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人民族主义思想之源起/林玲//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6）.-30～34
民族地区社区治理中的权利内卷化：以云南一个彝族社区为例/罗明军//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5，（6）. - 13～20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行的历史回顾与反思（1949-1976）：以湘西苗族地区为例/崔榕//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6）.-24～29（1）
民族身份的确认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建立中的意义：以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为例/刘海涛//贵州民族研究，-2015，（12）. -9～13
社会中的国家与国家认同悖论：当代壮族边民的国家意识及行为逻辑研究/陈怡//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5，（6）. - 33～40
社会主义心理学视角下的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魏国红，张慧//贵州民族研究，-2015，（12）. -4～8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周伟洲//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5～12
文化认知、国家观念与身份意识：回族国家认同的建构与重构/沙勇//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5，（6）. - 26～32
我国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结构研究/高永久，孔瑞，刘海兵//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1～5
协商民主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在联系/孙岿，朱军//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15，（6）. - 533～537
“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困境与前瞻：以云南为例/李智环//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51～54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崔海亮//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35～41
印度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制度经验与问题/常晶，常士//世界民族，- 2015，（6）. - 28～36
原因与对策：国内民族发展研究的若干理论视角/任维德//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6～11
自治共同体与自治权利：西班牙地区自治制度解读/刘泓//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5，（6）. - 47～59
二、理论综述
变动的“群”与转型的“学”：简论“社会”一词的中国演变/徐新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11～16
从学术上拯救“原生态”和“本真性”概念/韩成艳//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86～91
从一本学术著作带动“金翼”黄村建设新模式/王剑利，宋雷鸣//思想战线，- 2016，（1）. - 15～17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民族基础论：兼论去中国中心主义/徐杰舜，丁苏安//广西民族研究，- 2015，（6）. - 61～68
对“马凌诺斯基革命”的重新思考/张丽梅//世界民族，- 2015，（6）. - 37～43
“国”与“族”：差序还是同一？/纳日碧力戈，赵颖//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97～101
国家性建设与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路径设计的反思/常士//思想战线，- 2016，（1）. - 120～126
民族互嵌理论新思考/刘成//广西民族研究，- 2015，（6）. - 7～14
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内质与蕴涵：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思考/王伟//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5，（6）. - 41～46
“嵌入”的多重面向：发展主义的危机与回应/黄志辉//思想战线，- 2016，（1）. - 96～104
人类学批评与当代艺术人类学的问题阈/向丽//思想战线，- 2016，（1）. - 26～34
“污名化”与残疾人及残疾人叙事研究：美国民俗学家艾米・舒曼教授访谈录/艾米・舒曼，李向振，赵洪娟//民俗研究，- 2016，（1）. - 28～36
“一带一路”观念对人类学文明研究的新拓展/赵旭东//思想战线，- 2016，（1）. - 18～25
迂回与进入：西方汉学家山东地域文化史研究的叙事策略反思/刘志//民俗研究，- 2016，（1）. - 71～77
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省思：兼评徐杰舜、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概念/朱炳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2～10
中国乡村人类学重要的学术遗产：研究路径与问题/庄孔韶//思想战线，- 2016，（1）. - 9～14
三、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阿嵯耶观音图像与信仰：再谈南诏大理国的神话历史叙事/安琪//云南社会科学，- 2016，（1）. - 87～94
埃利亚斯与西方情感社会学：现代文明进程下的反思性探索历程/徐律//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1）. -168～174
“被发明的传统”：现代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透视/陈兴贵//广西民族研究，- 2015，（6）. - 75～82
不同语境下民族村落景观变迁的差异化研究：以浙江莲都区上塘畈和沙溪畲族村为例/邱云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53～59
藏汉通婚十年间的变迁（2000-2010）/刘中一，张莉//贵州民族研究，-2015，（12）. -57～60
藏区差异性城镇化动力机制及其二元结构特征：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为例/李雪萍，丁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60～65
藏族洁净观视野下的人群分类与婚姻隔离：以卫藏地区贡嘎县K村屠宰户为例/邹礼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28～34
产业化视角下贵州少数民族节日文化发展研究：以苗族姊妹节为例/李茜//贵州民族研究，-2015，（12）. -65～68
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困境及优化路径/黄胜胜//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5）. - 20～24
创意乡村的路径及意义：基于朱家峪村实践的探索/李红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17～23
从“文本”到“本文”的田野阐释：以普米族口传文学为例/朱凌飞，胡为佳//广西民族研究，- 2015，（6）. - 68～74
从祭台到舞台的时空变迁：土家摆手舞的人类学解读――以来凤县舍米湖村为例/唐卫青，张瑞//民族学刊，- 2015，（6）. - 21～24
从可持续性看黔东南传统苗族民居/龙玉杰//贵州民族研究，-2015，（12）. -97～99
从观阴山地区的民族交融/尚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6）.-48～53
滇池流域传统生态文化及其时代意蕴/钱春萍，代山庆//思想战线，- 2016，（1）. - 168～172
滇西北边境地区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历程及其建构：以傈僳族为例/李智环，陈旭//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5，（5）. - 44～49
独龙女文面的图案阐释与文化建构/高志英//民族研究，- 2015，（6）. - 68～77
多元主体共治：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选择――基于宜昌市仓屋榜村“一二五”治理模式的分析/宋仕平，秦瑛，徐静//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5，（5）. - 57～63
发展的人文性及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岳天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5，（5）. - 25～32
“广场舞扰民”话语的批判性考察/李曦//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1）. -175～180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走马民间故事”的动漫传播与传承/张万仪，刘高//民族学刊，- 2015，（6）. - 12～15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研究”开题实录/丁宏，李如东，郝时远，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47～58
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及传承的社会文化功能/李海峰，程丽云//贵州民族研究，-2015，（12）. -116～119
基于文化差异视角下的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刘芳震，谭宇，孙咏//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5）. - 10～14
荆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研究/詹一虹，龙婷//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6）. - 5～11
兰州牛肉面和麦当劳：两种不同的快餐及其背后的社会与民族文化/段继业，汉京婧//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5，（5）. - 50～56
论多数民族国家精神共同体的建构及价值/马俊毅//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13～22
芒团傣族手工造纸技艺文化探析/莫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98～101
民间信仰价值的文化人类学解读/王默，李臣玲//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5）. - 50～53
民间信仰与乡村娱乐：对黄州唐家渡村“五龙奉圣”灯会的考察/胡绍宗//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5）. - 45～49
民族地区城镇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分布与特征：基于CHES2011数据的分析/马U//民族研究，- 2015，（6）. - 26～36
内地城市的新疆少数民族移民与民族交融/曾少聪，吴英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6）.-35～40
农民工无产阶级的历史与现实困境：基于个体化的视角/吴玉彬，张敦福//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135～137
欧洲移民问题的困境、误区及解决路径探析/刘泓//世界民族，- 2015，（6）. - 64～76
人生礼仪、家庭义务与朝山进香：冀中南地区苍岩山进香习俗研究/华智亚//民俗研究，- 2016，（1）. - 89～98
入赘婚还是收养婚？――云南鹤庆地区白族“上门婚”的人类学再解读/马腾[//民族研究，- 2015，（6）. - 59～67
山水环境保护与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体性/南文渊//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15，（6）. - 529～532
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流动堕距表现及原因分析/王伯承//广西民族研究，- 2015，（6）. - 89～94
视觉文化语境下的民族艺术际遇/罗瑛//思想战线，- 2016，（1）. - 40～44
守望相助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承：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为例/张瑾燕，王玉琢//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15，（6）. - 538～542
水井与自来水：一项基于侗族日常生活的人类学考察/杨筑慧//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22～27
田野的“历史”与历史的“田野”：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重读马长寿的陕西回民起义调查/樊莹//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5）. - 15～19
文化视野：汉民族文化史分期纲要/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35～38
文明和谐视域下新型城镇化的价值诉求与转型路径/闰彩霞，刘涛//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1）. -181～186
我国海路与陆路的海外移民：以福建和云南的海外移民为中心/曾少聪//世界民族，- 2015，（6）. - 77～85
城市居家失能老年人照护等级评定指标效度的研究/艾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31～38
湘黔边区山地民族的“面具之道”：兼与列维-斯特劳斯的面具观对话/田红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31～38
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与生态草原建设的良性互动关系研究：以新源县那拉提镇为例/林玲//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6）.-30～34
“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明浩//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23～30
伊斯兰人类学、中国穆斯林与海外中国人研究/陈志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30～35
云南边境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早婚原因探究/伍琼华，张睿莲//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45～52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烤茶习俗刍议/张海超，徐敏//云南社会科学，- 2016，（1）. - 95～100
再生一个？城市一孩育龄人群的年龄结构与生育意愿/风笑天，李芬//思想战线，- 2016，（1）. - 88～95
在施坚雅模式启示下的云南走廊研究/章立明//云南社会科学，- 2016，（1）. - 78～86
中国冥婚习俗研究综述/姚彦琳//民俗研究，- 2016，（1）. - 52～59
重新发现和培植历史而今的灾害“反应单位”：四川震区民间组织的人类学观察/庄孔韶，王剑利，张庆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68～74
珠江三角洲新市民的乡民性与人的城市化/王兴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24～34
作为“文明”流动的“水”：撒拉族“骆驼泉”的人类学研究/常海燕//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5，（5）. - 107～112
四、研究动态与书评
20世纪社会科学的困惑与出路：与格尔兹《浓描――迈向文化的解读理论》的对话/周峰//民族研究，- 2015，（6）. - 37～58
个体叙事中的“资格”与“移情”/艾米・舒曼著，赵红娟译，李向振校//民俗研究，- 2016，（1）. - 37～42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15年泰国中期会议综述/丁赛，张继焦//世界民族，- 2015，（6）. - 106～107
汉民族研究：历史的建构与建构的历史：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七/刘冰清（问），徐杰舜（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39～46
民俗学视野下的民俗文化研究回顾/马小燕//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5）. - 54～58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论坛综述/王国勇，邢//民族研究，- 2015，（6）. - 116～117
全球化时代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国际学术工作坊会议综述/翟思缘，虞杰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108～111
我国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汤夺先，王建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124～128
研究我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理论及政策实践的开山之作：朱玉福新著《中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实践研究》评介/谷文双//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5，（6）. - 189～191
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反思/周大鸣，李陶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17～23
中国民族理论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综述/张三南，魏俊雄//民族研究，- 2015，（6）. - 111～112
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十八次学术研讨会综述/周峰//民族研究，- 2015，（6）. - 118～119
之前,先说明有关法的文化理论。法文化论这一学术领域刚刚成立,是文化理论这个一般性的学术趋向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理论”与“法文化论”一同得到充分的发展。一定的事实背景促使“文化理论”的形成,而且这一现实背景一直持续到将来。这种现实不仅在国家之间,而且在各国内部文化共同体中都是存在的。主体性应得到尊重的历史根据,这在作为对象的法的侧面来看在某种意义上需要视觉的转换。一般来说,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归属于文化、经济、政治、艺术一同组成的文化。只要说明什么是法,就会充分涉及到法的意义。当前的法哲学书籍一直依此进行说明。但“法文化论”自称是新成的学问,涉及的对象、范围、考察方法还未有专门的共同的理解。可是,法文化论企图从“文化理论”的角度来解释法,文化理论被运用到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在社会科学所有领域中起着一定影响。“文化理论”从有关法的文化理论的范围上看,属于经验社会科学,以认识文化这一事实为目标。本论文中的观点与“社会理论”相比较,并把“文化理论”对作为文化哲学有关法的文化理论的观点进行验证。因之,有关法的文化理论,可以从文化理论、社会理论、文化哲学三个方向进行验证。这种证明从经验科学发展到哲学,从事实发展到价值,也意味着通过法的特殊性来考察法的普遍性。
二、经验科学中的法文化论
(一)文化人类学中文化的概念通常提到法文化,使人联想到什么呢?“法”和“文化”是人们常用的单词,一提到法,使人联想到国会制定的法律;但一提到文化,就想不起来适当的对象。通常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文化如教育、艺术等,乃是为了一定价值的实现做出人的努力和活动,通常“文化人”、“文化遗产”、“文化国家”、“文化生活”也包括在这一类。另一类是包括上述内容的广泛的文化,被称为“对自然的文化”、“表示人类社会特点的文化”,这是指一种人为形成的环境,不仅包括物质而且包括制度和观念的东西。在这里重要的是,法文化虽然联系到文化人类学的概念,但属于后一种广义的文化。下面就来详细说明广义的文化。文化人类学上用机能主义文化理论来为人类学奠定基础的B?K?马林诺夫斯基,曾在1926年通过《未开发社会中的犯罪与习俗》一书,从人类学的立场上展开了“民族法学”。他在1931年出版的《文化论》的开头中对于“文化人类学”作了如下的说明:人类在肉体的形式和社会遗产即文化上来讲相异。肉体人类学根据人类的体格、生理特点(肉体形式)不同来对于人类进行分类是成功的,但人类在其他方面也互不相同。如果一个黑人小孩长在法国,那么其结果大大区别于非洲森林中长大的小孩,因为他体验到包括不同的语言、习惯、理论、信仰(文化)以及社会遗产,他并且成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及文化环境中的一员。这里指出了社会遗产在文化人类学中不可忽视的概念。它在现代人类学及社会科学中通常被称为文化。由此,马林诺夫斯基强调人不同于动物,根据不同的文化而存在和抚养。从这种观点上看,人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像动物和自然环境一样非常必要。然而对人类来讲必要的只是一般的文化,而不像动物用天生的本能来适应特定的环境。虽然对人类来讲并没有特定的环境,但作为环境的文化个个都具有特殊性。这种有关文化的观点,在法学界上成为法文化论的小小的原因。再举马林诺夫斯基的例子来讲所谓法文化概念。社会学家常把文化外的东西引进社会组织,这是错误的。社会组织可称为“标准化的集体行动手段”,说明构成社会组织的所有个人行动带有协调性,能促进协调行动的“情操”或“价值”的形成,并始终把其基础放到“社会中文化装备”上。文化具有心理学性质的“社会学实体”,通过好几代祖先的文化生产中才能理解—从这种观点上超越个人。文化是“与物质或心理学实体中不可分隔的物质装备与肉体习俗复杂的结合之结果”。亦即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带有物质和心理两个方面的基本模式,随之文化由物质和心理两方面构成。“物质装备”指的是工具、武器或衣服以及住房设备,它们构成部分的文化。如一定长度的木棍随着不同的文化可作为手杖、桨、挖洞时的工具来使用。这里木棍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文化价值”。文化内部物质装备具有如此价值,那么文化的心理方面的“肉体习俗”更为重要。即依据明显的方法被承认或以明显的自动方法发挥作用的社会规范,即习俗达到和谐性。像法律、习俗承认的规范可看成肉体习俗的获得。这不仅引出特定行动的内部强制机构,而且是“内部冲动”以及“文化条件”内部“逐渐调练”的结果。马林诺夫斯基有关文化和社会的看法基本上维持在人类学学说中。人类社会不像动物依据本能而是依据文化。如今更加注意文化的物质方面和心理方面,强调惯学和学习的重要性。例如E?A?霍贝尔在《原始世界的人类》一书中称道:“文化是社会成员特定的学习过的行动样式而综合的系统。”在这里,“综合的行动系统”中的“综合”和在前面马林诺夫斯基所用的“文化脉络”相联系,但更加注重惯学。这一观点起源于贝内德把“文化统合”看成文化人类学中的概念。根据其“文化样式”,人类的文化行动虽然逐渐相一致,但并不意味着简单的组合。如现代科学主张,不是部分之间的简单的组合而是依照特殊的安排和相互关系的结果生成了“一个新的实体”。总之,文化作为一个统合的部分,具有个性和相对独立性。
(二)机能主义社会学中文化的概念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在确立文化人类学的基础中把马林诺夫斯基的“社会组织”看成“文化的一部分”。用这种社会和文化的关系观点来观察,不仅在文化人类学上而且在社会学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马林诺夫斯基注重文化统合的全体性,这就说明构成文化的各个部分通过整体的统合来执行一定的社会作用。人类具有一定的基本欲望,采取营养、生殖、繁殖、对抗威胁生命或身体的物质装备,采取一定的体系的文化满足人的基本欲望。文化协调第一次生物学欲望,通过执行派生出来的第二次手段命令来作为具体形式。‘这种命令意味着为了满足基本欲望,决定有必要建立行动、惯例、价值的命令或规范体系。随之组成经济组织、法律制度、教育制度,也可把宗教、知识、技术看成满足需要的体系。把社会当成文化来理解的观点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心理社会学中形成一个“文化社会学”派。总之,依据人类基本的欲望或派生出来的满足需要的观点理解文化的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人类学流派,创造出了社会学中的机能主义体系。机能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人类的行为构成一个系统,并且这种系统作用于维持全体,因而其内部组成一定的结构。社会系统包括在行为系统之中,构成文化系统,这种观点与马林诺夫斯基的主张相同,不把社会和文化当成同一个东西,认为不是所有的社会都是文化。把人类社会看成文化的观点是由贝内德解释的。文化原来的意思不是满足基本欲望的自身方面,而是派生出来的满足必要的、特殊的方面。文化永远是一种特殊的个别的生活样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从人类活动具有的广泛可能性中选择的结果。从这种特殊意义上讲,全部的社会生活方式都可称之为文化。帕森斯认为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是行为,具有功能性,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象征性和意思性。如前所述,社会体系的作用结构内的常数(价值观)或社会当中文化的象征性之重要性已被指出,社会体系和文化体系的相互关系已被充分认定,在后面的法文化部分中将详细说明文化和社会的联系。对作为象征体系的文化之关注,在当今文化人类学上正在成为一个倾向。
(三)两种法文化论在说明法文化之前,先弄清法的概念。下面在简单说明两种概念之后,重点解释法和文化成为一体的概念。第一个社会指标是社会规范。所谓的规范指的是行为的准则,行为必须规律性地进行。法规范超越个人的作为社会存在的根据,在这一点上称为社会规范,是社会赋予的。第二个指标是强制性,对于违反指示的行为者进行制裁,最终通过实力来强制性地对付,至少在法里包括这一部分。然而,带有这种强制性的法怎样和文化联系形成一个法文化的概念?关于文化和社会的联系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针对法文化的理解,存在着贝内德和帕森斯两种相对立的观点。前者是以霍贝尔观点为出发点。霍贝尔认为,任何社会都从自己的文化中选择一定的东西,一定社会的行动样式就是文化,法文化的重要问题是把文化联系到法来解释。这时法是带有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在现实中执行。后者的观点反映在劳伦斯?M?弗里德曼的《法与社会》一书之中。法系统成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执行社会功能,包括社会制约、处理分歧、再分配、改革,广义来讲它们都归属到社会制约。法不仅具有上述功能,而且由结构、实体、文化三个部分构成。结构指的是法院、警察局等权力系统;实体指的是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现实的行动的样式;最后,文化表示需求,意味着“有关于法的思考方式,态度、信念、期待、意见”等,社会作为有关法的思考方式创造出一些需求,即人们是否执行法的需求,如何利用法系统都由法文化来决定。如果人们对法文化无知,那么法的结构和实体就不带有现实性。如上所述,弗里德曼把法系统归到社会系统中,其中一部分由文化占居。如何评价两者差距?弗里德曼的法文化是由法系统或关系到这部分的人的观念、思考方式来构成。这就决定法系统和联系到这部分的人的使用方法。这里包括前面所讲的以结构和实体来组成的法系统,但有关思考方式则看成文化。有关文化的这种关系,以前没有讨论过。文化存在于部分法系统、成为有关法系统的思考方式。因此,把文化看成存在于法系统的外部更为确切。与前面讨论的帕森斯的理论相同,在社会内部法系统与带有自律性的文化系统并存。所谓的法文化理论,指的是从文化到法的外在的联系,因此,只要注重个别文化特色就认为适合以前的法意识论。在霍贝尔的法文化论中,法作为一种社会行动样式在实现着。它的行动样式总在文化中,那么我们就能说法的行动样式就是文化。根据这一点来看,弗里德曼法的结构和实体的核心内容就用文化来解释。例如,法院的结构或家庭法的主体在内容上具有文化的独特性,但这种法文化论是从文化到法的内在联系。如果从霍贝尔的文化与社会同一论来讲,法文化就具有包括法意识在内的广泛的意义。在上述两种法文化论中,讨论哪一种较确切,这已超越个别的法文化论的基本问题,这种课题在法文化中成为一个总的理论。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来讲,拟应限定在法文化领域来解决问题。下面的讨论应该从社会科学的法文化论,转移到人类哲学的法理论。
三、文化哲学中的法文化论
一、社会文化理论融入医护英语教学的可行性探讨
二语习得的研究属于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以斯金纳(Skin-ner)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理论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忽略了有意义的学习。20世纪60年代认知心理学兴起，该理论将学习者视为个体的信息处理者，将人的个体学习孤立化、简单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社会因素对语言学习和发展的制约作用。前苏联维果茨基(Vygotsky)于1978年提出了社会文化理论。该理论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独特的认知功能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论(Mediation)。“中介”是指人调节物质世界或个人世界与彼此的社会和心智活动的过程，［3］语言和任务本身就是中介活动。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强调以“活动”为核心描述人的认知发展，明确社会活动是主体学习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形式。中介和活动不仅明确了学习的社会活动的本质，也建立了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活动之间的认识论关联。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ZPD)和支架理论指个体可以在有帮助的促进下，可以使成人在指导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跨越已有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最近几年在国内，我国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社会文化理论，并尝试在社会文化理论的视角下，研究我国的英语教学。不少学者从社会文化理论的不同角度介绍了调节理论、活动理论、最近发展区和支架理论。在教学实践方面，卞少辉将社会文化理论教学观和课堂互动话语策略有机结合起来，［4］有力地佐证社会文化理论对二语课堂的互动话语研究的积极推动作用。段玲琍基于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和英语阅读教学领域的研究状况，［5］尝试建立一个社会文化理论融入英语专业阅读教学的模式。这些研究关注了社会文化理论，并尝试将社会文化理论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去，但对社会文化理论在医护英语教学中的研究还是空白。医护类院校开展医护英语教学的时间不长，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医护英语的研究，有的从职业和学习需求、课程建设、教材选编和教学评价等角度进行研究，有的从医护英语的词汇教学、阅读教学和口语教学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也有从语料库辅助医护英语教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
二、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医护英语教学创新模式
(一)教学目标
根据教育部高职高专英语课程教学指导性文件《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医护英语教学的总体目标是培养既有医学专业技能又通晓外语和外语文化的复合型人才，分级目标包括英语在日常医学工作的情景对话，英语记录和填写病人病例，用英语完成医学交流任务，医学工作英语文献资料阅读，英语沟通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等等。
(二)教学环境
创设以学生为中心的宽松教学环境，积极发挥教师的支架性作用，确保提供高质量的、有意义的“可理解性的输入”，发挥同伴的合作学习机制，学习者能在老师或者同伴的帮助下，积极参与活动，最终发展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同时有效降低学习者的学习焦虑情感。
(三)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组织应该将语言和内容有机融合，围绕学生所学的专业情景展开教学，包括问询，科室及医生介绍，挂号，化验，检查，出入院，药房，临床会话，电话巡诊，病例书写，等等。教师围绕这些主题来开展系列教学活动，例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演讲、病例分析和实地医院情景扮演等，学生通过教学活动的参与与讨论不仅掌握了一个完整的医护过程，还从中学到了专业词汇、常用句型和人文背景知识。这个教学活动过程呈现为一个借助语言活动的问题解决过程，体现了与任务、语言为中介工具的交互活动重要性。
(四)教学评价
医护英语教学采用形成性评估，加入学生自评、同伴互评和过程监控等机制，注重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而不是学习结果，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切实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英语的用武之地。
三、结语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1926，1986）及其同事就提出了社会文化理论。尽管该理论以“社会文化”命名，但是它不是探讨关于人类生存中社会或文化的因素，而是把社会和文化看作是人类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认为人类的认知发展融入了一定的文化、历史和风俗习惯背景，知识的建构过程是社会和文化知识在起作用［1］。经过很长时间后，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们开始注意并研究将该理论运用于心理学、教育学、应用语言学等学科中。同样，在二语习得研究中，JamesLantolf与同事StevenThorne（2006）合写了第一部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研究二语习得的学术著作《社会文化理论和第二语言发展的起源》，成为二语习得研究中的一种独特和新颖的视角。语用习得研究是二语习得与语用学领域的跨面研究，在二语习得领域起步较晚，在语用学领域被称为语际语用学，又译中介语语用学（Interlan－guagePragmatics）。它主要研究第二语言学习者是怎样获得语用能力的，即，怎样用目标语做事和交际的能力，因此，也被称为语用能力习得（acquisi－tionofpragmaticcompetence），简称语用习得。语用能力是交际能力的重要成分之一，是外语或二语学习者最难掌握的语言能力（见Kasper＆Roever，2005：317）［2］。本文期望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四个核心理念构建一个适合语用习得研究的理论模式。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比较少见。本文首先综述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以及语用习得的研究状况，然后从中找出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的契合点，尝试建立一个理论模式，以便在语言实践中可以更有效地操作，从而达到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式进行验证的目的。
二、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领域、语用习得的研究动态
早在20世纪80和90年代JamesLantolf和他的同事Frawley（1985）以及Aljaafreh（1994）就开始致力于将Vygotsky的理论引入二语习得领域。2000年Lantolf编辑了第一本关于社会文化理论的探讨论文集，着重讨论社会文化理论与互动论、输出假设以及交际教学法的区别。如，Ohta使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探讨二语语法的习得，从而重新思考互动论；Swain通过对话教学讨论中介的作用，并比较输出假设的理念等［3］。2008年，Lantolf与Poehner又编辑出版了专门论文集，以实证研究报告为主题，重点报告了社会文化理论中的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听说写及评估方面的实际运用效果。如，Ableeva的二语听力的动态评估效果；Haught和McCafferty的戏剧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二语课堂中的运用以及Mahn的使用对话式教学教二语写作等［4］。国内学者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有一些理论层面探讨和介绍的论文，如，马俊波（2008）从社会文化视角讨论二语习得研究［5］；韩亚文（2009）讨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对二语习得研究的启示［6］。文秋芳（2008）分析了二语习得领域的认知派和社会派两大阵营的争论，肯定了社会派的新范式作用［7］；高一虹、周燕（2009）则把社会文化理论称为“新维果茨基派”，是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兴起［8］；贾冠杰（2010）讨论二语习得社会文化论大家庭中的新成员“活动论”，认为活动论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强调学习者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种近几年来刚刚引起我国部分学者重视的二语习得理论［9］。尹洪山（2011）由社会文化理论分析了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10］。实证研究主要探讨支架概念和最近发展区理念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如，彭元玲（2008）［11］，贾光茂、方宗祥（2009）［12］等。关于中介理论、活动理论和内化理论的探讨，理论和实证层面的研究比较少，如，高艳（2008）［13］，张剑锋、李雪飞（2009）［14］，朱静静（2008）［1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用能力的习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语用习得研究者的热门课题。研究者对们主要关注语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教学干预使学习者获得语用能力（Kasper＆Rose，2002：237）［16］。国外研究者在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理论背景、学习目标语、研究设计和测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并且已证明语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论依据是认知理论，特别运用于对“注意假设”的验证，成果主要发表在Rose＆Kasper（2001）［17］主编的论文集中，其他可见Fukuya＆Zhang（2002）［18］、Silva（2003［19］以及Koike＆Pearson（2005）［20］等。国内语用习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绍和总结层面，如，戴炜栋、陈莉萍（2005）［21］分析了语用能力、语法能力以及它们的发展与学习生活环境的关系；刘润清、刘思（2005）［22］对语用习得的认知特性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段玲琍（2007）对语用能力的可教性进行了文献评述［23］；毛眺源（2009）语用习得研究理论进行了评述［24］；还有少量相关语用习得的实证研究，如，段玲琍（2008［25］，2009［26］）。到了20世纪初，除了认知理论外，语用习得的理论框架又引入三种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其中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路径已引起语用习得研究者的关注，Kasper＆Rose（2002）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如支架概念，还有语言社交化理论也是语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潜力的理论依据。在语用能力的观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学干预中几乎没有使用。Ohta（2005）［27］建议研究者使用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来研究教学中教授语用能力的教学效果，他使用了支架（scaffolding）概念，通过老师对学生的帮助与学生和学生的相互帮助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来分析和观察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三、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结合的理论模式
根据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2006），社会文化理论核心由四个部分组成：调节论（又译为中介）（mediation）、内化论（internalization）、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最近发展区理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牛瑞英，2007）［28］。调节论是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概念，指人类意识或大脑的活动是由文化构建的辅助工具来调节的，这种调节作用是社会关联、社会合作和集体行为以及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的庞大系统，主要包括物体调控（object－regulation）、他人调控（other－regulation）和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其中物体调节，如图表、电脑等，以及他人调节，如教师或同学的指点，可称为明示调节（explicitmediation）；而自我调节是暗示调节（implicitmediation）的主要方式（Lantolf＆Thorne，2006；Lantolf＆Poeh－ner，2008）。语言是最基本的调节工具，社会言语（socialspeech）、自我中心言语（egocentricspeech）、私语（privatespeech）、内在言语（inner－speech）和手势语（gesture）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必要工具，其中内在言语、私语和手势语的运用是二语学习中的重要调节方式（牛瑞英，2007）。内化论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是生物因素（内因）和社会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人类把社会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维活动的结果，是对大脑自然发展的控制结果，是最终形成内化的结果（Lantolf＆Thorne，2006）。在语言学习中，当学习者还不能完全掌握目标语时，往往会依靠个体话语，如自言自语、自我重复或模仿他人话语以得到自练的目的；当学习者完全掌握目标语时，个体话语会自动消失，内化为内在语言，成为学习者语言体系的一部分，这表明内化的个体话语已经外化为社会话语，说明学习者对语言已经习得了。
活动理论中的“活动”是一种能够解释人类行为和认知的概念工具，是一种能够区别于理论分析的实践活动，即社会环境中的集体互动、交流合作等实践活动；它可以解释人类发展的过程（Lantolf＆Thorne，2006）。活动是联系外部社会和内部个体发展的纽带，它包括活动的主体、目标和动机、达到目标的行动以及行动的操作手段。活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Vygotsky的文化调节理论过渡到Leontiev的活动调节论，最后发展到Engestrom的集体活动系统，经历了个体活动到集体活动的发展。最近发展区指“两个发展水平：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最近发展区就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在成人的帮助下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Lantolf＆Thorne，2006：266）”。要缩短这样的差距可以依靠他人的帮助。在二语学习中，不同语言水平的合作者可以相互提高语言学习能力，比如，老师和学生、讲母语者和外语学习者、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学生的合作学习会有助于相互的外语学习；相同语言水平者的合作也有助于他们的学习；甚至低水平者可以为高水平者提供有益的帮助。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在吸收、发展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支架教学理论，由此孕育而生支架教学模式（彭元玲，2008）。它是以学习者当前发展水平为基础，与他人构建一种互动和合作的关系，如，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支架关系，使学习者像盖房子一样逐步搭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最终达到从合作学习到独立学习，并把知识内化到学习者个体的大脑中的目的。
根据社会文化理论的以上四个核心理论的理念，本文构建了将他们融入语用习得的理论模式，即社会文化理论的语用习得模式，由三个模块组成：首先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理念”，语用习得过程是一种活动，是社会环境和个体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他可以是个体活动，也可以是集体活动，活动理论的理念构建了语用习得过程的首要阶段，即过程的设计必须融入个体和集体活动的任务或内容。其次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形式”，活动过程可以由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的具体过程来体现，如调节论中的自我调节可以是个体活动，他人调节是集体活动，可以是教师和学生间的互动，这也正是最近发展区理论的精髓，具体理论为支架理论；同时物体调节也是活动重要形式，如网络、通讯等现代高科技的媒体作为调节学习者学习的重要手段。最后，语用习得的“内化”，语用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将所习得的语用知识内化，即内置于大脑中储存，供学习者随时提取，此内化过程是第一和第二模块的终极过程，同时该过程也可回溯到“活动理念”和“活动形式”模块。三个模块在整个模式中是循环的，同时社会文化理论的四个核心理论在整个教学过程又是相辅相成的，如图示意：为进一步体现以上理论模式，本文尝试设计了实施该模式的具体教学形式。第一和第三模块主要是理念的形成，所以该教学形式主要是第二模块的具体操作过程。整个教学过程分为课内和课后两个阶段。适用课型可以是精读或泛读课，也可以是听力或口语课，学习的目标内容为语用知识。
课内阶段的任务设计主要以调节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如，词汇讲解和词汇练习，首先让学生模仿所学词汇在课文中表达，然后让学生在互动中使用刚学会的词汇造句和做口头作文，达到内化所学词汇的目的。整个学习过程是个人、他人和物体调节的综合体，也是最近发展区（支架理论）的具体表现。课后阶段以最近发展区———支架理论为主要依据。如，课后引导学生阅读有关语用知识材料，根据“支架”理论，按照学生的水平搭配学习小组，一起讨论所读材料，并相互强化所学知识。评估采用动态评估方式，课内和课后都需要评估以检测学生的学习状况。着重考察学生所取得的进步，以最近发展区和调节论为依据。见下表所示：
摘要：中国社会工作的建立和发展，应该扎根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土壤中，育化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作理论与方法体系。首先，需要整个社会科学界对中国进行切实的研究，使研究结论能够真实反应中国社会的特点，并为社会工作的具体实践提供可靠的理论和方法依据。其次，社会工作者应该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积累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经验，并将之系统和专业化。
关键词：社会工作、本土化
一、社会工作的产生极其特点
社会工作是一项助人自助的活动，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当时，由于工业社会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急剧转型，西方社会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也由此产生许多弱势群体，例如失业和贫困的群体。社会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基督教文化所提倡的救人助人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
处于初始阶段的社会工作，所依靠的只是施助者的主观经验和善心，缺乏系统和专业性。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工作开始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按照格林伍德的观点，成为一个专业应该具备五个特性：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具有权威性、得到社会的认可、有专门的伦理守则及专业文化。在理论体系方面，社会工作从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引入了许多理论，例如精神分析理论、行为主义理论等，充实了自己作为一门专业的理论体系。此外，社会工作发展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实务技巧。同时，社会工作的专业所需要的伦理规范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完善。
由此可见，社会工作在西方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走出了一条“助人实践——专业构建——专业服务”的路径。这一发展路径的启示是，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必须有社会内部张力的推动。从“自发的、朴素的和零散的”到“系统的、专业的和自成一体”的，一个专业的形成必须经历这个过程。
以此反观我国目前的社会工作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工作恰好是一个“理论先于实践”的状态（向德平，2008）。由于，社会工作在中国是一件“舶来品”，而国内社会内部张力还未充分展现，造成了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先于实践”。
中国的社会工作应该是什么样？中国的社会工作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本文将对此进行思考。
二、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社会工作的传入，在本质上是与人类同一性的前提分不开的。社会工作中的精神分析理论、认知行为理论、系统理论等等，都承认了在这一个体上存在的规律，通过科学的方法验证之后，可以推论到另外的个体身上之。医学、生物学等基于生物性的推论，在不同人种和不同社会之间通行，这毋庸置疑。然而，社会科学的理论，在不同文化中的通用性并不强，所以单纯的内化西方社会工作的一整套理论是不实际的。如何在本国的土地上，自然发育出具有与西方社会工作相同社会功能的事物？这是中国社会工作的当务之急。
我国的整个社会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西方理论，本土发育出的理论很少。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是在西方的土壤中发育的，它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还有待验证。所以，社会工作本土化必须建立在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进行验证的基础之上。除依赖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之外，还有的学者主张将社会工作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的基础之上。江娅在论述社会工作的伦理基础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文化当中的仁爱、慈悲等文化可以作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基础（江娅，2003）。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其在当代中国社会的适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削弱了。传统文化之于当代的中国，就像西方文化之于中国一样，已经是一个在彼岸相距甚远的事物了。所以，社会工作与中国传统文化话的接洽问题，也面临着跟西方理论本土化一样的问题，即在当代中国社会的适用性有待研究和验证。
根据以上论证，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关键在于“立足国情”，将注意力投入到寻找当代中国社会中真实存在着的规律当中，这种规律包括中当代中国个体、群体以及整个社会的切实存在的一系列特点。这种基于实证基础之上的、关于中国社会切实可行的研究结果，在建立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方面才是具有效力的。
三、本土化的社会工作
大卫·豪将社会工作理论分为“为社会工作的理论”和“社会工作的理论”（王思斌，1996）。“为社会工作的理论”是指用来对人与社会的本质、人的行为与社会运行的规则和机制进行解释的理论；“社会工作的理论”则是指用来对社会工作实践本身的性质、目的、过程、方法进行说明的理论。
由此来看，为社会工作的理论，主要是从比较高的层次来对人和社会进行阐释的理论，如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以及它们的具体研究。这些通过具体研究建立起来的理论，为社会工作中的问题解决、危机干预等活动提供了明确可证的理论和方法依据。社会工作的理论，则是由为社会工作的理论引申出来的、关于社会工作实务的、具体可操作的理论。社会工作的伦理准则，也应该属于社会工作的理论。
依照大卫·豪的逻辑，中国的社会工作应该从两方面来确立自己的发展方向。首先，应该了解当代中国的国情，研究认清当代中国个体、群体和社会的特点。其次，再根据这些特点发展出适合中国社会工作开展具体工作的实际操作方法和伦理准则。
如何认清当代的中国社会，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社会工作要想具有可靠地、实实在在的理和论方法支持，需要整个社会科学切切实实的研究。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如果能够真切地发现当代中国社会宏观和微观层次存在的规律，以此作为社会工作实践的指导，那么社会工作的具体活动就具有了很好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可能性。
例如，王春霞在谈到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时，认为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式的亲情价值观在中国社会工作中有较广泛的文化基础，社会工作者必须摈弃“家长制作风”，让案主学会自决。由于传统的消极求助心理，助人活动应以社会工作人员为主动，西方的等人上门求助的模式在中国会使社会工作变得被动，传统的乡邻之谊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社区工作的展开。（王春霞，2006）
在另一个层次上，社会工作者在自己的实践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对其加以科学的总结和验证之后，推而广之，也可以作为中国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在实践层次，社会工作者需要将西方传入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带入到中国社会的实务工作中去，验证其解释力，删去不适用的，保留适用的，并且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和方法。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就是立足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发展出的一套关于中国人如何将不同的人分为不同的次序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无论是对社会工作本身，还是对中国社会其他方面，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社会工作可以按照“差序格局”的规律来构建自己解决问题的路径。但是理论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更新和改变自己。（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参考文献：
[1]向德平，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取向及其反思，社会科学，2008，5。
[2]王思斌、谢立中、马凤芝、程为敏，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历史与现状，中国社会工作，1996.2。
关键词：网络社会 网络社会文化 同源性 非同源性
一、问题的提出及理论回顾
（一）网络社会是一种二律背反的社会文化现象
网络这种突生的全球性资源、媒体、社会联结是一个整体，它由信息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和以数字形式流动的信息四个部分通过技术链接构成。网络是现实的，是现实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和一种新的技术条件与同构环境；同时，这种新的技术条件与同构环境，既为网络社会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又赋予了网络社会以人文精神。但需要指出的是：网络不是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技术条件??网络；二是社会条件??社会信息化过程产生信息化社会结果??有赖于以此为基础的新的交往与存在方式的形成；而且正是因为后者，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并具有和反映着现实社会的人文精神。
基于“虚拟?真实”范式，网络社会是一种二律背反的社会文化现象。正如学界已有的研究认为：“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并依存于现实社会”（戚攻，2000），网络社会又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存在方式”（童星等，2002）；网络社会是“我们潜在的家”（埃瑟 戴森，1998），网络社会又是一种“流动空间”（M．卡斯特尔，2001）；同时，网络社会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两个人类活动的侧面产生交流的共同基础（M．卡斯特利斯，2000），网络社会又是“一种中观的技术结构”（戚攻，2004）等。
由网络社会二律背反的属性使然，网络社会既是人们能够借助以往经验和文化互动的新环境，又是需要人们重新认识的“另类空间”（胡泳，1999）。因而认知和揭示网络社会，就具有同源性与非同源性两种路径与方法。笔者提出同源性与非同源性命题，一方面是对网络社会、网络社会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二律背反现象的性质的一种理论规制，并认为这一理论规制能更好和更准确地厘清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如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是同源性的，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又是非同源性的；另一方面，也是对“虚拟?真实”范式的一种修正。因为，“虚拟?真实”的研究范式及假设存在缺陷，如“虚拟”在中国文化中主要是指“不符合或不一定事实的，假设的”（引自《现代汉语词典》1978：1287-1288）而英文Virtual一词是指“实质上的、实际上的、事实上的（almost what is stated ;in fact thought not officially）”（引自《新英汉词典》1985：1572-1573）；而且“虚拟?真实”的研究范式，引导研究者侧重于一种“对立”或“区别”的视角，甚至诱导人们忽视??引导、矫正和规制网络社会文化的基元仍在现实社会文化中。
（二）网络文化与网络社会文化
“网络文化”与“网络社会文化”是两个相互联系但有区别的命题。网络是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创造的一种物质技术条件或一种交往与互动的技术环境。在这个意义上，它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广义的文化与文明相近或相同，并包含着人们对自然界的开拓之意（郑杭生，1997）和“人类在复杂迷离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之意（顾小存，1982）。把网络本身作为一种文化进行研究和把网络这种物质技术结构及形态所孕育和表现的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二者是不同的（这里并不否定其联系）。这里的区别虽然细微，但却很重要。事实上，学界已有的研究包括笔者本人，都是当研究需要从网络的物质技术特性转向它的社会属性时，便在研究的逻辑理路上进行了转换的，即“网络??网络社会”、“网络文化??网络社会文化”。
一个理论命题有它特定的研究界域和对象，而命题的拓展或缩小（转换），实质是理论命题研究界域的重新确定。这种转换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转换提供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的基元，如笔者的《网络社会学研究》一书（戚攻，2001），如童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网络与社会交往》一书（童星等，2002），如黄少华教授的《重塑自我的游戏??网络空间的人际交往》一书等（黄少华，2002），都在研究中论述了该类理论命题的转换问题。
“网络文化”的研究界域主要在于它的技术特性及技术结构的功能揭示；而“网络社会文化”主要是研究网络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存在及存在方式和由此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及人文精神。前文已经说到，网络是网络社会产生和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与条件，因而网络社会文化的研究，也包括对网络技术文化的特性及功能的考察。同时，我提出“网络社会文化”研究命题，还可以从三个“节点”理解：一是网络社会文化是现实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二是网络社会文化是网络社会存在及存在方式的反映；三是基于社会结构的视角，网络社会是一种中观的技术结构，它的社会属性提供了建构现实社会“宏观?中观?微观”结构链的条件，即网络社会作为一种中观的技术结构的社会属性，既可以转化为促进社会宏观结构变迁的重要机制（技术的），又可以转化为增强社会微观结构弹性的机制（人文的）。
（三）同源性与非同源性的研究视角
网络社会文化既是现实社会文化的一种延伸和投射，又是网络社会自身特性及存在方式的反映（戚攻，2001）。前者决定了网络社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现实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同源性，并由此提供了人们基于现实社会文化的发展谱系与理论基元考察它（一种比较研究）的条件；后者强调网络社会相对于现实社会又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存在方式，因而网络社会文化相对于现实社会文化，又具有非同源性的研究视角和理路。
同源性与非同源性的研究视角与路径，既不对立，也不分离，而是交叉与互补的关系。正如，基于同源性的视角与路径，我们可以得出网络社会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基本判断，并在研究中把网络社会文化纳入到人类文化的发展谱系中去“定位”；而基于非同源性的视角与路径，我们需要研究网络社会文化产生的不同条件、环境和它自身的规律与特殊性；同时，基于同源性和非同源性两个相互关联的视角及路径，我们能够考察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网络社会文化与现实社会文化之间的同构关系及相互影响。
笔者注意到，在学界已有的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网络社会文化与现实社会文化相关研究中，主要是侧重前者对后者影响的研究；而关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以及二者的同构关系和相互影响的研究却较少。笔者认为，网络社会文化与现实社会文化之间，首先是一种同构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因为，网络社会结构比现实社会结构更具有扁平化的特征，这决定了网络社会更适宜于同构和更具有同构的特征，而且这种同构还培育着种跨文化主义意义上的互补关系。另外，同构是促进和谐的过程，但有同构并非就能实现和谐，而是同构的结果表现出共赢的趋势和特征时，事物的发展才能走向和谐。
同源性与非同源性命题，包含着两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研究方法与路径。正如，依照马克思主义原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990：663）。由此，基于同源性的方法和路径，我们能够“发现”：在网络社会文化发展的技术条件背后，既存在我们“努力建设因特网上的马克思主义阵地”的条件和重大机遇（周勇、邓新民，2001）；又潜在着西方发达国家霸权主义文化扩张的风险??Internet、Web、Windows视窗系统等，即这种风险在于：它悄然地解构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和迫使不同民族参照他们的思维方式去认知文化。而基于非同源性的方法和路径思考问题，意味着我们不能机械地、教条主义式地套用“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的基本原理，因为这种套用可能导致与网络社会文化内生的技术特性和特征的冲突。正如，当网络社会的生存环境及由此决定的人们的生存方式有别于现实社会时，如网络社区中的多元共生和多元同构的跨文化现象，既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又未必如现实社会文化那样具有直接的影响力（畅游网络世界并不等于畅游了现实世界）；如人们在网络社会中形成的某些观念文化和伦理道德，可以不需要或不能回到现实社会中去接受检验，即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及技术特征，支持了网络社会文化发展与网络社会实践之间关系的“完整性”；如当人们在网络社会中形成的观念文化需要通过现实社会验证时，网络社会的所谓生存环境又是非完整性的（网络世界的爱情之花只能在现实社会结果），若由此套用“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的基本原理，就可能潜在非科学的风险。
二、网络社会文化的同源性与非同源性引起的思考
笔者曾经提出，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有同源性和非同源性两种路径及方法的观点（戚攻，2005）。这一观点既在于区别“传统?现代性”的研究范式，又在于回应理论研究中一直困惑的不同理论体系在逻辑传统、价值观及方法上存在冲突的问题。把“同源性和非同源性”命题适用于网络社会文化的研究是一种理论延伸。为此，笔者需要清理已有的研究和观点，进而提出分析网络社会文化的视角。
（一）理论创新的两种路径与困惑
基于理论系统具有开放属性和兼容特征的假设，笔者认为，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发展，在其逻辑关系上都包括同源性和非同源性两种路径。同源性理论创新主要指人们遵循理论原有的逻辑传统和价值观，对其修正、扬弃或做源于实践的补充；这种路径与方法，在理论上是确保“一脉相承”的逻辑语境不被解构，而在实践上是力求保持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所谓和谐。非同源性理论创新主要指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关联与整合，即不同理论体系基于自身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当不同理论体系整合时，如果人们仍然基于同源性的路径和方法做出选择或判断，那么人们首先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不同理论体系的理论前阶和逻辑传统的非同一性问题；二是这种非同一性是否会导致价值观的冲突。恩格斯在解释他和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问题时说：他们创立的理论，是“从已有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并强调，“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恩格斯，1972：420）。可见，如果人们在不同理论体系整合中不考虑其非同源性的因素（理论假设的前阶、逻辑传统、价值体系及方法），那么理论发展的科学性就会面临挑战。正如，我们曾经把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理论，从其论证该理论的科学前阶中“抽出”，或者说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计划理论，没有考虑他们论证计划理论科学性的那种社会发展条件和基础，结果是，我们基于计划理论的几乎所有的理论建构和实践，都先后在科学性问题上发生了“问题”。
由此，当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并依存在于现实社会时，网络社会文化的生产和发展，与现实社会文化是具有同源性关系的；这意味着我们能够基于现实社会文化的理论体系和逻辑传统、价值观对网络社会文化进行研究。但是，当网络社会又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存在及存在方式的反映时，网络社会文化生产和发展的特殊性，又与现实社会文化存在着非同源性的关系。当我们面对网络社会文化客观上存在同源性和非同源性的理论基元时，我们能选择哪一种理论体系、价值观和方法去解读它？而且，基于一种特定的理论体系能否系统地分析和做出科学地评价特别是当我们把“网络社会文化”与“思想教育”两个命题紧密关联时。笔者注意到，当这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的研究还相对薄弱时，已有的研究徘徊于“虚拟?真实”、“社会实存?另类空间”的现象讨论是必然的。
（二）理论体系的逻辑场域和谱系
在制度文化具有刚性和国家主文化鲜明的通常情况下，人们在研究中遵循已有理论体系的逻辑场域和它的谱系，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且无可厚非。这种同源性的研究路径及方法，有利于国家主文化的张扬和增强理论与实践的和谐度，并在这一过程中建构和强化特定的逻辑场域和它的价值体系（一种惯习）。当一种理论体系的逻辑场域和谱系形成时，会对新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产生强大的规制作用。正如，在网络社会文化的研究中，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调理论体系的逻辑场域和谱系“一脉相承”的同源性，即强调该理论系统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然而，当一种新的社会存在及存在方式，超越了某种理论体系的逻辑场域和它的谱系时，人们仍基于同源性的逻辑场域来审视这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那么，人们在方法上必然是在做一种事前选择（主观判断和认定）；并且会基于一种理论体系的价值观，去解释另一理论体系的内生性关系，甚至不惜修正它的“规律”。正如，当我们把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日益普遍的加班、加点的现象，视为或者解释为所谓“奉献精神”时，客观上是在用一种价值观规避《劳动法》的要义和“修正”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规律。
由此，当人们提出“网络社会文化与思想教育研究”，或者“网络文化与思想教育研究”命题时，主观上是希望基于我们熟悉和认同的理论做同源性研究，而且是希望把“网络社会文化”，放在“思想教育理论”的逻辑场域中“敲打”，从而为我所用。当然，这种同源性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是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因为网络社会文化作为现实社会文化的一种延伸和投射，本身也存在阶级性的基元。然而，网络社会文化又是一种新的文化及现象，而且许多内容和形式并不包含特定的政治因素；同时，网络社会文化生产和发展的逻辑场域不同于现实社会文化，如跨域性、虚拟性、自由度、价值坐标等，因而研究网络社会文化及文化现象，必然存在着非同源性的路径和视角。笔者的观点是：研究网络社会文化及现象，需要同源性和非同源性的两种视角、理路和方法的考察。正如，当我们把网络社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放在人类文化谱系、不同民族文化谱系、不同国家主文化谱系中去定位时，只有基于同源性和非同源性两种视角和方法，才能解释三重定位在价值系统上的统一与冲突问题；又如，对我们而言，“网络社会文化与思想教育研究”首先是一种同源性的比较研究，但我们也需要思考“网络社会文化”与“思想教育”之间客观存在的非同源性的发展场域、谱系和逻辑传统问题，以及在“网络社会文化与思想教育研究”的同一命题下与国际学界对话的问题。
（三）理论体系的张力问题
当一种理论被冠以“体系”之名时，说明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张力。理论体系的张力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相联系。因此，一种理论体系在一定社会发展条件下的张力有多大，不是一个无忧自扰的问题。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一种理论体系的张力愈大，既源于它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科学性和方法论，又意味着这种理论体系本身具有某种“粗放性”，即一种理论体系的张力愈大，其体系的结构和内在的逻辑关系就可能愈不紧密，同时也意味着理论体系的价值系统可以“波动”的幅度也愈大。
理论创新的实质是实践创新，所以理论体系的张力与实践相联系。理论体系张力的显化有两种性质和路径：同源性和非同源性。当两种不同理论体系发生关系时，我们的路径选择与方法一般是把“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即基于一种理论体系的同源性，从另一理论体系中选择“精华”。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是否需要思考那些“精华”产生的相关支持因素（逻辑因素）。如果相关的逻辑因素可以忽略，那么“精华”产生的逻辑条件与逻辑语境的不存在，是否也能确保这种选择的结果仍具有“精华”的品质？
由此，对于网络社会文化的研究，如果我们要将其纳入我们已有的文化发展谱系，并基于我们熟悉和认同的理论体系的价值系统来解读，那么，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如在坚持同源性的方法与路径时，思考我们熟悉的理论体系的张力，即它的价值观的区间有多大的问题；思考我们习惯的同源性研究方法与国际学界相关研究的回应和对话问题等。
（四）同源性与非同源性的方法与路径
当理论体系的张力主要表现为同源性路径与方法时，理论体系已有的“惯习?场域”，会要求人们事前检视理论的张力是否遵循原有的谱系和逻辑传统、方法论及价值观。
笔者认为，同源性研究方法的重要特征是“嵌入”，而非同源性研究方法的重要特征是“整合”。虽然二者是交替运用的，但二者毕竟存在区别。“嵌入”作为一种路径与方法有五个特征：一是以人们的主观选择为主；二是基于原有理论的价值观做事前择优；三是忽视不同理论体系的前阶和逻辑传统；四是基于原有理论的价值系统考察预期的实践结果；五是寻求不同理论谱系之间冲突的最小化。“整合”作为一种路径与方法也有五个特征：一是基于理论体系自身的开放结构；二是依据实践结果做事后择优或由实践择优；三是遵循不同理论体系内在规律的功能最大化原则；四是实践结果具有非预期性和风险增大；五是不同理论体系的价值观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
由此，网络社会文化既是现实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一种反映，又是网络社会自身存在及存在方式的反映；因而研究网络社会文化及现象，包括同源性与非同源性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同源性与非同源性的研究路径和方法的交叉运用，既由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品质使然，也是我们整合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同源性研究是坚持“主义”的基本路径和张扬我们社会主文化的基本方法；没有这种坚持，非同源性研究会失去方向；同时，同源性研究也是存在局限的，如前文所述。因此，同源性与非同源性的研究路径与方法都不可偏废，尤其是在关于网络社会文化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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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由于文化研究的冲击，文艺学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研究对象的泛化、研究方法的游移、学科边界的模糊和学科独立性的动摇，导致了学科性质的困惑和学科前景的迷茫。面对文化研究的强劲势头，"转向"说、"跟风"说、"劫持"说、"终结"说、"拯救"说、"扩容"说、"侵占"说、"跨学科"说、"大杂烩"说、"国际化"说、"殖民化"说，以及究竟是"文化研究遭到文学研究的劫持"，还是文化研究"入侵""劫持"了文学研究？可谓歧见蜂起，异说纷呈。"冷战"，有持续升温之势。
为了协调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了应对当下中国文艺实践所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谋求文艺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的思路和可能，我认为重建文艺社会学，是必要的。
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并非我的发明。至少在2001年4月的扬州会议上，陶东风先生即有过明确主张。尽管我把80－90年代的文艺社会学研究统称为"学科重建期" ，并把再提"重建"的目标之一，定位于承传上个世纪的未竟事业。但本文之缘起，仍可视为对陶氏话题的展开与延伸。
一、 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
文艺社会学和文化诗学
文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是作为文艺社会学，继尔是作为艺术文化学介绍到国内的。1995年大连"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后，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把它当作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研究"。1997年，乐黛云先生仍将其视为"跨学科文学研究"和"跨文化文学研究" 。此后，尤其是1999年南京"世纪之交：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会议后，文化研究发展迅猛。据最新资料介绍：始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流行文化的研究方法，目前已经应用于全球。而国外最有名的人文网站"voice of shuttle"对文化研究的界定是："文化批判主义／理论和社会学、传媒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经济学、文学以及其他代表了当代人文主义领域中’文化’层面领域的交叉点" 。尽管究竟何为文化研究，学界仍有不同意见，但可以肯定地说，作为具有全球性的学术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既是在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将文学研究泛化、策略化、意识形态化了。
关于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渊源关系，文化研究的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有过清晰表述。他不但认为作为文化研究的"当代文化社会学"是对"传统称为文艺社会学或文化社会学的领域"的扩展，而且提出了应该把"文学社会学"当作"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思路与构想。 而他关于当代文化研究所应该关注的五大问题 ，其实也无一不在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唯其如此，阿兰·舒特尔华斯在论及早期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时曾明确指出："在’中心’里这些是很一致的：为了开展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或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的社会学研究……对于这个中心来说，很明显的一项任务即是培养在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学家。"约翰·科纳在《作为社会学的批评：解读媒介》中也强调："’文化研究’是在社会－文学的考察中形成的，继而在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的著作中得到重要的发展。"
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如此看法，文艺社会学专家又如何见识？
法国著名文艺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曾根据韦勒克、沃伦的《文学原理》，把文学社会学研究归纳为三种：作家社会学、作品社会学、公众社会学。他认为：三种学说中，第二种源远流长并发展很快。而"理查德·霍加特及其伯明翰现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功绩在于专攻这一课题的另外两个方面，这一总体态度的特征就是从文学出发，通过社会学的方法，达到一种社会化的文学。" 德国学者西尔伯曼，也把文化研究当作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新发展，将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和社会，1780－1950》（1958）、r·霍加特《文学的用途》（1956）与《文学和社会学》（1966）等著作，作为重要的文艺社会学文献加以推介。而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法国波尔多"文学和大众艺术技术研究所"，也被同样作为国际著名的文艺社会学研究机构而加以列举。
无论从学理的角度还是从学科史的角度看，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特别是和文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逻辑关联性，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那么，文化诗学和文艺社会学关系如何？
由于文化诗学本身就是新历史主义的别称，是格林伯雷对新历史主义的另一种命名；而新历史主义，既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
基于担心随着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漫无边际地泛化，从而使建立在"文学文本"研究基础上的文学理论，有失去起码的学术品格和学科独立性的危险，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提出了建立"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早在南京会议上童庆炳先生《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便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文化诗学"研究专辑，更给人以中流击水力挽狂澜之感。在文艺学何为？文艺学何能？文艺学何去何从似乎越来越不明朗的学术语境中，倡导一种既立足于文学本位，又具有视界融合特点的"文化诗学"范式，是适时的，极具建设意义的。
不过，在倡导"文化诗学"之时，又以"文化研究"来贬斥"文艺社会学"，却有点使人不得要领，匪夷所思。
作为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教义"的文化诗学，尽管在理论上有些"无法定论"，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历史主义之"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对不同理论视域／体系／原则／方法所持的具有包容性的"开放的态度"。为了更加有效地探讨资本主义文化中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福柯主义和欧洲（尤其是法国）的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等等，都成为文化诗学的资源。用格林伯雷的话来说，即"都对我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的形成发生过作用"。有论者将文化诗学的理论假设归纳为"新历史观"、"文本的阐释"和"文本的扩张"三大特点 ，是精当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其"文本的阐释"绝不仅仅是"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审美"的。它重视的是"文本"和"语境"的关系。而在对这种关系的阐释中，他们所喜欢使用的又偏偏是那种不但"无诗意"，甚至根本就是"反诗意"的商业化术语。正如格林伯雷所言："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 他们之所以要用"流通"、"谈判"、"交换"之类的商业隐喻来阐释文本，是基于有意识地要解构经济和非经济的二分法，借以"说明似乎是最不沽名钓誉、远离铜臭的高尚实践（包括艺术），其实也在最大限度地谋求物质或象征的利润。上层建筑不只是单纯地受经济基础的支配，它也参与了经济基础的构成。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新历史主义企图找出社会流通的踪迹是如何被抹擦掉的。" 而这一学术旨趣和目标，恰恰是西方现代文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立场之一。
当然，"新兴的文化研究与原来的文艺社会学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但必须强调和补充的是：第一，与"原来的"文艺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不等于和"现在的"文艺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传统的"文艺社会学和"现代的"文艺社会学本身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关于这一点，童先生在《文艺社会学及其现代形态》 一文中有过透辟分析，不用赘述。第二，这种"很大的不同"主要是表现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童先生在文别指出了方法："经过’审美’和’语言’的洗礼后，文化研究也找到了新的批评方法，那就是紧紧地从文本的语言出发来揭示文本的思想蕴涵，而不是像过去某些批评家那样，脱离开文本的语言，发一些议论。"这与上面所强调的"不同"，以及对离开文学文本的"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的批评所构成的意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关系，本文将在下一节讨论。这里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文艺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不同，尽管也包括了方法，但主要的不是方法，而是对象。前者的研究对象是"文艺"，而后者则是"文化"。由于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无一不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文化研究也就把它的研究对象无边际地泛化、无限度地扩张到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地步。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也是学界最大的"不满"。正因为如此，本文才提出要重建文艺社会学。
当然，就文学研究领域的某一个体而言，他完全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学术选择。他可以成为一个文学研究专家，也可以并可能成为一个卓越的文化研究专家。而且我还认为，在转型期和全球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文化研究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性，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就学科而言，文艺学却不可能也没必要对什么都发言，不可能也没必要包打天下。有论者称：越俎代庖，已成为一种"学科霸权与侵略"；而文学理论的"文化化"倾向，则是当前我国文论研究中"最主要、最流行、最隐蔽也是威胁最大的问题"。 "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有沦为二流社会学、经济学的危险。" 这是否有点"危言耸听"，可以讨论。但毫无疑问的是，跨学科研究，必须以本学科的特性、独立性为基点、支点和出发点。否则，它不但有大而无当、大而化之之虞，而且有自毁安身立命基点之险。理查德·霍加特的告诫在今天仍不失其警醒意义："……我们将迟早停止谈论文学，而发现我们自己只是在谈论历史、社会学或者哲学，而且也许只是在谈论糟糕的历史、糟糕的社会学和糟糕的哲学。"
霍加特曾将文化研究的领域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属于历史和哲学方面的研究；二是属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三是文艺评论。而文艺评论，他认为"是最重要的"，并批评了那种"忽视""必不可少的"文艺批评方法的倾向。 将"文化诗学"定位于"文化研究的专为研究文学文本的分支" ，是符合霍加特把"文学社会学"当作"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构想的。而这一"分支"，只有提到"最重要的"高度，才能予以充分估价。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走向文化诗学"和"重建文艺社会学"，其学术旨趣是根本一致的。二者的不同点主要在于：文化诗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而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文艺"??它不仅包括文学，而且也包括其它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曲、影视、建筑等；其次，就文学本身而言，它研究的也不仅仅是"文本"，同时也研究文学的社会过程、社会机制、社会团体、社会管理、社会预测等等。
二、 "简单的""机械的"和"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
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在方法论上并无高下之分
重要的是理论范式和学科自律的确立
理查德·霍加特在《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一文中，曾区分了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文学社会学。他指出："文学社会学中的某些研究是简单化的和机械的，而有些则是精致的和富于想象力的，大多数则介于两极之间。最有效的文学社会学能够阐明某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文学作品的特性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这种研究可以涵盖大众艺术和高雅艺术，对于某些当代大众艺术则具有特殊的价值，诸如电影，其完整的创作过程，要受到一系列不同因素（经济的、物质的、职业的影响）。"
上述区分是必要的，重要的。文艺社会学（包括文学社会学）既有简单的、机械的、庸俗的；也有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科学的。那种"最有效的"，自然应该是既不忽略文学艺术的"特性"，又能阐明"制约"或"影响"这种特性的"社会因素"的理论范式。
毫无疑问，"语言论"转向的理论成果，也在现代文艺社会学中沉淀了下来。戈德曼宣称："发生学结构主义是在假设事实的评判和价值的评判之间，理解与解释之间，决定论与目的论之间的一种综合。" 传统的"因果关系"，在他那里成了"同源关系"。而线性的"决定论"，也为众多更加审慎的"促进论"或"影响论"所取代。就是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学派那里，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概念，其实也受到关注。埃斯卡皮关于"文学是什么"的分析，便是从"语言"和"文学性"出发的。只不过他将"语言"和"交际"、"文学性"和"社会性"结合起来加以分析而已。通过对语言具有"物品－意义"、"能指"和"所指"这一首要特性和双重意义的分析，他提出了"作为交际的文学"的概念。而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交际"，文本所具有的"超出语言之外的意义"，便构成了文学的特性之一。也就是说，"仅仅是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人们才可以插入一些新的意义而不破坏它的同一性。"于是，"一部具有’背叛的能力’的作品，一部带有那种随意性的作品是具有文学性的……这种随意性能使得作品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中表现出与在它产生的那种历史环境中以显而易见的方式表现出的意义不同的另一种意义。" 这也就是所谓"创造性的背叛"。"创造性的背叛"是理解文学现象的钥匙之一，它指的是"对作者创作时的实际意图的无意或有意的曲解。这种重新阐释可能挖掘出作者自己未曾意识到的作品的潜在意义，或者增加一种预料不到、甚至可以代替原意的新意义。" 而意义阐释的空间具有无限可能的作品，便是经典的永恒的作品。
皮埃尔·v·齐马的"文本社会学"，也是一种精致而有效的阐释方式。基于传统的社会学批评"基本上都未涉及作品本文的语义、句法和叙述结构"，他尝试将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学批评和不起批判作用的经验的文学社会学综合起来，从而建立一种既是"批判"的又是"经验"的文学本文社会学的社会学批评。它同只关心作品的主题或观念的"批判"的文学社会学的区别，就在于"它关心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和集团利益如何在语义、句法和叙述方面得到表现"；它同那种排除了价值判断的"经验"的文学社会学的区别，则在于它"不放弃批判的评述"，主张把本文结构及其产生的条件与读者的各种元本文联系起来。 这种既强调"文本"，又强调"元文本"；既强调文本细读、语言分析（包括语义、句法和叙述方式等），又强调意识形态意义的揭示，把"理解"和"解释"、"经验"和"批判"统一起来的文本社会学批评方法，可视为继戈德曼之后的又一综合创新。而这种视界融合，集审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于一体的文本社会学批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霍加特归纳并命名的"品质阅读"和"价值阅读"辩证统一的方法，即所谓"某种形式的审美阐释和文化阐释的辩证综合"（陈太胜语）。
由是观之，如果说文化研究找到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的话，那么，这种方法和那种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有效的文学社会学方法，并无二致。甚至可以说，它们本身就是一回事。在强调文化研究的"新方法"时，有意无意地只拎出那种简单、机械、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加以对比、烘托、反衬，是不够恰当有失公允的。脱离文本缺乏诗意或反诗意的批评，在文艺社会学中有，但在文化研究中也同样有。文化诗学呢？在我看来，"诗意"或"诗性"之有无，并不因为"诗学"之命名而有所益损。因为"诗学"本身说到底，也就是文学理论。文化诗学和过去所指称的文学文化学，似乎也没有什么的区别。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极其广阔多样的。有的研究，如对文艺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研究，与文本的某种程度的脱离，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的。有的研究，则需要诉诸社会学的调查、统计方法。尽管这种定量研究，是没有诗意的，但并不意味着就是简单的机械的无效的。
当然，我在赞同"走向文化诗学"之余还要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更为重要的动机还是出于学科史方面的原因。
80年代以来，文艺学领域的"热点"太多，"更新换代"太快，新名词新概念乃至新学科层出不穷，有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之感。这一方面固然表明了文艺学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但另一方面似乎也表明了文艺学的确还是个"不太成熟"的学科 。有论者批评文艺学领域的"追新逐后"和"赶潮综合疲惫症"，认为"高频率的结构调整，没有形成研究定势，更遑论优势。" 语虽尖锐，但令人深思。1987年，钱中文先生便提出"必须建立我国科学的文学社会学"的构想。但在1987－1997这十年间，文艺社会学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距离钱先生提出的目标，似乎尚有很大距离。尽管文艺社会学对于我们来说绝对不是个新名词，早在20－30年代，便有大量译介。到了40年代，更是出现了要为"文艺心理学"、"文艺形上学"争得"文艺社会学"同等地位之呼声。但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丰富历史文献和学术资源，学科性质和学科边界相对清晰也相对成熟的学科，在近20年来的文艺学研究中，却相对"沉寂"（童庆炳语）了。1998年8月我曾在北京图书馆对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研究成果进行过调查：按书目全文方式检索，分别为103、57、23个；按主题词检索，分别为65、50、20个；按书名检索，则分别为39、15、11个。数据表明，在文艺学分支学科中，文艺社会学研究明显滞后。其成果大约为文艺美学的1/4，文艺心理学的1/2弱。书名的比例差所以稍小，恰恰又表明了文艺社会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单一。
不过，在文艺社会学相对"沉寂"的时期，童庆炳先生的研究还是卓有建树的。1994年，他和程正民先生共同主编并出版了的《文艺社会学·传统与现代》。他认为：文艺社会学是文艺学中一种传统而又现代的理论与方法。说它是传统的，是因为它古已有之。说它是现代的，是因为无论是"西马"，还是60年代的"接受美学"，以及7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批评"，都表现为以现代的形态向文艺社会学"回归"。这一论断是精当并极具启示性的。传统与现代，不仅打通了古今中外，而且也为我们认知继"新批评"之后的"新"批评、继"语言论转向"之后的"文化论转向"，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地图和坐标。正因为如此，我才始终认为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其实也就是一种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
在完成了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社会学"，以及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研究"之后，1997年，童先生等北师大学者又推出了另一博士点基金项目的理论成果《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可以认为，在分别对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所推出的文艺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不但显示了研究者学术思路的连续性、承递性，而且也显示了学术旨趣和目标的综合性、创新性。而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在方法论上的结合或综合，其实也就成为文艺社会学学科建设在90年代中后期所呈现的理论形态的多元化、多样化趋势与走向的重要标志之一。
不过，随着90年代中后期文化研究的异军突起迅猛发展，文艺社会学学科重建的工作似乎突然被搁置、中断了。当然，这种情况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即文艺社会学研究，在包罗万象的文化研究中，其实得到了深入和发展。毫无疑问，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又一次"转向"中，文艺社会学是个得益者、受惠者。尽管这种得益与受惠，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性的。就这一点当然也仅仅限于这一点而言，可以认为，提出"重建"，只不过是为了给文艺社会学"正名"，或者说图个"虚名"而已。
三、 怎样重建文艺社会学？
文艺学分支和社会学分支
技术的、批判的、实践的
在重建问题上，陶东风提出要打破文化与社会存在的一元论与依附论，把文化理解为一个不仅反映现实，而且建构现实的基本的社会实践。因此，不仅要用社会理论来解读文艺现象，同时也要从审美的、文艺学的角度解读社会现象，用审美现代性来反思现代社会，诊断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偏向。 把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文化活动当作参与历史过程的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力量，既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支点，也是20世纪文艺社会学一个基本出发点。豪塞认为："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可以互为主体和客体。"它们之间的影响具有"同时性和相互性" 。正是本着这一思路，杜书瀛才反复强调：文学既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创造世界的一种方式。它的创造物是具有物质形态的精神存在物，并以此积极参与到"历史创造人"的过程，从而创造"历史的创造者"。
如果说关于文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偏重于学理的探讨，那么关于文艺学和社会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的互动性与辩证法，则不仅在学术史的意义上重申了利维斯的基本立场及其现实意义 ，而且也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揭示了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文化研究的基本路向与价值。
长期以来，在国内的文艺社会学研究中，一般都是讲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艺现象，而用文艺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则较为鲜见。正如有论者言：文艺学在方法论上所能提供给文艺社会学的非常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文艺学本身很少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方法。而文艺学和社会学在理论方法上的"互为主体和客体"的互动性与辩证关系，实际上也就涉及到文艺社会学学科定位这一具有普遍性、根本性的问题。
作为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事实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文艺社会学，即"文艺社会学"和"社会文艺学"。国内关于文艺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有"美学"说、"社会学"说、"文艺学"说数种。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文艺学定位。国外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它一度从属于艺术社会学，一度从属于文化社会学，一度又从属于文学理论、文学学或知识社会学、阅读社会学或文明建设社会学，并在其中加以讨论。"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学。同为社会学定位，其中也有不同的理论与学派。其根本差异在于："究竟从哪种社会学的立场??如从历史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新实证主义的、批判的、经验的、功能主义的以及行为主义的等等??来阐述这一问题" 。
因此，重建文艺社会学，首先便应该根据不同的理论立场，建构和拓展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文艺社会学和作为文艺学分支的社会文艺学。当然，根据约定俗成和惯例，无论是属于社会学分支还是属于文艺学分支，我们还是可以统称之为文艺社会学。但有两点必须明确：第一，分属两大学科的文艺社会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不应该相互诘难与颠覆。国内学界曾以"没有文艺的文艺社会学"来非议经验的、实证的文艺社会学，其实是一种"越位"。第二，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文艺社会学，在它的研究对象或方法中，必须有"文艺"或"文艺学"的因素、特征、性质。也就是说，并非任何方式的社会现象的解读，都属于文艺社会学。《文化研究》第2辑的"哈贝马斯论话语政治"，以及对北大百年校庆的文化分析等，即如此。对于社会现象、社会文本的解读，如果没有本着文艺学的视角与方法，那么，它只是一般的文化研究。
其次，在两大分支之内，还应该重视不同学派的建构与拓展。
关于20世纪的文艺社会学研究，国内一般将之分为四大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社会学、实证主义的经验的文艺社会学；或者分为实证主义经验派、批评辩证派、发生学结构主义、苏联的文艺社会学。而国外，则将其分为两大流派："经验的实用的文学社会学"和"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德国，菲舍尔·科勒尔）；或"经验的"和"辩证的"（法国，齐马）；或以法国实证主义为依据的"具体－经验性的研究流派"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一般理论流派"（苏联，尤·h·达维多夫）。声称"至少有三千种考察文学事实的方法"的埃斯卡皮，则以"对处于社会之中的文学的研究和对文学中的社会的研究" 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概括。
我认为，"经验的应用的"和"理论的批判的"，应可概括20世纪文艺社会学研究的不同流派和方法。这两大流派，其实也就表征为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合理性形式和价值合理性形式，以及哈贝马斯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经典研究??将知识分子功能划分为技术的知识分子功能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功能??在文艺学领域的分化与对立。
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文艺社会学，是20世纪西方文艺社会学的主流。其研究对象极其广阔繁复；其主要特点，在于谋求一种"处方性知识"。关于这一学派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法国波尔多学派颇具代表性。注重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并建立数学模型，是这一学派的方法论特征。
与实证经验派的文艺社会学相反，理论批判的文艺社会学则对此持抨击与否定态度。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便曾因此而与经验派公开论战。他认为专注于作者、作品、读者的外部交流关系的经验社会学研究，其实是从纯商业角度出发，给用户提供资料，寻找潜在的市场。这种方法无助于促进对作品的社会理解，而"只是一种有益于想要搞清楚哪些方法可以赢得顾客而哪些不能的商的技术" 。故此，法兰克福学派反对只把文学当作一种纯粹的社会现象加以研究，而是坚持历史、美学、社会辩证统一的立场，强调理论思辨的方法和"否定的美学"、"批判的理论"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功能。
尽管上述两大学派的研究路向与学术旨趣相悖，但在国内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花建、于沛的《文艺社会学》（1989）偏重于经验实证派路径，那么姚文放的《现代文艺社会学》（1993）则偏重于理论批判派路径。两种不同的路径和方法，其实也就预设了前者后来转向了文化产业与文化政策研究，而后者则走向了审美文化批判的学术道路。
由于国内学界素来有重理论轻实证的倾向，因此，在学派建设中，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固然重要，但波尔多学派所代表的实证主义经验研究同样重要。正是本着这一基本判断，我认为金元浦最近主持的一组文化研究个案分析，在方法论意义上应予特别关注。据报道，这一个案研究已经引起了"普遍关注与高度评价"。这也恰恰表明了实证的经验的文艺社会学，对于当下文艺学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核心作用；引领；艺术创作；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当前，在我国学术界、文化界，有一些关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讨论和科研成果。在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以王文章、于平、王列生、李心峰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艺术学理论的相关研究；在中国传媒大学，以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大学，以彭吉象、王一川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东南大学，以凌继尧、王廷信、陶思炎、徐子方、谢建明、刘道广、姜耕玉、张燕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陈池瑜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师范大学，以周星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高建平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艺术学院，以黄惇、刘伟冬、夏燕靖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以曹意强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大学，以周宪、康尔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上海大学，以蓝凡、金丹元、林少雄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杭州师范大学，以李荣有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本体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领域及侧重的相关探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目前的现有理论研究中把艺术学理论本身的地位、作用、创新、发展放置在文化建设，特别是当下文化建设的社会语境之下予以考虑、研究的还比较少。以上说明的问题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有相当一批涉及艺术学理论本体问题探讨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对于艺术学理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较少。其二，现有艺术学理论研究中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出发、关注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理论研究较少。其三，停留在学理层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建设的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深入思考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艺术学理论应该发挥其引领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的核心作用这一理论命题非常必要。
一、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兴起的社会背景
1、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现实背景。
【关键词】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 多元化转向 文化学转向 微观转向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60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深化，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的诞生、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导致了生产结构、阶级结构的一系列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经济危机频繁、政治动荡、世界大战爆发、人们的精神世界迷茫、价值虚无。为此，后现代主义者站在不同的视角对当前新的历史境遇进行了阐释。
视角的多元化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总体趋势
后现代主义者在认识论上赞成尼采的视角主义，提倡视角的多元化与差异化，反对研究任何事物一元化、绝对化和权威化，认为对世界的任何解释都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标准，应该运用多视角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实施的全面无意识监控问题，后现代主义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和阐释。
米歇尔・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从癫狂、临床医学、现代规诫和性等不同视角对现代性的话语与制度及其对人们实行的规训和惩戒方式进行了描述。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通过对17世纪时法国总医院的建立及比塞特尔收容院带镣囚禁者解放事件的考察，认为这里的疯癫并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而是统治者根据西方的理性文化通过否定性机制实现对非理性的控制，从而树立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理性对人们的监控已经不仅仅是在军队和生产领域，而是渗透到医院、监狱、学校、家庭等几乎各个日常生活领域①。统治阶级通过这样一个庞大的、隐秘的、复杂的、地下监禁机制在这些领域中树立自己的话语霸权，从而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控制。
吉尔・德勒兹运用迥异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未来前途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一方面德勒兹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了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自然经济，代之以商品经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一切都要通过交换进行，市场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正是“资本主义消解了前现代世界的联盟和依附关系，扫清了限制经济发展的障碍，通过对前现代世界‘犬儒式’的去圣化，因而极大地扩展了‘解码’过程”②。这种革命性使得资本主义冲破了以往社会的编码，社会生产、市场和资本积聚的膨胀，带来了财富的疯狂增长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德勒兹认识到资本主义“以抽象的等价交换逻辑对所有事物进行了‘再制码’，将它们‘再辖域化’到国家、家庭、法律、商品逻辑、银行系统、消费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其他规范化制度当中。资本主义以一种‘极端严格的通则’取代了质性符码，从而量化地管理和控制所有的‘被解码’之流”③。这就导致在充满人权的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财富并没有为人们带来所希望的幸福和自由，而是被更隐秘的辖域化和控制。因此，德勒兹强烈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现代话语与制度对欲望的压抑，挖掘新的革命主力，并试图将现代社会引向自由的游牧部落式社会―一个人们可以摆脱一切法律、制度、国家规则的束缚获得彻底解放的社会；一个没有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且平滑、无规则、无中心的开放空间。人们可以在这样的空间中纵横驰骋，他们形象地称之为“千高原”。
视角的文化学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主流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深化，文化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生活当中，小说、诗歌、戏剧、广告等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甚至成为社会运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切都是文化的，一切都被冠之以文化的标志。社会的政治问题亦成为了文化问题，正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们开始“更少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而更多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④，更多地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社会发展的原因及归宿。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通过分析19世纪欧洲主要历史哲学家的著作，确定不同历史过程概念的家族特征，确定用来证明史学思想的可能理论。海登・怀特抹煞了文学与史学的界限，认为在历史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本质是语言学的深层次结构性内容。这些结构性内容通过四种主要的诗性话语模式即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加以描述，并预构历史领域，说明该领域“实际发生了什么”。海登・怀特认为，“过去是一个神奇之地”，历史已经逝去，不可能像在实验室里重复物理事件一样再现和复原，人们只能通过遗留下来的东西来研究它。任何关于历史事件的描述都是在人们原有的价值选择框架下进行，有多少种价值选择就会有多少种阐释。因此，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历史。人们只能选择认同关于历史的叙事或者经过人们阐释和改变过的历史。这样，海登・怀特就从文学的角度解构了社会历史的客观性，从而影响了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从文化学特别是大众文化视角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詹姆逊认为，随着当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弱化，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一种显性的存在。在当代社会，意识形态正是以一种神秘的状态渗透于文学、宗教、艺术等领域，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切文化和文本都是政治性的，都潜藏着个人的政治欲望和阶级话语。任何文学中都渗透着政治思想，都在一定程度对社会进行阐释和反思。在此基础上，詹姆逊认为：“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⑤也就是说，由于历史的“缺场性”导致历史不可能是一个完全清晰可见的事实领域。我们对于历史的接触和了解必然要通过文本的形式。但是，“在各种高度发展的现代主义文本中，政治不再是可见的了，政治正如在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表象世界内一样不再清晰可见，它被累积的物化无情地驱赶到地下，最终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无意识”。⑥这就导致如果我们不能够透过文本去探寻文本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真正内涵，就无法认识真正的历史。
视角的微观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
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往往预先选定特定的宏观主题如国家、阶级、革命等，关注的是民主、平等、自由、正义等观念。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反基础、反中心主义，导致了后现代的哲学家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时，抛弃了关于社会历史的本质、规律、意识形态等宏大的主题，抛弃了纯粹的理论思辨，转而将研究视角转移到人们的微观社会生活领域中来，进而从社会的不同层面揭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压制和奴役。
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的论述集中体现了其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权力问题本不新奇，然而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理解，将权力看作是国家阶级统治推行其政策的工具，看作是一种影响、控制他人或组织的力量。福柯开始注意到权力在微观领域的作用，是始于1968年法国学生的“五月风暴”运动。“五月风暴”中草根层斗争所展现出的力量使福柯认识到，在权力体系中，统治权虽然具有高高在上的崇高地位，但却只是庞大权力体系的一角。在宏观权力大厦之下还有许多隐蔽的、不为人知的支点，仅仅看到政府和国家机器后的统治阶级是不够的。权力具有更为广阔的外延，医学、教育、建筑、宗教，在所有这些往往被传统权力所忽视的地方都存在着权力的影子。因此，在权力问题上应该从最细微的机制入手。
让・波德里亚在其导师列斐伏尔的影响下，从人们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最熟悉的“物”开始，开启了基于日常大众生活的大众消费文化研究。在《消费社会》中波德里亚写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⑦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后福特主义的出现，使得生产领域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消费为中心并最终形成了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波德里亚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谈论物，但并不从物的功能性和实用性进行分析，而是考察了物从功能性到非功能性，再到技术之物和符号之物的演变过程。波德里亚认为物不仅本身具有“一般”，而且具有超越于“―般”的特征，即物品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是一种突出的符号。“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⑧这就意味着人们并不在意商品自身对人的物质满足，而是将商品当作一种进入某一理想社会团体的跳板，当作彰显自己社会地位或阶层的标志。如此一来，人们总在参照之中消费，在参照中确定自己。然而人们越是这样通过消费来确认自己，越是感到一种不安全和不稳定，更深的不安全感促使人们更加疯狂地去消费，消费永无止境。人们不再是决定消费的主体，而是被消费所异化，被消费所控制。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这样的消费社会中通过消费这个符号潜移默化地实现着对人们的最终控制。
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转向的启示
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向，对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化具有多重启示意义。
第一，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多元化，扩展了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空间。后现代主义者描述了被许多传统社会历史理论所忽视的微观现象和边缘现象，肯定了过去常常被宏大叙事所压制的差异性、多样性。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视角更趋于多元化。不同的个人经历、学科背景使得后现代主义者们从不同的主体立场对后现代工业社会中出现的现象和存在问题进行解读，摧毁了既有学科之间的界限，如波德里亚从大众媒体等技术角度对政治、日常生活的统治方式进行阐述；福柯从现代性制度及话语特征角度对资本主义对主体进行规范和惩戒的方式进行系谱学分析；德勒兹和加塔利在批判继承精神分析学理论贡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独特的欲望生产理论，等等。这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使人们能够对社会现实的不同层次与领域进行相对自主的分析，从而更加精确地描述当前的时代，产生对社会有价值的思想。
第二，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文化学转向，为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落脚点。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政治、经济角度，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而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变迁的新变化，与时俱进，认识到文化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社会历史理论，为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既要坚持传统的宏观视角，又要批判地借鉴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应该重视对社会发展的文化方面的研究，根据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充分意识到文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认识到文化与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整体性，对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自觉从文化角度加以分析，大力加强文化建设。
第三，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揭露了社会历史理论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某种联系。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注重于宏大叙事的研究，有预先设定的主题，这使得我们能够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规律性东西得到清晰的掌握。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启示我们，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人们的关注点从国家、政治、阶级、革命等宏大叙事转移到微观世界，转移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仅仅关注社会的主流群体，在社会阶级关系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也开始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对于人类解放和自由这个问题，也从传统的生产领域转移到社会细微之处。这种注重社会实践并用理论及时作出回应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点，既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要注意宏观问题与微观世界相统一，要在潜移默化中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当然，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换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文化学转向导致了历史客观性的消解及意识形态敏感度的丧失；对于微观领域的关注，使得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不能够阐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未能对资本主义的当展做出深层次的探讨；另外，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仅仅肤浅列出了各种社会现象，如波德里亚从技术角度来看待各种媒体，而没有挖掘媒体出现的深层原因；福柯仅仅从话语的角度对权力进行分析，并没有对社会的发展做出深层次的剖析，没有分析各种现象产生联系的原因和相互关系。
总之，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向，突破了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传统视角，从宏观的政治领域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丰富了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理论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转向中存在的明显不足。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才能批判地借鉴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强我国的唯物史观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对我国青年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YJA710019）
【注释】
①[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48页。
②③[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论》，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99页，第99～100页。
④[美]格奥尔塔・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⑤⑥[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6页，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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