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村区域;区域经济;理论与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33-102-2
1 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模式
1.1 区域经济发展一般理论与模式
对于区域经济来说，其在发展过程中，与该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存在较大的关联性。因此，竞争力，可以说是经济发展当中的一项重点内容。而对于竞争力大小来说，其与该地区企业及生产环境有着较大的关联性。而企业与企业适应变化的能力，是帮助企业收获经济效益的前提条件。一个区域，会借助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所提供的服务、所出口的资源，来与另外区域取得联系。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在发展当中，也会与区域在大环境当中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及服务能力有着较多的联系。然而，如何阐述区域产出与企业竞争力间所存在的联系，对于不同的学说来讲，其解释各不相同。
1.2 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
1.2.1 外生发展模式
外生发展模式倡导农村区域发展，主要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其发展收益更加偏向于农村区域外部，而其利益诉求，更多处于被践踏状态。该模式在农村区域研究中，一直处于热门状态。在政策方面，该模式倡导农村区域发展，需引入现代化农业，同时在农村地区，开办工程，让富余的农村劳动力，有着更多的劳动机会。然而，在各种实践中可以看出，外生发展模式并不能使农村经济得到平稳发展，同时也难以使农村区域得到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1.2.2 内生发展模式
对于内生发展模式来说，其认为，农村区域发展，关键在于依靠于内在驱动，需要依靠当地资源来进行发展。同时，发展所取得的效益，也会更多留在区域内，区域诉求会得到更多的尊重与维护。对于该模式来说，其与地方环境模型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从政策角度来看，该模式倡导，要想使农村区域得到发展，就需要使农村产业得到多样化的发展，并且找到适合农村区域本身的发展模式，让更多的农民能够发挥其自身才能，完成对区域内企业的重点扶持，并做好培训工作。
1.2.3 外生―内生混合模式
对于外生―内生混合模式来说，其认为，农村区域发展，是内外力量的互相作用结果。该模式认为经济、制度与社会三者的关系，会因为产业差异，而使得内外部联系也存在差异。该模式把农村区域发展受到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的外部因素影响进行联系起来。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网络当中，农村区域在发展时，会受到外部与地方网络的双重影响。区域不同，其对应网络的方向、密度与规模也不尽相同。所以，该模式会将农村发展看作一系列繁杂的网络编织体系，在该体系中，资源可以发送流动，对发展起到控制作用的力量由内、外部组合而成，同时会产生相互作用与影响。
2 我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模式反思
2.1 封闭式发展模式反思
改革开放伊始，农村区域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产生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与资金，这些资金与劳动力，在城乡较为封闭的环境中，发酵成一个个乡镇企业。然而，受到农村区域市场需求的影响，在封闭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便需要实施区域开放，来使劳动力、产品、资源与技术得到流动。由于现代化的城市，才是区域经济的核心，因此，倘若农村区域与城市区域相互隔绝，便会使得农村区域经济难以发展。所以，在相同国家当中，农村区域存在的封闭，仅是相对来说。这是因为农村区域无法像国家与国家一样，实施关税制度，即便存在关税壁垒，农村区域发展也缺失足够的技术与人才。然而，农村区域人口应当与城市区域人口权利相当、机会平等，并将农业与工业平等对待。
2.2 城乡互动模式反思
一直以来，城市的发展缺少不了农村的影响。因此，城乡互动，应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工业革命之后，受到技术进步与生产效率快速增长的影响，城市经济在城市与农村经济互动当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受到增长极理论与累积性因果循环原理的影响下，现如今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便得以形成。这种结构的产生，加大了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使农村地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使其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与影响。然而，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日益加速的同时，也会影响城市周边的农村区域，逐步向城市扩散产业进行转变，进而促使其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然而，这种转变，也带来很多问题的出现。同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为农村经济的有效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2.3 农业现代化模式反思
农业现代化模式主要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人均耕地面积较多的一些平原区域开展较为有效。在农村工业发展不利的背景下，加大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农业生产力及农村经济发展都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借助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技术与规模增长，促进农民收入提高，使一些农村区域，能够成为粮食、畜牧业、蔬菜生产基地。但是，一旦专业化与技术化规模持续扩大，也会使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使农村经济变得十分单调并脆弱，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各种变化，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意想不到情况，都可能会导致农村经济在发展中受到影响与阻碍。
2.4 农村工商化模式反思
20世纪90年代初，农村乡镇企业发展趋势便逐步放缓，农村工商化模式，开始借助产业升级、产权改革、集中布局等一系列办法，来促使自身竞争力得到提升。然而，最终使得农村工商化模式得到重新发展的，便是全球经济产业转移，带来的外向型劳动密集产业迅速发展造成的。此时，农村工商化模式不再依靠资源、劳动力等优势而得到发展，而是通过借助资本、区内先发优势、市场优势及品牌营销渠道获得发展。然而，近年来，电荒、民工荒、产业转移与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使得很多工厂停止生产，这类问题的出现，都表示我国农村工商化在未来发展中，需继续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同时需对新型工业化道路做到不断探索与追求。
2.5 农村经济多样化模式反思
在我国城市经济得到较为快速发展的同时，对于一些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的平原地区的农村来说，很多农民都在进程务工中，获取更多的收入，使得农业多样化经营也逐步衰退。与此同时，农业产业化正在技术、管理与设备的推动之下，得到快速发展，此时的农村经济，正在朝向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教育服务、科技推广服务、生产资料供应服务、产品销售服务、信息服务、信贷服务、保险服务以及生产中的播种、防虫防疫、收割服务等一系列的农业服务，开始逐步增长并深入发展起来。另外，在拥有独特文化与自然景观的少数民族或风景区，开始借助地方文化与自然景观资源，打造一系列富有当地特色的特色产业，对当地民俗风情和原汁原味的乡村文化做到大力发展，同时借助生态观光、“农家乐”、民俗体验和休闲度假等以旅游为主的特色产业，来满足因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方式转变致使城乡居民消费不断升级需求，在促进农村经济得到增长的同时，使农村区域发展找到了可持续性强的发展模式。
3 总结
在信息化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地方上存在的传统力量、农村区域固有的文化资源力量会与国家政府政策力量等融入一起，在全球化进程当中，对农村区域发展产生起到相互影响的作用。所以，以内生―外生混合理论为根本的城乡统筹模式，是农村区域经济实现发展的有效模式。
参 考 文 献
[1] 刘海明，杨健，王灿雄，林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进展综述――兼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的必要性[J].中国集体经济，2010（07）.
（北京农学院文法学院，北京102206）
摘要：为明确沟域经济与法治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就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的核心问题展开分析和论述，从而对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理论阐释和论证，以期对沟域经济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有所助益。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相关理论研究表明，有关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的研究尚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笔者将沟域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并在有关沟域经济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整体解释的方法，从社会现象和制度规范的角度对沟域经济进行了重新解释。沟域经济在本质上属于农村经济，具有区域经济的属性和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沟域经济的法治意涵及其对法治的客观需求进行分析和论述，同时重点讨论了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的必要性及其2 个核心问题——政府在沟域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农民的权益及保障。通过论证和分析，明确了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沟域经济；农村经济；法治保障
中图分类号：DF413.1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cjas14120026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2014 年度社科计划项目“北京沟域经济法制保障研究”(SM201410020004)；北京农学院2012 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问题研究”(QKZ2012006)。
作者简介：赵志毅，男，1975 年出生，山东临清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民法基础理论、农村经济与土地法律制度。通信地址：102206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北农路7号北京农学院法学系，Tel：010-80799490，E-mail：sdzhaozhy@126.com。
收稿日期：2014-12-16，修回日期：2015-02-23。
0 引言
作为山区农村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新生事物，沟域经济率先在北京地区被提出，并在北京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实践中渐进推广，创造了山区发展的“北京经验”[1]。北京沟域经济的创新与发展在客观上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山区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实践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说，立足于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就沟域经济一般性的理论进行考察和分析，无疑对沟域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事实上，有关沟域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努力是与沟域经济的提出和实践相伴而生的。但是，从有关沟域经济的既有研究来看，绝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北京沟域经济的基本内涵、发展模式等技术层面和领域[2-3]。从制度构建的角度看，有关沟域经济的既有研究也仅仅是围绕着沟域经济的政策体系以及山区政策的演变来展开的[4-6]。在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事业不断推进的历史大背景下，从制度构建与规范的角度，对沟域经济进行认真研究并凝聚共识已经刻不容缓。尤其是随着依法治国基本理念的广受重视和加快推进，沟域经济的法治保障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中必须严肃对待的一个重要课题。
基于此，笔者在对沟域经济相关既有研究认真检视的基础上，从沟域经济的法治意涵入手，就沟域经济的法治保障议题展开分析与论证，以期为沟域经济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发展提供理论上的解释与支撑。
1 沟域经济再认识
1.1 沟域经济既有研究及其检视
从北京沟域经济的发展实践和理论研究来看，学说理论上对沟域经济的界定和表述未尽一致。从既有研究来看，较具有代表性的主张和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有学者将沟域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7-9]，认为沟域经济以特定的山区沟域为其得以存在的地理空间，以该特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内聚力及其发展变化为其发展基础。以实现山区经济增长与发展为目的。沟域经济得以产生经济及社会效应，端赖于沟域经济存在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且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以及在此基础上由其地域特色与其他历史、人文、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进而形成了各具特点的产业链。从这个意义上讲，沟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的范畴[10]。具体从北京地区沟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作为一种经济发展形态，北京沟域经济是在城市发展的推动下形成的，形成了以生态涵养及保护为基础、以生态建设与休闲旅游产业为引领，将生态保护、旅游观光、经济发展和人文价值集于一体，并通过统一规划、形式多样、产业融合、集约经营、规模适度、特色鲜明等方式而打造沟域经济发展产业带[11-13]，实现了山区发展与农民致富。这种山区经济发展形态既有外延式的发展，也有需求拉动式的探索[14]。
也有学者从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出发，认为沟域经济是北京在山区农村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山区发展模式[15-27]。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沟域经济是以山区沟域为单元，以某一特定沟域范围内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以及产业资源为基础，以农业观光、民俗文化、养生休闲等为内容，经过统一规划，从而建成内容多样、形式各异、产业融合的沟域经济产业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聚集规模和效应，最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这种山区经济发展模式突破了区县行政区域的限制，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带和聚集区[28]。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沟域经济就是在以交通主干道、水系流域、镇域村落等经济发展轴线的沟域内，通过优化配置资金、劳动力、土地、信息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保护、治理和开发沟域内各种资源，建设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具有自身特色的山区经济[29]。凡此种种，笔者于此不再赘述。
从既有研究对沟域经济的界定和表述来看，无论是将沟域经济界定为一种经济发展形态，还是将其解释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基于此种思维范式而对沟域经济进行界定与解释显然都受到了区域经济概念的影响。因此，对沟域经济的已有概念界定和内涵阐释终究不可能脱离区域经济学概念谱系的藩篱。另一方面，为了能够使沟域经济的概念内涵和本质特征经由概念界定本身而彰显，诸如上述对沟域经济界定的繁冗且相异的语言表述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如果站在区域经济和区域发展的理论立场上，这种试图为了揭示沟域经济的本质而进行概念界定和内涵阐释的努力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该拍手称道，但是问题并非就此结束。一旦将观察问题的视角从区域经济和区域发展的视野和角度脱离出来，并将沟域经济置于更为宏观的整体性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这时就会发现随着观察问题视角的转移和拓宽，对于沟域经济的概念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也会发生相应的一些微妙变化。换言之，如果将沟域经济作为一种客观的经济社会现象，那么关于沟域经济已有的概念描述和内涵阐释并未注意到沟域经济这种经济社会现象与制度规范之间的联结，因此有必要对沟域经济的内涵进行重新审视。
1.2 沟域经济内涵的再认识
如果将沟域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来看待，那么对于沟域经济内涵的认识就需要进行检讨和反思。因为如上所述，既有研究关于沟域经济的界定和解释无不以区域经济的概念知识和思维范式作为其分析和论证的基本框架和思考路径，由此也就决定了其更多的集中在沟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但是当就某一种经济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的时候，除了要对这种经济社会现象所赖以表现的实践本身进行考察和研究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对这种经济社会现象的实践参与主体的获益期待及其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之间的关系进行考量。很显然，后者不可能运用诸如沟域经济发展模式等技术性的手段和工具来进行分析、阐释和选择，而只能寻求沟域经济发展所需的制度性规范对沟域经济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予以调整、确认和保障。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沟域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
因此沿循制度建构的思维范式和路径，笔者认为，对于沟域经济的认识可从以下3 个方面展开。
（1）沟域经济的本质是农村经济。沟域经济是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创新。从北京农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建国以来，北京农业主要经历了传统的农区型农业、城郊型农业和都市型农业3 个阶段[30]。这种发展历程的重要标志和特点在于农业功能与发展方式不断获得拓展，即从传统的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功能的单一化到农业生态、生活、生产功能的多元化发展。而沟域经济正是在北京山区农业功能日益拓展的基础上为适应都市型农业发展而产生的。无论将沟域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抑或是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我们都必须看到其产生、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山区农村”这一物理空间。由是观之，农业、农村、农民依然是沟域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根本性问题。换言之，“三农”问题不仅是沟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是沟域经济发展最核心的问题。山区农村为沟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特定空间，都市型现代农业构成了沟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内容，而农民则必然是沟域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主体。沟域经济建设和发展必须立足山区实际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办法[31]。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经济依然是沟域经济的本质。
（2）沟域经济的属性是区域经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照搬苏联模式到实行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相应的，在经济理论上，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也经历了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再到“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演进过程[32]。这种国家经济整体发展的格局和演进无疑给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战。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山区农村发展的封闭性。同时，“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在实践中不仅使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得以应用和深化，更为重要的是“构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运行机制的最佳模式”[33]。这对于资源（要素）禀赋丰富但经济效益得不到发挥、经济发展模式单一却又期冀农民尽快富裕的山区农村而言，如何将市场开放、区域发展、生态保护、持续发展、农民受益、社会稳定等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得以综合并加以协调，从而实现山区农村区域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和农民致富的理想和目标，自然也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山区农村区域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与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山区沟域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在实践上回应并检验了这些问题与挑战。简而言之，国家关于市场经济体制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为北京山区沟域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可能；同时，北京沟域经济的发展实践又从客观上对这种顶层设计进行了验证。正因如此，沟域经济的属性自然也就非区域经济莫属了。
（3）沟域经济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众所周知，区域经济学理论特别注重生产要素、经济活动和空间距离3 个基本要素。因此，作为区域经济表现形式的沟域经济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天生的地域性特征。沟域经济的这种地域性特征具体表现在其必须依赖特定地区的“沟域”作为其发展载体和空间区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沟域首先是区域的概念。从区域角度来理解，沟域就是以山间沟谷线状区域为中心向两侧延伸，两侧山脊为分界线的相对闭合区域。一般而言，干流河谷、大沟谷及黄土台底处一般较宽，是较理想的村庄发展空间，也是山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区域，是山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平台[34]。因此，沟域经济强烈的地域性特征也就决定了其必然要以特定的“沟域”为单元，通过发掘并利用“沟域”内的资源禀赋，经由要素流动与聚集、梯度推移和增长极、点轴开发与产业布局等多种形式，进而实现山区农村经济活动的多元化、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北京山区农村沟域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似乎这也是关于沟域经济的既有研究大都以北京山区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2 沟域经济的法治需求
2.1 沟域经济的法治意涵
前已述及，关于沟域经济的既有研究多将研究的视角和重点集中在沟域经济发展的内涵、模式等技术性层面。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从政策对沟域经济的外部援助和支持作用的角度切入，对沟域经济政策援助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和研究[35]。
尽管有关沟域经济的既有研究绝大多数都带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多以北京山区沟域经济发展实践作为考察依据和样本，但是这些关于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努力对沟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理论支撑和依据。随着北京沟域经济发展实践的不断丰富及其所产生的域外效应日渐明显，沟域经济发展对制度规范理论的需求也就愈加强烈和突出，这就涉及到2 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沟域经济政策和沟域经济法治。
无论是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还是区域经济发展，执政者的施政政策都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对于沟域经济发展而言，亦是如此。相比沟域经济的政策问题，沟域经济的法治需求与法治保障对沟域经济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显得尤为迫切和紧要。对沟域经济法治保障问题研究的展开，离不开对沟域经济发展与法治之间相互关系的妥当性论证。换言之，对于沟域经济法治意涵的探讨和论证是对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相关议题展开论述和分析以及阐释的前提和基础。
基于此，笔者认为，沟域经济的法治意涵，旨在通过探讨作为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创新的沟域经济发展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进而明确沟域经济遵循法治路径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使得沟域经济法治保障制度得以构建和完善，最终实现沟域经济依法发展、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的初衷与目的。
2.2 沟域经济的法治需求
如上所述，沟域经济是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农村经济创新。因此，作为农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沟域经济自然也就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 年10 月23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的沟域经济亦应满足法治的本质需求。质言之，沟域经济与法治的关系在于沟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的路径和方式，同时山区沟域经济法治发展和完善又构成了国家法治整体发展和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沟域经济发展需要遵循法治的路径，这不仅取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求，而且也取决于依法治国的外部需求和法治发展环境。
即便是热衷并推崇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也无不承认国家（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调控或者监管），并且国家（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已经从“凯恩斯理论”的实践中得到了切实的验证[36]。国家（政府）如果对市场（经济）采取放任的态度，市场风险的扩大极易引发经济问题，这已经成为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普遍认同[37]。必须承认的是，当经济运行和发展遭遇某种障碍或者陷入某种困境时，国家干预经济的通常做法就是调整相应的经济政策或者出台新的经济政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调整已有经济政策还是出台新的经济政策，政策的决策过程必须要符合法治的要求并且必须遵循法治的路径。这不仅是保证政策决策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合法性的要求，而且也是国家法治发展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体现。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政策的合法化，并进一步为政策法律化提供前提和基础[38]。因此，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沟域经济对法治的需求是一种必然。
在沟域经济沿循法治路径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角色定位、政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沟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农民主体的权益保障、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实现以及吸引社会资本的优惠与保障等构成了沟域经济制度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其中，如何规范政府的权力和保障农民主体的合法权益是沟域经济法治发展的2 个核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沟域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对法治存在着必然的需求。
3 沟域经济的法治保障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山区农村经济改革、发展和创新的表现形式，沟域经济在发展模式选择上具有多样性，在资源禀赋发挥上具有个异性，在地理空间上具有地域性。尽管如此，不同的山区沟域在追求特色产业和个性化发展的过程中，又呈现出沟域经济这种经济社会现象所具有的目的和价值的趋同性，即以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资源禀赋循环利用、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为其发展目标和方向。要从整体上实现沟域经济发展的这种目标，就需要从制度规范上着手构建使沟域经济得以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法治保障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沟域经济的法治保障问题是事关法治建设背景下依法发展沟域经济的重要理论课题。
在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大背景下，关于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的探讨将会涉及到众多的议题，如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规划、财政税收问题、政府的作用及其权力规范、农民合法权益保障、农地流转与保护、林权改革与发展等等。笔者无意对沟域经济发展所涉及的法治议题一一展开讨论，在此仅择其要者进行分析和说明。
在笔者看来，就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的理论研究而言，目前最为迫切和紧要的莫过于以下2 个方面：一是政府在沟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农民的主体权益及其保障。
3.1 政府的地位与作用
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都认为政府干预经济是必要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自我调节可能会失灵，进而导致经济危机或者经济倒退，这时候就需要政府运用“看不见的手”通过经济调控来主动干预经济。作为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凯恩斯理论”对此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论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政府积极主动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并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期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但是，在法学理论和实践的范畴内，则更强调对政府权力的规制，正所谓“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由此可见，在法治的思维逻辑框架内，更多关注的是政府权力滥用的风险及其防范。在“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的基本法治逻辑中，政府的“积极主动”必须经由法律的授权，否则即为无效。基于这种分析和认识，笔者认为，对于政府在沟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廓清。
（1）政府在沟域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从整体的国民经济发展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之间并不存在根本上的矛盾。但是在农村经济领域内，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政府对农村经济的态度和行动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发生在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明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是农民自发开始的，但是最终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实行，这与政府的积极肯定和推行是分不开的。因此，就当前山区农村沟域经济的发展而言，如果没有政府的肯定和积极推行，仅仅依靠山区农村和农民凭借自身力量是不可能获得快速发展的。因此，在目前山区农村沟域经济发展中，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其积极主动干预经济的优势，才能保证山区沟域经济尽快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换句话说，在沟域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应当承认政府的主导地位。这一点在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
（2）政府在沟域经济发展中的引导作用。在沟域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居于主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必定要起到主导作用。从政府的职能定位和权力规制的角度看，政府在沟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当是引导山区农村和农民充分认识自己所在沟域的地域特点、资源禀赋、潜在机遇等要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沟域特点，在遵守总体规划和产业布局的前提下，开发、建设独具特色的沟域经济模式。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一沟一品”、“一村一品”、“一沟一业”等沟域经济发展样态都是在政府的引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39]。事实上，如果在沟域经济发展中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在客观上也就意味着计划经济模式的回归。这显然与当代中国积极推行市场经济体制背道而驰。
（3）政府供给政策的法治化。任何经济领域内的改革和创新，在最开始都需要获得某种政策上的支持，否则这种改革的尝试和努力注定不会取得明显的成效。因此，在沟域经济的发展中，政府必须提供相应的政策予以支持。在北京山区农村沟域经济的探索与发展过程中，政府相关政策的及时供给不可不谓值得赞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供给政策应当遵循法治化的要求。这至少包含2 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制定政策应当遵守法定的程序，二是政府制定的政策不得与强行法的规定相违背。
3.2 农民的权益及保障
沟域经济发展的初衷和目的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满足作为沟域经济主体的农民的利益诉求，实现农民生活富裕，使农民从沟域经济发展中真正获益并享受由此带来的实惠。可以说，农民致富是沟域经济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和判断标准。因此，依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也就成为沟域经济法治保障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确认并依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1）尊重农民在沟域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农民通常是世代在某个特定山区沟域生息繁衍，沟域内的自然资源禀赋是其衣食住行的来源和保障。因此，农民也就自然是山区沟域经济的主体，如果发展沟域经济不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仅沟域经济发展所必然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得不到有效保证，而且会导致沟域经济发展的目的缺失。只有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才能使得沟域经济发展从可能变为现实。
（2）尊重并保护农民的财产权益。从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由于不同沟域的地理空间位置、自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区域功能定位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并且山区农村历史发展和现实中，农民的相关财产权益已经为法律所明确，如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自然资源使用权等。对于现行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为农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权益，在发展沟域经济的过程中，要予以尊重并依法保护。
（3）尊重农民的自主决定权。作为沟域经济的主体，在政府主导下发展沟域经济，应当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并分享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因为政府居于主导地位而忽视农民的自主决定权。相反地，应当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由农民自主决定与其利益相关的事务。例如，为满足沟域经济发展需要而进行农村土地流转，就应当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切不可在政府主导下强制进行农村土地流转。这不仅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而且也与现行法律规定相背。
4 结语
北京沟域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实践经验证明，沟域经济作为山区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一种创新，不仅使得区域发展和区域经济学理论得到了实践的检验，而且也是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沟域经济的创新发展在客观上满足了城乡一体化的总体要求，同时也符合北京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以及北京空间立体功能区划的要求。沟域经济对于山区农村发展、农民致富、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以及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原北京市委书记刘淇2009年8 月到平谷区进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动沟域经济发展”专题调研时所指出的，“沟域经济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旅游产业发展为龙头，为浅山区生态涵养发展、农民自力更生致富探索出了一条新路”[40]。从社会进步和制度发展的角度，在法治成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路径的背景下，以北京为代表的沟域经济发展中的法治保障问题亟需理论上的解释和累积，并在此基础上为沟域经济制度的法治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对于本文未能论及的相关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且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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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经济发展;江苏
中图分类号:F12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4-0048-03
一、引言
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与经济发展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它同时又是影响甚至于决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二者之间是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离开经济发展而单一研究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或者只顾考虑促进经济发展不考虑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问题,这在研究方法上是有一定的片面性的,得出结论可能有失偏颇,特别是判断一种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是否太大或合理,其主要依据就是应当根据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标准来判断。
江苏经济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
(一)江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
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地区由于经济和地理优势,江苏从财政、税收、信贷、投资以及对外开放等各方面加大倾斜力度,在连续不断的政策支持之下,使这一地区率先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吸引内地人才和资源,从而迅速成长为国内外资本的引力中心,企业数量空前增长,规模不断扩大,借助于区位优势及城市工业向乡村的辐射,使乡镇企业在原有社队企业的基础上飞速发展,给当地农户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农户从工业化中获得的收入较多,甚至远远超过了农业收入。相比之下,一方面, 苏中、苏北地区年轻人和具有较高技术的人才以及资本纷纷外流,乡镇企业的发展则较为缓慢,劳动力严重就业不足。也恰恰是这里的大多数劳动力,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缺乏非农行业技能和必须的旅费,难以出外寻找就业机会,因此农户就业机会较少,很难从工业化中获得工业收入。此外,苏南地区也不具备接纳乡村永久性迁移劳动力的机制,特别是乡镇企业,多为村社所有,为增加村社成员的就业和收入而操办,因而当劳动力紧缺时为避免非社成员分享高工资中所包含的福利,趋向于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而不是吸收外来劳动力,这种带有壁垒保护性的用工制度无疑也加剧了地区之间农民就业机会的差异。在这种背景下,农村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就成必然的了。
(二)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过大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
适当的地区收入差异可以激发地区之间进行竞争,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下面主要讨论过大的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
首先,江苏农村居民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则很有可能导致贫困恶性循环,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存在长期贫困不是因为这些国家资源不足,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存在着若干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恶性循环系列,这些恶性循环,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贫困封闭循环”,无法实现长期发展。
假如苏中、苏北落后地区农村居民长期收入低且不稳定,这些农村地区巨大的潜在的消费市场因为收入增长趋缓且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日益萎缩①,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难以形成足够的市场购买力,同样也是消费需求不足,致使有效需求难以启动并拉动经济增长,经济更加持续衰退,加剧通货紧缩;而在此同时,落后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形成对当地较大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形成对发达地区的就业压力,出现了连续不断的“民工潮”,从而形成恶性贫困的怪圈。
其次,江苏农村居民地区收入差距拉大会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影响和威胁。这种伴随着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人们无法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贫富差距就会变得让人难以接受,政府的道义基础就会削弱,它的合法性就会遭到怀疑(王绍光、胡鞍钢,1999)。
从以上这些分析都可看出,农村居民地区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贫困恶性循环,甚至极易导致地区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显然,目前江苏农村居民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尽管还没有直接引发冲突和社会不稳定,但确实应当对此予以高度正视和重视,对此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关于这方面的实证分析研究还没有,本文以江苏省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试图验证如下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之间是否具有某种长期均衡关系;二是经济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其影响与作用力有多大。这对重新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指标与数据
(一)指标设计
为了揭示江苏经济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的互动关系,本文拟使用两组指标,一组反映经济发展状况,另一组反映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状况。
1.经济发展状况指标。
反映江苏经济发展状况(ED)的指标1包括:(1)国内生产总值(GDP);(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CGDP);(3)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RGDP);(4)人均财政收入(PCR);(5)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TIPGDP)
以上五个指标综合反映江苏经济发展状况,其中前四个指标反映江苏地区经济总体规模及其增长状况,同时又考虑了人口规模因素;第五个指标可以反映江苏省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和水平提升。
2.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指标。
本文以基尼系数(G)这个指标来综合反映江苏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基尼系数采用三角形面积法计算。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分别从三个层次(64个县、13个市、三大区域)考察计算基尼系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二)数据来源及相关说明
本文所有数据都直接引自或计算整理自《江苏统计年鉴》、《江苏四十年》、《江苏五十年》,时间跨度为1985―2005年,其计量在SPSS13.0及Eviews5.0上完成。江苏省三个层次是指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13个市以及64个县。由于行政区域多年来有所变化,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作者按照2000年江苏省行政区域划分,相应地进行了有关数据的统计处理,本文中所有年份的统计数据均以此为标准。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处理
1.数据的标准化。
由于各个指标原始数据的量纲不同,需要对各个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Z-Score技术(即Zi=xi-xS,式中 S 为标准差)对各个指标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2.主成分分析。
本文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是一组指标,很显然都存在着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消除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影响,可以选择主成分分析方法。主成分分析是一种降维的统计方法,其原理是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尽量少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的指标,这些新的综合指标按照方差依次递减的顺序排列。综合指标保留了原始变量的主要信息,同时彼此之间又不相关,比原始变量具有更优越的性质,从而更能反映问题的实质。本文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这组指标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值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并以主成分对总方差的贡献率为权数求加权平均值,得到经济发展水平值ED。
3.H-P滤波。
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分析江苏经济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的互动关系,而VAR模型要求系统中的变量是平稳序列。Hodrick-Prescott滤波是经常使用的经济变量趋势分解方法,利用H-P滤波可以将经济变量序列中的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波动成分分离出来,经过H-P滤波处理得到的数据为平稳序列。为此,本文借助于Eviews5.0统计软件,对经济发展水平指标ED和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水平指标G进行了H-P滤波处理。
(二)互动关系分析
1.协整检验。
如前所述,经过H-P滤波处理得到的经济发展HP―ED和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HP―RRRID数据为平稳序列,适用于VAR模型。在做进一步的分析之前,本文先用ADF协整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这两个指标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协整关系)。表1(限于篇幅,13个市以及三大区域的表格略,以下类同)给出了ADF协整检验结果。
表1显示的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这两个指标之间确实具有某种协整关系。由于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协整关系只能说明指标之间至少有单向的因果关系,但并不能具体指出何为因、何为果,因此还需要作进一步因果检验,以确定经济发展与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之间的因果方向。
2.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
Granger提出一个判断因果关系的一个检验,这就是Granger因果检验。Granger解决了x是否引起y的问题,主要看现在的y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过去的x解释,加入x的滞后值是否使解释程度提高。如果x在y的预测中有帮助,或者x与y的相关系数在统计上显著时,就可以说“y是由x Granger引起的”。
在对江苏经济发展与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前,本文先采用相关分析的方法,粗略地判断两个变量间的关系,根据1985―2005年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的数据,测算经济发展与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64个县)之间相关系数,结果表明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7947(13个市、三大区域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与经济发展相关系数分别为0.7189、0.7 057),显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不知道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单向或双向因果关系,为了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对这两个变量进行检验。计算结果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滞后时间为1年时,江苏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是单向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短期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对江苏经济发展状况影响很小;滞后时期为2年以上时,江苏经济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的、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对于13个市和三大区域来说,结果和此类似,此处不再重复。
3.脉冲响应分析。
Granger因果关系只是说明和验证江苏经济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二者因果关系,具体的影响过程和方向可以借助脉冲响应进行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反映的是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对一个变量的冲击直接影响这个变量,并且通过VAR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他所有的内生变量。本文进一步对其作脉冲响应分析。图1是模拟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滞后阶数,纵轴代表对新息冲击(innovation)的响应程度。图1中实线部分为计算值,虚线为响应函数值加或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根据图1左边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在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单位正向的标准差的冲击后,在滞后期内的冲击效应先为逐渐增大,到6.5期左右达到最大值,然后逐渐下降,但是到第10期仍为正效应。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并不会自动导致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水平值的缩小;相反,经济发展在中长期内还会进一步加大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从图1右边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看,经济发展在受到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水平值一个单位正向的标准差的冲击后,虽然在滞后期第一期内的冲击效应为正值(数值接近于0),随后冲击效应变为负值,而且呈现逐渐增大然后变小(冲击效应的绝对值)的过程,但是第10期仍为负,根据图判断为正值还很遥远,这意味着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状况虽然也是经济发展的Granger原因,但在中、长期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扩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起消极阻碍作用。
同样方法,可以进行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三大区域、13区域)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脉冲分析,得出一样的结论。限于篇幅,本处不在赘述。
四、结论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为:
第一,协整关系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不管是江苏64个县、13个市或者三大区域,江苏经济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具有稳健性。
第二,进一步脉冲分析表明,在中、长期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扩大对经济发展起消极阻碍作用。江苏省近几年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持续上升,说明对经济发展已经构成障碍,这要求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各种措施缩减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的关系,不能只考虑当前经济发展而忽视农村长久的稳定和繁荣。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编号:09GLD012)、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SJD790019)。
注 释:
①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收入不稳定的个人通常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其边际消费倾向大大低于建立在持久收入基础上的平均消费倾向。此外,弗里德曼、费希金等人也明确认为农户有着极其易变的收人和较低的当前收入边际消费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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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43215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但我国农村区域发展却越来越不均衡。国家应该正视这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转变长期以来非均衡发展策略的思维定式，正视我国农村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实状况。
1 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在很多方面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国家不但要发展这“三化”也要注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中，既包含这些因素也包含历史因素、自然因素，更与我国的经济政策有关。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在我国古代，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人们主要采用人力、畜力等手工劳作方式，人们不断从这些劳作中积累经验和研究新方法，最终从农业化社会过渡到现代化社会。而现在农业从自然条件来看，在有些地区的自然条件明显要比其他地区的要好，因此，农业发展较快，较为均衡。
2 农村区域均衡发展的理论基础
要想真正看出农村区域发展是否均衡，需要从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思考方式，以福利经济学为主。从这个理论中可以看出农村区域均衡发展的必要性，而且也可以运用这个理论来研究国家对社会中资源分配方式以及国家对社会在收入方面是否重视公平和效率问题。
在发展的初期，我国得出的1个结论就是：国家的国民收入总量越多，给社会带来的经济福利就越多；相反，如果为社会带来的经济福利增加，国民分配非常均等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总量也会增加。所以，国家要想保证国民收入增多，就要确保国民收入分配的均等。而实现“收入分配均等化”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因此，国家根据这1次的经验继续了探究。后来提出了新福利经济学。在新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了2个定理。根据这2个定理，可以更好地看出是否均衡发展。
我们在观察这2个定理中不难发现，国家只有充分利用竞争性市场的优势l件，发挥其效率最大化的功能，才能使社会资源发挥其最优的条件，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从而使社会中的公共服务数量稳中增加，给社会带来最大的福利经济。
而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各种条件的干扰，完全竞争经济是几乎不存在的。由于公共服务产品具有非竞争性的特点，数量不足就会导致其投资不足，从而使市场不能有效地分配商品和劳务。国家提出的新福利经济学在操作性方面有所缺失，因此又提出补偿定理这1概念。其主要内容是在公民的经济受到损失时，政府可以对其进行经济补偿，如果对所有的受损失者全部补偿完毕但仍有剩余时，就可以认为社会福利有所增加。
3 农村区域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发展
我国农村道路差距大，在我国有些地区，农村道路并没有修路，导致交通困难，而有些地区的农村道路大多已经修好了。要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就要修建道路。我国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并不好，在农村中，很少看见这些设施，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普遍较差，特别是有些地区的公共文化设施，这些地区的公共文化设施尤其薄弱，造成我国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
就我国的就业人口来说，我国东部地区及中西部地区的流动性较强，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越来越少，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大多都是年龄较大的老年人。
从劳动力的流向方向来看，虽然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流动量都非常大，但是东部的流入人口较多，而中西部的流出人口较多。而且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变职业，变为“全职非农”，并慢慢地向城市进发，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造成我国的城市化飞速发展。但是农村区域的发展却变得越来越不均衡。
我国应当在农村设立基础设施以为人们提供方便，还要设立公共服务机制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要改变资金分散等问题，加强管理，避免投资重复和资金浪费等问题。均衡的发展是我国发展的前提条件，我国要根据各地的发展状况，对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政策以促进和平衡城乡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的农村区域发展变得均衡起来。
4 结束语
经过我国不断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政策也在不断改革中逐渐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使我国的农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经历了这1系列的改革，我国农村在困难中茁壮成长，并与城市慢慢缩小了差距。但我国日益累积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显。发展中的问题也不断地涌现出来，农村改革也到了1个新的阶段。所以，我国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要重视农村区域的发展，在进一步发展农村区域时，从中吸取经验，拓展改革领域，让我国农村区域更好更快更均衡地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农村群众文化 问题 对策
“文化经济”是以人的智慧成果即文化资源的资本化开发为基本特征的“知识经济”。贵州发展文化产业,应通过对广大农村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适度技术化、组织化,直至加以知识产权专属化、生产资源资本化,实现资源的有效保护和产品(产业)的自主开发。贵州广大农村的发展,已不大可能再走沿海农村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却很有可能凭借自身所拥有的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开发文化含量高的文化产业,发展文化资源资本化开发的文化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贵州农村文化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今后的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必须看到,贵州农村文化产业还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农村群众文化的时代表征
所谓农村文化,从狭义的角度来讲,是指一定区域的农民的文化水平、思想观念以及在漫长的农村文明中形成并积淀下来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状态、处世态度、人生追求、生活方式等深层的心理结构的反映。它表达的是农民的心灵的世界、人格特征以及文明开化的程度。在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农村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民的精神状态、思想道德水准、科学文化程度、价值取向等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但我们也必须清醒的看到,农村文化在积极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不容乐观的境遇。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审视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中的不良现状,这是“三农”建设必须面临并要解决的问题。
广义的农村文化是指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以农民为载体的文化,是指在特定区域范围内,特定民族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特定农村区域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包括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人文心态、民族艺术、风俗习惯、社会生活规范、文化发展模式以及由之产生的功能机制。当代农村文化强烈地反映着农村社会独特的人文景观和区域特征,它除具备区域文化的一般性特质如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悠久性以外,还彰显着鲜明的时代表征。
第一,农村文化的原生性形态与当今的经济技术形态一体互动。与传统的农村文化不同,如今的农村文化不仅凸现其原生性形态,而且也显现其经济技术形态。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力”和“文化资本”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愈来愈明显。农村的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大批的文化资源转为文化产业并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技术财富,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一体互动。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农村文化的繁荣。
第二,农村文化的个性化特征在多元文化格局竞争中凸现整合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流动的不断加速,区域经济、区域文化的合作与交流也日益频繁,农村文化与现代文化区域不断互动,农村文化的发展视野不再是独立的、小范围的行政区划单元,而是超出地域限制,纳入了现代文化区域的交流圈甚至更大的范围之中。农村文化一方面传承其独特的优秀文化,彰显其地域的个性化特色,同时又不断吸收和利用外来文化。过去单一的、传统的农村文化逐渐退缩。在多元文化的竞争中,大量的农村文化在不断吸纳异质文化的基础上,资源得到了更为合理的配置。在文化经营上,农村文化也从分散、自发状态,经过联合向产业化的方向发展,农村文化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出现了新的整合和创新。
二、农村群众文化的涵义
群众文化事业建设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改造和丰富人的主观世界。因此,群众文化事业建设实质上是在建设“以人为本”的生态“软环境”及和谐共存的“精神生态”。在价值层面上,要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文化发展的归宿;在技术层面上,要坚持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保持文化自身的创新能力,使农村文化发展能够反映时代要求和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促进生产力的解放,最终推动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方法措施上,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坚持先进文化发展主旋律的前提下,形成多样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的对策
新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是指农村文化产品创作、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文化产品的创作。文化产品在表现形式上有: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戏剧、音乐、歌曲、舞蹈、绘画、雕塑等。优秀的农村文化产品是对农村新风貌的反映,体现着从农民切身利益出发的善恶判断和理想追求,体现着农民的政治倾向、道德理想、宗教信仰、审美趣味和哲学观念。当前,农村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必然使意识形态包括文学艺术多样化。
第二,农村文化队伍的建设。农村文化工作者是农村文化产品生产的主体,他们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文化产品质量的优劣。新时期,农村文化工作者应加强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一是努力学习,提高思想理论修养;二是树立精品意识,努力创造有利于提高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反映时代主旋律的精品力作。三是要有奉献精神。文学精品凝聚着文化工作者对生活的深入思考和独特的人生体验,不付出代价和艰辛,没有奉献精神,是不可能创作出精品的。
第三,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指:广播站、电影放映队、有线电视、乡村图书馆、文化馆(站、室)和其他文化活动场所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都是传播文化的重要阵地,是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开展。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是指广大农民群众在日常生活、生产中涉及饮食、服饰、医疗卫生、体育、娱乐以及人际交往、家庭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文化活动。这些文化活动,只有人民群众广泛地积极地参与,文化活动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朴今海.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现状的调查与思考[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5期.
关键词：农村；社会资本；重构
本文得到广西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打造战略支点与区域创新发展”研究生学术论坛（编号：YCLT20144009）支持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4月15日
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转型，新的社会关系元素融合到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导致农村社会资本匮乏或变迁，因此，重构农村社会资本，使农村社会资本在传统属性的基础上正确融合现代元素，引导农村社会资本正常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基础
（一）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门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的高度概念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近年来，已嵌入现实新经济社会，成为探讨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问题的有效工具。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理解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拥有相互熟识和认可的、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关系的持久网络相互联系。在布迪厄社会资本概念中，社会资本是一个集合体，是资源的集合体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相互联系。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与规范、信任和网络等类似的社会组织特征，社会资本也和其他资本一样具有生产性，它使得社会实现中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并提出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的网络生产社会信任，社会信息是社会资本最关键的因素。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在目的行动中可获得的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对社会资本的诠释尚未形成统一界定，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资本概念解释存在分歧。严格意义上对社会资本界定的分歧只是研究对象或侧重点不同，主要包括社会资源结构论、社会关系网络论、个人中心论和群体中心论。
（二）农村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运行于现实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实现基础和承载体。社会关系网络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横纵向或在地域上扩展或收缩。农村社会资本主要是把区域范围对象定为广大农村，来考察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社会资本简单定界就是农村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包括农村社会关系中的互惠、信任等。
二、农村社会资本结构分析
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分析，大多是基于问题导向，研究问题的侧重不同，其分析的侧重点也存在差异。然而，可以把农村社会资本的描述和分析细化为农村个人社会资本、村落邻里社会资本、农村区域性社会资本三层面具体分析农村社会资本的实质。
农村个人社会资本。农村个人社会是农村社会个人拥有的用于实现个人现实目标的社会关系资源。个人的社会身份越多，所拥有的资本存量就越大。这种个人的社会关系资源，具有特定的耦合关系，即个人所拥护有的（权利、财富、信用）等关系资源在现实中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农村个人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个人的身份地位、信用、责任等社会关系属性。这种关系属性可以辐射其他社会关系资源。费孝通用 “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来解释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辐射社会关系网络，他认为社会关系的格局“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
村落邻里社会资本。在社会学理论中，邻里是基于地域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邻里社会资本表现在地域空间上社会关系的网络资源。而村落邻里指在广大农村地域中，局限于比较狭义区域（如某个乡镇）的村与村之间空间上的社会关系。显而易见，村落邻里社会资本就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村与村之间社会关系的相互共享，相互获取社会资源，包括信任、互惠、参与等。
农村区域性社会资本。农村区域是指在比较大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风俗习惯的农村区域（如少数民族地区），也包括具有类似文化的县域。这里的农村区域主要是从文化和风俗习惯上来划分的空间社会关系。因此，农村区域性社会资本指的是在这些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农村地域中社会关系资源禀赋，包括文化上的依赖、风俗习惯上的感情交流、区域性信任与互惠等。
农村社会资本在农村个人社会资本、村落邻里社会资本、农村区域性社会资本上分别表现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然而，三个层次的农村社会资本有相互联系和耦合方面，如果只是单一的分析三个层次，对于复杂多变的农村社会资本来说单调性凸显，不利于与农村社会资本的流传和再生，制约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因此，重构农村社会资本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
三、农村社会资本重构路径
农村个人社会资本、村落邻里社会资本和村区域性社会资本具有典型的历史传统属性，血缘、地域、文化习惯传统是传统属性的代表。针对传统农村社会资本结构，结合经济社会逐步转型现实背景，提出两个大方面的农村社会资本重构路径。一方面建立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平台，整合农村个人社会资本，增强个人间社会关系网络互动。农村个人社会资本是农村社会动态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个人社会人际关系网络资源。在传统的农村社会网络中，农村个人社会关系是通过亲属、血缘等社会属性来维系的，个人缺乏交流，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缺乏互动和共享，导致农村个人社会资本形式单一，农村社会网络资源流动缓慢，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滞后。因此，要整合农村个人社会资源，就需要在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中建立一个有利于农村个人互动、交流和共享的社会关系网络平台，引导农村个人社会资本正确、健康、有序发展。对于建立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平台，农村社会自帮组织是较好的选择（如农村合作社等）。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平台成为农村社会个人间交流、互动等社会资本的媒介，其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也是一种农村社会资本，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中观层次的农村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构建政府宏观引导农村社会资本扭转机制。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关系网络逐步弱化，农村区域性社会资本存量锐减（在一些农村地区，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丢失）。政府是引导农村社会资本做大做强的主力军。因此，应当由政府指导构建引导农村社会资本发展机制，扭转农村社会资本的当前局面，增加农村社会资本存量，使农村社会资本健康有序发展。然后，政府构建的扭转机制中应以保护农村区域性文化和风俗习惯为前提，引导村落、农村区域社会关系网络，建立更为明晰的交流、信任、互惠等有利于农村社会资本的发展机制。
农村社会资本重构的结果是农村个人社会资本，村落邻里社会资本和农村区域性社会资本包含内部相互交流、相互信任、相互共享、相互耦合的有机体现。从而，才能扩大农村社会资本存量，使得农村社会资本的重构建具有更深远的理论意义。本文只是对农村社会资本的简单理论描述，更深层次的农村社会资本研究可以从资本的指标度量与评测角度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布迪厄.包亚明译.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James S.Coleman.“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
关键词：西安；“四区二基地”；城乡统筹；模式；经验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3-0142-06
城乡统筹不仅事关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只有解决好了城乡统筹问题才能实现和谐社会。基于城乡统筹的重要性，本文把西安“四区二基地”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四区二基地”作为关中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战略支点，以优势产业为支撑，提高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达到“以点带面、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
一、文献述评
城乡一体化的研究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再到后来的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城市学家、地理学家等多学科。总结国内外学者对城乡互动发展模式主要有：(1)工业一城市导向模式。1954年，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工业部门)转移。刘易斯极力主张建立城市中心，形成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都享受真正的城市生活的益处。但刘易斯只强调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没有虑到农业部门的发展。费景汉一拉尼斯模型进一步揭示了二元经济发展中劳动力配置的全过程，认为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对避免经济增长趋于停滞非常重要，并证明了伴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发展，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商品化。费景汉和拉尼斯也只是从保证工业部门扩张的角度阐述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在这一模式中，农业部门始终处于附属地位，农业只是一个向现代工业提供资本积累和输送劳动力的被动部门。托达罗模式在被分割的、但是同质的劳动市场上用预期工资的均等取代工资的均等。托达罗指出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城市病”及“农村病”的根本途径。且认为，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不是依靠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而是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普雷维什的“中心一”理论、缪尔达尔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上述相关理论，虽没有直接论述统筹城乡发展问题，却为同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或方法论启示。(2)城镇带动城乡发展模式。弗里德曼和道格拉斯提出了农业城镇发展模式，强调通过合理的城乡联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新格局。他们提出在农村区一级管理层次(5－15万人口)集中地发展农业城镇，一方面可以分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的规划与权力机构，另一方面为农村居民提供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场所。朗迪勒里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获得社会和区域的全面发展，它们的投资在地理上应为分散，要求有一个完整、分散的城镇体系，以给整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提供进入市场、获得各种服务的机会。(3)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把城乡一体化最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一种追求，认为未来和谐社会是没有城乡差别和城乡对立，城市不是农村的主宰，乡村也不是城市的附庸，二者是平等的。芒福德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如果问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的话，应当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麦基对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证研究发现，亚洲国家的城乡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城乡之间的传统差别和城乡之间的地域界限日渐模糊，城乡之间在地域组织结构上出现了以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趋向城乡融合的地域组织结构，他用desakota来概括这种特殊区域产生过程的空间模式。岸根卓郎的“城乡融合设计”模式，试图通过超越城市、农村界限的“人类经营空间”的建立，产生一个与自然交融的社会，即城乡空间融合的社会，通过发展“农工一体复合社会系统”“自然一空间—人类系统”，组成三维的立体规划实现城乡融合。
关键词：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模式；要素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建设用地复垦；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农地流转模式；土地资本化；土地整理
中图分类号：F061.3；F061.5；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5—0048—07
一、引言
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和统筹城乡发展的进一步落实，探索西部地区镇域经济发展，尤其是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和路径，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般的说，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招商引资困难、土地的开发和集约利用程度低等问题。为了突破这些发展的瓶颈，结合目前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本文拟以重庆市涪陵区马武镇为例，探索构建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裨益，也为新时期中国镇域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基于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从国别、区域和区位三个层次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类型进行归纳整理；第二部分，基于区位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类型和西部远郊地区经济发展的一般特征，构建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第三部分，基于前文构建的镇域经济发展模式，对重庆市涪陵区马武镇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应用性设计；第四部分，对本文的主要结论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做出阐释。
范 巧：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模式设计及应用二、经济发展模式理论概述
经济发展是国家或地区存续过程中永恒的话题，也是社会发展、环境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物质基础。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对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也一直是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焦点。从现有相关文献来看，对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主要从国别层面、区域层面、区位层面三个层次展开。
从国别层面探讨经济发展模式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某一类型国家如何发展经济而展开。从学界比较统一的意见来看，这类模式主要包括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日本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中东模式等（王玉华，2010）。其中，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主要以美英澳等国为主，体现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特征；莱茵模式主要以德国和瑞士、瑞典等国为主，体现出社会市场和高福利特征；日本模式主要体现出官产复合体和政府导向特征；东亚模式主要以亚洲四小龙为主，体现出外向型经济和高储蓄、高投资特征；拉美模式主要体现出初级产品出口和进口替代工业化特征；而中东模式则主要体现出特色资源出口特征。
从区域层面探讨经济发展模式的相关文献，主要围绕一国内部大区域或者大的行政区划中谁先开发以及如何开发等展开。一般说来，政府在进行区域开发时所秉持的核心理念对决定谁先开发和发展比较重要。而从区域开发理念来讲，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均衡发展模式和非均衡发展模式两种（孟庆红，2003）。其中，均衡发展模式主要包括大推进的全面发展模式等（李岳峰 等，2008），均衡发展模式对区域发展基础和区域要素的要求比较高，且均衡发展往往意味着面面俱到，容易导致发展要素和资源的难以为继。由此，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均衡发展模式就成为常态。目前流行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主要包括增长极培育模式、点轴开发模式、网络开发模式（方创琳，2002）、梯度推移或反梯度推移发展模式（张金锁 等，2003）以及经济跳跃发展模式（孟庆红，2003）等。
从区位层面探讨经济发展模式的文献，主要围绕着某一具体的行政单元或经济单元如何发展经济而展开。从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众多领域学者们的探索和创新研究来看，在行政单元或经济单元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学者们主张采用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初期，由于行政单元或经济单元的经济发展要素相对缺乏，学者们主张采用要素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依据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要素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包括资源依托型、资本积累驱动型、劳动驱动型、技术或创新驱动型等（陆生 等，1991）。其中，资源依托型模式，主要强调通过区位特有或特色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按照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资源依托型模式主要包括资源推动型优态发展模式、资源主导型常态发展模式和资源诅咒型病态发展模式等（景普秋 等，2010）。资本积累驱动型模式主要强调通过本地资本的积累和潜力挖掘以及外资推动来促进经济发展（林民书 等，2006）。本地资本积累和潜力挖掘一般可以通过民营经济和微型企业发展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借贷资本、土地资本化等加以激活；而外资推动则主要通过招商引资或者招商选资来实现。劳动驱动型模式主要强调通过劳务经济发展带动以及专业技术人才和企业家培育来实现经济发展。通过专业技术人才和企业家培育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其实也可以算作人力资本积累驱动型模式的一种。依据专业技术人才和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情况，劳动力驱动型模式可以分为双高型、双低型、专业人力资本或企业家人力资本单高型4种（张一力，2005）。技术或创新驱动型模式强调通过技术发展以及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范恒森，2005）。
经济发展中期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产业化、城市化或者开放化等来实现。产业化模式强调通过产业环境营造、产业平台打造、主导产业发展以及产业集聚等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其中，产业环境营造主要包括资源环境、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环境、技术创新环境、制度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等方面的建设（曹洪军 等，2011）；产业平台打造主要通过各类经济特区、开发区、园区的设置或整合来实现（张永军 等，2006）；主导产业发展主要通过重工业或先进制造业优先发展（郝守义 等，1999）、农业的工场化和现代化发展（王贵宸 等，1992）、服务业带动产业协同发展（赵伟，2007）等来实现；产业集聚强调通过产业的高强度集聚、集聚区内企业品类的高度分工以及低资源消耗等实现产业集群发展（刘华军，2009）。城市化模式，强调通过城市圈、大中小城市群（杨颖 等，2008）、小城镇（王宜晓 等，2003）以及乡村城镇化（周牧之，2005）的发展，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动。通过城市化方式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其实质是通过征地拆迁实现土地资本化或土地资本整理，以带动资本积累和消费，进而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开放化模式主要包括以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为特征的沿海沿边沿江开放型经济（黄建忠 等，2009）、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贸易通道建设等为特征的内陆开放型经济（刘宗勇，2010）等。通过开放型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其实质是通过对外资和外部市场的利用实现经济发展。相比较而言，产业化模式和城市化模式更多地体现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源性和封闭性，开放化模式则体现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外源性和非封闭性。
在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由于经济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则体现出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等理念和特征（揭益寿 等，2008）。其中，生态经济模式主要强调以发展生态型、节水型和清洁生产型产业为主，以限制或治理等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张文国 等，2002）；循环经济模式主要强调通过原料和废弃物的闭合使用，达到资源减量化利用和废弃物的再使用（肖华茂，2007）；而低碳经济则强调制定低碳发展规划或战略，通过企业生产方式低碳化、居民消费方式低碳化以及合理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等，促进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的发展（李慧凤，2010）。无论是生态经济，还是循环经济或低碳经济，均强调对现有资源和要素的友好利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发展的长期必然趋势。
总的说来，对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和探讨硕果累累，且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但遗憾的是，目前对镇域经济的研究还比较少，尚处于起步阶段，而对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然而，乡或镇是中国行政区划中最基本的行政和经济单元，选择科学合理的镇域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长期发展的根本性关键问题。因此，对镇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和创新，势在必行。接下来，本文将立足于对经济发展一般模式的整理，结合对重庆市涪陵区马武镇的经验分析，尝试构建一种适用于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
三、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设计：理念和逻辑
西部地区相对于沿海沿边地区而言，发展基础和发展要素相对比较薄弱。而地处西部远郊地区的镇或乡，主要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招商引资困难、本地资本化不足，资源开发利用不够、土地的开发和集约利用程度低、产业综合发展程度低、农村和农民发展程度低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沿海乡镇。由此，对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设计，必须在综合考量经济发展初期或中期诸多模式基础上，充分吸收高级阶段经济发展模式理念。
1.基于土地资本化、产业化、城镇化的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模式
一般说来，西部远郊地区由于劳务经济发展程度高，加之土地资源比较丰富，导致了大量抛荒现象；同时，农民散居严重和产业发展层次低，带来了大量建设用地资源的使用浪费。由此，对抛荒土地的资本化利用，并由此促成产业化和乡村城镇化发展将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基于土地资本化、产业化、城镇化以及循环经济理念来设计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
本文拟构建的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涵盖“一个契机、两个抓手、九个突破口”等核心逻辑。其中，“一个契机”是指以建设用地复垦为发展契机；“两个抓手”是指以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和探索农地流转模式为抓手；“九个突破口”是指以农民聚居点建设、农业片区产业化开发、乡村旅游开发、工业园区建设、中小型企业创业基地建设、微型企业群建设、场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镇域开发公司化运作9项任务作为促进镇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具体如图1所示。
这一模式主要以建设用地复垦以及建设用地指标内部调剂为核心。所谓建设用地复垦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规划，对依法取得的利用效益不高或废（放）弃的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用地、公益事业用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及特殊用地等，复垦为耕地或可转为耕地的园地及其他农用地的行为。事实上，建设用地复垦核心逻辑是在“18亿亩耕地红线”的限制条件下，利用建设用地整理、宅基地和耕地整理等方式以及建设用地与耕地之间的平衡调剂等思路增加镇域建设用地指标，并以所增加的建设用地指标作为谋取镇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
建设用地整理首先意味着原有土地利用效率不高乡镇企业的搬迁，这必然涉及搬迁的经费和迁入地等问题；而宅基地和耕地整理则意味着原拥有宅基地和耕地的农户身份转变和农户聚居，这必然涉及农民聚居点建设、农民的就业和稳定发展以及相关资金保障和支持等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或者更进一步说如何确保镇域经济发展中体制的改革和稳定同时并举？
本文寄望于“两个抓手”和“九个突破口”的探索和实施。第一，对农民身份转变问题的处理，主要以“宅基地换住房”和“耕地换社保”等解决农民市民化的短期生存问题和长期后顾之忧。对农民身份转变后的居住问题可以通过新建农民聚居点来完成。第二，对农民聚居后的宅基地和耕地的处理可以通过农地流转实现农地片区产业化开发。而对农村居民点的新建可以结合乡村旅游开发和乡村风情线建设等来实现。第三，对农民聚居以后的就业增收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将可以通过乡村工业园区或基地的企业吸纳、农业片区产业化开发以及乡村旅游开发等来实现。第四，对企业搬迁问题的处理，主要依赖于新开辟工业园区、建设中小企业创业基地以及微型企业集群基地等来实现。第五，对新开辟园区和基地建设用地指标来源，主要可以通过整理宅基地以及废旧或利用效率不高的建设用地成为新增耕地，并以这些新增耕地置换交通沿线或建设价值高地区的耕地成为建设用地的做法来实现。第六，对企业搬迁、农民身份转变和聚居资金来源问题的处理，主要可以利用政府“建设用地复垦”、“户籍制度改革”等相关发展项目经费的“打捆使用”和乡村旅游开发、农业产业片区化开发、乡村工业园区（基地）发展等的税收增加以及相关融资渠道等来实现。由此，设立镇域发展开发公司必不可少。第七，以镇域发展开发公司为载体的投融资操作，将可以使镇域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场镇建设得以实现。而上述发展思路都离不开对“户籍制度改革”和“农地流转制度”的深入探索。
行文至此，本文拟构建的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基本明晰。事实上，本文模式是在考虑土地资本化要素驱动型模式、产业协同发展模式、乡村城镇化模式和循环经济理念基础上加以综合设计的。这种模式能否顺利实施和取得经济发展绩效，有待于对相关主体的福利变化做出进一步分析。
2.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一般模式的主体福利分析
一般的说，机制设计必然要求遵循“帕雷托改进”原则和“正和博弈”原则。即任何一种机制设计只有在保证参与者的福利有所提升（或者至少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才可能顺利推进。那么，本文所设计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如何协调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呢？
按照本文模式的内在机制设计，其相关经济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农户、镇域全体居民、搬迁企业、新引进企业以及开发公司等。在以建设用地复垦和内部调剂为核心的镇域经济发展模式下，这些主体的福利变化将呈现出如下发展态势：作为农户而言，新建居民点改善了其居住条件，农地的片区产业化开发、园区和基地建设以及乡村旅游开发将为其的稳定就业以及持续增收奠定基础；作为搬迁企业而言，将可以享受交通条件和其他基础设施相对较为便利的发展环境，也可以享受到企业集聚带来的产业集群效应和产业链条延伸拓展的效果；作为新引进企业而言，由于其以盈利为目的的基本性质，将决定其在入园之前就会开展一系列的成本收益决策，入园至少意味着其对未来盈利可能的基本判断；而作为开发公司而言，公司化运作将意味着其也以盈利为目的，其投融资过程以及开发和建设流程也将意味着场镇风貌的改进和城乡发展基础设施的更进一步完善，这对镇域内全体居民而言将是一种福利的增进；而作为政府而言，场镇风貌改进和城乡发展基础设施完善将意味着民生水平的提高，工业园区和基地化发展、农业片区化产业开发和乡村旅游发展必然意味着镇域经济指标的增长和改善，而建设用地复垦的新增耕地、农村居民点、园区的新增以及产业基地的形成和新增将意味着政府政绩的形成。由此，从理论分析的逻辑来看，政府、农户、镇域居民群体、搬迁和新建企业以及开发公司均将获利。
当然，理论分析上的逻辑可行性并不一定能确保模式在实际运行中的有效性。毕竟这一经济发展模式是由诸多环节构成的有机系统，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和失败，均将导致机制设计的失败。由此，为了保证这一模式的有效性，必须处理好如下关键问题：第一，确保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后的质量，从总体上确保调剂和置换后的耕地质量有所提升或者至少不下降。第二，展开农户迁徙人口统计和聚居人口的长期增长趋势估计，并合理核算园区和基地企业、农业片区产业开发企业以及乡村旅游开发公司等对劳动力就业的吸纳情况，以确保因耕地和宅基地置换后农民的就业和增收长效机制的建立。第三，展开园区和基地建设、开发和发展的统一规划，并结合对农业产业化片区和乡村旅游综合开发等规划进行统一设计，确保工业和农业发展相关区域的合理利用和开发。第四，进行乡村工业园区、中小企业创业基地、微型企业群基地以及农业产业化开发和乡村旅游开发等开发和建设投入核算以及农村居民点、场镇建设、基础建设投入核算；进行相关上级政府“建设用地复垦”、“户籍制度改革”和“农地流转”等相关配套经费核算以及新建、引入、迁建企业和农业产业化开发企业纳税增长的核算，以确保资金长效流动机制的构建。
四、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应用性设计：以重庆马武镇为例
马武镇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的西南部，距离涪陵城区约23公里，距离重庆城区约100公里。马武镇属于低山丘陵地带，海拔约在400～1 200米之间，境内仅有涪（陵）南（川）县级公路和马（武）堡（子）公路、马（武）太（和）公路等乡级公里，是典型的西部远郊乡镇。
基于前文对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设计，结合作者在2011年6月至2012年3月期间对马武镇党政办、经发办、农业服务中心、园区办、户改办、规划所等部门的座谈调研，并参考对桦榕社区、惠民社区、文观村、石朝门村、外坝村等地的实地走访调查，立足于马武镇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乡村工业园区发展尚未形成规模、农民新村建设粗具规模等现实，经过与马武镇主要领导的多次沟通和基层反馈，对马武镇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设计，其要点如下：
第一，以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民新村建设促进乡村城镇化发展。利用《涪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第80号议事纪要》提供的机会和支持政策，开展以耕地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的户籍制度改革，引导农民向桦榕社区、惠民社区等小城镇以及均田村、外坝村等农民新村聚居点集中。同时，打捆使用农村改厕改水工程、沼气工程、建设用地复垦等项目经费，开展农民新村聚居点的标准化建设，通过农民新村的整体转户和社区自治等，实现农民新村聚居点的城镇化发展。
第二，以建设用地复垦和土地集中流转促进土地资本化。对农民聚居后的宅基地、废弃工业用地和可耕抛荒地进行复垦，确保耕地面积数量和质量稳中有升。对复垦后新增的建设用地，一部分进入地票交易，补贴户籍制度改革、农民新村聚居点建设以及建设用地复垦等项目经费；而另一部分则通过建设用地内部调剂，支持开发民协中小企业创业基地、微型企业创业园等乡村工业园。对农民聚居后的退耕地处理，主要是引进川马食品和乐味食品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导文观大米专业合作社等省部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鼓励种养业大户和能人承包农地以实现土地的集中流转，并通过承包经费支付和涪陵区农委的“保底托收”确保农民退耕地后土地使用权补贴的获得。
第三，以三次产业协同发展促进镇域经济发展。通过农业产业化片区开发、工业集聚发展和服务业发展框架搭建，实现镇村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构建以林业、榨菜业、畜牧业为主导，渔业和农业服务业为补充的农业产业体系；打造文观村—惠民社区—石朝门村沿线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重点布局现代生态农业和旅游农业；打造红专村—外坝村—小坝村等区域为传统及基地农业片区，重点发展各类传统种植农业和各类基地农业。以民协中小企业创业基地为依托，引导工业和服务业重点企业入园集聚发展；依托川马食品、乐味食品、美成塑料、金帆热处理、圳凌生物、广丰地产等公司，积极发展农副食品加工业、建筑与房地产开发业、塑料制品业、机械制造业、生物制药和新型材料等工业产业。依托十里梨子长廊观光线建设，打造涪陵区乡村生态旅游扶贫观光带；并通过商业集聚区、星级农家乐和物流产业“总部基地”建设等，打造现代商贸服务体系。
第四，以产业发展、劳务经济和全民创业等保障域内居民就业和持续增收。以农业产业化、工业产业发展壮大以及乡村生态旅游和商贸业发展等，提升产业对镇域内劳动力的吸纳力度。依托杰鹏建筑等专业劳务公司，开展技工培训和劳务输出。通过“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返乡创新业”、“老板创大业”和“干部创事业”等形式，鼓励镇内居民自主创业。同时，通过设立专兼职就业指导员，提供免费或补贴培训，开展对重点就业企业、创业企业和微型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贴息，建立对就业指导员、获得职业技能认证人员、低保人员以及“零就业家庭”就业人群的奖励制度等，实现镇内居民的就业和增收。
第五，以政府融资平台的专业化公司运作保障建设项目的落实。在经发办下设立统筹城乡开发建设公司，统筹解决马武镇经济发展中资金使用、项目推动和投融资问题，以确保马武镇新场镇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新村建设等项目的顺利实施。
五、结论及讨论
本文立足于对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考察，从土地资本化、产业化、城镇化等经济发展模式和循环经济理念等入手，设计了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并对重庆市涪陵区马武镇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应用设计。研究表明：
经济发展模式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国别、区域和区位三个层次展开。全球范围内国家或地区发展模式主要包括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日本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中东模式等；区域范围内行政区或经济区开发模式主要包括均衡模式和非均衡模式，具体又包括大推进的全面发展模式、增长极培育模式、点轴开发模式、网络开发模式、梯度推移或反梯度推移发展模式以及经济跳跃发展模式等；区位经济发展模式在区位发展的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在发展初期侧重以资源、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创新等要素驱动经济发展，在发展中期侧重以产业化、城市化和开放化促进经济发展，而在发展高级阶段则侧重以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等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友好和协调发展。
基于西部远郊乡镇的发展基础和要素相对缺乏的现实，宜基于区位发展初期和中期相关模式，契合高级阶段发展理念进行经济发展模式设计。本文主要基于土地资本化、产业化、城市化模式以及循环经济理念，设计了我国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该模式以建设用地复垦为发展契机，以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和探索农地流转模式为抓手，以农民聚居点建设、农业片区产业化开发、乡村旅游开发、工业园区建设、中小型企业创业基地建设、微型企业群建设、场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镇域开发公司化运作9项任务为突破口。应用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一般模式进行具体行政单元或经济单元经济发展模式设计时，必须重点解决城镇化和土地资本化实施路径、经济社会发展依托方式以及资金统筹安排模式等问题。
当然，本文对经济发展模式的设计，仅仅是对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模式设计的一种探索性尝试，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仅基于区位层次对镇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设计，忽略了镇域内各社区和村社在谁先开发问题上的相关细节设定；仅基于土地资本化、产业化、城镇化以及循环经济模式对镇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设计，尚未考虑依托资源、技术、创新和人才以及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等进行模式设计；仅对马武镇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初步设计，尚未对该模式的发展绩效做出详细考察。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有待于较长时间的动态评估，需要作者和同行后续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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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农村金融发展迅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问题越来越得到关注，区域性差异也越来越明显，而均衡区域的金融发展是目前一项重要内容。金融资源是基础资源，金融发展对农村的整体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导致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落差大、缓慢等现象产生，阻碍了金融的整体发展速率，造成了巨大损失。金融区域差异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引起的，下面进行主要针对因当前形势而产生的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关键词：中国农村;区域差异;金融发展
一、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背景
目前，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为衡量社会均衡发展的一把标尺，是改善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均衡发展农村金融的一个切入点。2013年国家再次强调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农村经济发展问题越来越得到国家重视，农村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脉和发展前景。如何合理地进行资源的配置是目前主要探讨的一个内容，也是关系农村金融发展的根本问题。
二、我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概况
目前，大部分农村还是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也存在差异，东西部地区农村发展对比差异大。主要体现为东部地区虽有足够资金却无法有效运转，而西部地区却恰好相反。东部落的某些发达地区在金融方面大力发展各种金融机构，如农商银行、农村信用、信贷公司等，自然而然带动了农村金融的发展，但也产生了资金阻碍的问题。西部地区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农业发展，由此也产生农业对资金产生较大需求而导致资金的短缺。农村的区域发展差异对经济的发展造成阻碍，对经济的损失也是相关联的，影响着整个区域的发展速率，由农村产生的经济问题亟待解决。针对金融的不稳定性和波动性，均衡金融发展和合理配置资源是目前调节农村金融地区差异的一个主要途径。
三、影响因素
地区金融教育水平的深度，直接影响着地区的金融健康发展。目前，百姓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接触到金融方面的消费产品，能清楚了解到这个领域的用途对百姓的生活提供便利。农村对金融知识的匮乏直接导致了地区的金融发展障碍，阻碍了经济发展。在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方面也应做足金融教育，以免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错误导向。提高农村金融深化程度，让农民懂得如何使用金融方式来完善自己所需，如何只用自己的经济权益来发展。地区金融教育水平的深化程度直接影响着地区金融的健康发展，是造成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一个主要因素。
农村金融缺陷造成农村发展滞后，导致区域的差异性。金融制度不完善使得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越来越大，东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落差越来越明显。农村的金融机构单一，在服务上存在不足。就农业发展银行来说，服务范围小，业务发展空间也越来越狭小，主要呈现一种封闭式的金融管理。农村信用社也有严重的制度问题，如资金规模限制、业务品种单一、结算条件复杂等问题普遍存在。金融制度的缺陷也导致资金外流现象严重，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影响。因此，完善地区金融体系能避免农村金融发展的大起大落，对减轻地区金融差异有着重要作用。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地区性金融发展差异明显。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着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有地理位置、人口素质、国家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区域发展的先天条件，不同的地理条件主导着不同地区的发展方向。人口素质间接地带动了经济发展，人们对金融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应有深刻认识和领悟。思想观念的加强对区域的经济体质的完善至关重要，百姓的带动作用对对区域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国家政策的改良和实施力度直接影响经济效益，需全方面的发展经济，加大人才的吸引力和创造力，能有效监督管理金融的发展轨迹，改善欠发展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均衡各地区金融发展。
四、结语
农村金融发展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我国目前的形势，想要迅速缩小地区差异是很难的。当务之急是尽量避免差距的扩大，控制住局面的恶化，然后采取措施减小区域性之间的差异。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对中国的整体发展至关重要，减小农村金融发展的地区性差异能有效改善中国的整体发展状态。需要通过完善我国的生产力布局机制、加强金融教育、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改善金融缺陷等措施来解决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小到村民个体，大到国家政府，各个阶级的相关部门都应关注整体的发展，加强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促进各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同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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