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启蒙；批判；浪漫主义；问题意识
A reflection on the modern critique of Enlightenment
Abstract: Although Enlightenment had gained a great achievement, it also has brought lots of problems, hence it confronted a destructive critique in the modern times. The modern critique of Enlightenment can be inquired from many aspects, during which are two main points, firs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itself, second from the blindness and overreachedness in modern critique. The modern critique of Enlightenment itself is a certain kind of enlightenment essentially。
Keywords: Enlightenment; critique; romanticism; problematic consciousness
一
作为“理性的勇气和思想的激进主义”（卡西尔语）之象征，启蒙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毫无疑问，通过把科学的方法运用于人类的普遍事务和人类永恒幸福的追求，启蒙运动已经作了大量有益的事情：减轻了人类的苦难，避免或者阻止了不公正，揭示了无知；教条得到了反驳，偏见和迷信成功地受到了公众的嘲笑。启蒙时代的人们相信，求助于主义、无知和权威以证明专断行为的合理性是行不通的，那只不过是自私、懒惰、愚昧或我无聊的托辞。事实表明，如果拿这段倍受诘难的启蒙运动的历史来与19世纪更为混乱的理论表征和20世纪伤痕累累的历史记忆相比较的话，我们肯定会意识到启蒙运动的思想更少引人误入歧途。由此看来，“18世纪天才的思想家们的理智力量、诚实、明晰、勇敢和对真理的无私的热爱直到今天还是无人可与之媲美的。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生活中最美妙、最富有希望的乐章。”[1](P25)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极具天才特性的启蒙运动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在这期间，启蒙运动不仅提高了人类生活在物质方面的舒适水平，而且缓解了人类的饥饿、疾病和恐惧的痛苦。在启蒙的旗帜下，个人的天才力量和理智无畏的探险共同构筑了一个“英雄化”的时代，这使得我们今天视为进步的许多成果相形之下变得黯然失色。
但是一切合理的现实存在都不是最终的，都必将面对历史的烈焰和事实的考验。曾经是启蒙运动一面大旗和时代精神标志的那个巨大的疑问词Quid（为什么）如今又悬在了后启蒙运动时代的上空，成为人们心灵中一个新的兴奋点（其实这种疑问和惊异乃是人类的基本本性）。后来的浪漫主义、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甚至几乎所有的现代哲学都以“启蒙”的Quid来质疑启蒙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所有的光荣梦想彻底幻灭后，康德的诚实之思就变成了数学上的费马大定理。康德欣喜地看到：“人类走向改善的转折点即将到来，它现在是已经在望了。”[2](P163)历经沧桑巨变的我们却不禁要问，这位诚实可靠而又严肃认真的哲人是凭借什么来认为“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除去被人们抨击过的理性乐观主义之外，康德似乎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因而对该答案的求证就成了后康德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或者说，证实或证伪这个思想史上的“费马大定理”就成了左派、右派以及中间派的共同目标。由此福柯才会认为，“现代哲学没能解答而又无法摆脱的这个问题（按指“何为启蒙”）随着此文（按指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而悄然进入思想史中。”[3](P528)也许启蒙是一个永恒的，即所谓“不能解答而又无法摆脱的”问题。虽然人们没能解决该问题，但该问题却不断地滋养着后世的思想。同样地，康德的启蒙之思终究成了现代问题意识的源泉。
现代学术思想由于缺乏统一的严密的研究纲领，因此在较为零碎的发散性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以标新立异、另辟蹊径或者不落窠臼、不落俗套为美学境界。加之近现代历史的巨变导致人们心态失衡，怨心浓烈，在激荡的历史境遇中往往以“证伪”的方式来求得思想的发展。对启蒙而言，后世的思想家大多从否定的方面来看待先辈的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必须的，所谓相反者相成，同时也是持不同意见者的正当权利。但无论如何，单向度（one-dimensional）以及过火（overreached）的批判都有陷入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洪流中去的危险。而如果要超越时下对传统的“解构”或“酷评”（套用坊间的世说新语）的混乱和偏激，同时又能挖掘出一些真问题，我们必须小心在意。的确，我们是在泥沼上寻找着前进的道路。
从宏观上说，最近两百年来人们对启蒙运动的批判甚至反叛是以下几种诱因的结果。一是启蒙运动本身的缺陷，如平庸、肤浅等等；二是社会文化主旨的变迁，这是转型中常见的现象棗并非由于启蒙自身的问题而使启蒙“过时”，而是由于时代精神兴趣的变化使然；三是在文化道路上的退化、下降的结果，这在孔子、赫西俄德（Hesiod）等的“退化历史观”看来，文化是“一代不如一代”的一种沉淀，也就是说，后世在精神承受能力和思想品格上已不具备同前辈对话的资格而导致对古典的传统思想的陌生、不以为然甚至“怨恨”（如马克斯暽崂账?担?凰氖巧缁崂?方?痰脑帜训贾氯嗣撬枷肷系钠?睿?嗣呛苋菀自谕期迷鹑蔚南肮咝裕ㄈ酥?G椋浚┑淖龇ㄖ邪汛饲暗奈幕?弊髋诨液吞嫠拦恚?饩褪窍执?说亩槁洹⒈拔⒂肟杀伞4送猓?侵侄云裘捎止?秩刃囊灾掠行┎〖甭彝兑降幕耪啪俅胗朊つ抗橐颍?涫等匀皇窍嗤?枷敫?吹慕峁??/P>
二
我们的思想需要一种“问题意识”。在启蒙批判问题上，我认为启蒙运动自身肯定存在许多“毛病”，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它的毛病，如急躁冒进与通俗肤浅等，才构成了它的伟大。同时我们不能对这些后世才能清理出来的“毛病”作目的论和情绪化的处理。当然，我们也不必为贤者讳，启蒙运动之中必定存在许多问题。首先从外在形式上说，各种各样的思潮大量涌入启蒙运动之中，致使这个新的理论世界太过繁杂，也就必然充满矛盾。其次在新的精神启蒙之中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会使玉石共泥沙而碎、神圣与陈腐同消。启蒙在反对经院哲学的过渡性斗争中激起或产生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幻想”。一方面，启蒙运动自以为是地割裂了历史联系的纽带，幻想自己已经发现了人类的永恒真理，还以自己取得的一些暂时性观念来代替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并以此勾画出未来的蓝图，对此卡西尔虽一再袒护启蒙运动，却也不得不承认：“启蒙时代的主要缺陷在于，它对历史距离和历史隔阂缺乏理解，出于天真的过分自信，它拿自己的标准，作为评价历史事件之绝对的、唯一有效的和可行的规范。”[4](P6)而妄自尊大的启蒙在自我意识方面的确走得太远了，也就必然产生了对传统的极端态度。高昂的激情变成了野性的冲动，试图解构一切而从头开始便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红火也最不切实际的目标。“在此，启蒙运动的弱点很快随着自身的优点而产生了。和往常一样，启蒙运动从人或万物普遍的永恒性质中吸取它批判现存制度和提出改革现有制度的准则；因此它看不见历史现实的合法性和生命力，并且它相信，在现存制度表现出违反理性的地方就有必要将现存制度变成一块tabula rasa（白板），以便根据哲学原则建立完整的社会。”[5](P714)可以说，关于tabula rasa的观念是启蒙运动的形而上学幻想中后果最为严重（甚或惨重）的方面，正是它铺平了法国大革命之后与历史实际破裂的道路，而神圣的启蒙演变成血腥的暴力和无边无际的痛苦，盖源出于此。更为深远的效应可能会延伸到19世纪末传统的幻灭和20世纪的灾难性空想，任何试图抛弃传统而另起炉灶的做法，就会遭到相同的厄运。那种以为“重建…”的现代性工程需要首先破旧，并且是在毁灭性的意义上先把传统变成一块tabula rasa的先锋行为，在20世纪的尝试中只有血的教训和荒凉的虚无感、幻灭感。在20世纪人类所经受的考验中，我们愈发能明白一个以超出我们承受能力的灾难所换来的简单道理：从幻想到幻灭，原来只有一步之遥，其演变之自然就好比云卷云舒、潮起潮落。今天的人们之所以尖锐地反对启蒙的“过失”，大概属于“痛定思痛”的余绪，即任何时候都要提防形上的幻想。不幸的是，这种“痛定思痛”的思仍然带有一种形而上学幻想的成分，人们对启蒙的反思采用了几乎同样的tabula rasa观念和妄自尊大的态度。大概形而上学的幻想乃是社会文化转型的根本特征。
从维护者一方的利益来说，法国大革命使启蒙运动的进程走向了终结，仿佛是法国的政治动荡革了启蒙运动的命。但是不可忘了，法国大革命正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我以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或许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更不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实际上，它们都是“欧洲精神危机的表达”[6](P178)，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法国革命是以现实层面中更为让人触目惊心的铁与血的方式展露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所积累的种种力量，而稍前的启蒙运动是在思想领域内以赤诚和坦荡的气度横扫精神世界的一切“牛鬼蛇神”。达朗贝尔在《哲学原理》中总结到：“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发现和运用，伴随着这些发现而来的那种激情，以及宇宙的景象使我们的观念发生的某种升华，所有这些原因使人们头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亢奋。这种亢奋有如一条河流冲决堤坝，在大自然中朝着四面八方急流勇进，汹涌地扫荡挡住它去路的一切。……人们头脑中的这种普遍亢奋，其产物和余波使人们对某些问题有新的认识，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却投下新的阴影，正像涨潮落潮会在岸边留下一些东西，同时也要冲走一些东西一样。”[4](P2)在这场暴烈的思想洗礼中，我们可以发现科学的成就、宏伟的蓝图、永恒福祗的信念，以及闪烁不定的“黑子”或“暗斑”。现代启蒙批判便是启蒙思想历程中的一个波澜壮阔的“潮起潮落”。
三
如果把启蒙扩展为一个宽泛的历史命题，那么法国革命亦从属其间。甚至远到21世纪更为冷静客观的反思，以及了结历史恩怨、收拾历史残局、开创转型新局面的整个“现代性工程”都可以“启蒙”名之。而文艺复兴那种诸因素错综交织并使人百感交集的场景再三再四地出现于现代启蒙批判中，实在不足为奇。这种场景在社会文化转型的高潮时期最为清晰：富于创造性，但却步履不稳；情绪激昂，却往往耽于乌托邦式的幻想。正如布克哈特所说：“和极端的堕落一起出现了最崇高的谐和的人类个性和一种艺术的光辉，这种光辉给人类生活罩上了一层光彩，而这种光彩是古代文化或中世纪精神所不能或不愿赐予的。”[7](P446)这种艺术光辉不仅是文艺复兴顶上的光环，同时也是启蒙运动体内所孕育的浪漫主义胚胎棗虽然浪漫主义最后成了启蒙运动的敌人。正是浪漫主义开了现代启蒙批判的先河，而我们在后来的所谓“现代性”启蒙批判中，常常看得到浪漫主义的影子。他们的相同点便是在思想上都领有一种唯美的浪漫气质，虽然没有人这样称呼，但把他们看作浪漫主义者绝不是毫无道理的棗其实只有把他们共同具有的感伤气质视作浪漫主义的核心才是理解他们思想精髓的关键。其实，现代启蒙批判根本上就是一首浪漫的歌谣，丝丝入扣地秉承了老浪漫主义的风骨。
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启蒙运动只是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精神家园变成了虽然现实存在着的、但却是不能种植粮食的酸碱土。启蒙运动所提倡的人类的幸福只不过是一种实利主义的小商小贩的观点。浪漫主义着重于诗和历史的创生性功用，追求天才和直觉的权利，因此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启蒙运动所贯彻的精巧细致的思辨、讲究实际的健康常识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没有诗意的理智文明，缺少艺术的熏陶和足以美化精神家园的那种轻灵的生机。从此，在自然科学巨大成就的诱惑下，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人文学科被硝制成了科学的标本。在随后的20世纪末全面的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后现代思想家看来，文化走向科学主义及其终结等历史性“大灾变”（catastrophe），最终都要算在启蒙的帐上。
浪漫主义在内容上彻底否定了启蒙运动，即便在启蒙者的内心生活里或许同样地关注那种不受人干扰的艺术享受。因此后来的“狂飙突进运动的年轻人谴责（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把感情的自发性、人的个性、天才的灵感从属于冷冰冰的古典主义理性化规则和不自然的趣味。” [8](PP111-112)人们于是在自然世界和理性主义之外设立了另外一个维度的世界，通常把它叫做“文化世界”，也就是思想的、价值观的、信仰的、艺术的、语言的、象征的、神话的、制度的、历史的世界。启蒙运动因为过分的矜骄而不注重历史的传承，历史主义在后来的浪漫主义那里被发掘了出来，作为启蒙运动特征的非历史性思维方式被后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克服了。
在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颠覆过程中，最耐人寻味的便是浪漫主义重新给自文艺复兴以来被启蒙思想打入地狱的“神话”观念以文学性的崇高地位。在浪漫主义者那里，神话不仅成了最高的理智所感兴趣的对象，而且成了敬畏和崇拜的对象。神话被认作是人类文化的主要源泉，因为在他们看来，艺术、历史都起源于神话。所以海涅在谈到德国的浪漫主义时也认为：“它（按指浪漫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这种文艺表现在中世纪的短歌、绘画和建筑里，表现在艺术和生活之中。这种文艺来自基督教，它是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9](P5)在海涅对浪漫主义的杰出评论之中，我们似乎感受到了浪漫主义这种没有被命名的新“文艺复兴”的历史轮回或回归的趣味。这莫非就是历史的宿命？此间我们是不是更能明了批判者与被批判者、颠覆者与被颠覆者之间的有趣关系呢？
正是在启蒙运动这种“一切都显得简单、协调、一致、合理，一切都合乎理性”的社会观念中，“逐渐地，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 [10](P181)所以这种脱离现实的理性主义空想很快就在法国大革命及紧接着的血腥历史中破灭了，从此引发了直至今日的混乱与“黑暗”。因为在浪漫主义中贯穿的正是启蒙的理智信念和道德信念，因此浪漫主义并没有推翻启蒙运动，他们只不过是移动了一下启蒙运动的重心而已。这次移动最终在康德哲学显示出了作用。虽然浪漫主义者的批评没有摧毁启蒙运动，但他们对启蒙运动的诊断却比较准确。浪漫主义对启蒙的这种攻击的情形有如苏格拉底在高贵而庸懒、自以为是却不知黄金时代已然过去、危机就要来临的雅典所发出的沉沉呐喊一样，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激烈攻讦恰好是一种典型的“启蒙”行为。福柯在思想“回归”后的晚年指出，批判就是启蒙，那么，现代启蒙批判亦必就是一种启蒙。
四
启蒙运动的浅薄是在形式上被受后世垢病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有关启蒙运动的各种针锋相对的评论中间，几乎每个流派（哪怕是互相对立的）在这一点上却取得了一致，都认可启蒙运动的肤浅。海涅风趣地论述到启蒙运动的平庸，他说：“最可怜见的平庸作品当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盛行，空洞愚蠢之物象寓言中的青蛙似的，吹得天花乱坠。”[9](P22)当然我们要看到，个中原由大抵在于这种肤浅是必需的，因为要唤起广大人民的觉悟，开启民智、祛除蒙昧，就需要思想为效用的宽广而牺牲深刻，在此之前必须把理性的思想作一些通俗化的处理，结果启蒙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庸俗的实利主义和小市民的世故圆滑中去了，因此有人刻薄地认为理性不过是小市民的世故圆滑。黑格尔从一个扬弃了启蒙运动的更高的理性主义角度总结到，启蒙运动沉没到一种没有生气的通俗状态中去了，而“通俗的东西是深刻不了的”。在启蒙思想这种呆板的严格性和学究气之中，人们已经陷入一种踏实却单调与空洞的状态中，而失掉了那种聪明的生动性、活跃性和独创性了。[11](P235)
当然，虽然“浅薄的启蒙运动”这一口号依旧时兴，但却不能不说那是一种偏见。如果深入到启蒙运动的创造性维度中，我们完全能够编织出启蒙运动的另一幅图景，启蒙运动毕竟成就斐然。若以后发的情况和后来的思想来要求前代，则总能在此前的奋斗历程中找到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如果我们对历史的总结老是耽误在这种无聊的游戏中，那么除了证明后继思想的更完善并由此满足论者的虚荣心以外，恐怕了无趣味、一无用处，反而同样会陷入启蒙运动那种曾经倍遭谴责的狂傲之中。如果再由此以为后继者的思想是对“浅薄”的前代思想的一种胜利，并以这种精神胜利法和几近暴发户心态去衡量重大的历史事件，那么它显然就会变成一种新的蒙昧。与其说，启蒙的“浅薄”是一种“善意的愚昧”，[5](PP696-697)倒不如说这种对启蒙的浅薄的理解才是一种真正的善意的愚昧。现代启蒙批判就摆脱不了这种嫌疑。
现代启蒙批判由于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那么它对启蒙的评定就需要我们给它衬上它的时代特征来加以理解，而发现了启蒙批判的浪漫主义特征。早在1820年法国作家诺迪埃（Charles Nodier）认识到：“浪漫主义诗歌萌生于我们的苦恼和绝望，这不是我们的艺术缺陷，而是我们日益进步的社会的种种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后果。”[12](P5)言辞中透着意味深长的讽刺和无可如何的悲凉，这便由于他把浪漫主义看成了生活在社会危机时代的个人应对危机的一种负面的自卫性反应。浪漫主义自身的双重特性在此决定了它对启蒙运动的态度的两分局面，当然结果都一样，都是总体上都是对启蒙的瓦解。那么现代启蒙批判就更值得仔细审查，而整个现当代思想亦当作如是观。
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现代启蒙批判对启蒙理解的推进性价值。其中，尼采对启蒙的批判就具有特别深刻的学理意义。尼采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掀翻了西方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经典教导，他把苏格拉底以至启蒙运动所建立起来的道德哲学视为干瘪的谱系和概念的木乃伊。因此尼采在现代社会文化转型方面就成了一个过渡性的关健人物，他对启蒙运动的颠覆是对浪漫主义的继承，更是大大地超越了具有小家子气和病态美的浪漫主义棗虽然尼采本人身上的“权力意志”在凡俗的常规模式看来仍不免是一种病态，是一种富有激性和创造力同时也愈加可怕的病态，但尼采对启蒙运动的批判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深度，在此人们已不能靠喋喋不休纠缠于启蒙运动的浅薄来掩饰思想对自我卑微的深刻解剖。随着认识的深入，20世纪的思想家越过了尼采这道世纪之交的门槛。从另这个方面来说，处在尼采所生活的下一个世纪之交的人们面对展现在自己面前的这幅历史长卷，自觉不自觉地把启蒙运动放进了现代思想史的总体性去考察，也就必然更有史学的韵味和后发的优势。
另一方面，现代启蒙批判却无疑大有可垢病之处。德国文学家伯尔（Henrich B?ll）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动荡的岁月里深情地眷顾马克思的丰功伟绩时所抒发的感慨恰好可以用来评价整个现时代人们对传统（包括启蒙）的态度，他说：“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掺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13](P60)伯尔以“忘恩负义”来指称那个正好是“后现代主义”崛起的时代，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而我们这个时代亦与之相去不远，伯尔的评论仍然适用。在反启蒙、反传统中究竟有多少属于愚蠢和无知，我在此不敢妄言，但“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却实在泛滥成灾，可以肯定地说这乃是现代病的病源之所在，也是现代启蒙批判的主要症结之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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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幼儿；启蒙教育；生活化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6）19-0243-02
DOI：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19.158
当今社会，竞争异常激烈，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孩子的幼儿科学启蒙。面对纷繁多样的幼儿启蒙方式和方法，选择何种启蒙方式和如何确保启蒙效果成为广大家长心中的难题。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将幼儿科学启蒙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文从科学启蒙的环境、内容和策略三个方面出发，探究幼儿科学启蒙与生活的融合。
一、科学启蒙生活环境生活化
在影响人生的多种因素中，环境无疑是一重要因素。幼儿阶段是人生最无知、最懵懂的阶段，生活环境对幼儿的启蒙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注重生活环境的恰当性
在孩子的幼儿启蒙阶段，家长和教师应该为孩子选择和创造干净舒适、纯正美好的教育环境，这对于孩子的幼儿科学启蒙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在启蒙阶段，家长和教师的日常行为对孩子的影响巨大，我们应当改变自身的生活陋习，为孩子做好榜样，以身示范，带动孩子的成长。
（二）确保生活环境的多彩性
对幼儿的科学启蒙不能偏爱某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环境对于幼儿的启蒙教育帮助更大，有利于幼儿未来的多元化发展。在孩子的幼儿阶段，教师和家长的应该扩大孩子对于生活的接触面，不仅了解生活的美好，还要体验生活的艰辛，对生活产生更广更深刻的印象。
二、科学启蒙教育内容生活化
生活中会接触形形的人和事，幼儿的科学启蒙教育离不开生活，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身边的生活教育资源，将科学启蒙教育内容更加生活化。
（一）充分利用身边的生活素材
生活是一本书，需要我们用一生去翻阅。许多家长盲目地追求那些所谓“高大上”的幼儿启蒙材料，却忽视了日常生活这个巨大的素材库。将生活内容融入教育会对幼儿的科学启蒙教育产生更大的帮助。例如，在下雨的时候，教师可以为幼儿讲解雨是怎样形成的；当看到路边的小花的时候，可以给幼儿讲解小花的生长过程；在教孩子认识动物时，可以组织幼儿去动物园，真切地接触到动物，让幼儿将书本中的动物和实际的动物联系起来。
（二）将兴趣点融入日常启蒙生活
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家长和教师应该从生活的兴趣点出发，结合幼儿阶段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的特点，将生活中孩子的兴趣点事物融入科学启蒙教学中。例如，很多小朋友喜欢看动画，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点，给学生播放《蓝猫三千问》《海尔兄弟》等科普动画，让学生在看动画的同时学习到相应的知识。
三、科学启蒙指导策略生活化
幼儿科学启蒙方法多种多样，对于方式方法的选择，我们应该将日常生活经验渗透到对于孩子启蒙教育的策略中，使幼儿科学启蒙方法更加生活化。
（一）实现幼儿教育的区别化
每个孩子的个人特征和成长历程各不相同，在孩子的幼儿启蒙教育阶段，要根据孩子的不同的特征选择不同的指导策略。例如对于同一件事情的学习，有的孩子在思维方法上更有天赋，而有的孩子的天赋在动手能力上，这时我们对于这两个孩子就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分开来培养，对于思维天赋的孩子应该在思维培养上进行拓展，而对于手工天赋的孩子就应该在手工方面进行拓展培养。另外，对于不同的孩子来说，他们的理解能力也是不同的，教师可以适当地调整教学内容和讲解方式，让更多的孩子充分了解相应的知识。
（二）注重幼儿教育的过程
做任何事都不能一蹴而就，对于幼儿科学启蒙教育，我们更应该注重教育过程，学会耐心对待。现代社会往往趋于对最终结果的追求，而慢慢遗忘过程体验的重要性。在幼儿教育阶段，我们应该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耐心地、细心地将生活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孩子，让孩子在接受的过程中一点一滴地积累知识，感受生活的乐趣与美好。
总之，幼儿科学启蒙教育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关系着孩子们的未来发展，所以家长和教师的教育方式十分重要。生活本来就是幼儿科学启蒙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应该将这一巨大资源与启蒙教育相融合，达到科学启蒙的目标。同时在教育的过程中注重方式和方法，将生活好好地融入启蒙教育中，使启蒙教育的效果更大化，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推动启蒙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邵雯倩.幼儿园中华文化启蒙教育区域环境创设与利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3.
论文摘要：卡尔·贝克尔，20世纪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新史学的代丧人。((启蒙时期哲学家的天是贝克尔归纳演绎其新史观的一部巨著，也是研究启蒙运动思想史的经典之作。对生于1873年的贝克尔而言，启蒙的光辉已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淘洗后渐次淡去而不至完全磨灭，与启蒙的这段暧昧的距离决定了贝克尔以一个超然的角度来揣想启蒙之功过，从而为我们领会启蒙时期的自然法精神提供一个清晰的认识论基础。
卡尔·贝克尔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新史学派以相对论为其历史研究和分析史实的基础，与传统编年史学派分析历史的视角和方法上存在极大的分野。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历史科学采取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并把历史说成是一种可以随研究者的主观喜好而任意加以伸张的东西。《启蒙时期哲学家的天城》是贝克尔的归纳、演绎其新史观的一部巨著，也是研究启蒙运动思想史的经典之作。文中，贝克尔I以幽默、嘲刺的笔调指出那些在启蒙时期唯“理性马首是瞻的哲学家们往往是最不理性的，而他们以现代语词和思路建造的理性大厦与奥古斯丁的神学天城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是“只缘生在此山中”的缘故，与启蒙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们难免要被启蒙的荣光所折射，在其澎湃的音浪中消声。对生于1873年的贝克尔而言，启蒙的辉光己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淘洗后渐次淡去而不至完全磨灭其时欧美的反启蒙思潮也在抬头，以追问人之意义自命的学者们开始把“启蒙”这一型构欧洲近代历史的舆论气候纳入解构、批判的对象。可以想见的是，与启蒙的这段暧昧的距离决定了贝克尔可以一个超然的角度来揣想启蒙之功过，从而为我们领会启蒙精神提供一个清明的认识论基础。
一、启蒙时期“舆论气候”之内涵阐释
(一)“舆论气候”的概念提出
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启蒙时期向为论者津津乐道。其中，尤以意识形态的研究为滥觞而以意识形态之名发动的法国大革命则将这场争论扩散至全世界。如何看待意识形态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定位，如何评价社会舆论与社会革命的互动关系，贝克尔扬弃传统史学按图索骥的研究方法，独辟蹊径地找到了一个以社会舆论为切入，深入观察启蒙思想内在性格的视角——舆论气候。何谓“舆论气候”，贝克尔没有从学术上进行界定。相反，他借叙述自己和朋友经常面临的观念冲突的例子向我们表明：“舆论气候”是文思表达的逻辑起点，它表征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学术团体在此一历史语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下形成的对周遭人事之共识。在“舆论气候”的鼓噪之下，人类思想在社会各个阶段的发展和变迁不仅为个别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提供一方言说的舞台，也为那些在社会背景下所思所想的人们挺立起一片集体智慧的高地。
(二)启蒙时期‘噢论气候”的内容分析
既然“舆论气候”是每一时期主流思想提出和发展的前提，那么搞清楚启蒙时期的“舆论气候”究竟为何，对理解启蒙时期政治思想的变迁而言，无疑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对启蒙思想稍作提炼，可以发现，对启蒙时期的学者们而言，“理性”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关键词。而在这个关键词的背后则是启蒙时期的学者们对研究方法的默契取舍。这份默契，用贝克尔的话说，就是“中世纪的神学、哲学和演绎逻辑已经从它们的高品味之上跌落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学、科学和计量的技术。”其中，启发启蒙思想最为显著的又推历史学和科学。
1．启蒙时期历史学的起步
自1949年法国开始入侵意大利，一些法国学者便开始陆陆续续地投身到罗马史的研究和注疏当中。发端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就是此次“发现意大利运动的直接结果在对意大利历史的梳理和对法国本土传统的回顾中，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比任何时期的学者更乐于举目回望人类有记录以来的历史。而伴随人类日益增长的返古思潮的则是传统神学苦心建构的信仰大厦的式微。历史观念的逐渐形成意味着人们正在尝试把人类社会看成是某种正在形成中的东西。以古为镜的人们相信，借助历史的推演，不仅可以还原出社会传递的脉络，更可以从中摸索出认识世界发展的规律。
2．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近代人在逐渐培养起一种历史观念的同时也在积极开拓科学的面向。“正如历史学已经逐步取代了神学，同样地，科学也取代了哲学。”在《文明史纲》中，布罗代尔将欧洲思想史简要划分为三个时期，亚里士多德体系，牛顿——笛卡尔体系和爱因斯坦体系。其中亚里士多德体系是前启蒙时代的思想体系，由一个阿拉伯人在十三世纪时引入欧洲，统治了欧洲思想界长达500年之久。随着亚里士多德体系的重现和注疏的开展，形式逻辑成了欧洲各国大学的主要学科的榜首。以形式逻辑为原点，还发展出了数学逻辑和概率逻辑等等。在亚里士多德的熏陶下，前启蒙时期的思想领域蔚然一片逻辑的天下。
然而这份古老的遗产却在启蒙科学家的惊人发现之下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近代科学的讨伐之下，人们倾向于将逻辑看成是玩弄一种玄而又玄的游戏，是一种无聊的消遣，逻辑逐渐丧失了自己的领地。近代科学的特征不胜枚举如果要在其中检索出一条最为关键的特征，莫过于其方法论的简单明了。以天文学的发展为例，伽利略的观星学向我们启示了一个最简单易行的方法论，即只要紧紧盯住望远镜的那头可观察到的事物(天体)的自然运行即可。科学家们不无乐观地相信，在这不涉利害的静观中，自然运作的奥秘正在从一片神学的虚象中浮现出来。
二、“舆论气候”影响下的启蒙思想
历史学和科学在启蒙时期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旋即就在启蒙时期刮起了一阵舆论飓风。这阵飓风所到之处既有风卷残云之力也饱含摧枯拉朽之势阿奎那苦心构建的神学大厦在历史学和科学的讨伐之下越显衰微，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则在人们日益觉醒起来的主体意识前岌岌可危。空虚的哲学亟需新的内容填空，漫漶的社会风气亦求助振作的呼号重整。在此背景之下，科学、历史学与哲学三者间发生了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这场反应的结果直接导致了传统自然法思想在启蒙时期的破土重生。如何评价古典自然法学者在启蒙背景下的心理自觉，如何看待古典自然法学在启蒙时期的战略重整，《天城》的弟二章，贝克尔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为视角，展开他对启蒙时期自然法思想变迁的原因探索。
(一)启蒙思想形成的心理基础
对于研究自然法思想在启蒙时期的变迁而言，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肩蒙思想家们经由舆论濡染而叙思行文的心理前提尽管主流启蒙学者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价值立场也不尽然一致，但他们进入自然法沦域的礼会身份却可以给我们一些或多或少的启示。对肩蒙时期一些主流学者的身份进行一番统计之后，贝克尔发现：“这些哲学家们并不是哲学家，他们并不是哲学教授……绝大部分的哲学家都足文人，他们写书意不止供人阅读，而是设法传播新观念，或者是对旧观念投射出新的视线。”半道出家的身份为启蒙学者赢得一片叫好，读者们或将这些学者当成是新观念的无私传播者，或赞叹其无所为而为的高尚情操。然而，在这些看似清明无为的偶发小感的背后，实则隐藏哲学家们那一股“摆正一切事物的人道主义的冲动”。以休谟为例(世人皆知休谟性格冷淡低调)，启蒙学者一方面以冷静自持、超然物外白诩，另一方面，却又在为摆正人间万事万物而殚精竭虑。
(二)启蒙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
由《新青年》发轫的新思潮运动，大体可以1919年“五四事件”为界而分为“前五四”和“后五四”两个阶段：前五四思潮为以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和反传统主义为中心的启蒙运动，后五四思潮则为以社会主义为主流的革命思潮。新文化运动由启蒙而革命、由自由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思潮嬗替，凸显了启蒙与自由主义在东亚中国的深刻困境。
启蒙运动与自由主义是由西欧而渐次波及全球的现代化运动的思想步骤。巴林顿.摩尔(B.Moore)以阶级分析法概括了现代化的三种类型： 一是英美法的自由主义模式，亦即以市民革命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型现代化。 二是德国和日本的威权主义模式，亦即以贵族革命为基础的军国资本主义型现代化。三是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亦即以农民革命为基础的国家社会主义型现代化。按照摩尔的分析范式，新兴的市民阶级与旧的土地贵族及农民阶级在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作用，是影响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关键。[1]正是由于市民革命与农民革命的不同路径，决定了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两种迥异的现代化模式。易言之，市民社会的成长，是自由主义运动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
自由主义是近代市民社会的产物。独立于国家权力的自治的市民社会，是孕育自由主义和现代性的社会母体。石元康所谓现代社会的三个基本特征，即非政治化的经济、非道德化的政治、非宗教化的伦理，[2]正是市民社会独立和分化的表征。而启蒙思潮则体现了市民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价值诉求。英国和美国走上自由之路，源于其得天独厚的有利于市民社会成长的自由传统和多元社会结构。没有哪一个欧洲民族象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完好地承袭了西方政治文化的“法律下的自由”和“二元社会观”的遗产，[3]而这正是自由主义与现代文明赖以成长的传统资源。缘此，我们不难理解匮缺自由、多元性和市民社会传统的欧洲专制帝国如德国和俄国，难以走上自由民主之路的原因。同样，我们也不难理解，东亚帝制中国的自由主义及启蒙运动的困境。
如果说欧洲自由主义式启蒙运动是市民社会的思想变革，那么中国的启蒙运动面对的则是一个帝制结构的农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启蒙运动表达了个性解放和主体自由的价值诉求，因而自由主义的主题“面对国家的个人”和“面对教会的个人”，以及其信仰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的社会改革目标，皆体现了个人主义的题旨。而被西方文明激活的中国启蒙运动，则并不具有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基础。半殖民地农业中国之现代化的课题，除了“面对国家的个人”，还有“面对列强的主权”和“面对工业的小农”。质言之，中国社会的主体是阿Q式的农民，而不是英国的市民。因而中国启蒙的基本困难，即在于其匮缺自由主义现代性由以生长的欧美式市民社会的土壤。新文化运动基本上是一场以大学和都市知识界为中心的思想变革运动，《新青年》虽发行逾万，但较之欧洲启蒙时代的新书刊、甚至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福泽谕吉著作的发行量，仍微不足道，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可见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力毕竟有限。而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价值紧张及其社会动员的困难，则表征着东方农民社会之启蒙的深刻困境。
中国启蒙运动肇端于中西文明的冲突。这一由西方现代性激活的外源性的启蒙运动，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之间难免具有深刻的价值断裂性。儒学作为宗法农业中国的文化典范，其家族主义伦理秩序、威权主义政治文化和反商主义经济伦理，与现代性具有根本的价值紧张。因而，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在中国表现为古老的中国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如果说，西方自由主义源于希腊罗马“法律下的自由”和犹太-基督教“二元社会观”的政治传统；那么，帝制中国“儒表法里”的意识形态，其“道德化的专制”和“大一统社会观”，则与西方政治传统迥然相异。与西方相比，中国启蒙不仅匮缺市民社会的根基和动力，而且没有西方式的孕育了现代性的传统资源可资利用。这样，当启蒙运动移植西方现代性价值并以其批判本土传统时，传统的抗拒和文明的冲突，都是西方内源性启蒙所未曾遭遇过的。
20世纪初叶的中国启蒙运动与欧洲启蒙时代相距近二百年。当中国启蒙随现代化运动而兴起之时，西方早已步入现代社会，且其启蒙理想在建制化为自由秩序之后已出现新的现代性问题和现代性危机。19世纪中后叶以降，西方文明东侵正值自由主义盛极而衰的时代，在左翼社会主义思潮的挑战下，源自洛克、斯密的自由主义传统正在经历社会主义化的思想蜕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使西方自由秩序濒于崩解，而且催生了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此时，中国迟到的启蒙理想，在其西方故乡早已过时。中国和西方启蒙及自由主义的这一不幸时差，使中国的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与其西方导师的当代思潮大异其趣。中西现代思想的这一历史落差和时代隔阂，已经注定了中国启蒙的不祥命运。
中西启蒙的不幸时差，还导致了中国启蒙思潮内部之理想的冲突。中国启蒙时代浓缩了二百多年的近代西方思想史，洛克、卢梭、尼采、马克思、易卜生、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杜威、罗素等欧洲不同时代思想家的理论汇聚中国，这些欧美哲人的启蒙、反启蒙、批判启蒙的思想学说，共同构成了中国新文化的外域现代性资源。当这些相互冲突的历时态的西方现代思想转化为共时态的中国启蒙资源时，难免导致现代性“诸神的冲突”。因而，中国启蒙思潮自始即隐伏了反启蒙和现代性分裂的思想因子。在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启蒙学者的思想世界中，无不潜伏着这种现代性的思想冲突。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一场纯粹的启蒙运动，其中包涵着启蒙与反启蒙、后启蒙的思想冲突。这种现代性的分裂，也是中国的启蒙和自由主义姗姗来迟又匆匆而去的重要原因。
中国启蒙运动源于寻求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目标，因而启蒙始终与民族主义结伴而行。这也是中国启蒙异于欧洲启蒙之处，欧洲启蒙时代的个人主义精神毋宁是世界主义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显然忽略了中西启蒙的历史差异以及中国启蒙的民族主义关怀。实际上，中国启蒙的深层动力正是“救亡”，与欧洲人文主义式启蒙相比，中国启蒙毋宁说是一种落后民族寻求富强之道的“救亡型启蒙”。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西方一直以强盗兼导师的矛盾形象而出现。它一方面代表了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又是欺凌掠夺东方民族的帝国主义者。与西方文明的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两面神相对应，中国现代化运动和启蒙思潮，亦有亲西方的自由主义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两种趋向。中国现代思想之“反西方的西方化”和“反现代的现代化”的矛盾取向，即源于此。因而，民族主义之于中国启蒙，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成为驱策启蒙的精神动力，又可成为抗拒启蒙和现代性的保守因素。五四时期，当欧洲文明因俄国革命而分裂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时，尤其当巴黎和会上资本主义欧洲再次实行强权政治而出卖中国利益时，中国启蒙思潮内部的民族主义激情迅速膨胀，终于压倒了自由主义因素。
启蒙时代的思想转型与意识形态嬗替
五四思想史经历了一个启蒙的兴衰过程，其思潮变迁表现为新文化运动与革命运动、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消长兴替。关于启蒙运动的夭折及新文化运动蜕变的原因，以往历史决定论的意识形态化诠释，以及“政治干扰文化”说(胡适)和“救亡压倒启蒙”论(舒衡哲、李泽厚)，都不免失之简单。对于这一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关键问题，还需要重新进行深入的阐释。
墨子刻(Thomas A.Metzger)从现代性与中国道德理想的价值冲突，来诠释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兴衰隆替。墨氏认为，现代化与经济、思想和政治三种多元主义或三个市场密不可分：“经济性的多元主义”即自由市场、自由企业或资本主义；“思想性的多元主义”即自由的思想市场，它是一种思想冲突纷纭而对世界及历史中的种种思潮和资讯开放沟通的知识系统；“政治性的多元主义”则为政治市场，亦即政党和政客的权力竞赛。质言之，现代性离不开商人、政客和人的无知，现代性的这三种多元主义反映了人性难以改变的幽暗面。但上述三种多元主义却与中国的道德理想及价值观具有深刻的冲突。对于多元主义的一些历史特征，如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心理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政治市场的政客争权夺利和阴谋百出，以及思想市场的良莠不齐和学说纷纭，很多中国人将这些现象视为多元主义的流弊而非本质。由此，中国思想家考量中国现代化问题难免面临一个难题：一方面，三种多元主义及三个市场和中国道德理想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历史证明在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三种多元主义又不可或缺。而马克思主义式的现代化，则为一种没有上述三个市场的现代化模式。那么多中国知识分子欣赏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之一，即因为他们需要寻求一种没有三个市场的完美的现代化方法。[4]
金观涛、刘青峰在其新著《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中，尝试整合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理论范式，以思想与社会互动关系模式，来阐释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型。金刘认为，儒家文化作为古典中国社会“一体化结构”的意识形态，以“道德价值一元论”和“天人合一结构”为基本特征。两千多年来，儒学之所以能够实现其农业社会的整合，关键在于其将王权、官僚政治、绅权和家长制联结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网络，并成为中国社会上、中、下三层次的合法性来源和组织基础。这一思想与社会互动关系模式，决定了中国文化在外来文化冲击下的变迁趋向。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型，是继魏晋佛学东来之后第二次“文化融合”。这次中西文化的融合，经历了清末儒学之现代转型的失败、五四新文化运动由儒学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替、五四后新意识形态的中国化三个阶段。清末二元论儒学的转化及其与英美二元论自由主义传统互动的失败，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由科学一元论与革命乌托邦的整合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重构。新文化运动的意识形态更替，其对西方现代主流的二元论自由主义传统的拒斥，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意识形态的迎受，以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为毛泽东思想，皆与中国一体化社会结构和一元论思想结构及其社会整合机制有关。在中西文化融合中形成的新意识形态，其广涵宇宙论、伦理观和政治文化的一元论思想结构，以及其以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文化模式，显示了中国思想变迁的“长程模式”。[5]与墨子刻的价值理念分析相比，金刘关于中国思想之现代转型的宏观思想史诠释，更注重思想结构的分析。其关于中国思想由传统一元论结构而现代一元论结构之变迁的阐释，与华特金斯(Frederick Watkins)关于西方自由主义由传统二元社会观(教会/王权)而现代二元社会观(议会/政府)演变的理论(《西方政治传统》)，可谓相映成趣。
唐德刚则以“社会文化转型论”，诠释新文化运动的演变。唐氏认为，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由传统中国的强国家模式向现代欧洲的强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亦即一部“中国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的让位史。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或现代化运动，是一个西化的过程，它由晚清的科技西化、政治西化，演变为五四的“全盘西化”。150年来中国的西化或现代化，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孔家店”和“全盘西化”，表征着晚清以来“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的让位，在文化上已一让到底。因而五四以后，已经不是应否西化的问题，而是如何西化和选择何种西化的问题。新文化运动原是一个“启蒙运动”，继之而来的则是“启蒙后”的问题了。不幸的是，当19世纪以后欧洲文明日趋分裂之时，正值中国西化运动逐渐加深之日。新文化运动主张全盘西化之时，也正是十月革命所表征的欧洲彻底分裂之日。此后，“西化”一分为二，中国只能采行分裂的“半盘西化”了。结果，胡适选择了杜威，陈独秀选择了列宁。两位启蒙大师老友自此分道扬镳，《新青年》亦随之而变质，“启蒙后”中国也就一分为二了。胡陈二氏的模式是你死我活的模式。五四以来70年中国的悲喜剧，便是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在中国斗争的结果。[6]唐氏将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现代化运动，归结为从“启蒙”到“启蒙后”、从“西化”到“分裂的西化”的过程。
麦金太尔(Alasdair Maclntyre)关于思想传统的“认识论危机”及重建合理性的理论，对于阐释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型，亦不乏启示性。麦氏指出，当一种传统按其自身标准已无法再进步、其固有的探究方法已经失效、并且其信仰结构内部已经没有资源解决新问题之时，认识论危机就发生了。而解决认识论危机的新理论范式，需要满足三个高度严格的条件：第一，这个新的理论范式必须给那些难以处理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法；第二，它还必须能解释旧传统陷于危机的原因；第三，展示这种新理论范式与规定该传统的那些共享信念之间的某种基本的连续性。[7]麦氏此说虽为西方伦理史的分析范式，但其亦同样可以阐释中国传统的危机、以及其在西方文化挑战下的现代转型问题。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儒家传统最深刻的危机，是其缺乏现代化动员和现代社会整合的文化功能。在中国现代思想传统的建构中，自由主义虽可满足批判旧传统和建构新价值范式二条件，但其与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理念之间具有深刻的断裂性。而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于中国文化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功能，而且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具有某种价值的亲和性与同构性。缘此，马克思主义在与自由主义的竞争中胜出，而成为中国文化重建的新思想资源。但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后启蒙、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毕竟与前现代中国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和解决方案。因而，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真正克服中国文化的“认识论危机”。与五四时代一样，社会主义中国依然面临现代性的历史挑战。
郭少棠以中国与德国现代化之历史比较的视界，阐释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原因。他认为，由于中国儒道法合流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复杂性和历史性，其适应能力也特别强韧。当这个古老而复杂的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化力量接触时，它表面上虽然承受了很大的冲击，但却始终可以找到移花接木、适应变局的机会。政权的更替，社会的兴革，都无法彻底摧毁或改造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由德意志文化传统孕育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德国政治文化传统之“双重权威”和“双重自由”成分，以及反西方的文化民族主义或浪漫主义和文化大同主义的启蒙思想。而中国能接受共产主义，除了政治经济的因素以外，就政治文化的衔接而言，中国传统实带有与其相似的特性。文化的转嫁，必须双方都具备某种相类的成分，以诱发出互相吸引的亲和力，始能达致开花结果。[8]与此相反，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与孕育出西方现代性主流文明的英美政治文化传统，则格格不入，中国现代化的困难亦由此可见。对此，杜亚泉和陈寅恪早在民初已有深见。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与德国及欧陆政治文化传统的亲和性，以及其与英美政治文化传统的紧张性，不难理解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及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艰难。
上述各家之论，为我们理解启蒙思潮的演变，提供了多维视角。五四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是一个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一种传统在其面临外域强势文化的压力下而被迫变迁时，传统的稳定性决定了变迁的路径和限度。诚如希尔斯(Edward Shils)所言，在进化过程中，规范性传统的稳定性已经演化成类似于物种稳定性。作为传统而延续下来的规则，是那些最成功地适应了环境变化的有效益的规则。[9]这种类似于物种稳定性的传统稳定性，亦可谓决定传统特质的“文化基因”。在中西文化激荡的启蒙时代，中国传统的高度稳定性表现为：其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总是步步为营且具有高度选择性；而其现代转型的变迁过程，则为一个吸纳与抗拒交织的中西文化融合过程。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中国启蒙的历史任务是，建构新的现代性文化典范，以克服儒学衰落而导致的意义危机。而启蒙运动所要建构的后儒学时代的新意识形态，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其一，立基于进步主义的、具有反思和批判传统之功能的现代性取向；其二，具有适应小农社会的现代化动员能力；其三，具有替代儒学的社会整合及文化整合的意识形态功能。显而易见，自由主义虽代表了现代性的主流典范，但其自由理论却难以在小农中国实行西方市民社会式的现代化动员；且其与基督教平行的个人主义价值系统，亦难以具备儒学式泛文化的社会文化整合功能。而同样源于启蒙进步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其革命乌托邦、集体主义伦理和整全性价值系统，则使其在小农中国成为兼具现代化动员和社会文化整合双重功能的新意识形态。苏俄革命以后，当分裂的西方提供了两种对立的现代性资源时，启蒙运动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向，体现了传统对外域文化的选择性接受原理：文化的嫁接往往以两种文化的亲和性为基础，并且选择对传统具有最小损害的路径。“中体西用”不仅是晚清改革的一种权宜的文化策略，而且是开放时代中国文化演化的历史趋势。因而我们看到，五四时代中国文化由儒学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替，其激进的思想转型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思想结构与道德主义价值理念，如天人合一、政教合一、君师合一、集体主义、集权主义、反商主义、大同主义等传统元素，仍在文化融合的新意识形态中存续下来。作为中国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是20世纪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传统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性吸收，不仅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迎拒，而且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接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反西方”的革命理论，其欧洲式的启蒙主义的精神渊源和“自由个性”的终极目标，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它已成为一种东方式的整体主义的共产主义。
启蒙与革命
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由“价值重估”而“社会改造”的政治化转向，预示了现代中国启蒙与革命嬗替的历史趋向，转型时代激荡的启蒙思潮至此落潮。那么，启蒙何以会疾速地走向革命？
民初以迄五四，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深重的危机时代。转型时代的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至此愈演愈烈。其间，洪宪帝制运动和张勋复辟事件所表征的民初宪政危机，孔教运动所显示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价值的危机，“二十一条”与凡尔赛和约所加剧的民族生存危机，联翩而至。这些纷纭的危机，凸显了转型时代中国现代化综合症的症候。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则成为危机时代动荡不安的国际背景。危机是革命的先导，启蒙则是革命的催化剂。启蒙与革命，分别是危机的思想回应和政治回应。在近代中国，思想转型时代与政治革命时代互为交织。新文化统帅陈独秀本是清末革命者出身，其启蒙者和革命者的复合身份，以及其清末民初之革命者-启蒙者-革命者的角色转换，成为危机时代中国“启蒙”与“革命”互动关系的人格象征。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潮，起于民初宪政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刺激。《新青年》“不谈时政”而注重伦理革新的启蒙方针，不过是以思想革命为共和政治奠基的迂回革命策略。因而在中国现代史上，阐扬民主科学和颠覆孔孟礼教的新文化运动，成为共和革命与共产革命之间的一个短暂插曲。转型时代的危机，宪政和现代化运动的挫折，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孕育了激进的启蒙思潮。而启蒙思潮的法国化和俄国化，最终导引了社会主义的流播和共产革命的出场。
新文化运动大体经历了以自由主义颠覆儒家文化、复以马克思主义取代自由主义而建构新意识形态的思想过程。这是一个启蒙思潮与革命思潮消长兴替的过程。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替，是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产物。儒家思想中具有深厚的乌托邦传统，表征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之社会图景的“大同”乌托邦，是一个复古取向的道德理想国，其汉后一直受到礼教秩序的抑制，而在儒家思想中处于隐伏的边缘层面。新文化运动颠覆了儒家的宗法礼教，但儒家的乌托邦思想并未受到新思潮的冲击，相反其更因礼教的解体而有复兴的趋势。在康有为那里秘而不宣的“大同”乌托邦，至五四时代则与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合流，而成为具有进步主义取向和现世品格的革命乌托邦。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激活了儒家古老的“大同”乌托邦，使其由古典的道德理想国转化为具有社会动员功能的现代式革命乌托邦和政治宗教。张灏将儒家乌托邦由西方文化的催化而复兴，喻为“死火山”变成“活火山”。这一中西合璧的“大同共产主义”，具有改造世界、建设“人间天国”的伟大革命理想，它预示着现代中国一场改天换地的大革命的来临。
晚清以来西方文明的东侵，形成了“沿海中国”与“内陆中国”断裂的二元社会格局。上海等沿海商业化都会与广袤的内陆乡村，形成“现代”与“传统”的鲜明比照。表达市民社会价值诉求的启蒙运动，是与城市市民运动相伴而兴的。采借欧洲启蒙思想的五四启蒙运动，亦为一场现代市民思想运动，其影响所及主要局限于北京、上海及沿海城市的知识界。在思想观念层面，“沿海中国”欧风美雨的现代风气，仍难以渗透“内陆中国”的古老土壤。中国启蒙的困境在于：表征现代性价值的启蒙思想，在农业中国却匮缺欧洲式的有效的社会动员功能。孙中山所谓中国人对“自由”缺乏兴趣而只想“发财”的观点，即看到了农业中国之启蒙的深刻困境。近代中国的二元社会，规定了启蒙的历史限度。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那么，注重个体价值的启蒙思想显然难以具有共产主义的革命性社会动员功能。因而耐人寻味的是，在“沿海中国”和“内陆中国”分裂的二元社会中，源于欧美海洋文明的启蒙思想，在都市知识界孕育了一场未完成的思想革命；而启蒙者自欧陆输入的共产主义理论，则在广袤贫瘠的内陆乡村神奇地引爆了一场震撼世界的社会革命。
公民与启蒙理想
现代性的基本精神特征，是个性解放和主体自由。文艺复兴时代“个人的发现”以及由“精神的个体”代替亚洲式“种族的成员”的精神趋向，[10]预示了现代性的历史趋势。这种申张个性的个人主义，即为启蒙的基本精神。马克思将社会形态的演进即人的解放进程，概括为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复至“自由个性”的辩证历史过程。[11]“物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是马克思关于现代性及公民社会的经典概括。在马克思看来，立基于物化的市场社会和“人的独立性”的“公民”，是对封建社会“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超越，也是达致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个性”的人类解放理想的历史前提。质言之，以市场社会为基础的个性解放和主体自由，是人的解放的必由之路。以个性解放为基本诉求的启蒙精神和以人的解放为终极目标的共产主义，代表了人类文明两个辩证否定的历史阶梯。
《人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分别为启蒙思想与社会主义集大成的精神法典。《人权宣言》代表了自文艺复兴以迄启蒙时代市民阶级反抗封建主义秩序的自由平等精神。《共产党宣言》则表达了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正义诉求。[12]然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批判理论，仍是启蒙运动的精神后裔，亦即“启蒙后”的社会主义。其“每个人的自由成为一切人的自由的前提”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终极目标，蕴涵着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全部精神成果。此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与现代之后、历史的现代性与批判的现代性的辩证法。一部西方现代历史，即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传统对立、互动、融合的过程。19世纪末以降，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制度上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化修正，吸收了大量社会主义的优良成果，自由秩序由此而演变为市场型的社会福利国家。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是西方相生相克的两种现代性传统，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西方现代性的主流文明结构中才能显示其批判意义，二者由此形成了主流与边缘、建制与批判两种对立互动的现代性传统。马克思主义若与自由主义文明秩序相割裂，其批判理论则成无本之木。然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移植到中国以后，则变为两种水火不容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的欧洲式“后启蒙”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演变为一种反启蒙、反西方的社会主义之时，中国的现代化亦为拒斥和逾越启蒙而偿付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启蒙的夭折所导致的“人的独立性”即“个体性”的历史缺失，严重滞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历史证明，马克思所揭示的从市场经济和人的独立性到自由个性的人类社会演进序列，是不可逾越的。在未经启蒙的洗礼而达致“人的独立性”的东亚小农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的解放”的伟大理想不仅难以实现，而且其难免为东方的农业社会主义和传统主义所侵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承续五四的启蒙理想，进行“人的独立性”和现代化的历史补课。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呼唤的人权、个性解放、自由、平等、正义、市场、民主、法治、契约和公民社会等等，表征着《人权宣言》与《共产党宣言》、启蒙精神与社会主义在中国迟到的对话。
在东亚农业中国，如何对待启蒙思想和社会主义这两种西方现代性传统，是采行兼收并蓄的多元主义，抑或非此即彼的一元主义，这是五四思想史留下的一个世纪难题。五四哲人张东荪40年代反思中国现代化问题曾言：人类历史演进最理想的道路，是一个民族经过充分个人主义的陶冶以后，再走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路。中国未经个人主义文化的陶冶而遽然来到二十世纪，是一个遗憾。正如一个人中学没有毕业而进入大学勉强读书一样。最好的补救方法，是少选一些大学的功课，而花时间补习一些中学的必修科目。[13]张的这一观点，虽不免线性进化论之嫌，但其亦洞见了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且揭示了启蒙思想与社会主义之历时态的辩证历史联系，以及中国历史与西方两种现代性传统互动融合的趋势。转贴于
五四启蒙运动揭开了中国走向公民社会和现代世界的序幕。世纪之交，开放的中国相继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历经百年蹒跚而终于融入世界文明潮流。WTO时代的中国，将接续五四时代的精神遗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重新呼唤“公民”，呼唤具有自由独立人格的“新青年”。
启蒙的公民理想的实现之日，将是现代中国的诞生之时。
结 语
多元主义是五四精神最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它表征着启蒙时代之开放的心灵和自由的思想。诚如林毓生所言，思想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思维方式从一元论到多元论的转型。在新思潮风起云涌的1920年春，新文化领袖陈独秀对“主义”的多元性，有一段经典的“五四”式表述：“我向来有两种信念：一是相信进化无穷期，古往今来只有在一时代是补偏救弊的圣贤，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一是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的学说，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不但马尔塞斯人口论是这样，就是近代别的著名学说，像达尔文自然淘汰说，弥尔自由论，普鲁东私有财产论，马克斯唯物史观，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也都是这样。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定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马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288)陈独秀关于“主义”之多元性的开放态度，洋溢着五四时代之自由、理性、怀疑、批判和创造的精神，它可谓启蒙精神的最好注脚。这种多元的价值观，正是五四时代精神的写照，它表征着中国由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思想转型和精神解放。这种开放的多元主义，亦为胡适、李大钊、蔡元培和杜亚泉等五四各派知识分子所共享的启蒙价值观念。
然而，五四精神是复杂、多面和矛盾的。五四的教训，也恰恰在于非多元性的一元主义。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意识形态更替的思想转型过程，那么，其以多元主义颠覆旧传统而以一元主义建构新传统，正是表现了中国一元论式的道德理想主义传统的连续性。五四的新一元主义，表现为一种完美主义的乌托邦历史观和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这种浪漫的乌托邦心态和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使五四知识分子徘徊于西化主义和俄化主义之间，而割裂了启蒙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历史联系，最终由反对西方文明进而否弃启蒙理想。启蒙的命运，预示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波折。
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必须摈弃一元主义，尊重多元传统。诚如黄仁宇所言，中国由“农业之系统”而“商业之系统”的现代化转型，是中国历史与西方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国现代性的生成，将是孔子、洛克-斯密和马克思对话的过程。五四时期发生过两次著名的思想论战：问题与主义论战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科学主义与新儒家之争，其论战主题涉及自由与正义、革命与改良、科学与信仰等诸多问题，从而预示着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中国的现代化，也许是世界现代化史上最艰难的社会转型过程。对于一个处于转型之中的古老东方国度来说，中国的问题显然大于任何外域和本土的主义，无论自由主义抑或社会主义，科学主义抑或新传统主义，都不可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万应灵丹。主义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中国问题的多元性，规定了解决问题的主义的多元性。而在问题与主义的互动中，将形成中西融合的多元的中国现代性。
【注释】
[1]参阅[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9年。
[2]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三联书店2000年，第167页。
[3]参阅[美]华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
[4][美]墨子刻：《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问题》，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3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0-208页。
[5]参阅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6]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第35-57页。
[7][美]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473-474页。
[8]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3-154页。
[9] [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73-274页。
[10][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5页。
[11][德]马克思：《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关键词 传统节日 启蒙教育 幼儿情商 培养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1 传统节日
我国的传统节日，种类繁多，文化背景多样，起源于不同历史时代，每个节日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对先辈日常生活产生深远影响，是时代的标签，节日是受到社会历史时期的影响，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产生的。节日当天的生活丰富多彩，如：元宵节人们会放花灯、放烟火；端午节人们会吃粽子、划龙舟；中秋节人们会吃月饼、赏月；七夕节人们会猜灯谜、逛庙会等等。节日期间娱乐活动与体育活动层出不穷，将节日盛况推向高潮。
我国的节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娱乐类节日、祭祀类节日、团圆类节日。娱乐类节日以娱乐为主，主要是庆祝丰收、感谢神灵，同时通过一些娱乐活动缓解一下压力；其代表节日有：春节、元宵节等。祭祀类节日主要是祭拜先祖，其代表节日有：春节祭祖、清明祭祖等。团圆类节日主要强调家庭和睦团圆，我国古代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家庭团聚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其代表节日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等。
2 传统节日启蒙教育
2.1 传统节日启蒙教育的民俗教育
传统节日启蒙教育中许多教育内容，都是蕴含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民俗文化内涵，我国传统节日丰富多彩，形成我国的节日民俗也是缤纷多彩。其中最具标志性的节日民俗活动是春节，人们要挂红灯笼，贴春联，贴窗花，放鞭炮，包饺子等。其他节日也有着其代表性的节日活动，如：元宵节吃元宵、赏花灯、猜灯谜；清明节扫墓、踏青；重阳节登高、赏菊等每一个节日的节日饮食、节日内容、节日气氛都不相同。这样传统节日民俗是民众生活的具体体现，人们通过节日进行沟通，调节人际关系，以及表达自己的内在情感。
2.2 传统节日启蒙教育的情感教育
传统节日中包含着浓浓的情感，人们在传统节日中能够去感受与表达对大自然、生命的深切感悟，促进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情感与观念。例如：清明节是祭祀祖先、缅怀英雄的日子。在节日期间，对先祖先烈进行祭祀，引导人们对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正确理解与认识，在缅怀先烈的同时，珍惜现有的幸福生活。传统节日启蒙教育对幼儿教育有着重要影响，是教会幼儿传统礼仪的重要因素，同时，节日期间的娱乐、体育、祭祀活动，能够吸引幼儿兴趣，有助于提高幼儿的情商。因此，必须让幼儿广泛地参与其中。
3 传统节日启蒙教育对幼儿情商的培养
3.1 传统节日启蒙教育对幼儿兴趣培养的价值体现
兴趣是幼儿最好的老师，培养孩子的兴趣有助于开发幼儿的智力与情商，幼儿只有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才会很认真、很专心地去完成。
我们可以通过幼儿对传统节日的好奇心入手，培养起幼儿对传统节日的兴趣。如：通过美观独特的节日装饰激发幼儿的兴趣，装饰代表有：年画、窗花、灯笼、焰火等。传统节日正是依靠这些精美的装饰品，年复一年，有条不紊地无限循环，让我们的节日热闹非凡、生动有趣。不同的节日装饰，赋予了节日独特的味道和象征意义。每个节日都有自己特殊的象征符号，有着自己特殊的节日象征物。这些装饰能够从视觉与触觉上给幼儿冲击力。
还可以通过节日的美食诱发幼儿对传统节日的兴趣。幼儿对食物有种独特的喜爱，特别是新奇、独特、美味的传统节日食物，这些幼儿不常见的节日食物，无论是从视觉上还是从味觉上，都能带给幼儿一种享受。节日饮食的这种新奇、独特、美味的特点，强烈的激发了幼儿的好奇心、求知欲，引起幼儿对周围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兴趣。
丰富的节日娱乐也可以培养幼儿兴趣，玩是幼儿的天性，我国的节日娱乐活动有许多：闹花灯、猜灯谜 、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放风筝、拔河、植树等。这些以游戏为基础的活动，能够刺激幼儿的兴趣，唤起幼儿积极参与活动的欲望。
3.2 传统节日启蒙教育对幼儿情感培养的价值体现
情感是人对现实对象是否适合人的需要和社会要求而产生的体验，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幼儿不具备自我调节能力，情绪容易受到波动，严重的会情绪失控。培养幼儿的情感，需要良好的情感环境。传统节日中热闹欢快的节日气氛、团圆和谐的氛围、庄严高尚的节日纪念与祭祀仪式，都蕴含着我国人民乐观向上、和睦共处、互敬互爱，爱自然、爱社会、爱他人、爱生命的情感。传统节日中蕴含的这些丰富的情感环境，能够有效提高幼儿情感素质，培养幼儿情感，进一步促进幼儿接受情感教育。
4 传统节日启蒙教育对幼儿情商培养的途径
幼儿园是教育幼儿影响最重要的场所之一，同样也是开展传统节日启蒙教育最重要的场所，要想实现利用传统节日启蒙教育培养幼儿的情商，必须将幼儿园作为最重要的开展途径。
首先在培养幼儿情感的过程中，可以开展以节日为主题的教育教学活动，以情感为线索开展一系列的主题教学活动。因此，可以根据节日表达情感的不同，开展相应的主题活动，丰富幼儿的情绪情感体验，促进幼儿情感的培养。幼儿园开展的以重阳节为主题的“我为爷爷奶奶捶捶背”的节日活动，可以让幼儿在为爷爷奶奶捶背的活动中，去感受重阳节尊老、爱老、敬老的民族思想，从而培养幼儿在享受了爷爷奶奶对自己疼爱的同时，让幼儿去学会表达自己的爱，学会感恩。其次，可以通过节日社会活动，培养幼儿的情商。组织幼儿参与到各种社会纪念类活动中去，比如清明节为烈士、先祖扫墓等活动。在幼儿园开展相应的纪念类活动，通过向幼儿讲述先辈的英勇事迹，有效的激起幼儿对已逝祖先的悼念，对国家英雄人物的崇拜敬仰之情。
5 结束语
总之，重视传统节日启蒙教育对幼儿的情商培养的重要性，传统节日启蒙教育不仅能提高幼儿的情商，也能够有效的促进幼儿对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进一步发扬我国的名族文化，促进幼儿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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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启福.大师谈儿童能力的培养[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
[3] 张照松.情系中国节——传统习俗与文化[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10.
先入为主是人的天性，因而儿童英语的启蒙教育就尤为重要。从教育对象的角度来讲，这种英语启蒙教育的对象是儿童。他们年龄小，缺乏生活经验，不懂得如何去理性思考，所以学习起来主观性极强，换句话说就是学习随性。往往他们喜欢学英语是因为喜欢英语老师或喜欢老师的讲课方式，并不是意识到这门课的重要才来学。因此，启蒙教育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孩子今后对这门课的学习态度。现实的情况是，目前大部分升入初中的男同学不喜欢学英语，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他们这种无兴趣，甚至是厌恶的学习情绪决定了他们的学习效果。所以这些同学在上初中时就被甩掉了。这种现实值得我们深思。从语言的角度来说，英语本身是一种语言，它对中国的孩子们来说是一门外语，且与我们的母语有很大差别，因此学习起来有一定难度。大家都知道人的大脑分为两个半球，分管语言的半球是左半球。它对语言的控制很特殊，仅有一种语言通道是打开的，也就是说孩子们的语言环境决定了这条开着的通道是英语、法语、汉语或是其它语言。总之，只有一种语言形成通道，其他的无法开通。这就是说任何人学习外语所达到的程度都不会超过本身以这门外语为母语的人。所以启蒙英语教师不要一味地定下一个目标，从小教授英语就能使学生可以像说母语一样说外语。这是儿童英语启蒙教育的一种误区。英语启蒙教师应设立的目标是，尽可能的增强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多学、多用；会学、会用；爱学、爱用。尽力使他们的英语越来越像母语，即所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而达到这种状态的关键因素就是成功的英语启蒙教育。
既然儿童英语启蒙教育如此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启儿童英语启蒙教育的成功之门呢？首先，我们要掌握儿童的心理特征、生理特征，记忆规律及学习取向，然后根据这些特点来进行教学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一）心理特征：儿童对新事物都有强烈的新鲜感，从而产生强烈的好奇心。而且儿童有好动的特点，这样，在教师的组织下有序地好动便成了课堂游戏。而游戏中便会产生竞争，儿童就会产生好胜的心理。胜利后希望得到认同，受到表扬，产生成功感。这样一来，教师便很自然地诱发了儿童学习的直接兴趣（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积极、自发地去学习的动机）。（二）生理特征：理论上说，人脑的发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儿童大脑发育尚不完善，在其某个区域内细胞活动太多就会引起大脑局部缺氧而产生大脑疲劳，于是大脑就会形成保护性抑制，这时儿童的注意力开始不集中。所以，儿童的有意注意时间很短暂，大约在15分钟左右。因此教师在授课时应注意动静结合，规划课堂活动的时间，安排好授课程序。（三）记忆规律。儿童的记忆方式以机械记忆为主，然后逐步递加理解记忆的比重，发展运动记忆和情绪记忆，利用多种感官协同记忆。只有当儿童把获取的有效信息意义化了，才能达到长期记忆的效果，因此儿童对语言有较强的记忆力。（四）学习取向：基于儿童的心理、生理特征及记忆规律，儿童对于形象性强的学习内容更感兴趣，易于学习、掌握。目标教育对儿童来说很难奏效。教师要不断培养、巩固并发展儿童学习英语的兴趣。可以说儿童学习英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与儿童兴趣淡化做斗争的过程。
其次，教师要具备一定素质才能成功地完成启蒙教育。在教学活动中，儿童无疑是教学围绕的中心，但教师是引导这个中心的关键所在。儿童英语启蒙教育的特点决定了从事教学的教师应具备极强的创造性、良好的示范性、出色的专业性以及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性。在启蒙教育中，要激发并巩固儿童的学习兴趣就必须不断地在教育方法上有创新，而这里指的示范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学术方面的示范性。儿童学英语方言的干扰很小，母语的保护系统也不成熟，这样，儿童学英语时极易受启蒙教师语音、语调、语速等方面的影响。所以，英语启蒙教师一定要有准确的示范性及用英语思维的方式。其二是文化习惯方面的示范性，教师要通过教授语言本身来传递西方国家优秀的文化、特有的习俗和个人品质。如处世方式、各种体态语、守时观念等。出色的专业性是每位教师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无论在语音、语法、口语、听力、写作等哪一方面，启蒙教师都应做到时时强、样样强。这就是说启蒙教师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刻苦钻研，并具备教学预见能力、指导能力以及应变能力。此外，对教育工作的忠诚与热爱也极为重要。试想一位不热爱教育事业的老师怎能全情投入教育工作？尤其是从事儿童英语启蒙教育事业的教师，一定要时刻牢记自己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意义，不让一位孩子从你这里掉队。面对孩子要充满爱心和童心，影响他们走进英语的世界，主动探询英语知识。
最后我们来谈谈具体的教学方法。儿童英语启蒙教育应选活泼有趣的内容为教材，例如童话故事、生活故事等，引起儿童学习兴趣。教学过程中应做到“四个为主”。（1）以语言练习为主；（2）以使用英语授课为主；（3）以学生之间练习为主；（4）以口头练习为主。这样教师就要精心研究适合儿童学习的一套教学方法。现在很多儿童英语学校都在试行课堂游戏教学。儿童学习英语时心理障碍小，害羞意识淡薄，进行游戏教学既可以学到知识，又给了他们一个展现自己的舞台。如果这种方法运用得当，必定会取得突出的成绩。那么，如何把课堂教学游戏化呢？这就涉及到游戏设计的原则问题。其实原则就是在满足儿童好模仿、自制力差，自我表现欲强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因此所投计的游戏应具备：（1）猜测性。如：在教了几个单词后，教师可以让学生猜，老师心里想的是这几个单词中的哪一个。这样就巩固了他们所学的内容，教师还可进行纠音。（2）对抗性。儿童的好胜心极强，关注游戏结果，希望自己获胜。如：可以把学生分组，看哪组同学能快速补充老师所说的句子。（3）趣味性。好玩是孩子的天性，有时一个简单的动作孩子们就能重复很多遍。因此把教学内容动作化，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学中玩。（4）可控性。教师要随时掌握课堂的教学进程和课堂纪律，这样才能保证教学效果。（5）授课时要注意每个游戏均为一定的教学目标服务，为掌握课堂的教学内容服务，为复习、巩固以前所学知识服务，并且应照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另外，版书要活泼多变，多用简笔画来吸引孩子们的视线。在游戏教学前教师应有充分的准备，包括物质上的（卡片、头饰等）、知识上的（所应掌握的知识）、还有心理上的（对游戏过程中突发事件的应对）。教育还应注意游戏教学中应遵循顺序性、公平性、把握让学生多说，多练的原则。
儿童英语启蒙教学是英语教学基础的基础，理应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据有关资料表明，在美国，幼儿学外语的有关杂志就有二千多种。而在日本，高中学生就可以流利地掌握一门外语。这就是日本能够从二战的废墟中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重视启蒙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关键环节”。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的不断加强，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英语已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一条纽带，学好英语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迫在眉睫。英语启蒙教育的重要性也在于此。尽管目前我们的教学研究，教学条件、对启蒙英语教学的重视程度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一定距离，但我们仍然看到这种状况在迅速发生着改变。相信不久之后会有更多的人来参与研究启蒙教学，更多的孩子可以自由快乐地在这个地球村中生活、成长。（本文作者：马莉 单位：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一、“精英艺术”
所谓精英艺术是指:专业的，专业作曲家创作的、专业画家绘画的、专业演员表演的，符合当代专业艺术基本体裁规范和艺术规范的，以舞台形式与运用文化传媒的各项社会功能进行传播的艺术范畴。如:绘画作品、绘画展览、交响乐、室内乐、合唱艺术以及运用各类软件MIDI、会声会影、Cu-base、Nuendo、Photoshop等软件进行处理成形的艺术范畴。当然也包括新音乐体裁的艺术。就当代蒙古族音乐文化而言有以下特征［2］:其一，从艺术创作和表演的特征上看，精英音乐是按照西方艺术音乐的规则而创作表演的。其二，从创作表演的主体上看，这些音乐体裁是由专业作曲家创作和专业演员表演的。他们大多数都在专业院校进行过训练。其三，从受众消费的主体来看，此类音乐是为有一定文化品赏能力的人们所赏听，它要求其受众要有一定的文化艺术素养和相关的专业知识。其四，从传承和展示的途径上看，精英音乐通过现代专业音乐体制渠道进行传承，以专业舞台和文化传媒的各项社会功能进行传播为依托和展示平台。其五，从时间上看，蒙古族精英音乐是新生体裁，是蒙古族社会与文化现代化的结果。具体来讲，精英音乐是现代社会的衍生物。传统社会里都以“传统”现象存在。“传统”现象是指长期以来相对独立、自闭的状态发展。
二、“传统艺术”
我国传统艺术的遗产非常丰富，如: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园林、建筑、雕塑、工艺美术、古文、诗、词、曲、赋、传统美食、传统服饰等等，汇聚几千年积累的伟大的创造和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内涵。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传统艺术拥有着它本质的浓郁乡土气息、淳厚艺术内涵和生动的历史痕迹，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不断引起世界人民的重视。中国传统音乐可分为如下几类。国乐是从古代流传下来，创作时间是在古代，在近代又有所发展的属于“国粹”的音乐。“新音乐”是那些学习过西方音乐的人所写的音乐，创作时间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如学堂乐歌。“中国音乐”不仅指古代传承下来的音乐，也指中国人按西方理论创作和改编的音乐。“中国传统音乐”是以它本质的浓郁乡土气息、淳厚艺术内涵以本民族固有方法和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本民族特色的音乐。包括古代作品和当代作品。
传统音乐是我国民族音乐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也最具现代社会发现发觉挖掘传承保护的重要内容，传统音乐与新音乐的区别并不在于创作时间的先后，而是在于其表现形式及风格特征。相对精英艺术而言，传统艺术内容十分广泛。蒙古族传统音乐包括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民间音乐是蒙古族音乐中最丰富最具代表性的类型。它包括民歌、歌舞音乐、说唱音乐、器乐音乐四种。当然这四种也可以延伸很多种类型以声部的多寡、艺术表现特征、民歌演唱的文化内容和民俗功能等等方面进行延伸。蒙古族传统音乐基本特征［3］:其一，民间音乐孕育民间，传承于民间，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积淀的文化传统。其二，民间音乐与民俗社会特定时空的群体生活及其民俗传统相关，其表演依赖于特定的民俗语境。其三，民间音乐是特定社会成员情感意愿的表现，因而对它的持有者有鲜明的代表性。
三、“精英”与“波普”———“精英”与“传统”概念的区别
上述谈论过的“精英”与“波普”现象。其实与当代蒙古族音乐文化中的“精英”与“传统”现象是具有差别的。所谓“精英艺术”如前所述，是指专业作曲家创作的、专业画家绘画的、专业演员表演的，符合当代专业艺术基本体裁规范和艺术规范的，以舞台形式与运用文化传媒的各项社会功能进行传播的艺术范畴。如:绘画作品、绘画展览、交响乐、室内乐、合唱艺术以及运用各类软件MIDI、会声会影、Cu-base、Nuendo、Photoshop等软件进行处理成形的艺术范畴。当然也包括新音乐体裁的艺术。在这里笔者认为《安迪•沃霍尔哲学:波普启示录》这本书中的“精英艺术”与当代蒙古族音乐文化中的“精英”概念是一致的。主要差别体现在“波普”和“传统”概念上。所谓“波普”:是指“流行艺术”，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以英国伦敦和美国的纽约为中心出现的一个艺术运动。1956年英国的艺术评论家罗伦斯•艾伟(LaurenceAllo-way)所提出的。1960年代，波普艺术的影响力量开始在英国和美国流传，造就了许多当代的艺术家。波普艺术具有以下特征:其一，波普艺术是大批量的复制印刷。其二，它对于流行时尚有相当特别而且长久的影响力。其三，它直接借用产生于商业社会的文化符号从中升华出艺术的主题。其四，它不是以“作品”的形式来确证自己的存在。其五，它的原作收藏不具有艺术价值。其六，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集中地、强烈地加深了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各方面已经存在的某种观念或道理。所谓“传统”:首先它不是经过大批量的“印刷”，不直接借用产生于商业社会的文化符号、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园林、建筑、雕塑、工艺美术、古文、诗、词、曲、赋、传统美食、传统服饰等等，它的历史都有几千年的积累，都有伟大的创造。它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淳厚的艺术内涵和生动的历史痕迹。它有本质的艺术的主题。其次它不是没有原作收藏不具有艺术价值，甚至它不会作为一种行为瞬间就消逝。
相反它的原作收藏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不会是一种行为瞬间消失，如果说消失它只是濒临灭绝。“传统”的意义它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各各层面都具有历史的见证以及它存在的痕迹来诉说它们的重要性。然而在现今社会的鱼龙混杂中也不排斥《安迪•沃霍尔哲学:波普启示录》这本书中的“波普”现象。就当代蒙古族音乐文化而言，“波普”现象比比皆是，最终只有一个特征:它不被审美性地欣赏，它不可作为某种范本供学习者临摹，它经过大批量印刷丝毫不会造成效果的衰减，它的原作收藏不具有艺术价值，甚至它作为一种行为瞬间就消逝了。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也就是学界里常说的《周易》分为“经”和“传”两部分。在《周易》编订成书之前，或者说在对“易经”进行解释——“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的《易传》成书之前，“易经”应当经历了相当漫长的画卦、重卦（八卦两两相重而成六十四卦）和系卦辞、系爻辞的发展时期，才有具有一定研究成果的“易传”问世。《易传》是解释《易经》的著作，汉朝人将里面的内容归纳为十翼，即《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实际上只有七种。就其内容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逐句解释经文的《彖》、《象》二传；第二类是专门解释乾、坤两卦卦象、爻象和卦辞、爻辞的《文言》传；第三类是解释《易经》一书性质、筮法原则和通论《易经》大义的《系辞》和《说卦》；第四类是解释《易经》卦序结构和顺序的《序卦》和《杂卦》。也就是说“经”比“传”要早，而且“经”是本源，“传”是依源而生的解释性著作。不过由于年代久远，成书太古，“说卦”精当，“易经”、“易传”合而成《周易》，现代人认为不论是《易经》、《易传》，或是《周易》，均为占卜吉凶的同一部筮占之书，事实上它们是有差别的。
不过，作为中国群经之首的《易经》，不仅是一部占卜吉凶的筮占之书，还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抑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活水源头的《易经》，不仅是承载中国宇宙观的百科全书，同时也是我国的哲学之源，其中的一些教育理念，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教育行为，奠定了中国三千年来教育文化的基础。在《易经》64卦里，集中体现其教育思想的当属“蒙卦”。
2 蒙卦释义
蒙卦是“易经”上经的第四章。
原文：蒙﹝艮上.坎下 ）： 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译文：蒙，象征童蒙。亨通。不是我去主动教蒙昧、幼稚的童子，而是蒙昧、幼稚的童子来求我教他。初次求问应该回答，对同一问题再三地滥问，那是对先生的亵渎，就不再回答。此卦利于守持正道，属吉卦。此为卦辞。
原文：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译文：第一爻属阴，启发懵懂，施加必要的惩罚手段是有利的，使人免除罪过，脱离牢狱之灾。如果混沌初开、没有经历过学习就急于外出某事，行动将非常艰难。此以下至上九为爻辞，由下向上数重卦（艮上坎下重为六爻）第一爻为初六（六为阴挂）、第二爻为九二（九为阳卦）、顺上数依次为六三、、六五、上九。
原文：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译文：第二爻属阳，包容懵懂，吉；迎娶贤淑女子为妻，吉。儿辈能治家。此爻阳刚居中，用于启迪群蒙，有融会贯通的“师表”的象征。
原文：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译文：第三爻属阴，不要娶这样的女子，见到有钱的男子，就失身于他，娶她为妻子是不利的。此阴爻提出了对妻子的基本价值要求，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原文：，困蒙，吝。
译文：第四爻属阴，困在蒙昧之中，这是憾事。
原文：六五，童蒙，吉。
译文：第五爻属阴，童子蒙昧、懵懂，吉。此阴爻暗喻以“童蒙”的身份立世，是君子单纯的象征。
原文：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译文：第六爻属阳，以猛击、惊醒来启发蒙昧、懵懂的儿童，过于暴烈是不利的。用缓和的方式防御其为非作歹是有利的。
后人又从卦象上分析，蒙上卦是艮，艮为山，下卦是坎，坎为水、为泉。《易传》：“蒙《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有势不可挡之势，故有“果行”的意象。所以以山下冒出泉水，象征蒙昧的开启，以泉水的势不可挡，象征君子以果敢的行为来培育品德。这在启蒙的同时，也强调了人的智慧应该首先表现在品德的修养上，我想这也应该是中国文化历来重视品德教育的原因吧。
3 蒙字释义
从字的构造上看，蒙字是屋顶上长草，寓家被掩盖，以象征蛮荒。《说文解字》：“蒙，王女也（许慎著《说文解字》）。王或作玉，误。又云，唐蒙，女萝（〔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由于“王”字形的字，既有“天下所归往也” 的王者，也有“石之美有五德者” 的玉的同一外形，以“玉女”解处子，懵懂，混沌，初始，童稚，蒙昧，与蒙卦的本意相吻合。而且段玉裁注认为“王或作玉，误”，已经明确指出王女是玉女的错误。段注接着说，到了唐代，“蒙”亦释为“女萝”，而“萝者，莪也” 。段注认为“旧作萝莪二字” 相同，并引用小雅“菁菁者莪，蓼蓼者莪” ，对“萝”做进一步阐释， “菁菁者莪”语出诗经小雅，“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描绘菁菁（茂盛）的花季少女既见君子的欢乐，其“女萝”的“玉女”形象也跃然纸上。“蓼蓼者莪”语出诗经小雅，“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描绘幼年的“莪蒿”开始领会父母的辛劳。单从诗中，我们尚不能断定“莪蒿”是指年轻的女子，但从《诗经？蓼萧》的 “蓼彼萧兮，零露清兮。既见君子，我心泻兮。宴笑语兮，是以有豫处兮。”以“蓼彼萧兮，零露清兮”和既见君子的“我心泻兮”来比喻“宴笑语兮”的玉女，应该不会受到怀疑。可见蒙就是寓意懵懂、混沌、初始、童稚的玉女形象，发蒙是对懵懂玉女的发蒙，应该有强调女童教育的含义。蒙之为懵懂、混沌、初始、童稚，固然有蒙昧的无知，但也有单纯、稚气的可爱，对“蒙”之为懵懂、混沌、初始、童稚的玉女，需要“发蒙”、启蒙，这是蒙的真正本意，《易传》也说：“蒙以养正，圣功也” ，应该在玉女童蒙之时“可发而发之，养其正心而待其自胜，此圣人之功也” ，不可置之不管，所以“蒙以养正”，这是教育的根本。
4 蒙卦的教育思想
从以上对蒙卦、蒙字的分析，在《易经》中，蒙卦的教育思想包括下面三个方面：
首先，明确了教育的主体是蒙童。正如蒙卦的卦辞所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蒙童应该有强烈的启蒙愿望，是我要学，而不是要我学，没有求学这一愿望，启蒙就不会取得实效。孔子在《论语》中也阐述了同样的道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这个道理在今天的学校教育中也同样适用。
其次，阐释了教育的基本内涵。就启蒙来说，从初爻至上爻有发蒙、包蒙、困蒙、童蒙和击蒙。
发蒙讲教育的作用。爻辞：“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说明教育是使人免除罪过，脱离牢狱之灾的必由之路。其《象》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严厉的教育在于使社会有一个“正法”的秩序。万事以教育为始，无规矩不成方圆，开始启蒙，就是要定规矩，建制度，违反制度和规矩要给予教育和必要的惩罚，通过教育和惩治使蒙童回到正当的道路上来。强调教育的作用是使蒙童回到正当的符合社会规范的道路上来。
包蒙讲教育的内容。即教育的包容性，一方面要广泛涉猎，兼收并蓄，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一个人只要广泛涉猎，自我约束，就不会离经叛道。即使娶妇成家，也合乎齐家、治国的大学之道。另一方面，包蒙同时也倡导对教育对象的包容，童子之心，即使在早年懵懵懂懂走些弯路，亦属吉祥，也要相信通过教育是可以感化、改变一个顽童的。
困蒙讲教育的挫折现象。要积极创造条件，改善教育环境，满足受教育者的要求和渴望，使每个受教育者都成才，这是教育的理想。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困难，只是困难的境况不同而已，有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有的知难而退，没有学习的恒心，三心两意，学习没有效果，竟至学业难成。
童蒙说的是教育的时机。教育要从儿童抓起，“发蒙者慎其初” ，童蒙无忌，正是接受教育的好时机，易启发和正确的诱导。“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强调童蒙要谦逊踏实，接受与年龄相符的教育，才会吉祥进步。“恐其不安于童蒙之分，而自强于明” ，蒙童不安本分，逞强冒进，施教者拔苗助长，教育就会失败。谦虚好学，顺应教育规律，就容易成功，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
击蒙是指教育的方法。《易传·蒙》象曰：“发蒙不得其道，而至于用击，过矣。”教育要顺其自然。“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也就是要采取和缓教育的方式，润物无声，化人无形。如果教育方式不当，将导致受教育者产生逆反心理，破罐破摔，自暴自弃，使教育受阻。当然，《易经》的思维模式也是辩证的，在施教方式上，虽然反对击蒙，主张宽容、和缓，但在必要时也不排斥严厉。如上文“渎则不告”，“发蒙，利用刑人”等，也强调对顽劣儿童应该采用严厉和体罚的办法。
在包蒙后的第三爻，即“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联系二爻讲的教育要有包容之心，紧接着提出慎勿娶女，这固然有批评女子见利献身的言论，也算是最早不要早恋的忠告。
第三，蒙卦首倡育德。从卦象上看， 蒙上卦是艮，下卦是坎，在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基本卦中，艮代表山，坎代表水，而山底下出水则为泉，这是会意，故有《易传》：“蒙，《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然而“育德”由何而来，为什么不是“育智”、“育体”，而且卦辞，爻辞自始爻至上爻，并无德字，是何由卦象平添一德字呢？我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由泉水顿悟到德。因为坎卦为水，坎卦卦辞“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意思是遇到险难，只有诚信的美德才能亨通顺利，做事获得奖赏。因此由“山下出泉”联想到“育德”，应该是可能的。而况后人也有品德与水相关联的言论。如《老子》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这说的是做人的方法，即做人应如水，水滋润万物，但从不与万物争高下，这样的品格才最接近道。还有孔子，孔子观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孔子赞美水有德、有义、有道、有勇、有法、有志、正直、善察、善化，所以“君子遇水必观焉”。由此，易传作者由“山下出泉”联想到“育德”，可能源于古代圣贤的通感，是可信的。第二，蒙卦卦辞、爻辞均没言德，然而卦辞有“渎”（亵渎）、有“贞”（正道），爻辞有“桎梏”（牢狱）、有“躬”（谨慎），这些都是与品德相关的价值判断，由此而果断地得出“育德”的价值判断，我想也是可信的。蒙以养正，君子以果行育德。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育德的概念，肯定人的智慧应该首先表现在品德的修养上，教育就是培养一个行为正直、道德正派的人，培养一个有健康人格的人。在教育中，应该以德为先，注重伦理，使“子克家”，“利御寇”，“刚柔节也”，以培养意诚、心正、身修，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国之重器。
《周易》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其育德为先、学生主体的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影响，它所提出的“五蒙”，是一种大教育观、系统教育观，加之有教无类的包容思想以及灵活的教育方法都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它从宇宙大道的自然属性出发，认为社会乃至自然的有情本体，强调自然与人性的相关性，主张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个体保持善性，“用说桎梏”，从而做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使个体达到与宇宙契合的教育之最高境界。在过去的三千年里，周易的教育思想是中华民族教育的源头，特别是经过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丰富和完善，深远地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进程，真是“衣披后人，非一代也”。
参考文献
[1] 齐豫生 夏于全《四库全书经部·易经》延边人民出版社
[2] 《周易·蒙·象》
[3]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4] 《周易·蒙·彖》
[5] 孔子《论语·述而》
[6] 孔子《论语·雍也》
[7] 孔子《论语·为政》
[关键词]启蒙教学；少儿舞蹈；作用
少儿舞蹈作为一种重要的启蒙教育的形式受到人们的青睐。少儿舞蹈用简单的动作、语言、表演配上音乐，表达了儿童的心理、情感和乐趣。少儿舞蹈的启蒙教学在少儿舞蹈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少儿舞蹈的特点
少儿舞蹈是针对儿童的，含意简单明了，动作难度低，以便于容易被孩子理解、接受，喜爱并模仿。如果说其他舞蹈表现的主要是美，那么少儿舞蹈则是在儿童载歌载舞的过程中体现儿童的活泼可爱、充满童趣。少儿舞蹈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舞蹈动作要简单明了，便于孩子能够看懂并模仿，如果过于复杂，孩子看不懂难以模仿，就会失去学习舞蹈的兴趣。少儿舞蹈具有直观性、模仿性、童趣性。直观性是指舞蹈动作具体形象，便于儿童理解，因为儿童的年龄特征决定了他们大脑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思维具有形象性和具体性，直观明了的动作适合他们看懂和模仿。模仿性是指儿童通过再现示范舞蹈动作进行学习，儿童所处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是具有很强的好奇心，在生活中喜欢模仿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模仿是儿童进行学习的主要方式，但是模仿的事物要相对简单，才易于儿童模仿。童趣性是指舞蹈一方面要体现儿童的活泼可爱、天真纯洁，舞蹈动作中的爬、趴、滚、打等动作都体现了儿童的这种特点，另一方面舞蹈动作要设计的有趣，能够引起儿童的模仿欲望。
二、启蒙教学在少儿舞蹈教育的作用
（一）启蒙教学为少儿舞蹈教育提供了生理基础
启蒙教学为儿童舞蹈教育提供了生理基础是指舞蹈启蒙教学提高了儿童的观察力、注意力、思维能力和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得到丰富，开发了儿童的脑力。舞蹈启蒙教学帮助孩子增强体质并塑造了良好的形体。
少儿舞蹈具有模仿性的特点，儿童学习舞蹈主要是通过模仿的方式来进行学习的。教师在对儿童进行少儿舞蹈的启蒙教学时会让学生观察舞蹈动作，并要求学生模仿。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首先通过好听的音乐和歌声，并与歌声音乐配合简单优美的舞蹈动作，把美丽多彩的舞台背景，甚至奇幻莫测的舞台特效及鲜艳的服装道具等让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舞蹈上自然就会不自觉的观察舞蹈动作，观察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儿童一遍一遍的观察，舞蹈动作也在儿童的头脑中一遍一遍的回放，让学生不断尝试回忆这些舞蹈动作，儿童通过不断回忆这些舞蹈动作并且开始模仿，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对儿童的模仿不断做出指导、纠正，直到儿童能够准确记忆并模仿出动作并对舞蹈动作熟练，便达到了学习舞蹈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儿童的观察力、注意力、思维能力和记忆力都得到了锻炼和强化，此外，通过这些能力的相应提高，儿童的脑力得到了大大的发展。孩子在观察模仿舞蹈动作的时候有自己的想法和问题，这些想法和问题能促进孩子自主探索创新，优美的音乐、多样的动作、生动夸张的表演不仅利于儿童抒发自己的感情也丰富了儿童的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少儿舞蹈的动作适合儿童所处年龄阶段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动作复杂程度适于孩子学习，动作强度也在孩子身体承受的范围之内，并对儿童的骨骼和肌肉等有相应的锻炼，促进儿童肌肉和骨骼的发育，而且还会使身体各部分的灵活性和协调性增强，具有科学性。因此儿童学习少儿舞蹈生动活泼的动作不仅会给他们带来乐趣，还可以增强他们的体力，提高儿童的身体素质。由于儿童进行舞蹈练习时会消耗大量的体力，这样就会增强儿童的消化能力和食欲，营养的丰富摄取会提高儿童的体质。另外有的孩子具有双腿不直、身体歪斜等形体毛病，这一阶段儿童的骨骼具有可塑性，专业的舞蹈动作完全可以矫正儿童形体上的缺陷，让孩子的形体趋于完美。
（二）启蒙教学为少儿继续学习舞蹈奠定了基础
儿童人格的养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儿童时期就在一朝一夕间开始形成了。孩子所处的周围环境对孩子人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孟母三迁的故事就讲述了环境对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儿童在学习舞蹈的时候，需要和老师、其他孩子一起练习、相互交流和合作，这不仅教导孩子如何与他人交往，尊重他人，还会加强孩子的集体主义意识。此外，少儿舞蹈往往都具有故事性，儿童在学习舞蹈的时候也受到这些故事的影响，形成了诚实守信、勤劳善良、热爱生活等优秀的品质，在舞蹈学习中感受生活的真善美。最后，舞蹈的学习对儿童来说是艰苦的，舞蹈的基本功会大大消耗儿童的体力，长时间的训练也会让儿童感到无聊，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学好舞蹈，这会磨练儿童的意志，让他们学会吃苦，养成不服输、不放弃的坚韧品质。
少儿舞蹈的学习也为孩子以后继续学习舞蹈奠定了基础。少儿舞蹈使学生训练并掌握了一些舞蹈技巧和一些舞蹈的基本功，这为孩子以后学习各种类型的舞蹈奠定了基础。很多舞蹈班指导孩子练习开软、组合、拿顶、过前桥等可以扩展儿童舞蹈的表现力和技巧，培养儿童的软开度、控制、弹跳、旋转、平衡等能力，这些能力可以通过地面、把杆等手段来锻炼。此外，舞蹈启蒙教学中基本功和技巧的训练可以挖掘学生在舞蹈方面的潜力，让儿童尽早的发掘自身的舞蹈天赋，这样也可以提高孩子日后的舞蹈水平。这些训练对儿童来说是枯燥无聊而又艰苦的，但是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探究新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对舞蹈学习的兴趣和表现欲，让学生意识到并发掘出自己的舞蹈天赋，对自己学习舞蹈有充分的信心，从而使自己舞蹈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得到提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切忌单纯的教授儿童舞蹈动作，让儿童不断模仿练习，这样会磨灭儿童对舞蹈的兴趣，对舞蹈学习失去信心。
良好的品质，坚韧的意志及过硬的基本功都为儿童以后学习舞蹈奠定了基础。儿童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也会提高审美能力，使自身在舞蹈的学习方面更具有灵性和创造性，这对舞蹈的学习也有重要的意义。
三、启蒙教学方式要得当
我们方才已经分析了儿童舞蹈启蒙教学的特点及其重要作用。可见启蒙教学对少儿舞蹈教育有着重大意义，但是如果启蒙教学不够科学的话，会使儿童对舞蹈的学习走向歧路并且难以纠正。错误的启蒙教育形成错误的动力定型，不仅会使儿童过去几年的辛苦付出没有取得好的回报而且纠正这种错误会比当时的学习付出好几倍的精力。此外，不科学的舞蹈启蒙教学，还会使儿童失去对舞蹈学习的兴趣，很多孩子在少儿时期学习过舞蹈，但是因为教师教学方式的不合理，很多孩子对舞蹈的兴趣被磨灭，长大之后不再继续学习舞蹈。还有很多孩子在学习舞蹈的r候教师没有发掘出孩子在舞蹈方面的潜力，孩子的舞蹈水平得不到提高，对学习舞蹈丧失信心，舞蹈天赋被埋没，长此以往在以后的舞蹈学习中可能不能取得满意的成绩。少儿舞蹈的启蒙不是简单地基本功的训练，而是要有一个完整丰富的教育系统，要全面提高儿童的素质，训练儿童的注意力、观察力、模仿力、记忆力等，也要努力培养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儿童充分发掘自己的舞蹈天赋，使舞蹈水平不断提高。
总之，舞蹈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启蒙教学对舞蹈的学习有着重要的作用。启蒙教学为少儿舞蹈教育提供了生理基础，舞蹈启蒙教学提高了儿童的观察力、注意力、思维能力和记忆力，同时也丰富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并开发了儿童的脑力。舞蹈启蒙教学帮助孩子增强体质并塑造了良好的形体。启蒙教学为少儿继续学习舞蹈奠定了基础，儿童学习舞蹈可以培养良好的人格，磨练意志，可以学习舞蹈的基本功和基本技巧。以上这些因素都是儿童以后学习舞蹈所不可或缺的，只有具备这些因素，儿童的舞蹈水平才可能得到提升。因此，我们要重视舞蹈启蒙的教学，合理科学的舞蹈启蒙才能培养孩子各方面的能力和对舞蹈的兴趣，发掘孩子在舞蹈方面的潜力，使孩子对舞蹈学习充满信心，不断提高自身的舞蹈水平。
参考文献：
〔1〕缪红玉.咿呀学舞少儿舞蹈的启蒙教育[J].尚舞，2014（03）：P82-89；
〔2〕黄芳.在启蒙教育视角下探究幼儿舞蹈教学[J].知识窗（教师版），2015（04）：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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