就不能不归功于这位老师的教诲。”
如果说梁实秋的老师是严师，那么陆文夫童年的老师几乎就是慈父了。
陆文夫在《我的塾师》中说，老师姓秦，乡间塾师。陆文夫原名陆纪贵，老师嫌缺少文气，给他取了现在的名。陆文夫聪明好学，在蒙童中就被老师另眼相看。秦老师到外面处馆也要带上他，作为附学。附学的饭食也是由主家供给，可抵偿束脩的一部分，老师宁可少些收入。
在馆舍，秦老师并不逼他死读章句，除了经史，也教他吟诗填词，习字作画，并允许看闲书。秦老师桌上有许多不属于课本之类的书，其中便有小说。傍晚散学后，陆文夫便可翻看，诸如《精忠岳传》、《施公案》、《七侠五义》、《三国演义》等都拿来看了。秦老师兴致一来，爱和他神聊，讨论书中的故事，臧否人物的忠奸，品评文辞的优劣，师生之间，无拘无束，谈得津津有味，忘乎所以，每至夜深。“这些都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生下了根，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私塾取消，秦老师回家种田，日子过得很艰难。但他没有忘记他的学生，常来陆文夫家，将他的藏书送给他，有古文，有诗词，还有碑帖。
那么，一代宗师金庸的启蒙老师是谁呢？他的老师是陈未冬。
陈未冬是金庸上小学时的班主任，教国文，也教历史。一次上历史课，讲到鸦片战争，清政府腐败无能，清军将士虽然奋勇抵抗，但刀矛枪剑等冷兵器怎抵坚船利炮？以致惨败，尸横遍野。他边讲边悲愤不已，情绪激动，突然掩面失声，金庸和同学们也都跟着哭了。这件事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使他从小就感受到爱国激情。金庸功课好，作文尤其出色，陈老师十分赏识他。金庸喜读课外书，尤爱古典小说，但那时社会还很保守，《红楼梦》《水浒传》被视为诲淫诲盗，在班上，陈老师唯独允许金庸一人看。金庸有写作天赋。陈未冬在《我的故事》中说：“我对他的每篇作文都细加圈点、认真批改，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评析。我曾把他的作文本交给《诸暨民报》的骆文华，他看后认为很不错，还选了几篇在《诸暨民报》上刊登了。”
陈未冬还让金庸跟他一起编校刊。金庸从组稿到修改、誊清，干得不知疲倦。开头出半月刊，后改为旬刊、周刊，小小校刊办得有声有色。金庸一生笔耕不辍，倾力办报，大约正得益于这初始的锤炼。
一、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阅读能力。
初中学生已念了七、八年书，阅读似乎不成问题，其实不然。初三学生只可以说能读书，还远远达不到会读书。因为化学学科一是有它独特的阅读重点和方法，二是还有阅读的速度和效果等问题。
这些都需要老师悉心指导。如初三化学第一课绪言，共有3500多字，若让学生自己泛泛地读，不会抓重点，花时间多且收效甚微。因为教材中一般包括有常识性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三方面的内容，但多半是常识性的，约占75％或更多些，假若把这些知识比喻为“绿叶”，那么学生理解好这些“绿叶”后，无疑对于掌握双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这朵“红花”是有利的。但“绿叶”毕竟是起衬托作用的，可以粗读、略读、领会意思就行。对于基础知识则要求细读、精读、反复推敲、思索而达到理解和掌握。化学的重点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和变化等。如初三课本绪言中属基础知识的内容是两种变化（物理变化、化学变化）和两种性质（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共有110个字，约占3％，这堂课教师可以从演示实验开始，让学生观察实验，共同得出两种变化的不同，推广到两种性质，然后引导学生阅读课文，重点的地方让学生画线标记下来理解和记忆。这样做，学生可集中精力观察实验和思考理解，这比教师按照课本摘要板书，然后要求学生记下来效果会更好些。
二、培养观察与实验能力。
化学知识来源于实验，培养学生观察与实验能力是学生学好化学的很重要的方面。实验是使知识生动活泼的再现，常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和无穷的回忆，也最能调动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和积极性。
青少年们好奇心强，对观看实验很感兴趣,若教师预先不引导学生应注意什么，让学生凭个人爱好自由选择地观察某一现象，结果得出结论五花八门，有的抓不住要害，达不到目的。所以老师一定要先强调应如何观察，观察哪几点。如先观察镁条的形状、颜色等性质，点燃时要注意看发出耀眼的强光（不要正视，防止伤眼），放热等，把点燃后生成物的状态、颜色和反应前的镁带比较，让学生自己得出产生了新物质，（氧化镁）等等。这些细节都要交待清楚，才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达到演示实验的效果。同时，也使学生掌握化学实验的观察方法及实验操作方法，如点燃、用坩埚钳夹住镁条在火焰的外焰加热等等。对不同的实验，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要有不同的要求。随着学习的深入，观察项目也逐渐增加，要求也逐步提高，只有不断地使用感官，才能促进青少年感官的发展和见微知著的思维能力。
除培养观察能力外，更重要的是训练学生的实验技能，要充分创造条件，尽量减少实验小组人数（能达到1－2人一套仪器最好）让学生独立自己动手去做实验。这是提高中学化学课堂教学质量和培养学生观察和实验技能的好形式。只有增加学生的动手机会，才能达到熟练的掌握。对基本操作要高度重视，严格训练，发现缺陷及时纠正，务必使操作规范化。一旦让学生掌握了，这是受益终身的技巧。
三、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关键词：乡土文学；启蒙；批判蒙昧；返归自然；改良人生
“五四”是启蒙的时代。受“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五四”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启蒙特色。在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建构是丰富多样的，因此启蒙思潮是一种包蕴着丰富思想蕴涵的思想潮流，其基本出发点是对封建的批判，其终极目标是对人的深层价值秩序的改造。因而，在文学中对启蒙意识任何单方面的阐释都只会遮蔽启蒙思想的多样内涵。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表现出丰富鲜明的启蒙精神。鲁迅以及鲁迅影响下兴起的“五四”乡土作家群的乡土文学把批判的锋芒对准蒙昧落后乡土的蛮风陋俗，更多呈现出批判蒙昧主义的启蒙理性精神。三十年代乡土文学并没有中断启蒙精神，而是表现出决然不同的启蒙精神。实际上，乡土作为现代中国广大未开化民众的栖息地，曾经有许多的现代知识者从这片浸满血与泪的栖息地走出来，当这些现代知识者回过头来重新打量这片栖息地的时候，永远会寄寓或悲悯哀怜或欣赏迷恋或理性审视的复杂情感。事实也是如此。从三十年代废名、沈从文等乡土作家的崛起，可以看出三十年代乡土文学不再以简单的批判来书写乡土，而是把乡土描写成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情调，乡土成了这些寄寓都市的启蒙知识者返归自然的精神皈依之所。四十年代乡土文学，对乡土既没有迷恋也没有批判，而是突显出对落后民众人性的审视，沿续了“五四”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理性精神。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启蒙精神，表现出丰富的启蒙思想。
一、揭示病苦：批判蒙昧的启蒙主义
启蒙思潮在西方是伴随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而发展起来的一股旨在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潮流。它以重新确立人的价值为中心内容，以开启民智、批判蒙昧为基本指向。“五四”是中国由漫长的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黎明前的黑暗，这一时期源发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乞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1〕(P5)这一时期，小说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以往被视为雕虫小技的地位，提高到改革社会、开启民智的至关重要的位置。“五四”知识精英把文学作为改造国民精神的最佳途径，在他们看来，民众的精神状况是制约国家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有了健全的国民精神，中国的面貌才会焕然一新。因此，他们认为启蒙民众，改变民众的精神面貌，是中国社会由贫弱向现代转变的必然之路。鲁迅在这点上是最有代表性的。在谈及怎么做小说时，鲁迅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2〕(P512)在这样文学观的作用下，“五四”文学带有强烈的启蒙色彩。中国“五四”乡土更多呈现出破产凋敝的景象，其中既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对古老乡土的入侵掠夺，造成血与泪的惨象，又有古老乡土上的蛮风陋俗和生活在古老乡村的愚昧不幸的民众自身所制造的惨剧。五四作家用悲悯的目光扫视大量残存蛮风陋俗的乡土，便抑制不住地把乡土上这些落后愚昧的民众以及一切封建因素作为批判的对象，因此，对封建蒙昧主义展开批判是五四乡土文学的基本出发点。
虽然鲁迅的乡土小说以其超越一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远远超出了乡土小说的范畴，人们习惯上并不把鲁迅归结为乡土文学的行列，但鲁迅的小说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起着开一代风气的作用，他对乡土文学的关注以及最能代表五四乡土文学的成就的切实创作都表明我们在讨论五四乡土文学时不应把鲁迅排斥在乡土文学之外。鲁迅的乡土小说最典型地表现了五四乡土文学揭示病苦批判蒙昧的启蒙精神，他把小说的视角聚焦在凋敝破败的乡村，正如《故乡》中所描写的乡土：“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此外，更多地描写乡土上愚昧不幸抱残守缺的未开化民众，《故乡》里润土满脸的皱纹显出一副穷困木讷的样子，一声声喊“我”老爷更使人震惊于他的愚昧麻木。《祝福》中祥林嫂最令人感到恐怖的不是她的不幸，而是她问有没有鬼而显出来的极端愚昧。《风波》里使人担忧地并不是在封建主义压迫下民众生活的一天不如一天，而是七斤面对皇帝坐龙庭的传言表现出惶惑疑惧的愚昧神情。正如鲁迅先生自己所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P512)正是抱着这样启蒙主义的文学思想，鲁迅的乡土小说始终关注着充满蛮风陋俗的乡土，以审视的目光解剖着生活在古老乡土上愚昧不幸的民众的精神病苦，表现出强烈的批判主义精神。因此，“五四”乡土文学以其强烈的批判性而表现出鲜明的启蒙理性精神。这种启蒙精神是启蒙思潮最根本的思想特征，因为启蒙本质上毕竟是和封建主义相对立的，最终任务是批判封建主义，把人从封建专制的绳索上解放出来。这种揭示病苦、批判封建愚昧的启蒙精神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在早期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其后在鲁迅影响下兴起的“五四”乡土作家群的创作也基本上沿续“五四”批判蒙昧的启蒙主义立场来书写乡土。在乡土作家群的笔下，乡土呈现出一幕幕破败落后的场景，乡土上的民众呈现出极端愚昧麻木的病态神情。《菊英的出嫁》（王鲁彦）通过对冥婚的描写批判了古老农业社会的落后性以及残存于古老乡土上的蛮风陋俗，使人对这种落后深感震惊。台静农更是擅长表现宗法制乡土社会上麻木不仁的民众。《烛焰》写存留于乡间的愚昧的冲喜恶俗，为了用冲喜恶俗挽救吴家少爷奄奄一息的生命，翠儿在结婚的第二天便成为寡妇，这一幕幕血与泪的控诉让人震惊于民众的愚昧落后。《负伤者》描写乡间卖妻、典妻的落后现象，都是极其惨烈的事件，衬托出民众的麻木无知。蹇先艾的《水葬》最能承续鲁迅批判的启蒙精神。一个小偷被处以水葬，在水边的围观者都是鲁迅《示众》里的麻木不仁的看客，甚至被葬者本人居然都对此麻木不仁。小说揭示出封闭乡村的大众灵魂，指出一种国民的精神病苦以引起疗治。五四乡土作家群笔下的乡村世界展示出一幅幅贫穷野蛮、闭塞落后、封建主义残存的生存图景，而在这生存图景下挣扎的是一个个愚昧麻木的民众。这些作家刺破乡村民众身上蒙昧主义的脓包，以冲破一切封建罗网的强大力量审视那些处在野蛮原始乡土上落后麻木民众的灵魂，表现出鲜明的启蒙精神。
“五四”乡土文学是典型的启蒙文学，无论是鲁迅还是乡土作家群，他们的创作都以批判封建、批判蒙昧为最终指向。他们以乡土为切入点，描写了在乡土上挣扎的民众，既写了他们悲剧性的一面，又写了他们愚昧落后不觉醒的一面。这些乡土作家以启蒙理性精神审视着破败凋敝的乡土，揭示民众的精神病苦，渴望以现代民主思想来开化民众，疗救民众。他们的作品既对禁锢人的封建主义进行猛烈批判，又批判了乡土上民众怯弱、麻木、冷漠、愚昧等种种蒙昧主义。“五四”乡土文学以揭示病苦为核心，表现出批判蒙昧的启蒙主义色彩。这种启蒙精神是启蒙思想的最基本最初级的形式，主要表现在现代乡土文学的早期阶段，当然三四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也依然隐约能够看到这种启蒙精神的影子，但不是主要形式。随着乡土文学的发展，三四十年代现代乡土文学的启蒙精神表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形式特征。
二、归依山水：返归自然的启蒙主义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在“五四”表现出批判蒙昧主义的启蒙精神之后，在三十年代并没有中断启蒙精神，而是在发展五四启蒙精神的基础上表现出与五四启蒙精神决然不同的思想特征，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精神。启蒙思想是与封建主义相对立而出现的，启蒙者首先看到了封建主义的种种弊端而对封建主义展开猛烈的批判。批判封建蒙昧主义成了启蒙思潮最显著的特征，因此，“五四”乡土小说表现出启蒙精神基本形式：批判封建蒙昧主义。但是，启蒙的任务不仅仅是批判封建主义，它是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自己未来理想王国和精神归宿。因此，西方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主义的种种弊端都提出了自己的种种设想。封建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看不到人的价值，以神性来压制人性，束缚人的发展。针对封建主义对人性的禁锢，卢梭提出“返归自然”的口号。“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自由、独立和平等的。人们在橡树下饱食，在原始的小河里饮水，在供给其食物的树下睡觉。人们除了因年龄、健康和体力等的不同所造成的自然不平等或生理不平等外，没有任何财产上和政治上的不平等，没有‘我的’、‘你的’观念，没有天生的奴隶和天生的主人，没有服从和被服从、奴役和被奴役的不合理现象，没有一部分人享有损害他人的各种特权。人们在道德上是洁白无暇的。”〔3〕(P113)由此看来，卢梭“返归自然”的思想，包含了两个方面。首先，返回到充满生机的自然界，其次是返归到人性的本真状态。所以在卢梭构筑的理想国中都充满了郁郁生机的大自然，大自然作为人类的最终归依之所。人类不仅应该生活在自然之中，人性也应该是自然的，与受到现代文明污染的人性形成鲜明的对比。三十年代沈从文、废名的乡土文学便能很好地表现这种返归自然的启蒙精神。这表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不仅仅是简单地表现批判封建蒙昧的启蒙精神，而是蕴涵着丰富的启蒙思想。事实上，西方启蒙思想的丰富性决定了中国现代乡土作家不可能只是单方面的接受西方启蒙思想一点，西方启蒙思想必然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影响中国现代乡土作家。因此，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中表现出来的启蒙精神必然也是多种多样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在现代乡土文学发展的新的阶段，便深化发展了启蒙精神，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精神。
沈从文的小说表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共存、返归自然的启蒙思想。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不仅大肆渲染美丽异常的湘西自然风景，而且也大肆描写淳朴善良的湘西自然人性，这正表现了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回归自然的启蒙思想。自然问题、人的自然本性问题是卢梭整个启蒙思想的切入点。站在批判封建主义的立场上，卢梭指出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天堂，人不能违背自然的发展进程。基于这样的观点，卢梭把人分为“自然人”和“人为的人”，认为自然人的生活才是真正合乎人的天然本性的，并且断言“自然状态”是人类的“黄金时代”。因为在卢梭看来，“生活在绝对孤立的、人们之间彼此没有任何联系的‘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人’，没有‘我的’、‘你的’这种私有观念，没有受到‘文明社会’的不良习俗的影响，他们是自主的个体，只听从良心的指导和支配。”〔3〕(P76)沈从文小说对自然生命状态的描绘最真实的表达了这种返归自然的启蒙思想。《边城》达到了自然风景与自然人性的完美统一。小说中蜿蜒曲折的小溪、清澈透明的河水、星星点点的山村、笼罩着茂密树木的连绵起伏的大山构成了湘西神奇美丽的生活背景。翠翠美丽如水，健康而充满生命力，这一切都展示出一种不悖乎自然的充满郁郁生机的自然的生命状态。不仅如此，翠翠更表现出自然的人性美：恬静、温柔、纯净、善良、淳朴，这种没有受到现代文明污染的具有原始形态的自然人性美更加表现出一种自然的生命状态。
奇异美丽的自然山水，古朴纯厚的乡村风俗，翠翠宁静自足的生活，淳朴厚实的人性美，整个小说展现了一部充满自然力的生活画面，这自然的生活画面是作者童年时期理想化湘西世界的梦幻表现，即一切自然的都是美的，都是好的。至于沈从文其它的描写湘西的小说，如《柏子》、《长河》、《阿黑小史》、《龙朱》等都抹不掉大片美丽如画的风景，脱离不了生命和人性的自然本真状态，甚至对湘西那种大胆自然的性爱形式都充满了肯定，这一切都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思想。沈从文描写都市的那些小说，对现代都市文明充满了厌恶，所以，沈从文的笔下的都市社会，男性必定萎顿自私，女性必定淫乱虚伪。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否定表明沈从文倾心追寻湘西自然的生命状态，流露出返归自然的启蒙思想。废名更是采取一种对文明社会弃绝的姿态来描写乡土。废名笔下的乡土世界宁静和谐、波澜不兴，是一种桃花源般的、最原始的自然形态。《桥》中的史家庄白跺青墙，三面是大树包围，瓦墨一般的黑。村外大片的稻田，层层的青山绿水给人带来无限的绿意。《菱荡》中的陶家村泥墙瓦屋，大片的青山绿树，树阴遮得叫人无风自凉，菱荡深不见底。废名笔下的人物闪动着人性美的光辉，三哑叔讨米来到史家庄被史家奶奶收留，除非史家奶奶升天，三哑叔是不会离开史家庄的，史家奶奶饱经风霜而乐善好施，三哑叔知恩图报侍奉史家奶奶，陈聋子在陶家村更是其乐陶陶，这些都显示出一种未受文明社会熏染的自然的人性美。
与“五四”乡土作家浓烈刺目地渲染乡间的苦难来批判乡土批判蒙昧不同，沈从文、废名更多地表现现代文明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人性的戕害，而把自然作为人类的精神归宿，这与十八世纪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批判社会文明返归自然的启蒙思想是相通的，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精神。因此，三十年代以沈从文废名为代表的乡土文学表现出的返归自然的启蒙精神与批判封建蒙昧的“五四”乡土文学的启蒙精神构成了互补，共同丰富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启蒙理性。
三、审视人性：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
如果说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在“五四”时期是批判蒙昧的启蒙主义，三十年代是返归自然的启蒙主义，那么到了四十年代中国乡土文学又表现出了新的启蒙精神。四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在启蒙精神上继承了“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想，更多注重对人性的审视，对国民性的批判，表现出一种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这种启蒙精神在四十年代赵树理、丁玲等乡土小说中有很好表现。赵树理是陕北土生土长的作家，小说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艺术营养，格外偏重大众化通俗化。因此，赵树理通常被看作是最熟悉农民的作家，被看作解放区文学的代表，是最能体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路线的作家，但实际上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又和解放区文学存在明显的隔阂。赵树理的小说虽然写了解放区的新人，写了解放区农民翻身的自觉要求，但是赵树理的小说更多的表现出对人性的审视和对国民性的批判，与“歌德”为主的解放区文学存在明显的偏离。赵树理小说在思想上更多承续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精神，以一种人性审视的目光来描写解放区农民。在鲁迅看来，在中国要达到“立人”的目的，首先必须扫除积压在中国民众身上的劣根性，改造国民的灵魂。所以，在鲁迅的笔下展示了一个个麻木不仁、愚昧落后、因袭着封建奴役创伤的国民的灵魂。赵树理虽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小说是启蒙和反封建，但从赵树理对农民问题的展示以及对农民劣根性的批判都表现出赵树理小说其实从启蒙和反封建的角度深刻地审视人性，批判国民的精神奴役创伤，表现出了改造国民性、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赵树理深切地懂得旧中国农民的痛苦不仅仅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而且在于精神上的被奴役，他最懂得农民摆脱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束缚的极端艰巨性。这样，赵树理在观察表现中国农民社会时，就有了与鲁迅大体相同的角度，即从农民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去进行历史的考察。”〔1〕(P479)我们对赵树理笔下的人物进行分析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赵树理小说表现出来的改良人生的启蒙思想。赵树理的小说主要塑造了两类农民形象：一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还未觉醒的老一代农民，二诸葛、老秦、金桂婆婆便是其中的代表；二是年轻一代农民，这类农民有小元、小昌、小二黑、小芹等。在老一代农民中，《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是很有代表性的。对封建迷信的深信不移使得二诸葛更多地表现出愚昧落后的一面，多年来愚昧落后的生活使得他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算命占卦上，封建主义的精神奴役创伤使得二诸葛怯于反抗的压迫，赵树理深刻地批判了二诸葛身上因袭的封建社会精神奴役创伤。如果说二诸葛是受到封建迷信的毒害而灵魂受到扭曲，做奴隶而不得的悲剧，那么《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则是一个受到封建奴隶思想的毒害而甘心做奴隶，是做奴隶的悲剧。农村中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象老秦这样背负着封建精神奴役创伤的农民，封建恶霸势力才会一次又一次在农村逞强。《传家宝》中的金桂婆婆不仅被封建的思想观念所束缚，而且还要顽固的将这些落后的思想观念当作传家宝传给金桂。在未觉醒的老一辈农民中，赵树理清晰地展示了他们身上陈袭的国民劣根性，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对于新一代农民，赵树理更加敏锐地揭示出封建思想对他们思想的蚕食，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艰巨性。《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当上了村里的干部，不久就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封建官本位思想特权思想以及权势欲顷刻急剧膨胀起来了，骑在村民的头上作威作福。《邪不压正》中的小昌本来是积极分子，在农民中思想觉悟颇高。但就是这样一个思想觉悟颇高的农民一当上农会主席就趾高气扬起来，不仅为了点滴好处和原来地主的狗腿子小旦混在一起，而且为了自己的私利硬逼着软英嫁给他儿子。所以小元、小昌等农民在思想上还没有洗涤干净封建思想的残余，他们的革命要求和阿Q居然是这样的如出一辙。“鲁迅和赵树理都看到了重要的是农民必须不断与自己本身的弱点作斗争，勇于洗涤自己的灵魂，才能创造新的生活。”〔1〕(P481)当然，由于四十年代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定要求，赵树理不可能过多的去写农民身上的劣根性，但赵树理的小说都隐含着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他把自己的小说称之为“问题小说”，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赵树理对国民性的深切关注。赵树理的小说批判因袭着封建毒素、带着旧社会脓包的农民身上的劣根性，描写这种国民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改良人性，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思想。
四十年代解放区的另一位代表性作家丁玲在描写新政权下的乡土的时候，也不忘展示农民身上的劣根性，其乡土小说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精神。丁玲一方面描写了农民翻身解放的积极要求，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另一方面这位女作家“五四”时期小说中一以贯之的启蒙精神又重新浮出水面，即使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政治气息非常浓厚的小说中，丁玲也同样展示了农民身上的劣根性，表现出背负着封建脓包的农民在解放的道路上的犹豫、徘徊以及他们还有后退的可能。《我在霞村的时候》更多的展现了民众身上麻木愚昧的封建意识，以及主人公贞贞对乡村这种愚昧落后的封建意识的强烈不满和大胆反叛精神。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封建节烈、贞操观念的超越以及对周围麻木民众的倔强反抗都表现出批判国民性改良人生的启蒙精神。《在医院中》也是以一个具有“五四”启蒙意识的知识女性的眼光来打量解放区的一所小医院，它显得是那样的压抑破败充满官僚主义，人人显得是那样的自私麻木，没有一点人性的关怀。由此可以发现，丁玲在四十年代解放区创作的乡土文学坚持了她“五四”时期一以贯之的人的觉醒的启蒙精神，丁玲对带着封建血肉脓包的民众劣根性的批判，剥露出自鲁迅以来的文学中始终突显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题，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精神。
四十年代解放区乡土文学创作是在解放区这块明朗的天空下进行的，由于特定的政治环境的影响，使得它不可能象“五四”乡土文学那样在启蒙精神的烛照下对乡土展开猛烈批判，也不可能象三十年代乡土文学那样归依山水。尽管如此，在政治话语的遮蔽下，四十年代乡土文学的启蒙话语依然没有被完全埋没，它总是隐晦曲折的渗透在小说文本中。四十年代乡土文学在批判封建意识的同时，更多的承续“五四”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精神，突显出对人性的审视，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精神，使得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呈现出不同的启蒙精神。
纵观三个时期乡土文学创作，我们可以清晰的窥见这三个时期乡土文学启蒙精神的发展轨迹。“五四”乡土文学表现出批判蒙昧的启蒙主义，对保留有大量愚昧落后封建意识的乡土展开猛烈的批判，在批判的同时并没有勾勒出未来清晰的理想社会和提出对人的深层价值秩序的改造问题，而只是仅仅停留在简单批判的基础上；三十年代乡土文学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精神，此期的乡土文学并不只是简单地批判封建蒙昧，而是在启蒙精神烛照下清晰勾勒出与束缚人的封建社会决然对立的理想社会，那就是一种充分尊重人的个性，返归自然的理想社会形态。可以看出此期的乡土文学表现出来的启蒙意识较之“五四”有了发展，从简单的批判到对理想社会的勾画；四十年代乡土文学的启蒙意识更多地表现在对人性的审视，上升到对人的深层价值秩序的改造，通过改造人的深层价值秩序来完成“立人”的目标，触及到启蒙主义的终极理想。所以四十年代乡土文学的启蒙精神较之三十年代又上升到新的高度。从对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三个时期启蒙精神的分析可以清楚窥见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启蒙精神经历了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这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启蒙精神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这一规律，我们可以更好的分析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启蒙的关系，也可以更好的揭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所应有的深广性。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第一部曲:“欲”的释放弘扬与启蒙原动力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卢梭说这句话“比伦 理学家们的一切巨着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1](p.62)。经过十年民族灾难的中国人 对此应该深有体味,认识自我,改造非我,在非人的环境中保持人的天性和价值有多么 重要,又有多么艰难。因此人们更加迫切地寻找重返“五四”启蒙精神域场的路径,渴 望重新踏上寻找自我、建构合理现代人性的现代化征途。“我是一个人,我应该有个人 的尊严”(靳凡《公开的情书》),黑暗中这急切的人的呼叫涓涓潜流为“重放的鲜花” 那一脉珍贵的人性源头,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奠定了思想的足音。
噩梦初醒,阶级利刃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创伤犹在,血泪未干,人们急不可待地在天幕 初启的那一抹曙光的照耀下检视累累伤痕。文学遭受久久压抑、扼杀之后所积聚的力量 在此刻突破、喷发,爆裂出一幕幕家庭悲剧、英雄悲剧、青少年悲剧、知识分子悲剧、 知青悲剧、农民悲剧等等,建构起一个大型的悲剧舞台,真实而多侧面、多角度地再现 了“人群很快就变成狼群,整个社会变成庞大的疯人院”[2](p.433)这样一种人性沦丧 的恐怖社会现实。不过,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决定此期文学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伴生 现象,其重要功能在于民众情绪的抒泻和人民意愿的表露,个人的伤痕被视为国家的伤 痕,文学的社会批判价值置于艺术审美价值之上,泪水遮住了眼睛,呈现出政治/社会 化启蒙大于文化/心理启蒙、思想情绪启蒙大于语言本体启蒙的历史缺陷,缺乏一种更 为深广的历史感和更为深邃的文化感,因此大部分“伤痕”创作只能说是启蒙文学的序 曲阶段。
稍后的文学作品经过这番怒潮狂涛之后增强了思考力度,希求对民族悲剧的历史成因 进行追问,个人关怀有所加强。不少文本揭示出现代迷信、极“左”思潮乃是酿成人性 悲剧和社会悲剧的思想根源,而《李顺大造屋》等文本追思的历史跨度还要久远,从小 人物的命运中折射出深刻丰富的人性内涵。在此基础上,还有不少作品不约而同地将民 族反思和个人忏悔结合起来。“反右”斗争和“”都是民族性的灾难和悲剧,而民 族又是由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人在民族悲剧中都是受害者,但也有人迫于外力或 者自身人格的萎缩成为伤害他人的人,受害者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这场灾难的不断升级之 中,这种反思使得作品的人性关怀得以延伸,并且与“五四”启蒙思潮取得了历史性呼 应。冯骥才的中篇《啊!》的主人公吴仲义在非人的境遇中丧失了人的理性和尊严,杯 弓蛇影,陷入恐慌,以致害人害己酿成悲剧,令人不由想起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和鲁迅 笔下的祥林嫂。金河的《重逢》、韦君宜的《洗礼》等则通过复职后的老干部的反 省乃至痛苦忏悔深化了这一反思的精神意向,“受了刑的我,不能不想到我亦曾刑人” (《洗礼》),仿佛狂人深思“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一般。《芙蓉 镇》(古华)、《人到中年》(谌容)、《西线轶事》(徐怀中)、《西望茅草地》(韩少功) 等则在向社会索要人的价值的精神向度上更趋深入和多元。不过,上述作品固然增加了 反思的力度,其社会/政治学的视野较之“伤痕”类文学也趋于开阔,但却未能进一步 充分注入鲜活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尤其在人性层面上小心翼翼,难以直逼其真实的源 头。与此互为印证的一个现象是,此时文化思想界的主潮尚限于重读和“回归”马克思 主义,而对西方启蒙哲学、现代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等人学思想心存犹疑。所以笔者认 为,包括某些“反思”文学在内的这类创作也并不像人们所评价的那样标志了启蒙主义 思潮的回归,仍然未能最终突破社会/政治学的坚硬外壳,其意义主要在于从外部为启 蒙文学思潮的真正深入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新时期人性启蒙启动的真正标志在于从人类主义的角度将人的本能/欲望层面的方方面 面展现出来,进言之,“现代个人”从懦弱驯服、麻木呆滞的心理惯性和道德束缚中解 脱出来,感受着生生死死、爱恨情愁的热烈鼓荡,充盈着欲望饥渴和本能冲动,使其生 命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3](p.113)。这是个体独立的最基本前提。可以说,如果没 有自然属性的解放,任何堂而皇之的学说、坚执胶着的启蒙都将是一个“无物之阵”、 一串没有主语的符号、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禁欲不可能造就强大、自负和勇于行动 的人,更不能造就天才的思想家和大无畏的开拓者及改革者。通常情况下它只能造就一 些善良的弱者,他们日后总会淹没在俗众里。”[4](p.275)文艺复兴和“五四”文学都 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而新时期对自然属性的呼唤无疑为重返“五四”启蒙立场打开了 历史的阀门。由此人性从单一的阶级层面超,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不复是极“ 左”思潮下机械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文本世界中那日益清晰的人的影像一旦输入本能欲 望的精血便愈发昂然挺立,灵光四射,以释放和弘扬的姿态真正奏响了启蒙文学思潮的 宏伟交响曲。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便真实表现了本能欲望苏醒之后“崭新的世界” 对人的强大诱惑和人不再压抑这种诱惑的情感历程。所谓的家庭、婚姻、孩子、妇德都 抵挡不住瑶家阿姐盘青青的生活欲望与本能追求,她对绿毛坑原始野蛮生活规范的“突 围”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不
必羞言,“欲”原本就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力 量,无论对美丽的少女还是垂老的村妇而言都无二致。而爱情无疑是压抑已久的人性对 自然属性最关切、最急切的关注层面,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 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 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5](p.229)这 种特殊的感情形式是人性流露凸显的最直观的舞台与渠道。雨煤在其作品《啊,人…… 》中正面描写了贫女出身的地主小老婆肖淑兰和少爷罗顺昌的一段超阶级的、悖伦理的 爱情,“只要我喜欢,你喜欢,那就由不得旁人了!”以对本能欲望的肯定和张扬挑战 极“左”政治思潮和封建伦理道德,在人性刚刚从黑暗中挣扎走出时吹响了石破天惊的 尖锐号角,作出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当时有人指斥该“小说所突出地加以歌颂、又被 人称之为‘比阶级性永恒的’‘人性’,主要就是这样的一种”[6](p.124)。殊不 知作家正是以坦诚热烈的“”描写突入,对压抑本能欲望的极“左”思潮 的哲学基础——“禁欲主义”进行了彻底否定,从而树立其启蒙价值的。 虽然上述批评者在当时颇有理论市场,但是自然属性的回归已如强箭在弦,一批敏锐 的作家勇敢地向世人展示了人的天性被禁欲主义扼杀的斑斑血迹。张弦《被爱情遗忘的 角落》承续“五四”文学的“”传统,通过母女两代三种不同的爱情、婚姻状况, 尤其是存妮和小豹子令人心酸的爱情悲剧,艺术化地揭示了精神荒芜和物质贫乏对自然 欲望的压抑和吞没。莫言则以他那出神入化的笔墨描摹出一片跌宕着生命魂魄的“红高 粱”世界,“天生的一个奇女子”与“天生的一个伟丈夫”就在这个接天连地的艺术世 界里演绎着生命的激情和天性。如果说戴凤莲既坚定又轻浮,既崇高又卑微;如果说余 占鳌既豪侠仗义又暴烈狂野,既是乡野土匪又是民族英雄,那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得到了 有力的揭示和还原,从文明的面纱后面奔涌而出,“既……又……”所联结的是性格的 统一和人性的整体,绝非大多论者所说的两种对立元素的混杂。戴凤莲临死之际质问上 苍:“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 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 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 了,我什么都不怕……”本能、天性的释放弘扬多么热烈豪放。该作与意蕴相近的《伏 羲伏羲》(刘恒)等代表了新时期文学启蒙思潮第一部曲的最强音。
第二部曲:情理激荡与人性的提升
自然属性的释放与弘扬取得了启蒙的原动力,为进一步的人性解放提供了前提和可能 性,并且使得人性发展跃至一个永无止境的解放和上升的链条上。这就意味着经过自然 属性的释放和弘扬之后,启蒙面临着进一步提升人性的历史使命。而这正是新时期文学 启蒙精神之演进的“第二部曲”所展现的文化景观。
综观西方启蒙主义发展历程可见,情与理的矛盾统一是推进启蒙文化演变发展的动力 。人既非单纯的理性存在物,亦非单纯的非理性存在物,而“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 的内在联系着的各种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这种 丰富的统一性,这种单一的杂多”。[7](p.253)片面强调哪一个方面都会导致人性的偏 至。鲁迅在其提倡理性精神的《科学史教篇》一文别强调,科学和理性虽然是使人 摆脱奴性而恢复人性所必须的,然如“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终不 能“致人性于全”。因为它将会造成“美上之感情漓”,并且反过来导致“明敏之思想 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8](p.178)这一弃情感、惟理性思潮给人类带来的精 神困扰已经非常明显。“五四”以来情感和理性的关系更是启蒙家深入启蒙思想体系时 必然要面对并一直致力于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 感情不经过理性的过滤就变成了伤感,理性没有感情便失去了人性”,[9](p.10)二者 并不是彼此对立、压抑的关系,而是相互为用彼此促进的关系,“情理激荡”构成了启 蒙文学的内在张力和美学表征。
新时期文学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和文学景观首先表现为理性的回归对情感、信仰和意 志的解放和提升。只有作家重新找回一度丢失的个人立场和思考的权利,才能使笔下的 人物获得深度个性,亦即情感饱满、信仰坚定、有理性的个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可谓整整一代人思想情感的投影,恢复了诗歌作为 精神探索的特质,凸显出朦胧诗最坚挺的内核——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追寻。《中国, 我的钥匙丢了》、《神女峰》、《回答》等共同标彰着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又以心理 感觉、主观情绪为基底,在加强理性力度的同时灌注着人的声息和怀想。“与其在悬崖 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深情呼唤着:“人啊,请理解我吧”, “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 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10]北岛也大声高呼“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 只想做一个人”。散文由于自身规范的特定性,更适于作家心态的真实展露,便于进行 深入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催生了不少情感真挚、反思深刻的追忆性散文。巴金《随想录 》对“丢失自我”灵魂的无情拷问和真诚忏悔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奴隶,过去我 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 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的奴隶”。而作者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奴隶,失去人的情感和尊严 ,则正是由于他“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 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11](p.197 )可见丧失理性便丧失了个人的思想和情感,成为非人,后果是可怕的。而寻回失却已 久的理性无疑是恢复人性真挚情感世界的先声。
以朴素的人道主义对非人化的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提出严正抗议是启蒙文学回归 伊始催生情、理风暴的重要思想背景。《苦恋》(白桦)的女主人公临死之时在雪地上爬 出一个大大的“人”字,张一弓《流泪的红蜡烛》、郑义《离离原上草》、《枫》、宗 璞《红豆》、《三生石》等文本以启蒙理性向极“左”政治争取人的基本情感,而被刘 再复称为刘心武“第一部人道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中篇小说《如意》中的老校工石义海 外表普通平凡,却有高贵的心灵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他为被打死的资本家盖上塑料布, 就是因为觉得“他也是人”;他和贵族千金真心相爱,却不幸遭到社会扼杀。然而,正 如作品在将要结束时所声称的:“从那两人各执一柄如意而终于没有如意的爱情中,我 却捕捉到使整个人类能够维系下去,使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美、更纯净的那么一种 东西。”这应该就是经过理性涤荡的真纯的人性和情感。
关键词：20世纪初；中国文学；启蒙意识
引言：从启蒙社会思潮到启蒙文学思潮
目前研究界在谈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的启蒙精神的时候，一直沿用梁启超及陈独秀类似“三部曲”的说法，即将近代中国意识觉醒的过程分为由浅入深的三个步骤：由器物层面上科技意识的觉醒到制度层面上政治意识的觉醒再到文化层面上伦理意识的觉醒。对历史规律的这一概括自然不失其科学性，问题是现有文学史主要限于将这个觉醒的过程作为近代文学向现代转换的文化背景，基本上是在社会思想的范畴内进行阐述，很少将其与文学精神、审美意识本身的嬗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笔者以为，从文学意识的进演来透视近代国人精神面貌的变化要比直接考察其思想观点更为接近历史真实，也更为细腻深刻。一方面，思想观点系人们理性思考的直接表达，带有强烈的逻辑色彩；文学创作则来源于生活，更多从感性的层面上展示人们思想情感的本真状态，因而也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具有复杂细微的特点。另一方面，流传下来的思想观点大都限于智识者阶层，主要是一种精英意识，与普遍的国人心理状况尚有较大差异；文学创作则大为不同，它不仅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反映，也接受了来自广大读者接受的影响。同时，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生活化的形象体系，它所流露出的思想内容、政治倾向等与作家主体的思想观点并不完全是对应的，而创作的个人化特点也决定了它与时代政治或文化思想的主流并不一定合拍。因此，启蒙社会思潮、文化思潮与启蒙文学思潮并不是同步产生和发展的，近代启蒙文化思潮发端于洋务运动，而启蒙文学思潮的兴起则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了①，而且其内涵与价值也是前者不能囊括不可替代的。本文试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具体考察一下晚清启蒙思潮经过了怎样的由浅入深的过程，它又是怎样反映并加入到近现代之交国人意识觉醒的三个步骤之中的。
从科学救国到追慕文明
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特点的科学救国意识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占据着中国文化的重心位置，但当时的文学创作并未有意识地反映这一觉醒过程，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主题才真正引起作家与思想家的注意。究其根源，恐怕与洋务运动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本身有关。当时，人们关注的重心是属器物层面的发展，而小说/文学在人们的意识中仍属“小道”，是虚的东西。随着晚清政治意识的觉醒，启蒙者终于将“启迪民智”与小说挂上钩，此时启蒙创作自然以政治小说为主流。与此同时，反映“科学救国”主题的小说也随之出现，尽管它姗姗来迟，却也成为清末民初小说启蒙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科技救国”、“实业救国”作为一套完整的社会工程或政治方案也许已经成为历史了，但作为启蒙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作为一些“文明的碎片”，在文学的发展中却不会早早地“离场”，还会延续下去。如前所述，这种启蒙文化思潮与启蒙文学思潮的时间差与“逻辑差”是历史地形成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先是一批知识分子译介了不少西方科幻小说，如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周桂笙翻译的《地心旅行》等。继而国内小说家开始自己创作科幻类小说。作家们以小说的形式反映科技意识的觉醒与科学救国思想时，有一种通行的叙事模式，即总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中国某某利用科学发明使国富军强，藉此打败了世界列强，终于使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用大量篇幅虚构了一些科学发明，将其穿插于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之中，既展示了科学发明的伟大力量，也表达了科学即进步的理想。与上作相比，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更符合科幻模式。该作所述乃幻想中百年后的中国，那时由于中国武器先进，最终战胜了白种国家，迫使后者主动求和，并签定了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条约。小说寄希望于科学救国、技术强民的主题极其明确：“强弱由来无定许，全凭人为挽天行”。高阳不才子的《电世界》的主人公黄震球是一位“电学大王”，他利用电能搞了大量的发明，并由此带领中国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不仅征服了欧洲，而且到海底开发殖民地。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则写中国人继征服欧洲之后，又占领了月球、木星，使其成为中国的物资基地。包天笑的《鸭之飞行机》写有人能够利用鸭的翅膀在空中飞行，其《新造人术》又幻想了人造人的方法。这些小说极力渲染和鼓吹科学技术的无比威力，以寄托一代文人科学救国的强烈愿望。这样的离奇情节与浪漫幻想固然堪以抒发胸中之郁积，也表现进步的思想观念与爱国主义情怀，但它所开出的“科学救国”的药方只能是整个救国方案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视其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恐怕只能是聊以自慰而已。尽管如此，在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上，对这批作品价值的认识与评价仍嫌偏低，因为一直以来，思想界的政治情结过重，理性精神薄弱，在强调政治救国、革命救国的首要意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科学救国的份量。而且，这种科幻叙事方式有时也能涉及到救国任务完成之后的文明建设问题，眼界趋于开阔。
作为表现科技启蒙意识的最早创作之一，刘鹗的《老残游记》堪称此类题材的代表。老残就是一个具有明确的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形象，具有浓厚的醒民、医世、救国意识。在那场沉船危机中，他试图送给船主的罗盘可视为民族改革的总方针和政策，纪限仪则象征着科学的方法与技术统治，它能够使国家的航船在大风大浪中及时调整策略，以保证正确的方向。显然他采取的路径是以“科学强国”为核心的启蒙工程，叙述者对此是充满自信的。但与老残治黄成功的经验不同，他拯救危机的努力不但被拒绝，而且遭到追杀。这个细节反映出当时的启蒙运动每走一小步都十分艰难，假的启蒙者、广大的下层官吏及愚昧的芸芸众生构成了一道顽固不化的屏障。当时反对科技启蒙的保守派既可笑又振振有词:“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长此以往，“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②郑观应曾追述此情说:“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③刘鹗本人亦曾深受其害，不能不影响到他的小说叙事。整部小说的思想境界与第一回虚拟的两个故事（“治黄”与“救船”）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与评判几乎完全吻合。其启蒙思想既带有很大程度的传统思想的印痕，也充满着矛盾：一方面，批判揭露清王朝上层阶级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现象，但另一方面也对当时的革命形势持否定的立场和悲观态度，比如把义和团比作“害马”，视革命党为“毒龙”，皆为“讲私利的”“恶人”。从整部作品来看，尽管囿于“中体西用”思维方式及改良主义政治思想的局限，影响了“时代进步性”，但它揭示出的社会文化现状与国民心理状态，所表现出的强烈启蒙意识都是真实而深刻的，而且它已超越了单纯科技意识的角度，上升至广泛的文明、文化的层面上，这恐怕是它较之有些激进革命派作品影响反而要深远得多的原因。由此也预示着同时期小说创作在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上的启蒙意识是同样强烈的。鲁迅曾指出：“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鳞角。知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④若联想到今天“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鲁迅强调科学小说而非政治小说乃“导中国人群以进行”的文学样式，不仅在当时十分富有针对性，且颇具超前性的眼光。转贴于 政治觉醒与文化启蒙的互动
晚清政治意识的觉醒分为两个阶段，即先后以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为代表，但这只是社会进程实际的演变趋向，反映在文学创作中，这两种政治倾向则不具备如此鲜明的阶段性，而常常是共时性地纠缠在一起。在相当作家那里，甚至违反了这个进化的“规律”，即愈到后期愈坚持改良主张。因此，晚清小说一度表现出改良与革命之争的现象。不过，晚清启蒙文学的首倡之功应归于维新派文人。1902年，由梁启超主持的《新小说》在创刊前夕发文宣传该刊的条例，第一条就规定其宗旨为“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⑤这一政治启蒙意识在夏曾佑的《小说原理》中得到进一步发挥，作者在讲述小说创作的形象性与典型性问题时，念念不忘的是它与读者接受的关系。他认为小说读者可分为两类，一是士大夫，一是妇女与粗人，而当前最需要的是写小说给后者看，寄希望于他们觉醒之后督促士大夫阶层的进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连政治启蒙的“新法子”都设计好了：“摹仿学堂里先生教学生的法子，编几本教科书教导他们。并且仿照世界各国普遍的教法，从初等小学堂，一层一层的上去，……等到高等卒业之后，然后再放他们出去做官，自然都是好官。二十年之后，天下还愁不太平吗？”由此可见，作家们将首要的启蒙对象定位于官场中人，而政治小说与谴责小说是作为官场教科书来写的。显然这里的启蒙意识侧重于政治启蒙，而政治启蒙中又将希望寄托于上层阶级的觉醒。这是初期政治小说的一大特点。不过由于当时政治活动的复杂性，作家们并没有站在某种具体的政治路线上，因此一般不会成为某一具体集团的“工具”，其政治启蒙往往带有较为宽泛的政治文化意味，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主体意识的独立性。
这种独立性使其政治小说不至于完全成为图解政治的传声筒，而带有政治探索与政治启蒙的理性色彩。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在以黄克强和李去病为代表探讨行君主立宪还是走革命道路这一问题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褒此贬彼、乃至攻击丑化对方的情绪，而是让二人展开思路，反复论证（二人论辩达四十余次），结果是彼此有所让步，对方的诘问与批判反而成为完善自身理论的动力。这说明，第一，梁启超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小说作为一种形象艺术，讲究的是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因而力图以冷静客观的姿态摆事实讲道理，从而起到“熏、浸、刺、提”的启发性作用，而非盛气凌人的训诫。第二，梁氏创作该小说是维新失败、流亡国外的时期，开展新一轮政治活动的时机还未到来，其文化思想正处于转型阶段，对变法失败的反思，对“新民”理论的探讨等使他不时处于矛盾困惑之中，甚至对于革命之说亦重新思考。据梁本人后来的回忆，其“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因此不妨说黄、李二人实际上是梁氏两个自我的化身，是其内心深处思想斗争的反映。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反刍的阶段，梁氏的启蒙思想与政治理论在辛亥革命前后有了很大的调整和发展。
在《新中国未来记》的推动下，表达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思想的创作一时间蔚为大观。辛亥革命前夕的政治小说不仅能够抓住国人的心理，反映人心之所向，而且颇具反思性，以冷静的头脑、敏感的政治嗅觉，透过表面纷杂的政治现象挖掘深藏其中的时代本质。这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否定的方向进行政治批判，二是从肯定的方向表达政治理想。中国小说创作有一种借神狐鬼怪表现人间情怀的审美传统，深得下层读者的喜爱。在辛亥革命前夕的政治小说热潮中，有些作家不愿放弃这种审美形式和大量的读者群，试图将社会批判的内容与神怪小说的创作模式加以嫁接，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吴趼人的《立宪万岁》对清政府立宪骗局的揭露颇有代表性。小说描述天界诸神议论立宪、出外考察宪政及实施立宪的经过。玉皇大帝派孙行者、猪八戒等一行五人到国外考察立宪之法（影射清政府派五大臣外出考察）。最终的改革结果“不过是将全部人员的官名加以改换而已”，通明殿上一片高呼：“立宪万岁！立宪万岁！”不过该小说的意义不只是针砭时弊，讽刺现实，它还从深层上触及到政治现象背后的国人文化心理，而这是历史性喜剧上演的根源之所在：在一般国人心目中，什么立宪，什么革命，它们有什么本质区别，一概不究，只看是否有利于一已之私。这与《阿Q正传》对辛亥革命的批判不无异曲同工之妙。与该作的滑稽手法极为相似的《立宪魂》（无名氏）写幽冥世界的“预备立宪”，展示了一幅令人作呕的众鬼维新图；大陆的《新封神榜》则借姜子牙成仙后的故事揭露了当时一批文人政客借维新之名行投机之实的丑恶面目。
与此相比，陆士谔的讽喻小说《新水浒》、《新三国》的特色在于分别从两个方向探讨社会改良之路。前者虚构梁山众人按朝廷维新之道如法炮制，借以讽刺清政府搞假维新的“文明面目，强盗心肠”。后者则假借魏、蜀、吴三国不同形式的维新变法正面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作者自己的说法就是：“第一要破除同胞的迷信；第二是悬设一立宪国模范；第三则歼吴灭魏重兴汉室，吐泄历史上万古不平之愤气。”作者极力强调国家要强盛必须推行维新变法，但维新有真假之别，有表里之分。像魏、吴的维新就走入歧途；而蜀汉的维新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在诸葛亮的操劳下，他们上下团结，一心为国，真正改变了国体和政体，成功地创造了具有上下议院的共和国模式，并因此强大起来，使三国归于统一。通过这些不无荒唐的故事，作者的政治理想与见解巧妙地传达出来。《宪之魂》（无名氏）以谈鬼说怪的形式揭露清政府的欺世本质时，也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面临灭顶之灾之际，阎王终于醒悟，实施真正的立宪。结果是国富兵强，接连取得战争胜利，收回了外国强占的一切特权。小说将立宪视为国家民族问题根本解决的途径，强烈呼吁政府停止假立宪实行真立宪，在当时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当然，其思想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比如将革命派的活动视为社会混乱的主要因素之一，以留学生借口平等不认父母借口自由勾引少女等为理由反对自由解放思想，等等。也许此种偏见本就是“维新”二字的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说上述作品讽刺维新立宪闹剧主要以揭露上层政治骗述为主，那么有些作家则将维新运动置于幕后，而完全以普通百姓为主人公，通过他们在窘迫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的微细心态以反射时代的政治文化信息。这就使得作品的思想境界不仅仅局限于政治性的“谴责”与“讽刺”，而深入到政治事件背后的深层文化心理之中，表现出较强的文化启蒙意识。吴趼人在清政府下诏宣布预备立宪的当年便发表《预备立宪》戳穿了这一骗局。小说借一烟鬼在政府下诏预备立宪之后的心理反应与所见所闻揭示了这场政治阴谋的“真谛”。而且，小说抨击的重点并非主人公的投机心理和丑恶面目，而是滋生投机者的政治温床。再如大陆《今年维新》的主人公——一位“穷得彻骨”的学究先生，平日最厌恶维新的事。但因年关将近，自家囊中羞涩，便“暂时借了他的名儿”宣布维新，以混过年去。如果说《今年维新》是维新时期普通百姓与乡野僻壤的真实写照，恽铁樵的《村老妪》则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乡僻怪状。当时许多地方推行的所谓民主选举不过是人们投机钻营、拉帮结派的手段。阿二在选举时，一人“出而复入”，竟投了十三次票，为的是使三相当选，而自己可作三相许诺的巡士之职。有了这样恶劣的土壤，怎样的“怪现状”都会生长出来。觉迷的《不倒翁》以寥寥五百字塑造了一个专营政治投机而屡屡得手的官场“不倒翁”形象。读者从中不仅看到了此等“不倒翁”的卑劣技俩和丑恶嘴脸，也看到这类人物之所以混水摸鱼且能如鱼得水是时代为其提供了这样的舞台：在无序混乱的政治形势下，诸党诸派起落瞬间，各色人物变化莫测，忽东忽西、忽进忽退，在一定程度上一度成为时代潮流之所向。由此不难想见，在这样的情势下，独立特行者，保持操守者，真正的革命者，他们的命运则只能是悲剧。
假维新不仅是官僚阶层的弊病，也深深地渗透进知识分子乃至许多普通人的思想情感与生活方式这中。《官场维新记》（无名氏）试图传达假维新时期上上下下的历史真实：“便说是要维新，不过借他做个升官发财的捷径，千万不可认真的。”这“捷径”按袁谓贤借机发迹后的心得便是：“只可求形式上的维新，不可求精神上的维新。要晓得精神上的维新，乃是招灾惹祸的根苗；若换作形式上的维新，便是升官发财的捷径。”李宝嘉的《文明小史》中，三个新派人物——贾子猷（假自由）、贾平泉（假平权）、贾葛民（假革命），对西方文明的理解浅薄无知到极点：上海妓女在男人面前毫不羞涩便足以说明她们“受过文明教化”。无独有偶，小娲尽发僧的剧作《新旧怪现状》也有一个惯用新名词包装自己的主人公叫贾维新（假维新）。他与一个叫甄守旧（真守旧）的顽冥不化的人发生了争执并扭打在一起，难分难解之时，由一个挑粪的乡下人出面解决了这场纠纷。剧作以闹剧的形式表明二人的冲突表面上起因于一新一旧，但这不过是虚假的形式而已，实则皆是作者所要讽刺和摒弃的“无价值”的人生内容。张冥飞剧作《文明人》的主人公也属于上述“假人族”，叫贾人俊，自以为留过洋，便认为自己思想最先进，以“文明人”自居。可笑的是他口口声声婚姻自由，却为妻子稍有“红杏出墙”的举动便无法忍受；标榜什么文明行为，自己却以妓院为家；他所宣称的“新知”、“进步”也不过是逼老母亲去上学之类的笑话。这些作品透露出的信息表明，晚清文学的启蒙思想是在政治意识觉醒与文化批判意识的交互作用下深入发展的。 革命意识与文明追求的互动
继维新派于1902年掀起启蒙热潮，不足一年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纷纷崛起于文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上风。他们站在种族革命的立场上，表达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主张。就如同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卢梭的出现作为一个“特例”向伏尔泰、狄德罗的思想开战一样，革命派作家的崛起也是以对改良主义的否定为基点的。邹容之《革命军》处处充满了卢梭式的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激情。与邹容一样，陈天华的创作影响之大也与其革命者的英雄精神难解难分。其《猛回头》、《警世钟》以“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的精神向面临灭种之灾的祖国与国民敲响警钟。《狮子吼》在“楔子”中写一个叫“天朝”的混沌国，被东北方的一种野蛮人占领，后又有诸国前来瓜分。小说叙述者与友人来到一座深山，遭到成群的虎狼的追赶，他们的喊叫声惊醒了深山里的睡狮，睡狮大吼一声，猛发神威，追风逐电似的追击那些吃人的虎狼。这里以寓言的形式表达了唤醒国民重振雄风的启蒙愿望，由于其思想境界较之同类作品更为丰富，可视为革命派启蒙文学的代表。作者从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备受欺侮，首先来自于自身的积贫积弱、不思进取，要想如那头雄狮一样猛然醒来，重振神威，就必须从内部的改革入手。为了探索一条自强的道路，小说设计了一个寄托社会理想的神奇的“民权村”。它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比如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和先进技术，加强现代教育，进行文化改革，提倡妇女解放，强调尚武精神等等。与维新派笔下的黄克强等人的“思大于行”不同，“文明村”的人始终处于串连组织、发展会党、秘密策划、伺机武装暴动的临战状态。“民权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学校、图书馆到工厂、议事厅等一应俱全，无疑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模式的一个缩影。作为作者着力塑造的理想形象，主人公狄必攘能文善武，智勇双全。正是在这位奇才英豪的带领下，“聚英馆”青年学生们争强好胜，积极进取，形成了一个能文能武的“英豪”群体。这些描写进一步表明：中国的复兴依赖于一个拥有强健体魄并掌握现代文化知识的种族，狄必攘们则是光复中华的希望之所在。
《狮子吼》所展示的社会理想尽管已十分全面，但它既然以“种族革命”为核心，在文化改革、个性自由层面上也就不免流露出矛盾犹疑的一面。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并不是为种族革命而建立的，在根本上它是人类自由精神进步的表征，当作者以“种族革命”为最终指归并以此作为价值尺度时，前者只能被削足适履。小说一方面表现出平等自由的理想，但又担心自由太过会毁及名誉，影响团体精神，所以实际上又往往是压抑个性的，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卢梭精神。比如，民权村的女校规定：凡外人寄给学生的信，必先由监督阅过，然后才交给学生。一女生收到男子的求爱信被发现后，竟受到了严厉处罚。监督的道理是：“自由二字，是有界限的，没有界限，即是罪恶。”这种曲解表明，革命派对自由精神的理解与追求并没有超出维新派的思想水平。
“狮子吼”、“警世钟”也为革命派创作的启蒙叙事确立了一种基本模式：以一个革命先驱者为中心迅速唤醒广大民众，从而掀起一股民族主义革命的浪潮。无名氏《痛定痛》中的慕新就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知识分子，小说以他在茶馆启发众人驱除异族的说教结构全篇。开始时，大家都处于蒙蔽状态，不知民族仇恨，经他详细解说和激发，最后众人“个个咬牙切齿，要想杀鞑子。于是人愈聚愈多，等到有机会，就要起革命军了。”一场慷慨陈词就令众人由鲁迅所说的那个“铁屋子”里清醒、走出来，并且群情激昂，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作家显然没有像五四人那样意识到启蒙对象拒绝启蒙的尴尬处境，将主人公写成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既表现出作家主体的启蒙自信心，也逼真地传达了革命派那种特有的急切的启蒙欲望与乐观情怀。由此也就导引出一个无暇顾及反封建问题的缺陷。在郑权的《瓜分惨祸预言记》中，主人公黄勃与其他留学生组织民众与洋人及清军浴血奋战，建立“兴华邦独立国”，并积聚力量准备全面光复。小说叙事始终浸染着强烈的排满、复仇情绪，“为国死呵！”“男儿为国死呵！”这类口号式呐喊充斥其中，并掩盖了对一系列启蒙问题的探讨。显然，它所宣扬的爱国主义与革命精神带有相当的狭隘成分。革命，不是去革封建制度、封建主义的命，仅仅是反清王朝；爱国，而不是爱“人”。爱国主义一旦排斥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就会降低为复仇行为。如小说第七回写满人入关时杀得汉人血流成河，奸淫汉人妇女，如今的英雄志士们也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也同样奸淫满人妇女。这样的民族恐怖主义情绪确是过于浅薄幼稚了。
从政治斗争、社会实践的角度看，革命派的道路较之维新派无疑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但以启蒙文学思潮的角度观之，则不能如此简单地下结论。我们常说，历史不是直线上升的，它有前进有迂回，有上升有下降。但这种说法没有注意到，历史的上升或下降同样都不是单线式的，也就是说，它的上升中本就蕴含着下降的因素，它的下降中亦包含着上升的成分。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仍然是一种线性历史观的反映。我认为如果一味追求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会造成历史本身复杂态势的简单化和绝对化，必要的时候应该讲究历史与逻辑的适当分离。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启蒙文学高潮是由维新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革命派作家不过是迅速及时地利用了这一历史机缘，并以决绝的姿态与前者告别。于是，改良主义思想不但不再被视为进步的，而是反革命的。在这场改良、革命之争中，有些作品掩饰不住彼此之间的对立情绪，丑化影射乃至进行人身攻击的故事也不时出现。《大马扁》将康有为塑造成一个妄想“贵为天子”的野心家，将维新变法视为“天降妖魔，一时出现”。这样的描写甚至也出现于政治态度并不鲜明的创作中，《文明小史》将康有为也写成一个虚伪自私的人，影射梁启超写文章，废话连篇累牍，且善于抄袭他人文章。小说在抨击讽刺假维新人士的同时一并也将真维新给否定了。因此，与维新派作品相比，革命派创作在文化启蒙的层面甚至在政治启蒙的深层面反而要淡薄一些，因为作家兼革命者的叙述者一般将重心放在救亡图存的革命行动，对如何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什么样的民主政体则较少涉及。因之，有些作品常常呈显为“呐喊式”的启蒙文本，越来越远离了其“文明村”模式中所设计的整套方案，有的则完全异化为革命叙事，成为20年代中期以后“革命文学”叙事模式的预演。像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宦海潮》、《大马扁》等大都为配合辛亥革命而作，系为革命派的思想行动鸣锣开道的文本。1909年成立的南社虽然一度团结了思想文化界、教育科技界一大批活跃的人物，不过其政治性太强（实际上成为中国同盟会的宣传机构），再加上创作上主要是诗歌，因此从启蒙思潮的角度来说贡献并不大。后来鲁迅在论述革命与文学的关系时说，“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宫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完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⑥鲁迅的本意是提醒左翼作家切勿将“革命”简单化、浪漫化了，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辛亥革命期间革命派作家在热烈“革命”的口号之下掩盖了其内在文化精神的苍白。这样的革命叙事到底含有多少启蒙叙事的成分，自然也就大大打了折扣。 超越政治：启蒙走向深入
上述小说往往站在维新的立场上反对革命，或者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反对维新，但更有一些则是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对维新派或革命派的态度均有所保留，既不赞成维新也不赞成革命，因其超越了派系偏见，追慕文明的启蒙意味趋于深厚。比如吴趼人的《上海游骖录》虽然揭露了社会政治的黑暗和政府官吏的残暴，但却否认民众进行革命的合理性，理由与维新派相似。但他同时也不认为立宪具有可行性，因为国民的思想境界尚未达到这样的高度，一个重的理由仍然在于“我们中国人道德丧尽，就是立宪也未见得能治国，还怕比专制更甚呢”。因此，第八回的一段话可视为作者的总结论：“改良社会，是要首先提倡道德，务要使德育普及，人人有了个道德心，则社会不改自良。”这类小说由于以社会的道德状况为价值标准来衡量一切新生事物的是是非非，自然是满目道德沦丧，不忍卒读。不过由此全盘否定了社会与政治结构改革的合理性，未免缺乏一种历史理性精神。也有一批创作正相反，他们从社会变革优先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编织故事。孙景贤的《轰天雷》围绕知识分子荀北山上疏之事展开情节，一方面以同情赞美的态度描写了戊戌变法运动中的志士们，将六君子慷慨就义的壮举渲染得极其感人；另一方面也肯定了资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主张，视孙文、章炳麟为最优秀的英雄人物。《未来世界》（春颿）虽然发表时标有“立宪小说”，但并不局限于维新政治本身，而更侧重于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强调的是“教育救国”的思路，即将改良的关键问题定位于普及国民教育，向国民输入自治精神和文明思想。
这方面的代表作应首推曾朴的《孽海花》。如果说《老残游记》以沉船喻指中国现实还只是小说的一个细节，《狮子吼》中的“混沌国”尚是一个模糊的意象，那么《孽海花》则虚构了一个更为阔大的象征世界。它以“孽海”中一个“奴乐岛”上的“奴隶国”来影射中国。该国国民无不奄奄一息，偷生苟活，崇拜强权，而且从不与别国交通。到了20世纪初年，终于“平白地天崩地塌，一声响亮，那奴乐岛的地面，直沉向孽海中去。”面对如此危急的形势，作者决心再现这苦难的历史，以期唤起人们的觉醒，从而拯救即将沉沦的祖国。小说叙事由此充满了强烈的“愿尔早登觉岸”的启蒙意识。与有些科学小说主要限于科技救国及许多政治小说限于政治救国不同，该作的启蒙意向处于中国近代意识觉醒从第二个步骤到第三个步骤的过渡环节。首先，它对人们一度热衷的科学救国思想流露出不满。小说借李台霞之口说：“西国富强的本原，……却不尽在这些治兵、制器、惠工、通商诸事上头哩，第一在政体。西人视国家为百姓的公产，不是朝廷的世业，一切政事，内有上下议院，外有地方自治，人人有议政的权柄，自然人人有爱国的思想了。”这就道出了西方民主政权制度的优越性，由之，小说揭露政府腐败时，不再像《官场现行记》等只揭露腐败现象，不触及腐败的根源，而把矛头直指封建政体本身。其次，作者力求通过作品反映并探讨新旧时代的变迁，“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这使他站在一个较高的创作起点上。有学者称其为“同时具有历史小说、谴责小说以及世情小说的特点”的特殊的作品⑦是有道理的。与一般改良派不同，《孽海花》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高人一筹的见解。他认为改良和革命“虽然主张各异，救国之心总是殊途同归”，在他笔下，孙中山是“神情活泼的伟大人物”，激进主义较之“缓进主义”自有高明，因为“惟有以霹雳手段警醒二百年迷梦”。另一方面，《孽海花》对民族出路的探索也更为切实全面，既主张识洋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又强调输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小说第一回就提出“不自由勿宁死”的口号，倡“天赋人权、万物平等”之说。第三，作者对儒家传统文化提出大胆的质疑，讽刺有些士子们醉心于科举，或死抱传统死读古书的愚腐可笑；而将恣情纵欲的“放诞美人”傅彩云塑造得活灵活现。“在她的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对封建理学、传统文化的思考：正是因为远离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得傅彩云没有变成麻木层懦的‘泥美人’，甚至在许多方面胜过了读书万卷的文人才子。”⑧这些描写无疑从更深的层面揭示了民族文化的痼疾，也十分丰富地展示了新旧交替时期，中西文化碰撞的多元化色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刊发于《新民丛报》的小说《人肉楼》，该作假托“虞初今话”的形式体现出极其深厚的文化启蒙意识，较之《孽海花》又深入了一层。小说写的是一个“文明的”老者游历愚昧落后的“华胥国”的故事。华胥国的人全是吃人的野人，他们将前来游历的老者捉住准备吃掉，但因为对外来人十分好奇，便先关在人肉楼内以观察他的习性有什么特殊之处。在人肉楼内，文明人发现这里全是被肢解的尸体，人头与人头堆放在一起，身子与身子排在一起，到处充满着令人恐怖的血腥气与腐臭味。后来，老者的童子得知音迅，搬救兵一举扫荡了华胥国。显然，所谓华胥国即是中国，人肉楼象征了自古以来的中国文明，老者则喻指“启蒙者”与现代人。小说最大的可贵之处在于揭示了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实质在“吃人”二字，这与后来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将中国喻为杀人的“厨房”，将中国文明喻为人肉的“筵宴”，以及在《狂人日记》中对中国历史的总概括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学者认为《人肉楼》达到了后者所达到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的思想高度，并推测“由于鲁迅是《新民丛报》的热心读者，《狂人日记》很可能受到了《人肉楼》的影响”，⑨这是颇有道理的。尽管《人肉楼》较之鲁迅的“忧愤深广”未免明快了些，但它有力地表明了近代启蒙文学与现代启蒙文学确实处于紧密相连的文化链条上。
饶有意味的是，较之政治小说，这类文本在文化启蒙意识深入的同时，却又往往少了些锐气，多了几分温和。《未来世界》似乎有意摆出一副平正中庸的叙事姿态。如有个传教士要占水师营哨官倪胜标的地基，县令不敢与洋人据理力争，一味姑息怂恿；倪胜标气不过，使用了聚众闹事等强硬手段。在作者看来，此二人的行动方式一者太过软弱，一者不够理智，都不能解决问题。而作者塑造的一个理想人物——民智学校的总教习陈国柱接替县令的职务后，与传教士据理周旋，既争回了地基，也没引起更大的纠纷。这样的做法才是理想的方式。作者不仅在政治观点上追求不偏不倚，在国民性格、道德进化等文化层面上亦反对两种倾向：过分守旧或者过于激进。大家闺秀符碧芙虽有意中人，却听凭母亲包办嫁给了一个恶男人，结果抑郁而终。而留美女子赵素华，先是自由结婚，复又自由离婚，与妇道相去甚远。前者太过保守，后者又是自由太过。作者试图探讨的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自由恋爱方式，这在当时作家的创作中屡见不鲜，比如李涵秋的《广陵潮》亦有极其相似的描写。在由古典到现代的艰难蜕变期，这种似乎有理的中庸主张、平和手段代表的是温和的启蒙路线，它对传统的惰性力量显然估计不足，缺乏文化上的建构能力，不免走入末途。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近代启蒙的这个终点之处恰恰是五四启蒙的起点之所在。可以肯定的是，从“温和主义”的路线到“激进主义”的路线，既表征了二者之间飞跃性、质变性的差异与转换，同时这种截然的对立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启蒙思想内在层面上的某些一致性与关联性，并遮蔽了研究者对20世纪初启蒙文学思潮充分估价的眼光。 注 释：
① 笔者在《20世纪初中国启蒙文学思潮发生论》一文中提出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正式发动于1902年，载《山东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
② 《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卷，第30-31页。
③ 《戊戍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卷，第47页。
④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⑤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1902年7月15日。
⑥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37-238页。
⑦ 武润婷：《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
一、教师对学生书写重要性、奠基性的认识要到位
别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作为学生启蒙的一年级语文教师，交在自己手里的学生就是一张洁白无瑕的纸，对这张纸的认识是最重要的！这张纸你是精心呵护精雕细琢精益求精呢？还是听之任之放任不管任其自由发展？这两种态度决定的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生书写结果，也可能是学生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二、方法要到位
关于学生的汉字书写有严格规范的方法，从一开始语文教师就一定要按规范的要求来要求自己的学生：身要坐正、腰要伸直、脚要平放、一尺、一拳、一寸等等规范大家都知道。可是老是否真正把这些规范严格地持之以恒地贯彻下去是能否取得好效果的关键。
三、把手书写要到位
过去，私塾先生要手把手教学生书写，从坐姿到执笔到落笔都一一悉心教导。现代也应该如此，特别是一年级学生，教师能手把手教学生书写，既能增近学生和教师的距离，又能让学生感到无比的亲切感，还能增强学生的自信感、被信任感，从一开始就得到正规正确的指导，从而对书写产生浓厚的兴趣，对今后学生的书写发展打下坚实的兴趣基础，也为学生的人生发展打下基础，因为字迹是人性格的第二表现！
四、语文教师自己书写素质要到位
不光是前面讲的教师的认识要到位，教师自己的书写素质也应该要到位。首先教师书写要以身作则，一笔一画，规范书写；其次对每个汉字的笔画笔顺、间架结构、形断意连、首尾呼应应该有比较详细的了解、理解；再次，教师的书写不管是粉笔字，钢笔字，毛笔字，还是其他软笔字都应该美观大方，要对学生起表率作用，对学生有一种征服感、佩服感、可模仿感！这就要求教师要有一桶水才能倒给学生一碗水！
五、持之以恒，长期坚持要到位
一年级启蒙培养兴趣，正确姿势，初打基础；二年级继续纠正与指导；以后长期坚持，严格要求，肯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六、社会家庭学校配合要到位
关键词: 文艺大众化文学启蒙左翼作家
1921年,留学日本的创造社成员成仿吾回国。
1924年,留学苏联的太阳社成员蒋光慈回国。
1927年,创造社成员冯乃超自日本弃学回国;同年,留学日本的创造社成员李初梨回国。
1928年,太阳社主要文学刊物《太阳月刊》创刊。同年1月,创造社理论性刊物《文化批判》创刊。不久成仿吾的《祝辞》、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相继发表。
1928年《创造月刊》2月号登载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举起“革命文学”大旗,以激进的姿态全面批判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白话新文学,要求文学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为意识,描写和反映无产阶级的生活和理想,从而引发一场激烈的文学论战。
尽管鲁迅在1927年12月所作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但仅仅时隔两年,创造社、太阳社等团体和鲁迅之间便迅速达成了统一,并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富有斗争精神的鲁迅与之前激战正酣的“论敌”们携手之快,令人愕然。此后不久,以“左联”为中心开展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进一步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口号,“无产阶级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与文学话语相结合,迅速地形成了中国的红色话语”[1]。与“红色话语”相关联的红色文学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则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流,并裹挟着文坛一直延续了几乎整个20世纪。
早在1930年春,左翼作家们便对为什么文艺要大众化进行了讨论,《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第4期的新兴文学专号对此次讨论的发言记录和文章进行了刊登。从内容看,参与讨论的都是赞成文艺大众化的。冯乃超在《大众化的问题》中认为:“文学展现如果是解放斗争的一部分,那么,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就是怎样使我们的文学深入群众的问题。”主张:“首先要有能使大众理解――看得懂――的作品。”更有甚者,提出了诸如“大众文学作家,应该是大众中间出身的”、“大众文艺的标语应该是无产文艺的通俗化,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2]等类似比较偏激的看法。
对此,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中认为,文艺“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他认为文艺要想和大众发生关系,“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若文艺一味“设法俯就,就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鲁迅在肯定文艺大众化的重要性的同时,已经清醒地看到,陷入“迎合和媚悦”大众的盲目冲动之中的可能性的发生。因此,鲁迅主张:“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在鲁迅看来,“大多数人不识字,目下通行的白话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言语又不统一”,“现在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时代的准备”,“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
但鲁迅的这些观点并未引起注意。此次讨论后,“左联”执委会于1931年通过了一项决议《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新任务》,明确指出:“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3]
1932年3月“左联”在通过的《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中指出:“‘左联’应当‘向着群众’!应当努力的实行转变――实行‘文艺大众化’这目前最紧要的任务。具体地说,就是要加紧研究大众文艺,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以及批评一切反动的大众文艺,……”[4]此外,还要求:“目前一般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非大众化的文艺作品,也应当在文字、体裁急描写等各方面实行大众化,使其不仅为知识分子的读物,在一方面也能为工农大众读者所接受。”[5]
为了催促文学快速实现向大众倾斜,瞿秋白在1932年4月《文学》半月刊上发表《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接着又在6月《文学月报》创刊号发表《论文学的大众化》,强调文学大众化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使文学大众化的问题。许多作家应邀参与到讨论中,讨论涉及了文艺作品的语言、形式、体裁、内容和描写技巧等问题。茅盾认为,在文艺表现上,作品除了应使大众看得懂、听得懂外,还要多用“合于大众口味的艺术的感动的描写”。瞿秋白主张:“普洛作家要写工人民众和一切题材,都要从无产阶级观点去反映现实的人生,社会关系,社会斗争。”文学青年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学习”。在《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瞿秋白更是具体指出:“革命的大众文艺,应当运用说书,弹词,小调,文明戏等类形式。”“利用流行的小调,夹杂着说白,编成纪事的小说,甚至于创造新式的歌剧;利用纯粹的白话,创造有节奏的大众朗诵诗;利用演义的体裁创造短篇小说的新形式,大众化的最通俗的论文等。”
如果说第一次讨论的独特之处在于鲁迅的声音的话,第二次讨论中的焦点则是茅盾和瞿秋白的论争。
瞿秋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中把“五四”以来的白话文称为“新文言”加以否定,认为“旧小说”的旧白话说成能与大众接近,甚至胜过“新文言”。茅盾认为二者性质不同,旧小说之所以为大众所喜欢,主要不在于其“文字本身”,而是“旧小说内容所包含的宇宙观人生观为大众所固有”,并指出:“几年来的革命文艺诚然很多读不出来听不懂的作品,亦何尝没有可读可听而懂的作品;然而终于跑不到大众堆里……不能单把作为工具的‘文字’本身开刀了事。”[6]瞿秋白所主张用真正的现代中国话(即容纳许多地方土话的“普通话”)来写作在他看来也是不切实际的。瞿秋白在他的答辩文章《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中也承认:“现在就要求每个作家作施耐庵,这是不可能的。”但他主张:“革命的施耐庵们将要在斗争和工作的过程之中产生出来。这种工作开始的时候,一切初期的、极端幼稚的、外行的大众文艺的尝试的作品,也已经是大众文艺。可以说是最坏的‘文艺’,但是始终是文艺。”
其实双方争执所在在于文艺大众化应该是由作家用大众化语言写出大众能接受的作品,还是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品?看得出来瞿秋白侧重于后者。文艺大众化在文学大众化的口号下,为了“最迅速地反映当时的革命斗争和政治事变,可以是‘急救的’,‘草率的’”[7]。郭沫若在《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甚至要求文学为了大众要“通俗!通俗!通俗!我向你说五百四十二万遍通俗!”[8]文学形式和艺术性被粗暴地割裂开来,文艺成为鼓动宣传的工具而留泛于简单粗暴的口号和空洞的号召。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在这个历史的转向中,在文学的殿堂里,意识形态化逐渐浓厚,启蒙的比重逐渐丧失,革命的成分逐渐增加,大众从被启蒙的对象变成了需要曾是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们“学习”、“一块儿奋斗”的伙伴。这其中的历史动因何在?
自近代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首要目标,而文学也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能启发民智、凝聚民心、再造国民的重要工具。文学是启蒙的工具,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利器,这样一种高调的文学观自然不会容忍文学跌落到聊供赏玩、消闲之的消费品的地位[9]。五四以来,白话文学虽然对传承千年的文言文几乎取得了革命性胜利,但其所包含的文言倾向、“欧化”倾向使得它依然离大众很远。到了20年代中期,五四文学革命开创的新文学观念已出现重大变化,随着军阀混战、日本紧逼,以传统为对立面的个性解放开始逐渐消退,文学“为人生”的呼声日趋低弱,“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声音逐渐成为主流。而倡导自由民主科学的五四文学并没有进行相应的转向。对五四以来白话新文学的不满正是向大众靠拢,提倡大众话语根本的源头。在“左联”成立后的两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就出现了否定五四、反欧化的倾向,瞿秋白认为:“五四式的新文言,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和现代白话、古代白话杂凑起来的一种文字。”[10]这种“非驴非马”[11]的文学是“替欧化的绅士换了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12],不仅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等西方文学流派称为“魔道”[13],而且提出打倒五四“新文言”,迎接“第二次的文学革命”[14]的言论。
巴黎和会给中国带来的失望,以及俄国十月革命这场“庶民的胜利”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1919年的期间,一些知识分子团体和青年学生团体在寻找振兴国家的思想和经验中,对社会主义各种派别、特别是苏俄的经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意识到民众力量的强大的文学革命的领导者们开始了启蒙立场的转变。而当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因为看到了五四超人的个人主义的局限性,逐渐把期待转移到了民众的身上,并意识到,要改变中国就必须改变农村。他们改变新文化初期对民众自上而下的悲悯,而把到农村去,到民间去当作改造中国的必由之路。在其后的新村运动其间,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应运而生,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要表现“老妈子、洋车夫”。值得注意的是,始终认为“中国的民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的鲁迅,也在歌颂车夫的小说《一件小事》中,用“高大”的车夫压榨出了藏在皮袍下的“小我”。
1928年似乎是所有问题的入口,更不能忽视的是1928年后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当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单纯的思想文化启蒙走向政治动员和政党组建时,政治意识形态便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包括文学在内的各个领域。尽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这种分化已经出现,但在1928年以后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日趋激烈,知识分子纷纷卷入了政党意识形态之争中,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最终被组织化,形成左翼知识分子和“右翼”知识分子两大阵营,以及处于第三者地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革命文学论争”中要求把“阶级”、“无产阶级”、“民族”作为描写对象也正谙合当时国共两党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到了“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左翼作家们则进一步要求文学必须靠向大众,把大众当作主体来创作,在瞿秋白看来,五四的语言和文学太西方化,不能接近群众,而且“太过依赖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去反映真实的革命精神”[15]。“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语境是民众的政治热情普遍高扬,人们对专制的失望一变而为改革旧制度的共同心理期待,因而关注社会变革的风气特别浓厚。作家们(特别是左翼作家)的现实关怀途径是‘用被压迫者的语言’来‘抗议和拒绝社会’,他们以‘被压迫者’的姿态反映强烈的政治制度变革要求,实际上是以民众参与意识显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其作品集中批判战乱频仍、军阀割据、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的社会现实真相,引起社会的普遍心理共鸣”[16]。“大众文学”的提倡者们“要求一种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的大众语,这无异于精英分子急于创立另一个言语的乌托邦,……”(《上海鲁迅研究》122)。从无产阶级文学的立场出发提倡“宣传文学”和“作为武器的文学”虽有其新意,但由于一开始便作为“宣传”、“革命”的武器来写,不仅未能改变作品本身无力的现实,其功利性偏向反而导致这种无力倍增。虽然作为五四的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们到此时也依然还是启蒙的主角,并且很贵族气地认为:“应该唤起大众的政治兴味,唤起他们来参加政治斗争。”[17]“普洛大众文艺的斗争任务,是要在思想上武装群众,意识上无产阶级化,要开始一个极广大的反对青天白日主义的斗争。”[18]
左翼作家们寄望于发动民众,引导民众,为革命的到来呼喊,而要在民众当中引起共鸣,就必须达成“平民化”,就必须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放下先知先觉的姿态,以广大群众为主体的革命语境决定了革命的知识阶级的“追随者”身份,问题在于,依靠知识分子一味的妥协甚至于牺牲,冀望于向其靠近并创造出表现他们意识的作品是否就一定会和知识分子本身的乌托邦理想渐行渐近?“一方面是民众的教育者,而另一方面却又要同是向民众学习,学习他们的生活、思想,以及言谈”[19]。知识分子们的背后已经隐隐出现了另一个身份――被启蒙者。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不断发展,关于这个问题的阐释和论述也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被进一步制度化和政策化。此时的启蒙不但和五四启蒙意趣相异,而且和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的启蒙也不相同了。启蒙者成为掌握革命理论的革命领袖,并以各种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充当革命的代言人,而创作者则逐渐完成了由左翼作家向工农背景的知识分子的过渡。
在新文化运动和30年代充当启蒙者的经营知识分子们,到了延安时期则成为被启蒙者,不但需要被革命领袖启蒙,而且要接受已经接受领袖启蒙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讲话》中所反复强调的“观念改造”,决定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不可避免地落在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深入军队和第一线的战场的实践上――知识分子必须在实践中改造自己,脱胎换骨,洗刷、丢弃一切属于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肮脏东西,把自己自觉地改造成工农兵大众的一员,即只有有了革命思想的作家才能创作出真正的革命文学。从五四到延安,在同样的启蒙结构下,不同质的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碰撞最终完成了向政党启蒙的蜕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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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A].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11.
[9]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3.
[11][18]史铁儿(瞿秋白).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A].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38,46.
[13]瞿秋白.欧化文艺[A].瞿秋白文集(卷2)[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881.
[14]瞿秋白.再论文艺大众问题答止敬[A].瞿秋白文集(卷2)[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904.
[1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90.
[16]王嘉良.回眸历史:对茅盾创作模式的理性审视[J].学术月刊(卷39),2007:11.
【关键词】作文 ； 启蒙教学 ； 听 ； 说 ； 读 ；写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阅读和写作能力是教学的核心和重点，而在小学低年级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是学生写作能力形成的最佳时期。在这一阶段，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逐渐养成善于倾听、有序表达、爱好阅读的良好习惯来为小学作文的启蒙教学做准备。
我们知道听和读是吸收、理解语言的能力，它用来汲取“营养”；说和写是表达、运用语言的能力，它用来提高表达的能力。而听说是口头语言的吸收与表达，读写是书面语言的吸收与表达。口头语言又是书面语言的基础，先听读再说最后写，这就是听说读写语文综合能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在低年级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做到注重听、说、读、能力培养以促进写的能力的循序提高。
1 以听促写
正常人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能力的发展规律一般是先听后说，先听后读，先听后写。大量事实证明，一个不善于听懂别人说话的人，其读说写能力不可能很高。听说训练应当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它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既是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提高和思维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生将来走上社会进行交际和日常生活的需要。小学阶段课堂教学占据学生听话训练的绝大部分时间，因此教师要特别珍惜课堂教学中的听话训练，教师要利用多种形式如读听记的训练方式、读听述的方式、问听学的方式、读听测的方式、读听评等方式来强化学生"听"。好的课文不仅要读、要看，还要听；听别人读，听艺术家读，听出感受来，听出味道来，在听的过程中真正深切地领悟文学的魅力、语言的魅力。有人曾提出“语感教育”的方法，认为语文教学应从语感入手，让学生在听觉感受中学习知识，学习文化，学习写作，这才能真正收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良好效果 ，这不失为一种尝试。众所周知,耳朵是我们感知事物或获取信息最方便最快捷,也是最全面的感觉器官.正所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也就是眼睛的感知范围不如耳朵广.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利用耳朵的功能服务于大脑,从而更多更广地汲取材料,充实情感,满足思维。
2 以说促写
目前的小学生"听、说、读、写"能力中,最不好的就是说的能力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学生的口头语言与思维能力基本是同步发展的,这个时期,学生掌握的词汇很少,说话语无伦次,难以完整地叙述一件事情的经过。因此,这个启蒙阶段是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对低年级学生有计划地进行说话训练,不仅能较好地发展学生的口头语言,而且能提高其思维观察能力,促进智力发展,这是培养学生作文能力基础。小学低年级是进行说话训练的最佳时期，有效的说话训练可以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并带动听、读、写能力的提高。所以低年级应鼓励孩子大胆、大声、大方地进行说话训练。首先，在拼音教学中将拼读与说话有机融合。根据低年级儿童听觉灵敏、记忆力强的特点，从学生入学开始，就应该有意识地对他们进行一次造句和多词造句训练。另外，为了拓展孩子的训练空间，要求孩子每天把学校发生的你最感兴趣的事说给父母听。其次，利用课本插图，将读图与说图相互渗透。低年级语文课文中配有大量插图，这些彩色插图新颖活泼，富有儿童情趣，指导学生看图，既培养了学生观察、想象和理解课文的能力，又给了学生训练说话的好机会。
教育学家认为，一个思维能力很强的人，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一定很强。思维是语言的基础，语言是思维的表现形式。发展语言必须同发展思维结合起来，在进行说话训练的同时必须加强思维能力培养。首先，通过看图说话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看图说话训练是小学语文说话训练的一种主要形式，是让学生在充分观察图形、思考图意的基础上进行的口头表达训练。 教学过程可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仔细看图，引发思维。第二步，说主要内容，发展思维。第三步，展开想象，扩展思维。从教学过程中发现，语言和思维能力是可以通过一步步深入训练而提高的，随着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思维能力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3 以读促写
在教学实践中，我认识到在小学低段段，要加强朗读训练，培养积累语言的习惯，但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有片面的理解，他们认为读就是对课文的读，这种见解失之偏颇。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对于读，我认为也有两个层次的理解：一是在课内，低年级的朗读能力训练很重要。因此，我注重教会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要求学生读准字音，不添字，不漏字，不重复读。在此基础上加上感情，读时必须做到心到、眼到、口到。对于课文中的重要句子、优美句子我采用引读法，培养了学生边听边思考的习惯。在学习时，引导学生把课文中的好词佳句找出来，多读读背背，并从语句内容与表达方式上探究，加深感悟。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品评词句的能力，又培养了积累语言的习惯，为习作打下了基础。二是在课外，要求学生多读课外书籍，鼓励学生经常去阅读，广泛了解各方面知识。这样既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又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要让学生知道，没有广泛的阅读，很难培养出过硬的语文能力。在阅读过程中，让学生逐步养成积累的好习惯，从而为写打下良好的基础。
4 循序渐写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通过听、说、读三方面的积累，最后落实到“写”上。要使学生的听读说能力有效地促进写作能力的提高，必须循序渐进，科学有效地做好小学作文启蒙教学工作。
写话训练可以从一年级学生学习汉语拼音之后就开始。先让学生用拼音写一两句简单的话；学了一定量的汉字之后，采用汉字加拼音的方法学习写话；等学生的识字量增多，有了一定的造句能力，就要引导学生看图写话、想象写话、观察写话等；由写一两句简单的话上升到写意思比较完整、内容比较具体的几句成一段话。
最初的简单有效地写话训练可采用给字组词，用词写一个句子的方法；在学生说、写出较简单的句子的基础上，在引导学生动脑筋思考、想象，把这句话写长（写具体、生动）。等学生掌握的字词及学习的句型多了，就可以让他学习用一个词或几个词写不同内容和句型的句子，如用一词写一个疑问句、一个感叹句；用上几个词写一句话、一段话。训练时尽量让学生做到不写错别字，有一定的思想内容，有意义，有自己的认识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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